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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绥华 苏州三月 ——应物31“文革”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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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三月
——应物31“文革”简史
(1)
【东书房特稿·转载请注明】

前言
原来为存故事,信笔游摭,然而牵涉既广,又难避褒贬, 遂拉扯成了“简史”:不过亲身所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自心所悟,自己记忆之“事件”和“是非”是也。秃笔迟下,惊惊颤颤,唯实、唯常理,仍难免以偏概全, 以己度人,乃至舛误,自不必是“信史”。唯可窥部分大学生遭际之一斑,而见社会之乱祸及各色扭曲“人性”耳。祸首自非毛泽东莫属,社会体制乃至文化流弊为其伥,而为社会基层细胞更应为中坚之大学生,包括加害者和受害者, 也有其痈养患循,甘为鬼卒之罪责。 最严格地裁判,加害者也是受害者,受害者可变加害者。根本的祸根,在于我们的人性和民族性之劣根。来者如能嗅痈思祛,庶可不辜文累,不枉阅劳,而更生有望乎!?本文不争,若有垂询,概不答复。各有所见,请各自书写。


作者丨袁绥华
简介丨袁绥华, 男,   汉族, 1944年12月21日生, 贵州省习水县人, 留美物理学博士, 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南大学教授、博士导师。

这里所说的“苏州三月”, 不是“烟花三月下苏州”, 而是四十七年前初夏, 我带着西安交大应用物理31班十四个“白五类”和“黑五类”, 从郑州擅自“逃”到苏州, 在“民用”苏州半导体材料厂实习的三个月。

现代的苏州, 早就是高楼林立, 车水马龙, 霓虹干日的都市, 把她的古老园林核心小城, 严严地掩在怀里, 以至从外表看来苏州也如郑州、广州、或者别的什么州一样, 也就是五光十色, 纸醉金迷,并无特别之处。 今天缅怀青年时光, 连带着剥去那些高楼包裹, 把素净、柔美的原始苏州亮出来, 免得后人轻易会漏过了这个中国古老文化的美的“天堂”。

我们在苏州的故事, 细缕广接起来, 还会“解密”一些我们专业的历史和一些“文革”当时交大的“历史大事”。 饭后茶余, 幸有君子笑看焉!

我们数理力学系, 是彭康校长在交大“西迁”后,特命新建的。

交大在“院系调整”中大为受创, 将数、理、化等系, 全部送给了复旦。 之后又由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来“动员”迁到西安、并生产了大批“反迁校”“右派”教授和“反迁校”“右派”学生。 其间不少“聪明”的教授躲进了更加聪明的共产党上海市委赶紧搭建的“上海南洋工学院”。 交大的工科光溜溜地“裸体”迁到西安, 中间又把航空经过“南京航空”拨到西工大, 把部分无线电拨到成电, 把航海留在上海南洋工学院, 只把肢解后最基础的电机、机械、动力之类躯体血淋淋地降落长安。 交大当然是元气大伤。 

彭校长既然是“青年黑格尔学者”, 当然懂得要恢复元气, 必须从根本入手, 于是指示建立了数理力学系。 前后有差建立的工程物理系, 是绝密系, 专为原子弹和核工业而建, 全国只有清华、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 以及哈工大四系。

人都“嫌苦羡乐”, 西安交大不好招生, 于是彭校长指示降低“政治标准”, 招进了较大比例的白、黑五类学生。 吾人就是不敢报清华、北大, 也不敢报上海交大之后, 报西安交大无线电(家父说有意思)而被扫进了数理系。 因为喜欢物理, “自愿申请”进了应用物理专业, 没想到还是撞到“不够机密条件”的南墙上, 而且还是自己努力找来撞的!

我们专业原由高教部定位为“金属物理”。 掌门人罗晋生教授, 蒙古贵族后裔, 学徒出身, 地下党员, 交通大学物理系毕业。 他在50年代青年时期,在学术和政治上都有作为。 政治上, 他是积极迁校反右的青年教师中的代表。 学术上,他和青年女教授屠善洁等合作从20吨煤中提炼出2克半导体锗, 使西安交大跻身于我国开创半导体教学、科研的五大院校之一。 到文化革命之前, 教研室已建立起半导体材料物理提纯和半导体器件烧结、扩散等基础教学、科研设施。但是一直到67年下半年我委派王希平同学去国家教委汇报, 根据实际教学情况, 才正式改定位为“半导体器件与物理”。 

这一改, 把红五类的出路从民用、和枪炮、坦克改到了雷达、导弹、核潜艇反应堆、和直接到原子弹实验基地。 把我们白五类和黑五类改到了“没有出路”, 因为红五类在稳占“专业对口”螯头的同时, 还以其“高贵”的出身挤占白、黑五类的地理地盘。我们中间, 除了几个早已和“工宣队”拉好“关系”的同学, 得以到西安电工城和火柴厂、灯泡厂“就地卧倒”之外, 只能远走新疆、或蹿入商洛草莽、或干脆自带锄头、扁担去修褒河水库!这些都是后话。 首先, 在“毕业实习”时我们就落入了“人皆可以下江南, 我独只能困郑州”的窘境。

我因为在班上五个党员巨头操纵下(胡耀邦提出组建的“民主和后进人士”性质的班委、团支部业已瘫痪), 代表全班,坚持、坚决和两位同学在省邮电管理局院内贴出了“抗议邮政局扣押‘革命学生’给毛主席反映情况的信件”, 又在站在局食堂饭桌上、傻乎乎地“交代”了外祖父是地主、态度又最强硬, 挨了“工人阶级”轻打之后, 晚上饿着肚子从钟楼走回交大, 向沿途邮筒投送了十几封“给毛主席的信”(当然,傻冒, 和投一个邮筒效果一样), 大半天就变成了待斗的“反革命”之一。 

应物31和工企32“敌情”重大, (刘少奇、邓小平的)西北局工作组进驻几天公然还没“揭开盖子”, 要“严厉惩处”——这是毛主席“大手一挥”“砸碎”了西北局后“爆出来”被挂到交大体育场大门口的“罪行”“黑头文件”上白纸黑字定的“铁案”!

先后十五个“工作组”开进应物31“大兵压境”, 快一周了还是难以突破, 没“揪”出反革命来! 有点“集体反革命”的味道了!

这个“集体反革命”的主线索如下。

在社教入党才几天的党员五巨头操纵下, 梁蕴绵起草信件, 王炳荣抄写“抗议大字报”, 平日“最落后”的我被允许自告奋勇去省邮局院内贴大字报和投递信件进邮筒, 同去的有郗友农、阎保定。 造成的后果就是符合西北局工作团的规定“可以贴大字报到单位内部, 不准贴到街上”, 以及投寄了十几封给毛主席的信(寄到“社教”同事的总参小官、小将解放军手里请转交!)。 整个事件虽然由五巨头操纵, 然而“事关重大”, 最后“出征”由全班45人举手批准! 

我带点皮外伤、很饿着肚子落魄回到教室当时, 甘树启就指给我看黑板上巨头们贴出了“坚决反对把大字报贴到街上”, 说:“他们反水了!” 我感到疑惑, 我们没贴街上呀! 好像是李九龄或甘树启走上去, 把写了“街上”两个字那张报纸翻过来, 立即骇然出现“校外”两个大字! 党员们果真“反水”了: 这不是要把我和郗友农、阎保定“卖”在校外吗!? 在大多数同学强烈指责下, 这些可耻又可怜的党员们, 手忙脚乱地将就在“校外”那张报纸背面写上“街上”,贴上黑板,急忙“划清界线”, 大多逃出教室去了! 这是多么活生生、血淋淋的“翻手为云, 复手为雨”! 换张干净报纸, 多少遮掩一下也好嘛! 现在想起来, 也不必多怪, 大家都没经验嘛。 何况“政治”原本是最黑暗、最肮脏的勾当! 

大家从小一样在党的“红、黑”政治教育中长大——“红”的是“说教”和一些“行为”, “黑”的是大部分“行为”。 红五类因其优势“阶级觉悟”, 心领神会, 茁壮成长;白五类被歧视, 心存抵触, 污染较少; 黑五类被压制, 惶恐度日, 只学会了惟命是从, 也有的在心中深藏了“刻骨仇恨”。 五巨头在此后的几年里, 始终高、下有差地表演了“翻手为云, 复手为雨”的伎俩! 不止于此, 他们中间最红五类、最凶狠者, 还时时环伺, 想“吃人”、“喝血”, 有的还真地下了手!

我感到凄怆和可笑, 走上讲台, 在黑板上写下“你骗, 我骗, 大家骗, 骗来骗去, 这就是社会!” 良心好点的巨头李宝泉没有“出逃”, 黑着脸, 一面骂着“写些什么乌七八糟”, 一面立即把这条日后必然成为我又一条罪状的“标语”擦掉了。 还好, 终其后两年半, 当时在教室的几位女同学和男同学, 没有人揭发。

刘美容、张健, 好像还有张芝秀, 对我说, 快吃饭, 黄上元回家去做来的, 郗友农他们吃过了。 他两人是乘公交车回来的, 早到了, 还说我被打了。黄上元送碗筷回去了。

喝大米稀饭(当时难得)、 吃不粘牙的大馒头(交大食堂馒头大半熟粘牙)、 和嚼交大酱菜(食堂后院几十个大瓦坛子里自制的)时大家围上来问我被打的情况。 我两手腕和手肘皮肤红肿, 轻伤而已, 只是衬衣领子被扯破了, 有点狼狈。 这时黄上元回来了, 和着几个女同学哭。 我们那时太年青了!

高压之下必有“软夫”,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组织前途”之前必有“卖夫”——包括“认错“出卖自己(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五个党员集体正式反水。

一时间, 樱花树环绕的一楼教室内,四面墙上部都贴上了“坚决反击阶级敌人猖狂进攻!”、 “挖出潜藏最深的阶级敌人!”、 和“坚决揭开应物31的阶级斗争盖子!”之类大横幅标语! 当然, 这是党员五巨头及他们的马弁的杰作——他们一下子就从始作俑者跳到历史的审判席上, 向被他们操纵、唆使去“革命”的同学索命来了!

我感到极其震撼、眩晕、和恐怖:

自六月六号大喇叭里聂元梓吹出“反校党委书记陆平”的冲锋号, 交大从零时开始, 就有人在行政楼墙上贴出“反校党委和书记彭康”的大字报。 什么人如此敏捷?“聂元梓串通的”? “毛泽东安排的”? “野心家”? “怀有刻骨仇恨的‘阶级敌人’”?“革命先知先觉?”不像是前两者。 倒像是后三者。 确实有“阶级敌人趁机疯狂进攻”:署名“狄进攻”的大字报贴在中心楼走廊里, 说校党委宣传部长吴镇东“小丑咿呀作报告”, 而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三花脸稳坐钓鱼船”! 这不像提意见, 甚至不像闹情绪起哄, 确实是冷静地透露出对当局的仇恨和嫉妒。 当然大多数是直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接揪出人物, 而且很快上升到打倒, 再很快上升到在彭康名字上划上红叉, 要“秋立决”的意思。

反击也很迅猛, 看来是有组织的, 起码是小单位自发组织的。 我亲眼看见五巨头在商量和在红纸上写“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 很快有的班抓出了反校党委、 “恶毒诬蔑、攻击彭校长”的“反革命”! 教师动作较慢, 他们拖家带口, 而且早就被“反右”吓成了惊弓之鸟! 只有外语教研室的王明德老师(好像是57年的内控右派)例外, 他早早就跑到图书馆前宣称“大海航行靠全体船员!”此人的下场, 不知所终。

所有“攻击”和“反击”的大字报都被糊到行政楼上, 两三个小时内, 六层楼糊满, 开始重叠, 也开始在大道两旁搭席蓬来糊纸。 “攻击”也延烧到下层, 什么“总支书记”、“系主任”、“支部书记”之类也纷纷中枪。 还好, 毕竟是在交大, 没出现“王老五和张二狗”之间家长里短的谩骂“文章”。

五巨头表红心当“保皇派”的红纸大字报早就消失在了白报纸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之中。

我一看书是读不成了, “革命”吧! 不了解彭康有什么罪行, 不恨他、也不热爱他, 没见过本专业权威罗晋生, 只听过副系主任屠善洁一次新生入学报告, 都不恨、也不爱, 凭什么要打倒或保卫谁呢!? 自我“革命”, 表表态吧, “最落后”、可是“四清”深受农民欢迎拥戴, 然后又走“白专道路”、还是“最落后”的袁绥华投身“文化革命”了——那时还没加“大”字: 写了一张纸, 写些“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之类, 还愚蠢地写上“和地主外祖父划清界限”——在“战斗”中主动曝露了自己的软肋! 由于大楼正面已满, 贴在了西面朝向我们数理系办公室。 地处稍偏, 我那张白纸在凄风苦雨中比巨头们的红纸多飘摇了几天。

抓出了几个“反革命”, 彭康占上风——其实,可能彭康在精神上早就“躲”了。 

在那一段时间里, 行政楼最高处的正中间, 赫然挂出了巨大的红框毛主席肖像, 真有点“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的味道。 几十年后得知, 主席像是徐伟掏钱、和曾兴玲一起去买的, 徐伟找来黑板作忖底, 郑锦荣等人帮着挂上去的。  红框是为了遮挡太宽的黑板加上的。 如果用黑白相机照下来, 红框自然变成了黑框, 成为徐伟的“罪证”, 真是“伪造罪证”了。

6月4号傍晚, 西北局工作团进校, 大胖子团长、省委书记、脸上长了几颗麻子的严克伦用浓重的陕北鼻音在大喇叭上宣布运动纪律, 包括“不准把大字报贴到街上”! 号召深入揭开校党委走资本主义路线的“盖子”, 把可能指向西北局的矛头完全引向彭康身上。 当然, 毛主席不答应, 彭康妨碍不了毛泽东, 西北局也妨碍不了毛泽东, 妨碍、不、本质上可能要取代他的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执行党中央; 毛主席要反击、要打倒党中央了! 毛主席搞大政变了, 要彻底洗牌了, 彭康和西北局都是给党中央奠基的小沙子, 都在荡涤之列, 而包括我们学生在内的这些“人民”, 正是毛主席要放出来当“战士”和“打手”的小鬼、无常、洪水、和烈火! 西北局还想跑? 好笑!

但是, 西北局可能也还没有测到水深, 大力施展特务手段, 把李世英藏到床下(即已害怕、悔过了)的大标语在“汉奸”苗同学带领下起出来, 再拉起来“为彭康”“大反西北局工作团”, 顺利将彭康拖到第一线“塞炮眼”! 

没听说李世英放过炮, 反或保彭康, 他突然跳出来反西北局, 也不知是因为他这个小党员受到彭康支使, 还是对工作团要把已经蓬勃混乱的“运动”纳入它的轨道、 可控地反彭康而“路见不平”! 聂元梓中将、蒯大富、王大宾、谭厚兰等小将已经在北京“放火”烧到了北京市委、国家部委、和国务院, 宋彬彬、邓楠等小小将已经打死了北师大女附中的卞老师! 任何企图使局面可控的行动都透着是“阴谋”, 是不听“中央”的话——那时还不知道有两个中央:毛泽东一人一个中央, 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另一个中央。 但确实知道, 不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话, 就是阴谋。 

这种氛围中还跳出来两个“大反革命”, 都是我们数理系的, 大人才啊——真没辜负彭康的苦心: 彭康在接到上书后指定屠善洁“因材施教”在四年内培养成研究生的应物41陈敏麒, 和从未显山露水的应力31胖胖红红的刘维娜。 他和她都是在李世英已“被揪出”后, 自己怒不可遏地跳出来贴大字报, 直指工作团“搞阴谋”“镇压学生运动”, 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可笑”! 在应物41当“汉奸”的也姓苗, 真是无独有偶。

陈敏麒、刘维娜、 以及压缩1字头的同学、校学生会生活委员王永婷等都被当成“现行反革命动物”关在学生宿舍一楼, 打开窗户向“革命师生”展览过。 数十年后梁蕴绵说, 她被“勒令”去参观, 接受“震慑”。 挨斗更是家常便饭, 白天一伙人围着喊“打倒”、“交代”, 晚上在床帐全身、甚至在人全身贴上“揪出”、“打倒”的大字报, “犯人”睡觉必须小心翼翼、非常困难, 深怕弄掉一张纸头而增加一条罪名。

陈敏麒那时刚满18岁, 个子大, 善学习、会思考, 但愣头愣脑的, 容易“闯祸”。 反彭康时他挺身而出保彭康, 当了“保皇派”, 挨斗。 西北局来镇压、或掌控学生运动, 他又在已成之“白色恐怖”中异军突起“反工作团”, 当了“现行反革命”, 挨斗、 挨关押和展览。 他有一个特点或者说“绝技”, 即被斗得紧了就大哭, 承认一切“罪行”, 不斗了, 回到寝室就翻供。 如此反复许多次, 弄得工作组也哭笑不得, 而且筋疲力尽! 几十年后我带一位很漂亮、年轻的女朋友到上海“晶格”公司访问他, 想听他现身说法“文革”遭遇。 他说他不是有什么“绝技”, 而是被斗害怕了就哭、就认错, 过后想起来受了冤枉就不承认、就翻供。 完全是个大孩子! 由于女朋友太漂亮, 一向拘谨木呐的他也殷勤起来, 红着脸一再让座让茶。

我在看露天电影前路过广场后边, 看见过关在17舍一楼展览的刘维娜。 她虽然紧张, 但不沮丧, 脸色还是有点红, 背着手在室内踱步。 据说刘维娜被斗争时从来不哭、不说话, 不斗时当然更不说。 这需要有多么坚强的意志。 “平反”后, 刘维娜被封为交大革命委员会常委。 据我所知, 她很少去开会。 刘维娜是真正的女丈夫! 她的同学、男朋友、和丈夫王大赤, 无论境遇顺逆, 始终都伴着她, 是个好人!

可怜啊!!! 四个左臂戴“红卫兵”袖套的高个子男生,身穿白衬衣, 四脚四手地倒提着一个略胖的女生, 从2舍方向奔来, 折上东边大马路, 向校医院方向奔去, 后面跟着两个肩背药箱的医生、护士。 我回宿舍路上和这一小队人迎面相遇。 第二天, 大字报说“彭康死党, 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永婷跳楼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是不是“死党”我不知道。 但我看到王永婷同学没有受到任何救护、包扎, 剪着漆黑短发的头仰吊着, 殷红的鲜血大滴、大滴地沿路滴溅在水泥地上! 当时我想, 临时拆卸块床板抬抬她也好啊! 几年的同学了, 就像提条狗, 何以如此冷漠、狠心!? 交大的校园中, “文革”自始至终, 很少有戴红卫兵袖套的人, 红五类不多。 那四个红袖套, 至今在我心中晃动着“残忍”、“冷酷”! 我始终诅咒他们!

教职工里已经有杨文自杀。

徐娘半老的吴镇东被一伙外校红五类学生和社会青年脱光了吊起来, 用筷子捅阴道。 她受完刑后, 从二楼她家跳下, 没摔死, 但从此疯了!在交大学阀世家林立中, 上海野鸡大学出身的吴镇东, 以年轻、色相、“会来事”、“陪跳舞”、“陪游泳”、“陪xx”, 博得彭康青睐, 一路官升宣传部长, 走的是“下盘”, 原本人所侧目, 但也不该被如此“批判”。 真是乱世出妖孽!

据数十年后梁蕴绵说, 后来郑锦荣告诉她, 王永婷之死把以陈铁民和郑锦荣为首的五巨头吓了一跳, 才放松了斗梁蕴绵。 转而搞人人过关, 准备最后揪出我这个平日最落后、革命来了时竟然冲在最前面、从而“显然”是“隐藏最深的阶级敌人、反革命”!

一大堆工作组围攻应物31七天只得到五个党员集体反水投诚的“战果”, 太不满意了, “敌情”太严重了!

但是,“堡垒”还是被五个先保校党委、现投靠西北局、后来又投靠毛主席、再投靠“工宣队”的“四姓家奴”巨头从内部攻破了。

虽然由于我生性懒散又桀骜不驯, 平日他们就讨厌或恨我, 但应物31革命中并未违犯工作组的“天条”, 我在其中又不过是个走卒, 我父母也不是黑五类, 总工父亲因公抱病, 工程师母亲还没被作为“反动权威”揪出来, 外祖父是地主, 但祖父是辛亥革命牺牲的英雄, 我没什么缺口他们好下手。 加上我历来“目中无人”, 他们咬着牙也只能找我“秋后算账”!

好像是第八天的一个上午, 五巨头化名“应物31革命群众”, 在中心楼东边西北入口处贴了一张大字报, 把梁蕴绵揪出来了, 揪的主要不是她起草了“信”——这没什么好揪, 而是她的父母在戴了右派帽子之后,“四清”中再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被双双开除公职, 而她“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 趁被五巨头指使之机, 起草“给毛主席的信控告省邮局扣押革命学生写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信”, 进行反党、反革命活动!工作组里都是些县、处级领导干部, 居然将这一曲折漫长、混帐荒谬、 指鹿为马的逻辑用作至宝, 把梁蕴绵用作第一个牺牲品,终于爆破开反革命应物31班的缺口, 揭开阶级斗争盖子了! 原班长、女生徐伟随即揭发“梁蕴绵在女生寝室唱她的补划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的母亲教她的‘歌唱蒋介石的歌!’”间接“证明”她确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阶级敌人’”。   几十年后, 身患重病的徐伟来我家玩, 询问之下她告诉我, 在应物31班要整谁, 怎么整, 都是五巨头商量决定的。 尤其是由陈铁民和郑锦荣说了算。 梁蕴绵自然是五巨头揪出来献给“工作组”的投名状。 而我是被认定为平时最落后, “革命”当时最危险的“份子”。

陈铁民和郑锦荣都是福建莆田人, 都是赤贫出身、 打着赤脚来上大学的, 都是说话有“入声”、 口齿瘰疬不清, 而且都是表面看起来有点老实巴交的。 一方面,共产党以整人来统治人, 使他们作为党员干部学会了整人、并变为习惯性的自觉行为, 另一方面, “利之所在, 趋之若鹜”, “整人升官”的自私心膨胀使他们总想整人。 还有一方面, 就是人格本来就不好, 例如郑锦荣就总是眼光闪烁不定!

王永婷之死减轻了梁蕴绵挨斗的程度。 梁蕴绵后来还说, 此前她也想到过“死”, 欷友农秘密劝她千万莫寻短见:“运动后期会宽大处理的”。

天气慢慢进入盛夏, 那年特别热, 增加了工作组那么多人, 教室里又挤又热, 于是搬到中心楼西边三楼一间大教室里, “人人过关”。 一直过到八月八日毛泽东操起“十六条”打进了“刘、邓司令部”, 也打进了里里外外挂满了出丧招魂幡似的大大、小小“打倒”、 “揪出”标语的应物31教室! 楼外, 多条长幅标语拖到一楼, 室内, 横幅标语绕了几圈, 窗户都被遮暗了。 八月七日下午, 我被斗了第一场。 实际上, 我作了三个半小时“交代”报告, 徐伟之外, 此时还涌现出几个打手。 没几天, 徐伟自己被揪出来了,打手们照例一拥而上乱打。 我没顾得上关心其罪名。 后来, 据说陈铁民带着梁蕴绵找到徐伟, 要她承认“错误”, 遭到拒绝。 徐伟被“巨头”指定为“反动学生”, 是唯一被“巨头”“勒令”“不准上北京”的同学。 她在班上倍感孤立, 在外班碰到应物41陈敏麒等人“一块儿革命”, 写了“坚决平反, 坚决平黑”的大字报。 她又受派到“西北局”“联系印刷推广”, 不成。 当时“被‘打倒在地’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偷偷来找她“探听消息”。 这些“事件”使她蒙上“为西北局、省委翻案”的嫌疑, 毕业时被扣住和陈敏麒一起办了三个月的“学习班”, “追查‘背景’”。 徐伟是在她的“战友”们所在的“工企”专业“复课”和“实习”的。

最凶狠的打手是巨头、“二七老工人孙子”陈守文, 瘦削硬朗, 成天铁青个脸, 咬牙切齿, 吊着个狼眼睛, 随时要扑上来咬人——偶然和他四目相对, 他狼眼中立刻仇恨凶光毕露, 呲着白森森的牙齿, 径直在说:“咬死你!”其余几个打手分别是甘树启, 李九龄, 张健, 和李宣诚。

甘树启自始至终不打我, 他进校时比我还矮一公分, 和我长期同桌、 同寝室、 同做实验、 同落后、 同时被提拔后进当班委, 又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上课打过两次架, 都是他先打。 我当体育委员, 早晨还是起不了床, 他当文娱委员, 一到唱歌时候就立即逃走!

李九龄打我也不狠, 进校时我们都是小矮子, 又是四川老乡, 有感情。

张健的父亲被母亲出卖给国民党杀害, 母亲被共产党杀害, 她在孤儿院长大, 考了90多分进校后得到过女生不少帮助, 但她专打女生。

李宣诚到处投机乱打。

自六月六日到八月六日, 我被“冷处理”待斗。 其间, 善良的时任“团支书”张年福经常和我一起打乒乓球, 相当程度缓解了我的心理压力——几十年后, 我专程去武汉向他道谢。 当时我告别了别班的老乡同学, 以免牵连他。 在触目惊心的“揪出”、“打倒”大标语冲击下, 食不甘味, 寝不安席, 亡魂落魄, 一周没洗脸, 鼻尖长了疮, 现在七十岁了还有疤痕。

第一批五个工作组“右倾”, 换走了。 组长李梦熊, 高大瘦削, 是大荔县副县长。 他找我“交代政策”, 要我“端正态度”, “如实交代送信和贴大字报的动机”, “争取宽大处理”! 我说, 我班和我个人的行动符合工作团规定, 不是反党、反革命行为, 没有反党和反革命动机, 我对“挨打”很不理解。 他说, 你的行为在省邮电局群众中损坏了“党的威信”, 客观上是“反党”、“反革命”行为, 必须承担后果责任。 我表示承担责任就是, 哪怕劳改十年, 我还年轻, 还能“为党”、“为国家”好好工作。 老李当即说:“不要有太大思想压力, 要正常生活, 要相信党。 今后你要加强学习‘毛选’, 你会有大作为!” 我顿感放松, 谢过老李, 洗了澡, 到校医院给鼻子上了药, 包扎了两天, 恢复惯常起居洗漱。 我平时就非常讨厌“党”的说教, 这次又被“党”指鹿为马, 哪里会“真心‘为党’”!? 

没过几天, 老李他们就“右倾”走了, 其中一个“不右倾”的恶女人“马铃薯(玲茹)”也走了。 陆续换来许多“不右倾”的, 最多时有15人之多! 但是, 这些人多数同样不昧良心, 还是没把应物31搞得腥风血雨。

我的勇气来自“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的事实和非常简单的道理, 根本上则来自当时我自己并不知道的我家“赤心报国, 大智大勇, 忠孝两全”的世袭保家卫国将军的光荣传统! 共产党“过了河”就“拆了桥”, 把帮助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我的祖、父辈、 和封疆守土、抵御外侮的祖先们说成是旧官吏和封建皇帝的爪牙! 我的父、母怕招祸, 自小就对我隐瞒了我家的光荣历史!

我家在上下数百年间, 抗蒙、剿匪、平叛、战努尔哈赤、拒石达开、辛亥革命、和抗美援朝等战争中, 宁死不屈、以身殉国的先辈英烈, 有十七位之多!

我以天生的不平则鸣的脾气, 细说了本班“六六”事件的事实, 绝对不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 也不怕、不回避承担“后果”。 三个半小时下来, 工作组没声音, 他们本来就清楚是奉命罔顾事实整人;同学们没声音, 都是事件亲历者, 包括巨头, 违心扣了自己“屎盆子”, 何来心情、“事实”、理由与“义愤”驳斥、指责我?! 只有一向以“理论家”自居的“中农出身”的巨头张良铭, “刮”不知耻地摇着扇子说我“全面反攻倒算!” 这话首先在逻辑上就是错误的: 我还没被“攻过”、“算过”, 更没“降”过, 何来“反攻倒算”? 学习成绩极其一般, 脑笨口拙的“狼眼”巨头陈守文, 脸都气成了青白色, 更加咬牙切齿地恨着我。 其余巨头也都全部黑着脸, 交换着眼色宣布休会吃饭, 要我明天继续“交代”!

没想到第二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铁拳”砸进来了,把工作组“砸”跑了, 把我“砸”成了“造反派”, 把五巨头瞬间砸成又失了主子的“丧家犬”!

几十年后, 胡孟浩伉俪来舍下小住, 他笑嘻嘻地说: “那时幸好毛主席救了你!” 确实如此!

历史翻过一页。 学生、工人、农民冲上大街, 冲进陕西省委和西北局, 躺到街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 要“刘澜涛”、“霍仕廉”“接见”、“认罪”; 各衙门、 各单位的“革命群众”把各自的“走资派”全部拉下马; 学校停课, 工农业瘫痪, 交通极度混乱; 暴民破坏、抢劫、盗窃文物, “红卫兵”乱斗、乱打“四类分子”;全民上北京“接见”毛主席; 等等、等等, “文化大革命”“波澜壮阔”地大开展了! 赤贫农出身的陈铁民、郑锦荣等巨头在“四清”运动中整了农民, 被“造了反”来校捉拿他们的农民追得到处躲藏!

政府和党组织一垮台, “革命造反派”很快就分化为两大派: 以交大为首的团结“保皇(守)群众”派, 和以西工大为首的打倒“保皇(守)群众”派。 从理论上讲, 交大派显然是正确的。 但正确的并不一定就会“胜利”。 而失败可能意味着又当上“反革命”! 

这时, 李世英已被毛泽东批示封为“学生领袖”, 被捧为交大革命委员会(总会)主任。 但是, 一看作为“红五类”堡垒的西工大和西军电来势汹汹, 李世英开小差躲回河南老家去了。 总会的日常事务由非常能干的副主任武登才负责, 到北京睡在沙发上或地上等待周恩来接见汇报等事务则由非常能干的常委女研究生戴慕容负责, “巾帼英雄”类型的刘维娜当起了大逍遥派。 “革命的政治、政策、和策略领导权”落到了以青年教师何培之(地主出身)和金相22学生周道(父亲是民国县长)为首的我们“大联合促进会”“民间组织”五人手中。 我还兼任“总会”“政策研究室”主任。 我们有很多追随者, 打探对立派的动态和社会的反应, 帮忙贴大字报、大标语、 到处布置辩论或报告会场等。 我们领导或指导的方式是大喇叭临时召集“全校师生员工”在行政楼402开讨论或辩论会, 现场作出决定, 由我们传达给“总会”, 共同执行。 可谓“民主集中”! 实际上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例如上街用小红纸喇叭控诉“西工大抢交大宣传车”的“暴行”, 就是在402会上发明的。 西工大一派也有上百万人, 被控诉得宣传车上不了街, 上街就被交大派群众抢了送给交大。我们又故作姿态还给西工大, 还号召群众不要抢他们的车:“有理大家讲嘛!” 很快舆论一面倒向交大。 “中央文革”判交大“胜出”, 康生亲自来西安宣布! 

交大在“路线斗争”中胜利那天晚上, 我恰好在“总会”值班。半夜时分, 一位中年解放军军官突然来报:“省军区司令黄经耀和21军军长胡炜在楼下小车里等候, 请您们负责人到人民大夏参加‘三结合’省革委会筹备会议”。 这就是“‘胜利’之花立即结的果实!” 我大为讶异, 但“官方”的“头”李世英“避难”未回, 我如实相告。 军人说, 他们邀请的不是李世英, 而是周道等人。 我说学生住得分散, 也没电话, 容我们明天上午回话。 第二天, 周道、何培之、我、和吴福荣等人紧急磋商, 认为我们“出身不好”, 这个官当不得, 一旦有失会立即遭遇对“阶级异己份子”的打击。 第二天, 我们婉拒了军方到省里当官的邀请,推荐了李世英、武登才等人。 李世英立即兴冲冲从河南“下山”来“摘了桃子”, 当了省革委会副主任, 武登才当了委员。 后来, 李世英涉嫌参加“江青中央”, 被邓小平抓去坐了十年牢, 武登才被抓回校“交代”了一年多!

我们“大联合促进会”寿终正寝。 周道等人当起了逍遥派。 我仍然在“总会”当“政策研究室”主任, 每天钻图书馆, 攻读马列原著, 并广涉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文艺、宗教、医学等等。 看到“父母为愉悦生了子女, 有责任养大, 而子女没有责任‘孝顺’父母”, 别开眼界! 随便拿到同学中说, 龙贤荣(龙大爷)颇不以为然, 后来毕业鉴定时还作为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提了出来。 我现学现用的知识多半是搬到了大字报中, 贴在行政楼前大马路东南端, 差不多是我的专版。 很多老师、学生观看。 多年后, 龚怀云老师对我说喜欢看我的大字报,天天看:“敢说话, 而且有理论”。 

“西工大”和“工联”派中“不服输”的人坚持斗争,已经无所谓“是、非”、“路线”, 纯粹为了权势、利益, 而且“听江青的话”, 开始了“文攻武卫”——武斗! 西工大的飞机研究生杨梅生, 研制火药把自己炸死了! 巨头郑锦荣、陈守文等急冲冲地去参加了“工总”的武斗队。 打打冲锋、当当炮灰, 倒是他们这种低档红五类的本色。 李宣诚跟在后面投机。 令人不解和惋惜的是平素好学、沉稳、成绩好的山西大个子耿瑞林也去武斗, 不过是另一伙, 基地就在图书馆一楼东边采编室里。 因为关系好, 我曾经向耿瑞林要20响手枪玩, 他怕出危险, 始终没给我。 听说耿瑞林的父亲四清时被补划为“投机倒把份子”, 也就是商业能人。 我很喜欢耿瑞林, 在百度上多次查找, 没有音信。

毛泽东嫌全国乱得还不平衡、不充分, 大手一挥,卷地风似地开始了“全国大串连”。 免票, 学生们打捆似地塞满了车厢, 火车的减震弹簧被压得完全没了间隙。说来也怪, 事故奇少,没听说哪里翻车伤人。 当然有原因, 首先是车速奇慢, 每小时三、四十公里而已; 其次,坚持开车、搬道、护路的多半是老实厚道、责任心极强的老工人——道德底线在他们心中,冲击破坏不了!

一周之内, 班上人就走光了:结队串联的, 扯旗“长征”的, 还有各自回家的, 只剩下少数白五类和黑五类不敢轻举妄动。

有天, 我正在和李宝泉商量步行串联到毛主席的家乡湖南湘潭韶山的路线和日程, 刘美蓉、张健、张芝秀簇拥着黄上元来找我要求参加我组织的“长征”队伍, 她们后面还跟着应数31班的施静兰和屈兴华——她们班的人也走光了。

大家都知道我喜欢美丽聪明的黄上元。 为此我上课走神, 影响了学习。 喜欢黄上元的人很多, 17年后黄上元在美国我家中对我说, 有30多个同学、老师给她写过纸条, 不包括我, 我没写过。 但是, 她事后访问的人只有我——大概我“留”了“美”, 当博士, 够格, 同在美国, 方便! 当时是王希平要我帮他联系当“访问学者”, 主动帮助我和黄上元建立了联系。

上海崇明人施静兰, 高大、美丽、聪明, 共产党员, 不整人, 在她本班没有“同党”。 屈兴华是新都人, 体弱, 后来一路上历尽危险。

“我的”队伍有黑五类郑万和, 白五类我、蒋光鉴(我的金相42班同乡), 红五类蒋泽斌(落后份子)、李宝泉、郑锦荣等六个男生, 和白五类黄上元、刘美蓉、屈新华, 红五类张芝秀、施静兰, 以及红黑混合类张健等六个女生。 大家到重庆取齐后, 向韶山进发, 团结一心, 互相帮助乃至救命, 历时50天, 走过2500多里路, 备尝了艰苦危险, 开阔了眼界心胸, 历练了胆气豪情, 凝聚成几十年后各自成功事业中的“精、气、神”, 和我的《武陵山, 路难行》篇章。

虽然黄上元三天行军200里, 太累, 引发了心脏病, 在长寿住院治疗休息后, 经重庆折返了西安, 我和她总算是“近乎”了一层。 “长征”返回, 我继续在“政策研究室”“供职”, 需要经常深入社会了解“动态”, 试着向她借用一辆自行车。 她弟弟“串联”未归, 她将他的一辆新“凤凰”借给了我。 没想到由此引起的风波, 阻止了我们进一步接近。 我们都太年轻了, 都出自高级书香人家, 太没社会经验了。 “凤凰车”在我一次深夜大雾“紧急出勤”,察看“霍士廉被抄家”现场时, 为躲闪一名女生, 跌倒擦伤了把手。

“凤凰”一飞到我手, 我立即成为被嫉妒和骚扰的中心:和缓的如应力31王自廉, 红五类大高个上海本地人, 大颧骨还不对称, 几次红着脸、有点揶揄、有点嫉妒地问我:“黄上元和你好罢?!” 阴鄙的如高数小课老师向隆万, 我在他课上和甘树启打过架, 被他当场在黑板上写过“大学生”三个大字,因此有几分熟悉——他一改以前笑嘻嘻的摸样, 一见我大眼睛就阴沉起来, 嘴角好像在说:“你也配!” 其时向老师已经退兵, 另行掳得了一起演话剧的青年教师蒋复(蒋复也漂亮, 而且要高点), 正在经受蒋复被指为“盼望蒋介石复辟大陆!”的考验。 没头没脑的如本班红五类李绪亮, 浓眉大眼、身材适中健壮, 但打着双赤脚, 经常用广东话找我的不是。 背着众人挖苦的, 不说名姓了——因为本质是好人, 用手做成蛤蟆样, 哂笑着对我上下捏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最凶悍、也最滑稽的是休学来本班的白五类李树均, 病歪歪的, 瘦长麻杆条儿上扣了副金丝眼镜, 突然来找素无来往的我打架, 嘴巴里嘟囔着不便出口的理由, 把我逼上了寝室书桌。 一怒之下, 我以下山猛虎之势正要扑下去揍他, 郑锦荣赶快拦到中间, 斥责他“莫名其妙”,没有打成。 17年后, 黄上元对我说, 李树均天天到她回家路上拦截, 而她在几个女同学护卫下绕道走, 该李从未“得逞”。 她说并不恨他。本来也是, 你自己当时太漂亮了嘛! 何况,李树均在荷尔蒙驱使下, 也并未直接触犯到她。 黄上元最恨,至少在17年后还恨得咬牙切齿的, 是李绪亮: 他求爱不成, 竟自跑到无线电系贴大字报, 斗争黄上元的父亲黄席椿教授! 

黄上元和我, 祖籍同为江西。 她告诉我, 她是黄庭坚的后代。 甘树启帮我查看新唐书, 后来我回祖籍看老家谱, 证实我是唐宪宗时名相、招降南诏国的金文和籀文大家、隶书嬗变楷书大家袁滋的后代。她的祖父黄远生是“亚细亚”报名记者,指斥社会黑暗和帝国主义侵略,非议北洋政府国民党议员陋行, 先赞赏袁大总统, 后又反对袁世凯称帝。 旧金山国民党人见报载“Yuan-sheng  Huang”抵埠, 误以为是袁世凯家人, 狙杀之, 时年三十一岁。 我的祖父辛亥革命带兵克服古蔺, 阵亡, 时年二十三岁。 她是书香世家。 我是冠缨世族兼书香世家。

江西真是人才辈出之地, 光是我的祖先唐、宋时两任“刺史”的芦陵(今吉安)地区, 竟然出了整个中国科举历史上三分之一的“进士”, 而且沿着吉安境内的赣江, 竟然有“隔河两宰相”、“十里五布政”! 近、现代的历史人物中, 毛泽东、 刘少奇、 彭德怀、 邓小平等的祖籍都是吉安, 毛泽东祖籍地的吉水八都, 离我入川平叛的祖宗家吉水清水塘, 不过五公里, 孙中山的祖籍, 则在吉水以南的宁都; 现在的“皇上”习近平, 过了气的曾庆红,祖籍都在我家北宋吉安刺史袁武仲的埋骨地峡江。

黄上元从新奥尔良开了“光纤国际会议”来, 我租了一辆“新”车去接她。 十七年不见, 轮廓依旧漂亮,只是年届四旬, 白皙的脸上, 爬了许多细碎的皱纹。 她穿件蓝色羽绒衣, 戴顶毛线花帽, 戴副茶色风镜, 有学者风范, 也有点拘谨。 接过我递给她的一支玫瑰, 和我握手——这是我第一次和她握手, 感到僵硬粗燥——家务事做多了!

回家路上, 黄上元急切地向我介绍, 她自学英语达到了做国际会议报告的水平, 现在在斯坦福大学由他叔叔资助作“访问学者”, 进行“光纤传感”研究。 眼睛不行了, 有个老师傅乐于帮她耦合光纤。 过去因婚姻关系从铜川水暖器材店调到乐山某厂后, 她独立搭建过“微秒级放大电路”。 79年她考上上海交大硕士生, 做“光纤陀螺”, 接着读博士, 毕业后在上海交大就业, 好像要升副教授了。 因为没享受“公派”待遇, 学校答应她, 回国后再“公派”她当一次“访问学者”。 后来, 交大兑现了诺言, 她则千方百计留美不成, 去了加拿大。 听说后来她又到美生活, 而且要她家人不和应物31任何人联系。

当时我请黄上元参观我的工作, 我发现她已完全没有了现代物理的概念与兴趣。 我写了一首“你这昨日的明珠”来欢迎她, 当然充满着激情、诚挚、和优美。 黄上元美丽的大眼睛中闪着泪花, 说:“为什么你不早点显露你的才华呢?!” 我说我12岁就开始写诗, 但在应物31的环境中我不敢显露呀! 其实, 我的真正短处在于刚愎而少心眼, 或者说“愚蠢”。

我请我的科大和南大的小同学代替我的教学工作, 陪黄上元参观了当地印地安部落遗址和博物馆, 以及200公里外, 位于怀特兄弟故乡“德顿”的美国空军博物馆。

参观印地安博物馆那天, 阳光明亮但北风劲急。 黄上元向我倾诉了约三个半小时她的“不幸婚姻”!博物馆等于没看, 我拦着她, 不说算了。 她说, 十几年了这些话没处可说, 连父母都不能说, 免得伤心。 

她的夫家, 是十分贫穷的工人红五类。 她和她丈夫的家,靠一块布帘子和她的小叔子隔开。 而她的母亲去探视她时, 只能睡在一块门板上!她复旦毕业的丈夫姓石, 靠她的关系在上海交大当计算机辅助人员。 又过了差不多27年, 徐伟对我说:“没见过黄上元的丈夫。 但见过她女儿, 很丑, 一点她的影子也没有!” 这差不多已成定律: 上等男娶中等女, 中等男娶下等女, 而下等男娶上等女。有点才貌的女人们, 各自小心了! 自忖我不过是个“中等男”, 所以我娶了个“下等女”, 不在本文范畴。

-------未完待续-------


关于征集《长辈的故事》的公告

各位朋友:

根据北京东书房创建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提议,北京东书房计划开展《长辈的故事:一代人的口述史》征文活动。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宗旨:本活动以口述史的方式,记录我国近六十多年的变迁及亲历者的人生感悟,保存和积累历史研究资料。

2、要求:A、讲述者年龄应在七十周岁以上;B、讲述者身份不限,讲述内容可以是对其一生最具影响的人和事,也可以是亲历的各次社会运动及其反思;C、要求以文字方式记录,欢迎同时提供录音录像或其它原始历史资料;D、可以由本人亲自写作,也可以由他人记录;E、文本应有讲述时间、地点、讲述者和记录者详细信息(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住所、联系方式。如有记录者还应标明与讲述者的关系,公开发表时上述信息可以用代码替代)。

3、成果:本次活动将评选其中优秀作品编辑成《长辈的故事:一代人的口述史》(暂名)公开出版,作品入选者送样书五本并付稿酬;未入选作者将给予一定奖励,其中部分作品由“于建嵘的东书房”公众号独家发表;提供的原始录音和资料由北京东书房负责保管并对特定研究者开放。

4、投稿邮箱:dsftg2016@163.com

5、邮寄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南街七十一号,北京东书房。

北京东书房

2016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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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11-10
苏州三月
——应物31“文革”简史
(2)
【东书房特稿·转载请注明】

前言
原来为存故事,信笔游摭,然而牵涉既广,又难避褒贬, 遂拉扯成了“简史”:不过亲身所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自心所悟,自己记忆之“事件”和“是非”是也。秃笔迟下,惊惊颤颤,唯实、唯常理,仍难免以偏概全, 以己度人,乃至舛误,自不必是“信史”。唯可窥部分大学生遭际之一斑,而见社会之乱祸及各色扭曲“人性”耳。祸首自非毛泽东莫属,社会体制乃至文化流弊为其伥,而为社会基层细胞更应为中坚之大学生,包括加害者和受害者, 也有其痈养患循,甘为鬼卒之罪责。 最严格地裁判,加害者也是受害者,受害者可变加害者。根本的祸根,在于我们的人性和民族性之劣根。来者如能嗅痈思祛,庶可不辜文累,不枉阅劳,而更生有望乎!?本文不争,若有垂询,概不答复。各有所见,请各自书写。

作者丨袁绥华
简介丨袁绥华, 男,   汉族, 1944年12月21日生, 贵州省习水县人, 留美物理学博士, 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南大学教授、博士导师。

接上条
时光早已逝去, 对于黄上元的“家务事”我原不应该也不想多听, 但毕竟多年同学, 而且心喜爱之, 又碰巧当了留美博士, 蒙她千里相看, 而且对我倾诉衷肠, 我也不再劝阻, 尽义务听完, 还绝少评论。

但是, 当她说到, 一个工人家庭, 子女一大堆, 竟然要她在出国当访问学者前, 花一个礼拜时间, 洗完了一大家子的铺的、盖的, 又把她回国可买的“八大件”、“四小件”指标分光! 我禁不住脱口而出:“这不是贫民窟里的瘪三巢穴吗?!”“你是命该如此了!”

黄上元要用我一个“小件”指标, 给他妈妈买一个“录放机”。 这时她爸爸已经去世。我买了一个送到了她家里。

第二天迟早, 我叫黄上元起床去玩空军基地。 对曾经心仪过的美女, 我想看看她睡着的模样,径直开了门。 她惊得赶快半坐起来, 拿毛毯捂着胸, 问我“你想干什么?!”, 一副贤淑得不得了的样子! 见此情状, 我说来看看飞机还在飞吗, “专门买给你玩的!” 她不怎么相信。 本来我也是撒谎, 原本是买给儿子玩的, 但确实是专门吊到我的卧室里来让她玩——如果她还有童心。 掩过尴尬, 匆匆去看美国空军的历史展览, 有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飞机,还有登月阿波罗舱、帮助过中国打日本的飞虎队的飞机、 日本鬼子零式飞机、 轰炸日本的“胖子”和“小男孩”原子弹模型, 响尾蛇导弹, 巨大的土星火箭,希特勒轰炸伦敦的V-2导弹, 中了一枪的希特勒铜质头像, 以及中美在朝鲜大战时北朝鲜叛逃的中国或苏联的米格飞机, 甚至还有志愿军军号和挎包、茶缸等等。

其时, 儿子早已上学去了, 老婆早已上中餐馆挣钱去了。

黄上元很喜欢我的儿子, 抱着就不放手。 那时儿子只有10岁, 但个子很大, 像他妈妈, 五官神态像我, 坐在黄上元腿上, 她哪里能久撑?

几天之中, 除了诉苦之外, 黄上元问我最多的是“为什么要回中国?!” 我说,梁园虽好, 而非久留之地, 留学报国, 是我家的传统, 而况父亲早逝、 母亲老矣。 我没说老婆不学英语、不学开车, 别人老婆来, 天伦之乐不说, 都是贤内助、贤外助, 我这里反而多出两个人的劳务, 还要赌气吵闹, 我身心疲惫, 实在承担不起了。

但是, 对于黄上元的有些言论和思想——我不理解她为何有此奇谈怪论和庸俗意识——“西安交大不是交大”——“你是美国博士, 我是上海交大博士, ‘与西安交大无关’”和——“留在美国是终极目标”! 我本能地不同意! 而且惊讶道:“你爸爸, 你爷爷都是诚恳的爱国者呀!” 如果再扯到黄庭坚——大诗人和大儒——显然太远了。

世事难料, 因为人心难料。 三十多年后我到南昌访问甘树启, 他一如过去那样嬉皮笑脸、不无得意地告诉我, 他当了多次“反革命”、被在20年内换了13个岗位、后来被“优化组合掉”、被弄到“组织部”去“直辖”(这些91年他来交大我家中时已“话给”我知), 此外, 最震惊的是南昌柴油机厂不承认他的“西安交大本科”学历, 原因是他“羞于”没考上“应该”上的“北大”而上了“西安交大”, 就填他的学历是“高中毕业”! 此人之浆糊玩世, 殊难逆料! 后果是“工人退休”, 月薪1000多元!

甘树启的出身, 有点根底, 他曾祖是晚清的拔贡。 他父亲多年离家在杭州钱庄做职员, 母亲无文化。他生性聪明、桀骜不驯, 无人管束, 也无人呵护; 少年伊始就碰到数不清的社会运动、 教育“改革”, 终于弄到全民饿饭, “不饱则鸣”, 他坚持说“反动言论”, “破罐子破摔”,早就沦落成“对立面”, 弄到档案上可能盖了“不宜录取”。据说他是在语文不及格(过分追求完美而没能完券)情况下考了80多分, 北大没录取,由王世忻老师执行彭康的“放宽”政策捡到西安交大的。他带着习以为常的“反面思维”来到应物31班, 自然成为捣乱、破坏的根源。经常恶作剧来自鸣得意, 又经常受人怂恿并变成自己“杰作”来哗众取宠, 事事、处处逆反, 是他致命的性格缺陷。 但是他有“知恩图报”的品格。

静坐时他弄掉了棉裤, 入冬冻得全身过敏出红痘痘, 躲在被子里不敢起床, 招致经常被他叫“红痘痘”的杨希璞专门到他床前大叫“红痘痘”! 我给他领来寒衣棉裤。 他还三次撕掉王世忻被“三结合”的公告, 杨希璞和贴公告的沈荣水都来打他, 他跑到我的寝室才躲过了。他又突然当众指责读错字的“工宣队”是“反毛泽东思想”,被记仇回不了南昌;又跑来找我,按我教的去认了错才拿到了名额。 不一而足。 作为回报, 甘树启一直到最后, 在郑锦荣他们怂恿蒋泽斌害我不成, 又生一计要在我的“鉴定”中记上“盗用组织名义”擅自带队到苏州时, 都没有扑上来咬我, 当然也没说公道话。 巨头们的又一计, 还不是被我反攻:“你们也记上‘抢军火武斗’”而瞬间击败! 甘树启作孽很多, 损伤过很多人, 也害了自己一辈子, 是性格决定命运的一个极端的典型。 他的另一个致命缺陷性格是“绝不承认和改正错误”, “破罐子破摔”到底!

倒是“工宣队”说了句“公道话”。 在“红色恐怖”中, 一位剃光头的“造反派”“工宣队”找到我说:“袁绥华同志, 你是老资格‘造反派’; 对于你对‘文革’和对应物31班的贡献, 我们是尊重而且要保护的!”

在去“德顿”空军博物馆的路上, 不知怎么黄上元又诉说起她的糟糕婚姻。 我认真地问她:“既然如此, 当初你为何不嫁给我呢?” 她顿时脸色煞白、发青, 楞了半晌才说:“谁叫你和甘树启打架时往他嘴巴里吐口水!?” 这真是活天冤枉! 我们在她面前打架, 我是俯身往下按了甘树启, 把她吓得一时神经错乱了吧? 性格决定命运, 谁也没有后悔药!

半年后我在回国的路上, 在旧金山附近斯坦福大学黄上元处逗留一周, 算是回访。 其间搭她那些“访问学者”朋友的车, 到加州葡萄园和“约瑟米特”森林公园玩过。 她一力劝我租个车开我一家出去玩几天再回来。 这样对于她最简单, 但我没兴趣。

约色米特的最大特点是有一架三叠水瀑布。 对于我这从小窗前对山雨后几挂瀑布的人来说, 不算什么。 但在那山涧前, 儿子腿短不能跨过, 竟然向水中踏下去, 若不是几个大孩子手快拉住, 要殒命阿美利加了! 结果儿子全身湿透, 他妈在小车头晒衣裳, 黄上元已是不满。 我说:“往哪里晒好呢?” 大家到处玩时衣裳已经干了。 只是儿子的鞋子冲走了一只, 我脱了鞋给他穿, 自己买了双拖鞋穿上。 黄上元极为不满, 认为应该买高腰运动鞋穿。 我解释说:“高腰运动鞋穿一次就很臭, 我不喜欢!” 她认为我穿拖鞋伤了她在一群访问学者中的面子! 我劝告她说, 在美国尊重每个人的自由, 没有‘面子’一说。 他们这伙人, 都是死气白赖, 操点贱业也要滞留不走的, 哪里有什么‘面子’呢!

黄上元, 这位千娇百媚的交大名教授的女儿, 在我的心中,也就是“昨日的明珠”; 后来许多年, 她经常在我的梦中出现, 始终是年青、美丽、聪明、勤奋、朴素、柔和的美好形象。

回国后, 韩国栋告诉我, 他和李锡锵、庄宝荣三人与黄上元一起从“褒河水库”“毕业”时, 有一个“铜川”名额、和三个“榆林”名额。 他很快和李锡锵取得一致让黄上元去铜川, 又多次说服庄宝荣作出了让步。 他们三个男同学去了陕北沙漠! 韩和李家庭出身都是知识分子, 庄家庭出身当时叫“投机倒把份子”。 韩国栋有点愤恨李九龄: 韩妈妈是医生, 帮助矫正了李九龄的斜眼, 而李在返乡回川时, 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 李九龄家出身“小土地出租”。

“长征”队伍甫成,大家推举我当队长。 我没把握“领导”, 辞谢道:“还是请老支书李宝泉当罢!” 李宝泉没有明显的害人劣迹, 也就一致通过。 还让郑锦荣当副队长。 后来在武陵山的雪峰松林里, 每逢岔路, 都是靠我正确选择。 我生在将门, 天生会判断天时、地势, 会打仗。 却也天生胸无块垒, 目中无人。 我曾当众放言, 郑锦荣和我各带一团兵马打仗, 我保证一周之内将他活捉! 郑唯唯而已, 殊不知可能就此又种下怨怼, 加上后来几次拒绝他参加我的“领导”, 一年多后, 我主持了复课、实习、没有报复任何巨头, 而他又有权之后, 伙同陈守文等, 临毕业分配前要把我整成“反林彪”、“反江青”的“现行反革命”! 如几十年后胡孟浩得知此事后所说:“何其毒也!”

“长征”返校后, 我接受了大家推举, “当权”了, 实际上是当了复课、 到国家教委改挂号为“半导体物理与器件”专业、 协助李中江老师“开办压电物理”专业、和奋斗、联系、安排毕业实习几件大事的“总办事员”。 还带队从郑州“私逃”苏州, 有了“苏州三月”, 也给了几个总要喝血的巨头攻击我“盗用组织名义”, 企图在毕业前把我拿下的一个口实。 他们在“耗子密探”阮祥琪告密之下拿下了“现行反革命份子”李庆惠——漏划地主家庭出身的他, 在“毛选”上画了几个和尚! 不知怎么拿下了“反动学生”卢祖安, “坏分子(偷书、偷信、偷衣服、床单)兼反动学生”王炳荣, 自行跳出而被他们笑纳的“反动学生”张钟(自己到厕所写条‘反动标语’, 然后去报告‘立功’), 宽大处理了李庆惠的“从犯”雷乐山, 又按“党的政策”把每个人再“人人过关”一次写“鉴定”。 腥风血雨、凄风苦雨、度日如年, 白、黑五类、和良知较完好的“红五类”, 一旦分得哪怕“修水库”之类的“工作”, 都急忙狼奔豕突, 各自脱险而去——连个“毕业集体照”都照不齐! 例如,我在击败巨头们要抓我“现行反革命”的毒计之后, 顾不上父病卧床, 赶快远走新疆解放军农场。数十年后胡孟浩对我说, 当时他祖父(上海二医院长, 宗教人士)和父亲(上海电力专科学校资深教师) 已被抄了三次家, 他深怕被五巨头借机揪出来, 也赶快“出逃”新疆地方农场。同学们早就心凉透了!

我自行“发配”新疆后, 念及老父卧病, 心中酸楚, 找到系里负责“分配”的老师、“总支书记”陆耀桢, 要求“改派”。 被瘦小的他, 将我用自行车歪歪扭扭地驮到他家中, 喝了一杯“砖茶”水, 然后很同情又很遗憾地说:“无法更改了——报道证用完了!”——轻松就将我还是打发去了新疆。 后来, 女生曾兴玲在新疆自治区“分办”连哭七天,扯破了几张把她越派越接近乌鲁木齐的报到证, 最后拿着扯用不完的报到证, 退回交大去了。 “党”的工作方式之一, 就是欺骗老实人!

白皙、清秀、温文尔雅, 被我在“和静县广播站”的天津小青年同事称为“真正臭老九”, 毕业临走前才向黄上元“示爱”而当然不曾有“收获”——几十个长期“预约”都“挂不上号”, “急诊”更“挂不上”—— 我称呼为“同情兄”的胡孟浩, 待人处世诚恳随和, 出身上海上等家庭而没有上海小市民习气, 在哪里群众关系都好。 他和李传奎(负有‘帮助’使命)都经常和甘树启混在一起, 借甘树启的洋相取乐, 有时还乐到班上。 例如, 李传奎叫“甘老表”表演“阴阳橡皮脸”:一拉就是张阴森鬼脸, 一推就变成张嬉皮笑脸!弄得全班哄堂大笑, 而老甘得意洋洋地将此收为“保留节目”, 经常“演出”, 甚至在“工作组”、“工宣队”面前也要演出, 还在他“过关”时附加了个专门剃的光头, “破坏了严肃气氛”! 那些“组”们拿他毫无办法, 更不用说“五巨头”了。

“老甘”的乐子中当然也有我的份。 “老表”的外号是我取的,这不算什么, “江西老表”嘛。但上课打两架, 我和他是唯一的一对“大娃娃”。 他一天到晚装了拆、拆了装他的晶体管收音机, 把高频管的腿弄断了, 拿些石蜡当石膏“接骨”, 弄得时断时续, 鬼哭狼嚎, 他称之为“槐树庄”里据他说其实是逃跑时被流弹打伤的“假”“抗日支前模范”、“漏划地主”“瘸大爷”。 大家嫌留苏本科生陈光燧老师“热力学”讲不清楚, 我就以“募捐5块钱给他买‘新瘸大爷’”鼓动甘树启在陈老师课堂上露出光头、站起来用陕西话叫“光杏他哥!”, 撵陈老师走路。 (广东人“红五类”陈光杏是应物12班的“活宝”, 经常在我们班寝室楼上打架, 枕头、被子满天飞; 后来分到原子弹基地。 在解放军农场劳动时, “怕影响思想改造”坚持不和来探亲的老婆同房; 又坚持“对毛泽东思想也要一分为二”, 被劳改十年。) 老表在下课铃响时叫了三回, 效果不显, 没拿到捐款。 但陈老师慢慢察觉了我们的“敌意”, 终于换了个年轻女教师张娟来讲得更坏! 陈老师记了我的仇, 后来坚决对我推导出定理的论文只给4分。 再后来我愿帮助他儿子路费读北大, 才成了朋友。 都是后话。

当然, 五巨头和马弁李宣诚之流是有集体照的。 他们在图书馆前照相, 笑咪咪地庆祝他们在应物31的最后胜利!

交大百年历史, 唯独应用物理31 班没有毕业集体照, 肯定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我“当权”后做的第一件事, 是被实验室工人俱秀洁逼着“保护”了副系主任屠善洁。 这也无意中顺利打开了复课的大门。

月薪只有30几元的俱秀洁在西安养不起老婆, 路费也短, 两三个月才回乡下家中一次, 早就干渴的很了。 碰上“财政部”还没完全被砸烂, 公然给“少数人”涨了一次工资, 可能是补“文革”开始之前的欠账吧。 其中有屠善洁。 屠老师由彭校长指派留苏研修回来, 和王思文、周优模等老师一起造出了“电子衍射仪”, 高教部订货, 算是一朵小“金花”(当时周惠久的“多冲机”是大“金花”)。 屠老师可能因此——反正——加了每月30多块钱的工资——比俱秀洁整个月薪还要多点。

俱秀洁基本上是农民加城市贫民。 我还见他和脸上皱纹成堆、从来都是老人相的老实巴交的另一位工人李忠孝, 戴了一回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红袖章。据俱秀洁说, 他和我“四清”时同在“皂张大队”。按那种逻辑他就找到我这“当了权”的“战友”, 要我主持斗争屠善洁! 他声泪俱下、义愤填膺地控诉, 一分钱也没加给他是“屠善洁迫害”他!

我哭笑不得地劝了“战友”一个多小时:“你就是要批判不公平, 也要等到‘斗、批、改’嘛!” 最后, 见他还要哭, 我明确表示当前不采纳他的意见。 俱“战友”立时就不哭了——怕官啊, “权”就是灵啊! 恰好屠善洁从走廊走过, 躲到一边偷听, 从胆战心惊变到放了心。 老俱走后, 屠老师向我抱拳致谢:“好口才!” 口才好当然好, 良心好更重要!

这个偶然“事件”对顺利复课很有帮助:乱了一年了, 老师们谁不想给学生们复课呢? 但如果被斗得掺了, 甚至斗得残了, 谁又心甘情愿来复课呢? 我们应物31班在全校也是“战斗力”很强的集体。 可是我们从来不斗老师, 一开始就没人斗老师,后来内部互相还没斗过来, 连五巨头和马弁、打手们都顾不上斗老师。 这次碰巧我有了权保护了屠善洁老师, 消息传开, 我去找老师们复课, 看见的都是真心诚意的笑脸。

怀着尊敬和有点神秘的心情, 我去请专业“权威”罗晋生副教授上心仪已久的“量子力学”。 罗师母以为是11或12班又来闹“分配”的, 边开门边不耐烦地嘟囔:“你怎么又来了!?” 罗老师一把将罗师母掀开, 说这是31班袁绥华, 一面让我进屋细谈。 我还担心罗师母万一摔倒怎么办? 没想到当过空军的罗师母, 身手矫健, 一转身就稳下来, 赶快沏开水去了。那时没有茶叶!

罗老师说, 复课没有问题, 都安排了, 只是大家担心“政治上出了问题怎么办?!” 我说:“毛主席号召复课嘛! 没什么问题。 出了问题我负责!” 罗老师知道我在“总会”“当官”, “担当得起”, 答应第三天就来上“量子力学”。

第三天早晨8点正, 身穿毛蓝呢制服, 戴着花边近视眼镜的罗老师, 抱着一摞他赶刻的讲义, 出现在教室门口, 我们终于要捡起被破坏得千疮百孔的学业了。 我们的学业是被毛主席破坏的, 从65年秋弄我们下乡四清开始, 中间只正规上了三个月课, 到67年春夏, 足足破坏了一年半!

第一份讲义只有几张纸, 上面写了一个波函数和一个薛定鄂方程, 虽然简单了点, 但在我们每个人眼前, 打开了通向微观世界的大门! 在缺乏足够的“数学”基础、完全没有“理论力学”和“分析力学”基础的条件下, 罗老师用20个课时, 给我们建立起了量子力学的基础, 为学习“半导体物理和器件”这门后来有机会从事专业工作同学的“饭碗课”创造了条件。 罗老师现在91高龄了, 一生功过复杂, 但我还是从心底里由衷地感谢他!

我从美国回校当教授后, 因为诚恳公正, 有一次复课当时给我们主讲“半导体物理和器件”的刘恩科教授把我找到他家里, 诉说教研室问题时, 专门说到当年经常写讲义到深夜, 讲课归来, 二层楼都上不去。刘老师当时身体非常虚弱, 经常尿床。 应物31全体同学都应该记住他。 刘老师说,罗老师也可以讲的, 但他非要我讲不可, 他“欺侮了我一辈子!”刘老师不是党员。 讲义量很大, 是梁蕴绵和王炳荣刻蜡版, 陈铁民等人印刷的。

当时还请赵富鑫、屠善洁、龚怀云、陈光燧、张屏英、张娟、翟玉、和何金茂等老师开讲了“固体物理、晶体学、复变函数和运算微积、热力学、电工、工业电子学”等, 请工程画老师教了点“制图”, 请理论力学老师教了点“理论力学”。 “工业电子学”是合着高压21一起上的。“制图”和“电工”算是“教改”, 我们是理科嘛。 时间抓得很紧, 总算使大家在轮廓上有了个本科的样子。

其间, 聪明能干而颇得罗老师喜爱的李中江老师和他的夫人各搞各的桃色事件, 不能见容于人, 一个人要创立“压电物理”专业。 他找到我, 夸奖一番聪明能闯之后, 许以留校工作, 要我找人帮他刻讲义蜡版, 并动员红五类就读此“保密专业”。 压电物理在军事上应用于潜艇与反潜战, 确实保密, 但就业范围很窄, 我们哪里知道! 我找经常和我一起议论时局的蒋泽斌刻了蜡版。几十年后我到邵东看望蒋泽斌, 感谢他没有对我“落井下石”。 他还提到“李中江老师欣赏”他, 让他刻讲义蜡版, 还要“留校”。

“半导体”和“压电”讲义, 不管人分在“半导体专门化”或“压电陶瓷专门化”,全班一人一份。

毕业前, 郑锦荣把“阶级兄弟” 蒋泽斌拉进了“共青团”,怂恿他揭发我“反林彪”、“反江青”的言论。 这可不得了, “立即逮捕的罪”呀!  收藤结大瓜,陈守文和耿瑞林才五花大绑了李庆惠,  终于要下手绑我这个“最狡猾”的“大反革命”了! 幸亏蒋泽斌仗义, 先给我通了气, 在脸露狰狞的郑锦荣和专门从外组过来的陈守文等狼人(耿瑞林没来)环伺的“小组鉴定会”上, 蒋泽斌红着脸, 斟酌着轻轻一句:“袁绥华嘛——, 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免了我的血光之灾! 郑、陈等人明显地失望而去, 而且今生今世只能永远失望下去了!

“压电专业”集合约20个红五类和不红不白如甘树启、 李九龄之类办起来了。 “压电物理”在“罗息尔盐(一种压电晶体)”身上开起来了。 我喜欢新鲜, 两边的“专业课”都听。 有一次被甘树启撞见, 立即骂起来, 说我故意把他们调到“压电”去, 我们好在“半导体”占便宜! 又真是活天冤枉, 我们根本不知道“半导体”也保密, 李中江故意不说, 好在“压电”招人。 甘树启骂着去上“半导体”的课,“压电”们一窝蜂地也去上, “半导体”们一窝蜂地也来上“压电”, 李中江的“专业”泡了汤! 后来“分配”, 红五类没一个分到“压电”行业——本来在教委没挂号嘛——他们去了各个应用半导体的雷达厂、 核潜艇厂、…..一直到原子弹试验基地! 白、黑五类则成了被安置的“难民”!

一窝蜂地来回上“压电”和“半导体”的同时, 郑锦荣、陈守文、陈铁民、李宣诚、和耿瑞林等人还跑进跑出地特别忙、特别兴奋, 他们在抢解放军的枪去“武斗”。 幸好无人“挂彩”。

应物51的“飒爽英姿”“红五类”王冬梅同学, 高中就入了共产党的, 这时一面出去“武斗”, 一面和应力51的男朋友“红五类”赵安然打架, 一面穿套黄军装、系条皮腰带, 来我们大教室“造反”, 不准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复课”! “兵来将挡”! 我把她兜头施教:“我们大哥哥、大姐姐在街上革命已经成功了! 现在毛主席叫我们复课! 你这小妹妹太小, 前一阵子没跟上革命的步伐, 现在该你们上街去闹了!”又警告她:“再敢来破坏, 抓起来斗争!” 王冬梅即刻“班师回朝”, 没有反攻。

多年后, 我和王冬梅偶然在新疆相见。 她在自治区组织部门, 来我县查自治区存放的档案, 人瘦了、 气也泄了、 婚也打“离”了, 但有了几分北方女子的敦厚温柔。 不过“龙”终归是盘不住的, 一“改革开放”, 王冬梅就飞去了深圳, 伙同武登才等人,当起了“总经理”。 现在她也快七十岁了。

68年的春天来了,按原来的学制, 我们应该毕业实习, 写毕业论文, 然后毕业, 走上人生的新途程了。 我们是新开张的“半导体”专业(无人再提“压电”,但李中江收获了一个我们的同学刘美蓉当夫人), 实习成了问题。

我征求到的全班意见是“下江南”(好玩)。 “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 我们北方、西北、华南、和西南的学子只是在“唐诗”里“谙”过, 江南的同学则正好回家。

我委派了张年福, 到河南省和江苏省军管会打听好有关的工厂, 转好介绍信, 然后从郑州开始, 沿途到南京、 镇江、 无锡、 苏州联系分散安排46人实习。 添了个郑州, 是有经验的“红五类”周优模老师的意见, 他知道省属“河南广播器材厂”不要求“机密”条件。

有天傍晚, “三朝元老”、 无线电系的青年教师、“总会”副主任张国强, 在体育馆, 对尚未出发实习的40多个班的“造反”“头头”气势汹汹地宣布全校只剩50多万元日常经费了(如果还上自习, 电费都不够!), 一律在西安就地实习! 我当即抗议:“我们新专业没有实习基地, 西安没有‘半导体’和‘压电’(有没有当时我也不知道), 我们好不容易联系到江苏实习, 非去不可!” 我平日在“总会”和张国强发生“矛盾”时, 便指责他是“三朝元老!”。 他知道厉害, 当即决定:“应物31情况特殊, 可以外出。 其余专业一律在西安实习”。 然后顶着40几个“头头”的骂声, 黑着脸跑了——那时还不兴打人!

我挣得了“应物31下江南”的资格后一周, 张年福从南京打电话来汇报, 说除了十五个“白、黑五类”因为不符合“机密条件”, 只能安排在郑州“河南广播器材厂”之外, “红五类”和“不红不白类(父、兄与国民党没瓜葛的‘白五类’)”, 都分别安排到南京、镇江、无锡的“部属”保密工厂了。 他念了“不机密”的名单, 头一个就是我! 当然包括郑万和、梁蕴绵、黄上元、和胡孟浩等。 还有雷乐山, 他爹在岐山教育局被揪出来了, 他差不多应算是“黑五类”了。 哼! “你才知道‘锅儿’是铁铸的呀!”

大家嘻嘻哈哈地“下江南”, 教研室派了“红五类”邵治标老师监管。我们15个另类, 黯然神伤地到郑州, 杜学彦老师监管。 杜老师的家在郑州工学院, 他只是偶然到厂里转转。

我们15个“不机密”倒是揉起了泥巴, 实习制作“‘四个伟大’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彪提倡的”, 应该“机密”的“压电喇叭”。 厂方想象或希望我们能协助改进喇叭的“低频性能”。 后来我在荒凉的新疆维吾尔农村巡回听取穷困、肮脏的农民抱怨“免费的(压电)喇叭(就是高频也)很快就不响了”时, “亲密战友”已被被毛主席逼死在更加荒凉的外蒙古温都尔汗的荒原里了。

其实郑州有很丰富的人文和自然资源值得我们这些才20出头的愣头青去汲取, 就是生活太差, 顿顿都是红薯馒头! 一个礼拜大家就受不了了, 我当然也受不了, 胃里直冒酸水! 我知道地方厂“苏州半导体材料厂”“不机密”, 而且表示过愿意接收我们实习。我提议我们也“下江南”, 出了“事”我负责, 当然一致同意, 只把杜老师吓得脸都黑了。 他知道拦不住, 借口家里有事躲了, 不跟我们去, 一面赶紧写信向教研室负责人周优模老师报告。

为了不拂河南广播器材厂的面子, 我定下一计, 由我自西安以“应用物理专业委员会”名义电报调我那十几个人向西“回校斗批改”, 以便好“不得已”脱身, 而由胡孟浩接电报后就拢着大家买某日某次去苏州的火车票, 与我在某车厢取齐向东。 行动当日, 厂方(当然是当权的“造反派”)“依依不舍”地开着大卡车送同学们到车站, 还要“惜别”, 把我那一伙人生怕露馅, 急匆匆千谢万谢地把几位厂“领导”大姐、大哥谢了别, 我在其上的火车就进郑州站了。

胡孟浩一行人钻上车来, 紧张、兴奋之色犹在面颊,好似做了一回“地下工作”!

先是, 我在戴慕容的“秘密据点”找她要“下江南”“专业对口实习”的经费时, 这位精明干练的年轻“老大姐”就告诫我先一人赴苏州, 确实安排好实习后才可调动人马前去, 并点明了说, 不管怎么样,“你也到江南走了一趟”! 她还说, 学校确实没现金了, 你先垫着, 回来在下季度经费中报销。

我想, 不能光是我能去玩玩呀! 于是, 电报照发, “白、黑”混合分队也“从地下”开拔了。

这在毕业“抢名额”时成了郑锦荣等“老狼”们要“吃”我的最后一发“炮弹”——“盗用组织名义”! 我分辩道:“并无专业委员会, 何来盗用?顶多写个‘借用专业委员会’。 但你们也得写上‘抢枪搞武斗’!” 他们立时狺狺败北。 我一看郑锦荣、陈守文、和李宣诚不甘心的样子, 又被大红五类——他爹是刚“结合”的“鞍钢炼铁厂党委书记”——而他是坚持了的保彭康的“地下临委会”, 还先手跑到重庆去结了婚的休学插班生王启成, 来争重庆的名额, 赶紧远引新疆, 脱离了“狼眼”们的视线。 但是, 外号“球痞”的大个子李宣诚还是当着我的面把集体书架上我的“高等数学”下册掳走了! 写起来都累!

几年后我调回重庆教厂办中学。 一个41度高温的盛夏过午, 我偶然碰见王启成, 他正在尘土飞扬的公路旁一瘸一拐地走着, 说是在“十八冶”工地上当采购。 一副又累又脏, 疲惫不堪的样子。 此东北人有一段住我上铺, 从来不洗澡,只从身上搓污垢,几年不洗的被褥里住着无穷多的臭虫, 每天晚上成群结队往下爬。 我用从校医院要来的“敌敌畏”筑起“防线”后, 才敢入睡!

我的小分队到达南京后, 就一路镇江、 无锡、 玩到苏州。 我在南京小停, 喝了碗“蕹菜”汤后, 就赶到苏州去“落实”实习。 如果“落实”不了, 我端着一盆烫手的山芋就无法放下了!  “蕹菜”就是重庆的“藤藤菜”, 过去一分钱两斤的东西, 见水就长, 无水也勉强长, 和过去同为一分钱两斤的“牛皮菜”, 原是喂猪的饲料, 在毛泽东、邓小平等弄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59年至62年“自然灾害”中成了“救命菜”, 从此登上了人的餐桌, 直到现在!

苏州厂接待我的是一位有点络腮胡子的复转军人, “厂革委会主任”, 中等个、挺结实, 有点军人的神采, 根本上还是显着水乡苏州人的温和、斯文。 当时交大从上海搬去了西安, 有点文化的苏州人都知道, 而他们都景仰交大, 又是从未来过学生实习的“不机密”小厂, 新鲜得很。 主任高高兴兴地说:“还以为你们不来了, 我们厂小!” 我当然不透露是“落难!”而来。 主任又说, 我马上转介绍信, 你到市局办个手续就好了。 苏州不大, 我几步赶到市“电子局”, 得知省里刚下文件, “中央文革小组(就是江青一伙)”规定,原则上不再接收外地学生实习。 我说我们联系在先, 局同志认可, 转介绍信给我拿着去江苏省军管会。 军管会的有关负责人也认可我们是联系在先, 盖了红章, 开了绿灯, 也就给了我一道“放生符”!

这一回真是“四月春风下江南”了, 我一面驰电南京、镇江、无锡, 要白、黑五类们急速归队, 径去苏州厂报到实习, 一面到镇江“金山寺”上观焦山, 船过扬子到扬州, 刚好在一条上千年的窄巷子里一位头顶腚蓝土布头巾的三八农妇, 挑了两花篮栀子花叫卖, 就如小时花园里那种馥郁的浓香, 塞满了小巷! 然后到无锡、过梅园到鼋头渚, 下船渡太湖到苏州, 碾过了潋滟的湖光, 见识了晾晒的鱼网, 恰似撑天的“鸟网”, 还面见“船娘”的“吴风”: 光着上身行船, 两个大奶子随波荡漾! 此前只是很小的时候, 我见过邻居年轻妈妈们给小弟弟、妹妹喂奶, 都是雪白、鲜红、坚挺, 吴娘的黄黑大奶如大口袋般吊着, 并不好看, 我没有性感。

当时奔波之中不知, 一块阴云已经罩向了我的头顶! 杜老师向周优模写信告发我的同时, 也写信给在镇江的邵治标老师告发我, 似要联合拦截的意思。 邵治标瞅准不敢反抗的“地主出身”“黑五类”郑万和, 一逼就审出了我带队下江南的计谋——一不经组织批准、二冒用组织名义。 他们担当不起,立即联名报告周优模, 周优模迅即报告张国强, 张国强不敢管, 移送戴慕容处置。 戴慕容了解到我们当真实习起来了, 就指示总会发文给我:1. 勒令袁绥华立即返回学校交代问题; 2. 其余同学认真完成实习后返校。 我公布此信时, 几个女同学吓得说她们是不是也回去; 我宣布:1. 不理他, 我不回去; 2. 大家安心完成实习, 责任在我一人身上。 同学中强悍者如“球痞”李宣诚气势汹汹地查问:“谁告的密?” 当然无人自首。

此时我开始明白, 为何邵治标到南京来见到我时, 红着脸、有点阴阳怪气地说我:“你到苏州和黄上元在一起吧!”——他在心里面直恨得牙痒痒的——哼, 看你们在一起! 邵治标那张长一双单眼皮三角眼的鞋底板脸, 至今令人记忆犹新。原来邵治标也是黄上元的“粉丝”!

其实, 郑万和见总会来信知道出事了, 瘦不拉叽、 秋风黑脸地背地里已经对我招认了他是“卖客”。 他用低得快听不见的声音咕隆:“……, 邵老师, ….., 我对不起你,我也是没有办法!” 郑万和去冬已经长高了点, 手臂和小腿的一半都露在棉衣、棉裤外面。 他去找系里被“结合”的王世忻申请寒衣, 说了一句:“我爸爸是地主份子, ……但七十多岁了, 靠每挑水两分钱生活…..,拿不出钱……” 就被王世忻训斥为“画不清界线”, 哭着回来找我。 我跑去训斥了王世忻, 给郑万和抱回来了棉衣、棉裤。 后来郑万和从天山深处林场, 搭一段路便车、 再走几十公里, 到解放军农场, 给我抱来他自己挖的党参。 郑万和说, 他在林场和山东“盲流”来的农民一起扛木头, 两个人扛一棵原木, 三、四百斤重, 坡很陡、 还满是碎石, 要不是担心后面的人被砸死, 他随时都想扔掉那木头。 后来, 他来信说在场部小学教书。 再后来没了音信。我在“百度”上查过多次, 还是没有音信。

我把党参带回万里家中,送给卧病的老父亲。 虽然无大用, 老父亲还是愉快地笑了笑。 我爸爸是在大家族中, 作为父亲为国牺牲的孤儿, 在族人呵护下, 金缠玉裹长大的, 历来淡泊钱财!

我两天内赶回苏州, 也实习起来。 这个厂确实小, 主要设备为两台“半导体材料区域熔炼提纯炉”, 几台小小的“内圆切片机”, 磨片机, 和“超声波”切片及清洗机, 几把人工划片金刚刀, 一些镊子,和小作坊样子的工作台, 台上有一堆装有酸、碱等的瓶瓶罐罐。 十几个人堆不下, 厂方联系分流了刘美蓉、张健、及李宣诚到郊外的“苏州晶体管厂”。 开头大家都不愿“下乡”, 我作为“领导”“不应该离开大部队”, 还是刘美蓉大姐带头解决了困难。 张健嘛, 整过太多的人, 自己走远点轻松。

半导体工业是现代高精尖工业, 高精尖的内涵在简陋的厂房中, 藏在“区熔炉”内的熔融偏析区, 和“精抛”,及一连串的“化学清洗”中。 工艺水平是半机械化半手工, 产品“硅片”在今天看来全部都是废品,但当时在其上制作出了第一代半导体放大器。 技术内精外粗也好, 无可替代的“废品”也好, 工艺流程十分沉闷, 人手又多, 我摸了几下就“让了贤”。 几个女生耐烦些, 梁蕴绵最有耐心, 一连几个小时转手柄控制“走速”, 调设温度, 走出好几根葫芦串葫芦一样的“硅棒”, 内部“位错”也肯定多, 基本报废。 那时不计成本, 厂方勉强说“没有关系”, 我还是关照大家: “尽量少拉”!

这种细拉慢磨的小厂中, 多是女工。 有次主任帮女工成立了篮球队, 要在队服上印“半导体材料”几个大字。 主任按“规矩”先找我写。 我自知“书法”很差, 推荐雷乐山。 主任半真半假地要我先试试。 我不够世故, 居然献丑了个“半”字, 毫无笔力, 像只半瘫的“羊”! 主任还是请了雷乐山的“墨宝”。

我对“苏州园林”和“苏式糕点”都心仪已久, 趁“实习”的空挡儿, 跑遍了“苏州园林”、 还有“虎丘小山, 尝了些“苏式糕点”。

那时缺“全国粮票”, 加之自小在抗战时搬到重庆的“冠生园”已经吃熟了苏式和广式糕点, 对于身边“原味土产苏式”, 没有多大兴趣。 倒是吃了几回半两粮票一个的“咸肉汤团”, 觉得别有风味: 首先在细致——半两半两地来, 同时在“小气”——半两也要来!

有个周日下午, 日丽风清, 我去西园, 在“观前街”遇着黄上元迎面而来, 穿一件那时很时髦的“的确良”粉红小花短袖衫, 正在吃“苏式糕点”, 抬头看见我, 她赶紧拉条红花手绢做个帘子,把口鼻遮住, 脸涨得通红, 有点蓝色的大眼睛闪闪发光, 恰似舞台上的一个小姐! 又似一枝桃花茕茕而立!

苏州有大小十几座园林, 多半是留窗框景, 垒石遮意, 片草棵树演绎春夏秋冬, 曲池回廊连接沧桑岁月之人造仿境。 如我们寓居中学背靠之“拙政园”, 不过三、五亩大小, 而楼台轩敞, 榴花照柳, 竹叶扶风, 萍水隔岸, 松青石瘦, 朝暮眼里几段烟雨, 四时胸中几层岫云? 曾是“英王”府邸, 自是十分惬意。 因为去得多了, 并不十分喜欢。

我喜欢的是留园和西园, 尤其是西园。 他们都较大, 而且连着真实的吴山吴水, 吴越来去, 广有思古之时空。 西园中还剩下几个看园的和尚, 都穿了俗家衣, 也不敢公开念经, 只是天天扫除。 西园的曲池回水中有五彩游鱼, 其中竟有绿色者, 殊属仅见!

据说周恩来“紧急指示”保护苏州园林, 最乱的时候派了军队驻扎在园林里, 否则早已被“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破坏、抢劫一空了! 周恩来一方面支持毛泽东“文化革命”, “助纣为虐”, 另一方面又保护些人和物, 帮助毛泽东减少点罪过。 他们是两个暴君和幸臣!

我还喜欢虎丘的斜塔和所谓“试剑石”。 塔上长满了苍苔; 不会有人从外面扫塔, 那么, 苍苔之中, 会不会有两千多年前吴王“夫差”时代的遗老, 还印着一丝当年西施的汗迹和粉痕呢? 和意大利的比萨斜塔相比, 虎丘塔没有那么斜, 更像是一桩千年的古树。

“试剑石”也就是在大石隙边刻了三个字而已。 至于石边岩下那眼“天下第二泉”, 天天承蒙多少过客的脚尘, 不臭就不错了。

但是, 虎丘的花圃甚是可观, 红、黄、黑色的鸡冠, 翘首站在高处; 娇艳欲滴的美人蕉, 掩心望向游人; 天竺葵朝天, 金线菊铺地, 蝴蝶兰与蝴蝶翻飞, 正是“人间美景四月天!” 我问浇花的小哥可好, 他却答曰:“一月就三十几元。 成天和花草一起。 没去过上海, 土得很!”

当时好些同学利用周末去上海玩。 我没去, 一则“不从众”——没什么希罕的, 二则心中还是担着“勒令”那块石头。 终于在学校暑假同时, 应物31在江南各点都结束了实习, 几日内悉数返回学校。 我在戴慕容的秘密据点见到她, 她正在吃饭。 没等我分辨, 她说, 叫你一个人先去,你不听话! 她又在我的“勒令”信上批文、签字, 说, 吃过饭报销去吧? 戴慕容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大姐姐。 后来她分配到大连工作。 一年后都三十岁了, 又拖着个大肚子被叫回学校和武登才等人一起被“清查5.16”一年多。

苏州锦绣江南地、温柔乡, 在我心中总的印象也就是文苑仕女, 但也有赤心报国、杀身不悔的英雄舞台: 东门有忠君谗死的伍子胥嘱家人剜出的双眼, 为吴国看守越军来犯必进之国门!

多少英雄、美女、风流才子, 总被雨打风吹去! 伍子胥、 范蠡、西施、夫差、 勾践, 等等、等等, 都在这“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姑苏之地, 一一谢幕。 眼前的交大校长彭康, 哪怕在这苏州国民党法庭, 曾经舌战群官, 终于也被“红五类”, 游死在长安交大校园。我等学子, 何惜去也?!

苏州三月,抑或应物31“文革”二年, 在每位同学其后的数十年漫漫人生长河中, 不过是“恒河芥子”。 但这粒“芥子”的辛辣、芳菲、酸甜、冷热、苦难、 艰涩、 冷漠、 乃至凶残, 真是可以戒足人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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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集《长辈的故事》的公告

各位朋友:

根据北京东书房创建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提议,北京东书房计划开展《长辈的故事:一代人的口述史》征文活动。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宗旨:本活动以口述史的方式,记录我国近六十多年的变迁及亲历者的人生感悟,保存和积累历史研究资料。

2、要求:A、讲述者年龄应在七十周岁以上;B、讲述者身份不限,讲述内容可以是对其一生最具影响的人和事,也可以是亲历的各次社会运动及其反思;C、要求以文字方式记录,欢迎同时提供录音录像或其它原始历史资料;D、可以由本人亲自写作,也可以由他人记录;E、文本应有讲述时间、地点、讲述者和记录者详细信息(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住所、联系方式。如有记录者还应标明与讲述者的关系,公开发表时上述信息可以用代码替代)。

3、成果:本次活动将评选其中优秀作品编辑成《长辈的故事:一代人的口述史》(暂名)公开出版,作品入选者送样书五本并付稿酬;未入选作者将给予一定奖励,其中部分作品由“于建嵘的东书房”公众号独家发表;提供的原始录音和资料由北京东书房负责保管并对特定研究者开放。

4、投稿邮箱:dsftg2016@163.com

5、邮寄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南街七十一号,北京东书房。

北京东书房

2016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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