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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继能:我对不起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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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理阶级队伍”

  “文革”开始时我就读于广州市第17中66届高三(1)班,与同学们一样,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参加“文革”,参加了学校的“战斗兵团”,与广州市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属同一派,与广州市另一红卫兵组织“红旗”严重对立。1968年7月,已经停课三年、被折腾得奄奄一息的学校迎来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我目睹了一场人间的大屠戮。
  这一年7月16日,“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对中、小学教职员工实行统一领导,分片、分区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通过办学习班“认真清理教师的阶级队伍,把混进中小学教师队伍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顽固不化的地方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国民党残渣余孽统统挖出来”。
  这个“学习班”7月20日就要举办;所谓分片,就是若干个学校集中住宿在一起;时间为一个月左右。事前,各校“军训团”就发布了“四不”规定:“不准请假,不过星期天,不准串联,不准搞派性活动。”并威吓“不参加者,不发工资、开除公职、送档案给公安机关处理”。
  有人以“中教红司”的名义,于7月19、20日连续发出两份“紧急声明”,试图抵制。马上,当权者做出了反应,“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发出了“给广州市‘中教红司’的一封公开信”,警告:“我们特郑重提醒你们:希望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迅速采取措施,纠正错误。否则,一意孤行,坚持错误,后果自负。”
  其实,以“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对教工队伍进行的迫害,早已在进行当中了。
  在此,我顺便交代自己当时担当的角色。我们几个人,是高年级学生,最主要的,出身都是工人家庭。这样,我们就缺少了“革干革军”子弟那种“皇孙贵胄”的气焰,也没有“狗崽子”那种为祖辈赎罪的负累。故此,我们组织起的“战斗兵团”,就成了“有政策水平”的一个,颇得军人掌权的各校“军训团”的倚重。而我自己,也就成了一个帮凶、一个打手。
  在7月初,“军训团”负责人就拿出了十几个教师的档案,对我们说:“马上就要清理阶级队伍了,这部分教师,历史问题没弄清楚,你们去抄他们的家,看看有没有收获。”“这两个呢,态度不好,你们去抄,打打他们的威风。”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识到叫“人事档案”的东西,由于1949年之后政治运动不断,故此每个人都有厚厚的一大本,甚至几大本。最令我至今不忘的,是不少教师档案内都有一个卷宗,上印“大西瓜”三字,并有西瓜图案,散落不少西瓜籽。(究其寓意,大概是指剔除杂质,向党交出红心)。里面的内容,全是“我曾经说过三面红旗的坏话”、“我曾经对共产党的政策想不通”……经请教人事秘书,才知这是1959年“向党交心”运动的产物,当时所谓交得越多,对党越显忠诚,墙上还详细列表公布数字,交得少自然意味着对党心怀贰志了。这时我才明白,1966年揪斗“牛鬼蛇神”,宣读“罪状”时,那些“牛鬼蛇神”纷纷辩解“那是我向党交心时说的话”。看来,教师们是尽入彀中了。还有一件事令我难以忘怀,就是不少教师是“特嫌”。人事秘书解释说,只要有人揭发,或外单位转来一份材料,说你曾与某特务身份的人接触过,你就被列入“特嫌”名单。“谁敢把那材料撕了呢?”人事秘书说。这一下,令我顿觉世事之险恶。
  我带着十多个人,两三天之内抄了十多个教师的家。
  “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开始了,由于是多个学校集中在一起,我得以见到了由清晨到入夜,那种“呼声如雷,举臂如林”的“壮观”景象。教师们或分组,或集中,谈认识、写材料、人人宣读、群众评议……到了斗争阶段,更有布置多个积极分子专攻一个“重点对象”的。由于我当时是学生,算是一个局外人,对斗争会虽然天天目睹,记述起来还是不得要领,特别缺少那种切肤的感受。到了我参加工作,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才真实感受到“政治运动”的恐怖。当时,全厂的几百个人围成一圈,要“有问题的人”站出来坦白交代,还不时由事先布置好的“积极分子”把若干“问题人物”冷然揪出。以致一些人,不知道哪一类“问题”要交代,又怕万一被人揭发就“从严”,吓得当场尿裤子。有一对本车间的夫妇,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呼喊声中,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交代了多年前接待过“地主成分”的亲戚,被当场宣布“宽大处理”,更多的人被吓瘫了……这种会,工厂开完,系统内几十个厂又集中在一个大学操场,开几万人大会。寒风冷雨,谁也不敢离开,那种恐惧的感觉,真是笔墨难以形容,尽管我当时年轻,没有家庭问题,但还是感到彻骨的恐惧。
  不久,教师的“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到了“宽严处理”阶段。某天,全体教师集中,开“宽严大会”,会场周围都是军人(“军训团”),增加了几分肃杀。由“片”(如北片、南片)的“军训团”领导宣布,某校某某教师,什么问题,交代得好,获宽大处理;某校某某人,负隅顽抗,拒不交代,把他们押上来,积极分子就把这些教师揪上台。各个学校合起来也有一群,站列台前,从严处理,统统用大卡车运送到公安看守所去了。
  十多天后,学校“军训团”领导吩咐我,去把那些家伙领回来吧。我一个人手持介绍信,到两个看守所(男女教师不在一个看守所),把他们领回了学习班。我从牢房观察孔往里瞄,没有床,地上密密麻麻地坐了一屋人。
  其中一位姓冯的体育教师,曾带领我们排练大型团体操,为省、市大型会议表演。我把他从郊区看守所领回来,从走路到坐公交车,几个钟头,没替他提行李,也没与他交谈一句。上世纪90年代初,他参加我班同学聚会,我对他有说有笑,执礼甚恭。虽然道歉的话很想开口,但始终未曾开口。1996年,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向他遗体鞠躬,道歉的话,只能在心中对他说了,可他再也听不到了;另一位从看守所领回的姓容的女教师,我曾两次抄过她的家,还推打过她。其后她移民国外。去年我托在海外的同学向她道歉,同学说,容老师住洛杉矶老人公寓,已是“老年痴呆”,她也收不到我的道歉了。
  教师自杀事件开始了!
  连续一个多月高强度的折磨,开始有人精神崩溃,各校均传来有人自杀的消息。我校第二个自杀的,是教语文的杨爱梅教师。杨老师是一位高干夫人,她的丈夫江帆,是本市市委统战部的副部长。学校曾通过杨老师,把江部长请来作过“形势报告”,无非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帝、修、反一天天烂下去”。可“文革”中江部长被揪了出来,此时正在我省北部“103队”服罪,那可是“罪大恶极”的“黑”字号才能进的地方啊!据说杨老师1949年前当过国民党政府电台的播音员,我还记得1966年她在大会上怒斥“三家村”的情景,抑扬顿挫,但把“牛鬼蛇神”念成“牛鬼神蛇”。杨老师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自然难逃一劫,由于她家与我家住得极近,她还托我从家中往学习班捎粮票。家中只有三个从13岁到17岁的孩子。学习班一结束,回家不久的一个夜晚,她就在家中上吊自杀。我在学校一听说,马上赶到她家,遗体已运走。可怜哪,三个孩子都在家,杨老师半夜决定弃世,女儿就睡在旁边。据“军训团”领导蓝干事告诉我,杨老师就在出阳台的房门顶上拴根绳子上吊,由于绳子太细,她竟然掉了下来,以致蓝干事早上赶到,犹有体温。据说,13岁的女儿就睡在房间里,被她掉下来的声音惊醒了……
  准确地说,我校第一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教师何佩华,1966年8月8日,即所谓“十六条”发布的那一天,这位姓何的老教师被连续几个月的打打杀杀吓破了胆,在清晨跑到学校附近的铁道上卧轨自杀,身上的五分钱硬币被火车车轮碾成杯口大……另一位教导主任1968年4月被学生殴打至死。
  而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中第一个自杀的教师是教物理的伦毅老师,曾教过我。伦老师在学习班两次自杀,两次被救活。在一天斗争会后,伦老师喝下了农药(敌敌畏),被发现后送到医院救治。救活了,接回学习班再接受批判,此时又多了一个罪名:向无产阶级政权挑战。由于身体虚弱,伦老师一个人躺在教室里地板上,趁其他人继续开斗争会之际,第二次自杀,他用玻璃片划开了肚子,把肠子拉了出来……
  1968年10月,停课三年的学校涌进了三届新学生。为了对他们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学校举行一个“阶级教育展览会”,我参与了筹备。其中一件事便是展出“牛鬼蛇神”的照片。我带人到了医院,站到医院病床上,跨在伦老师身体上方,为他拍了正面照。伦老师紧闭双眼,以此表示抗争……
  下图就是当年到医院拍照的介绍信,介绍信的文字是我的亲笔:





二 被关在柜子里的邵老师

  1968年夏天,正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疯狂阶段,这个“运动”是直指“国民党残渣余孽”的。那些“历史复杂”的人,很快就陷入灭顶之灾。
  七中原是一所教会学校,1949年之后教会学校被称作“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邵明耀老师就是这所学校的老教师,我还知道,他的太太是一位钢琴家,也在七中任教。
  我不是七中的学生,但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直接造成对邵老师的伤害。我当时是17中的学生,是“清理阶级队伍”的骨干。1968年夏天,得知我校有位教师加入全市性的教师组织“中教红司”,而“中教红司”是被认为“人员成分复杂”、“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教师组织,于是我们展开全面调查,而调查就是迫害的前奏了。
  到七中“外调”时,主要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的一位女红卫兵接头,她比我低两个年级。七中有邵明耀、董守三等教师也参加了“中教红司”组织。我讯问过邵老师,讯问时瞪眼拍桌是肯定的了。现在,我还保留着当时的审讯记录本。
  在当年大约8月份,我在文德路原市文联大楼又碰到了那位女“主义兵”,实在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盘踞在这里的。她说:“走,审审邵明耀。”在文联大楼的一个房间,“女主义兵”拉开了一个书柜的门,里面赫然坐着一个人,那就是邵明耀老师,他在瑟瑟发抖,也实在不知道红卫兵是如何把邵老师弄到这里来的。我问了一个问题,邵老师说不清楚。“女主义兵”拿起一根木板,在他的头上敲打:“你说不说,你说不说……”,邵老师不断发出哀嚎……最后,“女主义兵”拿起一块砖头,向邵老师的脚面砸去……
  时间可以流逝,但是罪过永远不会磨灭。请看到此文的七中学友转达我的忏悔,起码这一次,邵老师受虐,是因我而起的。再次对邵老师道歉,我祝邵老师健康长寿!

三 对不住林老师

  1968年5月,我在“军训团”办公室发现了一封来信,是本市一所医院的一位护士写来的,信中反映我校林老师对她有非分之想。
  林老师,是我校的化学教师,50多岁了,一人独居,并无什么“政历”问题。我们找到了林老师的邻居(就是女护士的兄长)调查,林老师的行踪被形容得鬼鬼祟祟,说他像要投毒害人的样子。——他可是化学老师啊!阶级斗争这根弦马上就动起来了。我派了两个低年级的女同学跟踪林老师,却不料被他发现了……我们登时恼羞成怒。
  事不宜迟,我们一行十多人火速行动,直扑林老师的住所。目的第一是找找“罪证”,第二是打打他的“气焰”,第三呢,确实是想在他那里弄点钱,因为搞教师的“外调”,缺乏交通费。
  他不在家,我们强力撬开了门锁,翻箱倒柜……可什么也没有发现。于是,发泄开始了:把他的衣服倒上墨水、砸烂了柜子、书桌、在墙上写上“打倒林××”……最后,拿走了一盏台灯、一个圆规、牙膏……还有30元钱。很难想象,林老师回家后见到满屋凌乱会有什么感觉,可是他不敢做声——1968年5月,正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之时。
  1968年年末,我们将要离校了,林老师小心翼翼对“校革委会”提出被抄家的问题,“校革委会”的一位教师代表问起了我,我态度强横地拒绝回答。
  1978年,我离开学校到工厂也有十年了,一天,学校有人来到工厂,向我了解十年前的事情。——原来,当时“拨乱反正”,开始清理“文革”时的冤假错案。学校的来人说,林老师说你们打烂毁坏了他的东西,还拿走了500元钱……我回答说,打烂毁坏林老师的家具是事实,不过,真的只拿了30元,没有500元那么多。30元大多用在“外调”的路费上,剩下的9元多我离校时亲手上交学校财务了……我在书写的材料上,第一次对林老师表达了歉意。说实话,我在当时有点紧张,500元钱在上世纪60年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万一林老师一口咬定,我怎么办呢?我不由地紧张起来。我感受到了,林老师对此事的愤恨有多深。后来此事没了下文,不了了之。大概当时不少事情都这样,“文革”的“冤假错案”清理得过来吗?
  林老师很早就调离该校,前年我曾经打听过他的去向,没人说得清。在此,我对林老师表达悔意,实在对不起!深深惭愧,为当初自己的兽行。

四 我对教导主任之死负有责任

  1966年6月,“文革工作组”进驻学校,为了“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一下子就把七个“内部掌握”的“四类分子”的名单抛了出来,这其中就有教导处副主任庞乘风。随后,他们统统被押送回原籍。1968年4月初的一天,我在学校“军训团”蓝干事的桌面上见到一份《申诉书》,是庞主任写的,内容是为自己因“历史反革命”罪名被押送回乡而作的辩解与要求。
  我见到这份《申诉书》,立即与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关于“右倾翻案”的论述联系起来,(当时是“杨、余、傅事件”之后),想到了“紧跟”。所谓“紧跟”,就是“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之谓也。
  一天晚上,我纠集了几个“战士”到教工宿舍及学校的显眼处,刷上了几条诸如“不准庞乘风翻案”之类的标语。几天后,竟然传来了庞主任的死讯,他是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打死的。据“军训团”蓝干事说,头天晚上,“主义兵”把庞主任叫了去,一伙人围成一圈,伸手就打,打到半夜见人不成了,急忙从墙头拖过去,扔回家里就跑了。庞主任当天晚上就咽了气。
  就这样把人打死了!开始时我是感到了某种震惊。但是,在当时打死个把“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一件完全不值一提的事,蓝干事压根就没有往上报,估计上头也不要求上报。我内心稍萌的“罪恶感”很快就平息了。为首打人者郑某,我的同届邻班同学。郑某“根正苗红”,颇得“政治”眷顾,还是在校中学生竟然去当过“四清运动政治学徒”;“文革”狂飙扫到学校,则荣任“文化革命工作队”队员之职。到了1967年,其母被“揪出”,据称是“叛徒”。郑某就从天上跌到了地下,同校如花似玉的妹妹,竟也因之精神失常。郑某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犯下了弥天大罪。
  郑某下场亦甚凄惨。上世纪80年代初他曾在某国有大公司党政部门工作,后因此事被揭发,受到了处分,随后患上了不治之症,终年不及四十岁。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一个普通的中学也变成了“绞肉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校“非正常死亡”的学生有7人,教师有4人。
  我把这一秘密埋在心底32年,自己也从毛头小子到了花甲之人。此事再不提起,将会湮灭在冥冥之中。假如不是我当时的无知,“主义兵”或者不会知道有人在“翻案”,事情有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虽然庞主任很难躲得过随后“清理阶级队伍”的屠戮,但事情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清夜扪心,深感痛疚,我诅咒自己的过错,诅咒这一年代。愿庞主任在天之灵安息!这是一则“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故事的现代版。
  上世纪80年代初,学校清查“文革”中“非正常死亡”教师的情况,找到了我的一位同学,我也知道。本来最清楚前因的我,最能说清情况。但是,我怕影响自己的“前途”,怯懦的没有主动前去。虽然可以用“当时环境”作遁词,却实在是再一次对不住死者了。
  我真诚地为当年所做的一切忏悔!把上面的话说出来后,心里好受了一点。

(责任编辑 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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