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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卓民:队长王根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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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当年知青插队生活,有一个人是我一生难以忘记的,他就是我的生产队长王根春。我对他永远怀着一种深深的歉意和敬意。

“冤家路窄”

我们是青田县首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因为青田是个山区县,所以我们就在自己本县农村插队落户。第一批分配在石盖公社。因为是首批,为了造声势,县里搞得特别热闹。4月14日,青田县革命委员会在县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县革委会主要头头都参加了大会,我作为知青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表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决心”。

4月15日上午,我们67名知青乘坐两辆公共汽车从县人民大会堂出发,到船寮公社水井头村下车,然后乘渡船到对岸溪滩,溯江而上到石盖口,再由石盖口走到公社所在地。公社革委会在石盖大队的破祠堂里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然后宣读落户在各生产队知青名单。我被分配在洪岙大队第六生产队。宣读完毕,知青们便由各生产队队长来帮他们领走,队长给他们挑行李,知青们跟在后面走。顷刻之间,所有的知青们便散去了。空荡荡的祠堂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没有人来接。等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是不见队长踪影。后来,公社的干部对我说,“这里离你的生产队不远,你就自己去吧!”不得已,我自己挑着行李到洪岙村,然后四处打听,找到自己的住处。我住在村头坑边一户农民的家里。我是全公社唯一一个自己挑行李到村里的知青。

队长为什么不来接我呢?是不是生病了?或者有事情来不了?可是,不对呀,有人告诉我,在会场曾看到他,可是他后来到哪儿去了呢?他又为什么要走了呢?他对我有什么意见呢?我从来没来过石盖这地方,我们可是素昧平生的呀!……,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他不来接我的理由。

大约过了半个来月的时间,队里一个农民朋友悄悄地问我,“你是不是打过'马狸'(队长绰号)?”

我说,“没有!他在石盖,我在城里,我怎么可能打过他呢?”

他说,“我想想也不可能。他是一个农民,你是一个学生,……”

我问,“是他自己说得?”

他回答,“那倒不是他说的,是其他人说的。说两年前在青田2·15事件中,他到城里开会,……”

“2·15事件”,我感到有些愕然, “这怎么可能呢?”

“是啊,这怎么可能呢?天底下哪会有这么凑巧的事呢?村里人都讲了,不可能。看你戴着一副眼镜,根本不象一个打人的人,……”

“2·15事件”,农民朋友的话勾起了我的回忆,两年前血腥一幕如电影一般在我脑海里慢慢浮现


近乎离奇的恩怨故事

1967年,青田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文攻武卫”阶段,武斗不断升温。68年春节过后,按照惯例,农村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开始进城参加每年的四级干部大会。2月14日,一批农村土干部背着被子从西门山往二轻局方向走,我们当时驻守在县文化馆,看到后,决定去把被子抢回来。因为2月13日晚上,我们有一些同学住在青田中学的宿舍里,被子刚刚被另外一派的学生抢走。

我们十几个学生拿着棍子抄小路,从百货公司到五金厂的那条小路直插金丽温公路。我们大声喊道,“把被子放下,把被子放下,缴枪不杀!……”胆小怕事的放下被子也就没事了,那些背着被子跑的,我们就追上去打。那天,我确实打翻了一个人,一棍子打在那人的头上,他的脑袋上流出了血。当天,青田"三代会"发表了严正声明,还点了我的名。当时,我也不知道被我打的是谁?我只知道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因为2月15日,青田两派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冲突,“2·15”流血事件让我们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刻骨铭心,因此,对2月14日"夺被风波"这个时间,印象也特别深刻。

事后,我把"夺被"这件事早已忘的一干二净了。但是,没有想到鬼使神差,两年前我打了的人,两年后竟然是我的生产队长。全县三百多“三届生”,偏偏我被分配到了他的生产队。我这个人不怎么迷信,但此时,我却不能不相信“因果报应”的法则。否则,天下的事情怎么可能这么凑巧。王根春其人王根春是他的大名。在洪岙这地方,没人叫他这个名字,都叫他“马狸”。叫他的两个儿子也是“大马狸”、“小马狸”。王根春的老婆死了已经多年,当时,两个“小马狸”都还小。

“马狸”属猫科动物,外形有些象猫,昼伏夜出,喜欢入宅偷鸡,农民叫它“偷鸡猫”。那个年代,鸡是农民最重要的副业收入。农民就靠鸡蛋到商店换一点酱油、盐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农村的人都很恨“马狸”。

王根春是个小老头,个子小,脑袋小,眼睛小,但是嘴巴不小,也可能是小时侯咬硬的东西咬的比较多,下腭的牙齿比较朝外,因此他的嘴巴看起来永远是撅着样子,有些“尖”。所以大家就叫他“尖嘴马狸”,因为“马狸”的嘴巴尖。其实,叫他“尖嘴马狸”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的这张嘴巴从来“不饶人”。只要是他看不顺眼的,他就要说话。因此,村子里一有什么“罚禁”之类得罪人的事,都要请他出面。他是个不看别人脸色行事的人,铁面无私。每次,都是他坚持着“一定要按照'乡规民约'办事”。他说话说一不二,从来不改口,经过他处理的罚款都很重。因此被处罚的人总是在心里头恨他。但是尽管恨他,但是每次处理什么矛盾、纠纷,大家都还是一致推选他。那个年头,附近的山上都基本“剃”了光头,只有洪岙第六队的山林依然一片郁郁葱葱,人们说,这都是因为有“马狸”看着。
队长王根春是这样的一个人,如今我在他手下插队,接受他的“再教育”,他会不会报“一棍之仇”,我感到有些担心。

“一碗清水面”

“马狸”的脸总是拉的长长的,没有一丝儿笑容。第一天出工,他连看也不看我一眼,没名没姓地说了一句,“你跟碎民(大马狸)去西周潭扒灰堆”。那个时候,队里的活都是由队长派的,我知道他这是派我的工,我也不响,跟着大马狸走了。

西周潭离村子有十里地。十里弯弯的山道,走都有些走累了。所谓“扒灰堆”,就是把灰堆里面没有被烧尽的杂草枝桠扒出来,清理到一边,然后重新烧掉。这活虽然不是很累,但是很脏。一抹汗,脸上就象“包公”一样黑黑的了,最主要的还是灰堆里的荆棘太多,还只是半天功夫,两手早已是伤痕累累了。

一个多月过去,“马狸”队长一直是这样冷冷地对我。我明白,他心里是对我有"气"。有好心人劝我,去向队长“认个错”“道个歉”。我不愿意,“一是不愿意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二是不愿意再次把两年前的旧疤重新撕破。我下决心在劳动中改造自己,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以赢得贫下中农的信任,什么农活我都干。

半年过去,插秧、耘田、耙田、铲番薯垄等简单的农活基本学会了。皮肤黑了,手上的老茧厚了,脚底板硬了,肩上的力气也有了。

双夏(夏收夏种)是农村最忙的季节,抢收抢种,所以特别紧张。一年里面,也就是这段时间最辛苦。每天出工的时间长,干的活也多。农民已经习惯,他们并不感到怎么样,作为我们知青,第一次这么累,大家都感到有些受不了。

记得有一天中午,我累得回到家里就躺到床上去了,午饭也懒得做。在迷迷糊糊中,我突然听到窗外有人叫我。我起身一看,原来是队长。他手里端着热气腾腾的一碗面,说“就一碗清水面,我知道你肚子也饿了,充充饥吧!”我不推脱,也没说一声谢谢,端过来就吃了。吃的时候,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我不知道这眼泪究竟是感动的眼泪呢?还是辛酸的眼泪?

这是一碗地地道道的清水面,别说肉,没有一丝油花,就是菜叶也没有一片。但是,这是我平生吃过最难忘的一碗面。

“我不写大字报”

1971年冬,在全国各地又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当时,青田的派性斗争还很激烈。因为我曾经当过青田县一派学生组织的头头,因此,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冲击。大队和公社的一些不同观点的人开始串连。有人在村头的墙上贴出了大字报,把我当年棒打贫下中农、共产党员王根春的事抖露了出来。有人找到我的队长王根春,动员他写揭发我的大字报,“当年你头上被他打了一个洞,你难道忘了。你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你应该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趁这个机会报仇”。王根春撅着那张又尖又长的嘴巴,骂道“妈的,我再也不会上你们的当了”。前来动员他的人讨了个没趣,悻悻地走了。

他没有对我提起过这件事,有人动员他写大字报的事是事后别人告诉我的。当时,我确确实实被他深深地感动了。我终于对自己当年的无知和鲁莽感到愧疚。

在洪岙大队插队的两年多时间里,队长王根春从来没有问过我是否真的打他一棍子的事,他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过那“一棍子”的事。直到我就要离开洪岙的头一天,我特地去他家里告别,告诉他事实真相,并向他道歉。他说,“都是早已过去的事了,我都忘了,你还提它干什么。我们无怨无仇,我们都是上当受骗。”这就是我的队长,这就是我们农村的农民。

在洪岙两年多的插队生活,使我开始了解了农村,了解了农民。从队长王根春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农民的朴实和善良。

两年的农村生活,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最主要的是让我懂得了怎样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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