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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蜀:记重庆地区147位文革亲历者口述录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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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将记忆付秋风
——记重庆地区147位文革亲历者口述录制工作

何蜀

从2011年7月到2013年7月的两年间,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员会(简称文史委)和重庆市图书馆联合开展了一项较大规模的抢救性工作:录制文革亲历者的口述。我有幸应邀参与其间,有许多收获及体会。转眼几年过去,当年曾参加口述录制的147位文革亲历者中,已有十余人先后病逝,当时跑前忙后主持口述录制具体工作的文史委副主任杨力先生,也在他尚未到退休年龄的2016年4月突发恶性淋巴癌去世。我作为这一工作的全程参与者,深感有必要也有责任将有关情况总结、记录下来,供关心文革研究和口述史抢救的朋友们参考。
本来,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记录和研究中国当代史不可或缺的内容。但是多年以来,因为一些有形或无形的禁忌,使这方面的记录工作也成了许多人不愿涉足的“敏感区”。尽管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曾提倡过把文革亲历者的回忆作为文史资料搜集整理的重要内容,但因为没有具体的规定与要求,此后虽有一些地方政协文史委主编的文史刊物陆续发表过一些文革题材的回忆文章,却始终未能像以前搜集整理民国时期军政界、工商界、文教界、宗教界等各界社会名流的回忆那样有组织、有规划、成规模地进行。
2011年,重庆市政协分管文史工作的副主席吴家农先生,向文史委提出,要抓紧抢救文革亲历者的口述,并作出了具体的部署,文史委主任李自治,副主任杨力等都积极行动起来。但因他们在文革爆发时只是中学生或小学生,后来也没有进行过专门研究,对重庆文革的历史了解不多,怎样才能找到合适的文革亲历者来做口述是个问题。我的一位老朋友邵康庆,原重庆市图书馆馆长,得知这一情况后,向政协文史委推荐了我。因为我从事文革研究多年,对重庆文革的大体情况较为熟悉,与重庆文革中两派群众组织的不少负责人或骨干成员都有过接触了解。当我得到邀请后,也觉得这对深入了解重庆的文革历史是难得的机会,便愉快地参与到这一工作中。
整个口述录制工作,大致是先物色、联系口述对象,向其介绍口述录制工作的目的和方式,征得同意后约定时间,到时候由政协文史委派车接到重庆市图书馆进行摄像录制。个别年纪太大、身体不好而不便出门者,则直接到其家里去录制 。
因文革前期重庆市还只辖八区三县,以后行政区划一步步扩大,而当时特别是大规模武斗时期还不属于重庆管辖的周边地区,与重庆文革有密切关系,今天又已成为“大重庆”的组成部分,因此还专门请来了当年属于四川省江津地区的永川红旗派的主要负责人录制口述,并专程去涪陵、万州录制了当年属于四川省涪陵地区、万县地区的一些文革亲历者的口述。此外,重庆当年两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有好几位现居成都,还有重庆文革中所谓“萧李廖黑帮”成员、后来担任过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从四川省政协主席任上离休后也在成都,因此录制组还专程去了成都对他们作口述录制。还有一次计划外的北京之行,是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联系好要去采访原驻重庆的五十四军军长、重庆警备区司令员韦统泰,政协文史委得知后,认为机会难得,与党史研究室商定后,也就派口述录制组一起前去,对住在医院里的韦统泰将军做了二十多分钟的口述录制。
我在录制过程中,主要是物色、推荐口述对象并帮助作一些联系或说服动员工作,录制前提供一些相关背景资料,录制时在现场作提示、引导或提出一些需要重点了解的问题,录制后根据录好的视频光盘打出口述内容的文字稿 ,再由文史委打印出来分送口述者审定和修改。

参加口述者情况分析

在这两年间,共录制了147人(女性10人)的口述,其中原八一五派41人(女性1人),原反到底派67人(女性7人)。当时属于四川省的原永川县1人,原涪陵地区7人,原万县地区10人。其他21人(女性2人)。
原重庆两派的口述者中,八一五派比反到底派少26人,其主要原因是反到底派有个热心人李木森,他既是历史形成的当年反到底派的“一号勤务员”,又是一个乐观开朗人缘好的人,多年来重庆一些当年文革人物发起的各种聚会,往往都要请他出面约请人来参加。他从口述录制工作一开始就积极主动为此物色、动员有关人士参加,而且不限于原反到底派的人士,原八一五派的如熊代富、刘德胜等也是他联系、动员来的。而八一五派方面则缺少这样一个热心人。
当年永川红旗派及永川三代会的主要负责人叶大明,也是李木森帮忙联系介绍的。永川红旗派是当年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成都军区认可的“革命左派”,并由成都军区报告中央批准给永川红旗派发了枪支弹药,组建了川东民兵师(实为红旗派的武装力量)。因此永川曾被视为川东的“红色根据地”。录制口述时我们还不知道叶大明与当年永川的对立派工农派的头头也有了友好的联系交往,他所写回忆录都找他们座谈征求了意见。但得知这一情况时录制工作已经面临结束,没有顾得上请工农派的人士也参加口述录制。
原涪陵地区的口述录制工作,得到在涪陵的重庆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张公振与原涪陵忠实派红卫兵总负责人罗成胜的大力支持(最先到重庆录制口述的罗成胜即由张公振引荐)。在涪陵的录制中,他们积极配合,主动联系、介绍口述者,并经常参与陪同,帮助作些提示和解释。可惜的是当年涪陵红贸派人员中只请到一位该组织的发起人李堂皇,没有请到更重要的人士参加口述录制,因红贸派的主要负责人赵树金、况道成等都在1967年秋红贸派被支左部队支持忠实派武力驱赶出涪陵县城后,在逃亡途中涉及多批次杀害俘虏的罪行,已经在当时就由司法部门逮捕判刑,刑满释放后去了外地或已经病逝。本来李木森热心联系上了当年涪陵红贸派的一个重要人物黄连福——虽然黄连福当时属于重庆八一五派支持的涪陵红贸派,但他和李木森在1970年央学习班里曾“同学”数月,结成了超越派性的友谊。黄连福得知录制口述一事后十分高兴,马上答应参加,但不幸两天后在家里卫生间不慎跌倒而意外病故。
当年万县地区造反派在支左部队支持下把保守派红色派打出县城后,红色派在农村地区以“杀翻天派”为名对“黑五类”人员、家属及造反派实行了大屠杀,其部分凶手及头头后来被判刑入狱 。红色派被瓦解。以后造反派又分裂成为两派。这次口述录制时这两派都有代表人物参加,可惜没有找到当年红色派的代表人物。
重庆当年两派群众组织进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各15人,因两名副主任暂缺,各有14人。常委4人中,原八一五派的陈万明、周家瑜参加了口述录制,反到底派的邓长春已故,王兴国失联。省革委委员参加口述录制的,八一五派有吕炎、彭期远、蔺习廉,反到底派有黄廉、段炳森。当年进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的两派代表各40人,副主任4人中,八一五派的袁金梁已故,熊代富和反到底派的黄廉、李木森都参加了口述录制。常委8人中,八一五派的方文正、韩荣华失联,段德昌已故,赵行贵据说正忙于在医院陪护病人,未能联系上,反到底派的汪友根、蒋良知、雷中伍参加了口述录制,徐光明拒绝参加。市革委委员中,参加口述录制的八一五派有刘德胜、黄荣华,反到底派有吴凤岭、蒋树民、夏祥贵、刘祖国、李政、李天鑫、姜可中、萧星岷,其他委员或是已故,或是失联,或是拒绝参加。
当年重庆两派全市性大组织负责人参加口述的有:
八一五派:革联会 前期熊代富、谭柏树,革联会后期陈万明,工总部 阳增泰,红警区 周家瑜。农联会 赵行贵未联系上。机关指挥部 只有任光泉参加,段德昌已故,邱文玉拒绝参加。文艺界司令部 刘志诚说正在癌症治疗中,表示婉拒。
反到底派:工总司 李木森、黄廉、汪友根、夏祥贵,农总司 蒋良知,红中司 萧星岷,机关司令部 段炳森、粟远奎,文艺界延安兵团总部 李天鑫。只有大专院校司令部 王兴国失联。
从原重庆两派参加口述者的行业身份可知,当年的中学生、中专生有38人,工人及技术人员、企业干部有35人,这两类人参加口述录制的最多,其他一些部门很少甚至是空白,如财贸系统无一人参加,重庆两大派的财贸系统主要负责人王绍川、甘廷荣,都拒绝参加做口述,但各有不同的原因。只不过他们都已经在多年前分别单独给我个人讲述过他们的文革经历,我都已经作有记录。当年重庆的十二所大专院校中,只有10人参加了口述录制,其中重庆大学6人,西南师院3人,四川外语学院1人,还有多数学校无人参加,一个原因是不好找人,因大学毕业后许多人都分配去了外地,有的重要人物无人知道其下落。有的人则是对回忆往事表示拒绝,如当时反到底派中有名的重庆大学井冈山负责人徐光明、西南师院八三一纵队负责人周荣,师专八一五派负责人唐忠明,西南农学院八一五派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甘邦举,都拒绝参加口述录制。
当年重庆有七所军事院校,校内的群众组织也跟地方上联系密切而且也分成了两派并参加了大规模武斗,在重庆两派的武斗停火协议上也经常有军事院校代表参加签字。但这些军事院校有的已经撤销,有的如七医大迁走又迁回后又改名为三医大。当年那些学员也基本上去了外地。近年与我有联系的两位也都在外地 。因此这次口述没有联系到一位当年的军事院校文革亲历者参加。
按当年的政治身份划分,这次参加口述录制的有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当权派、支左军人、“黑五类”子女,还有反对文革的“反革命”。因当年的当权派如今已大多过世,无法约请到更多更重要的人物,是个遗憾。原保守派也未能约请到重要的负责人,如当年重庆著名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楚光辉,年事已高,也不愿谈当年事。其他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的主要负责人,都不知下落。
参加口述录制的原造反派人员最多,这也是近年比较突出的一个“失败者书写历史”现象。因这些造反派人员在文革结束之后都经历过“揭批查”、“清理三种人”等运动的反复审查、冲击,有的还被捕入狱或判刑劳改、劳教,仅参加这次口述录制的原重庆两派108人中,这类曾遭牢狱之灾的就有二十多人,其他人凡是当过大小头头的,也大多被关过实为变相监狱的“学习班” 。他们大多认为自己是受冤枉的,总想有个机会倾诉,因此听说有这个机会便积极参加。其中一些人是打破多年的沉默站出来做口述,比如原八一五派的学生领袖熊代富,曾官至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后来被当作“三种人”清除出中共,被迫“下海”,历经艰辛后成为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原反到底派北碚猛虎团的团长邱开全,因在武斗中有杀俘罪行而在文革中即被捕入狱,后来被判过死刑缓期执行。他们都从来不愿接受任何采访,也不愿谈当年事。可是这次听说是由市政协文史委主持录制口述,便都毫不犹豫地答应参加,而且做了很认真很实在的口述。

艰难的抢救

也许有人会以为做口述是很简单的事,不过是听人讲,作好记录罢了。其实这里面的艰难非亲历者很难理解。
要做口述,就得有人愿意讲,而这第一关就困难重重。因为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原因,许多年来文革已经成为“敏感”的禁区,你要想找人了解文革历史,常常会得到这样的敏感反应:你想做什么?在这次口述录制中,我就不知为此碰过多少钉子。
有的人一听说是要做文革亲历的口述,十分干脆就拒绝了。一个朋友介绍了一位当年中学生,是该校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而且说他很有思想,见解深刻。我本来以为这样的人应该很容易理解做口述的重要性。但不料打去电话后,他一听我说起这事,马上就打断我的话头,非常愤慨地斥责道:“几十年前的那些事你们还纠缠做什么?不要再说了!”
有的人虽然没有一口回绝,让你以为有希望,白费许多口舌,而最后希望落空。比如一位原新闻界的造反派头头,先没有拒绝,只是说要考虑一下。后来经我几次电话劝说,表示愿意参加做口述了。但是当政协文史委与他约定时间时,他却又反悔了,因为当时许多媒体都报道了2013年2月浙江瑞安法院审理判决了在外逃亡几十年的81岁老汉邱日仁文革时期杀害洪云科一案。这一则消息使他大为惊恐,认为“又要重新清算文革问题了,我不能自己讲些出来让人抓辫子”。
还有一位当年较有影响的文革人物,我多次与他电话联系,他都不明确拒绝,而只是推说自己还在外地没有回来。后来据知情人说,他其实根本没去外地,一直都在重庆。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位当年一个地区著名的学生领袖,曾担任过地区一级的革命委员会领导职务,后来因武斗责任问题被判刑入狱。这次做口述时,重庆市政协文史委通过当地政协文史委联系上他,动员其参加口述录制,他先要求由当地政协出具介绍信,拿到介绍信后,他又提出要请另一位当年的人物一起参加。当把那位人物也请到以后,他最后明确表态拒绝了,说:“你们少来那一套,我晓得你们就是为了搜集材料,为南方报系那些反毛势力提供否定文革的炮弹!”这样的态度真叫人大出意外,哭笑不得。
即使答应参加做口述的人,也会有思想上的反复。有一位工人造反派头头,先没有表示过拒绝,很容易就答应了参加,当政协文史委按约定的时间派车到他家外边去接他时,他却把手机关了,文史委的人在外边怎么也打不通他的电话,而这边图书馆已经做好录制准备在等着了。最后文史委都想要放弃了,他才不知怎么又想通了,开通了手机,出来上车了。
另一位原工人造反派组织头头,十分爽快地就答应了参加做口述,可是当把他接到了图书馆贵宾室后,他一看室内两台定好机位的摄像机和打好的灯光,大惊失色,说:“还要搞这些呀?”随即借口上卫生间,就一去不回,让我们足足等了约二十分钟,大约他又打电话向其他一些人征求了意见,才终于打消顾虑回到录制现场。

口述录制中的几点体会

在这次口述录制之前,我已经陆续接触过一些当年的文革群众组织负责人或骨干成员,但是都没有这一次这样集中,涉及面这样广,因此有些体会更加突出。总结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一、重视口述在抢救史料与互证史实中的作用
口述在抢救个人记忆史料上有很重要的作用。因为许多亲历者甚至是重要的当事人,即使没有顾虑,都很难写出回忆录,有的是因为没有写作习惯,有的是认为写出来没用,有的则是根本没有写作能力,比如这次做口述中的原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总部主要负责人、曾任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刘祖国,是小学都没毕业的造船厂锻工,抡大锤的铁匠,他虽然文化不高,但记忆力好,做口述时还能把文革结束后“揭批查”运动中法院判处他徒刑时的判决书上“刘犯祖国……”的一条条罪状背诵出来。像他这样的情况,显然做口述是最好的办法。而文化较高的人也不一定就会自己写出回忆文字,比如当年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的负责人黄顺义,是一个踏实做事的人,时称“老黄牛”,了解情况很多,态度也很严谨,以高级工程师职称退休后,还自愿花了许多时间精力搜集重庆大学两派在武斗中死难的27个同学的资料(可参阅本刊第35期《为了不应忘却的27个同学》)。多年来我一再鼓动他写回忆录,但他先是推说资料不够,后又说眼睛有了老年白内障,难于写作,总是不愿动笔。而这次一听说做口述,他就积极参加了,还事先写好一篇有关“痛定思痛”之后对文革反思的认识文稿带来,在口述的最后当场宣读。
显然,如果不做口述录存下来,这些不管文化低还是文化高的亲历者的许多珍贵记忆,都只会是“往事如烟”,随风消逝。
在这次口述录制中,我了解到不少过去所接触资料中没有记载或记载不确的史实真相。比如重庆市中心解放碑旁边交电大楼在武斗中被焚毁的真相。当时因反到底派在大楼上设了个“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影响很大,成为八一五派决心拔除的“眼中钉”,在八一五派组织的攻击中,交电大楼是怎么着火烧毁的,始终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当年“完蛋就完蛋广播站”的站长曾被重庆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关押多年,要逼他承认是自己放火烧毁的大楼,但他当时根本不在现场,拒不承认。后来又有材料上说是八一五派打燃烧弹或扔土燃烧瓶引起火灾,也都是道听途说,没有确实的依据。这次口述时,当时的八一五派前线指挥杨金华,机校联合兵团的武斗队长,才说清楚了,那是他见久攻不克,调集了几支信号枪,在马路对面的东方红电影院楼顶上向四楼一底的交电大楼顶层窗户内同时发射信号弹,引燃了室内的易燃物而起火的。
还有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舰队”司令邓长春在“反到底一号”舰艇上召开“烈士追悼会”时枪杀八一五派俘虏二人为“死难烈士”祭灵一事,当年虽经驻军负责人向全市公开批判并在《重庆日报》上发表过批判文章,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案,但因邓长春已故,具体“行刑”者也在那之后不久即遭到八一五派追杀死于非命,具体杀俘情节很少有人知道。这次口述中则有几位在现场目睹了全过程的亲历者——有在河滩上参加大会的,有在甲板上担任警卫的,有在甲板上旁观大会的,分别从不同角度讲述了各自记忆中的情景:有人讲到“行刑”者拿枪的手怎样颤抖,有的讲到一位俘虏在临刑前口中一直不停地念叨毛主席语录“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还有人讲到当时有一个北京农机学院的学生以“首都红代会”名义讲话,强烈要求“反到底派代表山城人民严惩八一五凶手”……这些多角度的回忆补充了很多真实、细微、生动的现场描述,从而使历史细腻鲜活起来,这也正是口述史独特的魅力与价值所在。
二、不要迷信口述者在文革中的名气
这一点,在此前我就已经有所体会,但这次口述录制中接触到更多的文革人物时,体会就更深了。有的人在文革中名噪一时,甚至家喻户晓,看起来好像他应该能讲出许多重要的文革历史情况,其实不一定。因为文革中的名气,有时是时势造成的。比如重庆两大派当年都各有一位名气很大的人物,成为两大派的“代表”,似乎他们应该了解许多情况,然而在我与他们接触中发现,他们当年的名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派的攻击而造成的,是被骂出名的。他们成为对立派重点攻击的目标,或是因为被对方认为最有“辫子”可抓,是某派最容易被打痛的“软肋”,或是因为在本派中最喜欢抛头露面,热衷于场面上的活动,因此给对方造成突出印象,就要“枪打出头鸟”。实际上,这样被骂出名的人,却不一定是真正做事的人,对有关的具体活动并不一定了解,甚至问起来一无所知;或者因“名气”所累,想“打扮”自己,有意回避一些重要问题。因此,这种“名人”所作的口述,有价值的史实内容并不多,还不如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
另有一位号称拥有数十万之众的全市性群众组织的“一号勤务员”,即俗称的“司令”,他们那个组织很有特点:在两派大规模武斗中走“第三条道路”,拒绝参加武斗。因此我对这位“司令”的口述抱了极大希望。结果做口述时,除了他自己怎样起来造反的经过外,对该组织的活动特别是为什么要走和怎么走“第三条道路”的情况,讲不出什么具体内容,似乎处于“失忆”状态,让人大失所望。
三、口述者年龄不宜太大
这次口述录制中,就遇到一个问题,即有的口述者年龄太大,许多该讲的事已经讲不出来了。记忆的流失是残酷的,不管记忆力有多好,也无法对抗议岁月浪涛的冲刷。
一位老干部,在前些年已经写了些文革回忆文章,并且自印了一本小册子。虽然其中不免有他多年习惯性的“党八股”腔,许多空话套话,但总还是有些具体史实内容。而在这次口述录制中,他已经基本上想不起多少事情了,讲来讲去就是那几句话,最记得的是把他揪到解放碑台子上跪着批斗,跪在石台阶上,往前不小心也要摔下去,往后不小心也要摔下去……翻来覆去讲这几句。提示他讲一下其他事,有的是他前些年文章里写过的,他也想不起来了。
更遗憾的是对韦统泰将军所做的口述录制。事前,我按党史研究室和政协文史委的要求,写了一个采访提纲,提了二十几个有关问题,由党史研究室发给韦老的秘书转交给韦老,以便事先作些回忆思考。但没想到韦老毕竟年纪太大——做口述那年九十四岁了。当年五十四军的军一级领导干部中,除了还有一位副军长外,其他人都不在了,连一些当年的师级干部,比如曾在重庆市九龙坡区支左、担任过区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李九龙,也在几年前病逝了……韦老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他一开始就向我们表示道歉,说你们提的二十几个问题,我都只有交白卷了,为什么呢,因为记不起了。最后他只讲了一个他在1967年初被造反派红卫兵绑架到红卫兵司令部关了几天的事,还讲到五十四军移防离开重庆时受到的空前热烈欢送——看来那是他一生中最难忘却的情景。因韦老年纪太大,身体不好,已经是以医院病房为家了,那次口述录制时他儿女都在场,不让他说得太多。在我们为他录制口述之后不到一年,就听说他去世了。
有的愿意回忆往事的人,总把回忆往后推,认为要等自己再老一点再做,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人的记忆是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流失的。愿意做口述、写回忆的人,都应该趁早,抓紧做。“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不然,等到你终于想要说出或写出回忆的时候,许多记忆都已经无可挽回地消失了,甚至在当年的文字资料摆在你面前时,你也可能回忆不起来了。原重庆财贸八一五的主要负责人王绍川,曾担任过重庆夺权之后的革联会副主任,在军队干部支持下主持日常工作。他多年前找我帮他整理回忆,我请他先口述,我记录,结果恰恰是他文革中最重要的革联会时期那一段,他讲不出什么具体内容来,我把当年革联会的《山城战报》上有关他主持某次会议的报道拿给他看,他面对白纸黑字,也完全想不起一点具体内容或细节了。
四、必须做好口述前的案头工作
抢救口述,绝不是只管录制或记录下来就算完事,必须做好事前的案头工作,查看相关的资料,了解相关的背景,考虑好需要提出的问题。在这次口述录制中,有几次因时间安排或其他原因,我未能到场,而在场的文史委人员完全不知道口述者当时的情况和与之有关的历史事件与背景,不能提出必要的问题,因此就只能听任口述者随便讲,效果就不理想。有的口述者认真重视这件事,自己就准备十分充分,不但找出了当年的一些相关资料、笔记本、老照片,有的还写了简要的提纲或开头、结束的讲话文字稿。有准备与没准备就大不一样,录制下来的内容就要丰富、准确得多。
还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我当时已经在搜集整理重庆武斗死难者名单,在与一些口述者联系时,顺便问起他所在单位武斗中是否死了人、死了什么人的情况,希望能在做口述时带个具体的名单来,好几位口述者都带来了写好的本单位武斗死难者名单交给我,并在口述中对一些死者的情况作了具体介绍。
五、不能满足于一次性记录
这是我在长期的采访调查中得到的一个重要经验。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一定不要满足于只听他讲一次,最好能在不同时间里听他反复讲多次,或者对其中某些细节反复再问几次。因为口述的随意性很强,在第一次讲述时,他可能会为因思路的跳跃或当时考虑表述的重点不同,而把某些重要细节忽略过去,或者因兴之所至的夸张、无意间的口误而讲错什么细节。若能多反复几次,就有可能会作出一些自我修订或补充。这次口述录制,虽然限于安排上的原因,每个人都只录制了一次,但在口述文字稿整理出来之后,又送交其本人审定修改,也起到了反复的作用。有的严肃认真的口述者,就在修改文字稿时作了不少修订、补充,有的甚至补充了整页的文字内容。有的更认真的口述者,甚至还把整个修订稿拿到打印店去重新打印后再交给文史委。

本来这个口述录制工作还可以继续做下去,但因为市政协领导换届,新任分管文史工作的副主席不再热心此事,就只好告一段落。在后期工作尚未完全结束时,又遇到实际操作此事的杨力先生突然病逝,让人万分遗憾。不过,毕竟已经录制了这样一大批不同身份和经历的文革亲历者的口述,这在全国各地可能都还是不多见的。当然希望能有更多的地方、更多的有识之士,也把这种抢救性的工作做起来。能做一点算一点。做了总比不做好。在中国,许多事都是事在人为,有些看起来很难的事,只要有人决心做,坚持做,总是可以做成一点的。
年纪比我小十岁的杨力先生,在生前曾向我表示,他在做这次口述录制中,对文革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准备退休后也全心参加到文革研究中来。可惜他的愿望不能实现了。谨以此文表达对杨力先生的怀念。

(下图:2013年3月7日在廖伯康家录制口述,左起:廖伯康、杨力、何蜀。照片摄影刘贵辉,摄像朱昊。)

2017年4月26日改定于重庆风江阁


附录1 参加口述录制的文革亲历者名单
按不同地区、身份并分别按录制时间先后简介 。

原重庆八一五派
1 熊代富:重庆大学学生,重大八一五负责人,革联会副主任,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共青团市委书记、中共市委常委
2 郑志胜:重庆大学学生,武斗中专门为重大八一五处理尸体而被戏称的“尸长”
3 任光泉:重庆市经委干部,重庆市机关革命造反指挥部发起人和早期负责人
4 周家瑜:重庆大学学生,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重大革命委员会主任,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5 陈万明:重庆钢铁公司机修厂工人,革联会后期负责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大渡口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6 杨金华:机器制造学校学生,机校联合兵团武斗队负责人
7 黄荣华:女,长江电工厂工人,厂八一五联合总部常委,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8 吴崇仁:六中学生,32111战斗团一般成员
9 杨世元:重庆市文联业务组组长,革联会罗广斌专案组编外人员
10 黄顺义:重庆大学学生,重大八一五负责人,校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1 徐勍:重庆市曲艺团评书演员,八一五“叛徒罗广斌”展览解说员
12 彭期远:机校学生,机校兵团主要负责人,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13 扈来明:一中学生,八一五派群林市场“痛打落水狗”广播站站长兼主播
14 蔺习廉:长江机床厂带技校学生实习的教师,八一五机械兵团负责人,省革命委员会委员
15 蒋蒲勋:西南师院附中学生,附中“无产者”负责人
16 牟成彬:半工半读技工学校学生,技校“六二五”骨干成员
17 喻重书:六中学生,32111战斗团一般成员
18 汤大华:四川外语学院学生,川外八二六星火燎原负责人,北碚捍红总部主要负责人
19 范天杰:河运学校学生,河运校东方红战斗兵团负责人
20 苑隆伟:建设机床厂工人,八一兵团6657团“狂飙”队骨干成员
21 吕炎:长航661指挥部干部,长航兵团负责人,省革命委员会委员,长航重庆分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22 罗恩宇:六中学生,32111战斗团一般成员
23 邹越滨:二十九中学生,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一般成员
24 马述林:二十九中学生,《毛泽东主义战报》编辑
25 袁光厚:新华社四川分社重庆记者站记者
26 曹登驹:师专附中学生,师专附中八一五兵团骨干成员
27 刘德胜:江陵厂工人,八一兵团六五团负责人,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28 何国光:重庆大学学生,《8•15战报》编辑
29 熊文书:四十一中学生,四十一中东方红主要负责人
30 姚永年:建设厂工人,八一兵团6657团负责人
31 谭柏树:重庆市曲艺团创作兼演奏员,革联会常委,曲艺团革命委员会会副主任
32 李何明:江北区东方红公社农民,红农八一五区分部负责人,江北区革命委员会常委
33 阳增泰:朝阳电机厂调度员,八一兵团总部、八一五工总部主要负责人,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
34 毛熙华:轮胎厂工人,八一五派中梁山地区指挥部负责人
35 陈锦巡:南纪门中学学生,校八一五负责人
36 谢武周:空气压缩机厂工人,八一兵团总部负责人
37 黄莹作:造漆厂保卫科干事,八一五派石坪桥地区副总指挥
38 李维金:长江电工厂技术员,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39 蒋兴忠:无线电厂工人,厂八一兵团负责人
40 易永忠:长江电工厂供应科长,厂厂八一五联合指挥部主要负责人
41 王永川:重庆大学学生,重大八一五赴南充火花公社调查李井泉问题小分队成员

原重庆反到底派——
1 李木森:江陵机器厂助理技术员,军工井冈山总部勤务组、工总司勤务组、反到底六大司令部总勤务组组长,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2 朱登明:市中区建筑修缮联社施工员,工人造反军一支队主要负责人
3 邱开全:北碚区红岩公社农民,北碚猛虎团团长
4 黄廉:木材公司鱼鳅浩木材站采购员,工人造反军总部负责人,工总司勤务组副组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5 黎敦智:长安机器厂技术员,军工井冈山总部常委
6 蒋良知:北碚区蔡家公社农民,农总司负责人,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7 朱兆康:江陵机器厂工人,军工井冈山总部勤务员,工总司组织部副
8 黄开全:师专附中学生,师专附中红卫兵、重庆井冈山红卫兵负责人
9 王三恒:长航水手,长航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长
10 李正权:南山中学学生,黄山军工红二连成员
11 苏静康:江陵机器厂技术员,反到底江北指挥部负责人,江北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2 萧星岷:三中学生,井冈山红卫兵、红中司负责人,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13 刘锡邦:长江电工厂技术员,军工井冈山总部常委
14 王世伦:嘉陵机器厂工人,军工井冈山总部常委、组织部长
15 李祖楞:二十九中学生,二十九中红一方面军负责人
16 刘先裕:四十一中学生,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总指挥
17 杨向东:西南师院中文系教师,教工总部、西师八三一骨干成员
18 姜可忠:河运学校教师,教工总部勤务组成员,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19 刘祖国:江北造船厂工人,二七战斗团总部负责人,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20 杨国成:402工区工人,工人造反军总部负责人
21 杨广德:柴油机厂工人,黄山军工红二连排长
22 夏祥贵:钢材改制厂工人,二轻兵团主要负责人,工总司发起人及勤务组成员,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23 韩平藻:工业学校学生,工业校红岩兵团、红中司骨干成员
24 李方成:天原化工厂干部,工人造反军司令部负责人
25 刘懋雄:学田湾门诊部主任,反到底卫生总部负责人
26 汤双成:河运学校学生,河运校航锋战斗团骨干成员,战报编辑
27 蒋国志:建设机床厂工人,工人造反军司令部负责人
28 孙建国:河运学校学生,河运校航锋战斗团骨干成员
29 田学恒:三钢厂工人,三钢延安兵团主要负责人,反到底派江北指挥部勤务组成员,工总司钢铁总部主要负责人
30 贺锡君:重庆铁路分局干部,铁路分局火车头公社负责人,反到底驻蓉联络站站长
31 吴凤岭:长安机器厂工人,军工井冈山长安兵团后勤部长,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32 谈孟蜀:望江机器厂工人,军工井冈山望江东方红公社“金猴”连长
33 雷午生:工业学校学生,工业校红岩兵团主要负责人
34 何开泰:公安局交警队警察,公安红一方面军一般成员
35 林家臣:前卫仪表厂工人,工总司办公室主任
36 李政:女,红旗棉织厂学徒工,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37 谭冠华:电力技工学校学生,电技校井冈山主要负责人
38 雷中伍:电力学校学生,电校东方红主要负责人,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39 曹明忠:涂山高中学生,中学生红卫兵红一方面军负责人
40 李明全:市委国防工业政治部干部,市委机关井冈山工作人员
41 漆宗森:四十一中学生,反到底派一般成员
42 陈共珏:女,四十一中学生,井冈山红卫兵一般成员
43 李炳南:官井巷民办中学校办厂工人,工人造反军三分团团长
44 杨免:西师附中学生,附中“布尔什维克”一般成员
45 向卫国:女,西师附中学生,附中“布尔什维克”一般成员,反到底机关司令部工作人员
46 邹红斌:十三中学生,十三中东方红九八战斗团主要负责人
47 王雪兰:女,市第一人民医院干部,反到底卫生总部一般成员
48 曾有才:四十一中学生,中学生红卫兵总部纠察队长,播种机宣传队负责人
49 胡勉初:四十一中学生,四十一中反到底兵团独立排一般成员
50 邹雨林:群众艺术馆干部,文艺界红一方面军主要负责人
51 汪友根:供电公司修试场工人,工总司勤务组副组长,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市总工会主任,中共市委常委,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52 岳朝亮:西南师院学生,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前期负责人
53 贺实践: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学生,美院红色尖兵团骨干成员
54 李天鑫:重庆市歌舞剧团演员,文艺界延安兵团总部负责人,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55 段炳森:重庆市体委举重运动员,反到底机关司令部主要负责人,省革命委员会委员
56 刘国章:十中学生,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一般成员
57 蒋树民:重钢公司运输部工人,重钢遵义兵团、工总司钢铁总部负责人,市革命委员会委员,重钢公司党委委员,公司运输部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58 倪伯华:巴县四中学生,木洞镇反到底指挥部勤务组成员
59 薛承刚:建材公司一砖厂政工干部,永红战斗团负责人,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60 李朝林:南纪门中学学生,校反到底派负责人
61 唐工:大坪中学体育教师,工人造反军总部宣传部长
62 冯俊华:女,西南师院学生,工总司工作人员
63 王富美:女,一中学生,红中司工作人员
64 粟远奎:民政局干部,反到底机关司令部负责人
65 黄国平:河运学校学生,河运校航锋战斗团团部秘书
66 涂淦:西南师院中文系学生,大专院校反到底司令部驻北京代表
67 杨晓渝:女,三十中学生,工农兵文艺公社文艺宣传队成员

原永川县(今重庆市永川区)
1 叶大明:永川化工厂技术干部,永川红旗派主要负责人,永川三代会勤务组组长,江津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原涪陵地区(今重庆市涪陵区)
1 罗成胜:涪陵一中教师,“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主要负责人,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常委
2 宫家和:涪陵地委副书记兼涪陵县委书记,涪陵地区二号“走资派”
3 喻森林:涪陵郊区农民,农代会负责人,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委员
4 况太志:涪陵新力机械厂工人,工代会负责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5 李堂皇:涪陵地区商业局干部,红贸派发起人
6 张公振:涪陵郊区小学教师,农代会工作人员
7 王治林:涪陵临时工,忠实派一般成员

原万县地区(今重庆市万州区)
1 江源:云阳农场知青,秋收起义派一般成员
2 陈仁德:忠县初中学生,后为地方志编撰者
3 刘国平:万县市三中学生,赤旗派一般成员
4 谢声显:万县市临时工,《江城战报》编辑
5 伯为豪:万县人委文教科文书,万无司主要负责人,地革命委员会常委,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6 郭敏生:万县市百货公司职工,工人造反军主要负责人
7 熊瑞成:万县市待业学生,主力军派骨干成员
8 熊道生:万县市江城旅社服务员,主力军主要负责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9 程克健:万县市人民路中学学生,校赤旗派负责人
10 杨德华:万县市搬运公司工人,主力军交通分团负责人

其他——
1 何蜀:文革研究者
2 李普杰: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原共青团重庆市委学校少年工作部副部长,文革中仍被强留在长寿湖农场劳动改造的“摘帽右派”
3 曾钟:重庆沙坪公园文革墓园死者情况研究者
4 陈晓文:最早开始研究重庆沙坪公园文革墓园情况的研究者
5 江金熙:四十一中学生,中学生北上告状团纠察,后为逍遥派
6 陶维全: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秘书处长,任白戈的秘书
7 张光明:市人委办公厅秘书,驻重庆大学工作组办公室副主任
8 吴登明:1967年10月调四川参加“三支两军”工作任重庆特殊钢厂军代表
9 徐小川:四十一中学生,后为反到底派观点
10 谭海庆:女,四十一中学生,从官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到八一五派的一般成员
11 王喜中:四十一中学生,先为学校官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负责人,后为反到底一般成员
12 刘同飞:四十一中学生,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市政协著名人士刘宗宽之子
13 邹习新:四十一中学生,原官办赤卫军纠察,后为反到底派一般成员
14 黄友凡: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驻重庆日报社工作组组长
15 王苏苏:女,四十一中学生,“黑五类”子女
16 韦统泰:文革前期驻重庆的五十四军军长、重庆警备区司令员
17 廖伯康:文革前受到错误处理、文革初又被作为“黑帮”抛出批判的所谓“萧李廖集团”成员
18 汪启信:五十四军宣传队代干创作员,1967年参加万县地区支左
19 冯炼:铁铸管厂助理技术员,八一五派一般成员,武斗中走“第三条道路”的工人造反军司令部《战恶风》报编辑
20 张庆豹:南岸大佛段建筑修缮社工人,因起草反对文革和批判毛泽东的传单而被判死缓的“现行反革命集团主犯”
21 白智清:重钢机修厂技术员,1976年批邓运动中因公开为邓小平鸣冤、批判张春桥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著名人物


附录2 原重庆两派群众组织口述者当年职业身份分类
大学生:
熊代富、郑志胜、周家瑜、黄顺义、汤大华、何国光、岳朝亮、冯俊华、
涂淦、王永川
大学教师:
杨向东、
中学生、中专生:
杨金华、吴崇仁、黄开全、李正权、萧星岷、彭期远、李祖楞、刘先裕、
扈来明、蒋蒲勋、牟成彬、喻重书、韩平藻、汤双成、孙建国、范天杰、罗恩宇、邹越滨、马述林、雷午生、谭冠华、雷中伍、曹明中、漆宗森、陈共珏、杨免、向卫国、邹红斌、曾有才、胡勉初、贺实践、刘国章、陈锦巡、倪伯华、李朝林、王富美、黄国平、杨晓渝
中学或中专教师:
姜可忠、蔺习廉、唐工
工人及技术人员、企业干部:
李木森、朱兆康、陈万明、黄荣华、朱登明、黄廉、黎登智、王三恒、
苏静康、刘锡邦、刘祖国、杨国成、杨广德、夏祥贵、李方成、蒋国志、田学恒、苑隆伟、贺锡君、吕炎、吴凤岭、谈孟蜀、林家臣、刘德胜、李政、姚永年、
李炳南、汪友根、阳增泰、毛熙华、蒋树民、谢武周、薛承刚、黄云作、易永忠
农民:
邱开全、蒋良知、李何明
机关干部:
任光泉、李明全、粟远奎
文艺界:
徐勍、杨世元、谭柏树、邹雨林、李天鑫
体育界:
段炳森
卫生界:
刘懋雄、王雪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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