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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赤水县几个小人物在“文革”中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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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小人物在“文革”中的遭遇
作者: 佚名 来源: admin 发布日期: 2015-08-25 00:00:00 浏览次数: 1177  文章字号: 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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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已经结束36年,虽然当时造成的创伤从表面看起来好像已经愈合,但它在华夏大地留下的那道伤痕,已深深的刻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典籍之上。那些亲生经历过这段历史人,对这一场全国全民都被卷入的极其荒诞、极其狂躁的运动,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人不愿提起那段令人伤心欲绝的日子,有的人好像也在有意回避着什么,也有人试图把那时所发生的一切都归罪于最高权力,把自已也打扮成一个受害者。如果刻意要回避它的存在,不去面对那段也成为过去的事实,那么,我们是永远都不能摆脱那个噩梦,也不能彻底的反思和检讨那段历史,因此,只有正视那段历史,才能理智地去认识在那一时期的曲折和失误,重建在“文革”中遭到毁灭性破坏的中华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发展和腾飞树立坚定的信心。这里将当时自己亲见、亲闻的几个小人物在“文革”中的遭遇记下来,让现在的年青人了解那段没有法治、缺少人权、丧失理性、人人自危的动乱岁月,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和安定和谐的生活局面,避免类似“文革”那样的悲剧再次重演。
糊窗户带来的厄运
从1965年开始,个人崇拜之风在全国愈演愈烈,每天各地的大小报纸除在第一版右上角印一条毛主席语录外,还在第二、三、四版顶上印上毛泽东主席的头像和有关标语口号。这些报纸在“文革”的造神运动中除起到一种推波助浪的作用外,也给当时还处在贫困坏境的人们带来许多烦恼和麻烦,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那时,人们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一般家庭多采用竹条编成墙壁,用黄泥加稻草来糊抹,将房间隔成小间,以解决人多屋少的矛盾,有点人家因为没有更多钱来买石灰来粉糊,只能废物利用,用旧报纸、旧画报来糊墙壁,此外,更多的人家和单位、学校,还将报纸、画报作为糊窗户的首选,一是为了遮夏天强烈的阳光,二是为了挡冬天凛冽的寒风。
1966年秋天,天气开始有点凉意。那时,县妇幼保健站在衣铺街(今政府路),诊疗室临街而设,门开在通向街道的巷子里。这天,保健站的一位女医生将临街窗户上已经破烂发黄的旧报纸撕下来,重新将新报纸糊上去。由于未注意报纸上印有毛泽东主席的头像,就倒着将其糊了上去,当时,诊室的其他人忙于准备上班,也未注意到这事。临近中午,有一“警惕性”甚高的好事者从窗外经过,发现糊窗户的报纸换了,再一看,报纸是倒着贴的,报纸上印的毛泽东主席的头像颠倒过来了。这还了得,竟然将伟大领袖的头像倒贴,这是是对伟大领袖的不尊重行为,是对伟大领袖怀有刻骨仇恨的报复,这不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又是什么。于是,这人立即去找来一帮人,说是发现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在要去抓来游街示众。人们听说要去抓现行反革命分子,瞬时变得亢奋起来,个个摩拳擦掌,在那好事者的领导下,一行人风风火火向县保健站跑去。
这时,正在保健站诊疗室上班的女医生,并不知道自已糊窗户已经惹下了涛天大祸,还在给前来就诊的病人看病。突然,从门外冲进来一伙人,高喊:“把反革命分子就出来!”,“打到现行反革命!”。女医生立即站起来问:“怎么回事?你们怎么来这里抓反革命,我们在这里是治病救人的地方,没有什么反革命。请你们出去!不要影响我们工作!”那好事者大声吼道:“没有反革命,你睁开眼睛仔细看看,那窗户上有什么?”女医生说:“窗户上有什么?不就是几张旧报纸吗?”那好事者说:“你睁大狗眼好好看一看!”这时,女医生才看到糊在窗户上的报纸贴倒了,造成报纸上的毛主席头像的颠倒,立即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才知道早上没有注意报纸倒没倒,就慌慌忙忙将其糊到窗户上去了。连忙作解释,表示立即把它掲下来,用另外的纸去糊窗户。那好事者对女医生说:“那么窗户上的报纸是你糊上去的咯?”女医生回答:“是的。”那好事者立即向与他同来的人们说:“她就是那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来!把她拉出去游街示众!”一群人涌上来,把女医生拉出保健站,一路呼着“打到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口号,引来沿街的人围观。一行人在县城大街上游了一圈,令女医生回去写好检查,随时准备接受革命群众批判,一场闹剧才告结束。虽然女医生以后并没有因此受到更大的冲击,但为了一张糊窗户的报纸而遭受无妄之灾,却是她做梦都未曾想到的,然而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还有千千万万的人遭遇过如同女医生一样遭遇。
都是“像章”惹的祸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达到登峰造极,各种各样、用各种材料做成的毛泽东像章,一时间风靡全国,人们都用佩戴一枚毛泽东像章来表白对“红太阳”的忠心和爱戴,而且像章越做越大,越做越精致。为了得到一枚毛泽东像章,那些生活在远离大中城市,居住在大山深处小城镇的善良的人们,为了能有一枚像章,开始是自已动手,头红色蜡光纸,将报纸上的毛泽东头像剪下来,用硬纸壳剪成像比5分硬币稍大的圆形,再蒙上红色蜡光纸,把剪下来的毛泽东头像贴上,背面固定一颗别针即可。同时,人们还用这种方法,制作出“为人民服务”的语录牌,只不过是请人用黄广告色写的字罢了。县城照相馆立即发现其中的商机,拍摄一批供人们制作像章和佩戴的语录牌的小相片出售,一时间,满街都是佩戴着这种毛泽东像章和“为人民服务”语录牌的人们。以后,随着各地大量制作铝制毛泽东像章,并开始流入赤水这内地小城,那些自制的像章很快销声匿迹。但那些远离城镇的边远农村,人们要想得到一枚像章还是比较难,也正是这种难,也给云集一农民惹来一场祸。
旺隆区云集公社有一农民×××,平时爱说砣话,也爱挖刳别人,因此,在生产队得罪了很多人。虽然人们恨他,时常想找岔来收拾他,但此人做事谨慎,不贪小便宜,又不随便将生产队的东西往家拿,因而一时半会海找不到报复他的机会。这天早上,全队的人出工干活。那时是大集体,大家总是一边干活路,一边摆龙门阵,上扯国家大事,下聊鸡毛蒜皮,天南地北、云天雾罩的瞎侃。不知是谁,将话头扯到像章之上,因为生产队还有许多人没有佩戴上毛泽东像章,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够得到一枚自己喜欢的像章,对那些佩戴像章的人都十分羡慕。×××刚好头一天又从别人那里得到一枚像章,这样,他全家每人都有了一枚像章。当听到大家在议论像章,就想在大家面前表现自己的神通广大,于是无不得意地说道:“要想得到毛主席像章,对我来说不过是一件小事,根本不是的什么了不起事,现在就连我们家的黄狗都有了毛主席像章。”本来他说的是实情,因为他的儿子小名就教“黄狗”,但他家也养了一条黄色的狗。人们一直苦于找不到他的岔,开始人们对他说的话还不很在意,但有一心细之人,将×××话中的“黄狗都有像章”与他家养的黄狗联系在一起,并将其想法告诉其他人。大家一琢磨,觉得有文章可做,刚脆就利用这事来收拾收拾他。于是,那人站出来指作×××大声问到:“×××,你刚才是怎么说的。你家黄狗都有毛主席的像章,对吗?”×××说:“对,我就是这样说的,有什么不对吗?”那人连忙说:“革命的社员同志们,你们听到了吗?×××刚才自己已经承认了,他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章拿给他家的狗戴。你们说这是不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怀有刻骨仇恨,是不是反革命行为,是不是现行反革命。”在地里干活的社员一致高声说:“是!”这样一来,×××就有口难辨了,他越辩白,越被人们说是不老实,是负隅顽抗。有人立即站出来带头高呼:“打到现行反革命分子×××!”“誓死保卫毛主席!”“×××不投降,就砸烂他的狗头!”一场田头批判“现行反革命”的大会就开始开始了。人们为了发泄长期以来对×××的不满,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翻出来,将其过去说过的一些闲言碎语,一一拿来上纲上线。一时间,批判会现场群情激愤,那些恨他的人越说越起劲,越批越激动,更多的人因停工开批判会,也乐得休息看热闹。半天的活路就在批判大会中结束,于是,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就这样诞生。
现场批判大会结束后,一群人将×××押往公社。公社的造反派们见抓获一个现行反革命,也难得听×××辩解,立即将其送往区里。区里的人接到这件事后,通过对×××进行询问,认为这事构不成反革命,但在那个狂热而无法治的年月,谁又敢说“革命群众”的行动不对。发觉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如果认为无罪将其放了,要被“革命群众”攻击是立场问题,不放,又怎么处理,又怎么说得服更多的人。于其拿在手上左右为难,不如送到县上脱火求柴,于是将其送往县公安局。公安局接过此案后,看了报送上来的材料,又对×××进行提审,也认为该案构不成现行反革命罪,但又不能直接宣布无罪释放,以违当时的形势,只好让他留在看守所,帮助买菜煮饭。半年后,才让其回家了事。由于对其未进行判刑处理,“文革”后也就无给其平反之说。
“夺权”与“幕后黑手”之死
1967年2月5日,当时,我家还没有吃晚饭,院子里有小孩在喊“游行的来了!”那时,看街上各种各样的队伍游行,看那些举着红色旗帜、满脸亢奋的人们,排着队呼着口号而行进的队伍,已成为我们儿时生活中的一种乐趣。我和院子里的一伙孩子跑到街边,看着那些抬着主席像,举着造反团队旗帜,高呼着口号的人们往十字口方向走去。长长的游行队伍过完后,象往常一样,大家又一窝蜂的跑回院子。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赤水“文革”中的一次重大件大事正在发生。
吃过晚饭,听到大人们在院子里议论,说县委会里面有一批造反派正在“夺权”,又说另外一批造反派也在那里反对“夺权”,不知道究竟要发生什么事。原来在全国各地“夺权”风潮的影响下,赤水县各造反组织在返乡赤水籍大中专生串联组织的“遵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革命造反野战兵团”的支持下,也开始筹划要夺取赤水县的党、政、财、文大权。当时,赤水城内的各造反组织,因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一,最终在12月28日罢免长征社党支部书记聂启宗的问题上产生矛盾,在此后“罢”与“不罢”的辩论中,这些形形色色的造反司令部、造反团、战斗队(团)逐渐形成两大体系,分别成立起各自的指挥中心——毛泽东思想赤水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和毛泽东思想赤水县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当天下午,赤水县两大造反核心之一革命联合造反指挥部召集所属各造反团、队,在赤水一中大操场集合,宣布要游行到县委、县政府,去夺县委、政府的大权。5时左右,游行队伍从赤中操场出发,经过防疫站、西正街、太平街、人民街来到县委、县政府所在地。孩子总是对新的东西充满好奇,所谓“夺权”,我只是从院子里的广播里听到过,在电影院对面邮局阅报栏的报纸上,看到过《人民日报》上的“一月风暴”、“东北的曙光”、“西南的春雷”、“芙蓉国里尽朝晖”等等有关夺权的大字标题,也想看一看真正的“夺权”是怎么回事。一个人悄悄出了院子,向县委会跑去。县委会过去在孩子们眼里一直是戒备深严、一般人不能进去的地方,现在确是闹哄哄的一片,到处都是戴着红色袖章的造反派和前去看闹热的人们。一群群激动的人们互相指责、辩驳、重申着各自的理由,搬出许多我听不懂的“夺权”理论、领袖的语录、“文革”中的各种指示。人们虽然都很激动,个个嗓门都很高,双方之间还是比较克制,虽然也有人指手画脚、口中唾沫横飞,但还未发生拉扯和以后出现的打斗现象。我一个人在里面东走西看,这里望望,那里听听,也没有看到哪里在斗争走资派“夺权”,除了看到造反派们围成一堆的仍在那里声嘶力竭的辩论外,也看不出有些什么新名堂,更不知道这个“权”要怎么“夺”,只是觉得这个“权”一时半会是“夺”不下来了,因而兴趣大减,选择离开仍然乱哄哄的县委会大院回家睡觉。
第二天早上,我们家还没有吃早饭,就听见院子外面的街上想起阵阵口号声,好像有游行队伍从十字口方向过来。我正想跑出去看,就听见有人再喊“快去看,街上的游行队伍又在揪斗人了!”我赶紧向外跑去,只见太平街两边都挤满了人,一支游行队伍正从接待站往我们这边过来。我挤到前面,只见走过来的游行队伍里,有3个胸前各挂着一块白底黑字打有红色叉叉的牌子,头上带着用报纸糊成的高帽子。当游行队伍过来时,我才看见第一个被绑的人胸前挂的牌子上好像写的是“二五黑夺权总指挥反革命分子唐××”等字样,并在“唐承忠”三个大字打有红色的叉叉,第二个人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胸前挂的牌子上写的好像是“二五反革命夺权的幕后黑手陈××”,第三个是一位个子较高的妇女,胸前挂的牌子上写着“反革命母亲陈××”。每人都被身后的两个人各象后扯着一支胳膊,肩膀各被一支手卡着,迫使其弯腰埋头而前行。后面紧跟一群看起来十分愤怒人,他们紧握拳头,跟着领头呼口号的人,齐声高呼“打到”和“粉碎二五黑夺权胜利!”一类口号。游行队伍经过之后,人们纷纷议论开来,原来唐××与那高个子妇女是母子,陈××是他们的邻居,住在北门上。据说陈××过去在外做事,曾在国民政府任过于右任的秘书,写得一手好字,有人说城关搬运站“毛泽东思想一三八团”的团旗就是出自他手。他为啥又与“二·五”夺权扯上关系呢?有人说陈有一子,与唐××年龄差不多大,因为他见识广又好客,平日附近的一些年轻人常到他家和他一起摆龙门阵,唐××住在他隔壁,当然也就成为时常听他讲古的对象之一。那时,人们的娱乐生活贫乏,赤水城能用上电到人都很少,更奢谈收音机、电视机,能够去电影院、川剧院看电影、川戏,是一件十分难得的事,也是一种奢侈的享受。晚上邻居们围坐在一起讲日间所见所闻,说那些前三皇后五帝的事,讲三国、水浒、隋唐中的英雄好汉,说西游、聊斋、传奇里的神怪狐仙,就成为当时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娱乐,成为夏日晚上街头巷尾乘凉时的一道风景。也就是这样一种平日里邻居之间的交往,在“文革”那样的特殊年月,往往被那些“革命”造反派们放大为开“黑会”,是“反革命分子的地下串联”,是“反革命分子们的幕后活动”,并将其联系到当时的一些“事件”上来。唐××是“红战团”的司令,又是“二·五”夺权的总指挥,平日里又和一些人时常在陈××家里进出,陈××又有解放前在外地干过事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有“历史反革命”的嫌疑,而“文革”开始后,这种平时习惯性的往来仍在继续。因此,那些“警觉性”极高的造反派们认为,唐××在“二·五”夺权前频繁出入陈××的家,一定是找陈××策划如何夺权,陈××也就被顺理成章的推演为“二·五”夺权的黑后台,也就理所当然要被“革命”造反派抓出来游街示众,要被拿来祭“革命”造反派的大旗啦。唐××之母,一家庭妇女文化,解放后进过识字班,大字能认识几个,平日在街道上难免不为一些小事得罪个几个街坊,因“文革”开始,儿子拉起大旗造反,成为要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派”,因此,自诩自己是“革命母亲”,更引起一些人的反感。这次,唐××因指挥夺权被反夺权的“革命”造反派揪斗,把他母亲一并拉来游街示众,也就成为造反派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
游街示众虽然结束,但悲剧却还在继续。陈××回到家,对从天而降的祸无法理喻,也看到“文革”之处,赤中李湘腾老师的惨死,不知今后等着自己的命运又是什么。当天晚上,陈××乘家人不备,自溢而亡,了结自己的一身。
一个死于无中生有的人
1968年2月29日下午,城关镇文具社的临街二楼上,工人施××正在给刚雕好的竹笛试音。突然,从楼下上来一个乡下人,向其打了个招呼,就径直走到他的工作台前,顺手拿起一根笛子,蒙上笛膜就吹起来,并要求施××卖给他一支短笛。刚才是在对面李垠安家,李家请他骟狗,由于不知狗跑到哪里去啦和要求要他挂一道红,活没有干成,听到对面楼上有人在吹笛子,自己平时也喜欢音乐,过去自己有一支,因音色不好,很想买一支好的,就闻声而来。施××看了看这人,自己不认识,再加上自己只是一个工人,是为社里生产加工,没有权利处理任何一件产品。因此,对来人说自己是一个做活路的,只负责生产,没有卖的权利,城头有专门卖竹笛的门市部,就在电影院外面的正街上,可以再那里去买。在交谈中,来人自称自己是纳溪人,因为两派打得很凶,自己一派都不是,只晓得找钱,就出来到各地串乡做活路。出于大家都是手艺人,施××就问来人一些割猪匠的一些规矩及情况,来人给施××讲了一些割猪的行规和骟不同畜禽的价格,并在那里把骟畜禽的工具拿出来,一边摆一边磨。大约半个小时,来人才告辞而去。这原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一件事,但在十年动乱的特殊年月,被一些“革命造反派”们记了下来,成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清出的一件“反革命组织”案。
1967年11月27日,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提出:“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1968年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正式提出,要彻底清查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清查,坚决处理。同年4月,赤水县革命委员会在全县安排部署“四反深挖”运动(“深挖”是挖叛徒、特务和走资派),一场清理队伍的斗争很快在各地全面展开。城关文具社当然也要按照城关镇革委会的安排,开展“四反深挖”。城关文具社是1956年“合作化”时,由一些个体手工业者组成,主要从事毛笔、墨、竹笛、箫和刻章、制作单位吊牌、印制袖章等等,“文革”赤水地区开始后,该社工人都加入属“反二五”的“红色工人造反团”起来造反。虽然这时赤水是“反二五”派掌权,但清理阶级队伍是“全民”的一件大事,不管你是谁,都是跑不脱的,要么成为“清理”别人的人,要么是被别人“清理”的人,在那人人自危的荒唐、野蛮、黑暗年月里,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会成为哪一类的人,没有那一个部门、单位、工厂能够超脱于运动之外。文具社这个二三十人的小厂,很快也进入运动程序,经过听取动员报告,社里也按安排组织开会、学文件,发动群众,相互揭发深挖。当时,施××在听了“四反深挖”的动员报告后,还认为自己不是这次“四反深挖”的对象,还私下对社里的陈×说,曾听到别人讲过,好像社里的蒋主任曾经是“土匪老窑”,向××是没有自新的土匪,还将此事反映到了派出所。不久,有“革命造反派”开始起来揭发施××,说他是隐藏在社里的一个阶级敌人,其父在国民党里任过大官,以后还在伪赤水县政府当过官,他曾经将他父亲的反动证件保留下来,而且还记有变天账,妄想要翻天。就这样施××被社里的“革命群众”“挖”了出来,成为文具社“四反深挖”运动的活靶子,那些“革命觉悟”很高的人们,突然发现在自己旁还有这样一个“危险分子”,很快批斗揭发就开始升温。一些人破获开始从记忆深处的把那些成年琐事翻出来,一一放在“政治”的显微镜下放大,把施××平日里的言行与2月29日的事联系在一起,把它说成是反革命组织的一次活动和接头,甚至有人揭发说,这种接头和联络不止一次。当时,各单位造反起家的人们,总是要表现自己很“革命”,自己是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的,现在在自己的单位居然挖出一个反革命组织成员,正是自己立功和表现忠心的机会,很快就将社里的革命群众揭发材料和批斗会上的发言整理出来,报到城关镇“四反深挖”办公室,说是他们挖出了一个反
革命组织成员。当时,城关镇那些革命造反派们兴奋起来,因为他们早就希望在“四反深挖”运动中,做出惊人的成绩,挖出一两个“反革命组织”,不能让那些在旺隆搞“四反深挖”的人,利用挖出的“进步党”,在县里独占鳌头。因此,立即派人前往文具社,要施××停止工作,到接待站集中学习,交代问题,接受审问,同时,令其在场的家属立即将洗漱之物和铺盖送到接待站——群众专政指挥部去,随即将施××带走。
其实所谓施××保留的“反动证件”,只是国民政府内政部开出的一张通行证。因为施××的父亲抗日战争时期曾在重庆国民政府内政部任过秘书,抗战胜利后,内政部随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他父亲认为离家太远,对家庭难以照料,不愿去南京,因而申请辞职获准,由内政部出据通行证,回到老家赤水县城。后在袍哥和过去一些朋友的帮助下,又到赤水县政府任科员,1947年因病而死。解放后,施××在其母亲的衣箱中发现父亲从重庆回赤时,内政部发给的这一张通行证,由于他父亲死后未留下什么东西,只剩下唯一的这张通行证,因而将这张通行证留下来作为纪念,并把它放在一本抄笛子吹奏法的笔记本里,只有他的两个徒弟曾见过这东西。“文革”开始时,两人劝其将它交到出来,然后由社里的造反派们交城关派出所。现在它却成为施×××要参加反革命组织的一个佐证。
除所谓割猪匠到文具社与施×ד接头”外的其他联络“接头”,其实只是一次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据说有一次,一个身穿工作服、背着一个斗笠的人从施××家门前过,施××的孩子就对那个人说,你的潲水满了。那个人说,满了就给我倒起来。施的孩子又连忙说没有满,那个人就匆匆忙忙的走了。揭发的人说,听他们说话的口气就不大对头,实际就是他们的联络暗号和形式。
在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日子里,那些没完没了的交代、写了又写的检查、无休无止的审讯,成为施××每天的主要功课,捆绑吊打、昼夜刑审,成为造反派们帮助施××触及其灵魂的教育形式。一切检讨、交代、审讯都围绕着那个“反革命组织”来进行,审问者想要通过问出那个割猪匠是哪里人,姓什么,最终在黔北川南地区挖出一个惊人大案。然而,对于一个萍水相逢的人,施××当时根本没有想去问他的姓名,因而不管怎么回忆,在他的检讨书上,在他的交代材料中,在那些永无止境的审讯里,都无法说出、写出那个割猪匠的姓名和详细的地址。这样一来,当然不能符合审问者们的要求,也不能达到审问者们目的。当然,这难不倒那些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造反派们,因此,对施××的审讯开始升温,所有审讯都在晚上进行,一审就是一晚上,一直要审到天亮才告结束。当然,那些参加审讯的造反派们白天能够得到休息,施××则还得在其他造反派们的看守下继续写检讨。然而,一切都是徒劳,一切仍然在割猪匠姓甚名谁的问题上打转,不管造反派们使出什么招数,事情都没有向造反派们所希望的那样发展。在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的同时,施××为了早日摆脱这梦魇般的生活,除不得不忍受那不断升温的刑讯逼供外,也不得不每天写那些并不能让造反派们满意的检讨书,有时常常一天交出两份。那些检讨基本都是在翻去复来的说那些与“反革命组织”无关的锁事,如,他在5月9日和10日的“检讨书”中,写的是他根本不认识割猪匠和割猪匠找他的事;6月4日,写的是他父亲的回家通行证留下的事;6月5日,写的是自己60年代对合作化认识问题;6月6日,一份写的是烤火烧通车间楼板的事,一份写的是表示要改正错误的决心;6月7日,又写的是关于割猪匠的问题;6月9日,一份写的是50年代在复兴扇子厂期间,做了两次生意的事;一份写的是在“四反深挖”开始时,乱说蒋主任与向××是土匪问题。同时,每份检讨都认为自己有罪于人民,有罪于党和毛主席,要求得到宽大处理。他的这些检讨,当然不能得到造反派们的认可,对他的审问跟加严酷,在那看不到希望的日子里,他的精神终于崩溃。在一个闷热的中午,据说施××在关押他的牢房里的床头自缢而死,丢下他的妻子和儿女,走完了他的人生里程。
“文革”结束后,所谓施××的“反革命组织”成员案才得到平反,但那些无中生有的“革命造反派”们,那些“群众专政指挥部”的“审判者”们,却没有一个人受到谴责,没有一个人受到惩罚,当然,他们也可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也可能永远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向人生最后的归宿。
死在“七·九”的补鞋人
1968年7月9日一个炎热的下午,对于早已习惯在炎热夏天里生活的赤水人来说,这是一个十分平常的日子,要在往日,人们都会在阴凉通风的地方乘凉小憩。我们住的田家院子是坐东向西,而它的大门朝向东北方向而开,从大门进入院内,有一段长长的过道,宽约四米,一到夏天,人们就在过道两边就摆上凉椅、凉板,在此歇凉,渡过那些烈日炎炎的下午。然而,这一天对赤水城的大多数人来说,却注定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对于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来说,又是一个充满新奇的日子。
这一天,那些得到贵州省革委与遵义地革委支持,乘车从习水县城而来的“二·五”派,手持钢钎,头戴藤帽,从东门坡十二殿新车站一路杀气腾腾冲进城来,将沿街机关、单位、学校、厂矿、公司、商店挂的“反二·五”派建立的革委会牌子一一砸烂,冲进去将那些“反二·五”派的头头们一一抓了起来,拳打脚踢,送往“反二·五”派过去关押殴打“二·五”派的“群众专政指挥部”——接待站。城内那些被“反二·五”派镇压下去的“二·五”派,个个耻高气昂,神采飞扬,奔走相告,庆贺对他们来说值得庆祝的一天。那些过去认为自己参加的“反二·五”是“革命派”,是誓死保卫毛主席的“红色战士”,曾经积极参与镇压“保皇派”——“二·五”派的人们,虽然早上曾经在公园球场开过保卫“红色政权”的誓师大会,还在全城的游行示威中高呼要与“红色政权”共存亡,要誓死保卫毛主席的人们,个个都躲在自己家里,已失去早上的威风。面对得到省革委会李再含公开表态支持,遵义地革委派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带领下,杀回赤水城的“二·五”派,虽然心中存在极大的疑问,为什么那些过去表态支持自己是“革命派”的省、地革委,现在突然都变了卦,而那些早已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已经“永世不得翻身”的“二·五”派,却在一夜之间成为“革命派”。那些参加过“八·二七”踏平“二·五”派、在“群众专政指挥部”充当过打手的人们,已经深深感到不安和内心的害怕,而大多数“反二·五”派群众则感到困惑、茫然,无法理喻眼前正在发生着的一切,当然,他们也曾经在各种不同场合,与“二·五”派打过“口水战”,也难免在辩论中发生过拉扯,曾经参加过各种批斗“二·五”派的大小会,他们虽然担心终究有一些无法左右的事情会发生,但还没有觉得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噩梦。然而,事情并未象他们想象得那么简单,一张用“嫉恨”、“报复”、“仇恨”织成的网,已经将他们牢牢地罩住,那无尽的噩梦只是来早与来迟罢了。当天,有那么几个小人物,就为曾经说过的话付出了代价,让噩梦早早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县城梁家巷口对面的酒馆隔壁有个小补鞋店,有三四个补鞋的工人,其中,有一个身高不足1米残疾人,姓何名理。平时,这个地处县城热闹地段的补鞋店,前来补鞋的人总是喜欢坐在这里摆龙门阵,它也是除了茶馆酒店之外的又一个信息汇集传播中心,因此,在“文革”中,这里仍然是传播各种信息的中心。当“反二·五”派得到县武装部的支持后,并借助全省镇压“四·一一”的东风,与1967年8月27日将“二·五”派镇压下去,并于9月20日夺了县委、县政府的大权,成立起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11月28日经遵义地区革命委员会的批准,正式成立赤水县革命委员会。在这种形势之下,对于那些“反二·五”派的群众与倾向、同情“反二·五”派的人们来说,“反二·五”的胜利,已是铁板定钉的事,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因此,认为“二·五”派是一辈子都翻不了身的。这天,在何理的补鞋店里,前来补鞋的人又谈起两派的事来,有人说道,“二·五”派有人跑到遵义、贵阳告状,据说省、地两级革命委员会都准备支持“二·五”,要不到好久,“二·五”派就会重新回来夺权,把“反二·五”派赶下台。长期以来,因何理补鞋的手艺好,许多人都喜欢来找他补鞋,其中不乏机关的干部,在赤水县的两派中,机关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反二·五”派的成员,按长期以来在老百姓中形成的观念,干部就是官,是掌握政策的人,他们所在的那一派人已经掌权,并得到省、地的支持认可,“二·五”派绝对是翻不了身的,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何理,当然也对此也深信不疑。因此,他一面补鞋,一面和人们摆谈,当他听到有关“二·五”派要翻过来的话,立即说道:“如果二·五派能翻过来,我何理就爬通街。”这本来是大家说说就完了的事,但却有人把它记在心底,最总成为断送何理人生的催命符。当时,说过类似话的小人物还有很多,但最终为此付出代价的人只有两三个人,一个就是何理,一个是城关竹器社的年青人唐××(因为人矮,被人称为“土地怪”),据说还有一个是水利部门的李××,因他是复兴人,7月9日这天,见“二·五”派进了城,就跑回复兴场,但因在复兴场上说过诸如此这类的话,也就被场上的“二·五”派抓来兑现“诺言”。
下午,我们正在院子门口歇凉,听大人们讲中午时“二·五”派进城后,城里混乱的新闻。突然,街上有人在喊:“游行队伍来了!”我们一伙孩子也不怕下午太阳底下热,立即跑到院子外面的街上去看游行去了。只见从接待站方向过来一支游行队伍,他们没有像往日那样举着战斗团的旗帜和抬着毛主席的画像,有一个人爬行在队伍前面,后面跟着一大群人,从当天的情况看,应该是“二·五”的人们,许多孩子紧紧围着而走。那个爬行的人,每爬行十多步,就要直起身子来喊些什么,因此,队伍走得很慢。这时正是赤水城里最热的时候,街道上的石板已被太阳晒得烫脚了,要在平时我们才不会在这太阳下站着等游行队伍慢慢地过来,因为看到这支奇怪的游行队伍,想要看过究竟,才在这里等游行队伍过来。当游行队伍过来时,我们才看到爬着走在前面的是梁家巷口对面的补鞋人何理,只见他直起身子,自报家门式地喊道:“我叫何理,我曾经说过,二·五派如果翻得过来,我爬通街。现在二·五派翻过来了,我爬通街!”由于何理本来皮肤就黑,那满是汗水的脸被太阳一晒,成为酱红色。虽然当时的赤水城并不大,街以不很长,有人形容一支烟就可以走过通城,但是要从街上爬着走过去,也是一件常人无法忍受的事,更何况顶着烈日,在滚烫的街上,从城中心十字口一路爬过来。这是即是对受害人施行的一种非人道的行为,也是对其进行人生的最大侮辱。这本来不应该在文明社会发生的事,却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防修反修、在保卫社会主义国家不变色、保卫“红色司令部”的口号和“华丽”的外衣下,好像变得十分正常,似乎也成为造反派们天经地义的行为。那些被狂热的“红色理论”煽动起来的造反派们,在得到上一级、已掌握政权的造反派的认可为“革命派”后,复仇心理将隐藏在人性中的邪恶激活,并难以抑制地向着残忍暴虐发展,希翼通过对反对者的惩罚,以证明自已是真正保卫毛主席的“革命”派。那些站在街边看何理一面爬一面自报家门的人们,有幸灾落祸者,有心存同情者,有看热闹者,更有我们这些什么都不懂,四处跟着起哄的半大孩子。押着何理爬街的队伍向西门方向去了,我们院子里也有一些孩子跟着去看热闹,我被祖母喊道,没有跟着去,又回到院子大门口歇凉去了。没有多长时间,游行队伍又从西门回来,何理仍然爬行在队伍前面,身后又多了一个爬行的人,此人身材也不高,但比何理年轻,站在街边围观的人们说他姓唐,因为人长得矮,被叫作“土地怪”,好像是篾业社的,他也是因为说过与何理类似的话,因而也被人们拉来陪着何理一同爬街,兑现那一时出口不慎的大话。
整过游行直到下午4时才结束。当天晚上,何理在家中以自缢向世人展示他做人的尊严,用一个无权无势、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惟一能采取向社会控诉的方法,走完自已不幸而凄凉的一生。据说,何理因身体残疾,未能娶亲,一个人居住。第二天邻居发现何理死后,赶忙通知修鞋社找人来,买了一个尸板(用厚约一寸的杉木板钉成的简单棺材),抬到城外官山埋掉了事。
湾滩烧船与王树敏之死
1969年6月底,赤水武斗正酣,“二·五”派武斗队与“反二·五”派武斗队相峙于七里坎,通往遵义、贵阳的交通被阻断。“反二·五”派虽然抢了县人武部封存的枪支弹药,也在长沙建了兵工厂,还利用手中物资与四川“红联站”调换武器弹药,基本解决武斗所需。为补充武器弹药,扩大武斗队,取得武斗中的优势,早日打垮“二·五”派,夺回赤水城,将县革命委员会从长沙迁回县城。“反二·五”派武斗指挥部决定派出武斗队到华一纸厂,准备去把该厂的十多支枪抢出来。同时决定由吴××带上长沙的一个小分队前往,配合万国民从七里坎第五连带去的一个排具体办这件事。
吴××带着武斗长沙分队,由文华公社陈××带路,从云集到凤凰,沿磨尧山、天台山,来到华一纸厂附近的沙湾,驻高石坡。万国民带来的80多人,分别驻防空哨和耙梳沟。因为华一纸厂是劳改单位,已实行军管,如果带人去抢,可能造成不利影响,吴××和万国民虽然带人来到这里,也没有敢去华一纸厂抢枪。沙湾离县城不过八九华里,这里又有一个劳改单位,“二·五”派未在此布防。吴、万二人认为这里是骚扰县城“二·五”派总部的最佳出击点,因此,就带领武斗队在沙湾驻扎下来,并不时派人到城郊骚扰,使之成为“二·五”派一塊心病。由于这里到磨尧山、七里坎没有公路,武斗队每日所需要靠人力背运,一是需要人力过多,而且难免不会受到“二·五”派武斗队的埋伏。吴××派人到长沙指挥部,要求将武斗队给养用船从赤水河运到鲢鱼溪,这里已成为“反二·五”派的地盘,同时,这里的农民缺煤油、火柴等物,可随船给带一部分来卖给他们,也可让他们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们。长沙武斗指挥部同意这一意见,立即电令马街后勤这手准备。
7月4日,一只船从合江马街出发,装载着大米、食用油、盐肉、食盐、煤油、火柴等物资,向赤水开来。7月5日,船行到离鲢鱼溪下游不远的湾滩,一伙持枪的人令船靠岸,并把船上的人全部赶下来,随即放火将船和船上的物资一并烧毁。“反二·五”派驻在沙湾的武斗队得知消息赶到时,船上的物资已全部化为灰烬。这天,正好吴××接到旺隆“反二·五”派前线指挥部的通知,带领驻沙湾的大部分武斗人员,前往七里坎,配合打新店去了。当天深夜回到沙湾驻地高石坡,发现一个人都没有,一问才知道从合江运物资上来的船载湾滩被烧,便立即带着人前往支援。一行人走到半路,从一金姓人的放前经过,发现留守沙湾的武斗队员都在那里,房檐下躺着一个人,有一个姓牟的武斗队员正拿一根棒子在打他。吴立即问是怎么回事,并要牟××去找来带人前往湾滩的刘××来问情况。刘很快跑过来,对吴说他们一听到马街来的船出事了,就赶了过去,等跑到湾滩时,烧船的人已经跑了,只有船上的3个人还在那里,我们已经把他们带来了。又说这次船从合江上来被烧,是“二·五”派干的,我们已经把这两天进过城的人作了调查,向“二· 五”报信的人我们已经查出来了,就是那个被我们抓来的王树敏,沙湾“二·五”派的,是昨天他进城去,给“二·五”派报的信,才使我们运送物资的船被烧。经过我们审问,他本人已经承认。吴又问与刘××一起去的萧××,萧说的情况与刘××说的大致一样。吴走过去看了看躺在地上的王树敏,并说:你这样做,对得起贫下中农不?你的行为,已经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后果是很严重的。王树敏躺在地上,一句话都没有回答,也没有动此时。吴才发现王树敏已经不能说话了,嘴角流着血,浑身都是泥巴。此前,刘××等人从湾滩回来后,就立即问那些人进过城。有人说,王树敏进过城,他还说被“二·五”派抓过。刘××等武斗队的人认为王树敏嫌疑最大,就去将王树敏抓来审问。刘××等人在审问中,说王树敏是“二·五”派在沙湾的坐探,要他交代自已是怎样去找“二·五”派报信的,还向“二·五”派提供了那些方面的情报。王树敏只承认到城里去买东西,自已并没有给“二·五”派报信,也没有给“二·五”派提供过任何情报。因而遭到那些武斗队员的棍棒、枪托的一阵毒打,当时就被打得爬不起来,刘××还用刺刀戳得他背膀鲜血长流。在严刑拷打之下,王树敏被迫承认是自已报的信,承认自已是“二·五”派的暗探。此时,吴见王树敏人已经不行了,就喊过来两个人,要他们把王树敏抬到耙梳沟,叫卫生员拿点药给他吃。吴留下与万国明继续商量派人接应另一只运粮船的事。
7月6日,吴××回到耙梳沟,长沙分队的金××向他报告,王树敏被抬到耙梳沟后,要想喝水,一个当地的四类分子的娃儿给他拿的水,王喝完水后就死了。并问人已经死了,现在该怎么办?吴××说:先把他埋了,以后再追究责任。这时,文华公社的一个干部董××,找到吴××说这件事。吴××说:王树敏是因为与人拖枪被打死的,这个问题以后再解决。随后,武斗队的段××在附近农民家用70元钱买了一口棺材,将王树敏埋了。此后,吴××和万国明又率长沙分队与第五连从沙湾离开沙湾攻打县城,才进到新车站,就被“二·五”派的武斗人员发现,双方很快打响。在交战中,“反二·五”的武斗人员朱安明被打死,吴与万赶忙带着武斗队退回沙湾。第二天,吴××与万国民各自带领武斗队撤回旺隆、七里坎去了。
196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0276部队来赤水“支左”,赤水武斗结束。12月,在赤水一中举行的“补台会议”上,“湾滩烧船事件”成为“反二·五”派攻击“二·五”派的罪行之一。有人揭露说,湾滩烧船前一天,“二·五”派武斗指挥部派了一个连去埋伏,船行到湾滩,就被“二·五”派埋伏的武斗人员阻拦下来,用纤籘和倒上汽油将船烧毁。有人揭露说:被烧的船是合江“红旗”派的,因此,合江“红旗”派曾派人来赤水,要求“二·五”派赔偿损失,牟光华亲自到九支与“红旗”派座谈,最后赔偿人民币20万元。有人说:湾滩烧船是李华亲自打电话指挥的。又有人揭发说:湾滩烧船,是牟光华、杨光华等人策划的,陈如华带人去执行的。文华公社有人揭发,“反二·五”派从合江马街用船给在沙湾的武斗队运送物资一事,是“二·五”派在沙湾的安置的3名侦探王文吉、李明清、冯先明去给“二·五”派报的信,不关王树敏的事,王树敏四冤死的。但至于“补台会议”最后怎样对“湾滩烧船”事件定性和处理,不得而知。
王树敏的死也成为与文华公社参会人员要求前革委委员吴××需要说清楚的一个问题。在“补台会议”上,人们认为吴××与赤水武斗中发生的一些事有关联,对武斗中一些人的死有脱不了的干系,因此,未被补入新的赤水县革命委员会。以后,和刘安书等人一起,先后受到司法部门处理。从“文化大革命”中的施暴者,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http://www.gzchishui.gov.cn/doc/2015/08/25/29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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