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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恩:回忆在陕西宜君搞“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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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在陕西宜君搞“社教”

西军电4652  吴学恩

    一、动员
遵照毛主席一九六四年九月与毛远新的谈话精神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印发的《军队干部参加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守则》内容,我们学院六四级和六五级学员及部分教员、干部参加陕西省第三期社教运动。我记得一系和二系是在陕北榆林地区,三系、四系和五系是在陕北延安地区。其实我们所去的延安地区就是黄陵和宜君两个县。(现在宜君已划归了铜川市)。
我们学院是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四日在大操场进行了动员大会,由政治部副主任吴玉阶做动员报告,院长戴润生在主席台上就座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吴副主任的报告主要是围绕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重要指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毛主席这个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的批语是指导为什么要搞社教运动和如何搞好社教运动的核心问题。吴副主任的动员报告很详细、很具体。还讲了下去后各方面的注意事项。
戴院长的重要讲话精神主要是:
    1、上好阶级斗争这堂课;
    2、作好各方面的准备:(物质准备;政治准备;思想准备等);
    3、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
    戴院长在开始时讲了这样几句话:“最根本的是自己给自己做思想工作,做动员工作,一个人自己不会做自己的思想工作,就不会进步。”这对我们很有启发,在分散的农村,面对人地生疏的复杂情况,就得自己学会做自己的思想工作。
接下来几天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有关的文件精神,并且朱士朴副院长还给我们讲了上一期高年级学员参加社教的经验和注意事项。
二、出发
延安地区社教总团团部设在黄陵县城,参加社教人员先到黄陵进行培训。我们从西安出发时是乘坐西安到铜川的火车,列车上除了我们学院的人员外,还有一些车厢有其他旅客,一路上我们歌声嘹亮,群情激昂。我和几位同学提上列车员的水壶,给各车厢的同学和旅客不停的送茶倒水,打扫车厢卫生,干的很起劲,不知不觉就到了铜川。
出了铜川火车站,同学们爬上在那儿等待的卡车,大家将自带的背包放在车厢内,每个人各自坐在自己的背包上,每辆卡车都坐得很满,大家兴高采烈,欢声笑语。长长的车队沿着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山间沙土公路一路北上。尽管车与车之间拉开有一定距离,但由于尘土飞扬,不多时每个人的身上都落满了细细的黄色沙尘。随着车辆的颠簸和左倾右斜,有的同学已没有了刚上车时的高兴劲儿,脸色青黄泛白,开始呕吐,女生晕车的较多。看着晕车的同学那难受劲儿,我们也帮不上忙,只有让其调换到靠车梆的地方坐,便于往外边呕吐。
不知走了多长时间,终于到了目的地黄陵县城,(宜君县城位于铜川与黄陵之间的二分之一处,尽管我们是先路过宜君县城,但由于公路是从宜君县城旁边绕过,我们未曾看到宜君县城的真面目。)黄陵这地方不错,有河,有水,有山,有树,当然还有后面桥山上苍松翠柏掩映下的黄帝陵和山坡下河岸边的轩辕庙。一下车就看到山坡上一排排错落有致的窑洞,还有学校摸样的一排排平房,我们就被安排在这些窑洞或平房里住下。
三、整训
根据中央和总政治部有关社教的指示精神,社教工作队是以地方为主,军队为辅。军队和地方搭配在一起。我们这次延安地区社教总团的总团长是延安地区地委书记赵谭冰同志,我们学院的戴润生院长带队参加,戴院长是总团的领导成员,但好象没有明确职务,因为他的级别比赵谭冰高的多,所以只要戴院长在总团会议上讲话,会议简报就会以“戴润生同志在社教总团××会议上的讲话”印发,由此可见他的地位高低和讲话分量。
总团下面设两个分团:黄陵县分团和宜君县分团,我们四系的副主任曲克泮同志是宜君县分团的领导成员。我们班所在的这个工作队是属于宜君县分团,工作地点是高楼洼公社。
我们4652班全体学员,还有我们的指导员、班主任,还有四系少数教员和行政干部一起,与陕西省黄龙县抽调的社教干部搭配起来组成一个社教工作队。黄龙县的县长戴海富同志为队长,我们班的指导员张诚同志为教导员。从整训一开始,我们就和地方干部编到一起学习,我们都很虚心向有经验的地方干部学习。当然,他们也总是经常说向我们这些朝气蓬勃、突出政治的解放军学习。
整训期间,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和重要论述,学习农村工作二十三条和前十条,学习有关整党、整团、整顿民兵队伍和妇女组织的文件。当然首先是大会动员,由总团团长赵谭冰同志作报告。接下来是分组学习、讨论,领会精神,表态发言。其中有一次我们班的一位女生学员在分团大会上的发言获得全场的热烈鼓掌和领导的肯定,她发言稿的题目是:“无私则无畏”,这篇稿子还以会议简报的形式印发给各个工作队学习小组传阅。就是这句“无私则无畏”,使我耳目一新,在我以后多年的学习和工作中,曾多次引用并指导自己的行动。
一九六六年的四月九日总团全体大会,由总团团长赵谭冰同志做整训总结报告,报告很长,但核心是:“进村以后要抓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重点,就是解决当权派的问题: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树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黄陵整训期间,伙食还是不错的,相当于四俩粮票的大白馒头,随便吃。每顿都有肉菜,特别是陕北的羊肉做的肥嫩肉片汤真的是好吃。
四、进村
整训结束后,我们仍然是打起背包,坐上卡车返回宜君县城方向。进了县城下车休息,那个宜君县城原来在一道岗脊上,只有南北方向一条街。这个所谓的县城也就相当于我们平原地区当时公社所在的集镇大小。休息后,我们继续乘车沿着更窄的山间小道颠来簸去地驶向我们工作队的驻地---高楼洼公社,高楼洼在宜君正西方向,距离宜君大概二十公里的样子。同时其他工作队也都分别进驻各自的公社所在地。
我们那个高楼洼公社所在地同样是个山顶上的开阔地,连个集镇也不是,周围都是沟壑山林,可见条件是多么艰苦。我们进驻公社那天,正好赶上特大的沙尘爆天气,漫天都是黄色沙尘,遮天盖日,使我们的心情很沉重。(其实在后来的数月里也没有再出现过这样大的沙尘天气。)在公社少时休整(吃饭、休息),由工作队领导作出安排,每个生产大队进驻一个社教工作组。我们4652班的同学从此时起,全部分开与黄龙县的地方干部交叉搭配到各个生产大队去。
我和另外三个男同学,还有地方上的五位同志(有一位是女同志)所组成的工作组,被分配到离公社最远的马场大队,马场大队在高楼洼偏西北方向,也有十几公里路程。我们背着背包拿着行李,由向导带路沿着山脊、穿越丛林、拄着棍子、一路下坡,步行两个多小时才到马场大队队部。
马场大队是由三个生产队组成:马场生产队、龙门沟生产队、马坊生产队。大队部附近有几十户人家相对集中,沿着一道川的西边分布,背靠大山,叫马场生产队。这个生产队由我们工作组组长吴志坚(黄龙干部)带上另外两个组员(一个黄龙干部,一个我们班的学员)负责;大队部的对面,沿着那道川的东边零散分布着几十户人家,叫马坊生产队。这个生产队由我们的副组长陈学文(黄龙干部)和两个组员(一个黄龙干部,一个我们的学员)负责;在大队部北边一华里远的地方,向西北方向延伸一条长长的山沟,稀稀拉拉分布着几十户人家,叫龙门沟生产队。这个生产队由一个姓高的组员(黄龙干部)当领导,我和另一位学员为成员的三人负责。
进村后,我们绝对依靠最贫困的贫下中农,因为事先有先遣队进村摸底,给我们提供了最贫困户的名单。我们进村后也进一步扎根串联,核实情况。我们吃、住在最苦最贫穷的人家。我们的阶级政策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孤立、打击不老实的富农和地主。同时对于在职的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在没有弄清是否有四清、四不清问题之前,也不能作为依靠对象。
五、考验
那段日子可真够艰苦的,住的还能将就,尽管住的要么是窑洞,要么是饲养室,但都是自己带的被褥,每天从早上忙到晚上十一点多钟,累了困了倒头就能睡着。可吃饭真是个问题,最贫困的家庭的伙食每天都是如此:早饭是玉米糊汤(就是稍微稠点的玉米渗),中午、晚上都是玉米面搅潭(音),就是玉米面糊糊,给你盛上半碗,再浇上一些煮好了的酸菜汤(实际贫困人家酸菜缸里泡的都是树叶子,吃起来木渣木渣的。)再用筷子拉成方块,就可以吃了。常常是吃了一碗锅里就没了,因为困难人家大多都是孩子多,这就叫张嘴的多,挣工分的少,所以这也是造成他们困难的原因之一。我们社教工作队员在谁家吃饭谁家高兴,因为除了政治待遇外,我们每天要付给一斤半粮票和四角钱。中农、富裕中农甚至富农都想挣着让我们到他们家去吃饭,(后来我们也知道他们的生活条件确实好,他们有腊肉、鸡蛋、大米、白面、山芋即土豆、泡菜不是树叶而是莲花白、大白菜等)他们要的是政治待遇,但我们不能站错了立场,一开始的两个多月里,我们坚定地吃、住在贫下中农家中。很快,我们在学校期间吃得白白胖胖的脸都变得黄皮刮瘦,但我们的精神却依然抖擞。人民群众看在眼里,佩服在心里,他们不时流露出称赞而又心疼的表情。好在我们差不多每个星期天都要翻山越岭回公社所在地的工作队队部开会、总结、交流,同时改善一下伙食:大白馒头,肥嫩红辣的羊肉肉片汤,大家猛喋(音)一顿,了的太!(陕西话)后来随着社教运动深入,逐渐摸清底细,我们的依靠对象也逐渐扩大到中农、富裕中农,伙食条件自然有了好转。
我们那个龙门沟生产队,一条沟上下十几公里,有距离三、五里才有几户人家的,也有十里、八里才有几户人家的,还有孤零零一户、两户人家住在山坡上的,战线拉的很长。我们白天走村串户,扎根串联,访贫问苦,也参加生产队的田间劳动。晚上召集群众大会,会场选在这条沟的中间位置,照顾到两头都往中间走。由于是山路,黑灯瞎火,我们拿着手电筒和棍子,一是探路,二是防身。开会前都是我给大家教唱歌曲,《东方红》啊,《社会主义好》啊,年轻人基本都会唱,但不准确的地方我给予纠正。《唱只山歌给党听》啊,忆苦思甜方面的“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这样的歌曲对他们反复教反复唱。群众也有兴趣,特别是年轻人爱学爱唱。正式开会就是讲政策,宣读文件,一般都是老高同志先讲,我们再宣读文件并解释。每进展一个阶段,也要在大队部开一次全大队的群众大会。
……整党、整团、整顿民兵队伍和妇女组织等等,(细节就不细说了)。
六、文革(社教工作队内部)
正当社教运动取得明显成果,基本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从广播里听到了首都北京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时虽然没有电视,但有线广播还是很发达的,我们早已养成了听广播的习惯)。说话之间,我们接到通知,所有社教工作队员,集中到公社所在地,社教工作队内部封闭传达文件,进行学习,查摆问题。在学习、讨论过程中,我们也不时的收听中央和地方的广播,(从而得知,大城市的大中专院校都轰轰烈烈的搞起来了)我们听到了毛主席对青年学生发出的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对我们鼓舞很大。
在工作队内部,我们也有点按耐不住了,总得有点气氛吧。同学之间进行了简单的交流,也开始写几张很肤浅的大字报,有的一份一张纸,有的一份两张纸,可见多么简单。内容也就是希望工作队领导不要捂盖子,要放手发动群众,查摆问题。另外就是对领导有时讲话中的错误言论进行了揭批。可以说都是善意的,没有无端上纲上线(大字报只贴在工作队会议室内,除社教工作队员外其他人不得进去)。寥寥几张大字报,有点到工作队长戴海富的,也有点到教导员张诚的。使人未曾料到的是,这竟惹恼了某些和我们搭配的黄龙县的地方干部,他们也动起来了,他们的大字报不是对领导提意见,更不是揭批领导的错误,而是对我们的大字报进行围攻、反击。接着大会、小会也把矛头对准我们几个写大字报的人。他们竟然逐步对我们上纲上线:“是向党进攻”;“是反党反革命”;“矛头指向党委领导,就是攻击党”;“否定党的各级组织,就是架空党中央”;“同五七年的右派一样”;等等、等等。当然,我们也不示弱,因为我们根红、苗正,积极向上,一心向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有什么错?于是我们也奋起批驳他们的大字报,在会上据理力争,针锋相对。
然而,我们必然是弱者,权力不在我们手里,他们大会、小会逼迫我们检查,一遍遍检查都过不了关,因为他们一定要我们承认是反党、反革命,是右派向党进攻。在会上,我们班未被卷入的其他同学,一直和他们辩论,反驳他们的扭论,为我们这几位受打击的同学撑腰壮胆,我们非常感激。尽管戴海富手下的那邦人也想分化、瓦解我们,拉拢我们的其他同学揭发我们,但我们的同学无人上当,没有一个人跟着他们走。当然,也有一部分黄龙县的地方干部不同意他们的做法,暗中给我们出主义。
评心而论,那个工作队长(黄龙县县长)戴海富,是一位个头不高、鼻音很重、一口陕北话、不太老的老头,工农干部,没有多少文化,因而有时容易说错话。我们也根本没有想把他当作走资派来批,只是希望他能接受批评,虚心改正,提高自己的讲话水平,少讲错话而已。但作为地方上的县太爷,大概没有人敢对他们这样不礼貌,你们年纪轻轻,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那还了得!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下边的一邦爪牙真是心狠手辣,非要把我们致于死地而后快。
接下来,我们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除了大会、小会批来批去以外,我们饭前饭后的行动也被他们跟踪、盯梢、监视。全体工作队员是分别在几个地方住宿。我们几个工作组的几十个人,住在公社北边约一公里叫“六间房”的地方,那地方就是几间空房,一户人家也没有。我们都是搭地铺睡觉,白天、晚上分大组讨论时也在那里。只有下班后步行到公社去吃饭和饭后返回的路上,我们才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如果在去吃饭来回的路上,与谁接触,与谁说话,在接下来的会上他们就会追问你,叫你交代说了些什么,是否订立共守同盟,等等。我们的自由已经被限制。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心里虽然很苦闷,但我们并没有被吓倒,只要是自由活动时间,尽管他们跟踪、监视,我们一个人也好,几个人也好,在房间里,在路旁的山坡上就高声歌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其他那么多没有被卷进去的同学也跟我们一起唱。这还真有用,排出了苦闷,坚定了信心。
形势越来越严峻,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我们不放过任何可能互相接触的机会,在一次晚饭后散步的时候,趁他们的人还没有跟上来,我们几个被整的同学,还有另外其他几个同学,不由地走到偏僻的地方,先让两三个其他同学在周围放哨,我们迅速集中到一起商讨对策。我提议:必须尽快向上级领导反映这里的真实情况,否则等到他们把我们定成“反党、反革命”,整理材料上报,那一切都晚了。于是决定向上级写信,大家把情况一抖,就是信的内容,指定一名不是他们怀疑对象的同学执笔,要求第二天完成,再找时间通过一下就寄出。
那位同学很尽心,当天晚上就写好了,因为他不是怀疑对象,别人不注意他,还以为他写日记、写发言稿什么的。第二天我们利用各种机会传阅后再碰头,提出稍做修改并重抄两份,用社教工作队的信封装好。我说:一封信寄给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刘兰涛,另一封信寄给陕西省委社教工作总团办公室。如果西北局和陕西省委不支持我们,我们再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大家都同意。于是在写好的信上,我们八位同学(其中一位是女生)各自签上了名字。
可是信函如何尽快寄出是个问题。因为高楼洼公社不是集镇,没有邮电局,宜君县的邮递员几乎是一个礼拜才来一次。怎么办?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们为此苦思悯想时,我们马场大队的一位贫农积极分子来公社办事,因为多日不见,他找我见见面,并汇报一下生产队的情况。我简单和他进行了交谈,鼓励他好好干,把队里的生产和工作抓上去。随即我脑子里出现了让他把信送出去的想法,我就把他叫到一边说:“你来的正好,你是积极分子,是我们依靠的对象,今天有一个重要任务要你去完成。”他说:“没问题。”我边说边把两封信迅速塞进他衣服兜里,说道:“注意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或看到,回生产队也不能走漏风声。辛苦你把这两封信送到焦坪街(与高楼洼公社相临的公社所在地,我们马场大队的社员赶集都是到那里去)邮电局用挂号发了。我给你壹元钱,一封挂号信邮费是两角,两封挂号信是四角,还剩六角,你中午在供销社食堂(就是当时的饭店)买一顿饭吃,完了你直接回家就行了。”这位贫农积极分子真的很可靠,二话没说,直奔焦坪,圆满完成了我们交给他的任务。
接下来我们就在焦急中等待,一边软磨硬抗他们的批判,拖拉时间,一边琢磨发出的信不知带来的是福是祸。
大概艰难的熬过一个多礼拜时间,一天,我们的工作队突然来了两辆吉普车,从车上下来五六个领导摸样的人,我们心里估摸着是我们的两封信起作用了。他们来后,也不开大会,与工作队的队长和教导员接触一下,大概是听了简要汇报后,就让他们回避。然后在一个小房间里分头找人一个一个的谈话,在两天的时间内,几乎所有的人都谈了一遍,象我们这些重点人物特别是在信上签名的八位同学,甚至两遍三遍的谈。我们事实求是的汇报我们的想法和做法,反映他们如何批判、围攻、逼迫、监视我们,我们满怀希望上级领导能够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评价。
当然,那些黄龙县县长的爪牙们怀着的是另一副心态,他们更加变本加利地向调查组汇报我们这些学生是“反党、反革命”,他们在下面也散布言论说,是调查那几个写大字报的人向党进攻的罪行来了,还说,有好戏看了,要不了几天就会把他们抓起来,等等。人家调查组只问话、记录、不表态,两天后就走了。我们心里也不塌实。
又艰难地度过了一个多礼拜,一辆北京吉普来到我们工作队,车上的人下车后,马上叫集合队伍,很快全体工作队的成员(包括领导)站成了方队。上边来的人站在我们对面,很严肃。
    站在中间位置的那位领导,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个文件准备宣读,我听到后边有人嘀咕,说是要宣布反党、反革命的人员名单了。那会儿心里还真有点发毛。那位领导在宣读文件之前,先说他们是社教总团派来的,要宣读、传达一个总团的重要决定,请大家安静。“延安地区社教总团关于撤消戴海富同志社教工作队队长职务的决定”,听到宣读的第一句,我们本来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了,眼泪夺匡而出,连后面宣读的内容也没有听清楚(大致意思是根据八位同志信上反映的问题,西北局书记刘兰涛同志作了重要批示,责成陕西省委社教总团派人和延安地区社教总团一起进行调查,如果情况属实,必须严肃处理。经派人调查后,向总团作了汇报,总团认真研究后特作出这一决定。并指出戴海富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必须认真检讨。)当“决定”宣读完时,我小声告诉站在我旁边的我们四系的干部马×芳(中间那个字我想不起来了)说:“你快带领大家喊口号”,他说:“喊啥?”我说:“坚决拥护总团的正确决定!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于是老马振臂高呼口号,大家跟着高呼,群情激昂,我们同学们都激动得哭了起来,“我们终于解放了”。于是我们同学们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毛主席啊派人来,神兵下凡界唠风扫乌云开,…”
    接下来就该是戴海富检查、交代问题了,他那些趾高气扬的爪牙们也该灰溜溜的检查自己的问题了。但我们没有象他们那样心狠手毒,我们只是摆事实、讲道理,让他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以免给党的事业带来更大的危害。                                                                                                                        201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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