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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1987:青海省文革当中二二三事件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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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文革当中二二三事件的回忆



当时我大概9岁,只知道父亲是青海省卫生厅的办公室主任,卫生厅里有厅长:梁长汉,他是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当年在西路军兵败青海时被俘,在万人坑前被一刀砍在脸上,他就势装死,滚下坑里,逃过了一劫,但脸颊上留下了一个大刀疤痕,但此人一辈子为人忠厚从不整人,博得下属好评.最后官至省部级.
66年的卫生厅内有五个处长,因在工作中,彼此之间有照顾,意味相投,故人称五兄:
老大:傅守任;(已故)
老二:金宗桥;(已故)
老三:夏赞亭;(英年早逝)
老四:张立暑;官至正厅(尚健在)
老五就是我爸爸:杨涛;(已故)
另外还有处长:何志民, 此人因性格内向,与我父亲志向不合,但私下还有交情,他总是要处于处长们的对面,所以,与当时的造反派站到一起,后造反派失势,他郁郁寡欢,文革第二年投河自杀;投河前,畏不能沉,故,衣袋内装满卵石,惜! 我父亲念旧,在家里接待前来办理后世的其夫人和其胞弟,何夫人是一个家妇,并无职业,为人心地善良,经人唆使,还曾给我爸爸贴过大字报,上面写的什么,我不知道.但后来与何叔叔的弟弟一起来我家时,一脸的不自在.何叔叔的弟弟是一名军官,一脸的和气,大家坐在一起共忆故人.
还有老红军: 石彦芳,长寿愈九十有余,人事处长:梁禾义,原为共军骑兵团长,后为人事处长,文革结束后,也不知道上级部门的哪根经搭错了,莫名其妙地被任命为青海省京剧团团长,此人忠厚,不善言笑,临终住院我还看望过他,彼此已不相识矣.
文革开始,我只记得1966年的五月十六日(史称5。16)在西门口召开了一个万人大会,会后人们散去,大风骤起,满天的黄土,人们开会时垫在屁股下的报纸满天飞.爸爸回来和妈妈一起在说着什么,双方都很激动,但是都很高兴,我们孩子们在旁边听不懂,只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
过后几天,西宁西大街高级法院至民委大楼中间的北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大概都是攻击各单位走资派的.市民的情绪很高,吃过了晚饭,都出来散步,实际上是来看大字报的.
爸爸是西安艺术学院的毕业生,卫生厅就靠爸爸画漫画,画得很象,我们都以爸爸的艺术技巧而自豪.卫生厅出的大字报也就出名了.再后来,西宁市出现了两个造反派组织: 一个是东方红,是青海省的各界年轻人包括学生的大型联合组织,他们人数众多,好像文革中参加运动的人都在这个组织内.总部好像在农林厅的大楼内,也就在人民剧院的旁边,楼上搭了几个高音喇叭,整天地叫,人们装作散步的样子,实际上都是站在下面听,我看到爸爸就在听,但我不懂.
院子里的孩子们可高兴啦,我们不上学啦.大家整天玩不够.听说要成立红卫兵啦,我们跑到实验小学里,就是今天的北大街小学,有人说他就是司令,到他那里报名就行了,我一看,长着满脸横肉,耳朵上还多出一块肉来,心想,别管人长得不怎么地,但只要是红卫兵就行.我和我哥一起去的,他就拿到了一个红袖套,我没有.哥哥回家将袖套压在玻璃板底下,院子里的孩子们都来看,我哥一脸的神气.还没过半天,司令带领几个人亲自上门,把袖套要回去啦,哥哥气傻啦,我看到他在旁边抹眼泪.后来他找来一根竹笛子,整天都在吹”大海航行靠舵手”,吹得人心烦.
听说要卖毛主席纪念章啦, 半夜两三点我和哥哥姐姐就起床了,一家一家的孩子们都叫起来,呼啦啦十几个孩子们出门,到人民剧院的广场上排对等候,一直到早上10点才开始卖,一人只能买两个,每个两分钱.排队的人多的不得了,人山人海.我们都买到了,大家那个高兴的劲儿.
后来听说又有一个红卫兵组织成立了,叫”八.一八”,是纪念毛主席八月十八日接见红卫兵的意思.总部在实验小学旁边的甜胚铺子里面,后来搬到了红卫兵总部的对面的西宁市公安局的楼里.也是几个高音喇叭,对着叫.我们才知道,这个八一八可不简单,他是红卫兵的对立派,为什么对立,他的组织原理是什么我们到今天都不知道.反正从此以后西宁市就不太平了.两家的人整天地掐,据说有人被打啦,院子里的孩子们在金老二的公子的组织下,成立了当时的类似于护院对,我还站过两个小时的岗呢,其实当时都是闹着玩呢,谁也没有当真.突然有人喊,示威来啦,我们爬到围墙上去看,只见一辆一辆的军车满载着初中以上的学生从军区方向向市中心驶来,大概有100多辆车。我就向她们欢呼,对方也向我抱以友好.可在我旁边不远,有几个比我们大的张老四家的大小姐和几个姐姐在向她们吐口水,一边在墙这边骂,一边在车上骂,我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真奇怪!
慢慢的就感觉到爸爸不开心了,妈妈整天地围着他问这问哪,说不好就吵.有一天晚上已经很晚啦,爸爸还在灯下写文章,我们知道爸爸是梁厅长的笔杆子,有些叔叔阿姨还跟我们说,你爸很能干,能写能画.突然爸爸哼了几句歌词还是戏剧,反正我知道,爸爸的心情好啦.我只知道这篇稿子是要拿到明天晚上在卫生学校的大会上的讲稿,梁厅长要在第二天审核.
在之后,爸爸吃完晚饭就到几个兄弟家去串门,或者除傅老大以外其他三个处长都到我家,聊天都很晚,好像谈话内容也不轻松.倒是夫人们都很高兴.
有一天放学回来,看到我家外墙上帖着大字报,满到处是我爸爸的名字,内容我看不懂,进了家门,看见姐姐坐在床前低头不语,旁边是跟了我家近五年的保姆在劝我姐,我知道爸爸被打为走资派了。对面的石家的老婆和何志民的老婆在外边,高声叫着笑着,说够不着太高了,得搬个板凳来贴大字报。突然姐姐哭起来了。
爸爸是个要面子的人,我们知道可能他会动怒的,真奇怪,他回来后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反而向我妈吼了几句,说很正常嘛。有什么了不起。事情就过去了。
有一天的下午院子里的孩子们说有军事游行,要到大十字(西宁市中心)去,我们都去了,等到下午三点,果然,军事游行开始,大太阳光下先是一辆小型敞棚吉普车,车上坐着一个大胖子军官,身后立着两个司号员,年纪很小,但看起来很紧张,军帽的沿都已经被汗水湿透了,隔200米是八辆三轮摩托车队, 摆着队形,车上都架着机枪,双目直视,虎视眈眈.每隔20米一辆军用卡车,车邦两边各站立六到八个士兵,各个配戴武器,神情肃穆,大汗浸透,从军区开到市中心看来也费了不少时间.五六十辆步兵车后,又是拖炮的卡车,也是车两边都站着庄严肃穆的士兵,我们孩子们为了显示自己的知识,啊!这是枷侬炮,这是榴弹炮,六零炮,无后座力炮,乖乖!这些家伙都拿出来了.军人们只喊出两个口号:支持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后来在史料中得知,这时候的军队里也很热闹.
白天大人们上班,我们没有学校去,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几个孩子们整天在一起,上房,打水仗,西宁市的北面有古城墙,我现在都记得在城墙上,哪里有个洞,哪里有个窝,从哪里上去,从哪里下来.有一段时间里,我和哥哥感到浑身发痒,妈妈说是皮肤过敏,后来才发觉是染上了虱子.这只能说明当时大人们都把心思放到了文革当中,对我们基本上就不管了.
有一次我们爬城墙到了西宁市的西北角,看到对面的青海日报社门口聚集了黑压压的人群,远处还有队伍在不断地开来,为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看样子这种围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好象还有军人在里面.后来听夏老三的大公子说,他去过,一直挤到最里面,军人们手挽手拉成警戒线,外面的人往里冲被军人挡住,他还和军人对话,对方很友好。
二月十几日左右的下午,我们在街道上玩,突然听人说今天的青海日报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了,结果青海日报买不到了都被回收了,个别的报纸在街道上在卖,快去!我们看到一个人胳膊上挎了一大络的报纸,大家都在抢。我哥还挺行,还是买到了一份。拿过来,经人指点,还确实不得了,简直是天大的罪孽,不得了啊!有人胆敢冒天下之大不违!这可是要杀头的呀!:报纸上有一副漫画,上面是个戴着鸭舌帽的工人阶级正在有力的向下抓着一个比他的手大不了多少的想个兔子大小的戴着军帽的小人物,小人物的身上写着“抓林”,工人阶级戴着袖套,袖套上写着“反毛”,这不是指毛主席,林副主席吗。这还了得???
回家给大人也看了报纸,爸爸没说什么,妈妈脸色大变。妈妈说:完啦,要出事!要出事!
晚上,男人们又到我家来了,我妈激动又神秘地将报纸给他们看,大家显得很紧张,张老四是里面最稳重的,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夏老三凑过来,问我爸,哎,老杨,你看呐?我爸朝我一瞪眼,出去!没你事!我在外屋只听屋里的人们都压低了声音议论着什么。我一个人在外屋,哥哥姐姐都出去啦,突然哥哥跑回来说,大街上宣传车来啦,就听到庄重的女中音缓缓飘来:““八。一八”听着,北京来电,林副统帅命令你们三天内撤出青海日报社,如违抗命令,后果自负。“
人们都走出屋外,站在院子里。妈妈问夏老三:真是林副统帅下令?夏老三看都不看妈妈一眼说:“扯蛋!”转身就回他家去了。声音远去了,人们也慢慢地散了,在那个年代里报纸上出这么大的事,连我们娃娃都知道这是什么罪过。
卫生学校的一次大会上,一个老师被领导选为发言,他老兄太紧张,念稿子就介介巴巴,汗流浃背,稿子的结尾总是两三个口号: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可他想快点结束,就打倒毛主席!话已出口,张嘴介舌,台下,拳头举到半空“打倒。。。。。,全场凝静半分钟,突然台下一片怪叫,台上已经尿了裤子。啊!现行反革命!立马就直接扭押到公安局去了。
第二天,我们还是出去玩,先到北门坡上看游行队伍,只见人群大批地从四面八方向报社围过来,报社门口已经是上万人拥在一起。看热闹的人也分不同派别,自己的队伍来了,就拍巴掌,反对派的队伍来了,不敢说什么,但只是冷眼瞪着。
我们几个孩子说,到城墙上去看,那里近。我们爬上城墙,只见大批的解放军战士在上面,有些爬在地上拿枪向报社方向瞄准,还有些在一起聊天谈笑,但不让我们上去。我们就到比解放军所占的位置低的一个城墙坎上,向报社望去,只见:报社门口人山人海,人们就像海浪一样一浪一浪向里冲,最里圈有人手挽着手在抗衡着冲击,报社里面的院子里,没有人,报社不大,大门口的正面有大约一个篮球场大的场子,正面是一栋三层的办公楼,院子两边都是平房,楼的后面是一个大房子,可能是印刷厂,大房子后面是一个大操场,操场上还有几个房子,然后就是围墙了。看了一会儿,有个解放军战士很不友好地把我们赶走了。我们只知道情况是:外面的人往里冲,里面的人往外推,里面是八一八,外面的是红卫兵。
晚上我们把情况给大人们说了,大人们再三叮嘱不要再去了,还说再去就打断你的腿!
以后的几天里,我们只是看到大批的解放军都集结到了报社周围,军车都排队到街道上,一直排到了北门坡的上口,三四辆卡车就把路封死了。每天晚上宣传车还是一遍一遍地宣读北京来电,看来林副统帅的本事也不怎么大嘛,硬是没把人们从里面吓出来。因我家就在北大街,天天如此也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知道爸爸他们没有参加什么组织,只是观望,但好象对“八。一八“还是挺同情的。卫生厅里的普通干部们好象都是红卫兵组织的。造反嘛,当然是这种布局了。
省上的行政机构已经垮掉了,公安厅,法院,检察院也没有了。据说省长王昭也被抓起来了。他是当年最年轻的少将军衔。但此人作风粗蛮,脱离群众,爸爸对他的印象不好。是被谁抓的谁也说不清。事情到了今天也没有一个定论,反正现在的说法是被“四人帮“抓的。各部门厅长都回家了,我只记得爸爸总是到梁厅长家里去汇报工作。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开会,开会。
二月二十三日的上午,我们孩子们在卫生厅家属院的大操场上玩,很开心,记得我跑的直喘气,坐在篮球架的下面。突然,就听见几声枪响,只见一颗荧光弹划破天空,还有信号弹。我们被吓呆了,然后就是像春节的鞭炮,噼哩啪啦地爆炸了,枪声是从报社方向传来的,军队开枪啦!报社是在城墙以北,我们是在城墙以南,但不知道我们这边也有子弹飞来,打在房顶上的瓦上,瓦片爆裂。吓得我们撒鸭子往家里跑。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当时是12点多,大人们都在家。枪声不断,但朝我们这里打的枪渐渐地没有了,只是听见报社方向还在不断地响着枪声。大约半个小时以后枪声停了。我就赶紧往街道上面跑,往北门口跑。只见几个解放军战士在阻止人们进入北门坡。人们硬往里面闯,当兵的就过来阻止,有人和当兵的扭打到了一起,也有人哭的叫的。又有几个当兵的跑过来,人群越来越多,我趁这机会就钻进卡车底下向里爬,爬过三几辆车以后,钻出来往报社方向看,只见报社里冒着浓烟,到处都是军人。因为是站在坡上所以我看得很清楚。突然,我被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兵揪住了我的脖领子,饿狠狠地把我提着往外赶。还说等会儿会有人抓我。吓得我赶紧往家里跑。
后来得知当时的情况:青海省军区在报社的正南面布置了一个加强营,也就在北城墙上,在报社的西侧的河滩对岸布置了一个营,防止有人逃脱,在报社的后面的河对面布置了一个营,报社的东面是西宁宾馆,也是此次行动的指挥部,警戒自然不在话下。先是正面的机枪打起,报社里面的人就往后跑,然后,后面的机枪把人当靶子,伤亡惨重是肯定的。由于开枪的突然性,在南面篮球场上有三四个帐篷,是用于里面坚守的人休息的地方,当时就有13人毙命,帐篷垮塌下来,里面的炉火将帐篷点燃,尸体也被烧毁。事后有人看到尸体上有刺刀的痕迹。楼里的人们乱成一团,有一个女工是青海汽车运输七公司的,见到开枪,就站到窗前,有大半个身体暴露,她拿着报纸呼喊:“不要开枪!“,但一颗无情的子弹将她的天灵盖打爆,脑浆溅到天花板上,两三个月后,我们被组织参观,还见到酱黄色的痕迹,不寒而栗。
守在后门的民族学院的藏族学生一看不好,立马想冲过报社后的桥,被对面的机枪无情地打倒,一共有八十二个男女学生顷刻之间就倒在血泊中,在半个小时的枪击中,报社院内横尸遍地,四面八方都是机枪,人们无处躲藏,马集文(后为青海省革委副主任)身中七枪,这家伙居然没死。枪击过后共当场打死一百七十三个人,其中八个女的。
历史的阴差阳错,我有一次和我的丈母娘聊天,才知道,她当时是省医院派到报社里去的八一把的医疗队,在里面坚守了4天,开枪那天,她和她的伙伴一起到厕所去,刚出厕所就听到枪声,吓得她们又躲进厕所,枪停了,只见解放军的战士们端着上刺刀的步枪从四面八方冲进来,到处乱跑,她们知道,现在可不是出去的时候。一直等到解放军挨门挨户地搜查,才战战兢兢地走出来,一个小战士看到她们端着枪冲过来,喝声道:“缴枪不杀!举起手来!”,小战士冲进女厕所,看了一圈,没有发现其他人,就朝我丈母娘的屁股上猛踢一脚,大喝:“打死你们这群反革命,把你们全杀了!我们是保卫毛主席!你们。。。。。”,他神经质地唠叨着,看得出来,小战士也吓的够呛。她们两个人早已吓的哆索,没有感到疼。从身后又走过来一个当官的,喝断小战士:“不要说啦,滚!”然后,转过头来对她们缓声说道,“别怕!跟我到后面的操场上集合去!”她们转身一看,那军官手里拿着手枪,还正指着她们。她们说:“我们是省医院的医生,我们可以救人!”“不用你们,我们的人在后面,由她们来!”她只记得现场十分的惨裂,许多人躺在地上,好几个人已经不需要包扎了,她们就默默地从旁边走过,地上的人只是看着她们。。。。
跑到家看到父母亲正神情紧张地议论,我感觉到好象“八。一八”被镇压也不至于我家出什么大事,毕竟爸爸已经是被批斗过的,更没有参加“八一八”,我凑过去,妈妈吼道,“出去!”
就见妈妈冲到厨房里喊道,快拉风箱作饭!妈妈下了一大碗元宵(好象是元宵节的前后,家里有元宵),叫爸爸吃,可是我们刚刚才吃了中午饭,爸爸就象牛大胃地呼啦啦地一扫而空。看吃完了,妈妈又跑到他们的卧室里,在衣柜里翻找着什么。我看到院子的门突然被撞开,呼呼啦啦涌进来几十个人,还有街道上的小孩子们也过来看热闹。人群中走出一个中年人,穿着军人打扮,披着军大衣,穿着骑兵的马裤,冲着我家的窗户大声嚷嚷着:反革命分子杨涛滚出来!马上到卫生厅三楼会议室去集合!爸爸脸都白了。妈妈只是呆呆地看着对方,来人是叫郭易武,是最近刚刚转业到卫生厅的好象是分配到了药检所了。爸爸默默地走出家门穿过人群,我们也跟他走出五宿舍院,看到三宿舍的张老三也走出来,二宿舍的金老二也出来了,金和张都是一军的人(打到青海的西北野战军第一军),见过世面,他们横眉冷对地从郭的身边走过,郭没说什么,但他看见我老爸就象老鼠一样贴着墙边走,可来劲了,“你们这群反革命,你们这些坏东西!。。。。。”不住地骂,人群跟着到了街道上朝省政府方向走去。
下午,我们都没有出家门,不知道外边还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直到晚上爸爸还没有回来,我和妈妈到家属院的大门口等爸爸,寒风凛冽,大街上空无一人,据说是戒严啦。妈妈叫我回去,说外边太冷,回到屋里,保姆招呼我们姐弟三个睡觉。早上醒来还是没有爸爸,妈妈说她在大门口等了一夜,并给夏三说,她看见解放军押着俘虏队伍从我们大门口过,里面有妇女和小孩,一共押解了三四个队伍,每次都有三四百人。
后来听说先是把没有受伤的人员押到报社的操场上,双手向后抱头跪在地上,清点人数。不准交谈,然后又派汽车将受伤者送到省医院去。可能是不愿意叫其他人看到,一直等到天黑以后才开始押运被俘人员到南大街的省公安部厅的大礼堂里作临时的关押。
妈妈说,她从大门口回来看见傅老大走出来,忙问:“哎,你在,那老杨呢?”“你还不知道吗,嗨!昨天晚上开大会以后直接就送到公安局去啦!”“昨天晚上开大会时他们几个就被人打的不轻啊!老杨的眼镜也被打掉啦。有一个女的叫曹正的,上来就给老杨几个耳光,也不知道是怎么惹着她了,怎么这么大的仇呢。”
中午家属院内就得到通知,被送到公安局的人的家属要去给送饭,只听说公安局里是管饭的,没听说还要送饭。被送进去的人有:张效龙(副厅长),杨涛,金宗乔,蔡元庆,邸丰年。
妈妈叫我们赶紧做法饭,哥哥不知道从哪里捡回来一个洋铁皮桶,经他的手一搞,竟然做出一个小炉子。我们给爸爸熬的稀饭烙的饼。金家的夫人怕丢人,就叫金家大公子跟我们一起去,妈妈领着我们,我和哥哥用一根竹杆担着炉子,姐姐提着锅和食物走上了大街。保姆和我妈抹泪分手,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到了公安局的门口,人山人海都是送饭的,相互打听才知道昨天晚上可是送来不少人,说是木材厂,砖瓦厂,南滩监狱,公安局大院里已经塞满了人,后来的官方报道说,全省一共抓了五万人,西宁市占90%,当时的西宁市也就是60万人,这比例可太大了。
人们都爬在公安局大楼前的矮墙上,矮墙是由砖砌成花孔形,从外面可以看到墙内,几千人就挤在墙外,里面出来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张纸,高声念名字,听到的就赶紧把饭递到围墙里的人。送进去的稀饭,先要搅一搅,翻一翻,送进去的馒头要先掰开看一下。送饭我们从十点到门口,大概要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能送进去。我们得不到里面的任何消息。
总是不断地有卡车来,打开后车帮,被拉下来的都是五花大绑的各个单位陆续送来的“犯人”,车只停在院外门口,人犯要经过看热闹的人群才能进入大门。两边的人群中总是冲出几个任何时代都会有的“积极份子”手持自制鞭子,来一个打一个。再看来人犯早已是鼻青脸肿了,聪明一点的人,低头就往里跑。在门厅的大圆柱下等待验明正身后被带入。有时要等上很久才能被带进去。我就亲眼看到一个老头,慢慢地滑倒下来,据说是中暑啦。
公安局的大楼旁边是其侧门,经常有警车拉着警笛呼啸而出往南滩监狱而去。我曾经爬在大铁门上通过门缝望见里面:只是厕所,不时有士兵拿着枪,押解着人犯排着队上厕所,没有找到爸爸。对面的公安厅大楼上播放着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文革的革命歌曲。唱得人心烦。
一转眼,我们都送了二十多天的饭了,我们连里面的其他人的饭都做了,爸爸以前的一个法院朋友悄悄帮我们建立了里面与外面的联系,我们知道里面没啥事,就等着甄别,是否送往南摊。甚至我们还给里面送去两条烟。
过了几天蔡元庆被放回来了,在单位接受教育(批斗)。我们觉得有希望了。
有一天,妈妈红着眼睛对我们说,你们的爸爸被送到南摊啦。我们的心都凉了,这就意味着,出来是不可能了。我们赶紧又排队往南滩监狱送被子。
有一天晚上都快十点啦,突然我家的门被踹开,进来了三个人,为首的是郭易武,还有我家楼上的女邻居(名字忘了),康西俊,我们都躺在床上瞪着对方,三人也不往前走,郭从怀里掏出一份搜查令大声地宣读。然后就翻箱倒柜地查。最后发现我家的煤房,一定要翻,三个人把几吨煤翻了个底朝天,找出许多我以前没见到过的爸爸的艺术书籍藏品油画。三个人出来跟煤黑子一样,直可惜那平时爱干净的女邻居了。最后,三个人要拿走许多书,妈妈说“可以,但你们必须打个收条。”折腾完都下夜三四点啦。
我们听说死难者的家属不服,上北京告状。所以,在火车站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人,以最大限度来识别告状的人,还在火车上严格检查不许有漏网的。许多人被赶下了火车,特别是在夏官营车站(青海省与甘肃省的交界),严密封锁。致使告状的人下车后徒步走到甘肃省境内,有人涉游黄河,被淹死的可不是三几个人。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赶到了北京城,据说叶群,江青等接见了,大厅里哭成一团。我见到过接见备忘录。
在这几天里,我跟妈妈的单位参加了一个在南门体育场召开的公审大会。主席台上是李猛,据说爸爸认识他,可惜在翻案以后,他就跳楼自杀了。公审了几个人,其中是一个台湾的特务,全部被枪毙了,这次大会以后,我们都感到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自从公审大会后人们都感到十分紧张,因为李猛在讲话中提到,近期内还要开公审大会,还要杀一批,关一批,捕一批。而且具跑专案的人传出消息,近来的案子大概都已审理完毕,很可能近期内就可以公布了。加上各单位都组织了形式不同的活动,例如参观反革命尸体,搜查反革命潜藏份子,抄家等等,不同程度地增加了红色恐怖的色彩。
开枪以后的第二天,院子里的石彦芳的老婆就组织所有的孩子们到报社去,参观反革命的尸体,当时我对死亡还没有概念,跟着哥哥姐姐看热闹。报社西墙跟下一条大道直通报社桥,也就是在此桥上死了82个藏族学生,在报社西北后墙角的桥头边,左侧有一个大坑,周围都是树林,我们都站在大道上向下看,坑里堆积着被打死的人,有些尸体上还盖着汽车帆布蓬,但大部分的尸体是可以看到的。死人的脸部表情各异,都是穿着厚重的棉衣,还有穿着棉大衣的。这估计都是当时时值深冬为了守卫报社,热血沸腾的青年们离家时穿的。有几具尸体的手举在半空中,也没有人给他们放下来。其中有一个人的手指弯曲着,旁边有人解释说:“这是射击的动作,说明当时他们有枪。”关于“八。一八”有无枪支的问题自从翻案至今再无人讨论过。
我当时孩提不懂,参观完以后就跟着金老二家的大公子一起跑到河滩上去玩,时不时地看到一滩滩的血迹,还有一些破棉衣。这都是当时人们为了突围从河滩上向西跑,被迎面而来的子弹打中的。
后来听说,在省医院里凡及时送到的伤员基本上都被救治,只有北京来的一个叫张大海的大学生因伤过重不治而亡。还有那些被各单位绑送到公安局的人们,在外边被单位里的极端份子和街道上的豁皮烂仔所污辱殴打外,在公安局的大礼堂内一切则有秩序,只是态度上生硬而已。具体情况父亲也没有多说,但提到一些细节:如人们都是席地而坐围成圈子,东拉西扯,大礼堂的舞台上也是席地而坐的人,让你就在那一两个平方米的范围内活动长大二十几天谁也受不了。不过每天各单位的专案人员穿梭于其间,倒也并不感到寂寞。到后来被押到南滩监狱后才感到心里不踏实,在一个监号里关押了12个人,后来都成了好朋友,其中有江海龙(民政厅的处长),易平(轻工业厅的处长)苏得本(自来水公司的经理)等等。
没有被抓的人们倒也落得自在,我们孩子们在院子里玩,抬头一看,由梁厅长抗着一个硕大的扫把带队,后面跟了至少四五个人的所谓“牛鬼蛇神”从我们面前走过。好像是刚从厕所方向过来的。到了晚饭十分各家各户都很忙,孩子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饭做好,大人们都是下班回到家立即吃饭,放下碗筷就起身,又要回到单位去开会,不到十点钟是不回来的,而且天天如此。可能当时的全国人民都是这样的。
记得那一天下午,我和哥哥还有几个小伙伴从北门坡往上走,看见前面走着一对解放军战士,他们一路十分友好地与路边的行人打着招呼,样子很奇怪,行人们的眼神里充满着疑惑。走在最前面的战士手里拿着一卷纸,看到路边有一面墙,快步走过去在上面贴了一个布告,又往前走了。大家围上前来,有人念出声来《中共中央关于青海省“八。一八”革命组织的平反决定》。。。
“八一八”平反啦!“八一八”平反啦!人群中有人欢呼起来,又有人念道:自三月二十八日起开始放人。。。,哎呀!就是今天,今天就放人啦!快!快回家!我转过身来,仰头望去,哇!今天的天空可真蓝!看见街道上奔跑的人们。。。,快回家吧!
按当时的西宁市的60万人口作估算,被关押了5万人,也就是说西宁市的15万户家庭中,每三户里就有一户人家里的人被关.
我们回到家里,姐姐说妈妈刚才也回来过了,,妈妈一进门就在毛主席像前跪下了,说毛主席救了爸爸.现在她已经出去啦,说是接爸爸去啦.
当时我和哥哥走在大街道上,看到人们的脸上都带着欢笑.我也很奇怪,我们在公安局门口送饭的时候,怎么没有这么多欢乐的人.突然我见到我们小学的两个男老师,祁老师和秦老师,他们两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人,在班上总是歧视我们这些黑五类.他们来上课,就叫我们这些家长被捕的孩子们离开座位站到后墙角去.双方也没有打招呼就过去了.当时是下午已经5点多钟了,街道上人山人海.大家都欢天喜地地向南滩监狱方向涌去,街道的两边都站满了人.我和哥哥也走散了,我走过公安厅的大门不远,就看到,一辆接一辆的军用卡车从南滩监狱方向开过来,每辆车箱上站着十几个被释放的人还有一个不配武装的军人,有男有女泪流满面,捶胸顿足.,都站在驾驶室的正后方,他们互相搀扶着,他们呼喊着口号:"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 他们都是英雄,两边的人群呼喊着迎接着他们.人流冲向卡车.反而,卡车不减速,直向前冲.车流向省政府的人民委员会大礼堂方向开去.不时又看到空车返回,我还看到,一辆车上,一个女的哭昏过去了.西宁市的南大街和西大街上挤满了人群.天色将晚,但人群涌动.
我又顺着人流朝大礼堂方向跑,到了省政府大院里,已经是难有立足之地,大礼堂门外更是不可能挤到门前.突然间遇到我哥哥,他说,有人看到爸爸又被人带走啦, 要我到爸爸单位里去看看. 我赶紧往卫生厅跑.卫生厅在省政府的西楼三楼上, 整栋大楼都没有人,黑咕咙咚的,跑到三楼,走廊里亮着路灯,跟鬼火一样,两边墙上帖着大字报,还有许多吓人的海报,上面尽是些死人的照片. 我每个房间都敲门,并且大声喊,但没有人.恐惧和紧张随我走过了整个大楼的走廊.没有结果,我又跑回了大礼堂.
好不容易才挤进大礼堂里,看到主席台上坐着一个微胖的军人,人们说那就是刘贤权,台下的人乱作一团,哭叫着,都是兴奋.我找我哥哥,没有找到,人们没有散去的意思.整个西宁城都在兴奋.
回到家里,一进门,看到爸爸坐在床边,周围的邻居,他的同志们都来了,把我家挤得满满的.当时他们说了什么,我大概没听懂,只是有人问到,当天下午的情况时爸爸回忆说:
当天早上,监狱里来了很多军人,神情都很紧张,跑进跑出的.全体号子人员都很紧张,有人说可能要枪毙人了.中午放风时,和别的号子的人交换了情况,大家都觉得还不至于. 放风以后来了一个像是个大官,神情严肃地在每个监牢门口都站往里窥探了一阵,不说话就走啦,他的身后还跟着一群下级军官都是神情严肃. 看到这种情况号子有人还被吓哭啦.中午饭来了,是红烧肉,就更不得了啦, 他们几个人议论说,不会的,没有全体人员都吃红烧肉给送行的.而且周围几个号子也都送了红烧肉.有人站到门口去喊口号,有人开始哭.爸爸说他只是头皮发麻.红烧肉都给扔了.
多少年后有一次我和爸爸聊天,他笑着对我说当时被吓得屁滚尿流的都是工人阶级,镇静自如的都是走资派,起码是处级. 哈哈!!
下午三点钟,各牢房的门被打开,由军人引导,来到监狱的大礼堂,周围已没有了常见的武装士兵,但,大量的不持械的军人涌进会场,人们里面站不下就站在外面,反正爸爸的号子的人是站在会场最前边.等了很久,估计是人员到的差不多了,还是那个大官,站到前边,手里拿个毛主席语录本,慢慢地一字一句地说:同志们,我是北京来的,是中央派来的,我代表中央向你们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组织,你们被平反啦! 爸爸说:当时人们反应过来以后的表现人人皆知,还有几个女同志顿时晕倒...听到这里.大家嘘唏不已,各自散去.
再后来, 八一八组织声势浩大的悼念活动,一百八十几个人的尸体被从凤凰山上挖出来,移葬到了青海省烈士陵园,(但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据说又被迁出了). 组织了在青海歌舞团剧场的大型纪念活动,"不怕五花大绑上南滩!"一词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再后来,八一八派掌控青海省十年,直到文革结束.在此期间,我父亲的工作经历为:调任青海省卫生学校校长,青海省防疫站党委书记,青海省卫生厅防疫处处长,青海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党委书记,时值文革结束,被停职接受审查,在此期间,也正好是我考上大学,但我去城中区办理一个当时入学时必要的手续时,正好遇到小学老师秦老师,他说因为我父亲的问题还没有结论所以不给办! 今天听起来是很荒唐,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式下,人人都理解.后来我找了省委四人帮专案组的人申诉,才把事情办成了.最后父亲是在青海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党委书记任上离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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