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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东鸿:悼念父亲莽大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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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荆轲没有刺死秦始皇;历经廿年的努力,莽大令也没有能够完成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反而越来越“罪孽深重”,最后“自绝于人民”……
作家白桦在《苦恋》中写了这么一句话:“你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你吗?!”
这个国家应该爱莽大令!可是,“左”雾浓重特别是“文革”那样的社会,却嫌弃他这样的人!
诗人艾青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莽大令的泪水已经和湖水融合在一起;他的骨灰和所有无名氏的骨灰,已经成为祖国大地的一部分……
他以他的生命,表达了他对这土地深沉的爱,也表达了他对那种人斗人“其乐无穷”制度的憎恶和抗争!
                                大陆和港台友人的怀念
莽大令生前的形象,不论是在中华民国时期,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不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香港甚至美国,留在他的同学、同事、学生、亲属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 如今在世的,大都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仍然表示了对莽大令的深切怀念。
周敬思对笔者说,他对莽大令的一生:“钦佩,同情,悲愤。”
张达明说,莽老师如果能够活到现在,肯定能对两岸的和平统一事业和师大的英语教学,起很大作用。
乐亭的《莽大龄教授之死》发表后,据1983年从北京回来的莽双英说,在北京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许多人向她打听莽大令是什么人。这篇文章被台湾《传记文学》转载后,他的黄埔学生程肇鸿又写了题为《对莽大龄教授的一点补充》。
一些记载有关莽大令往事片断的文章,也不时出现在一些人的文章里。
前已述及,赴台的邹作华等军人,仍然继续关心莽大令和“莽案”。
2007年93岁高龄,居住在台北的王契刚将军写道:
“笔者和莽相处一段时间,好学、坦诚、有口才、尚简朴,具学人坚贞清廉品格,而早年被认为是共党,晚年却被目为国特,抑鬱以终,真不知应如何说法!
写到这裡,想起历史上的冤狱,牺牲无数人才,也株连更多人命,像周亚夫、檀道济、崔浩、崔季舒、斛律光、岳飞等等,都是影响国家盛衰的人物,全死于不可思议的理由,不禁令人三叹!如果国家社会真正民主,何至再有冤抑之事,因之,更羡民主的可贵。”
本书附录中几篇莽大令生前同事和学生写的纪念文章,可以说代表了他们的心声。
                                 美国友人的怀念
美国怀俄明州立大学,莽大令居住过的那座1928年修建的宿舍楼,屹立至今。观看着学校那些古老的遗迹,上海大学教授徐有威写道:“我感到自己好象处于他的时代,用他的眼睛看事物”。
该校2008年3月校刊上,刊登了一篇由学者吉姆·坎穆斯写的文章:《跨过岁月之桥》,通过徐有威的介绍,报道了莽大令回国后的经历,刊登了莽大令三四十年代的三张照片以及莽大令1949年《自传》的笔迹。2008年9月,上海大学校报刊登了徐有威的《穿越岁月的桥梁——-寻找怀俄明大学第一位中国留学生莽大龄》,文中又记述了怀俄明大学莽大令的老朋友及其后代对莽大令的怀念。
Frances Love Froidevaux夫人,2008年4月在给徐有威的信中写道:
“在怀俄明大学的冬季校刊上,我带着很大的兴趣阅读了文章《跨过岁月之桥》,被莽先生的悲哀经历深深打动。……”
“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你我在探究同一个在各自世界中从未遇见过的人。我们因此也‘跨过岁月之桥’相遇,遗憾的是父母已经离世,不能分享这一时刻。”
2010年2月22日,她在给笔者的信中写道:
“我读了关于莽先生的文章。他崇高、忠于祖国。30年代后期由于政治原因蹲过监狱,为了抗日参过军。我想这也许是本的爷爷(本是我儿子)与他失去联系的原因。文革期间他遭受许多苦难最终自杀。
我确信他是个优秀教师,受人尊重。一定遭到难以忍受的屈辱使他自杀。失去他一定使他的家人、朋友和同事难过,特别是他曾为国家付出这么多心血。
……我父亲珍惜与你父亲的友谊,一直想知道他后来的经历。如果我们的父亲有机会再相聚,你想他们会谈论些什么呢?”
2002年来自美国犹他州的信,一位名叫莫侠的华人写道:“日上拜读先生记述先父蒙冤血泪文字,不胜唏嘘……”

莽大令离开我们已经40多年了。他走过的坎坷道路,既有他个人的特点,又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莽大令的高尚人格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对真理、正义事业的追求,将永远为后人怀念;在他身上反映的那个时代的悲剧,也会深刻启发人们更多的思考。
(摘自莽东鸿著《莽大令的命运》书稿的第三十七章及第四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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