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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斌:拨乱反正中的邓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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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斌  
   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恢复了,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连续招生三年,1977年、1978年、1979年,把被甩到社会各个角落、却一心只想上学的一部分青年吸收进了高校。中国的高等教育,拨乱反正,回到了常规。说是常规,恢复起来并不容易。就北大历史系来说,当时的拨乱反正,多亏有个邓广铭。这个时段,有邓先生站出来担任系主任一职,应机立断,雷厉风行,有识见、有担当。他做了很多事情,也引出不小的议论。对于历史系的这三年,如今我们完全可以做一番从容的回顾与评价。我觉得,当时如果没有一位邓广铭,历史系的后来当与今天有若干的不同——至少,中国中古史中心就提不上日程。在邓先生之后,继之而来的是周一良、田余庆、马克垚、何芳川四位主任。他们在任内,各有各的环境,也各有各的担当。环境、时空不同,完成的任务也各异。1978—1981年,历经板荡十载,动乱方平,邓先生应运而出,他拿得起、放得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撸起袖子”干了一把。能让历史系由乱而治,已属不易,而乱中竟然还能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应当说,在历史系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拐点。
   学校本来是一个打钟上课、打钟下课的地方。“文革”以前,像一教、二教这些大教室里面装有电铃,响铃上课、响铃下课;而分散的小教室,多半由小语种教学或高年级使用,则要听未名湖畔的钟声有行有止。钟声、铃声岑寂十年,到了1979—1981年,倒退回去,电铃不灵光,双轨变单轨,上课、下课,全靠未名湖畔的钟声了。打钟人老赵,多少步走到钟前,计算精准,钟声不差半分,电铃呢,常在不该响的时候突然冒响几声,反倒成为一件恼人的事。打铃问题,在周培源校长任内没排上日程,到了张龙翔校长的后期,才算完全解决,那就到了1982、1983年了。至于教室的窗子没有玻璃,西北风直往屋里灌;数九寒天,暖气片只散出丝丝温意;学生恼火食堂的大字报隔三岔五就贴出几张……如此等等,校长发愁的是这类事。这就是当时的北大。
   学校的大环境如此,历史系如何呢?名教授凋零甚多,翦伯赞、向达、邵循正、齐思和、杨人楩、汪篯等六位名家几年之内先后故去,教师阵容大不如前。其实,这已是有目共睹的损失,而历史系的沦落,何止于此?!我可举出两事为例。第一例,性质虽属极端而个别,或可借此一斑得到些许的了解。那个时候,系里有什么活动通告出来,都是写在一块小黑板上,由主事者自己去写,不过是时间、地点、事由等等,多不过百字,字体好坏不论,要命的是错白字。三个通知,就得出现一处,甚至一个通知里出现过两处。写这个通告的,是留校任教的老师,还在系里主持些事情。我要说的是,这绝不代表青年教师的一般水平,这是一个很个别的事例,但留校的青年教师,水平跌到这个份上,多少也说明些问题。另一例是称谓。说到这个称谓,可就不是偶见、极端的个别事情了。因集体生活频繁,彼此如何相称,这是每人、每天都要遇到的事。且以邓先生来说,在他出任系主任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直呼他为“老邓”。在历史系师生同住的36楼里,一个好长的楼道,一人在东,一人在西,东头高喊“老邓”,呼之者有六十岁的,也有三十岁的,呼声坦荡而自然,被呼的邓先生倒也不很在意,应答一如平常。读者朋友有所不知,这是“文革”破“四旧”的结果,也是废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结果。总而言之,没大没小、错白字连篇,虽不可用来概括历史系的全部,而斯文受辱、乐坏礼崩,确是当时的客观存在,并非夸张。就是在这种状态之下,学校找到了邓先生,请他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话说邓先生当年72岁将满,孔夫子周游列国的年纪早已过去,系主任一职,他婉拒亦无不可,不想竟出手接了过来,这倒成为一个非常之举。四十年过去了,如今我们不免一问,行事素来有见的邓先生,何以会做出这种非常的举动呢?
   准确地说,邓先生接手系主任一职是很痛快、很情愿的,说不上被动,更没有什么无奈。在邓先生来说,他这样做,完全出自一份情怀。可惜的是,他的这份用心和情怀,当时没有为许多人所窥察和理解。这样,就使后来发生的事,因不知情、不理解而生出误会。他当时的心理是,环顾系内,同怀、同辈远去的远去,留下某家一人,如今的系主任一职责任又是非同往常,我不担起来还让给谁!历史系已经濒临如此境地,再有推脱就说不过去了。那个时候,邓小平派到北大来的新党委威高望重,承载着全校师生员工的期望,心存这种感念的邓先生,听到新党委一声有请,他没有半晌沉吟,即刻出山了。他扛起系主任这个担子,是仁是勇,其实跟请缨出征差不了许多。
   上面这段分析,是我从当年的观察和后来的参悟中得来的。时隔多年,才迟迟生出这一点醒悟。我想,后来发生的事实,或许可以印证我的这个看法。
   邓先生的性格本来豪爽、痛快,那几年,他简直处于亢奋状态。每天上午,他都到二院来坐班。那个时候,房子紧张,他没有独用的办公室,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人进人出。年轻的朋友,你知道这进门的,当年是个如何进法?叩门而进那是知礼的,推门直进那是有怨的,一脚踢门闯进来,那一定是积恨多年、又无处伸发的。隔壁是总支办公室,那里更热闹。历史系总支两位副书记张万仓、郑必俊埋头清理历史系近三十年的冤假错案,前后足有半年之久。有人进去申诉啼哭,有人感谢平反甚至下跪,弄得他们手足无措。邓先生接待来者,无论来自校内校外、事大事小,本来都是些跟他无关的杂务,处理起来总是那么耐心。他办不了的,至少会告诉来人该去找谁。那个时候,“邓小平”三个字,已经成为符号,只包含一层意思:拨乱反正。电话铃声一响,邓先生拿起电话来说:“我姓邓,邓小平的邓!”其实人家未必问起他“贵姓”,邓先生也要这样说话。我在旁边看了先是心里好笑,慢慢也感受到他这是一种表示,表示他对自己说出的话负着责任。邓先生上任在1978年底,这个时候,77级入校已大半年,78级入校也有三个月了,一朝遂愿入校,两届学生都在嗷嗷待哺。上课,这是劈头第一大事。
   没有任何准备。上了轿还没扎耳朵眼,一切都是遭遇。邓先生当时的第一个决定是,青年教师不急于上课,更不要去上基础课,要去进修。他跟我说:“你说谁能上课?要不是这个岁数,我该先上!”他还跟我说:“能上的,倒是有两个,可他们能来吗!”邓先生说的这“两个”,一指周一良,二指田余庆。当时这两个人正在“梁效”学习班接受审查。这样,邓先生外请了一批人来开课。一时之间,历史系的课堂上外来教师云集。有宁可讲《中国通史》、蔡美彪讲《辽金元史》、漆侠讲《宋代经济史》、胡如雷讲《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刘乃和讲《历史知识讲座》、王利器讲《古文选读》。
   这一下惹翻了系里好多人。“文革”十年、晃荡十年了,好不容易盼到这个时候,谁不想上课?其实,在“文革”后期,只要有一点点工夫,人人都在用功。年轻一点的或是学了英语、或是学了日语。我们的历史系,考古专业老师的成果最早见了天日。发掘的发掘,发文章的发文章;历史专业老师的抽屉里,也有不少存货。对于这一点,邓先生可能估计不足。
   不满尽管不满,可在邓先生面前敢于表达出来,那是另一回事。我担任总支书记,觉得有责任反映给他;可怎么说出来,也很费心思。一天,趁着有事,我到邓先生家里,先说了些别的,挺顺利的,最后才说请人上课的事。那个时候,新闻、电视里正连续报道日本从中东引进石油的事,我拐弯抹角,只说请人讲课虽好,可中东的石油一断,就麻烦了。我刚把话说完,邓先生就把脸一沉,说:“我一直以为你支持我的改革,原来你不支持。今天晚了,不留你吃饭了”——吃饭,这事打从哪儿说起呢?邓先生从没请我吃过饭,当天也完全没提过吃饭的事。他的意思我明白了:不留你了,你走吧!
   跟邓先生的接触多了,我有一点感悟。他的主张常常高于他的实施;他的表达,又常常高于自己的主张。如像邓先生所说,系里只有两个人可以上课,就是一种极端的表达,他的意思只在强调自己的主张和决心。事实上,商鸿逵、许大龄先生都在开课;张广达、罗荣渠两位本是他欣赏的人,也开了课。世界史方面,他没有外聘一人,都是本系的教师在开课。
   从校外请人讲课,应了一时之急,应无异议。今天拿出当年的课表一看,还得承认,授课的水平保持在相当的高度。那个时候各校的历史系都在先后复课,像这样一张课表,可不是哪家都能拿出来的。邓先生以他在学界的人脉和号召力,让77级、78级学生见识到这些大家,平心而论,确属难得。拨乱反正原是全国的部署,这几位外聘讲课者所在的单位,拨乱反正随后也被提上日程,他们在北大讲了一阵,便陆续回到原单位去了。邓先生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抢先一步,打了一个时间差,成就了此事。我当时只忙一些杂务,跟学生没有接触。隔了好长一阵,才听说这批学生的程度非同一般。后知后觉的我这个时候悟到,如果按照以前36楼那个模式,任谁都可以登台上课,有人让学生轰下讲台,也说不定。
   应急之外,邓先生也有长远打算,那就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要调几位名家进入历史系。邓先生先后提出调入的有三位王先生。
   第一是商调王利器。王利器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个古籍部门工作,1973年跟邓先生一起在中华书局标点“二十四史”。后来他整理古籍近两千万字,大有成就。社会上“万元户”兴起的时候,他被人们称为“两千万富翁”。这位“富翁”的调入一直没有进展。二是商调王仲荦。王仲荦也是邓先生在中华书局整理“二十四史”的同伴,1951年到山东大学任教。上个世纪50年代,有过一本有名的杂志《文史哲》,他是三位创办者之一。王仲荦本是章太炎的弟子,周一良后来挽王仲荦时有一联:“章门高弟一生游心文与史,吾道先驱两部遗编晋到唐。”邓先生看中了这位王先生,遂由北大人事部门出面三次去函商调,王仲荦本人很客气,只说:“山大已经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了”(见《中国历史评论》第二辑27页。姬妍、周应奇:《一代史学宗师——王仲荦》,原载《我心目中的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山大的人事部门很有意思,他们没有用人事部门惯用的业务语言做出制式的回答,而是有一封书信发给北大说,我们山大想调你们北大历史系的邓广铭过来!邓先生本来决意调王,不想反遭此一回幽默,此后调王仲荦的事绝口不再提起。
   山西的节奏好像比北京慢一点。商调第三位王永兴的函件一去,对方山西教师进修学院表示同意。可调人的手续办起来相当繁杂,按照常规要耗费很多时日。在办理后续事务的过程中,对方的口气慢慢出现变化。办到山西省教育厅一层,卡住了。王永兴的分量,到这个时候,山西慢慢掂了出来,跟着事情就完全变了。眼看满盘全输,这下急坏了邓先生。
   后来调动顺利成功,王永兴先生来到历史系任教,说起来这完全是个戏剧性变化。这里就要说到一个人——逝去多年的李培浩。1959年,他毕业于历史系,当时还是一位青年教师。他头脑灵活,人很活跃,办事也热心。那几年,他给邓先生帮忙,出出入入,做了不少事。他在系里没有任何职务,全凭热心。一天,邓先生、我、李培浩三人说到王先生调动遇阻的事,李培浩说,教育厅不答应,只有找省里一条路了。可省里找谁呢?我们当时知道的就是省委书记。从报上看到他的名字是李立功。李培浩说,请北大新任的党委书记周林写封信给李立功。周林曾任贵州省委书记,周、李二人应有同僚之谊,就是没有交集,也会彼此相知。商量了一会儿,又觉得,先报告周林,等周写信寄李,到达后者手里又是什么时候,更不可知,这个办法的流程太繁,恐怕来不及。后来说,干脆我们起草一封信给周林,请周签字发出就好。最后李培浩说,我们何不就用周林的名义写封信,直接寄给李立功本人亲启,或许还来得及挽救。邓先生说:“好!这个主意好。周林跟我说过,让我放手干,凡对历史系有利的事,他全支持。我以后会报告周林,他不会不同意。”又对我说:“现在就写。你动笔,竖着写。”我写个抬头“立功同志”就打住了,总得像熟人一样先问候几句做个铺垫吧,可说什么呢?周林和李立功,都当过省委书记,至于他们的其他关系,我们三人都不甚了了,往下没词儿了。还是李培浩灵便,他说就写“文革”十年,我们都有磨难——一笔带过,跟着写,现在我出任北大,兹有一事相烦……三个人凑写了一封信,当天发出。后来的事情居然出现转圜,调动成功,是不是跟这封信有点关系则不得而知,要知详情,那只有到山西省去查看档案了。
   王永兴先生调来了,此后又生出许多故事。邓、王两位的合作,可以说是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最后“烧”出一个中国中古史中心来。考古专业从历史系独立出去了,历史系少了半边天;另有一个中古史中心新生出来,历史系的分量没减,在全国高校的历史学系之中,仍是第一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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