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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源:淄博六中记忆:同学的记忆(附郭济生文章)

楼层直达
级别: 管理员
关于淄博六中二十八级一班同学的记忆

    岁月的长河中,我们的人生仅算得上随波逐流的一滴,随着时光的流逝记忆也在渐渐模糊淡化,近日,翻捡杂乱的收藏,找到济生两篇文章,情真真意切切,勾起无数的回忆。远去的时光,无忧无虑的校园生活,虽已过去四十余年,我们这些当年的花季少年都已步入老年,众人散居各地,相聚越来越难,唯有残存的记忆相伴。谨将济生两文转抄于此,愿远方的同学也能分享。


图:带有漂亮的回廊的欧式教研室(历史照片)


风雨四十年
    (附注:这是济生为2004年8月二十八级一班部分师生聚会录像作的录像说明)

  “噹,噹,噹……”多么熟悉的上课钟声,多么遥远的学生生活,仿佛就是昨天的事情,仿佛就是瞬间的时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我们常常在梦里一千遍、一万遍的回忆,那天真烂漫的调皮,那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理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远去了,远去了。不管我们多么的留恋,它已经是属于新一代的生活,我们有的是更加成熟、更加现实的向往。
  四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瞬,而在我们却是不能重复的大半生,而且是最美好的光阴。
  那一年,狂风暴雨之后,滔滔的洪水,淹没了周村大地,在一片波涛激流中,淄博六中迎来了它的第二十八级一班的新生,五十二个稚气未脱的少年,第一次远离父母,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迈向社会的第一步。
  这是一座值得骄傲的学校,从二十世纪初由英国人创办,历经风雨,已经是山东省的重点中学,在淄博市名列前茅,往往是几十个学生中,才能有一个幸运的孩子被录取。一间普普通通的教室,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教师,迎接了五十二个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地市的新生,揭开了他们生活中新的一页。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读书,在校园大树下追逐,在院墙外的小河里游泳,在宽敞的体育场上畅谈理想。
  马汀、崔吉平、霍友贤先后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师,王永泰、赵相普、王有新、徐绍彭、王法爱、王玉新、王诤、刘焕滋、徐永森、徐济生、赵学炎、程公范、张仲儒、林开喬、任金鼎、黄秉筌、王沛、王洪武、姜仁甫、王秉奇等老师,带我们进入了数学、几何、物理、化学、历史、生物、美术、体育的领域,使我们初步具备了走向社会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也是一门课程,它从反面让我们真正地认识了社会,认识了人生,走向了成熟。正是它教会了我们课堂上学不到的分辨是非的意识和生存竞争的能力。在人们人云亦云的大搞阶级斗争的时候,李斌、战永发却在水库里试验电动控制的船模,刘怀友、房建华迷上了无线电和象棋,刘慧以出色的表演才能,成为文娱活动的骨干,黄维廉、郭济生居然在家里学会了刻版、印刷、排版,自己当起了编辑、记者,出版了象模象样的报纸。没有文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孩子,哪能够免费走遍祖国大地,见到国家最高的领袖们,趾高气扬地出入政府机关大楼。见识了连大人都未必见过的场面。四年,仅仅四年的学校生活,注定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每一个人的人生。
  说话间,四十年就这样不知不觉中过去了。我们从少年,变成了青年,壮年,到了老年。从别人的孙子、儿子,成了别人的丈夫、妻子、父母、爷爷奶奶或者外祖父母。可喜的是我们的老师,虽说都年逾古稀,或手不释卷,或翻译不停,或培育后代,殷殷之情,仍是我辈做人的楷模。
  细数起来,我们一班的同学里,胡嘉柱现在担任政府区长助理,刘慧、王淑德担任区工商、物价部门领导干部,黄维廉从领导岗位上退休后,是地方上的电脑专家,孙怀成、樊德祥、战永发等是出类拔萃的企业家,丁慎忠、聂振宝是淄博市审计、计划生育部门的领导干部,郭济生通过自学,成了小有名气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大家虽说没有太飞黄腾达的,可也没有太落拓不堪的。大多数人仍然在为了家庭和社会奔忙,不能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也算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吧。
  四十年前,我们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谈的是理想、抱负和美好的憧憬。现在凑成块,话题多的是回忆和家庭。当年的慷慨激昂和雄心壮志,不能说荡然无存,也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人的一生,十分短暂。我们已经跨越了世纪能够创造辉煌的人毕竟是少数,作为普通的人来说,能尽自己所能,为人民、为社会做一点小小的贡献,象一颗默默无闻的星星一样,发出自己的光和热,为社会增添一块砖瓦,为家庭增添一点温馨,也算是不虚此生了。
  日期:2004年8月30日


图:济美楼,原教导处楼前的师生大会(历史照片)

关于淄博六中同学的话题
郭济生

  古人云: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回首往事,确实感觉到时光私流水,日月如梭。考中学,是我们那少年时候命运的一大转折点,算起来,已经四十年了。
  说起老同学聚会,我们的老学兄维廉是最热心的人了。早在一九八四年元旦,我到维廉住在周村北门外城墙下的家里去聊天。由于始终不下雪,虽是隆冬天气,却似春天般的温暖。我们喝着浓茶,有一句,没一句的说些沉年旧事。
  他忽然面色凝重地对我说:“中学毕业快二十年了,我们的同学们不知道到到哪儿去了?还真有些想他们。”
  说完,他递给我一张全班大部分同学的名单。我看到这些已经有些陌生的名字,二十年前模模糊糊的学校生活的影子,又渐渐地清晰起来。
  多少年来在社会上的风风雨雨中奔波,为生活、为事业、为家庭、为社会,把青春年华都搭进去了。许多人自从离开学校一次也没有见过面,而常年的忙忙碌碌中竟很少记起这些曾经寒暑与共、同窗苦读的学友们。我们一个个地追寻同学的下落,勾起了心底早就浅淡了的缕缕记忆,毕竟那是人的一生中精力最旺盛的黄金时代,互相一提醒,许许多多的往事接连不断地成为津津有味的话题。  
  其实,在八五年前我有过一次回学校的机会,因为在外地工作,没有能够参加。我当时在报社工作,有一天收到淄博六中寄来的一封信,说是要庆祝淄博六中八十周年,请我写一点纪念文章。我正忙于应付繁重的工作任务,忙里偷闲信手写了些激情勃发、言语冲动的文字,后来学校印在了纪念文集里,很引起一些新老同学的反响。不过现在看起来,到底还是年轻一些。
  我出生在一个职员的家庭,子女多,收入少,生活自然是十分困难和艰苦的。父母亲为了挣钱养家,整天没白没黑地在外面下苦力。对于孩子们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照管,我们只好大的带小的,相依为命。大人能拿回家的钱实在太少,屋里除了睡觉的床,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我们兄妹每日维持生存的粗茶淡饭有时都成问题,能够活下来就不错了,至于说教育和培养是根本谈不上的。
  我从小爱看书,又喜欢动物植物和观察大自然现象,性格也与其他的孩子不大一样。有的时候看起书来,能成天的不出大门,可一旦疯跑起来,又常常好几天不住脚,不是到城外的苗圃去找野菜,就是去附近的工厂看人家织布,但是从不跟别的孩子打架惹事。正因为如此,我不仅比别的孩子多认一些的字,而且很小就熟悉许多的花鸟草虫和别的事物。上学以后,对于读书写字从也不觉得困难。即使是一九六O年大灾荒的年代里,我的学习成绩也一直是让大人值得夸耀的。
  到小学毕业的时候,生活就好一些了。那时候的高中少,考中学要几十名学生才有机会录取一个,比现在考大学还难得多。我因为当时早小学学习还算好,经预选被批准报考全省的重点中学淄博六中。全班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有这种资格。我随着老师到六中报名的时候,看到六中的学生们胸前佩带省委书记舒同亲笔书写的校徽,羡慕的眼睛都要红了。
  等待报名的时候,六中的一位教师(后来知道他叫赵琨)找我们带队的老师,要几个学校中联合推荐出一名学生,代表近千名考生写一篇关于升学考试的稿件。无非是端正思想,做好考上考不上的两种准备等等。我们学校的老师首先站起来推荐我,其他学校的师生大概缺乏思想准备,也一起鼓起掌来。我红着脸接过纸和笔,在大家的注视下和鼓励下,一咬牙,很快写了一千多字的表态文章。六中的那位教师当场读了一遍,没想到还得到大家的喝彩。我们往回走的时候,文章就由学校的广播喇叭播送了出来。后来又刊登在学校的墙报上。
  紧张的升学考试之后,是一个热的出奇的夏天。大姨家的表哥对我的事十分关心,他为了缓解我的压力,接我到他在农村的家中去度假。出了周村的永贞门,是一望无际的大秋作物,毒热的太阳下,树叶都晒得发蔫了,只有高高的大树上的蝉,在声嘶力竭地叫着。我和表哥走得口干舌燥,正想找个地方凉快一下,忽听路旁的草丛中发出很大的“刷,刷” 的声音。我不知所措,表哥一把将我抱在怀中,脸上早没有了血色。不一会儿,那声音来到近前,路旁水沟里的草很厉害的翻动着。霎那间,就在我们十几米的地方,一条有着红白花纹的大蛇,从草丛中一下子钻出来,跃上路面,飞快地向对面的庄稼人地而去,足足有两米多长,很快就不见了,但那“刷,刷”的声响,久久在我们的耳边回响着。我们吓得连叫喊都不会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惊天动地。
  夜里,一声霹雳将我从睡梦中惊醒。只听得窗外瓢泼大雨洒在树上,洒在地上,发出让人惊心动魄的声音。第二天、第三天,这雨仍旧不停地下着。街上的水由流不出去,到渐渐深起来。我跟二表哥爬上村庄的围墙,只见漫无边际的滚滚洪流从南方的天边涌过来,发出低沉的牛吼的声响。有些盖在地势较低地方的土坯房,被水一浸,纷纷坍塌。农民为盖一座房子往往要花费几代人的心血,每座房子倒地,都会响起一阵悲涼的号哭声。让人一辈子都忘不了。
  惦记着发榜,也惦记着家里的情况。因为传说周村城已经被水冲垮,大部分街道被夷为平地,百货公司的商品飘得满街都是。又过了好几天,村外的水小得多了,表哥在我的央求下,牵着我的手走向没膝的洪水。好在庄稼大部分已经露出水面,可以辨别出道路的大致方向。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水中趟了大半天,才回到城里。实际上,被水冲垮的只是城外的黑虎街和下河的低洼地带的房子,城里是没有事的。
  第二天,我约了几个同学去西门外的六中看榜,走到新开的淦河岸边,只见浊浪滚滚,水面上不时飘过一些树枝、木头和衣物等等。许多原来的小石桥早没于水面之下了。六中外国样式的高高的教导处楼遥遥在望,却是可望而不可即。怅望良久,只好败兴而归。
  第二天下午,邮递员送来一封挂号信,拆开一看,正是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书,而且是试点大改班,即可以直接念到高中毕业,不用再参加升学考试,并少上一年的学。这样的班全市中学中只有两个。过了几天,小学的班主任通知我们去话别,才知道我们学校升学考试很不理想,我们原来的班里三十几个男生,只有我自己接到了录取通知,另外还有两个女同学考上了。几个平时学习不错的同学,见了我都不好意思打招呼,使我也觉得高兴不起来。
  中学生活的开始,使我告别了童年,告别了童年时熟悉的游戏伙伴,步入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学习生活环境--淄博六中二十八级一班。
  我们的第一个班主任兼语文教师叫马汀,是个瘦瘦的青年,眉毛浓浓的,眼窝很深,有点像外国人。我接触到一些新鲜的课程,如:英语、化学、物理等。特别是教英语的赵相普,是个代课老师,年纪很大,据说到过美国,上课的时候语言非常生动,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记住了许许多多的单词。 我们还分成好几个课外活动小组,分别由学科科代表负责召集,记得有物理小组、生物小组、化学小组、美术小组等,都是业余爱好兴趣小组。我参加的是生物小组,还有李斌、王新华等。我们到小河里去捉鲇鱼、鲤鱼,养在玻璃缸里。我们还兴致勃勃地进行收集氧气的实验。尽管后来的政治课内容越来越多,学生的家庭出身越来越重要,成为划分学生等级的标准,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即使学习再好也不能当班干部等,但大家毕竟还是十三四岁的少年,玩闹起来也就不管那一套了。
  我因为从小爱画画,班里就把出墙报的任务交给了我和王新华同学,我们也因此成了好朋友。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父母是区里的干部,但他并没有看不起别的同学的优越感,我们一起学美术、下棋、采标本、设计班报报头,留下了难忘的少年记忆。
  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去登白云山。由于不熟悉路,爬着爬着,到了一条陡峭的山脊上,上不来下不去,老鹰在头顶上盘旋,脚下山风飒飒。我们没有退路,只有硬着头皮抓着石缝和小树枝往上爬,虽然是隆冬,汗水把棉衣早湿透了。最后到达了一个绝顶,离开主峰还很远。我们解下腰带系在一起,一个一个吊下悬崖绝壁,才顺着峡谷走了回去。
  我们的教室一开始在学校的西南角,我的座位靠着南面的窗户。上课的时候,常常望着窗外波光鳞鳞的河水,远处是大片的农田和绿树掩映中的农舍,再远眺是连绵不断的白云山脉。夏天,外面的蛙鸣和鸟啼伴我们诵读,槐花的香气阵阵飘过来。冬天,雾气笼罩在村庄的上空,野兔在河岸皚皚的白雪中跳来跳去。我常常为外面的世界所吸引而忘记了听课。
  我的同位是祝玉湘同学,她是独生女,很有些个性。我们有时为了点小事发生摩擦,但很快就会言归于好。她曾经当过英语的课代表,又是田径运动员,是每次学校运动会我们班的代表队成员,比我强多了。第一学期末,班上来了一个瘦瘦的女孩,说一口普通话,听说她母亲是周村区的副区长,父亲是部队的政委。她也不娇气,文文静静的,不久又不见了,好象是随着父亲的调动到远处去了。
  我们班每当有同学被选拔到学校的体育队,或者文艺队,都是大家的骄傲。比如,邢照、张秋凤、黄维廉、杨德森参加学校排球队,刘慧、刘怀友参加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同学们都羡慕的不得了。
  从我家到淄博六中有三公里远,步行要走半个多小时。冬天到学校上早自习,出门的时候天还是漆黑一团,来不及吃饭,揣上一块煎饼或窝头带点咸菜就赶快往学校跑。这时候最怕在路上碰上女同学,打招呼就会被别的同学发现取笑,不打招呼又说不过去。远远看到前面有个女同学,就不敢再快走了,在后面摩蹭,盼着有个男同学过来作伴。
  上学的路上要经过一条河。这条河将周村城分为三个大镇,即永安镇、仁和镇、周村镇。我们跨过架在河上的石桥,爬上高高的红土崖街,路旁是一座规模很大的祠堂,是古代周村人民为纪念对发展周村的商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官僚李化熙的。过去每年的九月初九日,这里还有庙会。里面有许多高大的石碑,字写得非常漂亮,据说都是当时国内最著名的书法家写的。
  夏秋农忙时,星期天农民学生在各自农村劳动,学校就组织市民学生到农村去支援收种。我们多是去附近的傅家庄帮助干点农活。割麦子等人家农民不放心,于是让我们拾麦子或是运麦子,秋天就是收玉米。傅家庄人民公社大队的大片土地当中,有一块生长的很好小小的庄稼,里面是一口人工提水的水井,一个五十多岁粗壮的汉子和年轻的女子好像是父女俩在忙碌着。听人说这是一户单干户,村里千余户人家,在严峻的政治形势和上级要求下,竟然逆流而上不入人民公社,实属罕见。
  一九六五年麦收,(维廉:应是1968年,当时正学门合)我们到周村南营人民公社支农。晚上,住在一所古庙里,院子里有许多石碑,神像早就没有了。问了别人知道是留旗院,是古代一位英雄路过留了一面旗子而得名。倒底是薛仁贵呢,还是朱洪武,就没有人说得清楚了。庙的后面是宽阔的孝妇河,空闲的时候,我们在松软的沙滩上,可以找到大大小小的河蚌和鱼虾。远处是一座长长的石桥。日出时,红红的太阳将河水映得彤红彤红,很使人激动不已。
  王淑德同学的家是邻村西坞头。我和胡加柱、黄维廉等晚上到他家里去玩,整个村子都没有电,到处黑漆漆的,不时从不知什么方向传来狗愤怒的叫声,吓得女同学们尖声大叫。
  从王淑德家我们知道,这里的农民穷得很,干一天活,队里记个工分,不值几分钱。除非家里有人在外面工作,否则连买油盐酱醋的钱都没有。家在这里的几个同学上学,都是背着地瓜面窝窝头和咸菜,吃饭时食堂里五分钱一个的白菜汤也不敢买。
  淄博六中学校的东面是一个不太大的水库,那时的水清清的,四周栽着柳树,不远处的河上是古老的石桥。我从小没下过水,看着同学们游泳十分眼馋。有一次,我脱了衣服在浅水中来回走,体育老师王洪武一下子抱起我就扔到了深水中。我不知所措的时候,他又过来托起我,教我练习游泳的基本动作,从此我就爱上了游泳活动。
  马汀老师调走后,我们的班主任由新来的英语教师崔吉平担任。他当过海军军官,人也高大魁梧,游泳的技术特别出色,几十米的河流,我们看起来是天汉,他却毫不费力就过去了。在他的鼓舞下,我和胡加柱、房建华、孙怀成等同学成了练习游泳的积极分子。
  我们的语文老师先是由王诤老师担任,她的父亲是上海著名的画家,出版过许多作品。我见过他送给我们学校一些老师的作品,确实是名家风范。王老师上课的时间不长,换成了刘焕滋老师,也是位女老师,表达能力不是太好。最后是霍友贤老师接任,一直到我们离开学校。霍老师原在学校教导处工作,毛笔字堪称一绝,各种不同的字体都写得很漂亮。可惜我们那时不懂事,没有很好的向老师请教。倒是别的班级的同学和有的教师跟他认真学习成了书法家。每逢谈起此事,我们都后悔莫及。
  1966年5月以后,中国历史上贻害无穷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们,不知天高地厚的批判老师,批判所谓的黑帮份子,毛泽东的“血统论”又将学生划分成各等各样,不同的红卫兵之间互相攻击,打派仗。虽然不用坐在教室里读书了,其造成的危害却浪费了我们的青春。所幸的是,因为我们大多数是老百姓子女,革命觉悟不高,胆子不大,造反精神太少,教我们的主要老师没有被打成黑帮挨批斗的。另外,我与好朋友黄维廉由于早一点看破红尘,动乱之中我们有意识的趁机读了许多书,并借串联、办报纸等,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学到了好些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在你争我斗、打打杀杀中,我们成熟了,走向了社会。
  近年来,我们大部分同学还能够不断地聚一聚。我与维廉策划的同学第一次聚会,是一九八七年。想起来可笑的是,我竟然因为事先没有得到消息,没能够参加,那一次参加的人数还是不少的。
  说话间,又是二十年过去了。我们从少年,变成了青年,壮年,到了老年。从别人的孙子、儿子,成了别人的丈夫、妻子、父母、爷爷奶奶或者外祖父母。细数起来,我们一班的同学里,虽出了几个地方上的干部,基本上没有太飞黄腾达的,也没有太落拓不堪的。三十年前,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的时候,谈的是理想、抱负和美好的憧憬。现在凑成块,话题多的是回忆和家庭。当年的慷慨激昂和雄心壮志,不能说荡然无存,也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人的一生,十分的简短,不说创造辉煌,即使能为人民、为社会做一点小小的贡献,哪怕发出星星一样的光和热,为夜行的路人驱赶一下寂寞,也算是不虚此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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