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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源:淄博六中记忆之五1967年纪事(附郭济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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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记忆之五:扒车五日行-1967年纪事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耐不住停课在家的寂寞,更留恋串连时天南地北乱窜的好时光,我和济生决定扒火车再到北京去。
  此时,虽然已经不允许学生串连了,可是,全国都在反“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天下大乱,学生是无心上课了,工农兵学商都乱了起来,还有许多省份在搞武斗、打派仗,我们不能堂堂正正地乘客车旅行,但是可以扒火车免费到处转转。

济南泺口黄河大桥王士栋塑像(图:来源于网络)

  这天上午,我们从周村火车站西边的扬旗附近爬上了一列等待信号发车的西去的货车,开始了我们的旅程。
  中午过后,火车到济南站货场停了下来重新编组,不能直接北上了。在铁路工人的指点下,我们爬上了另一列北上的货车,不多时,火车就“咣嘡咣嘡”地向北开去了。大约下午两点多,火车通过了黄河洛口大桥。当时我们还沉浸在搭上了北上的火车的欣喜中,不知道在当天夜里,就在这个大桥上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情。1967年5月31日晚,狂风、暴雨、冰雹突然袭击济南地区,堆积在泺口黄河大桥桥头的原木被狂风卷动,遍布路轨,阻碍火车通行。此刻,桥头信号灯在闪烁,警示火车就要到来,如果这些障碍物不能马上排除,一场难以想像的车翻桥毁的事故就要发生。就在这紧急关头,负责守卫济南泺口黄河铁路大桥的山东省军区独立师一团一营二连战士王士栋不顾个人安危,迅速冲上前去,把一根根原木奋力扔出轨道。就在王士栋竭尽全力将最后一根原木推离轨道的瞬间,高速行驶的火车带着寒风呼啸而过,将王士栋卷进了飞旋的车轮中。王士栋壮烈牺牲,英雄的鲜血洒在了他日夜守卫的黄河桥头。事后,报纸上报道了王士栋的英雄事迹。中共山东省军区党委于同年7月6日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员,并追记一等功。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济南军区分别作出决定,号召全省人民和全区部队开展学习王士栋的活动。《大众日报》为其发表社论。济南市政府在其牺牲地,为王士栋革命烈士塑像以示纪念。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还摄制了新闻纪录片《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共产主义战士王士栋》。那几年,曾连续出现这样的事,1966年10月10日凌晨在杭州钱塘江大桥上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是一个叫蔡永祥的战士奋力抢救,光荣牺牲而保住了火车,现在,在杭州钱塘江大桥附近还保留有蔡永祥墓。我们事后还在庆幸,就在我们由大桥上过去之后的几个小时,就发生了这件事,幸亏没有叫我们赶上。因此,对“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这一天和我们这一天的经历我是终生难忘的。
  货车到德州后停了下来,我们不能跟这列车继续北上了,这时已经下午四点多了,天上下起了雨。我们决定冲上福州开往北京的46次客车继续去北京。客车进站了,我们和一帮烟台的学生一起向客车门冲去。这时候,雨中夹杂了冰雹,冰雹大的有鸡蛋大,小的也有枣儿大小,乒乒乓乓直往脑袋上砸,我们顾不得躲避,用手中的破书包护着头,拼命地往火车上冲。原先,我们计划的不错,火车到站,列车员下车,我们就好冲上客车了,可是冰雹一下,列车员不下车了,和乘警堵在车门上,验票放人上车,我们没辙了。我们就几个人一起使劲把列车员往车下拉,想趁乱冲上车去。无奈我们都是些小孩子,人家还是在车上,居高临下,我们的小伎俩没能得逞,几番冲击也没有奏效,客车开走了。就是停车的这么几分钟时间,我们都淋透了,当时我身上只穿了一件外衣,里面穿着一件秋衣,下身只是一条单裤,象落汤鸡,冷得直哆嗦。一直在车站里转到天完全黑了,我们知道想冲客车继续前进是不行了。
  天上还在飘着细雨,东北风刮得我们冷极了。我们摸黑深一脚浅一脚的来到了德州车站货场。晚上九点左右,我们幸运的听到铁路调车员的广播,有一列车是北上的,就要开车了。我们高兴极了,飞快地找到了这列就要开动的货车,刚爬上去,车就开动了。
  这列车的前部是一些闷罐车厢,后部分是敞口的车皮,装的是煤,虽然淋了雨,但摸起来并不算太湿,主要是我们一身都是透湿的,所以相对感觉煤就不那么湿了。我们在一起的除了我和济生外,还有一个烟台的学生,他与同伴失散了。我们逐节车皮往前走,找到了一节装煤相对少点儿的,这样周围的车厢板要高一些,可以挡风,说是高,也就是有三十多公分而已,这节敞车的前边是一节高高的闷罐车厢,也可以挡风的。我们就在这些湿煤上躺了下来。跑了一天了,我们都疲乏极了,不知不觉就眯糊过去。
  不知睡了多少时间,我被冻醒了。原因是,我躺在车厢的最东边,济生在中间,烟台的学生在最西边,火车向北开,天上刮着东北风,我恰在风口上,前面的闷罐车厢挡不着我,车厢板也不足以挡风。我极力往车厢边上靠了靠,尽量将身子缩起来,还是冷得要命。没有办法了,我不能这样被冻死。我起身爬起来,向车后走去。
  发现了一个避风的好地方!这是车厢端在厢板上突出的一块宽有二十多公分,长有不到半米的一块平木板,在车厢端中部,是供工人调车时踩在上面工作的一块小平板,它离车厢顶有一米多高,在车厢外悬空着,正好避风。它的一边是铁梯子,另一边是调车用的一个轮盘,轮盘下是一条立轴。我小心地从铁梯子上爬了下去,坐在了这块木板上,为了保险,我的右胳膊挎住了铁梯子的铁棍上,左胳膊挽住了左边的立轴,脚不能悬空着,就蹬在了后面的车厢壁上。这里试不着有风了,身上暖和了许多。我就在两节车厢的夹缝里,随着火车的咣嘡声,我又眯眯糊糊地睡了过去。我的身下,是不断往后抽的铁轨,少年的我,不知道危险,更没有想到如果胳膊松开了,我就会掉下去,立即会碾进飞驰的火车轮子下面,只是觉得身上不冷了……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又醒了过来,雨停了,风也小多了,车已经到沧州了。
  趁火车停车的时间,我和济生在这列车上找到了一节装废纸的车厢,还有帆布篷盖得严严的。我们用劲拽着封篷布的绳子,钻进了篷布底下,在废纸中挖出了一个小坑,蜷缩了进去。真好!真暖和!我们简直象钻进了被窝……
  清晨,我们到了天津。跳下火车,我们互相望着,简直成了小鬼,脸上全是煤黑。天完全亮了,身上不冷了,我们心情也好了起来。找到自来水管洗过脸,觉得精神多了。



  文革时北京北海团城外墙的大字报(翁乃强摄)(图:来源于网络,谨致谢)

  火车到了丰台,停下不走了,我们跳出火车。嗬!河里没鱼市上看,可别说,象我们这样扒火车进京的还真多,铁路两旁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是爬火车来北京的。这时候,火车站的广播中广播说,过一会儿有客车来接我们到北京站去,我们心说:北京人还真关心我们啊。一会儿,客车来了,我们呼拉拉全上去了,客车开出丰台站,七拐八绕,停在了一股荒凉的道岔上,有乘务员来了,喊着:“吃饭要饭钱,住店要店钱,坐火车也要拿钱,要想进北京的每人两角,赶快买票,不买票的下车去”,火车把我们拉到了这么个鬼地方,真要是下了车,谁认识去北京的道啊,这也算是上了贼船了,我们只好乖乖地掏钱买票了。上午十点左右,我们终于到了北京站。
  首先,我们到了位于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中共中央、国务院群众来访接待站,索要填写了《文化革命来访接待表》,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上什么访,实际上是想能登记上得到一张返回的免费火车票,结果是安排我们一月后再来接谈。看来,这个接待站只是应付而已,象我们这样流窜而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其中大多是凑热闹的,当然也真有告状的。我们的目的自然无法达到了。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先我们而来的同学校的高年级的同学,他们已经来了好几天了,据他们说,他们一直没有找到住宿的地方,现在也不象大串连的时候那样有人负责安排来京人员的食宿了,乘坐公共汽车也没有免费了,他们这几天就睡在天安门城楼的门洞里,夜里冷得很!我和济生决定先找一个住的地方去。
  这次扒车来北京,我带了有五元多钱,济生仅带了一两块钱,自然不可能有住旅店的钱,就是坐公共汽车也要省了又省的。何况,我们还要用这点钱维持我们的吃饭一直到回家,我们还想买点儿红卫兵小报等文革宣传材料带回去。
  我的两个姐姐在北京,分别住在通县和北郊的北沙滩,到她们那里去住太远了。我二哥的岳父在北京商学院工作,1965年暑假,我曾经在他那里住了一个月,他那里有住的地方。于是,我们决定到商学院去。时间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我们舍不得花钱坐车去,就步行去吧。商学院在北京西郊,出阜城门一直往西,到马王庙就到了。从天安门到商学院这段路,我们一直走了近三个小时。可是,到商学院后别人说我们要找的人出去了,当时我们是小孩子啊,还不好意思对别人说我们想要找地方住宿,只好怏怏返回城里。傻眼了,今天夜里到那里睡一宿呢?返回到天安门,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看看天安门城楼的门洞里,已经是横七竖八的躺满了人,看来,我们要露宿街头了。济生说,干脆我们到北京站候车室去吧,那里孬好还在屋里头,不至于太冷。只好如此了。我们又跑到了北京站,这时候已夜里已一点多了。候车室里,坐椅上、窗台上早已经躺满了人,我们只好在靠近墙边的地上找个稍干净点的地方躺了下来。这一天,我们从上午十点左右到北京站,开始下步到处跑,一直到夜里,十几个小时,没有住脚,实在是累极了,躺下就睡过去了。第二天不到五点,北京站就开始有始发车了,我们无法再躺下去,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流浪。
  第二天,我和济生分手了,他到处去转,我则到我姐姐处看看。我们约好第三天上午仍然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碰头。当天我先去了北沙滩,然后到了通县。当晚住在了通县姐姐家。姐姐给我补充了“弹药”,一是给了我十五元钱,起码我们今后几天的生活有着落了,另是给了我许多各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办的小报、传单、文革资料等。第三天我进京去与济生会合,匆忙中将我的毛巾落在了姐姐家,后来,姐姐说我的毛巾象挖煤的用的,洗都洗不出来,乌黑!可见当时我们的狼狈相。
  第三天,我与济生会合后,觉得不能再在北京呆下去了,也没有意思,济生先天夜里在北京站抢到了一个窗台睡觉,可是被人偷去了钢笔,甚是沮丧。我们决定下午返回。
  我们满街转着,看到遍地的大字报,无数的告状上访人,看到无数叫卖的红卫兵小报,更看到无数大字报上披露的全国各地的武斗消息,北京这个中国的文化政治中心,文革的中心,汇集了全国的风云,只觉得铺天盖地一句话:天下大乱!!
  下午,我们买了一书包食品,跑到永定门车站坐火车又到了丰台,我们知道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返回的货车。晚上,我们幸运地找到了一辆开往天津方向的货车爬了上去。在天津,我们又找到了一辆南下的货车,爬上去后,我们发现是一个装满木片的车厢,盖有篷布,到站是青岛。真实太幸运了,我们有福气了,我们钻进了篷布里,今夜可以美美地睡一觉了!
  次日早上,火车到了济南,停下重新编组,我们只好重找了一列东去的空闷罐车爬了上去。
  济南站,一列客车就要开车了,车上车下,满是造反派,各种组织的旗帜飘舞着,车厢上贴满了标语,连车门的梯子上也挤满了人,一打听,是徐州两派打起来了,徐州火车站也炸了,还炸毁了许多火车头。当时徐州分为两大派,一叫“踢派”一叫“支派”,许世友的南京军区支持一派,王效禹的济南军区支持另一派,这次徐州两派干了起来,山东组织了造反派前去支援。我们真想跟着去看看热闹,可是考虑到已经从家里出来五天了,也太累了,只好作罢了。
  与我们同在东去的车上的还有江西萍乡的几个孩子,我们也是孩子,只是年龄大点了,已经十六七岁了,可是这几个孩子最大的也只有十二岁,他们也是扒火车到北京去返回的,到济南得知徐州车站炸了,无法通车了,只好转向东去,准备到青岛扒船南下。我真佩服这些小孩的大胆!
  五天的时间,我们窜了一趟北京,吃够了苦头。特别是我的在火车上的历险,从没有敢跟家里人说……
  这就是我们的扒车经历。
  当年的我们,十六七岁,象铁道游击队一样,夜里在飞驰的火车上奔跑,从一节车厢跳到另一节车厢,全不知道害怕,历经风雨,无所谓什么理想、目的,就是想到处闯荡闯荡,这也锻炼了我们的胆识。这些经历,我们永远不会遗忘……对于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好感,因为它耽误了我们的学业,也给我们的心灵造成了永远抹不去的创伤。可是,我们还要感谢有那么一场混乱,使得我们能有机会出去闯,真正如毛主席所说的“经风雨、见世面”。是“得”还是“失”,有谁能说得清楚?

    注:本文原系对济生所写《一九六七年纪事》一文的补记,因感《一九六七年纪事》中有些地方记忆有误或不详,故作了补记。原约记于1998年5月,2009年11月重记。本文与《一九六七年纪事》一文均在前些年发于网络。特将《一九六七年纪事》作为附件抄录于下:

一九六七年纪事
郭济生

  一九六七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乱的年份之一。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中央控制的大乱潮头已过。全国各地自发的动乱却风起云涌,一发而不可收。毛泽东本想一声令下,就可以让自己所放心的人去驱逐那些看不顺眼的当权派们,用一顶修正主义的大帽子,将他们打倒、制服或消灭。但没料想,看起来已经被驯服的奴才们,却不懂得领袖主子的意图。该乱的地方没有乱起来,不该乱的地方反而大乱特乱,乱得上上下下都没有了方寸。
  我们这些当时的中学生是头一次彻底得到解放了。不用再去读那些枯燥无味的课本,不用提心吊胆地参加考试了,更不用起早贪黑赶着上学了,真是乐得其所。
  闲得精力过剩必然要干点事情。串联虽然结束了,但不时有大学生偷乘火车到外地旅游的消息传进我们的耳朵。后来,有我们熟悉的同学从外地逛了一大圈回来了,才真正知道是太落后了。
  于是,我们几个同学也开始背着父母悄悄地谋划起来,并且立即付诸实践。一开始还是比较顺利的。我们来到火车站,从车站的一侧趁没人走进去,躲在月台的对面等待着。不多时,一辆开往济南方向的客车驶进车站,在乘客乱哄哄进站之时,我们不顾一切混进去,随着人们胡乱地挤上车去。那时我们这地方的火车车次少,乘客又多,列车员也不很负责任,加上文化大革命造反,秩序一片混乱,无票上车是很容易的。
  列车的车厢里面人挨人,挤得水泄不通。但听说济南等大的车站管理比较严格,没有车票乘车被查出来,是要被罚款的。我们几个于是提前在济南市郊的北关车站下了车。
  我们本来是想到北京去的,可是这趟车只开到济南,只能再想办法。我们好不容易爬上一辆挤得满满的公共汽车,摇摇晃晃了半天,又赶往济南火车站。站里面人满为患,候车室里乱糟糟的。我们等到有开往北京的火车剪票,便一齐使劲往里挤。可试了几次都被挡了回来,管理人员站了一大堆,个个如临大敌,想混进去是根本不可能的。大家只好退出剪票口,来到了货场的进出口,看到工作人员把守也很严格。大哥哥们教给我们的许多经验,一点也用不上。
  转悠了半天,毫无办法。肚子早就饿得直叫唤。天色已经黑了下来。我们多少买了点东西吃,又混上一公共汽车来到了维廉同学的七姨家。
  一群半大小伙子突然闯进来,很让一家人忙乱起来。又是烧水,又是准备东西吃,还要找住的地方。我们跑了一天,匆匆洗了洗,也顾不得客气,很快钻进被子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七姨家吃了面条,又急急忙忙赶到火车站。候车室里里外外仍然是人山人海,进站口照旧戒备森严,部队的人员把守两边,帮助工作人员剪票、查票,并认真维持秩序。济南车站是全国的大站之一,看来已经对于我们学生混车坐加强了防范。
  正在我们十分沮丧的时候,维廉在火车站外面的墙上,看到有一则《关于粉碎冲击省革委反革命事件展览》的布告。他为了缓解大家的情绪,鼓动我们一起乘车到山东省革命委员会驻地去。
  省革委是原来的省委大院,现在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周围的墙上糊满了厚厚的大字报,粗大的红字标语都是关于保卫省革委的内容。如:“热烈欢呼粉碎冲击省革委反革命事件的伟大胜利!”,“坚决镇压反革命!”,“坚决拥护以王效禹为首的山东红色新政权!”,“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讨还血债!”,“坚决揪出反革命事件的黑手!”等等。大门外的牌坊上也贴着大字标语。雄纠纠、气昂昂的造反派和解放军战士一起站在岗位上。人们潮水一样地涌过来。我们随着纷乱的人流进到院内。
  大院里面很宽敞,东西排列着一些式样相同的楼房。院里到处也是大字报、大标语,有的从房顶上一直拉到地上。道路两旁是临时制作的展版,上面有图片、有实物、有文字说明。每一部分都是“血泪的控诉”,“反革命暴行的大揭露”。空地上还有一些没来得及清理的砖石、木棍等,大楼上的玻璃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了。让人可以想象得出几天前保卫与冲击者之间战斗的激烈程度。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人王效禹原来是青岛市的副市长,文革中趁乱组织起了一批造反派,并且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的儿子也拉了进去。后来靠着康生的关系,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份跑到济南夺取了山东省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党政合一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王效禹也一步登天当上了省革委会的主任,他做梦似的成了雄据一方的诸侯。康生的儿子理所当然地当上了省革委秘书长。中共中央的报刊为此都发表了支持王效禹的社论和长篇文章,并且特别强调是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的。可是被毛泽东宠坏了的造反派们早已是无法无天,加上革命领袖们内部也有分歧,有些不明真象的人们,自以为有靠山而觉得了不起,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
  听说,王效禹早就得到了消息,秘密地布置好了陷阱,让那些糊涂虫们莽莽撞撞地冲入一座空院,还自以为大获全胜,将整个省革委大院的大楼捣了个稀巴烂,烧了几辆汽车,砸开了机要室,文件、档案洒得满地都是。“打倒王效禹!”“山东省革委是大杂烩!”“揪出王效禹的黑后台!”等大标语写满了墙。他们光图一时痛快,根本没考虑到这是毛泽东支持的新政权,王效禹的黑后台就是毛泽东,太岁头上动土还了得,结果只能是在大军压境之时乖乖束手就擒。
  等到时机一到,省革委就派了大批军队、警察、造反派,将省革委大院团团围的风雨不透。有人发现事情不好,大门早已出不去了,于是找个僻静地方跳墙出去,谁想外面已是里三层外三层,见到有人出来捉住就往死里打,想逃命的倒霉家伙,往往就丢了性命。断水、断电围了一天后,外面的大队人马一涌而入,里面的人毫无反抗能力,只有老老实实作了俘虏。胜利者对这些“阶级敌人”早就深恶痛绝,特别是青年人更是有了试一试拳脚的机会。倒霉的反革命们被一群群愤怒的人们分别揪住头发、胳膊,棍棒、皮鞋雨点般落在了身上,来不及喊“救命”已经是头破血流,瘫软在地上,任凭来自四面八方的打击。楼道里、墙壁上、道路路面上到处是血迹,打死的不计其数,残废的就更多了。
  造反派最恨的是共产党的干部,过去的干部大部分都被指控为反革命暴乱的黑后台。有一张照片的画面上是一个被捉住的干部,许多人正围着乱打,浑身是鲜血,眼珠子都打的掉了出来,样子十分吓人,脖子上挂着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反革命份子的黑后台”,看来活不成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虽然也见过许许多多打人、斗人、抢东西、武斗的场面,但那些不过是一些单位内部小规模的,像这样成千上万人使用刀枪、棍棒混战情况的战场和实地照片,真让我感到有些惊心动魄。不过这时候听说四川、河南、山西、东北等地已经开始有人抢夺部队武器,开着汽车、坦克,舞刀、动枪地大规模打派仗。并且,有出发的人回来说,夜里住在东北某个旅馆,半夜忽然枪声大作,子弹从窗户上打进来,打得墙上好几个洞。又有亲戚告诉家人,说一个兵工厂的枪支、弹药和装甲车被造反派、红卫兵抢了,他们一直跑到了大草原上,甚至想偷越国境到外国去。后来,被部队追上包围起来全部缴械投降,所有的人都被押送到了监狱里。
  这些事情毕竟都是发生在十分遥远的地方,总让人有些半信半疑。听得多了,我不免心里开始有种预感,这种大规模类似打群架似的武斗,总有一天会因为造反派与红卫兵们在权力或利益方面分赃不平,而引发成为全国性的战争。毛泽东发动的全面天下大乱,必然使无组织、无领导、无规划并且广大参加者目的不明确的文化大革命,走向一场不可控制的混战。
  我们又到火车站试了几次,当然都以失败而告终。大家是不可能长期在七姨家住下去的,于是找了一个郊区的小车站,每人买了五分钱的站台票,混上了回家的火车。
  在家里呆了几天,心里始终是不得劲。后来听说几个同学竟然在没有告诉我和维廉的情况下,自顾跟着高年级的学生乘火车外出了。我们更沉不住气了,也有些愤愤不平。维廉跟我商量了多次,又一次以到济南为名,征得父母同意,重新到火车站去碰运气。
  这次,我们根本不去打客运列车的主意,而是专门找那西去的货车。我俩从车站旁边顺着铁路悄悄地溜进去,看到有些车皮停在那儿,上面很多人在忙着卸货。我知道它们不知停到哪年哪月才会被挂走,是根本指望不上的。而有许多货车却是路过车,进站后连速度也不减,风驰电掣般飞驶而过,带起一阵风。
  好容易等到一辆车停下来,过去一看,却是一列军车,拉了好多的大炮、军用汽车等,每节车厢上都有人押车,我们自然是不敢往前靠的。
  太阳已经快到头顶了,尽管躲在树底下,还是有些热得沉不住气。就在我们接近失望的时候,一列长长的货车开进车站停了下来。我们凭经验先去看了插在各车厢上的到站货签,竟都是到北京、济南、天津方向的。车站上除了检修人员在查看车轮,没有人管其他的事。我们很快爬上一节装铁矿石的车厢,是从金岭镇铁矿发来的。过去就听说金岭铁矿的矿石很好,标签上写明是运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高高的箱板里面,只装了半车的样子。车厢里面已有了几个学生模样的人,看到我们上来,主动跟我们打招呼,经过交谈,原来是从烟台来的,已经在车上呆了一天多了。
  火车调挂了几节车厢以后,又“哐咚,哐咚”地往西开去。我的心里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焰,维廉也很高兴,跟我谈起一些有关北京的事情。我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到家乡以外的地方去,去年到北京串联时,也是走马观花,连东西南北都没有分清,印象实在很浅。维廉有亲戚在北京,以前也来过几次,自然熟悉得多了。他讲的许多地名我连听也没听说过,更加增强了到北京去的兴趣。火车飞快地行驶着,一路上基本没停,天还很早就进入了济南站。
  济南真不愧是大站,货场上一列一列的火车简直数不过来。一个铁路工人发现我们在东张西望,凑过来问我们:“小伙子们,想到哪儿去?”我们一开始还怕他是来检查的,后看他态度很和气,就老老实实告诉他:我们要到北京去。他一面用手中的小铁锤敲敲打打着车轮,一面说:“这趟车要进行调配,今天是走不了了。第三道线上的那一列车马上就要开了,是到北京方面的,快去吧!”我们感激地不知说什么好,他连连摆手让我们快走。我们按照那人的指点,很快地跑过去,看到许多车箱板很高的空车厢,就爬上其中的一节。不多时车就开了,那些烟台的学生不知到哪儿去了。
  我从板缝里往外看,外面有一根一根的铁栏闪过,远处的河里几只很漂亮地帆船在漂着,河水、河岸黄乎乎地分不大清楚。我刚要问,维廉说:“看到了吗?这就是黄河。”原来这火车正在通过黄河大桥,它载着我们在一直往北开下去,这次真的朝着北京的方向去了。
  铁路经过的地方开始看到一片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东一块西一块的麦田像癞子头上的毛发,稀疏干枯的如同山上的野草。这时候我们家乡的小麦早就麦浪滚滚一派丰收的景象了。有时一个村庄闪过,也是土墙、土房顶、土院子,几乎看不到什么树,让人心里觉得沉甸甸的。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一个同学来。在学校时,他的乒乓球打得不错,所以我跟他很玩得上来。他的老家就是这个地方,因为他的父亲在单位上犯了错误,受到了严厉的处分,全家人被赶回老家农村劳动改造。后来,我见过他一次,穿得很土,脸晒得又黑又皱,说话也木呆呆的。听他说老家生活很苦,土地瘠薄,缺少水和肥料,经常闹灾荒,不是涝就是旱,还要交公粮和税,不要说花钱没有,拼死拼活地干上一年,连肚子也填不饱。根本没有工夫考虑什么远大的理想、抱负了,连最喜欢的乒乓球也没有时间和条件玩了。他的命运应该说是很不幸的。
  云慢慢涌上天空,阳光没有了,天色暗了下来。火车不停地飞驶着,一些车站连站名也看不清楚就掠了过去,忠于职守的铁路员工手持信号旗,不管停不停车都端端正正站在自己的岗位上。
  天快黑的时候,奔驰了半天的火车终于停下来了。看了车站旁边的大字报,我们明白已经到了德州。这是一个大站,但是这里是全国有名的穷地方,加上惠民、聊城,号称山东的北三区,很多人家一年到头以讨饭为生,老百姓流传“有女不嫁北三区”的说法。不过,德州的五香脱骨扒鸡很有名,据说提着鸡腿一抖,肉都会掉下来。城外又有苏禄王墓,是一个到中国来访问的外国王子,因为生病,死在了德州。他的后人至今还有生活在这里的。可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去参观了。
  等了一会儿,火车头开走了。我们跳下车,向一个看上去很和气的检修工人打听情况。他一看我们的样子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告诉我们这趟车的一部分车皮要在此甩掉,剩下的重新编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开走,而且暂时没有开往北京方面的火车。
  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沿着铁路往前走,不多时来到德州火车站。它虽然是津浦路上的一个大站,车站却不怎么样。检票口大敞着门,我们大摇大摆地出了站台。街上破破烂烂,一点不像个城市。我们找到一个饭铺,每人花几分钱,买了碗面条填了一下饿了一天的肚子。
  走出饭铺,一声霹雳在头顶炸开,外面天阴得厉害,闪电乱作,狂风大刮,满街的尘土和树叶。我们赶快又进到车站里。只听站上的广播在喊:“旅客同志们,革命的战友们,开往北京方面的XX次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请买好车票的同志赶快上车。”我们心中一动,冒着倾盆大雨向停在站台上的列车冲去。可是,每个车厢门口,都有列车员在把守,没有车票的一律不准上车,即使亮出红卫兵身份也白搭。红卫兵是毛泽东的天兵天将的时代已经过去。假如是去年的今天,不用说列车员还敢往下推我们,就是歪一歪嘴,我们也会撕碎他的腮帮子。但此一时彼一时也,何况这也不是在我们家乡,人生地不熟的,弄不好要吃亏的。
  我们赶紧又跑回候车室。这时候,只听外面的晾棚顶一片乱响。往外一看,柳树叶子只往下掉。维廉说:“下雹子了!”果然见地上一片白茫茫的。有的竟然有鸡蛋那么大,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如此大的冰雹。心里在想,这要砸到头上一个,脑袋非要开花不可。
  夜里,雨仍在下着,不过小得多了。我们又绕到货场里面,一片漆黑之中,只看见星星点点红的、绿的信号灯的亮光。铁路上面黑黝黝的火车多得是,可不知道都是往那里去的。淋着雨茫然地走着,谁也不作声,心中都有些思念家乡的悲凉。
  就在我们面临山穷水尽的时候,货场上的广播喇叭忽然响了:“值班员同志注意,第三道上开往北京方向的XX号车准备发车。”我们心中大喜,连忙摸索着在铁路上找来找去。果然,发现一辆列车朝北的一头挂上了车头,而且“哧,哧”直冒汽,前方的信号灯也换成了绿色,看样子很快就要出发了。
  来不及多加考虑,我们摸到最近的一节车厢,找到铁扶手匆匆爬上去。到了顶上好像有一点亮光,隐隐约约看到车里装得很满,只剩下几十公分的沿子。跳下去才知道是装得煤末。我们朝前朝后各爬了几节车,都是装得一样的东西,只好挑了一节装得稍微浅一点的蹲下来。虽然刚下过雨,炭堆上倒不太湿。维廉说:“我们先对夥着坐吧,反正雨也不下了。”
  火车很快就开动了,出站以后速度越来越快,我们感觉风渐渐大起来。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比较热了,我们身上只穿着单衣,在黑夜的疾风中,就有些冷得受不了。维廉教我在车厢的角上用手扒一个大一点的坑,蹲在里面稍微好一些。维廉的个子很高,小小的煤坑更藏不住他,他只好不断地来回走动。
  随着火车不断加速,狂风疯狂地撕扯着我们的衣服。风中还不时夹杂着雨点,扑头盖脸打在身上如同小石子。我好像又回到了冬天,伴着车轮“哐咚,哐咚”的撞击声,耳边是一片“呼,呼”的狂风的呼啸。寒冷开始向身体内部深入,手脚已经开始不听使唤,心中升起了阵阵恐惧。在簌簌抖动中,我的眼前先是乱冒金星,接着是漫天的雪花在飞舞。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里的景象出现在我的眼前。可是我的手中却连一根火柴也没有啊。
  于是我想起古人钻木取火的事,好不容易找到一根木头,从地上拾一块石头,站在冰天雪地里,用石头使劲去钻那木头,由于用力过大,好几次差点摔倒,手不一会儿磨起了泡,又磨出了血,终于看到有一缕青烟冒了出来。我更加努力地工作,渐渐有红色的火星逬出。这时候,突然过来一个身材高大的青年,不由分说,一把夺过冒着浓烟的木棍,在手中挥舞了几下,成了一个火炬。他狞笑着走去,火光映着他凶恶的脸。我大叫起来:“还给我,那是我的火!”那人连头也不回。我想爬起来追赶,却怎么用力也起不来,眼睁睁看着那人越走越远。我想起维廉来,便使劲大叫。不想,浑身一抖,眼前一片黑暗,风搅得天地之间充满怪声。原来刚才是作了一个梦。
  我在肆虐的狂风和车轮的撞击声中慢慢恢复记忆,终于想起是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而且还有维廉在一起。可是,维廉在哪儿呢?我睁大眼睛在黑暗中搜寻着,远处一道闪电亮过,照得眼前有了短暂的光明。我清楚地看到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心里紧张极了,当务之急是先找一找。我试着动一下,才知道胳膊、腿都冻僵了,根本动不了。好在嘴还行,就大声叫喊起来,虽然拼上了所有的气力,却显得那么微弱,每一声刚喊出口,就被淹没在无情狂风的吼叫声中。耳朵里全是骇人的声响,四面八方被无边的黑夜包围着。我心里十分清楚:维廉是独生子,父亲又去世了,万一弄丢了,我回去可怎么向黄大妈交代呢?对自己能不能回得去也失去了信心。
  恐惧和孤独控制着我,使我想到了亲人,想到了家乡,想到了同学和朋友们,甚至想到了死亡。奇怪的是,心里没有一点后悔的念头。列车像一头狂奔的猛兽,在茫茫夜色中勇往直前,毫无停下的意思。我浑身的关节又麻又疼,很想活动一下,可一点也动不得。在剧烈地晃动中,我又不知不觉昏睡过去。
  不知又过了多少时候,我被一阵剧烈地摇动弄醒了。睁眼一看,原来是维廉。他一面使劲摇着我的胳膊,一面大声地喊着什么。我很快明白过来,发现火车已经停了,但除了火车头上的灯亮,周围并没有其它灯光,看来是临时停车。黑暗中,风小得多了,伸手试试,雨也不下了。
  维廉说:“起来活动活动吧。我们还得往前找个避风的地方,这样下去咱俩会冻死的。”我点点头,挣扎着从煤坑里慢慢站起来,冻僵的手脚还是不大听使唤。维廉忙帮我活动,很长一会儿才好一些。
  他看我能够行动了,就让我跟他往前面车厢爬过去。黑暗中也顾不得害怕了,只是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爬,不知道爬了多少节,朦胧中发现前面是一节货物垛得高高地车厢,我想这下可到头了。维廉还不死心,又爬过去用手摸了摸。原来是满满一车废纸,上面用帆布罩着。维廉说:“掏吧,掏个洞钻进去。”我明白了,赶紧也爬过去,跟他一起拼命在垛得结结实实的大纸堆上扒起来。世间不长,一个口小里大的洞子就挖好了。我们钻进去,竟然比较宽敞。虽然有一股尘土和腐败的呛味,但毕竟暖和得多了,比起在炭车上,已经是非常舒服了。
  我问维廉刚才到哪儿去了,让我好担心。他说,他比我还怕冷,冻得实在受不了,就爬到两个车厢的连接处,那里有一个小小的踏板,风稍微小一点。我知道那个地方是非常狭窄的,在晃动的列车行进中躲在上面十分危险。我劝他以后千万别再冒险了,不然我回去不好交代。他听了,满不在乎地点点头。
  也不清楚是几点,火车又开动了。我们很快缓过劲来,感觉到无比的温暖。风声几乎听不到了,火车的晃动也感觉差得多。我们又说了些庆幸的话,不一回儿都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
  俗话说得好,饱暖生妄想。在松软的纸洞里,我竟又作起梦来。梦着自己去河里游泳,一个人光着身子从河水里走出来,到处是冰雪,乌鸦在干枯的树枝上不时叫上几声。冻得浑身发抖,我却怎么也找不到衣服。看看四下无人,赶快拼命往家跑,跑着跑着天黑了。半路上看到一所小房子里有亮光,房顶上的烟囱里冒出缕缕青烟。我的腿瑟瑟抖动,冻得快要站不住了,也不管房子里有没有人,使劲将门推开就闯了进去。屋子里生着很旺的炉火,一股暖和的气息扑面而来。炉子上面煮着一壶开水,从壶嘴上不断吐出一丝一丝的热气。我好像进入了童话的世界,虽然没有灯,炉火却映得四下有些光亮。我小心地打量着周围,漂亮的木头地板上,铺着带花的地毯,踏上去软软的。再仔细一看,我立时呆了,原来地毯上竟横七竖八睡着几个大姑娘,而且几乎没穿什么衣服。我浑身的汗水马上就下来了,转身想往外跑,门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心里着急,嘴上很快长出了一串大燎泡,又不敢发出声响,只能悄悄地寻找着出口。不想,这时候听到门外有脚步声走来,这可怎么办呢?一间小小的房子,那有地方躲!慌乱之中,我找了一把椅子,踩着它勉强抓住房梁,一用力将腿搭上去,刚刚把身子挪上去,只听木梁“喀嚓”一声就断了。我重重地从上面掉下来......。
  从梦中猛地醒过来,我的心还在“砰,砰”直跳,头上满是汗水,身上暖烘烘的。摸摸四周,全是纸屑,前面是一个洞口,露进小小的一片光明。我忽地想起,这是在火车上。不多时,维廉从外面钻进来,说:“你醒了?现在车已经到了天津,就停在货场上。下面有一个水龙头,下去洗一洗吧!”
  我摸了一下脸,一手的油腻和煤灰,乌黑一片。于是,我按照维廉的指点,爬下车去,在车旁的水龙头下洗了起来。刚巧地上有一块小小的肥皂皮,我如获至宝,检起来仔细地搓在手上、脸上、胳膊上。再看洗下的水,全是墨汁一样。
  洗过之后,觉得清醒多了。爬回纸洞里不长时间,火车重新启动行驶。我们就趴在废纸垛的洞口,伸着脖子往外看风景。
  铁路两旁的房子破破烂烂,全没有想象中大城市的模样。火车很快就出城了,田野里有的农民在收割小麦,有的赶着牛在耕地。不时一条小河闪过,两岸是高大的柳树,成群的燕子在树林上面翻飞追逐。蓝蓝的天空中,几朵白云在飘逸。这些景象与我们家乡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里的房子有些特别,多是平平的泥顶土墙,很少见到有砖瓦房。
  火车飞快地驶过廊坊,还有一些小站,连站名也看不清楚就一闪而过。再停下的时候,水泥做的站牌上写着“丰台”。维廉说:“我们下车吧!前面到了北京站,可就不好出站了。那里的情况我们也不了解。”我当然不知道丰台在北京的什么方向,更不知道离北京还有多远。反正有维廉领着大约不会有错。我们走出车站,其实它很小,连我们家乡车站都不如。在一个水龙头下,我们又饱饱喝了一顿凉水,吃了点带的干粮。稍微休息了一下,找到进城的汽车站,花了两角多钱买了票,很快登上了开往北京城的公共汽车。
  到了北京汽车站,我们又换乘市内公共汽车一直来到天安门前,开始了首都北京的游历活动。
  我们抓紧时间打听着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群众来访接待站,登记后填写了《文化革命来访接待表》。本来我们打算请教一下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如:文化大革命中地方上政权机关都瘫痪了,正常事物该由谁负责?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存在严重派系斗争,以什么标准区分正确与不正确?学生将来的前途是什么?等等。可是,接待人员任务实在太重,按照顺序将我们安排到一个月之后,这是我们无法等待的。后来,我们私下同几个工作人员交谈后才发现,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所谓接待也不过是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有关中央领导的讲话应付一下罢了,实质问题根本不敢表态。这使我们十分失望,对于国家、个人的前途命运感到更加渺茫。
  北京城里的秩序看起来比去年我们来的时候好一些了。但是,大街上仍然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不过,王府井大街、天安门广场等处要干净得多了。高音喇叭仍然到处在响,打倒刘少奇的标语满街都是。
  维廉有亲戚在北京,他邀我到那里去住。我看看身上实在脏得不成样子,再三拒绝了。他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去了中国美术馆。这里在我心中是个神圣的地方,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对于艺术殿堂十分向往。然而,如今美术馆的楼上楼下全是布置的打倒刘少奇的展览。除了少量的照片、实物,大量的是揭露、丑化这位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的巨幅漫画、宣传画。想不到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竟然被安上了这么多的“反动罪行”。应该说这是我们国家特有的社会现象,实权人物只要随便发动一个所谓的运动,不通过任何法律手续,甚至连封建社会的程序也不用,就可以任意打倒、罢免、关押一个人,哪怕是地位十分显赫的人物。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只有毛泽东、林彪两个人。因为在文革中,他们是发号施令的人,享受过去封建社会皇帝的待遇,老百姓要喊他们“万岁”、“万寿无疆”(林彪降一个档次,称“身体健康”)。他们是不会让人民打倒自己的。
  公安部门为了有一个镇压不同意见的法律依据,又不通过法律程序,自己下达了几条所谓的法律规定。如:反对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要受到镇压等。林彪在公开场合,进一步强调对反对毛泽东的人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他们的夫人因而也成了皇后,因为所谓中央文革,实际上是由毛泽东的夫人江青负责。为此,成千上万的有此类嫌疑的人遭到逮捕、判刑、枪杀,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未能幸免。尽管有些人是无辜的,他们并不敢真的公开反对这些人,不知道在哪方面得罪了人,被人家告发后,糊里糊塗地成了冤鬼。
  我见过许多真正的反叛者,他们被判为所谓“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泽东和林副主席,猖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分子”的罪名,他们有男有女,在即将受到枪杀前游街示众,个个昂首挺胸,大义凛然,虽然嘴里被塞上东西,还勒上了绳子,身上五花大绑,眼睛里仍然发射出威武不屈的反抗和愤怒的目光,让人感到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我一个人游览了中山公园。它在文革一开始被改了名字,中山堂也受到破坏,后来周恩来觉得实在不像话,不好向海外华侨交代,于是下令又改了回去。园内仍到处张贴着大字报,纪念堂和其它亭阁被砸得破烂不堪。许多工人正在重新种植花草。
  在天安门东面的劳动人民文化宫的露天剧场,我观看了北京文艺团体造反派们演出的有关革命、造反、暴动内容的节目。有“造反有理舞”、“毛泽东诗词”歌曲演唱、红卫兵颂歌、批判刘少奇内容的快板书等。
  晚上,我没有地方可以去。只有背着书包到火车站的候车室去。这里聚集着无数跟我一样的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学生。大多数都是只有一个书包,好一点的还有一个水壶。红卫兵串联接待站早就取消了,连开水都没有人管一口。我饿半天只能花五分钱买一个小小的不用粮票的馒头吃,然后到自来水龙头上喝一肚子凉水。
  天南海北的学生不少,像我这样一个人的却不多。我随便跟周围的学生闲聊一阵,大部分是北方地区的,南方人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有的跟我交换几张红卫兵小报或传单,无非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各地都差不多。候车大厅里供旅客休息的木制连椅本来就很少,这时候早就被人占满了。我睏了,把书包往肩上一缠,就地一躺,在水泥地上不一会儿便睡过去。
  睡得正香,忽然觉得有人在我的身上乱摸,又翻我的上衣口袋,我眼睛实在睁不开,就迷迷糊糊大声喊起来:“谁?干什么?”有人从身边走开了。我继续作着乱七八糟的梦。不久,又有人在我身上摸来摸去,我拨开那手,过一会儿又伸过来。我稍有些清醒,赶快爬起来,到厕所去小便,顺便把身上仅有的两元钱藏在了鞋垫底下。回到大厅,见地上太脏,有的人爬到窗台上睡,我也学着找了一个宽大的窗台,用袖子擦了擦,翘着脚爬上去,好像还不似地上那么凉。几分钟后,又昏昏沉沉睡过去。即使再有地震也醒不了了。
  早上,太阳已经晒得身上发热。我揉揉眼睛跳下窗台,一下想起昨晚的事情,看看书包还在胳膊上,里面根本没有什么东西。但是,插在口袋上的花杆钢笔没有了。这是父亲拼命工作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的奖品,能值一元多钱,他一直舍不得用。我考上中学时,他作为礼物送给了我,是我所拥有的比较值钱的东西,眼见的被偷走了,我很伤心。我楼上楼下搜寻,凡是人们身上有钢笔的,我都要仔细看一看,但始终没有发现有同样的。那支钢笔是很特别的。我看到一个警察走过来,就向他请求帮助。他刚听了几句,就不耐烦地挥挥手走开了,根本就不理会。
  我迎着首都灿烂的阳光走出北京火车站,肚子“咕,咕”叫得厉害。我照老办法,在自来水龙头下喝了个饱。又摸了摸脸,顺道往北海公园走去。
  进门的时候,竟然没有人看守,也不知道需要买不买票。小便了几次,肚子又有些不好受。我坚持着爬上高高的白塔,还有兴趣看游人怎么用木浆划船。想起在上小学时所唱的《让我们荡起双浆》,就是在北海拍的电影《花儿朵朵》中的插曲。
  从北海公园出来,我又沿大街到了景山公园,特意找到明朝崇禎皇帝吊死的槐树,用手摸了摸。据说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一棵了。公园内游人很少,我走了半天,也没碰到几个。不过,我在树丛后面看到有成对的青年男女在拥抱接吻,这在我们家乡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还是大城市的人开通。
  长安街上不时有响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和举着红旗、标语牌游行的红卫兵队伍过来过去。大街两旁的墙上被大字报、大标语贴得没有一点空闲的地方。“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每个字有几米左右见方。还有些如“河南告急!”,“四川革命造反派在流血!”等大字标语,让人触目惊心。《清华井岗山》、《新北大》等红卫兵小报满街都是,成为外地来京学生的《圣经》。
  这一天正是六一儿童节,北京竟组织了几千名少年儿童举行了简单的庆祝活动。他们身穿雪白的上衣和蓝色的裤子,敲打着军鼓,吹着学生号,站着整齐的队伍来到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前只呆了几分钟就匆匆结束了。可能是作给外国人看的。因为儿童节是国际性的,不搞一点纪念活动,人家会说中国不关心少年儿童,对国家面子上不好看。
  短短几天的北京之行很快过去了,我一直饿得头昏眼花。口袋里虽有点钱,还要买报纸和书,不敢多买东西吃。最后,我同维廉在预先约好的时间和地点会合,又一起跑到永定门火车站,转进货场里面,找了一辆南下的货车,爬上一节运送废旧铁器的车厢,踏上了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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