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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鍾維  追查六七暴動:羅恩惠的「墓碑式」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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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六七暴動:羅恩惠的「墓碑式」堅持(全文)

撰文:    趙鍾維 發佈日期:2017-02-25 17:39 最後更新日期:2017-03-12 17:40

今年是六七暴動50周年。「流世光陰半百年」間,歷事者多先歸黃泉,尚存者自難免感慨「半江惆悵卻回船」,但更為堪憂者,是記錄這段香港「分水嶺」歷史的檔案,正逐漸無聲消逝於我城之中。資深媒體人羅恩惠想追本溯源,卻發現許多關於六七暴動的檔案消失無蹤。檔案,是歷史的憑證,也是記憶的依存。《消失的檔案》公播在即,《香港01》邀約羅導演於「01空間」試播,並與本報社長岑建勳先生交流對六七暴動的看法,同時也為《香港01》開啟「六七系列報道」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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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檔案》將於3月8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博群電影節2017公影。詳情如下:
日期:2017年3月8日(星期三)
時間:晚上7時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本部 邵逸夫堂
映後座談講者:羅恩惠(紀錄片導演)、程翔(資深傳媒人)、梁文道(文化評論員)
座談語言:粵語
香港中文大學將於2017 年2 月 27 日上午 10 時起開始接受校外人士登記,敬希留意。
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2893163


面對中央文革及造反派層出不窮的衝擊,總理周恩來非常被動。但對於反英抗暴,總理一直知情,吳荻舟帶在身邊,記錄開會重點的《67筆記》,是重要歷史紀錄。這本筆記不及巴掌般大,已經沒有封面和封底,僅存84頁,記錄「港辦」由1967年5月26日至8月8日之間的開會重點。(羅恩惠提供)
羅:羅恩惠 岑:岑建勳

岑:六七暴動時你年紀尚小,是什麼催使你耗用四年光陰拍攝這部紀錄片?

羅:先是因緣巧合。我與屈穎妍早在1990年代初認識,離開電視台後我們都開始執教鞭,有次聚會聽阿屈說起,她正在寫一部關於六七暴動少年犯的書,也就是後來的《火樹飛花》。但她當時很煩惱該如何下筆,因為受訪者每次回憶舊事,情緒都會非常波動,我就建議她可以將訪問拍下來。後來屈帶我認識這班人,從聽他們的故事開始。

岑:一般研究這課題的人,像張家偉,都是帶着希望還原歷史的想法,可以說你的動機比較單純嗎?

羅:也不是這樣,家偉做這課題,是因為在《亞洲周刊》做這專題時,羅孚【注1】介紹了一群曾經歷六七暴動的老人家給他認識。那個專題做完之後,他覺得故事還可以做下去,也就繼續尋找資料。我也是因為這樣,採訪屈穎妍介紹的左派人士之後,就他們的說法找資料核實,結果發現很多資料都不見了。我們首先找影片,找到的九隻DVD都只有一樣的21秒影像,內容都是人來人往的畫面,其他資料都不見了,當時感到非常震撼。沒有影片,我們開始找檔案,找「澳門一二.三事件」【注2】,卻只有事發前的數份報章資料。找新蒲崗的資料,發現1964、1965、1966、1968、1969年的資料都很齊全,但1967年的資料卻全部消失了;就算找到,也是不盡相關的內容。

據關鍵詞「Prisoner」找1967年的檔案,能找到不少亂過馬路被捕、南亞裔犯法等檔案,但據這些正常的關鍵詞卻完全找不到受訪者的犯法檔案。1956年右派暴動、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騷動的資料都有,右派暴動的犯案者資料甚至相當齊全,連入獄時間、家庭記錄、家人探訪記錄都有,但是「六七」的檔案是整批消失的。

岑:就你調查,檔案的消失是出於偶然,還是有特殊原因?

羅:一定不是偶然。是什麼人希望這批資料消失?我在第一年就有這個疑問。我也曾經訪問(前檔案處處長)朱福強,據說1997香港回歸前,中英聯絡小組的專家小組曾經討論如何處理檔案,後來一批去了英國,一批留在香港。但香港沒有檔案法,就算有「有心人」或「有心部門」想移走,也沒有法律可以規管,何況各個部門也未必願意交出文件。如果我說文件消失不是政府行為導致,我想一般人也不會相信。

後來我開始找解密檔案,一些左派的朋友也在找,知道香港的檔案消失後,也想派人到英國與北京找資料。當然,北京現時是不會開放當時的檔案,但英國已開放查閱。現時我手上的解密檔案頗為齊全,都放在辦公室內。有些檔案在圖書館雖然可用索引尋找到記錄,實際上卻不見了。

舉個例子,當時華潤總經理沒有與指揮部商討,在還未展開罷工時,已在北角電車站的路軌上放炸彈,我覺得這個人很奇怪。擔任華潤高層的都是又紅又專又偉大的人,資料應該很容易在網上搜尋得到,但是,這位高層的資料卻完全消失。後來我得知港大圖書館有部記錄他的年鑑,但書本不能外借,要看也須戴着白手套在玻璃房內查閱。我跟着編號找書,但整個圖書架上唯獨不見了這部書。正面一點想,只能說是有「善心人」眼見檔案散失,自行取起來自用了。


政府報告指,六七暴動是由內地文化大革命影響,而由左派發動的。(Getty Image)

岑:你對六七暴動如何受國內文化大革命的極左路線影響,甚至是受其推動才爆發的這些歷史背景,在此之前是欠缺認識的嗎?你起初是想做少年犯,但因為發現檔案消失,再擴大調查範圍。過程中經歷了數個階段,是什麼促使你繼續前進?

羅:第一年開始研究時曾問過不少資深行家。他們聽到我要做六七暴動,反應都是「嘩,這樣厭惡性的題目你也碰。」說到「六七」,大家先會想起「炸彈」,再想起「林彬」。不少香港人討厭談「六七」,不是因討厭政治,只是認為當時左派中人的手段過於污穢。有舊同事與我關係較好、合作甚多,他直言:「我與『左仔』沒有接觸,不想碰這些題材。」但是,只要老人家願意說,我們就須聆聽、記錄、查證。當開始採訪參與六七暴動的左派高層、工人與學生,我發現我是在追趕時間。我曾訪問過的杜葉錫恩、被擄往大陸拘押的(時任高級警務督察)Frank Knight、(時任政府新聞處助理總監)Peter Moss身邊提供照片的同事,都已過身。不只老一輩,連何楓【注3】的女兒何曉明也患癌去世了。那段時間我常出入醫院、出席喪禮,就感到要快點做。

但是欠缺資金如何做下去?我找來舊同事葉漢明做拍檔,問他說如果籌得20,000元,可否替我拍攝十天?他也希望了解這事,就說大家試試,先不講錢。後來又有朋友幫我買了一部機,舊同事都一個個來助我。有位老朋友是生前任職《文匯報》左派高層的遺孀,她平日生活非常節儉,卻願意支持我拍攝。那筆錢是以前的同事、行家給她用作子女生活及教育開支的。但她的子女已畢業,她說如果丈夫仍在生,也會支持這件事。她身處的圈子是很左派的,他們對我卻很信任。

若心中想着要做正事,自然會得到幫助。《消失的檔案》中出現在林彬事件現場的那位女士,我之前替她義務拍過一節短片,因而認識。與她聚餐時我說起正在拍攝六七紀錄片,想要好好記錄這些老人的故事。她聽罷拿着菜單的手不停顫抖,原來林彬被燒的時候,她任職廣華醫生的舅父衝去救援,她也隨往,親眼目睹林彬被燒成全身黑色。驚惶數十年,她從不對別人提及這事。一個當事人就坐在面前,我過了數個月才敢訪問她。從那時開始,我就覺得一切都是衝着自己來的,不是我說我是某某人,或代表某某機構,而是我剛好遇上這件事、我又是一名記者、我又遇上這些人……上次試播,有一位退休的監製好友忽然說,拍攝紀錄片是一項神聖的工作。我做了這麼久也不敢用這個形容詞,我只肯定我是敬虔的。

還有,當我從資料中得知自己住所對面就是第一個炸彈現場,而一直知道這件事情的父母卻刻意隱瞞時,感到很震撼。我對暴動欠缺認識,但身為記者、歷史愛好者,對別人經歷特別有深刻感受,我就覺得必須秉持楊繼繩的「《墓碑》信念」,追根究柢,深入探討下去。

岑:與你說話的人,背後應各有原因。影片中的炸彈隊隊長、油漆工會的郭慶鎏老先生,至今仍認為自己當年做了正確的事;但也有表示懺悔的,如年紀較輕的羅海沙及金堯如的兒子,羅孚還曾公開道歉。同時也有像少年犯、參與罷工的公務員等要求平反或交代的,或像Peter Moss、Frank Knight等代表英方的。這些人給你的感覺,有什麼不同?要他們開口說話、說真話,容易嗎?

羅:視人而定。Peter Moss 很樂於協助,Frank較困難,而且Frank在鏡頭前所說的與我找到的檔案差距較大。至於郭伯伯,他給予我很親切的感覺。他是我採訪一年後,最後一位訪問的人。左派朋友主動問我是否需要訪問他,他年紀較大,說話也辛苦。訪問當天,有三名工友協助他回復記憶,投彈隊的朋友也在場。當時已是8月,郭伯伯外穿一件殘舊恤衫,內裏卻是一件羽絨背心。他吸了兩次類固醇,才能提氣接受訪問。我問他:「當時香港人多有死傷,我接觸的人都猶有餘悸,你如何看?」他板直腰子、兩手按枱說:「我們(港九油漆總工會)工友朱日基、蔡南在7月16日被警察擊斃,我要搶屍搶不到、救人又救不到……我們是這樣死的,怎能不跟他(港英政府)死過?」說話時激動得枱面也不斷搖動。當時我有位二十來歲的女學生助手,看到老人家這般年紀、如斯身體還這樣激動、憤怒,也嚇呆了,不明白老人家何以事隔數十年還如此激憤,但我能感受到郭伯伯的痛。

「因為他殺我們工友,所以我要跟他死過!」後面還有不少精句(Soundbite),只是我們沒有播出。他們都是有經歷的人,曾經歷貧困,希望爭取更好的生活。他們早在廣州已參與罷工,對殖民政府展開各方面的鬥爭。在郭伯伯的意識中,這是場聖戰。他們常談到電影《集結號》,「集結號」就是在等候的戰鼓號角,只是等來等去,他們已被邊緣化多年,號角聲還未奏起,身邊「戰友」卻已陸續老、病、死。我覺得郭伯伯在憶述往事時,述說的就是自身的信念。所以我是很尊重他的,並非因他做了什麼事,而是他對做過的事有所擔當。郭伯伯與因執行炸彈隊任務而被捕、入獄的隊員再碰面時,必會鞠躬道歉。

岑:在調查史實的過程中,面對整理困難的資料,如何取捨?

羅:我工作約兩年半後,才遇見第一個真正可以稱得上「左派」的人。那是(從事愛國電影和文化事業數十年的)廖一原的夫人汪雲婆婆與女兒廖小雲。廖一原的電影事業在文革開始後大受打擊,大批左派導演、編劇無法創作,連信奉愛國主義的公司總導演也激憤至爆血管過世。汪婆婆受訪時也談到他們在摩星嶺集中營的經歷與家庭走過的愛國路。廖家令人敬仰的,是他們的「一貫愛國」。廖先生與左派關係密切,因而收藏了一批重要資料,此外還收藏了一批價值不菲的書畫藏品。這批資料和藏品,婆婆捐了一批予電影館,另一批則捐予香港中文大學。十年前估值過千萬,我問她何不留半以養老或換居?婆婆說:「我都已這樣年紀,將來的人要研究左派與內地的交流,那些資料很珍貴,須全數捐出去。書畫也捐出去了,因為那裏恆溫。」【注4】「我們是愛國人士,自小信奉愛國主義,不是忽然愛國,也不能因利益不足而放棄愛國。」我一聽「毛管戙」,現時坊間提起「愛國人士」,大概只會聯想到「愛字頭」、在街上打和平示威者的那些人。

當日是我生日,我在日記寫下「採訪多時,到今日才遇到真正的左派」。我差點激動落淚—此前我一直在採訪左派人物,但他們的行為根本稱不上左派。我也曾左傾,左派所信奉的價值、無私的奉獻精神,均應有一定準則,但他們並非如此。訪問了婆婆後,我覺得故事終於完整了,可以埋版了。豈知到快要完成埋版時,我才遇上吳荻舟【注5】的家人,看到他的筆記。那是一本很小的隨身筆記,我最後還是在圖書館用了四天時間,核對資料,證實筆記的真實性。雖然要從頭來過是大工程,但思前想後,我還是將筆記內容重新穿插在整條紀錄片內。


吳荻舟女兒吳輝整理「六七筆記」:吳荻舟是港澳聯合辦公室組長,向周恩來秘書匯報情況。筆記記錄辦公室由5月26日至8月8日的會議重點,包括阻止700打甘蔗刀付運香港,對了解六七暴動非常重要。(羅恩惠提供)

岑:回到六七暴動,我理解的是時間上由開始到12月鳴金收兵,整個過程與國內的文革小組或中央文革小組分不開。軍管(軍事管制委員會)或革命委員會介入、7月發生的武漢兵變如何令香港在8月的行動趨向激烈,我都認為與國內關係密切,梁威林與祁烽在當中無法推卸任何責任,這兩人一定是中心人物。

羅:不但他們不能推卸責任,我手上還掌握不少重要文獻,只是過於複雜未能放到紀錄片中。可以說,當時局勢比表面所見更為複雜。有人做了20年研究,曾有機會在大陸的軍管檔案室查閱文件,那裏的文件疊起來有兩米高。我們只對這批資料點了題,就是「周恩來全面知情」。過去認為當時局面完全失控,周總理不能控制大局。當然也不能否定這情況曾出現,如中央在5月時還一直說不能將文革輸入香港,但這裏有不少頭腦發熱的人,在關鍵時刻做了不少非總理意願的事。只是,沙頭角槍戰是總理授權的,來的是軍隊。

另外,8月22日紅衛兵火燒英國駐北京代辦處是最重要的關鍵。事發後整場運動局勢出現逆轉。最關鍵就是老毛說的「香港還是那樣子」,因為這句話,事態也就變了。到12月,也就是(時任見習督察)陳欣健說的「閂水喉」之前,在港領導全被召往廣州。他們原以為是討論如何進一步鬥垮港府,得到的指示卻是要冷靜下來。兩個星期後他們還是接受不到,就直接到北京聽總理定奪。當時若非廣州會議擺不平、須北上聽候定奪,支港(廣東省人民支援港九愛國同胞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就要衝下來,解放軍也已預備好槍枝準備衝下來「解放香港」。當時的指令與會議,都逐字記錄在檔案中,箇中曲折頗如武俠小說。只是現時大家都只用簡單、直接的三兩句話總結。

《香港01》記者:香港的左派是一個特別的群體。他們認為,中共在1949年取得政權後,收回香港是順理成章,最後卻按兵不動。當時左、右派工會在香港鬥爭很激烈,港英的鎮壓也很激烈。工人的躁動,從1950年代就開始累積,六七事件的發生是因為「時機已至」。從歷史角度看,若沒有發生文化大革命,香港會否出現六七暴動,或者以另一種模式出現?

羅:這問題很好。大家多認為暴動起點在膠花廠,其實不然,再之前已有青洲英坭廠事件【注6】。 再之前的衝突,像陳欣健所說,參與示威的人都已是裝備齊整。左派在「一二.三」到澳門「學習」後,可說是已在等候召集。最後港澳工委選擇在膠花廠事件中「吹雞」,所有工人、學生也就聚集了,在外圍相當激憤。加上當時被毆打的蕭劍輝【注7】上台演說,群情就更激憤。但當時港英政府是想「擺和頭酒」的。檔案所見,當時何賢(澳門華人社群領袖、何厚鏵父親)從澳抵港,透過利氏家族的利銘澤作中間人在中環恒生銀行大廈頂樓會談。當時金堯如找了梁威林、祁烽,還涉及(時任《大公報》社長)費彝民。但梁威林與祁烽反對「擺和頭酒」,執意鬧大事情,兩人選擇了在可以轉彎的一刻不轉彎。蕭滋【注8】帶隊前往港督府被攔阻、被打穿頭前, 事情曾有機會轉彎,但梁威林與祁烽不願意。

政府在九七後一方面說暴動不正確,但一方面又頒大紫荊勳章給楊光、次一級的金紫荊星章給當時譴責暴動的商台何佐芝,這樣的邏輯謬誤仍存在。過去數年我接觸過不少左派人士,他們都還有不少委屈和憤怒。曾有大學歷史系替30名老人家做口述歷史,說好完成後會放圖書館,但至今連逐字稿還沒有。我們應如何處理這事情?我想不論媒體也好、政府也好,不能再說「這些事還是別說了」,包括我們拍紀錄片這樣正常的事,卻還是難以參加電影節和公映。資料應妥善放置,舊故事要好好傾聽,唯有梳理資料,以多元立場、多元角度加以討論,才能面對歷史,才有和解的可能。

【注1】資深報人,曾任《大公報》副總編輯,創辦《新晚報》,是左派中就六七暴動公開道歉的第一人。
【注2】1966年12月3日澳門發生動亂,爆發嚴重警民衝突,事件導致左派勢力實質控制澳門,令澳門成為「半解放區」。
【注3】何楓是九塢勞聯工會書記,7月14日警察攻入紅磡寶其利街的九塢勞聯工會,事件中何楓喪生。何曉明為前《新晚報》文化報編輯、《大公報》校園版主編,2014年逝世。
【注4】如何有效保存資料、保留真相才是她首要考慮,捐贈對廖夫人而言大概也是自然不過的事。
【注5】吳荻舟自1949年起,以編輯、顧問等身份長駐香港,實則為中共香港工作小組負責人。1962年始出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實質掌握香港事務。
【注6】1967年4月29日,紅磡馬頭圍道青洲英坭公司發生外籍工程師打傷工人事件,觸發工人抗議;5月4日資方宣布關閉工廠,驅趕工人,觸發工人集結抗議,左派動員前往「慰問」。
【注7】據蕭劍輝指當時他在膠花廠外被一管工拳擊胸部。
【注8】蕭滋時任三聯書店副經理,5月22日負責率領書店職工往港督府示威。當日衝突中,警方拘捕167名左派群眾,左派稱之為「花園道血案」、「五.二二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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