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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羅恩惠】四年追蹤六七暴動歷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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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羅恩惠】四年追蹤六七暴動歷史真相

撰文: 蘇美智     攝影: 劉玉梅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23 Jan 2017



漆黑中,我們屏息靜觀羅恩惠製作四年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看到大量訪問、剪報與官方機密檔案以近乎潔癖的慎重緊密縫合。有關被消失了的1967年,該找的人她找到了,沒想到的人竟也找了出來,有人在錯置的時空中繼續義憤填膺,有人幽幽縷述被浪費的人生,背後竟是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甚至根本虛構的因由……五味雜陳。

我抓了一個瞬間偷瞄導演,逆光中彷彿看到她以苦行僧形象在微縮機前佝僂。羅恩惠對真相近乎偏執,但為的不只是那段封塵歲月──歷史和現在本來就共用同一個肚皮,反反覆覆顛來倒去,待回頭,「六七」已然「一七」。

「我窮很多精力,以為自己為老人追尋真相,原來他們最不需要的就是真相。真相是太大的負擔。」

羅恩惠曾在港台電視部、亞視新聞部、加拿大新時代電視及無綫《星期日檔案》拍攝紀錄片,前後廿年。她離開傳媒崗位後到學院教書,四年前讀屈穎妍著的《火樹飛花》,有感於六七暴動基層參與者的生活困難,着手拍片,初衷是為淹沒在歷史洪流中的小人物發聲,卻沒想到愈挖愈深愈不能自拔,恍如踏上不歸路,至今仍然不知通往何處。

她看過一份官方的少年犯名單,標示在名字旁的歲數才十三、四,他們未及看清外面的世界,就被匆匆關進牆內,罪名包括非法集會、藏有煽動性標語等,個別藏有爆炸品。出獄後不少人難以重投家庭和社會,在挫敗中白了少年頭。

另一種戰爭後遺症
「他們像戰爭後遺症的人,自絕於社會幾十年,不容易信任別人,也不容易與人相處。」羅恩惠說。

訪問頭一年舉步維艱,受訪者反應戒懼。羅恩惠用上最大的耐性,期間參與很多的,是葬禮──年長的那批經歷者逐一辭世,握在手中的歷史碎片灰飛煙滅。但她只能等待。

最終助她敲開大門的,是人際脈絡,裏頭竟包括自己過身多年的姨媽。某回隨六七經歷者組成的六七動力研究社和火石文化公司,到沙頭角參觀中英街歷史博物館,她偶然發現姨丈姨媽各有單人照掛在展覽當眼處──這對紅色伴侶曾化名「羅歐鋒」和「歐堅」,領導東江縱隊抗日。同行者知悉,立時另眼相看。

「我感到自己當下升了級,成為先烈後人。」提起這樁意料之外,羅恩惠難掩詼諧:「其實我還有另一位姨媽當修女。」

終於她被圈成「自己人」,叩開一道又一道門,從訪問少年犯開始,到獲安排跟昔日的炸彈隊隊長見面。

同胞勿近、遍地菠蘿……那是爭議的核心。

隊長叫郭慶鎏,從前是港九油漆業總工會副理事長,今日是身虛體弱的獨居老伯,攝氏三十多度的熱天依然穿羽絨背心打底,見面前還特意吸幾次類固醇來提氣。訪問不久,他開始背誦人名,誰個工友何時死、哪裏死、死時的現場狀況,愈說愈激動:「鬥委會有信息要製造擾亂,我們擾亂港英大有道理,這樣表示我們愛國、反對(港英)統治……」

羅恩惠問:放炸彈會炸死自己和別人,有想過那很危險嗎?

郭慶鎏霍然坐直矮小身軀,雙臂在桌上一下子撐直撐開,恍如要用上最大的敬意來述說:那時的付出是正義的、正確的!革命總要有犧牲!

悲涼是留守「聖戰」的老人
羅恩惠用「悲涼」為那回訪問下註腳,自己也愈說愈激動:「感覺是他一直沒離開過『聖戰』,但那場仗一早散了,他們被遺棄幾十年了!」

她認識的六七經歷者,喜歡用電影《集結號》來描述心情,「一看就哭,活像自己也在等待號角,等到病、等到老、等到死,也要爭取阿爺確認他們是愛國的,但阿爺從未『吹號角』,也未頒勳章。」她一頓,提氣補充:「當然也有勳章,只是頒了給楊光。」

歷史遺棄了很多人,卻又眷顧了某些人。回歸後,楊光在前特首董建華手中領過大紫荊勳章;去世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代表政府感謝其「貢獻」。那是2015年,羅恩惠正埋首紀錄片的後期製作不見天日,但一口氣啃不下,掙扎着從堆積如山的資料中爬出來,抓了幾張剪報,整理成文,以《楊光的貢獻?》為題,發到網上──

「當時楊光是工聯會理事長、鬥委會主任,領導、號召各社團罷工罷市、滿街擺放真假炸彈。最失民心是炸彈擺放位置不止於政府機構,尚有電車站、兒童遊樂場、戲院、郵局、碼頭、銀行。拆彈專家及警方疲於奔命,市民陷入極大恐慌。單是7月28日,擺放炸彈的位置就有十七處之多。8月下旬,兩名稚齡姐弟在北角清華街誤觸炸彈被炸死;林彬及其堂弟被左派人士活活燒死……」

八個月 vs 廿一秒
羅恩惠對真相的執着近乎潔癖,筆下每個情節都用很多力氣從海量資料中爬梳出來。製作紀錄片的四年中有八個月,她像上班一樣差不多天天跑歷史檔案館,從早到晚查證六七暴動的事實。惟事實已經消失。

在官方檔案裏,1967,原來只餘全長廿一秒的新聞處影片,片中是一堆行來行去的人。大有街沒有了、膠花廠沒有了、摩星嶺集中營沒有了,幾吋厚的大型文件夾內,剩下無關痛癢的薄薄一疊,關鍵資料一筆不留。

羅恩惠以烏龜的速度,先從1967年看起,要找的找不到,遂把心一橫翻前到56年的右派暴動,看當年有什麼,來對照後來缺什麼。起初她用重要的關鍵詞來召喚檔案,後來天馬行空亂撞一通,hospital、teens、red、helicopter、against、daily life……沒頭沒腦莫名其妙,讀着叫人感到一種近乎絕望的狀態。「但 “border” 這個字有意外收穫,最豐富是找到監獄長放假表和接待之客人。」

她期望交上好運,撿到有人來不及帶走的、或者根本想不起原來遺下了的東西。

旁人看到她像石像一樣端坐翻資料,卻看不到她內心翻騰,非常抑壓。她沉着氣,坐足八個月才問當時在檔案館的一位主任:1967年的影像究竟在哪兒?對方答:主權回歸那年忙,曾找實習生為影片資料轉換格式,不知是否遺漏了。

「我極度憤怒,那是作為公民的憤怒。」羅恩惠說時,每一個字都像是從牙縫中迸出來,很用力。

她堅信真相藏不住,這邊廂撞牆,那邊廂跑到大學圖書館看報紙微縮,又因為沒經費去英國,只好越洋找記者朋友代查解密檔案。同一件事,至少比對五份報紙確認基本事實,看壞了眼睛。

「我把那些發現藏在心裏不哼聲,直到某次向其中一個(左派)引路人說:那事不是這樣發生的,《大公報》完全扭曲了。對方聽了很不開心,完全不能接受,像是受到攻擊的反應。」

她說的是暴動參與者蔡南之死。當年《明報》報道,蔡南在示威中站上欄杆掟玻璃樽掟石,被人從後開槍擊斃,相片顯示他腰間繫了三角銼,疑是暴徒首領。後來她查到《大公報》和《文匯報》統一發稿的另一個版本:蔡南在悼念活動中發現港英特務,為保護年輕人與警衝突,腰間中槍致死。文中寫「黃皮豬」、「白皮狗」,也寫「那些豬狗大驚失色,夾着尾巴,急急遁去」。

在受訪老人的記憶中,這些情節生動有如武俠小說,還有人說港英不准收屍,遺體爛掉。羅恩惠不放過傳言,花力氣尋訪死者家屬,透過第三者得到確認:為親人收屍沒遇上困難。

「人死了,還要被『老作』一大輪,是對死者的尊重嗎?為鼓吹民族情緒、鼓吹仇恨,什麼都說得出來。」

然而,真相被蒙蔽得太久,原來只要輕輕一碰,縱未及痛處,老人已然崩潰。而且對猶在陣營中的人來說,了解真相似乎還是危險的。

雨傘運動後的變化
2014年的雨傘運動,令六七經歷者的處境產生微妙變化。

「他們忽然被徵召到深圳參加三天兩夜的反思營,宣揚外國勢力入侵,香港有危機,同場簡報的還有中聯辦官員。在周融號召的遊行中,六七動力研究社第一次拉開旗幟,看到彼此都穿上制服,好興奮。」羅恩惠說:「我想我有少許明白,那是獲得接納重新歸隊的心情。」

「氣氛不同了,他們又進入鬥爭狀態,那些對學生的抹黑和攻擊,不正是他們從前的影子?﹗」

這對羅恩惠最直接的影響是:她無法再以原本的心情和軌迹,繼續紀錄片工作。冷靜下來,決定換個方式──拉闊畫面,看更大的歷史。那意味着更多訪問、更多查證。

她找上前摩星嶺集中營被囚人士劉文成、《新晚報》前總編輯羅孚的妻兒、時任新聯電影公司總經理廖一原的妻女、曾向港英要求「善待政治犯」的葉錫恩、一度被擄到中方的前高級警務督察Frank Knight、時任政府新聞處對外事務總監Peter Moss、冒險走進示威陣營拍下經典照片的攝影師陳橋……

還有已經移民加拿大的前學友社主席梁慕嫻,當年負責動員和組織「灰線」學生(即就讀官津補私學校的學生)。對方在訪問前的電郵裏寫道:「聽說你們來訪問,我高興之餘卻又擔心,一方面高興終於有人做這件事,這是我多年的願望,但另一方面是恐怕我已不能勝任,能講這麼多話嗎?」這位術後虛弱的七旬長者,主動要求向香港市民道歉,撑着病體深深鞠躬。

這些人一一來到羅恩惠的鏡頭前,回憶、憤恨、追討、懺悔、懷念、抱不平……把歷史碎片一片一片併回去。

2015年4月,她覺得該找的都找到了,是時候竣工,但心中一隅隱隱擔心:這段歷史錯綜複雜,自己有遺漏嗎?這時她從前輩口中知道一位叫吳荻舟的前人,也知道他的女兒吳輝留着父親的遺稿《六七筆記》。

好人壞人好人壞人……?
吳荻舟,1950年代中共駐港領導人之一,1962年調回北京出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針對香港形勢變化,外辦、外交部與中央調查部組成「聯合辦公室」,吳任「羣眾組組長」負責和香港聯絡,遇到重大問題即時向周恩來秘書錢家棟報告。1967年,他戴上「叛徒」和「假黨員」等五頂帽子,一家八口被下放到八個省市的農場和工廠等,一個兒子自殺身亡。

幾經交流,羅恩惠終於看到筆記。它握起來僅手掌大,字迹潦草,但有條有理分點分項,載着她遍尋不獲的歷史,而且來自那樣的權力高度。她窩在圖書館看足四天,當中兩筆記錄尤其動魄驚心──有一回,有人以華潤公司總經理名義訂八千四百把大鐮刀來港行動,被發現時刀已抵達深圳;另一回,有人訛稱「中央指示」,要把招商局一艘船上的軍火分發到左派機關。

這二事在筆記中被吳荻舟批評為「極左」,緊急剎停。假如沒攔下,香港會怎樣?羅恩惠在腦中交織着高舉的鐮刀、警察的槍口、羣情汹湧、非常血腥。她翻資料找到1949年建國至今所有華潤高層的名字,偏偏在60到72年間從缺,彷彿人間蒸發,「為何會有那樣惡毒的人?」

可是更教她震撼的,是善。「香港人不認識吳荻舟,他卻是香港的恩人。在那樣風風火火中不顧自身安危,守護了這個地方。」

但個人代價是如此的大。

六七暴動時,吳荻舟的女兒吳輝在北京,才十三歲,對爸爸的工作不理解也不關心。兩年後某天,「造反派」專程到學校告訴她:「你要認清你父親的罪行,在思想上和他劃清界線」,回家後她鸚鵡學舌,刺痛了爸爸的心;吳輝後來下放內蒙,期間收到舅舅來信:「我們都知道你父親是好人……」未讀完,她已趴在坑上大哭,壞人好人壞人好人……

「我清楚我不是壞人……」吳荻舟在《六七筆記》上寫道。吳輝在爸爸遺物中發現筆記,那是他過身後六年,「太晚了,心更痛更沉重。」

這筆記促使羅恩惠下一個艱難決定:把接近完成的紀錄片推倒重來。她感謝吳輝,讓她看到在萬難中守住良心的人,也看到左派的光譜原來很闊。

唱不下去的「一條大河」
羅恩惠也曾左傾。當學生的八十年代,差不多每個暑假抓着地圖和背囊到內地闖蕩。那種感情很純粹,來自今日有些人嗤之以鼻的「中國人」身份。路上遇上各樣的人,有做文學的、有做新聞編輯的,大家圍起來便談家國,也反思文革。那是困乏的年代,也是有希望的年代。

但八九六四摔破了所有美好聯想,然後那四個數字變成「5月35日」或「八平方事件」,再到後來,連曲折彆扭的稱謂都一一消失。近年有人跑到街上遊行 「紀念文革」,北角新光戲院上演粵劇毛澤東,號角響起……

去年羅恩惠帶紀錄片初版到台灣試播,播完,與同行的三個傳媒老友在熱烘烘的溫泉水中放空。一人感觸,忽爾唱起「一條大河波浪寬……」,一句未完,其餘三人馬上接上,「這是美麗的祖國,是我生長的地方……」

激昂中,羅恩惠猛然叱喝:「不要唱了,(八十年代)那個國家早不存在!」

今時今日談1967,除了過時,也不識時務。

當然,六七有不同講法──同情弱者,風險指數最低,也最容易贏得掌聲;如果既寫弱者的窘、也寫弱者的盲,兩面不是人,事情便變得複雜;要是你不甘於此,再批判當年操盤的權力,無疑踩界了;至於批判舊事不特止,還把舊事結連今日的政治暴力……

只有傻人,才願意蹚這樣的渾水。

「傻人」羅恩惠企盼年輕人看到紀錄片,不單為了還原真相,更重要是觀照當下:極左可悲、盲從可恨、鼓吹鬥爭可怕、刷洗事實的人背後動機都惹人疑慮……請好好警惕,認真思考底蘊。說穿了,歷史是重播劇。

這也是一個人燃燒自己的生命來講的、有關堅持的故事:無論看起來多難,高牆有多高,要尋找真相的話,會做得到。

http://bkb.mpweekly.com/%E5%9F%8E%E5%B8%82%E7%84%A6%E7%82%B9/%E7%BE%85%E6%81%A9%E6%83%A0%E3%80%80%E5%9B%9B%E5%B9%B4%E8%BF%BD%E8%B9%A4%E5%85%AD%E4%B8%83%E6%9A%B4%E5%8B%95%E6%AD%B7%E5%8F%B2%E7%9C%9F%E7%9B%B8%EF%BC%8F%E4%B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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