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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航满:家乡曾在云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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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15 13:32:38




1971年春节临近的一天,熊景明正在昆明的郊县为军民联欢晚会担任司仪并演出,当时正好化完妆,准备登台,同事捎来男友的一封信,熊景明匆匆看完,上台微笑着报幕,下台便泪流满面。记得泪水把满脸的脂粉弄得很乱,再上台便得不停地补妆。熊景明那时刚刚从云南大学外文系毕业不久,经过军垦农场的劳动教育和改造,被分配在昆明的澄县中学任教,爱情来得浪漫又匆忙,但因为家庭出身的政治原因,而不得不选择与男友分手,她说自己那时或许因为熟读俄罗斯文学中的经典爱情故事,很受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莱蒙托夫、普希金这些文学大师的影响,觉得爱情最重要的,莫过于和真心相爱的人携手相伴,走完漫长的人生道路。

熊景明回忆说,那时她几乎流完了人生中所有的泪水,在后来写给男友但未曾寄出的信中,她说自己希望能够将来出国去写作,将这个时代的真相记录下来。或许因为对于自身境遇的悲愤和不满,也或许因为对于那个荒诞岁月的历史真相有过清醒地认识和思考,难怪她曾这样感慨自己当时的心境:“相信谎言是无知和愚蠢,明白真相而没有说真话的权利却那么折磨人。”那还是“文革”如火如荼的年代,出国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不过是异想天开的事情,而试图记录时代的真相,也是一种痴人说梦,甚至是很可能惹来杀身之祸的行为。

可谁也没有想到,八年后,熊景明真的离开了大陆,1979年,她移居香港并终于获得了自由写作的权利,2010年的春天,她写完了关于自己人生前半段经历的回忆录《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从而完成了将近四十年前的那个夙愿,把自己所知道的历史真相娓娓道来。

熊景明出身云南的书香门第,祖父是从德国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后来加入共产党,云南省第一次党代会就是在熊宅中召开的,而他几个儿女则受到国民党的感召,成为国民党的党员;熊景明说,诸如他们家这种“大家庭里的国共两党”现象,并非是少数,“社会上问题重重,官僚腐败黑暗,稍有良知,读过一点书的人,哪怕地处边缘的原难(云南),机缘巧合的话,都可能因为心中有个‘大我’而卷入政治。”她的父亲早年在抗日战争中担任滇缅公路的工程师,服务于国民党政府,后来又为昆明的城市基础建设做出很大的贡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多年,“文革”中,因为一句不敬之语,被人告发,关进牛棚改造,差点惹来了杀身之祸;她的母亲半身瘫痪在床,但性格开朗,心胸豁达,成为许多亲友倾诉和交流的对象,也是全家人共同生活的心灵寄托。那些年,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他们多次遭到抄家和驱逐,全家人受尽煎熬,常常寄人篱下,但母亲一直鼓励她们,要坚持活下来,那句镇静自若的“不怕”一直伴随到她离开这个世界。熊景明说,她很感谢母亲,那几乎成为自己在那个灰色年代里的精神支柱。在后来她所写下的回忆录中,她把这本书郑重地献给自己的母亲苏尔端和父亲熊蕴石。

我喜欢读她记录自己与父母亲在一起的点滴往事,那些记忆让人内心感到温暖,即使是再黑暗的年代,他们永远生活地那样清洁与高贵,内心中始终充满了光明与温和,他们也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晶莹璀璨的本色。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真实一面。熊景明曾在悲愤之中,发誓要出国去写作,有真实地记录那个时代的另一面真相的缘故,读她的回忆录,看她不动声色地回忆自己和亲人的人生遭遇,那些本属平凡人的亲友被卷入时代的洪流,多少都有些身不由己,他们或因为政治立场而忍辱生存,或因为派系斗争而命丧黄泉,而她自己也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无法到理想中的首都北京去读书,大学毕业后还要到军垦农场去接受劳动改造,热恋的男友也因为政治原因而不得不两度与自己分手。她说自己不是那个时代遭遇最悲惨的但因为经受那个时代太多的不平与苦难,让她感觉自己必须要对得起这份历史的磨难。

我也喜欢读她回忆青春时代的那些温暖往事,即使它们那样微小,却使人感觉生活还是存有希望。因为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部分。熊景明是在军垦农场接受劳动教育和改造时,遭遇了人生的初恋,她至今都难以忘怀那种特殊年代里的情感波澜:“1969年中秋之夜,坐在弥勒小三家军垦农场学生二连营地上,各个班轮番上台表演节目,歌颂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颂伟大领袖。台下,我和他‘碰巧’坐在一道,一个残旧的浅绿色搪瓷口缸盛酒放在地上,我们喝酒,吃煮花生,周围的人似乎都不存在了。中国依然在谎言的统治之中,而这一小片月光下,我忘记了国事家事,心中充满爱情的甜美。”尽管还是因为自己的家庭背景和出身的复杂,为了不影响男友的大好前途,这次是她不得已将“分手信”托人送给了男友。那是1970年的除夕之夜,熊景明说她从演出的外地回来,与其他同学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有人大声喊到,1970年来了。那一刻,她正沉浸在分离的感伤之中,却突然明白了自己的人生。

苏格拉底说:“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读熊景明的回忆录,惊讶她对于自身遭遇的清醒,之前读过太多的关于那一段岁月的回忆文字,要么激愤,要么迷茫,要么疯狂到对于自己付出的代价无怨又无悔,而对于自己的人生遭遇,难得有清醒地反思和追问。在历史的帷幕后面,似乎掩藏着一双清澈而深邃的眼睛,让她努力去洞穿这舞台上的戏剧,诸如她写“文革”中曾见证到的派系斗争,荒诞、残酷甚至是惨烈不堪,“我开始逐渐明白所有这一切疯狂后面的政治。但是哪怕后来读到许多对文革研究的书,仍不能理解为何这么多人在政治运动中会突然地失掉判断力、良知和同情心。”

她的疑问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天问。她笔下的往事并非想象中黑暗与压抑,而是既有温暖的记忆,也有荒诞的往事,既有欢快的记忆,也有伤心的往事,但她写得真实而客观,笔触是冷静与温柔的,她的目的不是在于控诉,更不是心怀怨恨的泄愤,而是为了记录下那段历史的客观真相,为了更多的人来了解和研究那段消逝的岁月。正如她在书中写到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外语系分团翻印的《集会誓词》,也不忘记将全文抄录下来,以备为将来写“文革”中的电影或电视剧本的人留下一点真实材料,否则真无法想象那个时代的疯狂究竟已经具体和夸张到了怎样的程度。而这册回忆录的写作,其目的或许正是如此。为此,她遗憾在大陆至今还没有一部记录这场灾难的历史片。

1988年,熊景明开始主持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工作,其间曾多次回到故乡进对贫困地区开展国际援助计划,并撰写了很多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文章,直到2007年退休,历时近二十年。退休后,她担任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民间历史”收藏以及其网站www.mjlsh.net的相关工作。那个“民间历史”的网站非常独特,汇集和收藏了许许多多有关民间记忆的珍贵史料,如若没有相当的热忱和毅力是很难坚持下来的。在网站的编者按语中,我记得有这样的一段话语,让人印象深刻:“留下你见证历史的情节,也是在寻回人生的独特意义。每个人生活的细枝末节,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对故人的珍贵记忆,记下来,他们就活在历史记录中。”我觉得这应是出自熊景明的手笔,因为这册《家在云之南》便是最好的证明,而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她的这册回忆录只写到那场空前绝后的灾难结束之时。因为历史对于她,从那一刻才改变了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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