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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超民:文革之初的云大学生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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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红卫兵的盛大集会。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鼓励红卫兵“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彭小蒙(毛泽东8月1日给红卫兵的信中提到她的名字)代表红卫兵讲话。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泽东笑着说说“要武嘛”!第二天,《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宋彬彬写的《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一文,文中说,我听毛主席的话,已经改名为“宋要武”。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把学校的名字改成了“红色要武中学”。

于是全国上下掀起一场“改名”热潮。许多人都把名字改为富有政治色彩,忠于党忠于毛泽东的名字。诸如爱党、向党、颂党、卫党、向红、卫东、向东、红兵、爱武等等。

8月19日中午,云南大学学生食堂,有个人跳上饭桌,高喊,我的名字有封建色彩,要改为“方向东”。此人后来成为云南大学造反组织“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一个拉祜族土司的儿子在中文系读书,他跳上台说:我要背叛土司家庭,不要父亲的姓氏,也不要父亲给我的名字,我就叫“小兵”。是毛主席的一个小兵。此人,后来是云南大学造反派“共产党宣言公社”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

化学系二年级的一位军人子弟,他说:我将姓名改为“卫东彪”。永远跟着毛主席、林彪干革命,永远保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此人后来是云南大学“保皇红卫兵”的头目。

改名成为向党向毛主席表忠心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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