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应用 会员列表 统计排行 搜索

  • 1045阅读
  • 18回复

木戈:文革风云映滇池(第11章—20章)

楼层直达
级别: 管理员

第十一章 炮派的失宠与失望(一)
  
一、滇西挺进纵队的覆灭
  
据同学们介绍,昆明地区的第二次大规模武斗,始于1967年12月中旬,突出特点是老干部插手指挥两派武斗的情况更为公开和露骨。以攻打西郊黑林铺八派11·30兵团为例,战役刚打响时由炮派常委杨凯等人负责指挥。结果炮派群众武装攻不上去,反而伤亡不少。以后不得不前线易帅,改由商业厅长侯良辅和轻工厅长林亮指挥。侯良甫50年代曾任过14军政委,林亮曾是解放西藏后的第一任拉萨市委书记,二人在部队多年,颇得指挥要领。加之他们重用昆明军区后勤部驻军医卫校的301、302工程部队,这两支部队此时已经不穿军装,人员全部是集体转业的班排长和老兵。这两支搞建筑的部队都目睹过1967年5月30日军医卫校发生的事件,思想上早已种下同情炮派、厌恶八派的种子。此时握起枪杆,真是人人勇猛善战,弹无虚发。加上有林、侯指挥,更是相得益彰。仅是几个小时功夫,就把11.30打得鬼哭狼嚎,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腿。除打死的百余人之外,剩下的几百人全都成为俘虏被押到云大等处。夜晚被刑讯时,常能听到其凄厉的惨叫声,使同学们不忍猝闻。
  
昆明的再次武斗,引起中共中央的震怒,责成云南省军管会务必尽快调停。否则就要追究军管会领导的责任,还要在两派中抓坏头头。只要中共中央严厉起来,地方上哪有办不成的事。到1968年1月中旬,昆明地区两派互相释放俘虏,基本上实现停火交枪。
  
可以说,在昆明地区的第二次大武斗中,炮派是占上风的,如能见好就收,问题还不致太大。偏是利令智昏,以为既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啃掉八派王牌之一的11.30硬骨头,何不乘胜前进,打通西线,支持滇西地区受压制的炮派。于是1月10日,以炮派主力部队之一的工役制部队8团为核心,组成滇西挺进纵队向滇西方向进发。
  
所谓工役制部队,是文革前为贯彻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大西南的三线建设(即国防建设)而组建的一支不穿军装的部队。其成员主要从山东、河南两省招来。招收的政治条件几乎等同于征兵,一律要贫下中农子弟,政治上要求十分可靠。经济待遇比普通士兵稍好一点,任务主要是修筑国防公路,其任务十分艰苦。云南省内当时诸如320国道、214国道等几条新干线公路的建成,是与他们的流血牺牲、艰苦奋斗联系在一块的。
  
滇西挺进纵队(以下简称滇挺)于1月14日到达滇西重镇下关。下关地区的炮派称为“大联合指挥部”,简称“大联合”。下关地区的八派称为“4.20”兵团,简称“4.20”(以纪念他们开始造反的日子)。如同昆明地区的情况一样,属于云南军区管辖的地方部队大理军分区支持“大联合”,属于昆明军区指挥的14军支持“4.20”。师一级建制的军分区当然斗不过14军,因而“大联合”在下关受了不少气。滇挺抵达下关后,情况发生急剧变化。1月16日下关发生规模空前的武斗,在滇挺直接参与下,一举把“4.20”赶出下关,打死打伤八派群众百人以上。余下的只有狼狈逃到14军军部所在地大理古城内,此举大大得罪了14军。14军军长梁中玉、政委王玉昆联名急电中共中央称:以工役制8团为首的炮派土匪武装正在下关屠杀革命左派,妄图打通西线叛国而去,请予紧急指示。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不可能了解滇西事件的全部真象,当即责成昆明军区予以武力解决,其实就是武力镇压。


昆明军区以省军管会命令的形式要滇挺立即返回昆明,滇挺接到命令后即启程返昆。1000余人的滇挺队伍分乘40余辆卡车返昆。而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早已坐镇滇挺返昆必经的禄丰县境内一平浪镇附近名为干海子的山头上,调集有13军、14军部队的若干个团,以3000多解放军埋伏于干海子四周。当滇挺大队浩浩荡荡进入地名称为“石门坎”的包围圈后,机枪、冲锋枪、手榴弹齐发,一下子击毙滇挺200多人。滇挺的主要负责人李国政亦当场被打死,有一部分滇挺成员已经举手投降也不被放过,仍然被打死。剩下跪在地上求饶的几百人通通被捆绑起来押上汽车拉走。不久之后,这些被刑讯逼供弄清情况后的“滇挺分子”,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遣送回原籍监督管制。为此,山东省革委和河南省革委曾经表示不服。其理由是,当初把好端端的贫下中农子弟送到云南支援边疆建设,怎么全都弄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给送回来!由于中央文革发文件定了性,山东、河南两省也没有办法,只是此后这些人的处境就苦不堪言了。不少人被迫无奈寻了短见,至于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更是难计其数。
  
此后,云南的炮派群众送给鲁瑞林一个绰号叫“鲁屠夫”。叫得顺口之后,他的真名反倒被遗忘,以致八派的许多群众也跟着称他为“鲁屠夫”,这是后话。
  
就在鲁瑞林血腥屠杀滇挺的同时,即1月30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等在北京京西宾馆接见云南两大派代表和云南驻军领导干部以及原省委领导周兴、赵健民等人。接见开始不久,康生就指着赵健民说:“你是个叛徒。”“我凭40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康生说完,看了看公安部长谢富治。经心领神会的谢富治示意,公安人员当场就把赵健民逮捕带走。赵健民还想分辩几句,谁还允许他讲半个字。接见会场一下子静得连一点声音都没有,炮派代表和支持炮派的军队干部张力雄等作声不得。八派代表十分得意却也不敢有丝毫表现。此后康生大讲云南有一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赵健民执行的就是这个特务组的计划”云云。
  
赵健民是中共8届中央候补委员,和康生是一个省的老乡。仅凭康生的一个“敏感”,就蹲了10年监牢,算得上是文革中又一桩荒唐冤案。
  
1月22日,云南两派代表在京西宾馆达成《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和《关于恢复交通、保证邮电畅通》两个协议。
  
第一个决议指出:正当文革“取得决定性胜利、正在迎接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在走资派少数坏人的挑动下,云南地区再次发生严重武斗,干扰了斗争大方向”。以后要“充分发动群众,坚决打倒派性,斩断黑手,制止武斗……”这里讲的“走资派”和“黑手”,指的就是赵健民“之流”(之流是文革俗语,即一类人之意)。
  
这个决议共有8条:“一、双方保证于2月16日18时起,在全省范围内无条件地立即停止武斗,停止以任何借口作任何形式的武装进攻(包括火力袭击、伏击、小分队出击等)。禁止任意呜枪。”二、双方所有武器、弹药(包括抢夺解放军装备的;军事工厂和国防仓库的;民兵使用的;地方机关、厂矿企业自卫的;公检法业务用的;国防体育运动用的;外地流入的、私自制造的等)和其它武斗凶器,立即由两派负责自行清点,分片集中封存,双方应及时将封存情况、地点和数字如实报告军管会,由军管会组织检查,限于2月23日以前全省封存完毕,限于3月4日以前按指定地点全部上交军管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私留一枪一弹……。三-八略。
  
第二个协议共有7项。其中主要内容有:坚决执行……(中发(68)26号,即2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确保铁路交通的安全畅通的命令)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不准破坏铁路、公路、桥梁;不得无票强行乘车;不得以任何借口对运输车辆进行拦劫、袭击,对已抢劫的车辆和物资,必须立即全部退还。双方必须立即拆除在交通沿线设置的哨卡、路障,保证驾驶员和旅客的安全。如再有破坏铁路公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和运输车辆、杀人劫货者,应立即宣布这是一种反革命的土匪行为,该派要积极协助解放军采取行动,使其立即猛醒,反戈一击,放下武器,交出坏头头和凶手,揪出幕后操纵者。“任何群众组织不准私设电台和使用报话机,不准窃听电话,不得私拆扣压信件,不得阻拦和检查邮车,严禁破坏通讯设施。对检修通讯设施和传递邮件的人员,不得借故刁难和扣留,要切实保证他们的安全和正常工作。”
  
两个协议的最后都有八派和炮派赴京代表和军队代表签字。在两个协议之前,都有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对协议的批示。批示指出:“中央同意云南两派达成的协议,希望你们按照协议,条条落实,认真贯彻执行。……”
  
两个协议在云南贯彻后,云南全省的局势有所好转,但小规模的武斗仍在全省各地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以至还发生过群众组织滇南鸡街武装伏击执勤部队,造成一部分士兵伤亡的事件等,这里不再赘述。
  
二、校园一片冷清
  
昆明地区第二次武斗之后的云大校园,也和当时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一般,到处是一片冷冷清清的景象。武斗期间集中到云大的众多工厂的群众组织,已经先后返回各自的单位,许多学生也纷纷回家去了;教室和宿舍的门窗大多已经损坏,电路也因前段时间人们接电炉烤火、煮饭弄得乱七八糟;往日热闹的大字报栏前,每天新张贴的大字报已是寥寥无几,无非是“某专县炮派告急”、“某反动学术权威不老实”、或转抄中央某领导最近讲话之类,但无论是什么内容,都难以激发在校同学的热情,人们大多已经麻木不仁。
  
谈到看大字报,这本来是同学们自文革开始以来养成的一种癖好。但此时我和周围的许多同学,对炮派头头愚弄本派群众的宣传已经很反感。即使想要看大字报,也只是喜欢到街上去看八派张贴的。撇开其中对炮派的辱骂和攻击部分,倒可从中得到一些在炮派内部难以听到的信息。比如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京西宾馆接见云南两派赴京代表时,康生当场认定赵健民为叛徒并当场将赵逮捕的情景和对话细节。其中有道:“凭我参加革命几十年的经验,我一眼就能看出你是叛徒……”我们最先就是从八派贴出的大字报中得知的。炮派头头们对此讳莫如深,有时被下边问得急了,也只是羞羞搭搭地应付大家几句。使我们许多人都或多或少产生逆反心理。但自己的命运既然已经与炮派联在一起,却也撕不开情面去投靠八派,只有无可奈何地混着。
  
这段时间还看过的几篇被转抄的大字报也给人印象深刻。一篇是贺龙女儿贺捷生在其大字报中揭露贺龙是一个大土匪。其“生活上充满了资产阶级腐化的臭味。平时只要贺龙起床的电铃一响,贺家工作人员就为他一人忙碌,公务员赶忙进屋给他穿衣服、穿袜子、穿鞋;医务人员前来量血压;炊事员立即做美味的早餐,其每餐要保持一定热量,为此特让北京医院营养科的人来贺龙处精密计算食物所含热量。贺龙每天至少有两、三次散步活动,常要老婆、秘书、护士、警卫人员陪同,因怕冬天院内散步冷,花了国家数千元,将原来的走廊披上了大玻璃,专供散步之用。夏天因大院太小,有时到体育馆去散步,由于那里人多吵闹,贺龙就将体育馆的人全部轰出来。这个挥霍无度的贺龙还喜玩猴子,给猴子吃香蕉、桔子。一次从东北带回一只价值几千元的警犬,狗病了还请医生看、吃药、打青霉素,甚至还住医院,狗吃的饭比人还好,顿顿有肉有鱼,堂堂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竟对猴子和狗如此关怀备至,这跟西方“自由”世界的大资本家整天无所事事,玩猫、玩狗没有什么区别。贺龙这个土匪头子,干尽了坏事,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像这样的一个腐烂透顶的修正主义分子,我们非把他打倒不可!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三反分子贺龙虽被揪出来,伹贼心不死,贺龙的走狗还通电话对我的母亲进行威胁、恐吓。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穷追猛打,坚决把贺龙斗倒!斗臭”!
  
文革中像这样子女揭发父母、下级揭发上级、夫妻互相揭发的大字报不少,让人见怪不怪。但凭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也遭受如此揭发,真让人不可思议啊。
  
一篇是披露在全国开始三年困难时期的1959年底,刚刚当上国家主席不久的刘少奇,置中共早已作出“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的有关决定于不顾,带着王光美到海南岛为自己秘密祝寿的情况。当时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广东省委负责人陶铸等在广州定做一个直径一公尺的大寿桃蛋糕,专机送往海南岛,并指定歌舞团前往奏乐,并邀请党、政、军领导人出席作贺。让人不由联想到文革中江青曾揭发王光美随刘少奇出访各国时,每次所带衣物“十二大箱”之多,每天更衣时间达数小时之久,所佩戴的项练等饰物价值十分昂贵等等。江青所言,纵因政治需要而有夸大之嫌,但也不致于全无根据。如果这些都嫌距离我们甚远的话,那么云南人、特别是昆明人中看过有关大字报的人都不会忘记,刘少奇和王光美在从专门供她俩使用的“天下第一汤”安宁温泉谊华浴池出来后,只因王光美偶然打了一个喷嚏,此后有关部门耽心元首和夫人再次游幸此地时会受凉,就急忙修成一条命名为“光美”的走廊。
  
另一篇是文革中学生到桃园调查时发现:王光美到桃园大队搞四清运动时虽已化名“董平“,但以其气派不凡和生活之特殊,人们很快就知道她的尊贵身份——是国家元首的夫人,因而对其百般拥戴,临走时还要勒石刻碑于村口曰“永不忘记”!文革中桃园的农民砸了这块碑,并且议论道:这含糊其辞的碑刻,也不知说的是她王光美会“永远不忘记俺们这些泥腿子呢,还是要俺们永不忘记她”?
  
“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大冷天让干部脱了衣服在外面受冻。工作队动軋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所住的四队武斗最是厉害。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到赵彦臣正在被罚跪,就鼓动大家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我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愈演愈烈。文革中体罚的“喷气式”很可能就发源于“桃园经验”。
  
只有派头头们一直显得挺忙碌。他们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他们把云南省委、省政府内处以上干部逐个地进行排队分析:哪些是可靠的,哪些是动摇的,对动摇者如何尽可能拉过来;哪些是必须打倒的,如何采取行动等,不一而足。继而是分头谈话,既找本人谈,也找其家属、子女、秘书、下属谈。真是上窜下跳,忙得不亦乐乎。必要时还炮制一两份大字报,制造出这样那样的舆论。这些舆论,完全以本派的需要为转移,有的“走资派”原先受八派保护,曾被炮派一批再批,一当做通工作,跳槽到炮派营垒中来,马上就会被炮派赞扬为革命干部。而八派则一反常态,针锋相对地斥之为“死不改悔”!正如毛泽东讲过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复课闹革命和教育改革都搞不起来,想看几本书么,心情也静不下来。何况除了马列著作和毛著外,所有的书都已经被批判为“封资修”,看了又有何用呢!我们百无聊赖,只有虚掷光阴了:一些人成天成夜下象棋、打扑克;一些人天南地北瞎吹牛,以至神鬼、女人等各种题目都无所不聊;一些人则堕入情海之中,花前月下,树荫深处,就成为谈情说爱的好地方,最终是有人愁来有人乐。谈成恋爱的自然快乐,而失恋的就格外痛苦了。
  
我班的李君,因为是有影响有地位的老造反派,为人也极聪明能干,虽然个子矮小但聪明绝顶、知识渊博,气质特佳,所以对他表示好感的女同学比较多。李君看中其中一位家在昆明市内的孙女士。两人在人前从不露出半点迹象,所以尽管二人已经打得火热,但同学们却还都没有发现。直到某一天李君到女生宿舍没有找到孙女士,就顺手把一本书放到孙女士床头后离开了。同宿舍的女同学无聊之极,翻了翻那本书。无意间发现书中夹有一张没头没尾的字条,约定当晚8点在老地方见。这几位女同学把书放回原处后,在孙女士面前没露半点声色,一个恶作剧却已经酝酿好了。晚上8点之前,当孙女士乘大家不注意往外溜后,同宿舍的几位女生也跟踪前往,终于发现李君和孙女士约会的地点在一片芭蕉丛中。调皮的女同学们从水池泼水过去,吓散了李、孙二位。此后,“雨打芭蕉”就被称为“老地方”。不仅如此,以后“老地方”就成为“对象”的代号。比如要问某君的女朋友在何地何单位,往往就问“你的老地方在哪?”
  
我们同宿舍的周君,有一位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就读于楚雄州卫生学校。以往虽有鸿雁往来,但各人忙于学习,信件来往不多。现在闲极无聊,信件来往就颇为频繁,周君沉浸在恋爱的幸福中。他把这秘密全都告诉了我,把来往的信件、照片都摊给我看,让我分享他的欢乐。正是一个快乐分给别人,就变成两个快乐。我由衷地替他高兴,也十分羡慕他。
  
可是,此事好景不长。毕业后分回思茅的这位卫校女毕业生,被所在单位的支左军代表看中,先是调她为办公室秘书。几个月后恩威并用,她不得不与军代表先是发生两性关系,继而就与之结婚了。这可苦坏了我们的周君,让他为此有好几天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时常只能拉胡琴解愁。他拉得一手好琴,那如诉如泣的琴声,常使路过的人驻足,几欲催人泪下。作为知情人的我,更有责任宽慰他:“天涯何处无芳草!天下好女孩多的是,今后还会有更好的女孩在前面等着他哩”。好不容易才使他的情绪稳定下来,正值“共宣”要组织名为“井岗火炬”的宣传队到各地进行文艺演出,周君作为难得的人选,就参加此宣传队到文山州去了。
  
在这种校园里继续混下去有什么意思呢?毛泽东不是讲过,社会才是广阔的课堂么!我们文科学生,应该到社会去,到农村去。我把这一想法讲给同班的苗君、黄君、昆君、刘君等人,他们亦有同感。此时的中学生们也正无所事事,刚听到我们要组织文艺宣传队的风声,就有众多的人前来报名参加。我们从中选择了十几个人,组成一支20多人名为“延安火炬”的文艺宣传队。组成宣传队后,还不断有人前来报名,但我们一概不再接收。因为我们的宗旨主要是到农村去,人太多反而不方便,再者我们也难以把握住太多人的队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吸收了一个本不该吸收的人。此人姓鲁,自称曾经担任过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的警卫员,能讲傣语。在宣传队里,他时时借机向女队员大献殷勤,博取女队员的欢心。时间长了,还不知会出什么事哩,这是后话。
  
我们的乐器实在太简陋,只有中学生小骆吹的笛子还算可以,此外就是黄君的胡琴和我的三弦琴了。黄君和我,平时在宿舍里凑合着娱乐一下尚可。一旦要进行变调多、节奏快的伴奏,实在是滥竽充数。
  
由于昆君有较好的社交和应酬能力,苗君办事踏实可靠,我们推选他二人担任正副队长。但每有较为复杂的事,则由我们几个同学共同商定。
  
我们在校园里才排练三、五天节目后,就准备出发了。我们的想法是:到社会实践中去边练边演,这样提高会更快些。
  
我们准备了一套理发工具,决心向当时提倡的内蒙古文艺轻骑--乌兰牧骑学习,为所到之处的贫下中农义务理发。


(待续)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2&tid=1883&pid=5972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7-10-19

第十一章 炮派的失宠与失望(二)
  
三、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
  
1968年4月9日中午,我们“延安火炬”文艺宣传队一行人自己掏腰包买车票,乘火车到达宜良县城。当晚借住在宜良一中的教室。由于我们是各人自带钱粮和行李,所以无论联系住哪里问题都不大。
  
第二天早上,我们从宜良出发,当天计划步行到路南县城。可是,当天我们步行30多公里,在距路南县城还有7公里名为路美邑的村子时,女队员们都一瘸一拐寸步难行了,她们还从未背负行李走过这么远的路哩。于是我们只有在路美邑村住下。
  
路美邑是一个撒尼族村庄,撒尼族是彝族的一个支系,是一个能歌善舞、热情好客的民族。著名的阿诗玛传说就发源于距此不远的著名风景区石林一带。社员们知道我们是文艺宣传队后,对我们格外热情。我们很快就被分散安排到村民家里食宿。
  
我被安置住到一位姓王的民办教师家里。他踩上一只高凳子,踮着脚尖伸长手臂从房梁上取下挂着的一小块腊肉。从腊肉已经发黄的颜色,不难看出这是一块存放过久且已经有点变质却还舍不得吃的宝贝。他要用这块仅有的宝贝招待我,真让人过意不去。我说啥也不让他下手,但哪里拗得过他。只有任由他把这块肉放到火塘边的陶罐里煨起来。
  
撒尼族的火塘,就是在堂屋中间的地上挖出一个2尺见方的浅坑,中间支上一个铁三角架,三角架上可以坐上铁锅或茶壶。(也有的不用三角架,而是从屋梁上吊下一根铁丝,铁丝下边拴一铁勾,可以勾住铁锅或茶壶。)三角架下燃起柴火,柴火边上还可以坐上茶壶、陶罐之类的器物。由于柴火直接在屋内燃烧,屋内没有排烟装置,像我们这样的外地人在屋里很不习惯。眼睛被火烟熏得很难受,不一会就泪水涟涟,咳嗽不止。而这种有火塘的房屋,天长日久,全部被烟熏得乌黑发亮。这种熏黑的木料优点是再也不会被虫蛀和腐蚀了。
  
王老师已有30多岁年纪,尚未结婚,只有老母亲和他一块生活。从家里条件简陋到几乎一无所有的程度不难看出他家庭生活的窘迫。
  
王老师在一只破陶罐里翻了一会,极小心地打开一个旧报纸包着的小包,从里面取出一小撮茶叶,为我冲了一杯茶。这茶叶,在他也是一种奢侈品了。我们边喝茶边谈闲话。他好奇地打听昆明的文革、红卫兵串连和武斗……我谈了许多后,也向他打听撒尼族的风俗习惯,关于阿诗玛的传说,关于路南县的文革和武斗等。俩人谈得很投机。
  
不一会,火塘边的陶罐里已经冒出腊肉的香味。这块发黄的腊肉虽说已经有点变质,但腊肉的香味却是我许久没闻到的了,真让人馋涎欲滴啊!我暗自庆幸遇上一位好客的主人。
  
当我依次到附近住有我们队员的农民家看看时,我不由吃惊了。相比之下,王老师的家已经算好的了。因为他毕竟是一位教师,有相对稳定的微薄收入,所以最起码的生活用品还是有的:如被子是有的,五磅的热水瓶也有一只。他家的房门前还闲挂有两串金黃的玉米棒子,可能是装饰,也可能是祈盼五谷丰登的标志。而其它农民家,那才是困难哩!此地距昆明不过几十公里,且在公路干线上,距石林风景区也不远,生活如此寒碜,真是出人意料!可是,每户人家都极热情地招待我们,有的人家甚至把仅有的一只母鸡也杀了招待客人,这不是断了他们以后用鸡蛋换盐的路子么!真令人感动啊,多么淳朴、善良、好客的撒尼人!
  
村民们都有个心愿,想看看我们的文艺演出。此地虽然距昆明不太远,可每年很难看到一两次电影,文艺演出就更难看到。我们的节目虽然尚未排练好,可是盛情难却,于是我们决定当晚开始我们此次出来的第一场演出。
  
我们所演出的节目,都是当时流行的,如“造反歌舞”、“语录歌舞”、歌颂毛泽东“万寿无疆”的歌舞、歌颂解放军的“洗衣舞”、以及忆苦思甜的“收租院片断”、“白毛女片断”……由于大家都尽力要打好第一仗,这天晚上的演出特别投入,也比较成功。有趣的是村里的年轻人也在台下摩拳擦掌坐不住。我们刚一发出邀请他们来上两个节目,他们立即登台表演撒尼族舞蹈,使这场演出具有联欢的活跃气氛,博得来自四面八方1000多名观众一阵阵热烈掌声。
  
第二天,我们用半天的时间游览了天下奇观石林,和房东结算过伙食费后,当天下午我们借住到路南一中。
  
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呢?此地最高寒的山区是圭山。毛泽东曾经说过: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我们有把握上圭山么?听说那里有的村寨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正当我们举棋不定的时候,一位和圭山毗连的彝族山寨青年邀请我们到他们那里去演出。这样,我们可以多摸些情况再下决心。于是我们带上队伍跟上这位彝族青年出发。
  
在这位彝族青年的带领下,我们一行人背上行李,沿着一条似蛇行般弯曲的土道步行10多公里后,来到一个名叫黄栗树的彝族山寨。当天晚上,我们就为村民们进行演出。虽然这仅是我们的第二次演出,但对节目的组织和协调、演员的临场经验和演出效果,都比第一次大有进步。这使我们对宣传队今后的前途,更加具有信心。
  
演出结束后,我们分散到农民家里住下。还没睡下个把钟头,一阵汽车的轰鸣和犬吠声把我们吵醒。这辆汽车声称是专程来接我们的,于是我们很快起床聚到一块。
  
押车人持有炮派的介绍信,交谈中我感觉他对云大的情况颇为熟悉。他自我介绍是师宗县炮派的代表,特地来邀请我们到师宗县宣传演出,以支持他们的工作。师宗县属曲靖专区的一个较为边远的县,据他讲他们现在最缺的不是人马和武器,而是文艺宣传队。他们的汽车下午就到路南县城,因为来迟一步,费了许多周折才找到这里来。
  
离开云大这两天,我们都已经意识到,在这讲究派性的年代,如果不依附于一定的派别组织,只靠我们自己去瞎闯将困难重重,寸步难行。在校时我们对此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出来才两天我们就有所体会了。既然师宗县是炮派的天下,人家又如此需要我们,我们何必再上圭山呢!我们都是穷得叮当响的学生,如果不依附于一定的组织,今后的日子恐怕会很难过哩。
  
也有人比如我们班的运宏君等就表示怀疑道:昆明地区的武斗虽然结束了,但各地、县的武斗还有越演越烈之势,我们会不会中对立派设下的圈套呢?至少得打个电话与云大的派头头们联系一下吧。
  
可是,这种时候要打电话谈何容易,打了1个多小时都接不通。师宗县的人等得不耐烦了,要我们乘黑夜赶快上车走。理由是从路南县到师宗县,中间要经过陆良县城。而陆良县是八派的天下,那里的八派早已武装起来,半夜穿过去要安全些。否则在陆良出事就麻烦了。
  
大家认为,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冒点风险也值得!我们很快捆好行李,登上车厢。押车人也和我们上了车厢,驾驶室里有两个空位,就让给身体单薄的两个女队员坐。
  
汽车在黑夜中急驶,云南公路的特点是弯急、坡陡、路面窄。呼呼的寒风把袖口、裤子吹得鼓鼓的,几乎要把我们给冻僵。车里车外全都漆黑一片。我们心里都极不踏实,忽而担心急驶的汽车会将我们摔到山崖下;忽而又担心汽车经过陆良县境时是否会受到伏击,有时又担心如果大家都给冻坏了怎么办!
  
苍天悯人!总算万幸,在陆良县境内虽然也听到一两声枪响,但不是冲我们汽车射击的。汽车一路顺风驶进师宗县人武部的办公院内。队员们虽然已经极为疲惫,但所幸没有一个病倒的。
  
到了人武部犹如到了家里一般,部长、政委、参谋长、政治处主任等都早就等待着我们的到来,政委为我们作了简短而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我们很快被安顿好住处,洗漱后就吃上热气腾腾的夜宵,然后就美美地睡了一觉。
  
从这天开始,我们就在县人武部的安排下进行文艺演出活动。为便于工作,人武部给我们派来一位姓文的干事和我们一块行动。这是一位仪表堂堂的年轻军官。他的胡琴、板胡都拉得挺好,很快就成为我们宣传队中最重要的一员,每次演出时都为我们伴奏。文干事还让木工为我们做了两只装道具的大木箱和装乐器的长型木盒,使我们很是方便。
  
我们首先在县委礼堂演出3个晚上,观众场场爆满。“我们代表昆明的炮派向师宗的炮派致以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敬礼和最亲切的问候!”每当我们的报幕员在演出之前作这样的开场白时,都会赢得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每晚演出之后,人武部的食堂都早已为我们准备好可口的夜餐。我们每人每天交4角钱的伙食费,再由人武部从民兵训练经费中拨出3角钱给我们以补助,伙食开得挺不错。
  
在师宗县城住了几天后,我们才逐渐弄清该县文革的情况。师宗县也有两派,八派的力量较小,有的已经流散到外地去了,剩下的八派则集中驻进八派的基地师宗县一中。此时除一中之外,全县都已是炮派的一统天下。
  
在县城演出3个晚上后,文干事带我们到各公社、大队演出。通公路的地方,我们乘汽车去;只能通马车的地方,我们就乘马车去。每去一个公社,我们都要停留3、5天。第一天就在公社所在的村庄演出,以后又分别到地点比较适中的大队所在地演出。到大队演出时,往往连马车也坐不上。因为山路太崎岖,只能由大队部派出几匹驮马来接我们。驮马载上我们的行李和道具、乐器走在前边带路,我们空身走在后面。在临近大队所在村庄的山道拐弯处,往往能遇上一群农民擎着红旗、敲着锣鼓来迎接我们,那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的锣鼓声,让我们的一路辛苦顿时烟消云散。他们的真诚和热情,总是令我们感动不已!
  
四、难忘的一餐彝家饭
  
一般说来,我们在公社所在地演出和食宿时,可以在公社办公院里搭伙,交费不多却吃得很好,有时还有肥羊美酒招待。到大队演出和食宿时所得到的待遇,就要看所在大队的条件。条件好的大队,也能专门为我们备办伙食,为我们杀一头羊或宰几只鸡,由大队干部陪同我们吃喝。也有的地方条件差,只有把我们安排到农民家去吃派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一个彝族寨子演出时,我被分配到一户彝族老乡家吃饭。端到饭桌上的是一甑玉米渣和一大盆煮南瓜,一碟烧辣子。女主人用木勺扒开玉米渣后,露出一角大米饭来,大米饭在黄玉米渣的衬托下,显得特别白亮。女主人把大米饭盛到我的碗里,又用木勺从玉米渣中挖出一只鸡蛋给我。两个看上去有5、6岁的孩子怯怯地看着我,不时贪婪地看看我碗里的大米饭和鸡蛋。两个孩子上身穿件极短、极破的单衣,衣服下边露出圆鼓鼓的肚子(并不是吃得太饱胀大的,而是营养不良的山区孩子患的一种大肚子病)其中一个孩子穿有一条破裤子,另一个干脆就没穿裤子,两个孩子都露出小鸡鸡并赤着双脚。女主人给他们俩盛上两碗玉米渣后,要驱赶他们到堂屋外面去,但他们就是赖着不走。
  
男主人是一位不善交谈但挺老实的庄稼汉,他只会一再表示对不住我,向我解释说队长通知他家给我做派饭后,他才急忙到5里路外的邻村亲戚家借来一碗米和1只鸡蛋招待我,这样做实在怠慢我啦。看着可怜巴巴的两个孩子,想到男主人为我准备大米饭来回跑10里多山路,我鼻子一酸,眼睛湿润了。我再也吃不下这特殊照顾的大米饭,我迅速把大米饭和鸡蛋分给两个孩子,他们笑嘻嘻地端上大米饭跑出门去。男主人和女主人刚开始还没反应过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当他们明白之后,向着孩子的背影狠狠地瞪了两眼。
  
我迅速用木勺把甑子里的玉米渣和剩下的大米饭搅拌均匀。我笑着解释说,我顶爱吃南瓜汤和玉米渣,在城里想吃还吃不到呢。我假称自己也是山里人,请他们别把我当外人。这以后,吃饭的气氛才融洽起来。
  
男主人向我讲述了这么一件往事。那是1964年春的事情,县上派工作组进村,要了解农民的情况。当时的农村很贫穷,连毛泽东号召的“瓜莱半年粮”也吃不上。但为尊重和照顾工作组,生产队长让准备派饭的人家,一定要弄大米饭招待,没有肉的,至少要有鸡蛋。工作组吃过大米饭、煎鸡蛋的派饭后,教训生产队长说:“农民生活不错嘛,有米饭,有肉有蛋,还叫什么苦呢!共产党最讲认真二字呀,以后可不能再说你们这也困难、那也困难了。”工作队长带着队员们边批评边往外走,生产队长想解释几句都没有机会。事后,这个村原来每年都能分给的救济粮也被取消,把个生产队长气得大病一场。
  
这餐晚饭,我总是不住地啃南瓜吃。这种瓜特别小,每个只有1斤多,每个切成2、3块放到锅里用清水煮熟,吃起来挺甜。吃的时候仿佛像吃红薯似的,最后扔掉那层又厚又硬的外壳。这种南瓜,偶尔吃一两餐,味道还真不错,可是像他们这样天天当饭吃,时间一长可就难受了。
  
当我问起两个孩子有没有上学时,男主人说:这两个孩子,大的已经有11岁,小的也有9岁多了,哪有时间上学,都替生产队放羊挣工分哩。男主人还说:他们下边还有过3个弟妹,前几年都病死了。男主人在讲这些时,显得很平淡,像是在讲其它人家的事,与他根本不相干似的。只有女主人默默地把脸扭过一边去,大约是怕我看到她难受的样子,毕竟是母亲啊!
  
我不由被男主人家的遭遇震撼了:十多岁的孩子看上去只有5、6岁,可见其营养之不良;这么小的孩子,没有读书的机会,从小就得为生产队干活,可见家庭压力之大;这么辛酸的家事,讲述得如此满不在乎,可见其心灵之麻木。哀莫大于心死!我记起孔老夫子的这句话!信哉斯言!
  
饭后,当我和同学们一道交换起各人所吃过的这餐晚饭的印象时才发现,其它家的情况并不比我遇到的更好些,有的人家甚至想要借碗米也没处可借。我们都不由深深地叹息:这就是我们淳朴善良、忍辱负重、逆来顺受的农民哟!
  
当我们把自己的感受和文干事讲述后,文干事只是世故地笑笑,并没有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怎么搞了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山区农民还如此贫困呢?
  
这天晚上演出后躺在床上,我吃饭时主人一家的情景老是闪现在眼前挥之不去,使我久久不能入睡。我不由想起文革初期我们批判云大李广田副校长的黑话之一:“干部可恨、农民可怜”。内心不由在想,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政策肯定是好的,都是下面的和尚把好经给念歪了。论及对基层的认识,和李广田相比,也许我是太无知了。其后,我为自己有这样危险的思想而感到害怕,第二天,只有找出毛著《青年运动的方向》等文章自觉对照检查。
  
由于县城是县域的中心,我们每去一个公社后,都要转回县城并就便休整一两天,然后再到另一个公社去。就在我们返回县城休整中的某天半夜里,突然传来一声爆炸的巨响,把窗子上的玻璃都震得嗡嗡叫。这种爆炸声,在昆明武斗期间算不了什么,而在这向来平静的小县城,可就是另一回事了。县人武部一下子紧张起来,一边派人外出侦察情况,一边用电话布置各公社加强全县的警戒。文干事也来向我们打招呼,要大家睡得惊醒些。
  
第二天一早我们才知道,原来是集中在师宗一中的八派认为如果进行武斗,他们掌握的武器太少,一方面应向外地的八派求援,另一个办法就是得自己制造一部分。于是让一中的化学教师带人自制手榴弹,试制中不慎发生爆炸,当场炸断2人的手臂和大腿,已送县医院抢救。
  
出于派性原因,县人武部的干部和士兵以及我们宣传队的成员,丝毫没有同情被炸残者的心情,有的只是幸炎乐祸的恶毒念头,甚至还巴不得当时要多炸死些人才好!
  
自从发生这次爆炸事件之后,我们明显地感到,县人武部组织民兵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县的控制。有两天,县人武部还在暗地里鼓励农民进城示威。县人武部对农民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因为全县农民都按年龄段被编成基干民兵或普通民兵的班、排、连、营、团。以民兵组织下命令,谁敢违抗?被鼓动进城的农民(其实也就是民兵)有数千人之多。他们身背人武部配给的武器弹药,以及自有火枪、弓驽和大刀长矛,自带干粮,在城里转上一两天,召开全县贫下中农声讨八派罪行的大会,由各路代表纷纷上台发言。其声势之大,似乎只要动一个手指头,就足可把师宗一中踏为平地。
  
这些农民进城两天,充分显示本派力量后,就又返回农村去了。这几千人的进城,自然要给予报酬:一是每天发给每人2元钱的民兵训练费,二是生产队要加倍记给劳动出勤工分。
  
这次爆炸事件发生后,我们宣传队再到农村演出时,除文干事一直配备有手枪之外,还加派持枪民兵一路护送我们。凡是在路口险隘之处,都能碰到持枪站岗的民兵。我们自然是通行无阻,而对另一派来说,真是插翅难飞了。
  
这些持枪保护我们的民兵,在我们们整个演出过程中都十分忠于职守地为我们站岗放哨。而每当我们演出结束后,则时常会邀约我们和他们一道去与当地的彝族、苗族、撒尼族农村姑娘对歌玩耍。我们每次都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只有自称当过陈康警卫员的小鲁想跟着去,但被我们制止了。因为我们早就听文干事讲过,这些山区多少年来难得看上一次文艺演出,所以远近10多公里山村的年轻人都赶来看热闹。文干事曾指着四周山上那由一点点闪闪烁烁火把组成的火龙说,那些全都是来看演出的人啊!演出结束后,男女青年就在一块对歌,对歌达到高潮后,男女青年就会成双成对地躲到树林和草丛中亲狎。这已经是很久以来形成的习惯了。此后,男女双方如果满意,即可明媒正娶,如若不满意,那就只是一夜的露水夫妻,以后再不来往,犹如从来就没有认识过一般。只是演出后的第二天,年轻人很少有到田地里劳动的,因为头天晚上他们都太累了。
  
果然,这些保护我们的民兵整夜都没有回来。清晨,山寨在雾霭中醒来,远处炊烟袅袅,近处鸡犬之声相闻,愰如世外桃源啊。这些民兵早上回来时,头发上粘有不少碎草屑,枪管也被露水弄得湿漉漉的,嗓子也变哑了。天知道他们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他们却一点也没有显出疲倦的样子,吃过早饭后,仍旧精神抖擞地和我们一道上路。一路上,还高兴得不时摘一两片树叶含到口中,用树叶吹奏出悦耳的民歌调子。
  
我们就这样在师宗县演出1个多月,几乎踏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这里山清水秀,野花撩人。许多地方瀑布高悬,砰訇有声;密林蔽日,民风古朴,给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不由使人记起李书翘在《经书大同学说》中“名胜琐吟”关于云南部分所说的一段话:云南“虽有山川之好,然无诗文之彰也。遂至花明柳媚之地,有同云封卢山之美;山青水秀之域,有如璞隐荆山之辉。”又曰:“自古名山胜水,因人而彰。厥池高出龙峰,云山万里,不遇鸾辂巡封,且周王之马迹不至,谢公之履齿不及也。故山有驾泰岱者,然无金声玉振之登;水有胜地酿泉者,然无白发苍颜之醉,遂至几千年来,密雾苍烟,封锁五老真面……”仅仅踏遍师宗山水后,就不得不承认李老夫子对云南风物的评价堪称公道。
  
我们在师宗县宣传期间,每到一个村寨住下后,都坚持利用空闲时间为农民义务理发。虽然我们的理发技术并不高明,但农民们从不讲究。由于没有零钱,有不少人一年半载也不理一次发,头发长得把耳朵都盖住了,头发里已经染有虱子一类小动物,且有一股难闻的汗臭味,有时简直要让人作呕。但我们毕竟把这一活动一直坚持下来,仅此一事,就很受农民欢迎。当我们个人所带的钱粮即将告罄时,大家从精神到体力上都已感到十分疲倦,作风上也开始显得稀拉了,我们决定返回昆明。县人武部和当地炮派想挽留我们再住一段时间,但我们已经执意要走,他们也就不再勉强我们。5月20日中午,县人武部领导和县上的炮派头头们为我们举行告别宴会,给我们赠送当时最流行的礼物:毛泽东像章和毛泽东语录本。尔后,把我们送上一辆卡车,文干事则随车护送我们。当天傍晚,卡车顺利地把我们送回云大。
  
此次路南、师宗之行,时间虽然不太长,但我们自认为收获不小。和过去封闭在校园中相比,我们更多地了解了贫穷的中国农村和善良安份的中国农民。更多地意识到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所肩负的责任!与过去相比,我们变得成熟些了!
  
五、宣传队的整顿和西行
  
我们返校之后两天,井岗火炬宣传队也自文山返校。周君向我们讲述其在文山的见闻和感受。他们的宣传队阵容强大,活动的主要地点在自治州一级,所受的接待规格甚高,这乃是意料中的事。出乎意料的是,当文山两派发生武斗时,身为军分区司令员、老红军出身的大校崔振山竟然亲自登上墙头,用砖瓦掷打八派群众。如此赤膊上阵,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到1968年底云南划线站队时,崔司令为此备受摧残以至弄得终生残疾,这是后话。)
  
和井岗火炬宣传队相比,我们宣传队在人员思想素质、演唱技巧、乐器配备等各方面都大有差距。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对宣传队进行整顿。首先是开除自称当过陈康警卫员的小鲁。此外也劝退了两名女队员。
  
也是合当有事。当时云大还驻有一部分支边工人,当我们向学校的派头头们反映小鲁的可疑之处后,引起头头们和支边工人的警惕。偏是小鲁还以山东支边工人的名义在西站对某个炮派组织搞诈骗被当场抓住,对方用电话通知驻云大的支边工人,然后将小鲁捆绑带回云大,被关押到映秋院旁边原校团委的办公室里。经过支边工人的刑讯和毒打,他才交待是从山东乘乱流落到云南来的闲散人员,早先曾流窜到西双版纳,也学会几句傣族话。混入我们宣传队后,本想拐上一个女孩子一道回山东,其间也曾有一个绰号叫“小苹果”(因她的脸色总是像抹了胭脂似的红朴朴的而得名)的女孩一度对他有好感,但由于我们管得紧而未能得手。现在只想骗点钱后就返回山东,没想到被抓获了。
  
支边工人全都是山东、河南来的热血青年,颇讲江湖义气,最憎恨败坏他们名誉的人。当时他们对社会贡献甚大却备受歧视,以至生活都难以为继。抓住这么个骗子,就把气都出到他身上。待我们闻讯赶去时,小鲁已被打得横身浮肿,几位山东大汉还不罢手,有的用香烟头烙他的手臂,有的用皮带狠抽他的背脊,另有一位大汉则把骗子的左手空架到桌沿,要用铁尺将其打碎。我们赶快跑上前去,制止了这一鲁莽动作,大汉才恨恨地把铁尺扔到地上。原先我们对小鲁也极看不顺眼,但此时此地,难免产生恻隐之心。和支边工人相比,这大约是我们潜藏的小资阶级软弱性在作怪吧!我们把几位大汉悄悄邀到门外说:照我们看来,照这样打下去,这个骗子很快就会被打死,那可是一桩麻烦事。我们建议将他送交昆明市公安局审查,如果没有其它问题,干脆遣送回原籍了事。几位大汉口中骂道:这种孬种死了算个俅,还不如死条狗,可以熬汤喝哩!口是这么说,但还是派人与市公安局联系,最后开辆小车把这个骗子送走了事。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据宣传队的其它队员讲,不久后又见他在昆明街头露面。唉,他的生命力也真强!
  
这件事给我们以深刻教训,此后我们在吸收新队员时就慎重多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我们又想出去闯荡一番。这段时间,我们认识了几位在丽江汽车总站开车的山东籍驾驶员。他们说丽江的炮派受压得厉害,如果我们宣传队能到那里去演上几场,可以为他们打打气。只要我们愿意去,他们的汽车可以负责接送我们。
(右图为我们延安火炬宣传队到丽江演出时所乘丽江总站的汽车之一。图为驾驶室踏板上站立的陈师傅。)
  
我们知道在丽江炮派是少数派,我们到丽江是有风险的。可我们是血气方刚的青年,自信可以到丽江去闯荡一番。于是我们就搭上几辆载有药材的卡车西行了。
  
第一晚上我们住到祥云县境内的云南驿,把饭馆的桌子拼接成“床”后,将行李摊开即可草草住下。为感谢饭店对我们的支持,我们还特地为饭店工作人员演出几个小节目。
  
第二天下午我们住到洱源县的牛街,此地驻有14军驻剑川县炮团所属的一个连队。连长和指导员对我们挺热情,邀请我们与连队搭伙,晚上我们演出时连队还派出岗哨为我们维持秩序。14军是一支派性很强的部队,尚且可以与我们友好相处,这使我们对丽江之行更有信心了。
  
我们刚到丽江时,军分区对我们挺热情,派出一位政治部副主任来看望我们,还说丽江有座玉龙雪山,晚上演出一定很冷,军分区将为我们每人发放一件军大衣。
  
我们在丽江演出3个晚上,但始终没有见到军分区送军大衣来。据丽江炮派说,原先军分区以为我们是八派的宣传队--他们没有想到炮派的宣传队居然敢染指丽江,所以准备对我们格外关照。后来经过电话联系,得知我们是云大的宣传队以后,所有已经作好的一切照顾都一律取消,并已派人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如果我们不迅速离开丽江,他们还要采取驱逐行动哩!怪不得,我们在丽江的每晚演出后,宵夜都只能吃到一碗稀粥。事后才知道,就是这碗稀粥,还都是由丽江炮派群众一点点凑大米给我们熬成的。
  
于是我们一边联系返昆的汽车,一边抓紧时间游览丽江地区著名的风景区黑龙潭。黑龙潭面积上百亩,泉水自地下涌出,有如一串串珍珠或七大八小的匍萄。潭水清沏见底,各种鱼类绝不怕人,一直游到岸边,使人赏心悦目。最有趣的是,潭中有亭翼然,亭上有郭沫若题写的对联,对联由郭沫若将毛泽东诗词信手拈来拼凑而成,却也合情应景。对联道:
  
飞起玉龙三百万,江山如此多娇;
春风杨柳万千条,风景这边独好!
  
此地不正是玉龙雪山下,潭边不正有垂柳千株么,好个老郭,得来全不费功夫。
  
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如今只有36计走为上。正好我们认识的几位驾驶员已经装好粮食要运往昆明,我们就搭车离开丽江。
  
车到下关后我下车了,没有和大家一道返昆明。因为我的“家”在这里。其实我有什么家呢?我只有一位给某个干部家当保姆的继母,自己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我在下关就只有跟她一道寄宿在主人家,她本人已经是寄人篱下,我依附她,岂非寄人篱下之篱下!所以我仅能呆上一两天,看上她一面就得走。其实无家可归也正是我在整个武斗期间坚持在学校的重要原因。如果我有一个温暖的家,或许当初风声一紧,我就溜了。
  
从下关返回学校,如果要买车票,就得花10多元钱,这对我来说可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开支。只有乘不用花钱的车才成。通过炮派设在下关的联络站,很快我就找到下关总站发往昆明的一辆运粮车。同时搭上这辆车的除了我和另一位原先我并不认识的云大同学外,还有5、6个不认识的人。当汽车开到距下关约70多公里的地名叫清华洞的小镇时,驾驶员把车开进车场,告诉大家说当天就住这里。
  
待我和云大的校友找到旅社住下后,驾驶员找到我们悄悄说:因为车上搭有两个“老八”(即八派)当时撕不开情面只有让他们上车,一路上驾驶员为此事很是气恼。现在决定明天凌晨3点开车,用这样的办法把他们甩在此地心里才解恨。
  
我和云大的这位校友很是感慨,我们和驾驶员素昧平生,却能得到他如此关照;而另外的两位搭车人与这位驾驶员的关系不是亲属也是朋友,至少是亲友们介绍来的,却因派别不同而被想方设法甩掉,真是爹亲娘亲不如派别亲啊!
  
凌晨3点之前,我们便来到汽车旁,没等两分钟,驾驶员来了,另外被关照过的3个搭车人也来了,该甩掉的人果然给甩下。于是汽车冲破黑暗,向着昆明急驶而去。
(待续)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2&tid=1883&pid=5989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7-10-19
第十二章 八月秋风渐渐凉(一)
  
一、云南省成立革委会前的紧锣密鼓
  
1968年5月5日,中共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通知要认真组织学习中央两报一刊重要社论《革命委员会好》等文章,指出这篇文章“传达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总结了革命委员会的经验,指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
  
《革命委员会好》的社论发表于1968年3月30日,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又说:革委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按照毛泽东的本意,革委会就是要“对旧机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实行深刻的改革。”要做到“领导班子小,办事人员少,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防止官僚主义莠草的滋生。这样,就能够发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就能使革命委员会成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充满革命干劲,雷厉风行,精悍有力的战斗指挥部。”
  
在云南省军管会的领导下,昆明两大派也在积极着手成立省、市革委会的工作。两派常委级别的头头和部队代表为此曾多次乘飞机到北京学习,名目是参加中共中央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当时中央的通行办法是每举办一个省的学习班后,该省的革委会随即诞生。比如1967年底中央举办江西班后,1968年1月7日,江西省即成立了革委会,《人民日报》为之发表《井岗山红旗飘万代》的社论。1968年1月初中央举办甘肃班后,1月26日即成立甘肃省革委会,《人民日报》为之发表《春风已到玉门关》的社论。5月份中央举办四川班后,5月31日四川省成立革委会,6月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的社论……
  
5月27日,昆明两派赴京代表在京西宾馆签暑了《昆明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协议有7个部分,现摘抄要点如下:
  
一、关于形势的估计,“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揪出了阎红彦、李成芳、赵健民等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形势越来越好”。

二、要“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三、“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要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李成芳等开展主动的猛烈的进攻。”
   
四、要实现按行业的大联合。
  
五、“正确对待干部”问题。“要看干部的大节”。“对争论较大的干部,不应采取宗派主义的态度,应该站在无产阶级党性和党的立场上,共同研究,联合调查,互相交换和核实材料,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统一认识,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来。”
  
六、切实遵守两派《联合拥军公约》以及两派以往达成的协议。
   
七、“云南地处国防前线,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
  
从以上引文不难看出,当时在一些细小的提法上都力求两派对等。比如炮派打李成芳保赵健民,八派则相反,协议中两次出现李赵姓名时,其先后顺序第一次为李赵,第二次为赵李。可见起草协议时用心之良苦。
  
在这次中央举办的云南学习班上,负责组织云南省两大派头头开会的召集人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罗元发,从他的几次讲话不难看出,,他对炮派较为同情。按当时的惯例,该省的召集人即将成为该省的革委会主任,炮派为此松了一口气,以为今后的日子不至太难过吧。
  
6月6日,中央文革对昆明两派的“大联合协议”作出批示,认为“这个协议是好的。中央文革批准这个协议。”
  
对这个协议,两派群众都是拥护的,因为大家都吃够了动乱的苦头。但两派内也有少数头头不满意,认为协议“太右”,八派中最突出的有杨树先,此人是云南省建筑公司八派12.6兵团的头头,八派赴京代表在《大联合协议》上名列第二签字(第一是黄兆琪)的人物,此时拉拢几个八派组织成立“八.二三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八工总。他们想掀起昆明地区第三次大规模武斗,决心消灭炮派后再讨论建立省革委会的问题。炮派方面,原先曾担任过炮派常委的炮派头头冯廷波,大概因为此次赴京代表名额中没有他而老大不满意,也在串联要成立“炮派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简称炮工总,但因为响应者廖廖而陷于难产中。无论是炮工总还是八工总,共同点都是对大学生领导云南文革的情况极为不满,(炮派赴京代表在协议上第一签字的是昆明医学院的炮派头头,大学生李毅)他们都认为应当由工人阶级唱主角。此外,昆明医学院的炮派头头之一,大学生赵璋等人串连一部分大中学校的炮派组织成立“炮派第三造反司令部”,简称“炮三司”。“三司”原本是北京市大中学生在文革初期的一个造反精神最强的造反派联合组织。赵某等人此时此地成立“炮三司”,其用心也不难窥破,无非是对李毅、方向东等炮派头头表示不满、想要分道扬镳罢了。
  
以上情况的出现,就使昆明地区的形势陷入极其复杂的矛盾中,以至使省革委会的成立时间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后推。
  
在“大联合协议”上签字的两派赴京代表中,许多人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后来有的死得极惨,有的度过了多年的铁窗生活。考虑到这些因素,这里将两派赴京签字的代表抄录下来,也许不算多余:
  
八派赴京代表签字的有:
黄兆琪 杨树先 刘殷农 金彝旦 那天佑 曹荣华 张砚平 姜月生 张奎林 王希伦 周载祥 许绍先 胡文龙 徐志进 陈中翔 安炬祥 邹思浩 张贤忠等共18人
  
炮派赴京代表签字的有:
李毅 沈参雄 方向东 杨凯 丁大勇 李万林 杨继铭 李元寿 贾玉玺 周律型 徐盛孝 孙荣行 赵宁 刘维孝 黄木桂 吴绪庚 汪少武 高堂文等共18人

诚然,两派中对昆明地区形势发展影响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还大有人在。仅以炮派为例,比如昆明汽车运输总站的炮派头头焦云力、王守库、云大武装部的郭大尉、小坝机修厂的冯庆波等就是这样的人。只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比如有的因为指挥武斗影响较大、有的因为是现役军人不可能作为群众组织的代表等等,因而没有能成为赴京代表。
  
云南要成立革委会已经是大势所趋,任何政治力量也难以阻挡。最终由林彪亲自点将,将中共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办公室主任谭甫仁安插到云南。有了这一步棋之后,可以说万事俱备,于是昆明军区党委在8月6日向中央呈交《关于建立云南省委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该报告建议:
  
“一、省革委会由181名委员组成。除14名留作机动外,(主要是增补群众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167名委员的分配是”:
革命群众代表102名,(其中工人代表51名,贫下中农代表22名,红卫兵代表20名,其它方面的革命群众代表9名)占61%;
军队代表25名,占15%;
革命领导干部40名,占24%”。
  
“二、省革委的常委由47人组成,7名留作机动(主要增补产业工人和女同志)。40名常委的分配比例是:
革命群众代表20名(其中工人代表6名,贫下中农代表4名,红卫兵代表4名,其它方面代表4名,暂缺贫下中农代表2名),占50%
军队代表10名,占25%
地方革命领导干部10名,(暂缺4名)占25%
  
“三,省革委主任副主任11名,建议省革委由谭甫仁任主任,周兴、陈康、鲁瑞林、刘明辉、黄兆琪、李毅、徐学惠(女)、段宝珍(女)为副主任,两名余额以后从产业工人、贫下中农中各增补一名。”
  
按照昆明军区党委的建议,云南省革委常委由以下40人组成(暂缺6人):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鲁瑞林,十三军政委段思英,十四军副政委成泽民,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黎锡福,昆明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左奎元,昆明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骈引丁,昆明军区空指副主任朱刚,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原云南省委常务书记、省长周兴,原云南省委书记、副省长刘明辉,原省工交政治部主任张克,原省民政厅副厅长刘鑫,原省统计局人事处长李一鸣,原省经委副主任张恩璞,昆明工学院研究生黄兆琪,昆明医学院学生李毅,省建总公司工人杨树先,云南大学学生方向东,昆明市公安局办事员刘殷农,省物资局办事员沈参雄,昆明机床厂工段长李积德,省物资局驾驶员杨凯,冶金机械厂工人高振华,昆明纺织厂工人段宝珍,市百货公司一般干部徐学惠,昆明总站驾驶员张炳林,农林学院学生姜月生,昆明西山区碧鸡公社黑荞母九队党支书杨二顺,丽江县黄山公社党支书和茂林,昆明市西山区团结公社革委会委员李莲俊,省建总公司技术员杨继铭。(以上部队干部、地方干部、工人代表、农民代表、红卫兵代表等,无不按云南两大派对等的比例组成。比如,两位女性省革委副主任,段宝珍属炮派,徐学惠属八派;两位农民代表,杨二顺属炮派,和茂林属八派等等,不一而足)。昆明市革委会组成人员也同时确定:市革委会主任段思英(13军政委)、副主任骈引丁(昆明军区副参谋长)、郭兴(昆明警备区司令员)、肖持久(原昆明市委书记处书记)以及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刘殷农、苏本忠、尹家仙(女)、傅国英(女)等。
  
8月10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后,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8)128号文件批准下发《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同意昆明军区党委的请示报告及革委会人员组成名单,中央对今后云南的工作提出九点希望。两大派连夜敲锣打鼓到昆明军区报喜。
  
8月11日19时40分至20时15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人接见云南省革委常委和云南班成员,接见地点是人民大会堂大楼小会议室。会议由江青主持,首先由周恩来宣读中央批准成立云南省革委的批示。继而由康生作解释说:“中央批准在云南只点了阎红彦、赵健民的名。有的会问,为什么不点李成芳,我这里解释几句。第一,中央的方针,各省点名的人不要太多,现在一大串,已经不少了。第二,没有点李成芳,不是说李成芳没有错误。李成芳的历史是要搞清楚。有些问题还需要严肃处理。不过他同赵健民性质还有一些区别,还要继续调查。如果从这方面来看,在云南类似李成芳的不止一个人。要点,就要点一大串。所以,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央文革商量,少点名。这一步,希望同志们了解。特别是八派,不要因为没有点李成芳,就认为我对了。我保李成芳对了。同志们,过去保李成芳错了。炮派,不要因为你打李成芳,中央没有点名,心里就不大高兴。你们反李成芳,应当反……”。会议结束时由江青代表中共中央祝贺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胜利诞生。
  
康生的讲话除安抚炮派的目的外,也为了表白自己:他年初一句话置赵健民于死地,是由赵健民问题的“性质”所决定的,对李成芳他不就“继续调查”么!这就可以证明康生始终是正确的!
  
8月11日晚20时,谭甫仁电话指示云南:
  
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八月六日关于建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的批示和中央的批示,今晚要连夜传达到全省。

二、今晚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付主席以及中央其他首长接见军队干部和批准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两件大喜事。双喜临门。今晚和明天要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活动。

接到谭甫仁的电话指示后,两派群众组织连夜组织队伍到昆明军区贺喜。
  
受中共中央的诸多领导人接见之后,当天夜晚,一架专机把所有需要返回云南的人员送往昆明,以便参加第二天将在昆明召开的省、市革委成立大会。
  
二、不做铁砧  就做铁锤
  
8月13日中午,昆明检阅台广场举行40万人的庆祝大会,庆祝云南省革委会、昆明市革委会成立。谭甫仁、周兴、陈康、昆明市革委会主任段思英及两派群众代表都作了大会发言。大会还给毛主席发了致敬电。(《人民日报》、《解放军报》15日发表题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的社论。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这篇社论的题目,原先已拟定是用毛泽东的诗句“金沙水拍云崖暖”,不知何故,发表时另换了题目)。庆祝大会后,群众队伍冒雨进行了庆祝游行。
  
8月16日,《云南日报》发表了题为《红太阳照亮边缰》的社论和全省各地举行集会庆祝省革委会的消息。
  
成立革委会后,炮派在精神上就软弱三分:炮派保赵健民保错了,打周兴也打错了;而八派则相反,打赵健民打对了,保周兴也保对了。当时衡量一个群众组织是不是革命的,最主要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打对与保对,以及对军队的态度如何,炮派还有一笔围坐昆明军区的旧账,更是错上加错。在这种情况下,八派显出趾高气扬的神态是可以理解的,关键在于省革委的主要领导人怎么去引导。
  
身为省革委主任、昆明军区第一政委的谭甫仁,不是正确地处理两派矛盾,而是一屁股坐到八派一边,在省革委会会议上多次历数炮派自文革以来犯下的一连串错误,对八派则全面肯定,干出许多武斗期间八派想干而干不成的事。这种拉八打炮的勾当,被谭甫仁称为划线站队。即对每一个群众组织以及每一个人,都作一番考查,看其是否站在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边,即是否站对了队。许多八派群众得意地说,毛泽东讲过:“我在云南也要参加八.二三”,更把这种划线站队的做法披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更让炮派头头和炮派群众心胆俱寒。至于毛泽东是否讲过这种话或者说在什么场合下讲过这种话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8月秋风渐渐凉,炮派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对炮派的打击,首先由谭甫仁、周兴、鲁瑞林等人在省革委内授意,在基层的表现是:各单位要求成立革委会,革委会成员名单报上级领导机构审批时,是否批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革委会成员的结构是否体现以八派为主的原则。如果体现了,即可批准。如果没有体现,那就肯定不被批准,报10次将打回10次来。有的单位本来就只有炮派,没有八派怎么办,临时发展几个八派都成。总之,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真正的革命派八派手中。
  
在处理遗留问题上,态度也很明确。比如,武斗时期力量弱小的一派被迫离开原单位时期的工资待遇处理办法,如果离开的是八派,现在工资全部补发,甚至每人还可领到一笔“困难补助”;如果离开的是炮派,则以往的工资概不补发,还得一个个深刻检讨前段时间究竟干了些什么,是否充当过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赵健民之流的打手,有谁可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等等。仅举一个例子,即可说明这段时间的荒唐与疯狂。
  
某厂有位八派工人,武斗后还保留有一枚手榴弹,本想用去炸鱼,但一直没有机会。现在革委会成立了,眼看今后留下这家伙甚是不妙。此时把它上交吧,又担心领导从此不信任自己,以至会怀疑自己是否还藏有其它武器,到时全身是口也难以说清楚。不上交吧,继续留在身边迟早是个祸害。左思右想,终于让他想出个“好”办法来:何不在上公厕时把手榴弹悄悄扔到厕坑中,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件麻烦事了结掉呢。
  
也是合该有事,这位老兄在往厕坑扔手榴弹时,不知怎么搞的,鬼使神差地竟把手榴弹弄爆炸了,把他的屁股炸得血肉模糊不说,身上也弄了不少粪便。当人们听到爆炸声后赶来时,这位老兄急中生智,编出一套骗人的鬼话想蒙混过去。他说正当他蹲下解大便时,炮派小分队的人向他扔手榴弹企图炸死他。大家问他看清是谁扔的么?他说天太黑,没看清,只看出是个中等个子。他当即被送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治疗,并得到很好的护理。
  
这一下可好,本单位的炮派职工统统被隔离审查。在审查过程中,有人能证明当时不具备作案条件的人,以及个子高大或矮小的人逐渐被解脱出去。最后剩下两个个子中等且除自己家人之外无人可以证明其行踪的人,这两个人当时正在一道散步发牢骚,他们要互相证明当然不顶用。为审问出个结果,这两个人被打得死去活来。最后两人的门牙全给打落,其中一人的肋骨被打断2根,一人的脊锥骨被打残,最后只有屈打成招,供认是他们仇恨那位八派,所以要用手榴弹炸死他。但事情到此并不算完,因为他们两个既然胆敢干这种蠢事,肯定还有后台,而且家中肯定不只有一枚手榴弹,他们必须彻底交待其后台以及还藏有什么武器。
  
当屁股被自己炸伤的老兄康复后返回单位,得知两个炮派小头目的遭遇,心里十分不安。最后终于良心发现,写出澄清事实真象的检讨交给革委会主任、一位连级干部军代表。读者可能以为事情到此总算可以了结了吧。其实哪有这么简单,军代表当即一目三行地把检讨看过一遍后,划根火柴就把这份检讨烧为灰烬,板着脸对这位老兄说:“你所反映的情况到此为止,你不得再与任何人谈起这件事,否则为此造成的一切后果都要由你负责。这是党组织和革委会对你的要求,我们只能将错就错,不然怎么向上级和群众交待。不过我们会心中有数,以后对他们宽大一点好啦!”这件冤案直到1975年批判派性时,由这位屁股被炸伤过的老兄再次提起,那俩个受冤屈者才得以平反,这是后话。由这件冤案可以说明当时炮派处境之险恶!
  
大搞阶级斗争,势必引出如此结果:一部分人的地位上升了,另一部分人的地位下降了;上升了的就要敲打下降了的,压迫下降了的。谁不想做铁砧,谁就得做铁锤!你不是充当绞肉机上的一枚齿轮和螺丝钉去折磨别人、绞杀别人,那么你的心灵和肉体就要被折磨、被绞杀,你的膏血就得去润滑绞肉机的齿轮和螺丝钉。这就是大搞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炮派既然在这场残酷的阶级斗争中成为铁砧,作为炮派成员的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待续)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2&tid=1883&pid=6002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7-10-19

第十二章 八月秋风渐渐凉(二)
  
三、中共8届12中全会与李广田之死
  
8月1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以中发(68)133号文件转发上海市革委《关于落实两个布告解决四百多个“老大难”单位问题的情况报告》。该文件开头有毛泽东的批示道:“这个材料讲得很具体,有说服力,建议转发各地”。报告的主要经验是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七·三”和“七·二四”布告(即严惩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的布告和迅速制止和严惩陕西一小撮阶级敌人连续制造“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的布告)的同时,“组织了四百多个以工人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共五千八百多人,进驻‘老大难’单位,宣传布告,发动群众,揪出坏人,搞好班子,促进生产。”
  
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传达了毛泽东的两段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云南省革委迅速向全省所有大中学校派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军宣队)其中以派进云大的工、军宣队阵容最为强大,其人数近500人。
  
9月5日,西藏和新疆革委会同时成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7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全部成立》。同一天,北京10万军民集会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周恩来、江青在会上讲话,称颂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10月13日至10月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8届12中全会。全会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于1968年10月18日呈报的《关于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该报告声称“现已查实,刘少奇出身于地主家庭,一九二一年,他混入党内的时候,就不是一个怀着革命理想的青年,而是一个充满极其腐朽极其反动的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异已分子,四十多年来……干下了数不尽的反革命勾当,成为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
  
全会认为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际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文革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是文革的一个伟大胜利……全会以中发(68)155号文件公布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报告分为三个部分:一、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在长沙被捕叛变;二、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进行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三、刘少奇一九二九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变。
  
有的同学在私下提出疑问道: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对党内另一个最大走资派邓小平为什么却没有开除出党,还要继续保留在党内呢?我班的年长者许君(他父亲是颇有名气的作家许钦文,因为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和战友,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并不多)回答道:区别对待,分化瓦解,这历来是伟大领袖的政策。君不见8届11中全会后,中央领导人出台的排列顺序即发生微妙变化了么?从这种排列顺序的变化开始,直到刘邓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为止,邓的名字就始终排到刘的前边了么。我听了似信非信,信手找来一大堆旧报纸查,果然如此啊。比如1966年9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是这么排列的:“毛主席和其它领导同志周恩来、陶铸、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越是以后的政治活动,陈伯达等一班人的位置越往前挪,而邓、刘的名字越往后退,但邓始终排在刘的前边。这是否意味着,从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敏感者即可预知刘邓的命运必然会有所区别呢?排除这方面的情况姑且不论,至少从毛泽东以往处理问题的习惯和方法看,如何区别对待刘、邓,他早已胸有成竹。
  
全会指出,击溃“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是毛泽东革命路线的一个重大胜利。正如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的,“二月逆流”“是件大事,但是你说天就塌下来呀?地球就不转了?我看也不见得,地球还是照样转。”毛泽东还在会上说:“过去南征北战好打,过去打蒋介石,敌人是摆着的,秋风扫落叶,三年半就差不多了。文化大革命比较困难,比过去打二十二年还困难。犯错误的和敌我矛盾混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只能一个一个问题的搞。”“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但不要叫他们翘尾巴”。
  
林彪在10月26日的大会上讲话说:“除阿尔巴尼亚外,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是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身腐化、蜕化、转化成为资产阶级分子,使国家政权变了质,变成了资产阶级政权,法西斯的政权。所以有决定意义的还是国家的领导,尤其是国家的上层领导。”
  
“国家包括什么?”林彪接着说:“军队、党、政府是国家的基本组成部分,当然还有群众组织。但从国家本质上来讲是军队。”林彪把“搞大民主”、“建立革委会”、“工人阶级登上一切上层领域舞台”称为继续革命的“创造性措施”。
  
就在8届12中全会公报向全国广播的当天晚上,中国文学界颇有名气的作家和诗人、云大校党委成员之一,享年62岁的副校长李广田教授投入昆明北郊莲花池自尽(莲花池当初曾是吴三桂的小妾陈圆圆居住的所在)。第二天云大部分师生将他从水中打捞上来时,让人看了心里很不好受。李广田是被省委和云大校党委最早抛出让师生批判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党内走资派”,文革以来备受凌辱。曾有一天上午在对他的批判会上,有两个中文系的红卫兵在李广田穿的中山服上刷上浆糊贴上三条标语:中间一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左边一条是打倒三反分子李广田,右边一条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中间的一条正好压住衣服的两面。当天下午继续开批判会时,李广田另外换了一件衣服。又有好事的红卫兵责问李广田为何不继续穿贴有标语的那件衣服?李广田回答说,上午被批斗得横身酸痛,因而中午在床上躺了一会。耽心把小将们刷的标语弄坏,因而把衣服用剪刀从背后剪成两半才脱下来,这样,标语是保存好了,但衣服无法再穿了。如此回答让提问题的那两个红卫兵一下子也不好再讲什么。以后李广田被关入“牛棚”,每天由造反派即狎称为“看牛队员”的红卫兵监督到校办农场劳动改造。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由于造反派忙于武斗,对他的监管放松了些。我到师宗农村看到农民生活之艰辛后,曾不由忆起过去批判李广田说过的“干部可恨、农民可怜”的“黑话”,曾让自己颇有同感。此后回到学校,见到李广田时,内心曾有几分同情,甚至还有几分尊敬,但行动上却不敢有任何表示。眼见他经过较长时间劳动后,身体比过去胖了些,脸膛也因风吹日晒变得黑里透红,不免为他高兴。想不到他却就此饮恨而去。事后我曾问过李君等人,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李广田寻短见。李君分析有几种可能,一是头天李广田被总务处的某个造反派无端打了一个耳光,可能越想越气愤,最后以死来表示抗争。二是前几天海军政治部到云大搞外调时,曾说过据他们单位的当权派提供的材料,1930年有一个姓名为李广田的人曾在山东齐县为国民党竞选,1931年曾带还乡团杀害56名革命群众,应属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当然,当时来人对是否是这个“李广田”所为还是另有同名同姓者,他们也搞不清楚,只好把他们的当权派写的材料的复写件留下一份就离去了。造反派为此找李广田谈话后,李可能接受不了。三是当晚广播的全会公报宣布开除刘少奇党籍,可能使李对一切都绝望了。国家主席尚且如此,遑论其它,与其活着受辱受罪,不如以一死来求得解脱的好。莲花池是当初吴三桂的爱妾陈园园梳妆隐居的所在,如今竟然成为李教授的归宿之所。令人可气可叹。但据当时亲自接待过来访者的何君在看了我的书稿后称,李广田跳莲花池是11月2日,而海军政治部来人是11月4日的事,因此李广田跳莲花池应与外调者来访无关。云大造反派公布李广田历史问题的大字报的时间是11月5日亦可作为佐证,因为此类事情一般都会当即公布的。言之也有道理。
  
文革初期为批判李广田,有的同学到校图书馆查阅以往的旧报刊时,曾看到过李广田于1958年在云南日报上发表的歌颂大跃进的诗歌,其实完全由诸如“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之类的口号凑成,于是曾在同学中成为笑谈。其实当年李广田的此类颂诗中更为肉麻的是《他在各处行走》,诗中写了许多“他的脚步”——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地到车间、从小巷到田野,所到之处,人们就“鼓起冲天干劲”,就“砂粒变成黄金”,就“走进我们的灵魂”,使“我们温暖聪明”,“我们是多么尊敬他、多么爱他呀,他比我们自己的父亲还要亲,他是我们六亿人民的父亲”。(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太阳颂》诗集中亦曾收入此诗。对此类颂歌,即使用放大镜或显微镜去寻找,也难以发现有什么政治问题啊!只是也难觅古语“腹有诗书气自华”应有的一丝风韵了。如此歌颂可谓登峰造极,竟也未能让自己的命运有半分改变,照样死得很惨,能不让人为之悲苦吗?)
  
和李广田相比,8月份中文系主任刘尧民教授死得更惨!刘教授是自学成才的楚辞专家,是在中文系部分师生的批斗会上因心力衰竭昏过去的。他早些年就有中风的毛病,以至脑袋随时不由自主地摇晃个不停,怎么禁得住师生们对他接连不断地批斗。当几个人把他从会场上抬回家后,他就再也没有清醒过来,几个小时后就去世了。我班的同学中很少有人去参加这个批斗会的。因为我们都已经对政治斗争厌倦了,只有低年级的学生们和中青年教职工还满有兴趣。我班参加开会的只有李君等几个派头头,李君是中文系的革委会主任,对刘教授之死,应当是有一定责任的。


唉,这就是阶级斗争:炮派正在全省挨整,挨谭甫仁为首的云南省革委和八派的整治;而挨整的炮派却还要整治“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等一伙“牛鬼蛇神”,整个社会就是这样人整人,整人的也挨整,挨整了的还要再整人!在毛泽东的治理下,整个国家就是一台片刻不停地运转且愈转愈快的绞肉机!
  
昨日的国家主席,一下子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实在让人感慨万分。刘少奇在1945年中共7大首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是得到毛泽东信任而很快跃居中共领导层中仅次于毛泽东的高位。
  
可是,1959年4月荣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随着拥有权力的日渐扩大,满以为可以和毛泽东平起平坐,处事就不够谨慎了。1962年在中共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还只是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的错误,到1964年7月9日,刘少奇在济南部队干部座谈会上则进一步说:“庐山会议犯了个错误,那个时候应该继续反‘左’,不应反右,……彭德怀搞了这么一封信,把大家注意力引到这方面来了,引导中央犯了个错误。”还在这个座谈会上对与会者讲什么“把位子让给能干的,自己当助手,不会吃亏,威信也不会降低”。虽然这些话是对下边讲,可是对多疑的毛泽东,会产生怎样的刺激可想而知。这还不算,正当林彪在全军掀起学毛著之际,刘少奇又于1964年9月30日写信给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说“现在党内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主义的大有人在。”此信曾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对全国产生较大影响。


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汇报会上说:“我想在我没有死之前树立他们(指刘少奇等人)的威信,没想到反面。陶铸同志说:‘大权旁落’。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的,现在倒闹成独立王国了。许多事不与我商量。如土地问题、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该中央讨论,作个决定就好了。”在第二天的大会上毛泽东又讲话说:“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再嘛有过于信任别人了。引起警惕还是廿三条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没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我就感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没有人办。”而在5.16通知中毛泽东曾亲笔加上:这些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把这几段话联系某起来,则刘少奇被毛泽东置于死地将是不可避免的。
  
刘少奇靠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而发达,最终被所崇拜的毛泽东凭借膨胀的权力置于死地。刘少奇正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四、划线站队黑风席卷全省


1968年10月20日开始在北京召开的“冶金和国防工业抓革命促生产”两个会议上,担任云南省代表团团长的云南省革委会某副主任违背会议精神,连续三天召开批斗大会,批斗了被诬为炮派黑手的昆钢、昆明冶炼厂、会泽铅锌矿的党委书记以及“坏头头“共7人,以后又通知昆明警备区派武装人员来北京将一些领导干部和“坏头头”捆绑回昆继续批斗,致昆明耐火材料厂副厂长沐家云跳楼身亡,二九八厂厂长阎书田被打死在会场上,党委书记萧子明等6人被打成重伤致残。仅二九八、三五六厂被迫害致死的干部、群众达22人,仅二九八厂被打伤致残的就有528人。
  
1968年11月25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社论在回顾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之后指出:“应当清醒地看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将长期继续下去。”
  
这篇社论的发表,为以谭甫仁为首的云南省革委在全省推行的划线站队运动,起到火上加油的作用。
  
1969年元旦开始,省革委召开第七次省、市革委联席会议,采取会内会外相结合的办法,大揭阶级斗争“盖子”。谭甫仁在会上多次讲话认为:文革后期炮派被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赵健民和军内外几个干部控制,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大方向错了,而八派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要坚决相信、支持、依靠,凡没有掌权的地方,要为他们争权”。认为对“站错队”的干部和群众进行揪斗、殴打、游街示众、抄家、抓捕等是“群众的革命行动,压是压不住的,”“对群众运动不要评头品足,对敌斗争不能那样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还吹嘘自己在个旧作了一次动员报告,两天内就抓了“反革命”990多人,差几个就是1000人了。
  
云南省委、省政府机关在安宁举办划线站队学习班并在弥勒县东风农场、陆良华侨农场、蒙自草坝农场和思茅曼歇坝农场设置4个“五.七”干校(其实也是学习班)
  
昆明军区在滇南蒙自举办划线站队学习班;
  
云南省军区在华宁盘溪举办划线站队学习班;
  
省公、检、法在宜良羊街举办划线站队学习班;
  
十四冶金建筑公司在嵩明杨林举办划线站队学习班;
  
水电14局在会泽毛家村举办的划线站队学习班,因为涉及人数过多(有1000多人,占全局职工数的近十分之一)而分为高家箐、小江、干沟、马武等四处分别办班;
  
全省各地、州、市、县也纷纷举办划线站队学习班;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滇南个旧市的回族村沙甸。当时个旧市的造反派也和全省全国一样分为两大派,沙甸的绝大多数回民都加入个旧的炮派一.二八组织,只有少数人参加八派的二·二三组织。沙甸大多数人被划为“站错队”。1968年11月间,个旧、开远、建水、蒙自等地一些“站错队”的干部、群众为躲避揪斗和抓捕,自发集中到沙甸达500 多人,于是沙甸被谭甫仁污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反革命基地”,于1968年12月8日派出一个包括加强营在内的阵容强大的工作队进驻沙甸捅“马蜂窝”,致200多人被捆绑吊打,其中80多人被扣上“反军乱军黑干将”进行批斗。让其胸前挂上猪头游街、让游街者像猪似地在地上爬行并拱墙……使其倍受凌辱。这还不算,住在沙甸清真寺的工作队还焚烧经书典籍,并在大吃大喝、饮酒作乐后,竟然把吃剩的猪骨头扔进清真寺的水丼中,让井水无法再用。让沙甸村民人人侧目!工作队还按省革委的部署,在全国别无先例的“第二次土改”中查抄了140多户地富及其子女家庭的财物。在工作队撤离沙甸时还再次封闭了清真寺(文革初破“四旧”时即已遭封闭)。有宗教信仰的穆斯林是一个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民族。此事也就为以后发生的沙甸事件埋下了隐患。
  
……
  
上至省革委副主任李毅、省革委常委方向东、沈参雄、杨凯、高堂文等所有炮派的头头们,以及为炮派所支持的军队和地方的老干部诸如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被打成“滇挺”的“总司令”,省军区政委张力雄、省军区副司令员熊琨、李明、丁荣昌、朱家璧……老干部侯良辅、林亮、高治国、昆明军区副参谋长王非……全部被游街示众,游街时戴的高帽子用钢筋和铁皮焊成,每个高帽有1公尺多高,近10公斤重,胸前挂一大块用钢板制成的黑牌,是炮派头头的,就在黑牌上写“炮派坏头头”、“反军乱军分子”、“武斗干将”之类的字样,每块铁牌重量不少于10公斤。而这黑牌仅用一根极细的16号铁丝拴住吊在被挂者的脖子上,这细铁丝就深深地勒进皮肉里。黑牌上写有“武斗干将”者,另用钢板焊成一挺极大的“机关枪”,也用细铁丝套在脖子上。不是“武斗干将”者,每人脖子上至少挂有一支几公斤重的钢板焊成的硕大无朋的“手枪”。被游街的老干部,黑牌上写有“炮派黑后台”、“炮派黑手”、“黑高参”等字样,这些人胸前也一律挂有大型“手枪”,他们与炮派头头们的区别在于:派头头们仅是脸上涂满黑油漆,老干部们则不仅头上涂满黑油漆,还得卷起衣袖,整个手臂也涂上黑油漆,以表明是“伸向炮派的黑手”。此时正是数九寒天,被游斗者为能卷得起手袖露出黑手臂,只能少穿衣服,或者脱去一只手袖露出黑手臂来。不一会功夫,这些被游斗者开始不停地瑟瑟发抖,也不知是冷的还是吓的亦或兼而有之吧。炮派的秘书们(如果秘书是女的,还得穿上纸糊的花旗袍和高跟鞋且在胸前挂上两只破鞋,)、炮派报纸(炮派的报纸当时主要有《九一四战报》和《共产党宣言》等)的编辑们游街时除了在黑牌的名字前边写上“炮派黑笔杆”之外,肩上还得扛上一支硕大无比的“黑笔”,这种黑笔由直径10厘米多的钢管制成,其中一头还焊有形似毛笔头的园锥尖,每支笔的重量可想而知。而炮派曾经办过一小段时间的“红炮手电台”的编辑和播音员、以及曾经在炮派的宣传车上当过播音员的人,则在其胸前挂上用铁皮焊成的硕大的喇叭。而这些播音员大多是女孩子,其胸前被挂上这样的大喇叭,身体承受不了,加之又羞又气,有好几个女孩才被游斗一两条街后就纷纷晕倒,不得不被拖到车上继续游斗。
  
每块黑牌上除写有属于什么性质的名目外,还将其姓名东倒西歪地写出来,其姓名上一律用红笔打上“×”,好似即将绑赴刑场处以极刑似的。每个被游街的人,身后都有两名身强力壮的八派大汉将其两手反剪于后,做出“喷气式”姿式。如若不被“喷气式”,那情况就会更遭,那就得手提一面破铜锣,边走边敲大声自报家门:“我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是伸进炮派的黑手×××,我对党和群众犯下滔天罪行……”如果什么时候声音稍稍小了点,就要被拳打脚踢。有不少人的精神和体力忍受不了如此折磨,中途昏倒下去,则被认为是“装死躺下”,于是仍被架起来示众,并以态度不好而加倍地遭受虐待。
  
在这种情况下,省革委常委杨凯(他是炮派赴京代表并在两派达成协议中签字者之一)被折磨得九死一生,最后不堪忍受而跳楼自杀。就在杨凯已经自杀后的第二天,省革委人保组还发布枪决“现行反革命分子杨凯”的布告。但据杨凯的夫人称杨凯并非自杀,而是被人从高楼的窗口推下来而摔死的。她曾有很“钢鞭”(这是文革中对最为过硬的材料的称呼)的材料到处上告,但求告无门,始终无结果。
  
死得更惨的是省革委常委高堂文,他也是炮派赴京代表在协议中签字的一个。他的工作单位是昆明郊区海口的某国防工厂。他在被厂革委会关押期间多处被打成重伤,给他最后致命的是一次批斗游行。此次批斗之前,先用8号铅丝勒紧他的胸部,外面替他穿上一件绵衣,使人看不出他的胸部受刑。这样,他就因为透不过气而被活活憋死。然而,他被折磨死后,他的罪名却又多了一条:他以自杀叛党,自绝于党和人民!呜呼,他被残害致死还遭受侮辱,以及此后其全家人所受的株连之惨,我实在不忍多写!
  
省革委常委以上的人以及老干部的遭遇尚且如此,一般的炮派小头头和炮派群众的遭遇就更加不幸了。
  
炮派大大小小的头目大多被游街示众,许多家庭因此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当时的政策规定得也特别奇怪,比如省、市革委会机关人员的调配,得清一色是八派。原省、市委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通通驱逐去办学习班,或者干脆下放。处理离婚诉讼,只要是八派一方提出离婚的,很快即可批准,哪里管对方正处怀孕期、哺乳期什么的,否则就很难办成。
  
就全省情况看,滇西方面的划线站队很容易搞,可以在“滇挺”问题上大做文章,把所有炮派骨干和大大小小的头头们都划入“滇挺分子”的另册,即可想枪毙就枪毙,想判刑就判刑!达不到判刑的就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军乱军分子”的政治帽子,或开除工职遣送回原籍监督劳动改造,或放在本地监督改造。以后又把抓“滇挺分子”的范围扩大到省级机关各系统和13个地州市的54个县(区),株连了一大批军内外干部和群众。除了滇西,云南尚可划出滇东、滇南、滇北几片地区。这些地方自然不便划“滇挺分子”,划线站队怎么搞呢?谭甫仁和他所支持的八派办法多的是!按其逻辑推论,炮派既然在滇西搞了个滇挺,必然在其它几片地区也有类似的组织。在滇东北片的炮派必定会组织与“滇挺”相呼应的滇东北游击军,滇南文山一带的炮派组织原先就有称为“滇南农民革命军”的,于是“东游西挺、南革北击”,这不全有了么,继续往下推理:这正是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破坏文革、颠复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毒计划。于是全省炮派都得打入地狱。文山“滇南农革军”负责人是文革前文山农村某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现在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处以死刑!当时参与执行行刑任务的一名14军士兵小段被招收到跃进厂工作后向我回忆说:那家伙真是顽固透顶,将他绑赴刑场路上他还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装出视死如归的气概。反革命分子有资格呼喊革命口号么!班长让我们用枪托把他的嘴巴和喉咙砸了个稀巴烂,让他没法出声了。听之让人毛骨悚然。
  
划线站队中称“东游”为“国民党云南特务组东北游击军政治土匪”,清查范围从省、地、县、公社直至生产队。,在曲靖地区和昭通地区受牵连的军内外干部和群众近60万人之众。在曲靖地区有2万多人被批斗,200多人被关,打伤4000多人,打残2000多人,逼死打死300多人。包括曲靖地区军分区司令员唐荣华在划线站队中被打折腿;在滇东北的昭通,在划线站队整治“北击分子”运动中,数以百计的炮派小头目被铁丝勒成一串串扔到金沙江中喂鱼……
  
据事后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云南的划线站队,导致炮派方面非正常死亡人数达17000人以上(见《康生与赵健民》一书之统计)。,但据一些有心人在私下统计,大约在60000人左右。受伤致残的人数更要多得多。因划线站队受迫害伤亡人数是全省武斗期间伤亡人数的20倍以上。
  
云大是炮派的一统天下,此时在云大校园内,处于少数派的八派已经春风得意、趾高气扬,但毕竟由于其人数少得可怜,无法对占绝大多数的炮派下毒手。而云大的同学们此时还存有几分天真,对街头上不断出现的游街示众现象表示愤慨,纷纷写信或打电话给省革委,要求省革委制止这种闹剧的继续发生。在这些信中还引用毛泽东过去说过的一句话:“八.二三和炮兵团要团结,两派都是革命组织”的话。天真的同学们怎么会想到:这些越来越疯狂的划线站队活动正是谭甫仁为首的云南省革委一手组织和导演的。既然云大的学生们还敢写信、打电话给省革委,那就正好,就来过问过问云大吧。于是省革委指责云大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跟不上时代潮流。云大的八派力量太弱小,应该得到外力的支持与配合。
  
这种外力的配合:一是向云大派出阵容强大的400多人的工宣队和军宣队,使云大的每个班级下面的各学生小组里至少有2名工宣队员,这些队员的突出特点是“路线斗争觉悟高”,(实际上就是八派的骨干,具有很强的派性)。让这些人进校发动群众,摸清“炮匪黑窝”里干过坏事的人和事。二是从1969年1月2日开始,每天组织100多个单位的游街示众活动一直游行到云大校园中,“要把云大炮窝的威风彻底打掉”(谭甫仁语)
  
1969年1月2日清早,某单位游街示众的200余人队伍首先进入云大校门,被正好在门口的一群云大物理系学生发现后上前阻拦,不让他们冲击云大。这群学生登时被打得鼻青脸肿、口角流血,只有恨恨地退到一边去。我们中文系的学生宿舍映秋院是进云大后的第一幢学生宿舍,我们龟缩在宿舍里看着这一幕幕闹剧,谁也不敢再迈出宿舍门半步。
  
有几次游斗,则由“黑炮手”推着钢管制成的铁炮游街。这些人步伐整齐,脸上抺黑,一律身披麻布口袋,个子高的把麻袋边缝拆开,个子矮的披上就成。当这群被游街示众的“炮匪”们经南屏街向右转入正义路后,哨子一响,立即作出半跪姿式,炮口对准五华山,“炮长”一声令下,轰!炮中的纸炮响了,炮口冒出黑烟。于是“黑炮手”继续推着铁炮前行且频频开炮。通过表演炮匪当初如何占领五华山以表示阶级敌人如今已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投降。否则将按毛的教导“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办事。
  
被游斗的“阶级敌人”们开始还不大好意思,其被迫做出的动作生硬,后来习惯了,女的照样眼波流转,顾盼自如;男的在围观群众中见到熟人朋友,竟然还会伸舌头做鬼脸,偸着乐。
  
被游斗的人有男有女,有年轻的、也有年老的。一位年轻女孩胸前挂的黑牌是“炮派黑播音员×××”,她的脊背上背了一支极大的铁喇叭,胸前挂了两支破鞋;另有一位被游街的女孩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因为她的姓名被暧昧得很特殊——“脏阴滑”(据知情者悄悄议论得知,其实她的姓名是章英华;一位老干部被剃阴阳头(即把头发用推剪推出一个十字来)头脸和手臂被涂满黑油漆走在最前边,边走边敲着铜锣高呼道:“我是走资派×××,我把黑手伸进了炮派,今天向革命群众请罪”。每走几步,那钢板制成的黑牌和硕大的“手枪”就会压得他忍受不住,只有站住把脖子上的细铁丝重新挪一位个置。他一停下,后边的队伍也只有停下,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待把云大校园游上一周,至少得用2个多小时。


五、今我去矣,雨雪霏霏
  
1月6日,游斗活动达到高潮。数十家前来游斗冲击的单位聚集到云大的广场,驻云大工宣队、军宣队的负责人,14军剑川炮团某营一个姓常名小虎的副教导员召集云大师生到广场开会。在这次会上被点名押上台前跪下接受“喷气式”示众人数达200多人,包括云大的校党委当权派们,“反动学术权威”们,以及炮派的大大小小的头目们。当时只要工宣队、军宣队中某人的手向谁一指,马上就会有积极分子一拥而上,扭住那人的双手押到台前,往其后腿的膝盖弯里猛踢一脚,使之跌跪于地,然后反剪其双手往上抬。这些“左派”心地之歹毒、手段之残忍,动作之麻利,不能不使人怀疑他们的祖宗大概全都是刽子手吧!中国的刽子手何其多也!当时我内心也有些疑惑,八派即“左派”在云大是少数派,其总数不足百人,何以突然间冒出这么多打手来,而且其中许多人是从未见过面的。事后才知道,其实这些打手大多是从各工厂抽调来支援云大少数派的。云大少数派人数太少,云南省革委担心云大的大批判会不好开,于是专门组织上千名八派工人前来打压云大炮派的“嚣张气焰”。
  
我班的老造反派、共宣的头头周君、李君、方君、蔡君、石君等也被一一押到台前跪下。另有许多同学的处境亦十分危险,随时都有被揪到台前的可能。
  
这么多的学校领导、这么多的老师和同学们密密麻麻地在台前跪了一大片,这在云大历史上是空前的一次。刚开始时唯恐工宣队点到我名字的那种恐惧心情反倒逐渐冰释,反正被揪出的人已经这么多,是否再把我填补进一个也无所谓了。也只有这么坦然了,台上人讲的话才听得进去,此时批判大会已进入各路代表发言阶段。现正在发言的是14军军长梁中玉的夫人王邦。王邦原先是大理一中的政治课教员,文革前军长夫人曾经不得不受小小的中学校领导的约束,这使王邦心中早就憋了一股气。文革使她得到一展抱负和发泄怨气的机会。她邀约一伙中学生组成的“红旗战斗队”率先贴出造反的大字报,因而成为老造反派,成为滇西八派的一面旗帜。王邦在最近一段时间已在各地集会上大讲造反历史,大批“挺匪”滔天罪行,已被人们封为“云南的江青”。当她声讨“挺匪”罪行时,又有几个云大师生被挂上“滇挺分子”黑牌被揪到台前跪下。
  
1月6日,这是我们在云大5年学生生活的最后一天,第二天我们就要离开云大到部队农场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去了。这天晚上,家在市区的同学、特别是在炮派担任骨干的同学们都躲避风头回家住。因为全校性的批判大会上,有一些同学本该挨批斗的却因种种原因没有轮到被批斗,于是大会之后各系的工宣队、军宣队又组织批斗各系的重点人物,特别是白天躲过挨批斗厄运的人。这天晚上又吊打了几十个学生,搞得人人自危。五年多来学生生活的最后几天,特别是这最后一天,竟是如此可怕,如此残酷,使我以后再也不想返回母校去看看。此时的云南、此时的昆明和云大,真是坏人当道的时代!
  
按照常情,一个人在什么地方呆久了,就会对这个地方产生感情。然而,此时我们对云大毫无留恋之情可言,我们巴不得当天夜里就离开这魔鬼横行的地方才好。
  
第二天清早我们乘卡车离开云大时,灰蒙蒙的天空洒下绵绵细雨,此时的政治气候和大自然气候如此一致,都是一样的沉重阴冷。不由使人记起《诗经》上“昔我往兮,雨雪霏霏”的句子。现在是今我去兮,雨雪霏霏了。事后读过元月7日《云南日报》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发表的社论《捅开云大马蜂窝》,我们才知道元月6日从早到晚发生在云大的所有批斗事件全都是云南省革委一手策划并直接导演的。


(待续)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2&tid=1883&pid=6044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17-10-19
第十三章 部队农场也搞划线站队(一)
   
一、 我被解除副班长职务
   
196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规定“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当普通工人。为了使毕业生很好地得到锻炼,决定安排一部分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在那里可以和解放军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农、学工、学军、学文、批判资产阶级,并接受解放军优良传统的教育。”
  
196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68)158号文件“关于一九六八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要求“除了继续安排到解放军农场、国营农场外”,可以按照各地实际情况,“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参加改造盐碱地、兴修水利等改造大自然的斗争。在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分配一部分毕业生到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插队试点……”
  
继而,毛泽东发出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当伟大领袖发出最高指示,下面立马跟上,各大报刊迅即刊载城市居民“群众”的表态:“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主动要求上山下乡,为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又加了一把火。
  
中共8届12中全会已经开过,毛泽东的主要对手刘少奇已经被永远开除出党。正是“狡兔死,猎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红卫兵从此多难矣!按照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毕业生则到解放军农场去劳动改造。
  
在云南当时的大专毕业生中,只有昆明工学院的大部分人因为路线斗争觉悟高,可以不下乡,直接分配到省、市委机关当干部,或分配到各大中城市的企、事业单位工作。因为他们站对了队,是省革委主任谭甫仁的依靠力量,我的好朋友施君就直接分配到常州某大型国有企业工作直到退休。
  
其它大中专毕业生,只有走到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这条路。我们这几届大学生,实在是时乖命蹇的一代青年!多灾多难的一代青年!当我们正处于身体发育年龄,赶上国家的3年困难时期,许多人得了营养不良症;当我们迫切要求多学些文化知识的年龄,却又遇上教育革命、勤工俭学、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以至许多该学的知识没有学到,不该学的,丑恶的东西却见识了不少,有意无意间也学到了许多。比如如何对别人无限上纲地搞阶级斗争,如何时时处处防人暗算,如何当面说好话,背后踢一脚……看来,如今只有到部队农场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此外别无出路。
  
当时正值部队换防,原先驻川东的54军换驻滇西,原先驻滇西的14军换驻滇南,原先驻滇南的13军换驻川东。按照云大工宣队、军宣队的安排,我班60个同学将平分为两半。30人到滇西剑川部队农场,另外30人到滇南开远附近的麻堡部队农场。自愿报名的结果,恰好分成均等的两半,从人员结构看,文革前的班干部,包括以后参加八派的少数人在内、以及逍遥派(即对两派都不感兴趣)居多的这部分愿到滇南接受14军的再教育。而在炮派中积极工作的人、以及大大小小的炮派头头,则愿意到滇西接受54军的再教育。
  
我选择了滇西方向。作出这种选择的因素有二。一是我们认为54军刚从四川换防过来,没有卷入云南的文革和武斗冲突。这样,部队的派性会少一点,炮派的日子会好过一些。二是为当时充斥昆明街头对14军军长梁中玉的舆论宣传所反感。当时八派出于政治需要,到处传抄肉麻吹捧梁中玉的长篇大字报,什么“百战百胜的梁军长”、“战功赫赫的梁将军”……你越是吹棒、我越不买账,以是决定西行。
  
应该承认,54军在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没有搞派性。这从几件事上可以证明。一是我们所在学生连的谢连长和姓党(名德庆)的指导员,以及徐副连长、王副指导员在处理云大工、军宣队交涉想扣留我班几个同学时的态度是同情炮派的。当时云大的当政者想把我班同学扣留几个作为划线站队的靶子批判用。但学生连几位领导不同意,最后勉强让留下李、蔡、石三位,终于保护下别的几位来。二是对学生连内正副班长的指定,不受划线站队的影响,指定我班5名同学任学生连的正副班长,其中我也被任命为三班副班长。仅这两件事曾使我们暗自庆幸,我们西行的选择是何等正确。
  
可是,天真的我们高兴得太早了。1月6日我们乘坐的卡车抵达剑川县城东郊的135师炮兵团部后不几天,连部领导就将原先任命的正副班长撤消,统统换成四川分来的大学生以及云南农林学院等校的八派学生,声称只能让路线斗争觉悟高的人担任此项工作。连部领导和排长们(排长也由54军的军人担任)对我们云大学生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不似刚接触时的亲切热忱,而是冷若冰霜了。而对四川来的原先就观点一致的学生比如重庆大学8.15派的学生们,以及对云南八派的学生,他们变得倍加亲切。过一段时间后,我们才弄清发生这种突变的原因:原来13军、14军和54军3家领导已经达成一项君子协定,简而言之就是“友军支持的我支持,友军反对的我反对”。具体讲,13军和14军都是支持八派的,54军到滇西后也将支持八派、反对炮派;54军在川东是支持“8.15”派、反对“反到底”派的,13军到四川后也应继续支持“8.15”派,整治“反到底”派。呜呼!派性这东西亦是可以交换、可以承前启后,还可以美其名曰“巩固文革成果”,我们这些人的书呆子气不是太重了么!
  
剑川的冬天是寒冷的,刚泼到地上的洗脸水,出早操回来时,已经在地上结成冰;而挂在铁丝上的毛巾也变得硬梆梆的。自然界的滴水成冰还可以对付,而我们内心的冰冷却就没法治了。期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当初我们如果不对54军期望过高,此时也许不至于如此失望吧!
  
二、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
  
在团部我们被集训10多天,除了像刚入伍的新兵们一样操练队列队形外,还得接受部队传统教育。我们被告知,54军是一支由林彪亲自指挥的部队,这支部队的炊事员都知道:黄永胜(当时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邱会作(当时的解放军总后勤部长)、丁盛(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等高官都出自54军,这支部队的军容风纪不同一般。比如在54军,干部战士也有穿补巴军装的,但补巴布的颜色深浅必须与所补的军装相同,以至不注意就看不出是补巴来。他们到云南后对14军中有的人新军装补块浅色布或旧军装补块新布的做法嗤之以鼻。他们也看不惯14军一些部队和地方拉拉扯扯的关系。
  
此外,我们更多的是接受划线站队教育。
  
1月中旬,我们学生连开赴距团部6公里多的剑湖边部队农场,开始了白天劳动、夜晚写检查的“军垦”生活。
  
剑湖是剑川坝子东部的一个天然湖泊,湖水由穿过剑川坝子的金龙河以及四周的山泉水汇集而成。剑湖水面有5000余亩,秋汛时可涨达8000多亩。部队农场在剑湖西面,从农场到团部的路,要顺着金龙河堤走,每逢下天,道路泥泞溜滑。
  
剑湖农场有旱地1200多亩,此时已经全部种上小麦和油菜。此外,在剑川坝子的西面有一个名为西湖的小湖泊,那里有300多亩水稻田,也归剑湖农场耕种。
  
我们学生连120多名大学生,将承担起所有这1500多亩田地的耕种任务。这120多名大学生中,有近30名女生,她们的任务主要是为全连拆补从团部领来报废后的旧军服(这样每个大学生就可以分配到一套作为工作服)和养猪、养鸭、种菜。这1500多亩田地的耕种,主要由90多个男性大学生承担。
  
每天的劳动是繁重的,要薅锄这么多麦田,为了不违农时和提高工效,就只有组织分排分班搞劳动竞赛。90多名男生分为3个排9个班,(女生为第4排,2个班)年轻人都有一种好胜心,都有一种集体荣誉感,也都想在劳动中好好表现一番,以图今后分配工作时连队领导能另眼相看。(连部领导和几位排长随时跟在学生们的后边监视着哩!)谢连长别出心裁地用厚纸片卷成一个土喇叭,不住地在同学们身后高喊“加油啊,×排已经干到前边去了……”各班、排之间的竞赛,既是一种体力的拼搏,劳动技巧的比试,也是一种意志的较量。每天劳动下来,大家都筋疲力尽,但还得打起精神参加天天读毛著活动,然后是联系实际检讨自己在文革中犯下的错误。
  
那时我们中间流行着一句顺口溜: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事实不正是这样么。
  
文革初期,各级领导和工作组号召我们听党的话,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保卫党,要立场坚定地和“右派学生”斗争。到头来我们保的是阎红彦一类的“走资派”,斗的是革命左派,我们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第一次受蒙蔽站错队。批判资反路线后,我们通过反省自己,坚决加入学校的造反派组织,满以为此后跟上“老造反派们”一道进行文革,该不会再错了吧,谁知却又一次受蒙蔽站错了队,所犯的错误比第一次受蒙蔽时还要严重得多,是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行动计划,充当的是“赵健民的小爬虫”,于是又第二次站错队。今后,我大概还会不断地受蒙蔽、不断地站错队。我太恨自己了,恨自己的时运不济,恨自己的愚蠢,恨自己的懦弱,恨自己的一切!
  
解放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大多是工农兵干部整治知识分子,其手段不可谓不狠,其后果亦十分可怕,这已经是众所周知、勿庸赘言的事。可是,在这段时间里,我的体会是,连部的领导党指导员和谢连长们采用的“以夷治夷”办法,即让一部分知识分子去整治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就是让一部分大学生去整治另一部分大学生的做法,其效果果然了得。因为其更熟悉知识分子的特点,所以整治起来更能得心应手,更能击中要害,手段亦更为歹毒,真是令人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
  
记得《新约.马太福音》第十章有道:“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白天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已经把人的肉体折腾得要散架;夜晚的批判和政治攻势,还要将人从精神上彻底摧毁。白天的劳动,同学们之间的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凡是学生都得参加,无非“站对了队”的,可以泡病假,偷点懒而已。而晚上的政治学习,情况可就大不一样:“站对了队”的就成审判者,而我等“站错了队”的,就成为阶下囚;我们得日复一日地作检讨,日复一日地被迫交待文革以来的所作所为,特别是武斗期间的一言一行,日复一日地被盘问、追查、讽刺、挖苦……让人不由想到,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大概和地狱也差不多吧。(中国有句古话道:祸福相倚。苦难过后可以变成财富。经历过这段时间的炼狱磨炼,今生今世,我再也没有过不去的沟坎了。)
  
这段时间,如果我们云大的同学白天在一道讲两句闲话,即可能被指责为是在搞“黑串连”,是在订立“攻守同盟”。弄得我们云大来的同学,平时不敢在一块多讲话,不敢多来往。路上相遇时也只能默默地对看一眼就匆匆闪开。而每天临睡前的晚点名中,连长和指导员总是在不断地敲打我们,不时还含糊地暗示说有的云大学生通过学习已经有所觉悟,已经开始在灵魂深处暴发革命,不仅开始交待自己的问题,还揭发了别人的问题。然而有的人还顽固不化,拒不交待,自以为得计、到头来罪加一等,后果自负……这样训话的结果,使本来就已经十分险恶的环境,又增添了几多杀气。大家都不免你怀疑我,我提防你,为表明自己的彻底革命立场,都只有竹筒倒豆子,把凡是认为有问题的东西,统统交待出来,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全都加以无限上纲地批判和臭骂一通。而处于“审判者”地位的“站对了队”的人们,则可以任意地作弄我们,他们所得到的精神上的愉快和满足,大概足可以帮助他们解除白天劳动蒙受的所有疲乏了。
  
记得《忏悔录》第六章里病中的卢梭有道:“我们生来本不是为了在世上享受幸福的;灵魂与肉体,如果不是二者同时在受苦,其中必有一个在受苦,这一个的良好状态差不多总会对那一个有所不利。”卢梭的话无疑是对的,忆及此话对我也不无安慰,但相对而言,当年的卢梭实在是神经过敏,无病呻吟。此时此刻,我所感受的心灵和肉体的双重痛苦,岂是当年卢梭所能比的。只不过他是名人,出语即可惊人,而我不过是默默无闻的小百姓,只有祈求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保佑罢了。
  
当时我思想负担最重的一件事就是是否交待我和苗君、黄君在武斗开始时上过五华山的事。这件事算是我在文革中所犯错误中最大的一桩,也是让人极容易上纲上线的一桩——参与了打砸抢,即可凭此定性为“打砸抢分子”。有先见之明的苗君当时已经说过,以后谁也别提起这件事。此时他们二位和我没在同一个军垦农场,苗君在滇南的麻堡农场,黄君在临近剑川的洱源右所农场。(黄君原先和我同在剑湖农场,后来在新组建右所农场时作为成建制的班被调到右所农场。以是我们三人各在一地。)如果他们中有一个人交待了甚或他们两人都交待了,而我却没有交待又如何是好;如果我交待了而他们没有交待,那我岂不是坑害了他们。是否可以通过写信来沟通一下呢?绝对不行!当时同学们收到的来信大多已经被拆开检查过,这样做岂非自投罗网。经过反复考虑,我终于没有交待。事后看来,苗、黄二君态度也和我一样,所以总算没出什么纰漏。这种政治高压下的互相信任,比什么都宝贵。尽管现在黄君在昆明某中学退休,苗君在滇南某县委机关退休,我们各在东西,我和他们两位来往不多。但一想到这段往事,心情总是难以平静: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我曾经有过这么两位可以在危难时刻互相信任的朋友,这是一笔多么可贵的精神财富啊。如果当时无论谁自己招供出来,其后果势必是当时划线站队运动的一个新胜利:同时在不同的三个军垦农场揪出三个“打砸抢分子”,那么我们此后所受的苦难就将无穷无尽了。正应了一句俚语所说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通过我班另一半同学所在的麻堡农场发生的一件事也可以说明当时站错队者压力之大。一位站错队的云大校友在泰山般的划线站队压力下,精神恍惚,竟向所在农场的首长交待了他的不可告人的家丑: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旧军官,解放后被镇压了。他的守寡的母亲有一位情夫,对方可能早已有家室,但两人还时有往来。不巧的是有一次他母亲正和那相好的在床上做爱时,被偶然回家的他看了个正着。他母亲为堵他的口,以后竟设法让他和他的在纺织厂上班的妹妹也发生了两性关系。当时要求站错队者向组织交心要“竹筒倒豆子”般完全彻底,他竟将如此家丑也抖落出来 ,可见其紧张、害怕到何种程度。幸而农场的几位当官的大概也觉得此事真假难辨且讲开后既影响不好说不定还会干扰斗争大方向(即把人们的兴趣引到两性方面再去刨根问底),就把此事捂住没有再讲。如果当时讲开了,这位校友很可能会自杀。而如果发生大学生自杀事件,那么农场的官员们终究也有干系。几个当官的一贯是整人的高手,此时竟然捂住不讲,大概也想到此事讲开后可能发生的后果吧。此事是我们分配工作后在昆明相遇时才由一位当时在麻堡农场的同学对我讲起,听过之后都让我害怕不已。我们在军垦农场过的是什么日子哟。这是后话。

(待续)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2&tid=1883&pid=6095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5楼 发表于: 2017-10-19
第十三章 部队农场也搞划线站队(二)
  
三、社会上刮什么风,农场就掀什么浪
  
到剑湖部队农场初期,我们与云大的低年级在校生、与到滇南部队农场的同学们之间,难免还有许多书信往来。一旦找到可以交谈的机会,我们互相间就会交流所得到的信息。这种情况,连部领导和“左派”“垦友们”(“垦友”是指同在一个军垦农场但不是同一个学校来的人的泛称)防范得无论怎么严厉也无济于事的。
  
通过来信我们得知,省革委派驻云大的工宣队和军宣队中,确实混进了一小撮败类,他们给省革委、给工宣队抹了黑。比如说,派驻中文系的工宣队头头胡某和工宣队的另外两个队员在隔离审查中文系69级某学生与某教授之女儿的关系时,乘传讯女方之机,3人凭借当时工宣队的淫威轮奸了这名女青年。轮奸之后还对其威胁说,如果将此事张扬开去将对其全家不客气云云。女方不为其威胁所吓倒、坚持上告后,这一丑闻才得以公诸于世,3个歹徒也供认不讳,被退回昆明市供电局处置,(胡××原来是阳宗海发电厂的工人,一贯游手好闲,仅仅因为“站对了队”,即可率领一支工宣队到云大为所欲为,怎能不令人气愤。)
  
通过来信我们得知,云大师生到弥勒县农村劳动期间,在一次扑灭山林火灾时,校革委常委吕卫东等6名师生英勇牺牲。对这一英雄壮举,仅仅在云大的校刊上作过报道而已,其中有一位名为徐嘉富的同学,在他死后还继续被批判过多次,直到多年后才被平反,摘去其“反革命”帽子。我们的心中十分不平,因为是“站错了队”的,即使是为国家利益英勇献身却不值一提。而如果是八派的人这么干了,不知要吹捧到什么地步哩!可惜八派中却又找不到如此英雄人物。今后再发生火灾,谁还愿意奋不顾身地向前灭火?
  
六位师生为救山火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却得不到应有的表彰,让我们心中哀痛不已。让我对杜甫诗中老妇“死者长已矣,活者且偷生”的无奈,有了新的理解。当活着唯有苦难时,死亡何尝不是一种解脱。于是转而安慰自己:六位师生为救山火而丧生,对于身心正在备受摧残的他们而言,也是一种解脱啊!呜呼,唯有尚在苟且偷生的我辈,还得继续遭受从心灵到肉体的折磨,且不知还要煎熬到何年何月才是尽头!
  
通过来信我们得知,方向东一伙对划线站队的做法十分不满,曾到北京去告状。结果是状没有告通,反而让省革委布置在全省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对方向东等一班人进行全面围剿。方向东的秘书、云大外语系68级学生苏尧忠,就在上京告状后返昆被审查期间不堪虐待而自杀身亡。而谭甫仁为替自己树碑立传,在昆明动工三大工程:一是拆除工人文化宫、修建“红太阳广场”;二是围海(即滇池)造田;三是计划围绕滇池造一条铁路。黄兆琪在这段时间举行的婚礼,在全省规模之大、气氛之隆重热烈,真是空前绝后。前往庆贺的小轿车有200辆以上(这几乎是当时全昆明的小车数了),把昆明工学院内凡是能停车的地方都停满了。黄兆琪被前来贺喜的亲密战友包围得无法出门,只好安排手下人把一筐筐水果糖从昆明工学院的各幢大楼顶上往下抛撒以谢客。其所收的礼物多得没法存放,只有转由昆明百货商店代为销售,可笑的是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中将捧一块进口手表前去祝贺,竟也受到冷遇……
  
这一件件事,令人气愤!令人叹息!
  
我们获得这些信息,在许多情况下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我们的一举一动,时常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你以为周围没有人在注意你么,其实不然。也许正好有人在远处、在暗处盯住你呢。这里举两个例子为证。
  
按农场惯例,每日3餐之前都得集合唱一首毛泽东语录歌或学一段毛泽东语录,如果学完一段后,炊事班还未能把饭菜准备好,队伍就得一直学下去,唱下去,直到可以解散开饭为止。有时虽然饭菜已经准备好了,由于前面背诵毛泽东语录的声音不够响亮或不够整齐,将被罚重复背诵若干次,直到连部领导饶恕大家时为止。这一天中午,学的语录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之类的,背诵之后,执勤的排长没有像往常一样发出解散队伍的口令,我们内心犯了嘀咕,不知今天又有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要抓。只见党指导员从连部拿出一只小木箱来摔到队列前面的地上。木箱登时被砸碎,露出里面的几块红糖来。党指导员恶狠狠地宣布说:今天让大家看看连队里阶级斗争的又一表现:吴××在文革中就站错了队,犯下了罪,来到农场后还不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到团部军人服务社套购红糖要寄往昆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才翘尾巴就知道他要拉稀屎了。他才去服务社买糖我就知道他的目的了。这糖不准往昆明寄,以后也不准再到服务社买糖了。你们在这里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不是来套购红糖的。
  
我和吴君都在2排,他在4班我在5班,我们的队伍紧连在一块。我偷偸看站在我侧边的吴君一眼。只见他脸色一阵红、一阵白,眼眶中噙着一汪泪水。
  
事情的真相大家都知道,连部几个当官的自然也知道。吴君是我班结婚最早的一位同学,因为是文革中结的婚,全班同学大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如今他的妻子快要生小孩了,而昆明当时根本买不到糖。产妇需要糖,既然团部有卖的,他买上3、5斤准备邮寄到昆明也是情理中的事。现在居然当成阶级斗争新动向来抓来管,还布置各班晚上进行讨论。大家都在心里同情吴君,但以当时我们所处的地位,又能讲些什么呢?只有以沉默表示抗议了。
  
这种严密的监视和控制,有时甚至达到十分荒唐的地步。我们的同学许君是参加工作几年后又带薪来读大学的(当时称为“调干生”),其年龄比我们同班同学要大好几岁,他本人长得身材魁梧,相貌堂堂,普通话也讲得地道。以年龄计,他本该是有家室儿女的人了,可当时还是单身汉和我们一道接受“再教育”。他向来对女性特别殷勤,颇有点贾宝玉遗风。当连部允许我们每人每月购买3两红糖之后,有的女同学嫌少,许君知道后就把自己的那份拱手送给嫌少的女同学吃,还煞有介事地对女同学解释说:他的身体属于热性,吃了红糖就会流鼻血。可当他回到我们中间后,却又馋得常常瓜分我们的那一份。当剑湖对岸的农民到农场来卖桃子时,许君的贾宝玉般天性促使他殷勤地对待其中的一位卖桃姑娘,时间一长相互间就混熟了。有一天,这位卖桃姑娘用头巾兜了几枚绝好的桃子,相约许君在柳林中见面。这种“机密事”竟也迅速被连部领导们和团部派来的划线站队工作组知道了。他们如临大敌般紧急行动起来,正副连长、正副指导员、团部工作组的两个副教导员、以及许君所在2排的排长等人一道,形成一个包围圈,几乎是以匍匐前进的运动方式逐渐接近许君和卖桃姑娘,几双眼睛严密地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透过我们楼上宿舍后墙上的小窗,我们正好能看到这次行动的全景。我们不由替许君捏了一把汗,如若此时许君与那位卖桃姑娘间言行稍有轻佻,其后果不堪设想。也不知是许君已经敏感到处境之险恶了呢,还是许君本身就心白如纸。总之,许君此时的表现确实使这群一心要捕捉到“猎物”的猎人们大失所望。我们和“猎人们”所看到的是,许君接过几枚桃子后,把一串用旧报纸包着的葡萄送给卖桃姑娘后就和她郑重地分手了。(我们农场紧邻有一片剑川县农业局的葡萄园,桃子成熟的季节,也正是葡萄成熟的季节,只要花钱,我们都能买到葡萄。)正是投桃报李,有心人的许君用早已准备好的葡萄交换了桃子。他们之间既没有半句亲密的语言,更没有丝毫亲狎的动作。倒是那几位伏在地上和草丛中的“猎人”事后不得不去洗刷让泥土弄脏了的衣服。
  
当天晚上的晚点名中,指导员不点名地、恨恨地、甚至是咬牙切齿地批评道:“有的人忘记自己是来接受再教育的身份,与老百姓的关系很不正常,希望引起大家的警惕。”否则,有他的苦果好吃。
  
事后,我们把这天在楼上小窗中所看到的情景描述给许君听,这位个子高大的浙江汉子,当即害怕得全身发抖,此后还后怕了许多日子。我们也始终没有想通,是谁向连部的领导们打的小报告。这个人既然如此知道许君行踪,那么这个人必定就是生活在我们中间的某人;亦或是他们相约时偶然被连部领导发现。总之,今后,我们的一言一行不得不分外小心。
  
在《西游记》中,孙悟空最怕唐僧念紧箍咒。只要唐僧口中念念有词,孙悟空就会疼得在地上打滚,请求唐僧“莫念莫念”,对唐僧百依百顺起来。我们没有孙猴子的本领,可我们比孙悟空还要怕念紧箍咒。连队领导的紧箍咒就是:“别看剑湖农场离县城有7、8公里,离昆明有530多公里,可是我们并没有生活在真空里。只要社会上刮什么风,剑湖农场的学生连就会掀起什么浪。大家都要警惕阶级斗争在农场的新动向……”每当听到这种阶级斗争的紧箍咒,我们云大的同学们就会头疼不已!在训话过程中只要发现有外省来的大学生们稍稍显出不以为然的样子,连队领导就会振振有词地训斥道:“剑湖农场每天至少收到30多封来信,难道其中就没有搞黑串连的么!”如此一讲,全部学生立马表情肃然:我们收到的来信经常是已被撕开口的,原来都得先由连部领导们过目,怪不得每天的信件和报纸要在连部耽搁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分发到众人手中。一些正在通过书信谈情说爱的同学们禁不住脸红起来。他们哪里会想到,青年男女之间的悄悄话也会被连部领导们过目之后才传给他们呢!我们这些“站错队”的人可就更紧张了。我们原先虽然已经留有一手:内容稍微重要一点的信件,我们从来不肯投到设在连部门口的信箱里,宁愿星期天进县城投邮,为投一封信往返15公里路都觉得值。而星期天能请假到县城的人数按规定只有1/10,自己不能请假就交由获准假的可靠的人捎去投邮。满以为这样小心谨慎该没有漏洞了。现在才知道,既然这里的连部可以拆看我们的信件,其它地方何尝不可以这么做呢?何况连部领导已经公然宣称,某些地方的学生与我们农场搞“黑串连”。既然如此,各地党组织之间何尝不可以搞个“红串连”。我们真是防不胜防啊!你写信多、讲话多、说你太张狂,说你要蠢蠢欲动;你写信少、讲话少、说你是情绪低沉,心理阴暗,思想抵触;你要只讲今天天气哈哈哈,又说你是虚伪狡诈,居心叵测,真难做人啊!
  
四、鼓掌不响亮,即是国民党
  
在大搞划线站队运动那段时间,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对我们农场生活的影响不小。这就是各地以八派为主成立的革委会,以及重庆市和川东地区以8·15派为主建立的各级革委会,为巩固其“新生的红色政权”,特别注意搞好地方与部队的关系。部队为安排其随军家属的工作以及各级领导的某些利益,也很重视与地方的关系。毛泽东“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最高指示得到各种花样翻新的落实。驻军与当地都十分注意加强联系、改善关系。其间自有许多不光彩的东西,因与我们学生连无直接关系,这里不作叙述和议论。仅就与我们有关的事情,就够我们受的了。
  
当时各地、县、公社、大队都组织文艺宣传队经常到团部来慰问演出。剑川团部当时负责团部附近的剑川、洱源、鹤庆3个县的支左任务,这就需要抽调好几百人到3县的各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团部驻军本来就有限,当各地文艺宣传队到团部演出时,为使团部的礼堂里能坐满人,使会场气氛不致冷清,学生连的120多个人就成为凑数的重要力量。每逢团部有文艺演出,学生连的全体成员都得前往观看,即使病号也不得轻易请假。同时还对学生连作出许多严格的规定,比如:演出开始之前,要集体高声朗诵毛著《老三篇》,要高声齐唱革命歌曲,以显示出接受“再教育”之后的良好精神状态;演出中,每演完一个节目,无论其表演水平如何,自己是否喜欢,都必须热烈鼓掌,以表示对革命造反派的由衷热爱;演出结束后,要起立再次热烈鼓掌,然后分班分排井然有序地退出礼堂。
  
规定我们必须观看的这些演出,被说成是团部对我们的关心,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好机会,是无产阶级的文艺享受。其实,这哪里是“享受”,简直是一种痛苦和折磨。
  
首先,演出内容除千篇一律都是歌颂毛泽东之外,就是歌颂部队“支左”的丰功伟绩,然后是宣传八·二三的派性,大多是粗制滥造且同一模式,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每天的劳动已经把人折腾得极为疲劳,为看这种演出,还得往返步行10多公里路,特别是遇到雨天,使人格外难受。因为大多数人没有雨具和手电,遇到下雨天,只有把平时包裹行李的油布或塑料布披到头顶上,下边把裤脚高高卷起,赤脚穿双塑料凉鞋,踏着泥泞去观看演出。当我们在礼堂里坐下后,被雨水淋湿的衣服和裤子紧紧贴在身上,令人冷得禁不住瑟瑟发抖,好不难受。心里还在忧愁着返回农场时那泥滑路烂的6公里多河堤夜路该怎么走。过去曾经有同学跌到河里过,如果这次轮到自己跌下去岂不糟糕。老想着这些,哪里还有心思看那些本来就烦人且水平极臭的派性节目表演呢!
  
可是,无论节目的内容如何,也无论艺术水平怎样,每演完一个节目,我们都必须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如果掌声不够热烈响亮,当时就会受到指导员和连长的呵斥。
  
有一个晚上看演出之前,雨下得特别大,金龙河水猛涨了许多。我们到礼堂里看演出,衣服裤子大多已经湿透。这晚上看的是重庆市郊某单位革委会不远万里派到此地的宣传队演出,演得特别糟糕。一是开演的时间太晚,让台下的人等得太久;二是演出前的慰问解放军的讲话过于冗长;三是每个节目之间衔接不紧、松松垮垮。至于演出的内容和形式,实在不敢恭维。由于我们鼓掌不够热烈,当时已被连长和指导员呵斥了几次。尽管如此,到后来鼓掌仍不热烈,这可惹恼了连队的领导们。
  
当我们踏着泥泞步行1个多小时返回到农场时,雨下得正大,大家以为队伍很快便可以解散回宿舍了。谁知党指导员竟然在大雨中训话40多分钟,我们一个个顶着塑料布或油布在大雨中冷得瑟瑟发抖,冷得上牙对不拢下牙,活像电影中的一队俘虏兵。我们的衣服裤子全都透湿不算,连腰带也已透湿。而连长和指导员身穿军用雨衣,脚登高统军用水靴,手中晃动着手电,手电的光束不时从这一排学生的脸上照射到另一排学生的脸上,把我们臭骂一通。说我们掌声不热烈是对革命造反派、对工人阶级、对贫下中农和解放军缺乏阶级感情,是我们身上知识分子的臭气太浓的表现,实质上就是国民党作风,也就是国民党。还说如果我们不对今晚上的表现作出深刻检讨,将永远在农场劳动改造下去。训斥到后边,居然骂出许多不堪入耳的下流话来。
  
指导员骂得累了,连长又接上来骂了许多。我们真不明白,他们哪来这么大的火气。
  
当他们终于训斥完毕,让我们解散回到宿舍后,大家用毛巾擦干满身的雨水,绞干裤脚上的泥水后,就都默默地钻进被子。连平时最活跃的同学此时都没话可说,只是嘟哝“我们都成国民党啦!”同学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的心里都在流血呀!这就是“亲人解放军”的形象么!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再教育”呀!与他们相比,我们无非多读了两年书,为什么对我们如此过不去呢!
  
这天晚上的戏到这里还没有演完哩!到了夜间2点多钟,当大家都已进入梦乡时,营房里突然响起紧急集合的哨音。经历过部队生活的人都会知道,所谓紧急集合,要求部队在极短的时间里摸黑穿好衣服、打好背包、带好武器弹药到指定地点集合。像我们这些学生兵,虽说没有武器可携带,但背包的捆法必须是三横线压两竖线,以便中间能插上一双鞋子,(这样插上的鞋子跑步时不会掉落)这是不能搞错的。从尖厉的哨音吹响,到整个连队集合完毕,必须在5分钟之内。谁来得晚了,既会受到连队领导的训斥,又会受到同学们的耻笑。
  
平时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同学们都会互相关照:衣服、鞋子、背包带都得放好,以便遇到紧急集合时不至于抓瞎。这天晚上,由于睡得很晚,更主要的是衣服都已透湿,因而大家都把背包带在宿舍里横七竖八地拴起来凉衣服,谁也没料到还会搞紧急集合。哨音一响,大家十分狼狈,有的事先已经准备有干衣服,有的事先没有准备,仓促间只有迅速套上湿漉漉的衣服,胡乱扯上一根带子捆上背包就往外跑。慌乱之中难免你穿了我的衣服,我套了你的裤子,他抓了我的背包带。此时虽然房子外还有淅淅沥沥的雨声,可谁也顾不上再找塑料布来顶在头上了。好不容易赶去集合时,指导员和连长早已在操场上骂骂咧咧:“下雨就不兴搞紧急集合么,难道打起仗来,敌人还得等到天晴之后才来进攻么?真是书读得越多越蠢,简直蠢得不可救药……”  
连长和指导员一边骂,一边把雪亮的手电光射向迟到者脸上。这天晚上集合来得最晚的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郭冬生君,他本是养尊处优的高干子弟,只因文革中父亲被打成“黑邦”,才被发落到此地来。郭君实在找不到背包带,只有把一条被子搭在肩膀上赶来集合。郭君是一位见识过大世面、接触过许多高干的人,连长和指导员都相信他只是一时“公子落难”而已,平时对他都要客气三分,此时也不好多讲什么。若把郭君换成云大的学生,这下子不知要如何发落哩。
  
待全连集合完毕,连长和指导员也把大家骂够了,就带上我们急行军。从这条道岔到那条道,从这个村绕到那个寨,这样在雨中折腾了2个小时多,直到凌晨4点多钟才绕回到农场来。此时我们一个个都已淋得落汤鸡不算,连被子也湿得差不多了。连长和指导员,因为穿有军用雨衣和高统水靴,几乎滴水未沾。几个现役军人的排长虽有雨衣却无长统靴,裤子也已全部湿透。
  
队伍解散后回到宿舍,摸着被雨水淋得几乎可以拧出水来的被包,大家都无法睡了,也不急于把背包打开,只是换了一身干衣服后,一个个坐在床上发起呆来。会抽烟的人默默地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我这个平时不会抽烟的人也要上一根吸起来。只有少数几位十分豁达开朗的同学,显出无所谓的样子:背包湿了么,那就把它扔到一边去,把身子倦到褥子上边照样可以睡觉呀。不一会,居然就听到他们响起均匀的鼾声,也许还做了好梦呢!
  
早上5点多钟,天还没有亮,营房里又一次响起紧急集合的尖厉哨音。这次哨音就不似往日那样听了令人心惊肉跳。这一次,连首长们满以为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集合起来,谁知哨音响过还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已全部集合完毕,哈军工的郭君也背上背包站在队列中了。这使得一贯善于挑剔学生毛病的连长和指导员不得不表扬大家几句,表扬大家的战备观念有了提高,作风已经紧张起来,已初步达到预定的紧急集合训练目的,急行军训练一项即可免去。
  
他们哪里知道,从上一次紧急集合到现在,我们的背包还没有打开过,只是在黑暗中默默地坐到现在。否则,就是神仙也难以集合得这么快啊!事隔多年之后,每当我和同一农场的难友们回忆起这个晚上所受的辱骂和折磨,大家都会恨得不行!我想,现在指导员党德庆和姓谢的连长如果天良还没有丧尽,他们应该因为曾经对这么多大学生的粗暴糟踏感到愧疚吧!

上图为剑川部队学生连宣传队在团部礼堂前合影。礼堂正门上方是毛身着军装挥手的巨幅照片,其左右两边为巨大的毛语录。一排左一为作者,二排右一为小二黑、右三为小孙

     
上图为剑川部队学生连宣传队和54军135师542团宣传队联合演出后在团部礼堂前合影  一排右二为小孙,二排左二为作者,三排右一为小二黑。
  
(待续)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2&tid=1883&pid=6124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6楼 发表于: 2017-10-19
第十四章 部队农场的劳动改造
    
一、破冰打鱼送给解放军
  
到部队农场以后,许多同学在表示积极接受劳动改造和再教育的决心书上曾写有这样的话:决心“滚一身泥巴脱一层皮,炼一颗红心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否炼成红心,这的确不好说。泥巴则天天都得滚上一身,身上的肉也得掉10多斤,皮得脱了一层又一层,这倒是真事!
  
到剑湖农场不久,眼看就要到春节了。连部作出决定,全连的男性大学生要在除夕之前到剑湖打渔3天,这样一是可以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可以送鱼到团部,改善团部的生活,以表达大学生对解放军的一片心意。二是这样做对我们本身亦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改造机会。
  
为了打渔,凌晨4点钟我们就得起床出发,此时正是剑川滴水成冰的三九寒天。我们的队伍在黑暗中虽然走得很急,但身上一点暖和气都没有,牙齿都冻得嗑嗑响。打渔的湖边距离我们驻地有2公里多路。为了抄近道,有时得走田埂,跳水沟。脚下是灰蒙蒙、厚绒绒的一层浓霜,经前边的人践踏后,后边的人走起来就特别滑。有一次在跳水沟时,西南建筑工程学院的清君因为眼睛近视得厉害,虽然戴有眼镜却看不清沟边,一下没跳过沟去却跌到沟里。沟面的冰层有半公分多厚,他压破冰层后整个身体跌落在沟底。当大伙把他从沟里捞上来时,他还想跟上队伍继续住前走。可是,他哪里还能移动脚步,就这么一霎眼的功夫,他的衣服裤子全部发出响声来,原来衣服都冻了一层冰啦。于是不得不由其他同学把他架回宿舍去休息。
  
我们来到湖边后,因为准备工作还没结束,负责撒网的船只还没有把大网两头的绳子送到岸边来,大家只有在岸边等着。每个人都不停地搓手、跺脚,想办法驱逐寒意。有的同学已经从地里拾来一些玉米秸杆燃起火堆,于是火堆四周登时围满烤火的人。更多的人于是又烧起了第二个、第三个火堆。
  
正是烤火胸前暖,风吹背脊寒。烤火的这一面是暖和些了,而背脊却一阵阵冷得发疼。无处不在的寒意,透过我们单薄的衣服直往我们的骨髓里钻。我们只有时而烤背脊,时而烤前胸。好不容易等到天亮,木船才把大网两头有茶杯般粗的绳头送到岸边来,我们被分成两支队伍拉网。拉网必须交替着踩到湖水里,湖边已经冻起一公分多厚的冰层。趟着冰水去拉网,要么就得卷起裤脚、打着赤脚下去;要么不脱鞋子,这样就得让鞋里灌满淤泥和碎冰,但脚板可以少划破些。
  
我是赤脚下水的。我的想法是,冷就冷这么一段时间,往回走时能穿双干燥的鞋子总要舒服些。我看看周围的人,赤脚与不赤脚的比例大体相当,各有各的打算吧。
  
过去读书时,曾见过“有鞋不知脚下暖,无鞋方知足下寒”的句子时,因无感受,不甚在意。此时赤脚踩到冰水里,这句古话又闪现到眼前,不由惊叹前人能写出这样的句子来,大约也有过我们此时的感受,才会说得如此通俗而又真切!冰水虽然冰冷,踏下去后就不愿再挪动脚步,一方面是因为已经冷得麻木,另一方面是所踏的位置,毕竟已经吸收了本人足底的一点体温,总会比新踏的位置少冷那么一丁点儿,于是在剑湖的湖滩水边,我们脚不错位地踏出一溜溜深窝来。而如果挪开脚步,将踏到更为冰冷的地方。
  
可是,拉大网就得不停地移动,有如拉拔河一般,排在后边的人紧挨着前边的人,一步紧扣一步地往后挪动。待后边的人已移动到岸上一段、前边水中的绳子又空出一截时,后边的人又转移到最前边,如此循环往复。虽然大家已经把裤脚卷得老高,但还是让冰水给弄得湿漉漉的,紧紧粘在大腿上。大家一边挪动着,一边吼着,叫着,放肆地骂着不堪入耳的下流话,以此发泄对严寒的愤恨。
  
随着大家的努力,大网在逐渐收拢,已经不时可以看到被网住的鱼儿在网内浅水里蹿跳,有的鱼竖着像箭般向上跃起,像一柄直立的宝剑插向蓝天,有的蹦出水面后又跌入水中。丰收在望使人们变得兴奋起来,不约而同地加快了拉网的速度。当大网收拢之时,网里已全是欢蹦乱跳的鱼儿。
  
这天上午,我们先后拉了两次大网,打到鲤鱼、鲫鱼、草鱼、鲢鱼等各种鲜鱼500多斤。当我们穿上鞋子要返回农场时,只见自己的两只小腿肚上,已经让冰块划破数不清的红道道,许多地方已经泌出殷红的鲜血。而衣服也被网绳上的稀泥弄得脏糊糊的了。
  
当天打到的500多斤鲜鱼,当即用手推车送到团部机关食堂300斤,送到与农场相邻的剑川县5·7干校100斤,农场自留100斤。这一天的丰收刺激了连部领导们的胃口,决定第二天、第三天继续打鱼。
  
打渔的习惯是打一天换一个地方。第二天的打渔地点要比第一天更远1公里多路,途中还需要经过一座长约两丈的高高的双木(即由两根园木固定拼成以有别于独木)桥。双木桥上复盖着一层浓霜,河下是似冻非冻的流水。看着这双木桥真让人心惊肉跳,谁不担心万一跌到河里怎么办。可是舍此没有可以过河的办法。真是有上帝眷顾才能出现的奇迹:所有的人都小心翼翼地顺利走过这溜滑无比的双木桥,竟然没有一个人跌下河里。
  
又是和头天一样地趟到冰水里拉大网,又让冰块在小腿肚上划出许多新伤口,又让稀泥糊得满脸满身……
  
这一天的收获就大不如头天了,两网一共只捕到100多斤鱼。按说,收获小应当使人丧气才对,可我们却暗暗高兴不已。因为我们分析,既然第二天收获小,第三天也许不会再命令我们来捕鱼了。而如果收获大,没准让我们天天干下去呢!那可怎么受得了。
  
通过两天的捕鱼劳动,对连部的几个领导人我们已经有了新的认识。我们钦佩两天来跟我们一道劳动的徐副连长,虽然他穿有一双军用高统水靴,没有我们冻得厉害,可他毕竟始终和我们一道劳动了呀!而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呢,两天来影子都没见到,我们劳动时他们还躺在温暖的被子里呢!但我们也不大恨副指导员,虽然他的毛病是成天往女生宿舍里钻,和女同学嘻嘻哈哈个没完,而见到男同学却视若无睹,但作为接受再教育的我们,只有见怪不怪了。何况他从来没有板起面孔训过人,这就足以使我们对他颇有好感了。
  
古语道,自古忠臣多磨难,此话一点不假,在军垦农场里又何尝不是如此!同学们都认为徐副连长没有官架子、待人随和,都愿意和他多接近一点,可团部的领导偏偏认为他不好,(是否与连长、指导员告黑状有关,我们就不得而知。)春节过后不久,就把他调离学生连,听说还批评他缺乏原则性和斗争性。什么才算有原则性、斗争性呢?莫非也要像指导员和连长那样随时臭骂我们才能让团部的领导们满意么,真是让人想不通啊!
  
此后,由于王副指导员名声不大好,也被调离学生连。团部再也没有新派副连长和副指导员来。整个学生连的劳动、生活、思想管理等,就由连长和指导员两个人齐抓共管了。
  
二、中共开九大 农场要献礼
  
春节过后,不时有即将召开中共九大的消息传来。我们军垦农场也为此组织许多相应的活动。
  
一是由第四排(即女生排)发起在一幅6平方米的红绸上刺绣毛泽东身着绿军装的巨大头像。毛泽东的头像正下方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忠”字,“忠”字的下边是九朵金黄色的葵花。九朵葵花象征中共召开九大,“忠”字和葵花象征军垦战士的心永远向着毛泽东,永远忠于毛泽东。毛泽东的头像和九朵葵花由心灵手巧的女生们轮流刺绣。待锈得差不多了,由连部领导、各排长、班长每人象征性地对留下的忠字绣上几针,然后再由一般同学也一一绣上几针,最后再由女同学完成整幅刺绣。有一位重庆建工学院姓陈的老兄(也就是打鱼劳动时跌到沟里几乎被冰冻住了的清君)为表示对毛泽东的忠心,曾经一夜不睡地参与刺绣,在第二天连队晚点名时被指导员好生表扬了一番。此外,连队也曾经组织跳过两次“忠”字舞(即用最夸张的手舞足蹈动作表示对毛泽东的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和无限忠诚)活动,许多同学的动作笨手笨脚却也得认认真真地跟在后面比划,不敢有丝毫马虎。因为指导员在为此举行的全连大会上动员时讲过:跳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是否认真地学跳是态度问题,于是谁还敢不认真!但由于耗时费力却效果欠佳,何况农场的劳动任务繁重是明摆着的事,总不能放下田地里的农活不管吧。而跳忠字舞又颇费时间,农活耽误不起啊。于是连部以后在工作时间就不再组织跳忠字舞,改变为早晚收工后跳。但指导员党德庆在全连大会上反复要大家随时随地“脚往‘忠’字上走,血往‘忠’字上流,劲往‘忠’字上使”。 同时要求各班宿舍门上都要贴上一个用红纸剪成的极大的“忠”字,各排都要搞“忠”字室,全连要大搞“忠”字化活动。
  
二是各排要准备好迎接、庆祝九大胜利召开的黑版报或壁报。要求人人写稿,形式不限:可以写感想、写诗词、表决心……为表白自己对中共和毛泽东的一片赤诚之心——也为向连部领导卖乖,我曾挖空心思写成一组题为《军垦红花献给党》的小诗发表在当地的《大理报》上。其内容无非是要在广阔天地里滚一身泥巴蜕一层皮,锤炼一颗红心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之类极尽肉麻的吹捧话。当时我自己已经是整个军垦农场最底层、最受侮辱者,也没有人逼着我要这么做,可我还是自觉地这么做了,可见自己的灵魂有多么下贱,多么的奴性十足!当我想起鲁迅说过的一句话:“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刼不复的奴才了”。一想到这里,我就会脸红!我何以要这么做呢,从思想深处分析,无非是想以此表白自己是无论处境如何都要跟共产党和毛主席走的,我所犯的站错队的错误仅仅是思想认识问题而已。我如此表白之后对我的处境也毫无改变。如果因此对我的处境有了些许改观,也许我还会再干出什么蠢事也说不清呢。此事现在想起来都会让我感到脸红。正是像我这样的奴才太多,才成全施暴者得以一直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
  
这组小诗发表后,究竟对我的处境有无一点改变呢,说实话我也弄不清楚。如果说有一点关系的话,那就是此后似乎指导员看到我时的目光比过去少凶狠些了,仅此而已!但也许这仅仅是我自作多情的错觉也不一定。
  
三是要用辛勤的劳动、用小春夺取大丰收向中共九大献礼。这一条和前两条相比,内容就要实在得多,给我们的磨难也要多得多。因为前两条是虚的,能应景即可,而后一条则迫使我们每天都得加班加点在田地里拼命地干活。120多人的学生连,其中女生排占了29人,她们干的工作相对说要轻松些,比如喂鸡、鸭、猪,种菜地,外加有两台缝纫机得不停地为大家缝补每天都会穿破的工作服。而男性大学生组成的三个排,则要在剑湖边1200多亩旱地上为小麦松土,要薅锄春洋芋,要到剑川坝子西面的金华山上为食堂砍柴火等等。平时的劳动就够繁重的了,加上为中共九大献礼这种浓厚政治色彩的活动,谁敢不舍命地干。这可就把大家坑苦了。因为农场的劳动任务繁重,于是大家都巴望着中共九大能早一点开,这样献礼活动就可以早一点告一段落。同时,凭以往的经验,只要遇到召开九大这样全党全国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举国上下就会安排许多时间进行政治学习。尽管以往我们已经厌恶政治学习,但现在却巴望着多组织这样的政治学习,这样我们就可以少干一些劳动,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休息了。
  
1969年4月5日,中共九大在北京正式召开。当时,每天都要及时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北京方面关于会议的新情况。最新指示有两次是午夜才传来,我们干了一整天劳动已经睡下,听到集合的哨音就得迅速起来,排起队伍举起红旗和毛泽东的画像到7、8公里以外的县城参加大会聆听毛泽东最新指示的传达。剑川早春的夜晚依然天寒地冻,衣服单薄的我们常常冷得瑟瑟发抖。会后还要组织游行。好在剑川这样的小县城,街道十分有限,这种游行所花的时间一般都不会太多。让人头痛的是从农场到县城往返这么长的路,当县城里的人们游行完回家已经睡下,我们还得跌跌撞撞走在返回农场的路上。
  
在这些天里所听到的一些传达让人终生难忘。在中共召开9大期间的1969年4月1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回顾了中共几次党的大会的情况,最后讲到七大时说:“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同志,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呢?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张闻天、王稼祥犯了错误,就这么几个。其他一些,比如刘少奇呀,什么彭真、薄一波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人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
  
4月13日,毛泽东在九大大组召集人会上就关于大会主席台座次问题回答周恩来道:“老同志还是坐前头,我知道他们的老底,下面群众不知道。你们不要,群众不那么看的,他们不知道,说不要作检讨了。他们到工厂,工厂欢迎他们 ,他们的态度还好。徐向前在铁路工厂,李先念木匠出身,到北郊木材厂,聂荣臻到新华印刷厂,陈毅到南口,以后再不好再说。要选这些人(指选为中央委员)王洪文你们说服得了不?(王洪文答:很难)明天选举,好人我不提,就提这些人,你们一定不选,我有什么办法?……还是只能说服,不能压服。(郑维山插话:主席、林副主席说了就行)也不一定,许世友、王洪文,一老一青就不通。这个会议左派那么多,弓弦拉得那么紧,我和党政军是站在你们这一边的……”毛泽东又提张闻天、王稼祥能否选进中委的问题,康生、董必武回答:“难”!周恩来提出:还有杨勇。毛泽东回答:杨勇就是跟彭德怀跟得紧,又不是叛徒。当然留在北京不行了……我看交给许世友,取一技之长。”
  
4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的讲话中提及国防工业问题道:“此外,过去讲过的,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那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北京这些记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们把他们混到我们里面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登出来。自从王(力)、关(锋)、戚(本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不知道了。”
  
“差不多了,那就散会!”(全场长时间热烈鼓掌)
  
三、没有礼拜天的夏收夏种
  
刚到农场时薅锄小麦的劳动,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前所未有的高强度劳动,每天劳动下来令人腰酸臂疼,筋疲力尽。尽管1965年我们曾到农村参加过半年多的四清运动,和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当时农民的劳动强度有限,每天出工都比较晚而收工很早。在田地里干不了多久后,男人们就坐到田埂上吸旱烟,讲闲话;妇女们就到树荫下纳鞋底、奶小孩。而我们90多个男性大学生要薅锄这么多小麦,比农民的劳动量不知大了多少倍!可是,和麦收时节相比,薅锄劳动又算得了什么呢!各排各班之间,每天都得开展割麦竞赛,以及运麦、打麦和播种玉米、洋芋的竞赛。
  
头天晚上,再苦再累也得把自己所用的镰刀磨得飞快。第二天一早,满天还是群星灿烂时,我们就得起床,匆匆吃过早餐后就赶到地里割麦。每人衣袋里都得备有一块胶布,以便刀口划破手指时能随时扯下一片贴住伤口止血,而不至影响割麦的进度。弓着腰累了就蹲下割,蹲不住了就跪下一只膝盖落地继续割。既要割得快,还要割得干净。割麦劳动看上去轻巧简单,左手一拢麦杆,右手用镰刀一搂起来“嚓”的一声,一把小麦就割下来了。其实不然,开始时左右手总是配合不好,不是将镰刀尖插进土里,就是将麦秸连根拔起。不听使唤的镰刀,不时还会划破手指。这样拼命割了2个多小时后,统一休息10分钟,此时腰部已是针扎般疼痛、膝盖已经跪得红肿、眼睛也已一阵阵发黑。一旦休息,每人拖过两捆麦秸垫在腰部,全身放倒在地里,使腰部被迫挺起来,像死人般一动不动。整个休息时间,我们全都这样四仰八叉、横七竖八地躺倒在麦地里,任凭烈日炙烤。有多少次我们曾经这样想过:干脆就这样躺下去吧,永远也不再起来地躺下去吧,就这样死去多好!人生如此艰难,社会如此不公,实在已经让我们疲倦之极,灰心之极,厌恶之极!可是,哪容我们想那么多呢,刚过10分钟,尖厉的开工哨音又已响起,我们又都只能一跃而起开始劳动。因为此时正是连长、指导员和排长们盯住大家的时候,何苦因为动作迟缓再挨一顿训斥呢!但内心都不由在想,高玉宝小说中玩半夜鸡叫的周扒皮也不过如此吧!
  
每天中午有1个小时的时间让大家休息吃中饭,饭后哪还有休息的时间呢,大家都得围住不多的几块磨刀石,再把镰刀磨得锋利些,以免割麦时落到后边拉了全班的后腿,也免得看连干部们充满责备的目光和尖酸刻薄的批评嘲笑。他们总是悄悄地在后面从这个排转到那个排,从这块麦地转到那块麦地,监视着大家的劳动。要求大家既要割得快,又要割得干净,麦秸还要堆放得整齐。无论那一条没做好他们就会突然在后边猛喝一声,待大家转过头来,他们就指着兀立的几根麦秸(或散乱放着的麦秸)劈头盖脑一顿臭骂。骂完之后,看着被批评者把兀立的几根麦秸割倒,把散乱堆放的弄齐,然后又飞快地割麦,以赶上被拉下的距离时,他们才又转到别的地方去。
  
割麦时正是一年中的夏至节令,是白昼最长的季节。而每天下午的割麦劳动都要干到满天星斗,实在看不见时才收工,这样1天最少要干13个小时的劳动。这段时间,政治学习免去了,星期天休息的习惯也已取消。我们每天就这样割呀割。
  
割麦之后是运麦和打麦。运麦也不好受。割完麦后,我们得把一捆捆麦子提到地边,再铺在绳子上一捆捆头尾交错码好,然后用背绳勒紧,坐下来,将两肩用力地挤进背绳里去,再使劲向前一拱腰,一只膝盖跪在地上,另一只脚用力往后一蹬,硕大无比的一摞麦子就紧贴着脊背背起来了。如果是有几个人在一块干就要好得多,可以由一个人站在前边伸手拉上一把,背麦的人就容易站起来。站起来了的又去拉后面的人。如果掉队了没有别人拉一把,那就只有全凭自己挣扎了。麦芒扎在脖子上本来就难受,再让汗水一浸,更让人疼得不行。
  
拖拉机夜以继日地翻耕着收了麦子的土地,开拖拉机的也是我们学生连的同学。翻过来的土地又得开沟、运肥、播种玉米和洋芋。剑湖边的麦收和播种还没有忙出头绪来,西湖边的300多亩水田又得抢节令插秧了。我所在的2排被派到西湖边的营房住下从事稻秧栽插。几天后,四排的一个女生班也早出晚归来西湖插秧。
  
插秧比割麦又要艰苦得多。每天十几个小时泡在水田里,手脚被泡得煞白,把秧苗插进泥土的右手拇指、食指和中指肿得老粗,指甲和肉皮都有些分开了。每次把秧苗插进泥里,手指都钻心地疼痛:十指连心啊!这还不算,最可怕的是西湖边的水田里,蚂蝗多得出奇,手上脚上,随时都叮有若干条蚂蝗。这种小毒虫刚刚叮到人身上时没啥感觉,只是极细小的、黑不溜秋的一丁点儿。当它吸饱人血之后,就会变得又粗又长,黑皮里透出暗红的光亮来,并把它口中的毒汁注入人体。只有毒汁进入人体之后,才会让人感到创口奇痒难当,抬起手脚一看,才会发现又粗又大的蚂蝗闪着暗红的光——它已经吸饱人血且已排出毒液,却还不想离开人体哩!几位来自上海体院的女同学过去哪里见过这种情况,当蚂蝗纷纷钻进她们的湿裤管后,被惊吓得哭了起来,不明究里的人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过去在书本里见过整治蚂蝗的办法是,拍它一掌,它就会掉到地上或水中。可是此地的蚂蝗,你若只是拍它一掌是无济无事的,它会仍然紧紧地叮在你身上。只有用你的拇指和食指掐住它,把它逮下来,再把它弄成两段。可是当你弄了左脚上的蚂蝗时,右脚又会奇痒无比。待抬起右脚看时,上面又已经叮有几只了。待你处理完两只脚上、腿上的蚂蝗后,手上也有蚂蝗在向你进攻了,简直让你防不胜防。何况你怎能老不插秧,只顾捉蚂蝗呀!别人都在插秧,都不怕蚂蝗咬,就你娇贵么!于是一横心,管它娘的,想叮就让它叮个够吧。这样硬着头皮栽上一两把秧苗之后,待大家都直起腰喘口气时,只要抬起手脚看看,全身都叮有几十条蚂蝗了。要掐死这么多蚂蝗得费多少时间哟,干脆抓一把稀呢在腿脚上抹几下了事。最近同学何君在看了我的书稿后说时至今日,他的脚掌上还留有被蚂蝗叮咬过的一个个圆形疤痕哩。
  
有的同学当时曾经这样试验过:在一块还没有人下去的水田里,插入一把锄头或木棍,然后注意观察水中的动静。不到一分钟,就能看到许多蚂蝗从四面八方向木棍和锄把集中。这些可憎的小毒物,它们恨不得将木棍也吸出血来哩!我们就这样栽了半个月的秧,我们每个人的脚上、腿上和手上,全是蚂蝗叮咬后肿起的疙瘩。
  
要靠我们这个排的男生和四排一个班的女生按节令载插完这300亩稻田是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团部派出指挥连的官兵来“支援”我们,又动员附近的农民也来搞“拥军”义务劳动,好不容易才把所有的稻田都插上稻秧。当所有的田地都插上稻秧后,最先种下的玉米需要薅锄、最先种下的洋芋需要培土、最先栽下的稻秧也需要进行第一次薅秧了。从割麦开始到薅秧的2个多月时间里我们总共只休息过2个半天。在我们的头脑中,已经没有礼拜天这个概念,也无须知道当天是礼拜几。两个多月来我们没有时间理发。直到某一天下午,团部有一位副团长到农场视查丰收的麦堆时,看到大家的头发全部长得不像话,才作指示说:“劳动再紧张,头发还是该理的。”此后,连部才安排1名会理发的同学,让他带上工具和1只方凳巡回到田埂边,让薅锄的同学们可以轮流到田埂上理发,理完后又继续到田里劳动。直到吃中饭休息的那1个小时里,再抓紧时间把扎在脖子里的碎头发冲洗掉。
  
这段时间我们自然也顾不上洗、补衣服了。高干子弟郭君,是位性格豪爽不拘的青年,背麦秸时他的上衣背后磨破一个大洞,他满不在乎地继续穿在身上。当别人为此取笑他时,他干脆把这口子越撕越大,最后终于撕成两半,只有衣领处还联结着。风吹来时,他的两半破衣服在光脊梁后边随风飘舞,犹如身后披了两面破旗。此事出在郭君身上,连干部且不去管他。如果出在云大的学生身上,定然大有文章可作,至少可以分析为对劳动改造不满吧!
  
另有一次,这位郭君和另一位也是高干子弟的李箭君在劳动中因为喝不上开水,就向排长请假要到城里拍电报让家里邮寄开水来。这俩位老兄干劳动本来就不肯出力,流汗不多,尚且如此,因为“站错了队”而拼命干活的我们,口有多么干燥就可想而知了,但地位最为低下的我们可不敢吭气。排长当然不可能准他们的假,但把这个情况及时向连部作了汇报。连长在晚点名时批评了这件事,要大家有意见好好提,不要乱弹琴,以免被坏人利用——请看,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们已经是随时可能兴风作浪的坏人了。幸好我们没有参与此事,否则又有我们的好果子可吃了。但我们还是沾了两位高干子弟的光,此后,连部安排炊事班每天上、下午各送一次开水到地里供应给大家。
  
进入8月份,这种紧张的劳动才算喘过一口气来,每个星期天都可以休息半天了。连部在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总结中不得不对大家的吃苦耐劳精神作出一些肯定,其中还有这样的文字:“×排×班大学生×××,自5月开始割麦到8月转入薅锄,体重比4月份减少12公斤,而他的心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贴得更近了。”我们在农忙前后没有称过体重,否则一定也够吓人的!
  
四、天大旱 人大干
  
1969年剑川坝子的天气老跟我们作对。不需要下雨时它猛下不止,该下雨时却又久旱不雨。插种下去的玉米和洋芋由于干旱出苗不整齐,一部分种籽在土地里难以发芽出土,开始我们往每个播了种的坑里都泼水。由于以后没能每天都继续泼水,种子在土里发霉了。已经顽强地钻出土面的那部分幼苗,也因为太阳太毒而蔫萎萎的,有的则已经枯死。这无形间又得加重我们的劳动负担:种籽发不出来的要补种,幼苗尚未枯死的要赶快天天浇水,才补种过的地方也得隔天浇水。
  
因为干旱,平时有水的河沟都早已干枯,只能到剑湖里取水。取水的工具只有用各人的洗脸盆。每人端一盆水越过芦苇丛生的湖边荒地,最后浇到庄稼地里时,一盆水只剩半盆了。连长和指导员照例在一边监工,他们向大家提出的口号是:“天大旱,人大干!干旱难不倒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好汉!”开始时大家随意地取水随便地浇去,连长看后认为这样劳动功效不高,就让大家分成两行队伍一盆盆地传送。这样做看来秩序好得多,但也有问题,满满一盆水传到地里时,往往只剩半盆了。不多一会,传送的脸盆被摔得乒乒乓乓的,让一些同学好不心疼,于是难免吵闹和报复,你摔了我的盆,我也要摔你的盆。这种乱糟糟的情况使连长和指导员很恼火。于是他们又想出一个办法来:把抗旱浇水的任务分派到各排各班,还是得开展劳动竞赛才行。
  
许多方法用一次可能很灵,要接连使用则未必还灵!组织劳动竞赛何尝不是如此!划线站队时连部可以用这一部分学生整那一部分学生,拉一派打一派!生产劳动可是一件硬碰硬的事,只靠“站错队”的人去干活岂不要误节令,所以管你是站对了的还是站错了的,都得“统统地干活”。毛泽东说过: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毛泽东还说过:人群里的左、中、右,总是中间大两头小。在剑湖部队农场,划线站队时的情况是:云大中文系、师院物理系炮派、即挨整的“右派”有50人以上,几乎达到全学生连的一半,整人的“左派”无非是云南农林学院的八派以及重庆“8.15”派的总共不到20人,其余外省来的学生,从心理上总是同情弱者,同情挨整的炮派,这就使整人的“左派们”感到孤立。他们洗干净后晒在铁丝上的衣服,有时被风吹掉在地上(也许是有人故意扯丢在地上),没有人会替他们拾起来,反而会被踢到臭水沟中,或者还会被踏上两脚,这已经使他们很苦恼了。如今每次劳动,他们也得和大家一道干活,天长日久,使他们意识到划线站队时他们所充当的角色未必光彩。如今在对付连部领导的监工方面,整个学生连的大学生们利益又是一致的。他们只有做出维护大家利益的行动,才能取得大家的谅解。
  
2排4班的班长是太原炮兵学院的刘某,他是最受连部信任的学生干部之一。连部实行分片包干抗旱浇水劳动竞赛后,刚开始他还想组织大家跑到全连的最前边,当即受到所有人的讽刺打击。有的骂道:“小杂种,你只想着怎样用人血染红自己的顶子,不顾大家的死活么!”有的冷笑道:“笑骂任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也!”也有的出来打圆场道:“你们可别冤枉刘大班长,他也有自己的难处,你们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大班长自己也消瘦了许多,他何尝不知道众人的疾苦,大家都心中有数得啦,莫逼他。”人们你一言,我一语,有唱白脸的,有扮红脸的,把个刘班长搞得哭也不成,笑也不成,生气也不是,只有低着头自个儿干活去。
  
如此精神状态搞劳动竞赛,其结果可想而知。面对学生连全体的消极怠工,连部一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他们在不久前送往团部的工作小结中,刚刚讲过他们开展的“再教育”取得了怎样怎样的成效,如果此时把问题说穿,岂不是与不久前的小结自相矛盾!其实这又有什么关系,这正可说明知识分子在改造思想过程中的艰巨性和反复性。如果就此大做文章,也许他们还能成为活学活用毛著的典型哩!可惜他们还没有这点悟性,没有想到这一着棋,让他们失去一次本来可以踏着我们肩膀向上攀登的机会。
  
所谓消极怠工,无非是没有像过去那样地玩命干活而已,浇水抗旱的劳动每天都在紧张地进行着。枯萎的幼苗返青了,补种的也都出苗了,该薅锄、培土的,也都逐一地薅锄和培上一层又一层土。
  
劳动上可以消极怠工,政治上可不能有丝毫松懈。每天向毛泽东的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红宝书”和跳“忠字舞”那是一点也不能马虎的,因为这是政治态度问题。于是每天早上得双手捧着毛泽东的语录本——“红宝书”向着毛泽东的画像请示当天要学习的毛著篇章、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和要干的劳动,每天晚上要向着毛泽东的画像汇报当天的思想、学习和工作情况。无论各人内心是如何想的,但表面上都得做出十分虔诚的模样。每天例行的跳“忠字舞”活动尽管洋相百出,但大家谁也不敢不跳,跳舞时谁也不敢说笑。长此以往让人如何受得了。好在6月12日中共中央终于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69)33号文件:《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其中有道:
  
“有些时候,在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有的甚至设置‘宝书台’、‘忠字室’‘敬仰馆’、展览馆等,跳‘忠字舞’,到处贴‘忠’字,大搞‘忠字化’运动。
  
“……‘忠’字是有阶级内容的。今后,单独的‘忠’字,不要乱贴滥用,不要围绕‘忠’字随意提一些不妥当的口号(例如:脚往‘忠’字上走,血往‘忠’字上流,劲往‘忠’字上使),不要搞‘忠’字化运动”。
  
传达这个文件后,我们总算喘过一口气来--原先贴在每一间宿舍门上的大红色的“忠”字由连队领导安排骨干分子在我们到地里干活后悄悄地揭去,“忠字舞”活动也取消了。但早请示、晚汇报和天天读“红宝书”的活动照常进行。
  
这一季虽然干旱,但日照好,气温高,玉米、洋芋(即土豆)、水稻、黄豆都长得极好,眼看又是一个丰收年。只是剑湖这地方真怪,玉米成熟季节,不知从哪里飞来成千上万只乌鸦,只要它们落到哪块玉米地里一小会,就会把那块地里的玉米啄得一塌糊涂。在这块地里赶它们时,它们就飞到其它地里去。这些乌鸦全身墨黑,嘴角有些许银色须毛,双腿休长,喙尖和尾端的曲线诡异,,令人既恨又怕。原先只知它能啄腐尸烂肉,没想到它啄起玉米来竟然这么狠。为对付这班乌鸦,我们不得不从清早到天黑之前轮流在玉米地里看守和吆喝,这又增加了我们的负担。不过这项工作毕竟不是那么累人了。
  
为驱赶这些可恶的乌鸦,连部从团里要来几支半自动步枪和一箱木质弹头的教练弹,让我们不时鸣枪吓唬乌鸦。于是我们在田间遛一会,累了就在田埂上躺一会,然后放上两枪,吆喝上几声,倒也蛮自在。

(待续)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2&tid=1883&pid=6157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7楼 发表于: 2017-10-19

第十五章  时刻不忘“接受再教育”身份(一)
  
一、换防前的当头棒喝
  
剑湖农场学生连的指导员党德庆经常警告大学生们:一刻也不能忘记你们的身份,你们是来接受解放军再教育的!同学们交谈中笑声大了一点、或者星期天花销多了一点。指导员和连长的目光中就会透出极为不满的神色。
  
当我们种下的玉米、大豆、洋芋、水稻已经丰收在望时,同学们中间传开一个小道消息:54军要换防了,将有新的部队驻防此地。在我国,大道消息来得慢,小道消息来得快几乎是历来如此的事,只是文革中更为突出罢了。这消息最先是从重庆来的8.15派学生口中传出,由于派性的原因,他们平时就与团部机关的干部和士兵特别亲热,农场连部的领导对他们也较为客气。有时他们啥病也没有,只是不想干劳动,干脆就在床上睡上一整天,到时不但不会挨批评,炊事班还会将病号饭送到床头哩。从他们口里讲换防消息时,言语间显出十分婉惜的口气。我们听后心里暗自高兴不已,虽然口头上也不得不假装出几分婉惜来。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人在临换防之前,还可以狠狠地收拾我们一番哩!
  
过了一些天后,团部开拔一批罩上炮衣的炮车,秘密再也包不住了。指导员和连长这才在晚点名时向学生连正式宣布部队要换防的消息:54军将要换防到北京,作为首都的卫戍部队,54军的135师,即我们所在的师,将成为中共中央的警卫部队,因为毛泽东和林彪最信任54军。现在驻贵州省的49师将换防到滇西,并将以49师为基础恢复11军的编制,(11军的军旗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军缴去,此后我军11军番号缺编)现在新的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因此有必要重建11军,以后我们剑湖农场学生连将由49师的炮团来接管。
  
党德庆讲到部队换防对学生连可能产生的影响时,他首先大讲许多同学对他们恋恋不舍的阶级感情,已经有一些大学生纷纷向上级要求让连干部留下,使他们很受感动。讲到这里,声音居然有些哽咽,眼眶中竟然挤出两颗眼泪来,他故意让眼泪留在眼角。可是,他话锋一转说,也有那么一部分学生,那些没有得到认真改造的臭知识分子们,巴不得现在的连部领导马上滚蛋。说到这里,他才用手帕拭去泪水,冷笑两声道:我们是要滚的,不过并不是人滚,而是我们所乘坐的汽车轮子滚动(引得人们一阵大笑)我们是要光荣无比地离开这里,是要到距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很近很近的地方去,是要去承担更为直接的保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任务。在离开这里之前,我们将给学生连的每一个人写出组织鉴定,我们所写的鉴定将装入每一个人的档案袋。这份接受解放军再教育情况的鉴定将影响你们今后终生的工作和生活,对某些人而言,这份鉴定将使他一辈子永无出头之日。说完,指导员和连长恶狠狠地扫了大家一眼。
  
这些话锋芒毕露,杀气腾腾,直说得“左派们”心花怒放,让我们来自云大中文系的一班人则背脊发凉!中共执政以来,各级组织最看重人事档案,档案上的结论比个人在现实中的表现不知要重要多少倍!只要档案袋中的材料对你评价好,即使你的现实表现并不算好也无妨,因为组织上可以把现实的不好当作是认识问题,是暂时的现象!而你的“本质”是好的,依然可以给予信任和提拔重用。而如果你的档案材料有问题,即使你的现实表现再好又有何用!只不过把你看成是伪装进步的“假积极分子”而已!因为你的骨子里就有问题,而你的“假积极”很可能会有一定的欺骗性,更应该引起组织的警惕。总之,只要在你的档案袋里乱写一条似是而非的问题,这种神秘的、让你本人永远也见不到的档案材料,将把你打入另册,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而如果在你的档案里写上几条好的东西,就可以让你步步高升,终生受用不尽!难怪在组织人事部门工作的干部,特别是负责管理人事档案的干部,即使他本身级别并不高,却也可以表现得神秘兮兮甚至趾高气扬,有时连他的领导也要对他客气几分,原因就在于此。
  
对“左派们”的鉴定自然是写得很好的,因为连部已经让他们本人过目,让他们皆大欢喜了。而我们云大中文系一班人的鉴定究竟写得怎样糟糕,当时被蒙在鼓里。(只是到了公元1980年,即事隔10年之后,全国平反冤假错案时,才由我工作单位的组织科把这份鉴定抽了出来,让我过目后当即销毁,直到此时我才知道我被鉴定为“劳动中尚能吃苦耐劳”,“但对新生红色政权有不满情绪”,“参与派性文艺宣传队时企图武装消灭革委会”,“对接受解放军再教育认识不清”等可以置我于死地的条目,幸而以后我所处的特殊环境未曾作难我,这是后话。)
    
换防之前,连部领导除与学生连全体留影外,还与各班排分别留影。

                      
上图为与学生连二排的合影,第二排居中者为指导员党德庆,其左为姓谢的连长,其右为二排长。

   
上图为与学生连二排四班合影。后排居中捧毛像章者为党德庆指导员,其左为姓谢的连长,其右为二排长。
  
记得我们刚到部队时,曾接受部队的传统教育,听到过54军换防时的许多佳话:54军在离开原有营房之前,将所有营房打扫干净,粉刷一新;坏了的窗玻璃全都重新安装好,坏了的桌椅、床板等全部修理好;厨房里堆满煤和柴火,柜子里装满油、肉、蛋、粮,猪厩里养有大肥猪,菜地里种满各种蔬菜。……换防过程中54军某部宰杀过自己养的一头猪,当即受到全军通报批评,并责成该部到市场上买来一头更大的肥猪补进猪厩里;某炊事班临换防前拔了自己菜地上的两棵大白菜给战士们烧一锅白菜汤尝鲜,也被通报批评,并且被责成从农民菜地买来两棵大白菜补种上。54军认为,菜地里缺了这两棵白菜、猪厩里少了一头肥猪,这不是个小问题,这意味着缺少了的岂止是菜和猪,更严重的是缺少了54军应有的优良传统和作风!54军要让友军下车后,即可点火做饭,铺开背包就能休息。54军的做法果然使来换防的友军指战员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友军在离开原驻地时的做法和54军相比真有天地之差啊!在进行这种传统教育的同时,我们的领导们也毫不客气地大骂原先驻此地的友军部队:他们换防时竟然把猪厩里的猪儿全部拉走,拉不走的也突击宰杀后腌成腊肉带走,甚至连守护农场的一只狼狗也要带走。只是那狼狗安土难迁,过分留恋农场,几次被弄上车后又挣脱跳下车来,最后只有把那条狗留下。至于营房的门、窗、桌椅、床铺,全部破烂不堪,不知他们是怎样生活过来的。谈到军容风纪,友军常有一件穿得发白的旧军衣补上一块簇新的补巴或者一件新军衣补上一块旧补巴的事,由于色彩极不协调,让人看后觉得好不土气。54军也穿有补巴的军衣,但补巴布的颜色必定跟军衣的颜色很接近,新军衣就用新布补,半新的军衣就用半新的布补,变色的军衣就用变色的布补,让人不细看就发现不了军衣上的补巴。54军的指战员上街时,军容风纪必定十分整齐,虽然部队也设置有军容风纪的执勤队,但巡察十天半月也未必能遇上一件需要纠正的事。哪像友军那样稀拉,老百姓可以随意到部队营房烤火、过夜,有的当地妇女竟然也搭上军车一道“换防”而去……
  
作为军队最重要的是要能打杖,解放战争时期攻打天津时,据称54军与38军从不同的方向同时进攻天津,两个军的部队分别在6分钟内就拿下所主攻方向的第一个目标。
  
当时的传统教育给我们的印象是:毛泽东曾经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此时我们才知道,军队也不例外。在全军的部队中,只有54军和38军是最优秀的部队。38军曾被毛泽东命名为“铁军”,而54军则是林彪亲自指挥的部队。于是内心也曾有几分得意;能在这样的部队接受再教育,也算三生有幸吧!当时虽然我们内心很是痛苦,却能时时忍受住连干部们的训斥与辱骂,与存在以上思想影响也不无关系。
  
可是,这次部队的调防,与我们原先所接受的传统教育相比,可就大相径庭了。我们所在的135师542炮团在调防时,不仅带走了猪、鸡、粮食等全部家当,连桌椅、床铺都统统带走,以至我们学生连种在地里尚未收割的玉米、大豆、洋芋、水稻都要折算成钱粮由新来的49师炮团支付给542炮团。后来在究竟应当折算成多少钱粮才公平的问题上不能达成协议,542团不得不留下后勤处一个姓郭的助理员,直到按秋收后的实际收获数结算后再归队。
  
54军以往调动表现为何那样好,而这一次却大不一样?当我们把这个问题向与54军关系亲密的重大8.15“左派”们提出时,得到的回答是:上一次是换防,本来就该啥也不带走。而这次是调防,只要能带走的,一床草席也不必留下。这种解释,“左派们”未必能杜撰得出来,大约是来自部队领导之口吧。但我们心中总是不甚了了。我想,或许是上一次换防吃了大亏使54军学乖了吧!亦或是另有其它原因?
  
一天早上,团部的一辆吉普车送来派到学生连的新任连长和指导员,同时接走原先的连长和指导员。少不了又是一番热烈的照相和欢送场面。当车轮滚动、甩下一路烟尘之后,我们不由从心底里长长嘘了一口气。虽然我们也知道新任连长和指导员即将着手对我们实施“再教育”,还不知他们与党德庆们相比,从思想品质到工作方法孰优孰劣,但我们心里还是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解脱感!
  
新来的指导员姓陈,是一位中等个子、面部少有肌肉且毫无表情的中年军人。连长姓罗,个子高大结实,那满脸的络腮胡子给他增添了几分军人的威武,听说他在连长的位子上已经干了10多年。这使我们不由为他感到有几分不平。据我们所知的54军,干部提升得特别快,我们刚到剑川时的张副团长,因为原先的团长升任135师副师长后即由他升任团长,此次新组建11军,张团长一下子又升任11军的副参谋长。其它营、连、排长也都经常有升迁机会,哪有10多年老任连长的呢!看来在共产党治下投军也得摸对庙门才行呀!
  
49师自然也有其难言的苦衷,我们这些臭知识分子都能想到的事,他们何尝想不到!如今既然有新编11军的机会,需要的干部多的是!这位大胡子连长在学生连没有呆几天,就调到保山方向任副营长去了,据说不久后又升任为副团长了。我们虽然和他接触不多,却很替他的“进步”高兴。因为他没有辱骂过我们!
  
二、学生连有个文艺宣传队
  
我们剑湖农场学生连有个文艺宣传队。这是一个因陋就简办起来却很有特色的文工队。说因陋就简,是指这支宣传队的乐器,全都是大家用自己平时玩的乐器拼凑而成,或者是自己制造的。如我班的周君,他拉得一手好胡琴,可是宣传队里已经有几位能拉胡琴的人,而缺少的是低音乐器大胡琴。于是周君就找来一支没有底的破铁桶做音筒,找块羊皮蒙上,自制成一架极大的胡琴。乐器组合奏时,这架大胡琴的低音效果还特别好。因为我平时能弹三弦琴,于是我也得以成为乐器组的一员。演员的道具则尽可能借用学生连里的私人衣物,有时确实需要当地白族妇女的衣服,就临时到农场附近的柳营村里借几套来对付一下。我们学生连的120多个男女同学,来自全国各地30多所高等院校,其中不乏能歌善舞者,所以我们这个20人左右的文艺宣传队,倒也搞得虎虎有生气。当我们到剑湖农场不久时,我们曾到团部搞过一次接受再教育的文艺汇报演出,一时间也曾轰动团部,得到很好的评价。以至团部的专业宣传队和我们相比都显得有些逊色,尽管他们有黑管、小号、洋琴、手风琴等众多的洋乐器。诚然,我们学生连宣传队之所以更吸引人,与我们有几位出色的女演员也大有关系。而团部的宣传队是清一色的男性,官兵们看得多了难免会因同性相斥而发腻。而我们的几位女演员,论人才、论舞姿、论嗓音、特别是论气质,在全团这小块天地里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自然令官兵们耳目一新,可以一饱眼福了。
  
在54军辖下时,我们宣传队的活动并不多。其原因主要有四:一是连干部的指导思想是,大学生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如果过多搞演出,经常在舞台上亮相,还像什么接受再教育的样子?二是学生连的劳动任务本来就很繁重,让宣传队搞文艺活动,影响了劳动进度怎么行!三是学生连得不断进行划线站队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如果文艺宣传队经常开展活动,宣传队“容易成为某些人逃避阶级斗争的防空洞”(引自党德庆的训话)。四是有时由于某种政治任务需要我们宣传队活动,比如4月初庆祝中共9大召开,以及欢迎某位大人物到团部视察工作等等,连部却只给我们极少的排练节目时间,于是大家也没有多少积极性。
  
不知怎么搞的,新的团部和陈指导员很快就知道我们这支宣传队的情况,决定让我们不再参加劳动,专门排练几天节目,以便为新的团部作一次汇报演出。
  
过去我们几时受过这样的优待,过去难得给我们半天时间排练,一般都只能用晚上的休息时间排练。我们互相打气,既然新来的部队把我们当人看待,给予我们时间,给予我们尊重,我们也要争口气,要尽可能展示出我们的水平。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是报幕女生热情洋溢向首长和战友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之后,接着就是男女声的高调朗诵:无边的大海啊,请鼓动澎湃的心潮;巍峨的高山啊,请挥舞激情的大笔;撼天的春雷啊,请擂动雄浑的鼓点;万里长风啊,请奏起《东方红》乐曲。让我们同声歌唱,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于是开始演出第一个节目--台上台下同声高歌《东方红》,然后依次是各种舞蹈、相声、乐器小合奏、忆苦思甜短剧……经过几天的努力,我们在团部的汇报演出果然效果蛮好,受到官兵们的热烈欢迎。谢幕之后,团长(在部队称为一号首长)、政委(在部队称为二号首长)、副团长(在部队称为三号首长)、副政委(在部队称为四号首长)、参谋长(在部队称为五号首长)、政治处主任(在部队称为六号首长)、后勤处长(在部队称为七号首长)、副参谋长(在团部称为九号首长)、等一干人登上舞台和我们一一握手以示鼓励。团部食堂居然为我们准备了夜餐,这在以往是想都不敢想的事,真令我们受宠若惊!回想以往,我们曾以极少的时间,排练出一批好节目,演出时也曾博得经久不息的掌声,但团领导们几时曾上舞台鼓励过我们,至于吃夜餐更是做梦去吧。  
这次汇报演出后,团政治处给我们配备了一部分乐器,又用卡车送我们到下关的师部作汇报演出。在师部的汇报演出也得到很好的评价。这样,我们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为一支专业文艺宣传队了。
  
我们都穿上佩有帽徽、领章的新军装,配备有几支演出时可以作为道具用的半自动步枪,俨然是“真正的军人”了。而学生连的其它同学仅发过一套士兵们换下的旧军装作为工作服,这种旧军装已经破朽不堪,往往干两天劳动后得重新补缀。
  
当时新团部刚到剑川落脚,有必要和地方上搞好关系,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进行文艺演出是一种融洽关系的时髦手段。于是我们就在团政治处一名干事的率领下,以团部宣传队的名义到剑川县的各公社进行慰问演出。在不长的时间里,我们跑遍了剑川县的所有主要乡村。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我们心里当然清楚,这种欢迎其实是冲着团部来的。因为地方上也需要和团部建立友好关系,这在当时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地方上的各级革委主要领导者都是军人。这段时间,我们每天都乘卡车往返,伙食也挺不错。
  
在剑川慰问演出的日子里,给大家以终生难忘印象的是到老君山的演出。那里不通汽车,我们在山脚下车后就步行登山。据陪同我们一道前去的公社干部介绍,有史以来,在此之前老君山上只有过一次文艺宣传队演出,那是合作化高潮时期的1956年。我们这次算是历史上的第2次。山上没有通电,我们是在两盏汽灯照明下进行演出的。山村里总共有二、三百人,几乎倾村出动来看演出。当时已进入数九寒天,高山上比坝子里还要冷得多。嗖嗖的冷风送来一阵阵透骨的寒意,我们紧紧地裹住军大衣还担心血管里的血液会被冰冻住。而来看演出的村民们,个个的衣服都破烂不堪,有的露出肚皮,有的露出屁股,脸色肮脏且几乎全是菜绿色;有的干脆在身上披块肮脏的羊皮,有的头上顶一只破麻袋。他们全都几乎一无所有,又都是亲属间的近亲婚配,显得智力低下,边看演出,嘴角禁不住地往下流口水。他们不会鼓掌,只会不停地傻笑。看到这些村民的可怜情景,我们心里十分难受。演出后,村民们用早已杀好的一只羊招待我们,可是谁也咽不下去。其中既有嫌弃他们不卫生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建设社会主义已经20年有余,还会有如此贫困落后和愚昧的所在,如果不是亲临其境,有谁会相信呢?
  
我们作为团部的文艺宣传队,也曾到丽江演出3个晚上。先后为丽江军分区、丽江地区革委会、丽江部队医院等单位作慰问演出。每次演出前后,都受到极为热忱的接待。离开丽江之前,丽江军分区领导人设宴为我们饯行,珍馔满桌,美酒无数。觥筹交错之时,我却不由想起作为云大学生时的宣传队到丽江所受到的冷遇:当时演出后能喝到的一碗稀粥,都是靠丽江炮派弟兄姐妹们从自己家里撮来的一把把大米熬成的。想到往事,不由令我感慨万千,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们充当一段时间的团部宣传队后,眼看就要到1970年春节了。春节期间,军部和地方之间都时兴开展互相慰问的活动,而新建的军部尚未组建宣传队。于是就把我们这支小有名气的学生连宣传队拉到驻大理古城的11军军部,充当一段时间的11军文艺宣传队。
  
在充当军部宣传队期间,11军军长董占林观看过我们的彩排并给我们以热情的鼓励。平时我们的行动受军政治部宣传处的张处长节制,学生连的领导暂时就不再管我们了。我们先后在大理、下关的市区和农村演出20余天,每到一地演出,我们都受到极好的款待。这一年的春节就这样在紧张的演出活动中过去。这算是我们到部队接受再教育以来心情较为愉快的一段时间。记得有一天中午,拉大胡琴的周君蹲在军部门前的路边吸烟,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士兵向周君打听到后勤部该怎么走时,竟向周君行个军礼,还称呼周君为“首长”,这件事使周君极为兴奋,逢人就要绘声绘色地讲述一遍,我们听后也格外高兴。只有在这段时间,我们才仿佛真的成为部队的一员。
  
当我们圆满完成军部交给的演出任务,准备返回剑川农场之前,张处长诚恳地对我们说,我们这次行动帮了军部的大忙。如果我们对军部有什么要求的话,可以提出来,将尽可能地满足我们。大家在下边合计之后认为,党德庆等人给我们写了什么样的鉴定,天才知道。为弥补前边鉴定中可能存在的纰漏,何不由军部将我们这段时间的表现写上一页鉴定呢!张处长很理解我们的心情,爽快地答应了大家的要求。具体做法是,由宣传队内部自已拟出对各人的鉴定,由张处长过目后送军政治部盖章存入每个人的档案袋。这个鉴定经由本人认可,何况大家的表现也确实不错,所以鉴定都写得挺好,令我们十分满意。这段时间所遇到的艰难困苦,从不间断演出的疲劳,长时间睡眠不足的折磨,天天涂抹油彩造成皮肤过敏的滋味……大家都觉得无所谓了。因为我们总算换来了一页好鉴定,这可是最最重要的啊。
  
谁能想到呢,就在我们高高兴兴返回剑湖农场的第2天,一场新的灾难却又降临到我们宣传队。
(待续)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2&tid=1883&pid=6180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8楼 发表于: 2017-10-19

第十五章  时刻不忘“接受再教育”身份(二)
三、可憎的告密者
告密在我们国家是有悠久历史的。农历腊月23是我国城乡传统的祭灶节。供奉给灶王爷的供品中少不了的一件是粘牙糖。这是因为按规定灶王爷第二天要上天庭向玉皇大帝密告所在家庭一年来的所作所为,向灶王爷供奉后,灶王爷吃人口短,就不会讲这家人的坏话,即使还想讲点什么,让灶王爷吃过粘牙糖后,牙齿给粘住了,想讲也讲不清楚啦。可见,告密文化在我国是由来已久的了。
  
我们宣传队有位小孙姑娘,是昆明师院物理系学生,在剑湖农场的近30位女性公民中,她算得上是面容娇好、身材苗条高挑、贤淑端庄、待人诚恳、气质最佳的一位。最有特色的是她那双如古井般深不可测的大眼睛,配上她那白里透红的肤色和待人特有的真诚,让她的目光就有一种罕见的穿透力--向你看一眼就能看穿人心肺腑的穿透力。让有邪念歪想的人不敢直视她那清澈的目光。在我们宣传队的重要节目之一、以忆苦思甜为主题的小话剧《一只破碗》中担任女主角。每次无论让她演穷女孩或是冲冲杀杀的红卫兵,她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有不尽的魅力。她总是把角色演得很投入、很逼真、很动情,每次演出都备受观众称赞。好花易惹蝶来,学生连中自有不少多情男儿想追求她,但都被她礼貌地、很得体地拒绝了,没有伤过谁的心,也没有伤过谁的自尊,更不曾在女同胞们面前以此夸耀过半分,因而大家照常对她有好感。大家谁也没有料到,她的恋爱对象是重庆大学8.15派的徐司令,(他是该大学8.15派战斗兵团的司令,而54军在重庆是支持8.15派的,他们是亲密战友关系。因而到剑湖农场后,大家仍都尊称他为司令。)他是响当当的“左”派,党德庆们也要让着他三分。此时小孙与徐司令早已关系密切,只是他们之间来往极为谨慎,以至大家都还蒙在鼓中。
  
徐司令擅长书法、绘画、写文章,很受11军的张副参谋长赏识。张已明确表态,只要学生连进行工作分配,将让徐去担任其秘书工作,此后之前途,当是鹏程万里无疑。
  
也是活该有事。这位小孙自从和宣传队一道上过老君山后,就对那里农民的苦难生活刻骨铭心、不能自己。老君山演出后,宣传队很快即被派往丽江,继而又被调到军部,小孙和徐司令之间,再也没有机会讲悄悄话。到了军部之后,晚上演出回来虽已是深夜,但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小孙竟能不顾疲劳,打起精神给徐司令写情书。她的情书决非卿卿我我一类,而是大讲宣传队的生活和见闻。尤其是大讲老君山农民的可怜。这也还罢了,小孙竟然在信中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究竟好在哪里?为什么解放已20多年农民还如此困苦不堪……这封信由大理军部邮寄回剑湖学生连。如果徐司令当时能收到此信,像以往一样在看过之后付之一炬倒也没事。偏是小孙寄出信的当天,徐司令亦奉军部之命出差去了。小孙的信到农场后,即被徐司令的好朋友代为收下,徐司令多日未返回,而装在好朋友衣袋中的信封却磨破了。(也许是偷看信的借口吧)总之,经过文革的残酷斗争,人心都已变态,变得极为险恶。亲人之间都可以出卖,何况乎朋友!贼子可以认作父亲,婊子可以认作圣母。既然信封破了,不妨把信纸展开看看,一看就吓了一跳,从落款上看得出这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信”竟是出自小孙之手。于是这封信被告密者立即呈交给陈指导员,陈指导员迅即将情况向团部汇报,团部也迅速和军部取得联系,就在我们宣传队返回农场的当天,徐司令也被突然召回农场。
  
指导员向小孙核实,此信是否是她写的,小孙供认不讳,徐司令也承认以往通信中小孙就曾经有过同情农民疾苦和对“接受再教育”表示不甚理解的内容。徐司令满以为军部的张副参谋长一贯很欣赏他,只要他如实地、彻底地交待问题,就不会对他过不去,他是剑湖农场学生连的第一号左派啊。可是,这次他想错了,一旦他成了有政治问题的人,连张副参谋长也怕引火烧身,怎么还肯拉他一把!
  
最倒霉的是小孙,她的交待怎能有徐司令彻底呢,她哪里会想到最心爱的人也会为洗清自己而不顾别人呢!她可是尽量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的呀!学生连团支部召开了对小孙的批判大会,严厉批判小孙的“反动思想”和“反动言论”。学生连成员的绝大多数是团员,因此这个批判会实际上也成为全学生连的大会。我在大会上没有发言,因为我算不上积极分子。但表决开除孙、徐二人团籍的议案时,尽管我心中另有想法,但我们全都举手同意了,这在当时可是一个政治态度问题。在批判会上发言最凶的是我们云大的小二黑。这位在宣传队中拉京胡和板胡,也曾对小孙大献殷勤的左派,此时咬牙切齿地批判道:凭着他的阶级敏感,他早就感到姓孙的不过是伪装得巧妙一些吧了!小二黑还引用毛泽东的语录道: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现在是恢复这条美女蛇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听了此类发言,我心中为小孙很是不平。说实话,我对小孙也有好感,只不过我尚有配不上她的自知之明罢了。因为我曾记得有人说过:美貌女子犹如一柄剑或一束火,只要你不去沾她惹她,她是不会伤害你的。所以我把对小孙的好感深埋在心底,行动上没有丝毫表示,尽管在宣传队里我们曾朝夕相处许多时日,也不乏单独在一起的机会。
  
小孙和徐司令日子都不好过,而告密者成了学生连的特号积极分子,因为“阶级斗争觉悟高”而交上好运。
  
“积极分子”,这是毛泽东搞历次政治运动的一大发明。这是不以阶级、阶层和社会地位而另外划分出来的一类人。是党员、团员或干部的,未必都可以成为积极分子。不是党员、团员或干部,甚至家庭出身不好、曾经作奸犯科的,也未必不可以成为积极分子。一切以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为前提,这是搞阶级斗争的一大政治力量。文革之前,出于天真幼稚,我曾经充当过这种积极分子。在我的印象中最为深刻的有一次是,早在1960年初,受当时班主任唐老师的点将,我曾和班上团支部的李支书等几个“左派”为全班同学的思想表现排队,排为左、中、右等几类。其中有一位被我们排成右的女同学,最终既没能考上高中,也没能考上中专,这在当时是极为少有的。这位女同学其实表现一般,本没有什么问题,但当时总得排出偏右的人啊。我当时连团员都不是,为什么让我参加这样的会,定然与我当时表现积极有关。这件事让我想起来就十分后悔,初中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我在这里向她表示深深的歉意。到农场接受再教育以来,地位的变化使我们开始憎恨这种积极分子、憎恨告密者,只要有机会,就要作弄他们一番。比如说,有的积极分子将衣服晒到铁丝上,我们会瞅空将它扯丢到污水沟里,让他还以为是被风吹落的。这样接连作弄他几次之后,他才意识到大概是人为的,但抓不到证据却也难以发作,以后只有收敛一点打“小报告”的习惯。而只要他能做到这一点,他的衣物也就不至于再“掉”到污水沟里了。
  
我们的营房就在剑湖边,可连部却三令五申不准我们到剑湖里去洗澡和游泳,还说这是为我们的人身安全负责。可是每天劳动之后大家都是满身臭汗,仅靠打一盆水怎能洗得干净呢?于是我们不时偷偷到剑湖里洗澡和游泳。为堵住连部的耳目,我们往往也把爱打“小报告”的积极分子邀约上,满以为这样一来,连部就不会知道我们的行踪了。真令人奇怪,只要我们到剑湖里洗澡,连部就必定会知道,晚上点名时就必定要被臭骂一通。党德庆还很得意地声称:大家还是放聪明些吧,没有什么能瞒得过连部的。还有谁去打“小报告”呢?我们真弄不明白。这也难怪,“积极分子”有时本来就是难以发觉的一类人!我们对连部的情报工作,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不得不抑制住那清沏见底的剑湖水的诱惑,在炎热的夏天也只有老老实实地打盆水擦洗一下作罢。
  
直到好久之后,由于一个意外的机会,我们才发现了告密者。那是一个大家都在地里干活的下午,我们宿舍里留有一位发高烧的病号躺在床上休息。宿舍外边的大路尽头就是连部,突然听到党德庆边走边问道:“最近这些学生有没有到湖里洗澡的?”一个当地白族口音回答道:“这一久没有见到,只要我一看到就会很快报告你和连长的。”真是隔墙有耳,这位发高烧的同学挣扎着扒到窗户上一看,认出答话者是当地生产队派到剑湖边看鸭子     的矮老头。于是我们心中才算解开疑团。
(右图:劳动之余能在剑湖戏水是大家最开心的事了)。
  
对这位爱管闲事的看鸭老头,我们该怎样教训他呢?大家都伤了不少脑筋。最后,贵州人崔君想出个主意,经我们认可后由他实施。于是崔君头戴一顶破草帽,把脸遮住一半,又架上一副墨镜,闯进看鸭老汉居住的小草棚中,对矮老头说:“连长和指导员派我来请您明天下午6点到我们农场聚餐,请您到时一定得去。”矮老头一听高兴地连声答应,因为过去聚餐时老头曾和连干部在一块喝过酒。
  
第二天是星期六,小麦成熟之前的劳动还不十分紧张,6点之前我们就收工返回宿舍了。我们躲在宿舍里,透过小窗子往外看动静,不一会,看鸭老头果然来了。像前几次参加聚餐一样,老头换了一身仅有的新衣服,挺神气地走进连部。这老头无事也会跑到连部来串门,所以连长也没当回事,和他在一块谈闲话。以后,食堂敲响开晚饭的钟声,连长丢下老头冷坐在连部,径自去布置每周末各班召开班务会的内容去了。矮老头也已经看出连队根本没有往常聚餐时的热闹气氛,知道是上了学生的当,知趣地溜回看鸭草棚去了。从这天以后,我们再到剑湖里洗澡、游泳,老头没有再告发我们。连干部也不能再为此事骂人,我们好不痛快!
  
学生中有告密者,于是害惨了小孙和徐司令,害苦了我们大家;与我们毫无利害关系的农民也会成为告密者,无非这样做能多喝上两杯酒。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民族的各个阶层的人中,从古到今都不乏告密者,但以中共执政后最为突出。其理论基础是:党组织是母亲,无言不可以对母亲言!如果有谁有兴趣研究我国的告密文化,那定然是可以写成一本长篇巨著的。
  
四、团长吃熊掌,连长要熊胆
  
我们刚到剑湖农场后不久,剑川县境内的老君山原始森林发生了一场大火灾,学生连和团部官兵冒死参加了灭火活动。那火势十分吓人,一株株两三人合抱不拢的枝叶繁茂的大树,在火海中劈辟啪啪地燃烧着,窜起一阵阵冲天的火苗。随着风势的转变,有时下风口突然会变成上风口,如果人们不及时转移,很快就会被大火吞没。
  
最令人可惜的是那一株株以往见所未见的水桶般粗大的各色杜鹃花树和山茶花树也毁于火海,许多奇禽异兽也在劫难逃。
  
这次灭火战斗持续了4、5天,带上去的粮食和蔬菜都已吃光,山火还未完全扑灭。负责指挥灭火的李副团长让通讯排发电报回团部,让团部送一批腊肉上山,给大家打一次牙祭。也不知是发报的错误还是收报的失误,总之,被错译成腊烛,结果没送腊肉却送来几箱腊烛。李副团长气得大骂团部的人是饭桶:也不会动脑筋想想,灭火还要腊烛何用!
  
地方上也和部队一道投入了灭火战斗。其间,有位彝族老乡见有2只小狗熊躲在窝里瑟瑟发抖,每只小熊有3斤多重,缩成毛绒绒的一团,煞是可爱。为表示对部队的尊重和友好,彝族老乡把小狗熊送一支给李副团长。李团副要这小狗熊何用?却也不便拂却老乡的一片心意。正在为难之时,一位参谋在身旁悄悄献策道:何不将这小熊转送给学生连,李团副点头称好。于是灭火之后,我们学生连添了个可爱的小宝贝。
  
为了怕小家伙乱跑丢失,我们用一根铁练把它拴在食堂前的一株桉树下。每天都有不少人关心它的生活,树下放有一只盆,经常有人投下馒头、米饭、肉皮和骨头。小家伙很能吃,开初喂食的小盆没过多久就得换成大盆。小家伙长得挺快,不到一年功夫,已经长成一只重达70多公斤的庞然大物。
  
1970年3月上旬,陈指导员到昆明参加全省部队农场大学生工作会议。从他走后开始,我们每天都翘首以待,巴望着他能早日带回给我们有关分配工作的消息。中旬的一天中午,他终于回到农场,实际上他头天即已回到团部,只是得先向团党委汇报有关会议精神和分配计划,所以第二天中午才返回农场。同学们像众星捧月般把他围在中间,七嘴八舌地问长问短,偏是大家越急他越卖关子。面对大家的急不可耐,那张面无表情的脸上丝毫没有半点笑意,只是不着边际地打个哈哈,实质性的东西滴水不漏。
  
共产党的会议多,真是名不虚传。陈指导员返回后,先是连干部开会传达讨论,接着是连队党支部传达讨论,然后是正副班长传达讨论,以后又是连队团支部传达讨论,最后才召开连队大会传达讨论。严格按照传统的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先内部后公开的程序。把我们大家的胃口吊得不行。
  
连队的大会程序,先由团长作动员,团政治处主任作补充,再由指导员传达会议精神,最后才是连长布置讨论的题目和要求。先要端正各人的态度,然后是认真领会精神,结合学习毛泽东的《老三篇》,直到把大家的精神都折磨得疲劳不堪,以至对任何刺激都可以逆来顺受之时,方才公布具体分配方案。
  
具体方案按政治标准选择,分为3个层次:一是正式吸收入伍成为现役军人,这是政治上最可靠的一类,这一类人数有10余人。二是分配到国防工业系统工作,其政治条件低于入伍者却高于其它,这一类人数也是10余人。三是分配到地方的人,又可按地方的优劣分为3等,一是分配到昆明市的有10多人,二是分配到全省各地专区、自治州的数十人,三是分配到丽江、迪庆、怒江、德宏、保山等边远地区的数十人。
  
在中国大陆这种特殊环境里,工作分配往往将决定被分配者终生的命运。个人要想调动工作,真是难而又难的事。具体名单一经公布,整个学生连开始是一阵静得出奇的沉默,此时每个人都在进行紧张的思索、权衡和比较。突然间,大家嗡嗡地议论开来,指导员一再禁止也没有用。可以说,从分配名单公布之时起,学生连即已解体。
  
大家在农场1年零3个月的忍辱负重,朝思暮想盼望的就是分配工作的这一天。分配既已确定,有人乐来有人愁,连部再也无法把大家集中起来了,这也是对一年多“再教育”成果的绝妙讽刺!问题已经严重到如此地步:当天下午伙房已经没人做饭。因为炊事班是个苦差事,过去一直由各班轮流派人进去服役。如今分配名单既已公布,此时正在炊事班服役的诸君都纷纷卷起行李回原来的班排去了。连部要求大家站好最后一班岗,可是谁也不买账。连部无法,只有让政治上最可靠的人--即将成为现役军人的学生们去做饭,让分配到国防工办系统的人协助做饮事工作。
  
我被分配到国防工业系统工作,那是为部队制造枪炮和装备的地方,真令人又新鲜又神秘!内心不由暗暗高兴。徐司令被分配到临沧地区的山区工地,而小孙却被分到滇南的思茅地区,看来领导是要有意识地拆开这对有情人了。最令人同情的是我班的许君,竟被分配到边远的丽江某县,他已年过30尚未成家。他在读云大之前即已是国家干部,其工资收入当时已比大学毕业生要高,如今读了7年大学;(因为他先读了数学系一年后又转到中文系从头读起,于是在云大就呆了6年,又到军垦农场折腾了1年多)才得到大学毕业生的菲薄收入,此时又被分配到八派一统天下的丽江,其后果不难想象。七尺男儿的许君禁不住在老同学面前伤心流泪。读书越多越吃亏,这不是活生生的事实么!
  
小狗熊到农场二个月后已经长成一个胖傢伙。劳动之余大家都爱逗它作乐。
  
怎么处理这只狗熊呢?大家的意见是,当初是54军的李团副送给我们的,如今就送给新团部做纪念吧。但连部领导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团部随时可能带兵作战,有这家伙不方便,不如杀掉在宴会上加一道菜也好。(其实团长想吃熊掌才是最重要的原因,不过我们当时哪里会猜想得到!)
  
杀狗熊的事落到我和另外几位分配到国防工业系统的同学身上。这家伙和我们处得熟了,已经学会听指令做几个“爬树”、“敬礼”、“卧倒”之类的小动作。他的四支脚掌雪白,额头上也有拳头大小的一片白毛,此外通身毛衣乌黑发亮,让人觉得十分可爱。由我们动手杀它,心里委实不忍。再者,以往的劳动中,杀猪、杀羊、杀狗等我都干过,并不觉得困难。狗熊毕竟是野兽,万一一下子没杀死,让它反扑过来可怎么办?只有用一把锋利的斧头,一下就劈死它才成。我们几个同学中,数我的胆子比较大,这屠夫非我莫属了。我一边磨斧头,一边琢磨着该怎么下手。狗熊似乎也有预感,它不象往日般只顾贪吃,而是烦燥地、不停地左右来回走动,把拴它的铁链子弄得叮当直响。
  
和狗熊相处长了,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看着它一天天长大,心里还真有些感情。但想到最近一两个月来,一些被折磨得心理变态的垦友把一包包辣椒面投到狗熊的口中,把燃烧着的香烟头、甚至把铁钉什么的也投到狗熊的口中后狗熊那痛苦不堪的样子,(因为从小和大学生们一道生活的狗熊已经养成对人的信任。只要有人做出要向它投食物的样子,它就会张开大口等着)又让我不由自我安慰道,宰杀了它,兴许对它也是一种解脱呢。我就这样犹豫着。连长见我迟迟不肯下手,看出我既不忍心下手,也有些胆怯。他就笑着对我说:算啦,还是由我来解决吧。说完,他从连部提出一支半自动步枪,用枪口顶住狗熊的耳朵,“砰——”地放了一枪, 可怜的狗熊倒地便死,一下都没有来得及挣扎。枪声响过后,从连部走出一位腰挎手枪的年轻士兵。连长向我们介绍说,这是团长的警卫员,一早就来农场了,先把四支熊掌割下来让他带走吧。
  
我们遵命割下四支熊掌打发警卫员走后,站在一边的连长说:熊胆归我,待会儿给我送到连部来。站在远处的事务长也乘机说:熊皮归我。我真想问一句:那陈指导员要啥呢?但终究没有问出来。
  
我们先把熊皮剥下来扔给事务长,然后把熊开膛破肚,小心地取出熊胆送到连长手里。熊的内脏只留下肝,其它统统扔到草丛里,最后割下熊肾,也扔到草丛中。把熊肉抬到炊事班后,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找块肥皂洗去那满手的血污。
  
昆明师院的宋×取笑我道:不错不错,团长要熊掌,连长要熊胆,事务长要熊皮,杀熊的要熊鸡巴,毕竟是各有所得啊!原来他一直在宿舍的小窗后边偷看我们哩。他把我用菜叶包了一块熊油带回宿舍当成熊鸡巴了。其实,我是听说熊油是治烧伤的特效药才留下那么一点的。
  
我淡淡地对宋×说,那东西要了干啥,我可没有阳萎病,早被我扔到草丛中去了,你想要就去捡吧。
  
宋×听后满脸通红,飞快地冲向杀熊附近的草丛中,找了一会没能找到,回来后悻悻地对我说,那么好的东西咋会舍得丢,一定是被我收藏起来,还骗他白白找了半天。我又好气又好笑,只有带他一道去找,其实这熊肾被扔到一丛草尖上挂住了,他只顾低头寻找当然见不到。待让他找到后,他小心翼翼地用一片树叶包好,对我谢不绝口地离我而去。事后才听别人讲,那东西能卖好价钱。
  
第二天举行全学生连在一块的最后一顿晚餐,鸡、鸭、鱼、肉俱全,另有熊肉一大汤锅。这熊太肥,几乎没有精肉,大家尝了一小点后,再也没人光顾,最后只有把熊肉统统倒进剑湖里喂鱼。
  
这最后的晚餐,大家胃口都不开。原因很简单,因为尽管有一部分人的工作分配得不错,但有更多的人很不满意。古语道: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何况向隅者有几十人之多。因而宴会之后,酒菜还剩下不少。
  
正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这次宴会喝醉了好几个人。有的醉后痛哭流涕,让旁边的人也忍不住陪着流泪;有的醉后狂笑不止,让人担心他此后会得精神病;也有的醉后专门要打戴领章、帽徽的连长、指导员和事务长,让人以为他是借酒装疯。然而从他口吐白沫,把沟里的污水当成美酒喝、赤脚在碎玻璃上踩过后,伤口汩汩流血也满不在乎的神态,谁又能怀疑他是假装酒醉呢!于是连干部们只有远远地避开他。
  
这就是我们劳动和生活一年又三个月的剑湖学生连的最后一天,我们最后的晚餐!
  
第二天一早,团部派来几辆卡车,最先送分配到边远地区的同学去报到。团部的用意很明白,因为最想闹事的就是分配到边远地区的同学,因为他们的牢骚最多,怨气最大。当我们送许君时,许君迟迟不肯上车,汽车已经发动了,他还在车下紧紧拉住老同学们的手,大概他已经预感到,这一分别竟是永别了吧!我们这些有泪不轻弹的男儿,鼻子阵阵发酸,眼眶里竟都涌出泪水来。
(待续)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2&tid=1883&pid=6211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9楼 发表于: 2017-10-19
第十六章 工厂隐藏于深山(一)
  
一、螺峰街29号
  
我们被分配到国防工业部门的一行人,由剑川团部的卡车直接把我们送到昆明,住进当时设在福照街的省革委招待所。在招待所里,我们接触到来昆明出差的在国防工厂工作的几个干部。他们对我们这些即将补充进去的人并不保密,他们还介绍经验说:只要当月我们的工资已经在农场领过,本月即可返家或在昆明玩耍都可以。因为按规定,在下个月15日以前到工作单位报到,即可领到下个月的全月工资,凡是在月底的最后一天报到,即可领到半个月的工资。
  
从他们口中我们还得知,云南省的国防工业,当时分由昆明军区管和云南省军区管两类。前者管的简称昆工办,又称大工办,管的是昆明附近的大中型国防工厂。后者管的简称省工办,又称小工办,管的是一些远在专县山沟里的中小型国防工厂。这些国防工厂的名称为对外保密起见,都取得挺古怪,比如称为机器厂的,其实是造枪的工厂;称为燃料厂的,其实是造雷管、炸药、导火索之类的工厂;称为铸造厂的,其实是制造手榴弹、迫击炮弹的工厂……不一而足。省工办的机关在五华山东侧偏僻的螺峰街29号院内。
  
当我们一行人找到省工办时,我们真是难以相信,这就是今后我们工厂的首脑机关所在地。这里虽然也有两根门墩柱,但没有大门。门墩上的门牌号码也因风吹雨打且蒙有尘土而难以分辨。里面的所谓办公楼,其实是一幢宿舍楼。省工办的政治处设在最上边的5楼,一位身着军装的现役军人接待了我们。他面无表情、公事公办地从柜子里取出一份早已确定的分配名单向我们宣读核实后,就逐一收下我们的报到公函,重新按他手中的名单对我们当即进行了分配。有分配在机器一至五厂的,有分在铸造一、二厂的,也有分在模具一至三厂的,这些厂都已建成几年,现在已经有一定生产规模了。
  
我和友君以及重大的朱君一道分在寻甸的电子二厂。友君毕业于昆明师院物理系,在农场期间是我的好朋友。我俩能分在一个厂工作,今后彼此可以互相照顾,这是很令人高兴的事。
  
当我们问起电子一厂、二厂在什么地方时,这位军人态度冷漠地说,他只知道这两个厂将建在寻甸县境内的山沟里,具体建在什么地方他还不知道。好在省工办已经在寻甸县城里设置一个国防工业建设指挥部,只要找到这个指挥部,就能找到厂。临分别时他才不无调侃地补充说:计划今后将在寻甸境内建设十几个电子类国防工厂,到时寻甸将成为全省的电子工业城,你们也就成为电子工业城的元老了。
  
我们向他请教,到寻甸该怎么走?他回答说:先从昆明站乘清早开往曲靖方向的火车到寻甸境内的塘子车站下车,然后换乘从塘子开往东川方向的火车,到寻甸站下车即可。
  
末了他问,你们的车费够用么?如果有困难,可以借给你们每人20元钱,作为你们买车票,托运行李的费用。我和朱君都没有借,我想,身上带的钱够用就别借了。现在借,以后还,反倒是一件麻烦事。友君身上的钱比我多,可他不嫌麻烦,借了20元。事后才知道,这笔钱是不用归还的,于是友君凭空就比我们多得了近半个月的工资。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是,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在经济上和公家打交道,可不能怕麻烦,能借就借,能要就要,否则就可能吃亏!
  
从福照街的省革委招待所到昆明火车站有6公里多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卷行李,一只木箱,一两捆书以及脸盆和杂物。如果将这些东西靠挤公共汽车送往火车站托运,那得往返好几趟。有人劝我们雇一辆三轮车去,这得花费几元钱,我们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报得了账,所以没去雇。正在犹豫间,恰好遇上云大历史系的丁君,他骑了一辆三轮车迎面过来。我和他寒喧过后,提出想借他的车用,他挺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友君、朱君和我将3人的行李箱子什物统统堆在车上。由于东西堆得太高,担心半路上会垮下来,又向招待所借来两根绳子捆上。谁来骑三轮车呢?我们3人都没骑过,我们甚至连自行车都不大会骑哩!可总得有人骑呀,自然又是我奋勇向前。
  
我骑上车后,友君和朱君一边在后面推车,一边还得帮助我掌握方向。刚开始,这车不听使唤,时而冲向大街的左边,时而冲向大街的右边,不一会就弄得我憋出一身大汗。好在当时昆明街头的人和车都不多,所以始终没有撞到人。
  
真是事逼人为,就这样歪歪扭扭地穿过福照街、东风路、正义路南段,进入金碧路后,我的骑技已大有长进,可以平稳地行驶了。友君和朱君也就不用费力,只要跟上我就行。当我们托运行李后返回时,我骑的三轮车可以轻松地载上他们二位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乘火车到塘子车站后,凭着“托运自卸”的提货单,我们把行李一件件转移到发往东川的列车上,又等了许久许久,列车才驶出塘子站。塘子距寻甸只有10多公里,列车在寻甸站停车3分钟。经过一阵忙乱,我们总算把行李都卸到站台上。留下友君看守行李,我和朱君进县城去找省工办的指挥部。在县革委招待所,我很快找到电子二厂筹建组的副组长老任,这是一位身材魁梧结实、相貌堂堂的山西人。经别人介绍得知,原先他是14军119团的副政委,转业到楚雄制造导火索的燃料二厂任党委书记,现调来参与筹建电子二厂。另一位个子与老任相仿、满脸红光的山西人老王,原先是铁道兵的一位营长,转业到制造手榴弹的铸造二厂任党委办公室主任,现也被抽调来这里。此外还有四川大学外语系的锋君、北大的许眼镜和小朱、北京工大的高君等,此时到筹建二厂的共有10人,我和友君、朱君排列为第11、12、13名。他们都极热情地与我们一块到火车站搬行李。大家七手八脚就把行李搬完了。
  
回到寻甸县招待所后,老任让友君、朱君和我摊开自己的行李休息,就不必用招待所的行李,这样可以为工厂节约点开支。老任真是个事事为厂打算的精细人!
  
通过交谈我们了解到,电子二厂的筹建组长是一位姓胡的军代表,他曾任文山军分区的干部科长,此时正在昆明参加云南省的国防工业工作会议。同时在昆明开会的还有筹建组姓宋的一位副组长,他原先是省工办的基建处长。此外,筹建组还有原模具三厂车间党支书老高,制造半自动步枪的机器二厂的计划科副科长老王及卫生员小冯。
  
当老任、老王和老高等一帮老同志得知我们已经领取了本月工资,却能在4月13日即到寻甸报到后,对我们很是赞扬一番,说我们这些毛泽东的红卫兵觉悟真高,放着可以回家休息,却能抓紧时间来报到,今后必定可以成为工厂的栋梁。
  
近两年来,我们受到的只是凌辱和呵斥,哪能受到如此赞扬!古语有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既然电子二厂的领导看得起我们,我们也是能替领导争气的!热血又在我胸中沸腾起来。
  
寻甸县城位于寻甸坝子的中心,坝子之外,则是不尽的半山区和山区。县城房屋破旧不堪,街道狭窄而肮脏。每逢星期天赶街,各族农民从四周的山区和农村赶来,有卖一只鸡的,有卖一担柴火的,有卖山货土产、蔬菜的。卖了东西之后,才有钱买回火柴、盐巴、煤油、布头针线等。人们的穿着十分破旧,每人都用一块脏得发黑的破布,包上一团混有野菜的荞麦饼,一边叫卖、一边啃那粗糙的干粮。让我终生难忘的是,我曾目睹一个衣着褴褛的农村小孩,手里提着一只准备盛煤油的玻璃瓶,跟在像是他父亲的人后边。父子俩本来是有说有讲的,不巧的是孩子在人挤处失手打碎了玻璃瓶。这一下竟然使当父亲的大发脾气,把孩子打得口鼻流血。我心里真不是滋味,这玻璃瓶不过是一只极普通的空酒瓶,能值几分钱呢,犯得着这么狠心地打孩子么!农村的孩子就这么不值钱么!可是我仅仅在心里不好受罢了,却不愿多管闲事多作议论,因为小孙和徐司令的教训太深刻了。
  
据老任介绍,电子二厂的厂址已经选定在羊街公社吴所大队所属的白龙潭山沟里。一谈到厂址选择,老任就来了气。他毕竟当过3年多的燃料二厂党委书记,燃料二厂在距楚雄几十公里外的山沟里。作为一个厂的主要领导人他对在深山沟里办工厂的困难早已有切身休会。他坚持认为,工厂即使不能摆在羊街集镇,也应摆在吴所大队的公路边,怎么能钻进深山沟呢!
  
这片厂址是怎么确定的呢?这是由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革委生产指挥组组长鲁屠夫(鲁本名瑞林,因镇压炮派有功而得到的雅号)确定的。他规定的选择厂址条件是:
  
一、必须距离昆明市80公里以上。
  
二、工厂必须钻进山沟,应使干线公路上来往的车辆和行人,看不到工厂的踪影。
  
电子二厂所选定的厂址白龙潭山沟,距昆明有83公里多,完全符合鲁屠夫的要求,这厂址由省工办的领导和厂筹建组长胡代表坐上吉普车来溜上一圈后就确定下来。事后才来寻甸报到的老任看了这块厂址后,当即就提出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个人服从组织,这是共产党历来的组织原则。
  
二、厂址还是一片荒山
  
到寻甸报到了几天后,我们逐渐了解到一些情况:电子一厂又名云南红星机械厂,是为其它电子工厂提供专用设备、工模夹具的工厂。电子二厂又名云南跃进机械厂,是生产电子元器件的工厂,主要生产各种电阻、电容和电位器。此外即将在寻甸上马的还有生产晶体管等半导体元器件的云南东山机械厂,生产营、连部队通讯电台的云南旭东机械厂,生产大功率电台的云南金星机械厂……
  
金星厂所选定的厂址,距昆明有100多公里,地形较为开阔。其厂址原先曾被空军部队某雷达站选中,准备在那里建站。经过水质化验,发现那一带水中含有放射性物质,从水质对人们健康的危害考虑,就放弃了在那里建站的想法。这本来是明智之举,可此事让鲁屠夫得知后不禁大发脾气道:这些胆小鬼,他们怕死就让他们走吧,金星厂就建在这里。我们云南以后还要搞原子弹,正愁找不到放射性物质哩!经他这么一说,金星厂的厂址也就这样确定下来。
  
一天早上,老任对我和友君、朱君说,今天没事,带你们到厂址看看吧。我们早就想去看看了。说是分配到工厂工作,却成天呆在寻甸县招待所里学毛著,真不是滋味。这天一道去的有老任、老高、锋君、小朱、友君、朱君和我,行前我们准备了几斤大米作午餐打尖用。
  
出了寻甸县城后,我们没有沿着盘蛇般弯曲而上的公路走,而是抄一条陡峭的小路往上攀登。这样要近出许多路,只是挺累人。爬上山顶后,眼前又是一片平坦的坝子,四周则是更高的山峰。以后,我们又岔上东川至昆明的干线公路,穿过金所村和花青哨村后往右拐,走过一大片平坦的荒地后,来到一个小水库边,这里有一片茶园和桃林,此时茶尖新绿得耀眼;桃花开败后,已露出一个个毛绒绒的小桃。与沿途所见到的枯燥景色相比,这里可谓春意盎然,令人赏心悦目。林中有两间草屋,草屋边倦伏着一条皮包骨头的老母狗向我们发出有气无力的吠声,表示它不欢迎我们这群陌生者的到来。
  
听到犬吠声,有个农民从草屋里探出头来看了我们一眼后,很快就热情地把我们迎进草屋。此时已是阳春三月,天气已经不冷,但几位农民还在草屋里烤柴火,把草屋熏得烟雾蒙蒙。他们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一边给我们冲茶水喝,一边不停地打听:果真要在这山沟建工厂么?以后这里会运来许多机械么?他们可以到工厂干点活么?末了又问怎么没见上次来过的老王?他们都夸奖老王是个难得的好人。
  
我们有两位老王,一个是个子高大的山西人,一位是个子瘦小的浙江人。不知他们说的是哪一位?他们分不清是哪儿人,但说个子高大,象个当官的。
  
锋君小声向我介绍说:前些天许眼镜、锋君和大老王等人曾来过一次。在白龙潭见到几位花青哨村的农民在为生产队挖水沟,由于两天没吃上饭,饿得躺在地上动弹不得,让人以为他们怕是快要死了。大老王上街买东西本是个锱珠必较的吝啬鬼,此时也忍不住动了恻隐之心,掏出10斤粮票2元钱,送给农民用。大老王当时救济的是花青哨村的农民,可是距离花青哨村有好几里地的吴所村茶场的人都会赞扬他是好人,可见他的行动何等地得人心!
  
在茶场的草屋稍事休息后,我们取出带来的大米,请农民替我们做饭,我们又继续往前走。顺着山脚,七拐八弯地又走了近3公里后,我们眼前出现一条狭窄的山沟。山沟深有1公里多,宽不过30米。山沟两边的山上,全是密不透风的青松和杂木。林间溪水淙淙,百鸟争鸣,不时有山雉扑棱棱飞起,空气中散发着野花的清香和树脂的气息,这实是一个风景宜人的所在。据说过去这里曾是土匪出没之地!
  
老任指着山沟告诉我们:今后将把厂房摆在这条山沟里,把办公楼和宿舍摆在山沟外边。这条山沟就是我们工作的地方了。
  
呵,这就是云南省国防工办的电子二厂所在地!我们面对山沟,许久没有出声。末了,老任叹了口气,带我们往回走。
  
返回茶场草屋,那只瘦狗已经向我们友好地摇了摇尾巴。几位农民已经用锣锅为我们做好午饭,还用他们自制的酸菜,为我们煮了一锅可口的菜汤。我们把吃剩的半锅米饭留给他们,另外付给他们一些菜钱。几位农民说啥也不收菜钱。他们虽然衣服破烂,身无分文,但很淳朴、很讲义气。我想,今后如果能多与他们交往,自己的灵魂也许能得到净化哩!
  
厂址距寻甸县城有18公里多。往回走的路上,大家都累了。不时有汽车从身边驶过,我们每次都招手要求搭车,可一辆车也没有停下来。我们不由得骂起来,这些司机老爷真缺德,宁可开空车也不带人。锋君笑骂道:许多驾驶员都只爱搭大姑娘,如果我们这伙人都是大姑娘,那早就乘上车了。小朱出身书香门第,她父亲是云南省有名的数学教授,在北大读书时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曾是同班同学。她胸无城府,听了锋君的话后好生奇怪:“真是这样吗?不可能吧!”她说:“我不相信,让我来试试。你们躲到一边去,待我拦下车后,我们就一块上车吧。”大家不过说说而已,谁会真的躲到路边去呢!不过我们很为小朱的天真和单纯所感动,竟有意无意地放慢了步子,让她一个人走在前边,和我们拉开一些距离。又有一辆空车从后边驶过来了,锋君又一次挥起手,小朱也把手乱舞起来。卡车终于减速,在小朱身边停下。于是我们请老任、老高两位领导坐进驾驶室,几个年轻人爬上车厢。公正地说,这位驾驶员见到锋君挥手时即已减速,只是惯性使汽车滑到小朱旁边才停下来,并非只是因为小朱把手乱舞而停车。可是我们在车上觉得能与她开玩笑也很有趣,反正行车中的驾驶员听不到我们的谈话。于是我们一口咬定驾驶员是看到小朱招手才停车的。而她竟也信以为真,一本正经地说:好啦,这次搭车算是取得了经验,今后我们再出来时,我就走在前边堵车吧,不过你们可别拉下太远,否则我上了车你们还赶不上来,车开走就麻烦了。
  
和这种天真无邪的女孩开玩笑,真让我们感到惭愧,却也不便把话说明,只有把话题转移到其它方面。
  
我们看过厂址后不两天,省工办驻寻甸指挥部作出决定,为贯彻当年选厂、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投产的“四当”要求,现在就应当派人到天津无线电元件厂学习技术并采购设备和原材料,这样,厂房建成即可投产。
  
在我和友君、朱君报到后不几天,陆续又有几位大学生来报到。老任等领导研究决定由两位老王带领大学生们到天津学习,这里就只留下老任、老高、友君、卫生员小冯和我,一共5个人。我被安排暂时任会计和出纳,管理筹建组的开支。友君负责到羊街公社、金所公社的农村砖窑定购砖瓦,准备施工的建筑材料。
  
老任说,既然是筹建工厂,就得尽快搬到厂址去,老呆在县招待所里怎么成。这时,又来报到了一名姓魏的军代表。于是,我们一块上街买好炊具、蔬菜和粮食后,由一辆省工办车队的卡车把我们一干人和行李什物通通运到厂址白龙潭。
  
在吴所茶场至白龙潭山沟中间,有一片开阔地,有两排土坯砌成的简陋小屋,据说此地当年曾办过农业中学,那是大跃进年代的事了。农中解散后,这些土坯房作为历史遗迹留了下来,如今废物利用,就成为我们的临时基地。
  
当时我们几个人的分工是,老任和魏代表负责和厂址所在的羊街公社协调关系,首要的是争取公社的支持,让公社组织民工队伍尽快为我厂修公路,即从公路干线修至建厂的山沟里,这样基建队伍和材料方可进厂。老高负责了解周围农村的阶级斗争情况,摸清周围每个村庄有哪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有何动向,要和附近各大队的党支部、贫下中农组织取得联系,以便今后有针对性地做好工厂的保卫工作。友君继续到各村庄组织农民烧砖瓦供应建厂之需。卫生员小冯因为身边带有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孩,不便给她分配工作。这样,我还得兼任炊事员,每天给大家做3餐饭。
  
当时配给的粮食中,有20%的玉米面,怎样吃这些玉米面呢?老任、老高和魏代表都是北方人,他们挺有经验,每天手把手地教我做窝窝头,做玉米面汤元。他们还示范给我怎么在极短的时间里用菜刀将干辣椒剁成粉末,怎样用豆腐烧成各种各样的素菜,怎样用白菜和粉条做馅包素水饺……在这些日子里,我学到不少生活知识。经分工管后勤的魏代表提议,为了不让剩菜剩饭白白扔掉,我们还向农民买来一只小猪。这样,我还得兼任饲养员。于是,我一下子身兼四职:会计、出纳、炊事员和饲养员。
  
几个人的伙食,无需买饭菜票什么的。每顿各人吃了几两饭菜,由我用个小本本记上就行。有时友君很晚才从农村回来,我又重新给他弄饭。烧饭用的柴火,刚开始时曾向农民买过一点,后来看到满山都是枯枝,用烧饭后的空余时间,我上山拾来不少,这样就可以减少伙食费开支,使大家吃得既便宜又好。
  
几乎每天都有到我们这儿来报到的人,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从省工办系统各厂抽调来的干部和工人,从省公检法系统也一次性抽调到这儿10多人。我的工作也随之逐渐有所变动。先是由云大外语系的黄君接替我的炊事员和饲养员差事,尔后又将我的会计和出纳差事移交给从云南机器二厂调来的女会计小郑。厂筹建组长胡代表让我抓厂里的宣传工作,让友君抓厂里的人事工作。
  
胡代表是四川人,中等个子,年纪不过30多岁,长有一副人见人爱的娃娃脸,讲话极富有煽动性。他颇有朝气,算得上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厂领导。他时常爱给我们大讲毛和林是如何重视三线建设的,毛泽东曾说过:“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和帝国主义争时间,和修正主义争时间。”(三线建设即国防工业建设。)他经常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对我说:今后写厂史,现在是收集素材的极好时期,我们现在是头顶青天,脚踏草地搞三线建设,今后这里楼房高耸、烟囱林立之时,人们不会忘记今天在这里艰苦奋斗的创业者……这些话,与其说是说给我听,不如说是说给大家听。这些话也的确把大家心里说得热乎乎的。
  
原先我们住的两方土坯房,如今一方成了筹建组领导的宿舍兼办公室、另一方是女职工宿舍兼财务室、卫生室。我们在土坯房后边的开阔地上,凭着自己的一双手,接二连三地盖起一些工棚,这种工棚用油毛毡作顶、用草席围边,木材用的是我们自己从山上砍下的松树。我们把这一幢幢的工棚命名为“跃进一号”、“跃进二号”,就这样一直排到跃进几十号。

(待续)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2&tid=1883&pid=6229

快速回复

限100 字节
如果您提交过一次失败了,可以用”恢复数据”来恢复帖子内容
 
上一个 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