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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戈:文革风云映滇池(第1章—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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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10楼 发表于: 2017-10-19

第六章 红卫兵不怕远征难(一)
  
一、红卫兵最听毛泽东的话
  
10月18日毛泽东第6次接见红卫兵之后,每天都有数万名外地学生源源不断地涌进北京来,北京接待红卫兵的任务显得格外繁重、简直是吃不消了。这就要求已经被接见过的红卫兵迅速离开北京,才可能减轻首都的一些压力。当时北京的原则是,只要能把人送走,送到哪儿去都成,可见情况已经严重到何等程度。
  
北京体院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每天都捧上一摞摞火车票来找我们。这些火车票,有到新疆乌鲁木齐的,有到沈阳、哈尔滨的,有到上海、杭州、厦门的,也有到广州、成都、昆明方向的……总之,可以任我们挑选,我们爱上哪儿去都可以,只要尽快离开北京就成。
  
而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把本地本单位的文革搞好,如果随便到这里那里去,必然是假革命串连之名,行游山玩水之实。我们自己决不这样干,我们也鄙视别人这样干!我们甚至对首批上北京的同学不是从北京直接返校、而是取道上海返校大有意见,认为他们有悖于离校时的初衷。
  
当我们即将接过直返昆明的火车票时,《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改变了我们的整个计划。
  
10月22日,大连海运学院15名学生组成的“长征红卫队”以红军为榜样,跋山涉水,历时1个月,行程2000多里,从大连步行来到北京。《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并为此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社论指出:“大串连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举”,毛泽东“一直是支持大串连的,并且主张把这种革命行动大大推广”。社论号召红卫兵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步行串连,深入群众,向工农兵学习。
  
我们先是从广播中听到这篇报道和社论,然后赶快找来报纸逐句逐段地进行认真学习和讨论。经过讨论,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聚到一块来了:主要有我班的龙君、石君、吕君、牛君和我,另外还有比我们低一年级的元君,化学系有位姓名为何玉珠的女同学也要求和我们一道行动。如果同意让这位女同学和我们一道跋山涉水,总会有诸多不便之处,于是我们坚决不答应她的要求,弄得她很难过,还为此哭泣了两次。当她知道我们的坚决态度后,她要捐给我们10元钱,让我们在步行串连途中添着使用,说这也算是她对步行串连尽的一分心意。这真诚的友谊,使我们十分感动,但考虑到她也并不宽裕,我们说什么也不肯收下她捐的这份钱,当时不得不收下后,又很快设法归还了她。
  
我们同班的其它同学,虽然没有参加我们的队伍,却也十分关心我们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有的人,平时一贯以“左”派自居,使人以为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人情、友爱为何物,此时竟然也透出一股浓浓的人情味来,一再嘱咐我们路上要多注意冷暖,即将来临的北方的冬天,霜雪定然很大……使我们感到很亲切。
  
云大校文革筹委带队的同学也挺支持我们的计划。他悄悄告诉我们说,他可以为我们开证明写公函,让我们到云南省委驻北京联络站(又称办事处)求得帮助,离开昆明之前云南省委的领导已经告诉他有关地址。他要我们不妨去试试。
  
我们心里想,这不正是对云大学生保省委有功的又一种关照么!我们真不愿去找,可我们又不得不去。因为我们已经囊空如洗,如果不能解决经济上的一些困难,我们势必寸步难行,那么再雄伟的计划也将无法实施。
  
持着云大校文革筹委的介绍信,我们顺利地找到地处僻静街道里的云南省委驻京办事处李主任。李主任原先曾任昆明师院的党委书记兼院长,对我们这一行不速之客的造访还满热情,让我们写出借条后,每人借到25元钱和45斤粮票,(这欠帐以后没有任何人向我们追缴,办事处亦已撤消,此事也就不了了之,这是后话。)
  
我们6人共借到150元钱和270斤粮票,集中到一块后由石君保管。我们6人都没有手表,作为一个集体,没有个计时器很不方便,于是我们集体买了1只7元钱的小闹钟,还买上一把3元多钱的理发剪,这也是很实用的。钟表柜的售货员听说我们买小钟是为了步行串连用,格外热情细心地帮助我们挑选,帮我们选购的小钟真是价廉物美。它走时准确,一直没有毛病,以后一看到这只小闹钟,就使人回忆起那位满腔热情的北京售货员。
  
我们从北京体院要到一面红旗和一点黄油漆。石君写得一手好字,大家推举他用黄油漆在红旗上写出我们议定的队名:云南大学红卫兵延安长征队。前面的7个字为拳头般大小排于上方,下一行的5个字要大得多。为什么用这个队名呢?因为我们向往革命圣地延安。然而因为用这个队名,后来的行军途中还闹过误会:一些粗心的人往往不注意看上面的7个小字,误以为我们是延安来的学生。
  




延安曾是我们最为向往的圣地之一。图为我班周君此时在延水河畔的留影




  
上图为我班马君此时在延安张思德墓前的留影
  
这支由6人组成的小队,正二八经地选举了正副队长。队长由白族的龙君担任,他是位个子高大的青年,文革前在班上任体育委员,对各种体育活动都能来两下,有较好的组织能力,为人本份、正直,也是最早一批加入学校红卫兵的人。大家推举我为副队长,我推辞道:这么五、六个人的队伍,没有必要设副职了。但最后少数服从多数,只有听任大家的安排。事后我想,大家坚持推选我为副队长,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认为我能热心为集体办点事,二是因为来北京前我是班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而这后一点,其实正是当时北京已经轰轰烈烈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们头脑中还未得到彻底肃清的缘故。否则,班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恰好不应该再担任长征队的领导了!
  
红卫兵最听毛泽东的话!经过这么两三天紧张的准备工作,我们即可开始步行串连、雷厉风行地实践毛泽东的号召了!
  
二、而今迈步从头越
  
毛泽东在描写红军长征的诗中有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进行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时代,我们未能赶上,为此我们常常扼腕叹息:否则,我们要么已横尸雪山草地,要么战死于金沙江畔、大渡河边。如果还能幸存到如今,则可以在各级重要岗位上报效国家,而不至于浑浑噩噩,虚度此生。此前,我们也曾羡慕过当年延水河畔的热血青年,有为解放中华民族而奋斗的历史机遇;如今,毛泽东又给了我们新的机会——我们肩负的是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世界各国人民!毛主席号召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我们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经受磨练的豪情,我们怎能不踊跃前往呢!
  
10月28日清晨,我们云南大学红卫兵延安长征队从北京体院出发了!我们火红的队旗由高个子的白族青年元君擎着走在队伍的前边,我们成单行纵队紧跟其后。大家步伐坚定有力,体现出胸怀大志的年轻大学生们才可能有的豪情壮志。
  
当我们的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时,面对天安门城楼和人民英雄纪念碑,龙君率领我们庄严宣誓:我们是毛泽东的红卫兵,我们一定要永远读毛泽东的书,听毛泽东的话,按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穿过天安门广场后,我们顺着大道经正阳门、珠市口、永定门、丰台一直往南走。在我们的队伍穿过北京市区的时间里,曾经好几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路上的行人停下来为我们鼓掌致意。特别突出的是有一位中年工人,当他看了我们的队旗,知道我们是云南的红卫兵时,拉住我们问长问短,坚持要龙君记下他在北京的单位地址。他认为,我们一路上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如果我们需要帮助,可以随时与他联系,他将竭尽全力支持我们。我们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他的地址,在心坎上铭记住他的情谊,记住北京人对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就这样充满希望、充满憧憬地离开了首都北京!
  
当我们跨过永定河大桥——即历史上有名的卢沟桥时,掏出挎包中的小钟看看,已是下午3点多钟了。此时已是枯水季节,整个河床除底部稍有流水外,其它地方都是干涸的。尽管如此,宽阔硕长的卢沟桥两边那石雕的栏杆,却也显得十分壮观!呵,这就是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中华民族又一次发难的地方!此时,匆匆行进中的我们,难以引发思古之幽情,但我们决不会忘记那一段国耻!永远不!
  
当天傍晚,经过40多公里的行军,我们住到北京郊区的大兴县城黄村。紧靠县城边有个河北农业大学园林分校,当晚我们就住在园林分校。
  
园林分校负责接待我们的同学挺热情,他一直陪伴我们洗嗽、吃饭、休息,向我们介绍他们学校开展文革的情况和大兴县的情况。他还介绍说,就在我们当天走过的路上,有一个名为“红星”的人民公社,这是颇有名气的中朝人民友好公社。那里机械化程度比较高,社员收入也不错。他建议说,既然是步行串连经过此地,不可不参观一番。
  
此时如果要参观红星公社,就得走10公里的回头路,往返就得多走20公里路了。我穿塑料凉鞋才走了第一天,脚上就磨了一串水泡,到底还往不往回走呢?经过反复权衡,大家认为,我们长征可不是为赶路而赶路,是要通过步行串连熟悉社会,了解社会。从这样的认识高度去考虑问题,多走点路也是值得的。
  
第二天吃过早餐后,我们踏上了回头路,走了近两个小时,来到红星公社社委会。社委会主任听我们说明来意后,对我们很是热情,把我们邀进会议室里介绍情况。由于来这里的外宾较多,所以他着重介绍了“反帝反修”斗争的情况。特别是怎样根据所来外宾的政治态度,有针对性地用毛泽东语录布置会议室,从而收到一种在交谈及其它场合难以取得的效果。他指着墙上的一幅毛泽东语录:“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合的余地!”对我们说,这是前些天才挂上去的。因为来的是越南外宾,他们对苏联只讲团结,不敢作斗争,这种中立能持久么。在这里了解到的许多情况,在报刊上是不可能见到的,让我们感到挺新鲜。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原来竟也如人与人的关系、家庭与家庭的关系大同小异:既充满了矛盾、冲突和斗争,又离不开团结、妥协与协调。而平时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报刊上提供给我们的极其有限的、冠冕堂皇的那么一点点而已!
  
离开会议室后,我们参观了养鸡场。养鸡场有4千多只鸡,鸡舍还算干净,但所有操作都由人工进行,看不到有什么机械化设备。至于全公社的收入,由于有规模较大的拖拉机站和社办工厂,加上全公社种植的蔬菜都由市区包购包销,所以每个社员年收入可达5百多元。这在当时的中国农村,算是相当可观的了。联想到云南贫困地区一个劳动日仅可收入几分钱,只能按照毛泽东指示的“农闲吃稀、农忙吃干,瓜菜半年粮”的广大农村生活相比,这里堪称大跃进时民歌所描绘的“人民公社是天梯,共产主义是天堂”了。
  
参观了红星公社,我们又往大兴方向走,傍晚住到大兴往南20多公里的固安县境内一个名为柳泉的农村。这里有个农业中学,我们就到农业中学寄宿。
  
我们这个长征队,由于离开云南时没有步行串连的准备,每人只随身带了套换洗衣服,晚上住到哪里,就得临时借行李用。这晚上借到的被子过于单薄,把牛君冻坏了。第二天一早牛君开始发高烧,无法继续赶路了。
  
怎么办呢?难道大家都停留在柳泉等牛君么?毛泽东诗词中有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脚上的水泡也肿得越来越厉害了,经过大家商量,决定由我陪牛君在柳泉住下,其它4位同学继续往前赶。待牛君病好后,我和牛君乘汽车与他们在前方的衡水相会。衡水必定有红卫兵接待站,这就是很好的相会处。
  
就这样,龙君等4人往前走啦,而我和牛君留了下来。牛君在班上学习成绩算得上是最好的那一类,但因家庭出身“地主”,尽管他也积极靠拢团组织,但总也未被接纳,因而思想上常有一种压抑感。那双藏在眼镜片后的目光里,表面看似豁达开朗,细看就不难发现不时会闪出一种难言的忧郁。
  
我请来农校的医生为牛君注射青霉素针水后,牛君安静地入睡了。闲着没事干,我来到打谷场上参加社员们的打“棒子”劳动。
  
这里距北京市不过有6、70公里远,可这里劳动条件之简陋,生活之匮乏,使我吃惊不已!打“棒子”劳动,就是把一堆剥了皮的干玉米棒子,用一截榆木棍子猛敲不停,使得玉米粒从玉米棒子上脱落下来。用这种方法干,很长时间也敲不下多少玉米粒来,还有不少玉米粒给打碎了。我敲了一会后,忍不住问身边的一位老头:这玉米是你们一年的主粮呢,还是杂粮?他眯着眼睛看了我一眼,慢吞吞地回答说:这么好的粮还算杂粮,那还有什么可以算主粮!这玉米也只够半年的数,还有半年多得掺和着瓜菜吃哩!他见我不相信,用棍子指着远处的一位老人说:那边的王老汉还当过八路军的营长哩,现在还不是一样成年跟我们吃稀糊糊。
  
于是我走过去挨着王老汉席地而坐,和他一边敲打玉米棒子一边搭讪着问他真的当过八路么?他说那还有假么,还有证书藏在褥子下边呢。他是负伤后不能作仗了才回家的。我问他现在生活得怎么样?他说,跟大伙差不多呗!他还说,政府原先计划按月给他补助,被他拒绝了。我提出想到他家看看,他说没啥可看的,但后来还是带我去了。他家只有两间极为简陋的小屋,除了床铺、锅灶外,几乎一无所有,他还有个快成年的女儿,此时下地干活去了没在家。我看着这有许多缝隙的破屋问:冬天住着受得了么?他淡淡地回答说:习惯了,也不觉得怎么的。那些通风的地方,过些天找点旧报纸糊起就成。
  
从他家走出来,我的心情很沉重,在抗日战争中为革命负过伤的八路军营长,如今能拒绝政府的照顾,与乡亲一道过着这么贫寒的生活,真是匪夷所思。不是步行串连,哪能看得到这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今后,当我们遇到个人不顺心的事情时,不该多记起这些革命前辈么!
  
这天晚上,我参加了生产队的社员大会,会议的内容主要由我介绍接受毛泽东检阅的情况和文革的发展情况,然后由我教大家唱了几首用毛泽东语录谱写的歌曲。
  
这是我觉得近一段时间以来过得很充实的一天!
  
第二天一早,牛君说他已退烧,可以上路了,于是我俩又踏上了征途。
  
牛君的病好了,而我的脚却更痛了。水泡破了的地方引起感染一直肿到大腿根部,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就是咬紧牙关,一天也只能走30多公里路。这样,经霸县、任丘县、河间县、献县、从富庄驿岔衡水,按说5天就可以了,而我们不得不走了7天。牛君有几次提出要陪我乘车到衡水,我却坚持要步行。照我的偏激之见,认为步行串连途中如果乘了一次车,那还算什么真正的步行串连!我的这种思想牛君当然接受不了,但他也无可奈何,只有陪着我慢慢走。其间我的思想何尝没有过斗争,每天夜晚当牛君入睡后我都会在接待站昏暗的灯光下学习毛著,而且是用林彪关于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办法来学。学过之后就会觉得横身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我当时走路的样子一定十分狼狈,所以每当对面遇到红卫兵长征队时,他们往往都要齐声朗颂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来鼓励我。还有几次,公路上行驶的汽车、拖拉机、马车都会主动停下来,要让我和牛君搭车,牛君自然乐意,但我坚决不肯,甚至还说:牛君你想搭车就一个人搭车好啦,我是一定要坚持步行的。牛君当然不可能一个人去搭车,而驾驶员也只有叹息着把车开走。当时我就这么固执得不近人情。这和以后牛君与我们长征队的分道扬镳大概不无关系吧。虽然他没有这么明白地说起过。
  
但有一次,我终于被迫不过,坐了一会自行车。骑自行车的是一位青年农民,他见我走路的狼狈相后,要我骑上他的自行车往前走。他骑的是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这在当时全国城乡算是时髦的、甚至是奢侈的交通工具了,车架上带有一大包新衣服,我猜想也许是准备结婚用的吧。他竟然这样信任我,执意要让一个他从不认识的我骑上他的车往前走,他在后边跟着。对红卫兵的这种信任使我很感动。当我一再表示我确实还不会骑自行车,请他不必客气之后,他二话没说,把车架上的那包衣物塞到我手里,把我扶上自行车后架,然后他骑上车带我走。对于这种真挚的情意,实在是却之不恭,只好任他带吧。
  
北方的马路,笔直而平坦,因而,看他骑车的样子还不太吃力。一路上,他劝我到他家住两天,他会弄草药给我敷好伤口。还说,他家院子里有两株枣树,今年挂果特多,可以让我们吃个够。他所在的村庄,就在大路前方4公路多往左拐不远处。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这样,到了他需要拐弯的路口时,我下了车,把那包衣物替他放好在车架上。互道再见之后,他骑上车往左边拐去了。这种真挚的情谊,常使我感动不已,也教会我在此后遇到陌生人有困难时,一定要多给予一些帮助。我始终认为,一个人能帮助熟悉的人并不困难,因为今天你帮了他的忙,明天可能他也会帮你的忙,这种感情投资于人于已都不吃亏。而帮助陌生人可就不一样,你帮助他之后,今生今世你们之间可能再也不会相遇了,这种帮助堪称无私的奉献,这种关爱给人的温暖是持久的,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啊!
  
三、衡水的民主生活会
  
我和牛君赶到衡水市时,龙君他们已经在此住下有3天了。龙君到衡水市后也病倒了,由元君背负他到医院看病,诊断为扁桃体发炎引发高烧,喉咙肿痛得喝口水也难以下咽,吃不下接待站里的馒头和玉米面糊糊,只想喝点大米稀粥。在衡水这种典型的北方城市,当时要找点大米可真难。难为石君他们分头跑遍了整个衡水市,最后总算找到两斤大米,让龙君美美地喝上了大米粥。
  
我们在衡水接待站相遇,虽然大家只分开7天时间,但好像已经分开许久似的,互相问长问短,很是亲热。可是没过多久,大家发现牛君言语不多,心神不定。正是一人向隅,满座不欢,大家也就都沉默了。
  
当牛君外出时,其它几个人问我,牛君是怎么了,我说我也弄不清楚。龙君沉吟着道:是不是因为他病后,我们没有一块等他,使他病后匆匆追赶我们而有意见?石君冷笑道:情况肯定没有这么简单,最好是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谈谈吧。
  
石君在班上算是一位很聪明的人,琴棋书画几乎无所不能,尤其是他的书法和篆刻,在班上是首屈一指的。许多事情,他确实能看得比别人更深刻些,大家都认为他言之有理,于是都同意采纳他的意见。
  
这是我们离开昆明以来第一次举行如此认真严肃的会议。会议既有往常有的那种一本正经的味道,又有经过串连之后,打破了原有种种顾忌后的随便,基本上都能真正地敞开思想。牛君发言说:当前正是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时期,而我们长征队几个人,要么以往是整过人的,要么是受过压的,都应该积极投身到本校的大批判中去,去触及各自的灵魂才对。而现在整天就这样在路上走啊走的,客观上是回避了本校的尖锐斗争。他希望我们一块放弃这种步行串连,迅速赶回学校投入大批判中去。但他认为这是无法说服大家的事,那么,他个人决定随大家按既定路线到达兰考后,就要放弃这种步行了。
  
石君也对我们长征队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在我们长征队里是有表现的,比如长征路线的确定,每天的食宿计划等,龙君一人说了算的时候居多,听取大家的意见很不够。还批评我未尽到副队长的责任,时常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了。
  
元君性格活泼开朗,每当他讲话之前,都要先嘻嘻一笑,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来,给人一种挺乐观随和、让人容易接近的好印象。他没有批评谁,只是表明态度说,步行串连是毛、林提倡的,他认为大方向是正确的,(当时最时髦的语言之一就是看大方向是否正确)如果大家继续走下去,他也一定不改变主意。说完这话,又是嘻嘻一笑。他是他们班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也是红卫兵,而对牛君的尖锐发言却不置可否。
  
吕君是宣威人,出身较为贫苦,也是班上最早加入红卫兵的。他的发言肯定了牛君的部分意见,他同意现在是批判刘邓路线的重要时期。但他相信在校的同学们能做好这件事,所以我们可以继续走自己的路。
  
我的发言,列举了我在柳泉村与群众接触中所受到的教育,说明我们这种步行是能够学到许多东西的。留心处处皆学问,只要肯学习就成。至于学校的大批判,我们可以寄回大字报稿参与。总而言之,我希望能把已经进行的长征坚持下去。
  
听了大家的发言,龙君有些坐不住了。他先是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工作中有不够民主的地方。他要求大家重新选举队长,他本人难以胜任这一工作。
  
可大家批评归批评,队长还是要他干,他也只好服从。
  
大家都同意到兰考后牛君退出长征队乘车返校,并经大家讨论后由石君执笔,写出一份我们长征队集体批判云大校党委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情况的大字报稿,交由牛君返校后抄贴。大家希望牛君要言而有信,到兰考后迅速乘车返校参加运动,切不可离开我们之后就乘机四处游山玩水,违背我们步行串连的初衷。(后来的事实证明,牛君离开兰考之后,一路上哪儿也没有逗留,径直返校参加运动,并迅速给我们邮寄来了各人在校应有的钱粮。)
   
接着,我们讨论了以后沿途如何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使我们的步行串连如同毛泽东赞扬过的红军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计划印刷一些毛泽东语录 沿途散发,而这是需要花费时间的事。由于我的脚还没有好,大家决定让我乘车到前方的南宫县联系印刷事宜,他们在后边步行赶来。
  
在北京体院时,云大校文革筹委会带队的同学还给了我们一张已盖有印鉴的空白介绍信,这下算是派上了用场。我填写好介绍信后,找到南宫县委文革领导小组,提出我们要印刷毛泽东语录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想法。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事,于是经过县里安排,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县印刷厂完全无偿地为此加夜班干。当龙君他们到达南宫的第二天下午,按照我们选定的内容,南宫县印刷厂已给我们印制出7万张毛泽东语录卡片。卡片纸质厚实,颜色呈粉红,语录的四周还套了一道小五星镶成的花边,下方还有云南大学延安长征队的落款。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很满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没有让我们花费一分钱,就把事情给我们办好,为此,我们用大红纸写出感谢信,对南宫县文革小组、县红卫兵接待站和县印刷厂,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此后在南下途中,我们不断地把这些语录卡片散发给沿途遇到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在公路两边扫树叶的农村孩子们。据说他们每天扫几筐落叶回家,就可以作为烧火做饭的燃料。看到这些孩子们津津有味地大声朗读我们送给的卡片,我们很是高兴。
  
从南宫县出发,我们经清河、临清、馆陶进入大名县。计划到濮阳县后,从濮阳古渡口乘木船渡过黄河进入山东省的东明县。
  
在地图上不难看出,如果我们从南宫出发,经威县直插馆陶,路线要直得多,为什么我们要绕临清这条弯路呢?因为那里有个东留善固大队,大队党支书吕玉兰,当时是全国著名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已当选为中共中央后补委员,荣获了许多称号,我们决定绕道到她那里学习、取经。
  
我们在东留善固大队住了一宿,这里没有接待站,我们被安排分散到社员家里食宿。我的房东饭后在与我的闲谈中,曾很自豪地向我介绍说:抗日战争时有个叫赵健民的人是军分区政委,打游击时经常住他家,听说赵健民当过山东省长哩,也不知后来到哪去了。我赶快说明:他现在是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听到赵的下落,老房东显得挺高兴、挺满足的样子。
  
这段时间,每天到这个地处偏僻的大队来的红卫兵还真不少,都是来学习吕玉兰的,但许多人都乘兴而来扫兴而去。何以如此?正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吕玉兰出名后,到外地开会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时间特别多,许多人来了都见不到她,能不扫兴么!我们还算幸运,我们进村的头天,她刚从省上开会回来,她在村上呆不了两天,又得上地区去。现在正好让远道而来的我们碰上了,总算不虚此行!我们在心里暗自庆幸;真是心诚则灵啊!
  
大队领导通知我们,第二天上午吕玉兰将与我们见面,将给我们介绍学毛著的体会。
  
早上8点多钟,我们来到生产队的打麦场时,那里已经坐有100多名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了。此后,又陆续来了几十个人,当时的红卫兵真是无所不有,无所不在啊!
  
吕玉兰的学毛著讲用报告作了1个多小时,主要讲她中学毕业回乡后如何带着大家一道,用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当时称为老三篇)文章的思想,与生产上的困难作斗争,怎样热情地帮助思想退坡的老党员,怎样狠抓阶级斗争……她的讲用,列举了许多数字和典型事例。虽然她手中持有稿子但她却很少看稿子,能滔滔不绝地讲,正是熟能生巧。由于她讲得多了,已经成为一位有经验的讲演者啦。
  
看上去她有25岁左右,短头发剪到齐耳根,一身道地的北方农村姑娘打扮,使她显得很有精神。她的语言朴实无华,比起以往我们听到的过多堆砌华丽词藻的学毛著讲用,要中听得多。
  
当天中午,我们离开东留善固大队,继续南行。


(待续)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2&tid=1883&pid=5872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11楼 发表于: 2017-10-19

第六章 红卫兵不怕远征难(二)
    
四、禹王集造反
  
这天早上,天还没亮我们就离开接待站,我们计划赶出10多公里路后才吃早点。
  
我们走出10多公里后,终于饥肠辘辘地进入一个名叫禹王集的小镇。路边正好有块“国营禹王集工农小吃部”的招牌,店里刚出笼的白面馒头散发出诱人的清香,让人馋涎欲滴。负责全队钱粮的石君抢上前去,准备为大家买些馒头。谁知一位精瘦的中年伙计把粮票退回给石君说,这小店卖的是议价食品,不收粮票,但要多收一点钱,即不收一两粮票而要多收4分钱。
  
我们七嘴八舌地说:我们是红卫兵,粮票按月有份,钱却不多,请他还是收下我们的粮票,少收一点钱。
  
这瘦子连说几声不行之后,把头扭向一边,再也不耐烦答理我们了。而一当另有人来买馒头时,他才又转过头来做生意。
  
这时,从后边又来了一队红卫兵,从队旗上看,是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长征队。提起这八.一八还颇有来历哩。据说,当初南开大学的学生造反受压,决定步行进京反映问题,中共中央文革闻讯后,派出列车到杨村车站把大学生接上火车,说是毛泽东派车来接的。大学生们欢声雷动,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革万岁的口号进了北京,接受了毛泽东第一次对全国各地师生和红卫兵的检阅。这天正好是8月18日,为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他们把造反组织定名为八.一八。他们头晚和我们住在同一个接待站时曾相互问好,此时也是空腹赶到这儿来准备用早餐的。当他们得知这儿只卖议价馒头,不收粮票时,纷纷责问瘦子怎能如此。那瘦子只好又耐心解释说,他们的面粉是议价从自由市场买来,而不是国家供应的。他们的小食部是自负盈亏的钣店,历来不兴收粮票,红卫兵又怎能特殊呢!
  
我们一听自负盈亏的提法可就上火了,这不是早已被批判过的修正主义的“三自一包”(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包产到户)的货色么,这里居然还有人在搞。于是我们队伍中有人大声说,这是搞资本主义一套的黑店,应该砸烂他的锅灶!这瘦子一听可气坏了,高声嚷嚷道:“有种的今天就来砸吧,锅灶全在这儿哩!不敢砸的是孬种。”他用手指了指里面。屋里的一口大锅里,汤水正翻滚着,水蒸汽弥满了整个屋子。
  
我们被他的态度激怒了!此时的红卫兵,说成是天之骄子也不为过,何曾受过这种鸟气。何况现在是两支长征队,正是人多势众。当然我们心里也清楚,那黑不溜秋的锅灶不宜砸,那不过是我们的气话罢了,但总要整治这个瘦子一番才行。
  
我们七嘴八舌地改口嚷道:我们要砸的是你这挂羊头卖狗肉的“工农小吃店”的牌子,要砸的是藏在你头脑中的专门经营资本主义货色的锅灶!
  
南开大学的一位高个子红卫兵(后来才知道是他们的队长)抢上前一大步,一把扯开盖在馒头上的白纱布,号召大家说:大家自己动手,来吃馒头呀,吃饱后咱们再用平价算还给他钱粮。此时大家又饿又气,谁还顾得了许多,于是一踊而上,抓起馒头就大吃大嚼起来。
  
这瘦子更是气极恨极,但也没有忘记要数被我们吃了多少馒头。却哪里数得清人数和被吃的馒头数,不由脱口骂道:简直是一群土匪!
  
听他如此骂人,倒把我们惹得哈哈大笑起来。等我们笑够之后,才突然厉声吼道:你真是吃了豹子胆啦!好啊,你竟敢骂毛主席的红卫兵为土匪,今天非要你说个清楚,不死也要让你蜕层皮!
  
这瘦子一看这阵式,有点傻眼了,一会看看这个,一会又看看那个。红卫兵的厉害,他大概早已听说过,正不知今天会怎么被收拾!
  
南开的那位揭纱布的大个子上前两步抢到瘦子面前,指着他的鼻尖呵责道:本来,我们吃完馒头就会按平价算回给你钱粮,一分钱一两粮票都不会少你的;既然你骂我们是土匪,那这钱粮可就不能交给你了,我们交到你的县委书记手里去。
  
我们在店外排好队伍,前边是两面队旗,后边排成两行纵队,我们已经走出了几步,有的同学突然提出说:光我们去怎么行,得把这块“国营禹王集工农小吃店”的牌子也带去。又有人说,仅仅这样也还说不清,应该把这瘦子也带走。于是我们的队伍又停下来,有的上前把店牌摘下来,有的进店把瘦子扯出来。瘦子直气得脸色铁青、横身颤抖,口里还不服气道:去就去,你们白白抢吃了我的镘头,难道反而怕你们不成?
  
我们就这样走了一会后,石君提议说:这招牌干吗由我们的人来扛呢?应当由瘦子自己扛才对呀!大家齐声道好,于是不容分说,原先扛招牌的那位南开同学便把它压到瘦子的肩上。
  
气嘟嘟的瘦子走得挺快,扛着又长又宽且极厚实的店牌一下子就蹿到我们队伍的前边去了。擎着红旗的元君笑嘻嘻地对瘦子说:你想和红卫兵较量谁走得快么?那你还差得远呢!你刚走几步算啥英雄,咱们已经从北京走到这里。咱们要走的路还正长,还看不起和你拼这几里路的速度呢!元君明明是在骂瘦子,却还一直笑嘻嘻地、细声慢气地说话,且眼角眉梢满是笑意,真是有趣极了。大家忍住笑,喝令瘦子走慢点。瘦子无奈,只有放慢脚步。
  
不一会,瘦子赌气落在我们队伍后边一大段路,慢腾腾地拖起碎步走,我们只好停下步子来等他。南开的一位女同学问他:磨磨蹭蹭地落在后边,难道是想悄悄溜走么?这下子,把个瘦子弄的走快也不成,走慢也不是,只有闷着头乖乖地紧跟在我们队伍后边。
  
这样走了一会后,又有一位戴眼镜的南开同学发话道:这瘦子紧跟我们的队伍算个啥,难道他有资格和红卫兵排在一支队伍里走么?何况他骂大家是土匪,他也不宜与我们这群“土匪”为伍呀。 怎么办呢?有人提议说,我们的队伍靠路的右边,让瘦子走在路的左边,岂不就可以了么。于是,我们又喝令瘦子与我们的队伍并排地走到公路的另一边。这样走了一会后,又有人提出,我们是左派,瘦子是右派,走路怎么能走在我们的左边呢,他只能走在我们的右手边。于是又让他走到我们的右手边。经过这么几次折腾,瘦子原有的傲气已经一扫而光,显得晦气极了,懊丧极了。
  
我们就这样走着,互相交谈着各自学校文革的情况和长征的路线和计划。不时侧目看看瘦子扛着招牌不紧不慢地走在我们队伍右边的狼狈相,大家都忍俊不禁,不由得意极了。
  
正走着,迎面来了个骑自行车的胖子,看上去年龄有40多岁。想必他和瘦子熟识,见瘦子扛上店牌赶路好生奇怪,就下车来问个究竟。当他听过瘦子委屈的叙述后,不由脱口骂了句:没有见过这样的红卫兵!说罢就要翻身上车而去。可我们怎能容忍他这样骂人。当即一把扯住他的车架,喝令他道:你还没有见过我们这样的红卫兵么?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吧。你必须跟我们往县里走一趟,看看县委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胖子一看势头不好,连声说他还有急事,就想一走了之。我们哪肯轻易放过,抓住他的衣领,一把掏出他上衣口袋里的工作证来看,见是禹王集供销社的干部,我们冷笑着强迫他一定得跟我们走。
  
这胖子自认晦气,只有与瘦子并排跟我们往前走,胖子骑上自行车慢慢地蹬着。吕君见了嚷道:不能让这家伙骑车!咱们都是步行,他却骑车!哪有这种道理!于是大家呵责他只能推上车走。又有一位南开的同学顺手把他他自行车后轮的汽门芯给拔了。
  
两队红卫兵边走边谈,谈得很是投机。胖子和瘦子也在边走边谈,只是声音放得极低。不知什么时候,乘我们不注意时,胖子骑上后轮已经癟了的自行车溜回禹王集去了。我们有的人后悔道,当时应该把自行车前胎的气也放掉,看他还能逃跑不!
  
来到县城后,我们先找到县委办公室,把瘦子交给办公室主任,表明我们想见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意思。
  
办公室主任告诉我们,大体情况他们已经从禹王集打来的电话中知道了,(显然是胖子已经打电话向县委汇报过了。)县委十分欢迎我们外地红卫兵来帮助本县找问题、闹革命。现在县领导正在开会,晚上就和我们见面。
  
那瘦子还想讲点什么,还没开口就被主任给呵斥住了:你还有啥好讲的,你对红卫兵的态度很成问题,才让小将们生气了。你好生反省自己的做法和态度去吧!
  
晚上,县委书记和一位副县长把我们两支长征队的全体同学请到县委会议室里。当我们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后,颇有心计的石君还掏出一个馒头请县委书记看看:这么一点馒头有二两粮的份量么?那位主管财贸商业的副县长把馒头接在手里掂了掂,口中连声说:这份量是不足,是不足点!
  
当我们把早上所吃馒头应交的钱粮交到县委书记手中时,县委书记把龟缩在角落里的瘦子好生数落了一顿:你耽心红卫兵会白吃你的馒头,毛主席的红卫兵是这样的人么?你们这些人,成天只知道做生意赚钱,眼睛只会盯着钱看,一年到头不读书、不看报,犯了错误都不知道。你点点钱粮,人家少交一分了没有?
  
那瘦子哪里还敢认真去清点钱粮,只是忙不迭地点头弯腰向我们赔不是。请我们原谅他也是贫苦人出身,过去没上过学,缺少知识,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与早晨盛气凌人的态度相比,真是判若两人了。
  
县委书记见状对瘦子说:好吧,你先下去反省着,你的问题,还有供销社那个干部的问题,我们以后再研究怎么严肃处理。现在让我们向红卫兵小将汇报我们县上开展文革的情况。瘦子点头躬腰、唯唯连声迅速退下。
  
接下来县委书记除了介绍开展文革的情况外,还向我们介绍了县上由于前两年受灾严重,一些工作上不去,经请示上级后,在饮食部门搞了一些自负盈亏的经营。这种饭店全县约有40多家,今后准备逐步纠正云云。
  
我们则用中共中央首长讲话的精神,分析搞自负盈亏可能会滋生资本主义的大道理。希望他们不要再犹豫观望,应当迅速加以纠正。
  
县委书记说,县上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指县、公社、大队三级)他邀请我们第二天都去听听大会发言,以便多了解情况多提意见。
  
考虑到我们走了一天路,一定累了,这个会进行不长时间就散会了。当我们回到接待站后正准备休息时,那位主管财贸的副县长到接待站看望红卫兵来了。尽管在这个接待站住的红卫兵有百人以上,但他重点看的是南开和我们云大两个长征队。他不断嘘寒问暖,问我们生活上可缺啥?
  
南开的同学们说,他们啥都不缺,因为他们是从本校出发进行长征的。而云大的同学是从北京长征,困难一定很多。于是副县长一再暗示我们,只要我们提出要求,县里可以给我们每人补助一件棉衣,补助一部分钱粮。(大概他看见我和吕君的棉衣都太破,已露出许多棉花的缘故吧)。当时我们在经济上确实已有危机,我们让牛君给我们寄钱粮的地址是武汉大学接待站。如今远水解不了近渴,如能额外得到补助,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但我们决定不要这个县一分一厘的补助,这个思想我们是明确的。我们要有红卫兵的志气!因为我们刚刚造了县上的反,紧接着又接受其补助,岂不会玷污红卫兵的光荣称号么!(应当承认,由于我们是一个集体,何况还有天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长征队在旁边,如果是我一个人处此环境,或者说我们队伍中有谁首先提出愿意接受资助,那我或许会接受或立即会附合的。因为和众人相比我的确太穷了,真是有点人穷志短的味道啊)。
  
我们婉言谢绝了这位副县长的好意,但副县长大概是奉了县委意图来的,一再坚持要我们接受补助,大有不完成任务决不罢休的意思。南开的同学也在一边鼓动我们接受。后来,这位副县长得知我们都不准备参加县上的三干会,不会对他们正在进行的三干会有任何威协且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南宫县南下时,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喜悦的火花。他不再坚持给我们补助了,又寒喧一会后,他轻松地离开了接待站。
  
第二天一早,我们和南开队相约上路了。路上,我们议论起这位副县长的态度,大家都认为,开初他坚持要给我们以补助,是以为我们会在县上参加三干会闹几天,会造他们的反,会给他们造成麻烦。于是想用物质利益把我们的口堵住;后来不再坚持这样做,是因为得知我们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县城的准确消息,说明对他们已经没有威胁,他们无须太客气了。咳,这些当权派如果不是心中有鬼,何必如此用尽心机呢!只是我们哪有精力去和他们斗法哟!
  
南开队的同学们知道我们的钱粮即将告罄的窘境,很是同情我们,责怪我们过于老实。但他们也很能理解我们的心情,于是提出由他们支持我们一部分。“这是红卫兵之间的友谊,可不同于当权派的收买”,南开的大个子说。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是长征队的队长。我们谢绝了他们的好意,都是穷学生,用了他们的,势必造成他们的困难。
  
同路一程后,由于两个长征队行走的路线不同,他们要往东南方插山东冠县和阳谷方向,我们要往南插南乐县和濮阳。于是互道珍重后分手了。
  
如今,禹王集造反已事隔近50年,我对当年禹王集的那位经营者表示忏悔,也向禹王集供销社的那位干部致歉!我们这些红卫兵的蛮横与霸道对他们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历史已经证明,他的经营方式是正确的,而且他已经走在了历史的前头!当然,那两位当年的县太爷,对红卫兵的卑躬屈膝与实用主义,以及对属下的压制,至今也让我看不起。套用一句毛泽东的名言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五、黄河边聚集了一群红卫兵
  
我们到达濮阳县城时,已是下午4点左右。听说濮阳县城离濮阳古渡口还有近20公里路,是在县城住下呢还是继续往前赶,我的意见是就在县城住下算了。但其它人都希望能赶到黄河边,在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边住上一个夜晚,一定会别有情趣。于是我们又继续上路了。天黑后,我们来到名为龙王庙的小村子。听说这里距黄河边还有5公里左右,我们打算继续往前走。但龙王庙接待站的人告诉我们,从这里到黄河边已无人烟,我们只好在龙王庙接待站住下。
  
当天在这里投宿的红卫兵有50多人,其中有10多人的一支队伍是从黄河南岸过来要到北京去的。他们知道我们是从北京来的后,一个劲地打听毛泽东什么时候还会接见红卫兵,他们还赶得上么?殷殷之情,溢于言表。其实我们又哪里知道究竟呢。不过也只能鼓励他们说,会赶得上接见的,但步子得加快一点才行。他们听了大为高兴。
  
夜里,听到隆隆的响声,开始我们还以为是雷声,后来听其它红卫兵讲,这就是黄河的涛声。这涛声时高时低,时有时无,引发了我们的几多情思,使人难以入睡!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接待站里就热闹开了。这里没有电灯,几盏马灯却也把院子照得通明,大家都纷纷起来赶路了。当我们踏上大道时,天上的月亮还发着清冷的光,把路两边草地上的浓霜照得冷幽幽的,冷风送来透骨的寒意。走不了多久,已经能清楚地听到黄河轰隆轰隆的涛声了。
  
这里的景观与昆明真是大不相同:因为是平原,这里的天显得特别地高,月亮也显得分外地小;因为是北方,虽然季节还只是初冬,但霜已显得特别地厚、格外地冷;因为是走向远离家乡的称为中华民族摇篮的黄河之滨,心情显得格外地新奇而庄重。
  
到黄河边后,天光大亮,看得清那浑浊呈黄褐色的黄河水了。
  
黄河边上渐渐聚集起几十个红卫兵。这些人来自不同的省份,渡河之后要去的方向也各不相同,但一个共同的革命理想,把大家聚一到一块来了。这个理想,在当时就是要将文革进行到底,要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我们这群萍水相逢的红卫兵,面对着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哗哗向前的黄河图景,沐浴着从上游吹来的强劲北风;猎猎的队旗被风扯成平展展的一片。我们聚在一面面红旗下,唱起了悲壮的《黄河大合唱》:黄河之滨,聚集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这歌声,这情景,使我们眼眶含满泪花而不能自己!中国今天之革命、明日之希望,不正担在我们这一代青年的肩上么!
  
唱得累了,饿了,我们把队旗插在柳丛中,开始到河滩上农民已经秋收后的地里寻觅。寻找那没有被挖尽的小胡萝卜,在浑浊的河水里胡乱洗洗就大嚼起来。此时,这算得上是给大家充饥的美味佳肴了。
  
等了1个多钟头后,渡船顶着风浪,从对岸艰难地一点一点地向我们靠近了。我们默默地注视着渡船上吃力撑篙的两位老梢公。他们长年经受黄河上的风吹日晒雨淋,皮肤黑得发亮,在高高卷起的衣袖下,露出一块块隆起的肌肉和一根根突出的青筋,这是力量的标志啊!我们内心充满了崇敬之情!
  
渡船把一排排浑浊的水波推向岸边,这些浑浊的水波又迅速地翻转身急忙退去。渡船上载来了一队队红卫兵和过往行人,以及他们的货物和几辆自行车。
  
对岸来的人和货物卸下后,我们立即上船。两位梢公又一刻不停地把船撑离岸边。
  
船到中流,风浪显得特别大,浑浊的浪花不时飞溅进船里,打湿了我们的衣服鞋袜。但我们满不在乎,我们为黄河的雄浑伟岸折服。我们站在船头,时而远眺黄河的上游,时而远眺黄河的下游。我们放声朗颂毛泽东的诗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我们手挽着手,此时在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对狂风暴雨的渴望,充满了对旧的一切的愤怒的力量,也充满了年轻人热情的火焰和对胜利的向往!
  
木船在黄河中流的漩涡里打了两个转,才从漩涡中艰难地挣扎出来,继而平稳地驶向南岸。在黄河中流时,老梢公也曾因紧张劳作弄出一身大汗。只有我们满不在乎,巴望着在黄河中多呆一会才好。
  
上了南岸,登上高高的黄河大堤。河堤上种满了郁郁苍苍的老柳树,河堤外有一长洼积水,据说那是旧河道所在。当天下午,我们投宿于山东省东明县城接待站。
  
第二天,我们来到河南兰考县的涸阳镇。又用了半天时间,我们来到向往已久的兰考县城。兰考是当时全国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生前工作的地方。到这儿来学习的红卫兵特别多。焦裕禄生前的助手前县委副书记张钦礼,此时任兰考县委书记。为满足红卫兵学习焦裕禄事迹的需要,兰考县委安排了几位当年与焦裕禄接触较多的老贫农,让他们向大家介绍焦裕禄的动人事迹。几位老贫农怀着对焦的深切的感情,每向红卫兵讲述一次就要痛哭流涕一次,台上讲的人哭了,台下听的人也是一片抽泣声。没过几天,几位老贫农早已弄得眼睛红肿、嗓子干哑。我们原先就认真学习过焦裕禄的事迹,如今身临其境,听了老贫农的介绍,参观了焦裕禄生前工作过的办公室和简朴的宿舍,亲手抚摸了他为减轻肝痛而用钢笔抵通藤椅的窟隆……看着县委办公大院简陋的平房,我们感受良多。如果我们全党全国的干部,都能像焦裕禄这样廉洁奉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何必搞什么文革呢!只可恨嘴上满口马列、行动上另搞一套的各级党政官员太多,而像焦裕禄这样名符其实的人民公仆太少太少!
  
就一件小事,也曾引发过我们的一场讨论。事情是这样的,文革前对焦裕禄的通讯报导中,有一个细节写焦裕禄去世后在他的床头发现有一部毛选和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导说这是焦裕禄病重后仍爱不释手的两本书。而我们在兰考了解到的实际情况是,焦去世后在他的床头只发现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种违背真实的通讯报导应当怎么看?有的说,文艺作品本来就应当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这样才更具有教育意义。何况像焦裕禄这样的好干部平时肯定是最爱读毛选的,只是病重时没有放在床头罢了。也有的说,通讯报导的生命就在于真实,如果可以凭空增加,让人知道有假,还有什么教育意义可言。双方各执一辞,谁也不能说服谁。
  
焦裕禄遗言有道:生前他来不及和兰考人民一道把全县的沙丘治好,死后就把他葬在沙丘上。他要看着全县人民是如何治好沙丘的!何等悲壮的遗言!何等高尚的情操!
  
兰考人民遵照他的遗愿,把他的坟墓葬在县城外的沙丘上。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登上沙丘祭奠这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的经济已经困难得没钱买一个现成的花圈了。我们分头做准备:石君负责找纸笔,牛君和龙君准备竹片和麻线,我和元君、吕君负责准备可以扎花圈用的松柏枝叶。
  
此地栽种最多的是焦裕禄生前提倡种的泡桐树。时进初冬,泡桐树的叶子已经落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县城里根本见不到松柏一类的树木。我们只有到郊外去找。郊外铁道的远方有几棵墨绿色的树影,那大概就是柏树一类的树木了,我们欣喜地往前赶去。
  
走了2公里多,果然见有4、5株柏树兀立于铁路边,树干有小桶般粗细。我和元君分别爬上几株树,让体质瘦弱的吕君在下边收集我们折下的柏枝。柏树枝既结实又有韧性,我们没有工具,全凭双手去攀折,很是费了不少劲,才弄了一些下来。
  
因为这是铁道边的树,树叶上积满了煤烟和灰尘,把我们满身满脸都弄得黑糊糊的。元君是位挺开朗的人,见我满脸黑灰,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由于他的脸也是黑糊糊的,把他本来就白亮的牙齿衬得更白了!我也忍不住笑道:你光知道笑我,你也不比我好多少吧。吕君没有上树,自然显得干净些。他让我们歇着,要一个人把柏枝扛回去,我们不让他扛,反正我们的衣服已经脏了,何必再把他也赔进去呢。我和元君一人扛一些,3个人有说有笑地往县城走去。
  
回到接待站后,龙君、牛君和石君早已把花圈的架子扎好,还制成几朵纸花,石君正在书写硕大的“奠”字。我们把灰蒙蒙的柏枝用清水一洗,登时露出水灵灵的翠绿色。大家一同动手,很快就扎成一个漂亮的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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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1966年12月初我们长征队在焦裕录墓前留影。前排左为队长龙君,右为元君。后排从左到右分别是牛君、吕君、石君和作者。(其中元、吕二君已因病去世多年)
  
真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天中午,当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把我们自制的花圈献到沙丘上的焦裕禄墓前时,其它那些由红卫兵花钱买来的花圈全都显得逊色多了。
  
在烈士墓前,龙君带领我们学习毛著《将革命进行到底》。他的用意是,要我们把步行串连走到底。其实,除了牛君之外,这不也正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么!我们共同向焦裕禄的英灵宣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当天晚上,我们把牛君送上到郑州的火车后,接着就去拜访焦裕禄的遗孀徐俊雅,请她在我们每个人的笔记本上题词。她给我的题词是:让我们都向焦裕禄同志学习,永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据她说,焦裕禄生前最爱看的两本书就是毛著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临去世时枕头边放着的是《论修养》,为了有利于宣传学毛著,报道时改为床头上放的是毛著了。当时我们对这种报道方法也满习惯,不以为有什么问题:宣传要为政治服务,为宣传毛思想服务!许久后想起这件事,才觉得当时的政治以及所谓为政治服务,可以不顾事实,真是荒唐得很!
  
由兰考往南,我们经杞县、太康、项城、新蔡、息县后,进入湖北省的罗山县,继而经过湖北的红安县境,再穿过黄陂县后进入武汉。其间,有时我们所住的接待站里没有行李,5个人好不容易借到两床被子横着盖。垫的是光木板上放一层薄薄的麦秸,顾得了盖上身却顾不了盖下身,挤着缩着取暖。不知怎么搞的,5个人睡一宿下来,原先铺得虽然很薄但还算均匀的那层麦秸,经过一夜的翻动,竟聚成了一小堆,堆在5人睡的木板中间,几个人其实都睡在了光木板上。也有时,天黑了我们还在赶路,华北大平原的路与南方不同,路和两边的田地几乎一样平,很少有沟呀坎的。在漆黑的夜晚赶路,什么时间误走岔到田地里也不知道,还是走啊走的,最后只有见到哪里有灯光就往哪里走。这样才最终走进村庄,用旗杆当打狗棍,边往前走边打狗。找到生产队长后,草草地弄点吃的,胡乱倒上一宿,第二天清早又起来赶路。
  
由于气候、水土不服,我们每个人途中都生过病。至于我的脚痛,到杞县以后才算逐渐康复。论吃的,只有进入湖北的罗山县后,才见到了久违的大米饭。进入湖北后的第一餐大米饭,我们每个人都胃口大开,吃得特别多。而在进入湖北以前,有时吃几块红薯、一两个窝头就抵一餐是常事,如能吃到馒头或面条,就算不错了。
  
我们到达武汉之前,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用中发(67)40号文件发出停止串连,在全国各地串连的大中学师生应立即返校闹革命的通知,该通知已在各地接待站广为张贴。该通知称:“几个月来,广大革命师生热烈响应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号召,进行步行串连,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促进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更加深入、广阔的发展。当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了夺权斗争。外出步行串连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应当回到本地学校去,参加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战。
  
“目前北京、韶山、井冈山、瑞金、遵义、泸定桥、延安等革命圣地以及大寨,由于前去的革命师生过多,拥挤一起,天气寒冷,食宿、交通安排极为困难,也影响了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有的地方还发生了传染病,影响了革命师生的健康。这些问题,急需加以解决。
  
“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
  
“一,长途步行串连,在全国都停止。已经到达目的地的步行串连队,凡停留时间超过三天到五天的,请迅速返回原地。在县以内进行步行串连,也要防止过分拥挤,北京、韶山、井冈山、瑞金、遵义、泸定桥、延安等革命圣地以及大寨,一律停止前往串连和参观。
  
“二,步行串连队在返回的时候,原则上应当步行。目前,为了使远离本地五百公里以外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迅速回到本地本校闹革命,参加斗、批、改,实现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进行夺权斗争,在十五天内也可以免费领取直达票乘坐火车和轮船。不靠铁路沿线的,应当步行到邻近的铁路线上乘坐火车。
  
“三,为了响应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发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反对经济主义,防止铺张浪费,步行串连的革命师生,在串连和回程期间的伙食费、市内交通费,一般应当自理,粮食定量可适当增加。宣传费、医药费只在必要时可给予少量补贴。
  
“四,来北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凡是吃饭未交费的,自二月八日起一律交费,不再免费。
  
“本通知可在全国城乡各有关单位和地方张贴”。
  
我们到武汉大学住下后,很快就从接待站收到牛君替我们寄来的300元钱,我们立即从邮局汇出我们向太康县接待站借过的100元。
  
我们在武汉逗留了4、5天。其间,我们到一些高等院校看大字报就用了不少时间,以此弥补在这段步行串连期间我们对形势发展认识的欠缺。我们得到的突出印象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以往的大字报是用“×××”的符号来代替,现在已经直呼其名,说明运动又往前深入了一大步。
  
关于刘少奇的问题,各高校和机关都有全文转抄的中发(66)540文件。文件转发了刘少奇10月2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前已提及),已经把刘少奇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关于小邓小平的问题。最有份量的一篇大字报是全文转抄的中发(66)541号文件,文件转发了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其中邓小平认识到“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的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是密切相关的。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得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谨慎,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工作,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常常犯严重的错误……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
  
看过这两篇篇大字报后,对我们的震动是很大的。
  
我们也看了毛泽东在1966年10月24日的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讲话:“有什么可怕呢?你们看了李雪峰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回来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怕红卫兵呢?他们又没有打你们,你们就是不检讨。’伍修权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许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先要受教育,你们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说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少奇给江渭清的信批评了江渭清,说他蠢,他自己就聪明了吗”?毛泽东还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
  
大字报也传抄了周恩来在11月27日于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各地在京革命师生代表时讲话,关于串连问题他说:“今天《人民日报》讲了,暂时停止乘车到北京串连,等明年春暖后,再组织未来北京的大中学师生、未见毛主席的来京串连,冬季进行徒步串连的试点,明年春天推广”。
  
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停止串连的通知,我们经过讨论,一致决定改变原先计划在武汉休整几天后就继续步行,经湖南、广西、贵州返回昆明的计划,决定从武汉乘火车径直返回昆明。
  
正是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当初,我们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步行串连。在全国大多数红卫兵南来北往、乘车串连时期,我们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北、山东、河南、湖北5个省市30余个市县,历时近1个月,行程1500多公里到达武汉。虽然说不上历尽艰辛,却也一步一步地丈量了这些地方,使我们对人生、对社会、对民间疾苦……都有了初步的了解。如今,毛泽东号召要停止串连,我们得研究该怎么办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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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2楼 发表于: 2017-10-19

第七章  粪土当年万户侯(一)
  
一、似曾相识燕归来

  
中共中央虽然下达了停止串连的通知,可是,大串连的疯狂列车一下子怎能刹得住呢?上头有政策,下面的红卫兵就有对策。中共中央规定各地只能免费办理红卫兵直接返回所在学校的车票,红卫兵们就在私下搞交易。比如,在武汉串连的属于东北三省的红卫


兵,按规定领取返回东北的火车票后,把它转让给属于广州方面的红卫兵,而广州的红卫生则交换给他们到广州的车票。如此这般,广州的红卫兵可以继续到东北串连,东北的红卫兵可以到广州串连,往后也照此办理,仍可跑遍全国。
  
四季如春的昆明,自然是许多外地红卫兵所向往的地方。当我们领取到直达昆明的火车票后,有不少外地红卫兵手持前往全国各地的火车票或船票前来找到我们,要求与他们对换车票,但都被我们一一拒绝了。这种对换车票以至交换身份证明的活动,一直延续到1967年3月份。直到4月份中共中央采取断然措施,才基本上刹住全国大串连的疯狂列车。至于强行乘车的事,整个文革期间各地都时有所闻,但那毕竟只是少数人之所为了。
  
1966年12月下旬,我们延安长征队的5个同学,终于回到离开了50多天的学校云南大学。此时的云大,再也不是官办红卫兵总部的一统天下了。红卫兵总部已经变得声名狼籍、臭不可闻。这里那里,到处都张贴有宣告自动退出昆明红卫兵总部的申明。这种声明千篇一律无须细看。倒是其中一部份申明的天头地角值得一读:有的写上“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有的写上“今日观其言,明日看其行”,有的写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有的写上“迼反不分先后,还是把矛头对准走资派为好”,有的写上“弃暗还需投明”之类的批语。也有骂人的诸如“铁杆老保、要改也难”、“保皇狗岂能不吃屎”、“狗虽落水还需痛打”之类的批语。批语的落款有的写“一革命群众”或“一名老造反派”、“路人”、“路见不平者”等等。
  
退出红卫兵总部的同学们纷纷加入炮兵团或共宣等造反派组织,然后被派到昆明地区的各单位或专县上进行串连造反,上演了文革初期南下串连队在昆明演出过的一出出新剧。如果所到单位的群众对本单位的领导还有所顾忌怎么办?只要这些同学一冲一闹就解决问题了。只要把中共中央首长的讲话精神一宣讲,把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张贴,把外地如何炮轰省市委、火烧国家部委的“革命”经验一介绍,把本单位的主要领导人“勒令”到礼堂或会议室里回答几个问题:你对文革持什么态度?对群众运动持什么态度?对××事件、对××大字报持什么态度?三问两问,即可将这些领导人问个措手不及,就可以给他们来个下马威。再引用毛泽东的两段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即可大长造反派的志气,大灭“走资派”的威风!甚至就可以摧毁这些领导干部的自信心,就可以让造反派感受到毛泽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名言实在是“革命真理”。(我的一位朋友作为部队军官当时在军事院校进修,当他作为军事院校造反派之一串连到上海时,刚好赶上参加一个批斗部队高干的大会。据他讲,刚开始时,这些全是将军级的老军人虽然被勒令参会却也不当回事。当时天气热,连军装都只是很随便地穿着。心想老子干


革命时,这些年轻人还没有出生呢,怕啥。可是,当年轻人用手指着其鼻子厉声质问:部队内务条例对军人着装是如何规定的,你看看你像话么,毛主席语录中有哪一句讲过你可以特殊么,就你这样子能带兵打战么?接连质问两声,就会把老头子们吓得大热天也汗不敢出,赶快系好军装的风纪扣,头也登时耷拉下来。
  
此时当初受压的造反派组织,已经声势显赫、鸟枪换炮,不仅左右了云大的形势,而且可以施重大影响于全云南省了。九.一四时期势单力薄的云大物理系炮兵团,已经成为云大最大的群众造反组织,方向东已经成为全省家喻户晓、赫赫有名的造反派英雄。当初以我班李君、周君、卢君、石君、蔡君等人为主发起成立的小小的“共产党宣言战斗队”已经发展成为在云大仅次于炮兵团的第二大群众造反组织,名称已经由“战斗队”升格为“公社”。炮兵团和共宣公社已经堂而皇之地占据了云大校党委的办公大楼,真乃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也!按说,当初的红卫兵总部里,人才多的是!只因“路线错了”,如今只有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哪里还能施展其聪明才智!


云大除了炮兵团和共宣这两大造反组织之外,各系各班级组成的战斗队如雨后春笋遍布全校,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00多个群众组织。比如,中文系62级组成一个“打活老虎战斗兵团”,意思是他们不屑于对付已经威风扫地成为“死老虎”的那些人,如运动初期已经揪出来的“黑邦分子”、“三反分子”(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和“反动学术权威”,而要专门去打击那些尚有能量,尚未引起人们警惕,尚未被打倒的“活老虎”。整个云大中文系以他们年级的人数最少,仅有31位学生,除文革初任班文革负责人的马某及一名姓阚的女同学外,其余29个同学全都加入打活老虎战斗兵团。






上图为该班29位参加“打活老虎炮兵团”集体的毕业照
  
二、“活老虎”原来是李某


他们首先揪出的是原先担任过他们班政治辅导员(当时大学班主任的别称)后来是我们班政治辅导员的李某,把此人称为党棍。此


时李某尚在外地串连没有返校。他们就把勒令其归来接受批判的大字报和对联张贴到昆明火车站出站口的醒目处以及李某的家乡滇南某县城。其对联是“万炮齐轰活老虎  千刀万剐李某某”(当时的对联已直呼其名)。外地来昆串连的学生出站后看到此勒令和对联,开初还以为李某是何等大人物。过后才知究竟,不由生出几多感慨:此人若非平时积怨太多,何至如此!


几年来李某把其治下的学生们整治得够呛。在先后担任两个班的政治辅导员期间,他总会根据形势需要及时抛出一些材料,把某个人从政治上打入另册,对此我是有体会的。我所在的团小组有一位女同学,进入大学后一贯表现积极。但李某先是对我们组的王君讲,然后又由王君向我透露,说这位女同学曾在中学期间写过反动日记,她的日记中曾写过有时她心中会产生想杀人的念头。按李某的说法,联系到这位女同学地主阶级的家庭出身,不正好表明她对我们党和政府有刻骨的阶级仇恨吗?于是,如果不是遇上文革,这位女同学在政治上一辈子就将永无出头之日了。天才知道这位女同学的日记中是否真的这样写过;即使写过,当时所写的背景和具体所指又是什么;再者,人家日记本中所写的心灵深处的隐私,李某又是如何得知的呢。想到这些,对“打活老虎战斗兵团”的做法,我心中颇能理解。    
话及这位李某,还有两件事也值得一提。据说,李某作为尚为单身的年轻班主任,打算在其治下物色一个大学生作为女朋友,这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事。但应光明磊落而不应该搞小动作,但他不只一次地搞了小动作。其一:他先是看中我们班上一位姓董的女生。


这位女生拿不定主意,就跟同班处得较好的一位男同学征求意见。这位姓宁的男生发表看法说,看上去李某油头粉面,不是可以托付终生的人,还是离他远一点为好。于是董女生照办了。也不知李某事后是如何得知这一过节的,于是到了文革初期竟唆使人在董女生的床头书写对联“杯弓蛇影宁公子,残花枯柳董小姐”以示报复。一位清白无辜的董女生,仅仅因为没有答应李某的追求,竟被如此攻击。董女生也是一位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见到此对联后当即扯个粉碎,做此事的幕后操纵者毕竟心虚,此事竟然也就不了


了之。


其二,也是据有的同学讲,躲避批判资反路线风头回到昆明的李某,在回到昆明之前已经写信与我们班的班干部、当时自然也被称为“铁杆老保”的德君。于是当他下火车时,德君已经在站台接他,告知他造反派正要抓他去批斗呢。不如再躲几天看看,于是就先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其实君国家住房极为狭窄,为接待自己的班主任,只好自己每晚临时搭一张地铺睡。如此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李某觉得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就回到学校。李某回到学校后就向造反派报到,表示愿意诚心诚意接受批判,本来这样做也就够了。可是为讨好造反派,李某竟然表白道,自己本来早就想回来向革命小将赔罪了,可是被班干部德君拉到他家把他絆住了。也怪自己的路线觉悟差,又因此拖后几天才回来。本来就被他整得很惨的造反派们自然不会因他的这种表白而改变对他的看法,有一位名为明华君的同学仍然把批判的大字报直接张贴到李某的衣服上。但德君却为此就该倒霉了,被造反派们认为是全校最顽固的“保皇派”。 德君得知此事后,所受到的伤害可想而知。此后李某虽然也一再对德君表示友好,可毕竟为时已晚。在那个年代,什么师生情、朋友情,显得何其苍白!


云大中文系67届的清君看过此书稿后曾就此议论道:李某作为中文系第一批上北京串连的带队者,在北京期间还佈置左派同学一对一地监视其它同学的一举一动,清君当时也是被监视的一员。而此时大多数上京的师生都已对前段时间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幡然悔悟,李某尚且如此一意孤行,可见其顽固之至。


三,我们班上的战斗队
  
我们班有近一半的人组成“鲁迅战斗队”,意为要发扬鲁迅的硬骨头战斗精神。中文系的几位中青年教师则组成“倚天剑”战斗队,其参加者为运动初期挨了整的教师,其大字报文采飞扬,别具一格。此外,还有难以计数的这样那样的战斗队,(队名大多以毛诗词中的词汇得来,如“劲松”、“踏遍青山”、“只争朝夕”、“丛中笑”、“无限风光”、“在险峰”……)。也有以鲁迅诗词中的词汇如“孺子牛”、“横眉冷对”之类的。
  
总之,昔日受压制而东躲西藏的少数派,如今成了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英雄,不时到校、系党团组织负责人那里索要会议记录和笔记本一类的“黑材料”。只要谁在“黑材料”中被“排队”为“右”一类的,即算是受了迫害;只要当初不同意多数派观点的,就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可以扬眉吐气,挺胸抬头。而昔日是校、系、班各级文革领导成员和官办红卫兵的,则昔日的威风已经一扫而光,被耻笑为“铁杆老保”、“保皇派”,不时被造反派“勒令”作检查交待,见人都得矮三分。
  
校园里的大字报虽然不如过去铺天盖地,但内容十分丰富,校、系党政领导们几乎全都被点名批判,对省委领导人的大字报也不少。这里那里还不断张贴有许多原先是保守派红卫兵宣布退出该组织的“严正声明”。正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此时在校的同学只有一半左右,另外的一半要么步行串连外出还没有返回,要么到专县、到工厂、农村去“煽风点火”,输出革命,还有的则干脆回家逍遥自在去了。
  
我们一行人返校后就各奔东西:元君参加了他们班的战斗队,石君加入共宣公社,吕君加入鲁迅战斗队,我和龙君,因无人邀约我们入伙,自惭形秽又不甘寂寞,碰巧同班的张君、吴君此时才串连返校,于是我们4人聚在一块成立个“倒海翻江”战斗队,队名出自毛泽东诗词“倒海翻江卷巨浪”。立意是:要将旧有的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都翻之倒之,气魄不可谓不大!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号召革命师生和工农群众,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全国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
  
元月3日,北京各报同时刊出姚文元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指出“必须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对北京学生和湖南学生揪王任重和陶铸起了推波助浪的作用。
  
元月4日晚,云大校园的大字报栏贴出一份醒目的“北京来电”称,:北京揪出全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称这是文革的又一伟大胜利!


我们被这一消息震惊了。陶铸是中共8届11中全会后才一下子跃居中共第4号宝座的新贵,何以如此昙花一现就落马了呢?真是不可思议啊!文革以来,陶铸的许多讲话是何等革命:他不只一次讲过,除了毛泽东、林彪之外,可以怀疑一切!这对文革的进展,起到不小的推波助浪作用;1966年8月31日他在首都高校中国人民大学对外地同学讲话说:“大字报可以贴到街上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嘛!如果美国人愿意看还可以贴到美国去嘛!(众鼓掌)还可以贴到华盛顿去嘛!”也曾多次讲过类似的话,对大字报上街起到鼓动作用;对红卫兵破四旧也曾表态说:“……要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落花流水过去不懂得,现在懂得了,王府井大街的招牌被小将弄下来了,真是落花了。(众大笑)”如此革命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尚且被打倒,今后革命还怎么搞,我头脑中不由闪过疑问。
 
以后的一些天里,不断有“北京来电”披露陶铸的“罪行”,校园里很快就出现了一些批陶的大字报。
  
这段时间里,我们倒海翻江战斗队写出了两份篇幅最长的大字报,篇名是《打倒西南的土皇帝李井泉》以及《打倒刘、邓、陶、李、阎》。李是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阎是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我们所写的内容,基本都是从四川等地传过来的材料摘抄出来,如讲到李的生活奢侈,一棵大白菜只吃不足一两重的菜心,吃鸭子只吃鸭掌相连处等等。然后把摘抄来的材料加上一段批判性语言,这


大字报就算写成了。大字报张贴出去后,来围观的人还挺多,于是我们又刻腊板印成传单散发开去。通过这些做法,以表明我们已经转变了原先的保皇派立场,站到造反派一边了。但我们毕竟还有些心虚,那些老造反派们也还有点看不起我们。但现在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先扎扎实实地干起来再说!


下图为1967年作者参加倒海翻江战斗队后在云大会泽院楼顶手持毛选的留影,身后的翠湖依稀可见一角。




  
这段时间,我们也转抄了不少资料,包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食堂用餐的情况介绍在内。虽然我们的战斗队在云大众多的群众组织中算是人数最少的那一类,却也还小有影响,以致把几位中学生也吸引进来,并不时有各校的中学生登门要求参加我们的战斗队。


但考虑到我们的造反资历太浅,怕树大招风引来麻烦,我们轻易不接纳新人入队。我们的办公室,也由我们的学生宿舍迁移到红卫楼三楼,占据了原校党委的一间办公室,在当时云大的政治舞台上,算是有了一席之地。
  
四、游斗赵健民和阎红彦之死
  
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原先算得上是一位紧跟毛泽东,以至不惜卖友求荣之徒。50年代初因揭发高岗问题有功而受毛泽东的赞赏。在中共8届10中全会上,刘志丹的弟弟刘锦瑞的夫人李建彤写成《刘志丹》初稿请几位老首长审阅,其中有习仲勋、马文瑞、阎红彦在内。为洗清自己,阎看后即转呈康生。康生看后认为是为高岗翻案,由康生写字条给毛泽东,于是,《刘志丹》被毛泽东批评是“利用小说反党”,习仲勋等人为此受审查,阎的顶戴则被染得更红了些。
  
然而,阎从一开始就对文革不理解,先是舍车保帅,抛出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宣传部长高治国和《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等为黑邦分子,随着文革的深入越来越怕群众运动,害怕红卫兵。1966年8月那段时间还可以培植昆明红卫兵总部来保护自己,以后昆明红卫兵总部如鸟兽散,阎的处境就一夕数惊了。虽然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类似会议上不只一次讲过:“哪有马列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阎正是这样,始终有个“怕”字。当时的大、中学生已经造反了,而对其他行业和部门,阎的指导思想还是能压则压、能捂则捂。对此,1966年11月底周恩来在接见西南地区工人赴京告状团(其中没有云南代表)时就云南情况谈道:昆明的消息很闭塞,西南工人代表团中也没有云南代表,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都有工人代表赴北京,给中央反映情况告状,就是没有昆明的工人来,不知那里的运动搞得怎样。搞得很好,那就要树立为全国的一面红旗,组织起全国的工人代表去参观取经。如果那里还没有发动起来,就必须造反,给他们点一把火。
  
云南自然算不上红旗,但周恩来的讲话却真是起到了点火的作用。进入1966年12月份,昆明的工人渐渐起来造反了,使阎红彦极为害怕和恼火,每听说有群众组织要找他解答问题,就吓得东躲西藏。哪里才安全呢?他认为当时只有部队营房最安全,其它地方造反派都可以乱冲乱闯!而部队营房造反派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何况当时的昆明军区,地处援越抗美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于是身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的阎,一头躲进昆明西北郊小麦圩警卫团营房。
  
元月5日,根据云南省委内部捅出来的可靠消息,造反派得知阎躲进了昆明军区,但却不知道究竟躲在军区内的什么地方。在与军区方面一再交涉无效的情况下,几百名造反派冲进昆明军区大院寻找阎。这一天,我们战斗队的几个人本来准备到邻近军区的省委机关大院看大字报,恰好遇上造反派冲进军区大院,就也尾随进军区大院观看。
  
造反派没能找到阎红彦,却找到了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和郭超。赵健民劝造反派有话好说,先退出军区大院。当时造反派率队的头领是黄兆琪,(他是早两年从浙江大学毕业后考取昆明工学院的研究生。八.二三时他正和同事们在乡下搞四清运动,刚听到八.二三事件时也曾呼喊过要誓死保卫云南省委的口号。如今见风转舵,已成为昆工造反派的领导人,真是识时务的“俊杰”。


)黄兆琪手持话筒,站在大巴车顶上要赵健民回答,究竟阎躲在哪里?几百名造反派(绝大部分为昆工学生)在下边跟着起哄,双方相持不下。
  
赵健民是山东冠县人,性格倔强,颇有点燕赵遗风。古语有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赵的回答是:他不知道“阎政委”在哪儿,就是他知道也决不会告诉造反派!当时赵是中共中央后补委员,在他这种级别的干部中,敢于如此与造反派对阵叫劲的,大概算得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赵的态度,既惹恼了几百名造反派,更惹恼了宣传车上的黄兆琪。此时的黄当然要显得比别人更革命些,更有造反精神一些,方可服众。黄当即用高音喇叭征求大家的意见:走资派赵健民和造反派对着干,我们把他游街示众,给他个下马威好不好?
  
我们战斗队的几个人也跟着大家一道高喊:好!好!就让他游街试试!
  
喊声未绝,从宣传车里,当即有人取出一顶足有三尺多高的的纸糊高帽要扣到赵健民头上。我估计这顶高帽当初大概是为阎红彦准备的吧,如今真是张冠李戴、派上用场了。赵健民把头扭来扭去就是不肯戴。但经不住几个腰圆臂粗的昆工红卫兵的折腾,他们三弄两弄就反扭住赵的双臂,不容分说硬把高帽扣到赵的头上,把他推推搡搡地弄上旁边的大巴车顶的货架上,后边有两辆装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跟着,几百名造反派列队于车后,车队徐徐向前开动,把赵沿着当时昆明的主要街道游街示众一圈。而对另一位省委书记郭超则弃之不顾。游斗省委书记,这在当时还算创举,其它省市在此之前似乎还未曾有过。赵健民被架噴气式游街过程中,裤缝炸綫了,鞋子挣脱了,脚上穿着的是有多个补丁的破袜子,让周围的红卫兵好生不解——共产党的高官竟然也有如此朴素的!
  
听到赵被游街批斗的消息以后,阎思想上更加紧张,对文革更加抵触。为此,他曾和北京的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等人通了电话,希望能由中央文革出面做云南造反派的工作。殊不知陈伯达非但不答应他的要求,反而要他迅速转变立场,消除对立情绪,到群众中去,这就使他绝望了。元月8日夜间,他给夫人王腾波留下一张字条,意思是:腾波: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尔后,他服安眠药自尽。(周恩来闻讯后曾派法医前来解剖验尸,待法医回北京向周汇报后才宣布阎属自杀,服用的是半瓶安眠药、半瓶鲁米钠。)闫红彦自杀后,周恩来在1967年1月14日对云南赴京代表谈话时明确表态说;“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周恩来还说:“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正式声明,这件事与两派中的任何人也没有关系”。
  
元月9日清晨,消息灵通的造反派们已经知道阎已自杀,并迅速赶到阎自杀的现场。我们这些一般造反派,知道消息已是中午的事了。据当时到过现场的红卫兵讲,阎去世后,因为腹部的脂肪过厚已自然裂开,露出白亮的脂肪来,令人目不忍睹。可叹阎南征北战一世英雄,此时却过不了群众运动这一关。
  
阎去世后,昆明军区所属一些部队的指战员为之开追悼会,痛哭“阎政委牺牲”,造反派则进一步掀起批阎高潮。
  
也是在元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曾对陈伯达等中央文革成员指示道:“我们的报纸要转载红卫兵的文章,他们写得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让那些人在那里吃闲饭,很多事情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指陈伯达)我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元月1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针对云南省委滥发财物收买和拉拢群众组织的问题,对云南省委发出《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以中发(67)17号文件下发全国。通知称,云南省委:根据各地革命群众反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少数的党政负责人,为了抵制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判,腐蚀革命群众,最近任意给群众组织大批金钱物资。他们以“关心”工人、青年“福利”为名,对反对他们的革命群众用金钱去笼络;同时,又给某一些被他们蒙蔽来支持他们的群众组织以特别优厚的物资享受。中央认为,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做法,必须坚决制止。……实际上这通知本身也是对前阶段阎主持的云南省工作的一种严厉批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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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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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粪土当年万户侯(二)
  
五、夺权风暴带来的分裂
  
1967年元月3日,上海《文汇报》社造反派接管了报社大权。元月4日,由该报社造反派编排的第一张新《文汇报》问世,重新刊登


1957年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并发表《告读者书》,表示“一定要把《文汇


报》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造反派报纸”。
  
元月5日,上海《解放日报》社造反派接管了报社大权。《文汇报》在头版刊登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上海工总司)等11个造


反派组织联名发表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全市人民书》。
  
元月9日,毛泽东下令全国广播上海造反派的《告全市人民书》,全国各报刊均在头版显要位置全文作了转载。《人民日报》在转载


时还发表编者按指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


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段话,


实际上传达了毛泽东对造反派向党委夺权的高度评价。
  
元月14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山西省委、省人委、太原市委、市人委的党政大权。《人民日报》元月25日为之发表社论指


出:“这是继上海市无产阶级造反派夺权胜利之后,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
  
元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青岛市造反派夺权的消息,并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
  
2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贵州造反派夺了省委、省人委和贵阳市委、市人委大权的消息,并为之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
  
2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黑龙江成立红色造反者夺权委员会,并为之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
  
2月5日,上海市人民公社(后改为上海市革委会)成立。
  
……
  
这股由上海开始的夺权风暴(当时誉为“一月革命风暴”)迅速波及全国。在这种风暴影响下,云南省的造反派也跃跃欲试,准备夺


权。
  
元月中旬,以云大炮兵团和云大共宣公社为主,串连省、市156个群众组织,在省地质局大会议室召开串连会,组成“新云南联络站”


。在新云南联络站内部,云大炮头方向东拉了省政府机关的造反派,云大《共宣》的头头周继文、李君等拉了省地质局的炮派,昆


明医学院炮头李毅拉了省物资局炮头沈参雄、杨凯。小石坝铁路机修厂的冯庆波拉了昆医的另一个炮头李国栋……各派力量都在摩拳


擦掌,积极进行夺权组织准备。
  
在“新云南联络站”成立的同时,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造反兵团为骨干,串连了另外160多个群众组织,组成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


联合指挥部”,也在加紧进行夺权的组织准备。
  
云大和昆工何以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一下子就能分别串连起这众多的群众组织呢?其中有一个奥妙就是:当时众多的群众组织都刚


刚成立,虽然当时也有一个团结大多数的口号曰:“造反不分先后”!但受几千年来凡事论资排辈的传统习惯影响:造反也讲资历!


每个群众组织,都想依附于一个具有光荣革命造反历史的组织,以表明自己的革命性。因此,云大和昆工的造反派,当时可以一呼


百应,云行而影从。
  
刚开始,这些“老造反派组织”还要派员作调查,那些申请加入本派组织的,究竟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以免让保守派组织混入


自己的阵营而有损革命声誉,授话柄给其它组织。当《人民日报》发表《关键在大联合》的社论后,云大和昆工,作为云南两大造


反派旗帜,都很快意识到壮大队伍的重要性。谁还管原来是造反组织还是保守组织,先拉到自己的大旗下作为一种资本再说。以至


纷纷派人到各专县、各单位发展本派组织。为能吸引更多的群众组织参加到本派中来,“新云南”、“大联合”的名称难以鲜明地突出


本派特点,于是云大和昆工都打出了响亮的口号和醒目的标志:云大以炮兵团为旗帜,昆工以八.二三为旗号,各自竭力宣扬自己光


荣的造反历史而不惜肆意贬低对方。而各地各单位的两派群众组织,势必是你参加了这一大派,有了依靠。我则必定参加另一大派


,也得找个依靠。至于少数只有一个群众组织的地方和单位,则为八派和炮派你拉过来、我夺过去,互相拆台挖墙脚是常有的事。


于是在不长时间里,就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了八、炮两大派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云大各系各班原先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压制造反派)最积极、压制了少数派的班干部们,如我班荣任昆


明红卫兵总部副总队长的王君,调到校保卫科工作的亮君,以及党小组长侯君、德君等几个人,所谓“铁杆老保皇派”者,当他们积


极向班上的造反派组织靠拢时,却受到了已经成为“多数派”的造反派们的岐视和冷淡。这几位“左派”仁兄,自他们记事以来,几乎


一直担任班干部,从小学而中学,从中学而大学,过去只有他们领导别人、教训别人的份,何曾尝试过被岐视的滋味。于是一气之


下,他们几个人相约,拉起一个云大八.二三战斗队,并与八派挂上钩。几乎各班都有这样的小八.二三战斗队,成为云南炮派大本


营云大内部的一股异己力量。昆工亦然,那些文革初期当了保守派的班干部也被逼上梁山,成立了昆工炮兵团,成为八派大本营昆


工内部的一股异己力量。真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读者可能会问:想当初昆工和云大的老造反派们不是都在同一条战壕里战斗,都同时遭受了省、市委的压制和昆明红卫兵总部的围


剿么?为什么不可以联合成一个大派而非要分裂成两个大派呢?有的人当时曾经私下议论说:主要是因为云大造反派的领导人方向


东与昆工造反派的领导人黄兆琪在性格上合不来,某次开会时闹过点不愉快,以后就影响到两个学校,最后是两大派分道扬镳了。


从现象上看似乎也确有此事,然而这种看法是很幼稚的,没有认识到两派之分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乃是争权夺利过程中必然


要发生的事情,绝对不会以个别领导人的气质与好恶所转移。否则,何以解释全国各地的群众造反组织在很长时间内都毫不例外地


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呢?
  
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云南将由造反派夺权已经势所难免,“权”在中国这个封建专制影响根深蒂固的国家,显得至关重要


。有道是“有了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权就丧失了一切”。这些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当初冲破压力挺身造反时,大多能“忧国忧民”,


有一腔热血与正义,要关心国家大事,要与“走资派”们斗个鱼死网破。如今中共中央提倡造反派夺权,一下子刺激起他们的野心和


权欲。如果联合了与自己旗鼓相当的昔日战友,就意味着自己方面只能夺到一半的权利。而如果单独动手,就可能夺到完整的大权


,本派的大小头目,到时都可得到好处,都可以弹冠相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也不枉冒风险造反一场。这种被刺激起来


并且变得越来越强烈的权利欲,势必使他们不但不可能有诚意与对方搞联合,甚至还会千方百计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这种涉及


一批人乃至一派人的重大利益所在,难道是个别群众组织领导人的气质与好恶所能左右得了么!如果他不能审时度势,引导大家去


争取这种利益,即使他是最有资历的老造反派,也将为本派群众组织所摒弃,这种情况当时在两大派中都不乏其人。而只要他能因


势利导地组织大家去夺取权利,即使他当初是“铁杆老保”又可妨?黄兆琪不正是这样的人么!
  
六、夺权时期的班集体
  
1967年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介绍了贵阳棉纺厂所创造的自下而上按部门大联合的


经验。3月7日,毛泽东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报告批示说:“军队


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通过反


复学习以上社论和“最高指示”,我班也和其它各班一样,各战斗组织坐到一块开会,除由王君等三、五个人所组成的八·二三战斗队


外,基本上实现了全班性的大联合,并进而都归属于共产党宣言公社。先前回老家和外出的同学也大都返回学校,云南省军区还向


云大派出以军区教导大队张大队长(正团级)为首的军训团。
  
这段时间我班一直没有返校的只有小二黑君了。听说他从北京串连回云南后,径直回到家乡的小中甸。那是从昆明进入迪庆藏族自


治州必经的一个坝子,这个坝子的面积比其州府中甸(现已更名为香格里拉)还要宽阔得多。在那里点燃文革烈火,并且自称是林


彪的战友和学生,自封为造反司令,把那里的群众煽动起来,组成造反兵团,开大会、斗干部、派民兵堵关设卡。有一段时间,没


有他们兵团的路条,任何人不得出入小中甸。由于那里是边境地区,这样乱下去怎么得了,经省、州军队系统研究决定,小二黑被


拘捕,拘捕之前部队曾作出周密布置以防万一。他一手操持成立的“造反兵团”也被当地驻军强行解散。消息传来,真假难辨,但大


家都不很吃惊。他昨日可以不顾一切以保省委为荣,今日也可以把自己打扮成最激烈的造反派,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这不


正是他的特点么!(几个月后,他也终于从拘押处返校了。返校后的他像是变了个人似的跟大家往来不多,话也比平时少了。他坚


持用一部珍藏的线装版《康熙字典》与我新得到的一大本《毛泽东诗词、题字大全》交换。得到此书他如获至宝,开始成天学习毛


泽东的字体。他毕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经过不长时间的临摹后,他的仿毛体书法达到了神似的境界。
  
就在小二黑锒铛入狱的时候,经过全班同学的努力,文革初期以“现行反革命分子”被逮捕的黄君,从省第一监狱被释放出来。在这


次营救黄君的活动中,最积极最卖力的是当初陷害了黄君的人,即那位告发黄君用笛子凶狠地向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刺去的杨君。由


此可知,打从黄君被捕后,天性善良的杨君内心一刻也不得安宁啊!毕竟是同班同宿舍的同学,突然间就被铁窗隔开,无论摊到谁


身上,能受得了吗?此时杨君声称当时他受学校党、团组织的胁迫而违心地告发黄君为理由,撤回了当初的证词。黄君的情节于是


就变为是无意之间损坏了报纸,要再行关押黄君就没有理由了。鸣呼,坑害得黄君被捕的是杨君,力促黄君得以释放的也是杨君,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唉,此时杨君终于做成了一件大好事!
  
为了某种政治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复杂而微妙,这也是文革的又一产物,回想到这方面的诸多情况,时常会令人寒心


。比如我班第一批上北京串连的同学中,有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游览时,小张突然流鼻血不止,被两位同班的女红卫兵照护着送回接


待站休息和诊治。到了批判资反路线时,这位出身非劳动家庭的小张,居然把照护她的两位同学说成是由组织派去监视她的人。为


照顾她而失去游览天安门广场的机会不说,还让这两位女同学背了黑锅,心里怎能不气,此后待人怎能不多加小心。又比如全校开


始串连上北京之前,正值昆明遇上多年不见的雨季和洪水,为防洪我们曾经成天成夜上盘龙江两岸加固河堤。当时我个子小身体弱


,却也和大个子一样背负比我的体重还要重得多的沙包,赤着脚,浑身泥水、雨水、汗水分不清地淌在一处,艰难地一袋一袋往上


运,这种干劲和精神,曾为全班所称颂。全班归口大联合后,按照省、市有关部门要求,要以百分之一的比例评选“防洪抢险”模范


。虽然我以多数票当选了,可也有人风言风语说这算不了啥,路线错了,队站错了,一错百错!虽然最后也得到一本首页印有“昆明


市抗洪抢险模范”的小语录本作纪念。但心中还是有些难受。
  
进入1967年以来的班集体,就全班而言是貌合神离了。就个人而言,则更加懂得了友谊的价值,朋友关系在重新洗牌、重新组合。


过去是好朋友的,现在可能形同路人。过去交往少的,现在可能成为知心朋友,一切都在大变化中。此时我与李君和小二黑之间,


不可能是以往曾经有过的好朋友关系了。而人总是需要友谊的,何况是这种非常时期。我逐渐与昆明人宦君、以及原先到过保卫科


的亮君等几位同学过从甚密了。宦君的母亲是一位极善良的老人,我从她那儿获得了几分自小缺失的母爱。
  
黄君被无罪释放后,其精神状态与被捕前相比判若两人。被捕前的黄君,总是谈笑风生、萧洒机灵,不愧为英俊少年。而此时的黄


君,胡子拉碴,面色灰暗,胆子变得极小,一片树叶落下来都怕被砸破头。成天神色忧郁,目光呆滞,好像总是陷入不尽的沉思中


。当我们向他讲起炮轰省委、到北京见到毛泽东、以及阎红彦自杀……他惊得目瞪口呆,简直如听天书了。






作者和黄君在昆明世博会的留影。(14
  
诚然,与其它为此类事情而被捕的人相比,黄君还算是幸运的了。因为他毕竟有诸多同班同学愿意为其平反奔走。而其它许多类似


的“罪犯”往往就被处决或被群众活活打死的事在当时也曾时有所闻。
  
据黄君讲起,在监狱中他曾遭受过管教人员的几次拳打脚踢。有两次,他心中悲愤不过,情不自禁地高声唱起“国际歌”,而监狱里


是不准唱歌的。于是他为此受到惩罚:第一次是双手被反铐一夜,使他没法入睡;第二次则不仅反铐住双手,还给上了脚镣。他不


解地问我们:共产党不是信仰共产主义么?我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唱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的无产阶级战歌,干么还要惩罚我呢?


《绞刑架下的报告》作者尤利乌斯·伏契克当年在267号法西斯的牢房里,不都还可以唱歌么?他一下子怎能明白,在文革时期的中


国,革命口号并非人人有权呼喊,革命歌曲并非人人有权歌唱!不是处处、时时要警惕“打着红旗反红旗”么!
  
这段时间里,班上部分同学参与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与昆明师院炮兵团一道,在翠湖边的云南省农业展览馆内举办“云南省委修正主义


生活方式展览”。主要展出文革前省委领导人吃喝玩乐的部分实物和图片。他们喝的是进口的价格昂贵的名酒,每小杯价格即达几十


元人民币,吃的则更是老百姓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想吃熊掌可以捕杀园通山动物园里的黑熊。他们孝敬给上级领导的有云南特


产的珍品,(如送给罗瑞卿的“三七王”、一个足有拳头大、近一市斤重。)他们睡的是席梦思,柔软得可以把整个人埋没了。他们


中有的人使用的钓鱼杆是1000多元一根的进口货,上边有指示灯可以显示鱼咬钩的情况。还有那刺激性欲的高级针水……看了这个展


览,再看看省级机关造反派大字报中所披露的情况: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刘明辉经常到劳改农场的鱼塘钓鱼,每次钓鱼少则10


多斤多则几十斤。这么多鱼他家吃不了、亲友也吃不了,只有用于喂鸡。也是这位刘明辉,到滇南元江县蹲点几天,嫌元江的猪肉


不好吃,让小轿车每天专门从昆明往元江给他送鲜猪肉。由于天气热,当小车将两斤猪里脊肉带到元江时,已不太新鲜了,让刘明


辉挺生气。于是第二天小轿车再到昆明取肉时,驾驶员开快车结果把汽车开翻下山沟里。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黄××,经常到劳改农场


钓鱼,有一次钓到一条10多斤重的大鱼,由于大鱼钻进水草丛中,鱼线太细不能硬拉。这位黄××便让小车驾驶员下水为他把大鱼捉


上来。当时这位驾驶员正患重感冒,且不大懂水性,为了首长的这条大鱼,下水后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赵增益,每次到安宁温泉洗澡必定要和夫人一道洗鸳鸯池,根本不考虑在群众中造成的影响。省委常委、副省长刘林元,决定种一


块试验田,这块试验田从耕、种、薅锄到收割,一切都由下边的工作人员进行。他什么时候心血来潮要到试验田看看,必定要通知


记者不停地给他拍照片以便见报。省委主管文教的前书记处书记马继孔,在接见剧组与某女演员握手时,即把约会的字条传到对方


手里,到时女演员只得就范。也是这位马继孔,把春城钣店一位女招待员的肚子弄大了,由于名声太坏,不得不由组织上另调他省


,易地当官。至于进城后即休了前妻当陈士美一类的干部,更是大有人在……
  
我班有位女同学小杨,论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遗憾的是她在体育课后的训练中与体育教师发生关系而怀孕,事发后,小杨被勒令


退学。那位体育教师,因为家庭出身地主,更是从严惩罚,被开除工职、戴上坏分子帽子遣送回四川老家由群众监督改造。一位大


学教师突然落到如此下场,实在令人婉惜。此时云大校党委的工作人员撰写的大字报上,揭露了这件事的内幕:校党委副书记袁光


原先也挺喜欢小杨。东窗事发后,袁副书记曾找小杨谈话说,她的问题可大可小,如果杨肯嫁给袁的侄儿,处理上即可大事化小,


否则后果自负。小杨一错之后不愿再错,决不愿屈嫁其侄儿,于是遭到勒令退学的处分。试问,当老百姓的犯错误就要置于死地,


当官的就可以花天酒地为所欲为。这不正是封建社会中“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的表现么?能不引起广大群众的愤慨么!
  
这里,有一段插曲也值得一提:在筹办这个展览的工作中,我班的江×为收集办展览的实物,曾找到阎红彦生前的某位秘书。这位秘


书当即交出一块阎生前配戴的金表供展览用。江×本来应该及时把这块金表交给展览处,却被江×留在自己家里存放了几天。(后来


据江解释是他一时忘记)当展览开幕后,阎的秘书也来观看。当他发现金表没有被展出后,当即找到筹办展览的昆明师院红卫兵。


师院的红卫兵马上把江×抓起来 ,跟着他到家里找出金表后,一顿拳打脚踢,并找来理发剪给他剃了阴阳头(即把头顶推出一个十


字来)然后把他送交公安机关。(此时如果我们班的造反派头头们能出面做工作,此事本来也是可大可小的,谁都可能会有一时忘


记的情况啊)。因为他们的不介入,使江×被拘留审察半个多月后才被释放。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只有见人矮三分了。
  
这段时间里,我们已经很少写什么大字报,觉得没有什么可写的。但对看大字报却从不放过,每当有新贴出的大字报,必定先睹为


快。其中有几份抄来的大字报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一篇是遵义市造反派写邓小平,讲的是红军长征在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


会议。按有关史料记载,邓小平没有参加过遵义会议,所以在遵义会议旧址的展览中,自然不可能有邓小平的实物。而文革前,身


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视察遵义会议旧址时,指着当时会议室说,当时他参加会议坐的位子在那儿。这样一来,展览馆的负责


人只有再增加一把椅子,放到邓小平所指的地方,并写上说明,这把椅子的位置正是邓小平当年参加会议时所坐的地方。这就使大


家联想到过去语文课本上有过《朱德的扁担》的课文,讲的是朱德在井岗山时期身先士卒的事迹。而文革以来不讲“朱德的扁担”了


,却冒出“林彪的扁担”来,何以如此相似乃尔。当然,当时诸如此类难辨真假却能把人思想搞乱的大字报实在是太多了。
  
另一篇传抄的大字报,是由中南海造反派写的,讲的是从1967年开始,中南海里撤消了对刘少奇、邓小平的生活服务人员,邓小平


只得自己动手烧火做饭。由于养尊处优久了,邓小平居然不会烧火,弄得满屋的火烟。看了这篇大字报,我们心里不由暗想,毛泽


东对他的老战友们也真够无情的,真是无毒不丈夫啊!但口里哪敢讲半个字,即使是对知心朋友也绝不例外。


(待续)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2&tid=1883&pid=5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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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4楼 发表于: 2017-10-19

第八章  成立省军管会后的云南(一)
  
一、云南省成立军管会
  
省委书记阎红彦自杀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及时发出通知,由省长周兴主持云南省委工作。尽管如此,云南省委和省人委的工作实际上几乎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而云南地处西南边疆,是当时援越抗美的前哨,全省有25种少数民族,社会情况十分复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考虑到云南的实际情况,决定对云南全省实行军事管制,以迅速控制住云南省正在日益混乱的局势。
  
云南省军管会成立于1967年3月5日,当天在昆明市工人文化宫前边的检阅台召开近20万人的庆祝成立大会。省军管会由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中将为主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少将、军区副政委张子明少将、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少将、丁荣昌少将等为副主任。地方干部赵健民,薛滔等也参加军管会工作。赵健民分管工业和交通,薛滔分管农业。
  
省军管会成立后,立即认真组织学习和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1月23日特急电报《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发(67)27号)文件。文件指出:文革“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这场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17年来猖狂进攻的总攻击。这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斗争”,在这场夺权斗争中,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左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
  
文件还做出几项决定: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以及其它违反此文件的指示一律作废。二、积极支持广大左派的夺权斗争。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派和坚持资反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反路线斗争的教育。
  
文件最后要求“这一指示要原原本本地传达到每个解放军战士”。
  
同时,省军管会还认真学习和贯彻毛泽东的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其中第一条里有道:“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第五条说:“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按照以上文件精神,省军管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在昆明以及在整个云南,在这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群众组织中,究竟哪些是左派组织,哪些是右派组织或反革命组织呢?如果分不清楚,又怎么谈得上支持谁反对谁呢?
  
为此,省军管会当务之急是组织精悍的人力首先对昆明地区的群众组织作摸底调查,同时也布置各地驻军对当地的群众组织进行相应的调查。其调查的主要内容有:群众组织的政治态度;人员构成状况;是否有走资派在背后操纵;该组织成立的时间和所从事过的主要活动等等。
  
初步调查的结果使军管会得出这样的观点:参加八派组织的群众,大多造反资历较老,造反精神特别强,所做出的过火行动比较多;从人员构成上看,其中家庭出身不好的多,历次政治运动中犯过错误、受过冲击的人多;从年龄层次上看则年轻人居多。参加炮派组织的群众,大多造反资历较浅,造反精神较差,其中不少组织与“当权派”、“走资派”暗中还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有的组织则干脆就是由官办的保守组织改头换面后转变过来的;从人员构成上看,其中家庭出身是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多,老党员、老模范、老积极分子多;从年龄层次上看则中年以上的偏多。
  
在形成以上倾向性观点的基础上,省军管会组织力量重点审查了八派所属的昆明机床厂“11.8”战斗兵团、昆明黑林铺汽车修理厂的“11.30”战斗兵团、省建筑公司的“1.26”兵团以及省砖瓦厂的八派组织等共17个群众组织,并将其中的15个组织内定为反革命组织。至于各大中学校的造反派组织,则无须调查就成为当然的革命左派。
  
当时的省军管会自然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内部也形成有派别。早就与陈康等人有隙的鲁瑞林一伙,迅速将省军管会内对以上认定的情况捅给八派。八派上层经与鲁瑞林的秘书等人策划后,认为一下子就把矛头对准陈康还不妥——于上于下都难以通过,先砍去他的一只左膀或右臂再说。于是在省军管会成立还不到10天的时间内,一份洋洋万言的批判省军管会副主任丁荣昌的大字报就贴到昆明市区的各主要街道。这份大字报的题目是《请丁将军下马》。大字报列数了丁荣昌的家庭出身、少年时代的所作所为、参加革命后的种种“劣迹”。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大字报揭露丁在我驻某国使馆任武官期间,曾丧失国格人格去逛妓院的丑事。这篇化名为“八.二三缚鲲鹏战斗队”写的大字报,能够详细引用我军高级干部的绝密档案材料,显然不是出自等闲之辈。该大字报的结尾是:丁将军,该下马了!
  
《请丁将军下马》的大字报问世后不久,丁将军果然下马了!丁荣昌迫不得已引咎辞职,从此离开云南政治生活的舞台,此后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
  
省军管会内部有派别,而且其分岐逐渐公开化,这在当时是极为正常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是北京2月份有了个“二月逆流”问题,即2月26日,谭震林、陈毅、李富春、叶剑英等一班老帅在中央政治局中南海怀仁堂碰头会上的大闹。当时谭震林质问张春桥等人:“上海为什么不保陈丕显?陈丕显要是反革命,砍我的脑袋!什么群众路线?今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是形而上学”。这次会上,老帅们对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对延安整风,对文革以来的种种做法都提出怀疑或否定,对1966年《红旗》第13期社论对资反路线的批判,对中共中央1966年10月5日的紧急通知,对中共中央文革等都作了激烈的批评。老帅们的意见,必然对全国特别是全国各地的军队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二是3月8日,北京农业口和部分高校造反派组织召开“击退资反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揭批谭震林领导的“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提出“打倒谭震林,解放农业口”的口号。3月20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击溃谭震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复辟逆流大会。周恩来、陈柏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大会并讲话。这些情况,也必然对云南省军管会和云南的造反派造成影响。三是云南的紧邻贵州对云南的影响。当时的贵州省革委主任、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李再含少将,过去与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有积怨,文革给他带来可以发泄的机会。他经常以“西南的春雷”的导演者身份来影响云南省军管会和云南的炮派。他不断向炮派提供攻击李成芳的炮弹,这种给群众组织提供李成芳材料的“串连会”,我参加听过一次。会议的地点在当时的红卫楼一楼西南角的一间教室里,讲的是抗战时李成芳在山西参加的抗日义勇军决死队是一个曾经投靠过阎锡山的机会主义组织,(实际情况是当年中共派薄一波与山西军阀阎锡山搞统战,成立“抗日牺牲同盟会”,下设武装力量“抗日决死纵队”,后来中共“二野”大军的班底几乎都出自于此。)还通报说,李成芳生活不检点,曾染过梅毒。参加过这种决死队的还有省军管会副主任张子明、昆明军区副政委胡荣贵等人。在“串连会”上抛出这种材料的是炮派“作战部”的头头们。他们都显出挺神秘的样子,言必称“再含同志说”,真不知他们和李再含何以亲密如此。我所参加的这次“串连会”,时间是3月17日,也正是毛泽东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的日子。该批示指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店内部,都混入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与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按照当时的逻辑,薄一波是当年山西决死队的头头,他自已叛变了,他下边的也好不了。张子明、胡荣贵已被点了名,以后的矛头就该对准李成芳了。果然,“串连会”后不几天,昆明市的主要街道上就出现许多批判李成芳的大字报。
  
在这风云变幻的年代,省军管会的态度变化也特别快。省军管会原先内定八派所属的15个组织为反革命组织还没过几天,突然又宣布这些组织是左派组织。这样一来,八、炮两大派都有气。八派认为军管会一成立就想镇压造反派,想拿八派的组织开刀,这一下是不得不转变立场,这样就可以把旧帐一笔勾销么?不能!炮派则认为军管会是不负责任地乱表态,把反革命组织也算到左派一边来了。炮派口头上当然讲得比较策略,不会这么明白直露。这样,已经开始分裂中的两大派居然又可以临时联合起来采取一次统一行动:3月22日夜晚,两大派一同封闭了实行军管后的《云南日报》,揪斗了报社总编辑薛波和军代表(也是《国防战士报》(昆明军区机关报)主编)的王传安。封闭后的《云南日报》由造反派主办,每天只出两版,即只出原先的一、四版,一、四版刊发的是新华社要求各地统一编排的栏目和新闻,而属于地方版的二、三版便停刊了。(在此之前两派也曾为地方版上出过对某派有利或有害的文章而扯皮过)(薛波系文革开始后省委把报社主编李孟北定性为“三家村分店”黑邦后新派到报社的总编。)
  
封闭军管的《云南日报》,这是云南造反派对省军管会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冲击,是对省军管会权威的一次挑战。从此以后,云南省军管会的威信和地位,就一日不如一日,直到它的终结。
  
二、造反派裂痕的扩大和干部的分化
  
云南省实行军事管制,这就使云南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在短期内不可能在省委、省人委这种高层次上开展,而只能在省属厅局一级中进行。于是,某派的力量在哪些厅局内占上风,就形成由那一派在这些厅局夺权和掌权的既成事实:八派掌握的主要有冶金厅、教育厅、省委办公厅、昆明铁路局(辖贵阳分局)……炮派掌握的有交通厅、粮食厅、公安厅、省地质局……
  “夺权”的结果给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带来许多原先做梦也想不到的各种利益:进出可以乘小轿车,亲戚朋友可以因一人得道而一荣俱荣,各种名目繁多的“补助”和实惠可以源源而来。这一切又加倍刺激起各造反派组织头头们希望进一步获得更多权力、从而获取更多利益的野心;而把另一派群众组织视为自己能获取更多利益的最大障碍,于是更加不择手段要搞垮对方。
  
1967年2月下旬出版的《红旗》杂志第4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和3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山东省成立革委会时发表的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无不向造反派提供一个重要信息:要有效地夺权,必须联合革命的领导干部。
  
为此,云南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很快分别成立审查老干部的各种调查组,通过内查外调,弄清“老当”们(对各级当权派的狎称)哪些是可以争取和团结的革命干部,哪些是应予坚决打倒的叛徒、特务、走资派。这种内查外调工作,规模甚大,耗资甚巨。有时为落实某人的某一段历史或某一件事,甚至不惜三番五次派出调查组跑遍全国各地。但最终要团结和争取谁、要打击谁,其实往往并不根据所调查的结果,而只是把所谓的调查结果用来作为说服本派群众统一思想,并作为攻击对立派所保护的干部的“炮弹”罢了。各派在考虑这一问题时的出发点主要是根据本派的利益需要。
  
比如说,八派开始时也打算支持赵健民为“革命干部”,但赵健民因为被黄兆琪曾指挥造反派给他戴高帽游街、肚子里一直憋着气,不愿意与八派合作。于是八派变支持为打倒之,转而支持省长周兴去了。而此时的周兴还被造反派冷落在一边,有如热锅上的蚂蚁般惶惶不可终日,一见有八派愿意表示支持,当然一拍即合,联为一体。
  
为八派所支持的干部主要有省长周兴,省委书记处书记薛滔、郭超,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昆明军区政治部主任王砚泉、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黎锡福、野战军陆军第13军军长吴效闵、政委陈泽民、野战军陆军第14军军长梁中玉和政委王玉昆等人。
  
为炮派所支持的有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昆明军区副司令陈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王银山、朱家壁、熊奎、云南省军区副政委李明、昆明军区参谋长王非等。
  
此外,还有一批干部是两派都没有敢轻意发难的,如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副司令员徐懋功少将、参谋长崔建功少将等人;也有一批干部是两派都攻击的,如省委书记处书记高治国、孙雨亭、刘明辉等人。(后来高、刘二人的观点倾向于炮派)。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中上层干部也在迅速分化和重新组合。由老干部李清祥发起,以农业厅长张振军、商业厅长侯良辅、轻工厅长林亮等为头,成立了有数百名全省中上层干部参加的“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其办公地点设在翠湖宾馆,许多参加该站的干部也长期食宿于此。该站依附于炮派,进而成为炮派的“黑高参”(八派语)。另外也有旗鼓相当的一批中上层干部加入八派组织,这批人以薛滔、郭超为头,行动尤为诡秘,故而世人对其知之甚少。
  
诚然,干部的这种分化,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其间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个人恩怨,还有一些偶然性因素也起作用。这种干部的分化,刚开始时许多活动是暗中进行的,阵线不很分明,甚至有的干部在一段时间内脚踏两只船,既参加这一方的活动,也参加另一方的活动。4月26日夜晚发生的事件可以说明这种情况。
  
4月26日晚上,炮派为显示自己的力量,在昆明市检阅台召开有近10万人号称有20万人参加的批判“走资派”周兴、赵健民的群众大会。为防止临时找不到周、赵二人,云大的造反派一早就把周、赵二人抓到云大红卫楼看守起来。当共宣的红卫兵把周兴带来时,恰逢我和同班的苗君、黄君在楼口聊天。那几位红卫兵把周兴带到楼口的小会客室后,让我和苗君、黄君替他们看守几个小时。他们声称为找周兴,已经一夜没合眼,累得要死了。我们横竖没事干,何况看守的是大名鼎鼎的原省长,挺新鲜的差事,我们就一口答应了。当时我们觉得,和周兴这种“老走”(当时造反派对“走资派”的又一简称)没什么可讲的,于是虽然同坐在一间面积不过7、8平方米的原先是云大校党委的小会客室中,却都只顾自己闲聊,没有搭理周兴。周兴则神情萎靡,低头不语,不知他在想什么心事。到了吃中饭的时间,由苗、黄二位先去吃饭,并捎带我和周兴的饭来。当我们问周兴能吃多大点饭时,他表示不想吃饭了,他的牙痛。待苗、黄走后,我细细地看了看周兴,与1964年7月我们见到他时,果然衰老多了。当时我们在滇池边的海埂沙滩见到他时,正值他去游泳。大概是经常游泳的缘故吧,他的皮肤黑里透红,一身强健的肌肉,体现出他的意志和力量。他一直往滇池里边游去,使我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们都有些替他耽心,毕竟是我们的省长啊。还是眼尖的同学说:远处不是有两只橡皮舟么,那里边有省体工队的游泳好手,有他们保驾哩!和当时他在滇池游泳时相比,间隔还不到两年,他的容貌和神态仿佛衰老了10多岁。想到这里,我的内心十分复杂,既有对他所遭遇的同情,又怀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是呵,他当时来去以小车代步,水中有强手保驾,到滇池击水自然是欢愉无比!而我们这些穷学生,从云大到海埂,需要步行往返20余公里,在水里不可能有多少力量去搏击了。而如果当天返校晚了,过了开饭时间,那么这天的晚餐就没有着落了。如今我们终于可以平等地、甚至我还能“从精神上比他高出一头”地坐在同一张沙发上。只要我想提什么问题,他就得老老实实地作出回答,至少是得装成老老实实的模样作出回答,令人何等快乐啊。真是世事难测,两年之前,谁会想到也有今日?
  
待苗君黄君回来时,已经替我捎来大米饭,也给周兴捎来一碗还冒着热气的面条。周兴边吃面条边说:“谢谢红卫兵小将,谢谢你们的关心!”苗君挺严肃地回答说:对这点区区小事你不必连连称谢。我们是要通过大批判触及你的灵魂,而并不想伤害你的身体。周兴连连点头称是,那模样显得挺为滑稽。
  
中饭后不久,我们看守周兴的差事被其它红卫兵接手,我和苗君等人便看大字报去了。
  
4月26日晚上,炮派在检阅台召开批判周兴、赵健民大会后,接着举行火炬游行。所谓火炬,有少部分由木柴扎成,更多的是用一截细钢筋头上扎一束棉纱,用棉纱不断地浸透机油来燃烧。(事后据八派的批判材料称,这天晚上耗费的机油和棉纱在10吨以上)我们云大的学生,基本上都参加了这次集会和游行。
  
八派事先已经得知炮派要召开这次大会的消息,并作出冲击大会的部署,只是发现炮派所布置的保护会场的工人纠察队防守较为严密而未能在大会中间下手。而当炮派的火炬游行开始,游行队伍拉得过长,而纠察队也放松了戒备,只顾在最前边开路时,人人手举火炬呈火龙般的炮派队伍突然被八派拦腰截断,一顿拳脚和棍棒、铁尺,把炮派队伍冲击得一塌糊涂,哭爹喊娘,呼兄唤弟。此时的我们散漫惯了,大会结束后没有参加游行,只是跟在队伍后边看热闹,看到发生冲突后就赶快返回学校了。但我们毕竟对当时的事态不能不管,所以回到学校后不停地向后面返校的同学打听街上的情况,听说斗殴还在进行中。于是我和苗君等人忍不住又到街上去看事态发展。为防止被打,我们摘下云大造反派的红袖章作为旁观者到了青年路。此时已是4月27日凌晨2点多,游行队伍已经散去,街上到处洒有黑糊糊的机油、燃烧后的木柴、棉纱以及遗弃的鞋袜和撕碎了的衣服,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焦糊味……那情景触目惊心,令人不忍多看。最令人气愤的是,这里那里,还有一群群手执木棍、铁尺的八派“武士”,在殴打被抓住的被称是态度不好的炮派工人。这些被打得口鼻流血的炮派工人,口口声声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那种置生死于度外的英雄气慨,俨然是在捍卫人世间最可宝贵的革命真理,不由使我等肃然起敬。
  
这天晚上,炮派被打伤送医院的约200人以上。事后,炮派要求省军管会严惩八派的打人凶手,而八派则指责炮派召开的这次大会是造反派与保守派同流合污的“大杂烩”,是对走资派“假批判、真包庇”的黑会。火炬游行被骂成是“鬼火游行”,八派的漫画把炮派的火炬游行丑化成面目可憎的手执黑扫帚的群魔乱舞!
  
这就是震惊云南全省,在全国也有些影响的昆明4.26事件。
  
通过4.26事件可以看出,当时炮派就打倒谁和保护谁的“干部政策”上,还没有明确的抉择,否则不会如此批斗赵健民。
  
4.26事件后,原先一大批骑墙于中间,一派也不得罪、一派也不亲近的干部们,渐渐加快向两派靠拢和分化的进程:向某派靠拢,即可得到某派的保护、总比讨两边打要好!也有个别干部,无法理解和接受这种形势的变化,只有一死了之。当时的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副省长刘林元在昆明西郊岷山坡上用手枪自杀之前两天,我和班上的另一位同学,曾到刘林元的官邸和他作过一次长谈。他的官邸在青云街半坡西侧的一个小院里,楼上是副省长刘披云的住所,楼下是刘林元的住所。我们边谈边作记录,着重了解他参加革命的经历。这是一位态度和善、生活简朴的干部,剃有和尚般的光头,穿一件如农民衣着般的对襟白褂。他的夫人徐克是昆明师院的党委副书记,为我们沏茶后也静静地坐在一边听。
  
我们谈话的目的十分明确,我们受炮派的派遣,第一步想弄清他的历史,然后希望他和炮派联起手来共同进行文革。他的态度是: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领导干部不能介入群众组织,在中央有新文件之前,他将坚持这样做。我们还想多谈谈,但突然闯进的两位不速之客使我们不便再谈,只有起身告辞了。这两位不速之客,一个是八派昆工的学生,一个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以当时我们和刘林元交谈的印象,他的精神状态满不错的,何以两天后突然自杀了呢?我总怀疑是否与那两位不速之客对他施加了什么压力有关?但这个疑问只有一直埋在心底,因为我多了一层顾虑是,如果我说出这一情节,万一有人倒打一耙,说他的自杀其实与我们有关,那不是跳下黄河也洗不清了么!但我内心也一直很不安,老是责备自己可能也在不经意间给他增加了压力。现在讲出来,算是对他的在天之灵和对他的家人作一忏悔吧。
  
刘林元死后,省军管会成立一个有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参与的调查组,对刘是他杀还是自杀的问题开展了历时数月的调查。我班的张君作为云大的代表进入调查组,得以配备了一辆供工作用的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同班的许多同学,包括我本人在内,原先都没有条件接触自行车,现在大家都凭借这辆车学会了骑自行车。只是我付出的代价要大一些,因为能骑车的机会有限,总想快一些学会,加之骑车在下坡后急转弯时没有经验、没有握紧刹车而重重地摔了一跤,弄得手肘关节跌破流血,疼痛了好几天。
  
刘林元专案组最后的调查结论:刘林元是自杀,而调查工作也因两派武斗的升级而有头无尾地告终。


(待续)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2&tid=1883&pid=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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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5楼 发表于: 2017-10-19
[font=&quot]第八章  成立省军管会后的云南(二)[font=&quot]   [font=&quot]三、“5.29”事件[font=&quot]  [font=&quot]“4.26”事件后,云南两大造反派之间的对立情绪明显上升。其主要表现有几个方面:一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两派各组织了若干辆装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由大巴车改装而成)每天夜晚在昆明市中心近日公园、工人文化宫以及塘子巷、小西门等昆明市内比较热闹的地方开展辩论。特别在近日公园附近,两派的宣传车还未驶到,喷水池周围、百货大楼、民族商店、华侨商店门口及三市街口以及正义路口、南屏街口,早已有成千上万的听众在等候。这种辩论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大摆本派造反的光荣历史和紧跟毛泽东革命路线的“事实”,揭露对方这也错了,那也错了,只有悬崖勒马才是唯一出路。这种辩论,需要能言善辩、随机应变的口才,也需要口齿清楚、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发音;要善于抓住对方的弱点和失误紧追不舍,又能巧妙地避开自己的弱点,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每天晚上前来倾听这种辩论的人,仅近日公园一处,往往在数千人以上。其中有大中学生、国家干部、部队官兵、工人农民,有的甚至从老远的郊区专程赶来。这众多的听众一边听一边结合自己的经历和经验进行分析和判断。听到对自己胃口的地方时,会情不自禁地鼓掌、喝采、叫好。听到不对胃口的地方时会跺脚漫骂、喝倒彩。看到对方突然回答不上来的窘态,甚至会手舞足蹈起来。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两派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在大声辩论,而听众们则因观点不同而分成若干群体也在进行辩论的热闹场面。[font=&quot]  [font=&quot]二是加紧巩固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包括加紧争取干部、加强对专县和基层的渗透。在那些只有一派的地方或单位,如果这里的群众组织已属于对方所有,则千方百计挖墙脚尽可能使之改弦更张归属自己,这是上策。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则务必想方设法从内部瓦解之,扶持起一个新的对立面来归属于自己。这样做的结果,果然有这么一些地方和单位,原先有的已经和八派(或炮派)挂了勾,如今又与之脱勾,转而和另一派挂勾;也有的地方和单位原先是清一色×派的,突然间又分化出另一个派别的群众组织来。往往搞得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font=&quot]  [font=&quot]三是两派的头头和群众都在有意无意地制造事端,干出许多增加对立情绪的事件。两派的广播和大字报中不时传来“告急,告急,十万火急”以及“严重抗议”一类的东西。这里那里,不是这派打了那派,就是那派打了这派,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多。[font=&quot]  [font=&quot]这段时间,由于云南两大派都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对付另一派身上,所以对全国的两条路线斗争,只是花很少的力量去应付,以显示自己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而已。比如5月1日,毛泽东、林彪来到群众中和首都300万群众共同欢庆节日,林彪为5.1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两派就比赛着用大红纸到处张贴鼓吹林副统帅的题词“最集中地表达出全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感情”的大标语。5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指出:“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决定》撤消他西南局第一书记和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两派则争先恐后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定”。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153号文件指出: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毛泽东批准的,要求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尽管如此,但云南两大派批判《修养》的大字报屈指可数。5月17日,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公开发表,5月18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名发表《伟大的历史文件》的编辑部文章。文章结尾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文章指出,这是毛泽东近几年经常说的。然而云南的两派,只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把文革的必要性与另一派行为的危险性联系起来,许多言论就十分牵强附会甚至滑稽可笑。[font=&quot]  [font=&quot]对于两派群众有意无意地制造事端,加深对立情绪的行为,我本人在场的情况只有过一次。那是4.26事件后还没过几天发生的事情。一个昆工学生想抄近路,从大街回来时像许多昆工学生往常那样,从云大的大门进来,再从云大的后门出去后穿过三家巷即可回到昆工。这样走比绕大街要省事得多。这天当他走到云大的篮球场时,被人认出是昆工的学生,于是一伙工人(当时云大住有一部分被八派扫地出门因而流落到云大来食宿的炮派工人)一踊而上,就去撕打这个昆工学生。说他在4.26时必定是殴打炮派的凶手,此时的他必定是要到云大刺探情报的特务。尽管他声称4.26时他一直在学校里,并没有外出过。此时的他仅仅是为抄近道才穿过云大……但谁肯听他辩解,登时就打得他口鼻流血,眼镜也摔掉在地上。我和同班的闻君,开初只想看看热闹,以稍解4.26以来憋在心中的一口闷气。但看看也觉不忍,就劝住了工人,说由我们把他带走审查吧,否则把人打伤还是件麻烦事哩。[font=&quot]  [font=&quot]我们在人们的骂骂咧咧声中把他带走。走出几步后,他才说眼镜丢了,我又回头去把眼镜给他拾来,幸好还没有弄坏。往后我们并没有对他作任何审查,我们甚至也不耐烦听他再三重复的辩白。只是对他说,八派一手挑起的4.26事件实在把炮派的工人给害苦了,他们有点过火行动是可以理解的。头脑聪明的昆工学生,在这种气氛下是不应该再穿过云大走近道了。当时正值开中饭时间,我们个人多掏一张票给他打来一份饭吃,饭后才让他回去。为了怕在校内又出岔子,由我把他送出后门。(事隔一个多月后,两派之间的气氛一度缓合了些,我也乘机到昆工去探访一位中学时的老同学。当我登上昆工的某幢第4层学生宿舍楼后,我要找的人没找到,却在过道里遇上当初在云大被打过的这位昆工学生。他扶扶眼镜认真地看了看我,当弄清我访友未遇后,要邀约我到他的宿舍中喝水。还说我可以写下字条由他转交给我的朋友,我婉言谢绝后匆匆走了。我想,真是山不转路转,幸好我当时解了他的围。如若当时随大流瞎起哄,如今在这里遇上他,那后果不堪设想啊!这是后话。[font=&quot]  [font=&quot]5月20日,我和同班的苗君,被分派到昆明市北郊的云南重机厂当联络员,负责联络云南重机厂以及相邻的昆明机床厂、云南锻压机床厂(当时改名为东方红锻压机床厂)几个单位的群众组织。当时班上的许多同学都被分派到市区、郊区的各部门、各单位去,还有一部分人被派到全省各地州县。[font=&quot]  [font=&quot]名为联络员,其实没有多少事情可干。因为我和苗君乃无名之辈,这些大型企业的群众组织该和炮派挂勾的,早已和炮派挂了勾,他们可以直接和云大的头头联系,又何必让我们在中间再插上一手。我和苗君倒也乐得清闲,每天饭后就到附近著名的黑龙潭公园去闲逛和聊天。苗君个子矮小,一张张娃娃脸上随时漾满笑意。苗君虽然不抽烟,但笑起来就会露出有些发黄的牙齿。苗君在班上学习成绩平平,但对社会活动却十分热心,仅举一件事即可说明:他每月至少要为同班以及其它班的近70多个男同学义务理发。这该占用他的几多时间哟!他已经是班上仅有的5名党员之一,原先思想是何等地正统。批判资反路线以来,由于向来性格随和,他变成了与造反派挺合得来的人,因而老造反派们也喜欢他。和他在一起,我感到心理比较平衡,因为过去我们都当过保守派,现在又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老造反派的领导,共同语言就比较多。而不像某些同学与老造反派们相处时感到思想总有些别扭和压抑,也不像与王君等人在一块时,听他们标榜始终坚持的是革命路线而使人生厌。[font=&quot]  [font=&quot]当年高岗的秘书韩天石在云南重机厂任党委副书记,他是高饶案发后被贬到云南来的。我和苗君都很想目睹此公的尊容,无事爱在他独居的小院门前徘徊,但始终没能看见过他,甚至连他的家人都没有露过面。那道小门一直紧闭着,简直让人以为那小院本来就未曾住人似的。据厂里的工人讲,韩某在运动初期被稍稍冲击过一下,以后再没人去碰他,因为他已是一只“死老虎”。[font=&quot]  [font=&quot]5月28日晚上,昆明部队卫生学校的“联指”文艺宣传队到昆明机床厂演出节目。昆明部队卫校是一所中专级的军医学校。其学员分为两派,一派称“联指”被八派称为“联耻”,与炮派挂勾;另一派称“红总”被炮派称为“红肿”,与八派挂勾。晚会在机床厂的广场上进行,广场上事先已由昆明机床厂的炮派组织5·1战斗兵团摆好一排排供观众坐的木凳,周围厂矿单位的人们都纷纷赶来观看。因为当时文化生活实在太单调、枯燥,能看上一场群众组织的文艺演出真不容易。我和苗君也一早就赶去占个好位置坐下。[font=&quot]  [font=&quot]演出的第一个节目是革命造反歌舞,一大群身着军装、臂带红卫兵袖章的男女青年在台上浑身是劲地唱呀跳呀,最后几句台词是:[font=&quot]  [font=&quot]要革命的就站过来,[font=&quot]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font=&quot]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font=&quot]  [font=&quot]唱到最后一句时,演员们挥拳踢脚,大有要将不革命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架式![font=&quot]  [font=&quot]此后的几个节目,无非是歌颂毛泽东、歌颂中共和文革之类。几千人都在台下静悄悄地观看,每演完一个节目,都能赢得热烈的掌声。当演出“火炬舞”时就出问题了。演出这个节目时,整个会场上的灯光一下子熄了,参加演出这个节目的男女演员们每人手执一个头上蒙有红布的手电筒,随着演员们的舞蹈动作,黑暗中只见一束束红光飞舞闪烁,却也别有情趣。高音喇叭中传来了画外音:[font=&quot]  [font=&quot]……1927年毛主席在井岗山上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如今革命的火炬燃遍全国,燃向世界!帝修反和保皇小丑对此恨得要死,怕得要命……[font=&quot]  [font=&quot]突然间有人吹了个响亮的口哨,上百名昆明机床厂的八派工人冲上舞台,有的抢过话筒大吼:4.26大杂烩,冲击它,就是对!我们不能容忍舞台上群魔乱舞、鬼火乱舞!有的把舞台灯光一下子全部打开,更多的人则去抢演员的手电,而演员们大有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而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气概,执着地坚持着演出,直到被打翻在地为止。[font=&quot]  [font=&quot]机床厂的八派组织名称是“11.8”战斗兵团,因为他们于1966年11月8日从地处昆明市北郊的厂部步行10多公里进城造反,为纪念那不平凡的日子而取名。他们把“火炬舞”与4.26的火炬游行联系起来,认为这种演出是为“4.26大杂烩”翻案,于是就大打出手。[font=&quot]  [font=&quot]昆明机床厂的炮派之所以称为“5.1”战斗兵团,是因为他们中间劳动模范、老工人、老党员居多,这样的取名含有体现他们崇尚劳动之意。(但由于多次被“11·8”战斗兵团一冲就散、一打就跑而被称为“乌鸦”兵团)。这一次是5·1兵团邀请联指来演出的。作为东道主,眼看客人被打,他们岂能袖手旁观!于是也有许多人冲到台上,和八派的人混战、扭打起来。台下的两派也或扭打、或漫骂、或辩论、或东奔西走地联络情况,整个广场乱成一锅粥。哭声、骂声、惨叫声、呼爹唤娘、呼儿唤女声……嘈杂得没法形容。[font=&qu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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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quot](上图为苗君在此期间拍的照片)[font=&quot]  [font=&quot]我和苗君紧紧拉着手往广场外边溜,我俩心中都明白,在这种环境中最容易遭受攻击的是我们。因为我俩是孤单的外来者,目标比较大。36计,走为上。我们悄悄蹓回云南重机厂我们的住处——该厂技工学校宿舍楼蒙头大睡。但其实哪里睡得着呢,整夜的人声、汽车声、高音喇叭声……把人撩得心痒痒地想去看个究竟,但终究没敢去,就这样眼睁睁地熬到天亮。[font=&quot]  [font=&quot]天刚亮,我和苗君再到昆明机床厂广场时,沿路两边停满省军管会执勤部队的大卡车,执勤部队已经把局面控制住。军医校“联指”派受伤的20余人和两派受伤群众已被送往昆明部队总医院即陆军第43医院。我和苗君商量,在两派如此对立的情况下,我们继续呆在此地已没有什么意义。于是我俩决定步行返回学校。[font=&quot]  [font=&quot]我们赶回学校时,已经是中午。我们才进入云大的后门,就遇上我班的两位女同学。一见面,她们的泪水就扑簌簌地往下掉,哽哽噎噎地向我们诉说道:当天(即5月29日)上午,炮派为声援头天晚上在机床厂被殴打的军卫校“联指”战友,以云大学生为主的几百名炮派群众来到位于昆明北教场的军卫校礼堂召开声援大会。这个大会才开了半个多小时,又遭到军卫校“红总”和昆工近千人的冲击和殴打,登时“俘虏”炮派200余人,包括我班的李君等10余个同学在内。这些同学一路上被拳打脚踢押到昆工8号楼(昆工教学大楼之一)。现在这些同学还不知是死是活哩!她们也去参加了“声援会”,是在混乱中逃出来的。她们要我们赶快组织人去救援被俘的人们。我和苗君不由得摩拳擦掌,决心一定要救出战友来。[font=&quot]  [font=&quot]云大的炮派头头方向东在学校的篮球场上用麦克风对聚集在那里的同学们做工作说: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要大家先克制住自己。同时他还向大家通报说,作为一种反击,炮派也已经“俘虏”了八派的头目刘殷农和候树勋作为人质。[font=&quot]  [font=&quot]迫于省军管会的干预和社会舆论的压力,昆工不得不分期分批释放“俘虏”。两三天后,昆工宣布已全部放完。作为回应,炮派也释放了八派的头目刘殷农和侯树勋。[font=&quot]  [font=&quot]据李君等许多同学事后回忆说,他们被押进昆工大门后,早已等候在道路两旁的昆工学生们不断地对他们挥拳踢脚、吐口水和谩骂,使人痛苦不堪。来到8号楼前,被依次登记姓名、单位、家庭出身、所参加的群众组织名称、在群众组织内担任何种职务、到军卫校的目的等。以后又是车轮战术的连天连夜的个别审问。对被俘的头头们的审问格外认真详细:炮派的组织情况,对省、市委主要领导干部的看法,所在组织内的各项工作计划,以至各个头目在炮派中的地位和作用、性格和特点等无所不问。以后的许多事实证明,八派的谋算比炮派要深远得多,这一次不过是初现端倪而已。[font=&quot]  [font=&quot]四、炮派围困昆明军区的静坐示威[font=&quot]  [font=&quot]“5.29、5.30”惨案发生后,炮派认定,如果不是得到昆明军区(当时的昆明军区属全国八大军区之一,辖云南、贵州两个省军区和陆军第13、14两个野战军)政委李成芳等一帮人的支持,八派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一而再、再而三地冲击炮派的会场和游行队伍,挑起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的流血事件。当时就全国看,自“二月逆流”批判老帅们之后, 3月24日中共中央又对青海问题的调查作出批示,将镇压青海造反派的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隔离审察。决定指出:“青海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指出:“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2月5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5月3日,首都三军革命派在林彪、叶群的支持下揪斗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这种背景下,炮派在云南提出3个口号,一是“坚决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二是“坚决揪出云南的赵永夫式人物”,三是“揭开云南军队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矛头所向,直指李成芳等人。[font=&quot]  [font=&quot]6月2日,炮派决定到昆明军区找李成芳,要求李成芳主持正义,严惩打人凶手。李成芳避而不见炮派群众,只是让陈康出面让炮派先各自回原单位再说。炮派怎肯罢休,于是一万多名炮派群众,围住昆明军区大门外的金碧路和军区大门对面的国防路等两条马路,静坐示威以示抗议。这次静坐一共坚持了7天。我和班上的大多数同学一道,从始至终参与了这次围困昆明军区的静坐示威活动。[font=&quot]  [font=&quot]我们就这样席地而坐,坐完一个白天,又坐一个晚上,如此夜以继日地静坐着。每天由参加静坐的单位送两餐饭来吃。想到众多的战友们受伤而住院,想到还有不少战友下落不明,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悲愤。6月初的昆明,天气说变就变,时而骄阳似火,时而冷风骤起,大雨倾盆。上万人就这样默默地坐在水泥地上,渴了、饿了、病了都不在乎,那情景让看到的人无不为之动容![font=&quot]  [font=&quot]古语道:哀兵必胜!果然有道理,至少也是哀兵不可欺吧。在炮派静坐的这7天内,平时猖獗的八派没有敢来冲击和滋事,只是偶尔有八派的宣传车在远处用高音喇叭咒骂炮派围坐昆明军区是“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结果还被炮派群众上前将其喇叭给砸了,这些天如果有八派来冲击,那后果将不堪设想![font=&quot]  [font=&quot]炮派有两辆宣传车始终停在军区大门前,高音喇叭不停地喊叫着要李成芳出来与群众见面、回答问题。马路中心放有桌椅和话筒,供5.28、5.29挨打受伤的人员进行血泪控拆。[font=&quot]  [font=&quot]因为挨打受伤的人确实多,所以被安排来控诉的人也挺多。而其中给人印象极深的是一位年近50岁的军人。他先自我介绍是昆明部队某医院的军医。他泣不成声地控诉说,他亲眼看到八派“暴徒们”如何把抓到的炮派“俘虏”们“挖掉眼珠、掏出心肝,如何把死尸送到昆明东郊的跑马山火化场,另有一些尸体则被捆上大石投进滇池,许多可亲可爱的炮派兄弟姐妹们就这样不留痕迹地给毁尸灭迹了……”他一边讲一边哭,我们在下面一边听一边流泪。夜深了,宣传车上播放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曲。歌曲情调悲凉,大家齐声跟着哼唱,内心多么希望毛泽东能了解此时此刻炮派的困难处境呵![font=&quot]  [font=&quot]从这次静坐示威以后,这支抒情情调悲凉凄婉的“抬头望见北斗星”歌曲,其中有道:[font=&quot]  [font=&quot]“抬头望见北斗星,[font=&quot]心中想念毛泽东。[font=&quot]迷路时想你有方向,[font=&quot]黑夜时想你照路程。[font=&quot]跟着你,大反特反向前闯,[font=&quot]闯下武装工农干革命。[font=&quot]井岗山,你带领我们打天下,[font=&quot]红旗一展漫天红。[font=&quot]啊,红军是你亲手创,[font=&quot]战略是你亲手订,[font=&quot]革命战士想念你,[font=&quot]伟大领袖毛泽东”。[font=&quot]  [font=&quot]这首歌旋律婉约深情,带着淡淡的忧伤,一唱就把人的心思意念带进去,如泣如诉,似哀似怨,绵绵不绝。于是此后就成为炮派的派歌。与八派以歌唱麦贤德(是文革前大陆与台湾在海战中受重伤仍坚持战斗的英雄)的“葵花向太阳,嘿!战士心向党……”那情调激越热情、进行曲节奏明快的派歌相比,形成一种鲜明的反差。[font=&quot]  [font=&quot]听过老军医声泪俱下的控诉,在场的人们悲愤到了极点!我们身边有几位本来是来看热闹的解放军战士,得知我们是云大的学生后,含着眼泪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昆明军区通讯兵110部队的战士。他们那里有直通北京的专线电话,如果炮派要向中共中央反映情况,他们可以提供最好的通讯条件。我们紧紧握住他们的手,感谢他们的支持。我们记下他们的电话号码并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静坐示威现场的指挥部。[font=&quot]  [font=&quot]就在听过老军医声泪俱下控诉后的第二天中午,炮派堵截到一辆往跑马山火葬场方向驶去的中型吉普车。车上载有3具尸体:两具年轻男尸和一具中年女尸,驾驶员乘混乱中蹓走了。炮派推测可能这3具尸体是八派要送去火化以销毁罪证的炮派战友尸体,就把这辆车弄到省军管会的办公大院(原省委办公机构)要求省军管会查清情况。三具死尸面色呈菜绿,已经散发出一股腐臭的气味。当时正值炎夏,让人闻了直想呕吐。难为军管会门前站岗的那两位解放军战士,他们始终一动不动地坚守在岗位上。鉴于当时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治安机构的瘫涣,省军管会一时也无法查清这辆车是哪个单位的,更不可能弄明死者是什么人以及是怎么死去的。于是这辆车就这么一直摆在省军管会的大院里,直到几天后尸体流出臭水来,炮派才不得不同意省军管会让人把车子给弄走。[font=&quot]  [font=&quot]6月6日晚,昆明军区大院内的高音喇叭突然响了,(静坐示威以来这还是头一次)喇叭不厌其烦地反复广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发布的“六六通令”。强调要维护文革秩序,其中有一句是“不得冲击军事指挥机关,已经冲击了的要迅速退出”。昆明军区的意图很明白,是想借“六六通令”压炮派撤消静坐示威活动。而这种重复广播的结果,确实使炮派群众,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形成一种思想压力。炮派常委们为此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坚持静坐下去,同时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向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反映情况。[font=&quot]  [font=&quot]在中共中央的过问下,6月8日晚上11点多钟,李成芳由医护人员陪同,在挂着输液瓶的情况下不得不出来和静坐示威的炮派群众见面。据军医在麦克风里对大家讲,此时李成芳正患病,血压很高,只能和大家讲几分钟的话,输液不能停下来。我们全都认为,这是李成芳故意制造的假象。其实他就根本没病,但他伪装出病恹恹的样子,就可以稍一露面即撤回军区大院内。如果炮派敢于揪住他不放或者敢动他一根毫毛,从道义上就站不住脚了。后来与昆明军区内部传出的可靠消息印证,情况的确如此。[font=&quot]  [font=&quot]于是,10000多名炮派群众静静地听他讲话。他讲的大意是:关于5.28、5.29事件,省军管会将组成调查组认真调查、严肃处理。昆明军区负有边防重任,又是援越抗美前哨,现在中共中央已有“六六通令”,希望大家迅速返回各自单位,维护文革正常秩序和军区的正常工作开展。[font=&quot]  [font=&quot]一位炮派女广播员通过高音喇叭厉声喝问:请李成芳表态,炮派广大群众激于义愤,围坐昆明军区门前要求解决问题的做法是不是革命行动?[font=&quot]  [font=&quot]李成芳吭哧吭哧地不愿正面回答这一问题,只是一再表态说大家的心情和做法都是可以理解的。炮派的群众怎肯就此放过。李成芳万般无奈,只有明确表态是革命行动,然后,由医护人员将他护送回军区大院去了。[font=&quot]  [font=&quot]有了李成芳的表态,已经处于骑虎之势的炮派总算找到下台的台阶。6月9日中午,炮派指挥部宣布此次围困昆明军区的静坐示威活动胜利结束,各炮派组织可以有秩序地撤回单位。这样,我们才算喘过气来,回到离开已经一周的学校。[font=&quot]  [font=&quot]6月中旬的一天,李君派我到春城饭店二楼小会议室参加一个会议,我按时前往了。去了才知道这是“5.29”事件调查组的成立会。调查组长由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省军管会副主任鲁瑞林担任。此次会议由他主持,小组成员由两派各出3人组成。调查组办公室设在春城饭店的两个房间里。为便于调查工作,将配备给调查组一辆小汽车,调查组成员每天将给予伙食补助费。[font=&quot]  [font=&quot]在这次会议上,初步讨论了调查组成员应遵守的纪律和工作制度,以及大体的工作计划和应重点调查的地方和单位等。会议结束时,鲁瑞林再次和到会人员一一握手,鼓励大家要同心协力,善始善终搞好这项工作。[font=&quot]  [font=&quot]返回学校后,我考虑到自己不适合担此重任:一是开初我是保守派,与李君他们这些老造反派之间,终究有一层隔膜,难以为此项工作经常在太小的范围内与他们频繁接触共事。而参加调查组后,为代表本派利益,这将是必不可少的;二是我不善言词,在这种由两个尖锐对立派别共同组成的小范围的调查组中工作,以后势必不断展开唇枪舌战,如果因为我的舌头笨拙而让本派兄弟姐妹的冤屈得不到申雪,我还有何面目再见大家的面;三是从内心讲,对炮派内的事情我也不愿陷得太深,能当个普通的红卫兵足矣![font=&quot]  [font=&quot]我返校后即向李君汇报了当天参加调查组会议情况,并讲明我不能胜任此种角色的理由,此时李君已是炮派内颇有影响的人物。聪明过人的李君,微笑着听我讲完后,挺客气地表示:当时派我去开会之前,即已认真分析过我的情况,认为我去是比较适宜的。是让我作为炮派内“共宣”的全权代表的身份去参与的。既然如今我坚决不愿意参与此项工作,他将充分尊重我的意见,将和其它共宣常委商量让谁接替我去的问题。希望今后对共宣的工作有何看法与建议,尽管率直提出,不必有顾虑。他们忙于纷繁的事务,难免对一些事会考虑不周道,接着他诉说了工作中的许多麻烦和苦恼。[font=&quot]  [font=&quot]这次谈话,是自文革使我们从政治上分手后我和李君之间第一次较为坦诚的谈话,使我和李君之间的距离感缩小了一些,但也仅此而已。今生今世,我们之间要恢复到文革前那种能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友谊是绝对不可能了。物质的东西失去了还可以再挣回来,友谊一旦失去就难以寻觅,对此我很清楚。[font=&quot]  [font=&quot]以后,李君委派比我们低一个年级的另一个同学代替我。那位同学到调查组呆了两个月的时间,除了补助到一小笔钱外,几乎没有能干出点什么。最后这一调查组因为两派之间越来越矛盾对立而无法继续存在,只有由鲁瑞林宣布“暂时停止工作”,实际是宣布解散了。[font=&quot]  [font=&quot]事后我曾问过接替我参加调查组的那位同学,也曾问过李君,5.29、5.30惨案究竟死了多少人?他们回答都说:据他们所知其实并没有死过人,受伤的确实不少。至于当时下落不明的,甚至以为是被打死了的,实际情况是乘乱中跑回老家躲起来,以后又陆续露面了。[font=&quot]  [font=&quot]这就使我很是奇怪,当初静坐昆明军区时,那位自称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军医声泪俱下的控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老军医究竟是个什么人?我也曾将这类问题问过李君等炮派头头们,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也弄不清楚,因为当时的情况太乱了。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我到现在为止始终未能解开的一个谜!以至我甚至怀疑这“老军医”其实是境外派遣来的一名特务吧!只有那类角色才能干出那种无中生有而煽动性极大的勾当来。所以后来划线站队时指责炮派在文革中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反军乱军计划时,我内心也不得不半信半疑,原因就在于此,这是后话。


[font=&quot]上图:1976年初作者在云南跃进机械厂子弟学校任校长时带领师生到清水海郊游时的留影。[font=&quot](待续)
[font=&quot]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2&tid=1883&pid=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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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6楼 发表于: 2017-10-19

第九章  公开批判彭德怀与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一)
  
一、彭德怀被公开批判


先前从大字报中我们已经得知,1966年12月23日深夜,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斗兵团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红卫兵从成都永兴巷7号院、即国务院三线建委的家属院内把彭德怀抓走,押解到北京后彭德怀就不停地被批斗。这位当年曾被毛泽东写诗称赞过能站在前线指挥抗日“谁敢横刀勒马,唯我彭大将军”,如今的日子用度日如年来形容也不为过了。


1967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长篇大作:《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建军纲领》。文中说:“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为庐山会议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等人翻案,企图煽动别人起来同他们一道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 这是报纸上第一次公开点名批判彭德怀。明眼人都不难看出,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果然,8月15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开广播《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 这是第一次向全国全世界公布这个文件(摘要)。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决议》(摘要)和一篇题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的社论。接着,《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一时间,全国各地包括云南在内纷纷掀起批判彭德怀的高潮。但此时云大的大字报专栏内,批判彭德怀的大字报并不多,无非是炮兵团和共宣组织内写手们的应景之作罢了。


毛泽东向来是以秦始皇自居的。许多人都不会忘记,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怀仁堂中共8届2中全会的首次讲话中赞扬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当时林彪曾插话批评秦始皇搞焚书坑儒。毛泽东立即反驳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毛泽东在此外的一些场合也曾多次讲过类似的话。毛泽东的这些话,不正是给自己画了一幅当代秦始皇的画像么!


毛泽东也提倡民主和群言堂。声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又道:“让别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别人讲话么,总有一天会垮台”云云,讲得何等地好啊。然而,能言者未必能行!他自己做的又是另一回事。既然是当代的秦始皇,那是千万不能反对的么!读过党史的我们都知道,1959年的庐山会议,原本是要反左的,只因彭德怀写万言书建议纠正前几年“头脑发热”的左,惹恼了毛泽东,于是就让会议立马转变为继续反右,这就不由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一段旧事:记得战国时期秦王与蔺相如曾有一段精彩对话:秦王道“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漂橹”。相如回道“庶人之怒,伏尸二人,血溅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天子之怒,何其凶残;庶民之怒,何其悲壮!向来以秦始皇自居的毛泽东之怒,让中国大陆的百姓在人祸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伏尸数千万,正是数天子之怒,“还看今朝!”果然了得啊!


二、在“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
  
昆明地区的武斗始于4.26火炬游行,继而是5.29、5.30事件。我作为这两次事件的目睹者,所看到的一般只是拳脚并用的争斗。其中最恶劣者也不过持有一小截铁尺、木棒或砖石之类“武器”,其它省、市当时的武斗水平也大体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共中央文革能采取断然措施严令禁止武斗,则事态尚可控制。令人痛心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文革并没有采取这种果断态度。
  
7月11日,中央文革成员谢富治、王力乘专机飞来云南。当天晚上9时,计划在昆明市拓东体育馆接见3000名两派代表。我班分到两张入场券,我得到了其中的一张。我们去得很早,可以对号入座。那天晚上挤进会场的人越来越多,计划最多能容纳三千人的体育馆,至少涌进8000人以上,馆外还被围得水泄不通。会场秩序不太好,只有解放军代表所坐的那一片秩序要好些。
  
谢、王二人的讲话,经常被群众的口号声所打断,口号无非是“坚决拥护中央文革”之类。对云南已经出现的武斗现象,二人讲话中虽然作了一点批评,但只是隔靴搔痒,并没有说到点子上,口气也较为平和。有一炮派代表递上字条问:“4.26火炬游行是不是革命行动?”王力回答说,有那么多造反派组织、有那么多革命群众参加,而且批斗了走资派,当然是革命行动。至于火炬游行的方法是否恰当,以后值得总结。王力的讲话,博得炮派代表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
  
大规模的接见之后,谢、王又在连云巷宾馆接见两派的常委一班人。
  
下面话分两头。一是谢、王方面。第二天即7月12日,谢、王即乘专机赴成都、重庆。7月14日,谢、王又乘专机到武汉,晋见了同日到达武汉的毛泽东。不几天后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武汉7.20事件。此后,报刊上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首当其冲提出要打倒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红军长征时抢渡大渡河的18勇士之一)和军区政委钟汉华。与此同时,被中共中央宣布为“保守组织”的武汉“百万雄师”成员,被打死、打伤、打残者达万人以上。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高度评价造反派过火的武斗行动:“你们为着保卫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出的非常巨大的成绩,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
  
信中还号召说: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应该迅速觉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轨道,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系两个所谓保守派群众组织)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由以上引文可以看出,武汉大规模的流血武斗,直接责任者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文革。
  
江青在7月22日接见河南二.七公社代表团时,提出“文攻武卫”口号,说什么“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7月23日,上海《文汇报》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论坛”专栏里,发表《文攻武卫》为题的文章,解释说“武卫者,武力自卫也。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坏人拿着武器对着我们,我们应当拿起武器自卫……否则,我们就要上大当、吃大亏”等等。“文攻武卫”口号在全国迅速传播,使得本来已经此起彼伏的各地武斗迅速升级、愈演愈烈。
  
另一头是云南方面。从7月12日送走谢、王之后,按照谢、王临走前的指示,云南省军管会从当天开始召集八、炮两派常委坐下来谈判有关制止武斗的问题。谈判才进行了一天,到7月13日,八派数十名工人抬着几个“伤员”冲击谈判会场,指责炮派为何开始谈判了还让手下人打伤他们的八派战友。炮派头头李毅、周律型等据理力争,说真正被打伤的是炮派弟兄,对方是贼喊捉贼,只是他们没有让弟兄们到谈判会场上来罢了。争执过程中,八派头头黄兆琪别有用心地点名道姓称呼道:李毅、周律型你们两位说话可得有根据,不能信口开河。以此点水让八派工人知道当时对方嚷得最凶的是有名的李、周二人。于是八派寻衅者一拥而上,当着省军管会众多领导人的面,把李、周二人打成重伤,李被打成脑震荡。其它炮派头头也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两派的谈判也就此无限期地终止。(为使李、周二人在疗伤期间不再受到新的伤害,出院后李被接到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熊奎家养伤,周被接到云南省军区政委张立雄家养伤。这两个炮头在两位省军区首长家里养伤期间,始终受到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照顾。这是两位炮头后来时常引以自豪地向常委们讲述过又由常委们向我们介绍的。常委们去看望两位炮头时也亲眼见过一些情景,以至有的常委后悔当时挨打的要是自己就太好了,此时也就可以享受如此的礼遇。一些被照顾的细节还被讲得很是肉麻,因为无法核实,这里就不再赘述。)
  
进入8月份,在“文攻武卫”口号的鼓动下,昆明地区和云南各地州、县两派群众发生武斗的消息时有所闻。云大的同学们纷纷行动起来,自制棍棒准备“武卫”。我和龙君、石君、苗君等一班同学,和大家一起拥到学校后勤处的水管仓库,那里堆满备用的各种型号镀锌水管。经过挑选,我们认为口径一寸的水管握在手里比较合适,就找来钢锯把这种铁管锯成我们需要的长度(基本上与各人的身高相似,这样挥舞起来比较自如)。我们的决心是,只要有人敢于来侵犯我们学校,我们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当时,全校就防卫区域也作了大体的划分。我班主要负责守卫会泽院(当时称为红卫楼)、即法国式建筑的原校党委办公大楼。此楼除地下室外虽然只有3层楼,但实际高度相当于普通楼房的4层以上。该大楼与学校大门之间,是96级左右的石台阶,使大楼显得分外雄伟气派。云大当年作为一二·一运动时的民主阵地,如今成为群众组织之间可能的争杀战场,当年的死难烈士如果地下有知,将作何感想!
  
几天后,与“共宣”挂勾的昆明机床厂炮派五.一兵团(八派称之为一打就垮的“乌鸦”兵团)被赶出机床厂。他们扶老携幼、走投无路,只有住进云大来。此后,不断有像五.一兵团似的炮派工人群众组织被赶出原单位,住进由炮派掌权的云大、师院、医学院、民族学院等单位。这些被赶出的工人,其工资自然领不到了,食宿也极为困难,境况十分凄惨。好在进6月份后,由于两派对立情绪愈来愈严重,许多同学担心留在学校会丢掉小命,纷纷回家去了。只有那些不愿当逍遥派、决心坚持参加文革的人才留在学校。此类学生为数甚少,使各学校空出的宿舍甚多,这才使客人们有了暂时的栖身之所。
  
也有一部分单位,两派势均力敌,于是你占一片楼房,我占几个车间,不时进行短兵相接的搏斗,往往双方都各有伤亡。偏是八派的舆论来得特别快,每次发生冲突后,总是八派的大字报率先上街、八派的高音喇叭率先响起来:要求省军管会严惩炮派“一小撮打人凶手”和制造武斗的“坏头头”。真是恶人先告状!这就使炮派工人既挨了打,又得背上恶名。渐渐地使炮派工人对炮派的大学生们产生很多意见。他们写成大字报贴到云大等学校,恳请大学生们替他们用纸笔把事实真象公诸于世。他们列数了某月某日在某厂矿,有多少炮派阶级弟兄被打伤,以至被打死,可是在舆论上一直没有得到反映。他们在大字报中还说,大学生们的生命当然比工人的要值钱得多,这在他们是可以理解的。只要大学生们愿意到工厂进行调查,为之澄清事实真象和申雪冤屈,则他们将绝对保证大学生们的安全,哪怕用几名工人、乃至10名工人的生命来保护一个大学生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这类大字报的字里行间,透出炮派工人的多少血泪和对炮派大学生们的几多哀怨和希望!我们再也无法呆在学校了。我们也是有血气的青年人,我们也可以置生死于不顾,可以到武斗现场作实地考察!
  
8月中旬的一天中午,我刚把床单洗净后晒到宿舍院子里的铁丝上,广播里传来号召大家乘车到工厂去的通知。我和另外几十名同学登上卡车就出发了。车到目的地我们才知道,我们来到当时两派斗争激烈的位于交三桥附近的昆明纺织厂。
  
昆明纺织厂是云南最大的纺织企业。当时全厂有5000多职工,分化成不相上下的尖锐对立的两派,每派都各占据了一部分楼房和车间。我们来到炮派占据的楼房里,昆纺负责接待我们的人给大家每人发了一顶藤条编织的安全帽,以防对方发射过来的砖石。楼房外边,炮派的一些男女工人正把砖石集中成一堆堆,作为攻击对方的“弹药”。几株分叉的大树,被利用作为硕大无比的弹弓叉,树叉上绑有极宽的橡皮筋,每次可以发射一块砖头。由于对方楼房距离较远,这种砖头大多射不到对方的楼房就坠落了。只有很少数的砖头能射到对方楼房的窗户里,每有这种时候,窗玻璃的碎裂声和对方屋里的惊恐的尖叫声,听了令人毛骨悚然!对方的楼房显得特别高大,他们居高临下,不时也有砖头飞射过来,砸到我们所在楼房的墙壁上,发出一声声沉闷的响声,让人心惊胆颤。如果这砖头砸到人身上,岂不要将人打成肉酱。我们怎敢在外边多逗留,赶快进到楼房里。楼房里的光线极暗、空气也极污浊沉闷。楼房里满地都是女工:有席地而坐的、有互相背靠背坐着的、有斜躺着的、还有痛苦呻吟的。加上有几个待哺的小孩的嘤嘤哭声,使人不忍多听多看。
  
我们走访了昆纺炮派的几幢楼房,情形大同小异,景象很是凄惨。这天夜里,我们与昆纺炮派的负责人座谈了一夜,了解了昆纺两派的产生、两派武斗的开端直到眼前的艰难处境,弄明白了他们当前的希望和要求。我们边谈边记,初步形成了我们准备写的大字报稿。
  
第二天中午,省军管会派出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前来制止昆纺两派间的武斗。这些士兵呼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毛泽东语录,手中挥舞着毛泽东语录小红本,勇敢地冲到两派对峙的中间地带。有两名士兵被楼上掷下的砖块砸伤也决不退却,最后终于把两派的武斗给制止住了。我们也徒步返回学校。
  
返回学校后,我才急忙去收头天晒出的床单,结果哪里还找得到呢?大概是被进驻云大的工人弟兄“借用”去了。一块床单三、四元钱。对我这个穷学生来说,当时算得上是一笔不小的损失了。以至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能铺床单,只有直接睡在棉毯上。
  
进入8月下旬,两派之间的武斗冲突更为频繁、激烈。两派群众组织都打制了不少梭镖和红缨枪,有条件的工厂还制造了土枪和土炸弹。我们班上还留校的男女同学,用了半天的时间,在会泽院楼顶上堆放了不少砖石。还没有“武器”的男同学也赶快到学校的金工车间找了适合自己用的一段段钢管作为自卫武器,以备不时之需。
  
昆明地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了。
  
三、炮派抢占昆明制高点五华山
  
8月30日下午,炮派群众数万人在昆明东风广场检阅台举行大型集会,愤怒声讨八派“暴徒”打死昆阳磷矿4位炮派战友,决心为死难烈士报仇。4位烈士的棺木前,分别绘有烈士的大型炭粉素描画像,并配有其简要的生平介绍。这天参加大会的每个人,胸前都佩戴白纸花志哀。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播出阵阵哀乐。参加大会的人们心情都很沉重,整个会场的气氛十分惨烈。我和班上的同学们都参加了这次大会。
  
会上,炮派头头方向东、杨凯和几个群众组织的代表,分别发表了决心为死难烈士报仇雪恨的慷慨激昂的发言。死难烈士家属的发言催人泪下:有的死者,丢下娇妻弱子;有的死者,结婚未满一载,妻子不久就要临产;有的死者,尚未结婚,但家有老父老母需要赡养……这些遗属今后依靠谁?
  
往常,群众集会结束后,各单位的人就相继散去了。这天的情况却有些不同,人们大多还留在原地,手中一般都执有棍棒一类的“武器”,使我们很是诧异。我们学校的同学,不知不觉间已经没有踪影了,只剩苗君、黄君和我,还呆在那里想看个究竟。
  
傍晚,突然间开来200多辆卡车,会场上的工人们纷纷上车,卡车队载满人后,即由一辆大巴车改成的宣传车为首,呼啦啦全都开走了。其行动之快,组织之严密,还没等我们这3个书呆子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刚才还挺热闹的会场,一下子就冷清极了。我们看见还有一辆装有喇叭的大巴车正在启动,赶快跑过去要问个究竟。恰好看到车上有位医学院的施君,他是我中学时的老同学,此时是医学院炮派的一名常委。见到我们他吃惊地说:怎么你们还没离开这里,过一会八派的来了不把你们捶死才怪呢!快上车吧!
  
我们也不管这车要往哪儿开,稀里胡涂就上了车。人到车上还没坐好,车就呼地往前开了。我们喘过气来后才留心把车内打量一番。这才看清车上除驾驶员和施君之外,还有一男一女两名播音员,看上去都是中学生模样。大巴车中间置有一台大功率的收音、播音设备。我这还是第一次登上这种宣传车兼指挥车。我悄悄问施君,此时汽车要开到哪儿去?施君双目炯炯地直盯着马路前方,低沉而坚定地回答说:占领五华山!
  
宣传车加大马力,很快就追上前面的车队。这支浩浩荡荡的车队穿过青年路、长春路、正义路,径直开上云南省人委所在地、昆明市的制高点五华山。据我们大概测算,这天晚上冲上五华山的炮派大约有5000多人。


  炮派占领五华山后,迅即封锁了五华山的前门、后门和围墙。五华山后门离云大不太远,下了宣传车后,苗君、黄君和我当即要从后门返回云大去。但负责守卫后门的工人说:已奉炮派指挥部命令,没有炮派的特别通行证,任何人都不得出入。我们亮出我们是云大学生的身份,这在平时是挺管用的,此时却也不灵了。我们只好退了回去。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才惊奇地发现,有一部分工人手中握着的,已经不再是平时看到的梭镖、红缨枪之类,而是步枪、冲锋枪和手枪等真家伙了。
  
既然无法出去,只有在里面乱闯。这五华山我还是第二次进来哩。第一次是4.26之前,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找到赵健民家,通过与赵健民交谈以了解赵的历史。赵的入党介绍人是当时的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姚仲明。因为我提起步行串联时曾到过抗战时赵的房东家,所以大家谈得还算投机。中午在赵家没有交谈完,下午上班时,任省军管会工交组长的赵健民需要到五华山办公室上班,我们就和赵一道乘车上五华山办公室继续交谈。那是我第一次上五华山。如今是第二次。第一次作为客人来,由赵亲自为我们开的车门(过去还从来没有坐过小轿车,不知道当时开车门得按住把手外侧园型的钥匙缝。连车门都不会开,说起来真是笑话),然后又亲自为我们沏茶。当我们走时又把我们送到办公楼口。此次上五华山却成为不速之客。听到办公楼上有乒乒乓乓的玻璃破碎声,我们3人壮着胆子上了楼。
  
办公楼里呈现的是此起彼伏的刺耳的玻璃破碎声和一片可怕的打砸抢场面。许多工人用棍棒、用枪托砸烂一间间办公室的玻璃门。他们就这样一间间依次砸过去。砸碎玻璃之后,从破烂处伸手进去把门锁一一拧开,每闯进一间办公室后又接着撬柜子和砸抽屉锁。我们上前质问几个正砸得起劲的工人,干么要这么乱砸一气!他们根本不理睬我们。当我们表示要找方向东等炮头反映时,他们才没好气地对我们说:正是头头们让我们一处处搜枪来武装自己的。你们爱找谁就去找吧。
  
“真的吗!”听说这办公楼上可能藏有枪支,苗君来了精神。他带着我和黄君,也砸开了另一间办公室的门,然后又砸开里面的柜子和抽屉——希望能找到手枪!柜子和抽屉都翻了个底朝天,文件、资料乱扔了一地,可哪里有枪!抽屉里倒是有些钱,大多是角票,估计是党费、工会费之类的款项吧。我们一下傻眼了,3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苗君先回过神说:算了算了,找枪干啥!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才行。于是我们3人像做贼似的,赶快拉上这间已被我们砸坏玻璃的门,三步并成两步离开了办公楼。这是我在文革中参与过的一次严重的打砸抢行为。当时我们已经有条件抢,只是没有抢到个人腰包而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和苗、黄二位始终在一块,否则,贫困已极的我是否经得住诱惑,我自己确实也没有把握。以至后来每当想起当时土匪般的丑陋形象便惭愧不已!
  
出得办公楼来,见到指挥车还在楼口,于是我们又上了指挥车。对正在忙着翻看所搜到文件的施君说:请指挥部注意,这些办公楼里可能有钱、物,可别让坏人钻了空子。(我们可没有说出自己也砸了抽屉见到过钱的事)。施君听后笑了笑,用嘴努了努旁边,我们顺着他示意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原先装纸花的大箩筐里,现在已经没有纸花,而是装有一堆钱了。那位女播音员向我们解释说,这是工人们搜枪时发现后交来的。指挥部的意见是正好可以接济那些可怜的死难烈士的遗属!指挥部想的真是周道,我们没有再说什么,默默地下了指挥车。我心里不由在想,在这种混乱的时候,天才知道究竟搜抢到多少钱?能落到遗属手中的究竟又能有多少!
  
凌晨1点多钟,云大的一辆大卡车开上五华山,这是给大家送饭来的生活车。我们都已紧张了一整天,此时又冷又饿,这生活车真是雪中送炭了。可是我们想吃饭却苦于没有盛饭的工具。只见工人们一踊而上,用一顶顶藤条安全帽撮了饭就用手抓来吃。我们也顾不得许多了,我和苗君都没有戴帽子,只有黄君戴有一顶汗渍邋遢的旧军帽,由黄君揭下帽子来也抢上前去盛了一军帽米饭。于是苗君、黄君和我用手抓起米饭就大嚼起来。后来许多工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吃饭时,一卡车饭早已被抢得干干净净,没有他们的份了。
  
看到几十只盛饭的竹箩都已经底朝天,而大部分人还没有吃上饭。我3人便灵机一动,把这些空竹箩一只只拾起来送上卡车,然后我们也登上车厢。卡车开动了,要继续拉饭去。对这种生活车,警卫当然得放行。只是在临出后门时,几位负责警卫的工人拦住车对我们说:下次送饭来时,应当先在门口停一下,让他们也拿一些吃的,他们快要饿昏了。
  
卡车开出五华山后门后,并没按我们估计的路线从青云街径直回云大,而是顺着翠湖边的马路插到大观街。路上遇到一队手执棱镖巡逻的八派小分队,幸好车速较快,对方尚未有什么反应,我们的卡车已疾驶而去。
  
卡车停到大观饭店门口。饭店里灯火通明,一伙人正紧张地工作着。
  
从卡车驾驶室里走出两位押车的工人,他们招呼我们一块进饭店去。只见里面已经蒸好一筐筐、一笼笼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我们和饭店里的人一齐劝手,把这些馒头全部抬上卡车。把车装满之后,两位押车的人还要我们跟车再上五华山,我们表示不愿再去。他们倒也不勉强,关上车门后车子就开走了,我们3人则取道回云大。
  
在路上,肚子饿得咕咕叫,黄君跺脚后悔道:刚才只顾抬馒头,怎么就没想起我们自己也该享受两个呀!苗君比我和黄君要成熟得多,他已经考虑到因为这晚上的遭遇,将来可能会带来麻烦。他郑重地对我和黄君说:今天咱们曾经有过可以发点小财的机会,但咱们一分钱都没去摸。对今天的事得定个君子协定,到此为止!权当今天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今后谁也不许再对别人说起!否则以后可能跳下黄河都洗不清哩!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此乃真言也!我和黄君虽然要迟钝些,但也一下就意识到苗君话中的份量!当时正好吹来一阵冷风,我们都同时打了个冷颤!(以后的事实证明,苗君果然有先见之明。如果我们轻意说出这段经历,那不死也得蜕一层皮哩,这是后话)。
  
这天晚上,云大校门通宵没有关闭,在雪亮的灯光下,看看岗亭边的小钟,正好是清晨1时30分。我们总算平安地回到学校。紧张了一天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
  
昆明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以八派挑起的局部冲突为前奏,以炮派占领五华山为正式拉开帷幕。对于这次大武斗的内幕,只有那些居于党、政、军部门领导岗位的老干部和少数处于核心地位的造反派头头们才是最知情者。是他们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对于一般群众、包括像我们这样由于好奇和误会卷入其中的人,究竟又能知道多少呢!这种情况,在以后的事态发展中,就更为明显。
  
对于一般的昆明市民而言,得知昆明全面展开武斗是炮派占领五华山后设立的“红炮手电台”广播的两个声明和八二三的大喇叭发布针锋相对的声明之后。炮派的两个声明,一个是《云南毛泽东思想炮兵团革命派武装占领五华山的严正声明》和《云南毛泽东思想炮兵团革命派武装保卫昆明的严正声明》。两篇文章均出自昆明医学院炮头李国栋之手。其开头引用毛泽东的诗词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颇有煽动性。其开头是:“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军阀就是张子明,军阀就是李成芳。军阀已向红炮手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听后让人摩拳擦掌,热血沸腾。


(待续)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2&tid=1883&pid=5911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17楼 发表于: 2017-10-19
第九章  公开批判彭德怀与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二)
  
四、我领到一支枪
  
我和苗君、黄君从炮派占领的五华山返回宿舍躺下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2点以后的事了。人虽然疲倦得很,但由于所经历的事太紧张、太刺激,反而难以入睡。迷迷糊糊到了天亮,正想蒙头大睡时,班文革领导小组负责人龙君来通知我和石君等人到校武装部去参加紧急会议。
  
等我洗漱后到校武装部会议室时,里面已经坐有40多个同学。校武装部部长郭畅声大尉向大家介绍情况说:“八派已经占据了火车站、工人文化宫,近日百货大楼、春城饭店、东风百货大楼、黑林铺、茨坝等地方,控制了火车交通和大部分公路交通。在李成芳、鲁瑞林、周兴等人的支持下,八派已经拿起枪来,企图消灭炮派。如果我们还不赶快拿起枪来保护自己,我们的脑袋什么时候丢掉就很难说了。炮派迫不得已,已于头天晚上顺利占领昆明的制高点五华山。这样就可以和炮派控制的省公安厅、云南饭店、昆明医学院、云大、师院等互为依托。现在云大的红卫兵应当紧急行动起来,实行文攻武卫。校武装部现有一部分枪支,今天召集来开会的人都是被炮派组织认为是最可靠的,会后将把枪支发给大家。如果有谁敢来侵犯我们的学校,你们就给我狠狠地打!”郭部长把右手用力挥了一下。“我再说一遍,如果有谁敢来侵犯我们的学校,你们就给我狠狠地打!打死多少人都不用怕!以后一切责任由我郭某承担!”郭大尉用力拍了拍自己的胸膛。
  
郭大尉是位身材高大魁梧的北方人,平时对大家挺和气。虽然取消军衔已有1年多时间了,但同学们还是亲切地称他为郭大尉。听他如此慷慨激昂的动员,我们一个个都热血往上涌,好像你死我活的拼杀场面就在眼前!
  
“可是,不准打到外面去,在外边打伤打死了人我绝不负责!”郭大尉补充说。
  
在场的炮派常委、化学系的周律型也讲了话。这位周君和炮派的常委、医学院的李毅等人,曾于7月13日参加省军管会召集两派负责人的会议上,被八派打伤而住进昆明部队总医院后又住进云南省军区的首长家属小院。他向我们介绍了全国形势和省内形势。他用自己曾被打伤的现身说法,要我们再也不能书生气十足了!
  
会后,我班发到两只步枪,一挺捷克式轻机枪、一支小口径步枪、子弹共计300余发。我和龙君、石君被编为一个战斗小组,由龙君和石君负责扛机枪、填子弹夹。我背小口径步枪,作为助手配合机枪行动。另外扛步枪的两个同学,与其它班的持枪同学混编为另外的战斗小组。我们每人领取的枪支号码和子弹数目,都一一作了登记和领用签名。从此时开始,规定战斗小组必须集体行动。只要学校广播站播出《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歌曲,即是约定的集合信号,各战斗小组的全部成员必须立即到校武装部集中待命。
  
班上其它同学突然见我们扛枪回宿舍来,都十分羡慕我们,纷纷要求派头头们想办法给大家弄枪。
  
9月14日中午,终于等来了这种机会。当时大家正在午休。突然共宣派头头、我班的蔡君在院子里喊道:“要拿枪的快去上汽车”。登时就有几十位同学从我系的宿舍里应声而出,翻身上了马路边停着的大卡车。这支车队一共有近20辆卡车,不一会就全部挤满了人。我和龙君、石君等人手中已经有枪,自然就不必去了。心里说不出是有一种优越感、轻松感呢,还是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使命感、责任感。
  
这天夜里,去拿枪的同学们没有返校,我们心中不免为他们担心起来。这里那里,整夜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个不停,整个昆明像是一锅烧开了的粥。
  
第二天下午,头天外出拿枪的同学们都平安返校了,一个个显出筋疲力尽的狼狈相。我们同宿舍的周君也参加了这次行动。据周君和其它参与了这次行动的同学讲起,这一天以来他们所经历的事真够可怕。头天下午,当车队穿过西郊黑林铺时,昆明汽车修理厂的八派11·30兵团就曾向他们的车队开枪射击。只因车速极快,对方又缺少射击经验,所以还未曾伤人,车队即已驶到炮派控制的一个国防工厂停下来,让大家在这里休息和吃饭。一餐饭还没有吃完,从外边抬进几具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尸体,据说是刚刚牺牲的几位炮派战友,一下子把这些要去拿枪的同学吓的不行。但看到这个厂的工人眼中噙着泪花、在枪上拴起一朵小白花后又勇敢地走上阵地的情景,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英雄气慨,又受到一种鼓舞。自己是血肉之躯,难道别人就不是血肉之躯么!事到如今,已经成为过河小卒,只能进而无法退了。
  
按照这次行动的指挥者、一位派头头的要求,参加这次行动的几百名学生和工人得连夜摸黑上山。据说这样比较安全些,不易暴露目标。大家高一脚、低一步摸到小麦圩军械仓库时,已经天光大亮。这仓库距离年初阎红彦自杀时所在的昆明军区警卫团已经不远。
  
到仓库大门时,只见虽然也有解放军战士在站岗,大门却是敞开着的。大家蜂踊而入时,站岗的士兵犹如泥塑木雕一般,毫无阻拦的表示。原因很简单,他们的上级、上级的上级,早已通知他们应该如此支持“革命左派”!
  
这实在有些滑稽!就在9月5日,由毛泽东亲自批准照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国务院4家联名发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的中央文件。可是,哪里是群众组织抢枪,分明是部队在发枪!那种“命令”真是欺人之谈!
  
进入仓库后的几百名炮派群众,任意挑选那一箱箱一排排的枪支。挑选一会后,大家失望了,原来这所有的枪枝都没有枪栓。有的工人走到站岗的士兵面前,拍拍士兵的肩膀说:“老解,(对解放军的狎称)这枪没有枪机,还不如吹火筒哩,让我们怎么自卫哟!”
  
这战士不动声色地悄悄说:你们不会背上枪出来后往两边走走看看么!
  
经他这么指点,原先当过几年兵的几个工人这才想起:部队军火仓库历来的规矩是:枪杆放一个库,枪机放另一个库,而弹药又放在其它库,怎么搞忘了呢!于是大家随心所欲地挑选着自己喜爱的枪。开始时,大家都希望能找到手枪,多数人只能挑选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来一趟多不容易,每个人至少扛了两支枪出来,也有力气大的人,干脆一人扛上四、五支枪出来。
  
走出装枪杆的仓库后,往北走1公里多路,找到了收藏枪机的仓库。这里虽然也有士兵站岗,但也形同虚设,仓库大门早已敞开,任凭大家进去配上各自所需要的枪机就是。配备好枪机后,经站岗的士兵指点,大家又往回走,绕过装枪杆的仓库再往前走1华里多,来到装弹药的仓库。这里照样有士兵站岗。不同之处在于,这里的大门没有敞开,而是虚掩着,大门上挂有一块醒目的牌子写道:严禁烟火!有的工人不由笑道:部队首长想得真周道,担心造反派缺少军事知识,在里面抽烟会出乱子,事先提醒咱们!
  
走了一夜山路,又这么来回折腾半天,这几百人早已又饿又累。于是在扛枪往回走的路上,一些当初贪心而扛了太多枪支和子弹的人们,只有边走边往路两边的草丛中扔,像羊拉屎般地洒了一路。也不知这些枪支弹药,以后又落入谁人手中。
  
这几百人转回头天歇脚的国防工厂后,吃了顿饭,就又乘上一直停在这里的汽车,穿过黑林铺封锁线回到云大来。此时叙述起这段经历还让他们后怕不已!
  
我们同宿舍的周君,算是这次去拿枪的人中最走运的一位。他居然找到一支极其小巧的勃兰宁手枪。这支手枪乌黑发亮,只有平时所见手枪的1/3大小,一支手掌可以把整支枪捂得不露半点出来。枪旁的红绸里还备有十余粒极小的子弹,让大家看后爱不释手,周君于是很为得意。
  
我得感谢周君,因为他竟然还记挂着我有一支小口径步枪,为我带回200发小口径步枪子弹来。据他说,弹药仓库里小口径步枪子弹多的是,可谁也不想要,而他则顺手给我捎来两盒。
  
另有一位同学,送给我一颗三秒爆炸的手榴弹。我把它放到枕头边,以备不测。
  
从这天开始,云大的学生大多数都有了枪。可是,也还有一部分云大和师院的学生还没有枪。然而,这部分人既想得到枪,却又不愿跑到小麦圩仓库那么远的地方去拿。因为他们认为那样做毕竟太苦太累太危险了。这样,只有从近处想办法,经过炮派指挥部联系后决定,就到云南军区大院内去“抢枪”,时间是9月27日中午。
  
这段时间,由于校武装部给我们这班人发过枪,视我等为可靠之士,这就使我们和校武装部从感情上接近了。有事无事我们都爱往校武装部跑,只要里边不是派头头们正式在开会什么的,我们就进去坐坐聊聊。去的次数多了,我们才发现一个秘密:炮派的指挥部,表面上设在校党委原先办公的红卫楼,实际上就设在校武装部的小楼上。影响全省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这小楼上形成的。同时我们也才发现,此时炮派真正的参谋长不是别人,而正是校武装部的郭大尉!虽然他名义上没有参加炮派,是一名现役军人!更不是炮派的委员、常委之类的人物,可他的实际作用却异乎寻常!
  
在校武装部的小会议室里,我们也常能见到赵健民。虽说此时他已经没有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时的威风,却也自有他作为老干部的气派。由于过去我们已有过一定的交往,所以现在见了面也能聊上几句。
  
9月27日这天到云南省军区大院“抢”枪,由炮派一把手方向东带队。赵健民坐镇云大校武装部守候。我和另外两位同学陪赵健民闲谈。大家表面上若无其事,内心都悬挂在这次到云南军区的行动上。只是反而都不提这个话头,以免大家都更加心绪不宁。因为云南军区位于昆明北郊的穿心古楼,那一带既不是炮派的有效控制范围,也不是八派的有效控制范围。如果八派事先得到情报,出点乱子是可能的。
  
下午4点多钟,方向东跌跌撞撞冲进小会议室后,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不住地大口喘气。只见他脸色苍白,神情沮丧,手中拿着的一顶小草帽也不知该往哪里放。我们忙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把草帽扔到办公桌上,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着的信纸说:这封信倒不需要,昨天挂的电话就顶事了。今天的事情坏在我们自己人闹误会,自己打死了几个人。还有几个重伤、轻伤的送医院去了。
  
我们一听全吓坏了,端给他一杯茶喝,赵健民要他慢慢把话说清楚。
  
我顺手拾起茶几上方向东扔下的信纸,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张政委:
炮派革命群众受压制、被包围,为能实行文攻武卫,请您部借给枪弹。
由此事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将由我负责。
赵健民  1967·9·27
  
我刚刚看完这张便函,就被赵健民接了过去,划根火柴点燃后,霎时间化为乌有。他的这一做法,刺激我的头脑像摄影般留下这一镜头,包括字条的内容在内。
  
据方向东讲,他率领的车队进入云南军区前,为防止八派乘火打劫,方向东在两边路口布置了一定的障碍和火力。进入云南军区大院后,没有见到军区的张力雄政委,但见到了张政委的秘书李生尧。李生尧示意可以动手,因而就没有讲更多的话,也没有必要出示那万不得已才出示的赵健民手书。
  
云南军区内的枪弹不太多,能拿到的都让拿了,指战员们的态度很友好。不巧的是昆明师院的几辆卡车,没有按照约定时间按时来云南军区“抢枪”,而是来晚了一个多小时。当这几辆卡车自环城路西边向云南军区方向急驶而来时,守候在路口的炮派火力以为是八派的偷袭部队来了,机关枪哗哗地就猛烈扫射过去。当场就射死师院政治系专修科的4名河南籍学生和2名工人。那几辆卡车上也带有一部分武器,以为此时是遭受到八派的伏击,于是也迅速开火。当弄清是一场误会时,已经死伤多人。弄出这种事来,作为总指挥的方向东怎能不急不气!于是只有带人迅速撤出军区大院,安排车辆送伤员到医院后,把尸体拉了回来。
  
赵健民听了以上情况,很久没有吱声,过了好一会后才恨恨地埋怨道:你们真是瞎胡闹!
  
“见到军区的哪位领导了?”停了一会,赵健民又问。
  
“就只见到张政委的李秘书。他说,今天这种场合,首长回避为好。你们需要的,给你们就是,如果还不够,以后再联系。”方向东说完,用眼光扫了我们旁边人一眼。
  
我们马上意识到,我们不应该继续呆在这儿了。于是我们悄悄下楼,退出武装部。
  
五、最受苦的是老百姓
  
在炮派占领五华山之后几个小时,八派也从昆明军区以及第13野战军驻宜良的某师部领到了枪。相比之下,炮派从云南军区方面得到的枪,基本上都是用于民兵武装训练的旧家伙。而八派从昆明军区和野战军那里得到的,却都是比较新式的家伙。因此从火力上看,炮派就处于劣势。
  
每天晚上,在整个昆明的上空,枪声不绝于耳:既有连续发射的轻、重机枪声和冲锋枪声,也有零散射击的步枪声,还有那红色、绿色的曳光弹一串串地划破夜空。不时能看到各种颜色的信号弹,也能听到手榴弹和炸药包沉闷的爆炸声。开初一些天,我们紧张得难以入睡,过些日子后就习以为常,照样可以呼呼大睡了。
  
在这次武斗期间,昆明形成了炮管区和八管区两个不同的辖区,以及二者之间的中间地带。大体范围是,五华山周围到翠湖、云大、师院、民族学院、西站一带为炮管区;近日百货大楼、春城饭店、工人文化宫、塘子巷到昆明火车站为八管区。正义路、长春路一带为中间地带。
  
由于东风百货大楼一带两派呈犬牙交错状态,东风大楼就成为八派安插到炮管区内的一颗钉子。炮派的人,不时被抓进东风大楼拷打。有时已是半夜三更,从东风大楼里还会传出受刑人的一声声惨叫,让人听了毛骨耸然。于是炮派决心拔掉这颗钉子。
  
攻打东风大楼的时间是9月下旬的某天中午。据我班目睹了这次行动的同学介绍说,当时只见一群炮派敢死队员朝天放了一排空枪后就往东风大楼冲去。当时守卫东风大楼的八派人数不多,见势不妙,匆忙间从后门逃跑。只有三五个在大楼顶层的男女来不及逃跑,成为炮派的俘虏。这次战斗,不到一刻钟就全部结束,炮派敢死队中只有一人受轻伤。而市民们已经见惯而不惊,以至有上千人在远处看热闹!当然,这里说的是居住在东风大楼附近的胆大的市民。就一般市民而言,即使是大白天也不敢轻易上街。因为即使是两不管的中间地带,也常有两派的手枪小分队出没。一旦两派的小分队碰上,难免就要进行一场短兵相接的遭遇战。那时附近的居民和行人就要遭殃了。
  
到了夜晚,市民们只有紧闭门窗躲在家里。即使如此小心,有时还会祸从天降。比如说,翠湖边上有户人家,三代单传有一个小孙子。爷爷和父母不敢让小孩住在楼下,怕万一有歹人冲进家来会惊吓了孩子,就把孩子藏在楼上睡觉,认为这样要安全些。可哪想得到,某天早上母亲上楼要孩子起床吃早点时,只见孩子已被不知从哪里飞来的流弹击穿脑袋,早已死硬在床上。一家人呼天抢地嚎啕大哭,闻之使人肝肠寸断。偏是八派和炮派都不放过这一不幸的家庭,还要借此大做文章。先是八派广播上大造舆论说:请大家看看,炮匪何其狠毒也,连7岁小孩都不肯放过,真是杀人成性的恶魔!还请来小孩的爷爷和父母在广播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控诉炮匪的滔天罪行。
  
两天之后,炮派又把这位爷爷和孩子的父母找来播音,说原先是八匪恶人先告状,残杀了无辜儿童还要嫁祸于人,请求炮派阶级弟兄为之报仇雪恨云云。于是又有一番与前两天目标完全相反的血泪控诉,让人听了心里真不是滋味。这个家庭为避免再生麻烦,只有举家回避到远方的亲戚家去。
  
武斗中的某一天,一颗流弹打断了中间地带的一根高压线,造成一大片居民区停电。因为省供电局由八派控制,省军管会出面要八派把高压线接好,以便输电。八派说不是由他们打断的,怎能由他们来接?于是省军管会转过来又要炮派去接线。炮派回答说,这高压线本来就是被八派的高射机枪打断的,但要炮派去接本来也并非不可以,因为毕竟关系到众多群众的切身利益。但问题在于,这高压线的电源在八管区那边,炮派安排的人如果正在接线时,八派突然通电过来,岂不要把接线的人给活活烧死!说到底,这线不能由炮派接。
  
这一扯皮不打紧,只有让这片受影响的居民们一直不能用电了。后来,事逼人为,有居民站出来出主意说:两派都不愿负责,总不能让市民一直受苦呀!干脆由省军管会到监狱里提出一名重犯来接线吧。重犯不属于哪一派,估计两派都不至于对他下毒手。等这犯人把线接好了,就算他立了一大功劳,是死刑的可以免死,是无期徒刑的可以减为有期,有期的则可减刑,对他个人将大为有益。万一他被高压电烧死也就算了,他本来也就该死嘛。即使不死,他在监狱中不也要受一辈子罪么!死了倒也是一种解脱。
  
迫于无奈,军管会采纳了这个意见。而且总算顺利,这个犯人终于把高压线接好可以通电了。他的刑期也由无期减为10年。
  
武斗期间,停水、停电、买不到粮油、煤炭和蔬菜,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生病也成为市民们极痛苦的事。八派的生病了,只能到八派掌权的医院诊治;炮派的生病了,只能到炮派掌权的医院诊治。而不属于哪一派的市民,任你到哪一派的医院去就诊,往往都得受气。你说你不属于哪一派么?谁相信你说的是真话!反而以为你可能是对立派的,以至还要收拾你一顿。你要冒充是本派的么,那就查验你的身份证明,哪怕是一个战斗队的证明也行,甚至一个红袖章也可以。没有证明么?没门!有时难免小病给拖成大病,甚至有时病没看成还挨了一顿拳脚!
  
一些市民不堪忍受这种痛苦,写出打油诗贴到属于中间地带的正义路街头,其大意是:
  
八爷爷,炮奶奶,
请听市民诉苦来。
家已断炊若干次,
膝下小儿皮包骨。
囫囵苞谷实难咽,
怎奈停水复停电。

八爷爷,炮奶奶,
请听市民诉苦来。
爷奶生病有派医,
市民有病在家挨。
更怕土匪乘火劫,
旗号还打爷或奶。

……
  
(注:由于当时交通瘫痪,难以从专县调运粮食到昆明,粮食部门按规定供应给市民20%的杂粮有时就只能配给苞谷粒作为口粮。)
  
至于长时间的交通运输中断和邮电瘫痪给群众造成的困难,更是可想而知的事。一封信或电报,可能几个月都收不到;多少人有家难回,因为汽车停开,人们只有结伴步行,途中遇到的关卡盘查和种种困难,使人一言难尽;正在恋爱中的双方,由于邮电不通而闹出误会,另觅对象者有之;本来和睦亲密的家庭,由于遇到重重困难而得不到亲人关心、让第三者乘虚而入,使家庭名存实亡者有之……
  
也还有这种情况:丈夫是这一派,妻子是另一派;儿子是这派,父亲是另一派。开始时谁都希望能说服对方弃暗投明,退出另一派而加入到本派来。说服不成后,先是冷嘲热讽,以后不惜撕破面皮,大打出手,最后是妻离子散、各奔东西。原先有句歌词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此时已被人们改为“爹亲娘亲不如革命左派亲”。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要数昆明西郊的一个武斗场面:炮派要攻打八派占领的一个山头,冲锋过程中有的战友“牺牲”了,被抬了下来,后边的人,在枪杆上拴上一朵小白花,誓死为死难烈士报仇!正是两军相逢勇者胜!杀红了眼的炮派终于攻上山头,断墙边倒有几具八派的尸体,其中有一具尸体就是此时冲上山来的一位炮派老工人的儿子。这位老工人瞅了一眼儿子的尸体,啐了一口唾沫,提着枪杆又继续前进!那情景,何等地“壮烈”!
  
在昆明汽车总站的宿舍,还曾经发生过儿子亲手打死父亲的事情。某位炮派的小头目,头天晚上指挥武斗一整夜。第二天清早回到家里,脱了外衣准备洗漱后好生睡个觉。当他正抹上一脸肥皂沫的时候,他的6岁左右的小孩从身后窜上来,一下子拔出爸爸腰杆上插着的手枪。孩子用两只手紧紧握住手枪,用枪口顶住爸爸的背脊说:爸爸你快投降,你再不投降我就要开枪了!
  
抹了满脸肥皂泡沫的父亲赶快车转身来,两手高高举起,笑嘻嘻地连声说:“爸爸投降了,爸爸投降了,小宝宝别开——”后边的话还没说完,枪响了,子弹射穿了父亲的心脏。当孩子的母亲听到枪声,从卧室跑过来时,孩子的爸爸已经倒在血泊中死啦。孩子把枪丢在一边,吓呆了,竟没有哭。
  
那段时间,市民们最讨厌的还不算八派或炮派,而是那些打着八派或炮派旗号的土匪。这种歹徒4、5人一伙,时而打着八派小分队的名义,时而打着炮派小分队的名义,手持短枪乘火打劫。半夜之际,他们以搜捕对方为名,敲开一些民房后抢劫财物、杀人越货、奸污妇女,无恶不作!使市民们苦上加苦。市民们被逼无奈,只有在白天互相约好,并与距离较近的两派群众组织取得联系。一旦夜晚有歹徒要图谋不轨,立即敲响脸盆等发音物。一家敲响后通街立即响应,满街敲响后则附近的群众组织或军管会的巡逻队等即迅速过来,于是歹徒只有闻风而逃。这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在全国可能也是一道绝无仅有的风景。

(待续)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2&tid=1883&pid=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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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8楼 发表于: 2017-10-19
第九章  公开批判彭德怀与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三)
  
六、当时的云大校园和我执行过的任务
  
当时的云大校园,驻有近万名武装工人。礼堂、饭堂、教室、宿舍等,凡是可以住人的地方,几乎都驻满了人。操场上停满了各种卡车,可以让炮派指挥部随时派出“机械化部队”。当时的云大,被八派称为炮匪魔窟。
  
当时由于人人都有枪,有的甚至不只有一支枪,但由于其中大多数人都缺乏起码的军事知识,因而多次发生过枪支走火的事情,有几次还打伤了人。有时是自己打伤自己,有时是打伤别人。
  
武斗刚开始时,云大的厨房还比较正规,大食堂侧边,另有一个小食堂,是专门做病号饭的。病号食堂每天煮稀饭、面条、蒸馒头、包子,间或还炸油条煮豆浆。按说这对当时的病号实在是一种莫大的照顾和安慰。这时驻在云大的武装工人中,有为数不少的一部分是来自山东和河南的支边工人。他们喜欢吃面食而不喜欢吃大米饭。他们中的一些人发现病号食堂有面食后,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你告诉我,我又告诉给他,纷纷到病号食堂要馒头吃。
  
病号食堂的厨师颇是忠于职守,他们考虑的是如何让真正的病号能吃上病号饭。有一次就哄骗这些支边工人说:馒头已经没有了。他以为,只要这么一讲,这些工人就会回大食堂吃大米饭去了。谁知这天遇上的是一伙蛮横无理之徒,竟然一下子从肩上摘下枪来,用枪口对准厨师,把枪机搬弄得唏哩哗啦乱响,一下子就把子弹顶上枪膛,眼睛瞪得铜铃般大,凶恶地问道:“到底还有没有馒头,俺们刚刚还看见有人从这里拿着馒头出去哩!”这位忠厚老实的厨师,平生哪里见过这种阵式。一下子吓得屁滚尿流,只有忙不迭声地说:“别,别开枪,馒头还有。”
  
当他颤颤巍巍地把一笼馒头从里间端出来后,这伙刁钻之徒重新肩上枪。一人手中抓上几个馒头大嚼起来,边吃还边骂道:“操他奶奶的!这孬种不老实。以后咱们经常这样收拾他才成,看他还敢不给俺吃么!”
  
那厨师在后边听到这些笑骂声,几乎气得昏死过去。从这天以后,直到成立校革委会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病号食堂的烟囱就再也没有冒过烟了。谁还敢在这种环境里工作呢!何况有多少人从批判资反路线开始就一直没有来上过一天班,每月的工资还不是一分不少地照发么,自己这是何苦。于是这位一贯忠厚老实的厨师,也躲回家休息去了。只是到以后划线站队时,他曾经给炮派煮过病号饭的那段经历,还让他不得不写了好多次检讨。直到有人点拨他在检讨中写上他看到炮派的大方向错了,已经造了炮派的反一走了之,他的检讨才算过了关。这是后话。
  
当然,像此类刁钻之徒,在当时驻云大的武装工人中,毕竟只是极少数,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绝大多数的驻云大工人,都能遵守当时在云大执政的炮派指挥部制定的有关纪律。他们的存在,对保证当时云大的安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是受云大师生欢迎的。
  
当时的八派和炮派两大组织,仅在昆明地区就各有十多万人,这就难免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我们曾经两次从八派内部得到情报,说某日某时八派将血洗炮派老巢云大,要活捉方向东等人。在这两次情报所提供的时间里,我和龙君、石君的3人战斗小组和其它同学一道担负了校武装部郭大尉布置的武装守卫任务,这两次的时间都是夜晚。
  
一次是要我们守卫学校大门。我们把机枪架在大门内的左侧,让门卫把大门锁上。一旦对方妄图砸开大门,我们的机枪将立刻开火。就这样从晚上11时左右一直守到凌晨2时多,武装部派人来通知我们:今夜不会再有情况,已经另外派出巡逻队执勤,让我们可以回去睡觉了,我们才撤了下来。
  
另有一次,据说情报来源很可靠,情报来自八派的作战部内部。说这天晚上八派的3个主力战斗兵团要血洗云大,搞得全校师生和驻校武装工人都分外紧张。据说八派集聚力量的地点是昆明工学院。这样,我们防守的重点也应是临近昆工的那一线。校武装部郭大尉布置我们的机枪架到紧靠昆工大门的某幢学生宿舍楼的楼顶上,枪口直指昆工大门。我们所在的这幢楼房紧靠“三家巷”边。(“三家巷”指的是巷的尽头是昆工大门,巷的东边是云大、巷的西边是师院,由3个大学构成这条巷道,以是得名)如果这天晚上八派当真敢于从昆工大门冲出来进攻云大,那我们的机枪将首当其冲进行打击。但我们紧张地坚守了一整夜都没有动静。虽然这里那里,整个昆明的上空响了一整夜的枪声。但离我们的楼房都甚远,不足以引起我们的紧张。
  
天亮之后,我们才从楼顶上撤下来。虽然感到很疲倦,但内心十分庆幸,总算这一夜平安无事,没有出什么问题。否则,尽管我们处于有利地形,可以杀伤一些人,但我们自己也难免会一命呜呼。
  
除了执行过以上两次校内任务外,我们还执行过一次到校外的任务。起因是这样的,武斗开始之前很久,云大炮派头头们就安排校总务处购进20多万斤粮食以备不时之需。如果这些粮食仅供给云大师生吃,那是很可以吃一段时间的。因为当时有一半以上的师生已经离校而去。由于驻进云大的工人有1万多人,所以粮食消耗得特别快。到9月下旬,云大的存粮快消耗光了。这时,省粮食厅的炮派传来可靠情报:将有一列米轨小火车从禄丰方向送粮食来昆明。炮派指挥部闻风而动,派出当时全校所有的200多辆卡车到西站的麻园车站堵截。从云大后门到麻园车站的距离在2公里左右。为掩护搬运粮食的车队和人员,校武装部郭大尉派我们这批武装力量参与保卫工作,于是我们也乘上卡车出发。
  
这是一列由省军管会组织的从滇西运粮到昆明来的火车,火车上全是一袋袋的大米和小麦。由于情报十分准确可靠,我们的队伍刚在麻园车站布置好警戒,还不过十分钟,列车就鸣着汽笛进站了。这列火车一进站就被堵下,几百名动作麻利的炮派工人迅速把粮袋运上卡车,装满粮食的卡车马上驶走,另外的空车源源不断地靠上来。
  
我们这个战斗小组布置在车站外的铁道边,枪口指向铁道西线,以防另有列车过来以及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情况。
  
这次200多辆卡车的抢粮行动,总共在车站花费的时间只有1个小时左右,就听到撤回警戒的信号——手枪对空鸣三响。于是我们迅速登上最后一辆装满粮食的汽车返校。这次行动,如果说有什么意外情况的话,就是负责指挥这次行动的炮派常委杨凯本人不慎手枪走火,打伤了自己的手臂。其它一切可以说是顺利极了。好像这列火车就是专为炮派送粮来的,时间上衔接得如此准确,与省军管会内某些领导人对炮派的支持大概不无关系吧!只是这样一来,可就更苦了昆明的市民们。这段时间他们能购买得到的配给粮食往往是玉米和小麦,如何才能加工成面粉都成问题,而长期以来他们只习惯于吃大米啊!
  
七、停火交枪  结束武斗
  
文革的斗争大方向应该始终指向党内走资派,这是毛泽东一再指出的。这段时间,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也曾作了许多努力,要把革命群众的注意力引导到这个方面来:中共昆明军区党委(67)035号文件《关于深入开展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阎红彦的通知》指出:“中央文革小组于1967年7月6日,批准在《云南日报》上公开批判云南省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阎红彦……他窃据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要职8年来,一贯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追随西南最大的走资派……”“阎红彦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反革命阴魂不散……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乃至组织上,把他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的流毒”。8月下旬,中央文革揪出王力、关锋、戚本禹为变色龙供全国批判;9月8日各报刊发表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加上8月1日各报刊公开点名批判彭德怀,8月5日公布《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并发表《人民日报》社论等。这许多做法无不是要引导运动的斗争大方向。但在全国各地——包括云南省在内,当时两派群众组织热衷的是大规模武斗,其它一概顾不上。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省份,昆明是西南的门户。由于昆明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边疆沿线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情绪也随之升级。一些边疆少数民族村寨预感到即将大祸临头,多次发生过全村寨在一夜之间迁徙往境外的事件,在国际上影响很是不好。再加上两派不仅办有《八二三战报》、《九一四战报》、《共宣报》一类的派性报纸印发全国,特别是炮派还在五华山上架设了功率可以复盖昆明周围50公里半径的无线电台,每天定时向群众播音,宣传派性,这就使中共中央极为恼火。为此,经毛泽东9月23日批示“照办”,中共中央发出(67)303号文件《关于取缔私设电台、广播电台、报话机的命令》指出:“近日来发现有的地方私设电台、广播电台、播送违法的派别性的广播节目,有的地方私设秘密电台、无线电报话机和报话网,擅自编造和使用密码,进行秘密通讯和通话。必须严肃指出:这些事是违反党纪国法、绝对不允许的。这种做法严重破坏了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一切私设的电台……应自即日起立即无条件地全部撤除……今后如再发生此类事情,当以国法论处”。“此事将由当地驻军执行”。于是炮派不得不在10月上旬撤除“红炮手电台”,而已经在积极准备安装电台的八派则紧急刹车,于是八派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很是主动。
  
中央文革责成云南省军管会必须迅速做工作让云南两派停火交枪,结束武斗。周恩来和陈伯达等人为此曾多次直接和云南省的两派头头通电话。于是在10月上旬,两派头头又坐到省军管会会议室,在省军管会的调停下达成结束武斗、释放俘虏、停火交枪的协议。
  
两派已经原则上签定了停火交枪协议,尚未到规定停火之前,昆明上空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格外热闹:有的是两派瞄准对方目标的疯狂射击。但更多的是朝天空乱放枪,用手榴弹往河汊和水池里炸鱼,用以发泄造反派占有武装的最后一刻所刺激起来的热情与疯狂,以及对“死难烈士”的哀悼!
  
我和龙君、石君3人组成的这个战斗小组,虽说掌握有一挺轻机枪和一支小口径步枪,每种子弹也有几百发之多,风险也遇过几次。但直到就要停火交枪了,我们还没有射击过一粒子弹。当时我们的共同心愿是:要把子弹用到最关键的时候。我们还铭记着电影《董存瑞》战斗中因缺少子弹的狼狈情景。如今就这么原封不动地上交回去,我们还真是心有不甘啊。于是我们把机枪架到图书馆侧边的偏僻处,一人扣了一发点射;小口径步枪,一人打了三、五发子弹。我们把余下的所有子弹、手榴弹,连同两支枪,按照“协议”所规定的时间内,全部交到校武装部。我们对弹药如此近乎吝啬的珍惜,大概在当时持枪参加过武斗的工人和红卫兵中算是极为少有的。
  
在停火交枪期间,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情。云大物理系炮团是炮派核心组织之一,称为“红炮团”(八派则骂为“黑炮团”)他们中的一些人派性特强,敢冲敢打,不时深入到“八管区”刺探情报,抓“舌头”,(即能提供情报的对立派人员,八派常委之一、省煤管局的八派组织头头金彝旦就曾被抓过,然后作为一种条件交换而放回)有一天,有位这样的“红炮手”在昆明市工人文化宫前游逛。这里是“八管区”的中心地带,是八派指挥部所在地。这位“红炮手”的左臂上佩戴了一枚昆工八二三红卫兵袖章。当他发现有一辆盖有篷布的解放牌货车停到文化宫门口,从驾驶室里钻出两个人走进文化宫去。只有驾驶员还留在驾驶室里时,这名“红炮手”一头钻进驾驶室,掏出腰间的手枪,用枪口顶住驾驶员的右肋,威严地命令驾驶员把车开走。驾驶员看看车外,周围没能见到什么人。即使有人也未必敢出声呀,因为这位驾驶员30多岁年纪,家中一定上有老下有小,他一出声就将死于非命。那时即使把这玩命的“黑炮手”剁成肉泥又有何用!于是驾驶员只好磨磨蹭蹭地发动车,翁声翁气地问了句:“往哪走?”
  
“往直走,穿过南屏街后,从东风西路绕翠湖边上云大。一路上给我老实点,不然就同归于尽,老子也活腻了!”红炮手从牙缝中挤出这几句话后,再也不吱声,只是把枪口紧紧地顶住驾驶员的右肋。
  
卡车按照这位红炮手的指令穿过八派控制很严的八管区和炮管区,最后停到云大的球场上。这位红炮手爬上车厢掀开篷布一看,是满满一车半自动步枪。不无嘲讽地冷笑着对这个八派的驾驶员说:你看看吧,我用一支涂抹了油漆的木头假枪,缴了你一卡车真枪,真够朋友啊!
  
这位驾驶员此时方知上当,但已经来不及了。卡车周围已经围了不少炮派的工人在用最粗俗下流的话咒骂八派。这位红炮手搜了驾驶员的身,居然还搜出一支崭新的5.4式手枪,使这位红炮手梦想得到一支手枪的愿望变成现实。
  
据驾驶员交待说,这车枪是他们准备交到八派指挥部来的。进去的两个人是押车的小头目,他们先进去是要问清楚,到底该把枪怎么个上交法,没想到稀里胡涂就当了俘虏。
  
考虑到他态度还老实,一位炮派头头对他说:这车枪就交到这儿也一样的,反正最后都要交到省军管会去。接着就让围观的工人把车上的枪支全部卸到校武装部去。然后给他打了一张收条,把他连人带车给放走了。
  
这次停火交枪,两派所交出的枪支,大多是旧枪,有的即使是新枪,往往也有点毛病。但许多新枪、好枪仍然被两派悄悄保留下来。而省军管会召集两派制定的停火交枪协议,虽然措辞强硬,对于超过规定期限不交出者要以党纪国法论处云云。仅仅从这种规定的期限从3天变为5天、从5天变为7天、又从7天变为10天的一延再延,就使人们以为不过是把令箭当成鸡毛而已。何况这种规定如何由省军管会召集两派进行落实、监督和检查,尚缺乏有效的组织措施。这样,就为不久之后昆明地区发生第二次大规模武斗埋下了伏笔。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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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9楼 发表于: 2017-10-19
第十章 旅途步步难(一)

一、毛、林对形势的评价和昆明的现实

就在昆明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发生大规模武斗的这段时间里,全国各地也都先后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有的地方还动用了大炮和舰艇,全国可以说已经乱得一塌糊涂,老百姓被折腾得有苦难言。可是,1967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在文革“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最近两个多月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革情况,作出极为重要的指示,要求各地“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通知》中引用毛泽东的话说:7、8、9 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文革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10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林彪8月9日接见武汉军区负责人曾思玉、刘丰时的讲话。林彪指出:“隐藏不如暴露,坏人、坏事,暴露出来就是好事,与其包着脓包,不如让它穿头。”“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应该。(二)坏人斗坏人。这是“以毒攻毒”,是我们可以间接利用的力量。(三)坏人斗了好人……好人挨整,暴露了坏人,锻炼了自己,好人吃点苦头,但尝到很大的甜头。(四)好人斗好人,这当然不好,有误伤,有损失,但可以从中得到教训。这四种情况,前三种都有利,只有第四种差些,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容易解决。”林彪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真是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林彪明确提出:“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命的命。”

毛泽东和林彪的这些讲话,根本不可能如同中央军委在10月15日的通知中所评价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历史文献……是指引全党、全国、全军奋勇前进的灯塔……”而只是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更多的迷惘和混乱。
  没有经历过严冬的人,怎能知道春天阳光的可贵;没有遭遇过动荡和战乱的人,难以真正懂得安定与和平的价值!昆明地区两大派停火交枪之后,大家都可以睡个安稳觉,不至于再被那吓人的枪声和爆炸声惊醒。八管区与炮管区已不复存在,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出没于原先戒备森严的各个地段。已经许久不通音信的亲朋友好,开始争相互访,问候武斗时期可曾受到惊吓,共同为武斗中丧生或伤残的友人感叹嘘唏。商店、粮店、菜站、煤场逐渐恢复营业,已经瘫痪许久的交通和邮电通讯也重新运转起来。以至有的同学一次就收到积压的数十封信件,一次要看这么多信件得花多少时间啊。进驻各大中学校的工人造反组织,也先后回到自己的工厂。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武斗中,两派死亡人数在100人以上。其中给我以极大震撼的,除了到云南军区“抢枪”时由于误会使炮派死亡7人的事件外,还有云大物理系67级学生艾敏在昆明机床厂工作时被八派打死一案,以及昆明机床厂的总工程师、在世界上也属先进的坐标镗床的发明者,在武斗期间他还每天坚持到车间巡视,不幸被吊挂在车间门上的手榴弹炸死,言之使人痛心!可是,11月27日在中央文革召开的北京工人座谈会上,江青讲话说:历次革命运动,初期总是学生先起来。但决定革命运动的从来不是学生,而是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贫下中农。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不仅要带头,而且要左右革命形势。这就使大家感到说不出的气馁!按江青的说法,学生们打了一段时间的头阵后,领导地位就该让位给工人阶级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江青说的没错,只是江青所说的话,她自己未必说得出来,也许是从毛泽东那里批发来的吧,这是后话。

武斗结束后,各单位纷纷出动卡车,直接到原先由八派控制的邮电局大楼拉回长时期以来积压的报刊、信件、汇款单、电报及包裹等等。因为这些邮件在邮电局已经堆积如山,仅依靠邮局本身的力量投送显然已不能胜任。

我算是全班同学中收信最少的一类人,这次竟也收到5、6封信,其中有的信封上还印有邮戳,由此可以看出信件的交邮时间;有的信封上就没有邮戳,只能从信的末尾落款日期去辨认,其中距离最远的一封信已经是3个多月前就写成的了。也有的同学,一下子就收到数十封信,阅读信件和写复信,就得花费几天的时间。有位同学还收到两个月前家里拍来的“母病危住院,速归家”的电报。如今已事隔两个月,不知当时病危的母亲康复与否,急得欲悲无泪,只有急急买车票回家去。

武斗结束后的昆明,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冷清和萧条。许多高大建筑物的玻璃窗已经破碎不堪,其中一部分住有人的窗口已被塑料布蒙住,有的塑料布没有钉牢,在西风中飘曳着;一些墙壁上弹痕斑驳,路灯也大多坏了。商店虽已开门营业,但柜台上大多空空如也:保温瓶胆脱销、红糖脱销、鱼、肉、蛋几乎见不到,维生素AD丸等许多常用药也脱销。只有新华书店里各种版本的《毛选》应有尽有,塞满了所有的书架。

云大的派头头们和站在本派一边的老干部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此次武斗后必须作好两手准备:最主要的一手是武的准备。当时全国形势还乱糟糟的,广西、湖南、四川、江西、河南……各地武斗还正在大规模地进行着,势必对云南产生重大影响。云南两派交枪时都打了埋伏,这就为今后继续发生武斗埋下杀机。两派在总结第一次武斗的经验教训之后,第二次武斗一旦发生,则其规模和残酷程度,必将大大超出第一次的水平。炮派对此不能不防,不可不作好认真准备。基于此,要求在炮派掌权且在地理位置上有攻守价值的单位,如云大、师院、医学院、昆明汽车总站等地,尽可能地多储备好粮食、干菜、汽油、腊肉、食油和盐、糖、煤炭等各种物资;抓紧时间修理好多年来闲置不用的柴油发电机,以备以后电网断电时能自己供电;要求清理好本单位的自有水源和抽水设备,以便自来水断绝后能自己供水;各单位还应多准备钢筋水泥、急救药品,以备以后构筑防御工事和伤员急救之用。

另一手是文的准备。如果中共中央下决心不再允许各地两派武斗,指令部队强硬干预,则各地两派间的武斗也不难制止。如果以后不再有武斗,(即使还有武斗,也终有不再武斗的那一天)到那时,作为教学单位,下一步的斗争大方向很可能要转入教学革命方面。这就有许多问题需要及早进行研究。比如说,今后还办不办大学?怎么办?毛泽东已经尖锐地指出建国17年来的高等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今后怎么打破这一统天下,如何改由工人阶级领导?今后的理工科怎么办?文科怎么办?如果以后不办文科,社会上对文科类学生的需求应怎么解决……云大作为云南省一大派群众组织——炮派的旗帜,需要时应能及时拿得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以显示炮派任何时候都是紧跟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为此,需要立即在校内组成一班子人,结合云大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研究教育革命的有关问题。为使这种研究不致陷入闭门造车,就得派出一个调查组,到省外各地的大专院校作一些走访,了解各地在教育革命方面已经开展了哪些工作和尝试,有何经验教训可供借鉴,这样方能少走弯路而立于主动地位。

教育革命的外出调查组人选,经校派头头们议定,既要能办事,又要讲节约经费,还得考虑到如果发生第二次武斗,在校师生不能少等等。所以只派3个人出去;考虑到按毛泽东的的说法,以后主要办的是理工科这种趋势,决定三个人的构成是,由理科去2人,文科去1人。选择人选的原则是,文革以来能积极站到造反派一边,运动各阶段表现甚好、具有从事教育革命热情的人。经过筛选最后确定,这个3人小组由化学系的何老师任组长,组员由我和数学系学生小张组成。具体任务和外出的大体路线由炮派常委、化学系的周律型向我们作布置。

二、旅途步步难

学校让我作为文科代表到省外搞教改调查,对这个差事我是乐意的。我乐意的原因有三:一是文革初期的大串连,我们直抵北京。在北京期间,颐和园、动物园之类的公园,哪里都没去过。以后从北京步行到武汉,再乘车直抵昆明。每当别人议论起大串连时曾到过这里那里,讲得出许多见闻时,我却只有在一边静静地听,插不上半句话。而人们也往往不能理解我的做法,只认为那是愚蠢之极的缘故,为此常使我不免有几分后悔,当时我们何必左得那么可爱呢。通过这次出差机会作一些弥补,岂不很好么!二是昆明地区第一次大武斗虽然结束了,但很可能还会发生第二次大武斗,留在学校的风险是比较大的。无论是我打伤别人,或者我自己被别人打伤,都不是一件好事。能够通过外出,既得以避开可能的武斗风险,而又能保持自己一贯积极参加文革的身份和姿态,何乐而不为呢。三是搞教育革命是一件势在必行的事情,无非时间早迟一点而已。这的确是符合斗争大方向的,自己能在这一方面先行一步是再好不过的了。

我们调查组于11月下旬离开昆明。化学系的何老师是位个子瘦高、年纪在35岁左右的中年人,是化学系的一位讲师。他和数学系的学生小张,衣着上颇相似,都是头戴一顶黄军帽,米色的毛线衣外面罩一件半新的蓝布短棉衣,下着黄军裤。他们的鼻梁上都架有近视眼镜。小张的个子也是瘦而高,只是比何老师稍矮一点点。小张是昆明人,讲一口地道的昆明话。我们登上开往北京的61次特快后,何老师与小张谈个没完。原因大概他们都是炮兵团的,又都是理科的。而我是“共宣”的,且是文科的。见他们顾自交谈,我也落得清静,干脆找本书看起来。上路之前我们已经约定,一路上我们只能讲些生活上的事情,不谈我们所要干的工作,更不能暴露我们是云大炮派的身份,以免被人暗算。

我很尊重何老师,因为他是老师,年纪也比我大10多岁,又是我们的组长。所以凡是该出力气的地方,我都主动上前去干。比如,因为我的衣物特少,所以我的行李包很小,而何老师的行李包却特大。于是每逢上下车,我都让何老师提我的小包,我替他提大包;住旅社时也先让何老师住位置好一点的床位,待小张挑了床位后我再睡剩下的床位。其实同一个三人间,能有多大差别呢,也无非就是靠里边或者门边而已。而自小生活在昆明的小张,平时在家可能就比较娇惯,一路上干什么事都不主动,对何老师也不够尊重,有两次还为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顶撞何老师,使何老师很不高兴。于是此后遇到什么事时何老师往往就只和我商量一下就决定了。这样做的结果又增加了小张对何老师的反感,使我夹在中间也不好过。我不由得想到,过去互相间并不认识的3个人,如今为调查教改问题这一共同目标,暂时走到一块相处一段时间,为什么都不能和谐相处,却要闹出许多别扭来?难道阶级斗争真是无时没有、无处不在么!

在武昌下车后,我们住进武汉大学招待所。作为首选的第一站,我们准备认真了解武大的教改情况。因为云大和武大都是综合类大学,共性的东西一定会比较多。

我们在武大一住就是10多天。其间,我们和武大校文革的教改组、各系教改组都进行过座谈讨论。最后,我们归纳形成一份“武大教改情况调查材料”用挂号信邮寄回学校,作为我们此行第一站的工作汇报。

在武汉逗留的时间里,我们观赏了武汉长江大桥,瞻仰了二.七罢工纪念馆,参观了武汉钢铁公司。然而,武汉给我们印象最强烈的是到处都有“砸烂百万雄师”、“打倒陈大麻子”(指发生扣押王力、谢富治事件之前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中将)一类的大标语。使人还能嗅到5个月前发生“7.20”事件的火药味。听说此事件中被定为反动组织的“百万雄师”群众被打死打伤的人数已在万人以上。

到南京方向的船票异常难买。我们轮流着排一整夜的队,才买到3张统舱船票,(其它舱位的船票则根本见不到)这样,我们总算得以登上开往南京的轮船。在统舱里,人们挤成一片,难得有一块可以躺下身子的地方。当轮船经过九江和抚湖码头后,又挤上数百名乘客,把个统舱挤得透不过气来。据这些新上船的人说,九江、抚湖正在发生武斗。这里的武斗不仅使用枪,还动用了迫击炮,被打死打伤的人很多。他们都是出来逃难的,逃难虽然也要遭罪,但总比留下挨打要好得多。一些原先准备在九江和抚湖下船的旅客,听到这些情况后大多不敢下船,仍然呆在轮船上。这就使轮船严重超载,虽然船行的是下水,也只有小心地开慢档。

我们在南京只逗留了一个白天,其实就只瞻仰了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看着诸多革命烈士的图片、事迹和遗物。站在纪念碑前我想到的是:如果烈士们地下有知,看到今天的大陆到处狼烟四起、武斗不断,不知会有何感想。当时的南京火药味也正浓,只见街上行人都阴沉着脸,行色匆匆,我们哪里还敢久留。虽然从书刊上我们也知道这座古石头城有诸如中山陵、明孝陵、夫子庙、秦淮河、玄武湖、莫愁湖、栖霞寺、鸡鸣寺等许多名胜古迹,却哪里还有兴致游览。

到上海后,我们住到复旦大学招待所。这个招待所是一幢中西结合建造的两层小楼。据说这幢小楼当初是专为上海市主管文教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长杨希光到复旦蹲点而建的,在当时算是建设得比较讲究的了。

我们在上海住了半个多月,先后和复旦、华东师大、交大、同济、外语学院等若干所高等院校的文革委座谈关于教育革命问题。给人印象较深的是他们所举的几个典型例子。一是上海自行车厂有位杭州某大学的毕业生,厂革委成立后要她这位蹲办公室的人下车间劳动当工人。她说按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大学毕业生只要参加一年的劳动就可以了。她原先已经到农村搞过9个月的四清,上海市委曾作出规定说,搞四清也算参加劳动。以后她又以调研员的身份到车间劳动过3个月,她说就算这是执行资反路线时候干的,不算数,她也只欠工厂3个月的劳动了。工厂革委会却要她长期到车间劳动,难道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改变了么,那么请厂革委拿出文件来看。厂革委主任说:你是大学生,我们是承认的,可是你只有你们学校的毕业文凭,还没有取得工厂的毕业文凭哩!女大学生好生奇怪说:从来还没听说过有工厂的毕业文凭嘛。厂革委主任说:有的,这就要由工人造反派来评给。至于党的干部政策,从来都讲干部要参加体力劳动。结果把这位女大学生搞得很狼狈。

第二个例子讲的是南京某大学一位毕业生分配到上海某合成纤维厂工作后发生的事情。当班的班长要他把废水的阀门打开,把废水排放出去。他在那台机器前转来转去看了几遍,始终弄不明白哪儿是废水阀门,又不好意思问旁边的工人。最后自以为是地认为废水必定在下面,于是认定是下面的一个开关,就硬着头皮把它拧开。几分钟后,另一个车间的班长过来质问说,为什么把废水从真空管排放到他们那儿去了?班长被弄得莫名奇妙,只好检查事故发生的原因,最后才发现是这位理工科大学毕业生干的好事。

再有如上海某大学路桥系的一些学生只会列方程式造洋大桥,碰到小公路上需要造4、5米的小桥时反而手足无措……

这些典型事例,把大学生们理论脱离实际的书呆子洋像表现得很充分,对我们颇有启发。我们又写成一份调查报告邮寄回校,算是我们第二站的工作汇报。

其间,我们到过中共一大会址参观,到过虹口公园、外滩及南京路的各商店。还特意按照交通图找到云南路逛了一次。



上图为作者在虹口公园鲁迅墓前的留影

当时的上海,算得上是全国政治上比较安定,物资供应比较宽裕的城市。却也不时能见到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出动的卡车,卡车上站满头戴藤条安全帽、手执棍棒的工人,押解几个挂有这样那样黑牌的人游街示众,以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使人感到这种安定的后面,也许还潜伏着某种不安定的因素吧,否则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

在复旦校园的大字报栏里,当时内容最多的大字报是推荐校革委人选的,因为当时的复旦大学正在酝酿成立革委会。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许多大字报都有“政权问题牵连着每个人的神经”一类的话。不同观点之间的论争十分尖锐泼辣,诙谐有趣,使人看后忍俊不禁,倒也觉得是一种艺术享受。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水平就是比我们要高些。还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居然还看到过一张“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虽然该大字报并没有讲出多少具体内容,只讲张春桥出尔反尔、对群众组织拉一派打一派等,却已经使我们震动不已!因为当时张正是红得发紫、炙手可热的人物。有人敢于写这种大字报,是要担很大风险的。果然,早晨贴出的大字报,中午就被复盖,据说公安部门还来拍了照片。我们再一次去看时,只见到处是墨迹未干的标语:“不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谁反对张春桥就是反革命”……至于大字报作者的下场,我们外地人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上海的商店里还有猪油罐头,这是很出我们意料的。何老师和小张每人都买了7、8瓶,这东西在昆明已是久违的近乎奢侈品了。他们建议我也买一点,但我没有买。因为我的经济状况实在不允许我去买这种可买可不买的东西。何况我一年到头天天在学校食堂吃饭,买了猪油也无用。只是天气太冷,不得不咬咬牙下决心买一双手套,至于头上没有帽子则再也舍不得破费了。

我对何老师和小张都有些看不惯。我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此时,昆明地区可能正在进行残酷的武斗,多少阶级弟兄被打死打伤在血泊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肩负重任外出,但有的人却对南京路上的商店那么感兴趣,进百货公司1个多小时出不来,而到高校看大字报却走马观花,满足于一知半解。甚至一份大字报都还没有看完就走人,对比是何等地鲜明啊……其中的“有的人”,当然指的就是何老师和小张。

在元旦前的第三天,几经波折,我们终于挤上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

三、 饥寒交迫中迎来新的一年

仅仅用一个“挤”字来形容我们从上海站上火车的情景,还不能反映我们上车的艰难。我们持火车票排了半天的队,但进站口就是不开门。还是小张灵机一动,提议说干脆到出站口试试。当我们绕到出站口那边看时,那里果然乱糟糟的,我们乘机挤了进去。等我们七弯八拐,找到我们所要搭乘的列车时,列车上已经挤满人。和这已经满满的一车人相比,我们懊恼自己醒悟得太迟了;但想到进站口外尚有那排成长龙般等待进站的候车人还在傻等,我们内心却也暗自庆幸,我们总算比他们先行一步。我们毫不犹豫,互相推着拉着,总算挤进车厢门。车厢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只有在两节车厢的接头处蹲下来,以便占据一块可以席地而坐的空间。

待我们刚刚蹲下来,进站口的大门也已打开,上千名候车人像潮水般疯狂地拥向各车厢门前,终于又有很多人拼死命挤了上来。这些刚挤上来的人们,要么把手提包压到我们的肩上,要么干脆一屁股想坐到我们的头顶上。我们实在无法蹲下了,也只有站立起来。站在车厢外的列车员用小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动员大家别往上边挤了。还说列车已经超员3倍以上,挤不上去的过两天再走为好,车站将为大家办理签字手续。她们还不停地对大家说,前方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地都在发生武斗。就在两天之前,列车经过苏州站时,曾经发生过下边用机关枪扫射列车的情况,造成5位中外乘客伤亡、列车运行被迫终止十几个小时,因此上海站才积累下这么多旅客。再等两天后,情况就会好得多……

已经上了车的人,谁还肯下车。还没有上车的人,也没有谁是因为听了车站工作人员的劝告而不再往上挤,而是因为列车上的人已经饱和,已经不分性别、年龄地紧贴到一块,委实挤不上人了。只能极不情愿地在列车下边站着,一双双眼睛还不停地转动着,想搜寻往哪儿上还能插得进人。

塞满人的列车在站台上又停留了几个小时,车上的人们就这样遭了几个小时的罪。许多人在埋怨武斗、埋怨车站、埋怨该死的火车司机还老不将列车启动……这里那里,不时传来吵闹的咒骂声,原因无非是有的被人挤得受不了,要旁边的人把身子站直点。而被指责的人却不服气,反唇相讥道:怕挤压就别上这趟车,乘小轿车去就不必挤出臭汗一身了。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吵个无休无止。周围的人正苦于无聊,难免跟着瞎起哄。于是整个列车吵吵闹闹、乌烟瘴气,使人十分难受。我和何老师只好乱中求静,闭目养神,任凭周围天翻地覆,按照毛泽东的诗词中的说法:“我自岿然不动”!

从中午挤上列车开始,就这么紧紧地人贴人、人挤人地一直熬到傍晚,列车终于开动了。人们不由从肚底深深地喘过一口气来。下一步耽心的,又是列车在运行中可千万别遭到铁路两边造反派的机枪扫射。否则,子弹没长眼睛,刚好打到自己身上咋办!

阿弥陀佛,列车经过苏州、无锡、常州时,虽然也曾听到下边有枪声在不断地响起,但毕竟都不是冲着列车射击。列车在以上3个站都没有停留,我们算是闯过这一道道险关了。

列车到达镇江站时第一次停下,每节车厢的门边,登时又涌上几十个人。他们在下边把门擂得乒乓直响,喝令打开车厢门让他们上车。从我们上车以来,列车员一直没有露过面,也不知他们躲到哪儿去了。

在我们置身的这道车厢门边,站着最后挤上车来的身穿毛呢中山服的两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他们当然不可能再开车门,只是透过车门的玻璃窗用力地摇手,示意说里边的人已经塞得太满,他们没法开门了。可是外边的人哪管这些,见里边一直不开门,于是有人从外边一下子砸破车门上的玻璃,把手从外边伸进来要拧开车门。碎玻璃划破了此人的手臂,整只手臂一下子鲜血淋淋,但他满不在乎,硬是把车门给拧开了。这种惊心动魄的场面,使本来乱轰轰的人们霎时间变得静悄悄地看着他,谁也不再出声。而各人的身子也都不由自主地往里边挪了挪,使门边空出一小块可以勉强立足之地。那一个手臂被碎玻璃划破的汉子与他的朋友大大咧咧上车后,不再容许后边的人上车,反手就把车门给关死。

不一会儿,列车徐徐离开站台,大家满以为不再有事了,都逐渐闭目养神起来。可事情还没完,两个刚上得车来的不速之客,不顾手臂上还在汩汩流血的伤口,从裤包里掏出两瓶有名的镇江醋,对着两位穿毛呢制度的干部模样的人破口大骂道:操你娘的×,刚才叫你开车门你偏不开,害得老子的手臂划破流血了,可老子们不是照样上来了么!当心老子们揍死你,先给你点厉害尝尝吧!说着,用牙齿一下咬开封着醋瓶口的金属盖儿,连盖儿带唾沫直吐到那两位干部模样的脸上,把两瓶镇江醋劈头盖脸地淋给对方一头一身,然后把两只空瓶扔出车外去。可怜这两位干部模样的人,平时在工作单位上也许是向来说一不二的人物,以往何曾受过如此鸟气。此时在众目睽睽之下,却敢怒而不敢言,只有自认晦气,任凭对方侮骂而绝不吭声。我们这些旁观者心中虽然不服,但俗语道:好汉不吃眼前亏,谁敢再多说半句话引火烧身呢!

我们就这样紧紧地挨着挤着,既不能上厕所,(即使厕所就在身边,因为厕所里也挤满人而无法使用),更不能下车去买食物,因为如果下了车就别想再上车了。我们身边站有一位自称是厦门某大学的女生,行车后不久就一直哼哼叽叽说她的尿憋不住了怎么办,后来甚至哭出声来,旁边人劝说她忍忍吧。后来她实在忍不住了,过一会后也不再哼叽,估计她已经尿到自己的裤子上了。我们就这样憋着忍着,直到列车过了徐州车站,有一部分人在徐州下车之后,情况才稍好一点。

我们在天津逗留了一天,主要想走访南开大学,想看看他们是怎样搞教育革命的。但学校里冷冷清清,虽然办公楼里也挂有一块教学改革办公室的牌子。但门始终是锁上的,无法找到人,我们只好作罢。

1967年除夕晚上,我们乘火车抵达北京。到北京站已是晚上10点多钟。已经见不到公共汽车,加之我们也弄不清到哪里才能找到旅社,就只有在候车大厅里呆到天亮。北京的除夕之夜,气温已在摄氏零下10度左右,大厅里没有开暖气。对于我们这些从南方来的衣服单薄的人来说,那寒冷刺骨的滋味委实让人难受。此地本来有一排排长凳供人们坐下休息,可是哪儿坐得下来哟!那会把人给冻死的!我们只有把双手插入衣袖拢于胸前,不断地从这儿走到那儿,从楼上走到楼下,又从楼下走到楼上。我们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啊走,不断地作着“机械运动”。即使这样不停地运动,身子也丝毫没有一点暖和的感觉。走得累了,才在凳上坐一会,然后起来跺跺脚再走动。

我们就这样在首都的严冬中迎来1968年的元旦!新的一年对我们来说,真是吉凶难卜啊!而两报一刊发表的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中,号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再接再励,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与1966年秋我们到北京时相比,此时我们的思想要复杂得多,不再有当时的那种纯真和热情。对“全面胜利”的宣传,已不再信以为真。

好不容易熬煎到天亮,通过旅社介绍处,才把我们安排到海淀区的一个小旅社。经过几次转车后,到上午10点多钟,我们才在这家小旅社住下来。我们住的是通铺房间,即掀开布帘子门后,除了可以侧身通过的过道,就是连成一片的床铺。每个床位的宽度,刚好就是把被子折叠成方块的那么一条。所以一个小小的房间,居然可以安排有十几个床位。这房间里被子的卫生实在不敢恭维,除了有一股扑鼻的汗臭味外,最恼火的是还有虱子、跳蚤一类的小动物。要在平时,这种地方怎能躺得下去。可是,对于已经给冻了一夜的我们来说,却已顾不上这许多,甚至还以为,就这样一个挤一个地睡成一片,互相间可以借别人的体温取暖,夜晚定然不会太冷。果然,我们在这儿住的第一个晚上,大家都睡得特别香甜,以致原先决心权且住一宿后就另找旅社的打算也取消了。店主人也善解人意,第二天为我们换了个床位较少的房间并换上较为干净的被子。使我们在这儿一住就是10多天,临离开北京时对这小店竟有了几分留恋之情。

在北京期间,我们走访过北大、清华、北师大、北京外语学院等高校。这些学校也大多发生过武斗,只不过没有动枪,而是用梭镖、铁棍之类,杀伤力甚为有限。此时虽然没有武斗发生,但校园气氛都比较紧张。比如北大以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与对立派“井岗山兵团”的高音喇叭,成天在互相攻击和漫骂,还能有多少精力去搞教改呢?倒是北京外语学院的教师在与我们座谈时发表的一个观点给我们以较深的印象。他们认为,外语教学当然能及早开始为好,但前提是教师的素质很重要。他们多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由于有的中学教师本身发音不准确,所教出的学生发音自然也不准确。外语学院招收这种发音不准的学生后,感到特别头疼,与其纠正已经养成习惯的错误发音,还不如从头教那些从未学过外语的学生来得容易。因此,外语教师特别需要坚持宁缺匆滥的原则。也就是说,与其让发音不准的教师来上外语课,还不如干脆别开外语课。在这种时候他们敢于提出如此尖锐的观点,仅此就使我们意识到这个观点的重要性。

我们仅用4、5天的功夫即形成了我们对北京地区高校教改情况的调查报告邮寄回学校,算是我们向学校作出第3站的工作汇报。另外6、7天的时间,我们游览了颐和园、北海公园、圆明园旧址、八达岭长城……

游览这些名胜古迹之后,一个突出的感受是,当年串连时真是太老实太执着,干吗整天把自己泡到大字报的海洋中不能自拔呢!游览名胜古迹,接受中华民族灿烂古代文化的熏陶,不也是接受一次爱国主义教育么!我算是通过这次出差机会得到弥补,这是值得庆幸的。可是那些和我一样的众多的同学们呢?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今后或许再也没有机会到北京,想到这里,心情不免有些郁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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