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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追忆李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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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角度说,学者大抵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名实相符,这是大多数。一类是名不符实,这是少数。还有一类则是有实无名,这一类究竟数量如何,很难估算。因为他们鲜为人知,我所认识的李诚先生就属于这一类。

 李诚先生是安徽贵池人,1977年逝世,享年七十多岁,逝世前是安徽省文史研究馆一位退休的图书管理员。至于他生于何年,我不曾知晓,生平如何,亦不甚了了。但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一位通晓国故的专家。

  我是在幼年时代认识李先生的,我们同住在一所大杂院里。这所其实并不大的院子,住了十几户人家,不知是因为人丁众多,还是因为院落狭窄,总显得拥挤、庞杂和喧闹。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所院落的唯一神圣之处是拥有一座图书室,藏有近万册书。李先生便是这图书室唯一的管理人员,兼做出纳与采编。

  图书室由两间北房辟成,约有四五十平方米,据说是供文史馆馆员们研究文史之用。图书室的四壁均是书橱,入门处摆有一张长条桌,图书室的门紧连着院落的大门,出入院落的人必从图书室的门前走过。李先生每天总是端坐在桌前,手不释卷,或执笔圈点,或颔首低吟,日复一日,几乎日日如此。当然,他有时也抬头环顾左右,似防闲人进入。大概是因为这里的藏书有限,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入室者寥寥,李先生也就乐得潜心向学了。由于是北房,又书拥四壁,室内光线略显昏暗,但很寂静,与喧闹的院落形成反差,有些神秘的感觉。当我是学童的时候,大约出于好奇,放学归来,曾有几次悄悄地溜进室内,李先生发现后,总是用严肃的表情和礼貌的手势将我赶出图书室。后来,又有几次,李先生发现我只是在书橱边翻翻看看,并无越轨的举动,便允许我留在室内,但不得打破安静的气氛。这里本无一册儿童读物,许多又是线装书或旧版书,我当然是不知所云,对一些新版书也只能是似懂非懂。我不敢问,因为李先生没有空闲,似乎也未感到我的存在。但是,他却让我感受到一种氛围,一种书香四溢的氛围。

  这一段平静的时光不长,很快就被打破。一个动乱的年代开始了,首遭厄运的当然是这样的图书室。作为一个“四旧”或者说“封、资、修”书籍聚集的场所,自然是在被查封之列,李先生也就失去了办公的地方,回到家中,他的居所是大院角落里的一间偏房,面对庭院有一扇窗户,窗前照例摆着一张长条桌,李先生依然每天坐在桌前埋头读书。有时他也走出门户伸展腰身,但神情依旧,似乎时世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如有人从他面前走过,不论老叟还是稚童,他总是微笑点头,只是寡言少语,现在回想起来,是一副宽大为怀的模样。

  在那个动乱年代开始的时候,我还是个学童,但停课闹革命的浪潮却波及小学。我突然和李先生一样,也“赋闲”了,从而产生了一种想向李先生问点什么的念头。不知是因为李先生恋旧(我们毕竟在图书室有过一段和平共处的时光),还是因为他想说点什么,李先生的居室容我进入。时间是固定的,从每晚九时开始。他释卷之后,便烧上一壶水,把脚放在一个不大的搪瓷盆中,不断有节奏地搓足,时而向盆中添上一点热水,时而用手揉脚板心上的涌泉穴。他做得不紧不慢,循环往复,大约近一个钟点。就在这段时间里,李先生用平和的语调,时断时续地向我讲中国的国学,讲治学的方法,讲古今轶事……这种每天近一小时的讲解、谈论夹杂着议论,持续了近五年之久,几乎穿越过我的少年时代,但李先生的话似乎仍未讲完。

  李先生的确是饱学之士。大院里的一些老人称他为活字典,因为常有人读书读报遇到难解的字或典故来问李先生,李先生总是脱口说出这些字或典故的读音、含义,有时,也会说出它们的出处。其实,李先生的学识不止于对中国文字的认识,他有很厚实的古文功底,又在国学的广泛领域具有造诣。有一段时间,他专门向我讲授唐诗,一天只讲一首,而讲一首诗他可以用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常常是旁征博引。他喜欢“为学要像金字塔、又能广大又能高”的治学之道。更喜欢要能“吃冷猪肉,坐热板凳”的治学态度。因为文庙里是供着冷猪肉的,读书人应当将板凳坐热,不能总是躁动不安。因此,李先生做人的目标似乎就是为了做学问。他总是专心致志地研读,从不见他为外界的风云变化而动容。孔夫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而已。”对这样的生活准则,李先生可以说是身体力行了。他认为,读书人眼界一定要开阔,要能看大场面,大观则大见,小观则小见。也就是说要读各种类型、各种观点的书,除有专门注重的外,对其他学识起码做到识门。李先生是专攻地理的,而且偏重于古代军事地理。但他研读的范围远不止于《读史方舆纪要》之类的书,可以说经、史、子、集、丛、志、图以及佛经等尽可能地涉猎。大概是受康、梁等人的影响,他还很推崇清末民初出现的所谓“新学”,因此也喜欢谈国际政治、西方哲学、世界历史等。以他的看法,只知一门学问,一种观点,无异于画地为牢。

  李先生读书的品味是很高的。作为先生,他也留意我读什么样的书。以他的观点,初学者宁可少读书,或者等书读,也不能读类似三家村中的书。这是因为沾了村夫俗子之气后,再脱胎换骨便难了,所谓璞玉可以雕琢。记得有一个春天的傍晚,我在院中借助微凉的晚风读《古文观止》,在那个对古代文化进行“革命”的年代,能找到这样的书并非易事。但李先生发现后,却不以为然,他断然斥之为“村书”,认为不值得读。他后来开了一篇书单给我,有《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等,这固然有明显的“桐城派”的色彩,但也并不受其拘泥,作为入门读物,起点是高的。他一再说,发乎其上,得乎其中;发乎其中,得乎其下。发乎其下,便什么也没有了。对于初学中国史,他主张一定要先读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及《资治通鉴》,而不能只是读后来人作的《中国通史》之类,因为这些书夹叙夹议太多。对一些品味不够的书,他甚至反对过目,担心无意中收入记忆库,以致混淆黑白。当然,他也不是一味反对读通俗的书,譬如《唐诗三百首》,他就认为是入流的书,可以欣赏。他于读书不止是读,也是在品,因此,有些过于挑剔。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严谨的学风。

  李先生治学的严谨,还表现在他奉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而且是十分严格的。李先生于国学的知识是渊博的,他不仅通晓古体诗、近体诗,也懂得词与曲,但他在向我讲授了旧体诗后,却不愿再讲全词。他说,于词学方面,他只能体会出一些绝品的妙处,对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词却不能做到细微的分辨,尤其是不会“唱”。他明确地说,“我如果传授,则是误人子弟”。他与当时蛰居合肥的女词人丁宁先生有交往,他认为自己所结识的人中,唯丁宁先生懂得词且可以填并提出要带我去见她,但当时她正在病中。后来又因李先生自己生病,他还为未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感到遗憾。李先生认为天下有的学问可以无师自通,有些则是无师不度。譬如佛学,有一段时间李先生的案头常放着《楞严经》、《大乘起性论》等佛学经典,但他认为自己是不甚了了。他有时也用胡适之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史事以解嘲,胡适之之所以始终未能写出这部书的下卷,是因为到中古时期回避不了对佛教的解析,李先生断定胡适之是被难住了。

  李先生做学问是十分认真的,读书的品味也是极高的,但他的衣食却是很随意的,要求的水准也很低。大约是为了简便,他总是理一顶短短的平头,戴着一副30年代式样的眼镜,由于他身材不高,又微胖,这一种打扮,很难让人一眼看出他是一位饱读儒经之士。他的老伴不在身边,因而自己做饭。我曾见到他把买来的一块肉、两块豆腐切成几大块,扔到锅里,加点盐和酱油之类,用水煮熟了吃,即便在煮菜的过程中,他依然是手不释卷。他似乎是把读书、做学问看成人生最大的乐趣。在他的时间表里,读书占了大部分,吃饭、睡觉也是为做学问服务的。他很少与人交往,虽然身居嘈杂的大院,除了有时谈点学问之外,很少说些别的。但李先生的内心世界并不刻板,他在讲学问时,常常插些趣闻轶事,讲到兴浓处,还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李先生也是很重感情的,记得70年代初,我插队乡村,初次远离家门,与父母告别后,但踏出院门,发现李先生已早早站在巷口,向我点头道别,以示送行。

  表面看来,李先生是个纯粹的学者,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蕴藏着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强烈的责任感。他并非是一个为趣味而读书的人。记得7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我从乡村回城探亲,当去看望李先生时,发现他正半跪式趴在一张小凉床前挥汗如雨般地写作。小床上铺满了线装书和平装书,约几十本。李先生对我说,他想写一部《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讲述中华文化的变迁。其中多用考据的方法,譬如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当时的发生地或出生地,现在应为何处,同时将纠正一些错漏的说法。究其本意,则是要说明中华文化是绵延不绝的,是必然要中兴的。讲到慷慨处,李先生引出顾炎武写《日知录》的开头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且说他要把这八个字写进卷首语中。从李先生的眼神中,我竟然隐约地预感到这个动乱的年代行将结束,中华文化繁荣的时代即将开始。

  不幸的是,李先生在他大作写到一半的时候,在春天伊始,冰封正待消尽之时,却悄然离开了人世。

  李先生的死是默默的,他不希望有追悼会或告别仪式之类,生前他曾交代其子,只要将他的骨灰撒到一条流动着的河里即可。

  诚然,流动的河水总是不腐的。

http://ah.sina.com.cn/news/s/2013-03-15/114342847.html


原载:《安徽日报》,1997年5月15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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