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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延:陕北插队的日日夜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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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即将出发的时候真的是兴高采烈

   当年我去陕北插队的日日夜夜(上)                                                                                                                                                         加州    彭延

 

作者简介彭延简介
1949年出生,北京师大一附中高68级3班毕业,1969.2.7 日到甘泉王坪公社大庄河大队一小队插队。1972.2 到甘泉道镇医院工作。1974春被借调到延安卫生局。1975-1978到延川县关家庄孙立哲合作医疗站蹲点. 1978 考上西北大学生物系学习,1982 分配到北京农业大学生物学院任教,1985.5 到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芝加哥医学院做访问学者,1987 -1989 在美国西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读细胞生物学硕士。1989-1996在美国伊利诺伊州LOYALA医学院心血管实验室做基础研究。1996年起至今在美国洛杉矶工作。
一九六八年,我们最后一批在校生都到了毕业的年龄了,当时我就读的北京师大一附中处在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中的漩涡中,最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所有过程。
        听到有去延安的消息,我们愿意去的同学就聚集到了一起商量,大家都同意凑在一起去延安插队。
        我们到陕西甘泉来插队的大多数都是高中六八级的同学,师大一附中将近三十个人选择了到延安来插队。大家大多数都没有跟父母商量就做出了决定,有的同学还写了誓词。
        二月六日上午九点,大家准时到了天安门前,还带来了两幅毛主席的画像和红旗。大家相聚到天安门前,与北京做了最后的告别。
        二月七号,我们离开了还充满着强烈的政治斗争火药味的北京。站台上除了少数亲人在告别流泪外,大多数人是沉浸在欢歌笑语、嬉笑怒骂的气氛中,颇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感叹。
        我们挤在满载的车厢里,专车直接开往铜川。火车缓缓的离开熟悉的北京站,有人把脖子伸出窗外大声喊着:“再见了,北京!”满车的年轻人都处在兴奋状态中,在这个革命洪流冲击到各个角落的时代里有这么多的人跟着我们一块儿,大家暂时忘却了任何离别首都北京,离开亲人的伤感,就像是开始了又一次的大串联。火车在咕咚咕咚单调的车轮声中,慢慢的向西北开去。大家聊着天,谈着大串联的经历。车厢里不时地有帮人小布尔乔亚的激情发作,唱起老的苏联革命歌曲- 共青团员之歌 :“……再见了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聊得累了,大家就迷迷糊糊的坐着磕睡了一会儿,不知不觉地就到了铜川。那时火车也只能开到这里了。在铜川,我们必须住上一夜,第二天再换汽车。跟大串连时那样,一夜没怎么睡觉的我们,就躺在大通铺上囫囵睡了一夜。
        第二天天还没亮,就被叫起来,去找开往甘泉的长途汽车。整个赴甘泉北京知青有好几百人,坐在十几辆汽车里,行李都放在了车顶的行李架上。没有防冻液的汽车,前一天都要把水箱里的水放掉,以免冻坏水箱。司机费了很大的劲,往汽车水箱加满了开水后,拿摇把把汽车轰轰的发动了起来,开始往黄土高原上缓慢地行驶。开了一会儿后天才大亮。沿着盘山路,放眼望去,黄秃秃的原野点缀着落了叶的灌木,显得一片苍凉。二月的高原还是寒气逼人,汽车四面透风,虽然都穿了棉大衣、棉裤、棉鞋,但脚很快变得冰凉,早上喝的稀饭转眼就变成了水,急得想上厕所。但长途车不到吃午饭的时候不给停,大概要到洛川后才给停下来。大家两脚跺着硬憋到了洛川。
汽车沿着几十年的老路颠簸的爬行,一会儿上塬一会儿下沟。很多的山沟里积满了没化的积雪。
老旧的汽车吃力的沿着一个个的山头“之”字型的绕行,把我们定格在了抗战初期革命青年奔赴延安时的镜头中,虽然已过了三十年了,好像没有什么变化。路上看不到行人,偶而路过什么小镇、村边,看到一些在阳光下围着看热闹的老乡。我们的路过给沉寂的山沟带来一些生气。
        快到中午时,我们才到了洛川,在停车站附近的小餐厅里吃了午饭,上了厕所后继续赶路。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才到了甘泉县城。小小的县城挤满了欢迎的学生,跳起了“忠”字舞欢迎我们。我们被分配到了离县城七十里外的王坪公社大庄河大队。大庄河离县城有七十多里的路,离王坪公社所在地石门还有三十里。除了从县城到公社还有些像样的土路外,从公社到队里只是些架子车勉强可以走的,稍微下点雨就会被冲断的坡边的土路,完全不通汽车。当天我们是到不了村里了,就在县城住了下来。说是县城,记得只有一条大街、一个饭馆、一个供销社、储蓄所什么的,也就十来分钟就能走到头。我们几个很快就把整个县城遛了个遍儿。就那唯一的公家办的饭馆,我们后来光顾过许多次,用两天挣得的工分,大概两毛钱买一盘回锅肉,解了我们几个月的馋。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跟着拉行李的架子车开始往村里赶,一直沿着洛河边往前走。直到石门,开始进沟了也没看见什么像样的公路。过了石门路就更难走了。陕北的天气温差很大,早晚很冷,中午就热了起来,穿着的棉裤又笨又重,出了一身的汗。我们很少走这么长的路,大家越走越累, 太阳都快落山了我们才到了村里。村口来了很多老乡来看热闹。听说这是从胡宗南的队伍到村里后,村里最大的一件事了,一个村里来了那么多从京城过去吃皇粮的年轻人,不知会给这个小小的村庄带来什么样的命运。大家好像是过节似的,都从窑里出来看看这些从毛主席身边来的年轻人。看着有的同学都满脸络腮胡子的样子,听他们悄悄的说:“这学生娃咋怎么老了,胡子拉碴的还在上学呀,都二十好几了才来受苦。”
后来才知道,这里只有小学,初中都要到县里上,学生娃都是小学生。村里没有几个能有钱到县里上学的。支书热情地给我们安排了临时的住处。我们高一三班为主的分配到了一队,高一二班为主的分配到了二队。女生们都分散地住在了老乡家里,我们一队的几个男生就住在了喂牛老汉住的村边的一个破旧的草房里。把行李收拾停当,天已经全黑了。队里已经事先安排好,老乡来领着我们每个人到各家去吃饭。
        这时已经快到春节了,家家都在做年茶饭、蒸馍、打油糕、做米酒、做豆腐、泡豆芽、杀猪宰羊……淳朴的老乡拿出来他们最好吃的招待我们,也是他们只在这个时候才能吃到的东西:白面馍、豆腐、猪肉、酸菜炖粉条。虽然比不上北京,但也很不错了。村里没有电灯,天黑后抬头看到漆黑的夜空和那闪闪发光,清楚地好像伸手就可以摘了下来的星星才感到自己完全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借着星星的亮光,可以看到对面黑黝黝的山峦起伏。常常可以听到远处好像是狼的吼声或布谷鸟的叫声,要不就是死一般的寂静。谁家的狗叫了,引起全村的狗叫。偶尔传来远处几里远的村子的狗叫的声音给沉寂的山村带来些生气。我们住的地方就在牲口棚的边上,平时喂牛老汉就在这里睡觉。吃过饭后,我们回到了我们住的地方。围着昏暗的油灯什么也干不成,没热水洗脸,更不要说洗脚、刷牙了。睡在炕上可以听到牛、马吃草的声音,抬起头从房角顶边上还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但屋里并不觉得冷,喂牛老汉生怕我们冻着,一下午就把炕烧上了,我们一个紧挨一个地把被子、褥子,铺在烧热的炕上,刚好能把我们男生挤下,大家就都钻进各自的被窝里去了。大家都在心里品味着在这个即将生活的、陌生的环境中的头一天的感受。过去,我们下乡锻炼都是学校组织的,老师来给我们安排一切,有什么问题都找老师,现在完全要靠我们自己了。
一天的跑路,累得我们不一会儿就在马、牛沉闷的吃草声中酣然大睡了。但没过多久,从来没睡过热炕的我,觉得自己越睡越热,热得最后不得不把被子踢开了。睡到半夜,我突然感觉到脚趾头好像有什么动物在啃,吓得我“嗖”的一下从睡梦里惊醒,本能把脚猛烈的甩了几下,听见几声“吱吱”的叫声,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老鼠要把我们当它的晚餐了。拿起放在枕边的手电筒晃了一下,什么也没看到,困得我也顾不上想老鼠再来会怎么样,把自己的脚趾头紧紧地裹在被子里,再没敢伸出去,又死睡过去了,下半夜也没再醒。
早上还没有起来就听到外面有说话的声音,顺着窗户往外看,外面已有很多人。这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现在是冬天,没有农活;要是春天,已经是老乡干完活回来吃早饭的时候了。村里没有睡懒觉的,男劳力早砍柴回来了,我们城里人正常的起床时间,农村已经是干完活回来吃早饭的时间了。大家心里泛起一丝的羞愧。不知谁喊了一声,“快起吧,外面看耍猴哪。”
我们腾的爬了起来,舀起缸里冰凉的水,赶快洗脸、刷牙。就在我们在房前刷牙时,村里不知谁家的小孩喊:“学生娃掏茅子啦!”当时的老乡从不刷牙,调皮的小孩看着我们大清早费那么多的时间在嘴里用刷子蹭来蹭去的,嘲笑我们说是在“掏粪坑”,弄得我们都怪不好意思的。
后来,为了跟贫下中农打成一遍,早上也确实顾不上干这些个人卫生,我们也把一天一次的刷牙给省了。冬天的太阳刚刚照在对面的坡上,一大堆小孩和婆姨围着那里看我们,像看马戏团的表演。洗漱完毕,才知道婆姨们在等着带我们去家里吃早饭,我们又被各家来的人带到各家去吃早饭。每家吃什么的都有,要看各家的光景过得好不好。我们吃的东西有比粥要稠得多的小米饭、带酸味的玉米馍加着和辣子调在一起的酸菜,还有给吃新蒸的白面馍的。
        吃过饭,我们才开始了解这个可能要把我们最宝贵的青春贡献在这里、影响我们一生的村庄。
        我们所在的大庄河是离洛河还有三十里的偏远的小村庄,处于甘泉、延安和安塞三县的交界处,位于半山坡上,再往前走就要上山了,往西翻过山就是安塞县,往北翻过山就是延安县了。
        因交通偏僻,这里的很多婆姨连县城都没去过。她们也不知道汽车是什么东西,有些婆姨好奇地问我们咋从那么远来的?汽车每天要吃多少料?咋跑的怎么快?
这里没有电,更不要说电话了。村里有一口泉水围成的井,在半坡上,没有挡头,一下雨,连泥带雨水冲下来的东西都冲到了井里,水质很差,村里很多人都有大骨节病、克山病。后来,我们干活后也就是喝从这里挑回去放在缸里的生水。过去没有多少本地人在这里住,大多数的人都是从横山、榆林、米脂逃荒下来,在这里开荒后就居住了下来,但这也比起“糠菜半年粮”的榆林要好的多了。有些人还把节省下来的糠带回给自己还在上面的亲戚。村里人想去延安或甘泉县城都要走一天的路程,再加上他们在本地没有什么亲戚,很少去这么远的地方,显得他们比地道的甘泉川里人还闭塞。
远处的山沟里还保留着许多的树林,树林里有不少的野杏树、木梨等野果。夏天的时候,婆姨都上山打杏。打来的杏,人吃或喂猪,把杏仁留下来腌成酸菜,酸脆的味道非常好吃。我们冬天就能吃上有心的、勤快的婆姨用杏仁腌成的酸菜。在这里,一冬天除了土豆、酸菜和窖里留下的一些白菜、胡萝卜,也就没有什么青菜。正月过后,万物复苏,就能吃上野菜了。村里的婆姨们把野菜挖回来,在开水里烫一下,拌点辣椒、盐和醋,在一冬天没吃上新鲜的蔬菜时绿色的野菜实在是下饭的好东西。“正月的野菜,二月的蒿,三月的蒿子当柴烧。”大自然赐予大地的每一个生灵,陕北老乡都利用上了,有时还能挖点野小蒜,用盐拌一下,也是很好的下饭菜。
早上砍柴时,不时可以看到野羊鹿子、野猪什么小动物来,给你一种和大自然融合在一起、北京城里永远感觉不到的气氛。
村里没有什么平地,种地都是在坡上。有一条小河从村边流过,是从山里的泉水汇聚流下来的,旱时基本就断流了。夏天干了一天的活,还要靠这条小河洗洗脚,洗衣服。这条小河给这个小小村庄带来了生机勃勃的感觉,让人浮想这个村名。村里都是靠砍柴来取暖、做饭,年复一年,树林都被砍掉烧了,山也变得越来越秃了。在后沟还有很多黑户,都是从榆林地区逃荒下来的,属非法居留,住在离我们村更远的有树林的地方,开荒种地,无人能管,过着刀耕火种的日子。现在看,那也是些不甘心在老家饿死的,属各村里的强人,才敢干旧时“走西口”的行动,来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他们的存在违反了党的政策,每年公社还要派我们去把他们撵走,但今天把他们撵走,明天他们又搬个地方住了下来。
全村两个队的人分散住在坡上坡下和半山上的窑洞里。
这是一个几乎像是完全与世隔绝的村庄,是一个我们在学政治经济学时所论述到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社会,没有什么商品交流,与外界的商品交流就是买盐、火柴、煤油,卖猪、鸡蛋等。有些家庭除了盐实在不能自己生产,非买不可外,连火柴、煤油都省了。他们自己种蓖麻,熬蓖麻油点灯,自己纺线,织布,做鞋,衣食住行,没有什么日用品不能自己生产。他们把二月的艾叶晒干,用火镰取火点烟儿,取火用。唯一到供销社去就是买点缺少碘的盐。这种环境下的农村生活培养了我们在最原始的生活环境下基本的生存能力。如果来到了一个像鲁滨逊漂游记那样的环境,如果漂游到了一个没有人烟的孤岛上也知道怎么生存,起码知道怎么用原始的方法取火。自己盖个窝棚来遮风挡雨,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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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村里的老乡会用各种办法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来提高生活的质量。
        炉灶台的表面没有水泥来防水,他们就用猪血和什么土混在一起,磨光后就黑光亮亮的,还能防水,这也是讲究的人家才做成这样,一般家户也就是用土垒就成了。农村里有很多手艺人,除了木匠、石匠这些在我们当学生时就听说过的外,还有些我们听都没听说过的擀毡的毡匠、熟皮子的皮匠、漆匠等,跟他们学,我们知道了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老乡不穿棉鞋,但穿羊毛袜,不像在城里,女的才织毛活,这里是男的织毛活。利用干活休息和开会的时间,他们把羊毛先捻成毛线,再织成袜子。这可能是比较技术性的活,所以都是男人干。在这里,每天一个壮劳力只能挣一毛钱左右,如果不养家,一年能分十几块钱;如果要养家,还要欠队里的钱。因此,村里的人每分钱都要计算着花,老乡们一分钱也要分成两半使,就靠卖猪、卖羊、卖点鸡蛋积攒下点钱,否则没有任何收入。
我们刚到,没钱没粮,如果靠吃队里的粮,全村人的口粮都不够我们吃。知青办给了安家费,让我们吃一年的商品粮。知青办给我们订了《人民日报》,让我们不至于与世隔绝,时刻能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报纸可是个好东西,在纸张极其缺乏下,除了解决我们上厕所的问题外,都让我们和老乡糊墙用了。
在头一年里,要把明年的口粮挣出来。我们要自己生火、做饭、砍柴,给自己盖房子,我们各队的知青在各队里算一个集体户,全体知青像个大家庭,统一核算。我们都很少有人在家里独立的做过饭,就是做,也是用蜂窝煤的炉灶或是煤气灶,这种柴火灶是没人做过的。
我们到了村里,头几天还是队里派婆姨给我们做饭,但婆姨们都有自己的家,不能总给我们做,我们必须自己学着做。刚开始是女生们去做,我们去砍柴。但女生也不愿意在这里整天围着锅台转,都想到地里去干活。说实话,干活比在家里给近十个人做饭更省心。到后来,我们就男女生轮流做饭,刚开始一个人不能胜任,就一个男生配一个女生。
有一次,有的同学在家做饭,那天是做蒸黑面馍,他们都不会兑碱,尤其是黑面的颜色根本看不出兑碱前后的差别,结果把碱放多了。揭锅的时候,他们都傻眼了,那哪是馒头啊!又黑又硬,简直就是肥皂块!可是已经到了送饭的时间,再做什么都来不及了。这时,这位同学急中生智,拎起一瓶醋精,包上“肥皂块”,挑着菜汤就上山了。他让大家把醋精浇到黑面馍上,酸碱中和着吃。浇了醋精的馍上冒起了泡沫,大家都不敢吃,他拿起一块来以身作则,结果可想而知。后来,还是老乡们省下一些自己的口粮给大家,才没让大家完全饿肚子。
还有一次,另一个同学做饭,拿还没有簸出皮的荞麦面当成玉米面来蒸窝头,蒸出来的黑馍皮嚼不烂,真叫难以下咽啊!比忆苦饭还难吃不说,大家吃了带有麸皮的荞麦面窝头后,几天都拉不出大便,难受了好几天。后来,村里劳力紧张,只能留一个人在家做饭。但要轮着知青中年龄小的,比如说有些跟着我们来的还是仅仅十五、六岁的初中同学,那样的话,我们大家就吃尽苦头了。这些小孩子在家里从不做饭,根本不知道怎么做,做的饭常常半生不熟,不是一点味道也没有,要不就是咸得无法吞咽。我们大一点的知青还懂一点,但很多饭也要跟着村里的婆姨们现学现做,学着腌酸菜、生豆芽、做豆腐,不然什么也吃不上。
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整个知青点一直过着“共产主义”的生活,要饱一块饱、要饿一块饿。女生吃的少,把饭都贴补给了男生,她们从无怨言。北京家里寄来的吃的,大家也一块沾光,从没因为不和而闹分灶。有的同学还从家里带来了缝纫机给村里人用,好多同学还从家里带来自行车,大家也一块用。
农闲时,我们每天也早早的起床,去山里砍柴。要把一年的吃饭、取暖的柴火都给攒足。老乡教我们怎么砍柴、整柴,这样背在背上才不硌,还不散。柴越背走的越远,要想砍好柴,就要跑更远的地方。我们穿着从北京带来的塑料底的棉鞋,经过几个月的磨损,已经跟镜面差不多了,平时走山路不小心都要摔倒。老乡经常纳闷:为什么北京娃走山路,怎么老是连滚带爬的。有时要从很高的山坡上往下背,至少也有三、四十度的角度,两腿下山直打哆嗦。大家争强好胜,每次背柴回来都要过秤,看谁背得多,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背得越多越光荣。一捆柴比一个人还高,稍不留意掌握不好平衡就会从山上摔下去,那时的我们从没考虑过后果,其实每个人都是用命来硬撑着。
过了正月,我们也就开始像一个普通的农民那样生活了。干着一般劳力应该干的农活,吃着老乡一样的饭,但比老乡做的还没味道。那时候我们时常几个月吃不上一顿肉,每天超负荷的劳动,又是在长身体的时期,馋得什么肉都想吃。
有一次我们在上工时打死了一条又瘦又小的蛇,男生一致同意不能浪费,南方人都把蛇当成好东西,毕竟是蛋白质,就想把它做了吃了。但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有人说按干煸黄鳝做,有人说要红烧,不管怎么做,熟了有味就成了,要求一点都不高。有的同学在吃之前不知道是什么肉,刚开始吃的时候觉得还挺香,后来一听说是蛇肉,恶心的直想吐,但又吐不出来,可能是身体急不可待地早已经把那点蛋白质消化成氨基酸,作为能量消耗了。
我们有时在湿地的边上抓了几只青蛙,当时就活扒皮,下工后拿来吃了。
我们只有一瓶麻子油,要吃好几个月,每天的饭里只有几滴油星儿,只能靠大量的小米、玉米、土豆来添饱肚子。如果能吃上一顿肥肉,那可是赛过神仙的日子。猪油、羊油更是难得的珍品。那时吃肉是挑肥拣瘦,越肥越好。
从离开北京之后,我们这些人就没有洗过澡,衣服也是不臭不洗。不久之后,我们觉得身上发痒,好像有东西在爬,伸手抓了出来仔细看,那东西还有好多爪子,真的给吓了一跳,才知道这就是虱子。好在是它只是痒,并不痛,也不咬,靠吃我们身上的污垢就能有极强的繁殖能力。我们脱了衣服一看,它们都藏在衣服的缝里,密密麻麻的像小蚂蚁似的。不久,我们全身都长满了虱子,在田边脱下衣服抓虱子就成了我们必不可少的业余活动了。尤其是我们很多人都穿毛衣,虱子的卵会藏在毛线缝里,永远也洗不掉,必须要用开水煮。我后来学会了洗衣服之后用敌敌畏泡衣服,这样就能管好几个月不长虱子,省去了抓痒痒的麻烦。
相比之下,女生们在这方面就麻烦多了,她们的长头发里不仅长了虱子,还有虱子卵,很难彻底消灭,不像男生干脆剃个秃瓢了事。春天到了,我们真正的忙了起来,开始了地道的陕北农民的生活。先把粪运到田里,我们那里的耕地大多是在半山上,用架子车是运不上去的,粪要装在袋子里。袋子都是用黑山羊毛编成,长长的形状,只有这样才能搭在毛驴的身上。
一袋粪死沉死沉的,刚开始我都不能一个人放到驴背上,必须两个人来抬才能放上去。有时驴上不去的地方,我们就要扛上去。山上的坡地被开出来后,大雨一来表面的浮土都被冲到沟底,所有的肥料都冲得一干二净。聪明的老乡为了有效的利用那点肥料,是在肩上挂个长长的粪篓,吊在胸前,跟在牛的后面,一歪一扭的,抓一把粪放在地里,撒几粒种子,当地叫做“拿粪下籽”。山上的风不时的刮过来把粪吹到了人的嘴里,还要不时的“呸呸”吐上几口,不然就得随着吐沫一块咽下去了。
陕北高原的太阳随着春天的到来,从温暖的阳光变得毒了起来,一天活干下来脸就晒红了,过几天开始掉皮,掉过皮后皮肤就变成黑红黑红的,不会再掉皮了。如果加上几天不洗脸,脸上冒出的油脂,夹杂黑黑的肤色,变得黑油黑油的。这样的脸看上去除了轮廓还是知识青年外,又粗又黑的外表跟当地的农民已没有差别。我们带着年轻人的激情,干活的时候男生都光着膀子,连草帽都不戴,任凭又毒又辣的高原太阳的爆晒,来显示我们的革命意志,比老乡还不怕晒。
记得刚进村时,婆姨们摸着女生的手说:“这手咋这么嫩呀,跟月子里的娃儿似的。”而现在,那种手也变得又粗又黑、布满了老茧了。大庄河是一个还没有被砍伐破坏很厉害的地方。春天一到,除了山上的耕地,山也变绿了,风也变得温馨起来,到处听的到鸟叫,家畜开始交配,给人一种大地复苏的感觉。
我们刚从城里来,又一直在对性方面忌讳不提的革命教育下,到了农村,看到马、牛、羊、狗在我们面前交配的情景,是我们的第一次的性教育,闹了好多让老乡哭笑不得的笑话。
一次,一个女生跑来跟我们说“驴的肠子掉下来了”,叫我们赶快跟队长去讲。
我赶紧跑到那去看,原来是春天叫驴发情,我和另外的男生互相看了一眼,就强忍着没笑,赶紧跑了回来。这事闹得我们还不好意思详细跟她讲怎么回事,幸亏她也没再跟我们较真,继续追问。
后来,我想农村小孩是最早接受性教育的,那时比城里的学生要成熟多了,不像现在,城里的小孩只有到动物园才能看到动物。我们有的女生当时连结婚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到农村后才知道的。
立夏后,白天一天一天的长起来,农民是鸡鸣即起,大概是四点多钟鸡就叫了,紧接着队长一声长长的吆喝“上工了”,粗犷的嗓音把寂静的山庄惊醒,大家立刻就起来,跑到村口,没时间刷牙、洗脸,沉沉甸甸的脑袋还在回味着梦中情景,就迷迷瞪瞪跟着走了。如果起晚了,跟不上前面的人,不知道走到哪去干活,自己就会觉得被人耻笑。我们经常要走几里路才能到要干活的地方,我们也不认识路。有一次我和其他同学收麦子跑到别的山头上去,天大亮了才发现只有我们两个人,赶快往回跑。等我们跑回来,快手脚的老乡已经把头一趟麦子背回来了。每天干两、三小时后,做饭的人才把早饭挑到地里,开始吃早饭。
晚上八点多天才擦黑,我们在山坡上除草,直到看不见苗了,再要锄下去就把苗给锄了,队长才叫收工。回到家里天已经全黑了,吃完饭已经快十点了,队里经常还要学习中央文件,大家吃饱了围坐在暖暖的炕头上,围着昏暗的煤油灯,在一个人的读文件声中都睡过去了。
老乡已经从小就经受了这种磨练,有耐力,脱下衣服在聚精会神的捉虱子,有时怕虱子掐不死,放在煤油灯上,非要听见“喳”的一声,这才说明和虱子的战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已经被彻底火化了,那声音听起来那么痛快。我们已经是“虱子多了不嫌咬”,没工夫,也没精力搭理它们了。大家都抢先找个犄角旮旯窝在那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睡着了也没人知道。
我们是轮流读文件,有一次轮着我读文件,读一会儿,自己就进入了梦乡,刚开始还念几句文件上的句子,不一会就在说梦话了,也不知在说什么。这时,没睡的老乡轻轻的推推我说:“醒醒,别把大家引到沟里去。”这时我才从梦里醒来,睁大了眼睛再接着读,坚持不久又进入梦乡了。
主持人看大家十有八九都在打呼噜,就喊了一声说: “散了!今天就到这里了。”醒了的都走了,炕上还留下几个继续在做梦的,直到主家撵人了才走。
七月十五是农闲的时候,第二茬杂草已经除过了,就等着苗长了。每年这时是宰羊吃的时候,新的羊羔已经出生了,老的公羊就给吃了,其实不过才一、两年大的。老百姓也就这个时候才能吃上肉。我们几个月没有油水,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了。
炖羊肉非常香,才一年大的山羊又嫩又好吃,老乡把羊杀了,剁成小块放进大锅里,倒多半锅水,再放上些辣椒、花椒、盐一煮,那红红的辣椒油漂在汤上,嫩嫩的羊肉香飘得满村都是,馋得我们每人都能吃上几碗。那可是上好的鲜嫩羊肉,一点也不膻,后来在城里怎么也吃不上那样的羊肉了。
过去,我在北京从不吃羊肉,嫌味道太膻,后来回城满地方找羊肉吃,怎么也找不到那味了。记得老村长跟我们说:“世上的佐料最好的是盐。只要有盐,什么肉都吃香。”仔细一想也对,有了盐什么也咽的下去,那就是我们当时的口味。
我还听说有的老乡就把刚杀的猪肚里还热乎的板油拿了出来,囫囵生吞了下去,吃的是有滋有味。
那时多缺油呀!队里分给我们的羊油给炼了出来,凝固的后用绳子挂了起来,留作一年的炒菜用。
有时我们会偷偷的把大油放在小米饭里,挖上点酱油膏和在一起,那叫一个香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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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闲下来,我们开始盖我们未来要住的地方,不能老住在老乡的窑洞里。用知青办拨给我们安家费,我们开始箍我们自己住的窑洞。队里请来石匠,我们男生就做短工,背着上百斤的打好的石料,踏着搭好的颤颤巍巍的木板梯子运到洞顶,稍不小心就会从梯子上摔下来,不把骨头摔折,也得皮肉绽裂。每次上去都要提心吊胆,小心翼翼的。
        从北京带来的衣服,经不住几个月来的磨损,已经补丁打补丁了,再经过背石头,已经是破破烂烂了。现在想那时要有牛仔裤多好,怎么也磨不破,裤子卖以前还要用石子混在洗衣机里洗半天才拿出来卖,就这还穿不烂,就淘汰了。
        我们同学中有人带来相机,就把我和同学背石头的相片照了下来,除了我们面带笑容外,穿着和背石头的样子就跟劳改犯一样。这张相片后来我寄给了我妈妈,听说妈妈看完后偷偷地流泪。但当时我们并不觉得苦,心里老在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自勉,反而是大家打打闹闹,过的挺快活。
        我们已经大半年没有洗过澡了,最多也就是在夏天用毛巾擦擦上身。要洗澡必须到延安。
        有一次我们到延安参观找到了一个破旧的澡堂子,澡堂已经快关门了,我们好说歹说才让我们进去。浑浊不堪的澡堂里的水,已经经过一天很多人的洗涮,上面飘着无数人身上洗下来的污垢。但水是烫的,我们身上积攒下的污垢比这里的也好不了多少,没人再去考虑里面会不会有别人的传染病给自己染上。
我们觉得自己已经锻炼成最彻底的无产者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家就毫不犹豫的都脱光了跳了下去。不知女生她们去洗过没有。我想每天下工后要是能洗上一个这样的澡,把浑身被汗水、尘土堵塞的毛孔清洗一下,也算是神仙过的日子了。
离收获的季节还有一个多月,是农闲的时候,老乡也趁这个时候去串亲戚。为了给我们上革命传统的教育,大队安排了我们搞了一个去张思德墓的瞻仰活动。我们都没想到全国人民天天学的老三篇里提的张思德就埋在离我们村三十多里的地方。
大庄河处在甘泉、安塞和延安交界的地方,张思德就是在安塞离甘泉很近的山里烧炭时被砸死的。那天曹书记带队,沿着山沟找了大半天,终于在一处不起眼的丛林中找到了近乎荒芜的墓碑。这个因“为人民服务”举世闻名的张思德,他的墓地很久没有人来扫了。路人也是仅仅从碑文中可以分辨出这是一个叫“张思德”的人的墓,而他当时是全国上下,大江南北家喻户晓的人。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都要念上一段学习他的毛选语录。我不知不觉地在想,为什么这里倒没有像北京那么宣传重视,大概是天高皇帝远,可能是因为政治斗争没有太波及到这里的缘故。我们全体知青都去了,还是打着红旗去的,紧跟着的是双手捧着村里唯一的一副用镜框镶起来的毛主席身穿风衣肖像的曹支书,大家紧跟在后,唱着老三篇的语录歌,好像有人要给我们拍电影似,异常隆重,一副正儿八经的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样子。在张思德墓前,以沉重的心情学习了老三篇中的“为人民服务”。
老支书在墓碑前给我们讲话。这是我们所受的最正面的一次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上面曾多次要求对我们进行忆苦思甜的革命传统教育,组织过忆苦思甜的座谈会。老乡出自本能的讲起过去挨饿的情况,我们仔细一问什么时候的事,原来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事。我们说“这不算是忆苦思甜,这不是忆新社会的苦吗”,我们要他们讲些解放前的事。
老乡接着说:“解放前夏收时,雇主敞开了白面让你吃饱,每天都饿不着肚子。”
他们不按照当时宣传中那么讲。老乡想啥说啥,大多数的受苦人不会无辜撒谎,违背良心说些没有的事。而大多数的时间倒是我们在用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灌输的党的精神,向他们讲中央文件、读报纸,带他们学毛主席语录,讲政治形势,讲阶级斗争,找些资本主义的事情来批斗。对他们来讲,资本主义就是自留地多了。而老乡都想多一点自留地,使贫穷的生活能得到些改善。
在大庄河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地主、富农来批斗,只有一个叫“赵干大”的入过党又脱党的所谓“历史反革命”,阶级斗争也就进行不下去了。
我们刚去插队不久,赵干大给儿子办喜事,请全村去吃喜宴。当时我们知道他有历史问题,是因为胡宗南到延安时承认自己是党员,大概被逼给国民党的队伍带过路,后定性为“自首党员”,是整个村里唯一能找出来的阶级敌人。我们集体开会,讨论“自首党员”家的喜宴是不是应该去。但全队的人都去,不论是党员还是贫下中农。最后,我们决定向贫下中农看齐,也去了。但是在喜宴上,我们还坚持原则,集体大声朗读了几段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语录,既表达了我们的坚定立场,又把八大碗的美味吃到嘴,这种折中的方法是何等英明的集体决定!后来,这个赵干大因为修梯田被压死了,应该算因公牺牲了。我们真正受到的再教育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艰苦耐劳的品质和毅力的磨练。
和农民天天一样的生活,他们的质朴、受苦的精神耳濡目染地融入到我们的心里。每天无怨无悔的受苦,克服着城里人想象不到的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也使我们完全站在了老乡的立场上。他们少报地产,反对过多的交公粮,我们知道并不符合当时中央的政策,但并怎么反对,是因为我们切身体会到了他们的艰辛。“已经苦成那样了,还叫交那么多的公粮,还叫不叫人活了”,是我们那时常说的话。县里要赶走后沟的黑户,但看着他们近乎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使我们非常同情他们,大队的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中央的政策也是这样。
有一次上面下来一些要饭的到我们窑洞前来要饭,我们都认为他们是不劳而获,把他们蔑视地赶走。他们到了老乡家里,老乡却拿出他们自己也不多的剩饭给他们。真正融入了农民的生活,使我们认识到生活并不像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那样简单。
那年夏天解放军巡回医疗队要在公社办“赤脚医生培训班”,队里选我去了。比起当地的农民,我们也算“知识分子”了,毕竟我们在学校学习过化学、生物和生理卫生课,知道人体解剖和灭菌知识。当时,当地的赤脚医生,给针管消毒就是用暖壶里的开水涮一涮,从来不煮开。很多病人因为打针感染而变成深部脓肿。农村缺医少药非常严重,医生是个受人尊重的职业。当时流传顺口溜:“听诊器、方向盘,吃喝就到公家来”。全大队的社员有病了就先找赤脚医生。培训班是在洛河边王坪公社的院里,所谓“培训”也就是教一教基本的医疗常识。
记得有一天的半夜,后队的一个老乡叫我去出诊,跟我说是“老婆生娃难产”。我听后叫他去找接生婆或女赤脚医生。但他非叫我去,我没二话可说就背上出诊箱跟他走了。到了他家才知道他的婆姨难产早死了,死胎按他们讲是不能跟孕妇一起下葬的。他叫我把死胎取出来,从炕头的猫洞扔出去,送到山上去喂野兽吃。我想他们大概是认为死胎给他们家带来了噩运,要让死胎不得好死,去去晦气吧。我到了窑里,看到死去多时的孕妇,窑洞里散发了一股怪味,好像是炕上留下的羊水和血混在一起的臭味儿。
老乡生小孩都在家里炕上,屁股下面堆上炉灶下面挖出来的灶土,在当时的条件下,灶土算是能找到的即实用又无菌的接生的材料了,这样可以不用担心羊水和血把炕给弄脏了,这也是上辈人留下的习惯。孕妇难产了十几个小时,也没有去医院,直到死了一直就在家里。
我打开出诊箱,找到唯一的一把手术刀,那还是医疗队给我留下的,我是第一次用这把手术刀在人身体上用。唯一使我感到不太内疚的是在死人身上用,也不用消毒。我毫无经验的打开已成灰暗色的皮肤,才知道皮肤分这么多层,即使用锋利的手术刀也要几下才能划破脂肪层。打开腹膜时,一股恶臭喷发了出来,我活了这么大从没闻过这种令人不知不觉就想呕吐的味道。我赶快用袖子堵住了鼻子,使自己不至于呕吐出来,稍微镇静了一下,扭过头去换了换气,深憋了一口气,才把子宫一刀刨开。
这时,另一股更恶臭的气又喷了出来,我赶快抓了一个胳膊,“嗖”的一下把死婴拽了出来放在一边,就用针迅速的把表面的皮肤粗乱的缝了起来。一边干一边想:下次一定要带口罩,怎么也没想到会这么难闻。把孕妇的剖口缝好后,我赶快跳下了炕,把死婴从猫洞里塞了出去。孕妇的男人悄悄的求我叫我把死婴送到山上去。
这时已经是后半夜了,但想到自己是向贫下中农学习来的,应该帮他们的忙,就一口答应了。老乡给我准备了一个挎篮,用破布把死婴包了起来,并嘱咐我不要把死娃扔到离村太近的地方,越远越好。我一个胳膊挎起那个篮子,马上就往后山跑去,微弱的月光照在崎岖的山路上,远处一片寂静,黑乎乎的山影显得阴森森的探不到底儿。本能使我快速的往山上跑,本来三十多分钟的距离,我不到二十分钟就到了。匆忙中,我找到了一个树影摇曳的小丛林,扔下死娃就往回跑,只听见身后突然窜出来的不知什么野兽的撕咬声,也不知道黑黑的天空中怎么会突然飞出来许多不知是老鹰还是猫头鹰的嘶鸣声,吓得我差点掉到沟里去。但更毛骨悚然的是我跑回到半路时突然听到后面好像有脚步声,我快他也快,顿时身上感到一股冷气从头上往下窜,让我只打冷颤儿。我撑大了胆回头仔细一看,那个黑影原来是死娃他大。他怕我敷衍了事,没把死娃扔到地方就回来,一直在偷偷的跟着我。
回到他们家,天也快亮了,他们给我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死人已经抬到边上的空窑里。炕桌就放在刚才我取死娃的地方,我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敷衍了一下就离开了。以后,我经常给别的人讲起这终身难忘的经历。
队里每收获一些庄稼,就在场上分了。大多数的场子都是在半山上,要马上打,马上分了。如果碰上下雨,把辛苦了一年的粮食沤在了场里,那真是连泪都得哭干了。我们那时才明白抢收的真正含义,没明没夜的干。在山上没法用碾子,要用连枷打。这种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我们是在南宋的田园古诗里就学会了,“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当时体会不到这句诗的含义,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了,也知道了连枷是干什么的。一千多年前的东西我们还在用。
刚开始我们掌握不好下力的火候,着地时反跳起来,把手震的生痛,有时还打到自己的头上,满眼冒金花。经过一年的锻炼,我们高中的男生都挣十个工分,年龄小跟女生一样,也有八分。
冬天到了,算是农闲时间了,队里派我们轮流出民工修路。出民工过去是队里最头疼的事。出去一个月家里的活没人干,冬天不把柴背齐,一年都没得烧,谁都不愿意去。过去都是单身汉打头阵,现在知青来了,就成了主要的民工来源。
我们和各公社派来的民工一起在洛河边修路。这时是彻底的和老乡住在一个炕上,跟老乡一样全身脱得一丝不挂,用时髦的话说是“裸睡”,把衣服搁的远远的,一是为了虱子不咬,二是怕染上更多的虱子,起床再浑身上下巴拉巴拉,想把身上沾上的虱子巴拉下去,其实都是自我安慰而已,根本不顶事,虱子是无处不在。身上的棉袄在背了一春一秋的柴和庄稼后,棉絮已经破破烂烂。凌晨陕北高原的寒风像锥子似地,把人打的透心寒。背后没有棉花的一块地方让冷风吹的落下了病根,好多年后还痛。
印象最深的是吃炸糕。为了给大家犒赏,上面决定给民工吃一顿炸油糕,但油锅没有那么多,不够全县各个公社同时吃,只能轮流吃。我们连被排到半夜吃,大家下工后,躺在热炕头上眼巴巴的等着吃。
有经验的老乡事先告诉我,吃炸糕一定不能快,不然会嘴上打泡。但肚子已经几个月没油水了,再加上晚饭就没吃,在等着这一顿。轮到我们时早把老乡的劝告忘在脑后,先过够嘴瘾再说。刚炸出来油糕又烫又硬的,我狼吞虎咽的全不顾硬不硬了,几块吃下来,果然老乡说的没错,感到上颚已经打了一个大泡,再吃就痛的要命,心里还想不管那一套,硬挺着也不能少吃一块。这样吃了个够,闹的上腭一直痛了好几天也不好。
一九七一年的九月底,队里入了党的几个知青和村里的干部紧急到县里听传达中央保密文件。我们已经听到了一些从北京传来的小道消息,中央又出了个大的反革命,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层层下达下来,才知道林彪驾着三叉戟飞机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我们开始迷惑了,不知为什么中央总有没完没了的走资派,反革命、反对毛主席,一个比一个大,一次比一次震惊。连党章上写明的接班人都和毛主席不一条心。我们上学时的对革命的天真、执着,现在好像没那么简单。那么多不要命的革命先驱打下的江山,只有几个人是好的。我们和老乡都不理解。
我们开始觉得知青下乡好像是左倾错误路线的产物。老乡在林彪叛逃后,仍然是天明即起,日落而归。但却使我们想起在北京时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不知中央还会发生什么事,在我们知青心里浮现出许多的问号。经过一年的春夏秋冬,我们把农活从头到尾的实践了一遍,从起圈沤肥、撒种、锄苗、割麦、打场,到编筐、砍柴、背柴、拉大锯锯木板,背石头箍石窑,什么都干过。身体是又黑又壮,没人给补衣裳,衣服比老乡还破,但大家在一起,互相帮助,过的也很愉快。
那一段在我们最年轻、风华正茂的经历,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生的宝贵财富。以至以后我到美国经历的那些难事,比起在插队时的经历来讲全都不在话下了。(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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