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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锐:父亲的身份与我的中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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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生于中国广西南宁。父亲为国军军医,1949年去台湾。雷锐被留于大陆,为姑姑抚养长大。1957-1960年读初中,1960-1963年读高中。1965-1970年下乡插队。1970-1979年侥幸抽上工厂职工子弟学校当教师,从小学教到高中。1979年以同等学力考取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1982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后又获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一直在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出版过文学研究专著多部,论文数十篇。2007年退休。2009年开始来美国探亲。
 
[size=;font-size: 20pt,20pt]《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我自己生命印象中最早的痕印很难清楚,似乎是模模糊糊的一片风声水光,间或是一些俯下身来的蒙胧山影:我坐在奶奶怀里,奶奶坐在一条木船上,木船吃力地行走在一条河中,我们乘船溯西江而上。
        那时我才两岁,根本没有记忆。这些影象多是长大些后奶奶的叙述激发起来的。
        时为1949年夏初,华夏大地上正隆隆行进着改朝换代的巨轮。飓风横扫大半个中国。华南一带风声鹤唳。其时我们一家正在广州黄埔。
        身为国军军医的父亲急于逃回老家广西,不等带女儿返娘家告别的母亲回来聚齐,便将我和奶奶交给一位南宁同乡,乘便船先行,约下他们伺后再赶来。
        于是,尚在孩提的我便随着大字不识一个的奶奶,踏上回乡的路程。当时并不知道这是长达几十年的云山相隔,长风猎猎,沧海茫茫,直到40年后我和父母才重新见面!时代根本无视尘埃小民的命运,完全将之视作蝼蚁啊!
        木船沿珠江进入西江,两岸的山影多了起来,江风更凉,白色的水鸟时时在水面上飞掠而过:航船已进入广西境内。而土匪也多了起来,不过到底是土匪还是溃兵也说不清。
        不时有“啾啾”的子弹啸叫着划过木船上空,留下阵阵痉孪的余音。奶奶紧紧把我搂在怀里,仿佛是我的坚强堡垒,但我自幼就贫血体弱,又离开父母,周围的一切分外冷凛肃怖。直到上到贵县,被当时在卫生院当护士的姑姑接下船,我都浑浑沌沌,记忆中只留下一片雾霭沉沉。
幼小的心灵中,唯有一种讲不出的痛苦不时热辣辣地烧:爸爸、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了……
        我是爸爸、妈妈的第一个孩子,他们怎么会不要呢?但是时代的罡风吹得那样凛冽,人的命运之线又那么细弱,不经意间,我就象一只断线的风筝,吹离了父母双手的牵引……
        贵县的日子没有一点印象,到记忆中有图象显影时,我们已随姑姑工作调动来到宾阳,大约五岁多就送上小学了。
        学校门口挺立着一株大树,护卫着教室传来我们稚声奶气的朗读:“又黑又瘦的蚕姑娘,吃饱了桑叶,就睡在蚕床上,一动也不动,变了变了,变得白白胖胖。”
        蚕姑娘变了又变,吐出亮闪闪的丝,变成肥嘟嘟的茧,最后化为蛾,咬破蚕茧飞出来。这种语文课很有意思,难怪今天我还记得。
        还有:“我把地图画,画好墙上挂。一只小蚂蚁,沿图慢慢爬。”
        这只小蚂蚁从亚细亚,爬到欧罗巴,又爬到阿非利加,爬到亚美利加……“爬遍五洲四大洋,终于走完回家啦。”
        那时的教科书可能还沿用着民国时的课本,很多适合小孩趣味,绝少大道理教训。半个世纪前新宾小学啊,在我记忆中总是绿荫浓罩,孩子们的喧闹声将天上地下的绿溅出水花般的影。
        忽然“叮铃叮铃”的校工摇铃上课声响起,不一会,学校就沉浸在一片宁静中,而知了的叫声就“枝,喳”得意洋洋地跳了出来。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大约是1954年春,我们从宾阳迁到南宁,我也转学到离地医院最近的秀田小学。學校前身大概是万秀乡某家族的祠堂,因为有一个四角飞檐翘起的戏台,建在一棵大榕树侧面,对着一大片空地,这当然就是学校的操场了。
        进秀田小学第二年,戏台拆了,却在台基下挖出一个铁盒。几个小朋友争相打开盒盖,“忽”地飞起:一堆废纸,后来听说是几张地契房证之类的东西。
        那时毫无“阶级斗争”意识,否则定然发现是某地主家的“变天账”无疑了,却被我们乱搅一通,随风飞散。
        我们在操场做操、跑步、集队,在榕树下打闹,做游戏。常见的是“拍公仔”,还有“掷揽核”、“打玻珠”。
        这些玩意凡男孩子都试过的,也因此弄得手上时时脏污土灰,一听到上课钟响,便往衣服上擦擦,一身污糟一头汗腥地冲回教室。“红花长在绿草地,草原显得更美丽。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坐在一起。”课文里的诗歌不再是“蚕姑娘”、“小蚂蚁”,而多和共产党、毛主席连在一起。儿歌自然多了起来,唱的几乎全是儿时的快乐幸福:“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啊吹着我们。我们象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
        风吹拂着我们过节日,绕了一圈还是吹回毛主席身上:“敬爱的父亲毛泽东,和我们一起,过呀过着快乐的节日。”
        五十多年后的不久前,我在电视上又听到孩子们唱这首歌,不过歌词变成:“敬爱的叔叔阿姨”,叫人失去了好些“父亲”什么什么的“怪异”!
        最将人吹得舒畅的风当然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那时我们只有“拍公仔”、“打玻珠”的闹耍,全是野孩子的玩儿,哪有湖上荡舟歌唱的高雅?但看到电影上的小朋友一个个穿得整整齐齐,    红领巾在白衬衫上随风轻飘,真是羡慕得不得了,心中突然很想要一条红领巾。
        可红领巾是少先队员的标志,只有各方面表现好的小学生才能当选,有资格戴上这“由烈土鲜血染红,象征着红旗一角”的圣物。
        象我这样的学生,虽不调皮惹事,却也参与过爬上天花板上掏鸟窝、用棍子戳伤食堂养的猪眼睛等坏事,因此直到小学五年级都没能戴上红领巾,只能眼馋。
        然而不知道是不是运气到了,这年的“六一”,学校举行“小学生作文比赛”。忽然之间我不知脑子里哪一点开了窍,摸仿着“红花长在绿草地”,无师自通地诌出一首叫作“诗”的东西,题为《老师,你辛苦了》。
        这篇参赛作文写什么,今天已全记不得,但从题目可知绝对是讨老师喜欢的。有十几句,其中某句可能是什么“老师啊,星星都困得睡去了,你窗前的灯光还没有熄”,颇能显示出不到十岁时的我,居然有着许多同龄儿童未有的浪漫和聪明,或者狡黠。
        语文老师“发现”了我“神童”的天份,建议授予“优秀作文”二等奖。
        好事接踵而来,我不仅获得一张奖状,一本儿童读物奖品,还突然地入了队,成了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
        我终于带上红领巾了。虽然这块三角形的红布带上脖子热,夏天易长痱子,但也不错。对着班上一半多光脖子的同学,感觉自己颈窝很充实。
    尤其是此后老师不时拿我的作文在堂上读,我的耳轮背、后脑勺常常微风似地接收到一些女生温热的视线,令人十分舒服。
        有一个北方转来的女同学,家住地委大院,说着一口脆生生的京腔,经常穿着其他女生没有的花裙子;每到老师表扬我的作文时,总爱扒着课桌,侧着脸望我,叫我不得不强作矜持,正襟危坐地十分难受。
        几十年过去了,小学同学的名字都被岁月的潮水抹得一干二净了,唯独这位女同学的芳姓,还深深印在我脑海中,她姓裴,一个十分稀少的姓。
        我对文学作品的兴趣大概就在这个时期开始了。好象是一股生命中冥冥的风,推着我如饥似渴地找书看,当然是有故事的书。我八、九岁时,连《三国演义》、《西游记》也从一位张姓伯伯家借来,硬着头皮囫囵吞枣地读完,甚至再读第二遍。
        虽然半懂不懂,却知道了人和人之间要讲计策互相暗斗;诸葛亮多智,关云长重义,尤其常山赵子龙,武艺高强一身是胆。
        而孙悟空七十二变让人羡慕死了,只消拔根毫毛,放到口边一吹,什么都可以变出来。
        我常常冥想,捡到齐天大圣几根猴毛就好了,可以变出一支漂亮的钢笔、一块鸡蛋糕或鹅油酥饼,那实在是比“红花长在绿草里”似的“和伟大领袖坐在一起”还幸福几分!
        猪八戒不成,他虽然也有三十六变,但身上的毛多是硬矗矗的,大概变不出糕点之类油软的食物,难怪小说里也从不见他拔毛变东西。
        六年级下学期,突然从学校图书室里借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一本外国文学作品,全新的、另一种情调的“革命”,象疾风一样横扫过我的感受:保尔戴着一顶尖顶护耳、红星贴额的军帽,肩挎钢枪,手执一把马刀,用力向下斜劈,掠出一股骠悍的风声!
这就是十月革命的风啊,红色的风,将我的少年时代深深地卷进进去。

“一日东风风三日雨”
带着少年时代的迷懵,我恋恋不舍地告别了秀田小学,怯怯地走进了南宁第一初中(后改为南宁九中)。
        第一初中学校大门很窄,进去之后先穿过一幢教学楼,眼前才算开阔出一间初中的校园。三栋两层楼的教室,L字形地围着几个篮球场大小的空地。几排平房,分别是教师宿舍、住宿生宿舍、图书馆、食堂、水池。学校后门,居然傍着和平溪(即后来的朝阳溪)边。
那时溪水还没臭到后来似的难忍,但偶尔东南风一起,送来阵阵垃圾的腥味,令人多少有点不快。
        1957年的秋初好象多雨,老话说:“一日东风三日雨”,那时似乎刮的就是东风。而旧时这句气象谚语后多数还接两句:“三日东风无米煮,五日东风卖儿女。”可见东风刮久了不是什么好事。
        果不其然,一入学校,好象就感到暗风搅起周围气漩的波动。迎接我们这批新生的校园,除了几栋教室楼外,最显眼的就是两排用竹笪拉起的新通告棚,上面贴满墨迹淋漓的大字报。
        大家好奇地浏览,却是几个“右派”老师被“革命师生”批判的文章,看得我们心脏有点发紧。
        后来听说,教我们语文的杨老师,一个国字脸、戴黑框眼镜的中年人,好象以前当过报纸编辑的,就成了大字报上被点名者之一。
        果然,他教不到半学期,便不知去向。问,其他老师也不知,或者知也不讲。
        我们的音乐课才将五线谱教得两节,就被“右派右派,象个妖怪”的愤怒歌声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的激昂代替。幸而几个月后大字报棚就拆了,似乎全国的反右斗争取得全胜了吧,我们的课程算是得到一段时间的正常。
        《对花》、《花儿与少年》之类佻荡的歌曲又唱了起来。毕竟是初中,与小学不可同一日而语。
        单是语文,便分为《文学》和《汉语》,而前者的课本,足足有两寸厚!翻开来,从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曲,都有代表作,二十好几首,绝非小学的“红花长在绿草里”可比。
        《汉语》则此较枯燥,老师讲什么,现在全忘了。
        小学时的《算术》,被一本厚厚的《初等函数》取代。这门课让我们都买了一块曲线板和不少图象表。
        当曲线板在表上滑来滑去时,令人油然而生数学家的感觉。最叫我终生不忘的是《平面几何》,不仅多购置了圆规和三角板等必备工具,任课老师第一堂课就叫我们这些新生小子肃然脖硬、不敢旁视。
        他铁划银钩地在黑板上写出他的大名“吴乐----”,第三个字潇洒地一笔滑成,仿佛一只大头蝌蚪拖了一条长长尾巴:原来是个“亨”!
        吴老师当时在学校当副校长,他教敝班《平面几何》真是我们这帮小子莫大的荣幸,讲得又清楚又简明,严厉的话语挟着一股煞气,利刃般刻到你脑中。
        我从课中不仅懂得了这门学科的基本知识,而且半猜半醒地悟到逻辑证明的思维方法:逆向推导,正面论证,层层演进。吴老师今天若还在,应该有九十开外了吧?
        班主任黄老师大概刚从大学毕业,身上还带着大学生的稚气。仿佛她每天上、下午分别穿不同的衣裙,两条辫子粗长地垂到胸前背后,很领导着当时一初的审美时尚,使我们心中总有点小小的骄傲,但也招来一些“小资”的背后议论。
        好象是半个学期后,宿舍失窃,她保管的班会费被盗,哭得梨花带雨。后来破案,竟是班上一位足球踢得甚佳的同学作案,后来他被“劳教”,离开了一初。
        这件事让我很惊讶:人怎么这样复杂?黄老师象每个新参加工作的老师一样,很关心班上的学生。她发现我的家庭情况栏里没填父母,便好奇而热心地写信给我姑姑,问为什么不让爸妈亲自教育我:殊不知这正是我明白一些事理以来心中最大的伤痛,更是后来青年时代到处撞壁的天生软肋!黄老师的好意当然也不了了之。
        初中以后,填表渐渐多且复杂起来,我也对此越来越厌烦且害怕。每张调查表都要填“成份”,这还好:可用爷爷、奶奶的“城市贫民”搪塞,虽无工人、贫农似的“闪光”,也不算“污脏”。但要填“社会关系”就极费踌躇,我们家亲戚没两个“辉风”的。
        “海外关系”则令人头痛,父母亲怎样写呢?填表前老师反复强调要对“党”忠诚老实,偏偏此时我一个表姐从香港与我们联系上,来信说爸妈“现在尚好,希勿念。”
        一个才十一岁的孩子,手中的笔真有千斤之重!填“不详”,必遭追问;填“台湾”,则形同特务,且又并不确定。最要命的还要填对种种不良关系的个人“看法”。
        我只好自以为“聪明且老实”地填:父亲1949年被征入国民党军队,任军医。他虽然不愿为反动派服务,却也为他们的军队扶死救伤,实际上充当了他们的工具,犯下了反人民的罪行。
        我姑姑读到我的“看法”,很不高兴,说你爸只是一个医生,不过是谋生而己,哪有什么“罪行”!
        我用橡皮擦掉这几个字,问怎样写?
        姑姑半天也想不出。我虽然小学得过“作文比赛二等奖”,同样找不到“合适”的填法。此后,这个问题便如一条毒蛇一样纠缠着我,不时在噩梦中伸出火红的舌头,让我大汗淋漓地惊醒,直到我的成年。
 
“跃进,跃进,东风是翅膀”
        入初中第一学期末,南国初冬,难得的暖暖温阳。全校师生突然集合起来,排队到人民公园脚下。
        通往镇宁炮台的几条路都站满了神情激动兴奋的人,学生居多,不少红旗在微南风中软软地飘。过后才知道,是毛主席主持南宁会议之余,接见各界代表。但我们傻尕尕的,根本没有知觉,离会见核心公园顶又远,至少二、三千米,可说是外围的外围。我和一个同学则在地上大画什么“鬼仔”漫画。小学课本上的“红花长在绿草地,……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坐在一起”,忘得一干二净。
        毛主席当然不知道一个初中生的忘不忘记,他在人民公园的接见,乃至在邕江冬泳,其实是为南宁会议造势,大掀跃进东风。1958年的日历刚翻过没几页,“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旗就呼拉拉在中国大地飙卷。
        各条战线都疯狂起来了,报纸接二连三放“卫星”。
        1957年苏联“老大哥”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刺得资本主义阵营一片“哀嚎”,中国“小老弟”暂时做不到,就放工业、农业、各行各业的“卫星”,让社会主义大家庭上空群星灿烂挂满。
        广西虽僻处南疆,却也不甘示弱,放出了那年最出风头的一个特大“卫星”: 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全国第一,远远把那些亩产一两万、三五万斤的小土豆“卫星”甩在后面!
        报纸上还刊出记者“实拍”的照片:两个五、六岁的小孩,笑嘻嘻地坐在一片稻穗上向人招手,根根稻杆硬笃笃的,一点微弯都不见,让我们不禁心生上去翻两个筋斗的念头!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http://sinotimes.com/527/up_art/p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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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10-16


(文接上期)
        初中离和平路近,天天听见锣鼓声响,多是向市政府报喜的队伍。最威风神气的是一辆辆红旗飘舞的汽车,隆隆而过,卷起串串炽热的旋风。
学校的面貌在一夜之间变得雄赴赴气昂昂。几栋教学数侧边的山墙令人瞠目,都画上大幅宣传画。最气势磅礴的一幅,画面上一位头扎白羊肚手巾、剑眉大眼的青年农民,打着赤膊,双臂粗壮如檩,肌肉楞起,用力一撕便撑开两座高山;两条大腿凛若树干,踩在一条苍龙的头上,让它呲牙裂嘴,吐出一道长河。画上方配着鲜红的大跃进民歌:“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正常功课自然上不下去了,全校师生都卷入大炼钢铁的人民战争海洋中。髙年级的学生(其实也不过初三)是“主力”,负责砌高炉、炼钢铁。他们由几个化学、物理老师带领,在篮球场上用耐火砖、洋铁桶,矗起了个乌黝黝黑塌塌近两米的小高炉,从各处搜罗来一大堆破铁废钢(据说有同学还砸了家中“多余的”锅)塞进炉膛,再填进一团团焦炭或煤块,泼上汽油点燃炉火。
        入夜,高炉上火舌吞吐,红光四放。看着师兄们拉着土风箱,手持长长铁钎,一付炼钢工人的架势,我们都心痒痒的。但一靠近高炉,就被“师傅”们挥手斥“走”,很没面子。没有资格上第一线,怎样也要为“超英赶美,誓夺1070万吨钢”略尽绵薄之力。
        我和两个同学挖了个树洞大小的坑,用砖头在里面鼓捣了半天,砌得象个烂鸡窝,又有点象个破木箱,就是怎样看也不象个炼铁炉。只好被分配到望州岭挑耐火泥去,任务是一天100斤。挑着一对泥箕,赶到足有十三、四里地外的望州岭,早上吃的两碗稀粥不知肚中还剩有半碗没有,而太阳也已快升到中天。装泥的师傅看我身条瘦伶伶、薄兮兮的,每边只铲了半箕。但才挑起来就打个趔趄。好不容易控平了身体,迈开几步便觉得腰痛。摇摇晃晃走了一小段路,腿又痛起来。没奈何,只好停下休息。走走歇歇,不知休息了多少次,反正肩膀两边火辣辣的,小腿好象抽了筋,而学校还在遥远的前方。这耐火泥沉死人。我心中想:100斤不敢说,这担80斤总有。走了一阵又想,80肯定不止,至少90;95,97……,我腰塌了,肚也空了,肩头都起了泡,100,肯定100!拖拖挨挨总算回到学校,办公楼前的挂钟短针已经划过了下午两点!鼓起最后一口气,驼着背、弓着腰挑到收泥处。一位高年级师兄用一把大秤钩起我的两个泥箕,视线随便扫过,吆喝一声:“21斤!”
“什么?”我眼泪立即子弹般标出眼眶:“看错没有?”
        师兄看着我一脸汗水,两眼泪光,语气悯缓下来:“算25吧!”
        找出初七班的名单,在我的大名旁轻轻写下“25”。
       “大炼钢铁”轰烈而起,悄然而落,大概一个多月。学校篮球场上的小高炉烟消囱塌,后来终于清到垃圾堆去。但我们的功课还是上得不正常。语文课甩开《文学》教科书,从报纸上选了一些拼命鼓吹的诗,記得其中一首是:“蓝天,艳阳,大地更新装。白帆,碧波,漓江运输忙。脚手架,望不尽,何止十里长!春风一吹,遍地是工厂。跃进,跃进,东风是翅膀!鼓足干劲,乘风破浪!”大家刚背熟,又全部投入除四害、讲卫生的运动中去。
赶麻雀最好玩,全校学生撒布到人民公园脚下树林中,一见麻雀空中飞过或树梢歇脚,就猛敲手中的铁桶铁盆,“砰砰嘭嘭”的声浪直冲云宵,吓得麻雀脚颤筋麻。但赶了一天也没一只麻雀坠落我们的阵地周围,令人有点失落,又有点莫名的轻松。
        还是打苍蝇好,心无半点顾忌。这些家伙太可恨,成群结队“嗡”的一声撞上来,总叫人防不胜防,既肮脏又讨厌。现在毛主席命令向它们开战,实在英明之极!我们每人手执一苍蝇拍,再手持一小盒,内放一小撮石灰消毒,用来存放蝇尸,以备数数统计战绩。一时之间,长枪短刀到处可见。食堂的苍蝇很快肃清。每人日歼一百的任务无法完成,于是转向垃圾堆,甚至厕所也强忍其臭。
        “除四害”高潮刚过,“扫盲运动”乘风而来,我们几个嫩萝卜似的初一生,被分到对河西园乡,当起许多文盲大叔大婶的小老师。
        白天要劳动,待村民们晚饭后集中到我们住地,就开始装模作样的“扫”他们的“盲”了。“学生”们积极性很高,蚊叮闷热也不在意,“老师”们却教不到半个钟头就呵欠连连。常常是我们点头如捣蒜似地打瞌睡,“学生”一次次地推搡唤醒“老师”提问。
        有好几次,“学生”在一旁默读和书写,“老师”我被瞌睡虫叮得眼前一片迷离,头忍不住一叮一叮,朝面前的油灯作鸡啄米的动作。
突然灯囱窜起一线红焰,燎向我的头发,“嗤”的腾起一阵焦味,惊得大家手忙脚乱,我也猛然惊醒。就这样熬了几个晚上,不知是学校有什么新指示,还是大婶大娘们无心将“盲”再“扫”,我们就胡里胡涂地收了兵。回校不到两天,我们的“勤工俭学”新浪又到。
所谓“勤工俭学”者,不過是用初中生的廉价劳动挣点班会费小钱而已。我们曾经远征到望州岭外的二塘,在丘陵野地上寻找扫把枝(一种茎长枝软、叶呈针羽状的植物),学农民在市场上扎成扫帚出售。这种“勤工”颇有意思,形同今天中小学生的郊游。但是早上七点出发,下午五点返校,每人割回的扫把枝还不够扎两把,市场价不值一毛钱,自搭一个午餐不算、几个同学还累得发了痧,额头上揪得蓝一道红一道。
        去过二塘两次后,老师就毅然决定不去了。于是在学校周围寻找一种叶微红、茎生刺的野苋菜,将其连根拔起,晒干,烧至灰烬,用水过滤几次,据说便可获得一种浓度颇高的碱液,可代替中和酸的食用纯碱使用。远近的野苋菜很快就断子绝孙了,我们生产的几大桶碱水却仍无人问津。只好转向原料比较易找的造纸,当起蔡伦的不知第几十代弟子。收集一大堆烂纸、纸皮、纸壳、稻干、麻屑,先丢入水池中泡浸,到一池大料成浆,稀稠合适拌均匀后,取一纱网框慢慢捞起一层,再一层,小心摊到板上。层层叠之,至五、六寸厚时压上大石,再加扛杆人压,令其排水、漉干;晒在太阳下几天,层层撕开,一张张纸便诞生了。可惜都黄傻傻、粗拉拉的,只能当厕纸用。只是不知什么原因,“蔡侯作坊”没多久就倒闭,让“勤工俭学”中我们最感兴趣的一“学”无声无息而去,真是遗憾。
 

“俭学”不大见效,“勤工”依然继续。
        从第二学期开始,报名交学费时必同时带上一套劳动工具:锄头一把、扁担一条、泥箕两只,否则不予注册。苍蝇拍、扫帚之类小工具不在此列,随时增需。单看这些工具磨损之快便知其使用之频,往往一学期未结束泥箕便漏了底。记得59、60年修邕江桥,我们到江边挑了很多次沙石。不仅泥箕耗费,鞋也穿帮快。那时南宁全市动员,多数市民都上过大桥工地,热闹而混乱,风卷红旗展两岸,人声如潮歌如浪,内中不乏其趣。
而到五里亭劳动麻烦就多了。记得一次连打几天泥砖,连续五、六小时赤脚踩在黄泥浆中,我得了沙虫脚(香港脚),脚丫间黄水浸流。晚上回家洗净,第二天老师关心嘱我不下水,但在“岸上”十只脚趾却沾满黄泥颗粒,个个肿粗如蓖麻蚕,又痛又痒。还是回家采来乌桕树叶煮水泡洗,再涂上什么药水,七、八天后始消。
至今我虽然十分注意卫生,脚气病还是象老友似地不时光顾,不知是不是当年结下的革命“友谊”?
乘着东风作翅膀,我们的社会活动几乎占去上学时间的大半。除了集队全市游行、分组上街宣传、敲锣打鼓庆祝等等之外。
        记得清填西壕塘为时最长,这是当时拭擦南宁市容的一个重要举动。一初中离西壕塘不到五百米,与其垃圾污秽臭味相邻多年,饱受其苦,出“兵”参战当是义不容辞。然而围剿也殃及了塘边一圈凤凰树。这种南宁最有名的风景树,虽然盛夏时满头红花,灿若火焰,但花落叶枯之秋,不仅一片肃索,还有许多毛毛虫伞兵般悬丝而降,跌入行人脖颈与你亲热。
我和同学们曾多次毛骨竦然地除此“五”害,这次好了,连它们的老窝都砍掉!每当一棵棵凤凰树在园林工人的利锯下呻吟跌倒后,我们便一拥而上,刀手齐用,收拾树枝兼大踩毛虫。
西壕塘填了好几个月,一初军团也出征了好几次。不知为什么,几年后,南宁市的凤凰树陆续斩尽,另换新种,让“凤凰城”这个艳丽的称呼失去了颜色。我们一边在市内砍树,一边在市郊“绿化”。记得有次全校师生到皇帝岭种树,坑没挖得两个,泼瓢大雨突然袭至。几百人撒在光秃秃的荒山野岭上,无处可躲,指头粗的雨鞭无情地抽下来,大家象蚂蚁炸窝般乱窜。不知是哪位同学来时带了只脸盆,准备给树苗浇水,此时灵机一动,翻转盖在头上,雨声在盆底上滂沱作响,他则在盆下得意大笑。旁边一个同学见状也不傻,“嗖”地低头缩到他背后,企图也沾点脸盆的光。没几下,这种“舞狮”般的避雨法便被周围几个同学发现,他们蜂拥而上,一个接一个地粘起来,后一个力图用前一个的背作伞挡雨。高举脸盆的同学见状不妙,左奔右突,怎样也甩不掉身后那条长尾巴,“舞狮”变成了“舞龙”。虽然不无童趣,却冷得一个个面白唇黑。大雨整整下了近一个钟头,大家突围回到学校后,第二天班上病假了三分之一。“绿化”的任务,当然草草告终。
 

穿行在时大时小的东风中
        学期就这样在时起时伏的“运动”中穿行。许多教学计划都半途夭折。但初中毕竟是初中,视界比小学宽多了。首先学校有一个图书馆,至少有一、两万册书,让我大饱眼福。我阅读的范围从此泛滥开来,《水浒》、《三侠五义》、《说唐》等经典和杂书都囫囵吞枣,不少苏联战争作品象《日日夜夜》、《青年近卫军》也流入我的眼眶,科幻作品开始摄入我的视线。
出校门往右,跨过和平大道,踏着凤凰树的细碎落荫,走进西关路,花八分钱买一碗粉吃光,将碗底最后一小口汤都吮尽,恋恋不舍地走出店门。左拐,再右转入新华街。这里有全南宁市最大的一家新华书店。进去两次后,我便理直气壮地成了书店的常客,也就是看白书的常客。
        在这里,我大快朵颐地扫荡了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批“红色经典”的出版:《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日》、《红旗谱》、《三家巷》、《苦菜花》等等中国革命的风吼雷鸣,在我少年稚白的心灵上涂上了一层红色。书中色彩缤纷的画面,令人恨不得时光倒流回那个红色年代,自已也成为猎猎红旗下的一名持枪呐喊的战士。
“红色经典”还让我感悟到革命文学原来都这样写:革命最后一定胜利,主人公最后一定在和反革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完胜。小说无论如何曲折,结尾一定大快人心,至少让人长吁一口气。
一年多里,每逢不用劳动,差不多每天中午一个多钟头,我都流连在这里,看下至少四、五十本长篇小说。售货员也很有人性,熟视无赌我和一帮囊中羞涩的大小书虫“蹭”书看,许多新书都卷了角污了页也不斥赶。
新华街的新华书店啊,你是我少年时代孕育心灵文艺种籽的一块沃土!
很快初三下学期就要过完了,大家却有点怅然若失:好象没学到什么,初中就到头了。突然57级增加一项课程:毕业实习。我们班分到南宁化工厂,全班同学肩扛背包步行到跑马场(今天南宁市运动场),住在空荡荡的司令台,打地铺。整整一周,我们跟在工人师傅身后,看他们怎样操作仪表、开关阀门。初三化学刚学完纯碱制造,记得著名化学工程师候德榜,30年代就发明了联合制碱法,直至30年后,当时世界各工厂仍循此法生产。看着排排高耸的钢塔、个挨个庞圆的铁罐,经过十几道工序才将白中带黄的碱粉源源析出,忽然想起我们勤工俭学生产的“碱液”,觉得真是小屁孩撒尿和泥耍。
实习确有课堂和劳动不可比拟的趣味,但伙食连吃了几天蒲瓜做菜,椐说此物易使人肌体发软,正有些惶恐时,老师忽然宣布实习“胜利结束”。我们又打起背包,集队返校。
走进熟悉的九中(此时我们当年的“一初”已更名)大门,经过五、六十米吊钟花、夹竹桃相夹的“甬道”,欢迎的锣鼓声迎着我们。
        穿过如城门般的办公楼中间,空中忽然洒下星星点点的彩纸屑碎,抬头望去,是校长和书记在楼上各人手持一小盒,不时从中撮出少许,满脸笑容地向凯旋而归的我们抛放。一阵微风吹过,吹起一天花雨……
        记忆中少年时代就是这样,强劲地鼓荡、掀刮、吹飞,好象总没有轻飘的时刻。“乘风破浪,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从1957年到1960年,是中国大地上各种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一浪比一浪凶猛的年代。“东风压倒西风”,为毛主席大加赞扬又大力掀起的东风,始终是天空中的主流风。我的少年时代当然被东风推着走,十岁到十三岁,小巴拉豆子一颗,哪能分辨这东风是凉还是热、寒还是暖?
有些风,很能煽动少年人的天真:“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勘探队员之歌》开头的“风”便让我们神往。电影《风从东方来》的“风”使人眼馋,里面的主人公是选派到苏联留学的幸运儿。“依依垂柳,随风飘荡,享受着春之光”,朝鲜三千里江山吹来的“风”却是那么悠扬舒爽。但这些少年时代的风都被东风卷裹其中,改变着风向。
东风浩荡,报纸上、画报上、宣传画上、黑板上、墙头屋角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迎风招展,熠熠闪光。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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