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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泰然:父亲的身份连累我的前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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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泰然简历
      
         193年生于山东省文登县。1950年考入文登师范。三年毕业后分配到乡村做小学教师年余,1955年调入县教育局任科员。1963年调县委宣传部任新闻干事,直至1980。其间,主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阶级队伍”· “政党”·清查“516反革命集团”,以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取有牵连的人和事”运动中,作为被整肃的对象度过的。1981年5月安排到县文化馆当馆员。1982年,当了从文化馆分离出来的“文学戏剧创作室”(科级文化局下属“股级”单位)主任,至1994年退休。1996年4月,依亲来美国定居至今。
 

[size=;font-size: 20pt,20pt]《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依亲来美久居的笔者,今年五月,返回离别多年的故里:中国威海市文登区(原“文登县,后撤县改为文登市)所见多有”触景生情”之景观,其中最触动我心灵的是,观赏原属于我家的百亩槐花盛开的刺槐(当地又称洋槐)林。触景生情带出了“触景忆往”,让我回忆起家父叱咤风云开发乡村事业的一生与自己的此生:风光一世的父亲给儿子带来的却是一生厄运。原来属于我家的那片刺槐林,是现在遍布威海山丘刺槐林的发源地,是家父为家乡做出贡献的第一步,也是他一生的杰作之一。
        清末民初,我爷爷与父亲在中国北方最大的渔港石岛港开办“源春钱庄”。南北渔船大都在此港交易聚散,银票往来颇多,钱庄发达,家业鼎盛,中兴为村中号称“高门台”的“德盛堂”望族。那时农村除了可耕土地私有,广阔的荒山皆为无主的公共“牧牛场”。后来兴起“圈山”占地风潮,各村争相“圈山”,自己定界,随意占领。此时我村迟迟未动,致使临近我村的荒山多被邻村划界占领,山界竟然划到了我们村边。村董无奈,村民不服,于是纷纷请求我父亲出面讨公道。
        家父不负众望,同村董一起写了诉状,告到县衙,并亲自出庭申辩。结果县衙公断,争得重新划界,确定荒山归属:有山相隔的两村,以山顶峰为界。同坡相邻村庄以两村最外边的住户连线,取中间为界。这样,跟与我村有荒山相连的几个村庄讨回了近千亩荒山。
       讨回的荒山,村里议定,将荒山卖给各户私有。尽管每亩定价很低,但因为是荒山,又担心边界纠纷,竟然无人想买。
        尴尬之际,家父出面,同几家大户协商带头买山。这样,除了留下百亩做村里公产外,全部卖掉。我家特的买下了与邻村接壤的近百亩荒山。此举便是外地洋槐(刺槐)进本地荒山的起因。
        不出所料,同邻村的山界纠纷不断。埋下界石为界,常被拔掉另埋,毁界侵占。因此家父萌生栽树为界的念头。
        因常驻石岛码头,信息灵通,得知东北大连市有一种速生林木刺槐,便隔海从大连市引进了上百棵刺槐树苗,等距栽植于山界。
       为防止盗毁,特的顾了民工昼夜看守防范,直到数月平安无事才撤岗,界树安然快速生长。
        那时外来的东西,公众多认为是“洋货”,于是这种刺槐便同“洋火”·“洋布”一样,被叫做“洋槐”。
        这种洋槐还真有点“洋气”,生命力极强,不甘于土地贫瘠,比当地任何树种生长都快。繁殖力更是超强,种植、插扦都可以成活,但主要是它根系自繁。只要栽上一棵,不出几年,周围自然冒出的幼树便会一簇簇一团团蓬勃发展开来。我家的刺槐界树自然也繁衍到了邻山,无意中受到造林之益,山邻也高兴。从此,两家和睦相处,再没有发生山界纠纷。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到我六岁时,父亲去世,家业败落,全家老小主要靠卖槐木和树苗度日,那片刺槐林成为我们杨家糊口的经济来源。
        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由我村刺槐的繁衍,遍布全乡荒野丘陵。被国家林业部发现,还在我们乡召开了全国植树造林现场会,推广造林经验。会后引来好多省市的林业团体前来参观学习。引进发展当地速生林木刺槐,仅是家父在经营钱庄之余,为家乡做的一件可以载于史册的好事。
        我父亲率先在乡下推行股份制,自家资本加上公众入股集资,几年功夫,在离县城十公里的张家产镇兴办起了杂货店、布匹绸缎庄、时尚书店和医疗诊所及中西药房。在村中建起一排十几间店铺,还有三间那时乡村罕见的两层楼房,促使乡村向城镇化迈了一大步。
        父亲担任类似“董事长”之职,各业走上正轨经营之后,便放手由各业经理经营管理,自己把精力转入兴办现代学堂,使乡间私塾教育转向现代开明教育,在留下的公产荒山间建起了一排十多间新式学堂。教师多从外地聘请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并开乡村女子上学之先河。
        家父所办事业如日中天,名传乡里,在民国天下,曾被推举为一届张家产镇镇长。他做镇长只是兼任,主要精力仍在学堂事业和工商企业上。那时已在筹备开办乡村化工生产业,派人去天津学习制作肥皂、雪花膏等简易化工产品,设备、原料已经备齐。
        时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战乱信息传来,加上父亲身患重病去天津医院手术治疗,化工生产未能上马开工。到父亲到天津治病,镇长在任不到一年。而这一年的镇长,却影响了我的一生。这是后话。
        家父在天津医院治疗期间,恰逢日寇入侵天津,医院混乱,家父带着手术后的伤病,由随身医生护理碾转返回家乡。乡间条件差,延误治疗,至1939年3月6日,家父病逝,享年不到50岁。
        仅此简述,便是家父的一生,功过全在其中,何罪之有?只因为当了一年国民党镇政府的镇长,也没做有损社会和人民利益的坏事,竟然负面影响了我的一生?把话说回来,即使家父万恶不赦,而我六岁时他就因病去世,就是有坏影响,又能影响我多少?以下就简要说说本人此生受父亲负面影响之经历。
        家父病逝,各业经理无视我们孤儿寡母,各自为政,独吞所有,家业败落,使我从童年到青年在极度贫苦中度过。
        值得安慰的是,时尚书店经理除把经典名画拿走,把存书全扔给了我们。使我在苦难的童年里经常在书堆里滚爬,自小养成了爱阅读好写作的习惯,收益终生。
        至1947年,家乡已是共产党主政·实行土地改革的“解放区”,划分阶级成分时,因地少家贫,我家被定为“贫农”成分,是所谓“依靠对象”的阶级成分。由此,我在上小学、读师范以至参加工作之初,都视我为“贫农子弟”,并没有计较家父的身份,一直是优秀学生、先进工作者,青云直上。
        由于家境贫苦,读完初级小学后曾辍学务农两年。后来插班到外村读高级小学续读。拉下一个学期学业的中途“插班生”,学习竟然经常考第一,还被选为班长。那时正逢新中国建立了“党的助手”、“后备军”:“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学校建立团支部,担任学生班长的我,首批加入“新青团”,并被选举担任团支部书记。
        学校建立“少年先锋队”,又委任我兼任学校少年先锋队大队长,成为全校数百名学生的学生“第一领袖”。
        1950年底我考入县城师范学校。那是“新师范”首届招生,先于初中招生,在文登、荣成、威海、乳山、牟平六个县的数千名高小毕业生中录取的150人。师范三年一直学习成绩优秀,语文成绩突出,开学之初,学校举行作文比赛,我的控诉日寇侵华罪行的“父亲之死”就获奖,并登上了学校黑板报(校报)。作文常被老师当作范文给全班宣读,还有文章在地区和省里报纸发表。有一次受到两元五角钱稿费,买了糖果全班同学分享,同学调侃说:“我们班要出作家了!”
        三年中一直担任文艺干事、团支部宣传委员、团支部副书记等学生干部。没人计较我是“国民党镇长儿子”的身份。
        师范毕业后分配到乡下做小学教师。由于热爱本职工作,热爱孩子,教学成绩在同班级中一直领先。仅一年多时间,就被评选为“优秀教师”,出席了全县“优秀教师代表大会”,并为十个典型之一,在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这时,大概也没人计较我父亲当过国民党的镇长?
        这次优秀教师代表大会的典型发言,带来了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由一个乡村小学教师,一步走进了县政府教育局的大门。是教育局田长听了我的发言,询问区里带队的区长文教助理:“张泰然的发言稿是谁给写的?”
        助理回答:“他的发言怎么还要别人给写,是他自己写的。”
        田局长听了当场表态:“这个教师你们不要再用了,把他调到教育局。”
        这位局长当时可能没有调查我父亲当过国民党镇长。可我到教育局以后,他知道我父亲当过国民党镇长,也没有歧视,照样重用,我还在县教育局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县教育局的两年中,我写了两本介绍本县教育工作经验的著作在省出版社出版。成为名传全县以至到省的年轻“作者”。可能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夫人)为利用“笔杆子”,把我由政府教育局调到了县委宣传部做“新闻干事”。这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位:“要害部门”的笔杆子,前途无量。然而对我来说,厄运便开始了。
        在宣传部,我又有著作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所任行政工作中也干得出色。于是,那位女部长便有“提拔”我为官之意。按那时的官场规则,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的干事,只要不犯错误,走出去,至少给个副科级职务,当个副局长、局长什么的。可我在宣传一直当干事,没见提拔信息。
        倒不是我多么渴望提拔当官,而背地里得到的消息令人沮丧。是我的一位知心朋友,有资格参加县委常委会的秘书冒着泄密的风险,私下里问我:“你父亲到底有什么问题,当过国民党镇长,成了你晋级提拔的阻力。”他告诉我:“这几年,在县委常委会研究提干部的会议上,有三次部长和副书记提出要安排你到科局当头儿,可每次组织部长总是提出你父亲当过国民党镇长的事。明讲我们怎么能提拔伪镇长的儿子当领导。使大家无话说。”这就是要害,似乎他不说我也知道其中原委。当官,自知不是那块料,心无遗憾。让我遗憾终生的是,因此原因,没有让我从事所喜爱的写作专业。
        在那个年代,被视为党培养的青年作者还是凤爪鳞角。稀者为贵,那时二十岁出头的我,已有多本著作在省和国家出版社出版,便在全省有了名气。当时省和地区的三家有关单位向县里提出调人。
        事后我才知道,每次都因我父亲的问题全由组织部长从中作梗而作罢。
        1963年“四清运动”,我还当上了只有科局长与公社党委书记才有资格担任的“四清”工作组长。接着,文化大革命爆发,我这个国民党伪镇长的儿子又大难临头了:被批斗、镇压了七、八年。
        文革开始,自知有父亲的问题,不敢轻举妄动,没有参加任何红卫兵造反组织,甘“当逍遥派”。
        可是在1967年全国“一月夺权”风暴中,县里以一个农民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名为在“解放军”(实际只是县武装部)的支持下,夺了县委和县政府的”党政财文”大权以后,我竟然忍耐不住地参与了“反夺权”一派的争斗,埋下了被迫害的祸根。当时我为什么突然“跳”了出来?他们是没有“大联合”的一派夺权,必然引起其他派造反组织的反对,两派展开了残酷斗争。夺权派动用控制的公安专政权力对“反夺权派”大肆镇压,数十人被抓进了监狱,包括来本地“串联”的十几名外地大学生。此事对我发生了震动效应,心想:你无产阶级造反派夺权,为什么一掌权就对也是无产阶级造反派如此镇压?正在此时,“反夺权派”有人拉我出来写反对大字报。
        于是也算发挥了我的专长,批判夺权的大字报刺痛了夺权者们的心,我便成了他们一派的众矢之的。赋予我“旧县委的大红人、铁杆保皇派”名号,拉出配有丑化漫画大幅标语:“看,牛鬼杀神x x x也跳出来反夺权了!”、“国民党镇长的儿子也起来造共产党的反啦!”攻击大字报贴满县委、县政府大街。两派恶斗到1967年4月,山东省以王效禹为首的造反派夺了省里党政军大权,王同时还兼任解放军大军区政委。此时正逢中央“反逆流”,所谓“逆流”,指“镇压造反派”。
        我县夺权派镇压一派的行为,正符合上头的“逆流”,那我们一派就变成正确的了,便顺理成章地得到了省里夺权派(包括大军区和省军区解放军)的支持。我们一派取得了“大胜”。对立派也不会屈膝收兵,两派便展开了更加残酷的文武大战。此时,作为“正确”的一派,我更是尽力为“派”效力,锋芒毕露·批判攻击对方的的大字报、传单很多是出自我手。这便是后来我们一派转“对”为“错”,我深陷囫囵被整七八年的祸根。
        到1969年10月,省里夺权的王效禹突然被主宰文革运动的“四人帮”加罪下台。支持我们一派的靠山倒塌,他们一派当即成为“一贯正确”的一派,我们一派自然要打入另册被整。
        在山东省“批林揭王”运动中,我等被定罪“坏头头”,在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等运动中,一直到“四人帮”夸台,文革停止的“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入和事”运动,我等都是主要被整的对象,历时七八年。下面只说我自己在这七八年里的遭遇和最后结局。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设专案被批斗了两月,没有事实做结论,号称“挂起来”等候处理,送郊区农场劳动半年,期间曾拉到全县“万人大会”台上遭批斗。接着又来了全国性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我又莫名其妙地当作“五一六分子”进“专案组”隔离审查。我连“五一六”是个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哪有什么罪行交代?专案组长田某为促我交代罪行,挑动了十几个对立派狂徒对我施以殴刑,拳打足踢,打到昏迷不醒人事。急招医生抢救,才留下一命。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也无词定罪,便放到农场劳动改造,等待处理。此时上面派来了新的县委书记,让我回复原职,继续工作。期间还主持了成为全省“传统教育基地”的“天福山起义纪念馆”的布展事宜,带人去北京·上海等地采访当年参加起义的老干部·老将军。真正成了“自由人”。
        可是,让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四人帮”垮台被捕、 “文革”宣告结束,我却突然又大难临头:成了“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运动的“清查”对象。那时,新派的的那位县委书记已被造反夺权上台的副书记排挤调走,她马上变脸,打扮成反“四人帮”的英雄,对我等历次被整的对象,冠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设专案“隔离审查”。
        其实他们所作所为才是“与四人帮有牵连”,完全按照“四人帮”的指示行事。可是,他们摇身一变,竟成为“一贯正确派”。
在“清查”运动中,“专案组长”对我施尽卑鄙手段“逼供信”。因为除了那些“派性斗争”的错误,再找不出其他可以治罪的“罪行”,甚至把我拉到全县“刑事罪犯宣判大会”上,在观众群中特设一张高桌子,让我站立上边“陪同”宣判刑事罪行。
        被“清查”历时一年多,无法定罪,又被押送到海边“高岛盐场”监督劳动,名曰“等候处理”。在盐场“等候”了一年多,后来得知是上头下指示纠正“清查”运动扩大化,才把我从盐场放回县城,还是要我“等待处理”。在原单位县委宣传部“等待”了近一年,只上班,不做事。这期间,我的老熟人、住家邻居、县委管理干部的组织部长发挥了一点人性感情。一天,同一起上班的路上,他对我说了实话:“虽然组织没有对你下什么结论,可你也知道,县委的机要部门是不能留你了。你可自己选择个愿意去的单位,我给你安排。”
        此时,我竟然像鬼使神差,没加思考地接上说:“那叫我去搞创作吧。”
        他也面露喜色说:“那你到文化局,由岳局长安排吧。县文化馆有创作人员编制。”这位部长说到做到,第三天,我就接到了去文化局报到的通知。我曾大言不惭地说“搞创作”,局长便把我送到了文化局的下属单位文化馆创作组。
        县文化局属于县委宣传部管辖的单位,我与岳局长是老熟人,又是很要好的朋友,后来他对我说:“当时我问黄部长:一个县委宣传部的一个干事,到哪个单位至少也要给个副科级,可老张连个股级的文化馆馆长都没给……你知道黄部长说什么?他说:是他自己要求去的,你不用管。”
我自己要求的不假,帮助组织上解决了一个处理我的难题,我倒还真的搞起了“创作。自己有多个作品见于报章杂志,编创的一个大戏“天福山起义”还获得了“威海市精品文学奖”。同时,还为县里组织编辑出版了歌颂文登改革开放报告文学专辑。至此,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2年县里惯例总结表扬大会上,宣布给了我“提一级工资”的奖励。此奖为“二等奖”(一等奖是县劳动模范),我成了上千名县机关干部中的15人之一。
        后来得知,对我获得这个奖,有人对县委提出了抗议,这位“抗议者”,乃是在“清查516分革命集团”和“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连续两届整我的“专案组成员”。抗议没有产生什么效果。那年我本来已到退休年令,可分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又动员我留用,要我主持市里的一个形象工程“文登学陈列馆”(文登名人馆)的布展事宜。
        我只好从命,退休后又继续工作了两年,直到“文登学陈列馆”完工。此馆成为威海市“传统教育基地”,一直开放展览至今。退休后,烟台市作家安家正采访过我,他在叙述我坎坷经历的“也算潇洒走一回”文中,总结我的一生是“三个没当上”:没当上官、没当上作家、没当上反革命。


http://sinotimes.com/529/up_art/p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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