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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鸿千:我爸爸在肃反运动中是怎样没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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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高级工程师,辽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员,著名笛子演奏家,其生平业绩于1982年8月载入中国百业艺术家之辉煌殿堂《中国民间名人录》上卷之中,1998年5月《美国音乐研究学会》(AMC)推出其笛子独奏专辑《辽北之春》。2003年旅居美国,现担任洛杉矶中华文化学院国乐教授。
 
[size=;font-size: 20pt,20pt]《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阳历年过完了,五号早晨(1950年1月5日),爸爸经营的“东关小茶馆”该开门了,我拎起妈妈炒好的油茶面,正要去东关。突然闯进来个身穿旧军装的人,爸还在瞇觉,我仔细地打量来人,好像认识又想不起来,赶紧捅醒爸爸,我爸揉着眼睛看了老半天,那人大笑起来,他拍着爸的肩膀,喊着:“朱老板,你不认识我了!”
我爸一听声音,马上也喊出了:“王守信,快坐!快坐。”
我放下东西赶紧去烧水沏茶,等我把茶端上来,就看到他俩唠的前仰后合的那个乐啊!我一下想起来了,原来这个人就是伪满时,我爸“德记运输公司”的二掌柜王麻子,他整了个甚么“人力车联合办事处”把拉带车子的人联起来了,给解放军送煤,穿了件军队下来的旧军装,混的很不赖!那时候用带车子拉脚的人太多,政府也希望管理起来,正好王麻子找到了好时机 ,弄个盖着手工业管理局公章的营业许可,就在老北站,火车站东边租了门房,大张旗鼓地干开了。
车站的活,小件运输也都包给了他,他这是老本行了,轻车熟路,把那些拉带车子的人管理的条条是道,他就从揽活中抽头捞钱。我爸听他一说,就问他有甚么来意,这王麻子很鬼,沈阳市这么大,拉带车的人少说也有几万,他算计好了,要多搞几个点儿,钱不就来的更快吗,他要拉我爸出马,和他一起干。
我爸这一年来极不顺利,拖着个瘸腿,累没少挨,是他赚钱最不容易的一年,他累苛了!叫王麻子这么一穿弄,就上套了!
“人力车办事处”当间添两个字,“人力车西关办事处”牌子就挂在西下洼子了,我爸朱树人任办事处主任。
朱主任一上任,作为他的孩子我马上就自由了,我也就进了“小西完小”念了三年级。
1950年一开场,轰天憾地的镇反运动开始了,我下了学,会和几个胆大的同学跑到十瓦窑地去看枪毙人,回来就给大人讲,我爸听了很不在意,他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改朝换代都要杀人,晚上还给我们讲《说岳全传》,他讲到秦桧怎样陷害忠良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人啊,得意当权时要做善事。如做坏事,杀人放火都会有报应,那些挨枪子的人都是坏人。”
他信道教、道经和德经,早就在他脑子里扎了跟。镇反运动没有扫着他,他自己觉得老天有眼,他所作所为坦坦荡荡,他打娘肚里出来五十七年,他全为了别人没有为自己。他尽力要把这个办事处干好,大西门外到西下洼子起码要走半个小时,何况他是个瘸子,柱着只拐杖,一条胡同的人看见他都要晃脑袋。自从他当上这主任,我们家生活也没见好多少,只是,他上下班要经过回回营,差不离每个周末他都会带回些牛羊杂碎,自己端端小酒壶而已。
腊八过后,一个寒冷的深夜,门外传来粗暴地敲门声,妈妈急忙下地去开门,进来两个便衣人,一人拿着手电筒,另一人挎着盒子枪,挎枪人指着正在穿衣的爸爸,喊着爸爸的名字大声说:“我们是大西门派出所的执勤,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我猫在被窝里,看到爸爸很惊讶,看他睁大的眼睛,好像要问问干甚么去,但他看到来人不是太友好,怕把我们吓着,张大的嘴巴又闭上了。
我听到爸爸小声对妈妈说:“把棉大衣帮我穿上吧,你要好好照看孩子们,注意自己身子。”
穿好大衣,他回头扫了一眼拼排躺在炕上的我们姐弟六人,手柱拐杖、叼着烟斗跟便衣人走了。妈妈坐在炕沿上,呆呆的想啊,我爸也没干什么其它的事啊,他每天都忙忙火火的上下班,这是怎么回事,派出所深更半夜的把人带到哪里去啊!
姐姐安慰妈,搂着她的脖子劝“妈快点休息吧,明天还要上班呀”!我们谁都相信爸爸不会有啥事。可是一连过了三天,甚么消息都没有,姥姥家也来了不少人,我妈眼泪老是挂在腮边,她也没心去上班了,到派出所去问,都说不了解情况,一连两个星期啥消息都没有,妈妈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她还怀着身孕,呕吐的很厉害,二姨整天整夜地陪着她。
我的一岁半的小弟弟(朱鸿镇,小名叫牛锁)可得着妈妈了,她趴在妈的怀里这个乖呀,他呀呀呀的哄着她、啃她的脸、亲她的嘴,越这样妈越伤心。她从箱柜里找出爸爸保存的麝香,趁二姨不注意咬下一块吃下去了,爸告诉过她,那药可以打胎,二姨一转身发现她手拿着麝香眼睛发傻,赶紧敲她后背让她吐出来,都已经咽到肚了,还能吐出来?!
可是也许是那药太香,刺激她又开始呕起来,吐的全是绿水,二姨抢下她手里剩下的药,藏了起来。终于来了消息,派出所送来一张“第二监狱接见通知书”。大舅来陪妈妈去了第二监狱,那座监狱座落在大西门脸,南顺城路,是日伪时留下来的屠杀爱国人士的炼狱。她们进了南门接见室。在接见铁窗里,当兵的按了一下电铃,我爸瘸步走过来,他伸出手拉住妈妈,告诉妈他没事,是王麻子被工人(拉带车的人)捡举了,说他们克扣工资、贪污公款剥削工人,所有办事处的头头都被押起来了,等几天审查清楚就会放他回家的,让妈妈放心,我妈和姥姥给爸带的吃的,监狱不准给,妈只把毛巾和肥皂塞给了他。
妈这才有点放心,她没哭,她怕爸爸上火,她强装微笑告别了头发和胡子都很长了的爸爸。可是我们等着爸回来,直等到1951年过了新年也没有他的消息,家里阴云密布了,为了我们有饭吃,妈妈天天去被服厂做工,有时还加班,白天黑夜连轴钻,我每天傍晚都背着个小木箱,走街串巷去卖‘青头箩卜’,那年水果少,青萝卜便宜,老人晚上啃它还能压咳漱。
我带着支笛子,吹吹喊喊,连唱带吆喝,那些主顾都熟悉我的笛声,小买卖做的还挺顺,给买主打皮时我留个心眼,把皮打的很厚,不但萝卜不辣了,而那皮,还是我们就饭最好的菜。每天都能给妈妈赚几角钱。为这个,妈总夸我。
春节到了,姥姥把我们全家都接去,舅妈给我们包饺子,我们过了个很窝心的除夕,妈妈很刚强,她没有眼泪了,但也没有了笑容,她对我们很严厉,我们谁也不敢惹她生气。
有一天,我在爸爸的抽屉里翻到一个油纸小包,爸的东西平时我们是不准碰的,我好奇的打开它,我看到了一只带枪筒的玩艺,像手枪,又好像一把精致的玩具,电镀的很白亮,因为我印象里的枪,应该有个枪把,握在手上还应有勾手(板机),这些它都没有,它的形状是一个像火柴盒似的方形,枪筒只在角上露出半寸长,方盒的后面有一条稍稍突出的卡座,握在手里枪筒就从食指和中指之间穿出,手掌压一下卡座它就会咔咔的击发,真好玩!
纸包里还有几十颗铅头的小子弹,我一看有子弹,那是真枪啊!我赶忙把它按原样包好。
晚上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妈妈,爸爸被带走以后,妈除了睡觉和照顾小弟外很少有时间翻东西。听我一说,她马上就去看,她捡查了那个抽屉,回手就给我一个耳光,妈妈打我们她是不准我们大声哭的。她问我还有谁看见过那物件,我捂着脸晃着脑袋,只见她沉思一会,急忙把油纸包好,拉起我,令我穿好棉袄,让我陪她连夜去姥姥家。她把那油纸包塞进提包里,拉着我直奔三经街走去。她一边走一边告诉我那把枪是我爸防身用的,已经跟他二十多年了,听说是在张作霖时从一个军官手里一百块现大洋换来的,那是一把德制间谍手枪,打不远,十步之外打不进人身体,只有枪管触到人身上才有杀伤力。我心想,这都甚么时代了,我爸早就该把它扔了!
我和妈走到一经街和声喧里交口,那里有个公共厕所,妈妈停下来,向四周望了望,她拿出那包油纸,急忙忙把它扔进大便坑里,我看到那包里的东西,顺着便坑的斜坡滚到后面的粪池里,妈妈长出了一口气,拉着我急急忙忙离开那里。妈妈为什么这么着急去扔那只枪呢,她是记住了镇反时有些被枪毙的反革命分子,其中一条罪状就是私藏枪支。如果那把枪被政府翻去,爸爸可就没救了。
妈妈还照样每天去上班,小弟弟牛锁的身体太软弱了,几天来他一吃点东西就拉肚子,我和姐姐很担忧,妈妈每天晚上都把他放在炕头上,让他沾点热气,这天早上他哭的很厉害,妈妈抱着他悠着他,他赖赖叽叽小手拉着妈的衣襟,好像很不愿意妈妈离开。
妈这时候下地把一只鸡蛋打在铁勺子里,在火上熬糊发黑了,熬出了一羹匙黑乎乎的蛋油(是爸爸治拉肚子的偏方),吹凉了,强迫给他灌下肚,他气的够呛,妈妈哄哄他,又亲亲他,唉声叹气地匆匆去上班了。
我们小时候闹肚子也都是鸡蛋油治好的。妈走后,我和姐姐都起来各干各的活,牛锁又哭了,但哭声不大,他又拉肚子了!他把被褥弄得很脏,姐姐把他抱起来,把着他的两只小腿蹲在炉坑旁给他把大便,我帮着搞卫生,我看见他拉的全是黄水汤子,他一边拉一边哭,姐姐耐心地等他便完,就把他放到炕上,给他擦屁股,擦完了他就不哭了。等姐姐把他翻过来,准备给他盖被子时,我们发现他脸色发青,眼睛翻白了!唉呀!他这是怎么啦!姐姐急急地轻拍他喊着:“小弟啊!小弟,姐在这呀!”
我马上冲出门,一劲地猛跑跑到大西门里一个私人门诊所,双手猛敲那扇铁门,高喊着:“救命吧!救命啊!”
一个年轻的医生跟着我跑回了家,那医生拿听诊器往小弟胸上一听,他心脏已停了,没救了!姐姐大哭起来,我也傻了,怎么办哪?!也不知道妈妈的被服厂在哪里,上哪找妈妈呀?这时天刚刚亮,邻居老崔家找来喷漆铺的一个老工友,赵大伯 。赵大伯拿来一片草廉子铺在炕上,姐姐把小弟的小被铺在上面,我们看着他可怜的小模样,不忍心让别人抱走啊!
赵大伯要把草廉子卷起来,姐姐怕草棍扎着小弟的脸,她把爸在她过生日时给她买的花手帕,轻轻地盖在小弟的脸上。
小弟的尸体就被卷走了。
炕头那儿一下空了!我搂着姐姐,我们怎么向爸爸、妈妈交待呀!我们盼哪等啊,妈妈你能不能快点回来啊?!
等到妈妈下班时,已经是天黑了,一进门她就急急忙忙打开提包拿出一小包“抗痢灵”往里屋炕头跑,她没看见孩子,回身却看见我和姐都跪在地上在呜呜的抽泣,姐一把搂住妈的大腿,放声大哭起来。妈妈把我们搂在怀里也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叨咕着:“牛锁啊!牛锁子,你走吧!早点去天上享福吧,妈妈对不住你呀!”
家里少了个小弟,姐姐相对负担轻了些,最小的蔓华也四岁了,她整天柱着个大鞋拔子,崴着脚里外屋晃个遍,但她不闹事很听话,不咬尖儿,只要给她一个窝窝头,她就会啃半天,她很机灵,还会唱《两只老虎》、《大红花开满地》好几首儿歌。
三弟鸿镶很鬼、有心眼儿、不吃亏、吃的很挑剔,他和我一起上下学,我得总看着他,他爱和人打架,还打不过人家,老鼓求我替他报仇。
二弟最憨厚,不爱吭声,是家里干活的好手,借带车买媒,打媒坯,掏炉灰,倒垃圾,都是包给二弟的活。妈妈上班,家里就是姐姐领着我们一帮小兵伢子,忙活的常常忘记了爸爸还在监狱里受诛联。
弟弟妹妹们不了解大人的心情,整天就是上学、吃饭、游戏、打架,姐姐就是家长,我们告状,她就是法官。谁犯毛病就要挨掐,我已经十一岁了,不和弟弟、妹妹一样,我很想念爸爸,我认为爸是无罪的,我爸留在我脑海里的形象是无瑕的,他一定是冤枉的。
看到妈妈腊黄的脸色,肚里揣着孩子,没白天没黑夜的,仅靠飞针走线来维持我们姐弟五口人的生计,她才三十六岁啊,多好的年华,她牺牲了宝贵的青春,为了我们几个儿女,孩子们就是她的希望呀!
1951年四月,派出所突然来了两个女民警,打开牛皮纸的口袋拿出一摞写满字的信纸,没让我妈上班,要求面对面的问话,一边问还要一边记录,她们先谈些家常话。她们一进门就看到这么一大帮孩子围着一个女人要这要那很可怜,都是女人,她们看到我妈这么年轻很惊奇,她们可能是来了解我爸的历史情况的,她们没想到我爸会比我妈大二十一岁。
她们以为我妈可能是爸的童养媳吧,就给我妈上了政治课,给我妈讲了很多旧社会妇女如何如何被欺凌受压迫的事,我妈心里明白,知道她们醉翁之意不在酒,敷衍着陪着笑脸哼哈的应答着,她们讲很多,也没听到我妈有甚么表示就单刀直入的审问起来,她们问:“家里有没有藏着甚么重要的东西?”
我妈想是不是找金子甚么的贵重物品?别说金子就连好衣服都拿去换粮食了,我妈答:“没有啊。”她们没往下问,还让我妈“别急好好想想”。想好了再告诉派出所,她们站起来摸摸蔓华的小辫,四周看了一遍,很客气的告别走出去了。
我妈和我核计,她们是来了解甚么呢?我安慰妈,她们可能是派出所新来的民警,了解了解情况而已。我妈可犯了嘀咕,她觉着好像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忽然想到箱子底下还有一摞我爸买地的地契,那可是我爸朱树人财富的凭证啊,我看到妈翻出了一打半寸厚发黄的花边纸,那纸好像奖状那么厚。妈告诉过我,这是咱家的老本啊,她把那些地契一张一张放进地炉子里,盯着燃烧激烈的火苗,沉思着,良久良久才站起身来,掏出手帕嚓嚓眼角。烧了地契,她好像平静了很多。我忽然想起了扔枪的事,小心地问问妈,妈“嚯”的一下站起来,脸色煞白,她手捂着脑门,张嘴啊了一会儿,她想坏了!准是老头子把那把枪,给坦白出来了!这可怎么办?枪已经扔了啊!
果然,正如妈妈所料,第二天派出所就通知我们,我爸明天上午会回家来,叫我家人在家等着。我们一听,爸爸要回家了,非常高兴。
姐姐不在家,那时二姨在塔湾干休所当护士,已把姐介绍到所里当了佣工,(我姐才15岁),我就顶替她成了家里的管家,我觉得爸爸要回家了,妈妈一定会很高兴的,可是晚上妈妈拉着我的手却流泪了,妈嘱咐我,“爸回来不问你的话,不该说的不要说。”
我问她:“你不是也在家吗?”
妈摇着头说:“你爸一定是回来找那把枪的,咱们俩把枪扔了,他们不会放过我,他们会把我带走的,我走了你们吃甚么呀?”
我明白了妈的心思,心里立刻就冷了。
天没亮妈妈就把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也都领走了。
剩下我自己了,我想不明白,妈为什么还把弟弟、妹妹也带走呢?可能他们太小,妈妈怕吓着他们?也可能不愿意在他们幼小的心里,留下这个家庭,悲惨历史的一幕。
妈妈躲起来走了,我心里也突突直害怕,他们一走,我就开始收拾屋子,想着爸爸现在会是个甚么样子呢?
约莫九点多钟,一辆敞蓬马车赶进了高台庙院子里,两个兵架着我爸就把他送进屋来,那兵没有进屋,而是站在屋外厢房廊守着。
我看到爸剪了很短的头发,满脸的黑胡须,下巴那一撮已经有半尺多了。他没有柱拐,爸爸把脸凑过来想亲我,他为甚么不伸手搂我呢?我上去搂他的脖子亲他,闻出了他身上有很浓的烟味,他从不抽烟啊,可能是呆在吸烟人堆里熏的吧。
给他倒了一杯茶水,我端到他面前,他操着手,示意我喂他喝,我很奇怪,他的手怎么了,为啥不能自己喝呢!
他“唉”了一声,把双手举给我看,啊!爸爸的手是被手铐铐着的,我上去要把它拽开,他竟笑了,他告诉我,不可以拽,越拽会越紧的。
他问我:“你妈呢?”
我没按妈妈教我的话,我告诉他:“妈吓跑了!”
他跺了一下脚,问我:“为啥跑啊?”
我就一五一十的把丢枪的事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他。只见爸一屁股坐在藤椅里,眼里涌出了泪花,我头一回看到爸爸哭,我也忍不住直嚓眼泪。
爸又问:”鸿铠、鸿镶、蔓华呢!”我把情况都给他说了,爸唉声叹气好半天,当我告诉他小弟的遭遇后,爸眼泪又流出来,我赶忙找来毛巾给他嚓,那是嚓不干的眼泪啊!
爸爸眼神呆滞了,他佝偻着身子萎顿在藤椅里。他其实明知道回家找那破枪,即使找着了谁一看都会明白,那只不过是个吓唬别人,自己解心宽的玩艺而已!那不算甚么武器。他真实的回家目的就是太想念他的太太和幼小的孩子们了,他们是他的心肝啊!那是他今生为之受苦受罪奋斗得来的宝贝呀!政府说他剥削了,他今天可以认帐,但他不能失去他的亲人哪,他要看看这半年来,他们靠甚么生活。
我把妈在被服厂上班和姥姥家的人接济我们的情况,都告诉爸爸了,当把我卖青萝卜的事也告诉他时,他皱起了眉头,不高兴了,他刚要瞪眼睛,却马上把脸转过去,随后用膀子碰碰我,还问我挣不挣钱。我心里立刻感到爸爸真好!他没责怪我。
我问他甚么时候能放他回家,他平静的说他没事,今年肯定会结案的。
外面的一个兵,进屋来催他。他点点头说他要上厕所。我看出来,他是想磨时间,多和我了解点家里的情况。
我端来便盆帮他解开裤子,可是他坐了很长时间也没便,他问我家里有钱吗?
我好后悔为甚么没和妈要点钱呢,我不能让爸爸失望,我问爸,你要多少钱?
爸又笑了,他说我要钱干嘛,家里有咸菜吗?我一下明白了,他是想带点小菜回监狱。我到邻居老崔家,借了两角钱,急急忙忙跑到大什字街一个酱园子,老板给我捞了两大串酱玉瓜头,拎回来,爸爸让我帮他放到马车上,我看他又唉声叹气起来,望着爸爸一瘸一拐的背影,我的眼睛漠糊了,两个兵又把他架上马车,车把式一抖缰绳,马扬起头,车轮动了。
我忽然看到爸爸回过头,努力挺直上身,向我喊道:“听妈妈话,好好上学啊!”没想到这竟是今生爸对我最后的嘱咐。

晚上,妈妈带着弟弟、妹妹从姥姥家回来了,她带回一帽兜子炒花生,我把爸来家的情况讲给她听,她问了句,那两个兵打没打爸?打没打我?原来她是最担心我们会挨打,才把小弟、小妹带走的。
过了几天派出所那两个女民警又来了,妈妈无处躲了,老老实实把我们扔枪的过程“坦白”了,她们做了笔录,还让妈按了手印,派出所并没让妈去,妈妈忐忑的还上班,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又来了一挂马车,车上有俩个带手枪的警察和一个女民警。
他们很严肃叫我和妈妈上了车,马车直奔一经街那个公共厕所,到那一看,后面粪池已经加了盖板,他们拿出照相机把我们扔枪的便池各角落都照了像,让我把后面的粪池木板打开,虽然那很脏,我哪敢不干啊!
妈妈瞅瞅我,给我一支白手套,那木板很沉重,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把它翻过来,一股臭气熏得我差点晕过去,我立刻就眼泪鼻涕全流了出来,那俩警察就让我妈指出扔枪时,枪滑进粪池的可能位置,他们让我妈去捞。五月的天气还很冷,粪池里尿水已经化开了,警察们躲的老远的,我妈一没家伙,二又是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她急出了眼泪,怎么捞啊!
看到妈妈哭了,我的头“嗡”的一下响起来,我浑身的血液可能全都冲到脑袋上了。
我挽起裤腿,用毛巾把嘴绑严实,扑通,就跳进了粪池,甚么臭啊,脏啊,恶心啊,我好像都没有感受到,我就是不能让妈妈流泪!爸爸嘱咐我要保护好妈妈啊!我伸手在粪汤子里摸呀摸,一把一把的捞,诺大个粪池,想找到火柴盒大小的枪,摸过几个来回也白搭。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当人们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粪水里磨摸时都很气愤,就有人骂政府了,有好心的人还拿来铁锹、耙子递给我,我那时才感到,粪水太凉了!我开始哆嗦起来。
那两个警察一看这事要闹大,冲我妈喊了一声:“上来吧!”
然后他们在本子上写了甚么,叫我妈按了手印。一看我又脏又臭,他们捂着鼻子赶着车都走了。我光着脚,哆里哆嗦走到井管子那儿,妈妈借了个水桶给我洗了洗,顾了辆三轮车赶回了家,拿来洗衣盆,弟弟鸿铠给烧了热水。
我一边洗一边呕吐,无论怎么洗那大粪味儿就是洗不掉,我坐在院子台阶上心里憋屈,眼泪巴哒巴哒掉下来,还想念爸爸还埋怨爸爸,甚么破枪!早就该扔了!
枪也没找到,我爸可能又要加一条罪状了,他这是想孩子想我妈想痴了,他明明知道这找枪就是个借口,他又耍了小聪明,这回叫政府抓到了把柄,说你私藏枪支。
王麻子很不是东西,和我爸在一起创业几十年,我爸把他当成亲哥哥一样,竟没看透他,到了生死关头就劳燕分飞了,他把我爸伪满时栓大车的全部过程都供出了,这么一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啊。
1951年6月份的一天《东北日报》沈阳消息版(我记不清是不是那个版面)注销了大约五、六百字的消息:《... 沈阳市打掉了一个封建把头集团.......他们长期剥削运输工人》。其中就有朱树人,王守信等人的名字。
我妈一看,这可完了,都登报了,我给她念完报,她好像傻了,她一想镇反时枪毙人的场面,朱树人可能会被拉出去处死吧?妈妈吓昏了,她肚子剧烈的疼了起来,她要临产了。
妈妈又给我们生个小小的妹妹,这个叫做“梦生”(爸爸没看见过)的女孩,她来到人间时还不到四斤重,但非常秀气,可是她命太苦了,她赶上了我家灾难最大的时候,妈妈差不离已经耗尽了她的心血,她哪还会有乳汁啊,这个小生命哭的声音里还带着颤音。
妈说她长大了可能会成为歌唱家,姐姐不在家,姥姥家的二姨、大舅妈都来了,大舅妈非常喜欢这个小女孩,她央求我妈,想抱回家替妈喂养,妈怎能舍得,姥姥也劝她。
妈想,如果身边带着这个女孩,她就不可能去上班了,一帮孩子吃啥呀,好歹上班还能挣口饭吃。谁喂也是喂,她大舅妈不是也带过孩子吗。
还没满月,舅妈就乐呵呵地抱走了我的小小妹妹,妈妈磨破了嘴,反反复复的嘱咐大舅妈,不要让孩子,饿着,冷着。
大舅妈光顾着喜欢了,也不知听没听懂我妈的话,她就记住了别让孩子冻着,每天都把孩子身底下的炕口袋放到炕头上,不几天孩子伤热了,浑身就出现了黄疸,要是今天新生儿黄疸不会是致命的病,可是那时那样的环境下,人们都束手无策啊,眼瞅着小女孩撒手人间了!
妈妈捶胸顿足地哭,她喊着:“老天爷啊,你怎么这么狠哪!我这是作了大孽了!”。
哭有甚用,喊有甚么用,妈妈还得苦苦的支撑下去啊!几个大的还需要她呀!妈妈又强挺着进了被服厂,她的心里还时刻掂记着爸爸的安危。
端午节是姐姐的生日,妈妈买了糖和馒头干,去干部休养所看望她。姐姐自从到那干活,甚么活都会做,又机灵又勤快,上上下下都喜欢她,干休所的政委,叫邬江东是个老干部,他找我姐谈话,就把她调到自己家里,给他家当了小褓姆,带孩子做饭,晚上跟孩子一起睡觉。
我妈到那一看,就火了!哪能让这么小的孩子给人家当使唤人,她说啥也要把姐姐领回来。
妈妈刚强,姐姐更要强,十五岁的姐姐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她就进了大西文化馆夜校,去学习会计,她珠算最好,算盘打的呱呱响,后来竟以优秀的成绩考进了市五金公司,正式的当上了十六岁的国家干部。
1951年六月,我爸的问题有了结论,他的判决书下来了,他的罪名是“封建把头”刑期三年,从1950年九月起起刑,他要到1953年九月才能期满。妈妈被准去第二监狱接见了他,给他带去了过冬的棉衣。他必须去“劳动改造”了。
三个月后,爸写来了一封简短的来信,我念给妈妈听:
树彬贤妻:我现在佳木斯改造思想,一切均好,鸿钤还卖萝卜吗?不要少给秤,有条件都让孩子上学啊!不要管我。
每念一句,妈妈都叫停,每句我都得重复几遍。妈妈跟我说:“你爸他叫我们不要管他,我们想管也管不了啊!”。
约莫又过了三个月,快过1952新年了,爸又来了信,他没问家里的情况,字非常简短,就是要棉胶鞋、棉帽子,如有条件最好给他做条厚棉裤。我立刻感到他那里一定非常冷,催促妈妈快快给爸邮去。妈给他买了双黑色新棉胶鞋,带麻绒的棉帽子,棉裤里子还缝进了十块钱。
很快爸回了信,这太出乎意料了!
我急忙给妈看,妈一看就回头跟我说:“你爸的字怎么这么草啊?”
我拿过来一看,爸的字变成斜体的了,横不像横,竖不像竖了,好像画出来的笔划,每笔都有波纹。妈妈仔细的看,她知道爸的书法相当好,字写成这样,他一定是拿不住笔了,坏了!他可能是有病了,接见时他还好好的,他是怎么了?!甚么病啊!怎么连笔都握不住呢?
在信里,爸爸嘱咐妈妈好好带孩子,鸿钤、鸿铠要学手艺,千万不可做买卖,大华不要早嫁人。
信写得太简单(可能是怕检查),我们很纳闷儿,他说这些干嘛,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些不安,妈妈更像是丢了心似的,不知如何是好。
1952年春节刚过,正月十五(阳历2月10日)这天特别冷,马路上复盖了非常厚的积雪,这天是元宵节,赶上还是星期日,妈妈会咕噜元宵,他特意给我们做了山楂馅的,大家吃的很香,我还吃出了满身大汗,蔓华又哼哼呀呀的唱起来,妈妈心烦懒得理她,倒在炕上想休息一会,忽然有人敲门,又是派出所的那两个女民警。
这回她们很客气,还是先唠些家常,妈妈张罗着让我给煮元宵,等着听她们的来意,她俩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好像谁也不想先开口,沉默了好一阵子,其中一位,从皮夹中抽出一张纸,瞅着妈的眼睛递给了她。
妈妈是识字的,她只看一眼那张纸的头一行字,两条腿就瘫软了,妈妈跪倒到地上了,呼天喊地的大哭起来,我赶忙跑过来抢下妈手里的那张纸,五个大字《死亡通知书》进入我的眼里,唉呀!爸死了!
爸爸没了,爸爸回不来了,爸爸怎么会死呀?!
那个民警拍着妈妈的肩膀,悄声说:“朱树人是病死的,快去第二监狱领尸首吧!”他们又递给我一张《死亡证明书》,上面注明爸的死因,是因为肺结核病。
妈妈不哭了,姐姐扶起了妈,她呆呆的望着我们,嘴上不断的重复着:“他怎么会得肺结核呢?他没病呀!”
怎么办啊,得赶快给爸准备棺材,妈妈翻遍了背包仅仅拿出二十几块钱,姐姐还没拿回来工资,喷漆铺的赵大伯闻讯跑过来帮忙,他拉着我和姐姐跑到小南门外的一个棺材铺,对方好说歹说才答应我们先把棺材拉走,赊了口棺材,我们马上去二监狱。
那棺材,板厚才不过一指,棺材用红土子刷成赭红色,板缝很大,好像从外面都可以看到里面,但是我们总算给爸爸的冤魂找到了一个委屈的归宿。
我看到,爸爸张着嘴,好像死前曾经痛苦的喊着,嘴唇上有一片鲜血,眼睛留着一条缝,他没冥目啊!他浑身俘肿,双手握拳,他还戴着最近妈妈给他邮去的那顶棉帽,光着脚,棉胶鞋不知被谁扒走了,棉袄仅仅扣了上边的两个扣子,衣襟翻开露着肚皮,里面也没有衬衣,裤带好像才从棉被上撕下的布条,上面还沾着棉花,肚子瘪瘪的。
棺材拉回来,庙里的房东说啥也不让进庙院子,只好停在大门旁,妈妈哭喊着:“俊治啊!俊治,你怎么不管我们孩子大人了,怎么就狠心自己走啊!”。她扑到棺材帮子上大声喊着,捶着自己的胸,她嚷着叫我们把爸爸翻过身来,她不相信他是病死的,她想亲眼捡查看看爸爸身上有没有致命的伤痕,妈嘴里不住的问我和姐姐:“看没看到枪眼呀?好好看看啊!”
赵大伯把爸的尸体翻过来,掀开棉袄,我们看到他上身的皮肤很光滑,上面有些小疙瘩,我们猜测那可能是褥疮,妈妈要伸手去抚摸爸的脊背,院子里的女人们马上把她拉开,有人喊着:眼泪不能掉到死人身上!
赵大伯把爸的身体整理好盖上棺盖板,举槌钉钉子,他嘴里念叨着:“朱树人躲钉!躲钉啊!”
妈妈蹲下来给爸烧了纸,那纸灰随着呼啸的北风,徐徐的飘走了,飘向了遥远的天际。
赵大伯赶着毛驴车拉着棺材,姐姐头上缠着白布条子,坐在车的右边,她手夫着棺头,呜呜的不停地哭,眼泪都一滴滴冻在棉袄上了。
我走在前面,手举着灵灵帆,那是一根竹竿上面糊了很多白纸剪成的符签,我背了个撒灵钱的兜子,一路扬撒着纸大钱儿,踏着很滑的冰雪路面,顶着刺骨的北风,向西北方的塔湾走去。塔湾西北是沈城的公共墓地,城里人叫“乱坟岗”,它和居民区隔着一条小臭水沟,我们走了约莫一个多钟头才过了臭水沟的小桥,到了墓地。
解放后政府把墓地管理起来,有专门工作人员看守,还设有办公室,姐姐交了钱,领了一张《抬埋证》,证上记载了日期、死者的身份、指定的埋号,哪个区间?哪条路?给了用黑漆写着朱树人的一块木头牌子。
我们把驴车赶到了指定的坑位,墓地工人给那坑又刨一刨,我和姐姐用手清理一遍,捡出坑里的石头,冰天雪地里,我们的手冻得红肿了,我哈着气,看到那口棺材被黄土一锹锹掩埋了。
我和姐姐跪下来,姐姐给爸爸的坟磕了三个响头,我给爸烧了一沓黄纸,我心里默默地告诉爸爸:“你放心吧!远走高飞吧,我们会长大的!”。
我们无法知道爸爸究竟怎么死的,也不知道具体死亡的时辰和地点,妈妈就把他的忌日定到1952年2月10日元宵节这天,是啊,元宵节这天,我们终于和爸爸团圆了。
后来,大约还不到三月,有一天下午,外面来了位白发苍苍的老头子,他柱着拐杖来敲我家的窗户,他高喊着:“这是朱树人的家吗?他在家吗?”
我正在做晚饭,他这一喊把我吓了一跳,怎么还有人找我爸呢,把那老者迎进来。
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爸好不好,上哪里去了?”
我把爸爸死的情况和老人谈了以后,老人一拍大腿说:“不对啊!他怎么会死了呢!”
原来,这老者姓崔在佳木斯劳改的媒矿,和我爸是狱友,刚刚期满释放回来。因为和我爸是同乡,睡觉还挨着,他们就成了亲密的朋友 ,朱树人腿瘸挖煤很吃力,他常偷偷的给他的担子里加煤。他们每天下媒洞子,每顿吃的仅是两个苞米面窝头,我爸哪受得了那苦啊,他一天天的支持不了啦,开始咳嗽起来,越来越重了,最后就吐血倒下了。
他一躺就病了半个多月,是老崔给他打水打饭的伺候着,维持着病情没有恶化,劳改营的上司看到朱树人病成这样子,也不能下洞子挖煤了,打了份报告,叫他找保回家就医,是老崔在保单上按的手印,也是老崔找狱友把我爸抬上火车的。
据他讲,爸爸是躺在闷罐车(箱式车厢)里,老崔给准备了一瓶子饮水和五个窝头,临走老崔拿出一封家信(可以躲过捡查)求爸稍回沈阳,我爸还欠起身和他摆了手。老崔也快要刑满了,两人约定在家乡再见。如今,人都没了,那封家信也不知落到哪里了!
崔大伯一番话,我学给了妈妈,我们推断出,爸爸不是10月2号死的,他可能是半路上在闷罐车里冻死的。后来,到80年代,有一次去佳木斯办事,我打听到了那个劳改营的准确位置,我站在那松花江的岸边,遥望远远江心有一座孤岛,那岛平铺在江面上,采煤的井架高竖在夕阳里,皮带运输机斜斜地爬上三角形的矸石山顶,江里运煤的黑色机轮,嘟嘟的响着气笛。
我终于看到了,生我疼我的父亲受苦受难的罹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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