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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寿筠:风云翻转话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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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寿筠:风云翻转话文革之三——前事点滴 

作者:[陆寿筠] 来源:[作者惠寄] 2012-12-13

既然十年文革本质上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为了对文革以及个人在其中的经历进行历史性的思考,就有必要对文革前的个人经历中相关的事件和思想也作一些追忆,作为文革本事的附录。
(回忆中时而插入现在当下的评论,将置于方括号 【】内。)
 
(一)冰火两重天
       笔者生在日寇侵占上海的“孤岛时期”的“孤岛”上(指尚未被日寇占领的英美法租界)。父亲虽是一名略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但在那个战乱年代,生活贫困窘迫,我一生下来就不得不送给人家抚养。先是送给郊区小镇上一对开店的年青夫妇。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就对我百般冷落、虐待,令我奄奄一息、几近夭折。被祖母领回后,家族中一位当地有名的中医师救了我一条小命。稍后再送给乡下一个远亲,才得到养父母亲子般的关爱。他们虽是贫苦农民,但坚定地支持我求学,十多年从不动摇。
那是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我正寄宿在镇上一个同村人开的米行内、在该镇的中心小学读高小(乡下只有初小)。那天战事逼近,镇上商店纷纷关门打烊。我为躲避战火,在滂沱大雨中走了近一小时回到家中。接着大病一场,病得死去活来,神智昏迷、全身僵直了二十多天。养父母心急如焚,求医又求神,借债买药,加上亲戚接济,总算又一次救回我一条小命。
记不清在家养了多长时间的病,那年(应是1952年)夏天,我一个人走到那个镇上去散心,碰巧看到中心小学门口贴着“初中补习班招生”告示。当时乡镇没有中学,该补习班也只有一年。但我求学心切,就自作主张去镇上一家中药店,在那里向父亲的一位朋友借了一毛钱,给学校付了“报名费”。回到家来,父母不但不责怪我,还设法通过乡下我原来的初小老师办到了小学毕业文凭,否则进不了初中补习班。就这样,我每天带了午饭盒、在家与学校之间远途来回步行,走读了一年。读完初一,补习班就结束了。我不甘心,就通过考试进入了相邻的嘉定县县立中学插班读初二。自此以后,直到大学毕业,我就没有失学过,而且都是寄宿在校。虽然学费、膳宿费、书杂费对于家里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但一半是由于养父母心地善良、思想开明,宁愿自己节衣缩食,毫无怨言地支持我;另一半是由于解放后政府对于贫穷孩子的助学政策,免除了一大部分费用。我的求学历程是与新中国的成长同步行进的。当时市郊农村经过土改、合作化后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更是令我这个还未成年的大孩子时时激动不已。
尤其是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我的体会格外真切。我家三口人,祖传土地近九亩,旱地和水田约各半。但是我家没有水田耕作所需的耕牛、大农具、技能和体力。不过,我养父有初小文化,会用算盘,可以帮助生产队记账算账;我养母心灵手巧,能做一些精细的手工活。如果没有合作化,他们无法以长处弥补短处,难免会每况愈下。而合作化则让他们的优势得以发挥,抵消了劣势。即使不能致富发家,也不至于愈来愈穷。事实上,每个农家都各有其优势和劣势。合作化可以互补短长,因此是一条共同致富的康庄大道。而共同富裕则是社会主义的核心宗旨。从此,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决定了我一生思想(包括后来的探索)和行动的轨迹。所以,在学校(苏州高级中学)的学生文艺征文竞赛中,我情不自禁地写了一片短篇小说,描写农村合作化运动,题为“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得了三等奖。
我之所以要不嫌其烦地写下上面这段经历,作为“前事”的开端,无非是为了表明:解放前后冰火两重天,乃是活生生的历史现实。我的遭遇决不是偶然的例外,而是千千万万“翻身”故事中的一个罢了。历史的是与非往往纠结在一起,不容易分清,但是必须分清。后日之非决不能用来推翻前日之是,而是要找出前日之是如何变成了后日之非。
 
(二)大政治中的小政治
我对于历史是非的自觉、独立的思考,那是数十年以后的事了。当初只是一种直觉的、感性的认识,而后在理性上则是与大多数人一样被动地接受灌输;尤其是关于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只能以当初那种基于感性直觉的、对于最高领导的信赖,努力去克服同样是直觉而感性的、却被告知是错误的思想。
我从高二升高三的1957年,后来才知道是共和国历史上发生重大政治逆转的一年,而我们班上一批关心班级小“政治”的同学们差一点卷进了社会大政治的漩涡。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我们一些同学对班级工作、主要是对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有意见,就自发地以茶话会的形式聚在一起谈论起来。最后决定当时的在场者正式成立一个组织,以当天的日期4月24日命名为“四二四社”,在班里出墙报,每个成员都要写稿;为此,每个人还起了两个字的笔名,第一个字一律都是“初”,如我的笔名为“初华”,大有“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气势。后来在暑假里还办了(刻蜡纸的)油印刊物,寄到每个成员的家里。文章也不仅是关于班级工作,而是扩大到文艺创作。但不久,大概是班主任吧,要我们解散“四二四社”,停办墙报和刊物。多年以后,我才理解老师当年的苦心,因为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中,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如果不及时刹车,一不小心,说错了什么话,说不定真会闯下什么大祸呢!这不是虚言,因为“尚未成年”这个事实决不是免“罪”牌。虽然当时不给高中生正式戴“右派”帽子,但据知,我们的班长毕业后是作为右派分子对待的;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我们不知道他说过或做过什么因而成了事实上的右派。所幸我们“四二四社” 与他毫无关系。【在通常情况下,我们这种主动关心集体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学校本来应该因势利导,加以爱护、鼓励和提倡,当然也要引导,而不是“刹车”了事。因为这种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正是未来成熟公民的必要素质,是国家繁荣富强的根基,是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希望所在。仅从这一个角度,也可见,不正常的政治气候给社会主义事业、给国家的损失有多大。】
关于学校反右,我当时还听说一件事:一位数学老师(或许是针对报喜不报忧的风气、用的是讽刺的口吻吧)说“解放前我们生产0架飞机,现在我们可以生产N架飞机,所以我们的飞机制造业增长了∞(无穷大)倍”,因而被划成右派。
 
(三)事实败于“权辩”
       反右以后是大跃进、全民土法炼钢、农田深耕密植、学校教育革命,接着是三年困难时期,然后是关于“三面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思想教育(当时不知道、也根本不可能想到上层会有那么尖锐的斗争),这些都是我大学生活的内容了。
1958年,我通过高考进入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但我们年级大多数学生是从毫无外语基础的青年工人中选拔出来的,还有少数从机关干部中选拔的“调干生”,像我这样学过外语的高中毕业生只有极少数(不过在这以前中学也只教俄语)。那些青年工人和调干生大多三十多岁、已成家、甚至有孩子,多数是党员。但是在那个年龄、在那样缺乏外语元素的环境中和技术条件下(例如磁带录音机在当时还是奢侈品),从未接触过外语而从a、b、c开始学英语,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一场不小的挑战,可以说非常辛苦。他们也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总的说来效果并不理想。(不记得以后是否再这样招生,好像没有。)【如果这种招生方式只是作为一种权宜性的临时措施,也许有其一般人所不知道的理由,那也无可非议。但如果是作为教育革命的一种尝试、一种创举、一种方向性的先导,那就恐怕有点“左”的简单化了。而这是与当时的大气候完全合拍的。】
开学第一个月,我们没有上课,而是在校园里参加“土法炼钢”:用的是一个个比当时烧菜煮饭用的煤球炉稍大的炉子;不知道用的原料来自何方。但在家乡我听说过,人们将家里的锅子、门上的铁销等都拿出来炼钢了(或许是因为当时农民都上集体食堂敞开肚子吃“大锅饭”,就不再需要小锅子;因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可以夜不闭户,因此门上铁销也不需要了)。也不知道这样炼出来的“钢”究竟派了什么用场。但是后面将会读到,有的老干部因为说了那时炼的是“豆腐渣钢”而被定为“严重右倾”,而且在文革中因此而再次遭到批斗。
后来,记得有一次下乡劳动,当时提倡“深耕密植”。“密植”没有看到,但“深耕”我们是亲自做了,只记得把深层的黄色僵土全都翻到了表层。后来据农民说,这样瘦瘠的僵土根本长不出庄家。【问题是:当时有经验的老农心里肯定不赞成,但为什么没有人出来阻止?直到文革时期,知道了上层曾经有过“反右倾”,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清楚了。虽然“卑贱者最聪明”,但是人微言轻啊!】
还有,为了表现“干劲冲天”的“大跃进”精神,上面让我们学生在晚上进行大扫除,全校灯火通明,半夜里还有香喷喷的白馒头当夜宵,真是热火朝天,好不热闹。太阳高照了,反而还在床上睡觉;睡不够,整天人就昏昏沉沉的,同学们说我走路都在打瞌睡。我心里想不通,为什么一定要晚上做事、白天睡觉?但那是当时的大气候,谁敢流露丝毫的质疑?
还记得在那些“放卫星”的日子里,曾传出复旦某专业放出了“成功合成胰岛素”的科学“卫星”。不过后来听说这次成功无法重复,因为没有记录有关的数据。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这里插一段后来听说的、关于当时华东师大全校学生突击通过劳卫制体育标准的“大跃进”运动。劳卫制,全名为“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模仿苏联体育锻炼标准而制定的一套在学生和青少年中广泛推行的体育锻炼制度。据说当时师大学生不分昼夜地奋战在运动场上。有的人实在吃不消,但为了通过标准、集体“放卫星”,就由两位跑得快的同学在两旁扶着他的肩膀,就这样六条腿一起冲向百米终点,最后也算是通过了。另有一位学生觉得这样蛮干身体受不了,也感到很荒唐,于是就喝了一杯温开水,立即跑去医疗室,量了热度,让医生开了一张“发烧”病假单,回到市区的家里痛痛快快地睡了个够。
接着是“三年困难时期”,当时我们相信那是由于“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虽然猪肉已经吃不到了,但政府对大学生还是较为照顾,时而还有猪尾巴供应。因此曾经在校园里看到过一张漫画,画的是猪八戒的徒子徒孙们都是没有尾巴的,因为它们的尾巴都被我们吃掉了!【不知道这幅漫画的作者后来有否被查出、有否遭到清算。】 因为营养不良,当时很多人脸上出现浮肿。【但上海是个国际大都市,事关国家的颜面,供应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当时的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全国会有多少人死于饥饿。】
明摆着的件件事实不能不让人们对于那种种违背事物客观规律的浮夸风、过早过激地实行“一大二公”的“共产风”产生怀疑、反感、责难。于是就开始进行关于“三面红旗”的思想教育,实际上这种教育不是以事实为基础,因为根本没有将这段时间内做的事具体地摆一摆,看是不是符合“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原则,而只是搬弄一些“左”的、八股文式的意识形态词句。尤其是我们在毕业时的“自我思想鉴定”中,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和认识更是不容回避的重点问题。不检讨自己认为大跃进是“得不偿失”的错误思想、不承认“成绩是主要的”就不能过关。【现在看来,当时像我们这样的小老百姓不得不接受上面的说教,一半是出于天真的盲信、一半是出于无奈的服从。】
我毕业的那一年,刚巧华东师大外语系英语专业从四年制过渡到五年制,因此这一年没有毕业生可以留校(往常都从自己的毕业生中选择留校),于是我被分配到师大外语系公共外语理科教研室,到数学、化学等系教学生英语,直到文革开始。在这三年中,一切顺利,思想平静。唯一的大事件是全国各地轮流进行的“社教”或“四清”运动,学校也有少数教师、干部被轮流指派参加工作队。我当时的理解这当然是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好事,但想不到一个巨大的社会风暴正在被加速促发之中。
与此有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64年2月23日毛泽东的“春节座谈会讲话”,尤其是下面这两句:“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当时用的是苏联的五分制】,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反对注入式教学法。。。”因为这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我在做学生时就是这样做的(虽然我基本上都是五分),却不知道这是在为翻天覆地的文革作舆论准备。【至今我仍然认为那个讲话中的教育思想是正确的,而这些年教育界的主流完全是与此背道而驰,是在坑害下一代。】


总之,一方面是对于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对党和领袖的虔信,一方面是对于政治思想领域内权力专断的潜在反感(只是“潜在”的,尚未浮上意识的表层)。同时,思想又非常天真、单纯、幼稚,从未想到过党政领导的上层会有严重的思想分歧和斗争,在下意识里总以为一些看不惯、想不通的政治现象只是下层干部的问题。正是这几个方面决定了像我这样的一批人在文革中及以后的思考和行动,实际上从一个方面(虽然是十分有限地)影响着文革的进程和结果,或者说,从一个方面书写着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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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10-15
陆寿筠:风云翻转话文革之二——本事回忆 
作者:[陆寿筠] 来源:[作者惠寄] 2012-12-13

     笔者曾是文革运动在基层的积极参与者,现在感到当时的经历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对未来会有所启发。因此写下这段回忆,希望能作为万民演绎和解读文革这一历史大篇章中的一个细节,为后代留下一点见证。本人原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的一名普通青年教师,当时年龄才二十七,教龄三年,属于不担任任何干部职务的“群众”;但由于深深卷入运动,成了该系的一名头面人物。当时我的绝大多数活动基本上都在该系的范围内,因此这篇回忆也是该系文革中主要事件的真实记录。现在又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风云变幻,回过头来继续思考当时的经历,认识又有所加深。回顾历史是为了未来。出于对历史和未来负责,文中所述的主要内容都有当时的(和少量后来查到的)文字记录为凭。但由于文中所涉的人物大多还健在,为了避免令他们感到尴尬,因此尽量不提人名;必须提到人名的(以便于前后文字的连贯),除了全校皆知者用真名以外,其他一律以拼音字母缩写代表。必须说明,对于在文革中曾经处于对立地位的任何同事或学生,本人早已不再怀有一点点怨恨;现在将事情公开出来,只是作为大历史的一部分看待。
(回忆中时而插入现在当下的评论,将置于方括号 【】内。)
 
(一)文革前校系党政和教学组织结构
       当时学校设有中文、历史、教育、政教(政治教育)、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系,还有图书馆、医务室等平行单位。外语系下设英语实践、俄语实践、理论(语言、文学、教学法)、公共外语理科、公共外语文科等教研室,还有资料室等平行单位。本人属于公共外语理科教研室。
       当时只听说校长年事已高,本人从未见过。校党委书记和若干副书记兼任副校长。
外语系总支书记空缺。三名副书记和一名兼任团总支书记的总支委员,原来都是本系学生干部,毕业分配留校后逐步提升上来的,因此都较年轻(文革开始时约三、四十岁上下)。系主任和人事副系主任都兼总支委员(都较年长,当时四、五十岁上下);另有两名负责教学的副系主任:一名非党员,更年长(统战对象);另一名是党员,较年轻。所有正副系主任都不是本校毕业生。
各教研室设业务主任和政治主任各一名:前者大多为非党员、而年龄和业务资历都较长;后者为较年青的党员教师,业务水平大多平平,甚至较差,多数都差于同年资的其他青年教师。政治主任多数也是本校毕业后分配留校的,因此,与其他政工人员(总支副书记、学生政治辅导员等)大多是同学关系,其中还有四对夫妻。据当时外语系一位总支副书记、实际上的第一把手MXH后来在文革结束后(1985年1月23日)系整党大会上说到自己:“长期来受左的影响,1955年未毕业就留校,参加肃反、反右、62年阶级斗争、64年四清。盲目服从、崇拜上级领导,怕犯错误,宁左勿右,【认为】反领导是错的”(根据本人当时笔录)。
其它各系政工和教学行政干部队伍的构成与外语系大同小异。
 
(二)全校、全市相关重大问题和事件
    我在文革中的活动虽然大多在外语系,但在全校性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有明确的、公开的表态,乃至行动;对于全市性的某些大事件在思想上也有或共鸣、或抵触的反应,乃至私下或公开的表露,个别事件还有参与。由于这些问题和事件与外语系所发生的一切、以及本人在文革中的遭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有必要首先加以简单的交代。
    1. 全校性的主要争论问题
(1) 关于原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常溪萍的问题:他在文革前已升任市教育卫生部长,曾被派遣参与北大社教运动的领导班子工作、后来处于与中央文革所支持的聂元梓相对立的立场、因而卷入了中央最高层的政治斗争漩涡中。常溪萍在担任该校党委书记期间,平时生活艰苦朴素,待人毫无架子,师生都一直亲切地称呼他为“常校长”。在政治上他的组织观念很强。【那时候的所谓“组织观念”,从好的方面说就是紧跟上级,从不好的方面说也许就是盲从。】他离开该校不久,多年的领导工作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校各级党组织政工干部的政治素质以及在文革中的表现。文革初期, 北大“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主要作者聂元梓送来另一张大字报,说常溪萍出卖了北大社教运动。于是,“反”还是“保”常溪萍成了该校区别“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分水岭。开始时,绝大多数政工干部都是“保守派”。我是全校最早公开支持造反派学生揭批常溪萍的极少数教师之一。
    (2) 关于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王亚朴的问题。他曾在50年代后期因说过大跃进全民炼钢炼出的是“豆腐渣钢”等言论而在“反右倾”运动中受过批判,被定性为“严重右倾”。文革初期即遭到批斗。后来在酝酿实行“三结合”(群众组织负责人、军训团/工宣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建新权力机构时,被一部分造反派提出要解放、结合他进入校革命委员会,但受到军代表的反对。后来(文革第二年),王亚朴以及支持他的群众组织(名为《审王兵团》)、其中包括外语系我这一派的一些教师,被作为“右倾翻案”而遭到审查、批斗。
2. 全市文革中的相关大事
    (1) “解放日报事件”: 1966年11月25日,上海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受江青指使、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身份来沪鼓动造反夺权的聂元梓在这次大会上称:“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并领头呼喊“打倒上海市委”等口号。会后,“红革会”要求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报道大会消息,遭到拒绝。“红革会”主办的《红卫战报》第九期成了这次大会特刊。11月27日、29日,“红革会”派代表到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和解放日报社,要求将这期《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被后者拒绝。于是“红革会”400多人于11月30日凌晨占领报社,强行阻止《解放日报》发行,当时我也在其中。整个过程有推挤,但没有武斗。
    (2) “红卫兵破四旧”:1966年8月23日起,上海红卫兵仿效北京红卫兵的做法,从学校“杀”向社会,破“四旧”:改路名、店名、校名、厂名、影剧院名、公园名;禁止出售高档商品,勒令咖啡馆、弹子房、珠宝、古玩商店停业;剪“小裤脚管”、“大包头”、剁“尖头皮鞋”;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砸碎建筑物上的雕塑、石像;抢占原工商业者(资本家)的住房,禁止私人开业,打人抄家,有的当场揪斗,抄家对象逐步遍及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教师、干部等。该校外语系至少有两名教师受到冲击。为此,我曾代表系红卫兵组织去其中一位老年教师之家贴出告示,对外宣布该住户不是“牛鬼蛇神”,不准冲击。系学生造反派头头也曾带领若干名红卫兵去另一青年教师之家(其父为资本家),阻止了一些中学生企图用棍棒打死该教师(“资产阶级孝子贤孙”),避免了一场惨祸。【可见,造反派也不是全部或自始至终干错事、坏事,干了错事、坏事的也不一定全是“造反派”。】
(3) “炮打张春桥事件”:1967年1月28日,“红革会”抓住张春桥在历史上化名狄克写过反鲁迅的文章,准备举行20万人大游行,掀起炮打张春桥的全市性高潮,为中央文革和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所阻止。
(4) “砸‘联司’”事件:1967年8月4日,王洪文的“工总司”派出上千辆卡车、十多万工人,介入上海柴油机厂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冲突,拉一派、打一派,大搞武斗、狠砸“联司”。(现在知道,毛泽东当时在上海。在这之前的7月22日,江青对河南省民众组织讲话时,首次提出“文攻武卫”口号。)
我等私下同情红革会和联司,成为日后受迫害的两条“罪状”。
 
(三)焦点纪事
第一阶段:1966年6月初 - 8月初   揭批教师和教学行政干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
6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
“。。。解放16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地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他们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拼命维持所谓学术‘权威’,制造复辟舆论,同我们争夺群众,争夺年青一代和将来一代。。。
“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6月3日    校内出现批评校党委书记姚力的大字报,其中有一张是外语系电化室一名青年职工贴出的,也有来自北大的。随即有更多反击的大字报“保卫校党委”。全校立即笼罩在一片1957年“反右斗争”重演的气氛中,批党委的声音立即消失。
 
6-7月  系总支公开动员贴教师大字报。接着揭发中老年教师、“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如满天星斗,内容有:历次运动中有过结论的问题及相关档案材料;平时或课堂教学中“宣扬白专道路”、“不突出政治”、“智育第一”等“错误言论”和做法;也有捕风捉影的“反动言论”(例如,一位语法课教师,在有新闻报道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那几天,刚巧教“情态动词”的用法,在例句中有“Can I believe my ears? ”意即“简直难以置信”,于是有大字报揭发说,这是散布对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怀疑情绪);而且往往轻易上纲上线,提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吓人高度。令有些教师惊慌失措到极点,以致有一位曾试图在家上吊自杀(这次未成功,但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时还是自杀了)。
同时,系总支三位年轻副书记MXH等和总支委员兼团总支书记(YTJ,乃MXH的丈夫)暗中动员各教研室党员政治主任(很多老同学、夫妻关系)贴大字报,揭发三位党员正副系主任QM(1938年老干部)、YZG(学生运动出身的地下党员,人事副主任)、ZZZ(较年青的教学副主任),名为“搬石头”。其中QM在工作上与校党委书记常溪萍有过不同意见,曾反对提拔YTJ为副系主任(这后一条没有见诸大字报),就说他“反党”;他主张让学生“在外语海洋中游泳”,就说他推行“智育第一”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当时,解放后培养的青年外语教师还不够多,教师中很多是解放以前过来的。YZG是管人事的,于是大字报就说她推行修正主义组织路线,网罗从旧社会过来的牛鬼蛇神,让他们占领社会主义讲台,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毒害一代代年青学子。ZZZ积极领导、推动“听说领先”教学改革,大字报就说他“智育第一”。前两人(兼总支委员)在更早时候已经变相“靠边”,因为不再通知他们参加本该参加的干部会议了。
过了一些日子,俄语教师YSZ(中年党员业务骨干,不是该校毕业)贴出大字报“谈谈我的心里话”,揭发某些政工干部在私下议论,文革结束后的新领导班子中,谁当总支书记、副书记、系主任、副系主任、各教研室主任等。
七月初,酝酿成立系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系文革”),准备推选主席团,当时选YSZ的呼声很高。七月中旬,政工干部贴大字报围攻YSZ,其一题为“YSZ的错误言论”,内容是YSZ在以前运动中有过结论的思想性“错误”。同时总支委员YTJ在背后调派人员外出调查YSZ,并指使政治主任们互贴大字报,以掩盖对YSZ的围攻。其妻、总支副书记(实际第一把手)MXH则提出暂停YSZ的系文革代表资格、并建议成立调查小组进一步调查YSZ的问题(据1967年1月24日及3月下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当时接受指使的政工干部们的揭发)。
不久,我等来自五个不同教研室、年龄相仿的五名青年教师,以《火把》战斗组的名义贴出大字报,题为“在XXX的大字报背后” (“XXX”即“YSZ的错误言论”一文的作者),揭露该大字报乃属于对YSZ的有组织的围攻,是压制不同意见、企图捂住阶级斗争的盖子。接着,总支和系文革就组织师生以“辩论”为名围攻《火把》,辩论YSZ的代表资格问题,并将那份围攻YSZ的大字报公开定性为“革命大字报”。
 
8月4日    校内发生斗“牛鬼”高潮,主要是由学生们将被贴大字报较多的教师和行政干部戴高帽(甚至纸篓)或挂牌游斗,先是全校集中鸣锣游街、示众,后按系分开批斗。被斗者个个低头弯腰、双臂弯于背上,名为“喷气式”,最后全都跪在地上。一片“红色恐怖”气氛。“这一天全校共揪斗194人,占全校教职工11%。后来,其中3人自杀而死,2人自杀获救。”(据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网站。)
外语系被斗者:三位正副系主任、被贴大字报的中老年教师(包括各教研室业务主任),共22人。其中,有人(如副系主任YZG)还挨过打。事后有人议论说“YSZ差一点被揪出”。
被斗者名单是由党委布置、总支确定的(据1985年1月23日整党大会上MXH自我检查时所说。)被斗者一律被称为“牛鬼蛇神”,或简称“牛鬼”,因而被打入“牛棚”-- 不是说他们真的住在简陋如牛棚之类的地方(他们晚上还是可以回家的),只是白天上班被剥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而被迫在监督之下劳动(打扫校园之类);有些负责监督他们的红卫兵学生被戏称为“牛司令”。
 
第二阶段:1966年8月8日- 10月19日 中央发布“十六条”,将矛头对准走资派
8月8日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发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不要怕出乱子”。
8月1 4日  校内贴出聂元梓大字报:“常溪萍是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
9月1日晚至2日清晨       造反派(基本上都是学生)在校办公楼前静坐,要求校方交出常溪萍关于北大社教的检查录音,派代表送去北大。我和《火把》另一成员JPC也参加了静坐。
9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文斗,不要武斗》。
9月上旬    学校接到上面指示,派代表免费坐火车入京“取经”,即参观、学习文化大革命。各教研室公开地民主推选一名代表,竞争激烈,我与一位党员教师、英语组长竞选获胜。还有JPC等其他《火把》成员获选。
9月6日    校、系第一批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成立(最初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参加市“红革会”,遂改名)。我与JPC被例外地接纳为红卫兵(红卫兵一般不吸收教师,我们也不参加学生红卫兵平时的活动。)
9月7日    系学生造反派“红旗战斗队”成立(与上述红卫兵组织相重叠)。
9月11-21日       我等去京取经,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
9月2 3日  系内围绕所谓“YSZ问题”举办座谈会,各方(包括YSZ本人及围攻他的大字报 作者)先后发言。
9月26日   校代会(校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成立。我与JPC为校代表。
校、系造反派与保守派大辩论:是否应转入“斗、批、改”(斗垮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还是要继续深入揭发、揭深揭透问题,暂不转入“斗、批、改”。
校党委书记姚力讲话,提出要继续揭发问题,同时进行斗、批、改;公布6月6日至 9月9日全校揭发问题的大字报统计结果:
全校被贴大字报共927人,占全校教职员及干部总数的57%,大字报总数为31126份。
其中党委成员100%被贴大字报,共1757份;
           科处级干部:100%,359份;
           各总支干部:94%,2920份;
           一般党员、包括正副系主任:97%,4085份。
9月28日   全校保守派组织《心向党》外语系中队成立。
9月29日   全系辩论主攻方向:应是常溪萍问题还是所谓“YSZ问题”。
10月1日  《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10月5日   系文革成立。
10月10日     全系师生大会。主持者(文革主席团头头,学生)的意见:继续深入揭发,穿插斗批改;斗谁、批谁要大多数人同意;要“保护少数”。
10月11日  我在校园内贴出大字报《姚力“九卅”报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作》,指出党委没有按照“十六条”规定的运动大方向、充分发动群众起来揭发党委的问题,而是竭力加以压制。党委书记的报告则是掩盖真相、文过饰非。这样矛头直指、观点尖锐的大字报在当时全校教师中几乎是绝无仅有。
10月12日  反驳我的大字报大量出现。
    全校造反派红卫兵总部成立。
    下午校革会成立。
10月14日  《火把》成员在常溪萍问题上分道扬镳,战斗组不再存在。
10月19日  奉市委指示:校党委、各系总支停止领导。
这以后批判资反路线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政工干部、原保守派、“伪文革”(受党委、总支控制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成员纷纷“造反”,揭发“资反路线”内幕:如何压制造反派揭发党委、总支的问题,在外语系如何整教师、组织围攻YSZ等、组织“地下司令部”暗中操控运动。
 
第三阶段:1966年10月20日 造反派成立文革筹委会–1967年“一月革命”
10月20日  造反派成立校、系文革筹委会(以学生红卫兵为主体),我被推选在校筹委会成立大会上宣读成立宣言。后来JPC被推选入校文革筹委会,我入系筹委会。
当夜,全校造反派大队人马赴市中心人民广场,向市委请愿,要求承认我校文革筹委会;由于遭到拒绝,全部人马直接去火车站乘火车去京告状。由数名学生和我作为代表,在国务院接待站口头和书面表达了我们对上海和学校运动的意见。整个过程始终秩序井然(虽然火车上很拥挤)。
10月底开始 全校师生外出大串联。
12月28日  外语系批判资反路线大会,为YSZ和6月3日贴姚力大字报的那位职工平反。
12月29日  全校性揪斗党委、总支主要负责人,戴高帽游街。系被斗者为MXH、YTJ夫妇俩,后入“牛棚”。学生所为,我预先不知。
 
第四阶段:1967年初开始全面夺权 - 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前夕
1967年
1月3日    上海文汇报社内部造反派夺权。 
学校造反派师生开始深入工厂,投入工学运动。
我留在系里,以系文革筹委会名义主持从“牛棚”中解放一批中老年教师,只留MXH、YTJ(系总支资反路线的主要执行者)、三位正副系主任(当时大家都认为审查当权派是运动的重点,不宜立即解放)、及个别教师(如一位被揭发曾对毛泽东思想有所议论的老年教师;另一位俄语教师有“外通苏修”的嫌疑。认为事关重大,因而都不敢解放)。被解放的中老年教师自发成立《关心国家大事》战斗组(简称《关心》组),参加批判资反路线。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这是他们作为革命群众的权利。后来,那位“外通苏修”的被嫌疑者贴大字报宣布并署名“自己解放自己”,拒绝继续在“牛棚”中劳动,而四处活动要求平反。我不表支持或反对,对他说:“你自己的问题自己最清楚,你的行动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1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正式吹响“一月革命”的号角。
1月23日   最早造反的全校性群众组织《革命造反大队》单方面夺权,撇开另外两个全校性造反派群众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联络总部》(简称《总部》)和《心向毛主席联络总站》(后二者虽较迟、但也在党委停止领导以前就造反了,被前者批评为对执行资反路线的政工干部态度“右倾”),单方面宣布成立“新师大人民公社”(和最初的“上海人民公社”一样,仿效 “巴黎公社”,领导班子名为“勤务站”)。后二者不承认,校造反派分裂,开始“打内战”(只是大字报战,没有武斗。)
在外语系,学生造反派属公社派(没有听说反公社的)。教师分两派:我是公社派(认为《总部》头头右倾,表现在轻信与党委对口径后“假造反”的政工干部等事情上),JPC为反公社派。因此教师造反派也分成对立的两派,有些对“内战”无所适从或不感兴趣。
《关心国家大事》战斗组支持并要求参加公社,我表示同意。
2月5日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按毛泽东指示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2-3月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号召在夺权中要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其中包括革命干部。因此我又以系分社勤务站的名义从“牛棚”中解放三位正副系主任,让他们在群众中“亮相”,检讨、认识自己的错误,让群众审查、判断、选择可以“结合”的干部。
同时,全系造反派教师实行革命大联合,成立《教工造反队》。
4月24日   《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
这以后,对于“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反路线在外语系和全校的表现,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和两个对立的派别。我这一派认为,像前一年8月4日斗“牛鬼”高潮就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恶性表现,原被打成“牛鬼”的《关心》组成员支持我们的观点,也加入批判反动路线;但是原造反派中的多数学生骨干和少数教师(为首者是我原来的“老造反”战友JPC)、以及当时表面上已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原保守派政工干部都认为那是“革命高潮”,不是反动路线。我们当时对运动初期教师挨斗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贴出了大字报,对此作为反动路线的表现进行批判,并呼吁原来执行此错误路线的总支和其他政工干部反省此错误,欢迎他们真正回到革命路线上来。同时,针对学生和个别教师以前和当时对受冲击对象的暴力行为,大力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反对我们的学生和教师就写大字报对我们进行反击,说我们站错了立场,是压制革命干部(指那些坚持认为运动初期斗“牛鬼”是革命高潮的政工干部)回到革命路线上来,那才是打击一大片【他们在气势上好像确是多数】、保护一小撮阶级敌人,说我们是“牛鬼蛇神大黑伞”、“极左”、“形左实右”、“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假造反”;将我们的“纲领”归纳为“受迫害的群众要造反,受排挤的干部要掌权”;还针对我们私下议论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过左做法,说我们要批判“十七年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说我们“造反是假,复辟资产阶级专政是真”。运动初期被斗的三位正副系主任、被围攻的教师YSZ、和部分其他教师对这场争论的态度不明朗【可见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尖锐性和风险性】。
我们这一派教师后来以《战险峰》战斗组的名义出现,反对我们的少数教师名为《万山红遍》。【这两个战斗组的名字本身就反映了对当时全系、全校、全市文革形势的看法。】总之,系《教工造反队》已名存实亡。在全系师生范围内,原造反派已分裂成两派,其中的极左派已与原“保守派”大多数骨干合流,并且得到校内与市内极左主流的首肯和支持。
6月底  系革命委员会成立:由人称“武斗苗子”的学生红卫兵头头任主任,原系总支另一位副书记任副主任,我是常委之一,JPC是委员之一。
10月18日  中央、国务院、军委、文革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
11月  开始“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
系里开始审查《战险峰》的一个骨干成员(年龄稍长,当时被说成有历史问题,最后并未听说有什么严重问题)。
支持原副校长王亚朴及《审王兵团》、有《战险峰》骨干参加的全校性教师造反派组织《赤卫军》被砸。
1968年
1月15日   张春桥来校视察。
2月    系红卫兵砸《关心》组,重新逐一审问、逼供、甚至动手打人。
据后来1977年5月17日学校  传达市级干部揭批四人帮大会上,公安局揭发:张春桥说过“用拳头是觉悟高的表现”。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严佑民揭发:四人帮鼓吹“打人有理,打人有用,打人有功”。
 
3-4月 全系师生批“《战险峰》反动思潮”。我被“靠边”接受审查,作检讨,在大会上低头面对全系师生接受批判。检查、批判内容:(私下议论同情)炮打张春桥;打击革命干部、为走资派翻案、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翻案、是“牛鬼蛇神大黑伞”(见上文);反对“三红”(因反对新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继续推行资反路线,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私下议论说“早请示、晚汇报”等是“形式主义”—反对伟大领袖);还反对解放军(因不同意军训团成员说:“那些解放前过来的人,给他们戴戴高帽子、游游街,有什么大不了事?”;说我们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是“攻击革命小将”(指红卫兵);还为被王洪文的《工总司》砸掉的《联司》鸣冤叫屈。最后被撤销系革会“常委”职务,保留为“委员”。还有《战险峰》其他骨干成员、以及《关心》组成员、还有那位“自己解放自己”的教师被逼检查、揭发。审查者不择手段地抛档案、“揭老底”。有的受审查者被隔离、抄家、挨打、冻结存款、罚站在毛主席像前低头认罪,个别头发稀疏者被强行脱掉长戴的帽子、故意加以侮辱等等。(我因为家庭出身是贫农,所以他们对我还比较“客气”。)那位“自己解放自己”者的妻子(也是外语系教师)在被隔离的学生宿舍于当年3月28日(一说25日)跳楼自杀,另一位教师于7月21日在家自缢。
校内举办“审王学习班”,实际是对王亚朴的支持者《审王兵团》成员的打压。
整个夏天,校园内常看到、听到各系被整“反动学生”跳楼自杀的消息。
5月25日     常溪萍从华东师大数学馆三楼阶梯教室窗户坠落下来,被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医院抢救的全部记录显示,他中间苏醒过几次,并申明“我不是自杀”。(http://web.xwwb.com/wb2008/wb2008news.php?db=15&thisid=14990, 9/7/2012)
夏天某月   我以“犯错误头头”之身,作为领导小组的名义成员与其他几位青年教师随一个班(约20名)学生,由一名政工干部带队,赴皖南黄山脚下山区农村,进行“教育革命”探索,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半年后返校,“探索”没有具体结果。【如果是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去山区农村,体验普通农民的生活,无论对于学生还是教师,尤其对于文科师生,那是很有必要的。对这一点,我至今不怀疑。】
8月25日   中央、国务院、军委、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
8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9月初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学校及各系。外语系工宣队的领导人后来成为外语系系革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9–10月    开始“复课闹革命”,并废除招生考试,通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招收“工农兵大学生”。
外语系部分师生由JPC(《万山红遍》头头,我的对立面)带队赴江苏省太仓县沙溪公社洪泾大队(林彪夫人叶群树立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标兵单位)进行“教改”。期间一名青年女教师,因请假到上海作怀孕检查后未能按照规定时间及时返回,受到JPC主持的“批斗”,因此于当年8月29日服农药自杀,体内小生命同时夭折。若干时日后全部师生回校。
X年X 月(不明)   开始流行“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在机关上班、学校上课、商店开门、生产队出工以前,全体人员都站在毛主席像前,鞠躬行礼,手握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举过头顶三呼:“敬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唱《东方红》,朗读毛主席语录。傍晚,机关下班、学校放学、商店关门、生产队收工前,再站在毛主席像前,检讨自己一天有无缺点错误,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忏悔。歌曲改为《大海航行靠舵手》等。还有,在每次开会前、甚至一日三餐前都有类似仪式。
 
第五阶段:1969-1970:“开动国家机器,将袋口收紧”
【这是文革中一位学生造反派头头在早些时候就说过的话,当时我很不理解。】
1969年
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传达毛泽东关于清队政策的指示,开始全国性清队运动。
这时期,自黄山返校后我对学校、上海文革形势很不满,常与YSZ(那位文革初期受围攻的党员教师)私下议论、质疑张春桥等人在上海的做法。
10月18日  林彪发布“第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离开北京到外地,很多机构也以“斗批改”、办“五七”干校和试验农场等名义,分散到农村及有关“战备疏散点”。
11月   全系师生去上海郊区马陆公社。
1970年
1月31日   传达《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
2月23日   全系布置“一打三反”,“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以“清除隐患”;动员师生“狠批《战险峰》极‘左’思潮”,“揪出《战险峰》反革命集团坏头头XXX(直接点出我的名字)”。接着对我和我的妻子(同事、《战险峰》骨干之一,一年半前与我结婚),第二次进行隔离审查,同时对其他《战险峰》成员或同情者办“学习班”,逼迫他们揭发《战险峰》“内幕”、“交代自己的问题”、揭发我们的“问题”、与我们“划清界线”。对我们两人,除了没有动手打人以外,他们无所不用其极:
第一步:搜身、抄家,抄到上海家里及我乡下老家,拿走笔记本、私人信件(所谓“密信”)、大字报底稿、通讯录,并将“密信”翻印后在全系散发,供全系师生批判。
第二步:隔离审查:不准随便走动、互相接触,时时有人监视,整整半年不得休假回家;到了夏天我妻子仍穿着冬衣、晚上睡觉没有帐子、席子,乡下蚊虫多,他们不管。白天有人轮番训话,要我们“交代问题”,训话者包括工宣队长、系文革党的核心小组组长XXX,前总支副书记、运动初期资反路线主要执行者、当时已结合进系革会和核心小组的MYH,曾经的“造反派”战友JPC。他们不断地对我们进行逼供、训斥、威胁。毫无根据地无限上纲,要我们“竹筒倒豆子”、交代“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言论、有行动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第三步:抛出两年前第一次整肃我们得到的旧材料,按班级巡回轮流批斗,轮番轰炸,整“态度”,实行思想围剿,逼供。同时软骗、威逼我的六旬老父从上海西郊赶到北郊、以亲情诱使我“坦白从宽”,威胁说“否则转化为敌我性质”。(当时我家乡曾盛传“XXX(指我)要去坐牢了。”令我的六旬老母十分担心,思念至极,以致在地里干活时幻听到我呼唤她的声音。我是他们领养的独子,是他们晚年唯一的依靠。)他们同时对我们实行套供: “你不交代,别人已经交代了。”还有诱供:用复旦大学“胡守钧小集团”炮打林彪、张春桥的材料对我们进行“启发”,要我们“交代一般人不敢说、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问题”。
第四步:根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徐景贤的指示:“对炮打张春桥的人必须搞出他们攻击毛主席的三反言论来,不搞出这样的三反言论,他们将来是要翻案的。”(据后来批“四人帮”时有关人员揭发。)虽然我们并没有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只是私下有所议论,但为了把我们彻底打垮,他们拼命挖掘所谓“恶毒攻击”的“三反言论”、“防扩散材料”(指不能公开、不能给一般人看到的材料)。于是,我们私下议论“有些人明明处处违背毛主席的指示,但‘万岁’的口号喊得特别响,这是为了向人表白他是‘最最革命’的”;“每次大会都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写在会标上,但实际上是否真的‘高举’了还是个问题”;“我们敬仰毛主席,是因为他的思想符合人民的利益,并不是对他的个人崇拜”;还有我们私下对于“形式主义”崇拜仪式、以及对江青与毛泽东等人的关系并无恶意的议论,这些他们都拿来作为“恶毒攻击”的“防扩散材料”,虚虚实实地用来吓唬群众,以彻底孤立我们,然后将我们整死。
最后他们给我下的结论是:“属于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撤销系革会委员职务。我妻子属“人民内部矛盾”。那位不是《战险峰》成员的党员教师YSZ因为曾与我接触频繁,也受牵连而被开除党籍。以后系里每次对新生进行“路线教育”,都把我们作为“反面教员”提及。一些同事很久不敢跟我们打招呼,多说话,不敢串门。我们一不小心,就会遭到批判。我被调出外语系,转入从事中学教师进修培训的“中教组”。这以后多年,常做噩梦,梦到遭受围攻、被迫与人“辩论”、“抗争”。
    从67年底-70年底  外语系清队、整党、一打三反案件统计(根据原总支负责人、后核心小组成员MXH于1985年1月23日整党大会供认):教职工专案共41件,学生专案20;非正常死亡6名,其中学生3名,教师3名。
    “十年来,全校因反对四人帮被审查的共达250多人。”(据后来1977年5月17日党委负责人传达市级干部揭批四人帮大会时所说。)其中有一位名王申酉,原华东师大物理系学生,因表达与毛泽东和四人帮不同的政见,在四人帮下台后仍于1977年4月27日被上海当局判处死刑,未经辩护,立即执行,时年三十一岁。1981年4月3日,上海市委召开了为王申酉平反大会。

 
第六阶段:1971-1976:“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1971年
9月13日   林彪等人在外蒙古墜機身亡。
1975年
11月   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68年下半-1976年 学生逐届“毕业”,分配离校,上山下乡。教师轮流去“五七干校”。同时陆续少量招生,反复提倡“教育革命”,“政治挂帅”,批“复辟回潮”,批“智育第一”、“白专道路”、“师道尊严”,丝毫不能、不敢提及外语学习和教学的特殊性。
工农兵学员粗暴对待教师,对我们这些受过“冲击”的教师更是呼来唤去,起码的平等尊重都没有。我们起初被剥夺上台讲课的资格。我曾经被分配编写公共英语教材。记得课文中有一句译成中文是“一家工厂”,工农兵学员就质问说,“工厂是国家的,还是哪一‘家’的吗?”
1976年
9月9日    毛泽东逝世。
10月6日   “四人帮”被捕。
在此消息尚未公布以前,外语系一位平时看似“逍遥派”的田姓中年教师意外地来访我家,用极低的声音在我耳边说:“江青他们被捕了。别给人说。”我随即一人走去南京路看动静,若无其事地走过国际饭店门前,眼角里瞄到特大的白纸横标赫然写着“欢呼揪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几个大字。我赶紧把目光转回前方,生怕那是“反动标语”,被人注意到我的反应。那天上午,全市仍是鸦雀无声。可是到了下午,整个外滩和附近的街道都挤满了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自动排成队伍,慢慢地行进着。没看到有人组织、或指挥、或维持秩序,可是秩序井然,丝毫没有一点混乱。欢呼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人们是那么地兴高采烈、喜笑颜开、无比自在地欢庆着 — 真正是自发的“群众运动”、人民的盛大节日啊!当晚,据说全市商店内的酒都卖完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切仍然好像历历在目,心跳又加快起来了。
 
尾  声
1977年
5月17日   校党委关于我和我妻的平反决定“(草稿)”上仍留有“尾巴”:我们曾说过“有损于毛主席光辉形象的错话”。
6月13日   经过我们反复艰苦抗辩,校系两级“复议”后的平反结论字面上不再出现上述“尾巴”字样。
7月底     全系师生大会宣布为我们平反,我们作控诉发言。
1979年
3月2日    销毁或归还迫害我们的一切交代、揭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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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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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寿筠:风云翻转话文革之一——反思 
陆寿筠:风云翻转话文革之一——反思 

作者:[陆寿筠] 来源:[作者惠寄] 2012-12-13

    当年“胜利万岁”的呼声犹在耳边,“彻底否定”的凿凿之言也才过了半个甲子,担忧文革重演的恐惧却又风生水起了。从根本上说,像文革这样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只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绝不是仅凭少数历史人物的个人意志所能够发动、或重演、或阻止、或加以定论的。
    此文是在对十年文革及其前后历史中个人经历的回忆基础上(见本文第二、三部分)进行的反思和分析。如果按共和国历史分成前后两个三十年的说法,那么后三十年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依然历历在目,无需细说。只是对这三十年的评价存在着全国范围内的巨大分歧、甚至严重的对立,而且这种对立还反向延伸至对于前三十年、以致更久远历史的评析。思潮激荡,风云翻转,乃是社会上不同利益互相挤压冲撞的现实在政治思想领域的直接反映。在两个极端上,一股思潮力图将社会拉回四、五十年前,另一股思潮则要将国家拉回到更早的历史时期。但是,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还是应该对每一个历史时期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分清不同时期各自的积极面和消极面,并找出造成这些消极面的关键因素。
 
(一)没有兑现“人民民主”的高度集中
事实上,虽然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由于历史的某种延续性,不同时期的消极面尽管表现方式可能不同,但最关键的根子很可能是同一个。且不说,解放前后虽然曾经是冰火两重天,前后两个政权曾经是多么地水火不相容,但如果有人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生活过较长时间、而又能活到现在,恐怕对如今泛滥于中国大陆的很多消极现象及其根源会有似曾相识之感吧。且不说两个“朝代”的某些重大相似之处,就说人民共和国本身的前后两个三十年,在有些人看来,似乎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实际上,这“天”“地”之间却有一条“红线”将它们紧紧地贯穿在一起。这条红线就是缺少制度性“人民民主”基础的高度集中。这不是说,缺少的是高度集中,因为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是集中过度了;但也不是说要笼统地反对高度集中,因为笔者不是自由主义的所谓“小政府”主义者 -- 而是认为解放以来名为“民主集中制”的那套政治机制不是真正以广泛的“人民民主”为基础的。名义上的那种 “民主”只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说白了,即所谓“真主意、假商量”,或称“橡皮图章”、“花瓶”,即使名为“民主选举”,谁有资格当候选人也只能听从“集中指导”)。因此,按照二元论(名为“辩证”)的八股说法的“另一方面”,即所谓“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则除了某些具体事务的决策过程也许曾经有所体现以外,作为体制性的整个政治程序,这一原则则是任何时期都没有真正实行过。由于那种高度集中缺少制度性的、广泛的“人民民主”作基础,因此这种“集中”越是“高度”,就越远离千百万人民的实践,越远离对事物、对形势、对客观规律的如实认识,这才是一会儿“左”、一会儿右而得不到及时纠正的根本制度性原因。
在取得政权以前,虽然在那种战争环境中难以形成只有在和平环境中才可能运作的“人民民主”政治机制,但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对象是全国人民所痛恨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因此得到了广大工农大众、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支持,更吸引了无数优秀分子直接加入其队伍;这表明,当时党的领导核心和整个革命队伍是代表着和实践着全国人民的意愿的,本身就是“人民民主”的特殊体现。同时,另一方面,由于党和整个革命队伍在全国范围内是处于受压制的不利地位,环境迫使领导者需要紧紧地依靠被领导的普通群众,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还比较注意在革命队伍和领导核心内部发扬民主精神。由于这两个原因,在抗战胜利后,党领导人民很快地就取得了全国政权。可惜的是,既然大权已经在握,也就是关键条件已经具备,那就完全应该、也有可能本着民主革命的宗旨,逐步地、稳妥地摸索、实践出一套广泛的、自下而上的人民民主机制来,但是新政权并没有这样做。这件符合“民主革命”题中应有之义的头等大事,却从未提上议事日程。
“人民民主”的本义是全体人民当家作主,与其相对立的当然是特权阶级的霸道专制;但其还有另一个对立面,那就是“救世主心态”。人类的解放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人类解放的道路是一条高度复杂、艰难、曲折的道路,必须通过包括先觉者和领导人在内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自己的实践、摸索才能一步一步地走出来,而绝不可能是哪一位或哪几位神人、圣人、救世主可以预先完全一目了然的。一切革命团体、先进团体中的核心人物、领导人物只是比一般人早知道、多知道一些事物的真相,因此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如此而已。说到底,他们仍然只是人民群众中的一份子,即使是比较优秀、比较杰出的一份子。他们永远不可能全知全能,不可能永远不犯错误。他们自己永远不应该这样想,别人也永远不可以这样地期待他们、要求他们。他们对事物、对前进道路的认识,仍然必须时时刻刻接受千百万人民群众历史性实践的检验和修正。所以,归根结底,人类解放的事业,只能是人类集体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由一部分人去“解放全人类”,正如《国际歌》所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才是“人民民主”的本质含义。离开了这一根本宗旨,一切形形色色的“民主”,如果不是过渡性的、因而还不是彻底的,就一定是虚假的。
 
(二)“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人民民主”这一原则也可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来说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他于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在有关原安东(现辽宁省丹东市)机械厂自力更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的报告上的批示,是为了说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 (戮)的那些人。。。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其实,他不仅是指科学、技术发明,他领导的党中央还支持“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这一“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原则”(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批转黑龙江省委《关于工业企业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及实行业务改革的报告》)。再进一步,不仅是企业管理,这一原则的精神当然也适用于国家管理。
那么,1949年以来,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究竟谁是“卑贱者”、谁是“高贵者”?按照毛泽东本人提出的标准:“最聪明”的 “卑贱者”应是“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 (戮)。。。”其中最关键的当然是“社会地位”,它基本上决定了后面的几条。例如,解放前过来的旧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即使“学问”再多,也一再受到“教育”、批判、整肃,显然其社会地位已不再那么“高贵”了。那么,在这六十多年中,哪个阶层的社会地位“最高贵”呢?那当然是各级党政领导人、政工干部了。在这个阶层中,级别越高者,地位也越“高贵”,直至最高领袖,包括毛泽东本人。当然,在理论上,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在前三十年分别是城市和农村的“最高贵”阶级;不过,具体落实到人,还是要看他们每个人对各级党政领导人的态度,只有那些“紧跟”上级领导、只对上级负责者才能得到提拔、重用,从而成为真正的“高贵者”;相反,如果出于对下情的了解、出于对广大下层“卑贱者”负责,而对上级表示不同意见,那就要被扣上“右倾”、“右派”、“反革命”等帽子,被贬入“另册”,而成为最“卑贱者”。在文革初期,造反派红卫兵曾经一时被赐予“革命小将”的“高贵”地位,但只有那些“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各级追随者的红卫兵头头才能保持如此“高贵”的地位;那些质疑曾经发生过的左倾浮夸歪风、反对历次(包括文革中)错误的整人运动、反对打击大批无权的群众和正直的政工干部以保护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因而真正捍卫着社会主义美好名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丧失其“高贵”地位,而成为“卑贱者”。
对于上述分析,毛泽东可能局部同意,而大部不同意。他赞成“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就是为了防止党政干部们变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在管理中做出“愚蠢”的事来。在这一点上,他与本文的观点是一致的。但在整个党政领导系统中,他当然不承认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卑贱”的人民群众、脱离了下面的实际情况,自以为仍然是与广大“最聪明”的人民群众心连心的,而那些与他有不同意见的领导人、还有就是广大的知识分子(在他看来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他们才统统都是高高在上、脱离实际因而愚蠢的人,因此他们必须接受(紧跟他的那部分)“工人阶级”(工宣队)“领导一切”、接受“再教育”。为此,需要着重分析一下党内路线分歧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先说党内问题。
 
(三)党内“左”、“右”派的异中之同
    首先说明:“左”加引号,因为不是真左,而且代表人物比较明确;“右”也加上引号,因为在本节中包括了真右或被认为是“右”而其实可能基本上不是,但因为在很长时期内被“左”掩盖着,难以明确分辨。
上述关于究竟是谁脱离了人民、脱离了实际的两种对立观点,实际上是1950年代后期以降在关于左倾浮夸风、共产风、以及历次整人运动问题上两种对立观点在更大规模上的延续。毛泽东将广大人民群众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各级干部对于上述过“左”偏向的抵制和批评,看作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攻,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另一方面,在经过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反复、经过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之后,现在是不是可以说:民众的大多数既对于1957-1976约二十年中占主导地位的过“左”倾向及其严重后果深恶痛绝,又对毛泽东关于党内存在官僚走资派的论断的现实性、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论断深感共鸣。
    1969年6月9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争取更大的胜利》曾经指出:“一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但它又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反对右倾的时候,就可能出“左”;在反对“左”倾的时候,就可能出右。”(http://bbs.crt.com.cn/bbs/read.php?tid=16429,9/15/12)当时这篇社论这样说,显然是为了确认前一阶段清算党内“走资派”或“右派”的胜利成果、同时防止“左”倾的抬头。但是文革的指导思想和指导者们本身就是“左”倾的,所以他们口中的所谓“左”倾则是别有所指。后来他们的行动表明了他们所谓的“左”指的是什么(见本文第二部分),实际是指文革中像我们这样一批质疑和反对1957年以后一系列运动中过左倾向的人,我们当时被他们批判为“形‘左’实右”,就是说我们不但批判走资派及其推行的反动路线,还扩大到批判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此形式上是过左了,但实质上是站到了与党内外资产阶级相同的立场上了,因此是右的;而且不仅是“形‘左’实右”,最后还要以“反革命”论处。究竟谁是真正的形“左”实右,历史已经做出了结论。
不过上述社论中关于“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说法在抽象的理论意义上还是有道理的,党内“左”、右两种倾向或公开或隐秘的相互纠缠、争斗、掩盖的历史,确实反映了这样一种景象。但是,这不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党内和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全貌。党政领导内“左”、“右”派并不是自始至终对立着的,他们也常常有一致之处。如:
对于1957年反右“扩大化”,好像至今没有看到过说高层领导有什么分歧。其实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首先是当时全国被打成右派的人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右派”,是不是有不少人是从爱护党的立场出发给领导提意见的,或者甚至连意见都没有提而纯粹是为了凑数以完成定额、甚至为了向上报“功”、打击异己?然后,即使有少数人提意见是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出发、从总体上不喜欢共产党的领导、不喜欢社会主义的前途,但只有言论、没有实行或煽动暴力,是不是仍然必须采用对待敌人的方式来处理基本上是思想领域的问题,这样做究竟能不能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还是反而增加了思想阻力?第一个问题需要通过对所有个案进行调查统计才能解答;第二个问题属于理论范畴,需要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结论。这些都不是本文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这里只想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当时党内高层,并没有出现分歧,而是行动一致。
然后,文革初期“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仅仅是“头号走资派”为了“保护一小撮”而“打击一大片”吗?不是的。因为文革后期对涉及面更广的“一大片”的整肃(“清队”、“整党”、“一打三反”等)证明了:文革领导者,即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并不是不要整肃“五十多天”中被抛出来的那些“牛鬼蛇神”,而是时间未到,因为他们认为走资派这顶“大黑伞”尚未除掉,“牛鬼蛇神”就不会真正倒下,因此当时首要的整肃对象是“党内走资派”。而“头号走资派”之所以能够那么顺利地通过各级党组织推行“打击一大片”,那是由于这种整人运动已经不是第一次,而是已经有过多次,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已经熟门熟路,懂得如何通过整肃党内外异己(或被认为是“异己”者)的政治运动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文革不仅是“极左”的表现、不仅是文革前占党内主导地位的极左倾向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是党内“左”、“右”各派长期共同遵行的一种“领导”或“专政”方式的空前展现。
 
(四)知识分子:没有独立“人格”、“群格”的“皮”上之“毛”?
在正统的阶级论中,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按其思想倾向被划分为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其与各阶级的关系是“毛”与“皮”的关系,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再深究一下,所谓“皮”与“毛”,乃是“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形象化说法而已。其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关系的论说实际上是其关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物)与意识(心)关系之论说的延伸。因此,归根结底,这种“皮毛论”乃是将哲学唯物主义引入社会阶级论所必然得出的结论(“辩证唯物主义”仍然是唯物主义,因为言语之“辩证”掩饰不了其二元终极对立之本质)。关于心与物、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二元对立的机械论实质,笔者已有另文详述,此处不赘。总之,将知识分子阶层与其它阶层说成是皮毛关系就是二元对立的机械论思维的结果。
其实,就像心与物除了在话语中可以分开来、而实际上根本无法分开一样,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工也不是绝对的分裂,而是互相合作和依赖、又互相渗透和制约的,没有第一、第二,或皮、毛之分。试想,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尚未出现规模性社会分工以前,难道劳力者就完全不需劳心、管理者就不需劳力吗?后来出现了士农工商四业、四民之间的分工,但中国传统思维从来没有将这四民分成第一、第二或皮与毛,中国不是也创造了长期傲视世界、至今唯一尚存的灿烂文明吗?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古代的社会管理者,尤其是道法家(即黄老学派),他们懂得这四民各有长短,又缺一不可,因此注意不断调整这四民之间的关系,使四者之间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和谐。
到了现代,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原来的士农工商四民各自都有了大的分化,大致可分为农民、工人、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和官员(政工人员)五个群体。其中最突出的变化是:随着文化教育面的扩大,读书人多了,不可能都去当官,因此过去官学不分的“士”分化成了专业性的知识分子、和专业性的官员。
再近一些,解放后的前三十年比之于解放前的最大变化是:民主革命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政工干部代替了原来的官僚资产阶级,成为社会地位上的“高贵者”。但毛泽东不这么认为,他的言说表明,他认为从解放前过来的知识分子由于其“学问”而具有社会地位上的某种“高贵”优势,但由于他们以前所受的教育、由于他们脱离工农大众,因此他们在思想意识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与工农相结合、彻底改变立场和世界观以前,他们是“最愚蠢”的。而工人农民由于同样的历史原因,知识较少,因而往往被视为“卑贱者”,但他们处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因此实际上“最聪明”。这个说法不是全无道理。事实上,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每个群体都有其特殊职业地位和所处环境所塑成的特殊长处和短处或局限性,各个群体内部又都有地位上的相对高低之分、认识上的相对智愚之分。因此,如果是在提倡不同阶层或社会群体之间人格平等、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的前提下,提倡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那就是好的政策,笔者完全赞成,而且认为应该在此前提下予以继续和发扬。毛泽东正确地提倡“干部参加劳动”,但他并没有将干部比作附在某一阶级之“皮”上的“毛”,没有将理论上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比作附在人民大众这张“皮”上的“毛”,甚至也没有将“走资派”比作附在资产阶级身上之“毛”,而偏偏只将知识分子比作没有独立人格或“群”格之依附者 — 没有比这更“卑贱”的了!可见他对于知识分子的偏见。
应该说,每个职业群体中的成员都可能产生资本主义思想,地位优越者可以因为受到有利条件的诱惑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地位不利者也可以因为对优越者“眼红”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取而代之。因此对于不同职业群体的人们都需要引导他们进行自我教育,对于资本主义思想严重者还要着重教育,但最最重要的还是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倾向。只要上层的多数当权者是坚定地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只要上层的路线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天就不会塌下来。所以,在理论上,毛泽东说主要的危险在党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点没有错,而且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问题在于: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走向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既有所区别、又相互关联,所以也可以当作同一个大问题。现在看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尤其是关于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几乎是莫衷一是。因此,这个问题只能在对于社会主义目标具有大致共识(消除资本霸权?或消除垄断资本霸权作为第一阶段?)的前提下,通过千百万人民的实践(这个“千百万”包括了广大的知识分子 — 历史事实一再证明他们的大多数是真心拥护共产党领导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同时不断地、平等地、共同地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各阶层的集思广益,来逐步摸索出走向那个目标的道路来。也就是说,没有谁,包括曾经成功地领导过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毛泽东自己,可以自称已经对这条道路了如指掌,人民只要紧跟着他就万无一失了。但前三十年、尤其是十年文革中出现的根本性错误恰恰就出于此种自我盲信。并不是说十年文革中就一无是处,但其主要的指导思想和做法是极左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极左的浮夸风、共产风、以及压制异见的大规模整人运动的继续。
也许党内高层确实曾经像前苏联那样,潜伏着一股具有威胁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只是被一时极左的主要倾向掩盖着,而毛泽东已经有所觉察(在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个假设并非毫无根据),但是当广大下层干部和人民大众尚无法察觉党内右的倾向、而人们看到的主要是极左的表现时,就孤注一掷地将赌注压在自己至高无上的威信和权威之上,将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当作可以随意调动的力量(先是发动“初生之犊不怕虎”的青年学生“造反”,矛头针对各级党政领导,以清除其中的异己分子,其中包括一些曾因反对极左浮夸而被认为“右倾”的干部;然后动员工人阶级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整肃那些已被发动起来、而又并不盲从极左势力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等民众力量),试图一意孤行地继续推行自认为正确的左倾路线,这就注定了必然导致对自己、对党、对国家都是悲剧性的结果。
其实,如果在极左浮夸的恶果已经明摆在眼前的当时,能将情况及时地向全国人民如实相告,相信绝大多数人民是能够将领导人希望尽快摆脱“一穷二白”面貌的主观愿望、与违背客观规律做了错事这样两方面进行实事求是的评断和对待的。而且,即使真正有人要借反“左”来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也只有如实地承认和纠正了“左”的错误,才能暴露另一些人右的面目,那样的反右、反走资派就可以做到精准、适时、有效了。极左的结果必然是右,因为极左将更多的人们推到了右的那一边。反之亦然,极右的结果也很容易导向“左”倾。所以,“左”与右是一对狼狈为奸的难兄难弟。而使得国家在两极之间大摇大摆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就是因为从事思想劳动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思想成果长期受到不正当、不公正的压制之故。
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哪一种“唯物主义”,无论是将大资本或被其盗窃的科技“知识产权”捧到天上、将劳工和“非我族类”的异邦踩在脚下的“唯物主义”,还是将狭义的“劳工”捧到天上、将知识分子贬为皮上之毛或“臭老九”的“唯物主义”,都不可能消除“阶级”、阶层之间的对立,和族群、国家之间的对立,而必然是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将国家和世界搅得永不安宁。只有如中国道法家所提倡的“四民”、或今天的“五民”之间关系的平衡和谐,才能在传统文明的肥沃土地上开创出社会主义文明之新花。而其中最关键的应是体现五民之一的各级领导官员与其它四民之间关系的遵道民主集中制 -- 这个“道”在形上层次上指的是阴阳平衡之天地大道,在当代人类社会这个形下层次上就体现为节制资本、消除垄断、走向共同富裕、人天和合这个远景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
 
(五)遵道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前途的根本保障
近一个甲子的中国历史证明了:1949年政权的更迭并不是民主革命的胜利结束,而只是真正的民主变革开始的极好机会,可惜这个机会没有被抓住、而是被错过了。正是由于权力不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而是在对广大最积极的“卑贱者”的“最聪明”建言加以大规模鞑伐整肃、令其他人只能惟命是从的情况下的“高度集中”、甚至基本上集中到唯一最“高贵者”的“最高指示”中,于是,无论是已经明显造成巨大危害的极左倾向、或是当时尚未有机会充分暴露的右的倾向,都不可能得到广大民众和基层干部的及时纠正。一些本来可能是思想上真正右倾的干部、甚至或许还有某些高层领导人,也许为了取得最高领导的信任、或是所谓“顾全大局”,也反而对那些极左做法推波助澜,对下硬压指标、对上弄虚作假。而在为保护自己而压制下属及民众这一整人路线方面,极左与真右这两种势力则没有什么根本区别,而且往往被一些思想动机不正的干部利用,来达到与“左”右路线之争无关的个人目的。这一点在文革从早期到后期的整个过程中可以说真是暴露得一览无遗。
总之,“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一真理性原理说明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说明了“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一命题是不能成立的。归根结底,为什么“卑贱者最聪明”?因为“卑贱者”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是历史实践最广泛、最直接的参与者,因此能从万千角度接近和悟识大道;只有当“高贵者”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不脱离这万千“卑贱者”,才能正确地集中他们对大道的悟识而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决策。因此,完整的说法似乎应该是:“大道指引民主,民主产生集中,集中指导实践,实践遵行大道。”
关于人民民主的权力机构和选举制度的设想,笔者曾有一系列文章阐述,这里只想补充如下一点:西式的多党竞争制因为没有“遵道”这一最高原则的约束,而只有各自自我利益的驱使,结果必然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的丛林战争,必然是1%的优势者(原有的、或新生的有权者、有钱者、其他有身份地位者、能说会道者、能动歪脑筋者,这样的个人和集团)骑到99%人民的头上。也就是说,这种“民主”的结果必然是最后“集中”到一小撮特权阶层的“利益最大化”之中。作为遵循天地大道的社会主义民主决不能步此后尘。
社会主义的执政党作为全民意志的集中体现者,首先必须通过某种社会机制保障全民对于执政党党员和各级领导的监督,做到真正由全民各界中道德上的最优秀分子所组成。所谓“道德上的最优秀分子”,最根本的是不追求个人或亲朋的特殊利益,并愿为集体、国家、天下的利益必要时牺牲自己的利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与一个人的政治思想信仰虽然有关系,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比如说,有的人可能经过认真研究、深思熟虑,确实认为:一个社会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的全面充分发展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或者有的人并不想无限制地充分发展资本主义,但由于认识偏差而出错了某些主意,造成了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后果。如果这些人并不想、也没有做、而且反对、抵制任何为自己和亲朋获取(超过一般大众水平的)特殊利益的事情,而是将全身心投入了贯彻执行经过广泛民主、高度集中(但有可能与自己的看法相对立)的决策中去,这样的人仍然是社会的优秀分子。即使他们的观点与当时的主流看法相悖,仍然应该至少让其作为民意代表留在国家民意机构之内;如果是执政党的党员,也应该留在党内,通过制度性党内民主的方式进行思想上的竞争。这样,执政党既是由真正的社会精英所组成,又包容了各种不同的政见;就既可以避免丛林式的政党、党派利益竞争,又可避免意识形态专断、导致严重失误。当然,如果有部分公民想另组政党,只要符合国家宪法规定,也不应该禁止。如果执政党能做到使其(譬如说)至少2/3以上的成员真正只为人民利益、而别无他求,而且时刻接受全民的审视、监督,那么相信即使有另立的政党,也只可能对执政党起到辅佐的作用,不可能威胁到社会主义执政党的主导地位。当然,另立的政党也可能在作为不同思想主张竞争者的同时,又是道德榜样的竞争者。国家的宪法应该为此可能性具列相应的保障条款。任何以人民利益为唯一宗旨的政党,自然不必、也不应害怕道德榜样和思想主张两个方面的竞争吧。
概括起来,从宏观结构上说,人民民主制度体现在两个层次、两个向度上: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广义劳动者大众为基本依靠力量、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自下而上的全民民主纵向机制,和在中、上层政治机构中容纳了不同政党和意识形态团体之间、以及党内不同思想派别之间进行和平、合理竞争的横向机制(待实践、探索),两者相互结合、相辅相成。这样的遵道民主集中制可以与资本主义的有限民主和传统社会主义的专断偏向划清界线,可以使社会主义事业避免再走大的弯路。关于这一民主政治架构的设想,笔者将以另文专述。   
如果执政党和国家能够重新走上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康庄大道,那么十年文革及其前后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损失和痛苦也就有了根本的补偿,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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