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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思想与新时期文学的起源”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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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高领:“1970年代思想与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学术研讨会综述

【来源】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 2017年第2期P118-121页

收起阅读全文2017年3月4日至5日,由华东师范大学批判理论研究中心、《现代中文学刊》编辑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1970年代思想与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国内外14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31位学者参加会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教授以“为什么研究1970年代”为题做主旨演讲,他回顾了目前研究70年代小说的两个框架,一是以“文学是人学”为标准来评判文学价值,一是侧重于“地下文学”的发掘。上述研究方式往往以文学与政治相对立的逻辑结构,脱离了70年代小说的历史语境。他认为70年代文学研究者应该从新时期文学逻辑中抽离,不仅面对新时期所规定的历史叙述,更要面对其个体经验。随后,与会者围绕“遗产与债务:1970年代的多元传统”、“‘漫长的1970年代’及其回响”、“‘重写文革史’的可能与限度”、“1970年代与‘新时期’的思想/情感结构”4个议题展开研讨。

一、遗产与债务:1970年代的多元传统

华东师范大学吴畅畅的“Debates on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Legaci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以1982年宪法、知识分子的宪政诉求、《炎黄春秋》提倡宪政、冯象的《国歌赋予自由》4个角度回顾70年代末以来的“宪政革命”,指出“宪政革命”往往回避了1975年宪法第8、13条和工人罢工权部分。天津工业大学王行坤的《从“批林批孔”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毛泽东最后的理论思考(1972—1976)》从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对马基雅维利的解读以及毛泽东晚年的思考脉络出发,考察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重要意义。陕西师范大学陈越的《“劝君少骂秦始皇”: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中的“传统知识分子”难题》指出,“儒法斗争”是毛泽东暮年日益迫切地寻求表达的理论冲动,而他与中国知识分子间的历史龃龉,为理解这一行动提供了一把钥匙。陕西师范大学霍炬的《1970年代思想政治语境中的柳宗元〈封建论〉》在梳理相关的历史争论的基础上指出,柳宗元《封建论》在70年代语境中事关当时国家道路选择问题。上海大学周展安的《从中国政治思想史上观察“人民中国”的位置与特质——以〈柳文指要〉围绕“民”所展开的论述为中心》通过对《柳文指要》内在结构的理解分析特定时段在更长的中国史脉络中的位置。

二、“漫长的1970年代”及其回响

上海大学朱羽的《196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物”与“心”——关于〈艳阳天〉的一种读法》指出,60年代激进化后的文学表达关联于“物”的难题,它关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构性问题,同时又处于当时的政教机制下,并由后者提供规范性的解决途径。在这一总体性的方法论框架中,《艳阳天》赢得了其新的阐释可能性。中央民族大学闫作雷的《“红”与“专”的冲突——“1970年代”教育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通过解读70年代教育题材的文艺作品所呈现的“红”与“专”、劳动与知识、基础研究与实践应用之间的冲突,展现70年代的内在矛盾与社会主义现代性困境。浙江师范大学徐勇的《集体写作与文本实验——特定历史场景中的〈虹南作战史〉及其文学史“意义”》认为,《虹南作战史》发表后在得到赞誉的同时,也遭到质疑,这一“错位”与小说的写作方式和批评实践有一定关系。陕西师范大学赵文的《70年代“宣传艺术”与全球化时代的造型艺术的语境》指出,70年代的艺术风格和实践路径,不仅形成了图像学意义上的图像谱系和艺术风格,而且为第三世界的全球革命提供了“样板”,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了艺术语汇,也促生了波普艺术的接受语境。陕西师范大学杨国庆的《从“兰亭论辩”到“娟娟发屋”——浅论当代中国书法理论话语中的“人民性”难题》指出郭沫若与白谦慎的隔空对话虽然立场、表述大相径庭,但《兰亭论辩》中的“人民性”难题在白谦慎笔下获得了集中性的“症状表达”。

三、重写“文革史”的可能与限度

华东师范大学娄燕京的《“文革”作为“同时代经验”——评白承旭〈文革的政治与困境:陈伯达与“造反”时代〉》认为,《文革的政治与困境:陈伯达与“造反”时代》一书深具理论强度,在政治与经济相互缠绕中为“文革”研究展示了新的可能性。华东师范大学田延的《另一种文革史叙述——评童小溪〈极端时代的公民政治〉》认为,《极端时代的公民政治》是一部兼具史料和理论的著作,不仅以群众视角描述“文革”,而且从不起眼的文献入手,史料选择上独辟蹊径,但其缺陷是其“两个文革论”切断了10年“文革”的连续性。华东师范大学张高领的《重写当代史的可能与限度——读〈高家村〉》指出,《高家村》以贫困农民立场重写历史,有力地挑战了相关的主流叙述,但由于将高家村置于前现代/现代这一去历史化的视野中,并未从根本上突破主流叙述背后的现代化话语装置,反而有可能被其吸纳。华东师范大学宋嘉俳的《“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之间的延续性问题——读林伟然〈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介绍了《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将“文革”视为一场夭折的启蒙运动的观点及其方法论,在与莫里斯·迈斯纳比较的研究史脉络中,提出了更全面地理解“文革”的观点。上海社会科学院金大陆高度评价了这次会议之于“文革”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革”研究是世界性课题,历史研究以史料为主,可与文学研究互补。“文革”研究不应把过去或现在的意识形态带进来,应“去意识形态化”,只有回到学术才能有真正的发展。

四、1970年代与“新时期”的思想/情感结构

北京大学王洪喆的《“时间的殖民者”:未来学、信息技术与新时期感觉结构的生成(1977—1984)》通过比较“文革”和后“文革”时期的计算机技术政策话语和生产实践,探寻冷战结构下的东西方技术政治间的交锋,如何在以计算机为中介的生产关系和劳动关系中显现,并由此提出对改革开放的技术政治维度的探讨。华东师范大学黄平的《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的“虚无”》分析新时期起源阶段代表性文本《波动》、“潘晓讨论”和《人生》,指出利益主体和“经济人”的“自我”在市场经济大规模展开前便已存在,进而讨论虚无主义出现背后的历史逻辑,以此探求克服虚无主义的可能性。华东师范大学梁艳的《朦胧诗、新诗潮与今天派:一段文学史的三种叙述》梳理了文学史对朦胧诗、新诗潮与“今天派”的处理方式,明确了三者关系:没有“今天派”,何来“新诗潮”;没有“新诗潮”,更没有“朦胧诗”。江西师范大学吴志峰的《知青文学与“长70年代”》指出,当代文学史关于“新时期”的界定在强调“断裂”时遮蔽了知青文学的连续性,提出应将1966—1986年视为“长70年代”,在此视野中研究知青文学。中国政法大学卢艳娟的《80年代中的“70年代”问题》指出,70年代并未终结于80年代视野所规定的时刻,而是顽强地进入80年代并作出反抗,创造出新的历史经验和可能性,进而在此视野中重新讨论“朦胧诗”事件、丁玲办《中国》、“异化论”等历史事件。韩国首尔市立大学成谨济的《“文革”与五四:新时期历史叙述的象征体系》提出,应将五四和“文革”视为两个文化革命和政治性象征,如要研究“文革”和80年代,首先要解体二元化的“文革/五四”的象征体系。

圆桌讨论中,上海大学蔡翔、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韩国首尔市立大学成谨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易晖和《文艺理论与批评》鲁太光展开讨论。蔡翔指出,70年代提出了很多值得重新讨论的问题,他以如下两方面阐释了自己的观点:一是如何面对70年代的内在困境,如何认识早期“文革”?早期“文革”所激发的巴黎公社原则与重新制度化的威权结构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二是70年代的特殊性在哪里,出现了哪些新因素?比如包括网络、无线电的新技术兴起对经济文化结构的影响,青年人的诉求以及他们对“物”的要求,当时主流理论的内在矛盾、悖论是什么等问题。总之,在研讨会中,70年代研究成为了新时期研究的一部分,而70年代思想的研究,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具生产性的研究场域。

责任编辑: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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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7-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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