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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物秋水:周鲍通信谈溥仪《我的前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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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齐物秋水(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640332473/


爱新觉罗•溥仪以三岁之龄做皇帝,时在一九〇八年。此时,二十三岁的周作人留学日本已三载,待得一九一一年回国,没几月即武昌举事,大清土崩瓦解,幼童溥仪也成了逊帝。


此后,周作人与溥仪有若干交集,不算多,但都比较出名。先是在一九二四年,溥仪遭遇冯玉祥军“逼宫”,被迫离开紫禁城,此事引起社会舆论哗然,周作人在《语丝》第四期发表《致溥仪君书》(收入《谈虎集》),后又在“逼宫”事件上与胡适之有过辩论,立场有异,颇伤和气。再有即一九四二年,周作人随汪精卫赴伪满洲国访问,会见伪满皇帝溥仪,这大约是两人首次及唯一一次见面。


在其后的一段岁月里,周作人进了南京老虎桥监狱,溥仪在苏联和中国的拘禁地间辗转,均陷入一生中的最低谷。不过在鼎革之际,周被提前放出,经自由撰稿之过渡,后可以译书谋生,而溥仪直至一九五九年大赦方恢复自由。按说,在战争期间,溥仪较之周作人的罪过要大许多,但新政权给予溥仪的待遇要高过周,不讲安排工作等物质待遇,仅公民权上,溥仪可以拿到选民证,周则从未获得过(尤让他郁结的是,同住八道湾的妻妹羽太芳子都有此证,自己却无),但这也是出于谁都知道的心照不宣之缘由。


若非《我的前半生》,如井水河水不相犯的晚年周、溥二人应该不会有什么交集,但有了此书,嗜读的周作人不会不读,读罢不免有谈论,也便留下一些材料。主要存留于与香港鲍耀明的通信中,这自然是有理由的,公开发表文章谈这些观点是不现实的,与境外友人聊天却无所限制,畅所欲言。


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鲍耀明致函周作人:“新晚报自三月三日起,刊出宣统皇帝《溥仪自传》,先生之《药堂谈往》未知何时始能见报,翘首企望久矣。”《溥仪自传》即《我的前半生》;《药堂谈往》是初用名,后改为《知堂回想录》,乃应曹聚仁之约为《新晚报》所写,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动笔,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终稿,但刊发遭遇困难,本拟在《新晚报》连载,但事实上一拖再拖,已至一九六四年,此时又为溥仪的这本书让路,也是无可奈何。


四月二十八日鲍耀明来信中说:“日前曾寄奉溥仪著《我的前半生》一册,今日朋友告知该书数年前已在国内出版,似属多此一举了。”五月五日周作人回信:“承寄来《我的前半生》甚感。此书前有印本(系是内部发行)唯未公开出售,公开本近始发卖,而市面一售而空,终于未能得到,故港印本乃甚可贵也。唯原书尚有第二集,想当继续出版,则因系记出奔天津及在‘满洲国’事,大抵陆续在文史资料上见到过了。”


《我的前半生》在香港是一边在报纸连载一边出单行本的,前后分三册出版,鲍耀明寄来的是刚出之第一册。而在内地,此书版本有不止一个,先是一九六二年六月出版了三卷本,修改后,十月又出版二卷本,均为内部发行,一九六四年三月乃正式出版《我的前半生》。从周的记述中看,这本书畅销得很,竟“一售而空”,买不到,那港版的寄来并非多余了。


鲍耀明于五月十二日来信中又谈及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现刊至罗振玉与郑孝胥明争暗斗情形,文字颇见精练,未知是否有人捉刀?”五月二十三日周作人回信:“尚有十二日信中说及溥仪自传,此书在北京已买不到(听书店的人说卖了许多后又停止售卖,不知何故,至其发行部数甚多,尚未售罄)但从别人借来看了一遍。据说其稿再三修改,且经过许多作家帮同写作,大概不是个人的笔墨了,但看内容,其做皇帝的时候情节大约没有改变吧,不过这也只是推测如此罢了,此书最有趣的部分也就是这一段,因为作者亲身做过皇帝,比别人从旁看的到底更为真实也。”捉刀事,当时并没太多人知晓,如今都知道,群众出版社的李文达是执笔者。


六月四日,鲍耀明信中说:“宣统皇帝自传第二集,今天开始发售,另邮寄奉一册,该书新晚报已刊出十之八九,不知是否恐人翻印故先出单行本欤?《药堂谈往》未知能在《自传》后刊出否?”港印本的这种出书方式的确有些奇特,或真有防盗版的用意吧。而周的回忆录,确在溥仪传记刊完后于同年八月在《新晚报》发表,但并未完成,只刊发三十九节即停止,因遭遇了外来压力。在曹聚仁的努力下,后又在《循环日报》及南洋的报纸上断续连载,可谓坎坷连连。(待到《知堂回想录》单行本有香港三育图书公司出版,已是一九七〇年,作者不及见到了。)


七月二十一日鲍耀明来函云:“刊此地新晚报《宣统皇帝自传》果如先生所料,进入第三集‘学习’阶段后,便失去‘人气’矣。”似前有一信乃知堂的评价,但此信或未留存,如今未见,而文章或人物之失去“人气”之语,活脱是知堂之口吻。


周作人于七月二十八日回复此函:“对于溥仪的尊评甚当,他已经苦炼成为八股专家,写得上好的应制文(即是《前半生》)了,但据说这是作家协会有人给他帮忙,有人说是他的同族老舍与有力焉,其实八股工夫顶好的自然要算郭老了,不过在这件事上大约没有帮什么忙吧?”他推测有人帮忙是没错的,但并非作协,而是公安部指示群众出版社帮忙修改,后选定李文达为人选,非老舍。值得注意的是,周在这里讲了两句意味深长的话:一是说溥仪“已经苦炼成为八股专家,写得上好的应制文”,这是五〇年代思想改造的成果,而周作人一向对思想之清洗、之“统一”深自戒惧(文章颇多,尤可注意二〇年代所写《夏夜梦•统一局》),此时的他乃政治贱民,受尽卑视,但也幸而无人来管,躲过改造之潮,他在谈溥仪之“苦炼”时,想来心有所感吧。再有,知堂明知溥仪此书不会有郭沫若帮忙(以郭的地位,怎会做这样的琐事),却还是忍不住要多说一句,是表明对郭的不满的。这种不满在另一封信里体现得更为彰明。同一年,鲍耀明给他寄来一册香港出版的《五四文坛点滴》(赵聪著),周读后在信中谈谈感受,“书中对于郭公表示不敬,此已渐成为一般的舆论,听中学教员谈起,现在大中学生中间有一句话,说北京有四大不要脸,其余的不详,但第一个就是他,第二则是老舍,道听途说,聊博一笑耳。个人对他并无恶感,只看见《创造十年》(?)上那么的攻击鲁迅,随后鲁迅死后,就高呼‘大哉鲁迅’,这与歌颂斯大林说‘你是铁,你是钢’同样的令人不大能够佩服也”。这一则非捎带脚,乃是专门谈郭。由香港的议论引出北京的舆论,真是普及面够广大,无远弗届。周作人说“个人对他并无恶感”,也是实情,从早年的交往观之,的确如此。但时过境迁,郭沫若的言行,在他看来,未免越来越离谱,其批评,秉承的乃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对“转风”之快速实有些看不大惯,所以“不大能够佩服也”。具体到郭对鲁迅的态度之变,属见风使舵一典型范例,周作人一生于鲁迅持平视的观点,自然要出语讥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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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10-11
四大不要脸版本甚多。第一种版本:郭沫若、冯友兰、老舍、臧克家;第二种版本:郭沫若、冯友兰、周一良、杨荣国;第三种版本:周一良、冯友兰、魏建功、林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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