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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八月,我们会纪念文革受难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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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我们会纪念文革受难者吗?


王友琴




四十年前开始的文革,杀害了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四十年前的1966年8月的红卫兵暴力,则是文革杀戮的开端。


四十年了,今年8月,我们是否准备好纪念文革受难者了?


也许,依然没有准备好。我们还没有一座文革博物馆, 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建议的巴金老人却已经在2005年去世了。他提出建议是在1986年,整整二十年前。从来没有人公开反对建立这个博物馆,但是博物馆就是无影无踪。


依然没有准备好,还不仅是因为没有文革博物馆,而且因为看不到将要建馆的计划和将能做事的团队。巴金老人去世之时发表的大量文章中,有些人批评巴金发出了建议却只说不做没有后续行动。天哪,巴金提出建议的时候已经82岁,难道这不是应该由70,60,50,40,30,20岁的人来进行后续行动和付诸实现的吗?他们开始行动了吗?


依然没有准备好,因为还有一些很大的声音在说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年代,阳光灿烂的年代,青春无悔的年代,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年代。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似乎仍不能成为舆论平台上的共识:人的生命至高无上,不是可以用来为什么革命作靶子的,不是可以用来给无事可做的人消遣的,不是可以用来给过剩的精力游戏的,更不是可以用来为某些人的“革命理想”作祭品的。


依然没有准备好,因为还有窃窃私语却也相当得到共鸣的声音在说着,写出和纪念这些普通人的死亡有什么意义?文革“创造”了一批新词语:红卫兵,造反派,保皇派,红五类,黑五类,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等等等。文革的话语系统中绝对不允许有“受难者”这个词。但是四十年后谈论文革,有人依然禁止让这一名称和概念进入话语系统。在说着这样的话的人看来,一条最基本的法律仍然不被认为也适用于中国人-- 杀害生命,尤其是大规模的群体迫害和杀戮,这样严重的犯罪,在中国是不必得到法律审判和惩罚的吗?


真的让人悲哀。四十年了。


但是,等一等,当我们因为悲观而准备放弃之前,我们要看到事情还有另一面。和那些强要人们忘却或者认为记忆毫无价值的人相反,有一些坚强的人始终在坚持记忆和见证。他们从来没有遗忘受难者。他们的愿望和毅力如此深沉,而别的人却可能只是不知道。


在受难者家人中,有一位名叫王晶尧的老人,他今年87岁了。四十年前,1966年8月5日下午,他的妻子卞仲耘,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了。当天晚上他被叫到学校,七名红卫兵和革委会负责人宋彬彬等代表新的权力当局和他谈话(他保留那张七个人的名单)。他家从来没有照相机,因为相机是较贵的东西,但是他马上就到商店买了一架照相机。他拍下了妻子的布满伤痕和血窟窿的尸体,拍下了四个孩子环绕母亲遗体的悲哀面容,拍下了火化时从火葬场烟囱里冒出的一缕青烟。他留下了见证,尽管要得到司法正义的日子还遥遥无期。


王晶尧把妻子被打死的时候的所有东西都仔细保留了下来。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衣,浸透血迹,上面还被用墨写上了“打倒”二字。(可见该校红卫兵长期以来说她因“高血压心脏病”而死是怎样的谎言。一条沾有粪便的裤子(她死前被打得失禁)。还有家属用来擦拭尸体上的血的纱布和手绢。每一样东西,他都用塑料袋分别包好,再放在一个皮箱里。箱子里还有一个手表,是卞仲耘老师戴的手表,当时一件比较值钱的东西。可以看到,当她遭到毒打的时候,她的手表上的钢制的表链被打得扭曲变形了。被打坏了的手表停摆在3点40分。


1966年8月5日3点40分,那是卞仲耘被毒打致死的时间。她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人。在她之后,在北京就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


在文革期间,王晶尧曾经在家里的柜子里为妻子布置了一个灵堂。他和孩子们把母亲的照片贴在柜子的里壁,在照片前放上一支鲜花。柜子的门随时可以关上。除了家人,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灵堂。在文革后,王晶尧向法院起诉,从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一直告到最高人民法院,从1978年一直告到1989年,但是没有结果。


2006年,王晶尧接受独立电影制片人胡杰的采访,作了一个纪录影片。他要把他的证物,他的照片,他的证词,他四十年来对妻子的死亡的翻来覆去的思考和分析,告诉后代。不再是奥威尔说的“控制现在的人控制过去,控制过去的人控制将来”的时代了。数码相机和电脑网路给了普通人机会,也能用传播性的文字和画面来记录过去和纪念死者。现在,王晶尧已经准备好了在光碟电影上纪念他四十年前被害的妻子。


在1966年夏天遭到毒打的老师中,有一位wks老师。她那时是北京崇文区第15女子中学的语文老师。她和其他40名老师在该校的“劳改队”中。有一天在厕所中她正弯腰清扫便池,有红卫兵在她背后打了一棒,她当时倒在地上,痛得直呼。幸亏一位难友扶她起来,给她服了自带的云南白药。(那是老师们得随身携带治疗外伤的云南白药的时代!)接着,她又被驱逐出北京到老家农村务农。脊椎伤势发展,后成弓形,无法再伸直了。已成痼疾,残废一生。


wks老师在80岁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写下她的经历。她知道不会有出版社给她出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写文革的书有严格规定,一般出版社也都不想费时间去送审碰钉子。)她自己花钱就把书印了出来。书的名字是《难圆的梦》。她在书里写了自己的一生遭遇,但是她并不只写她自己。她的心胸阔大,关怀及人。她还写了其他老师们怎么遭到“斗争”和受苦,写了女十五中学的校长梁光琪怎么被红卫兵学生被侮辱折磨,在教学楼里被用棍子活活打死。


是的,文革在肉体上永远打弯了wks老师的背,但是在她自费印出的书里,可以看到的是一个挺直的脊梁和一个丰富坚韧的灵魂。


我们为什么不站到王晶尧及wks这两位老人身边,和他们一起来纪念文革受难者和那个悲惨的年代呢?


北京二龙路中学的前校长徐丕凯,最近坐在轮椅上接受前学生的访问,讲述了1966年夏天的暴力迫害。二龙路学校位于北京西单,中央教育部隔壁。他被抄家,被“批斗”。那年9月,他被红卫兵押到安定农场“劳改”。除了每天要做繁重的劳动,还被该校和广州八一中学的红卫兵任意侮辱和毒打。红卫兵把徐丕凯和张放老师等“牛鬼蛇神”等埋在坑里,填上土,再挖出来。然后,几个红卫兵抬着身材瘦小的张放,喊着“一二三”,把她扔进两三米深的大粪坑,张放满身粪污爬出来以后,他们又抓起她把她扔进粪坑。徐丕凯老师实在看不下去,说:“她有错误,你们可以批判,请不要这样对待她。”红卫兵大骂他想要“包庇牛鬼蛇神”,把他双手绑上,当作活靶子练刺杀动作。他们用和真步枪一样大小的木枪向徐校长胸前狠戳猛捅,造成他数根肋骨骨折。


看了这段采访记录,我立刻意识到我以前发表的关于张放老师的受难的文章,还远不够充分。已经有人在指责我写的文革历史夸大了黑暗面,徐校长的见证说明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不想为暴力迫害充当辩护者的人,应该好好倾听徐丕凯校长的声音。他们正在告诉我们。


我们更应该像胡杰那样,来为记录历史真相和寻求人间真理而努力。他自己买了摄像机和有关设备,自己买硬座火车票,前往全国各地,采访有关人员,剪辑整理,做出了一部电影《寻找林昭的灵魂》。看过电影的人,为林昭的悲剧英雄色彩深深感动,也深深敬佩胡杰的工作精神。他最近制作了新的电影《卞仲耘:我虽已死》。他不但给我们记录了历史,而且表明,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了不起的艺术家,正义、认真和富有才华。这给我们带来了鼓舞和希望 。


北京的一名作家告诉我:“你不知道啊,中国人现在只知道钱,根本不想看这些什么文革的事情。”我不以为记忆文革和挣钱有那样的冲突。我记得,文革真是不让人挣钱的时代。那时候,农民到市场卖个鸡蛋买盐买针买线都被指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工厂工人工作出色得到的比例很少的奖金也被指控为是“不突出政治”而取消,知识分子出书写文章得到一点稿费,则被扣上“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罪名。犹太人通常被认为最会挣钱的民族,但是他们也建立了最好的纪念受难者的博物馆和资料库(可以在www.yadvashem.org 看到有关信息。)当然人不应该只知道钱,但是如果真不喜欢只知道挣钱的做法,不是应该就此放弃记忆文革,而是应该来看看上述正在努力纪念文革受难者的人,看看自己印书的wks老师(她可不是富翁,是个年老有病而且严重驼背的退休多年的中学老师),看看自己花钱拍电影的胡杰(他可是个上有老下有小有家庭需要供养的正需要用钱的中年人),看看四十年来致力于为妻子找回正义的王晶尧老人(他可是个已经年近九十本来可以安享晚年的人)。他们作了他们做的,绝不是为了钱。(我认为如果有人愿意付钱支持他们是很好的。)他们为迫害作见证,他们为正义而努力,也是记录历史真相的义工。他们的工作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他们在道德上的崇高和超越让我们肃然起敬。看看他们吧,没有借口让我们不和他们站在一起。


我也想要报告,尽管1966年8月兴起的红卫兵运动,摧毁了无数人的生命,破坏了无数的书籍和文物,也腐蚀锈损了一代人的道德和心灵,但是,现在年轻的一代正在从中学习到教训,并且做出了建设性的思考和研究。


我收到了一份厚厚的建筑设计图,是一份建筑文革博物馆的概念设计,一个年轻学生的学位论文。我还特别感到高兴地得知,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已经授予了这个年轻人学位。导师和学生,两代人的心是一致的。我看着精致整齐地画在纸上的这座建筑物,以及说明词,我知道这不是纸上谈兵或画饼充饥,这是实实在在的朝向理想的一步。“心想事成”也许听起来过于乐观,但是,至少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已经在构想中,甚至已经构想出来了。一座真的博物馆是一定会建立起来的。


在北京,一名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人,精心收集了烈士遇罗克在文革中写作的文章,制作了展板,邀请了遇罗克的家人,两个星期以前进行了展出。这个展览时间虽然短促,规模虽然很小,但是意义无比丰富。这是在给未来的文革博物馆准备内容。


此外,文革也像希特勒的大屠杀和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正在得到记录、研究并且成为学校课程教育的一部分内容。我写的《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从1997年以来印入哈佛大学的文革课读本,那里一个四年级大学生设计了问卷调查,开始做文革对人的心理的影响的研究。我也多次收到不同国家的中学生的来信,他们在作关于中国文革的作业,或者做课堂表演,或者制作展览板块参加全国性的“历史日”展览竞赛。人类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从文革的历史灾难得到的教训也可以是超越时间和国界的。


多年以来,我访问了上千的文革经历者,建立了一个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2004年夏天我出版了五十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鼓励我继续这一研究的读者中,不但有经历过文革的中老年人,还有并未见过文革的年轻人。一位读者来信说,他每星期“老泪纵横”地听这本书的朗读。一位在文革后出生的年轻读者说,他花了两倍的价钱买到了这本书。当我闻此高价深感抱歉的时候,他却说他觉得“值”。我深深感谢读者的这种支持和鼓励。


2005年,有好几位读者来告诉我,《读者》杂志登载了我的书的前言的一节,〈牛鸡之间〉。他们说,这可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每期发行七百万册。只要其中有一半被读,就有三百五十万名读者看到了这个故事。这篇文章讲了一个我在采访中听到的真实故事。一名文革中被送到“劳改”农场的人说,他养一群牛,常常带牛群去一棵大柳树附近吃草,那里的草长得特别好。有一次在那棵柳树旁杀了一头因为太老而不能干活的老牛。此后,他再带牛群去柳树边吃草的时候,牛群哞哞吼叫不肯前往,牛群记得他们被杀的同伴。但是鸡就不一样。杀了一只鸡后把鸡肠子什么的丢在地上,别的鸡会奔过来争抢啄食。


我用这个故事来讨论怎样对待文革受难者。在我收到的读者来信中,这个故事常被提及。有一封来信的标题就是“我不愿再做鸡了。”感谢读者的理解,也感谢《读者》杂志传播这个故事给百万读者。道德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得到滋养就会生长。同情,怜悯,惭愧,温柔和爱,会在我们心头盖过那种“死些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冷酷论调,会让我们在未来的岁月中多一点清明的理性,多一分高尚的道德,来对待他人和自己,也会让我们携起手来,为一个没有“斗争会”和没有“牛棚”的明天而努力。


四十年了。对于文革历史研究现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悲观,也有足够的理由感到乐观。而最重要的是,悲观或乐观都不能成为我们是否纪念文革受难者的主要因素。这种纪念是建立在正义、理性和道德的基础上的,已经开始,也将继续。


今年8月,我们一定会纪念受难者。我甚至相信,8月5日,卞仲耘老师的忌日,有一天会正式成为“受难者日”,写在我们的日历上。这样的纪念,才能使我们不再沦为受难者。在根本的意义上来说,纪念并不是我们给予受难者和他们的家人什么,是我们应该感谢他们给了我们寻求拯救的启示。


8月了,让我们纪念受难者。


http://kerriakerria.bokee.com/5526840.html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10-07
《开放》杂志版,标题改动了一下
八月,我們紀念文革受難者
◎ 王友琴
● 文革的群體滅絕暴行始於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紅衛兵的紅色恐怖,成千上萬的文革受難者至今未討回公道,但中國民間仍有人頑強地為這段血腥歷史保存見證。

[size=; font-size: smaller,smaller]● 文革時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老師,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副校長卞仲耘生前與丈夫王晶堯和四個子女。

[size=; font-size: smaller,smaller]


四十年前開始的文革,殺害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紅衛兵暴力,則是文革殺戮的開端。四十年了。今年八月,我們是否準備好了紀念文革受難者?也許,依然沒有準備好。我們還沒有一座文革博物館, 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建議的巴金老人卻已經在二○○五年去世。他提出建議是在一九八六年,整整二十年前。從來沒有人公開反對建立這個博物館,但是一個公認的文革博物館就是無影無蹤。

依然沒有準備好,還不僅是因為沒有文革博物館,而且因為看不到將要建館的計劃和將能做事的團隊。巴金老人去世之時發表的大量文章中,有些人批評巴金發出了建議卻只說不做沒有後續行動。天哪,巴金提出建議的時候已經八十二歲,難道這不是應該由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歲的人來進行後續行動和付諸實現的嗎?他們開始行動了嗎?

依然沒有準備好,因為還有一些很大的聲音在說著,那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年代,陽光燦爛的年代,青春無悔的年代,八九點鐘的太陽的年代。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似乎仍然不能成為輿論平台上的共識:人的生命至高無上,不是可以用來為甚麼革命作靶子的,不是可以用來給無事可做的人消遣的,不是可以用來給精力過剩的人遊戲的,更不是可以用來為某些人的「革命理想」作祭品的。

依然沒有準備好,因為還有竊竊私語卻也相當得到共鳴的聲音在說著,寫出和紀念這些普通人的死亡有甚麼意義?││他們甚至拒絕使用「文革受難者」這一詞語。文革「創造」了一大批新詞語:紅衛兵,造反派,紅五類,黑五類,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等等等等。文革的話語系統中絕對不允許有「受難者」這個說法。四十年後,有人依然用文革的話語系統討論文革。一條最基本的法律仍然不被認為也適用於中國人:這樣眾多的受難者,這樣大規模的群體迫害和殺戮,是嚴重的犯罪,需要得到正義的審判。真的讓人悲哀。四十年了。

但是,等一等,和那些強要人們忘卻或者認為記憶毫無價值的人相反,有一些堅強的人始終在堅持記憶和見證。他們從來沒有遺忘受難者。他們的願望和毅力如此深沉,而別的人卻可能只是不知道。

王晶堯收集文革暴行物證四十年
在受難者家人中,有一位名叫王晶堯的老人,他今年八十七歲了。四十年前,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下午,他的妻子卞仲耘,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被紅衛兵學生活活打死。當天晚上他被叫到學校,七名紅衛兵和革委會負責人宋彬彬等代表新的權力當局和他談話(他保留了那張七個人手寫下的名單)。他家從來沒有照相機,但是他馬上就到商店買了一架照相機。他拍下了妻子的佈滿傷痕和血窟窿的屍體,拍下了四個孩子環繞母親遺體的悲哀面容,拍下了火化時從火葬場煙囪裡冒出的一縷青煙。他留下了見證,儘管要得到司法正義的日子還遙遙無期。

王晶堯把妻子被打死的時候的所有東西都仔細保留了下來。一件白色的短袖襯衣,浸透血蹟,上面還被用墨寫上了「打倒」二字(可見該校紅衛兵長期以來說她因「高血壓心臟病」而死是怎樣的謊言!),一條沾有糞便的褲子(她被打得失禁),還有家屬用來擦拭屍體上的血的紗布和手絹。每一樣東西,他都用塑膠袋分別包好,再放進一個皮箱。箱子裡還有手錶,是卞仲耘老師戴的手錶,是當時一件比較值錢的東西。可以看到,當她遭到毒打的時候,她的手錶上的鋼製的錶鏈被打得扭曲變形了。被打壞了的手錶停擺在三點四十分。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三點四十分,那是卞仲耘被毒打的時間。她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人。在她之後,在北京有數千人被活活打死。

在文革期間,王晶堯曾經在家裡的櫃子裡為妻子佈置了一個靈堂。他和孩子們把她的照片貼在櫃子的裡壁,在照片前放上一枝鮮花。櫃子的門隨時可以關上。除了家人,沒有人知道這個「秘密」的紀念堂。在文革後,王晶堯向法院起訴,從北京市西城區法院一直告到最高人民法院,從一九七八年一直告到一九八九年。但是沒有結果。

二○○六年,王晶堯接受獨立電影製片人胡杰的採訪,作了一個紀錄影片。他要把他的證物,他的照片,他的證詞,他四十年來對妻子的死亡的翻來覆去的思考和分析,永遠保留下來,告訴後代。不再是奧威爾說的「控制現在的人控制過去,控制過去的人控制將來」的時代了。數碼相機和電腦網路給了普通人機會,也能用傳播性的文字和畫面來記錄過去和紀念死者。現在,王晶堯已經準備好了,在光碟影片上紀念他四十年前被害的妻子。

王開舜徐丕凱痛斥文革暴行
在一九六六年夏天遭到毒打的老師中,有一位王開舜老師。她那時是北京崇文區第十五女子中學的語文老師。她和其他四十名老師在該校的「勞改隊」中。有一天在廁所中她正彎腰清掃便池,有紅衛兵在她背後打了一棒,她當時倒在地上,痛得直呼。幸虧一位難友扶她起來,給她服了自帶的雲南白藥。(那是老師們得隨身攜帶治療外傷的雲南白藥的時代!)接著,她又被驅逐出北京到老家農村務農。脊椎傷勢發展,後成弓形。已成痼疾,殘廢一生。

王開舜老師在八十歲的時候寫了一本書,寫下她的經歷。她知道不會有出版社給她出版。(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關於寫文革的書有嚴格規定,一般出版社也都不想費時間去送審書稿碰釘子。)她自己花錢就把書印了出來。書的名字是《難圓的夢》。她在書裡寫了自己的一生遭遇,但是她並不只寫她自己。她的心胸闊大,關懷及人。她還寫了其他老師們怎麼遭到「鬥爭」和受苦,寫了女十五中學的校長梁光琪怎麼被紅衛兵學生侮辱折磨,在教學樓裡被用棍子活活打死。

是的,文革在肉體上永遠打彎了王開舜老師的背,但是在她自費印出的書裡,可以看到的是一個挺直的脊樑和一個豐富堅韌的靈魂。

我們為甚麼不站在王晶堯及王開舜這兩位老人身邊,和他們一起來紀念文革受難者和那個悲慘的年代呢?

北京二龍路中學的前校長徐丕凱,最近坐在輪椅上接受前學生的訪問,講述了一九六六年夏天的暴力迫害。二龍路學校位於北京西城區,中央教育部隔壁。他被抄家,被「批鬥」。那年九月,他被紅衛兵押到安定農場「勞改」。除了每天要做繁重的勞動,還被該校和廣州八一中學來「革命大串連」的紅衛兵任意侮辱和毒打。紅衛兵把徐丕凱和張放老師等「牛鬼蛇神」埋在坑裡,填上土,再挖出來。然後,幾個紅衛兵抬著身材瘦小的張放,喊著「一二三」,把她扔進兩三米深的大糞坑,張放滿身糞污爬出來以後,他們又抓起她把她扔進糞坑。徐丕凱老師實在看不下去,說:「她有錯誤,你們可以批判,請不要這樣對待她。」紅衛兵大罵他想要「包庇牛鬼蛇神」,把他雙手綁上,當作活靶子練刺殺動作。他們用和真步槍一樣大小的木槍向徐校長胸前狠戳猛捅,造成他數根肋骨骨折。

看了這段採訪記錄,我立刻意識到我以前發表的關於張放老師受難的文章,還遠不夠充分。已經有人在指責我寫的文革歷史誇大了黑暗面,徐校長的見證說明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不想為暴力迫害充當辯護者的人,應該好好傾聽徐丕凱校長的聲音。老人正在告訴我們事實。如果聽不見,那是我們的耳朵有了問題。

胡杰艱苦拍片記錄文革史實
我們更應該像胡杰那樣,來為記錄歷史真相和尋求人間真理而行動。他自己買了攝像機和有關設備,自己買了硬座火車票,前往全國各地,採訪有關人員,拍攝有關地點,剪輯整理,做出了一部電影《尋找林昭的靈魂》。看過電影的人,為林昭的悲劇英雄色彩深深感動,也深深敬佩胡杰的工作精神。他今年和王晶堯製作了新的電影《卞仲耘:我雖已死》。他不但給我們記錄了文革歷史,而且表明,我們中間有這樣的了不起的藝術家,正義、認真並富有才華。這給我們帶來了鼓舞和希望 。

北京的一名作家告訴我:「你不知道啊,中國人現在只知道錢,根本不想看這些甚麼文革的事情。」我不以為記憶文革和掙錢有那樣的衝突。我記得,文革真是不讓人掙錢的時代。那時候,農民到市場賣個雞蛋買鹽買針買線被指控為「走資本主義道路」,工廠工人工作出色得到的比例很少的獎金被指控為是「不突出政治」而取消,知識份子出書寫文章得到一點稿費,則被扣上「成名成家的資產階級思想」的罪名。猶太人通常被認為最會掙錢的民族,但是他們也建立了最好的紀念受難者的博物館和資料庫(可看 www.yadvashem.org )。當然人不應該只知道錢,但是如果真不喜歡只知道掙錢的做法,不是應該放棄記憶文革,而應該來看看上述正在努力紀念文革受難者的人,看看自己印書的王開舜老師(她可不是富翁,是個年老有病而且嚴重駝背的已退休多年的中學老師),看看自己花錢拍電影的胡杰(他可是個上有老下有小有家庭需要供養的正需要用錢的中年人),看看四十年來致力於為妻子找回正義的王晶堯老人(他可是個已經年近九十本來可以遠離世事安享晚年的人)。他們作了他們應做的,絕不是為了錢。(但我也認為如果有人願意付錢支持他們是非常好的。)他們為迫害作見證,他們為正義而努力,也是記錄歷史真相的義工。他們的工作的意義無法用金錢來衡量,他們在道德上的崇高和超越讓我們肅然起敬。看看他們吧,沒有藉口讓我們不和他們站在一起。

我也想要報告,儘管一九六六年八月興起的紅衛兵運動,摧毀了無數人的生命,破壞了無數的書籍和文物,也腐蝕鏽損了一代人的道德和心靈,但是,現在年輕的一代正在從中學習到教訓,並且做出了建設性的思考和研究。

大學生設計博館遇羅克展示
我收到了一份厚厚的建築設計圖,是一份建築文革博物館的概念設計,一個年輕學生的學位論文。我還特別感到高興地得知,大學的學術委員會已經授予了這個年輕人學位。導師和學生,兩代人的心是一致的。我看著精緻整齊地畫在紙上的這座建築物,以及說明詞,我知道這不是紙上談兵或畫餅充飢,這是實實在在的朝向理想的一步。「心想事成」也許聽起來過於樂觀,但是,至少這樣的一個博物館已經在構想中,甚至已經構想出來了。一座真的博物館是一定會建立起來的。

兩個星期以前,在北京,一名文革後出生的年輕人,舉辦了一個遇羅克的展覽。他精心收集了烈士遇羅克在文革中寫作的文章,製作了展板,邀請了遇羅克的家人來參加(他和他們從不相識)。這個展覽只有幾個小時。時間雖然短促,規模雖然很小,但是我感到,意義無比豐富。一個普通的年輕人,就這樣用自己的行動,在為未來的文革博物館準備了內容,這是在建造之前就必需也完全可以做的事情。

文革也像希特勒的大屠殺和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島,正在得到記錄、研究並且成為學校課程教育的一部分內容。我寫的《一九六六: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從一九九七年以來印入哈佛大學的文革課讀本,那裡一個四年級大學生設計了問卷調查,開始做文革對人的心理的影響的研究。我也多次收到不同國家的中學生的來信,他們在作關於中國文革的作業,或者做課堂表演,或者製作展覽板塊參加全國性的「歷史日」展覽競賽。人類的命運是聯繫在一起的,文革的教訓也可以超越時間和國界。

多年以來,我訪問了上千的文革經歷者,建立了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出版了五十萬字的《文革受難者》一書。鼓勵我繼續這一研究的讀者中,不但有經歷過文革的中老年人,還有並未見過文革的年輕人。一位讀者來信說,他每星期「老淚縱橫」地聽這本書的朗讀。一位在文革後出生的年輕讀者說,他花了兩倍的價錢買到了這本書。當我聞此高價深感抱歉的時候,他卻說他覺得「值」。我深深感謝他們的支持和鼓勵。

為了沒有鬥爭會和牛棚的明天
二○○五年,有好幾位讀者來告訴我,《讀者》雜誌登載了我的書的前言的一節,《牛雞之間》。他們說,這可是中國發行量最大的雜誌,每期發行七百萬冊。只要其中有一半被讀,就有三百五十萬名讀者看到了這個故事。這篇文章講了一個我在採訪中聽到的真實故事。一名文革中被送到「勞改」農場的人說,他養一群牛,常常帶牛群去一棵大柳樹附近吃草,那裡的草長得特別好。有一次在那棵柳樹旁殺了一頭因為太老而不能幹活的老牛。此後,他再帶牛群去柳樹邊吃草的時候,牛群哞哞吼叫不肯前往,牛群記得他們被殺的同伴。但是雞就不一樣。殺了一隻雞後把雞腸子甚麼的丟在地上,別的雞會奔過來爭搶啄食。

我用這個故事來討論怎樣對待文革受難者。在收到的讀者來信中,這個故事常被提及。有一封來信的標題就是「我不願再做雞了。」感謝讀者的理解,也感謝《讀者》雜誌傳播這個故事給百萬讀者。道德的種子在每個人的心中,得到滋養就會生長。同情,憐憫,慚愧,溫柔和愛,會在我們心頭蓋過那種「死些人有甚麼了不起」的冷酷論調,會讓我們在未來的歲月中多一點清明的理性,多一分高尚的道德,來對待他人和自己,也會讓我們攜起手來,為一個沒有「鬥爭會」和沒有「牛棚」的明天而努力。

四十年了。對於文革歷史研究現狀,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感到悲觀,也有足夠的理由感到樂觀。而最重要的是,悲觀或樂觀都不能成為我們是否紀念文革受難者的主要因素。這種紀念是建立在正義、理性和道德的基礎上的。這一紀念已經開始,也將繼續。

今年八月,我們一定會紀念受難者。我甚至相信,八月五日,卞仲耘老師的忌日,有一天會正式成為「受難者日」,寫在我們的日曆上。這樣的紀念,才能使我們不再淪為受難者。在根本的意義上來說,紀念並不是我們給予受難者和他們的家人甚麼,是我們應該感謝他們給了我們尋求拯救的啟示。

八月來了,讓我們一起紀念受難者。

二○○六年七月十八日

http://www.open.com.hk/old_version/2006_8p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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