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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德:旁观“一二、一九绝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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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一二、一九绝食”

    这次绝食,大概算新疆文革中的第一次绝食,我亲眼所见,而且弟弟还参加了进去,饿了好几天,值得一记。



新疆文革基本分两大块,地方和兵团。在地方,主要以新疆第一把手王恩茂划线,打倒王的算造反派,保王的是保守派。而在兵团,我就闹不大清他们造反派主要打谁。但因为石河子两大学院(农学院和医学院)中有许多我们的中学同学,他们都是造反派,我们也就同情他们这一派。
    刚才上网查了查,才知道兵团当年文革的派系,简单概括,就是以张仲瀚为代表的兵团元老,和丁盛、裴周玉等新贵间的矛盾斗争。造反派要打倒丁、裴,而保守派则要打倒张。
    到了1966年12月,兵团造反派忽然在乌鲁木齐贴了许多大字报,好像大有与丁、裴“血战到底”的架势,具体写了些什么,我看不大懂兵团的派系和事件,只记得一副对联印象特别深——“阴谋家耍阴谋阴谋破产,造反者学造饭造反有理”。原来学生造反,而食堂的大师傅则支持校领导(我们学校也是这样),大师傅宣布罢工,不给学生做饭,学生只好自己做饭,于是出现了这样一副有趣的对联。
    我以为这副妙联一定是出自我的同学,兵团农学院的罗昌宏的手笔,因为他在中学就已经是文学爱好者,开始写小说了,是我的偶像。后来见到他一问,才知不是他所为,可知兵团学生中也是人才济济。
    到了12月19日,兵团学生忽然宣布集体绝食,都住进了乌鲁木齐昆仑宾馆,也就是俗称的“八楼”。后来西部歌者刀郎有一首歌唱道:
        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的更晚一些。
        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带走了最后一片飘落的黄叶……
    歌中的“八楼”就是绝食的这个宾馆。有些内地来新疆的旅游者,因仰慕刀郎的歌,还专门跑到“八楼”站看看“二路汽车”,我觉得很可笑,因为那实在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公交车站,一点儿风采都没有。





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带走了最后一片飘落的黄叶……


    不过当年这个宾馆可是全新疆的最高建筑,文革前只有省级领导开会才能住在里面,所以八楼就成了省级领导的象征。
    文革开始后,有一次我们新大学生要找王恩茂质问一件什么事,居然追到了“八楼”——当然不可能找得到,我们干脆在八楼餐厅的椅子上坐着睡了一夜,这是我生来第一次“住进”高级宾馆,感觉自己一下子成了贵宾。第二天早上宾馆给我们吃了一顿对领导来说最简单的早餐:稀饭、咸菜、面包,但对于贫穷的我们来说,已经是一生中最美味的早餐,那咸菜一定是北京六必居的,跟串连时吃过的咸菜完全一样,好吃极了。
    12月19日这天,兵团学生进驻“八楼”,既不是去吃面包咸菜,也不是“学造饭”,而是专门在那里表演“不吃饭”,就是要给自治区的大领导们看看。
    也许有人奇怪,文革中各地的静坐绝食,大都发生在广场,乌鲁木齐为什么非得在高级宾馆里呢?原来那时已进入冬季,宾馆有暖气,起码不至于冻死。
    在文革前,经常可以从报上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们示威游行,静坐抗议,但好像还没有发展到绝食的地步。绝食这事儿我们只在中国的革命烈士传记中见到过,比如白公馆、渣滓洞中的共产党员,动不动就绝食,狱方抬出香喷喷的大米饭红烧肉,摆在那儿诱惑,却永远不起作用。现在文革也居然发展到绝食了,感觉新鲜好玩,好像我们也进入了革命历史。



兵团学生的绝食,引发了地方学生的支援,于是许多乌鲁木齐的学生也参加了进去,就连在乌鲁木齐参加文革的我的弟弟,也加入了绝食行列。可能有些学生并不真痛恨谁,只是想体验一把没玩过的游戏。
    弟弟生得白白胖胖,三年大饥荒他也没我饿得厉害,我饿得黄瘦时,他依然白胖,怪不得敢去绝食,有的是脂肪储备。大饥荒对我来说是生命中最可怕的梦魇,那时经常饿得半夜睡不着,痛苦万分(见我的博文《饿汉饥》)。现在好容易不那么饿了,我可不愿意傻呼呼参加什么绝食,自己找罪受。
    那天中文系同学夏老夫子约我去看看绝食现场,他是中文系高材生,有强烈的写作欲,总以“未坠青云之志”自诩,文革写大字报出小报正是他施展才华的好机会。他不会放过采访这件全市最轰动事件的好机会,而我只是为了陪老朋友转转,顺便看望弟弟。
    我们进入八楼后,见满屋子傻瓜学生,在地毯上,沙发上躺了一地,奄奄一息,有气无力。当然,宾馆并非国民党监狱,并没有抬出喷香的大米饭和土豆烧牛肉来诱惑学生。我找到弟弟,饿了两三天,依然白胖,只是那微笑有点儿吃力。我奇怪如此厉害的饥饿怎么一点儿没消耗他的脂肪呢?
    问他感觉怎么样?他勉强保持着微笑,用微弱的声音说:刚开始那天稍有点儿难受,这两天反倒不饿了,没什么感觉了。
    奇怪!怎么越饿还越不饿了?难道解放前那些饿死的饥民都是这样幸福而平静地去世的吗?如果不饿了,他们还何必啃草根树皮?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我这个多年的饿汉反倒不大理解绝食是怎么个体验了。
    又听说弟弟的同学张鉴文君饿昏过去了,是靠打点滴才救过来的。我这才知道,绝食这游戏,有人适合玩,比如白胖的弟弟,咋饿都没事儿,有人不适合,比如张同学,一饿就完蛋。张同学我见过,甚至比当时的我还瘦得多,简直就是皮包骨,一点儿脂肪储备都没有,焉能抗得住?
    看弟弟没啥事儿,我也放心了,跟夏夫子回了学校,不知道老夏后来写没写《绝食斗争见闻》。
    当时对方说,造反派的绝食是假的,其实偷偷躲在被子里吃饼干。我不能保证绝对没有这种“贼大鬼”,但我可以说,绝大多数同学还是真绝食,起码弟弟是真的,我了解他的性格,那时的他才刚刚二十出头,幼稚得很,对文革充满理想。我虽然因为怕饿没参加,但如果真参加,也绝对不会偷吃饼干,那时我们都天真得要命。不过——如果宾馆真抬上来一大桶香喷喷的大米饭和土豆烧牛肉,我不能保证饿昏了头的自己是否还能坚持得住。
    大概又过了一两天,绝食抗议终于获得“胜利”,好像中央答应了造反者的要求,估计也就是中央宣布认可绝食事件,被抗议的领导们(忘了是丁、裴,还是王恩茂)做了个检讨。据网上说,这次事件中央指定由王恩茂将绝食代表送至北京。“一二·一九”事件最后是由周恩来接见绝食学生代表直接解决的。



刚才又听说一件更可笑的,现在的琴友泳友,当年二中一位女同学,也闹着要去绝食,母亲怕孩子饿坏,先美美垫了一顿香喷喷的大米饭和土豆烧牛肉,然后雄纠纠去绝食,不料刚绝了两小时,宣布胜利了,绝食结束了,当局赶紧给同学们端来饭,看别人狼吞虎咽,自己却撑得一点儿吃不下,这也算绝过食吗?这不是白白浪费家里的钱粮吗?
    我又急忙去看望弟弟,才知道弟弟已经回了家。回家一看,躺在床上的弟弟说,一开始宾馆只给喝稀饭,不敢吃干的,大概怕撑死。喝了两顿才敢正式吃饭。那时挨着整的母亲正在家里忙活着,给弟弟补充营养。
    我想象着宾馆里那香喷喷不限量的白米稀饭,看看弟弟,依然白胖,而且劲头儿也比绝食那天大了许多,说话也有了底气。经过一番绝食,似乎元气丝毫未损,真是奇迹。
    待我们都年过半百之后,最终得了糖尿病的还是倒霉的我,而非绝过食的弟弟,说到底我的元气还是不如他。
    顺便说一句,那位当年饿得昏过去的张同学,晚年胖大得简直换了一个人,而且也跟我一样得了糖尿病。如果我当年也参加,结果肯定也是一样地昏过去。
    总结:这世界分两种人,一种适合绝食,一种不适合。以后如果再进行类似斗争,建议先用医学手段检测,让适合绝食的同志去绝食,一饿十天八天都没事儿,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会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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