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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德:康生与新大学生的一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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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与新大学生的一次谈话

    众所周知,在文革时代,康生是中央文革顾问,实际上也就是“四人帮”的高参。康生在中共历史上就是整人专家,号称“中国的捷尔任斯基”,1942年整风运动中康生大搞所谓“抢救运动”,不知残害了多少忠良,后来愈演愈烈,引起党内公愤,解放前后一段时间,康生不得不以“病休”为名隐逸家中。文革前,康生又被放出笼来,开始咬人了。





    文革中康生对新疆学生群众讲话实际上是个偶然事件,当时并未刊登在公开媒体上,随着历史的逝去,已很少有人知道。

    1966年冬,康生与伍修权赴阿尔巴尼亚等国访问,回国时路经乌鲁木齐暂住,准备第二天返京。中央领导人的行程本来是党内机密,乌鲁木齐群众一般都不知道。但不知为什么这一消息被当时的新疆大学造反组织《星火燎原》获知。《星火燎原》是新疆大学最大的学生组织,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了这一组织。当晚,全体成员集合,举着旗子,要去见康生。当时做为底层成员的我,既不知道康生住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见康生,只跟着大队人马走。我们当时根本想不到康生是整人狂,只知道康生被称为“康老”,是中央文革顾问,属中央领导人之一。

    我们从新大出来,沿延安路往南走。中途被军警阻拦,大概我们的行动已被有关警卫人员侦知。但当时的学生造反组织无法无天,冲破阻拦继续前进。一直走到贵宾馆,门前有警卫线,也被学生冲破。我们一直冲到院子里,虽然学生无法无天,但恐怕还是懂得不能再往楼里冲,再冲“性质就变了”,所以只是不断高喊“我们要见康生!”。

    工作人员劝阻无效,后来,伍修权出来接见我们。伍修权这个名子我在五十年代初,还上小学时就已经如雷贯耳了,比知道康生要早得多。因为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时,伍修权曾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做长篇发言,驳斥美国对中国的诬蔑,博得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尊重。所以我当时亲眼见到这位仰慕多年的外交家时,心中充满敬意。

    伍修权和蔼地告诉大家:康老已经休息了,明天还要飞回北京,工作非常繁重,希望大家谅解,赶快回去。

    我心想威望如此高的外交家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我们只有往回转。没想到我们的头头毫不理会,仍然带领大家继续呼口号,我这才知道当头头的人与我们一般群众的差别在哪儿了。

    就这样“坚持”了近一个小时,令我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康生准备接见学生!

    大家进入餐厅,我们物理系几个同学已准备好了录音机。这时康生穿戴整齐,毫无倦意地出来了。他向大家问了好之后,开始侃侃而谈。

    康生首先谈到这次欧洲之行,他说:我们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举行会谈,谈到国内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他们不理解,说怎么能叫全国学生都停课搞运动呢?经过我们解释后,他们懂了,说:这叫做“革命搞一年,胜读十年书!”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只准备搞一年文革就结束,没想到最后竟整整搞了十年!

    康生又说:现在世界各国人民都非常关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甚至有些非洲国家的青年也组织了“造反队”“红卫兵”,穿着你们这样的蓝褂子,戴着红袖标,上街跟政府对着干。这说明我们的文化革命受到了世界人民的支持。

    介绍完出国见闻后,康生向我们系统地论述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我现在记得主要是以下这些要点: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阶级和阶级斗争长期存在,有时甚至还很激烈,虽然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剥夺了资产阶级,但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与我们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仍然是政权问题;

    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必须要向他们夺权;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展文化革命;

    开展文化革命,不但要夺权,还要进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革命。

    康生口才很好,一口气讲了三个多小时,这套理论在他讲来并非课堂上那样的几个枯燥的条条,而是引经据典,深入浅出。比如他说:按照土改政策,地主失去土地,参加劳动五年后,成份就可以变为农民了。现在地主已经劳动了十几年,你们难道以为他们真成了农民,热爱我们社会主义了吗?大家齐声高呼:不!他又说,资本家没有了资本,公私合营也有十几年了,你们说难道他们真的变成工人阶级了吗?大家又齐声高呼:不!康生说:是呀,他们还拿着定息呢?这算不算剥削?大家齐呼:算!就这样康生整个给我们洗了脑,使我们相信这些就是“真理”,文革真的非搞不可。

    将近一年之后,1967年11月,“两报一刊”发表了一篇重要社论,叫做“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正式提出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要点正是康生上面所讲的这几点。

    看起来,康生一伙对毛泽东晚年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正是他们这些所谓“理论家”将1957年以来愈演愈烈的极“左”思潮提炼成“条条”,梳理成“系统”,上升为“理论”,将文革悲剧推向了高潮。

    康生在讲话中非常巧妙地避开了直接卷入新疆地方派性斗争,只讲上面那些大道理,不接触新疆实际。虽然讲话将近结束时,有些闻讯赶来的中学造反派在会场高喊:“我们要求平反!”“强烈要求中央文革支持我们!”但康生并未理会,就退出会场了。

    看起来好像康生貌似公允,并未明确表态支持地方某派,但他接见某派的行动本身就已经等于表了态。会后,“星火燎原”组织及其它参加接见的组织都迅速将“康生讲话”刻印成传单,广为散发,流毒遍及全疆。这时我才理解“星火燎原”的头头为什么不顾劝阻,一定要见到康生,原来是为了给自己的组织增加“中央文革支持我们”的政治筹码。我当时参与整理录音和刻印传单,所以对康生讲话记得格外清楚。

    康生在其后数年也一直保持这种诡秘姿态,从不像江青那一伙直接跳到前台表演,而是藏在幕后为“四人帮”出谋划策。

    尤为耐人寻味的是,1975年,康生在生命弥留期间,把能够直接与毛主席见面的王海蓉、唐闻生二人秘密叫到床前,向二人透露了一桩党内最高机密:“江青是叛徒!”而且向二人提供了证据线索。

    很明显,聪明过人的康生看出主席当时已疏远了江青一伙,而且很可能在主席百年之后,江青将受到历史的审判,所以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又投了一次机。但王、唐二人却没敢将这一最高机密报告主席。

    文革后我们才知道,当年将江青介绍给主席充当“红娘”的正是康生,做为中央组织部门领导人的康生早已掌握“江青是叛徒”的情况,却长期隐瞒不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让这一定时炸弹长期埋伏在主席身边,并且伙同江青干尽了坏事。最后一刻却“反戈一击”,试图永久保持自己死后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名声,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这一表演反倒叫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这位当年给我们洗过脑的“理论家”的阴险丑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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