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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刀客:喜剧时代三章

楼层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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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时代之西南春雷

我最初构思《幻灭》一文时,是想用小说的形式来结构的,但是,刚写到第二节就出了问题。由于那个年代,一天之内往往会出现很多事件,以致我把时间、特有名词都弄错了不少,例如:文革之初并无“革命委员会”之说,而是“文革领导小组”;上级派来管事的也不是“工宣队”,而是和“四清”时一样的“工作组”。在具体事件中,有时我甚至无法分清自己究竟是“秋水”,还是棒棒军,结果,从第二节起,小说无形中变成了“回忆录”,最后就顾不上是什么文体了。
    当《十六条》下达之后,特别是1966年“八·一八”之后,省城的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逆转:首先,党的喉舌《贵州日报》遭殃了:各单位凡参加过“六六”事件的人全都跑到报社去要求平反,并把“幕后黑手”交出来,报社主要领导天天忙于赔礼道歉写检查,承认自己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凶手;而各单位不论大小,凡是主管领导,一夜之间全成了走资派。到处是“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吼声,热闹啊!我都不知从哪里写起。
    我校受迫害最深,以徐庆玉同学为首参加“六六事件”的同学,立即组成了一支新的红卫兵,与老的(保皇派)红卫兵对抗。保皇口号主要有“省市委是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久上级派来的工作组狼狈撤离。保皇派陷入困境,部分加入了新红卫兵,部分黯然解散或参加其他组织,有的受到新红卫兵组织的管制。原来老实八交的赵基本,显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本色,天天缠着老红卫兵头目,要求平反,公开销毁“黑材料”。我本来也想闹一闹,可是看到两位老‘领导’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心想,大家都是同学,何必呢?最终所有右派同学的“黑材料”统一处理了。后来才我感到遗憾,如果那些东西不销毁的话,现在可是珍贵文物了呀!
    1967年1月25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贵阳市宣布成立,26日,《人民日报》以《热烈欢迎贵州革命左派重掌大印》为题发表了评论,毛泽东主席对贵阳市造反派用 “抓、罢、提、留、调”的手段处理老革命干部的方针大加赞赏,亲自批转了贵州夺权斗争的经验,向全国推广,指示贵州造反派:“新的领导机构叫‘革命委员会好’。”并由驻贵州省新华社机构及广播电台同日全文播发了《贵州夺权通告》,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西南的春雷”几个大字。同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又专门发表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贵州省从历史上赤贫的边陲“要荒”之地因此脱颖而出,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
   与此同时,各单位不论性质大小(包括居民委员会),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把居民委员会主任(一些老头老太太)都当走资派揪出来游街示众。
   由于委员会名额有限,从省、市机关至各单位的造反派成员,不可能全部入选“领导班子”,因此,未进入领导层的造反派以不承认“俄国12月党人式”的革命,誓死保卫毛主席,把革命进行到底为由,自行组成新的“革命委员会”,与官办的革命委员会分庭抗礼。省城及全省很快就乱成一锅粥,各自为政,为争夺“造反功臣”的名分,由“文攻武守”发展至“文攻武卫”,直致“武攻武卫”。大字报加拳头、梭标、匕首,最终发展至到荷枪实弹,自制步枪、手枪、机枪和坦克,群雄割据。省市革委核心小组引进边远州县的国防厂矿工人,组成“纠察队”,手持钢钎长矛来弹压,结果引发更大规模的武斗。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一到地方,立即变成发动新一轮武斗的理由。最后,中央传来“最最最高、最最最新指示”,要求军队介入(原文略)文化大革命,实行军管。同月,毛泽东主席批示部队要实行“三支两军”,即除“支左”外,还要“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此条要求还编成了歌曲)。
    更多的喜剧将不断上演。受篇幅限制,下次再说,请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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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南下串联队(喜剧时代之二)

1966年6月初,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伟大领袖说(大意):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嘛!他的目的是想“天下大乱”,他说,“乱”是乱了敌人。同年8月4日,汪东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会议上说:最近每天有上千学生、上百批来中南海接待室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有一些是外地来的,实际上成了串连(“串联”一词源于1957年的大鸣大放时期,天津和北京的大学师生响应号召,互相联络,给党提意见,称为“串连”,后来全串成了右派)。
   8月16日,陈伯达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上讲话,他根据领袖《杭州讲话》的精神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 8月18日伟大领袖检阅了红卫兵,对宋××的女儿宋彬彬说:“要武嘛!”于是,宋彬彬当场改名“宋要武”。几天之内,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女生改名叫“要武”,如果你随便朝女生堆里扔块石头,都能砸到一个×要武。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基本内容是:“外地高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师生,除了有病的、已经来过或有其他原因不能来的以外,都可以组织来北京参观;高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5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 “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和普通中学)按每10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1人;教职工按每10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
  并规定:“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消息传到省城后,全市红卫兵纷纷上街游行,高呼口号:“我们也要到北京!我们也要见毛主席!” “一切的一切,毛主席第一!”开头半个月,学校还是分批组队赴京,之后,红五类的同学基本跑光了,连留下监督其他同学下乡劳动或在班上学“最高指示”的少数骨干,也不再管班上的事,自己为自己开证明上了去北京的火车,串联迅速变成了个人行为。
   与此同时,北京的红卫兵则组成“南下串联队”(简称南串队)把革命的火种带往全国,发动群众彻底批判走资派。为什么呢?原来,《十六条》公布后,各地党的领导并没有完全执行伟大领袖的指示,为了自保,他们提出“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口号,这是个非常阴险的策略,因为只要观点不同,掌权者就可以把你撂到“右派”里去,让你闭嘴。这样他们就有效地团结了所有领导干部子女组成“保皇派”红卫兵,坚持与处于劣势的“六六”事件受害者、各单位平时受到领导歧视、整治的职工组成的造反派斗争,进行“负隅顽抗”。
    8月下旬,南串队已经到达省城。不过和我们这些黑、花两色子女并无关系。因为他们一到,就被省外事处安排在全省最高级的宾馆——交际处(今云岩宾馆,2007年拆除)住下,山珍海味招呼。可是,地方领导显然幼稚了一点: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早已经是伟大领袖“刀俎”上的鱼肉,这点伎俩怎么能腐蚀拉拢毛主席的红卫兵呢?
    南串队吃饱喝足之后,立即上街散发打倒省市领导的传单,煽动群众到省委静坐示威。省市领导“恼羞成怒”,立即组织学校师生、厂矿职工、街道居民对南串队进行疯狂反攻。但是南串队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本地造反派的大力支持下,英勇地与走资派进行“殊死斗争”。
   造反派根据陶铸同志的讲话,在省委“九五”静坐示威,经全市革命群众围攻后结束。此后的一天,我正在教室吹笛子,突然几个造反派同学冲进教室,急切地喊我:“棒棒!快!南串队被包围了,去帮他们一下。”我未加思索,就跟跑到人民剧场广场。只见五六个穿军装的人被街道居民严严实实地围在垓心,一些妇女正指着他们的脸“妈批”、“娘批”地乱骂。一个本地造反派带头冲进包围圈,大喝一声:“中央文件!”居民们吓了一跳,楞住了,我们乘机也冲进去,背靠南串队,手挽手挡住居民。过了几分钟,居民们感觉出中央文件并没有什么特殊威胁,就又开始和我们抓扯,当时大家都很傻,不敢真动手打人,一个光棍冲进我们的保护圈,从背后抱住一个女南串队员,并乘机占便宜,不料那女队员不慌不忙,向后一撩腿,那光棍惨叫一声,捂着下体满地打滚。我们哈哈大笑,有几个居民说:“不得了!那个女生会武术!”所有的人都向后退了几步。有个妇女看我比较文弱,就想从我这里打开缺口。我对她大喝一声:“哈!”,谁知那两天我有点感冒,这一哈不要紧,一口翠绿色的浓痰从喉咙里冲出,在空中盘旋了几圈,不偏不倚,刚好飘落在五六米远的一个女人头顶上,那女人伸手一摸,黏糊糊粘了满手,她大骂道:“你家妈卖批!是哪个吐的!老娘可不是好惹的哦!”周围的人嫌恶心,纷纷退开,包围圈被我一口痰打开了缺口,我们立即拉着南串队员们冲出绝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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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时代之北上告状
北上告状
     1966年6月底,北京传来清华附中学生成立红卫兵的消息。全校议论纷纷,充满神秘气氛。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肯定他们的行动是“造反有理”,他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革命,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毛泽东对其表示肯定和赞扬之后,红卫兵组织迅速风靡全国。
   “红卫兵”,全称为“毛主席的红色卫兵”。 一天早上,几个红五类骨干突然戴着“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红袖套出现在班上。其中包括一个每科考试成绩都不超过10分的同学(我班平均分数是85分)。其他出身好的同学开始不理解,说怎么讨论都不讨论就决定了?结果被骂了一顿。挨了骂的同学在“五一·六” 通知下达后组成造反派红卫兵,与先前那些红卫兵(保皇派)形成水火不容的现股势力。
   找我帮忙给南串队解围的是造反派红卫兵。
    我们把南串队带出包围圈后,造反派的同学介绍说这是北京××学校的南串队,其中包括抗日英雄吕正操的女儿(不知是不是真的,本人不认识她,如有错误概不负责)。闲谈中,我向南串队咨询父母的情况,他们说,你父亲的事我们拿不准,但你母亲仅仅是小学校的教研组长,根本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的标准,宣扬“凯洛夫教学法”不是她的责任,“凯洛夫教学法”是国家教学大纲的要求。他们给我出主意说,你可以到北京去告状。我说,学校不开证明怎么上火车呢?他们笑起来,说:“你们太老实了,造反还要什么证明呀!有学生证、共青团证、借书证都行。”
   话虽这样说,没证明我心里还是不踏实。每天茫然地在街上闲逛,这样不觉又过去了半个月。街上的标语横幅五花八门,最引人注目的是“谁说省市委的老虎屁股摸不得?摸,摸,摸!老子们摸定了!——南串队宣”。也有本地造反派写的。再就是市中心几块长数十米,高10米的大字报栏,整篇地介绍林彪、江青的光荣历史,说斯大林要用一个坦克师向毛主席换林彪,但毛主席不干。江则是左联的文艺先锋,当然没提她和唐某、赵某及国民党特工的风流史。
    机会终于等到了,毛泽东在8月18日接见红卫兵后,又分别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和18日接见了更多的红卫兵,留在省城的学生都忍不住了,跑到学校大吵大闹,老师不敢作主,结果几个初中生红卫兵(高中生已经跑光了)干部,自行撬开文革领导小组办公桌,用蜡纸刻了一张抬头为《最高指标》的公函,拿出公章乱盖。办公室门被挤得水泄不通。我正好在教室里练笛子,见状灵机一动,用砖头砸烂窗子,跳进了办公室。盖章的同学问:“成份?”我顺口答道:“职员。”他又问:“有没有关管杀的亲属?”我再傻也不会说“有”啊!结果他盖了一张证明给我。
   当天晚上,父亲把长达20页的《申诉书》封好,庄严地交给我,也把一家人的希望交给了我。我既悲愤,又激动,直奔火车站。
   车站的人黑压压的一片,学生至少有5万人左右。我在队伍中发现了几个同班同学,高兴地与他们搭讪,想加塞,但他们都装出不认识我的样子,抬起头数星星。我心里很难过,只好向队伍尾部走去。突然一群初中生把我拦住了,他们从未出过远门,知道我会打架,希望我能和他们搭伴。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啦!那几个初中生在邮政系统有熟人,带我从邮政仓库进了站。10点多钟,火车进站,我们得以提前上车,并有幸得到了两个座位。大家轮流坐着休息。全车各校的学生都兴奋得不得了,一会儿就互相混熟了,唱语录歌,骂省市委领导和保皇派,想到北京后的幸福……只有我,因要为父母申冤,心中充满悲壮和凄凉。夜深了,我实在太困,就钻到座位底下睡觉,没想到座位底下已经有几个男生和女生。虽然穿着冬装,也还是觉得羞愧,急忙爬出来,干脆在过道上铺了一张大字报纸,躺下就睡着了。
    火车一直晚点,沿途会车的列车上,全是密密麻麻的红袖套和油绿色军装。10月25日,在车上熬了整整4天的我,终于听到播音员的声音“北京到了,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到了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
    接站车把我们送到工人体育场。那里灯火通明,也是人山人海,北京的大中学生们指挥我们排好队,逐个办理登记手续。因为人太多,我们排了3个多小时才办好登记,被分配到海淀区厂西门小学住宿。当车开到小学时,天已经蒙蒙亮了。教室里打着地铺,小学老师和军代表安排我们睡好。
   我们整整睡了大半天才醒过来。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国务院接待处去交申诉书。那里排队等待申诉的人,至少也有好几千,一直排到大街上了。过了很久,才轮到我交材料。接待人员简单问了我一两句话,收下申诉书就说:“好了,你回去等待消息吧。”
    听军代表说,毛主席接见下一批红卫兵,要等到11月3日,于是我就带着大家去天安门照纪念相。
     说得太多了,下次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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