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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华:贵州四一一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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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一一运动--贵州人民反专制,争民主,求公正的群众运动
                                杨文华(2012年4月4日)
         1967年初到1969年7月底,贵州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时隔45年,这场运动的的参与者回忆到当年的艰苦卓绝的经历,仍然无怨无悔、引以为豪。这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呢?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吗?不是!是青年学生天真幼稚意气用事吗?不是!,是激进分子追求造反那种“登仙般的飞扬感”(切格瓦拉语)吗?不是!,411运动是贵州人民趁文革较为宽松的时期用文革的方式进行的反专制,争民主,求公正的群众运动。
                        一,411运动的产生
         1967年 1月25日,贵州省和贵阳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行动,一举夺取了贵州省委和省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部共设21名常委,戚休(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孙昌德、徐英年(二人均为中科院贵阳地化所工作人员)私自在地化所商定了7人核心小组,引起了学生的不满。
         2月1日,《人民日报》以“西南的春雷”为题发表社论,祝贺贵州夺权胜利。
         贵阳医学院在贵州高校最早出现两大派组织。一派是贵医“红卫兵.红旗”,其群众基础是运动初期受院党委迫害者。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后,贵州省委给他们平了反,并撤了院党委书记陈远吉的职。所以“红卫兵.红旗”运动初期支持省委,造院党委的反。另一派是“工农红卫兵.红色尖兵”,其成员多属“红五类”,运动初期该组织支持院党委,造省委的反,它参加了贵州夺权。总指挥部的一些常委把“红卫兵.红旗”视为保守派加以排斥。出于对总指挥部某些人对“红卫兵.红旗”的不公正有意见,2月3日,师范学院庞守忠、贵州工学院田子明等人成立了有“红卫兵.红旗”参加的贵州省大专院校革命造反联络站”即“八大院校联络站”。
         2月9日,省总指挥部在《新贵州报》登出《二九通令》,将西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贵州野战兵团(负责人黎尚武〈斌〉,四川大学学生)开除出总指挥部,并勒令该兵团主办的《主沉浮》小报停刊。原因是该小报上的一篇杂文《理水拾遗》,影射总指挥部某些人。以“八大院校联络站”为代表的多数学生认为,这篇杂文有错误可以批判,但不应开除该兵团。
         2月13日,“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再含任主任,戚休、孙昌德、徐英年等任常委。
         2月24日,孙昌德、徐英年等人写出大字报,将“八大院校联络站”、“贵医红卫兵.红旗”和《主沉浮》一起列为三股“反革命逆流”。次日,《新贵州报》开始批判《理水拾遗》。
         2月26日,李再含出动2,000余人,其中有三个连的武装部队,调集卡车、指挥车、宣传车共数十辆,对“贵医红卫兵.红旗”进行反夺权,开创了省革委和省总指挥部打砸群众组织的恶劣先例。当天,在原“红卫兵.红旗”的基础上,以这个日子命名的贵医“2.26兵团”成立,举办了被打砸的现场展览会,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同情。
         3月5日,省总指挥部在大会上宣布,《主沉浮》是“反夺权的舆论准备”,“八大院校联络站”是“反革命复辟的组织准备”,“贵医2.26”是“反革命复辟的急先锋”。
         3月份在贵阳大中专学生中掀起了一场“乱”与“治”的大辩论,戚休主管下的《新贵州报》也发表社论参与,并公开在学生中划分“主乱派”和“主治派”。
         4月初李再含为抢先在全国成立全省的红卫兵组织,决定召开全省红卫兵代表大会,并将贵医“2.26”排斥在外。多数红卫兵组织认为此时开红代会条件不成熟,排斥贵医“2.26”不公正。
         4月10日在贵阳市六广门体育馆举行预备会时,会场被贵医“2.26”兵团、“东方红”战斗团和贵阳六中“狙击兵”冲击。
         4月11日在军队剌刀掩护下,李再含強行举行红代会开幕式。贵阳市和各地州市的77个单位共5,000多人举行了游行集会,并通过致省革委、省军区的公开信,要求省红代会暂时休会,有关负责人拒绝接受。贵州工学院、贵阳师范学院等七大院校的代表向主席团提出抗议,并就如何开好省红代会的问题与省革委负责同志先后协商四次无效。于是,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工学院、贵州大学、贵州农学院、贵阳市六中等主张暂行休会的红卫兵们,吹起冲锋号,把开幕式会场冲了。
         4月13日、4月17日的两次红代会又都被冲击。
         4月13日,贵阳师范学院最先出现了“支红串连会”。以后贵州工学院成立“保卫红色政权联络站”、贵阳中医学院成立“卫红战斗团”、贵州大学成立“保卫红色政权联络站”等支红派组织。28日,贵阳地区支红派217个组织联名发表“形势分析”,动员一切力量围剿411,贵阳地区支红派形成并扩散到全省。
         4月13日,贵阳师范学院率先成立“四一一六六战斗团”,以后贵州工学院、贵州大学、贵州农学院成立411“九.一五兵团”。其他各大中专学校和企业单位也相继成立了411组织。
         6月8日,“贵阳市大中专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四一一兵团”和“贵阳地区支持‘四一一’工人联络站”同时宣告成立。当天在贵阳市主要大街上举行了示威大游行。由贵阳师院王润深、姚德仁、涂光禄等创作、署名“反修战士词曲”的振奋人心的“四一一战歌”响彻贵阳的大街小巷,并迅速传遍贵州全省。王润深、石尚儒主编的《四一一战报》也在贵阳师院出版发行,该报设计的411火炬成为了411的标志。
 
               二,411运动的战斗历程
         411运动的战斗历程其实从411运动产生之前就开始了。
         4月15日李再含从北京打电话给省革委在筑常委说:“‘四一一’是以走资派为核心、牛鬼蛇神为基础、保守派为外围的。与411斗争是路线斗争。目前这场斗争,是左右派的较量。冲红代会的头头,请调查清楚,提出一个逮捕名单。”
         4月18日,贵州省公安厅拘留了贵阳医学院教师李吉杰,其罪名是“冲红代会的黑后台”。从4月24日至5月上旬,红卫兵代表们多次走访省公安厅,要求释放李吉杰。省公安厅非但不放人,还对来访者加上“冲击机要室”、“抡走机密材料”、“为右派翻案”等罪名。
         5月13日,由17所院校组成的411红卫兵200多人前往省公安厅,要求解决李吉杰问题,毫无结果。代表们便进入公安厅礼堂,开始了静坐示威。一时间公安厅里里外外,人山人海;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这次静坐示威行动持续了80多天
         5月19日,李再含在贵阳市邮电大楼前的万人大会上发表讲话,宣布对411要刮“十二级台风”,扬言要在半个月内,将411彻底摧垮。截至6月17日止,支红派的宣传车由原来的10余部增至64部,街头高音喇叭由原来的30多个增至172个。省革委的喉舌《新贵州报》在5月至8月间,矛头指向群众的文章和社论达160余篇,占同期所发表的文章和社论的80%。广播电台、有线广播在三个多月内批判411的广播达300多次。5月7日至9月5日,贵州新华印刷厂受命印刷的批判411的资料达548,700本,占同期总印数的80%以上。
         5月24日,省军区和支红派宣传车在大街上开始宣传“四一一所谓好,牛鬼蛇神跟着跑”的口号,并编造“走资派贾启允、陈璞如申请参加四一一”、“走资派苗春亭操纵四一一”等谣言惑众。
         从5月中旬起,支红派掌权者对411学生扣发助学金,对411工人扣发工资,遭到大多数群众和干部的坚决抵制。
         5月26日,按照李再含的意图,由“工尖兵”一派掌权的“新贵阳医学院革命委员会”在武力保护下强行成立,省革委调动了公检法等外单位人员和部队一万多人保卫成立大会会场,隨后,用同样的方式,在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炮制了一派掌权的革命委员会。在成立会上人两派发生的冲撞中有数百人受伤。
         6月26日,省总指挥部总指挥卢焕章(地化所)调动支红派学生,到贵阳地区文化大革命展览馆把411观点的工作人员一个个拉出馆外,发生了武斗流血事件,打伤多人。由于群众闻讯赶去制止武斗,赶走武斗的挑起者,捉住武斗的指挥者,被赶出去的工作人员又继续回馆工作。省革委仍不罢休,当天下午又调动工人、学生和机关干部3,000多人到展览馆门前示威游行。
         6月29日,“四一一”贵阳师范学院“6.6”战斗团宣传队一行38人应邀前往毕节参加“七一”庆祝活动,省革委指示毕节地区革委加以阻挡,宣传队途经大方县城时被大批农民阻拦和围攻两天一夜,砸烂汽车,断水断粮,宣传队开展绝食斗争以示抗议。
         7月3日,贵阳“四一一兵团”闻讯派出300名学生乘坐10部公共汽车前往营救,被18道关卡阻拦,被2600多手持镰刀的农民围攻和揪斗。
         7月3日下午,411群众100多人集队前往省革委要求处理大方问题,未获答复。
         7月7日,“四一一兵团”委员会提出书面要求,请省革委、省军区立即制止事态的发展,将被围困的411群众全部接回贵阳,并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仍不予理会。
         7月8日晚8时,“四一一兵团”1,300多人在贵阳市大十字广场开始了静坐绝食斗争。一队队工人高呼“不要工资不要命,支持四一一 闹革命”的口号,慷慨激昂地加入静坐绝食斗争队伍。清华“井冈山”、首都中学红代会在黔红卫兵也参加了静坐绝食斗争。到7月9日参加人数猛增到58个单位、5,000人,。后由省军区派出汽车到大方将受困的411群众300多人接回贵阳。绝食斗争至7月11日凌晨2时宣布结束,共持续78小时。昏倒而被医院抢救的有409人,。这次绝食斗争受到群众极为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据不完全统计,前来声援的单位达到600多个,收到慰问信400多封。北京、西安、郑州、成都、重庆、济南等外地40多个在黔红卫兵组织,声援和支持了这次绝食斗争。
         7月13日晚,省革委、省军区从平坝、清镇、阳关等地调集100辆汽车和数千名工人,企图包围贵阳师范学院,捣毁贵阳“四一一兵团”,抓“四一一”头头。数万群众闻讯赶往现场包围了支红派的汽车,把工人从车上拉下来赶走,汽车放了气。这些趴着的汽车在师院大门外排成数千米的长龙。李再含的踏平的企图被粉碎。
         7月30日和31日晚上10点至12点,分管宣传口、排名第四的省革委常委戚休,先后被贵州工学院和贵阳师院学生“请”到贵州工学院和贵阳市大十字广场的群众大会上作了检查,戚休承认过去打“三股反革命逆流”和“不打垮‘四一一’不是好汉”的口号都是错误的,戚休在大十字广场当众签字确认。大十字听众人山人海,数以万计。但这只不过是假象!实际上一场彻底踏平411的阴谋活动正在酝酿中。
         从4月18日至8月16日的4个月内,李再含就先后调动2万多人对411进行了13次围剿踏平,制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李再含对411的踏平政策,使411人更加坚强,广大群众和干部更加同情和支持411,411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在贵州大学全体师生中,411与“支红”的比例约为8:2;在贵州工学院,为93:7;在贵阳师范学院为7:3;在各中学约为6:4;贵阳市人民汽车公司411观点的达9成,贵阳棉纺织厂达8成,新添光学仪器厂约占7成。市民群众几乎100%的支持和同情411。虽然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并不了解411斗争的性质,他们只是认为学生是无私无欲的,行为必然是正义的,而且411是受压制的弱者。
         8月2日,李再含在贵阳市邮电大楼前召开10万人大会,出动了全副武装的部队,会后他亲自带领部队示威游行,并高呼口号:“坚决揪出四一一坏头头!”“揪出四一一黑后台!”
         8月3日,《新贵州报》开始公开点名批判411。
         8月14日,李再含在学校基层座谈会上鼓吹“文攻武卫”。随后,贵阳各中学出现了“飞虎队”、“卫戌部队”、“红警司”等武斗组织。为了在工人中组织专业武斗队,李再含从011系统、302厂、七冶公司、九化公司、贵州柴油机厂和贵州水泥厂等26个单位抽调3,895人,用梭标、藤帽、钢钎武装起来,组成“8.18兵团”,口号是“打倒刘邓陶,踏平四一一!”
         8月18日晨“8.18兵团”向贵州工学院发起总攻,用剌刀、木棒等武器对付学生,抓捕学生100多人,不少学生被迫跳楼。师生被打伤数十人,其中重伤23人。2,000多名师生员工被迫逃出校外。
         8月19日至24日,李再含对贵阳地区和全省的“四一一”实施全面踏平,先后武力踏平了各大专院校和厂矿企业,抓捕了大批学生和群众,贵工的田子明、师院的孙世政、贵大的戴玉祥等被关押。贵阳地区6个看守所关押了500余人,其他地方共关押900余人。挂黑牌、含稻草游街示众者不计其数。遵义地区411被游街示众达12,000多人。被迫外出的411学生、工人和干部,据不完全统计,达到6万多人。被迫外出的411人分别战斗在首都北京、上海、武汉、郑州、徐州、长沙、株洲、衡阳、桂林、柳州、昆明、重庆、成都以及乌鲁木齐等全国各地。在当地组建了“贵州‘四一一’联络站”,散发传单,通过向中央反映贵州问题、向所在地公众揭露李再含搞专制、武装一派、镇压一派的罪行等方式,坚持同李再含作斗争,受到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8月30日,“贵州‘四一一’赴京控告团”在北京地质学院成立。
         9月上中旬,在首都红代会协助下,贵州“四一一”赴京群众在北京先后举行了两次示威游行。9月16曰起静坐京西宾馆揪李再含,绝食5天。
         10月8日,在清华大学召开了“贵州‘四一一’兵团北京扩大会议”
         12月26日至1968年1月6日,“贵州‘四一一’全省代表大会”在清华大学主楼举行,到会代表共200多人。会上成立了贵州“四一一”总司令部,确定袁昌福(工人,复员军人)为司令员,邱富伦(师范学院)为政委。会后,大部分人员各自返回贵州第一线开展斗争。
         11月,“四一一贵阳前线指挥部”在贵阳秘密成立,以“队自为战”和“人自为战” 的方式开展地下斗争。
         12月10日,贵阳师范学院的411学生冲破重重阻力,上街示威游行,热烈欢呼(67)367号文件下达和毛主席关于对老造反派要“帮助、批评、联合”最新指示的发表。人们源源不断地自发加入游行队伍,群众夹道欢迎。
         1968年元月23日,各大中专学校411学生1,000多人在贵阳师范学院举行集会,会后举行庆祝贵州夺权一周年大游行,无数群众如滚滚洪流紧随游行队伍,势不可挡。
         3月6日,“8.18兵团”出动了近1,000人,其中武装连140余人,荷枪实弹,全副武装,把华家山团团包围,由山脚往山顶搜捕。抓住参加开会的170多411人,并全部关进了省财校“8.18总部”的“强制性学习班”,实为“四一一集中营”。邱富伦被关进公安厅看守所。这是支红派大肆鼓吹的“3.6大捷”。
         1968年底对李再含反军乱军不满的0276部队调防到贵阳。1969年2月24日,中央解决贵州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3月27日,中央下发了解决贵州问题的“双红五条”文件。李再含被迫把411头头从监狱里放出来,被迫表面解散“8.18”兵团,实则改名为“捍三红”。仍然专门用于对付411。411运动从地下斗争改为公开斗争,《四一一战报》恢复出版,
         为了把地下活动期间形成的林立山头相对统一起来,经贵阳师院的杨文华、姚德仁等人倡议并串联,在0276部队的大力支持下,411各组织归单位归系统联合,派出代表成立“贵阳地区四一一联席会议”。联席会议的领导班子是勤务组,勤务组十一人(后充实为15人)均为各单位各系统有较大社会影响的411负责人。勤务组组长宋达山(铁路物资转运站),副组长耿铁(省植物园)、 田子明(贵州工学院)。其他成员是:王长宽(贵阳棉纺织厂)、、李少华(省花灯剧团)、汪润生(清镇发电厂)、孙世政(贵阳师范学院)、梁森权(省二工校)、曾祥美(省冶金学校)、方守廉(省运输公司)、魏志将(新添光学仪器厂)。后宋达山告退,耿铁被抓,魏志将回厂。增补冉龙伟(贵阳钢铁厂)、郭玉珍(贵烟一厂)、邓振新(贵州大学)、 郭平(贵州胶鞋厂)、迮华清(人汽公司)、王润身(新光厂)进入勤务组。联席会议下设办事机构。
         联席会议从4月29日到7月28日共开勤务组会26次,勤务组碰头会6次,勤务组扩大会4次,系统联席会议6次,与各专州411负责人座谈会3次,与0276支左办碰头会2次,与省革委省军区座谈或谈判3次。先后召开过几次上万人的集会游行。为了解决被打出来的411人的吃住和人身安全,联席会议在汽车三场、建工大楼和黑大楼及郊外的清镇电厂、贵州水泥厂、贵阳钢铁厂和新添光学仪器厂等处建了据点。这些据点几乎都没有武器装备,因而这些据点都不具备武斗能力,只是411的活动场地和聚集地。
         5月10日,联席会议为解决归口联合问题,召开了贵阳地区各系统411代表的联席会议,参加单位有省建工系统、省机械系统、邮电系统、石油指挥部、建工部四局、柴油机厂、汽车大修厂、耐火材料厂、贵阳制药厂等。
         5月23日,联席会议接待了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安一长、张新民的专访。田子明、李少华通过记者提出要求:一是要求公开表态411是什么组织,为411摘掉“反动大杂烩”帽子;二是收缴“捍三红”的武器,制止武斗,惩办凶手;三是释放被关押的411学生和工人;四是举办两派学习班,解决归口联合问题。
         5月26日,省军区、军分区和7578部队(独立师)的代表王光银、汪胜永、陈俊林、左从清来到联席会议,要求撤出据点,收缴武器。联席会议回答,缴武器“捍三红”应先兑现,杀人凶手要严惩,411是什么组织要定下来。这三条兑现了,411撤出据点。
         6月9日,联席会议召开全省各地州市411代表的联席会议,到会的有都匀、施秉、凯里、兴义、盘县、毕节、安顺、平坝、遵义、铜仁的代表;
         7月16日至18日,,联席会议举办了贵阳411各个组织头头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三天,参加人员20至28人。
         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双红五条》下达后,李再含耍两面派,坚持对411的踏平政策,布置独立师、“捍三红”和省射击队在省政法大楼、省计委大楼、喷水池百货大楼等处设置据点与411据点对峙;支持“捍三红”在贵阳地区25个工厂制造枪炮1,292支(门),手榴弹1,840个。4月19日到7月23日“捍三红”围攻0278部队,先后攻打“七冶”、林业厅汽车场、贵州汽车制造厂、贵州水泥厂、贵州橡胶总厂、遵义卫校、安顺运输公司、水城铁路机务段、普定县等。并且逐步升级,由使用梭标藤帽发展到动用机枪大炮,由调用专业武斗队到调动部队,把“捍三红”改名为“群众专政指挥部”,制造一个又一个血案,杀死打伤数百人。
         7月29日,独立师向411群众开枪,紧接着全副武裝的部队和“群众专政指挥部”人员踏平了411各个据点,打死411宣传车播音员贵阳七中学生田成琴、十七中学生陈明珠等54人,打伤122人。“七.二九”事件震惊了中央。为了保护受害群众,周总理委托0276部队为贵阳地区群众数百人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拨给人民币5万元,粮食5万斤。学习班从八月初开始,到10月下旬结束,历时两个多月。
         8月31日到10月18日,中央在北京举办贵州省、地区两级共有87名负责人参加的学习班,解决贵州问题。
         10月1日,周总理安排411代表17人到北京参加建国20周年大庆,安排411代表贵阳钢铁厂陆廷邦和贵阳棉纺织厂王长宽出席国宴。
         10月26日,中央下达(69)71号文件,调蓝亦农兼任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李再含在京学习期间,蓝亦农代理省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主持贵州工作。
         1969年11月至1970年4月,在解放军政治学院举办贵州两派代表学习班,全省共有2,019人参加。学习班全体成员积极踊跃地揭发批判李再含的错误和罪行。在大量事实面前,李再含不得不低头认罪。那些受李再含毒害深并参与镇压群众的,也在大会上作了交待,并进行自我批判。411代表贵阳师范学院孙世政、姚德仁、贵州工学院李承忠等人,也在大会上作了“斗私批修,克服派性”的发言。学习班结束后李再含再也没有回到贵州。
                   1971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批准贵州省革委会补台意见,蓝亦农兼任贵州省省革委主任。撤销李再含在贵州的                             一           一切职务,免去戚休、徐英年等8人省革委常委、44人省革委委员职务。田子明任省革委副主任,一批411代表任省          委           革委常委、委员。
           三,411运动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多年来, 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都在研究文化大革命,提出很多观点。其中杨曦光为代表的“两个文革说”的观点我很欣赏,因为这个观点能准确地分析411运动。这个观点认为:文化革命不只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那个文化革命,那个文化革命是毛泽东为了贯彻自己所谓的革命路线或者要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除了这么一个文革,还有一个“人民的文革”,这个文革是中国人民趁毛主席搞大民主这种控制松懈的机会起来斗争,打倒特权阶层,争取自己的利益。
         根据毛主席文革的部署,1967年元旦,中南海造反派到刘少奇家,在屋里屋外贴满了侮辱刘少奇的大字报。4月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在《人民日报》不点名地宣布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紧接着北京开30万人的对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批斗大会。以后刘少奇多次被批斗。8月5日,二号、三号“走资派”邓小平、陶铸被批斗。10月中央全会把刘少奇开除出党,撤销刘少奇国家主席职务。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走资派”全部被清出中央委员会。总之,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文革目标是批斗“走资派”,打倒“刘邓陶”。
         1967年初到1969年底这一时期,正是贵州411运动发生的时期。1967年初,411冲红代会,矛头指向李再含的专制,争民主,求公正。正如李再含在中央学习班检查中说的:“我是只相信自己,唯我正确,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我在贵州是大权小权一概揽起来,权迷了心窍,大小事情都是个人说了算”,“我在贵州就是一人称霸,还想称霸于整个西南”。后来李再含给411及其相同观点的革命群众组织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把411打成“反动大杂烩”(李再含语),411斗争的目标就是摘掉“反动大杂烩”的帽子,承认411组织是革命组织,即反专制、争民主、求公正是正确的、正义的。李在含在检查中说:“承认411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也是拒不执行。要害是我承认了,岂不是我过去执行的踏平政策就错了吗?岂不是要承认自己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镇压群众的反动路线吗?自己的名利、地位岂不是就破灭了吗?所以,硬着头皮就不承认有两派和411是革命派。”坚持“对411采取踏平政策”(李再含语)。 411运动是凭借毛泽东文革时期给予的结社自由,组织战斗队(团、兵团)、联络站、司令部;凭借集会自由搞集会游行;凭借言论自由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大辨论;凭借出版自由出版发行小报、战报;凭借毛主席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造贵州的专制的“红色政权”化身李再含的反。
         411的民主意识也表现在411组织内部。4月11日贵阳师院“六六战斗团”冲红代会,是经过战斗团内绝大多数战斗队表态赞成后形成决议才进行的。“四一一系统联席会议”的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比较民主的组织形式。再看看1969年6月16日411联席会议勤务组会的会议发言摘要吧(其时,笔者担任联席会议勤务组会议记录,会议记录本至今由笔者保存,以下发言均为原话):现在还有哪些单位和企业有这样的民主风气?
     王长宽:那天不怪老耿,是少华不对。少华是参加勤务组会的,知道会议决议。
     田子明:少华你搞小动作。
     李少华:(拍桌子)有些人开会不来,干工作不来,就会指责人。
     田子明:(拍桌子)人家一提意见就跳就闹就发脾气,搞军阀作风。我发脾气也不对,但是我搞了哪些小动作,做了哪些不利于团结的事,你可以提出来。老耿的工作作风、领导方法还停留在运动初期,坐了两年班房,思想跟不上。专州找你老耿的多,有些麻烦是你自己找来的,例如你说没有你签字就不算数。听说在三场你摸出手枪和学生干架。还有动不动就说不干了,干不干是历史决定的,不是个人说了算。有些场合信口开河,耍态度,摆老资格。坐小车是工作需要,不能人到那里车到那里,群众意见大。
     耿铁:那天责任在我,我承认错误。以后该我管的我就管,其他的不乱插手。由于被关20个月,还是运动初期的工作方法,个人说了算,下命令,跟不上形势。
     王长宽:那天我去工建交,少华说开过会了,其实没有开。开联席会议,李少华没有传达勤务组的决议,这个责任由李少华负。今天提意见你就发脾气,拍桌子打扳凳,不要以为发发脾气人家就不敢讲话。
     方守廉:老耿曾说过,学生搞学生的,工人搞工人的,这是错误的。遇到困难就不干也是错误的。田子明社会经验不足,对某些人的小动作没有抵制。那天联席会上的事,由少华作检查。我对老宋的意见最大,上次打起来你就走了。如果你二戈寨(宋的工作地)丢不下,那就另选人来。
     宋达山:我先作检查。我们有的人只树个人威信,不树集体威信;有的陷入事务;有的拉小圈子,我认为反正(以后)都是回原单位,所以不大管(联席会议的事)。
     田子明:对宋达山提点意见:老婆少顾点,革命不彻底,老婆也保不住。班长还是当起来,再当不好,就滚。
     李少华:这段时间工作做不完,心头着急,性情急躁,有怨气在会上就发了出来。那天联席会议上我没有讲清楚,我有责任。(流泪)我是第一次流泪,我吼了几句,我不对。我的缺点错误请大家批评。
     冉龙伟:联席会议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要看到主流。有问题互相谅解。现在工人不买学生的帐,学生不买工人的帐,分得很清楚。田子明和学徒工吵架,不应该。工人不能排斥学生。办事机构要相信。
     邓振新:老耿认为学生靠不住,全盘否定学生是不对的,还是要看到学生的先锋作用,不能忽视。我对耿铁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方法有意见。
     冉龙伟:提耿铁的意见。政宣组侯某某跟着耿铁当警卫员。老宋回去是怕系统不承认他,以后当不成官。
     孙世政:老耿一讲话就出庇漏。少华管组织联络工作,个人意见要服从勤务组决定。411内部的派性,是地下活动时造成的,可以理解,但不能长久下去,不能影响团结。我保证服从联席会议决定,不搞小动作,开会不迟到、不早退,接受批评监督。
     宋达山:干还是要干的。我单位还有一个会,开了,我就集中精力搞这边的工作。
     耿铁:我保证:1,不乱说话。2,不搞过去的工作作风。3,没事不坐小车。4,有意见在会上说,不在会下说。5,形成的决议我和大家一起执行。6,开会不迟到。
         民主意识是411运动的灵魂,没有民主意识就没有411运动。毛泽东的文革给了411运动六十多年来绝无仅有的机遇,没有毛泽东的文革就没有411运动。但是411运动绝不是毛泽东的文革。
                     四,411运动与梁山传奇
 
         梁山好汉“替天行道”,反贪官,“路见不平,拔刀相助”。411运动反专制,争民主,求公正。
         梁山好汉在官兵围剿中把官兵打得落花流水,老百姓交口称赞,各路英雄纷纷投奔,梁山泊在围剿中越来越强大。411文斗雷霆万钧,所向披靡,武斗一击即溃、一踏就平,是无力也是仁义,犹如戊戌变法运动的康有为、谭嗣同等变法派。小人成事,君子成名,难怪411赢得那么多的同情和支持。
         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贪官劣绅是可恶该杀的,幻想宋徽宗是圣明的。411只反李再含,李再含专制、镇压群众该反该抗争,幻想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
         梁山好汉除李逵、武松、阮氏几兄弟外都希望被朝庭招安。411希望中央给自己摘掉“反动大杂烩”帽子,承认411组织是革命的。
         梁山好汉被招安了。宋江等梁山好汉封官进爵成为征战工具,在平大辽征方腊战争中死的死伤的伤,幸存者被赐的药酒毒死。411被中央平反了,411组织被承认为革命群众组织,一些411人进入各级革委会,以后又一个个被挤出来。
         梁山好汉“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锄恶扬善、抚危济困的英雄故事千百年来广为传颂,激发了世世代代中华侠士的救助弱势群体、伸张自然正义、保护人的朴素权利的侠义精神。411运动反专制,争民主,求公正的斗争,唤醒了人们的自我意识,不唯“上”、不唯某人“思想”、不唯某个“主义”,学会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411人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锤炼了意志、素质、能力,造就了一大批人才。贵州是中国西南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小省,在1969年以来我国发生多次的民主运动中却有不凡的表现,不能说与当年的411运动影响没有关係。
         民主、自由、公正、人权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凡是对此有所贡献的运动和人们,永远不会被群众和历史遗忘。

  注:此文使用了邓振新撰写的《贵州文革大事记》(征求意见稿)的材料。谨向邓振新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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