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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铁民:三陷囹圄 以身殉志——记姐姐舒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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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舒赛离世已整整 21 年,每当想起她,就会记起一些往事。我印象最深的是 1937 年抗战爆发前夕的一次家庭风波。那年我刚八岁,随父亲从四川回到湖北沙市。一到家就起了风波,风波的主角便是姐姐。那时她还不到二十岁,正在武汉参加救亡活动,来信说又想去东北参加义勇军,请母亲速寄路费。因父母均年过半百,我们还年幼,不愿她离家远走。于是,第二天父亲就去武汉将她接回。在家中,父女二人为此事,几天相持不下。有一天,姐姐质问父亲:“我小时候你常对我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今国难当头,你怎么又要把我关在家里?”父亲笑了起来,说道:“你真是一张利嘴!”算是同意了姐姐的请求,风波才告结束。几天后,姐姐便返回武汉,开始她那壮丽而坎坷的一生。
  
  姐姐一生中,仅坐牢就有三次,现就所知记述如下,作为奉献于她灵前的一瓣心香。
  
  “抗日青年”
  
   1939年秋,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原局从竹沟调出大批干部,经四望山进入李先念同志领导的豫鄂边区根据地。舒赛也随队到达边区。是年底,她和孙西歧、田润民、胡山、杨威等同志一起到京安县工作。舒赛先在巡检司任区委妇女、宣传委员约半年。此后,又连任县委组织部部长(胡山〉秘书、同兴店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锄奸部〈部妖肖松年〉秘书兼手枪队指导员等职。半年之中频繁调动,时升时降,她从不计较,埋头于新工作之中。舒赛性格爽朗,与当地群众情同鱼水,受到他们的热爱,许多人亲切地只呼她一个“赛”字。
  
  1941 年春,日军占领了巡检司镇等地,5 月 25 日,她奉命去侦察敌情。由于十天前无辜受到“留觉察看三月”的处分,随身的枪支已被收缴,她只得徒手装扮成村姑模样,经同兴店于 6 日到达巡检司地区。通过基本群众,她了解到敌伪驻防情况及时上报。28 日晨又接胡山同志急件,令其继续深入侦察。她即潜入距巡检司镇约半里之遥的肖廖庄。中午时分,正当她在地头与群众交谈时,敌探引来荷枪伪军,将手无寸铁的舒赛抓住,她收集到的敌人催修碉堡的公文也被搜去。伪军头目说她破坏皇军的工作,将她转交给日寇。日本军官问她的姓名,她昂首答道:“抗日青年!”日寇将她四肢反绑在条凳上痛打了一顿。下午,一队日军押着被五花大绑的舒赛在巡检司镇上游街示众。群众闻讯,拥向街头。舒赛看见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激动地高声喊道:“乡亲们,不要害怕,你们要坚持斗争!不当汉奸,不做亡国奴!赶快告诉四乡的群众,不要为敌人修确堡,不要把粮食留给敌人!”日寇慌了手脚,一阵拳头、皮靴和枪托向她袭来。舒赛强忍痛楚,继续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群众中有人失声哭泣,有人愤概地说:“‘赛’要是被日本人杀害,我们拚着性命也要把她的尸体搬回巡检司来!”日寇不敢再从大街行走,拖着舒赛从小巷绕到镇外。伤痕累累,步履蹒跚的舒赛,行至府河的一座桥上。她望着滚滚的河水,怀着满腔的仇恨,乘敌不备,使尽全身气力拖着用绳索拽着她的鬼子,跃身跳入河中,想与敌人同归于尽。因用力过猛,绳索拽断,她一人坠入河底。日军在慌乱中找来船只,将奄奄一息的舒赛捞上岸来,押至安陆县城日军驻地。
  
  舒赛穿着一身湿透的衣衫在卫兵室席地而坐。一个日本军官拿来一套便衣要她更换,又拿来一些鸡蛋要她吃,她未理睬。日寇恼羞成怒,又将她一顿痛打,她一头向室内的铁炉撞去,被卫兵拦住。日寇对这个视死如归的女青年束手无策。一个叫河野的中尉,亲自对舒赛进行审讯,审讯时桌上摆着点心和水果。河野以“人死留名,虎死留皮”的中国谚语劝她说出真实姓名,她仍答以“抗日”,并说道“像我这样的青年在中国多得很!”河野又对她大谈“中日亲善”、“携手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等侵略“理论”,还举出汪精卫投靠日本的例子要她“识时务”。舒赛从容回答,她用大量事实驳斥了河野所谓的“携手”和“亲善”,正言道:“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像我这样的青年都是迫于亡国恨才抗日的,这就是识时务,至于汪精卫,在中国连三岁的小孩都知道他是个大汉奸,他卖国求荣,是民族的败类!”河野为之语塞。两天后,只好将她送往应城一一鄂中日军总部。
  
  去应城,须经云梦中转。六月初,舒赛被押解到云梦县城日军宣抚班。伪县长吴锡卿是留日士官生,精通日语。他已知舒赛在安陆的情况,便从日军手中将舒赛要来亲自审讯。他以一个“长者”的口气说道:“你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子如此刚烈,我很佩服,才把你从日本人那里要过来,免得你吃苦。看来你也是书香门第之人,死了是很可惜的。”他又告诉舒赛,应城有日本宪兵,落在他们手里会受酷刑,劝她“好汉不吃眼前亏 ”,舒赛答道:“我抗日的志向是不可改变的,也不会屈服,你休想来软化我。”吴又说:“我白发苍苍,一县之长,亲自和你谈,你不要误会了我的好意。”舒赛鄙夷地说道:“什么一县之长,你是个汉奸,只有尽快放下屠刀,戴罪立功,才会有出路。”伪县长本想在日本人面前邀功,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
  
  日军宣抚班长长岭又先后派辅佐员松尾和松井前来提审。舒赛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不论是松尾的“文审”,或松井的“武审”(动辄拷打〉,她都大义凛然,宁死不屈。6 月中旬的一天,松井又带着翻译前来审讯,问她巡检司附近的新四军负责人是谁?驻军有多少?仓库在哪里?舒赛一概回答:“不知道!”松井再间,她便说:“我知道巡检司有个汉奸乡长叫梅庆安!” 松井一听暴跳如雷,令她脱掉衣服。舒赛从容地将外衣脱去。她因患感冒,有同情心的女看守拿来几件外衣给她穿上。为防日寇施暴,她向女看守借来针线,将自己的内衣细针密线地缝住。当歇斯底里的松井叉叫她脱内衣时,她怒不可遏地指着翻译说:“你若还有良心,就如实翻译我的话:中国古礼,刑及女子,不可露身。我现在只穿一件单衣,是挡不住他的皮鞭的!”松井听后,疯狂地将她双手反绑,强行剥她的内衣。舒赛奋力挣扎,内衣被撕碎。松井又要剥她内裤,她怒火满腔,用脚踢,用牙咬,用头撞,拚死相抗。气急败坏的松井抡起铜头皮带,劈头盖脑向她一阵抽打。舒赛没有呻吟,她仇恨的双目怒视着残暴的敌人。松井扔下皮带,双手拦腰将她举起,狠狠地摔在地上,她又挣扎着站立起来。松井又找来一根四棱木棒,一直将她打得昏死过去。穷凶极恶松井仍不罢休,又叫人提来一桶凉水,将她浇醒后继续毒打。这时,舒赛已浑身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与牢房一墙之隔,住着一位名叫褚考芬的老太太,膝下两儿一女:程润铭、程玉铭和程超铭〈又名程碧仙〉。舒赛义责伪县长、怒斥日寇的英勇行为,已在云梦城内传开。程家对这位不知姓名的女青年十分钦佩。这天,又亲耳听到她遭受毒打,都很焦急。程母就叫在伪县府任财政科长的大儿子想办法去疏通。程润铭找到松尾,以县长请吃酒为名,将松井邀走。这场暴行才告结束。程母又让女儿通过女看守杨某给舒赛送去衣服和药物。女看守含泪为她洗伤敷药,用汤匙一勺一勺地向她血肿的嘴内喂食。身陷魔窟的舒赛,在生命危难的时刻,也感受到善良的心灵所给予的温暖。
  
  此后,宣抚班长〈后改称指导长官〉长岑又亲自审讯一次,仍无所获,遂将她转送应城。临行前,牢房看守买来酒菜,于夜深人静时,千叮万嘱为她饯行。
  
  舒赛被捕后英勇不屈的消息,很快传到边区。边区党委十分关注,代理书记陈少敏同志“巧安排,细筹划” ①,千方百计组织营救,终于使舒赛在 6 月下旬从云梦被押解到应城的当天,, 即由我敌工人员林涯萍等,从日本人手中接出。林涯萍转告舒赛,边区党委对她的情况很了解, 由于她被捕后并未暴露身份,故决定她仍回云梦,留在敌区做敌工工作。舒赛又接到边区党委组织部长杨学诚同志和社会部副部长刘慈凯同志的亲笔鼓励信,信中嘱咐她要善于保存自己,和敌人进行灵活、隐蔽的斗争。并正式通知她,边区党委已撤销京安县委对她“留党察看三个月”的错误处分。边区领导的关怀,像一股春风沁入心脾,使刚刚虎口脱险的舒赛百感交集,热泪盈眶。
  
  6 月底,舒赛回到云梦,以养伤为名,住在为她作担保的程家,化名舒守成。程母对她关怀备至,情同骨肉,认她为义女。舒赛通过地下交通员经云梦县委书记刘志远与边区党委取得联系,接受指示,进行工作。她又通过程润铭兄妹先后结识了青年女教员聂风仪、江淮庆,青年工友金家烈和伪青年会负责人李心垓等人。程润铭和李心垓虽为伪职员,尚有民族意识。舒赛根据不同的对象,分别进行团结和争取。为取得合法身份开展敌工工作,在他们的协助下,于 8 月中旬在云梦伪青年会内办了一个“妇女职业训练班”。舒赛曾学过家政课,织得一手好毛线活,又会刺绣和缝纫。伤势稍愈后,她便以教员身份住进训练班。班内有学员三十余人,多是些贫苦的女青年,对舒赛都很钦佩。舒赛对她们公开教以家政和文化,学唱《渔光曲》等进步歌曲,背后则进行爱国主义和妇女解放的政治思想教育。对其中先进分子,则秘密向她们介绍抗日根据她的情况,组织传阅边区的报刊,如《七七月刊》、《七七报》等。在她的引导下,先后有安新华、江淮庆〈现名江志敏〉、聂风仪、刘润清(现名刘定明)等八人,投奔新四军,走上革命的道路,其中一些人现仍健在。
  
  辅佐员松尾,是个尚有正义感的日本知识青年,粗通汉语,曾审讯舒赛,他从不动刑,且隐隐流露出对她坚贞不屈精神的钦佩。他常彬彬有礼的到训练班来访,舒赛也以礼相待,向他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罪行,以唤起他尚未泯灭的人性和厌战情绪。由于舒赛态度诚恳,义正辞严,常使松尾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一天,松尾将他母亲从日本寄来的食物要送给舒赛、舒赛谢绝道:“我不能剥夺这异国慈母的爱子之心,她和中国的许多母亲一样,正在为这场战争而忍受着煎熬。”不久。珍珠港事件爆发,松尾被派赴太平洋战场,他托人将日记本送来求舒赛签名。舒赛便题了一首唐人王翰的《凉州辞》:“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取其反战内容以激励对方,署名“抗日青年”。松尾出发前夕,喝得酩酊大醉,手舞军刀,引吭高歌,自伤其臂。众日军为之愕然。
  
  当时,边区食盐和医药匮乏,舒赛利用程润铭在伪县府和食盐专卖处任职的方便,想方设法弄来这物品,秘密送往边区。舒赛还协助应城我方敌工林涯萍、赵国秀工作。应域有一台湾藉翻译郑淡清〈现名朱天顺〉,已被我争取,其女友余艺文 ( 后名汤里〉处境危险,舒赛以表姐身份将她接来安置在训练班。后来,朱、余二人都辗转去了边区。林涯萍因伤住在汉口协和医院,舒赛冒险赴汉口,以检查内伤为名也住进医院,协助林工作。
  
  不久,我应城敌工组织遭到破坏。舒赛因与林、赵有联系,已受到云梦新任指导官山下的注意。年底,程润铭从伪县长吴锡卿处了解到日本人对舒赛欲加谋害。此时,边区党委也得知舒赛处境日危,即决定将她撒回边区。我云梦抗日县长安天纵组织了这一次营救行动②。舒赛将城内的工作安排妥当,辞别了义母,于 1942 年 1 月 2 日晨,由她的学生刘润清陪同,混过守城的士兵,从西门出城③。前来接应的短枪队员黄永烈,在其他武装人员的掩护下,将舒赛安全护送到云梦抗日县政府驻地。县委书记刘志远对她说:“你显然是想拚死在敌区,你给边区党委的汇报中,从不提及你处境危险的情况,幸亏组织上发现,才及时将你撤出。”不久,舒赛到了区党委,组织部长杨学诚同志亲自为她作了结论:“被捕后勇敢坚定,英勇不屈,且完成了党交给的对敌斗争任务。”在欢迎舒赛归来的大余上,她汇报了对敌斗争的经历,陈少敏同志表扬了她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并号召大家向她学习。在《艰苦奋斗的三年》④一文中,陈大姐写道:“我们的舒赛同志,在残暴的敌人用枪托打着她那脆弱的脑壳的时候,还在高声地喊着:‘中国人不当亡国奴!’、‘中国人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华民族流血牺牲是光荣的!’”舒赛被捕后的斗争事迹,在边区报刊上广泛的报导和宣传。至今在云梦、安陆,还流传着有关舒赛的故事。人民没有忘记她。
  
   “愿为后辈轻双肩”
  
  解放战争期间,舒赛在东北从事公安工作,她渴望回到日夜思念的故乡去参加战斗。在 1947 年 6 月 2 日的日记中她写道:“但愿南方的革命烈火快烧红那黑破的残天吧!我热望着归去!归去和那受苦受难的曾共过八年患难的人民永在一起,让我的故乡也第一次翻身站立起来吧!”1948 年底,她几番请求南下,后经陶铸同志批准,调到第四野战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陈瑞光〉,随军进人北平,参加了故宫博物院的接收以及在平、津两地大学生中组建南下工作团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不久,舒赛转业到地方,先后在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和中南民委任副处长。正当她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时候,一桩意想不到的事件改变了她的后半生。
  
  1952 年春,中南民委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舒赛奉命从广东回到机关任支部书记,参加领导机关的运动。运动中,由于她向上级如实反映了民委领导干部在运动中的不正之风问题,不久,民委主要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以一堆莫须有的“政治历史问题(如:托派嫌疑、参加过女子特务组织、对其父敌我不分、在江陵当公安局长期间有冤案等)向她袭来,还有人说她在云梦被捕的历史也值得怀疑。会议主持人不容许她申辩,即宣布撤去她的支部书记职务,民委的“三反”运动转为以舒赛为重点。随后,又停止了她三岁养女的生活供给。
  
  在宁“左”勿右的年月,别说有那么多问题,即使其中任何一项,也会危及自己政治生命。“三反”后,舒赛被调离民委,这些没有结论的“政治历史问题”,也随着本人的不断调动在档案中旅行。同时,还有一份不实之材料秘密上报到中组部。1953 年冬,舒赛因治疗肝病,请调北京。在李先念同志的关怀下,中南局首先撤销了对她养女停止供给的错误决定,并批准她调北京工作。
  
  舒赛到京后,被安排在建筑工程部。由于档案里有所谓的“问题”,因而受到种种歧视, 难于正常工作。1955 年她病情恶化,医生疑为肝癌,说她活不了几年。她想到自己将不久于入世,还是个不清不白的人。又想到党内不正之风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她忧心如焚,寝食难安。她回想起参加革命之初就立下了宏愿:“把生命托付给共产主义的伟业”,此后,无论是战火和酷刑,暗杀⑤或疾病,以及个人生活的不幸,都未能使自己屈服。今天的挫折,又怎能使自己消沉?1956 年春,舒赛申请改名王藕,从母姓,以自喻清白。同时她开始了锲而不舍地进行反对党内不正之风的申诉。仅举几则她申诉信中的内容:
  
  “由于党中央历来的各种文件、指示精神以及党的各级负责人对我的教诲,使我决定有必要坚持向中央反映我在中南‘三反’中所看到和经受的一切不良现象。”
  
  “建设共产主义的思想品德,是光辉的前无古人的万代不朽基业。其方法除了教育、表扬外,有时免不了要忍痛整治手头疮疖。若畏痛护短,讳疾忌医,则难以忠贞无瑕于党的万年伟业。”
  
  “地位与品质作风应成正比,否则应该纠正。高级干部与一般干部错误性质相同时,高级干部应多受责备才对。因他们的毛病所带来的损害也大。‘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那是旧时代封建统治者的东西,而他们尚且强调‘王子犯法与与庶民同罪’哩。”
  
  “党内有少数的夫人干部,不论其水平作风如何,往往左右逢源,青云直上。为了鼓励妇女积极参加工作,对此种现可以谅解。但使用不当时,会使得一些群众产生混乱思想,如像当年咒骂国民党一样咒骂我们‘夫贵妻荣’、‘裙带关系’、‘皇亲国戚’等。”
  
  “我热爱真理,热爱共产主义的道路,热爱党的事业。可是党内少数恶劣作风的存在,是我深所厌恶的。我热望能雷厉风行地克服纠正。因此,谨以一颗天真未凿的赤子之心,向党中央倾诉这一切。……多言罹罪,古今常情,不过骨鲠在喉,我之于党犹如赤子之与母,有话就该说到底。……我的信仰促使我力尽绵薄的最后责任,但求膜目时少点愧疚而已。”
  
  在她进行申诉的过程中,有的战友支持和鼓励她,叫她不要怯懦。她说:“我生平不知怯儒为何物。” 一些好心的同志劝她不要太认真了。她说:“认真是党对党员的明确要求。人生如朝露一样短促,一个人若不能认真地活着,叫我是活不下去的。” 还有人说她是个人主义。她反驳道:“我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为了无愧予‘为共产主义不惜牺牲奋斗到底’的誓言, 特别是我坚信未来世界的一切丑恶思想作风必定绝迹。为了加速这美妙时刻的早临,我何借区区之身而不坚持揭发到底?若非为了党,一个孤病之身,稍存顾虑何敢再告?即或告准,也不过落得饱受摧残的身心临终瞑目而已,何个人主义之有?……即令是为了个人,又何能强我忍受‘特务’、‘托派’等污名之辱陷?”
  
  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与法制尚不健全的年代,舒赛遵循党章和宪法所选行的申诉,虽几经周拆,仍无结果。1957 年 6 月,她趁“人大”开会之机,去中南海新华门向毛主席呈送申诉信,未能实现。回家后即被单位日夜监视,不准外出。一天深夜,她偷跑出来,徘徊于天安 门广场,思前想后,不禁失声痛哭。天亮后,她去前门饭店人大代表住处,拟请有关负责人转呈申诉信,又受到无理对待,竟当众诬她是“疯子”、“有精神病”,并强行将她拖入车内押回单位。面对这种种公然无视党章和宪法的行为,她痛心疾首,五内俱焚,遂绝食进行抗议。原建工部刘秀峰部长亲口答应舒赛的要求,对有关人员的粗暴行为,向舒赛表示道歉,又同意兑现安子文部长早就亲口答应注销的那份不实之材料,舒赛即停止绝食。但事隔半年后,建工部又在监察部的压力之下,以“无理取闹”的罪名,于 1958 年和 1960 年先后将舒赛开除党籍、撤职、降级、开除公职,以至戴上“坏分子”帽子送去劳动教养。到教养所之前,曾两次送她到精神病院检查,诊断结果为:“意识清晰,思维逻辑性强,有分寸,无固定妄想内容,智力无减退,未见精神异常。”
  
  在两年半的劳教生活中,舒赛以坚强的毅力和坦然的态度,参加劳动和学习,服从合理的管理,但拒绝进行检查和交待。犯人中大多是流氓、妓女和惯偷,有一些是失足的青少年。舒赛主动协助管教人员做她们的工作,白天为她们缝纫,夜晚给她们盖被,教她们学习诗歌。她用自己的劳动所得订了《红旗》、《前 线》、《文学评论》等刊物供犯人有阅读。在文章的空白处她写上一些明辨良芳、鼓励上进的警语。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劳教农场生活条件较差,没有开水锅炉,犯人只能用自己的茶缸在一个小煤火炉上烧水。数百人常因抢先而叫骂斗殴,炉火也常常熄灭。舒赛主动承担管理煤火炉和烧开水的工作。无论严寒酷暑,她起早贪黑,砸煤生火。为了使大家尽快喝上开水,她将茶缸叠放炉口,用双手把持,一次可烧六至七杯,大家十分满意。某次,有一个新来的女犯要抢先烧水,舒赛不同意,这个女犯竟拿起一杯开水浇在她的手臂上,舒赛忍痛将水烧完,双手被严重烫伤。
  
  舒赛还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公安工作的经验,几次向劳教农场提出合理化建议:“新中国一切改造单位应以自觉劳动改造为主,不应强调苦惩苦罚;应树立正派、关切的作风,严禁打骂行为。” 她具体提出:
  
  “首先应加强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工作,利用犯人中的知识分子扫盲;建立壁报和图书室,充分利用广播,定时播送时事和音乐。其次,要改善生活环境,讲究卫生, 设锅炉供应开水,给有病和月经期的犯人供应热水,厕所要加盖顶蓬……总之,应为党施仁政, 使被改造者期满离场后,文化、政治两进步,本人感恩,社会怀德。切不可因小失大而结怨种仇。”
  
  考虑到农场的困难,舒赛表示可将自己家中的缝纫机和收音机提供公用,并出资修建厕所顶莲。尽管舒赛身处囹圄,还事事处处想到他人,想到党和国家的利益,很少考虑她自己。两年后,她本来就瘦弱多病的身体,更为赢弱难支,精神上也受到很大剌激。经我出面向有关方面进行了半年的“保外就医”交涉之后,始于 1962 年 9 月被释放回家。从此,她便失去了工作,只能靠我们接济和变卖物品为生。虽然她贫病交困,仍耻于不劳而获。陶铸同志曾寄赠三百元给她治病,她说:“我何安心拿老首长应得收入为己用。” 后来,此款经我送交中组部处理。舒赛在逆境中,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品德,坚信共产主义的真理,坚守自己的誓言。她说:“革命志士懂得了本,珍爱志愿,誓忠于本,在任何情况下,岂能忘本而求末?”1964 年她的身体稍有恢复即不顾释放时公安部门对她的“不许再闹”的规定,继续进行申诉。当时她多么需要组织的关怀,多么想得到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继续为人民服务啊!她在一首小诗中写道:
  
  “孺子牛兮孺子牛,战士哪能几多愁?愿得事业如今叉,力耕山河好疗忧。”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她的申诉和要求是难以有结果的。她在另一首题为《连霄梦》的长歌中,抒发了自己对党矢志不二的忠心。其中写道:
  
  “连霄梦,梦连年,十载孤军苦周旋。一日之盟⑥ 终身守,海枯石烂玉自坚。有多少风恶浪险,天震地乱,日烈夜又寒。小龙⑦一身都是胆,愿为后辈轻双肩。”
  
  “连霄梦,梦阑珊,梦魂难度重门坚。何处觅燕足?哪里去闯关?年年、月月、朝朝、暮暮、倍尝为党难。纵死、死、死,千死万死,依然鞠躬尽瘁在党前!”
  
  1965 年秋,她支撑着未被病魔夺走的身躯,主动到中央房管所和东城养路队参加义务劳动,想为国家和人民再做一点事情。她每天按时到工地,和纯朴而热情的工人劳动在一起,她感到一些安慰。
  
  “死而无愧死而无悔”
  
  1966 年夏,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疾风暴雨之势在全国展开。作为普通老百姓的舒赛,她只能从广播和报纸上了解国家大事,从街头巷尾去关心形势的发展。她看到红卫兵横冲直闯,大闹北京,老干部、知名人士以至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被揪出、被打倒,她感到悲愤和忧虑。这时,她完全忘却了个人的冤屈和不幸,时刻在观察和思考着运动中所发现的情况。从她 8 月 26 日所写的一篇日记中,可以看到她当时的心境:
  
  “看到一条消息,崇文区有八个红卫兵和一个少年先锋队员被害,真使我悲愤震怒!为什么要布在红色的首都搞这种自发的运动?为什么以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路络、方法,来进行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有系统的理论基础,在胜利后的第十六年,竟然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让学生、而且许多是初中生来独立作战,大闹首都,还听其各闹一套。共产党在野时,在北京这么闹还情有可原。今天是执政党,竟然出现这种怪现象,有经验的走开,没经验的勇闯,真正岂有此理!……借电话打给北京日报社,因为 9 个孩子的不幸遭遇,使我难过得再也忍不住痛泪横抛地述说了我的意见。”
  
  社会上开始揪斗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时候,她对当地的民警讲道:“刘少奇同志是有功勋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本光辉的著作,对党贡献很大。我认为这样对待刘少奇同志是不对的。”
  
  林彪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这次运动对领导干部要坚决地“罢一批、保一批、升一批。”舒赛认为:“这是国民党的一套,一朝夫子一朝臣”;林彪编印《语录》, 舒赛认为是“非常有害的断章取义”、是林彪为自已“镀金”;林彪在许多言论中,标新立异地制造大量政治口号、政治术语,如:“四个念念不忘”、“四个第一” 、“最高指示”以及一些油腔滑调的辞藻,如“最最最”、“高高的、足足的、深深的”等。舒赛认为这是“中国文字、语言的倒退”,是林彪“哗众取宠、别有用心”。她在阅读了林彪大量的文章和讲话之后,不顾个人的安危,于 8 月中旬,开始写批判林彪言论的材料。她写道:
  
  “真正的头号‘黑帮分子’林彪,是个阴恶险毒的政治阴谋分子……他骗取信任,利用党给予的权力,树立个人势力。”“他拚命制造政治术语、专用词汇、文字和语言上的混乱,不 过是为了制造政治、思想以至组织上的混乱,妄国趁乱中混水摸鱼。各个击破地整倒、暗害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骨干,再进一步打倒毛主席,实现其篡党、篡政和篡军的阴谋。”
  
  舒赛逐条批判林彪的一些政治术语,如对“四仓念念不忘”,她写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人之一时、一曰、一年、一生该有多少思维活动和个人问题,怎么可以要求做到‘念念不忘’呢?我看林彪本人虽‘念念’有词,也难以做到。这些口号看来顶左,实际上华而不实。”
  
  她在文中号召:
  
  “一切事命者,尤其是接班人红卫兵们,必须冷静地认清林彪的嘴脸,勇敢地、坚决地站出来揭发和清算林彪的罪行。不要迷信其军功、地位,不要接被什么‘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之类显然有毛病的别有用心的宣传所蒙蔽。历来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大有人在,如今为何独独突出林彪一人?巍巍林彪乎,即令是出类拔萃的大将军,比起多少共产党人鲜血凝成的伟大革命事业来说,岂不是沧海之一粟?”
  
  舒赛想到光靠她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必须得到组织和群众的支持。9 月中旬她开始写大字报。IO月初将写出的初稿送往中组部,接待人员告诉她:“现在是自己管自己,自己对革命负责。”lO 月中旬 ,她就在王府井一带贴出了六张大字报,由于不醒目,很快被别人的大字报覆盖。她就改用红纸,蘸金粉书写,以《誓死揪出在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为标题。12 月 2 、3 两日,舒赛骑上自行车,顶着刺骨的寒风,以极大的耐力,将十八张同样内容的大字报,分别张贴在北京全城各繁华地点。在去西郊大学区张贴之前,考虑到可能会遇上狂热的红卫兵而遭遇不测,她在家中留下遗言:
  
  “我可能回不来。如果我死了,就把我的骨灰和母亲的骨灰葬在一起。”
  
  两天之内,舒赛的“红报”在首都四处开花,这是全国第一张公开反林彪的大字报。谢富治主管下的公安部门紧张万分,以为是一起有组织的反革命行动,即派人四处追查。生性光明磊落的舒赛,在 3 日的下午,己就贴大字报的事向本地派出所作了声明,说道:“如果我再坐牢的话,你们就知道是因为什么。”“四人帮”的爪牙们很快即查到舒赛,他们难以理解,在大佛寺 5 号旁内一间十余平方米的陋室之内,一个曾被劳教过的孤身无业、瘦弱不堪的女子,竟有如此大的胆量,她的背后肯定有“黑手”。于是又派人对她跟踪了四天四夜,无所获,乃于 7 日傍晚在往所将她拘捕。军警要她在《拘留证》上签字,舒赛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拒绝签字!因为林彪本人说过大民主,为什么我贴了一张缸报就拘留我?”她被带走时,当众高呼:“打倒林彪!”
  
  从次日零时开始,对舒赛进行了日夜轮番的审讯。她针锋相对,应答如流,对自己的言行供认不讳,但拒认有罪。从保存下来的《审讯记录》中表明,舒赛在审讯中思维敏捷,论证鲜明,言词犀利,常使审讯者瞠目结舌,处于被审的窘地。每次审讯完毕,她都拒绝在记录上按手印。因此被视为“态度极端恶劣”现行反革命,而受到种种虐待。舒赛不断进行抗议。在 12 月 26 日晚的审讯中她抗议道:
  
  “你们如果还有人类的天性,应当相信我说的是真理。我需要的东西应当拿来,即使你们把我迫害死,也不应当从生活上为难我。”“王若飞在国民党的牢狱中还写了《狱中日记,你们如果是按共严党的政策办,就应当让我写日记。不让写,不过暴露你们害怕真理而已。”
  
  此后,对她加紧了迫害,经常遭到辱骂、体罚以至拷打。她的牢房阴暗潮湿,不通风,也不见阳光。冬天滴水成冰,夏日臭气熏天,比厕所的空气还不如。舒赛入狱不久,就染上结核病,监狱当局不但不予治疗,还惨无人道地给她戴上了脚镣手铐。这是对男犯人都很少用的惩罚。舒赛再次抗议:
  
  “你们现在又给我戴上脚镣手铐,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是一个马列主义者,你们这样做不感到惭愧?告诉你们,我王藕千刀万剐都不怕!”她向审讯人员郑重宣告:“林彪大权在手,我今天这样反对他,林彪和林彪分子会杀害我。我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死而无愧,死而无悔!”
  
  1969 年 10 月,她和数百名政治犯一起,被押往临汾山西省第三监狱。翌年 4 月,她又和六十余名犯人(女犯 6 名)转押到隰县看守所。这时,她的病情急剧发展,走路东倒西歪,仍要参加劳动。同狱难友斯季英回忆道:“由于她患有开放性的肺结核,把她单独关在一个窑洞里。她上厕所时,总戴着自制的口罩。用自做的痰孟到厕所去倒痰,总是蒙着纸,生怕结核菌会传染我仰。她这种处处为人着想,爱护难友的崇高品质,在我心灵深处,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另一位难友徐克写道:“ 1971 年初,她的病情恶化,脖子上的淋巴也开始溃烂流脓血, 她仍坚持每天起来自己去打饭。可以看出,她是经过战争锻炼和考验的战士。”当年看守所的所长寇某回忆道:“有一天,她指着周围光秃秃的山坡对我说,你们为什么不种些树木,既可美化环境,又可防止水土流失。”这些同志的回忆,如实地反映了舒赛当时的身心面貌。
  
  1971 年 5 月,舒赛的生命濒临衰竭,她不思饮食,但神志清楚。“我活着是出不去了, 死后尸骨也将无存”。想到对自己的种种令人发指的迫害,她愤然剪下一绺长发和指甲,收藏在一堆破烂不堪的个人物品中,作为遗物留给亲属。舒赛坚信自己的斗争是正义的,党和人民终究会为她昭雪。到那时,它们将是控诉邪恶势力种种罪行的物证。
  
  5月中旬,看守所经北京市公安局批准后 ,才将病危的“1号”犯人(舒赛在狱中的代号)送到当地医院。在医院,她拒绝饮食,拒绝治疗,从病床上滚下来,决心以死来进行最后的抗争。据当时医院的主管护士田玉玲回忆:“病人身体极度衰竭,面黄肌瘦,两目紧闭,不说话,不吃不喝,严重脱水,四肢血管针扎不进。”5 月 24 日凌晨,舒赛含恨而逝。终年五十四岁。原北京市公安局不通知亲属,即令将她草草掩埋,未作任何标记。我们再也找不到她的遗骨了。
  
  舒赛曾在 1966 年12月10 日的一次审讯中,对审讯人员说道:
  
  “我反对大权在握的林彪,可以早死一步。但林彪搞资产阶级阴谋复辟,违背人民利益,他也要死的,人民会消灭他。希望你们记住我这些话!”
  
  舒赛去世后不到四个月,林彪的阴谋败露,于同年 9月13日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折载沉沙,粉身碎骨。
  
   “难道女儿不成龙?”
  
  舒赛原名祝振容,1917 年 9 月 15 日生于湖北江陵。父亲祝甘亭⑧,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同盟会员,曾参加武昌首义,一生淡泊名利,饱读诗书,擅长书法。母亲王书富,出生于四川涪陵的一个书香世家。父母中年得女,十分疼爱,为她取名珠儿。她聪明伶俐, 勇敢倔强。三岁能识字,五岁能对奕。童年喜爱翻墙爬树,常与男童打野仗,虽受伤流血,从不啼哭。父母膝下无子,常使她着男儿装,执长子礼。十岁始入私垫,她对“三从四德”的说教没有兴趣,在课外私自阅读了大量的民间唱本和古典小说。她崇敬忠臣志士,憎恶奸臣贼子。家中所藏的绣像小说中,凡奸臣图像均被她一一挖去。十三岁那年,在她的要求下插班考入当地中心小学。在家中她常听父母对弟弟说起“望子成龙”,心中暗暗不服,“难道女儿就不能成龙?”遂自行在学校改名“祝成龙”。小学毕业后,她又背着家庭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湖北省立第八中学。入学后,适逢“九.一八”周年纪念,她写了一篇作文《国仇与母恩》,受到奖励。次年,她因积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潮,反对学校的封建管制,被校方勒令休学一年,她愤而弃学自修。十九岁时,应聘于鄂中小学任教,常与进步学友来往,指点江山,纵谈国是。 “九.一八”五周年,她不顾校方的禁令,利用自己是值日教师的机会,召开了国耻纪念会, 在会上谴责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事后,校方诬她“结交共党”,她毅然辞职。这时,她深感民族危亡,社会腐恶和当局的无能。1937 年初,她说服母亲,只身来到武汉,参加曹孟君领导的“妇女战地工作团”。抗战爆发后,她考入湖北省护士学校,遇八中高班同学、地下党员陈钟万 (郑重),在他的引导下,舒赛在校内组织话剧团、演讲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是年底,经陈钟万介绍到黄安七里坪参加革命,1938年11月,在老河口秘密入党。如当年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她为自己选择了共产主义的道路,将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这一事业之中。
  
  姐姐是个热情坦荡、洒脱快活的人,她说:“我生性活泼,至今不失天真。一贯喜歌爱唱, 兴趣广泛。凡玩皆粗通,凡戏都爱看。”即使多年独身和坎坷的境遇,也未改变她的性格。姐姐是个重感情的人,对同志有火辣辣的热情。她敬老爱幼,曾在炎热的夏日为战友的老母搓背擦澡,在漫长的寒夜为同事的幼儿护理打针。即使在当庶民的逆境中,她也常常领着邻居的孩子去游览天安门,给他们讲解革命故事。在她遗留下来的照片中,大量是儿童的,照片的背面写着歪歪扭扭的字迹:“送给舒妈妈”、“给亲爱的舒阿姨”。
  姐姐是个富于幻想的人,她有志士一样的情怀,也有诗人一般的气质。在她遗留的诗文中, 有一篇题为《花》的散文,写道:
  
  “我最钟寒梅铁骨峥嵘,独香冰雪;好兰蕙温静贞淑,清香幽远;爱莲荷纤尘不染,凌水欲仙;喜水仙清丽潇洒,飘逸超凡。 面对幽兰恶哗众取宠,于水仙前远污秽邪恶。青少年时,常得与一树寒梅并立于冰雪之中 ,, 英武之气,忠贞之情油然而生。曾在水乡阔湖莲荷凌水接天中藏舟,人欲仙去。在北京则向往玉兰,一树琼瑶凌空,顿绝尘俗。不大喜爱牡丹菊花之类,开始繁复,落时纷纭。然而却热爱艳彩夺人、色香浓烈而多刺的玫瑰。志士与玫瑰心心相印,则将热火朝天地热爱革命事业,热火朝天地为之永远奋斗不息。”
  
  “九.一三”事件后,我们亲属即开始为她反林彪一案进行申诉。由于所谓的“无理取闹” 一案难翻,前后周折了十六年。直到 1987 年,在中纪委和中组部的监督下,她的两桩冤案才得到昭雪。在平反过程中,曾得到她生前的一些战友和家乡江陵、云梦等地区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姐姐的一生具有浓烈的传奇色彩,许多人称她为“巾帼英雄奇女子”。她为党、为人民、 为真理,披肝沥胆,九死一生,并以身殉志。她当年的老战友、著名作家马识途在一封信中写道:“舒赛是一块钢,在和邪恶势力的搏击中闪射出来的火花,特别艳丽。她的事迹应该记录下来,传之久远。”
  
  姐姐在一份自传中曾写道:
  
  “我的事业虽无可记述,但我一生中在旧社会及在党内的遭遇,以及思想、品格的成长,未尝不可作为我这一代女青年、女革命战士的写照。虽然我无亲生子女,却有我教养过的孩子。我愿以之献给他们,愿他们从中能正确认识我,且坚持不渝地趋向于我所钟爱并为之而奋斗的事业。”
  
  谨以姐姐的这段遗言结束此文。愿她的英灵能安息于九泉之下……
  
  注释:
  ① 见李仲豪回忆录《营救舒赛出城的经过》,载《云梦吏史资料》1986 年第二期。
  ② 见刘定明回忆录《送舒赛同志出城前后》,(同上)
  ③ 原载于《七七月刊》1942 年第六期,编入《战斗在鄂豫边区》〈 1 〉1980 年出版。
  ④ 见刘子厚、文敏生、顾大椿《深深怀念陈少敏同志》一文,载《中原女战士》上辑。
  ⑤ 舒赛在豫鄂边任江陵县公安局长期间,敌特多次要暗杀她,均未遂。
  ⑥ 指入党宣誓。
  ⑦ 舒赛属蛇,原名祝成龙。
  ⑧ 祝甘亭,字雄武,1943 年任我抗日民主政权——江陵县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曾秘密为我军争取江陵伪保安司令曾尚武,使其明投日寇,暗助我军。
  
原文1994年12月 发表于《中原女战士》  浏览:16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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