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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四女中的1969年前后

楼层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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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记忆是对历史的真实评价,随着年龄和健康,集体记忆的发声,越来越少,真实的事物慢慢地化为烟云,历史由没有那种经历的“后人”去掰糊,无奈,不管怎样,感谢网络技术,我们还可以从同伴那里,找回一点自己在过去的影子。
    “宁宁”的博文,文笔很好,可做“一连”的“一姐”!下面是她的部分回忆:
     1968年那会儿的南京,猪肉8毛一斤,鸡蛋5角4一斤,豆腐1角1分钱4块,毛鲫鱼1角9一斤,带鱼宽的3角4分一斤,窄的2角8分一斤,最小的1角9分一斤,青菜最便宜,2分钱一斤。我们家算奢侈的,我妈妈的指令是,每天要么两角钱的肉,要么3只鸡蛋,要么一份豆腐,要么买点儿鱼,然后搭上5分钱素菜,一天的菜金就差不多了。一般的市民,经常是一篮子青菜打天下,再加点咸萝卜鲞。那会儿,南京的五保户(没有收入、无人抚养的老人)政府每个月给7元钱,居然也能过下来。
     1968年秋天,在疯玩儿了两年多之后,终于有人来管管我们了。
     初秋的一天,小学的同学跑到家里通知我:明天返校,我们要分配了。
     第二天,在小学看到了一大堆认得出认不出的同学。两年不见,变化确实很大,我们班最矮小的一个男生个头窜到1米8,认不出来了。
     不记得老师都说了什么,反正是66年的升学考试全部作废,按你家住址分配学校。这样,我们小学同学中住鼓楼广场以北的分到十一中,住鼓楼广场以南的分到第四女子中学。
      四女中又叫汇文女中,前身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和十中,也就是现在赫赫有名的金陵中学门对门,都是美国教会学校的老底子。
      这次复课闹革命,一个重要的变革是取消所有的男中,女中,一律实行男女混合制,四女中的名字也改为人民中学。
      我家住长江路,到四女中上学倒是很方便。我小学中最好的朋友也分到四女中。报到的那天,我们俩相约走进四女中的大门。
      一看学校的建筑,就知道这是一座有历史的学校。欧式的建筑,红墙黛瓦,绿色的爬墙虎覆盖了整面外墙,叶子和藤蔓爬进窗户,随着微风点头摇揖。教室里课桌上覆盖着厚厚的灰尘,七歪八扭,一片凋零。
      但我们还是充满了希望,毕竟又有人来管我们了,我们又有学上了。
      开学了。初一二班。班主任老师叫蒋革,女,四十岁左右。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1966年改的。
      课本拿到手了。语文,政治,数学,英语,学工学农读本。封面很革命,内容也很革命。
      到现在仍然记得英文第一课是:long live chiarman mao ! 第二课是wish chiarman mao a long long life! 第三课是you are  a worker,  shi is a farmer, he is a soldier, I am a student。因为一直学到毕业,大概也就学了这么几课。
      班上的学生有40几个,教室里坐得满满的。男生和女生之间不讲话,学生和老师之间也无话。
      我们进校的时候,正是南京老三届高初中生上山下乡的高潮。学校的大喇叭里不停地播着某某某们积极上山下乡的先进事迹和某某某们逃避下乡的落后行为,告知着每一个人,上山下乡是知识青年们唯一的选择。大家相互认识后谈论的是过两年我们下乡的时候,谁和谁住一家。既然总是要下乡了,读书的事情当然就是画蛇添足了。
      虽然报纸上在批读书无用论,但事实上读书是无用的,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会因为读书而有什么改变。课堂上的景象是老师讲老师的,学生忙学生自己的。男生聚落里经常是偷偷地传递着香烟,女生聚落里则是打毛线 纳鞋底,大家七嘴八舌说着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你就是想听课也听不清楚。有的老师会说说我们,不要太过分,但是学生们置若罔闻。有一次是班主任老师的语文课。上着上着,一个小个子男生站起来就往教室外走。老师喝道:你去干什么?我们都以为他会说去上厕所,谁知道他轻轻松松地往男生堆里一摆头:“他们派我去买香烟”。全班的学生哄堂大笑,班主任老师气得楞在那里说不出话。我们的化学老师最绝,根本懒得和你们罗嗦。每次上课,他一眼都不看我们,目光朝着窗外,自顾自地讲完本堂课的内容,留下他漂亮的板书,然后绝尘而去。现在想来真是够“帅”的。
      复课闹革命,复课不重要,革命重要。学校不能再按老路数走,否则就看不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了。除了我们的教材要反复强调,现在学校里培养的不是走白专路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习知识是为了战天斗地(学习英语是为了实现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听不懂国际反动派的话,怎么和他们做斗争呢?),也要有实际的与工农相结合的实践活动。
     那时候,学校里都派有工宣队,主导学校的教育革命。为了改造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学后的第二个学期,就安排我们到工宣队所属的工厂-3304厂-学工。
      这可是好玩的事情。我们早就厌烦了坐在教室里瞎起哄的日子,对学习也毫无兴趣,到工厂去换个花样,个个欢迎。
      3304厂是做光学器件的工厂,生产军事用的望远镜、瞄准镜、潜望镜等等。用砂轮机把有机玻璃棒切成一片片的(开片)、看守磨片机、手工研磨镜片,都是技术含量很低的工种,可以给我们这些小家伙们干。车间的工人师傅也乐得教会我们,因为教会我们他们就可以到一边聊天去了。我们也很乐意学,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跟着师傅上二班,上二班的时候每个人有一张夜餐卷,凭夜餐卷可以到食堂领一只皮蛋!一只皮蛋哦!!!要知道,皮蛋是春节时候才会上桌的美味佳肴,很多普通家庭的孩子甚至从来没有吃过皮蛋,不知道皮蛋是什么味道,现在,我们上二班的时候每天都可以领到一只皮蛋!!!还是工人阶级好呀,军工厂就更不要说了,这下我们可算懂了什么叫领导阶级了。
      从1968年9月复课闹革命,到1970年3月分配工作,我的中学只上了一年半的时间,这期间我们学工1个半月,学农两次,一共三个月,再加上寒暑假,呆在教室里的时间真是屈指可数。
     至于工宣队本身在我校教育革命中有什么贡献,还真是不了解,因为我们这些小屁孩就没好好上过课。如果这算教改,那成绩倒是不小。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应该是中共党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代表大会。无论是谁,终归无法面对自己领导的国家没有秩序,一片混乱;搞政治,总得学会妥协,或者说等待时机。
    “九大要召开了”-这个消息流传已经有很长时间了,那时的人们都处于政治极端敏感状态,大家都在等,都在期待。4月24日那天,白天上课,一切正常,下午3点左右就放学了。到了晚上7点左右,一个同学急急忙忙跑到我家:赶紧去学校,有活动!我们按照班级的要求又通知了附近的另一位同学,三个人跑去学校。那个时候,街上的人异常的多,人们都在匆匆地奔向一个什么地方。我们一路走一路猜测,是不是九大开了?大概8点钟吧,我们快到学校了,街上的大喇叭响了:宣布九大胜利召开,宣读九大会议公告。街上的人们不由自主的欢呼起来,很多人在街上跳,叫,喊口号。很快,锣鼓声响起来了,开始有队伍打着红旗和横幅走上街头。我们冲进校门,游行的队伍已经集结好了,找到自己的班级,队伍已经开始行进了。南京的庆祝集会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我们学校离五台山很近,所以被安排参加集会。记得我们走进五台山体育馆(是体育场吧?),已经是人山人海了,到处都是飘扬的红旗。主席台上有人说了一些什么,但是我们听不清楚,因为会场实在是太嘈杂了,除了锣鼓、口号,还有鞭炮声。声浪一波一波袭来,探照灯光柱一遍一遍扫过,只能用“狂热”二字来形容。
      集会大概持续了一个小时,之后就很少再有这样的集会了。
      现在的百度百科关于九大是这样说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1日─24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代表全国2200万党员。由于当时各地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无法正常进行代表的选举,多数代表由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组织的头头协商决定或上级指定,以致很多品质恶劣的帮派骨干、打砸抢分子,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成了九大代表。有的人是在确定为九大代表之后,才赶办入党手续,或在赴京列车上突击入党的。相当多的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处在被审查或监禁中,未能作为代表出席九大。
      这是打倒四人帮之后视角。在当时,我们的父母,包括我们这些懵懂的少年,对九大的召开和九大的班子,还是感到松了一口气的。九大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林彪、叶群(女)、叶剑英、刘伯承、江青(女)、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当时的人们更注重的是九大的班子里又有了若干久违的身影,这是对1966年以来打倒一切的否定。江青和叶群进入政治局,大人们眼神略有古怪。对林彪排第二是无人质疑的,但是把接班人写入党章,很多大人都不以为然。至于林彪、江青集团的人大量地进入了政治局,当时的老百姓并不是很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的。人们内心的期待是结束延续了3年多的社会动荡,回复到1966年5月16日之前的生活。
      对中国社会造成巨大冲击的不是九大的决议或班子。九大召开之前,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为党的九大作准备,召开了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无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喊了多久,听到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时的心情还是很难描述。虽然我们这些小小的孩子都已经懂得,九大前必须对刘少奇作出结论,否则九大没法开,也清楚刘少奇肯定是没戏了,但是听到“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时,心里还是凛凛的,这种感觉一直不能忘记。此外,听到对邓小平网开一面,不由得也松了一口气。当时的人们,是不敢细想也不会细想很多问题的,但是潜意识中的东西终归抹煞不了。现在想来,放过邓小平,对让人们接受对刘少奇的极端处理,对维护领袖的形象,还是有着非常微妙的作用的。
     1969年是多事的一年。
     3月份,爆发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苏两国之间爆发了边境武装冲突。
     官方的描述是: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纵深地区炮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10月份的一天,南京的所有中学突然接到通知,要紧急疏散城市人口,疏散学生。
      网上有一篇亲历者的回忆文字,记述当时的情况。
“   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 “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黄永胜等人于18日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    
      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我拿此急件送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    
      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 ”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    
      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 ?”    
      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 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  
      ”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内容有这样几点: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略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
      这篇文章说的情况应该基本上是对的,因为当时学校通知我们下乡的时候,我妈妈她们居民委员也接到了通知,说是都要疏散,但是还不知道往哪里走。但是后来就我们这些中学生下了乡。
      学校是上午通知的,说是有一个林副主席一号手令,要打仗了,市里安排所有的中学生紧急疏散下乡,大家回家拿东西,午饭后到学校集合,去十月人民公社。
      我跑回家,本来还怕妈妈吃惊,谁知道我妈妈已经知道了。妈妈赶紧给我收拾东西,说:诶,我们还不知道去哪里。现在想来当时的人真的很听话,我们居然没有考虑大家如果分散了,后面怎么联系呢?
      午后回到学校集合。每个人背一个被窝卷,一个书包,用网袋拎一个脸盆以及茶缸什么的,整好队就出发了。
      十月人民公社是我们学校学农的对口公社,夏收的时候才去过一次。当时我们是从学校出发,经珠江路,转太平北路,过岗子村,然后沿着去栖霞、龙潭的公路一路走下去的。当时的我们,还真不知道害怕,人人都挺兴奋,一路说说笑笑,就当秋游一样。
      到了下午五点多钟,走到地方了。老师让我们在公社驻地等候。一等等了很长时间,因为这么多学生涌来,公社很难招架,要把我们分到农民家里住,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天都黑了,我们接到指令,女生一拨,男生一拨,各自去住宿的地方。又走了不少时间,我们住的地方到了。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清,一间矮房子里挂着一盏昏暗的电灯泡,地上有一大堆干净的稻草。老师叫我们把稻草铺开,今天晚上就睡地铺了。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嘻嘻哈哈,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大家铺开稻草,打开被包,就准备休息了,晚饭没得吃,好像也没人发牢骚。
      就在这时,墙角一堵矮墙后面,发出嗷一声叫唤,吓了我们一跳。一个大胆的女生伸头一看:是一只老母猪!原来我们睡的地方是生产队给母猪待产的猪圈!紧接着,一个女生尖叫起来:虫子!一只虫子从房顶上铺的稻草中掉下来,掉到了她的被子上,一躬一躬地想离开。此时,我们才意识到我们今晚是被塞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大家都不吱声了。第二天一早,老师说,公社安排我们去另一个生产队,这里住不下了。大家都送了一口气。
      这次疏散下乡后来演变为一次学农。全班同学在沪宁铁路旁的一个小村子住了应该有一个月左右。这个判断是因为我在下乡3-4天的样子就急性肠炎发作,高烧到40度,紧急送回家里治病,惊讶地发现南京城里的人都安安稳稳的待着呢。我在家里待了好几个星期,同学们才回到城里。

      应该是在林彪一号手令之后,1969年底到1970年元旦的事情,我们班上有三户同学全家下放农村。
      他们三户人家都是丹凤街那一带的自由职业者、小业主什么的,属于家庭成分不好,构成资本主义温床的那个阶层。其中一户男生家,爸爸是拉板车的,一户女生家,家里是开小杂货店的,还有一户男生家,不记得是干什么的了。
      那位女生家姓沙,是回民,很忠厚老实的一个姑娘,是我们圈子里的朋友。
      事情起得非常突然。一下子就说他们家要下放了,全家都走,去当农民,注销城市户口。他们本来就不是公家人,所以也没有什么工资呀待遇呀的事情,是文革期间下放农村者中最为凄惨的。
      文革中的下放,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单位组织的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下放者都是公家人,到公家的农场下放劳动,公家人的身份不变,城市户口、劳动关系都保留,有工资拿。到1975年左右,多数人都回原单位了,也叫解放了,少数等到文革结束也回去了。
      第二类是知识青年下乡,改天换地,接受再教育。他们有去公家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的,也有到公社的。他们本来就没有分配过工作,没有身份,下乡的时候户口迁出,但是国家给他们有补贴,有口粮,到底是不是要在农村待一辈子,其实谁也不知道,多数人留着回城的希望。国家从上到下设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他们的身份也与农民不同,从1970年开始,就陆续地有招兵、招工、上学的机会,虽然是机会很少,但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最主要的是,文革结束后他们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成功地令国家结束了知青政策,当年没有在基层分配工作的,全数返城了。
      第三类就是下放户。据说这种全家下放是局部地区的政策,不是中央的要求。我们江苏南京是重灾区之一,为什么要这么作,我认为应该是和两件事情有关:一是林彪一号手令的疏散要求,一是当时辽宁喊出的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当时江苏的一把手许世友许司令紧跟了。南京的下放户以出身不好的人和城市无业游民为主,他们是被赶出城市的。户口注销,住公房的不用说了,清空就是,住私房的人也交出自己的住房,扫地出门。大大小小,一个不留,家里的学生也注销学籍。到农村以后,有一笔钱叫安家费,其它的据说就自己负责了。带下去的孩子不算知识青年,不能享受知识青年的政策。这批人当年是没有任何希望的。文革结束之后,知识青年们有政策回城了,下放户们没有政策。后来他们形成了80年代上访户的主力。改革开放之后,人的生存条件宽松了,很多人举家带口返回南京,在城市里搭棚子落脚,打零工维持生存,然后--上访,讨说法。我记得大概在80年代末他们的问题才的得到解决。
      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他们离开南京那一天的情景。那一天,市里组织市民去“送”这些被驱赶出这个城市的人们。一家家的人,坐在敞蓬的解放牌大卡车上从新街口向中山门驶去,车上放着他们的细软。天上飘着小雨,后来变成了雪花,雪花越来越大。不知什么单位的人敲着锣鼓,我们站在中山东路北侧的马路上。车上的人哭声一片,车下的人沉默着或者流着眼泪。我们伸头张望,寻找我们的同学。有一个男同学家的车开过的时候,他发现了我们,在车上大喊起来,我们也一起喊叫着向他招手,大家哭声一片,但是很快我们就看不清他的脸了。
      这三位同学后来怎么样了,我不清楚。1970年2月份开始,我们这一届的初中生就开始分配工作了。沙同学在3月份回来过一次,知道我们分配工作,眼泪哗哗地流。
      很快到了1970年。春节之后,好消息连绵不断。
      先是招兵。要说这不算1970年的事情,招的是1969年的兵,但是走人已经是1970年前后了。当兵在当时是最好的出路,大量的兵都是内招,走后门,公开招兵数量很少,至少在城市是这样。我们这一届属于适龄,全年级9个班只招了一个男生,是我们红卫兵团的“冒号”。大家羡慕,但是无关痛痒,因为那是少数人的事情。
      然后是苏北国营工厂招工。1970年,国家的经济生活已经逐步走出无政府状态,开始恢复。当时江苏在苏北建设了一批工业项目,到南京城里招工。到我们学校招工的有泗洪麻纺厂,泗阳棉纺厂(可能记反了)。先是在高中班中招,据说有人不愿意去,然后又在我们这一届-69届初中生-中招年纪大的孩子。我们小团体中的铁杆,我们班一把手-X排长中标。当时她的心情是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不用下乡当知青了,担心的是苏北生活是不是艰苦,但是那时没有说所有人都能分配,所以也不敢不去。后来,73年左右,她费尽千辛万苦,以军婚的名义,好不容易调回南京。
      第三拨是江北国营企业招工。到我们学校招工的是南京钢铁厂。又是一批人走了,记得基本是男生。
      第四拨是南京一轻局、二轻局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都比较小,或者工作条件艰苦。我们班有去南京手帕厂和南京毛纺厂的,人数还是不多,基本都是班干部。这一次说了,1954年出生的不分配,留下来升高中。我们几个小的就觉得自己是看客,也没什么压力,因为当时谁也想不到后来的孩子又下乡了。
      然后又走了一、两拨,三月十几号的样子吧,又要宣布一批分配名单,我突然听到念我的名字,然后念了一个根本搞不懂的工厂的名字(汽轮电机厂?)----哇!我分配工作了!晚上问我爸爸,这是个什么厂子,爸爸一听说,不错呀,机械局很好的企业呀!可我还是晕晕乎乎的。
      之后一拨是分配得最好的:南京市的军工企业,号码厂。记得有熊猫厂,紫金厂,3304厂什么的。我中学班上最要好的朋友分在了这一拨。这一拨人基本上由这些人组成:当权的干部子女、根正苗红的红卫兵团干部、有特长的人。我朋友其实属于走资派子女,但是因为她歌唱得好,是文工团的主力,所以被工宣队所在的企业要走了。
      最后留下的是出身不好的同学。记得到了6月份他们还没有分配。学校把他们合并成一个班,我小学的一个好朋友和中学的另一个好朋友都在其中。什么时候分配的已经不记得了,这一拨人是我们同学中命运最不好的,都分在了集体企业和街道企业。婚姻不好、工资低、下岗,他们基本都摊上了,唯一的安慰是没下乡。
      现在想来,搞人力资源的都不是一般人呀!分配是先外地,再本市;先江北,再江南;先国营小厂,再国营大厂。到此为止,是根据先难后易的原则进行的。之后是分军工,这是走后门,特殊待遇,不能先分,多数人都分走了,不会打破头。最后留下的,是被歧视的人,国营军工企业不要。
      我们南京的69届,无论好赖,全部分配工作了。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多数城市的69届都下乡当知青了。我们这一届学生,66年小学毕业,68年复课闹革命的时候,应该是初三学生,可我们还是白丁一个。后面一届届学生招进来,学校里其实早就没有我们的位置了,我们已经没有机会升学读高中,只好全部走人。为什么我们没有当知青呢?据说是因为南京是南京军区的所在地,省里、市里支左的军队大干部家在南京,家里又有和我们同届的孩子,所以,我们就沾光了。呜呼!感谢特权,感谢腐败!
      从1968年秋复课,到1970年3月分配,我的中学生活不到两年。
      我们都学了什么呢?
          代数讲到二元一次方程
          几何讲到三角函数
          化学不记得了,大概讲过元素周期表,水,三价铁,四价铁
          英语讲了五课,五句话,会用英语喊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语文不记得了
          政治更不记得了
      考过一次试,好像是1969年上学期的期末考试。
      社会实践活动不少:学工一次,学农两次,参加过年级的大批判写作小组,跳过忠字舞,吃过一次忆苦饭。
      之后就没有之后了。
      我们69届,不管下不下乡,其实就是小学毕业的文化水平。
      那次期末数学考试我印象深刻。
      有一道题是1/4+1/4=?  说老实话,我真的不懂。考完问同学,也基本不懂。写2/8的大有人在。
      但是二元一次方程的题我都作出来了,我小学受过专门的数学训练,用小学学的方法,硬算。隔壁班的数学老师监考。她转了两圈以后站在我背后不走了,看我解题。看到最后,她说:你的算术根底很好,但是你为什么不想再学一种新的方法呢?我吃惊地抬头看着她。我确实没有想过代数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根本不听课。是这位老师的一句话说醒了我,在今后的自学中令我受益匪浅。

      我的中学同学,除了分配在一个工厂的,已经都没有联系了。
      高中同学本应该是各个时间段同学中关系最好的一部分,我们这一批人是无此福分了。但还是有很多面孔挥之不去。
      同学A,每天一路去上学的朋友。她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爷爷奶奶是南京师范学院的教授。她的爸爸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妈妈的情况她从未提起过,只是说,爸爸妈妈离婚了,所以她在南京和爷爷奶奶过。这是一个有几分傲气的小姑娘,从不从众。精致的五官,细腻的皮肤,以现在的标准可以称之为美女了。她家里肯定有人在那个年代是入另册的,因为她属于最后分配到集体、街道企业的那一拨。后来她和她的师傅结了婚,而她的师傅恰巧是我们工厂里一位车间主任的弟弟。后来我们见过一面,也看到了她的丈夫和孩子。说实话,不是亲眼所见,我无法想象她的婚姻会是这样的。当年那个骄傲的小公主的影子是很难寻觅了。感觉她属于适应性比较好的那一类,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同学B,从小学到中学的朋友。她爷爷抗战时做过长沙市的市长,她爸爸中学上的是国民党的遗属学校,然后进黄埔。解放后是省交通厅下一个单位的干部。这些事情是文革结束后她才告诉我的。当年到她家,就是感觉她家虽然简陋,但是非常的干净,我说,你妈妈好勤快,她说,不,是我爸。她爸爸从来不说话,妈妈倒是个热情的人,单位的积极分子。她爸爸会带她们姐妹去郊游,给孩子借小说看,她妈妈总是在忙工作。后来这夫妻俩离婚了,但是都没有再婚,通过孩子保持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关系。令人叹息的是,父母的婚姻悲剧在孩子身上重演。B的家庭出身不好,最后一批分到一个区级的商业单位,也是大集体。她的妈妈为了改变孩子的处境,在她23岁的时候,托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军工企业的退伍军人,贫下中农出身。她妈妈当时说的话我牢牢记得:人虽然是农村出来的,但是出身好。结婚蜜月中,那男人就打她。后来一直是打打闹闹,分居,出走,要离婚,样样戏码都演过,最后都老了,才清静下来。
      同学C,我的同类,干部子女,并物以类聚。她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不输给殷秀梅,长得也好,是那个年代典型的美人。但是她性格保守,放不开来,是致命的缺点。在学校的时候,她是文艺宣传队的独唱演员,分配的时候,工宣队的企业把她招去,继续当文艺宣传队员,唱样板戏,在他们系统内是赫赫有名的人物。1975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学声乐,嗓音条件非常好,但是表演上不去,毕业后回到厂里。文革结束后,文艺宣传队什么的渐渐消亡了,她做了一名检验员。她的婚姻也很坎坷,失去联系之前,她在和一位前右派老师谈恋爱,不知结局如何。她的爸爸文革期间精神失常了,经常会发作,武的那一类,家里很压抑,不知道这是不是造成了她那种保守内敛的性格。我一直觉得她太可惜了。
      同学D,没有妈妈,爸爸拉板车,有一个弟弟。1969年的冬天,有一天,她忽然不来上课了,持续了快一个礼拜。老师叫我们去她家问问,为什么不来学校。我们一帮人就去了。她家住在唱经搂附近的小巷子里,棚户区。到她家,她躺在床上,说头痛的厉害,问她有没有去看,她说没有,没有钱。她的家,用家徒四壁来描述一点儿不过分。墙是用竹竿扎成篱笆,竹竿上缠上稻草绳,再抹上泥巴作成的,屋顶是稻草顶。屋顶透亮,墙上透风,屋里比屋外还要冷。床是两支木头马扎上架木板,褥子是草垫。要知道这是南京城里的闹市区,不是农村。我们几个女生把她架起来,送到人民医院一检查,是脑瘤。赶紧回学校报告老师,后面的事情都是老师给处理的。她做了手术,休学到我们分配工作,分配了一个还不错的国营工厂。宣布分配去向的那一天,她的脸上笑开了花。
      同学E,工人家庭,普普通通的家庭。她高高个子,一笑两眼弯弯,两个酒窝好漂亮。她家里弟弟妹妹多,上课的时候她不是纳鞋底,就是打毛衣,我是从她那里知道鞋壳子怎么糊,鞋面子怎么剪,鞋底子怎么纳,鞋帮子怎么上的。对她来说,上学只是等待工作,读书没有什么意思。后来分配以后再也没有消息,我想,她可能是我们同学中最早结婚的一个。
      我们这一批人,都是属于“啥都赶上了”的那帮人,最幸福的是没下乡,都有工作。我们这帮人中后来上大学的也非常少,因为能当工农兵学员的是很少的,恢复高考以后多数人文化水平太低,也考不上。据说我们班上只有一个男生后来考上了大学,他家里是教师。
     1970年3月,我分配工作了,进了南京的一家地方国营企业。当时我16周岁生日还没到。
     总结一下,有两个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是当时的没想到:没想到我们不用下乡了。北京、上海,还有好多省会城市,我们这一届的学生都下乡了,王安忆还写过一篇文章叫《69届》。第二个没想到是今天的没想到:没想到我居然在这个工厂工作了一辈子,直到现在还在工作着。
     无论如何,我们在当年是非常幸运的人。
     与工作单位打的第一次交道,是按照通知到玄武区区政府的一个大院去报到。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我和一同分到这家工厂的一个女生一起摸到那里。院子里已经有很多人了,他们似乎都挺熟,我们两个就贴墙根站着。
     有一个个子小小,皮肤黑黑,看起来年纪挺大的女生在跑前跑后的张罗,文革范儿挺浓。当时我们不知道她是谁,还以为她是哪个学校的老师,来送学生的。后来知道,她也是分到这家工厂的学生,但是确实与众不同。她是1948年生的,比我们这一届孩子的主流年龄要大5岁。山东人,来自老革命根据地。当年她爸爸参加革命进了城,另外又找了一个老婆,把她和她妈撇在了乡下。1965年,她应该上中学了,她爸爸把她接到城里,读小学6年级,准备考中学。谁承想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稀里糊涂地把中学上完,分配工作了!因为年纪大,比我们这些小屁孩懂事,文革期间也不知道她怎么参加的造反,成了玄武区红卫兵的小头头,还代表玄武区红卫兵去北京受毛主席接见。说老实话,这些光荣经历对我们这些文革中一直当逍遥派的66届小学毕业生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谈。从文革一开始,我们就没人管了,小学基本谈不上文革,要闹也是老师们之间闹,哪有学生什么事?!到今天我也没搞清楚她是跑到中学里去闹革命了还是在小学里闹的。不管怎么说,人家是个”领导“,我们那个工厂的人事干部就委派她做了我们的临时召集人。这一位是典型的文革风派人物,闹革命行,干活不行。因为她小学上的不正常,文化水平没我们这一群人高,年纪又大了,进厂以后学技术,迅速就显出了她的不足,后来提前内退了。因此,那天我们看到的是她最风光的景象。
      我们一共60人,来自三个学校:34中,天山中学,人民中学。我们人民中学人最少,只有11个人,9男2女。34中人最多,天山中学其次,但34中秃小子多,天山中学丫头多。当时大家都还不认识,就是一个学校的也可能是第一次见面,三五成群地小声说话。人齐了以后,革命大姐姐开始召集会议,说起话来慷慨激昂,挺凶的,我们这些外校学生在底下直撇嘴。开场白过后,请出了工厂人事科的胡科长。胡科长胖胖的,一张笑眯眯的圆脸,说起话来很和气,大家松了一口气。胡科长表示了欢迎之后,让大家把派遣单交给他,验明正身,之后发表了一条重大利好消息:我们这批学生是文革后(当时也叫文革后)分配的第一批学生,为了培养我们,工厂准备了徒工宿舍,所有都要住厂,周末才能回家,因此,请大家回去告诉家长,准备行李,某天早8点到这里集合,去工厂上班。从此之后,我一直到大学毕业才回家住。为什么说是重大利好呢?当时无论是干部家庭还是一般市民家庭,住房都很紧张,孩子能到一个有集体宿舍的工厂上班,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也说明这是个好单位。
      1970年3月22日,进厂。还有1个月零几天才到我16周岁生日。
      那天是个阴雨天,小雨霏霏。厂里派车来接我们。我们背着铺盖,提着网兜,再次到区委那个大院集合。
      厂里派的是一辆敞蓬大卡车,我们上了车以后,就一路观光向厂里驶去。1970年,长江大桥通车没几年,多数城里孩子都没有去过新火车站那边。我们厂子就在火车站北边一站路的地方,中央门铁路桥、中央路北延段都是新的,大家就瞪大了眼睛一路新鲜看过来。
      到了一个三叉路口,我们的车离开新修的大路,开进一条正北的小路,只够两辆车对行的路宽,没有水泥路牙,路边都是农村的庄稼地和菜地。
      然后车子一个右拐,似乎也没看见什么大门,我们的车就停在一个小广场上,正对车头是一面画着毛主席像的巨大水泥屏障。上面画的是毛主席去安源还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现在已经不记得了,据说那是厂子里的一位工人画家画的。
      下了车以后,厂子里劳动工资科的干事叫我们站在毛主席画像前排好队,然后就来了两位解放军。劳动工资科的干事介绍说,这是厂里的军代表,最高领导,给我们讲话。当时的心情叫做受宠若惊,真没想到,我们这些胡闹的学生进厂第一天,厂子里的最高领导亲自训话。我们在学校待了一年多,都没见过校领导的面。
      军代表好像是姓杨,高个,金鱼眼。他说:你们是我们工厂文革后进厂的第一批学徒工,之前的一批是1965年进厂。我们工厂已经5年没有招收过新工人了,非常需要你们这些新鲜血液,你们要好好像工人师傅学习,尽快掌握生产技能.......。
      真没想到,我们还这么金贵!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得意起来。离开学校的时候就是庆幸自己不用下乡,没想到还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急需力量!
      领导训完话,走了。劳动工资科的干事先给我们点名,然后说,下面送你们去集体宿舍,6个人一个房间,大家自由组合。人民中学就我们两个女生,站在那里等人家招安。天山中学的4个女生向我们伸出革命友谊之手。从此之后,我们做了几十年的好朋友。
      集体宿舍在工厂的北面,步行大约10分钟的路程。两栋灰色的三层筒子楼。
      一进宿舍搂,就看到走道上贴的大标语:“雍XX自绝于人民没有好下场!”“批倒批臭自绝于人民的XXX!”大概有3、4个人的名字。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些标语谁都没有说话,我也不知道大家都是什么感受。虽然文革武斗才过去一两年,看到确确实实死于文革的人的名字,在我还是第一次。
      之后就是分宿舍,分床,料理自己的东西了。
      后来,当学徒的时候,陆陆续续从师傅们口中知道了我们厂子文革期间死于非命的人的故事。
      我们这个厂子,是1956年公私合营的时候,由50几家私营小厂通过公私改造,合并而成的,因此厂子里小资本家、小业主特别多。文革期间,我们厂子算是很温和的了,但还是闹出了几桩人命案。死人的事情集中发生在我们进厂前后的那段时间:清理阶级队伍。
      百度上的记载是这样的:”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斗、批、改”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阶段。在实际工作中还包含“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内容。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斗、批、改”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引起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化。“
      死者中一位姓雍,据说可以算资本家。他挨批斗不过,想不通,上完晚班后在回家的路上,卧在通往新火车站的铁轨上自杀了。第二天天微微亮的时候,被起早的人发现,据说人被压成了三节。
      另一位厂子里人称小华侨,是1960年代苏加诺反华时从印尼回来的归国华侨。上完学后分到厂里做了工人。清理阶级队伍,批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说他是特务,一腔热血潵在了狗屎堆上(这是厂子里师傅说的)。小华侨在一个下午宿舍无人的时候,把两根电线栓在自己两只胳膊上,另一头插进220伏电源插座,躺在自己床上,死了。
      死得最惨烈的一位,是木模车间的一位木工师父。据说他最多算个小业主,但可能是脾气不好吧,斗得很惨。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他突然扑到带锯床上,快速运转的带锯锯断了他的脖子,头掉下来,滚到刨花堆里。我师傅说,大概是怕下了班继续挨斗吧......
      这些故事在师傅们口中传来传去,大家对细节津津乐道,基本上都是惋惜的口气,我觉得没有人拿他们当阶级敌人看,就是觉得他们出身不好,熬不过这个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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