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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四鸽访谈唯色:镜头里的西藏文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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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里的西藏文革(一):跟随父亲的影迹

1999年,藏人作家唯色读到从海外传到拉萨的一本书《天葬:西藏的命运》,于是把她随解放军入藏的父亲遗留的一批底片寄给了从未谋面的该书作者王力雄。王力雄看过后认为太过珍贵,写信给唯色说:“让这些照片见证历史不是我这个外族人的职责,而是应该由你自己承担。”在王力雄的帮助下,唯色开始恢复这些“西藏记忆”,带着照片在拉萨穿街走巷,寻找、采访照片中的人。2006年,《杀劫》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同时出版口述史《西藏记忆》,其中的口述者正是与唯色父亲的照片相关的23人。这两本书成为西藏文革研究的破冰之作。此时,唯色与王力雄已结为夫妻。

自2012年起,连续三年,唯色每年从北京返回拉萨,用父亲当年用过的相机,在40多年前父亲拍摄之处再做拍摄。今年5月,这些照片及补充的一万多字收入《杀劫》文革五十周年纪念新版。这本书集合了唯色父亲泽仁多吉于西藏文革期间所拍摄的近三百张照片,以及唯色依据这些照片从1999年起,在拉萨、北京等地访谈70多人,历时六年多所做的调查、采访所写的十余万字。

“杀劫”二字是藏语“革命”一词的谐音,藏语“文化”的谐音是汉语“人类”二字。藏语“文化革命”念起来就像汉语“人类杀劫”四字——这正是《杀劫》一书的主旨。《杀劫》之后的西藏又是怎样的呢?唯色拿着父亲的相机重返现场,依然发现文革在其中的延续。

2016年5月7日晚,《杀劫》文革50周年纪念新版发布会在台湾诚品书店举行,邀请唯色越洋连线参加。在发布会开始前半小时,数名北京国保突然簇拥门外,要求唯色放弃。靠着国保尚未掌握的一个移动网络,唯色在发布会伊始做了发言,随后那唯一的网络也被掐断。发布会嘉宾之一王丹撰文写到,这“成了新书发布会的一个精彩而具有像征意义的插曲。这个插曲,其实凸显了唯色的《杀劫》这本书触及到了当今中国的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西藏问题,一个是文革问题,而这本用大量图片揭露西藏地区的文化在文革期间如何受到摧残的书,一举把两个敏感问题结合在一起,也难怪中国安全部门如此大动干戈”。

唯色,全名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文革时出生于拉萨, 有四分之三的藏人血统与四分之一的汉人血统。她母亲为卫藏贵族的女儿,而她父亲泽仁多吉(汉名程宽德)是混血儿(祖母是康区藏人),他少年参军,在文革期间因部队里派系斗争激烈而受到整肃,被调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驻军单位,20年后才回到拉萨,于1991年去世,去世前为拉萨军分区副司令员。唯色曾在西藏东部康地及中国汉地生活、学习20年。1988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汉语文系,就职甘孜报社任记者兼编辑。1990年春天重返拉萨,至2004年6月,就职《西藏文学》杂志社编辑。2003年出版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被中国当局认为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而遭查禁,由于拒绝承认错误,一年后被解除体制内的职务。现为独立作家、诗人,居北京、拉萨二地。

唯色在北京家中,通过Skype、网络电话和电子邮件接受了采访。采访经过编辑和删减。

问:这本书中的照片大概是什么时候拍摄的?

答:新版最新收入的20多张照片,是我用我父亲的相机,站到他当年同一角度再拍。其余近300张黑白照片都是我父亲拍摄的,主要集中在1966至1970年,文革后期也有一些。相机是蔡司伊康(Zeiss Ikon)。1950年代中期,我父亲是解放军少尉,用攒了两年的军饷,在拉萨帕廓尼泊尔人开的小店买的,他爱拍照,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问:为什么你父亲可以拍到这些照片?

答:先说我父亲的身世。1950年初,毛泽东派军队进入西藏,经过我父亲的家乡德格,位于今天中国行政区划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我父亲被他的汉人父亲送去入伍,当时他只有13岁。我父亲的母亲是当地藏人。文革时,我父亲在西藏军区政治部,是一个副团职军官。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解放军在西藏的权力至高无上,西藏一直是军管。我猜测因为他解放军军官的身份,所以他拍照的时候也算有特权。我父亲是职业军人,特别遵守纪律。他们这方面的要求很严格,连发的笔记本都要上交,每一页都编了号,一页不能缺。他拍了这么多照片,如果是受命拍摄,肯定要将照片及底片全都上交。但这些照片和底片都留下来了,说明不可能是军区派的任务。

那个年代,拥有相机的人很少,有相机又有机会去拍摄公共事件的人就更少。当时在西藏的媒体有几家,新华社驻西藏分社、《西藏日报》、西藏人民广播电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片制片厂驻西藏记者站、西藏军区主办的《高原战士报》等,在西藏文革期间很活跃,拍纪录片,拍照片,写报道。但在当时的报纸、画报上,却看不到一张砸寺院、斗“牛鬼蛇神”的照片。我查过1966至1970年的《西藏日报》,没有一张这样的照片。

《杀劫》书中,我父亲拍的一张在帕廓街游斗旧西藏贵族、高僧的照片,出现了三个也在拍照的人。其中两人后来被认出,一个是《西藏日报》的记者,一个是新华社驻西藏分社的记者。这说明除了我父亲之外,当时还是有人在拍西藏文革。不过他们都没有把照片拿出来。其中有三四个摄影记者后来被官方称为西藏最权威的摄影家,称他们拍摄过西藏许多重大事件,如解放军进藏、所谓的“民主改革”、中印战争、人民公社化等等,甚至包括西藏文革。他们拍的许多照片都公开了,但涉及西藏文革,只有几句文字叙述,却没有提供照片。最近看到有两三张西藏文革照片出现在网上,但都不是砸寺院、斗“牛鬼蛇神”的照片。我父亲不是官方任命的摄影记者,我认为拍摄这些照片是他个人意愿。

问:你父亲保存下来的西藏文革照片大概有多少?

答: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分为两个时期:初期集中在拉萨拍摄,约300多张;后期因我父亲工作调动,我们全家去了藏东康区,这时期的照片大约也有数百张。我用在《杀劫》一书中有近300张照片。主要分为五个内容:1.砸烂旧西藏:包括“破四旧”即砸寺院、斗“牛鬼蛇神”、换新名;2.造反者的内战:指在西藏的两大造反派的活动;3.龙在雪域:指中共军队是西藏的最高权力,从城市到乡村、牧场实行军事管制,对反叛者大开杀戒等;4.毛的新西藏,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办人民公社,以及对毛的个人崇拜;5.尾声,指的是文革结束。

问:主要拍的是什么内容?

答:集会和事件比较多,集会都是那种大型的群众性场面,如数万人庆祝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事件这部分,如砸寺院、斗“牛鬼蛇神”、换新名,一方面最能展示文革对西藏的浩劫,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很多具体的人,包括当时中共在西藏的领导人、拉萨红卫兵的创始人,各种红卫兵和积极分子,以及被批斗的旧西藏的贵族、僧侣、官员。我所做的调查和采访也是在这方面花的力气最大。而这些人的故事使照片凸显了价值。我没有细数照片上有多少人,人还是比较多的。我花6年时间采访了跟照片有关的70多人,藏人居多,也有汉人,还有回族人。

问:你父亲拍这些照片是出于什么目的?

答:两个月前,我还和我母亲讨论过这个问题。在写《杀劫》时,我经常想:他为什么拍这些照片?为什么要保存下来?我父亲是很细心的人,每张底片都放在专门装底片的袋子里,并有注明。而这批记录西藏文革等历史事件的底片与照片,我父亲是单独放在一个箱子里的。我从小见过这些照片,印象深刻。我母亲认为我父亲就是喜欢摄影,看到什么都会拍。不过我认为不尽如此,否则他没有必要专门保存。但我父亲去世时我25岁,沉迷于诗歌和文学,不关心这个话题,也没有和父亲讨论过。这可以说是一个谜吧。也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当我用父亲的相机在他拍摄过的地点再拍摄的时候,我觉得父亲就像站在旁边,觉得他拍这些文革照片,肯定有他的想法,只是没有说出来。他似乎是有心在用相机去记录这些事件和场景。至于他为谁记录,我无法代言。他是解放军军人,共产党员,去世前是拉萨军分区副司令员,我不能替他说他拍这些照片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但我认为,他拍摄以及悉心保存还是有想法的。

问:对比你和你父亲在同一地点拍的照片,有什么不同?

答:我用同一架相机在同一地点,并且是在40多年后的间隔拍摄,当年的场景都没有,照片看上去似乎单调,却是许许多多看不见的故事布满其中。而且对比这些照片,还是能看到许多相通之处。比如我父亲在1966、1967年的布达拉宫前拍过文革集会,红卫兵和解放军的游行; 2012年我在此处拍摄时,因为那年5月,拉萨发生了两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当局所实行的类似种族隔离的政策更加严苛,对藏人,尤其是从其他地区来的藏人严加防范。这种防范虽然始于2008年3月遍及全藏区的抗议发生之后,到了2012年更加严重。我拍照时注意到一个诡异的现象:广场上布满了黑衣人,背着一把雨伞,遇突发事件用来遮挡拍摄,呈纵队间隔排列,密切注视经过或停留的人,禁止席地而坐,蹲下都不允许,否则就会被赶走。

又比如,2014年我在大昭寺前站在我父亲拍照的位置,他那时候看到了什么?他看到的是红卫兵正将毛泽东的画像挂在大昭寺顶上,五星红旗也插在那里。而我虽然没有看到挂毛像,却看到五星红旗依然插在原来的位置上高高飘扬。虽然有很多信众在磕长头拜佛,但也挤满了游客把这些磕长头的信众当作奇观来观看。同时,在大昭寺斜对面的房顶上,布置有武警的狙击手。从2008年起,大昭寺周围的房顶上就一直有持枪的狙击手。与文革时相比,那时没有信徒磕长头,寺院也被砸了,而今天似乎香火很旺,信徒可以进寺拜佛,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信仰还是受到控制、监视和防范。加上那种商业化的旅游,缺乏尊重的游客把藏人当成一种特殊的异域景观,拉萨变成了一个主题公园。

事实上,今天这样场景的含义更丰富也更复杂,但和我父亲看到的场景有一种延续性。尤其是,走在拉萨的很多地方都能听到重新编曲、填词的文革红歌在大声播放,那种荒谬感与错位感会特别明显。我在拍摄的过程中,强烈感觉到这一点:文革并没有结束,今天我们在拉萨看到的是一种后西藏文革的场景。

问:中共官方是如何叙述西藏文革的?

答:完全是空白。王力雄在《杀劫》的序中说:“在世界面前,文革是中共的一个尴尬,西藏则是另一个尴尬,因而西藏的文革就成了双重禁区,愈加不可触碰。中共统战部1999年编辑的《图说百年西藏》画册,数百幅照片中竟然没有一张文革期间的照片,似乎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时间在西藏历史上不曾存在!” 而且,不仅在官方历史中是空白,在文革研究中西藏文革也是空白。2002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目前文革资料收集最全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收入了上万篇文件讲话和其他文献,其中关于西藏的只有8篇;美国华盛顿中国资料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出版的《新编红卫兵资料》,收入了3100种红卫兵小报,其中西藏的小报只有4种。

我曾从西藏文学编辑部开过证明去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查资料,然而负责人说从1966年至1971年出现断层,这几年只有三份材料:1.1966年初期关于西藏农业生产工作的报告;2.1968年~1969年西藏区党委常委会的记录;3.1971年区党委书记任荣的一份关于西藏工作的报告。而且这三份材料只有区党委的常委才能查阅。我当时还找朋友帮忙,去《西藏日报》仓库借了1966年到1970年的《西藏日报》合订本,全部仔细看了,其中重要的也复印了。如1966年8月26日至8月31日的《西藏日报》,连续6天的第一版上都以醒目的标题报道红卫兵“破四旧”,虽然有红卫兵走在街头的照片,却没有展示他们是如何“破四旧”。

也即是说,这些报道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西藏文革伊始之际的大图景,但弥漫、渗透其间的腥风血雨在怎样的红色暴行之下演绎了一桩桩惨绝人寰的悲剧,却不见于官方的表述,唯有当事人的回忆尚能承负起见证的使命。而我父亲在现场拍摄的这批照片,正如后来有评论认为,《杀劫》和《西藏记忆》这两本互为表里的书提供了前所未见的研究中国统治下西藏文革期间情况的影像和第一手素材,并被评价“迄今为止,这是关于文革在西藏最全面的一批民间图片记录”,“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因此不再空白”。不过我需要说明的是,我这两本书只能算是开始,我所做的其实还很表浅。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60831/tibet-culture-revolution-pho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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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里的西藏文革(二):红卫兵与女活佛
镜头里的西藏文革(二):红卫兵与女活佛

问:采访与拍摄《杀劫》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受到官方的阻扰?

答:我是从1999年底至2006年做西藏文革的调查、采访和写作的。开头几年我还在体制内,加上比较谨慎,所以没有受到过阻扰。2003年,我因为写的一本散文集被文联开除了,书也被禁,之后我来到北京,继续做这两本书,也还顺利。2008年全藏区发生抗议,我转向非虚构的记录,写了很多基于西藏现实的文章和书,成了当局讨厌的人。这之后,回西藏也越来越多麻烦,被监控、被传唤、被搜查、被威胁、被跟踪、被软禁等等。

2012年夏天我花了两个月,用我父亲的相机拍了19个胶卷,托来拉萨旅游的朋友带去北京。但朋友第二天上飞机前过安检,被“搜出”背包里藏有我那位朋友从来未见过的水果刀,因此警察要把包拿走去检查,包还回来之后,朋友上了飞机才发现那19个胶卷都被掉包,换成了什么影像都没有的废胶卷。我想他们可能以为我是在拍满街的军警吧。其实,我不过是站在父亲拍照的地方拍照,没有什么敏感内容。我估计他们冲洗了那19个胶卷也没看到什么敏感内容(虽然不知道我拍那些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后来我继续用我父亲的相机去拍照,他们没有阻扰,只是继续跟踪。

要强调的是,无论是2006年《杀劫》最初版本,还是2016年增添了新内容的《杀劫》纪念新版,都是禁书,都很难从台湾带到中国。初版时承蒙大块文化慷慨地在合同之外额外赠送了50本《杀劫》,那是我希望几十位受访者能够得到,也是他们应该得到的。但在从香港进入深圳的关卡,全部被没收。这使我对受访者的歉疚难以抚平。就我所知,如今至少有16位受访者接踵去世,他们生前没有看到自己的证言印在书上。

问:你能说说采访拉萨红卫兵创始人的故事吗?

答:他叫陶长松,江苏扬州人。196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同年自愿申请入藏,在拉萨中学当语文老师。文革中很活跃,是拉萨红卫兵的主要创始人,还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简称造总)的总司令。1968年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他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自治区副主席,副省级。他还数次去北京,和周恩来、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见面。

文革中,拉萨有两大造反派,一派是“造总”,另一派叫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简称“大联指”。这两派为了争夺权力,打得不可开交。到文革后期,“造总”这一派彻底失势,另一派则一统天下,文革结束也未被撼动,但“造总”遭到清洗,陶长松被指控“三种人”(指文革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关押审查一年多。1980年代中期以后,他在西藏社会科学院工作,曾任《西藏研究》副主编、当代西藏研究所副所长,现已退休,在成都和拉萨居住,和官方的关系不错。

在西藏有过一个特例:中国其他地方在文革结束后都清理过“三种人”,但在西藏基本没有,或者说只针对一派。我了解到,1980年胡耀邦到拉萨,就把清理“三种人”的事情给停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三种人”里面有不少藏人,如果把他们清理了,胡耀邦认为在藏人中就找不到可以信任的人,所以不能清理。不但不清理,还予以提拔。所以,西藏的文化大革命是没有清理过的,无论是藏人也好,汉人也好,在文革中发迹的那些人一直掌握着西藏的权力,而他们在文革中形成的思想和做法一直在西藏延续,这也正是“西藏问题”难以解决的症结之一。

问:陶长松愿意接受你的采访吗?

答:2001年,我采访过他两次。当时我是西藏文联《西藏文学》的编辑。我听人说起他,就找到他的电话联系了他。很意外,他对我很热情,很愿意接受采访,第一次见面就侃侃而谈几个小时,还请我吃饭。但我知道他的背景,就没有给他看我父亲拍的这些照片,担心他看了照片不会对我讲。实际上有一张照片上有他。他正带着红卫兵,在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前往大门挂牌,牌子上写着“人民公园”。当时他问我为什么采访他。我说我想写关于西藏文革的小说。他说写小说没意思,建议我写纪实的。我后来明白他为什么愿意接受我的采访,是因为他想通过我为“造总”说话。

在西藏盛行一种奇怪的现象,你若是问当年在文革中两派的往事,若是“大联指”的就会很骄傲,好像挺光荣,若是“造总”的就很羞愧。陶长松觉得这不公平,他认为“造总”也没做什么坏事,是“大联指”得势之后污蔑了“造总”。他讲得很生动,记忆力也非常好。但他很聪明,比如,就红卫兵如何在大昭寺破“四旧”,他只是泛泛而谈。《西藏记忆》收录了他的口述,比较长,近1.5万字。其中,他讲过的这句话给我的印象最深,是关于解放军镇压文革中所谓的“再判分子”。他说:“藏族人太老实了,枪毙他们的时候说‘突几切’(谢谢),给他们两百元‘安慰费’的时候也说‘突几切’……”

问:“造总”和“大联指”这两派在文革时有不同吗?

答:两派情况跟中国各地文革时造反派的情况相似,先是“破四旧”、斗“牛鬼蛇神”、换新名等等,从一开始就干了太多坏事。毛泽东号召的“破四旧”是一场把所有非共产主义的文化都当作“旧文化”而加以清除的运动,西藏的传统、宗教、文化及精英都难逃此劫,遭到毁灭性的摧残。虽然藏地人口不多,但藏地全境6000余座寺院以及寺院中不计其数的宝藏却相当可观,世世代代的藏人把主要的财富都集中在寺院中,但经过了1950年代及之后的“宗教改革”、“民主改革”和“文革”,剩下的寺院寥寥无几、空空荡荡,全藏到处是废墟。接着两派从文斗到武斗,由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大串联,发展到动刀动枪,陷入流血丧命的内战,其破坏之大,遗患之重,疑案之多,不是几句话就能概括和总结的。

武斗最严重是1968年、1969年。双方打死过很多人。如西藏的昌都地区,被打死的人据我的受访者告知有两百多。昌都的“大联指”和“造总”各有自己的“烈士陵园”,死者既有藏人也有汉人。另外,西藏的文革有军队参与,军队几乎无所不在,充任重要角色。而军队的推波助澜,致使西藏的文革更加复杂化。虽说军队有令不准参加地方上的两派组织,但在观点上都各有明显倾向,分“造总”观点和“大联指”观点。我采访过当年在西藏军区任职的军官,他们承认军队内部的派性很严重。甚至军区后勤部一位副部长在批斗会上被另一派观点的军人活活打死。

而且,军队还在暗中向两派提供枪支弹药,或者任由两派去抢军械库,这叫“明抢暗送”。军械库被抢是导致武斗恶化的主要因素。我采访过亲历1968年初昌都军械库被抢的“大联指”成员,亲历1968年夏天扎木军械库被抢的“造总”成员。他们都详细讲述了守卫军械库的军人是如何向造反派拱手相送武器。而军队的直接参与,造成的血腥就更大了。

我曾写过论文《西藏文革疑案之一: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在2006年纽约举办的“文化大革命4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宣读过,并选入《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一书。今年我续写的上万字论文《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由日本《思想》(岩波书店)新刊2016年元月号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的专辑收入。这两大血案都是军队制造,一个是1968年在大昭寺,军队开枪,打死12个藏人红卫兵,他们的墓地至今还在拉萨的“烈士陵园”,这其实可以说是红卫兵墓地,中国最著名的红卫兵墓地在重庆,而拉萨也有。第二个血案,简单地说,是1969年3月起,在西藏多个县先是两派武斗,演变成藏人举事,暴力抗击,被定性为“再叛”即再次“叛乱”(第一次“叛乱”指1956~1959年在全藏区发生的反抗中共政权的起义),然后被军队以“平叛”的名义军事镇压。而且“平叛”扩大化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虽然我写了两本书,也写了相关论文,但深感西藏的文革很复杂,我写的只是冰山一角。

问:有没有采访到被批斗的那些人?

答:照片中被批斗的约40多人,都是过去西藏的高僧、官员、商人、医生、军官和农村中的庄园主等等。被批斗的场景包括在群众大会上集体批斗、游街批斗和各居委会组织群众分批批斗等。时间是1966年8月底至9月期间。事实上,连续批斗的时间长达三四个月之久,后因两派内战辗转于两派继续挨斗,并归入“牛鬼蛇神”小组,在各自居委会长期劳动和学习。

其实很有意思的是,文革中被批斗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中共在1950年代至文革前被当作“统战对象”的上层人士,更因为他们在1959年的所谓“叛乱”中并未跟随“达赖分裂集团”“叛逃祖国”或“弃暗投明”而被中共优待。也即是说,他们都是中共的合作者(有一位高阶喇嘛还是西藏军区的线人),却在文革中被当作“牛鬼蛇神”打倒在地,其结果是疯的疯,病的病,死的死——照片上的部分人死于文革时期,部分人死于文革后,迄今幸存无几。而在幸存者当中,有的人离开西藏去了国外。留在西藏的,重又成为可以享受高官厚禄的“统战对象”,分布在政协、人大和佛协,充当中共需要的政治花瓶。

所以我找到的大多为他们的亲属,如儿子、女儿、前夫,或者被批斗的喇嘛的弟子。这些受访者不只是知道自己家人的遭遇,也知道其他人的遭遇,甚至认识那些红卫兵和积极分子。他们告诉了我很多故事,每一个故事都让人感慨。

问:请你顺便讲讲吧。

答:比如拉萨大贵族桑颇·才旺仁增被批斗。他是西藏最有名的贵族之一,因为这个家族出现过一位达赖喇嘛。桑颇从五十年代便与中共合作,也获得了好处,但文革期间他被斗得很惨。照片中可以看到,批斗他的红卫兵和积极分子强迫他穿戴西藏政府四品以上官员的服饰,看上去华丽,实则备受羞辱,以致他尊严全无,竟当众流下长长的鼻涕。我从小就见过这张照片,印象极为深刻,因为我无法理解一个长者怎么可以当众流下鼻涕?文革中他不仅失去了一切,他的太太也被批斗,他的长子被关进监狱近20年。他最小的儿子想逃往印度,结果被抓。当时有不少藏人翻山越岭逃去印度,被抓后都是很重的“叛国罪”。桑颇的小儿子就给枪毙了,还不满20岁。桑颇在文革后期就去世了。

又比如女活佛(其实“活佛”这个中文说法是错误的,我们称仁波切)桑顶·多吉帕姆·德钦曲珍。在西藏女活佛很少的,她可以说是西藏最著名的女活佛。1959年她曾追随达赖喇嘛逃到印度,但受中共干部的劝说,很快又返回,被共产党视为“弃暗投明”的“爱国主义者”,还被毛泽东接见过。文革时她成了河坝林居委会的“牛鬼蛇神”,遭到批斗羞辱。照片上,正在挨斗的她只有24岁,当时她刚生第三个孩子不久,身体虚弱。她的丈夫是拉萨大贵族噶雪巴的公子,后来离婚了。她及父母在文革中的遭遇,是她的前夫对我讲述的。我给他看过照片。如今多吉帕姆仍健在,是自治区人大副主任、中国政协常委,经常出现在电视新闻里的各种会议上。我很想访问她,给她看这些照片,但被告知最好不要这么做。

照片上,被批斗的多吉帕姆戴着一顶黑冠。在西藏,只有两顶黑色法冠,一顶是噶玛噶举法王噶玛巴的黑冠,一顶就是女活佛多吉帕姆的黑冠,密宗教义认为是十方空行母以自己的头发编织而成的黑色金刚宝冠,具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力。这顶缀满金像、金丝和珍珠的法冠,本身也价值连城。但在批斗中,法冠上的金像金丝和珍珠已被拆走,后来据说这顶黑冠也被革命群众扔进火里烧了。

还有一位被批斗的贵族霍康·索朗边巴的儿子,文革时他不在拉萨,只听说父母被斗,但不知是怎样情景。他问过父母,父母也不怎么告诉他。当我给他看照片时,他第一次看到父母及外祖父被批斗,他的反应令我震惊。当时他快60岁,他翻来覆去看照片,突然爆发出剧烈的哭泣,但却是特别压抑的恸哭,全身发抖,泪流不止,却没有声音。他也给我讲了很多故事。

罗四鸰,自由撰稿人,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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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09-28
镜头里的西藏文革(三):遗留的恐惧与羞愧
镜头里的西藏文革(三):遗留的恐惧与羞愧

问:《杀劫》写作时,你有没有采访到照片中的当事人?

答:有。比如女藏医赤白。她的父亲是拉萨著名的世家医师,并创办了传授医学在内的学馆,是过去西藏非宗教性的学校里规模最大、教育最好的私塾。2003年,66岁的她接受了我的采访。她指着照片说,当时她刚生女儿才几天,红卫兵和积极分子冲到她家,把她和她父亲、哥哥赶出家门游街批斗。她说,那些人连一点怜悯心都没有,她被逼弯腰接受批判时,血流了一地。她看见照片倒没有哭,只是很惊讶,没有想到有人拍下来了。她还指着照片上的积极分子说就跟法西斯一样,抄家抢东西,还在他们脸上乱涂乱画。赤白老人前几年去世了。

问:你是怎么找到这些人的?

答:拉萨不大,1950年代就几万人,现在有几十万人,外来移民还占了一半以上。我是拉萨人,虽然我在藏东康区成长,后来在汉地上大学。我父母都有很多亲戚在拉萨。我在西藏文联就职十几年,所以有许多认识的人。我先是从最小的圈子开始,如亲戚和同事,他们看到照片,都会从中认出当年的许多人,讲出许多事,他们会介绍照片里的人给我。完全陌生的采访对象不太多,我没有给他们看过照片,因为担心当局知道有这批照片也许有麻烦。只有信任的人我才给看照片。

一位研究西藏民俗的学者看见照片,激动得双手发抖,他虽然文革开始时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但他的同学大多都在砸大昭寺的红卫兵合影里。所以他马上打电话叫来了参加砸大昭寺的红卫兵之一,还叫来了被批斗的“牛鬼蛇神”的儿子。他们都向我讲述了很有价值的证言,比如拉萨中学红卫兵是遵照自治区的指示去往大昭寺的,当学生红卫兵还在讲经场上表演节目,已经有居民红卫兵冲进寺院砸开了。更重要的是,当天“砸的只是表面的,只是表面被砸了一下,把一些东西扔到院子里,就完了,就像照片上这副乱七八糟的样子还一直摆着,没人管,也没人敢动,但不久就开始慢慢地清理,一直清理了三个月,把寺院里面真正的宝贝全部都拿走了,先是收拾金银财宝,然后是铜的和铁的,至于泥塑的就扔了,不要了”。

那位民俗学者还保存的有1968年6月7日在大昭寺,被解放军枪击的女红卫兵戴的军帽,全是血迹斑斑。还有拉萨红卫兵的红袖章,“造总”印的藏文报纸及制作的毛泽东像章,全都让我拍了照片。但是,采访中也有一种情绪我能感受到,那就是他们的恐惧。

问:你怎么感觉到的呢?

答:当时这些照片是王力雄在北京洗印的,我带着这些照片,骑着自行车四处去采访。然而在西藏,文革是一个敏感话题,仍然是官方和许多当事人的忌讳。所以我都是去受访者家里或是私密的场合。后来有朋友问,你为什么当时不录像?我说我拿出录音机都很难,有时连拍照都不让拍,怎么可能录像?有位出身贵族的中学教师当年才是孩子,在我采访结束后反复叮嘱,千万不要写是她指认了照片上的那几个积极分子,“不然的话,他们知道了肯定会报复。”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看见她眼里的恐惧,那种对文革的恐惧还存在。有一位受访者说:“这样的书,你写可以,你没有那样的经历,我们是不敢写的。有些事情,写了就麻烦了。我的心里面对那时候还是很害怕,但你也要小心。” 有一位受访者说:“你的这些资料非常珍贵,但你要注意,侧重点一定要抓好。”等等。这些话都是原话,我当时做了记录。他们的恐惧也会感染我,每次我自己也会感觉害怕。所以每次采访之后,我会有一段时间不敢再去采访。

问:采访中最困难的是这个吗?

答:我很想采访文革中斗过别人、砸过寺庙的人,但很难。我找到过,但被拒绝。在我父亲的照片里有一个女积极分子,文革中很凶狠,带人抄家除了拿走财物,还把西藏大学者根敦群培遗留的手稿当场烧毁。一位藏人知识分子说这是对西藏的历史和文化犯下的最大罪过。这个积极分子后来是河坝林居委会的党支部书记。我在居委会找到她,看上去很不起眼,个子矮小。我和她提起文革,她脸色马上变了,拒不接受采访和拍照,而且再不露面。还有一个退休干部,她在文革中倒没做过什么,也没当上红卫兵,因为她出身商人家庭,属于成分不好。不过,砸大昭寺的时候,作为拉萨中学的学生她也去了,照片里有她。我给她看了照片,她很惊讶,但不愿意多说。

对藏人来说,砸寺庙、烧经书是一个非常大的罪过,不可能释怀。和他们提起这些事情,他们就特别的羞愧和自责。实际上,相当多的积极分子在文革结束后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重又信仰起佛教来,很多人形容其程度就跟当年破坏宗教一样强烈。

我采访到一位在文革中砸过佛塔、烧过经书的前僧人,他后来自愿在大昭寺当清洁工长达17年。他对我说:“如果没有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我想我的一生会是一个很好的僧人,会一辈子穿袈裟的。寺院也会好好地存在,我会一心一意地在寺院里面读经书。可是革命来了,袈裟就不能再穿了,虽然我从来没有找过女人,没有还俗,但还是没资格再穿袈裟了,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

问:如果你父亲还活着,你认为他会怎么看你的这本书和你现在做的西藏人权工作?你觉得你父亲会如何看西藏的文革?

答:我父亲没有专门对我谈起过文革,但在我的记忆中,他不喜欢文革,可能是因为他在文革中受到了排挤。如我在《杀劫》中所写:“……革委会成立之初,倾向于‘造总’观点的西藏军区司令员曾雍雅当了主任,一时军队内部的派性纷争发生倾斜,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一百多名‘大联指’观点的支持者受到整肃,纷纷被逐。1970年初,我父亲被调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某县人民武装部(简称人武部),他于是带着妻子儿女离开拉萨。然而他始终不能忘怀拉萨,20年后,再一次带着家人重又回到令他魂牵梦绕的拉萨,却不曾料及,仅一年多,因为突发疾病,过早离世,被葬在西郊烈士陵园,那里有不少当年与他一起参军的同乡人,也有死于文革武斗的红卫兵。”

我说过,我父亲热爱摄影。我经常这样想,他如果不以军人为职业,一定会选择摄影,但命运却让他作了一辈子的军人和一辈子的摄影爱好者。然而,命运还让他的摄影与我有关,结果是:那些藏在箱底的照片,似乎是为等待我有一天以按图索骥的方式,去了解西藏的历史,并出现在《杀劫》这本书中。

如果我父亲还在世,对西藏的历史与现实会有不满,会有批评,但他是不是就认可我的观点、我的写作以及我选择的道路,还真不一定。我记得他在世时经常叮嘱我要“两条腿走路”。意思是说,我可以走我自己选择的道路,但也要走社会与环境所规划的道路;一条腿走自己的路,另一条腿走大多数人的路。我当时反问过他,两条腿走路的话,有一条腿会不会折断?但他没有回答我。我曾写过一首题为《背叛》的诗,是这样写的:

我似乎背叛了父亲

似乎离他的愿望越来越远

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吧?

我一般很少想这个问题

我一般自有一套说辞来安慰自己

我甚至相信,他说不定会为之暗喜

我写了一本又一本的书

我有了他梦寐以求的作家之名

我还让他拍摄的照片印成了摄影集

说不定我是他短暂人生中最大的骄傲

然而是这样吗?他真的会这么想吗?

也许恰恰相反,也许格外痛心

于是我悄悄地写了一本非虚构的传记

写了十年,还没写完

开篇就想说:父亲,其实,我并不愿意

你是一个金珠玛米!

“金珠玛米”与“杀劫”一样,也是新造的藏语词汇,意思是解放军。但无论如何,无论是背叛与否,我都对我的父亲充满感激与感恩,深深地爱他。

实际上人生复杂,难以简而言之。对于我来说,可能更像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所写:“我,染了他们双方的血毒,/分裂到血管的我,该向着哪一边?/我诅咒过大英政权喝醉的军官,我该如何/在非洲和我所爱的英语之间抉择?/是背叛这二者,还是把二者给我的奉还?/我怎能面对屠杀而冷静?/我怎能背向非洲而生活?”

罗四鸰,自由撰稿人,现居美国。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60902/tibet-culture-revolution-pho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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