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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965年谈井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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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965年谈井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
  该文摘自《前奏:》作者:马社香,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定价28元,购书电话:010-62760856。
  5月25日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的思路沿着当年的历史跳跃性前进。老人家若有所指地说:
  路线对头,也会出现打败仗的时候,有时候是敌人太强大,有时候是我们的判断出现错误。不能简单的以一两次失败挫折来判断路线问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聪明起来,当年在井冈山,开始不会打仗,后来是十六字口诀越用越活。
  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
  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国焘的路线不对,在一定的时间内,比我们的势力还要大,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会是这样。党内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认识。我们反复说,中国还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苏联已经是修正主义当道了嘛。
  (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王卓超回忆,那天毛主席反复强调这些,那个年代报纸上也比较注意宣传“反修防修”的问题。毛泽东还问他们,认真读过“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没有?这篇文章中有段讲“苏联特权阶层”的话是他改写的,对苏联修正主义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你们下山后,找一找,看一看,就了解中国为什么要反修防修了。主席说的这段文字在山上就找到了。毛泽东讲的是这么一段: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文字很尖锐、很透彻。当时我们几个都感到苏联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国家、离中国共产党很远,记得5月25日那天下午,汪东兴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
  毛泽东此时抽上第五根烟,缓缓地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毛泽东说,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在座的几人频频点头。
  毛泽东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肩膀,又坐下。问: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艰苦奋斗。
  毛泽东笑了,慈爱又无奈地笑了。王卓超说,毛泽东那笑容就像老师听到学生回答,感到文不切题。他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一点,还差两点,叫从制度方面想。汪东兴一拍前额,说:“支部建在连上。”
  毛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士兵委员会的名称并不是井冈山的首创,在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中就存在,但那些部队仅仅从经济上保护士兵的利益。三湾改编推行的士兵委员会,与其他部队与以往的士兵委员会有根本区别,就是在部队基层以士兵委员会的方式实行了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
  宋任穷、张令彬等老红军在井冈山回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士兵委员会在打遂川以前就成立了。它是由选举产生的。首先在党内酝酿(当时党员还是秘密的),然后在全体军人大会上选举产生。士兵委员会不设什么机关,也没有专职人员,只是遇事在一起开会研究。它的工作,一个是政治民主;一个是经济民主,管理伙食,管理经济。那时来自旧军队的军官很多,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还是存在的,有的相当严重。士兵委员会就同他们那种旧习气作斗争。把伙食办好,按时结账分伙食尾子。营、团士兵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放在连里,这是基础。连党代表的职责,一个是党的工作,一个是抓士兵委员会。
  那时,没有当过战士的人没有资格参加士兵委员会,更不能当士兵委员会主任。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裁定权,很有权威。红军教导队队长吕赤是陈伯钧失手打死的。陈伯钧很年轻,20岁左右,是个黄埔生。他搞到一支坏了的小手枪,七弄八弄,把枪修好了。张令彬和吕赤等三个人从外面回来,陈伯钧高兴地跑出来汇报:“队长,队长,我把枪修好了。”“砰”的一声,枪走火把队长打死了。当时不少同志要求枪毙陈伯钧,毛泽东同志说,不要吧,是走火打死的,已经打死了一个,还要枪毙一个,那不是少了两个吗?士兵委员会一讨论,同意了,说是不枪毙,手板还是要打,结果打了50手板。这件事发生在1928年3月炎陵县中村。
  1956年10月17日,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组织的座谈会上讲话,回忆了红军初创时期井冈山的历史。他说,当时旧军队的作风,随便打人骂人,随便处罚人,官兵对立,老兵欺负新兵等现象严重存在。军官们虽然受过大革命的洗礼,但他们管理军队的方法和作风仍然是旧的。在向这种军阀主义斗争中提出,要建立士兵委员会,打人骂人要经过士兵委员会来解决。民主就从这里开始了。战士在一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排长、连长,士兵的情绪很高。当然这样做也带来一些副作用,就是极端民主化。但只要讲清道理,克服这个问题也容易。发扬民主后,官兵关系真是密切,部队真是拖不垮打不烂的。有一次主席带着我们一个营,经过桂东,遭土匪伏击,把部队给搞散了。拂晓时,自动全部集合起来,检查一下,只少了一个担架兵。后来我们回井冈山时才知道,那个担架兵早回山了。
  井冈山时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推行,铸造了全军上下的主人翁精神,譬如谁违犯纪律,士兵委员会就提出加以纠正,对干部和士兵都一样。井冈山的路是比较狭窄的,有时营长骑的马在路上吃两旁稻子,战士就在背后提醒:“马又吃稻子了。”营长马上回拉紧缰绳。在井冈山,形成了群众管理,而不是行政管理。连长可以管战士,战士也可管连长。士兵委员会有个经济委员会,专门负责经济管理,杜绝了贪污。当时有句口头语,叫做“吃油饼”,意思是贪污了几个钱去买个油饼吃。有了经济民主,吃油饼的现象没有了。在那种特别艰难的情况下,这种优良的革命传统、民主作风,构筑了井冈山艰苦奋斗、官兵一致的精神品质和红色政权的政治基础。
  1965年5月25日下午,在井冈山宾馆115房,毛泽东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老人家重新讲到《井冈山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说全国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
  刘俊秀当时用请教的语气说:现在工厂不是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毛主席说: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
  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2001年9月2日孙亚衡口述)
  那天,毛主席说: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成为新型的军队,就是在改造旧中国的同时,也改造我们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井冈山上袁文才、王佐,不是被改造了过来,为井冈山根据地做了贡献。红军中的不少干部原来是旧军官,一个月拿不少大洋,后来不是心甘情愿和士兵一样嘛?关键还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官兵一致。
  为什么古田会议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又迷糊了。军队里也有派嘛!军队里有要闹事的,历史上也经常有闹事的。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闹就闹吧。闹一下不要紧,闹一下就不闹了吧。闹乱子最大的是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大大小小的事没有断过,井冈山闹过,闽西闹过,赣东北闹过,中央苏区也闹过。他要闹,你有什么办法。
  闹来闹去,问题的本质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当然,参与闹事的大多数人都不明真相,都是可以改变过来的。
  解放后,我们的末代皇帝溥仪不是改变过来了,他还到井冈山来过嘛!
  毛泽东说到这里笑了,在座的都跟着笑了。紧张的气氛随着笑声一驱而散。
  毛泽东笑着说,今天的井冈山比三十八年前是大不一样了。上山有汽车,有楼房,吃饭是四菜一汤,穿的是整齐干净的衣服,和过去是大不一样了。以后,井冈山和我们整个国家一样,前程是好的、光明的。现在日子好过了,井冈山艰苦奋斗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这个精神不是简单的几个灯芯。(1927年上山不久,毛泽东同志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关于用油的规定,各连及机关办公时,可以用三根灯芯,不办公时,连部只留一个灯芯,供带班、查哨用,大家都严格遵守。)
  说了那么长时间的话,毛泽东毫无倦意。老人家又拿起一支烟。汪东兴站了起来,小心翼翼地说:“主席,护士长特别交代,烟不能多抽。”毛泽东只好放下烟,喝了一口浓茶。
  毛泽东继续说,早几年他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即将取消军衔制就是一个努力。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要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
  (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毛泽东讲井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艰苦奋斗、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令人耳目一新,细细寻思又豁然开朗。
  毛泽东的话题再次转到干部特权和干部子女教育问题。说现在干部的特权对我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从小读的是“干部子女小学”、“干部子女中学”。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容易入团入党。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可以看内部电影;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有些现象令人担心,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能丢了,不能从我们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丢了。
  5月25日下午,王卓超记得毛泽东的情绪激动后有几分忧虑。
  那是王卓超一生亲聆毛泽东谈话,相互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约两个多小时。
  在毛泽东在井冈山宾馆115房间大谈必须发扬井冈山革命精神的同一天,5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取消解放军军衔制度”副题为“促进人民解放军更加革命化的重大措施”的文章。其内容提要:“国务院对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做出决定,国务院决定中指出,这一决定是为了充分体现我军是伟大的党、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伟大军队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做到三军一样,官兵一样。”
  同时,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刘少奇5月22日签发的“取消解放军军衔制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刊登了5月25日《解放军报》社论:《促进我军更加革命化的重大措施》,阐明取消军衔制度的深远意义,“更好地贯彻毛泽东主席的建军原则,进一步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特别提到“军衔制度取消后,解放军一律佩带全红五角星帽徽,象征着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一律佩带全红领章,象征着我军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取消军衔的决定反映了解放军广大干部和战士的愿望和要求,全体指战员表示热烈拥护。”
  与毛泽东同年出生的宋庆龄,1965年5月25日同一天,在上海给老友王安娜写了一封信,开头是这么一段:“寄上一本溥仪的自传。待该书第二卷出版时,我会记着再给你寄去。书写得不坏,从心理观点来看,非常有趣。人是可以改造的,你没想到吧!”
  人是可以改造的,世界是可以改造的,同一时刻的毛泽东也在思考这一点,他由点及面,想得更多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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