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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炳南自传:惊回首_第一部_沧桑记事

楼层直达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10楼 发表于: 2017-11-25
小康人家过日子

    在我们老家潍坊的土话中,“过日子”有两种含义,“日子过得怎么样?”这是指的是日常生活水平;“这家人真会过日子!”这里说的可是生活勤俭节省的意思了。
小康这个词,早年我就听我祖父文诌诌地说过。我琢磨那意思大概是指日子比一般人家过得好,在当地人的心目中,就是那种囤里有余粮,腰里有零钱,吃喝不犯愁的人家。
这样的人家在坊子街上是有一些的,可在我们那个小刘家庄里只有一户,那就是村长家。他家虽然也姓刘,算起来我该叫他爷爷,但不是一支,他家又住在村子最东头的小河边,和我们一直没有什么来往。似乎他们和别的家也很少打交道,富不与穷交嘛,免得吃亏。
我不知道那位当村长的爷爷的名字,只知道他有个很难听的外号,他是长辈,我可不能乱说。土改时他家没有挨过斗,也没分他的地,所以肯定不是地主、富农。至于他家那时定的是什么成份,我当时年纪小说不准,大概是上中农吧。
他的两个儿子很能干,老大种着自己的地,打的粮食足够吃的;老二还赶着自家的马车(还是胶皮轱轳的)给人家拉脚;在全庄,他们家的生活是最好的。不过他家的“过日子”也是全庄出了名的,那些真真假假的传说,是小刘家庄里最经典的故事,以致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记着不少。
他们家里是婆婆当家,别人都说我那个奶奶是把滴水不漏的皮笊篱。还有人说她是“铁公鸡,铜仙鹤,玻璃毫子琉璃猫——一毛不拔。”
她的口头禅是“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谷糠在她家里能榨出油,铜钱在她手里能攥出水。吃的粮食她从不准碾得太净,说那不垫饥。平常吃饭的就菜就是自己缸里腌的咸菜,辣疙瘩为主,白菜帮子萝卜腚什么的都有。每年腌的那一罐子香椿,是家里人人惦记的佳肴,“去吃一枝子香春!”是她对有了“贡献”的人的奖赏。夏天吃蒜都得捣了吃,还得多加点水,不能一筷子夹起好多来。有时单独弄出一小碟来放点虾皮,那是给出去干活的男人吃的。村里对此有个顺口溜:“刘三、刘三,虲皮子拌蒜。”不知是羡慕还是挖苦。
他们家的男人们,吃开水泡煎饼的时候有个特权,除了放几个盐粒还可以加点香油,不过不能倒,只能用筷子从油瓶子里往外沾。过年时打的一两香油,到八月十五看看不但没少,反而更多了,瓶底下全是顺着筷子滴进去的水。年三十夜里那水饺馅, 都是老太太亲自用小酒盅量着加豆油。包的时候她还要监督,不停地说着“少放点馅、少放点馅”。
她们家虽说是村里的富户,可也轻易不炒菜吃,老太太常说:“锅子不响不吃饭,哪像过日子的样!”两个媳妇更是让她支使得六神不安,推磨、压碾,办了生的办熟的;织布、纺线,做了新的补旧的。那时,老百姓自己织的布有铜钱那样厚,做成的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最后还把破布打成“褙子”做鞋。不用说,一家老小的鞋袜,也都是妯娌俩一针一线地做成的。另外院里有鸡,圈里有猪,天天都是睁开眼就干,一直忙到深更半夜。就这,老婆婆还瞪着那大眼,右手不停地指划着,唾沫星子满处飞地对外人说,儿媳妇吃的多,吃起饭来没有饱,好家主也能让她们吃穷了,所以吃水饺的时候儿媳妇只准用煎饼卷着吃。
我那位当村长的爷爷,在这方面也是毫不逊色的。人家说他只让狗出去找食,不让狗出去拉屎。一天看不见那狗拉的屎他都要出去找回来。他吃饭的时候,煎饼里卷棵小葱,咬一口煎饼要把葱往下拽一拽,就着一棵小葱就能吃一顿饭。不过他也有“不过日子”的时候。
有一天老二说他给拉车的骡子少加了料,父子俩吵了嘴,老头生气了:“我整天省吃俭用过日子都是为了谁?今天我不过了……”到老伴那里要了钱,说是要到集上去,什么好吃吃什么。他这赌气一走,一家人着了慌。老太太撵两个儿子快去看看,可别让他在集上胡花钱。
两个儿子到了集上,大馆子小饭铺找了一遍都没见人。正在着急,忽然看见他爹坐在集头的墙跟前,两手抱着一个大水萝卜正在啃。老头子气还没消,瞅着两个儿子来了,举了举手里的萝卜说:“你们来看什么?我吃完了这个再去买一个……”就是这么一个过日子法,国民党走了八路军来,直到改革开放,也没过出个什么名堂来。
我2002年回潍坊,特意去小刘家庄转了转,已经见不到我认识的人了,走到哪里狗都咬。我想,我那位村长爷爷该是早已过世了,两位叔叔如果还活着也都是耄耋老人。村东头小河边,我记忆中他们家的老屋不见了,代之以一片漂亮的大瓦房。大门楼都镶贴着琉璃砖,黑漆的大门上贴着一幅幅醒目的对联。其中有一幅是:“发家靠政策,致富须勤俭。”看来我那村长爷爷的后代是真正过上小康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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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税与共产党的会

当年坊子的老百姓有句口头语:“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这话形象而真实。
对于国民党有些什么税,我那时还小说不周全,听大人们说,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而且随心所欲。大类有税、费、捐三种。种地要纳粮,住房有房捐,做买卖有营业税、所得税、商会捐。发票上要贴一种像今天的邮票一样的“印花”,有时那印花比发票还大,是“发票贴在印花上”。这些,大概是属于上边规定的。
除了这些有固定名目的,那下边随时出的花样就更多。还有今日要“出工”、明天要“派夫”去修碉堡、挖战壕、运物资,没有人就得出钱。也就是嘛,镇里、保里养了那么多人,不征税他们吃什么。再就是天天来了、走了的那么多“国军”也向他们要这要那,到头来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那时候,我经常看到那些穿制服的、穿便衣的,三三两两拿着个纸夹子,挨家挨户地串。有时来硬的,“只要你炉灶里没结蜘蛛网,就得纳税!”“再不老实交,把你抓到局子里!”有时来软的,死皮赖脸,非把那钱缠磨出来不可。经常把人们逼得走投无路。就我们那个小修车铺也常有人来光顾。那些又蛮横又猥琐的税狗子,老百姓没有不讨厌的。他们那副凶恶丑陋的嘴脸,我至今记忆犹新。国民党的税多,名不虚传的。
在我稍谙人事的时候,就常听大人们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各人只顾个人”。说是日本鬼子才进中国的时候,在大部分地方是如入无人之境。一两个鬼子,可以把一村人追得四散逃命。在我的记忆中,日本人占领坊子时期,中国人除了赶集,没有一次集会活动。
在中华民国那几年,除了那次到坊子东边去欢迎“国军”,也没有什么群众活动。那次欢迎“国军”的乱劲,和赶集也差不到哪里去。中国人实在太没有组织性了。可是八路军一来一下大变了样,开会成了家常便饭。
说到共产党的会多,我可是印象太深了。共产党的官和国民党的官,在群众眼里的区别十分明显:后者,不要什么是不找老百姓的,老百姓也怕见他们;前者,则是千方百计地向老百姓身边靠。开始是在小学里招引小孩子学歌;接下来是组织小伙子、大姑娘去识字、扭秧歌;很快街道有了委员会,组织市民开会听报告。
大人们白天都有事,每到吃了晚饭就开始集合了。几乎是家家闭门锁户,就连小脚老太太也拿了小板凳、马扎子,排着队到三马路东边记得后来叫文化馆的那个大院子里去集中,就像要去看戏那样热心。
那时的干部口才也真好,站在那里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哪要什么讲稿。说的都是老百姓的话,讲的都是大伙爱听的事。语言是那样的通俗、风趣,大伙都像听大鼓那样入迷,有些人回家来还要兴致勃勃地重复干部们说的话。五六十年过去了,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干部讲今后的幸福生活,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家家都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牛奶面包、皮鞋洋袜……还说潍坊市里就要修“油漆马路”,那马路的光滑就不用说了,苍蝇落上都能劈了大胯。满会场的人笑得前仰后合。
那时,大伙对开会一点不感到是一种负担,反而觉得是一种乐趣。不过有时大干部做报告时,那警卫员是坐在台角上的,还把那匣子枪放在两条腿中间。从1948年阴历3月坊子解放,到8月15解放济南,不到半年时间,坊子已经能井井有条地在南坡地里召开上万人的庆祝大会。各工厂、街道、村庄的人都列队入场。为了应付国民党飞机的空袭,还事先部署了疏散隐蔽的路线和区域。通常会后还要组织游行,队伍中有各种各样的文艺表演,秧歌、腰鼓、龙灯、旱船,吹、拉、弹、唱,连小脚老太太也化装上场,群众的组织性之好,拿到今天也会令人称奇。当然,除了大会之外还有小会。各单位、各部门、各组织都在开着各种内容的会。
就是通过这些大大小小的会,农村进行了土改、搞互助组、办合作化;工厂搞了民主改革。后来,又在大会小会中进行了“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爱国卫生运动、镇压反革命、粮食统购统销、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社会一步一步地发生了深刻变化,小镇子不但表面上干干净净,社会秩序也安安静静。延续了多少年的妓女绝迹了,赌博抽大烟的不见了,就连小偷小摸也没有了。甚至连邻里不和、子女不孝的事都经常用开会来解决。
开会是要耽误一些时间,可是通过开会政府和群众融为了一体,上下和谐,群众心平气和安居乐业,个个干劲十足。
开会,可以说是共产党工作方法中的经典。可我觉得,如今的许多会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味了,干部都知识化了,反而离了稿子不行了。那内容,更是和群众的心思很难挂上钩,尽管讲的人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可是听的人常常是无精打采,沉沉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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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母
  
现在该说说我的祖母了。她是解放后的第二年,1949年的秋天去世的。
我不记得她的名字。问我的姑母——现在她是我家父辈中惟一在世的人了。姑母告诉我,从没听说过她的名字,只知道,她的娘家是现在的山东省潍坊市坊子镇西边的埠头村,姓宋。过去的户口本和良民证上,都是写的“刘宋氏”。不只是我的祖母,那时很多女人,别人都不知道她们的名字。只知道她们是婆家姓什么、娘家姓什么的一个女人。
我想她不会没有名字的,没有大号也会有小名。不过,那时一般的女人出嫁后,就再也没有用到自己名字的机会了,所以就连女儿也不知她叫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她生存了62年。她走了,连个名字也没有留下,更没留下照片。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个中等身材,比较干瘦的小脚老妇人,颧骨高高的,面皮有点黑,脸上总带着憨厚的笑容。她不识字,晚年还用烟袋吸旱烟。
我修自行车的时候,她的烟袋一不通气了就让我用气管子给她通。每次通完了她都是拿过去试一试,说一句:“嗨!这次可通气了。”而且每次都把那个“可”字拉很长的音,表示对他孙子的满意。几十年了,她那时的音容笑貌,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她留下的那个小小的坟墓,在1958年大跃进深翻土地的时候被挖掉了,听说,挖出的砖头作为“老社员投资”,盖进了生产队的饲养棚。当时没有亲人在老家,连遗骨也不知弄到哪里去了。我的祖母留在这个世界上的,除了后人身上的基因,就是我们头脑中的记忆了。记忆是不会多长久的,我得赶紧把它写下来。
祖母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那是因为我从小就跟着她,后来又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听母亲说,我断了奶之后,祖母就把我从农村老家刘家庄,接到了坊子镇由她来抚养。那时祖父在坊子当中医大夫。母亲有时去看我,我还钻到桌子底下躲藏起来,怕母亲把我带走。
祖母对我是特别的疼爱。听说,有一次家里吃肉,祖母总想让我多吃一些,祖父不准,她平生第一次和威严的丈夫顶嘴了。她说老东西疼孩子吃,抱起我来要回老家。已经走出了大门,听到丈夫的一声大喝,又乖乖地回来了。可是晚上还是偷着给我吃了很多,不但把我的肚子吃坏了,吃了好多的药才好,我还从那以后再不吃肉了。不单是不吃肉,不知怎的,就连海鲜也见了就反胃。后来每说起这事,她就憨憨地苦笑。不过,不馋肉对穷孩子来说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可是,五十年代末开始的那三年经济困难,把我这病给基本治好了,只是吃了海鲜还是过敏。不吃肥肉也没影响我现在得脂肪肝。
祖母对我关爱有加,只是生气我尿床。她常对人说:“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拉尿不觉,半夜里一泡尿能把我漂起来。”说来也怪,那时候的孩子夜里尿床的可多啦,有的上中学了还尿床。我就记得读初中时,夏天里,上铺的学生尿床漏下来,下铺的学生还做梦下雨呢。其中我也尿过一学期,这是实话实说。
祖父是一家之主,说一不二。他信仰很虔诚,治家很严,孔孟之道和耶稣基督的教导,他都认真履行,一家人都很怕他。有他在,祖母虽然一切要服从丈夫的,可家庭中的事也不用她多操心,所以她总是乐呵呵的。不是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吗,那时候,我们家那本经主要是祖父念。
说起念经,有一种经她是必须念的,那就是天主教的经文。她随我祖父信奉了天主教,是个热心的教友。不单是每个礼拜天早上要去教堂做“弥撒”,下午去“降福”,每天早、中、晚、吃饭前都要念经。她不识字,可那些文言的经文她却背得很熟:“万福玛利亚,满被圣宠者,主与尔偕焉。女中尔为赞美……”
总之,祖父在的时候,她的日子是平静的,她也很知足。我只记得有一次她生了大气,那是有一天,她要回位于坊子西北角的老家刘家庄,想走近路,在北大营附近,被日本兵打了两个耳光。回来气得脖子后边长了“对口疮”,很常时间才治好。耳朵也从那以后不大好用了。
祖父先她四年得急病去世了。家庭的重担,可就突然落在这个从没当过家的小脚老妈妈身上了。当时我们老家那个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只有两家住在镇上,另一家是我六爷爷家,他家靠卖煎饼谋生。我祖父当大夫,父亲在电灯房上班,家里还有几亩地,都认为我们家是很有钱的。村里的长辈说,祖父的丧事一定要办得像样,一不辱没他闯荡了这一生;二来也给村里争点光彩。算计着要修什么样的坟,发丧时要请两班吹鼓手、两套执事,还要如何停灵,怎样设祭……而且几乎全村的人都到我家来吃饭了。
主事的人要家里拿钱,没现钱就先借债日后再还,至于要卖地卖房子他们就不管了。按老规矩,这时孝子要把孝帽子两边垂下的棉花球往耳朵眼里一塞,一心举哀任人摆布。再说,我父亲也从不过问家里这一类的事。姑母和母亲,这时更是没了主意,只知道哭了。
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就在这时,我的祖母拍着丈夫的棺材大哭一场之后,就再不哭老头子了。而是见了主事的就磕头,一把鼻涕一把泪,要他们手下留情,给孩子们留下碗黏粥喝。
一个丈夫灵柩在旁的老妇人的哀诉,不能不使主事们心软。后来他们决定一切减半,只在家停了四天灵就发了丧。不过,听说我祖父的棺材还是比较好的,是柏木的。发丧时,我看到过他那修在地下的墓穴,是用砖发了碹的,正面还修了一个小门脸。两边刻的什么字,我记不清了。正好他去世的那天日本鬼子投降,市面上物价大降,家家商店比着大甩卖。那原本一角钱一条的五洲牌肥皂,一下降到一元钱一箱(一箱60条)。所以他的丧事花钱比预想的少得多。可接着那物价又飞涨上去,再也没下来。人家都说,我祖父修得好,祖母很有福。
了解一点我家内情的人都在背后说,老头子一死,这个家可就完了。他们都知道,我父亲不正干,很少过问家里的事,三日两头去塘子胡同,后来干脆弄了个女人在外边同居。姑母年纪尚小,没有了大夫的小药铺,还会有多少生意?有几亩地,没有能下地干活的会有多少收成?好多人都等着看我们家的笑话了。这时,我祖母也知道,丈夫死在自己前头意味着什么。可是她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出门挺着腰杆,见人就说:“老头子死了可没有人再管着我了,闺女、儿、媳妇都孝顺,那红糖罐、白糖罐都放在我脸前了……”其实,她回到家里吃的是高梁煎饼就咸菜。没人处,我常见她扯起大襟来擦眼泪。
我祖父没有想到自己的寿命会那样短。听说他感到自己不行了的时候,把祖母叫到跟前,再三嘱咐了两件事。一是他死后儿子她是管不了的,可千万不能让我们母子掉在地上;二是一定要盖起那三间南屋来,砖和木头他都买下了,屋顶没钱买瓦就用麦秸。
祖父死后没过多久,祖母就继承丈夫的遗志,张罗着盖屋了。
那正是日本人投了降,国军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她从哪里弄来的钱,更没想到她有那麽大的本事。父亲对这事漠不关心、从不过问,姑姑还要守着那小药铺,母亲也只能在院子里帮着拾掇一下。里里外外都是我祖母跑,白天黑夜地忙。不长时间,居然把三间南屋盖起来了。屋顶的上一半是麦秸,下边三排是用的瓦,叫“凤凰檐”。是西岭上瘸子把头包的工,听姑母说,花了法币1500元。这时外边的人都说这老妈妈不简单,真看不出来她还有这能耐。幸亏她抢起了这三间南屋,那开药铺的老北屋,在她去世第二年夏天,在一场连阴雨中坍塌了,我们母子总算还有了个栖身之所。
看来教育不是万能的,管教也不是在所有的人身上都起作用。我的祖父尊崇孔孟之道,严守天主教规,在做中医之前还教过书。为人刚直正派,对后代管教极严。他常说,一等孩子用眼教;二等孩子用嘴教;三等孩子用棍教……我是力争当一等孩子的,可是他的儿子属哪一等呢?可能很让他羞愧。儿子在外边寻花问柳的事他早就知道,据说挨过打也罚过跪,都是在夜里我睡下之后,可他就是不改。把老头子气得找我母亲商量,要砸断他的腿。说断了腿也还能挣口饭吃,这样下去日后要成个大祸害。可是丈夫再不好,妻子也不忍心让他断了腿啊。祖父长叹一声:“你们娘儿们日后要受罪了,那时可别埋怨我。”
知子莫如父。祖父死后不久,父亲真成了脱缰的野马,越来越不像样了。白天不见人,有时深更半夜才回来。有一天我睡得死,门开晚了,他一进门就用手电筒打得我头破血流。我祖母气得两手发抖,急忙烧了草灰给我止血。打老婆更是家常便饭,只要他不高兴,先砸东西后打人。就像见到了不共戴天的仇敌,抓到什么用什么打,有一次竟用他摔坏了的板凳腿。母亲挨打,不论多么厉害从不哭喊,她是怕婆婆听到了生气,万一气出个三长两短,她可指望谁?我在外边只听见她喘着粗气,低声地说:“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第二天母亲只是抱了我抽泣,见了婆婆什么也不说,该干什么还去干什么。
可是,这又怎能瞒得过祖母呢。每次她都气得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一次竟气得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母亲急忙喊来邻居,拳腿弯胳膊,好一阵子才醒过来。她睁开眼看了看周围的人,喃喃地说:“没有事了,没有事了,我怎么忽然得了这个病……”自己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像个没事人。见外人都走了以后,她一边用大襟擦着泪一边对母亲说:“我不知道哪一辈子伤了天理,养了这么个野畜。你好生照看孩子,早晚有树叶落到树底下的时候。”这句话,后来成了她的口头禅,每当母亲受欺负,她都忿忿地对着母亲说一遍,而后坐到一旁,一袋又一袋地抽烟。母亲也总是拿一些明知不可能的话劝慰她,婆媳俩相依为命。
头一次祖母气得两天不吃饭的时候,父亲还是请来两位长辈,帮着向祖母说情,这大概还是由于祖父的余威;后来对于这一些就不理不睬了。他已经成为家里的外人,只有婆媳们相濡以沫,她们也都把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身上了。祖母按时到教堂去,在家也常念经,求仁慈的天主耶稣、圣母玛利亚保佑我们娘儿们。
我们的家境已是一年不如一年。少人问津的药铺关了门。父亲给家里的钱很少,倒是祖父留下的一些自己心爱的东西,不久就都让他倒腾光了。还剩下许多书谁也不管,堆在圈里当了擦腚纸。地里的活,裹了小脚的母亲干不了多少,雇人耕种收成都很差,给中央军完了粮,就所剩无几了。我学徒修自行车,也挣不了几个钱。不过总算还能吃上饭。
有一天中午,父亲忽然来了家要吃饭。看到桌上的饭他嫌孬,要我出去到对门的火烧铺买两个油瓤子烧饼,还要到酱园买一块酱腌萵苣。我买回来后,他左手抓着那两个烧饼,右手拿着那块酱菜,守着瘦弱的老母和馋得咽唾沫的孩子,头不抬、眼不睁,一口气就吃完了。他舐了舐沾到手指头上的酱,喝了口水就走了。祖母气得对我说:“好好学手艺,长大了多挣钱,以后咱天天吃火烧。”
我记得晚年的祖母,最快活的事有两件,一是看我给顾客修车子;二是和我弟弟拔骨碌。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开的修车铺,是很少有人光顾的,偶尔来个修车子的,我都是麻利地给人家拾掇,这时祖母就拿个马扎子坐在一边看。叭哒、叭哒地抽着旱烟,脸上是那么样的兴奋、得意。每当我把挣的几个钱给她的时候,她都对我说:“快给你娘,你娘从哪里来个钱?”
这时我弟弟三岁多了,特别好斗,整天找奶奶拔骨碌。我祖母也是来者不拒,弓着腰,挪动着两只小脚:“你来,你来,我还怕你吗,咱俩看看谁厉害。”于是祖孙俩就撑起架子来。这时弟弟像头凶猛的小野兽,使出全身的力气,志在必胜。祖母则知道不败是不行的。一下被弟弟推个仰面朝天,她就孩子般地哈哈大笑起来:“真是个小老虎,我输了,我输了。”弟弟倒是得胜之后就不再欺负人,一边拉起奶奶一边说:“我说你不行吧?你打不过我。”母亲怕伤着婆婆,就训斥弟弟,她总是说:“没事、没事,再来、再来……”这是她最开心的时候。
到了晚年,在她身上起了两个最大的变化:一是拼命干活,二是不吃好东西。其实那时能有什么好东西可吃,无非是过寒食一人分个鸡蛋,八月十五孬好的称上斤月饼。每到这时她就说什么她从小不喜欢吃鸡蛋,吃了甜东西牙痛等等,反正她那一份一定要给我弟弟。自己撕个红高粱煎饼,用开水一泡,就着咸菜吃得那样香。她说老了牙口不好,这么吃最得劲。不知怎的,她这一套,后来被我母亲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还成了我们家的传统。祖母去世后,在我们接下来的那段艰难日子里,母亲也是如此这般。
祖母拼命干活的形象,就像一幅板画,永远都清晰地刻在我的脑子里。
她那架老旧的纺车,总是放在她睡觉的土坑的窗前,嗡嗡的纺线声,不断地从她屋里传出,从清晨到傍黑。那院子她一天要扫好多遍,把扫起的灰土倒到圈里,说是多攒点粪下地庄稼长得好,我想,那些土会有什么劲呢。有一天下午,母亲泡了粮食准备第二天早上推磨摊煎饼。谁知早上起来一看,泡的粮食已变成煎饼糊子了,不知祖母夜里什么时候推的磨,那可是要推很长时间的。母亲埋怨她,她却说我老了,夜里睡不着,还不如起来活动活动。尤其到了冬天,常常是到我起床的时候,她已背着一大花篓柴草回来了。背上的花篓比她的身子还大,她吃力地弓着腰,那头几乎要触到地上。她是什么时候出去的我不知道,我只听说,由于拾柴禾的人多,“国军”又不准出城,用一般的小筢子已经搂不到什么草了。她弄了一个很宽的拖筢,用绳子拉着满树行子里去搂。我一想到,一个小脚老妈妈,肩上背着一根绳子,吃力地拉着那个大拖筢,黑夜里在北风呼叫的树林子里,艰难地走着的样子,我的心就像灌了铅。我家院里的草垛越来越高,后来成了黄鼠狼子的窝。
1949年的深秋,她又生了一次气,说头痛,躺倒了。这次可是真的吃不进饭了,我给她买了两个苹果、两个橘子。我不记得她以前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东西,可是她只是艰难地拿起来看了看就放下了。第二天,她两手扯着被头不停地吹,第三天就咽气了。
不少人都说她是被父亲气死的。我不愿意给已经去世的人按罪名了,可是当祖母死后,棺材还放在当门,父亲办的第一件事就是领了在外边的女人来家。我记得那女人穿着时髦的阴丹士林褂子,头上顶着一块白布,在我祖母的棺材前唱歌似的哭了一会;我的父亲高兴得像叫花子拾着了金元宝;我母亲则欲哭无泪,我们娘儿们掉进了更深的苦海……
祖母去了,用的是一个薄薄的棺材。那地下的墓穴也只是用砖垒了一个仅仅能放下棺材的池子而已,倒是和她丈夫靠在一起了。如果真是地下有灵,不知她要给丈夫说些什么。我想,肯定是要诉苦的。
天亮了,她也去世了。可怜的祖母,临死前什么也没对我们说。你是无话可说吧?今天,你年已古稀的孙子,为你写下这样一篇纪念文章。我最后要告诉你的是,人间变了,那树叶也早已经落到树底下了。不过,我母亲却以最大的宽容,对待那片落在了她身边的叶子。
如今,你的孙子过上了好生活。我还时常记起你说的最好吃的东西是:吃馍馍就咸鱼、吃火烧就咸鸡蛋、吃饼卷猪头肉。我有钱买了,可如今我给你送到哪里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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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怜的母亲

解放以后,一般贫苦人家的日子都在一天天好起来,我们家的生活却几乎陷入绝境。
我的父亲,因反革命罪被判刑入狱七年,记得那罪名中有一条是“收听敌台,散布谣言”。这对于母亲来说,虽然没人打她了,可也断了生计。一个身材既不高,体格也不壮,没有文化的农家小脚妇女,带着四个孩子,靠着她的两只手,竟然都活了下来,还都读了中学长大成人。谁也没想到,我后来还当了十几年的大学校长。当然,社会的救助和党的培养是主要的,可是,没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也绝不会有我们的今天。
母亲对自己的遭遇,既不怨天也不尤人。她说她认命了。
在我的头脑里,母亲有三个难忘的形象:整天迈着小脚不停地忙碌,似乎不知道累;有时神情严肃地呆坐在那里,像一尊让人生畏的塑像;有时逗着孙子开心地笑着,像一个忘情的老者。
开始的日子,我们是在生死线上挣扎。记得那时候冬天可真冷。夜里的风雪常常掩了半截门,早上推不动门扇。那房檐上垂下的冰凌都要到窗口了。因为没有钱,即使三九严冬,家里也只在外间屋里生一个母亲自己用砖头垒的小炉子,一边用来做饭,让炉烟从里屋的土炕里穿过,算是取暖。白天还好一些,到了夜间,屋里水瓮中的水都要结冰。记得有一年结的冰特别厚,都把瓮给撑破了。
那时节,我们怕睡觉又怕起床。
从秋天开始盖起的那两床破棉被,那用厚厚的老棉布做的满是补丁的被里子,已经变得油光锃亮。脱光屁股钻进去,就像进了一个铁皮筒子,凉得让人受不了。母亲想了个办法,事先在炉子台上把一块砖头烧热了,到时用破布包一下放到被窝里。于是一股又酸又臭的气味,就充满了那黑洞洞的小屋。那味道不好闻,可给我们的是一种安慰,被窝里不再那么凉了。接下来的是,我们兄妹四人都把脚往那块砖那里伸,还要用脚进行着你争我夺,有时还要吵吵嚷嚷。后来,我到淮南煤炭工业学校读中专,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杜甫的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当老师讲到“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的含意时,我心想,我的体会可就比你深多了。
我们睡下后,母亲常常要给我们捉虱子。那时节,能够做到热天有单衣,冷天有棉衣就很难为母亲了,我们小时候,别说都没有穿过什么衬衣,就连裤头也没见过,更没有洗过澡。在一个冬天都不换的棉裤袄里,虱子们要生儿育女、繁延后代是理所当然的事。母亲在油灯下,在一件件小棉衣缝里仔细搜索,每找到一个虱子,就用两个大拇指的指甲一挤,就会发出轻轻的叭的一声响。就在这温馨而快慰的声音中,一个个孩子都睡着了。可她还不能睡,要对着暗淡的油灯纳鞋底,冬天里,孩子是不能赤着脚的。电灯早就因为交不起电费被拆掉了。有时我被什么声响惊醒时,还蒙眬看到她在油灯旁忙碌的身影,天不知是什么时候了。我们就像一窝寒虫,在严冬里苦熬着,只在母亲那里得到一点温暖。
她每天早上什么时间起床我们是不知道的。她早起来先要投开昨晚封着的炉子,让它旺上来好为我们做饭。如果炉子灭了她还要重生。那时,我们烧的是用一半煤粉一半黄土拌和成的炭泥,很不好着。每生一次炉子,都要弄得满屋是烟,呛得母亲两眼泪流。她都是做好了早饭才喊我们起床的。这时一个个孩子都不愿意穿衣服,因为赤身穿了许久的棉衣,和昨晚那棉被筒的滋味是差不多的,哪有睡了一夜的被窝暖和。这时母亲就拿着我们的衣服,一件一件到炉子上烤热了再给我们穿。我是老大,十一二岁了,起了床要帮母亲干点活。弟妹们穿上棉衣后还是挤在炕上不下来,天太冷了。
一揭开锅盖,小屋里就热气腾腾了。地瓜、高梁煎饼、菜团子馏得软软的,还有一大锅高梁黏粥,炕桌上有白菜帮子淹的咸菜。于是,一个个狼吞虎咽,谁也怕吃少了。弟弟在喝粥时,喝着母亲放进粥里的黄豆都要吐出来留在手中,等着上午慢慢地一个个放在嘴里,细细地咀嚼品味那难得的美食。
肚子里有了食,身上就热乎了。母亲要赶着到街道上去,找街道委员会给安排活干,好挣几个钱,那里是她的靠山。我要到学校去。弟妹们小还没上学,就各自星散去找地方玩了。门是不需要锁的,有什么怕偷的东西呢?直到母亲做好了午饭,饥肠噜嚕的一帮孩子就又跑回家来了。就这样,一个个孩子在一天天长大。
在三年自然灾害的那段日子,粮食定量吃不了半饱,自由市场上的粮价不是一般人敢问的。我当时在湖南的煤矿上,尽管把一半的工资寄给家里,可又能起什么作用?政府的救济,只是在冬天不能让孩子穿不上棉衣,上学不要学费。母亲带了三个还在上学的弟妹吃什么?至今想起来我的眼圈就红。
母亲不管苦累,是活就干,可是,一个小脚女人再有天大的能耐也无法养活一群孩子。三个弟妹只好放了学就和众多的孩子一起去拾炭。说是拾,实际上就是到煤矿的火车上去偷、去抢。有个孩子因此被火车轧死了。
当时,一百斤炭可以从南乡缺烧柴的地方换二三斤地瓜干。这时,弟妹们常从家里偷地瓜干到学校里吃,尤其是到了冬天,放在教室的炉子台上一烤,简直就是高级点心。有时还用炭换些辣圪瘩,母亲切成丝拌点面子一蒸,在那时这就算是好饭食了。最好的时节是麦收,一家人出动去“拾麦子”。为了能多弄点麦粒,母亲缝一条细长的布袋子扎在腰里。孩子们拾到的麦穗,她接着搓搓装进袋子里。虽然带着不少麦壳,可这是细粮。当然这是不敢见人的,只能夜里偷着煮煮吃麦粒,这可是细粮,是她们难得的生活改善。
母亲就是这样,带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的,而且都完成了义务教育。
我们长大了,工作了,结婚了。接着是又给她送来一个个孙女、孙子、外孙女。那时虽然都是双职工,但工资低,谁也请不起保姆,只好交给她老人家。她却是来者不拒,还从内心里高兴,到处去对人谝:“这是老大的,这是二闺女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成了“黑帮分子”整天挨批斗,母亲怕孩子受惊吓,把才四个月的孙子也接到他身边。为了让孙子辈的生活过得好一点,她养鸡、养兔子贴补家用。等着孙子辈也大了,她可确实老了。看着一家大小和和美美,她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是从不夸功。一说就是街道委员会怎么帮助咱,某某人怎么好,可别忘了人家。她几次对我们说,1960年,有一次她帮助89医院洗了一套沾满了屎尿的被褥,人家一次给了她5元钱,她办了好多的事,说那个当兵的人真好。她老来依然过着俭朴的生活,反倒对我们说,你们从小没捞着好,现在得好好补补身子……
后来,我长期在学校做领导工作。她的生日是农历的 正月十六,正是我忙于准备开学的时候,为此,她从不让我回家给她祝寿。说是公家的事比家里的事大。到她80岁的时候,我实在心里难以平衡,把开学的工作交待给副手回了家。她对我说:“就这一次了,我以后不再过生日。”我想留她生活在我身边,她说城里的生活过不习惯,住在楼上憋得慌,每次都住不了多久。待我退了休,想在她身边尽尽孝,还没等我稳下神来,她却匆匆地离我而去了。
我欠母亲的太多太多了,她的深恩我是无法报答的。越到老年越爱想这些事,一想起就鼻子发酸、心情沉闷,这不是一句“忠孝难两全”可以自慰的。我把她的坟墓迁到了我晚年居住的泰安,在她墓边留下了我的位置,并在《自撰墓志铭》中写了我的后事,“墓傍母,慰平生”。那不过是我活着时求得心理的平衡,或者是对晚辈的启示。对于早已过世的母亲,又有什么益处呢!
呜呼哀哉,人生之大痛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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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那两棵老槐树

坊子解放不久,在我家斜对门的三马路小学就开学了。上级派了一位姓卫的老八路来当校长,学校改名叫“坊子中心小学”。
提起这个小学,有人说是1919年建校,有人说是1921年成立,反正是历史很久了。我的岳父说,他是这个学校的首届毕业生,据他的记忆是1928年“同义和烟草公司”创办的,第一任校长是庄赢海。不管哪种说法,反正这是一所老学校了,校院西边的那两棵老槐树都一人搂不过来了。
据说,学校成立之初,曾经名为“坊子模范小学”。后来也一直是坊子区小学中的名校。在国民党占据潍县时期,这所小学改名为“坊子第一中心小学”,还曾有过校歌。我至今还能记得的歌词有:“东临溉水卓立坊镇,庄严、雄伟、超群,坊子一中心。师生济济蓬勃朝气新……”坊子是个小地方,人不杰地不灵,在我们这些三马路小学的学子中,没出过什么大人物,学校总也出不了名,所以它至今还是一所普通的小学校,现在的名字是“坊子三马路小学”。
解放后,学校派老师到处动员家长送孩子上学,而且不收一切费用。别的孩子上学了,我捞不着。不知出于羡慕还是妒忌,我见了小学生就生气。只要我车子铺里没活干,他们一放学,我就在路当中耍我那杆红缨枪,因为那枪头是真铁的,吓得他们老远躲着我。
学校有一位教语 文的刘老师,修自行车认识了我。几次来家里动员,说不要耽误了我的前途。这时我奶奶死了,母亲虽然知道这道理,可是这样一来她的担子就更重了。不过,她还是觉得老师说得有理,没有薄老师的面子,就让我去上学了。车子铺关了门。我娘给我做了一个褂子套在破棉袄外边,还连夜赶了一双新鞋,背上书包,我也是学生了。这是在1949年的春天。
回想我这一生,经历过许多当时不知去向的岔路口。有些路,不知会把我引向何处,只是我侥幸没有走去而已。这第一个关键的路口,就是上了学。这可是我母亲把一家生活的重担放在了自己肩上,咬着牙,让我这个刚刚能帮她的大儿子又成了她的负担。用什么话能形容我的母亲呢?我想,那些“为国家培养人才”之类的大道理她是不明白的,她所做的就是为了一点,只要孩子们好,她可以不惜一切。她从没有说过这事,可她一直在默默地牺牲着自已。一个多么伟大的母亲。
说起上学,我可是年纪小资格老了。爷爷教我过“人之初,性本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日本人时读过“天亮了,弟弟妹妹快起来”;国民党时又念过“羊,大羊小羊”;还在教堂里学过经。我上过三马路小学、四马路小学、崇光小学、扶轮小学,可是哪里都没呆多长时间,因为战乱还丢过一条板凳。这次上学,我可不愿意从初小再开始了,我要上高小的五年级,要不我就不上。老师拗不过我,只好让我到五年级那里报了名,可当我写名字的时候,“炳”字的火旁我还是搬了两次家才看着顺眼,平时自己的名字是用不着写的。
开始,我自己觉得在班里可不是一般学生,我曾经自己挣饭吃。许多同学崇拜我,有的女生还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有点得意忘形。第一个月的考试成绩张榜了,我排在最后一名,下边就是老师那习惯的用红笔一勾。“刘炳南坐红椅子了!”特别是那个对女孩子用那样眼光看我生气的男生,真是兴高采烈了。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回家也觉得没脸,偷偷地哭了一场,哭得很伤心。
从那以后,校院里的两棵老槐树成了我的好朋友。别的同学休息玩耍的时间,我都和它们在一起。春天吸着它那浸人心脾的花香,夏天借着它那浓浓的绿荫,秋天踏着它窣窣作响的落叶。有时对着它,有时靠着它,有时坐在它的根上,有时绕着它漫步。我读、我背、我写、我想,有时在雪地上留下我宽宽的足迹。我找不到比这里更安静的去处。
我的学习成绩一月比一月好,不久就戴上了红领巾,还当上了中队长,到学期末,我考了全班第一名。这个成绩我一直保持到小学毕业。
那时的我,应该说是个好孩子,似乎学校的校长、老师也都这样认为。特别是因为我有手艺,不但学校里的那两辆自行车我负责修理,我还用酒精灯烧了一个小玻璃球,放在马牌油的小铁筒里,再加上一个小镜子,做成了一架“显微镜”。它能把蚊子的翅膀放大得像蜻蜓的那样大,在一个展览会上为学校争了光。
我对那两棵大槐树有了异样的感情,留恋、怀念……离开坊子后,每次回家都要去看它几次。在它们的树阴下我感到亲切、温馨,好像我是从它身上吹走的一个小叶片,我愿它永远繁茂。
当我又一次久别归来,兴奋地看到母校的平房变成了大楼,可向西一望,心里忽然感到空荡荡的,那两棵大槐树没有了。它怎么了?它妨碍了谁?为什么把它挖掉?再回头看那大楼,感觉它似乎和我没有多大关系。我觉得,这是物质的建设、精神的毁坏。我怅然地走出了校门。
母校的那两棵大槐树没有了,可是,至今它还繁茂地长在我的心里,永远也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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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1楼 发表于: 2017-11-25
我熔进了火热的年代

谁想到,解放后我上的那两年小学,在我的一生中竟是如此的举足轻重而且丰富多彩,它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在街上修自行车的时候,眼里看的只是几把搬手,心里想的就是一天多挣几毛钱,甚至还想占别人的便宜。我只关心自己家的事,坊子的新闻还可以问一问,什么国家大事,都与我无关。进了学校门,我渐渐地变了,我成了集体中的一员,成了新社会的一分子。那些私字,慢慢地从我的头脑中消失了。
1950年,我上学不久美国鬼子就打朝鲜了。炸了中国东北的丹东不算,还派第七舰队到了台湾海峡和中国作对。我和许多坊子的百姓一样,听到后十分气愤也很担心,刚刚建立的新中国,能对付得了这又富又强的老牌帝国主义美国吗?咱们是小米加步枪,人家却是飞机加大炮啊。
当时的坊子,正在进行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尽管涉及到了我的父亲,可我是站在政府一边的。这时谣言又起来了,有的人说美国如何如何厉害,已经打到沈阳了,老百姓人心惶惶。及等知道志愿军过了鸭绿江,一连打了几个胜仗,把美国鬼子打得屁滚尿流。没过多久,南朝鲜的总统李承晚下了台;在美国号称常胜将军的麦克阿瑟被撤了职;老百姓一颗悬着的心才实落了。
志愿军、彭德怀,在老百姓眼里简直成了神兵天将。许多美国少爷兵在志愿军面前洋相百出的故事,在老百姓的口中传说得活灵活现。“美帝国主义真是个纸老虎!”开始有过的一些恐美议论,顿时一扫而空,“加紧生产支援前线”成了大家一致的行动。街上很快贴满了“打倒美帝国主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等大大小小的标语。工人、农民、市民的游行队伍常常挤满街道,个个攥着拳头,口号声惊天动地。
三小的学生也忙起来了,上午上课,下午上街宣传。我参加的宣传队,以演活报剧为主要形式。一个瘦高的同学演美国佬,头上是纸糊的画了美国旗的高帽子,像戴口罩一样在脸上戴一个特大的红鼻子,下巴粘上檾麻做的山羊胡,脚上穿着破皮鞋,手里提个文明棍。又瘦又矮的我演李承晚,头顶一个破军帽,脸皮抹上些灰,两个太阳穴上都贴着小膏药,两手端着一支破步枪。美国佬用文明棍戳戳我的屁股,我就举起枪来耀武扬威噢噢叫;演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学生一拿枪对着我喊杀,我就吓得趴在地上。每到这个时候,周围的观众就鼓掌大笑,宣传队长就领着呼口号“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军滚出朝鲜去!”……接着就唱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或“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全世界人民团结紧,把反动势力连根拨”。一下午要转好几个地方,每次都围着很多人看,有些小孩子更是跟着看。我感到很自豪,好像我也是志愿军了,我的心里也装着朝鲜,眼睛盯着美国。
为了狠狠打击美国佬,1950年,全国人民掀起了和平签名运动和为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坊子的百姓也不甘落后,各单位都上街宣传,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听说唱豫剧的常香玉,一个人要捐十五亿(旧币)买一架飞机,大家都向她学习积极认捐。据说上级分配给坊子的任务,不到一个月就超额完成了。
学校没有组织小学生捐款,可不少学生也把口袋里不知什么时候攒下的几个钱摸出来交给老师。我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心里很着急,就钉了个小木箱子,到新华书店去拿一些小学生爱看的书到学校去卖;也到附近的村里去过,还到火车站卖过《时事手册》。新华书店把我卖的书钱的百分之二十,算做我的捐款。我挣的钱,自己没有花一分,也没有给过正为一家人糊口而艰难挣扎的母亲。结果,学生中我是捐献最多的。老师说我的脑子灵、办法多,我很得意:“那是,我都自己挣过饭吃嘛!”听说坊子的工商界捐了三亿元,能买一门大炮;我捐的钱,买几颗子弹是没有问题的。不管多少,我也为抗美援朝尽了力。我的情感已经熔化进了那个火热的年代,我的心灵不再孤独、游离,好像自己突然长大了,已经不是过去的自己了。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和中国的东北投了细菌弹,坊子人民立即展开了反细菌战的活动。上上下下全面动员、全力以赴,不分昼夜进行捕蝇、捕鼠、灭蚊,挖蛹虫、清垃圾、填臭水坑等工作,当时对捕挖到的苍蝇、老鼠,都要上交;由于数量很大,都是用称称,用麻袋装。一时间,把多年来又脏又乱的坊子城乡,搞得干干净净,焕然一新。
最让我难忘的是迎接志愿军伤员的事了。解放后,解放军利用坊子西边过去洋人修的房子,建了一个很大的“陆军第三医院”,似乎就是后来的“解放军第八九医院”。医院接到任务,要接待一千多名志愿军伤员。房子不够,区委、区政府机关首先带头到一些草房去办公,把办公室空出来给志愿军伤员住。消息一传出,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四邻八乡都忙着组织担架队、慰问队、看护队、服务队,还有腰鼓、秧歌等欢迎队伍。担架做得又结实又舒服,都铺上家里最好的被褥。有的新媳妇,甚至拿出自己出嫁用的绣花枕头、绸缎被子交给担架队。很快就一切准备停当,只等伤员到达了。
大家焦急地等了好久,第一批伤员才来。记得那是一个夜里,人们久盼的伤员列车一到车站,站前广场上就锣鼓喧天口号动地,从车站到医院,几里路两边都是夹道欢迎的群众,“热烈欢迎最可爱的人!”、“打倒美帝国主义!”……口号声响彻云霄,整个坊子沸腾了。我看到从我面前走过的担架,前边有人用手电或灯笼照明,旁边有老大娘抱着暖水瓶,准备随时给伤员喝水,担架都抬得平平稳稳,生怕有一点闪失。
这些伤员,都是在前方医院初步处理后直接转来的,多数伤员满身硝烟的军衣还没换下来,有的绷带上渗着血。特别是被美军火焰喷射器烧伤的志愿军战士,脸都烧变了形,五官分不清,真让人心痛。有的伤员看到这样干净的担架,自己身上这样脏,怎么也不往上躺,老大娘硬逼他们上去,有的伤员哭了,周围的群众也哭了……
前后接了几次,我忘记了,接来多少伤员,我不知道,反正很多。接下来是各地各界都组织慰问团到医院去慰问,把各式各样的慰问袋送到了伤员手中,医院门口天天像过节那样热闹。那为志愿军服务的老大娘更是昼夜守护在床前,为伤员送水、喂饭;青年妇女组织起来拆洗伤员血污的脏衣服,有的还自愿嫁给残废了的志愿军,要伺候他一辈子。伤员们深受感动,纷纷表示尽快养好伤,重返前线杀敌报国。
坊子的群众也和老解放区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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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庄的夕阳

1950年的冬天,我高小毕业,在我们村里算得上知识分子了。我是多么想继续上学,可是,我们母子的生活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自己不识字的母亲却是深明大义,还是支持我再上学,不过,一定要我考一个不要学费的学校。
这时坊子已经没有中学了,要上就要到潍坊城里。那时城里有三所中学,一所公立的叫“山东省立潍坊中学”,两所私立的,叫“新青中学”、“广文中学”。要想不交学费,只有上“省中”,据说很难考。反正只有一条路,只能去闯。
那时的学校是春季始业,过了年我就去报考。记得省立潍坊中学只收两个班一百人,可参加考试的有全市城乡1177名考生。比如今考大学可就难多了。
记得学校张榜的那一天,考生们都挤到校门口东边的墙跟前,去看那张红纸黑字写了被录取学生名单的榜,我也不例外。旁边正有一个卖粥的,把他的矮桌子都挤倒了,气得他用勺子舀了粥往人身上泼,那也无济于事。我找到自己的名子了,数了数,是第二十七名,我又有学上了。
解放后,原来的潍县和坊子联到一起,叫了潍坊市,开始还是“特别市”。当初之所以“特别”,我想,那是因为它是解放军较早攻克的,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在毛主席的著作中都专门提到过它。为此,还以牺牲不久的“四八烈士”中几位著名革命家的名字,命名了城区的主要街道和桥梁。跨过白浪河,连接城里和东关的大桥,命名为“若飞桥”;与桥头相接,向东贯穿东关的大街是“叶挺街”;西边贯穿城里的大街是“邓发街”;城里文庙对面,与“邓发街”相接的一条南北街叫“博古街”。这些街名,什么时候改掉的我就不知道了。现在的街和桥也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
那时市区还有城墙,东门的那个被攻城的炮火轰得不成样子的城门楼子还在,原来上边的那一个大钟表,在打潍县时,被解放军的炮弹炸毁了。“山东省立潍坊中学”的校址,就在城里距东门不远的文庙后边。记得有一大两小三个院子。有两座很小的楼,我从没有敢上去过,其余都是平房。这些老房子,原来可能都是文庙的附属建筑。这里只有教室和办公室,教师住哪里我不清楚,只知道我们住校生的宿舍,在西门里的张家大院。
张家是老潍县丁、陈、张、郭四大家之一,据说,祖上前清时当过两广总督代管台湾的大官。因为我只在那里住了一个学期,始终没弄清那院有多大,反正大院套了一些小院,有平房也有楼房,盖得很讲究,有的院子都用砖铺了地,在坊子是绝对找不到的。
学生们每天的生活,就是白天在东门那儿上课、上自习,晚上到西门附近去睡觉。吃饭就不一样了,当地的学生回家吃,大部分住校生吃食堂。我和几个穷孩子的“食堂”是在学校的开水炉边,就着咸菜吃开水泡高梁煎饼。家里能供应我的就是一个礼拜一包袱高梁煎饼,外加一小罐咸菜,那咸菜可是我娘用油炒过的。这样,我每星期要来回步行六十里地,从城里到坊子的家里拿一次口粮。
坊子的学生还有好几个,也是回家过星期天。有钱的可以坐火车;几个穷孩子,每到礼拜六过午就凑到一起,结伴一同步行回家。我把包袱斜扎在背上,手提着盛咸菜的小罐,迈开两腿,和他们一起出城向东南奔去。一路上崖下坡,穿村过河,一小时走十里,三个小时就到坊子了。
春天的景色还是很好的,夏天可是晒得难受。记得有一次是在麦收时节,我们的队伍,急忙地穿行在金黄色麦浪中的小路上,过晌的太阳还是那样毒,个个汗流浃背。大家都盼着快到家,我可是盼着快到赵家庄,那里有我最想去的地方——姥娘家。
姥娘家的记忆像个冬天的热被窝,温暖、惬意。
想起我爷爷、奶奶在时,每年的 正月初二都是我最兴奋的一天,别管刮风还是下雪,都是早早起来,匆匆地吃了饭,穿着过年的新衣服,挎上我奶奶昨晚就为我们准备好的箢子,兴高采烈地出了门就向西北奔去。记得那箢子还是借别人家的。箢子里也每年都是几个饽饽两包点心,用块干净毛巾盖好。亲戚多的人家,这个箢子要用到正月十五,挎到好多七大姑八大姨家去吃好饭,最后那两包点心都会搓成碎末,而我只有姥娘家可去。
姥娘这天一定比我还急,一上午要到西寨门跑好几趟,直到接着我们为止。见人就咧着嘴笑“我那外甥又来了”,好像我是个多稀罕的大人物。“老婆婆三桩急,闺女、外甥、老母鸡。”这话一点不错。
后来我还知道,我的亲老爷很早就去世了。我的姥娘带了三个孩子没法生活,改嫁到了赵家庄。我现在的老爷叫赵丕友,是个憨厚的老农民。
姥娘家的房子,是被日本鬼子攻打赵家庄时烧掉之后重盖的。两间北屋,一间无法再小的小南屋;小小的院子西南角是个比南屋大一倍的圈,大圈坑里积肥,棚子里还要养驴。姥娘最上心的那鸡窝是在北屋的窗下。
姥娘家有几亩地,老爷和舅舅自己种,好年景,糠菜半年粮的日子还能过得去。老爷还自己种着一个小菜园,供应一年的葱、蒜、辣椒。别的菜和姥娘那母鸡下的蛋,都是要卖钱换灯油炭火的。
他们年复一年,一直本分地过着这种古板的生活,从不抱怨什么。年初二我去了,姥娘是从不让我在地上磕头的。她总是顺手从大门口边的柴火垛上抓一把柴火,进屋就点起来,让我先烤烤,暖和暖和,而后就叫我脱鞋上炕坐在炕头上。她拉过那床很沉的被来盖在我的腿上,接着就掀起炕席找那给我准备了好久的压岁钱。中午的菜准是粉皮熬山药,大豆腐炖白菜,那是她能拿出来的我最爱吃的菜。吃饭时,姥娘姥爷总是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不停地说“使劲吃!使劲吃!”……一路上的回忆是甜蜜的。
走上两个多小时,过一条小河,就看见赵家庄的土围子了。据说当年赵家庄的爷们,就在那上头,用土枪土炮和日本人干了一仗。
这时我可是越走越有劲了,远远看见一个老妈妈,靠着西寨门的土墙,用手在额头上遮着太阳,向我来的方向张望。那不就是我姥娘吗!我巴不得一下飞过去。
每个礼拜六下午她都在等我,而且给我准备下好吃的,犒劳我。每次在领我回家的路上,她总是眉开眼笑,脸上的皱纹就像一朵花,见人就谝:“这是俺大外甥,在城里上中学。”似乎这在村里是罕见的事。
这一次,她边走边高兴地问我:“你知道今天我给你做的什么?”我说了小豆腐、炒菠菜、大豆腐,她光笑不说是。进了家,我看到小桌子、小板凳,已在北屋当门摆好,桌上用一个大碗扣着一个小碗。进门我就急忙去掀碗,一看碗里的菜,我的眼睛一亮,立即跳了起来,是蒜苔炒鸡蛋。二话没说,我先用手拿了一块鸡蛋放在嘴里,边吃边说“真香!”。姥娘笑着说:“看把你恣的,还有咧!”边说边揭开大锅的盖簟,我一眼看到箅子上还有两个用白面摊的煎饼。她说,这是摊高梁煎饼时,她和了点白面专门给我做的,舅舅想吃点她都没给。
这一顿美餐可是非同小可,从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包括我爷爷在的时候。潍县城里那个哑吧,整天在大街上摇着个铃卖的那白面饼捲萝卜炒辣椒,把我们这些穷学生馋的不得了,那算什么,肯定没这好吃。姥娘对我说,蒜苔是我老爷昨天才从小园子里拔的,只有两把子,今天拿到集上去卖,她硬抽下了一绺子。
天晚了,距坊子还有六七里地,姥娘迎着就要西下的太阳,送我出了西寨门,看着我向南走去。我回头望望,夕阳照在她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上,她一定在沉思什么?我心里沉甸甸的。我回过身来,低下头,急忙往坊子走去。
我姥娘早已故去,那时我正在湖南省工作,又正是经济困难时期,没有人告诉我;就是告诉了我,我也无法回去见她一面。她去了,一个多么好的老人;她在我身上付出了太多的爱,我却一点没有报答她,回想起来实在愧疚。可是今天再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我在坊子欠下的亲情债实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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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中选择了一生的道路

虽然我令人羡慕地进了山东省立潍坊中学,可是初中第一学期还没结束,我们母子四人的生活已经无法维持了。我的弟弟比我小九岁,两个妹妹更小,一家人怎么活下去的担子,全压在一个不识字的小脚妇女身上。我也记不得最后的几包袱高梁煎饼,母亲是怎么弄来的,反正潍县的学我是上不成了,我应该去干活养家了。
在潍坊城里只上了半年初中,我就“下海”了,赤着脚,穿一身肮脏的补丁衣服到处钻,一天到晚地想办法弄几个钱;我也入了一帮混穷的孩子们的伙。“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粗俗的语言和唱的那些下流小调,我也不再听着厌恶。
为了帮助母亲,每个集,我都到四马路的破烂市去卖破烂。还有什么可卖的呢,爷爷所留下的开药铺的用具,早就卖光了;他喜欢的东西,也被父亲不知弄到哪里去了;还有很多书,堆在圈里当了擦屁股纸,卖也不值什么,那时谁理会这些。只有我修自行车时剩下的一些零件和碎铜破铁,可以拿到市上去换几个钱回来。那时的我,可不再是在学校里被老师们看重的好学生了;我也不再关心与我家无关的事。我是在别人的轻蔑和嘲讽中生活;我成了一个低人一等的下贱孩子了;我已经沉沦到社会的最底层了。那年夏天我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不知要飘到哪里去。
可是,一些好心的亲友都说我有才分,不上学可是太可惜了。我姥娘更是提出要帮我娘种地,还想在赵家庄给我找个媳妇,不过门,先帮着干活。总之,能上还是想尽量让我上学去。可一提起上学的用项,大家就都没了主意。要是能找一个不要学费,还管饭吃的学校就好了。可这样的好事哪里有呢?
我们母子正在倒运,家庭的败落,使我饱尝了人情冷暖。我二爷爷那麽大年纪了,从老家给我们背来一布袋高梁。我三老奶奶家景很贫寒,不知什么时候积攒下的六万元钱(合今天六元),跑到我娘干活的地里,硬塞给我娘,在庄稼人眼里那可是个大数目。可也有欠债赖账的,借物不还的,设圈套想占我们在坊子的三间小住房的,还有人打听我们老辈留下了什么家私……好多人都想在我们这不走运的老婆孩子身上占点便宜。
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悟到了一个道理。要是没有一个好的社会机遇、环境机遇、人际机遇,个人再奋斗也难有作为。这些机遇大概就是命运吧。正当我四顾茫然,走投无路的时候,耳边却听到了天籁福音,我的社会机遇来了。也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世上竟然忽地冒出了一个不要学费还管饭的学校,“山东矿务局第三煤矿职业学校”到坊子煤矿来招生了。他们开始只要煤矿职工子女,由于职工子女太少,后来扩大了范围,要从社会招收部分学生。煤矿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总是不大好,除了一些周围农村的孩子外,坊子镇上报名的只有我一个。
这所学校是初级职业学校,招高小毕业生,考试对我来说就有点驾轻就熟了。很快我就得到了录取通知书。当我高高兴兴地把通知书拿给我娘看的时候,她脸上的喜悦瞬间消失,沉默了好久,而后才木然地对我说:“咱娘儿们总不能在一个窝里憋死,你能出去就出去吧,家里怎么着你就别管了,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你娘也没办法管你了。”领着一群孩子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一个小脚女人,让一个惟一能帮她分担一点重担的男孩子离开自己,这该是一种多么伟大的爱心。母亲生育了我,又是她的爱心成就了我。什么时候想起这些,我都难忍泪水。
这就是命运吧?在无意之中,我一步迈进了煤炭系统,这一迈就是半个世纪,从一个幼稚少年,直到两鬓斑白年老退休,我一步也没有离开中国的煤炭行业。
过了不几天,我就背上一个小行李卷,提了一个放有脸盆、饭碗和筷子的网兜,辞别呆呆望着我的母亲和三个总还流着鼻涕的弟妹,怀着莫名的憧憬,一个人坐火车到周村韩家阿上学去了。我要上学,我心想,只要我上出学来就可以挣很多钱,一家人就可以像有钱的邻居家那样,过上吃穿不愁的生活,母亲的脸上一定会有让我们高兴的笑容。这是1951年的秋天,我十四岁。谁知这一走,就很少再回坊子了,从此再难见到关心爱抚过我的那些亲人了。从那以后,我一头扎进了为煤炭事业献身的学习和工作中,无暇再顾及其他。我是一个无情的人,我在坊子欠下了一生一世也还不清的亲情债。
这一纸通知书对我的影响,就像一个终身判决。它决定了我一生的职业,终生的伴侣,甚至半世的曲折艰辛。可它来得是那么突然,出人意料。
有人问我:“如果有再一次选择,你是不是还走这条路?”我说,这个问题太主观了。别人我不知道,就我而言,哪有什么选择,似乎完全是命运注定的。不过,这些年来我没有忘本,始终义无反顾地服从着这社会对我的选择。无时不把社会赋予我的职业和岗位当成人生的追求。不论何时何地,凭着一腔热血,全力拼搏,力争上游,常常不自量力地接受一些难以胜任的工作任务。我已经走过的人生之路,有顺境,也有逆境,有成功,也有失误和失败;但我反躬自问,确已尽心尽力,不管别人如何评说,我自己是问心无愧的。这不只是我一个人,我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只有社会选择人,个人只能心无杂念地在社会给定的位置上奋斗、奋斗再奋斗。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不会有今日之我;是煤炭系统把我培养成人。我的这些好的社会机遇,都是我终生难忘的恩情。我也为煤炭系统,竭尽全力地贡献了大半生心血。从煤炭工业的兴旺发达,光彩夺目,到它陷入困境,艰难挣扎,我是全程的忠实伴随者。直到晚年,我还是一个退休的煤炭职工。今天煤炭工业又时来运转,我也为它高兴。煤炭行业的社会地位高也罢、低也罢,走到哪里我都底气十足地对人说:“我是一辈子干煤矿的!”
在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中,我也历尽世态炎凉、遍尝人生五味。不过,不管过去有什么恩恩怨怨,都无所谓了。我已年过七旬,就算能头脑清醒地活到八十以上,也只有区区十几个春秋而已。我是一个幸运儿,以一个小中专生的学历,一生爬上过两个山头:在煤矿的几年,我从采煤工干到一个小矿的技术主管、一个专区的“技术权威”;在煤矿院校的三十几年,我从政治辅导员当到大学校长,而且一干就是十几年。我所经历的环境机遇也是很好的,组织领导的培养,好人们的支持帮助,我是永志不忘的。
现在我退休了,可又选择了一条艰辛的道路,拿起笔来写点什么。我正站在一个新的陡峭的山脚下,刚刚开始攀登。我心想,人生不过百年,而后有什么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留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人说得好,只有两样,子孙带着你的基因,著作含着你的思想。我今天的任务也就是这两项:竭尽全力教育好后代,不遗余力地留下一点文字,那怕只有一首诗、一句话。这也是我晚年能给社会做出的惟一回报了。山高路远,光阴有限,分秒必争,不敢怠慢,哪有闲心顾及其它。人,不论年纪大小,活着就应该有意义,过的每一天,都应该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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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韩家阿

从周村火车站下了车往南走,经过孟家堰、尚庄,再翻过一座小山,也就是十多里路,就到了一个山村韩家阿(听说今天叫韩家窝了)。这是我第一次离家走过的路。
村子依小山的南坡而建,有一条东西路穿过村中。村南有一条小河,河边有一个井,那井很浅,井里有个日夜突涌的泉眼,那水可甜啦。村北的山上光秃秃的少有树木。村东北角的山坡地上,有一座竖着牌坊和已经东倒西歪的石人、石马的坟,相当年这里出过一个不小的官。听传说,早年据风 水先生说,这村该出一千个官,谁知出的第一个官,名字就叫“韩千官”,从那也就不再出官了。不出官的偏僻山村,也就只剩下穷了。
韩家阿不算小,可村西的两片洋房,面积却比村子还要大,就像我老家坊子的情形。听说,这是美国人在这里建的天主教的教堂和修道院。靠东边的一小片是教堂,是供当地教友们做礼拜的地方。有高大的礼拜堂和神父、修女们居住的小院,不过都是青砖青瓦所建,虽然村里老百姓最好的房子也无法与其相比,但远谈不上豪华。西边修道院的那一大片,就真可谓气势磅礴了。
远远望去,在一片光秃秃的山坡下,在高高的石墙里面,绿树掩映着黄墙红顶的一座座洋房,显得幽雅深邃而神秘,宛若一个飞来的世外桃源。
走进大门你会看到,建筑群的中心是一座设计精美的小礼拜堂。哥特式建筑的外型,高高耸立的尖顶,只是上边的十字架不知何时给弄掉了。礼拜堂里那图案漂亮的花砖地面,比室外的地平面足足高出有两公尺,人必须拾级而入,首先给你一个高高在上的气势。穹顶的装饰,像挂在天上的洁白帐篷,会让你浮想联翩,把自己与上帝联系起来。前边的祭坛和围栏都是汉白玉和大理石的,显示着它的崇高和圣洁。虽然没有了圣像和祭品,阳光透过高大的、镶嵌着五色玻璃的窗子,依然闪烁着迷人的光彩。真想不到,在这远离城市的穷山沟里,会有这样精美的宗教宫殿。
在礼拜堂的东西两边,向北对称修建了四排高大的洋房。在合抱的院子里,种着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我叫不出名字的奇异花木。在这一组主要建筑的东西方,还各有一个对称的小跨院。西南角是一座不小的二层楼,楼北是一大片果园,主要是桃子和葡萄。
院内所有的房舍都用回廊连接,地下还有沟通全院的下水道系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方便舒适的生活环境。这可真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去处。这些建筑出自什么年代?修行出了多少神父、修女?原来的主人是什么时候离开这里的?这些房产又是什么时候落到了山东煤炭系统的手里?这一切我都无从知道;我只知道,“山东矿务局第三煤矿职业学校”来办学前,这里办过“工人速成学校”,以后仍有一个二三十人的“煤矿干部训练班”在这里呆了很长时间。
当时的山东煤炭系统,为了培养技术人员,办了三个初级职业学校,一职先是在徐州贾汪矿区的石头镇借地临时办学,而后在大泉建了新校舍,那时徐州隶属山东省。二职在淄博市的洪山,就在现在洪山技校的位置;它除了初职还招了一些初中入学的高职生。后来二职停办,初职的学生到了三职,高职迁到了安徽省的淮南洞山,成了后来的淮南煤校。在韩家阿的三职,51年为一职代招过两个班的学生,一年后他们回到了徐州贾汪自己的新校舍。按办学条件,三职最好。这大概就是山东省行业办职教的滥觞吧?这无疑是很有远见的举措。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在初秋的天气,我背着行李,风尘仆仆,汗淋如雨地翻过小山走到这里。一迈进校门就大有今非昔比之感,这比潍县那个省立中学好多了!到开饭的时候,吃的又是纯小米的窝头,还顿顿有菜;说是每星期六下午还要改善生活,大肉包子管饱。生了病还有病号饭,是一大碗面条一个荷包蛋,这可是我们老家女人生孩子才能吃到的东西,真是意想不到。
学校里不但书不要钱,还很快给每个学生发了一顶蚊帐,我还从没听说过小孩子自己有蚊帐的,天下竟有这等好事。我很快给我娘写了一封平安家信,对她述说了这里天堂一般的好生活。信是对门卖火烧的郭爷爷念给母亲听的,不但我娘高兴得合不上嘴,还让郭老头宣传得半条街的人都知道了。我娘总算在人面前也有了一点光彩。
我们是这个学校的第一届学生,七个班三百五十多名学生,加上教职工不过四百来人,原有房子足够住的。后来每年都招新学生,学校又在校院的北边,买地盖了一大片教室、学生宿舍,还修了运动场、建了大礼堂。每到周末,礼堂里还办舞会。我记得,看礼堂的那个老头,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到过法国的“华工”,我常去听他说在法国的事。实验室、图书馆也都装备了起来。特别是学校自己发电用上了电灯,后来还有了拉东西的汽车;学生的待遇也比别处高,成了当时张周市第一流的学校。
学校的条件很好,校名却是与实不符的。开始叫“山东矿务局第三煤矿职业学校”,看来是想办初等职业技术教育,与淮南等地设的“高职”相衔接。可是学校没有这方面的专业教师,我们上了三年学,除了初中的课程外,只加了一门“矿物”,还是教植物的老师上的。由于师资缺乏,职业学校办不下去,在我们毕业前夕,这个学校归了刚成立的淄博矿务局,变成了它的职工子弟中学。我是1954年夏天离开那个地方的。
1974年7月30日,我借到周村出差的方便,想到母校去看看。早上起来,我买了两个烧饼边走边吃。路比原来好多了,过了孟家堰是尚庄,再翻过一个小山就是韩家阿了。我在想像着母校经过20年发展后的样子,心头一阵激动。
翻过山梁后看到的景象使我越来越怀疑,大操场上堆满了木头;大礼堂被几个工棚环绕着;大门口两边的墙上,写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大字;隐隐约约还看见卫兵在来回走动……怎么?这里不是学校了吗?
我顾不得头上的骄阳,急急忙忙走下坡去。越到跟前看得越分明了。门口站岗的战士,枪上还上着明晃晃的剌刀。出出进进的全是军人。围墙里边正在修建一个大楼,围墙外边也在扩建许多营房。问了一位老乡,他说,这里的学校5年前就解散了,如今是兵营。就像远道而归的孩子找不到家了一样,我失望、我沮丧、我彷徨,内心里翻江倒海。
我走进村里,啊!建了这么大的供销社,再在这里上学的话,用不着到周村去买学习用品了。我曾经住过的东教堂,现在成了大队的办公室和副业队。村南边的小河,西边修了水坝,那里成了一个小湖。二十年前的那个水井还在,水依旧那清。村里的人差异地望着我这个到处观望的人,等我说明了来由之后,一位没了牙的老大爷高兴地咧开嘴笑了:“啊,还没忘了老地方,20多年了,我好像见过你,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几个小伙子、大姑娘看看我,在议论着什么。
在三伏天的骄阳下,我沿着母校的围墙走,我的脚步又慢又重。我多么想看看我上过课的教室、住过的宿舍、当学生会干部时的办公室,还有我偷偷哭泣过的墙角落……可是,高高的石头围墙里边的事物,我什么也看不见了。一个个老师、同学的面孔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了;一幕幕少年时代的活剧在我的头脑里演出了,然而面前是高高的围墙……我和门卫商量,请他放我进去看看。他表示歉意:“兵营是不能随便进入的。”我只能在大门口向里边张望了。我站在岗楼边,深情地俯视着这一片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可这里已完全按驻军的要求进行过改造,已经是面目全非了。让人终生留恋的少年时代啊,一去不复返了。匆匆的一暼钩起了我多少激情的回忆啊!
唯一没变的是大门外的大操场和东边的大礼堂。礼堂周边的木工房里正在干活,电锯声、斧凿声,震耳欲聋,再也不会有乐声舞步了。
我只能离开了,可我又不忍离开。我打听到,还有几个原来的教师在西边不远的八里沟中学里教书。我又冒着烈日翻越西边的山。到了山顶,我回头久久地望着我少年时代曾经上过学的地方,我怕这一辈子不会再来了。我再向前边的山下望去,那里又是一大片兵营。在那一大片兵营的旁边有一处两排房子的单位,房前有两副篮球架子,那大概就是八里沟的高中了。
我走到了它的跟前,看到它没有院子,房子的周围没有秩序地种了一些作物,和附近的兵营相比,显得孤独而寒酸。一个小孩子告诉我,这就是“八里沟高中”。他还领我到了学校的伙房里,找到了一位老炊事员。那位炊事员告诉我,这里有从七中调来的教师,可是他说了几个人的名子我都不认识,而且他说的这些教师都不住在这里。
他让另一个小孩领我去找他的妈,这位女教师姓张,和他的丈夫都是从七中调来的,又是唯一住在这里的教师,可他们夫妻俩是62年才到七中工作,我不认识。我看到他们的家和普通农民并无多大区别。她一边喂鸡一边和我说了七中的遭遇。
我们毕业后不久,煤炭系统把这所学校交给了刚扩大组建的淄博市,成了它的第七中学,很快就上了高中,学校规模一直在20个班左右,毕业生的级序还是以我们为第一届。这所学校的办学条件在淄博市一直是一流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所学校由市里下放给了区里管理。1969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那有名的“侯、王建议”,小学下放到村,中学办到公社,交给贫下中农管理。山东是紧跟形势的,学校里的有些人就刮起了解散七中,教师各自回家吃工分的风。有的教师坚决反对,说是让我到哪都可以,七中不能解散,近20年积累的办学资源不能毁于一旦。可是革命大潮谁挡得住?加上区里还坚决支持解散七中的“革命行动”。于是,七中解散了,它只办到第18级。60多名教师要分到4个公社去办高中。
接下来是,几个公社都派了贫下中农代表,赶了马车去瓜分校产。在他们眼里,木器家具是最要紧的,争着往自己的车上搬。图书是封资修的,没人要。实验室的仪器像些莫明其妙的洋玩艺,随便分成几堆就算了,有的当场就给了跟去的孩子当了玩具,有还没拉到家就弄坏了。那些化学药品,不分青红皂白地分成了4堆,一家一堆。有的公社还因付不起马车费,还拿车上的一些档西顶了账。就这样,一所好端端的中学,就只剩下房子了。
七中没有了,这里是孟家堰公社的地面,他们在这里办了一个高中,只有4个班,当然占不了这诺大的院落。于是135部队来借房子办“五.七干校”。后来部队的人说,两个单位住在一个院里不方便,给了公社一万三千元钱,让公社高中另外找地方盖房子。一个穷公社,见了这么多的钱可就百依百顺了,同意在八里沟盖两排平房,给中学当校舍,这个院子就成了“军产”。不久,135部队把这片房子交给了6037部队。6037部队说急等用房子,不等那两排平房盖好就撵孟家堰公社高中走,还把一些实验桌、仪器柜等大型木器家具当“固定设备”不准动,双方争得不可开交。当时有谁能争过部队呢?原来七中最后的结局,就剩下这十几亩地和两排平房了。他一脸哭相,连说可惜。说到这里我俩都默不作声了。
到了1973年,中央下达了28号文件,要求部队退回占据学校的房子。地方上又找6037部队。部队财大气粗,又给了区里十几万元,立下字据,永不反悔。这钱,孟家堰公社高中得了5万,打算盖一个二层的教学楼。因为没有材料,打打停停。今天张老师的爱人和另一位老师,冒着酷暑又出去走后门兑换钢材去了。
我听张老师说,这淄博市七中的番号,后来给了一个刚合到淄博市的一个县中,这就和原来的学校没有一点关系了。张老师几次骂那个提“侯、王建议”的那两个造反派老师,说他们在全国毁坏了多少中小学。
韩家阿啊,韩家阿,韩家阿的变迁,真让人感慨万千!我还记得韩家阿的西瓜是那样的甜,当年我只吃过一块,是在一个仲秋节的晚上,学校分给学生的。从那以后,我没有再吃过比它更甜的西瓜。
淮南煤校在大跃进时升格为大学,63年合到了山东煤矿学院。山东矿务局第三煤矿职业学校又是这样的结局,这样一来,我上过学的学校就只有坊子三马路小学还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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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校长

    逝去的多彩年华弥足珍贵;韩家阿的少年岁月,在我脑海里始终是鲜活而有魅力的。我思念那地方,追忆那生活,更难忘一同在那里朝夕相处过的师长和同学。
那时,三职学校里的学生们,都喜欢和老校长吕卓然在一起,更愿意听他讲话,感到他像一个慈祥的老父亲。虽然都称他老校长,其实,他当时还不到四十岁。听说他原本不姓吕,是搞地下工作时改名换姓的。
他是一个典型的工农干部,虽然穿着中山装,还是那张黑红朴实的农民脸、宽厚的手掌、粗粗的指头。他并不善言谈,那浓重的胶东口音有时还怪难懂。可他说话实在、亲切,说的都是大家关心的事,说完了他就领着大家去干。吕校长怎么说的,在学校里就是真理标准。这所学校,也就是在他一边对师生员工们述说,一边带领大家一件一件地办实事中兴旺发展起来的。他当时是山东矿务局的教育科长,兼任第三煤矿职业学校的校长,所以他常到济南去。可只要他一回校,消息马上就会在师生中传开:“吕校长回来啦!”
他关心学校的建设,更关心教师和学生,给学生发的蚊帐,就是他到学生宿舍查看后,发现这里蚊子很多,让人加班赶制的。这对一些穷孩子来说,简直是奢侈品,农村里夏天都是用艾蒿薰蚊子的,有谁家挂过蚊帐?更不要说一人一顶。他能叫出很多学生的名字,尤其是学生干部和一些功课好的学生。我到了韩家阿像是一步登了天,激发了我上进的积极性,尽量要有好的表现,也就受到了他的特别关注。
天已经很冷了,他发现我没穿棉衣,把我单独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我说不冷,他说不对,要我说实话,我哭了……当他知道我的经历和现状后,他号召师生捐款,给我做了一身棉衣。他说,不是学校做不起,这样让大家想着你,你也会想着大家。是的,我一生也没有忘记大家,没有忘记每一个帮助过我的人。后来我也当了校长,也努力学着他的样子对待老师和学生。他还告诉学校的团委书记,应当培养我入团,不久,我就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他白天忙大事,有时晚上还和我们一起看家护院。那时解放不久,还有一些敌特和反革命分子在活动,尤其当地许多信教群众,对学校占了教堂不满,常有些敌对行为。
记得有一天,许多村民堵在学校的大门口,气势汹汹要找领导算账。说是有个学生在他们吃水的井里拉了屎,要学校交出这个“坏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那是个公共场所,井边整天人来人往,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挑拨离间。这件事让吕校长费了好大的周折才平息。
学校远离城区,虽有校警,人太少,照管不过来。吕校长从市里武装部门要来十几杆军队换装下来的旧步枪,成立了一个学生护校队,每晚轮流站岗放哨。有一天夜里,他亲自带领大家在院内巡逻,正巧碰上墙外边有人往院里扔石头,有个个子很高的同学吓坏了,结结巴巴地说:“吕、吕、吕校长,我、我、我的枪,拉、拉不开栓……”,吕校长大声但是很平静地对大家说:“没有事,不就是几块石头么!”果然,经他这一说静下来了,一夜什么事也没发生。
护校队的许多枪都老掉了牙,我的枪,可是一枝很好的美国扁栓。只要一见教工食堂杀鸡,我就厚着脸皮去要一点鸡油,天天擦得油光锃亮。白天藏在铺底下,晚上就拿出来背在肩上,好不得意!不过我也经历过一件当时吓得我要命的事。
记得是1952年的秋天,学校搞建设,从校院西边的山上采石头。为了运输方便,在果园的西墙上挖了个洞,晚上就需要有人看守。有一天,上半夜里轮到我站岗了。那么大个果园子就我一个人,风吹得树叶老是沙沙地响,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再看看墙上那个大洞,不知会出什么事。我觉得身上每一根汗毛都竖起来了。我找了一棵大一点的果树,趴在它的后边,把枪口瞄准了墙上那个洞,推上顶门火,一动也不敢动地呆在那里。整个世界好像就剩下我和那个洞了。两小时后有人来接班了,我跑回宿舍倒头就睡,早上的起床铃我都没听见。
后来想想,实在是又可笑又可怕。那晚,洞口外真要出现个人影,准会吃我一枪,可墙外就是一条小路啊。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件事还深深地印在我脑子里。可见我天生是个胆小鬼,永远当不了英雄的。
我们毕业的前一年他调走了。听说,1957年,吕校长也到北京矿业学院的干部特别班去上学了,毕业后留校当了选矿系的党总支书记,后来又调到煤炭部工作。
1975年11月8日,在煤炭部工作的老校长,到泰安出差。他有九个学生在泰城工作,而且绝大多数在煤炭系统。我们在一个同学家集体宴请他。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大家心头还都罩着一团乌云。
见到我们,他很高兴,席间,要我们每人都谈谈离开学校后的经历,还要赋诗一首。他自己先写了一首《师生巧逢有感》:
             九人巧逢聚一起,
             阶级情谊发心底。
             若问分别有多久?
             屈指一算二十几。
             彼此畅叙实践历,
             互相学习取收益。
             加速改造更努力,
             才能对起毛主席。
             下次我们再相见,
             不知何年又何日。
             为何恋恋难分离?
             惜别再逢确不易。
他是用他那胶东口音押的韵。算了一下,我们离开韩家阿二十一年,由于他早一年调走,与老校长分别已经二十二年了。抚今追昔,心绪难平,我仿照七律的格式,写了一首:“九同窗相逢老校长于泰安抒怀”:    
                          二十二载各东西,
                          泰岳重逢半忖疑。
                          昔日诲我神采焕,
                          而今叹己鬓毛稀。
                          抒怀畅忆陈年事,
                          感慨难言近日迹。
                          夜深再干一碗酒,
                          相聚今夕复何期。
田学元说我太伤感了,读了直想哭,可这是我那时的真实情感。那夜谈到很晚,听说他回去没叫开招待所的门,是爬窗子进去的。
第二天他到我家,彼此仍是有说不完的话。天很晚了,他还蹬着缝纫机,教我爱人(也是他的学生)做制服上衣的口袋。他什么时候学的这门手艺?是不是做地下工作时,以此做过掩护?我没好意思问。
到了八十年代初,我筹建“一院两校”时,他已经离休。有一次我到北京出差,在一个星期天下午专程去看望他。他和很多人家一起,住在北兵马司胡同一个四合院里。为了少麻烦他,我下午两点多就赶到了;可一进门他就说定,要我在他那里吃晚饭,看那架式是不敢违抗的。谁知,吃了晚饭又要我住在那里,说着他老伴就为我准备床铺。年纪大了,我怕打扰他们,就一再推辞。他老伴埋怨他不积极挽留我,他说,我说过两遍就够了,还用多说吗?他老伴更生气了。我一看形势不好,赶紧表态,不但今晚住下,明天也不走了。他二老都笑了:“那还能不工作了?”这就是我们的老校长。
我们喜欢吕校长,对于后来换的校长,大家很长时间还接受不了呢。
我在部里常听人说起他,都说他是个好人,为人忠厚,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就是说话不会拐弯,不管上级高兴不高兴,实话实说,直来直去,所以总提不上去,他可也从来不计较这些事。后来,部里为离休干部建了很好的楼房,怎么动员他也不去住,说是这就很好了还搬什么。
虽然我心里老是惦记他,他也在电话中约我再去。可是由于我建的学校越来越大了,自已的工作负担也越来越重。每次去北京都挂着学校的事,来去匆匆,总觉得以后多的是机会,就这样一直拖到退休,不再到北京去了,也就更没机会见他了。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想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可是他已经于2004年11月18日在北京去世了,又给我留下了一个终生的遗憾。现在回想起来,工作再忙,时间总是可以调节的,亲情交流的机会往往一去不返。我应该说是一个不重情谊的人,有好几件这样的事,总是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头。
他的一些老学生,如今都是退休多年的人了,一生中也都见过各种各样的人,可一提起吕校长,共同的感觉是,他是最让人怀念的那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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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老师们

1951年夏天,我一迈进“山东矿务局第三煤矿职业学校”的大门,就听同学们说,这个学校的老师可了不起啦,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电影导演,还有作家,好多是从南方大城市聘请来的。在校园里,我也不时见到一些趾高气扬、派头十足、南腔北调,和那些一身土气的管理干部截然不同的人。他们也讽言讽语,指手划脚,不把那些老粗们放在眼里。走在村里的街道上,更显得出类拔萃高人一等。我在这里还第一次见到,中国人穿脖子上扎个花手巾的洋服。还听说,有的老师有两个老婆……我对他们十分敬畏。
要知道,解放初期,知识分子是很珍贵的。高小毕业回乡务农,都会成为在全国宣传的典型人物。这样高水平的中学教师,当然就更难物色了。后来听校长说,我们学校的老师,确实是从全国四面八方招聘来的,有上海的、江苏的、湖南的……当然也有山东的。
从后来的接触我感觉到,好像他们大部分人都没有当过老师,有些老师的学问也叫人怀疑。有位语 文老师,在课堂上竟把“破绽”读成“破定”,把“臀部”念成“殿部”。校长让他们指导学生的文体活动,有些老师还争论起来,说:“研讨作文体裁,只有语文老师内行,别的老师说不上话。”对学生的意见,有的老师也很不耐烦。有位教地理的老师,大家反映他讲课声音太低,后边的学生听不清。他知道后很不高兴,到班上用他那南方口音,拉着长腔对学生说:“我又不是个叫驴,我也不是卖狗皮膏药的……”让同学们哭笑不得。有时,他们还会办一些让学生们无法理解的事,例如,有一个老师让食堂给他包苹果馅的水饺。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老师们的变化很快。西装不见了,而且直到我离开那里,再也没见他们再穿过,衣着都很像些工农干部了。在课堂上不再吹什么当过作家,导演过电影什么的了。有的反而诚恳地告诉同学,他出身地主家庭,参加过国民党,在旧政府里做过事,对人民有罪。今后他要好好教书,将功补过,还要争取参加共产党。我听着,像是发自内心的,很受感动。
他们对教学,普遍地认真起来。有一位数学老师,用生动的语言去形容那些枯燥无味的数学符号,使同学们记忆十分深刻。至今我还记得他把乘方、开方说成“头戴一枝花,身穿蓝大褂……”。那个曾经听不进学生意见的地理老师,一到假期,就自费到教材内容涉及到的地方去转,课讲得生动具体。听说他有一次暑假转回来,到周村下了火车,身上只剩200元钱(旧币,相当新币2分),只够买一根冰棍。他也真的买了一根冰棍解解渴,饥肠辘辘,顶着烈日走回了学校。有的老师主动征求同学的意见,不过有时方式不当吓同学一跳。有一次上物理课,老师忽然叫起一位同学,问他对讲课有什么意见,那位同学被问楞了,吓得连忙说:“我没睡觉,听得很认真。”有位老师很有点艺术水平,带领同学们排演揭露国民党罪恶的小歌剧,很受大家欢迎。
老师们越来越受到同学的尊敬。我没有听见过这些老师有什么“反动言论”。只记得有一次,一位老师对一个党员干部办的什么事不满,对另外一个老师说:“党员吗,就是挡,好事都叫他挡去了。”我在场听到了,觉得背后这样说话不恰当,有意见应该当面提。
记得是1953年,全国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首先是“向党交心”,说是要让大家“洗一个温水澡”。
这年的暑假期间,老师们集中到博山,在一个好象是个叫“四十亩地”的地方学习。学校挑选了几个年龄大一些的同学参加,帮助老师思想改造,其中有我的好朋友王宗谢。那时我们同学的年龄差距很大,还有结了婚有了小孩的。
有一天,我去找王宗谢玩,他们似乎是刚开完了会,都在宿舍休息。我进门正好碰见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历史老师,站在很长一排的通铺上,绘声绘色地模仿另一位老师,前几天当别人问他的一个历史问题,他假装头痛晕倒的样子,弄得大家轰堂大笑。那个被挖苦的老师也在窘态毕露地苦笑着。我看了之后很受感动。我觉得,我们的老师,都在心情舒畅地和自己的过去告别,他们很可爱。
王宗谢告诉我,年纪大一些的老师,差不多都有一点历史问题。国民党员不少,有的还是国民党政府的官。那个数学教得很好的老师,当过法院的推事;那个领着同学演戏的是警察局长……通过学习,他们的历史问题都交待清楚了,有的还痛哭流涕,表示要重新做人。领导也表示,过去的事只要说清了,有了正确认识就行了,既往不咎。今后只要和党一条心,好好工作,每个人的前途都是光明的。
通过这次集训,老师们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校的教学上了一个大台阶,各项工作也都开展得有声有色。直到我们毕业离校,全校到处都是一派祥和向上的气氛。
我相信,当时老师们都是诚心诚意地向党靠拢;学校领导也是真心实意地想依靠这些老教师把学校办好。这些老教师,至少可以说,绝大多数摒弃了自己的过去,接受了新社会。可是,当时在一些老革命当中有了一些牢骚话:“早革命不如晚革命,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在我以后的经历中,这些话似乎在起着某种作用。
那年月,运动是一个接一个的。社会上,“肃反”之后,接下来就是“反右派”,“拔白旗”,“四清五反”,“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我们的这些老师,一步步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肃反”中有硬杠杠:“保长、连长、警长……以上的”都是“历史反革命”,戴上帽子就成了专政对象,不能再上讲台;不管你交代与否,现实表现如何。而且“历史反革命”也很容易变成“现行反革命”,有时一句话就够了。
“反右派”就更是对着知识分子来的,中学教师中是少不了“右派分子”的,特别是那些有学问能说会道的老师。
当时,这些“分子”中的绝大多数,还能留在本单位做个人下人,扫扫院子、担担水;可到了“文革”,学校中的这些人,都成了“红卫兵”表现革命精神的对象,他们受到了种种非人的待遇;最后,还要清理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反正这些老师的大多数,我后来没有打听到下落。只听说那个当过法院推事的数学老师,56年被 下放农村劳动,57年被划成右派,后来又打成历史反革命,先是劳动教养后是劳改。文革中说他攻击林彪、江青改判无期徒刑。打倒“四人帮”后又改为三年,最后是无罪释放。二、三十年过去了,老婆离婚走了,孩子下落不明,自己没有工作,孤苦零丁,衣食无着,投奔到他在洪山矿工作的侄子那里,很快就去世了。其他人受到的磨难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愿有的能撑到改革开放,苦尽甘来,过一个幸福的晚年。否则就只能含冤九泉了。
老实说,年轻时我是很左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这些事比较超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认为,矫枉过正事所必然,有些偏差也在所难免,不能求全责备。自己更是别管什么人,划清界线是最要紧的。
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阶级立场发生了动摇,后来在我的头脑里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而且越来越沉重:非那样对待他们不可吗?他们是我的老师,教给了我文化知识。如果说他们的头脑中还有些旧思想、旧意识,不够无产阶级化的话,可从没有传授反动或下流的东西给我们。他们的学生们日后自己的表现和对老师的思念就是明证。与有些过去罪恶深重,日后又顽固到底的日本战犯,我们依然以礼相待,给予出路相比,这样对待这些老师们是不是太不公正了。
作为一个有着五十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虽说我个人并没有什么责任,可是至今想起这件事,内心里总有一种歉疚感,甚至于是负罪感。
可怜的老师们,真对不起你们,你的学生在向你们忏悔、向你们致敬,可是,我很明白,这一切都于事无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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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降大任于斯人

说起来,让今天的青少年们有点难以理解。我们这代人,十五六岁的时候,尽管大人还把我们当小孩子,可我们自己,却俨然以承前启后的革命接班人自居。孔子十五而志于学,我们则是志于革命。
当从历史书上知道,百年来的中华民族,由于腐朽的封建统治,已经沦为久遭欺凌、贫弱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我们心情悲愤,满腔怒火。看到在走向振兴的道路上,一代代民族英雄、革命先烈、志士仁人们前仆后继,拼死抵御外侮,推翻旧世界,我们无限崇敬并立志以身效法。
这一段延续百年、可歌可泣的民族解放史,深深地刻到了我们的脑海里,流淌在我们的热血中。那些英雄们的壮举,时时刻刻都在鼓舞、激励着我们。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我们这一代,理当是自觉承担接班重任的后来者。天降大任,我们要踏着先烈的鲜血迹继续前进。实现中国人民的伟大理想,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光荣使命,已经历史地落在我们的肩上。这时的我,不再想上出学来挣很多钱的事了。
当时大多数的青年人,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无可非议的。每想到这些,就感到自己就是一个未来的英雄。有的人还在一本正经地研究,发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大战的战略问题,如何冬季利用白令海峡结冰进攻北美;如何在美国北部山区开展游击战。有的同学还想发明一种吸力强大的磁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军舰,吸到对我们有利的岸边,近距离用人海战术对付它。还有欧洲问题、非洲问题……有的同学则叹息自己生得太晚了,没遇上那血与火的年代。如果生在那时,他也会上战场冲锋陷阵当英雄。有的还说,做地下工作也很好,就是被敌人抓住也会坚强不屈,上刑场被枪毙时他会大声呼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只是千万别在晚上,那时喊别人听不见。
在那时节,青年也都是狂热的追星者,不过追的不是歌星、舞星,是革命英雄之星。当时会唱个歌、跳个舞算得了什么?不值一提!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个目标已经深入人心。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那时青年人的必修课,我是读了好多遍的。保尔·柯察金,是青年们共同的偶像。写信的末尾都是“此致,布礼”,“布”就是“布尔什维克”。“做保尔那样的人”,是好友们相互勉励的常用语。奥斯特洛夫斯基那一段关于生命的名言,是青年人共同的座右铭,经常出现在日记本的扉页上。而就在我们面前的那些身经百战的老干部,也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同学们中,传颂着他们的一些斗争故事。市里有一位领导,在给学生干部作报告时,由于过度劳累晕倒在台上,对我心灵的震憾,就像目睹一位英雄就义的悲壮,我几乎要掉下泪来。
那时候,我们人人以苦为乐,以苦为荣。衣服上补丁多是很自豪的,讲究穿着反而被人瞧不起。以至于有的同学,家里寄来新衣服,要先在水里泡过后再穿。鞋子破了自己缝补,感到是一种很革命的行为。女学生不用香肥皂,更不往脸上擦什么化妆品。冬天皴脸,也只是用没有一点味道的甘油或蛤蜊油。发式只有两种,除了短发就是两条小辫,那渐渐隆起的胸部更要束起来。那时在大街上见不到烫发的女人,更不要说男人。我怀疑,当时的理发师傅不一定会这门手艺,就像今天许多发廊里的师傅不会剃光头一样。那花褂子更是穿不出门来的。有一段时间,团中央号召“美化生活”,要商店的售货员带头穿苏联大花布,不但没发动起来,反而成了青年们的笑谈。
我们的学习是刻苦的,也是主动的。不要说上课,早晚自习也没有迟到早退的,更没听说过不交作业的事。考试作弊,那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事情,考场里用不着老师监督, 常常老师们发了卷子就去做别的事。大家并不多么看重分数,重要的是掌握知识。
小组讨论,是学校里一种经常的学习方式。一个班要划分几个学习小组,学习好的帮助学习差的,“不让一位同学掉队”是一种自觉的义务;怕影响自己的学习就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
革命英雄故事和革命理论,是课外读物的主要内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卓雅与舒拉》、《把一切献给党》……人人争相阅读。毛主席刚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我反复读了多少遍,有些段落我都能背诵。有些大部头的理论书,像《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也拿来硬着头皮啃。干革命不懂革命理论怎么行!
日常生活作风也都模仿老干部,每周一个“民主生活会”,批评与自我批评,一针见血毫不客气。学生办的黑板报,直言批评学校某些部门的官僚主义。有的同学戴帽子都学老兵,把帽沿压到额头下。反正脑子里时刻想着的就是,我是一个革命者,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自己的一切都是属于革命的。
那时学生的责任不只是读书,还要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当时抗美援朝还在进行,每个学生都参加给“最可爱的人”写慰问信,做慰问袋,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送给志愿军。个别女同学,还在这种通信中和对方建立了感情,日后嫁给了“最可爱的人”。组织宣传队,配合党的中心任务,排演节目到附近农村去宣传,是我们的经常活动。开始是宣传抗美援朝,后来又宣传《婚姻法》、普选等内容。
我们学校演的节目,在四邻八乡是出了名的。在韩家阿,老乡一听说学校有晚会,赶紧拿着小板凳往学校跑。后来,他们也排演了节目和我们联欢。远村的老乡就赶着马车来,接宣传队到他们村去演出,晚上还给我们烙白面饼、蒸包子。歌剧《小女婿》是最受欢迎的剧目,演了很多场。宣传队里还出了几位公认的“名演员”和“跳舞工程师”。
学校领导,还有意识地组织我们去见识现实的阶级斗争。当时全国正在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记得有一天,领导带我们几个学生干部,去市里参加批斗贪污分子大会。几个全市的大贪污分子站在台上,一个一个挨着交代问题,下边不断地往台上主持会议的人那里递条子,揭发他们没交代的问题,台上台下气氛十分紧张。
台上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有什么问题我更不知道,可我看着那些贪污受贿的家伙就生气,认为他们肯定没个老实的,于是,我也写了一张条子送上去,内容是“他们不老实,还有大事没交代”。条子递交上去了我又担心,万一主持会的领导查问,这张条子是谁写的,有什么事实要揭发,我可怎么办呢?我心里一直很害怕,坐立不安,直到散会。从这我得了个教训:不知道的事,不能乱插言。这件事我一想起来就脸红,一辈子没有忘记。
后来我听说,他们有些人确实不老实。倒不是有问题不交待,而是在逼、供、信中乱说一气。例如,有一个干部说他贪污了三个半火车头,问他放在哪里了,他又说不出来。
毕业以后干什么?当然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行业去,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当时眼界不宽,只知道煤矿最需要人,而地下采煤又是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岗位,那就去学采煤。
在我们毕业的时候,原来的淮南高职,已经改名为“淮南煤炭工业学校”,大部分同学都报了这个学校,而且争着报采煤专业,包括许多女同学。我那时人很瘦小,来招生的一位姓赵的付校长说我以后干不了,不同意我报采煤,我还和他争论了一番才如愿以偿。
当日我们那群“自命不凡”的孩子,从淮南毕业后,大都到了煤矿生产第一线,又绝大多数从工人干起。到日后几乎个个是局、矿长,总工程师等煤矿的领导和技术骨干,为中国的煤炭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实现了自已的少年壮志。
现在的中小学,上上下下都在大喊“综合素质教育”。我觉得,我们当时受到的应当算是最好的综合素质教育。不过,这可是很难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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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但是很开心

第三煤矿职业学校是我少年的天堂,有饭吃,有衣穿,课本也不要花钱买,可是作业本、铅笔什么的从哪里来呢?凑合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还是忍不住给娘写了一封信,让娘给我寄一点钱。我渴望的目光,每天都在那个写汇款通知的小黑板上打量,可很久很久,也没见上边有我的名字。
有一天,我正在教室里做作业,忽然有一位同学把一封信递给了我。我急忙打开看,是娘请人写给我的,里边还夹着5000元钱(旧币,相当于币改后的五角)。
那信,我只看了一半就不敢看下去了。急忙离开教室,跑到果园的一个角落,把那只有一张纸的信,反复看了好几遍。我心跳得厉害,头发懵,身上冒汗。娘在信上说,她知道我有难处,可又实在帮不了我,这点钱,还是娘儿四个从牙缝里省下来的。想想我那最大只有五岁的三个弟弟妹妹,想想孤苦无告的母亲,再看看手中的钱,我伤心、后悔、惭愧,呜呜地哭了一场。擦干眼泪以后,我感到突然长大了、塌实了、成熟了。我痛下决心,从今以后,再不难为母亲了。
我回到教室,编了一套圆满的谎话,告诉母亲说,在我那封要钱的信写了之后不久,学校就每人都发本子、铅笔、橡皮,什么都不缺了,让她放心。那不会再有的5000元钱,我除了把这信寄出之外,全部买成了纸(记不清是毛边纸还是黄连纸了,当时的作业本都是用这种纸自己订的),记得有二三十张。把它裁好了放起来,争取多维持一些时间。从此我就分文不名了。
那是个工农兵刚刚掌了国家大权的时代。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则是社会上的贵族。无产阶级,应该是客观上无产,主观上无私,这些,实际上都无法在学生中区分。可是穷学生们硬要把自己封为“无产者”,自视高人一等,还要蔑视那些有钱的孩子。
我可能是那群“无产者”中最纯的一个了。穷则穷,可不乏自尊心,我不接受别人的怜悯,我要靠我自己去克服困难。这之后,不记得有什么事到过一次周村火车站,无意中碰到我本家的一个爷爷,他告诉我,来这里办了点事,现在要回去,车票已经买了,还剩下35000元钱,一定要给我。我可是说什么也不要,说了几句话就跑开了。他回到家给庄里的人说,这孩子有志气,日后会有出息。
我牢记着我娘的一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铅笔不用花钱买,我常捡到别人扔掉的铅笔头,后边卷上个纸筒还能用很长时间。打草的纸也好办,有时在办公室能要到一些用过一面的废纸,另外,到处可以拾到烟盒,伸平了订起来,那纸都很好。就这么,我照样能在班里考第一。那时养成的珍惜纸张的习惯,影响了我一生。日后当了大学校长,还用旧台历当便条纸,拿到的人说是假的,被人当做笑谈。今天写作,也是一张纸用了正面用反面。把旧信封裁开,大的可以给孙子包书皮,小的可以写个提纲。我的文章总写不好,可能与这有关。
据说,那时上级对我们学校的供给标准是:职工子女一月九十斤小米,管吃、管穿;非职工子女一月70斤小米,只管吃。在那时的山东,这可够得上是小康生活水平了。我们平常吃的窝头是纯粮的,菜只能是大锅菜。那是真正的,名符其实的“大锅菜”。锅的直径,不到 两米也差不多,翻菜用的是铁锨。平常意义上的“炒”是不可能的。所有的菜都是煮,油是另外用一个大铜勺烧熟了,浇在上边。吃得最多的,夏天是土豆,冬天是白菜。吃饭很省事,窝头自己到食堂门口的大簸箩里去拿,菜八人一组,值日生用大盆端回来分给每个人。
天长日久总吃这个,有的学生就说怪话了:“三职的饭,不用算,揭开锅,是地蛋,咬一口,还不烂。”这时,有谁带点辣椒酱什么的到吃饭的地方,人缘立马改善。不少同学会覥着脸过去,抹一点到自己的窝头上。星期六下午的包子,可是人人都不放过的,早晚吃得弯不下腰为止。
由于缺少某些营养,加上晚自习开始用煤油灯,有一段时间又改用汽灯照明,很刺眼,不少学生得了夜盲症。可有意思啦,下了晚自习走出教室,和瞎子一样,什么也看不见。要由一个眼好的同学在前头领着,大家手牵着手往宿舍走,就这样还有在路上摔跤的。不过这病好治,学校煮了些不放盐的羊肝汤,捏着鼻子喝两次就好了。说也怪,那时的学生几乎不生病,我在韩家阿三年就没吃过一次药。有了病也好得快,校医王大夫的口头禅就是:“头痛发烧,阿司匹林一包。细嚼慢咽,多喝开水,保证不拉稀。”
那时学校里穷孩子多,很穷而各方面表现又好的学生,是受到大家尊重甚至崇拜的。有钱的孩子吃不开,特别是有钱学习不好,或者是个小气鬼,更叫人瞧不起。看来,贫富矛盾是古今中外无处不在的。
有一个学生会的干部,是属于有钱学习也好,但小气的一类。他的辣椒酱罐子很少有人去光顾,因为他那脸太难看,不过我们常和他搞点恶作剧。
那时的学生很少有什么零食吃,能到河边的小菜园里买个西红柿,已经是很被大家羡慕的事。花生米,是当时学生眼里最美的食品。记得那时候,《中国青年报》曾开展过一次“什么是幸福?”的大讨论。北京某大学有个调皮学生说“躺在床上吃花生米,是最幸福的啦”。学校周围,只在一个农户家里卖一点,买的人很少,就是买,也不过一两二两,每人吃几个解解馋罢了,当真吃,很少人吃得起。那个小气鬼常去买,他从不给别人,除了晚上偷着吃,白天都是乘人不注意,急忙放一个在嘴里,可那花生米的诱人香味是瞒不了人的。我们几个穷孩子就和他搞恶作剧。
每当他吃花生米的时候,我们就一边装模作样跟他打闹,一边偷偷地往他口袋里放不大不小的粉笔头。他吃了几次粉笔头之后,买了一点花生米要给我们吃,我们才不喜吃他的呢。不过,从那以后,我们也不再往他口袋里放粉笔头了。
还有一次是在一个寒假,学生会的干部到团市委参加培训班,集体吃住在周村的一个中学的学生宿舍里。有一天下大雪,说是中午改善生活吃鸡蛋汤。打回来一看菜里没有鸡蛋,是切成一段段的油条。这大家也很高兴,本来嘛,不年不节的怎么能吃鸡蛋呢。分完了菜以后,小气鬼急着要去小便,可又不放心他的菜,当着大家的面数了数他碗里的油条,说一共六块,少了大家要负责。当他踏着厚厚的积雪,从操场角上那个厕所跑回来时,一看自己的菜碗,一块油条也没有了。赶快去看别人的碗,也都没有了。大家笑得前合后仰,他可气得眼白勾白勾的。
你别说,在第三煤矿职业学校上学的时候,我还真到周村城里去下过一回馆子。
我们很快就要从三职毕业了。有一个星期六,好友周隆祥找我。见面就说,都说“金周村银潍县”,在这里上了三年学,还不知道周村是个什么样,太亏了,明天咱们上周村看看去。我觉着有道理,决心豁上个星期天,去逛逛周村城。
第二天早饭后我俩就进城了,大街小巷串了个遍,也没看出“金”在哪里。全城像点样的只有两条街,那条青石板铺地的南北街,还有点古色古香,两边的店铺多是卖绸缎的,看样子当年曾经挺热闹。
快中午了,我说咱赶紧往回走,回校吃饭去,他说要请我下馆子。我问他有钱吗,他诡秘地对我挤挤眼:“你就甭管了,我叫你吃什么你吃什么就行了。”
不要说大馆子,小馆子我也从没进过,首先我怕跑堂的那一声吆喝,毛巾往肩上一搭“来啦,二位里边请!”这会让我不知先迈哪只脚好。我们转到了一条僻静的小街,找了一个卖油条、麻花、糖糕什么的小吃店。店里没客,一见我们来了,赶忙摆上几盘他们店的炸货。周隆祥又要了四个烧饼四碗粥。他给我使了个眼色,我俩就大吃起来。一人两个烧饼两碗粥刚下肚,小周就拿出3000元钱来,让掌柜的算账。掌柜的过来一看,别的什么也没吃,虽不高兴可也不好说什么。烧饼500元一个,四个2000元;粥200元一碗,四碗800元,还得找我们200元。
我们一出门,就听见后边嘟念:“穷学生……”我俩可开心的不得了,今天可赚了个大便宜,那么多好东西可让我们白看了。周隆祥对着我耳朵悄悄地说:“我一共只有3000元钱。”这事让我开心了好几天。
我也下过馆子了,这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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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照老大哥的办
  
1954年的夏末,从韩家阿走出来的这些对煤炭工业近于痴迷的小青年,怀着满腔的热情、献身的信念,从山东各地向安徽的淮南奔来了。
那年夏天正是淮河发大水,去淮南的铁路,到蚌埠就中断了。一天上午,我们坐上木船,离开挤满了难民的蚌埠,在一片汪洋中向南驶去。那混浊的洪水一望无际,浩浩东去。灰黄的水面上,漂着些树木、杂物,有时还能看见家畜和人的尸体。从水面上露出的大树尖顶来看,那船不一定是行驶在河道上,可能下边原本应是金黄色的稻浪。据说,这样的大水很少有,后来,2007年的水灾说是与那次相仿,是50年一遇的。
那时都说,淮河是条坏河,三年两头闹水灾,两岸的百姓苦不堪言。不久毛主席就发了号令:“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记得我们在船上坐了几个小时,还吃了一顿午饭。那煮米饭的水,是直接从船边打上来的,船上人的大小便,可也是直接排到这水里。我这从来没坐过船的山东人,这次可过足船瘾了。
过午时分,船到了田家庵,在河南岸一个并非码头的地方靠了岸。我战战兢兢地走过那像平衡木一样的跳板下了船,见到了学校来接我们的人和拉行李的汽车。这和我当年独自一人背了行李从周村步行到韩家阿时可就不一样了,很显然,这个学校比那个大。
学校就在田家庵城南边四五里地,紧挨着一个叫洞山的小火车站,再往南不远就是舜耕山,据说,当年舜帝在那里种过地。
学校是建在平原地上,面积虽比周村的学校大,可建筑物并不比周村的好,除了校园中间有一座不大的红砖、红瓦的三层办公楼,最北边有个食堂兼礼堂的大屋,别的教室、宿舍,都是青砖、青瓦的的平房。学校的范围不大,不几天我就熟悉了。这时,我有能很快熟悉一个地方的能力,连自己都感到惊奇。
这个学校是直属中央煤炭工业部的,我们是这个学校的第四届学生。学校设有“煤层地下开采”和“矿山机电”两个专业。那年各招了四个班,共四百学生。生源除了周村韩家阿三职校的之外,还有的来自设在徐州贾汪的一所同类型的学校,此外也有一些安徽当地的同学。
这里的生活又比周村好多了,顿顿是大米饭。在我们老家,这可是过年也吃不上的。在我的记忆中,长这么大我只吃过一次,还是我爷爷活着的时候。菜也好,由于淮河发了大水,那大鲤鱼才八分钱一斤,可惜我不吃鲜鱼。不过,就是咸菜也比韩家阿的好吃。睡觉虽说是双层床,可是一人有一个窝,不像在三职校睡通铺。
开学后不久我就发现,这里和韩家阿那个学校是很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是,此处一切是照“苏联老大哥”的办,是很先进的。听说这里原先是叫“高职”的。“初职”、“高职”的学制沿革我说不清楚,可“中等专业学校”却是地道的苏联专利产品。
这所学校,不但学校的名称,按照苏联的规范,改为“淮南煤炭工业学校”;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教学方法、学校管理等等一切,都是全盘照搬苏联的。
我们学的东西都是苏联的。外语当然要学俄语,虽说我们在周村学过两年,还要再从字母开始,那个卷舌音整得我好苦,五年没有学会。各门课的教材有三种情况:有的是原本翻译过来,并已正式印刷出版的。这种教材的“序论”篇幅都很长,插图中有一个一个的大胡子,不是什么“洛夫”,就是什么“斯基”,大讲俄罗斯、苏联在这方面的伟大成就,好像什么都是他们发明发现的。《采矿学》言必顿巴斯、库茨巴斯、卡拉干达(苏联的几个煤矿区的名字)。另一种是翻译了但没有出版,随着上课给学生发单页,插图和文字还是分开单独发,要自己一张张剪下来往上贴,最后订起来都是一本本“大肚子”。第三种可就更苦了,只有大纲,教师自己写讲义,上课时写在黑板上让学生记,于是就“上课抄讲义,下课对讲义,考试背讲义”。
学校里的老师们都在忙着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学习“无产阶级教育理论”、这就是苏联的《凯洛夫教育学》。各种教学活动,都要按凯洛夫的要求去实施。学习成绩由百分制改为五分制。每堂课开始都要提问上次讲课的内容,老师当场给指定回答的学生定分,并记在个人随身带的记分册上。每门课的每个单元都要“测验”。期末考试则基本上都用口试。口试的形式是,由一个主考老师两个陪考老师,像“三堂会审”那样,逐个学生“单兵教练”。学生几乎天天面临着考试,学习的压力很大。
有意思的是,课外活动不但必须参加,还要严格按学校制定的活动内容表上的规定进行。学校还在学生中实行“劳卫制”,人人都在为那个小本本上的项目达标而奋斗。平常几乎没有学生自己支配的时间,就像个军营。
更耐人寻味的是,有一段时间,莫名其妙地搬来了苏联“六节一贯制”的作息时间表。就是早操之后立刻吃早饭,接下来是一连上六节课才吃午饭,自习都安排在下午和晚上。可能苏联的学生,早上吃的是牛肉、鸡蛋加面包,能撑得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早上的一个馒头两碗稀饭,跑上两次厕所,不等第四节下课肚子就唱开了戏,后两节大部分学生都没精打采了。坚持了一段,学习成绩明显下降,这才改了过来。后来听说,这是苏联为走读生安排的时间表。下午学生不必再到校,学校也要进行别的教学活动。我们的学习苏联可真是虔诚到了不假思索的地步。
除了教学,学生的业余生活也都苏化了。唱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梅花”、“卡秋莎”、“共青团员之歌”……跳那种蹲下去,两腿一伸一伸的苏联舞。通常都是用口琴伴奏,要是能用上学校那架惟一的手风琴,可就真是美仑美奂了。
同学们平日的话语里,常有“道瓦里什”、“喝老绍”、“斯巴塞巴”……几乎人人都看苏联小说和关于共产主义道德修养的书。看的电影也大部分是苏联片《列宁在1918》、《攻克柏林》、《幸福生活》……就连我们下矿实习穿的工作服,也做成“顿巴斯矿工服”,上衣的一排扣子在左边,胸前缝一个大口袋。还说,苏联的煤矿都是军事化管理,下达生产任务都是命令,工程技术人员都有军衔,以后我们也会实行。我想,大概等到我们到矿上工作时,中国的煤矿也该有军衔了。我会是个什么军衔呢?至少是个少尉吧!
那是个全党、全国、全民学苏联的时代。帝国主义容不下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毛主席指示“要一边倒”。那时,世界各国阵线分明,我们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头,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实现世界革命的胜利是指日可待的。还说斯大林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
中苏友好正在度密月,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156项重点工程,在我们学校西边不远处就有两项;两座现代化的大型煤矿——谢家集一、二号井,先后移交生产。高大的井架在向人们显示,苏联的先进和对中国援助的无私。田家庵还有苏联援建的造纸厂。中国人对此都是感恩戴德,称苏联为“苏联老大哥”。各种报刊、电台,都在宣传苏联,苏联是十全十美的,各方面都比中国强上十倍,中国人只能五体投地。在那时,拥护不拥护苏联,不是个一般问题,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
那时的中苏友好协会可以说是全民性的,除了阶级敌人,人人都是会员。胸前都佩戴着由中苏两国国旗组成的会章,还有一个硬纸片做的会员证,开始还交过会费。谈到苏联只能是好、好、好,谁说苏联的坏话,谁就是反革命。有一位老师在谈话时,无意中提到,沙俄吞并了黑龙江以北大片中国领土的事,差一点惹出大祸。
当时能听个苏联专家报告,是件很荣幸的事。记不清我这一生是听过一次还是两次,讲的内容更是早已忘掉。有一次专家报告中举的两个例子,我却是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是在说到青年人要树立远大理想时,他说,瞄准天上的星星放枪,尽管达不到,总比对着面前的小树射得要高,这话很有哲理。另一个是在谈到对煤矿安全的认识时他说,小孩子在划第一根火柴前,他认为划火柴是很危险的,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简明而形象地讲清了一个大道理。
平心而论,苏联的教育有很多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参考。开始的全盘照搬,后来的全部否定都是不对的。
总的方面不去论述,从具体问题说,例如五分制,引导学生关注掌握知识的要点和深度,而不斤斤计较分数的多少;口试,要求学生灵活地掌握知识,又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和临场发挥能力等等,都是值得借鉴的。就从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大题目来说,当时我们教学计划的要求是很全面的。每一门重要的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学完了理论部分都要进行课程设计。学采煤专业的还要分别做综合的采煤方法、通风安全、劳动组织与计划设计。最后还有针对现场实际问题的毕业设计。这对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培养自学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实在是大有益处的。
在实习方面,我们采煤专业的金工实习也是真刀真枪的车、钳、锻、铆、焊。记得钳工实习的内容是要求在一块 1公分厚,6×10公分大小的铁块中心,做一个对边一公分半大小的内外六方。要求那六方块在六方孔中转到哪个方向也能放下去,而且对着太阳看要不透光,那要求实在是很高的。下矿实习分以学生身份的参观实习、以工人身份的劳动实习、以工长身份的毕业实习,都安排很长时间。不但强调学生要“过劳动关”,而且都要天天写实习日记,最后写实习报告,人人都是厚厚的一本。
我看到,今天我们许多职业技术院校的教学,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就远没有那时做得好。我们总是喜欢一切是非都以政治来区分,因人废言。在这方面我们吃的亏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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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学与女同学
  
一个男人,在一生中,除了自己的家人,注定还要和一些别的女人产生这样那样的纠葛。有一些并不是什么风流韵事,甚至于还带着一些意外、荒诞和苦涩。
我爷爷在世的时候,刘家的长孙是个稀罕物件,很被周围的人所看重,特别是一些农村人家。他们看到我爷爷在镇上当大夫开药铺,父亲在电灯房干事,这孩子必定是有福的。于是就有些来提“娃娃亲”的。提亲的人家也都是有些家底的,要门当户对嘛。平常这事是不对我说的。其中有一家是水坡村的,他们村的豆腐在坊子是出名的,竟把那女孩子领到我家来了。
我没有看见那女孩子,是我姑姑偷着给我说的。说那小女孩长得很好,也很文静。我听说以后只觉得很好玩。可是我爷爷不同意,说孩子还小,大大着再说吧!那家的老人也和爷爷说定了,等孩子大大再提这事。听说是我爷爷为我父母的婚事伤心,不愿再给我早定亲了。以后我爷爷死了,我也长大了,可他们没有想到,我是个不走运的苦命孩子,这件事当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我12岁时,正在车子铺学徒。有一天,我的祖母正坐着马扎看我给人家的自行车补内胎。有一个比她小很多的妇人来找她啦呱。她就住在我家西边的胡同里,家里房子高、院子大、生活很富裕。有钱的人说话底气足,况且她又很健谈,说话高门大嗓,眉飞色舞,是半条街上都出名的人物。
她们正谈着,不一会,风风火火地跑进来一个不大不小的闺女,来问她妈要钱买什么。我正在吃力地给自行车上外胎,一身油污满头是汗,只是抬头看了一眼。一件花褂子,两条小辫子,脸挺白,长得很好看,似乎比我大几岁。听人说,她是三马路上的一枝花。就像叫花子见了牡丹,花再美与我何干?她的进来,在我心里没起半点波澜,继续吃力地上我的带,她拿了钱就走了。
这个闺女是那个妇人的骄傲,她指着闺女的背影对我祖母说,上中学了,可有才分,回回考第一。我祖母也就顺着夸她的女儿长得俊。谁知那妇人哈哈笑着说:“你看中了就说给你孙子当媳妇罢,就不知你孙子看中了不?”说着还用嘴呶呶我,说完又是一阵得意忘形的大笑。我祖母明知是句笑谈,可不能不接话,连忙说:“那可高攀不上,那可高攀不上……”那妇人也还适可而止,“那你们看不上就算了。”不一会,那妇人像打了胜仗,说着笑着得意地走了。
我当时还是一个孩子,还不知道娶媳妇的含义是什么。只觉得吹喇叭坐轿子是有钱人家的排场,压根就没想过这事。这时候,我只想多来个修车子的多挣几毛钱,好让家里人高兴。不过,对于这妇人的这一番戏弄,我却着实有点气愤不过,从此不理她。我奶奶也很生气,她把烟袋锅子使劲往地上磕了两下,变着脸说:“俺孙子如今不要媳妇,要也不要这样的,疯疯颠颠!”我倒觉得这于那闺女无关,她并没有伤害我。这一件事,我一辈子没忘了,一想起来就耿耿于怀。
也真巧,五十多年之后,有一次在泰安的潍坊老乡聚会,一位老态臃肿的 白发老夫人说认得我,我却是没有一点印象。她信心十足地拿出一些老照片让我看。我吃了一惊,真是岁月无情,当年小镇上那朵娇艳的花,如今被岁月摧残成这副尊容了吗?这地球也太小了。
真正男女之间产生纠葛,是在我上了高小之后。在上个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学校里男女同学之间的关系,今天看来有点不可思议。
在坊子中心小学的两年,我还是个混沌未开的孩子。记得班里有五位女同学。开始,我对她们可谓一视同仁,既不反感也无好感,只觉得男女有别,对她们不能和对男同学那样打打闹闹。我们相安无事了一段时间。后来,从几个岁数比较大又好事的男同学那里传出,某位女同学和我好,那指的是一位面皮有点黑、很文静、很用功的女孩子。记得她们家是干铁路的。
在当时的小学里,男女同学相好是天大的坏事,大概和社会上的“反革命”、“坏分子”差不多,是一个无法再大的罪名了。这以后,那位女同学见了我就躲,我也不敢再同她说话,直到毕业。离开小学后,很久未与这位女同学见面。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坊子火车站买车票,售票的竟然是她。她看见了我,我也认出了她,可她依然好像不认识我,我也连招呼没打,拿了票匆匆离去,从那就再没和她见过面。说实在的,我和她,就是在思想深处也没有任何的特殊感情。男女有别,人言可畏,以至如此。
我和同班的另外一位女同学,毕业后还有过一次令人难堪的邂逅。那是在没到周村上学之前,我穿着一身破衣服赤着脚,同我娘一起到一家人家去。有什么事不记得了,反正是求人。想不到,那竟是一位女同学的家。那位女同学见了我,脸一下红到了脖子,她羞答答地低下头,什么表示也没有,急忙走到别的屋去了。从那,我再没见过她。对此,至今我还很纳闷,这是怎么一回事?很可能是见我一副小叫花子样,不屑为伍。
其他同班的女同学,更是连见一面的机会也没有过。年深日久之后,回家到母校去,曾与别班的一位已在三马路小学当老师的女同学,见过两次面。头一次还谈学校、说孩子、坐了一会,可是没有同学间的话题。第二次就只剩下匆匆的寒喧客套了。那时的小学里,男女同学之间的关系,真是神秘莫测叫人说不清楚。
到了韩家阿,就有点懂事了。感到女同学那里有一种诱人的魅力,可同时又让人畏惧。偶与她们相处,感到周身的不自在,必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可也奇怪,有一位名叫刘其敏的女同学,渐渐地从她们当中游离了出来。她对于我,只有魅力,没有畏惧了。虽说都是坊子来的,可她的家在坊子南边的马司村,还隔八里多地,以前并不认识。来到学校我们也没分在一个班,接触也不多。而她与同村来的几个男同学,却是经常在一起。她看我的眼光,和别的女同学不一样,对这,我似乎是理解和接受的。同时,我内心也明白,她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这事是怎样开始的,我是无法交待清楚的。
忽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的桌洞里,放着一摞订得很整齐的作业本,还有两支铅笔,我一猜就是她放的。她是怎么知道我的座位的呢?吃饭的路上,我悄悄问了她一句。她脸一红,头一低,没有说什么,一股热流涌过了我的全身。从那以后,我没有再为文具犯过难。
平常我们谁也不找谁,但很希望能见面。其实见了面,也只是相互看看而已,难有说话的机会,似乎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有一次相遇,周围没有别人,她急忙问我;“还缺什么吗?”我回答:“什么也不需要。”她又说:“看来我这辈子学习是赶不上你了。”我说:“怕是你的学习方法不好,我也没办法帮你。”再也就没什么说的了,怕别人碰见,就赶紧离开了。
只在一种情况下,她会大大方方地,到教室或宿舍去找我。因为没有钱买车票,寒暑假我总是留在学校里。这时,她会当着别人的面问我,家里有什么事不,她明天就回家。她从坊子下火车后,也总会先到我家去,对我娘说,我有事不能回家了,都很好,让她不用挂着。
开始,我娘对这个大像片在坊子安邱路照像馆的玻璃窗子里摆了好久的俊闺女,回家就来送信,临走还再来问问,没有在意,以为是同学而已。时间常了,她就咂摸出点味道来了,有事就和她商量。在农业合作化时,曾有件大事我娘问她,她一时回答不了,回校后还专给我娘写过信。这些事,都是以后从我娘嘴里知道的,她一直没给我说什么。
1954年的春节我回家了。过了年回校的时候,由于是凌晨的火车,晚上她父亲陪她到我家来等车。
一盏小油灯,照着一间黑黝黝的小屋,半间屋大的土坑上,睡着三个半大孩子,连个正经座位都没有。我娘正着急拿什么给这闺女吃?她父亲出去敲开了商店的门,买回来二斤挂面、两支洋蜡……这我娘就更有数了。
这年暑假,我从韩家阿毕业回来,看看家里实在是艰难,再去上学的事有点难以启齿。可我娘主动地对我说:“像咱这样的家庭有谁能看得起,人家这算成全咱,你们快去上学吧。我们在家里饿不死也冻不死,我现在给八九医院洗衣服、做被子、看孩子,街道上有活我也干。仨小的一天比一天大了,放了学就拾炭、拾柴火。每到冬天街道委员会还都来看看,救济点布什么的,你们不用挂心。”看她的脸上,是那样地充满信心和希望,干起活来也是那样有劲头。我感到,我想要像保尔那样,在革命道路上拼到底的信念和决心,她肯定不会理解,我也没法对她说;可这个闺女的出现,却一下使我娘看得更远了。
在韩家阿,我还经历过一次男女同学的感情纠葛。
在我们班的教室里,隔着一条过道,和我同排坐着一位女生。她当时的个子怕是比我还高,白净的大脸上总是带着笑。她学习很好,还特别会画画。当我们的目光无意中碰到一起时,她的脸总是红一阵白一阵的那么不自然。我也因此常常感到很难堪。不过我感到,对我来说她只是一位很好的女同学。
有一天上美术课,我的橡皮头找不到了,顺手向她借来用。下课后她就出去了,当我用完了还给她时,她手里拿了一块新橡皮,笑着对我说:“我还有,你留下用吧。”当我硬要还她时,想不到她的表情那样吓人:脸红红的,直盯着我的眼里流露出气恼、责备和委屈。我有点紧张,手怯怯地缩了回来,把橡皮放进了自己铅笔盒。一连几天,心里莫名其妙地不安。
过了一些日子,一天上午发下了数学月考的卷子,我和那位女同学都得了100分。午休后我去教室比较早,一进门,猛然看到那位女同学已经在那里,可也只能硬着头皮进去。她微笑着对我说,你的学习真好,这次又是100分。我心想你不也是100分吗,可我就是找不出回答的话来。我怕别的同学进来,看见只我们两人在屋里会说闲话,就撒了个谎,说忘了什么东西急忙离开了教室。事后很长时间她不理我,我也觉得很对不起她,可又没法解释。不过日子一长,心情也就都平静了。虽说见了总还有些不自然,直到毕业却也没再发生什么不愉快。
到了淮南煤校以后,不在一个专业,相互再没有什么来往。毕业后,记得她是分配到了河北省的煤矿上,我们再没见过面。不知她如今看了我这段文字之后会有什么感想。小小的几件往事,可是刻骨铭心地总也忘不了。
初谙世事的少男少女之间的情感,多么纯洁而真诚。它是一种神奇的力量,鼓舞着钟情的人们,勇敢地向崇高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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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学与男同学

让地球献宝的采矿,是豪迈的事业。到地下去采煤,更是勇敢者的选择。
谁都知道,煤矿井下有水、火、瓦斯、冒顶四大灾害,时刻威胁着在那里工作的人。旧社会更有人说:“当兵的是死了没埋,下窑的是埋了没死。”可是,我和那位还说不明白是什么关系的女同学,都自愿到了淮南煤校,我学采煤、她学机电。
淮南煤校的两个专业,“煤层地下开采”不用说了,就是“矿山机电”,大部分岗位也是在地下。到井下去工作,按说这是男人们的事,可那时的女同学也不甘落后。不但机电专业每班有八九个女同学,采煤班平均也有五个以上。这个学校出过著名的女采煤队长,那可是在井下指挥粗野的男人们的差事。她是学校女同学们的骄傲和榜样。在这个学校里不分男女,人人热爱这份艰苦而又危险的工作,大家都以“新矿工”自诩,还有的说自己是“地下工作者”。到校后,许多同学都借一套矿工服,戴上矿灯,照个像留作纪念。学校里,到处洋溢着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慨,像部队里的战士。
这里的同学不怕苦,住的都是大房间床挨床的双层铺;吃的是每人每月九元两角伍分钱的集体伙食,人人都很满意。那像军营一样严格的管理,大家都愉快地服从。
淮南的夏天是酷热的,可有时冬天冷得一点不比山东差,有刺骨的寒风,也有明月照积雪的长夜。早操是雷打不动的,再冷的天也是“三不准”——不准戴帽子,不准围围巾,不准戴手套。那个带队的老体育教师,三九天只穿一身球衣,而且每天都是他到的最早。
因为学校不但在黄河以南,还在淮河以南,按当时规定,学校的教室、宿舍,冬季都不取暖。教室里问题不大,五十个人挤在一个屋里,门窗一关,虽然有点不太芬芳的气味,还不至于太冷。宿舍可就苦了,韩家阿的通铺,冷了可以挤在一起取暖,这里的上下床,再冷也只能“独立作战”。每到冬天,下了晚自习,同学们踏着积雪回到冰冷的宿舍,各自的“备战”就开始了。少数有两床被子或大衣的同学比较简单,把棉衣夹在中间,上面再盖上一床被子或大衣就是。大多数同学只有一床被子,这就要首先把被筒的一头用绳子扎起来,别让被窝里的热量跑掉。盖衣服也有讲究。棉裤是裤腰向下压在脚头上,有的还用皮带固定一下。棉袄盖在头下,防止两肩那里透风。躺下后,先当一段时间的“团长”,暖和好久才能把腿伸开。
1954年冬天,头场雪下过之后气温骤降,由于我的装备太差,那被子里的棉花有的成了蛋,只好多当一会“团长”了。有一天夜里,实在太冷了,冻得怎么也睡不着,我悄悄地起来,把铺的褥子抽出来也盖在上边,身子下边就只剩下在舜耕山上割的茅草了。第二天早上同学们都奇怪,我脸上哪来的一条条的印子?我不好意思说,那是跑到枕头上的茅草搞的鬼。
我又没有棉衣穿了。在韩家阿大家给我做的那一身棉衣,三年下来已不成样子,让我娘给弟弟妹妹们当棉衣里子了。学校给我的甲等助学金,除了吃饭书本外,每学期还有12元零用钱,是能够买件棉衣的,可我就是不愿意去领。在淮南的三年,都是宁可自己吃更多的苦,哪一年的助学金我也节余上交很多。迎着呼啸的北风,我只穿着几件单衣,还是硬挺着腰板,心想,当年保尔修铁路的时候比这可苦多了,这算不了什么。
这次她顾不得不好意思了,等在通往食堂的路上拦住我,说她已脱下了绒衣、裤,要给我穿上。我个小伙子,怎么能穿一个姑娘的衣服呢!我不同意,说不冷,没事。她很难过,低下头走了。
两天以后,下了晚自习回到宿舍,我发现,我的铺上有一件厚厚的新棉衣。我知道,这是她给我做的。我也知道,只要我第二天穿上,是不用找她道谢的。
隔了一天的晚上,另外一个班的马家骥同学,又来送给我一条绒裤,要我必须穿上;说这是他买了新的把旧的送我,不穿就是嫌破。这下可好了,全身暖和和的,怎么能再学保尔呢?我感到有点不大得劲,她见了我倒是满面春风了。
我和刘其敏在山东周村萌发的感情,不知不觉地在安徽的淮南发酵了,我们成了恋人。
少男少女间真正的恋情,常常是让人心绪难平的。不该想的时候也常常会冒出来,让人烦恼。不过,我们不在一个专业,自我约束也很严格,没有特别的事,很少见面。因为我入校不久就成了学生会的干部,后来当了学生会主席,兼《前进报》的总编辑,还是采煤科团总支的付书记,更应该以身作则。
那时我很自负,似乎理所当然地把自己当成保尔,因为我穷,穷得三分钱的露天电影票都没钱买;而且自认为思想也很“无产阶级化”。我把她看做冬尼亚,因为她长得漂亮,家境又比较好,不少“小资产阶级情调”。我想当年的保尔,没有改造好冬妮亚,最后失去了她,我要把她改造好。
其实“冬妮亚”是很关心“保尔”的,她不但关心我在校的冷暖和生活上遇到的困难,还关心我家里的母亲和弟弟妹妹。每次放假回家,她都冒充我的代表,到我家去看望,给我娘带去欣喜,给弟弟妹妹们带去依恋。这些事,我当时都不知道。
记得有一次春节后开学,她回校后给了我一张我三个弟妹的合影。我看着它,眼里流了泪,久久舍不得放下。心想,她怎么知道我想念他们呢?内心里很感激,可当着面什么都没有说。
我这保尔对冬妮亚,却是只有要求,没有关心。有一次我在报上看到,朱德委员长号召有志青年到边疆去,我就给朱委员长写了信,要求去新疆。这样大的事,事前事后我都没有对她说过,实在太不尊重别人的感情了。幸而朱德委员长办公室给我回的信上说,这事要征求本单位的意见,而我们学校还没有这项任务。
由于我的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我们之间就不断发生“冷战”。我总想按自己的观念要求她,她常常接受不了,认为我总找她的别扭,彼此就赌气。
有几次赌气是因为跳舞。当时学苏联,全国上下到处都在举办交谊舞会。学校也不例外,几乎每个周末都要组织舞会,而我最烦跳舞。
要说我一辈子没和女子在一起跳过舞也不实际,还是跳过一次。也是一个周末的晚上,学生会在礼堂举办舞会,我是主席,不到一下场是不好的。不用说,就算在那个革命的年代,一个当学生会主席的男学生周围,是少不了崇拜的女同学的,尽管感情很少外露。这晚,当我在礼堂里出现,另外一个采煤班的一位女同学,走到我跟前,手里拿着一块糖,板着脸,大声地对我说:“主席,给你块糖吃!”我一听这命令口吻,又在大庭广众之下,就赶快接过来。这一接不要紧,新任务来了:“陪我跳个舞。”我说不会,她说:“知道你不会,我教你。别的都学得那麽好,我就不信教不会你跳舞。”没办法,只好同她跳。我实在不会跳,又不想和她跳,另外,我看到我的冬妮亚正和别人跳得那么样娴熟,心里不高兴,所以心不在焉,总踩她的脚。一会儿就把她踩烦了,她撅起了嘴:“吃了俺的糖,还不好好跳,真笨!”她把我一甩,走了。我也怏怏地离开了礼堂。
在回教室的路上,远远听见礼堂里传出的“嘭嚓嚓、嘭嚓嚓……”的音乐,心里不知有多烦。可她是班里的文娱委员,这种场合是少不了的,我也就常常不高兴。她只要几次见我脸色不好,嘴上就起泡。她不知其中的原故,我又怎么好说呢,好在过三两天就平息了。
也有短期平息不了的别扭。有一次她病了,躺在宿舍里不能上课。我去看她,无意中发现,她枕边放着一块手表。那时学生中很少有人戴表,我感到新奇,拿起来看了一下,是新的,又往手上试了一下。她告诉我,是她同村某位男同学放在那里的,让她好按时吃药。
我一下觉得,这表好像是一块烧红的铁,赶紧摘下来放到了床上。我的感情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为此很长时间不理她。她也有点生我的气了,我们僵持了很长时间。有一天,她在院子里找到我,我看她嘴角上鼓满了泡。她对我说,她思想压力很大。我说,那你就把我忘了吧,只要你能忘了,你不用担心我,工作学习一忙起来,我会把一切都忘掉的。
不管怎么说,学生谈恋爱是要影响自己的学习精力的,尽管我的自制力比较强。我虽硬着嘴这样说,其实我也很痛苦,有时我都想,为什么男人一定要找个女人,这一辈子要浪费多少精力,我常常在日记中痛骂自己没有出息,成不了大事。
这次她有点急了,发了红的两眼直盯着我:“你是怎么了,我心里从来没有别的人……”听了这话,又看到她那委屈的样子,心里猛的一楞。细想想,可也是,这到底为了什么?
我们之间是少不了想插足的人的。从那以后,她收到求爱的信就硬交给我,一定要我代她回复。我记得,有两封是老校友从矿上寄来的,和她只是一面之缘,是无所谓的事,人人都有爱的权力么。有的可是我们同届的同学写的,我很瞧不起他们。因为他明明知道我们之间关系,仍要觊觎,甚至不断做些离间我们的小动作,使我们发生了不少误会。
在1957年的春天,毕业实习以前,我们又发生了一次大矛盾,我怀疑又有人从中捣了鬼。两个人很长时间不说话,好像要散伙,而且她说是,百分之零点一的可能都没有了。
不久,我到淮南的九龙岗煤矿去毕业实习。记不得因为什么,她忽然到我实习的九龙岗煤矿来了。在那里的几个坊子同学,还约好了一起去看一场电影。有位好心的同学,把我和她的座位安排到了一起。在她生病的时候,总把他的手表放在她的枕边的那位男同学也来了。他耍了一个小把戏,又把她的票换在了他的旁边,让我一个人去闹独立。
那一天,我确实是有点急事没去看,可她也拒绝了这场电影。这件事竟成了我们重归于好的转机。这大概很出乎那位同学的意料吧。后来,这位同学又借助于自己的家庭经济条件和同村的便利,多次给我们制造麻烦。
毕业后,这位男同学明知我们早已确定了恋爱关系,双方的家庭也都同意了,我们还在一个矿工作。可他仍然利用同村、从小就熟的条件无休止地纠缠她。那位男同学曾经送过她一本书,内容是,有一个男人虽然很聪明,有工作能力,但品德很坏,玩弄女性,好多女孩子上当受骗。那用意是不言自明的。他还组织了和他一伙的几个同学,对她说服动员,给她施加压力。可以说是,费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
不过,听说他的动机还是很好的,一副侠肝义胆,悲天悯人。他曾对人说:“刘炳南心眼多,人很坏,刘其敏要落在他手里,可就掉到火坑里去了!”听说有一次他还想打我。他是在英雄救美,惩罚坏人,难能可贵。
我的爱人性格比较柔弱,对于这位义士的纠缠,不同意归不同意,但对于从小的伙伴、同学,不愿意太绝情,还想保持朋友关系。一时弄得风风雨雨,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使我有苦难言。
更有意思的是,直到我们的孩子好大了,他还让他老婆写信调拨我们的关系。这是为了什么就很难解释了。我想,他的心情可以理解,只是手段太不光彩。这是我一生遇到的最下作的男人,几十年后仍旧难以释怀,老年还时常因此做恶梦。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可是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他的一句坏话;事到如今,我只能实话实说了,我不能对后人歪曲历史。
我们之间的“冷战”,好像多数是我理亏,因为从那些事由中,很难找出无产阶级的原则来。我们的感情,却是随着一次次令人气恼的“冷战”,越来越深了。冷战归冷战,我们可从没吵过嘴,也从没说过“我爱你”之类的话。
在淮南煤校的时候,男女同学间真正产生了感情的事,已不再多么丢人。我就常把自己的不安与苦恼告诉学校的团委书记。他是一个老新四军,每次他都是歪着嘴笑笑,说句“你这个小家伙”。他给我们从中做了不少工作。这么好的一个老同志,“文革”中被“造反派”逼得卧轨自杀了。
同学间,对这类事很少再说什么了,可是大家都很自律。为了怕影响学习,同学中谈恋爱的总的来说还是很少的,尤其是同班的男女同学。
我们这一届有一个机电班,十个女同学竟然没有一个嫁给本班的男同学。毕业三十年后,大家回校参加校友会,女同学们说男同学太笨,当年为什么不抓住机会进攻?男同学们说,那时候你们都像些白雪公主,谁敢高攀。有一个男同学却在背后说了实话:“我倒是有个对象,我看她也有意。在学校很谈得来,毕业后分到一个矿上又经常交往,可谈话我总不敢上正题。有一次我俩到野外去玩,在一条大沟里坐了很久,也只是不远不近地对面坐着,谈些不要紧的,就不知道谈恋爱还应该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后来还是让带那位女同学见习的师傅抢了先,她和他结婚了。”
这位男同学年龄很大了才结婚,婚后他爱人曾对别人夸耀说,她的男人虽说年龄大点,可还是个真正的童子。结婚的当日晚上,他抱着她滚来滚去差点把床弄翻了,就是找不着他所渴望的那个地方。
说起来,那时的青年人,在这方面就是欠点功夫。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当拥有几万职工的大矿务局的总工程师。
说实在话,我们的同学也并不个个都是正人君子。有两个同学毕业后,就在男女关系方面出了大问题被判了罪,而且从那以后他们就在同学面前消失了,直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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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情调”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那是激情流淌的岁月。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的革命在荡涤一切,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到人的头脑。举国上下热气腾腾、洪流滚滚,整个中国,在从根本上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学校里的学生们更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做革命青年,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我们共同的奋斗目标。那榜样就是苏联的保尔,和中国的吴运铎。吴运铎被称作“中国的保尔”。他的一本《把一切献给党》,感动了几代青年。当时,他们都是中国青年人的偶像。其他的还有刘胡兰、赵一曼、董存瑞、黄继光……可谓群星璀灿,革命青年仰望着他们无不热血沸腾,决心像他们那样去生活、去牺牲。革命前辈已经用鲜血和头颅换来了全国的解放,建设新中国,解放全世界,就看我们这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了。
当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可不是那麽容易的,要讲人的立场、观点、思想、作风的彻底无产阶级化。首先家庭出身要好,还要有大公无私,一心奉献的精神,并且能吃大苦耐大劳,敢于批评自我批评,对人对事都不讲情面……最要紧是党指向那里就奔向那里。
“毕业后让你去挖大粪你干不干?”“干!只要党需要,要我干多久就干多久。”这话并非只是口头说说,而是发自内心,决心身体力行的。这也并不只是淮南煤校的学生如此革命,在北京市,挖大粪的时传祥早已成为全国劳动模范,他的“宁肯一人臭,换来万户香”的精神受到了全国青年人的尊崇。不但北京市的大中学生、解放军、演员……各行各业的人纷纷找时传祥拜师学背粪桶,后来连在北京的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外国人都去了。西哈努克亲王的侄子,尤马那拉王子还去学了一个月。找时传祥,跟着他学背粪桶、挖大粪,成了一种时尚;能有这种经历,会感到无尚光荣。今天的歌星影后们,哪得到过那份荣耀。时传祥后来还成了全国人大的代表,受到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亲切接见。
那是一个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倍受尊崇的时代,越是苦、累、脏、臭的劳动越光荣,革命的青年人就越追求。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不爱劳动的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他们和剥削者、寄生虫一样,是人人唾弃的“资产阶级分子”。有志青年可是人人要当无产阶级革命者。
要当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不但要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还要彻底清除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情调”。
那时的青年人都公认,不是资产阶级分子的人,有时也会有“资产阶级思想”。可是,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就不大明确了。在当时,学生们的理解就是,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劳而获,自私自利,好逸恶劳,个人主义,追求吃喝穿戴,不要求进步等等。所有这些,在那时革命青年的眼里可算得上是大逆不道。有了这种思想的,就和我们不是一路人了。
至于小资产阶级情调,那是属于缺点毛病。它的表现形式就更多了,包括爱看谈情说爱的书、爱哼软绵绵的调、爱出风头、受到批评闹情绪、甚至说话转弯摸角,诸如此类,都在清除之列。那时虽然没有“革命化”的提法,实则化得够彻底的了。回想起来,“文革”时期也要我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且声势浩大、花样百出。实则都是形式的,被迫的,甚至是假装的。五十年代学生们的作为确是真实的、主动的、诚心的,是自己主动的“化”。 人人都想彻底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包括立场、观点、思想、作风,都要无产阶级化。
那时学校里,学生的言行举止都是有严格规则的,谁也不能逾越。这些规则,并没有什么条文,可是人人都明白。每个周末都要开小组生活会,开展批评自我批评。遇到认为是比较大的事情,还要拿到全班同学的会上去讨论。那批评、自我批评,都是动真格的,一针见血不讲一点情面。学校也不定期地组织政治学习大讨论,有时一次要进行一两天。听报告,学文章,小组讨论,清理思想,开展批评,常常搞得身上出汗,屁股坐不住,可是过后都感到一身轻松。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还要一月向党小组交一次书面的思想汇报,思想深处的东西都得毫无保留地告诉党,不能和党三心二意。学校的黑板报、广播,更是全力配合这些活动,对有代表性的错误言行指名道姓地批评,毫不留情。
记得是1956年夏天,合肥市发生了一个有名的“陈昆杀妻案”。一名已婚的在校男大学生,与一位女同学谈恋爱,他喜新厌旧,把自己妻子骗到逍遥津公园,推入水中溺死了。对此,我们在学生中组织了专题讨论,还抓了一个与原来的妻子打了离婚,又与一个同班女同学谈恋爱的学生做典型,在学校的《前进报》上开展批评、讨论,轰动了很长时间。把那两个同学整得很惨,不过,听说毕业后两人还是结婚了。
想想当年我们这些学生干部,也真是左得厉害。我们不光在这些活动中带头,平常也总戴着一付深度的左视眼镜,到处批评“资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情调”。闻到谁身上有点雪花膏什么的味道,就讥讽人家散发“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谁哼个“天涯歌女”、“四季歌”,就批评是“靡靡之音”,败坏班风。唱歌只能是革命歌曲,最好是“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班有一位男同学,课间在黑板上练习写粉笔字,其中写的内容有“打渔的哥哥不要碰我,让我开花结莲蓬……”等内容,本来这是一首歌词,却被当成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流露”,被班长拿到班会上去好批一顿。
那时候,如果有一位男同学说哪个女同学长得漂亮,那会是个了不得的大事。那个男同学,会被认为思想上有严重问题,就像今天的流氓而挨批。那个女同学,也会感到受了莫大的污辱而见不得人。
那时的女同学,喜欢别人称赞她“艰苦朴素”、“作风正派”。她们脚上穿的都是偏带布鞋,夏天穿的褂子大都是白色的,有点图案也不过是条条、格格、圈圈、框框,追求朴实无华。春秋天则爱穿白衬衣套蓝列宁装,腰间束一条布带,显得庄重自然、秀丽典雅。惟独冬天都要有一件花棉袄,可谁也不敢穿在外边,外边都要套一件深色的褂子。而这褂子又一定要比棉袄短那麽一点点,让下边露出不多不少的一圈碎花来。可能是因为臃肿的棉衣无法显示女性的美。真是满袄春色盖不住,一圈小花出褂来。
至于男同学,大多数大大咧咧,不修边幅。头发好长了也不理。有的甚至掉了扣子用曲别针代替。极少有讲究穿戴的,因为那会被大家看成是花花公子,是会被人蔑视的。
我们这些学生干部,几乎个个都是苦行僧,是以苦为乐、以穷为荣的;可是学习、工作、劳动没有说的,谁也不甘落后,个个都是拼命三郎。无产阶级革命者嘛,似乎就应该是这样。
可以说,这些思想感情是影响了我们一生的,虽说如今谁也不再去坚持那时的思想框框和生活条件了,可是忠于事业、艰苦奋斗的精神,已经成了我们这代人的生活方式乃至生命元素,这一辈子是不会改变了,尽管在这物欲横流的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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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奋、恐惧与自豪

在煤矿学校里,我们这些学采煤的同学就像部队里的主力,总觉得高人一等,事事都得占先。可是,第一学期还没完,机电专业的同学要比我们先下矿了,特别是机电班的孙友田同学(他后来成了著名的煤矿诗人,国家一级作家),还写了一首题目就叫“第一次下井”的诗,发表在《淮矿工人报》上,炫耀他们的兴奋心情。
这下可惹恼了采煤班的同学,就像战争年代主力部队不让打头阵那样,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忿忿不平地去找学校领导。领导耐心地向我们解释,说机电专业由于要学《矿山概论》,所以先安排一周的“认识实习”,不过是走马观花看看井下是个什么样子。哪像你们采煤专业,第一次下矿就是“生产实习”,是真刀真枪地干,是他们不能比的。听了这些,我们的心里这才平衡了一些,那就再等一学期吧,反正我们采煤专业比你们机电强。
1955年的5月,终于轮到我们下矿了。这时我们已经学完了《井巷工程》,要进行巷道掘进实习。我所在的班,实习地点是淄博矿务局的黑山煤矿。
带着比儿时走姥娘家还要兴奋的心情,五十名同学在洞山车站挤进了一个闷罐车皮。大铁门一关,汽笛一响,火车开动了,隆隆地向北方驶去。随着汽笛的长鸣,全班同学豪情满怀地一齐唱起了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那种慷慨激昂的心情,真像要奔赴前线,我的眼里满含着热泪。如果这时真把我们送到战壕里,一定会是一支敢死队,说不定会出几个黄继光、董存瑞。
列车在蚌埠车站停车的时间很长,可以下车吃饭。我们都穿上谁都没见过的顿巴斯矿工服,打上绑腿,头顶矿帽,脚穿大胶靴,我还把全队仅有的一块马蹄表别在腰带上,神气十足地走在大街上。许多人诧异地驻足观望:“这是些干什么的?”“是什么队伍?”我们听了有点得意忘形。
黑山煤矿是个日本人时代就有的老矿,我们去实习时,条件还很差,连充电矿灯都没有;下井前,先要学会用电石灯。老工人教我们,电石盒要拧紧,放水大小要掌握好,用一段时间,气不足了要蹾一蹾。还要准备下两根细铜丝拴在柳条矿帽上,灯眼糊住时好用它通一通。老工人都习惯用嘴含着那铜条做成的灯系,有的工人,两个下牙都快被磨没了。我也想学,可是一含就恶心想吐。灯可是顶要紧的,在井下要是没有了灯,就成了物理学上讲的绝对黑体,那眼睛也就没有一点用处了。
下矿前,矿长给我们讲了黑山矿的历史和现在的生产情况;总工程师给我们介绍了矿区地质概况和发展远景;他们都反复强调了井下安全注意事项。接着我们就分组跟着老工人下井了。
我们兴高采烈地走到那大斜井的井口,低头看到,一串电灯在斜井的顶上,顺着陡陡的斜坡向地下远远地伸去,直伸进黑洞洞什么也看不清的去处。接着就闻到,随井筒从地下涌上来的那种从没有接触过的特殊气味,一阵莫名的恐惧向心头袭来。深深的井下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就像新兵头一次上战场那样,明明心里有些胆怯,可在老工人跟前,还要装得若无其事、谈笑风生,嘴里还哼着歌曲。
我跟在老工人的身后,平生第一次下矿井。那脚刚一迈上三十多度的斜井台阶,腿却不由自主地打起了颤,腿肚子也好像转到了前边,一步一晃,怎么也跟不上那老工人的趟。不到 四百米的距离,我觉得好像有几里地。
到了井下就不知东西南北了。我跟在老工人的身后,在黑黝黝的巷道里,糊里糊涂,磕磕绊绊,走了不少高高矮矮、上上下下、弯弯曲曲、崎岖不平的路,最后到了我们干活的掘进工作面。
那些在地面上看着老实木讷,甚至有点笨手笨脚的矿工,一到井下,个个生龙活虎,行动灵活麻利,话也多了起来。可我们这些平时在地面上说说唱唱、蹦蹦跳跳,比谁都显得有精神的学生,这时却像见了猫的老鼠,畏首畏尾不知站在哪里才保险。
抬头看看,木支架中间裸露的岩石龇牙咧嘴,石头缝里渗着水。低头瞧瞧,到处是煤粉碎石,没有一块平整干净的地方,这里可真是又脏又危险。我的神经从来没有那么紧张过,顶板上一块小石头掉下来,那轻轻的声响,也会让我的心脏嗵嗵地跳一阵子。实际上,那时的安全管理十分严格,人身事故是很少出的。煤矿上层出不穷的恶性事故,是近年来的新生事物。
交接班完了就开始打炮眼。那风钻我要用劲才能抱起来,一开风门,嘭嘭嘭嘭的声音震耳欲聋,剧烈颤动得两人都拿不稳,我们只能当当下手。干起活来又忽然听不懂工人师傅的话了。有个工人在喊“哈吗、哈吗”,弄得我们莫名其妙,手足无措。我在想,这么深的井,哪会有蛤蟆?干着活喊蛤蟆干什么?后来才明白,这里的许多煤矿是日本人时开办的,很多工具的名称、工作术语是从日本技师那里学来的,如手镐叫“华盖”,钢钎叫“埋司”,提升喊“噢夫”,老工人习惯了,一时改不过来。刚才喊“哈吗”是要大锤。
一干起活来就什么都忘了,大汗淋淋之后干渴得厉害,一个劲地去喝那大铁桶里的盐糖水。据说这种水,对从事重体力劳动出汗多的人很有好处。到交班时感到腰酸腿痛,身上的骨头像散了架。可是还要再从那个长长的斜井爬上去,才能到地面。在那陡峭的台阶上,每迈一步都感到要用全身的气力。老师傅告诉我,别着急,到中间的“还阳站”咱歇歇再爬。所谓“还阳站”,就是在斜井的中间向旁边掘了一小段平巷,专供体力较差的人中途休息的。老师傅还对我说,只能坐一会,坐时间长了就更爬不动了。
第一班下来实在累坏了,澡不想洗,吃饭时脑袋里还嗡嗡地响风钻。到了我们住的那个大礼堂的舞台上,倒头就睡。可是咬紧牙关,三天之后就渐渐适应了。到后来,我们下井比班里的工人还早,他们到工作面时,我们已给风钻消尘用的水车加满了水,做好了一切接班准备工作。再后来,上井之后还有用不完的劲,我天天跑到焦化厂去帮着出焦,跟工人学习炼焦的技术。不过,在井下像上棚梁打顶眼等重活,工人还是不让我们插手的,我们的体力毕竟无法和他们相比。
和工人师傅熟悉了,就常找到一起谈天说地。
老工人爱说洋鬼子时把头怎么坏,工人怎么和他斗。他们说那时下井就是24小时,叫“大班”。下井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找个安全地方,把腚放下。再弄一块和自己肚子差不多大的煤,上井时扎在腰里,用破棉袄一围,就偷出去了。
工人说,一连二十四小时谁受得了,就得想法“磨洋工”。“磨洋工”的办法可多了,有时把电线给他弄断,是想法折断里边的铜丝,外边的皮还连着,让他们找都很难找。灯灭了活当然也就干不成了,不过这很麻烦也很危险。最简单的办法是在工作面早准备下些煤粉、石面子,一人在外边放哨,大家就在里边睡觉。把头的灯特别亮,老远就能发现。放哨的一打招呼,大家就把煤粉、石面子扬起来,工作面上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把头就不愿意进去了。日本人见了这情景,还说:“中国苦力的,大大的好。”有时放哨的也睡着了,那就只好挨把头的揍了。那些王八蛋,打人可真狠。他们都说,洋鬼子好糊弄,把头最难缠……
年青工人爱夸耀他们今天的待遇:“除了天上就是地下,工资水平全国第二。”“现在是三十亩地一头牛,不如个工人大分头,”“安全帽一摔,大姑娘一堆。”……我们都很爱听。每到这时,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这世界上,煤矿工人最了不起。
解放初期的煤矿工人,有过一段光荣自豪的时期;直到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还很受社会重视。到今天,似乎不那么光荣了,“矿工世家”很少见了,还被人称为“弱势群体”。不过,我仍然承认自己是个老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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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世界观改变了
  
  危险而艰苦的环境、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吓倒我们,反而激起了我们对中国煤炭事业的责任感。
在黑山煤矿的实习,使我认识了自己。原来在学校里我只觉得,到图书馆看看,感到自己的知识实在微不足道。到黑山煤矿的实习,虽说时间不长,已使我深知自己的实践经验更加贫乏,身体也需要更好地锻练。否则是很难胜任今后的工作的。
淮南煤校,是为煤矿一线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对一线技术员的要求,通俗地说是,既能讲给工人听,又能干给工人看。对照这个标准,自己的知识、技能、包括身体素质,都还有很大的差距。我深深感到,自己在校后两年的任务,实在非常艰巨,不拼是不行的。
和我一样,下矿实习过的同学都长大了不少,去掉了几分浮躁,有了几分成熟。学习更扎实,锻炼身体也更自觉了。加上那时学校里学习苏联,在学生中普遍实行“劳卫制”,不达标就表示对“劳动”和“卫国”的准备工作不合格,这可不是小事情。课余时间运动场上热气腾腾,特别是单双杠和长跑,参加活动的人很多,还出了几个大家公认的运动“健将”。他们有的能在单杠上“转大车轮”;有的赤脚跑万米,号称“赤脚大仙”。同学们都在注意自己体力和耐力的磨练。自觉刻苦地锻炼身体,成了淮南煤校的一大特色,淮南煤校的体育运动成绩,在淮南市大中学校中一直名列前茅。我的身体不灵活,跑不快、跳不高,跑百米13秒6合格,我只能跑14秒5,连女同学都欺侮我。我就用长跑、引体向上、俯卧撑来弥补,我的“劳卫制”及格是很勉强的,可是我的身体很好。
我们淮南煤校的学生,并不是一帮死气沉沉的书呆子,不但校园里的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多采,有些同学在这方面还有出众的才能。吹、拉、弹、唱,都有高手;排演的话剧、地方戏很像那么回事;有的同学会写诗,不时在报刊上发表;还有的同学会谱曲,而且不用多大会儿另外的同学就能演唱。就是那不为人称赞的“厕所文学”,也经常有“佳作”被同学传颂。当时我在一个大便池隔板上,亲眼看到的两则顺口溜就至今未忘:一则是“屎急屁来催,双手把门推,连忙脱裤子,屙了一大堆,何不少吃些,要当屎乌龟。”另外一人加的批语是:“闲来无事把屎屙,白板壁上写的多,不吃青草放驴屁,有才何不早登科。”不比今天的先锋诗人水平低。
学生对学校生活的感觉,都是感到一年比一年过得快。刚入校时,觉得三年时间长得很。黑山实习之后,转眼又到了第二年的春末夏初。我们班的采煤生产实习开始了,这次是在淮南矿务局的蔡家岗煤矿进行的。
淮南矿区的地质条件,比淄博可就好多了,煤层多而且厚,煤质也好。按规定,厚度在 三米五以上的就叫厚煤层,一般都用分层开采。我们实习的那个工作面,煤层厚度超过了三米,可采煤方法是“一次采全高”,用的还是木支柱。
到了那个一百多米长的采煤工作面,就像进了大树林。工人攀到煤壁跟前的支柱上,用风镐落煤,我们是怎么也顶不上去的。几十斤重的风镐,不采煤我们也抱不了多久,可工人一干就是一两个小时。支一棵柱子就更不容易,三米多长,二三十公分粗的大木头,别说架设,就是竖起来也要费很大的气力。可一个采煤工一班要采三十多吨煤,支八根柱子,煤矿工人实在太苦太累了。可是看看脚下那大型链板运输机里,像河水一样流淌着的乌黑油亮的煤炭,也真令人兴奋。列宁说过,“煤是工业的真正食粮”,煤矿工人就是工业的脊梁。那火车头和发电厂的锅炉里,熊熊燃烧着的,都是煤矿工人的血汗。
通过几次下井实习,在我的脑子里深深地刻上了两件事:一是,国家什么时候也别亏待了煤矿工人;二是,一定要搞好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要尽快把煤矿工人,从危险的工作环境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那时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拼命干活,把工人采下的煤赶紧攉到溜子里去。
我们尊敬工人,工人也喜欢我们。在感情上,我们已经和工人融为一体了。由于热爱工人、热爱劳动,也就有了珍惜劳动成果的感情,那可是血和汗的结晶。
1957年3月4日,我的日记上有这样一段内容:我从当天的《安徽日报》上看到合肥有一个“贵妇人”,吃包子不吃皮,吃元宵只吃馅。我发誓,见到这样的下流坯子非狠狠地揍她不可,而且情愿坐牢也要为劳动人民出气。不过那时整个社会的风气是崇尚勤俭的,挥霍浪费的人是极个别的,也是被人鄙视的,不像今天。
我的头脑里很少有私字了,只想到将来如何给社会作贡献。我自己感觉到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我的世界观的确改变了。
这时学生中已经有党员了,由于我父亲的关系,我入党是很难的。可是我没有灰心,我严格地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经常把入党的誓言写在自己的手背上,时刻激励自己。我还在一本硬皮党章的扉页上贴上自己的像片,写上自己的誓言,一直带在身边。我要接受党的长期考验,我一定要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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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矮的人生平台

在校最后一学期的教学内容,基本上是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这两者是围绕着真刀真枪的设计题目联系在一起,又是各自独立进行的。每个同学都非常重视,这可是最后检验自已三年学习成果的时候了。
我的毕业设计题目至今清楚地记着,是《九龙岗煤矿南11槽B顶板管理》,实习也就在学校东边的九龙岗煤矿进行。有的同学对于毕业实习的地点是很在意的,认为可能与毕业分配有联系。因此愿意到距家近、地质条件好、矿区环境好、生活好、甚至是花生米便宜的地方去。我对这些是不屑一顾的,只希望有一个好的指导教师,能够多学一点知识。
毕业实习是分阶段的,先用两周时间了解全矿的基本情况。而后,也是最主要的,是以采煤班长的身份在工作面指挥生产。再后是按照设计专题的需要,以技术员的名义开展工作。
我在实习的第二阶段,先是给一个老采煤队长当助手,那是一个很爱发急的干瘦老头,他姓许。我们所在的是一个急倾斜 两米厚的煤层,用倒台阶方法回采的,80多米长的采煤工作面。煤层的倾角有60多度,要紧攀着一根根支柱才能在工作面行动,就像爬在陡峭的山坡上一样。那个年近五十的老队长,上上下下和猴子一样灵敏,我这个年方二十的小伙子却像狗熊一样拙笨。
我天天帮他填写报表,班前会上给工人读报,他很高兴。不论井上井下,走到哪他都喜欢带着我,见人就说“这是我的徒弟”。有人跟他开玩笑:“老许真敢吹,你知道他将来是个什么角”。每到这时,他脸上更显出一种骄傲的神情,连说:“那是,那是,反正他现在是我的徒弟,这没有错。”后来,他积极支持我在他的采煤队中的一个班当副班长,那个班的班长也让我大胆指挥,还让我帮他做工人的思想工作,我有点受宠若惊。初生牛犊不怕虎,也就当仁不让;我有职有权,轰轰烈烈地干了一阵子。班里的工人很拥护我,当时我那个神采奕奕,指挥若定的神气劲儿就不用说了。
当技术员就更有意思了。这种回采工作面的顶板管理,虽然也是用大放顶的方法,可是和我过去熟悉的,缓倾斜煤层工作面有很大的区别。放顶时,岩石滚动的声音像不断的雷鸣,让人胆战心惊,我要在前面观察。为了摸清工作面顶板下沉的规律,我还必须在不同的时间下井,在工作面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一遍又一遍的测量每一根柱子随着采煤面推进发生的变化。眼看着顶板的压力把木楔压劈,托板压裂,木柱压矮,并发出沉闷的吱吱声响,心里真有些胆怯。就这样也要硬着头皮,冒着危险把数据测准。
在近三个月的毕业实习中,我不仅为设计方案收集了必要的资料,使我的毕业设计在学校的中心答辩室,得到了由一名大矿总工程师任主任的答辩委员会的一致的好评,我的毕业设计还留在学校图书馆保存;也使我掌握了区队工作的一些基本方法,同时对煤矿工人也更加熟悉了。
那时的煤矿工人可真能干,我真不知道他们的力气是哪来的,接了班之后,除了班中吃上点干粮,七八个小时就是一个劲地干。我问他们累不累?有个老工人和我开玩笑:“人身都是肉长的还有不累的,回到家累得屁都放不响。”煤矿工人也是很有意思的,在井下,他们用一些肮脏不堪的言语相互取笑,说是“干活不啦屌,干劲大不了。”可一到了地面,那种话就一句也没有了。在地面,几个人凑一起,弄几个菜喝二两,都抢着付钱;可在井下交接班,为进度争得面红耳赤,皮尺都能拉断。在工作中遇到危险,老工人都把年轻工人推到一边,自己往前冲。谁“多丢了把斧头”(在井下遇到大的危险,躲避时丢了随身工具)是很光彩也是受人尊敬的。特别是对又苦、又累、又危险的井下劳动,他们都习以为常,从无怨言。可要选个先进、提个班长什么的,都是很难的事,谁也不愿意出头,常常逼着领导下命令,这就是煤矿工人。我把他们当自己人,他们也把我当自己人了。他们不叫我的名子,都是以“小刘”称呼我。
1957年4月27日,是一个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日子。正在进行毕业实习的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我还没过20岁的生日。
这在当时是极其不寻常的,因为我的父亲还关在监狱里。第一次交党费的心情是无比激动的。我决心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生命。我自命为“共产主义的敢死队员”。我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前线冲锋陷阵。
这时的我,在国际问题上,特别关心美帝国主义的核武器发展。在国内呢,随着“反右派”的开始,学校也在学生中搜集“右派言论”,我当然也是冲在第一线的,要保卫社会主义保卫党嘛。不过,这第一冲就冲错了。当然,任务是上级布置的,这积极分子可是自己争当的。幸亏很快就毕业了,没办更大的错事。
淮南煤校的三年,为我打造了一个人生平台,虽说既不高也不大,但很结实。
首先把我变成了一个狂热的革命者,有了一种一往无前的精神,要克服一切困难,决不被任何困难压倒。
对于课本上的知识,尽管我学得很努力,成绩也很好,可是一生中直接用上的实在不多。不过,我养成了肯学爱钻的习惯,也掌握了适宜于我的学习方法。特别是养成了有自知之明的心态,和努力攀登的毅力,这一切都使我终生受用。
更重要的是,我在与社会最基层的煤矿工人的交往中,认同了他们的思想作风,奠定了我一生为之奋斗的政治方向和目标。我树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敢上刀山下火海的雄心壮志,要让自己的一生像一把精钢的宝剑,闪闪发光,永不生锈。
我想,作为学校教育的最成功之处,莫过于此——养成学生的个人品格,奠定一个人的奋斗方向。
淮南煤校的教育是成功的,别省的情况我不很清楚。在山东省,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各矿区的局矿长、总工程师,淮南煤校出身的学生曾经占了很大的比例,有的成为特大型企业的董事长,成了全行业的知名人士。也有的成了大学校长、大学教授、国家一级作家……
一个中专学校,能有如此骄人的成绩,实在不易。我个人就是一直在这个很矮的平台上,演绎了我平凡的人生,直到从大学校长的岗位上退休。
不管我这一生做过什么,做成了什么,我的学历至今依然是“中专毕业”。是1957年,在煤炭工业部淮南煤炭工业学校、煤层地下开采专业毕业的学生。签发这个毕业证的校长是朱瑞岭。我虽不因此而自负,但绝不以此为憾。我终生热爱和尊敬我的这所母校、我的校长、我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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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2楼 发表于: 2017-11-25
信任、憧憬与热情

现在有些年青人,未必知道“三面红旗”这四个字的特殊含义。说起来,那可是令人感概万千。
单从字面上讲,就是三面红色的旗子。可它当时在中国是专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件方针大计的,是不可亵渎的专用名词。有时候,它还是各种具形的图腾,被放在显要的位置,如长江大桥的桥头。它也是一个时代的代名词。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直到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在我们这代中国人头脑中,如刀刻斧凿一般的深刻。它在我们的心中,经历过衷心拥护、不容置疑、不敢怀疑,三个感情阶段。这四个字,检验了中国人的良心、胆识和信仰。
建国初期,在国民党丢下的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的烂摊子上,经过“三年恢复”、“五年过渡”,经济飞速发展,各方面都出现了人们意想不到的提高,涉及国计民生的主要产品产量,纷纷创出了历史新记录。群众,特别是广大工人、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过上了新民主主义的幸福生活。从战争中的所向披靡,到经济建设的一日千里,人们对共产党、毛主席的信任和拥护发自内心。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共产党,毛主席就是真理的化身,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共产党就是有办法,说到做到。”“跟着毛主席没有错。”这是当时中国老百姓普遍的思惟定势。
紧接着,1955年3月,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发表了。人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在翻身解放的感激之情上,又加了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无限憧憬。我的心情也和周围的人是一样的,拿着那个《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本本,情不自禁地到处宣讲。
使我想不到的是,不久,我从报上看到有人反对和丑化党的领导,说“今不如昔”,要搞“政治设计院”。还有个人说:“杀共产党也不算不爱国。”我的愤怒是难以抑制的,感到民主党派靠不住,高级知识分子中反动家伙不少。参加“反右派”斗争,是无须要别人动员的,我特别积极。毕业前夕,我积极参加过在学生中揭发批判“右派言论”的活动,可是当时在中专学生中不抓右派。毕业后到了矿上,那里的运动已经搞完了。这场空前的阶级斗争,我没有参加上。
经过反右之后,举国上下舆论一致,“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在九州大地响彻云霄。这时毛主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相对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我内心里觉得这里边并没有什么具体内容,可是我和大家一样,一看到“社会主义”四个字就情不自禁了,它代表了人们一切美好的追求和理想。干吧,还等什么?各行各业劳动模范层出不穷,他们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倡议,“要和时间赛跑”,从新民主主义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人人面前都有着一幅美妙的前景,光明就在前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幸福美满的生活就要到来……全国上下一派热气腾腾。我们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从学校毕业的。
我和另外两名学生干部,原来早已内定留校工作并且告诉了我们。在新形势下,中央又有了新的规定,1957年的大中专毕业生,一律到基层参加生产劳动,视本人的劳动表现和工作需要再安排使用。工资标准也大幅度降低,中专生的见习期待遇,由原来的40多元降到29.5元。可是这一切,对我的思想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让到哪去都行,干什么也无所谓,一切服从党的安排。至于待遇,更是没考虑过,那时的学生对自己的待遇是讳莫如深的,干革命还能谈钱吗?谈钱是很丢人的事。
学生的毕业分配工作已经结束,我们三个可以自己选择到学校分配范围的任何地点。这次我听了她的话,跟她一起到了山东省的淄博矿务局。煤炭系统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煤层薄、条件差的矿区,但她喜欢离家近一点,这一次我服从了她。看到了她的笑容我很高兴。
学校让我背了加上我自己共六十九名同学的档案,和大家一起到淄博矿务局报到。万万没有想到,我到的这地方竟是当年的“大荒地”,是我出生的地方。恰巧今天我又要从这里步入社会,我对命运的这种安排感到惊奇。
我在这个与我密切而又陌生的地方,到处转着看。这是一个在绿树浓荫下,有着一处处日式建筑物,我一时还没有找到边的大院子。虽然不会寻到我出生的地点,也使我感慨不已,二十年后我又来了,再过二十年后呢?我在想。
在等候分配时,已经毕业离校的学生,还坚持早上集体出操,大家还听我的号令。我们有十八名同学被分到了新建的龙泉煤矿,我和她分到了一个矿上。我很奇怪,为了不做假公济私的事,我并没有把我们的关系告诉人事处,局里也没有一个认识我的人。人事处长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中年女干部,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局长刘子光的爱人,名子叫张桂芝,在那个到处板着革命的面孔,“先生产、后生活”的年代,一切都要服从工作需要,想不到她的工作是这样的深入细致而有人情味。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哪位好心的同学,向人事处反映了这个情况。
龙泉煤矿在矿务局的南边十五里地,西边紧靠不算高的天台山,东面二三里就是很大的龙口村。这个矿的设计年产量是三十万吨,拿到今天只算个小煤窑,当时还列入中型矿井的范畴。
相比淮南矿区那些大矿,初到龙泉矿我们也有些看不上眼。什么都小,职工也只有几百人。可是,山东的煤矿工人憨厚豪爽,对我们热情友善,像个温暖的大家庭。我很快就有了归属感,而且听说了这个矿上的许多逸闻趣事。
这个矿的书记矿长都是老八路,办事严肃认真。工人们很尊敬他们,可很少有人敢和他们来不正经的。生产副矿长姓孙,和另外三个都是老工人出身的主要干部可就不一样了。工人给他们起的外号叫“四不像”:“孙矿长不像不生气”,因为他整天板着个脸;“赵主席不像没有事”,工会主席到处跑,总见他那嘴嘟嘟念念的;“李科长不像没有地”,他是伙食科长,肚子大,像个地主;“王区长不像不识字”,有个采煤区长姓王,他不识字,可上衣小口袋里经常插着大金星钢笔。工人见了他们就开玩笑,用那淄博话说出来特别有趣。
有人告诉我,矿上有一位“万能工程师”叫邹斯文,什么都知道。我去找过他两次。其实他是一个老工人,文化程度也不高,并不斯文。可是,他确实知道很多事情,也很健谈,我从他那里学到不少知识。可是,我去了两次之后就不敢再去了,因为他有许多的怪癖。其中之一是,热天用大蒜汁冲水喝。我去了,他就让我喝。说上一通大道理之后,还问我好喝不?我不好意思说不好,他就让我再来一碗。那个蒜臭味我实在受不了。
矿上还有一位老技师,很会编顺口溜。遇到有趣的事他就来一段。好多内容相当精彩,在矿上广为流传。我当时也学会了一些,可惜现在都忘了。
我们到达后不久,矿上就开大会移交生产。剪彩时,我的爱人和另外一个姑娘上台扯的彩绸。其实,这个矿还有许多工程没有达到设计要求,是破常规,提前投产。投产以后,上级又要求再破常规,把一年半的生产递增期改为六个月,尽快达到设计产量。生产矿长天天穿着工作服,井上井下急得到处跑。全矿职工个个忙得团团转,可是人人都喜气洋洋,干劲十足。而自己,总感到现在的做法和书上学的不一样,有点跟不上形势。
由于矿上还没建单身宿舍,我们十八个同学,除了一个家在附近的,都住进了家属住宅。新矿建的家属住宅比较好,是一排一排的青砖到顶的大瓦房,每户一里一外两套间,每间有八九个平米,都是砖铺地。外间的后边,还顺着屋檐盖了个小偏厦做厨房,长有 两米半,宽有一米半,角上还有一个用土坯垒的煤炉子,与住房的外间有小门相通。矿上给我们每人配了一张木板床,一领芦苇席,四人住一屋,一个屋有一张三屉桌。这条件比在学校好多了,大家都很满意。反正各人有的东西,除了铺盖卷就是个网兜,有的还有个小包袱,床头上放不下,可以放在床底下,下边垫两块砖。
我看了一下,那个小厨房能塞下一张床,虽说阴暗,可比大屋安静,征得大伙同意,我就搬进去了。不管怎么说,我住的可是单间。泥炉子用报纸一糊,我也有办公桌了,很得意。
开始,我们十几个同学很团结,经常集体搞一些小活动,有事都让我代表大家和矿上交涉。由于我们表现好,矿上对我们也有些另眼相看。我也自认为是大家的头目,似乎还和在学校里一样。
由于是提前移交生产,矿井的控制煤量不够,巷道掘进的任务很重,我们学采煤的同学就都下到了掘进区。我到的掘进队正在打一个全岩双轨下山,断面近八个平方米,倾角三十度。这和掘进实习可就不一样了,一个人分到一个班,也再没有了学生的身分,成了“见习工人”,要和工人一样干活了。打眼、放炮、出渣、架棚、铺轨,一班干一个循环,进度一米六。
一个班,正常出勤只有六七个人。我们每次乘罐笼下了井,几乎都是跑着到工作面。卡着表,到点就夺工具接班,时间实在太宝贵了。
说干就干,两部风钻一齐打眼,说话根本听不见,只能打手势。打顶眼时,我个子矮够不着,只能用头顶着打,脑袋震得像不是自己的了。难得放炮、通风时,除了班长和级别最高的老工人要参加装药、联放、炮线、检查安全的工作。别人可以到上边平巷口上坐一会。大伙都抓紧时间吃带下去的干粮,手是没有人洗的,要洗也没地方,只能在工作服上擦一擦。白面馒头上一抓五个手印子。就着块疙瘩咸菜,一顿吃五个,别提吃得有多香。
接下来是更累人的出渣。一遍炮打下的石渣堆满了工作面,足有三十多吨。要由人工装到矿车里,用绞车提到平巷运走。装车时一边两个人,一个在前边用尖扒子从大堆上往下扒石渣,一个在后边用大铁锨往矿车里装。两张锨必须交替开,要不锨会打架。一锨一锨要紧接着,在远处只听见嗤啦、咵嗒,嗤啦、咵嗒,……那有规律的节奏像机器在运转。一分多钟装满一个一吨矿车,一连要装二十个左右,真能把人的腰累断。装渣的过程中,要支两架木棚子还要延伸轨道,常常是工作面还没清理好就来了接班的人,这时班长就要发脾气。我们的班长叫李迪训,大个子,别看平常和大家一起打打闹闹,发起脾气来可怪吓人,大家再累也只能抓紧快干,总不能让接班的扣分。就这样,我还响应党委的号召,每天上井不空手,在井下捡一些废料,上井后放到井口的废品箱里,哪一次上井也没空过手。
上了井,以最快的速度洗澡、吃饭,回到宿舍往那小厨房的床上一躺,就睡过去了,保证连个梦也不做。
一觉醒来只觉得身子是软绵绵的,可头脑清得像一潭山泉水。我写日记,写技术学习心得,看书、学习写诗。后来写诗成了我的一种持久的爱好,尤其是在《淄博日报》不断发表我的小诗之后。《前哨》杂志、《工人日报》更给我鼓了劲。我在工作服里放一个小本本、铅笔头,随时记下头脑里冒出的诗句。
只有经过了繁重的劳动,才能体验到休息的惬意。不过,上井之后别的活是不想干了,男同学们的衣服很少洗,被单都是洗一回反复、倒正铺上四次。
这活要干多久?没有人告诉我们,有的同学沉不住气了,说再这样干下去要累死了。在繁重的劳动面前,同学们有了不同的表现。可是没多久,这还没说明时间的“见习期”,变成了“劳动两年”。有的同学不满了,说“能把我们当工人吗?”“要这样就该按工人的标准给我们发工资”,“工人上了井,三毛的小炒再加一个一毛的大锅菜,我们一毛的菜都不能天天吃,一块豆腐乳就吃一顿饭,这不公平!”。有的同学情绪很大,可以说牢骚满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十几个同学明显地分成了两派,再也没有了起初的团结和谐。我说的话常常引起争论了。
我没有为这些事产生过思想动摇,也没多考虑我是什么身份。我想,在劳动中锻炼,改造思想,必须有自觉、决心和毅力,现在的关键是要尽快适应环境,依然干劲十足。时间一长,胳膊上的肌肉一块块地发达了起来,肩膀也宽了,言行也和工人分不出来了,特别是干活,已经和工人难分上下。可是我的工资依然是29.5元,加上夜班费也不过35元左右。我没有理会这些。
当时矿上实行的是班组计件工资,我们干的活是算到班组的计件工资里,工人们心里过不去,就在背后凑些钱,在我洗澡时偷偷放进我的衣袋里。我觉得这钱不能自己要,拿出来买了糖果,组织同学们和工人开座谈会。可是这座谈会没开成,有的同学对我有看法了,说我这是为了表现自己。我渐渐地有了被孤立的感觉,而且矛盾越来越尖锐。不过我顾不得这些,我不能违心地去迎合别人,自己的革命志向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有时我很苦恼,不过一听见其敏为我唱起《小二黑结婚》,“清灵灵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我就心花怒放了。我经常央求她唱给我听,她也很少不满足我的要求。
其实,内心里我也觉得我们的工资不会总这样低。记得1958年的元月7日我俩在闲话时,其敏羡慕一位女同学的手表很好,我说,到明年的夏天我也可以送一块同样的手表给她。她说我是说大话,因为那表的价钱要用我5个月的工资,她还为此笑得直不起腰来。
我当时说这话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是有一笔账可算的。我们俩定了一个买表的计划,当时我俩的月收入是64元。我们计划的支出是,伙食费24元,交组织费0.3元,每月给两个家里寄12元,书籍、学习用品和邮费5.3元,5元的服装费加上2.5元的零用钱,一个月的总开支是49.1元。一个月可以省下14.9元,10个月就可以省下一块表钱。再说,这期间我们的工资一旦提高一点,不就可以提前吗。
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是对的,我的账算得太理想了。待我真正给她买手表的时候,已经是25年之后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持一家人能勉强吃饱穿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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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恩与追求

    回想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国,举国上下热气腾腾,人们,特别是工人、农民的生产和工作热情似乎是无穷无尽的。
    有人说,那是高指标大任务压出来的。这话不全面,我是亲身经历者,高指标大任务,那是58年大跃进以后的事,在大跃进之前,很少有强制的高指标大任务的事。
    有人说,那是反右派的政治形势逼出来的。不,反右派并没有在工人、农民中进行,他们的劳动热情,在1957年“反右派”之前就是那样的。
    有人说,那是“放卫星”吹出来的。不,“放卫星”、吹牛皮,也是大跃进的产物。在这之前我所见到的,几乎所有人,包括我在内,苦干、实干、拼命干都是自觉自愿的;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并非道听途说。
    应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深层次的。
    那时龙泉煤矿的工人,一下了井就像要找谁拼命。掐着时间夺工具接班、干起活来不顾一切、和安全检查员吵架、都是家常便饭。停一会电,或车皮一时供应不上,采掘工人就骂人,甚至于打电话找矿长:“你下来看看,到底还让我们干点活不?”要是哪个工人出点事故影响了大家的工作,大伙都会批评他,班长更会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他只有低头认错的份。人人内心里的认识都是一样的,工作是给国家干的,也是给自己干的。当然,要说没有个别的“落后分子”也不实事求是,可是这种人是被大家看不起的,背地里都叫他“二流子”,那样的人,就是长得再好老婆也是很难找的。
    这劲头是哪里来的呢?在日伪和国民党时期,这煤矿工人会“磨洋工”可是很有名的。在我和他们长期接触后发现,他们大都是解放前就下窑的“老窑伙子”。“解放”、“翻身”、“当家做主”,他们有着最深切地、刻骨铭心的体会;他们有着最直觉的新旧对比。他们说,过去是吃糠咽菜上顿不接下顿,如今是顿顿白面馒头,天天吃肉也有钱。过去穿的像叫花子,今天穿什么就不用说了。生了病是公费医疗,连家属看病都只拿半价。简直是一步登了天。
    当时在一些老工人口中流传着许多新旧对比的民谣,我曾收集汇编过一首《矿工谣》。它们真实记录了,在旧社会里,淄博煤矿工人的苦难生活,比其他的文字说明可能会更简捷一些,择要抄在下边:
              谁家的男人下煤井,
              都有一本苦水经。
              家里还有一顿饭,
              不当窑黑子挖煤炭。

              上山就见石头块,
              下井就有三分灾。
              周边是石壁漆漆黑,
              窑黑子是埋了没死的鬼。

              进了矿的窑黑子卖了的马,
              任人使来任人打。
              吃的是豆饼橡子面,
              三根肠子挽着两根半。

              头上一窝草,
              脸皮像“黄表”;①
              半年够不上洗次澡,
              身上的煤灰像夹袄。

              住窝棚,像坟丘,
              冬天冷,夏天臭,
              外边下雨里边漏,
              刮风吹得直晃悠。

              一把麦草湿地上铺,
              东家把工人当成猪。
              草上的跳蚤蚂蚁爬,
              草下的虱子长尾巴。

              大雪飘,
              北风吹,
              窑黑子盖的圆圆被,
              四周下往里伸干腿。②

              北风吹,
              大雪飘,
              三人只有一件破棉袄,
              上班的披着往井口跑。

              窑黑子下井有五怕,
              火烧、水淹、瓦斯炸,
              把头的棍子胳膊粗,
              冒顶的石头磨盘大。③

              窑黑子下井啥神情?
              光腚扎着根稻草绳,
              头上包一块破布片,
              耳边插一根竹汗签,④
              嘴里衔着个油灯把,
              躺在泥水里把煤挖。

              一滴滴臭汗一滴滴血,
              窑黑子干的是牛马活。
              拖着个煤篓四脚爬,
              二十四小时不住下。⑤
              资本家是个吸血鬼,
              血不抽干他不松嘴。

              大把头待人真心善,
              窝棚里开赌骗你玩,
              工钱没开先输完,
              谁不欠着把头的钱,
              欠钱就得跟他干,
              多会死了多会算。

              公司定了官价钱,
              买头驴子一千五,
              死个工人三百三,
              破席一卷往外掀。
              娘问“我儿埋哪里?”
              “乱葬岗上狗肚里。”

              窑黑子的老婆路两条:
              当寡妇,把饭讨。
              窑黑子的孩子两条路,
              不去偷人就饿肚。

              资本家盖的大瓦房,
              窑黑子的骨头是屋梁。
              大把头置的河边地,
              块块是窑黑子身上皮。

              要不是来了共产党,
              窑黑子的苦难对谁讲?
              要是没有毛主席,
              窑黑子永远不见天日。

              想想咱们过去的苦,
              今天可是福中福。
              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要走社会主义幸福路。
    这里边有几个名词需要作一下注释:
    ①,黄表是指黄表纸,一种老百姓给死人烧的纸,灰黄色。
    ②,解放前淄博煤炭行业有一个资本家名叫康屯。他在一个工人住的窝棚内只放一个大圆被子。工人们睡觉只得头在四周露,脚向中间伸。康屯子的窝棚是很有名的。
    ③,冒顶是指井下工作地点上部的岩石大量垮落,往往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是过去常见的一种煤矿事故。
    ④,旧社会里的煤矿工人,穷得没钱买毛巾。都用一块竹片刮脸上的汗水,取名汗签。
    ⑤,在旧社会,有的煤矿为节省上下井时间,要井下工人一干就是24小时,叫一大班。
这一类的歌谣不只淄博一地有,全国各地的煤矿区都有流传。我当时收集到的就不少。择要附一些在这里:
    山东枣庄矿区有,
              一
              少年进炭棚,
              老年背竹筒,(指讨饭)
              伤病赶你走,
              死了不如狗。
              二
              天下十三省,
              来到枣庄下大井,
              井下睡一觉,(指死在井下)
              铜钱二百吊。
              三
              有女不嫁下窑郎,
              一年空着半年房,
              十天半月来一回,
              补不完的破衣裳。
              四
              中兴公司三件宝,
              把头手上戴的表,
              矿警肩上扛的刀,
              工人披的破棉袄。
              五
              有心不下这班窑,
              哪里弄二斤豆饼掺猪毛。
              有心要下这班窑,
              把头的棍子也难熬。
    中兴公司是枣庄煤矿过去的名称。
    山西省大同煤矿的歌谣有:
              一
              进了隔离所,
              十有九不活。
              竖着往里送,
              横着往外拖。
              二
              大同煤矿悲歌多,
              矿工血泪流成河,
              只见煤车天天走,
              哪见矿工几人活。
    “隔离所”,是窑主抛弃老弱病残矿工的地方。
    这些悲惨的歌谣说明了,在旧社会,煤矿工人不只是在深深的地下挖煤,其社会地位也是在最底层。生活上形同乞丐,生命没有起码的保障。今天,他们真正是翻身做了主人,新中国对他们来说,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新天地。共产党、毛主席就是他们的大救星。他们心里都有一种朴素的报恩思想,要努力生产,以报答共产党、毛主席的深恩。“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好远景更使他们热情满怀。报恩与追求,在广大煤矿工人心里根深蒂固。这是他们劳动热情高涨的首要原因。
    其次是,当时的干部作风好。他们吃苦在前,身先士卒,给工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只要干部冲在了前边,哪有工人不上的。
    再就是当时实行的班组计件工资,是正确的、科学的。本来国家给煤矿工人定的工资标准就高,只比航天低一等,“除了天上就是地下”。井下的那些七级工、八级工,一月拿的钱比有些矿长、工程师还高。工人们能不拼命干吗?
    那时,国家对安全生产的重视程度更是无以复加。安全监察局驻矿检查组的安全捡查员,下井时身上带着“违章作业,停止生产”的“老虎牌子”。他们的话矿长也不敢违背。那时的矿上很少出死亡事故。有的工人第一次拿了崭新的工作服、大胶靴、矿帽等劳保用品回家,家里的老人不信矿上还发这个。要他从哪里弄来的再送回哪里去,说穷人要有志气,不能拿人家的东西。
    当他们听说,有的“右派份子”讲“今不如昔”,煤矿工人们是与之誓不两立的。在反右派的时候,湖北省黄岗县上巴河乡,有个农民叫刘介梅,也跟着说“今不如昔”。矿上的工人听了很气愤。后来这个农民承认了自己是在说瞎话、是忘本,此事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当地政府办了个“刘介梅忘本回头展览会”,也到济南市来展览过,轰动一时。
    为了进一步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龙泉煤矿党委决定自己也办一个“社会主义展览会”。组织了一个班子,抽调我和同学王世明,分别负责文字和绘画工作。我们经过几个昼夜的苦战,展览会于1958年7月6日正式展出了。
    展览会的第一部分是旧社会里矿工的苦难。那时,解放前工人家中的破烂家什衣物,包括要饭的筐子等实物都还很容易找到。第二部分是煤矿工人今天的幸福生活。家中陈设的八仙桌、太师椅、罗汉床、绸缎被子、呢子服等等,都是工人自己从家中拿来的。
    今昔对比震憾人心。尤其是展厅一进大门那幅煤矿工人下井图,北风吹雪花,光着身子披个破棉袄,额头上扎一根绳插着一个竹片子,半人半鬼的样子,老工人进门一看见就痛哭流涕,说当年我就是这样。有的工人看了一遍还要再看。有的家属哭红了眼睛。
    工人们从这个展览厅出来可以说是个个摩拳擦掌。干!干!还有什么道理不拼命干!有这样的群众基础,再加上党和领袖的威望,世上还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出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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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的浪潮初起

过了1957年,随着党中央“十五年赶上英国”和“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提出,龙泉煤矿党委号召,全矿职工写大字报,大鸣大放,批判保守思想和“三风五气”,开展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双反运动”和“两参一改”活动。生产任务指标也一天比一天重,从日产1000吨到1300、1500。矿上不断地组织“丰产日”、“高产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不断地开动员会、誓师会,井口旁扎起了宣传栏、光荣榜、擂台……大跃进的温度一天比一天高。这时,我和王世明同学就在矿党委新成立的宣传组工作,用各种形式造声势。工区的干部也想方设法地给工人鼓劲,不过有时也闹笑话。
工人下井前,先是区队长给班长下达命令,那形式,常常是模仿戏台上、电影里,武将出征的样子。有一次,采三区有一个采煤班,列队在区办公室门口等待接受任务。区党支部书记拿了一面上边写着“330高地”的小旗,严肃地对着班长说:“我命令你们,今晚一定拿下330高地(指产煤330屯煤),完不成任务不能下火线!”班长接过小旗在手中一摇,高喊一声:“得令啊!”本来完成了仪式该走了,可是领头的一个大个子青年工人调皮,顺口说了句:“开路一马司”。支书听到生了气,说日本投降十几年了,怎么还有没走的鬼子,硬是不让那个工人下井,要他在地面写检查。
有时区长书记,还领着全区的当班工人到党委门口宣誓:“指战员,把战宣,完不成任务不下火线……”,“头可断,血可流,产量一吨不能丢。”那些充满激情,铿锵有力的誓词可以编一个集子。矿小的学生,奏着军乐列队送工人下井。大喇叭一天到晚报捷,矿领导还带着食堂工人端着好菜,敲锣打鼓到井口迎接完成任务的工人。家属到矿上帮着包水饺,就连理发师也到工区去给工人理发。鞭炮声更是此起彼伏,矿上天天像在过年。就这样还是完不成不断加码的生产任务,矿长着急了:“这样鞭打快牛,还有完吗!”我第一次听到矿长发牢骚。
井下生产的节奏越来越快,推矿车的跑起来了,按说这是违章作业。可是运输工人提出的口号是“车皮供应如流水,运输工个个是车头”。一个立井提升跟不上,在旁边又打了一个立井。
煤出多了火车运不及,煤场上的煤堆常常堵住高高的溜煤口。机关干部有了一个新任务,轮流到煤堆顶上去扒煤。干部们出了一身汗,再让卷着煤粉的风一吹,个个像小黑鬼。特别是那些细皮嫩肉的女职员,像些小妖精。矿上分不出“白脸”、“黑脸”了.
接下来的关键是回采工作面了。于是全矿的地面职工都去采煤面支援,轮流下井攉煤。书记、矿长还到采煤面上去当“四员”——指挥员、战斗员、安全检查员、还是工人的送水员。我也被调到了采煤三区,在七层煤的一个回采面当采煤工。
这层煤的厚度是 一米四,用割煤机掏槽,手镐落煤,人工攉煤。我们每次下井都是领两个镐头,到下班时,四个镐尖都磨得像大姆指那么样钝。手上早已不起泡了,手掌粗糙得像石头,什么泡能拱得出来?我那时的干劲可真足,下了井就拼命。
抡起手镐往煤壁上一挖,那煤大块大块地落在自己面前。再用大铁锨攉到运输机里,看着溜槽里煤如流水。开始全身是劲,干起来得心应手,甚至于有点扬扬得意。可是每到班中间,就不行了,身上没有劲了,看看眼前还有很大的工作量,心想,今天累死也完不成任务了。说起来也怪,明明是一点劲也没有了,用黑手抓着,狼吞虎咽吃下五个馍馍,喝上点水,劲又来了。就这样任务天天都完成了,也还没累死。
不过,为赶任务,班长常在工作面骂人,我也挨过几次骂:“快干,别当孬种,干不完没人替你。”常常是一边说着就拿起一把镐,帮我检查一下顶板的安全,采下连在顶上的炭。有时还接过我的锨,唬哧唬哧帮我把一大堆煤攉到溜子里。我真奇怪,他哪来的那么大的劲头?
不过,他自己也出过一次玄乎事。有一天交班时,工作面清完了,挂到矿车上的煤牌子发完了,工人也走了,他正高高兴兴准备上井交差,忽然发现口袋里还剩下了一个煤牌子。这下他可急了,赶忙跑着追回两个人,铁锨可只借到两张,他摘下矿帽来端煤,到处打扫了一车煤,他挂上那个牌子才放心地上了井。要不,调度室里要挨训,宣传栏上要挨批,那才丢人又现眼呢。井下天天像打仗一样。
在这个期间,我和采区里的工人发生了一次矛盾。
在我们采5行煤的时候,煤层上有一层20公分左右的伪顶,随采随落。为了保证煤的质量,矿上要求把这些矸石捡出来,扔到工作面后边的老塘里去。大块的好办,小块的费事。不少工人为了省劲就用铁锨往后攉,不少的煤就随着被攉进了老塘浪费了,算起来损失是很大的。
我给班长提过意见,为了赶进度他不理会这些。给区里提意见也不被重视。我带了一个布袋子到老塘去采了样到矿上反映,被区里的工人群起讥讽指责。同学们也说我多管闲事,影响了他们和工人的关系,连我爱人也对此很不理解:“你管哪些闲事干什么?”我更孤立了。可我始终认为我做的是对的。矿上的总工程师很支持我,可是由于生产任务一月比一月重,这个有关提高煤层回采率的大事,一直没被矿上重视。我在同学中的处境可是越来越差了,以至于有的同学借机给我贴大字报。我很苦恼,可我不认为我有什么错,照样拼命干活。
当回采准备工作跟不上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还在薄煤层里打过联络巷,煤要人工用筐拖,那是要用四肢在底板上爬的。运输队缺人我们也推过车,在照明很差的黑巷道里用赛跑的速度互相追赶。总之,井下的苦、累、脏活,我们都干过,也经历过几次危险。
煤矿工人的生活实在是太苦、太累、太紧张了。所谓八小时工作制,是指在井下工作面从接班到交班的时间。在这之前,有换工作服、领矿灯、开班前会、井口等罐笼、再从井底车场走到工作面等许多的环节,需要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交班之后,又要从工作面回到地面、还灯、洗澡、开班后会,没有扫盲的工人还必须参加文化学习。正常情况下,上一个班,在矿上的时间要十二三个小时。上早班的工人都是两头摸黑,在家就是睡觉。
特别是到了冬天,那时,从井口到更衣室这一段路是露天的,别管天多冷、风多大,人人都是一身单工作服披个破棉袄从这段路上通过,那个滋味实在不好受。为了让矿工家属尽力照顾好自己的丈夫,矿工会组织她们下井参观。带领的人有意找难走的巷道、煤层薄的工作面让她们钻。一圈下来,个个像非洲娘们,不用说,还加上腰痛腿酸。这可真教育了她们,都表示,丈夫回了家只让他歇着,什么也不让他干了。
不管早晚,下井的矿工能按时到了家,一家人就放了心。任务越来越重,就不能按时上井了。有时拖班延点之后仍不能完成任务,工人又累又烦,家属担惊受怕。大家心里都不高兴,可谁也不说,怕落个思想保守落后的名儿。我们没有家属担心,可是天天累得骨头像散了架。平时谁敢欠勤,一天不出工,扣一月的煤票;两天受处分;12天就要开除。就盼着春节能休息几天。
转眼1958年的春节到了,春节有三天假,加上两个星期日能休5天。同学们打算好好过个节。大家决定一人拿三元钱,集体吃几天好饭。为此还郑重其事地专门开了一个会,商量了办法,定了规矩,还推选了会计和采购。买肉的任务最重,要一早就去合作社排队。那时都想要肥的,一次又只能买5角钱。这个年大家过得很热闹,这是我们集体过的最后一个春节,过了这个年之后同学们就陆续调动分散了。
这次集体活动我没参加成,其敏约我回家了。这次回家非同寻常,他家有对我这个女婿做最后审定的意思,我不能不去。
我知道,这时的我地位是低下的,我算个什么?一个煤矿上的“见习工人”,一月的工资30来元钱。尽管我们已经是谁也离不开谁,可我并非是她家理想的“乘龙快婿”。不过,他们一家两代长辈,还是诚恳地接受了我。尤其是我去时正在摊煎饼的岳母,一席知心话使我感激涕零。这使我们长达六年的感情蕴蓄,总算有了个公认的结果,这算有失有得吧。
在这之前,我去过她家两三次,只是以同学的名义。这次不同了,见面礼是少不得的。拿什么呢?从淄博走的时候就发愁。到头来只有矿上为过春节分配给职工的一对茶杯、一个鸡肉罐头,还有坊子街道上,为过春节一家卖给的一条鱼。其敏还积攒了一些刚刚发行的硬分币,让家里老人过年时分给孩子,别的我们拿不出什么。对了,还有一项重要的,就是我们回家过年,矿上给开的一张购粮介绍信,那时还没有粮票,用这信可以到粮店买些粮食。
这个介绍信其敏要我拿回我家,她父亲可是一把接过去了。他对我说,算了算到收麦子,家里的粮食平均一人一天只有半斤多。这在村里算好的,好多人家现在就没有粮食吃,不少人吃些别的东西大便不下来,到她祖父开的药铺去要泻药。他还说,这次想办法从他教学的高密买了1500斤萝卜,这次弄回来了500斤。我这次去的大部分时间是帮着挖地窖子埋萝卜。我不知道女婿帮丈人家干活是从什么时候兴起的,我是从这一次。
想不到,从老家回到矿上后,我们意外地吃过一次难得的美味。有一天,偶然碰见一个提了一个小袋子卖花生米的,我们买了两毛钱的,放在一个小瓶子里,你让我我让你地吃了好几天。
到了1958年五一节,市里开过跃进大会之后,那生产计划就没有边了,要矿上的煤产量比设计翻一番、翻两番,要日产3000吨。依靠现有的人现有的矿,是无论如何也完不成任务的。
军令如山倒,怎么办?矿上想出了两个法,一是到处寻找、恢复过去的小窑,二是大量招收新工人。新工人招了多少我不清楚,反正宿舍挤了又挤还是装不下,图书馆、大餐厅也都占了,又在宿舍区西边,顺着那条崖头挖了一大片窝棚,里边也塞得满满的。再后来就合并办公室,连党委会议室也不要了。好像新工人比老工人还多,到后来,“五八年的工人”成了一种资格。
矿上到处是人,干什么都要排长队,吃顿饭都要费很大的劲。这还不说,附近的洪山煤矿还成立了家属小煤窑,老婆孩子都上阵了。我当时对这一切,一律视为形势大好,理所当然,兴奋之余,还写过一首赞美诗:
            
        妇女也要上前线
  
         扛起镐头拿起锨,
         走,
         咱们也到井下采煤炭。
        
         旧社会里有人说,
         “女人到井边,
         不是着火就水淹!”

         而今,煤井我们管,
         矿工我们干,
         哪点也不差起男子汉。

         别把妇女小看,
         干啥都是好样的,
         我们能顶半边天。

         来吧,姐妹们,
         挽起袖子来上煤面,
         打个漂亮仗让他们看看。
想一切办法完成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指标,是当时人们的共同心愿。领导再三强调,“办法想不尽,潜力挖不完,只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干。”
到了11月20日,矿上还真放了日产3004吨的卫星。不过事先要准备好几天,事后也几天生产不正常。好像上边压任务,下边弄虚作假,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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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的紧急钢铁会议

正当全矿职工使出全身解数,为不断提高的煤炭产量任务而拼死拼活的时候, 1958年8月21日深夜12点,淄博市委接到了山东省委关于抓紧钢铁生产的紧急通知;市委常委连夜召开了“钢铁会议”。
未等会议完全结束,22日凌晨3点就通知全市各单位领导,一早赶到市委开会。各单位领导的会议,从早上一直开到晚上十点多。会议要求,全市从22日当晚十二点开始行动,全面落实会议精神。
可是到会的人员多,有的路很远,当时很少单位自己有汽车,怎么赶回去呢?市委下令,集中了全市的小汽车,以最快的速度,把所有到会的领导送回自己的单位。一个新的战役开始了。这使人联想到,部队在战场上的作风,今天延续到经济建设中来了。
龙泉矿党委,22日当夜十二点开会研究,23日一早就召开职工大会。
在机电科西边的院子里,坐在一张临时安放的桌子旁边的矿党委书记,面容憔悴而严肃;职工们急急忙忙从四面八方赶来,不少人边吃着手里的干粮边找地方坐。一会儿场子里就挤满了人。
书记首先传达中央指示,中央决定,1958年的钢铁产量指标要翻番。还说毛主席讲过,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事情就好办了。毛主席提出,要全党全民总动员,全年确保完成1070万吨钢。这是“政治任务”,必须坚决完成。他还加重了语气说:“现在是考验每个党员的党性的时候了。”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大搞“小、土、群”。时间很紧了,要立即行动。我们煤矿不光要多出煤,还要出铁、出钢,而且越多越好。我觉得像是部队在做战前动员,而且听到了许多新的名词、提法,心情振奋,摩拳擦掌,接下来我就要在炮火连天之中冲锋陷阵了。
战争年代还没有远去,服从命令听指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那时的人们,早已经习惯了上边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领导是不会错的,特别是党中央、毛主席决定了的,可千万不能落后。就像部队接到新的进攻命令一样,我们的兴奋是无与伦比的,可谓群情激昂。会后各单位立刻筹划,我也从干了不几天的“技术革新办公室”,调到矿上新成立的钢铁厂工作。
成立钢铁厂就是一句话,开始只有几个专职人员,靠发动全矿职工义务劳动。机关干部改为每天上四小时班,义务劳动八小时。工人是干完八小时之后,再义务劳动四小时。大家整天的忙,特别是井下“三八制”的工人,可真是没白没黑了。
轮休制自动取消了,有的人已经接连干了十几天,家里有事歇个班还觉得不好意思。消防队的工人更是提出倡议,“十五年不歇班”。在这种形势下,我写过一首《写在夜里》的诗:
    黄昏是第二个早上,
    月亮是另一个太阳,
    我们这里没有黑夜,
    都是工作的时光。

    在我们的字典里,
    没有劳累、休息的字样,
    我们只知道为祖国、为社会主义,
    贡献出一切的一切的力量。

    星星陪伴着我们劳动,
    夜风在为我们送爽……
机电科行动最快,他们把机修厂翻沙化铁用的猪嘴炉,改造成了炼铁炉;说是按标准配料,加入铁矿石、焦炭、石灰石等,很快就炼出了第一炉铁,抢先敲锣打鼓向党委报了喜。四十多年之后,当事人才告诉我,他们偷着往炉里放了几个排水管的旧法蓝盘。不久,他们又创造了连续15小时,出铁20次,产铁366.5斤的新纪录,铁的质量也不错。于是照样子又做了几个猪嘴炉,我也跟着当了一段炉前工。不几天我就干得很熟练了,毕竟是中专毕业生嘛。
机关的技术人员脑子快,按照猪嘴炉的原理,设计出了由两节或三节组成的大座炉。党委当即支持加工制造。可他们到仓库领取做炉壳用的厚钢板时,器材供应科袁科长很心痛,说了句“炼的铁恐怕还不如用的铁多”的闲话。党委知道后立刻撤了他的职,让他去领着炼焦炭,立功赎罪。并告诫大家:现在是“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升帐,两厢要好生伺候,哪块石头碍事,马上把它搬掉。我再见到那位科长时,他已经是满脸煤灰,一身脏工作服,正向钢铁办公室汇报炼焦的情况。偏偏龙泉煤矿的煤不大适用于炼焦,于是又说他思想保守,看他垂头丧气的样子实在可怜。
两个大座炉投产了,虽说两三天就要维修一次,可一天能出一吨多铁。
9月3日,党委组织职工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人民日报》的社论之后,一致表示要鼓干劲多出铁,让铁水淹死美国狼。金门的炮战更增加了矿上的紧张气氛,我们这里也是战场。
谁想到,这时上级下达的产量指标是日新月异的,记得日产量计划从一吨、三吨到五吨,很快又成了十吨。
政治任务是不能含糊的,何况又是书记挂帅。于是党委决定,立即动工建一座日产五吨的小洋高炉,后来又加了一座。工地上灯火辉煌、日以继夜,而且全矿职工人人都分得了磨耐火砖的任务。
原有的炉子加紧生产,苦战一两昼夜不下火线的人,已经算不上积极分子了。我曾一连十五天不脱工作服,全身的皮肤干得难受。有的人实在支持不住了,就近在矸石山下顺坡伸伸腿,躺一会。那里横七竖八躺着一片人,什么姿势的都有,个个蓬头垢面衣衫肮脏,好像是一个刚厮杀过的战场。更有的人晕倒在炉前,头上泼一盆凉水,醒过来接着干,真是“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年轻人,你们相信吗?这可是我的亲身经历。
边学边干,没过多久猪嘴炉、座炉的生产技术,我都掌握得很好了,开始让我带新工人教徒弟。师傅没当几天,10月22日又调我到铁厂办公室工作。我是穿着油污的工作服坐办公室的,主要任务是保证矿石、焦炭等原料供应;及时解决各炉生产中的问题,以及铁厂各方面的生产调度、计划管理等等。有点空还要去砸矿石,天天忙得团团转。后来又要我协助煤炭生产那一块的宣传鼓动工作,更是不分什么白天、黑夜,上班、下班了。困极了,两条板凳一对,迷糊一会。饿瘪了,弄点吃的塞到肚子里。办公室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像一个正在激战的前线指挥所。我的角色可能就是个作战参谋。“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不过,这时有的工人喊我刘主任了。我自己看了看自己,没有哪一点像个主任。
粮食供应已经乱了套,从粮食局拉到矿上的,有时是高梁面、有时是地瓜干、还给过一次小麦。分给的地瓜,还要矿上自己派人到地里去挖。说是农民、粮食加工厂的工人也都去炼铁了,现在没有人干这些活了。许多的机关和商店都关门了。
没有办法,只能碰到什么吃什么,我们吃过高梁面窝头,还吃过一次黄豆皮与高梁面合在一起做的,叫不出名字来的东西。稀饭泡地瓜吃着最舒服。馒头已经成了稀罕东西,要由各单位领导掌握分配。菜就更谈不到了,菜票早已分成了“有油的”和“没油的”。荤菜几乎绝迹了。不过辣疙瘩咸菜还是充足的。有一种辣疙瘩咸菜是用腌鱼的盐腌的,用火一烤有烤鱼的味,大家都争着买来在宿舍“烤鱼吃”。
没有什么好吃的也就省钱了。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和爱人俩人半个月只用了两元五角钱的菜金。我们的生活水平连在韩家阿都不如了,可是大家谁也不埋怨什么;领导说了,这是“前进中的困难”,很快好日子就来了。
这样的日子过惯了,也就习以为常了。不久以后,我调到湖南省工作,有时到食堂吃饭过了点没有菜了,我一气儿可以吃上两碗白米饭。大家看了连连称赞,说我是个能吃苦的人。其实在山东的煤矿上这应该说是美味!
为了应付煤炭和钢铁生产不断加大的压力,矿上不断地从农村招收新工人。矿上的人越来越多,衣食住行都成了大问题。宿舍里的电也停了,蜡烛成了稀有物品,别的就更不用说了。宿舍区的商店都关了门,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都紧缺了。从上到下,方方面面,一切都为大炼钢铁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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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赶不上的跃进速度

1958年10月底,我们矿的小高炉投产后,全矿职工兴高采烈,我们似乎成了“煤铁联合企业”了,这下可扬眉吐气了。
为了向国庆献礼,党委决定,要创日产50吨铁的丰产卫星。经过了一番周密的准备,还专门召开了动员大会。可是,我们还没高兴多会就传来了消息,周村的一所中学,已经放了日产百吨铁的“卫星”。
上午刚得到信,中午矿党委书记就到办公室严肃批评我们:“思想保守,无所作为,咱们一个国营矿山还顶不上人家一个中学吗?”要我们赶紧去取经。钢铁办公室主任老封,接着带了我一同骑自行车马上出发,累得腰酸腿痛,好不容易赶到周村的那所中学。到了那里,我都下不来自行车了,可那里已经空无一人。
我们俩在校院里转,只见大操场上一片一人多高,像馒头一样的土坯炉,而周围到处是像砸破了的陶管碎片。我俩都莫名其妙。
好容易才找到一个人,虚心求教,终于明白了他们“坩锅炼铁”的先进经验。就是用耐火土做成直径 10公分粗,25公分左右高的坩锅;把铁矿石、焦炭、石灰石砸碎,按比例混合后装在里边;在炉底先放上木柴,在上边一层煤炭一层坩锅装满,而后点火烧。待停了火之后,把坩锅砸破,就有一块马蹄形的“坩锅铁”。他还特意找了一块给我们看。
我拿着那个沉甸甸、紫蓝色、馒头样的东西,心生怀疑,自言自语:“这是铁吗?”封主任用拐肘狠狠捣了我一下。回来的路上,主任又严肃地批评我:“你可别忘了,你是个党员,你怎么能说人家不是铁呢。”我嘴里不敢说,可心里直嘀咕:“怎么?现在不能说实话了?”可我一想自己是个新党员,矿上刚开了党员大会,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十项义务”,接下来还要整党,我就再也不敢想了,党员是绝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的。回来的路上又累、又饿、又渴。碰到了一个井台,有打水的,过去喝了点凉水,想不到坐了一会竟睡过去了……
坩锅炼铁的先进经验,很快就在龙泉煤矿开花结果。从机关抽调了几名骨干,家属委员会把能干活的家属和小学生都组织了起来,没有地方干活就顺着崖头挖洞。钢铁办公室提出:“苦战三昼夜,炼出坩锅铁!”机修车间的两台车床加班车木棒;几个年轻妇女白黑的缝布套;小学生用锤子砸矿石、焦炭、石灰石;其他的人,都用耐火土拌的泥,在加上了布套的木棒上做坩锅。我们做的坩锅,比那个中学的又粗又高。坩锅炉是发动各单位包干,记得直径是三四米,比那个中学的大得多。
人再急,那坩锅干不了可没办法,紧赶慢赶,第三天上总算点了火。一片土黄色的“蒙古包”样的坩锅炉,个个顶上冒出的浓浓黑烟连成了一片,不一会儿成了无边的黑云。我从没见过如此壮观的景象,真是令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可不一会就黑云压头,呛得人喘不过气来了。这次我们也放了一个比那个中学更大的卫星。
在这以前,往上报产量,我还是让他们过磅的,不敢虚很多,怕上级查出来挨批。现在看来,我的思想的确太保守,说就是,报多了只有人表扬,没有人检查,甚至于没有人敢怀疑。当时的许多“钢铁卫星”,就是这样放出来的。也是“人有多大胆,炉有多大产”了。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又传来某个刚成立的人民公社,放了日产千吨铁的卫星。书记的压力更大了,简直有点气急败坏:我们一个堂堂的国营煤矿企业,还不如一帮农民吗!那有这样的道理……
听说他们的经验更先进,就是把一些老百姓的土坯房子掀了顶,把门窗的窟窿也用土坯堵起来,里边底下放木柴,而后再一层煤炭一层矿石的堆上去,把火一点,出来的就叫“烧结铁”。
大家的头脑似乎都出了毛病,谁也不想想这算怎么一回事?别人怎么干就怎么干是了。这个经验比较好学,就着那一群坩锅炉如法炮制就是了,还省了做钳锅。这么样搞法,虽然煤矿不缺煤,可哪来那么多铁矿石呢。主任想出了法,告诉我准备好汽车,后半夜到不远的黑旺铁矿去偷。
已是隆冬天气,北风凛冽,汽车上很冷。我也学会了喝上口烧酒暖暖身子,那酒可是十分宝贵的。出了门才知道,我们真是井底之蛙,不知道厂外的大好形势,现在哪分白天黑夜。在车顶上举目四望,只见到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路上运矿石、焦炭的大车小辆像相当年支援前线的车队,来来往往争先恐后。我还有兴致在车上诌了一首打油诗:
                    夜到黑旺不用灯,
                    漫山遍野一片红,
                    霞光万道冲天起,
                    焰火丛中传歌声。
我也够浪漫了吧?
到了黑旺铁矿,只见处处人头攒动、车辆拥挤。炮声一响过,人车就像潮水样涌过去,只要是石头,就往自己大大小小的运输工具里装,谁也管不了。看来不用偷,跟着抢就是。到天亮运回来好几趟,有的矿石可连点红颜色都没有。
我已经有五个昼夜没上床了,早饭半个馒头还没咽下,就趴在桌上睡着了。主任强令我回去休息,我带了点吃的,也不知怎么样回到的我那“别墅”,到床上倒头就睡。一觉醒来,感到身子软成了一摊泥巴。
一会觉得饿了,摸摸肚皮,已经快贴到后脊梁上了。吃上点东西,迎着过午的太阳就往矿上赶。那天我一餐吃的东西可是放了个大卫星,有3斤5两煮地瓜、半斤馒头、两缸子稀饭、还有几缸子水。这不是杜撰,它明明白白地记在我1958年11月5日的日记上。当时不知道有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件事,知道也没空申报,不过,我这个记录一生没有打破过。
主任见了我面带嘲讽地说:“这一觉可睡足了!”我说这不刚过晌午吗?他这会是真笑了:“已经转了一圈了。”这时我才感觉到恍恍惚惚,好像刚从另外一个世界回来。不用说我们的主任比我更忙,他10月1日买了双袜子,穿在脚上到11月20日还没洗过。
我们炼的铁,都是由金岭镇的一家钢铁厂收去再炼钢,可是“坩锅铁”、“烧结铁”他们说什么也不要。他们说,别说炼钢,就是再放到炼铁的高炉里它也不融化了。别处已经送了去的堆得像小山,正愁着没法处理。这个采购员敢说这样的话,令我敬佩不已。后来,我们矿上自已还用名叫“反射炉”的小土炉炼过钢,还用炼出来的钢打了一把小锤子,也是敲锣打鼓到党委报喜,也是人人都夸那钢太好了。
1958年11月底,我因要调往湖南省工作,回家看了看。我看到老家坊子也在大炼钢铁,过去长满麦苗的南坡地里大大小小的土炼铁炉一眼望不到边。只见烟雾弥漫中,人们忙碌在一片各式各样的土炼铁炉周围。眼前是,要当引火柴用的,堆积如山的木器家具。我娘出嫁时的嫁妆,只剩下了一张桌子、一个箱子,而且上边的小铜拉手都没有了,说是上交去做炼铁炉的铜风嘴了。摊煎饼的鏊子也被砸碎装进了炼铁炉。
当时我并不觉得可惜,对这一切也毫无疑问。大跃进要改变“一穷二白”么,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有大建设难免有小破坏。
我来回乘坐的火车上人很少,在回矿的火车上,听邻座的两个老头私下议论,农村也到处都是大兵团作战去炼铁,今年庄稼大丰产,可是没有收到家里。有些棒子如今还没掰,大部分地瓜都冻在地里了,山区不少柿子还在树上,由绿变黄,现在又由黄变紫了,像一树小茄子。我听了很不入耳,老年人思想落后,这不是在说大跃进的坏话吗?
待1958年底,我到了湖南以后,已不再见山东大炼钢铁那样的场面,但随处可以见到被遗弃的土炼铁炉。至于后来那些散布在各处的,一个个似铁非铁,王八盖一样的大小炉底,搬不动、砸不破,是到多少年以后才消失的。如今算来50年了,如果谁还保存着那玩艺可以到中央2台去鉴宝。
“大炼钢铁”的经历实在是惊心动魄,终生难忘。三生有幸,难得这样的好机遇,让我开了大眼界,明白了什么叫“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大兵团作战”,以后的人怕是谁也享受不到了。
群众性的大炼钢铁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作为群众运动的成果,各县都保留了一两个小铁厂。一个县,没有钢铁工业还行?
1959年初,我在湖南省慈利县,到过一个“火连坡铁厂”,它是用木炭来炼铁的。当地出一点铁矿石,就近在山上砍树烧木炭,炼出的铁可真好。过去听说,古人留下的刀剑,钢材很好,甚至“削铁如泥”,我总半信半疑,现在看来,可能就是用木炭炼的。铁的质量是很好,可是周围的几座大山都变成秃子了。
可能多数是由于亏损太大,县里负担不起,这些小铁厂不久也都关门了。地区这一级的,有点规模的“小钢联”什么的,尽管产品质次价高,谈不上效益,可都维持了一二十年。我想那缘故是在领导的头脑里:一是感到一个地区不生产点钢铁,领导没有面子;二是三面红旗的产物,可不能全面否定,这是个态度问题。经济账是不能算的,要算只能算政治账。
现在,每当我在电视上看到,取缔生产劣质钢材的地下小钢铁厂的镜头,我就常想起当年的大炼钢铁来。不过,现在被取缔的一些小钢铁厂,若在当时,算得上先锋企业,那可就成了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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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画的浪漫与浪漫的行为

大跃进的年代,也是一个大浪漫的年代。浪漫的壁画铺天盖地,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花生壳里睡小孩、稻米大得如蚕豆、豆角比扁担还要长……浪漫的诗词,更如大潮涌动,各种报刊上奇思妙想,无奇不有,天方夜谭,淋漓尽致。工人、农民的大跃进歌谣,更是把豪言壮语、革命口号,美妙的幻想、形象的比喻,发挥到了极致。在那些诗歌里,工农群众个个是英雄,“小的像罗成,老的赛黄忠,妇女都是穆桂英”。当时最为人们推崇的民歌是《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我是天地间一切的主宰,我可以为所欲为。开创了一个前无古人的诗画创作高潮。大小诗人们对此无不崇拜得五体投地。
我看了这些大跃进歌谣之后,心潮澎湃,也学着写了不少。有的上了矿上的宣传栏和打印的简报;有的上了省市的报刊;还有的选进了全国的《工矿大跃进歌谣选》。我的“创作生涯”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时刻,从追随群众运动,模仿群众歌谣开始的。
如果这种浪漫仅限于文学艺术领域就好了。可惜,人们的行为也都一样的浪漫起来了。
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在1957年,首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社会主义的老二中国,物质的卫星发射不上去,可以发射精神的、数字的。先是一颗“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卫星带了头。各地感到不过瘾,又发挥成“赶英超美”,时间也越来越短。
在迅雷不及掩耳的农村小社并大社的高潮中,那粮食产量的数字“卫星”更是霞光四射,令世人瞠目结舌。先是湖北省某农业社放了小麦亩产3530斤的“卫星”,很快麻城建国一社出现了亩产36900多斤的“天下第一田”。在福建海星农业社放过花生亩产10500多斤的“卫星”不久,该省的英湖公社又创亩产13241斤的新记录。各种农作物无不高产再高产,5万斤、10万斤……后来干脆来了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时报纸上也不再有“落后”的提法,只有“先进”和“后进”,大家一齐在进、进、进!满眼是红色的大标题。
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参观了省里的农业大跃进展览会,回来后对我兴奋地谈起所见所闻。他说有些事情简直是想都不敢想,棉花长得像小树,上边的大棉桃有一百多个;一块地瓜有24斤重……可是,说到最后他又小声地对我嘀咕,他听到一个搞农业的人私下说,那是假的,有些棉桃是拴上去的;那大地瓜是拼对起来的,有些接口都流水了;只是观众被绳子拦在远处看不清。我当时对此还是半信半疑的,还能那样吗?
那时,一切的规划、计划、定额都成了废纸,有胆量的说就是了,反正吹牛皮不纳税更不犯法,反过来还能出名当先进。
在中央的一份权威大报上,发表了小孩子安然坐在未收割的稻穗上的照片。著名科学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是在一亩地的面积上,充分利用太阳光的光合作用,能产生五万斤粮食。我没有种过地,对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我没有一点概念。看到报上的照片和大科学家的论文我深信不疑。
这时,中央领导高瞻远瞩,很快就发现了新问题:“粮食多了怎么办?”这在全国上下引起了一片忧虑,也纷纷想出了种种消耗粮食的办法。
不只粮食产量“放卫星”,什么事都开始出奇了,哪能一花独放,万紫千红才是春嘛。据报载,上海长宁路居民唐明科家养的母鸡,一次下了八个蛋共一斤重;上海牛奶公司400号奶牛,一天产奶133斤……那时的中国“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出什么怪事也没人奇怪了。
在这比拼浪漫的热潮中,几乎一夜之间,全国农村实现了“一大二公”的公社化。而且人民公社要“两年水利化、三年机械化、五年电气化”,还要再提前一年完成。人民公社里成立了各种部,其中还有“外交部”。我所在的龙泉煤矿,附近的几个村也联合成立了“龙泉人民公社”。首先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出工、收工都打钟、吹哨,有的还站队,民兵背着枪。公社办起了大食堂,吃饭不要钱。龙泉人民公社还曾派人到矿上,要求接管龙泉煤矿。
在全国范围内,为了明年放更大的卫星,掀起了深翻土地的热潮,深翻一尺、二尺、有的到了 一米以上,恨不得把阎王爷挖出来。男女老幼齐上阵,已经是冬天了,有些农民还吃住在田间,光着膀子干活,胸背上都用墨水写满了“干劲冲天”一类的标语口号,热情之高,无与伦比,农业生产不断跃进,形势一片大好。
中央领导又及时指出:人民公社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于是有的地方就提出了“苦战三年,实现共产主义”的口号,大标语写满了墙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那时人们最常说的口头禅是“一天等于二十年”。据说,这句话是有马列主义的理论根据的。
各地又组织专家,讨论制定共产主义的生活标准,一天一人吃多少肉、多少奶、几个鸡蛋、几个苹果……不过,我那位山东老乡的农民诗人要求不高,他那首著名的诗是这样写的:“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住的青砖大瓦房,吃的馍馍蘸白糖”。
在这同时,把资本主义国家说得危机四伏,工人失业,民不聊生。我就听领导说过,英国的工程师一天只配给一个鸡蛋。我没有种过地,不知地是如何的种法,不知道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没有出过国,更不知道外国的情况。对于报上登的、领导说的,一律不加思索地完全相信,而且兴奋不已,还热情地到处宣传给别的人。
那时,虽然吃的、穿的、用的,已是一天比一天紧缺,可精神是富有的,人们已经狂妄得忘乎所以。如果那个时候要给中国人测试体温,怕是大部分人都在四十度以上。这恐怕是对夜郎自大的最好注释吧!

狂热的“大办”

开始的大跃进,只是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可是在全国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高潮中,一个又一个的“大办”提出来了。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等都要大办。而且都是“书记挂帅,全民动手”,来了个“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在这些大办中,和群众关系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是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1958年夏天,在中国大地上,突然之间冒出了数不清的大学。特别是一直走在“大跃进”前边的河南省,先是一个地区办一个大学,后来一个县一个,再接下是一个公社一个。
河北省的徐水县,不仅办起了一个拥有12个系的综合大学,而且全县每个公社都有一个“红专大学”。其他省市也不甘落后,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一时风起云涌,全国上下热火朝天。
这些大学是怎么办起来的呢?
据说,县里的大学是把原来的中学挂上大学的牌子,中学的老师变 成大学教授,再配上些老农算是土专家,教室原封不动,教研组变成了系。公社办的大学就更敢想敢于了。当时河南省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的“红专综合大学”,是上过报的典型。这个大学设有政治、工业、农业、财会、文艺、卫生、科学技术研究、林业、文化、政法等十个系,529名学生。校舍就是社员腾出来的房子。学生都是各生产队选拔出来的成分好、觉悟高的青年。教授则是“土洋结合”,土教授可能连字都不识几个,是群众推举出来的能人;洋教授就是原来的小学教师。据报纸报道,这个大学办得很有成效:工业系的不少学生,学会了开拖拉机、锅驼机;文艺系编了很多快板、相声什么的;政治系更错不了,学会了怎么“拔白旗”。最为显赫的是科学技术研究系,他们打破书本的教条,一亩芝麻地,上100斤化肥(极限是30斤),亩产达到1000多斤,至今仍是无人打破的世界纪录。他们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搞成功了许多惊人的嫁接,红芋苗上接南瓜、芝麻接在蓖麻上……
农村的土大学办得如此轰轰烈烈,城里的洋大学也不甘落后。
著名的武汉大学,该校的物理系,1958年由原来的三个专业猛然增到9个专业。有的新专业连一个教师都没有,先找来一个出身好又特别红的学生当教研组长,教师没有先空着。有的专业连名称都还没弄清楚,就“先办起来再说”。他们还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要在短时间内,破除“旧”的物理体系,要把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所有定理、公式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在几周内“建立一流的、具有武大独特风格的新物理体系”。
那时,许多正规大学里的科研成果,也和农村土大学里的差不多,既攀高峰,又放卫星,无奇不有,无所不能,匪夷所思。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群学生和几个青年教师,仅用了35天,就写出了一部78万字的《中国文学史》。清华大学,几个月内编出各种教材与专著95部,其中《水工概论》等许多大部头的巨著,都是在10天内完成的。
至于新办的大学可谓遍地开花;中专升大学更是易于翻掌,我上学的淮南煤校也不例外地变成了本科大学“淮南矿业学院”。另外,各基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也都在大办“红专大学”,许多小学的大门口,也赫然挂上“附属××红专大学”的牌子。中国大学的数量和规模,恐怕那时早已经是世界第一,何用40多年后的今天才来炫耀。
另外,单位大门口的牌子多,已是一种时尚和荣耀,它至少标明,这个单位“大干”的劲头足。记得1959年冬,我曾亲自数过湖南澧县老木寨铁厂的门口,一共挂了19块牌子,其中有党、政、工会、共青团、妇联、武装部、红专大学、还有各种各样的办公室和指挥部。无独有偶,46年后我在山东泰安的一条街上,在一个不大的门口边,也数到了19块牌子,不过名称都变成了公司、事务所、协会之类,那牌子的材料也由木头的变成了铜的。可是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的潜意识依然如此。
那时候不论大小城市,大街上敲锣打鼓的报喜队总是络绎不绝。都是前边打着横幅,跟着是抬着报喜的大牌子,后边是彩旗、锣鼓和边走边呼口号的群众队伍;当然都是单位的领导带队。一队接着一队,往地方党委的驻地走去,报告他们各种大办的新成就。党委门口天天像办喜事,喜报牌子一大片,地上的爆竹皮老厚。
那时的人们,都喜闻乐见意想不到的事,谁再说牛屁股上长着一条牛尾巴,会被认为是思想保守。谁要说牛尾巴长在牛头上,准会有人信以为真,还会问你:“向前长还是向后长?”人们的思想、精神、情绪,长时间地沉浸在一种莫名的高度亢奋之中,就算不说疯狂,说中国人都患上了传染性的妄想症,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似乎人人都失去了自我思考的能力,我也毫不例外,上边说的、报上写的一切都是对的。社会学家要研究中国的社情民意,要不重视这段历史肯定是不全面的。
要把这种大跃进的形势长期保持下去,就要不断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拔白旗”。在大小单位里,学习会、批判会,几乎天天在进行。这些会,一般是由党支部来组织,不只是党员,所属部门的群众也要参加。人多了就划分小组,党的小组长就是主持人。学习批判的内容是上级统一部署的,题目不断变化。有的时候是针对某种思想,有的时候要找出代表人物。“拔白旗”,就是属于后一种。
我在龙泉煤矿参加过“拔白旗”运动。对象是怎么确定的,我不清楚。事先党小组长告诉了我,我们组的对象是一位女技术员,她是上海人。说起来我们还是校友,她是淮南煤校设计人员培训班毕业的。这个班的学生,全是从上海招收的一批高中生,在校培训了两年,大概算大专学历吧。不知是由于性格内向还是自视清高,她从来不和我们打交道。不过我也没听见她说过什么错误言论。可是“拔白旗”是政治任务,党员必须积极参加,我问小组长,会上该说什么。小组长告诉我:“这个人和咱们不一样,谁也看不起,干什么也不热情,一心走白专道路,别的你再自己去考虑。”
头一次会上,小组长先讲了开场白,就是三面红旗的伟大,当前形势的一片大好,有些人思想跟不上形势是危险的云云。接着就点了她的名,并要大家提提意见“帮助她”。于是积极分子们争相发言,不是积极分子的也庆幸这次不是自己而赶紧表态,群起而攻之的激烈场面就形成了。大家要她老实交代,对三面红旗是什么态度?整天脑子里想的是什么?这和你的家庭出身有什么联系?……她吓得面色发黄,低头不语。大家又说她不老实,拍桌子要她站起来,就这样一连批了她几天。后来听说她辞职回上海了。
想起来实在对不起她,这算怎么一会事呢?我这个积极分子也实在是为了表现自己而害人。我想,那个时代的运动积极分子,大半是我这种角色,当然,有的是自觉的,有的是盲目的。
我到了湖南之后,有一阵子社会上还批过不敢争先的“中游思想”,叫“火烧中游”。有个我很尊重的老干部,有一次对着我不无感触地说:“左了反左,右了反右,不左不右,火烧中游。”我听了大惑不解,怎么老干部的思想还这样?
那时,别管开展什么运动,我都是积极分子,直到不久之后,一场意想不到的运动之火烧到了我的头上,我才咂摸出了点这积极分子的味儿来。不过,我一生遇到的运动,都是反右的,从“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直到“反走资派”,极少有反左的。
我这个事事积极的人那时也发过一次牢骚。我看到爱人的床上铺得很薄,早就商量好了给她做一床厚一点的褥子。可是1957年快到年底了,天也很冷,布票还没有发下来。为此我到总务处说了很多不好听的,可也没解决问题。
到了1958年粮票也不够吃的了。团委的王书记给我介绍了个经验,等食堂的煎饼凉了的时候去买,一角钱差不多可以多称一个,回来用开水泡了吃,不干活的时候可以就合着吃两顿。我试了一下,这法很灵。有一个青年工人,也给我介绍了一个省粮的好办法,上中班时候,可以吃两顿饭,一顿是下井前吃,一顿是上井后吃。早上来它个不起床,一直睡到11点半。这个办法我不能学,太浪费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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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绝后的“除四害”运动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神州大地上还发生了一件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人与几个物种间的空前绝后的大决战,这就是“除四害”。
那出发点无疑是很好的,要从神州大地上清除一些有害的生物,让它们不能再为害人民。开始被定为“四害”的是苍蝇、蚊子、老鼠、麻雀。过了一段时间,许多人说麻雀吃粮食可也吃害虫,以解剖为证。于是为麻雀平反昭雪。以谁来递补呢?有的地方说是臭虫,有的地方说是蟑螂,可是名气都太小,似乎没有得到大家的公认;在众人的心目中它们始终没有得到名正言顺的地位。这样一来,“四害”的定义也就一直有点含混了。
当时,全国人民都知道,除四害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于是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全国行动,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地搞了很长时间。声势之大也是史无前例的,和大跃进一样震惊了世界。
那时的中国人相信,只要书记挂帅,人人动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可惜现在所有的词典、词海、词源,包括《中国现代史词典》中都找不到“除四害”这个条目了,所以,这一伟大号召是什么时候、怎么样发出的、我已经说不明白了。我问过周围的老人,也都说五十年前的事了记忆不清。
在我的记忆中,灭蚊蝇、抓老鼠,是在解放初就开始了的。兴师动众地消灭麻雀,可是大跃进中的事。它的罪名就是吃庄稼,有人算了一笔账,那数字是惊人的;与民争粮罪恶滔天,不彻底消灭难平民愤。
1958年5月24日,龙泉煤矿党委召开了动员大会,传达淄博市委指示,5月25日早上4点开始,全市出动60万人,进行一次消灭麻雀的“淮海战役” ,工农商学兵统一行动,苦战三天把淄博市的麻雀基本消灭净,我还当上了这次矿上统一行动的副队长。有人说,那一天是全国的统一行动,我说不准。
那天,早上四点,天还没亮,矿上的汽笛长鸣,高音喇叭也喊了起来;周围村里锣鼓喧天,火药枪响个不停。不一会,打着各式各样的旗帜、带着土洋结合的武器、敲着五花八门的家伙的人们,一行行、一队队,从各自的住处出动,向大地散布开来。他们按照事先领到的任务占领了坟头、高地,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上了房。
那可真叫人海战术,男女老少一起参战,各种兵器一齐上阵。有的用网捕、用鸟枪土炮和弹弓打、用毒饵毒。更多的人则是把锣、鼓、脸盆、盘子等等,一切能响的东西都敲起来;把红旗、红布、红衣服都摇起来,再加上高声呐喊;分片包干,谁也不能让麻雀在自己负责的地盘上降落,否则就是“包庇逃犯”。红领巾还在各处路口设着岗,连路上行人都要参加。看那阵势,是要把麻雀这个物种一举从地球上清除。我有幸参加了人类的这一壮举,亲眼目睹了这一场前无古人的群众运动。我是确信“人定胜天”的。
那天我的具体任务是,和另外一个同志拿了一面红旗和一个军乐队的大鼓,到煤矿西边的天台山顶上,不停敲打挥舞,保证在那个山头上没有麻雀躲藏。
不用说,那天的战果是辉煌的,具体歼灭了多少我记不得了。听住在城里的人说,人民战争实在厉害,那几日,麻雀真是找不到落脚之处了。有许多麻雀是正飞着就从天上掉下来,被活活累死,。麻雀一时几乎看不到了,不少食堂煮麻雀、炸麻雀卖了好几天。以后又发动过几次小战役,麻雀一度见不到了。
我对这事是双手赞成积极投入的,不但身体力行,还给小报写了不少赞颂这一伟大壮举的诗篇。抄几首在这里,让大家想象一下当年的气势。
    麻雀,哪有你的粮!
      南风吹,
      麦子黄,
      秋种春锄一年苦,
      眼看粮食要进仓。
      飞贼要想来盗窃,
      咱们把它消灭光。
      谁人劳动谁受益,
      哪有麻雀你的粮。

    麻雀,哪里逃!
      漫山红旗摇,
      遍野炮声响,
      村村落落呼声厉,
      家家户户人上房。
      量你麻雀三寸翅,
      难逃万众天罗网。

    儿歌
      爸爸早起上山岗,
      叔叔地里放火枪,
      姐姐街头敲锣鼓,
      哥哥指挥是队长,
      妈妈在家摇红旗,
      我骑竹马送干粮,
      大人小孩齐上阵,
      麻雀麻雀哪里藏。

    灭雀谣
      小宝宝,
      哭着喊,
      向妈要条长竹杆。
      妈问要杆做什么?
      小宝脱下红布衫,
      布衫挑在竹杆顶,
      明早跟爹上南山。

还有一首是讽刺对消灭麻雀消极怠工的人们的。
    “苦战”
          打麻雀,
          真风光,
          吃罢早饭上山岗。
          红旗插在坟头顶,
          鸟枪挂在树枝上。
          暖水瓶,
          瓷茶缸,
          又有茶叶又有糖。
          腿一伸,
          身一躺,
          柿子树下来乘凉。
          上午玩累了,
          睡它一下晌。
          日落西山清风凉,
          拾掇拾掇就回矿。
          开大会,
          受表扬,
          苦战一天了不起!
          这样的英雄真好当。
后来给麻雀平反了,它的平反比右派要早好多年,大概是它的问题比右派简单一些。几年之后,麻雀的家族很快重新兴旺,又到处叽叽喳喳起来。时至今日,连“四害”这个名词知道的人也不多了。
“除四害运动”,是典型的“人定胜天”的狂热行为。以人的力量,在短时间内要消灭一个繁荣的物种,实在是不自量力。至今没听说那个国家里没有这类东西。现在倒是由于不少城市变成了一片大大小小的水泥柱子,麻雀没了栖身之地,渐渐成了稀有鸟类。不过我相信它距离灭绝的那一天还远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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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天巨浪中的浮萍

1958年那个时候,虽然国内的大跃进轰轰烈烈,可是金门前线炮声隆隆,蒋介石一直叫喊要“反攻大陆”,还说什么“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恐怕在中央领导人的脑子里是“要时刻准备打仗”的。
传说,为此毛主席有两件事睡不着觉。一是“北煤南运”,南方生产的煤炭很少,绝大部分的需求是由北方运过去;一打仗,南北交通受阻可要出大问题。二是“三线建设”,打起仗来,沿海的一线城市先要遭到破坏,所以不急于建设,打完了仗再说;二线省区说不定哪里会成为战场,也不是建设重点;必须在内地偏僻地区建设好三线,才能有可靠的后方基地。这“准备打仗”似乎是在准备挨打。这两件事,曾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布局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而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影响的是解决“北煤南运”。
当时的煤炭部,从北方抽调了大量的煤田地质勘探、矿井建设、煤矿生产管理、工程技术等专业人员,到江南去支援煤矿建矿,有幸我也被领导选中。
我是 1958年11月22日接到调湖南省工作的通知的。所谓“通知”其实就是一句话,并没有什么文字的东西给我看。
钢铁办公室的封主任告诉我:矿上有支援湖南省地方煤矿建设的任务,说是有你的名字,给你三天假你准备一下。这类事,那时一句话就够了,二话不要说,三天准备,立即动身。后来变得那么复杂的工作调动,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就是这么简单,讲条件是丢人的,不服从是不可思议的。
革命者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需要,是实实在在、言行一致的。那时,革命是第一位的,个人利益很少有人考虑,包括我自己。一个人在社会上,就像狂涛巨浪中的一叶浮萍,不知什么时候会被卷到哪里去。
在这之前,10月27日,我的未婚妻已经从龙泉煤矿调到了大跃进中新成立的山东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去了济南。当时从矿上调了两个人,另外一个就是整天和我在一起搞宣传的一位男同学王世明。有人说可能是上边弄错了,应当是我,要我去问一下。人事处我很熟,但我没有去问。工作调动是组织上的事,个人只有服从,哪能随便问。我过去很喜欢听她银铃似的笑声,可是在她走之前,我听着就有点不是滋味了。我不无留恋地把她送走了,反正离济南也不远。
这回轮到我自己了,那就更没有什么别的可说。听人事科的同志告诉我,这回是集体行动,从淄博矿务局选调了127位领导和业务骨干,到湖南去帮助发展地方煤矿,落实毛主席解决“北煤南运”的指示,不能再让毛主席为“北煤南运”的问题睡不好觉。这可是个光荣任务,我成了“业务骨干”,工资也由原来的29.5元一下子提到了44.5元。于是,自己还有一种荣誉感,我也算是“南下干部”了。
上一次分别,我就想到结婚的事,她说,我们都还年轻,什么事也没干出来;再说每个人的工资还不到30元,结了婚生活也很难安排。我们约定,各自努力再干几年,待两人的月收入加起来有120元的时候就结婚。这次我要远远地南下了,想再给他商量一下这个事。可那时一般人的通讯手段只有写信,有急事打长途电话需要到博山市区的大邮电局去。
11月22日这天,我还是工作到半夜,凌晨2点,保卫科的曹科长送我到淄川去赶火车,坐的是拉矿石的大卡车。6点多到了博山后,急急忙忙地到邮电局去给她挂长途电话。我坐在邮电局的长靠背椅上心急火燎,可那电话两小时以后才接通。在电话里她的声音似像非像,听到她答应马上从济南赶来送我的话,我感动得不知再说什么好。
她当天下午就回来了,而且同意结了婚我再走。看来,当时我们的这个决定是非常英明的,因为直到我们的女儿要找对象的时候,我们俩的收入还没过120元。
在那个年代,我和大家一样,脑子里装得只有干活。“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不是个人考虑的事,自已就是要想怎么样“我为人人”。
在高度紧张了一年多之后,不少人都感到有点疲惫了。在博山,我和当中医大夫的姑母告别时她就抱怨:没白没黑地在炼铁工地上干,两三岁的小孩子也得跟着上工地,晚上老停电,好多商店关了门,连块手电池都买不到……我感到她的思想跟不上形势。我去看她时带去了十几斤地瓜,我实在买不到别的给她。她是把家里仅有的一点面给我烙了饼。
那时,社会上到处弥漫着一种惶恐不安的气氛,农村里的谣言很多,甚至于传言南边已经打起来了,北边美国兵到了沈阳,死了好多老百姓。可是企业里职工的信念依然坚定,组织领导的力量仍旧十分有力,那种万马奔腾的局面继续催促着人们,照旧是白天黑夜的大跃进,别的事都变得无所谓了。天天累得精疲力竭,有点空只想睡一会儿,谁有工夫去想别的?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婚丧嫁娶一切从简,也没有人顾得张罗这类事。我们俩结婚又是在即将远别的匆忙之中,更是简单得无法再简单。没有通知亲友,包括双方的父母。矿里知道这事的,只有人事科给我开介绍信的人。没有新房,没有结婚仪式,没有结婚照,没做新衣服,更没有宴席,甚至我们结婚的那天馒头都没吃上。不过也还是花了五角钱,我花两角钱理了个发,我们俩到乡政府领结婚证,还交了三角钱的工本费。那结婚证是“龙字第147号”。上面盖着“淄博市淄川区龙口乡人民委员会”的大章子,是真品。如今是我们家的一号文物了。
我们从乡政府回到自己的住处,她拿起那张结婚证看了看,阴郁地说:“这可省钱了……我也没有那个命……”我听了很难受,安慰她说:“在这么个情况下只能这样了,我愿意尽上我的所有力量让你一生生活幸福。再说只要我们两个有感情,物质生活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时她一下子把我紧紧地抱在她的怀里。
的确,当时我们除了感情,别的是一无所有,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那时的物资供应已是越来越紧缺了,领结婚证时发给了八丈宝贵的布票,我们都给了家里。想买几块糖分分,可是跑了几个商店都没有买到。只买到了比扑克牌大不了多少的两小盒蜜饯,在“洞房”里我们俩吃了。惟一的礼品是,我送了她我保存了好久的一支英雄金笔;她来时从济南给我买了一双猪皮鞋。那洞房倒是名副其实的,还是那个黑洞洞的小厨房,连一张红颜色的纸都没贴。我们结婚享受到的最大的实惠是给了我们四天婚假,加上三天的出发准备有了七天的空闲时间,我们就一同回了家。
我们玩了“两头瞒”的把戏。回家说在矿上结了婚,而回家前对单位的人说的是到老家去结婚。
老家也正在大炼钢铁,在那种慌乱急迫的形势下,对于我们结婚,我的母亲实在是高兴得没法,可是除了高兴之外也只有高兴而已,别的她什么也没有。而我爱人的家,对这一切只是平淡的认可,她的母亲倒是对我很热情。两个家什么也没有准备,包括我们的住处。在我家和在她家,都是一人一个被窝一家人挤在一个大坑上,因为只有这个炕是热的。不过看起来我们俩人盖的被子比别人的是干净一些。
就要远别了,我想尽可能给弟妹们买点需要的东西,尽一点当哥哥的责任,可他们什么都不要。只给正上学的弟弟买了一个硬皮本子、大妹妹买了一个铅笔盒,还给了弟弟三角钱,让他自己买一条皮带。临走时,母亲给了我们一个那种周边带穗头的老式床单,不知她是从哪里弄的钱。我妻子不要,母亲含着泪一定要她拿走。
三天后我们一同回矿,接着她就回济南了。临走前,我想和她吃一餐像样的饭,可是到了食堂一看,别说菜,馒头都买不到一个,她只吃了一个凉窝头。我的火气暴发了,在食堂对着那空无一人的餐厅,大发了一通牢骚。
新婚夫妻的依恋是不用多说的。可是那时两地分居的夫妻多的是,有的多少年解决不了,长期过一年只有两周探亲假的牛郎织女般的生活。有的直到退休才团圆,革命第一,工作需要嘛。这一些,今天的年轻人怕是很难理解了。
1958年12 月4 日,我们山东淄博矿务局的十几个技术和管理人员,乘上了南去的火车,其中年纪最大的一个是洪山煤矿一位姓杨的采煤区长。老杨那年已经四十八岁了,自然就成了我们的领头雁,我们一切都听他的。上车前,他带了一包洪山的土,喝水时都让我们捏上一点,说是免得水土不服。
在往南急驶的火车上,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一想到,到了南方一定要大干一场,把青春奉献给解决北煤南运的伟大事业,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就心情激动,意气风发;一念及多年相恋,新婚不过三日的妻子,心中未免有些凄凉。情感所至,拿出口袋里的日记本,写下了下面的几行字:
            相见时难别亦难,
            忙针匆匆催人还。
            春蚕自缚到丝尽,
            蜡炬成灰芯先燃。
            朝思为党沥心血,
            暮想与民化甘泉。
            宜将痴情藏深处,
            切莫遗笑在人前。
到武汉转车,就感到有点南方味了,说话听不大懂,上边加了菜的大米干饭叫“盖浇饭”。看上去,南方的大城市,依然有着繁荣而且安定的生活,不少人在下饭店、坐茶馆、看动物表演,像是到了异国他乡,与我们北方煤矿的艰苦、劳累,反差很大,让人一时转不过神来。路上我就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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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湖南

1958年12月8日,我们一行十几个山东人,到了湖南省的省会长沙。我们都是些没见过世面的小地方人,就像刘佬佬进了大观园,看到这江南大都会的什么都新奇。
先是为问路闹了不少笑话,当地人指路不说东西南北,只说“左手开,右手开,笔直开”,搞得我们云里雾里,不知所措。
说话听不懂,吃饭说“洽饭格来”。我们路上带的干粮没吃完,想找个地方买点稀饭就着吃了。我们把米酒当成了稀饭,喝了一口是酸的,找人家提意见,结果是,吵了一通,谁也听不懂谁说的什么,生了一肚子气。老杨说:“一毛钱一碗的稀饭还是酸的,这南方人真坑人!”
听说长沙市德园的包子、黄春和的米粉、杨裕兴的面都很有名;老杨说,来一次不容易,咱们去尝尝。先到了黄春和米粉馆,进门老杨就用那淄博腔说:“掌柜的,吃点饭。”服务员一脸茫然,怯生生地对我们这几个山东大汉说:“这里不卖饭。”老杨一听生了气:“明明一屋的人都在吃,为什么不卖给我们,我们的钱不好使吗?”原来这里只把米饭叫饭,米粉、面条、包子,都不能叫饭,有时挂面还当菜。我们还到了位于跛子街的“火宫殿”,据说当年毛主席还在那里吃过饭。那里的猪脚、臭豆腐很出名,我们只是看了看,没舍得吃。
我们住进了湖南省煤炭局安排的荣军招待所,等待分配。有一天午饭上了一盘辣椒炒苦瓜,那菜红黄相间实在好看,我们都没见过,争着用筷子去夹,可吃到嘴里又苦又辣咽不下去,好几个人急出了眼泪。
荣军招待所里有一位中年女同志,看到这一批人中我最年轻,就主动找我攀谈,问我想家不?结婚了没有?听说我结婚三天就与爱人分别,接着来了这里。表扬我是个好同志,说湖南煤炭系统正需要我这样的人,我感到很温暖。我这时新来乍到,正在兴头上,只想早点到工作岗位去大干一番,还没顾上想家。再说家是什么?在哪里?我还懵懂着。不过我又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编号是006。
省煤炭局把我和老杨,一同分到了常德地区,真让我高兴。我们一同兴致勃勃地坐渡船过湘江,再坐上当时那种尖头的老式长途汽车,往洞庭湖西的常德市驶去。一路山峦起伏,还两次上汽车轮渡,过资水和沅江,沿途的景色美不胜收。
山东的冬天是灰黄色的,一刮风更是漫天尘土。湖南的冬天,至今漫山遍野依然青翠,空气也特别清新。山东的冬天,十条河流九条干,有点水也不过是在裸露的大石头下边的小溪流而已。湖南的河可仍是满满盈盈,那澄澈的江水,一眼望到底,一群群的鱼儿在水中游戏,令人心旷神怡。山东、湖南简直是两个世界。我想起了白居易的词《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今天对此算是真正有了点理解了。
当天下午我们到了常德市,找到了在大高山街的常德地区煤炭工业局报了到。可老杨被分到桃江县的八三煤矿,我留在局里的技术组,我们又分开了。
老杨的名字叫杨道亮,他先在八三煤矿当技术科长,后到羊耳山煤矿、赤峰煤矿当矿长。他单身一人,在湖南远离城市条件简陋的小矿上,一直干到退休,可谓鞠躬尽瘁。我们那次去的同志,多数是献了青春又献终身。今天算来,四十多年过去了,虽然“北煤南运”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可它并没有阻碍湖南省的经济发展。今天看来,因为这个问题而睡不着觉,有点不可思议。
我去之前,局技术组里已经有两个人,一个三十多岁了,姓何,一个比我稍大一点,姓厉,都是从本省的钨矿调来的,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我去之后不久,又来了一位合肥工业大学采矿系58年的毕业生,还有一位东北籍的学测量的中专毕业生,个子很高,都叫他“谢大个子”。
那时,大家都是技术员,年纪大的是老技术员,年轻的是小技术员,我只是个助理技术员,全煤炭局没有一个工程师。我们认识重工业局有一个有工程师头衔的人,是解放前得到的,解放后这里没提过工程师,一直到我离开。那时的知识分子,脑子里只有工作,没有计较名誉、地位、待遇的,而且都是那么样的忠心耿耿、干劲十足,真是价廉物美。不过,当时最吃得开的还是没有文化的“大老粗”,知识分子还要改造世界观。记得最后技术组发展到了6个人,只有我一个人是党员。
我是怀着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投身大跃进的冲天干劲、身体力行向保尔学习的忘我精神到湖南来的。报到后的第二天就参加机关的义务劳动,到附近农村去为机关的高产实验田深翻土地。穿上自已带来的工作服,没命地干活。
局里人不多,很快就熟了。这里的工作条件比山东矿上好多了,办公室是水泥地。生活也好,吃大米没问题,我在淮南时已经习惯,再说,我在山东的矿上都是吃什么?辣椒、苦瓜可以学着吃。话不好懂慢慢来,不就是“吃饭”说“洽浣格来”、同意说“要得”、下船说“起坡”、没有说“冒得”……总比那俄语好学。可是,总也学不会的是吃茶叶、嚼槟榔,不过这不会影响工作。
说起吃茶叶,我第一次看到是在初到常德不久的一个干部会上。开始是大家一人一个盖杯喝茶。到会议快结束时,杯子都不加水了。待到喝干了杯子里的水,大家不约而同地把手伸到了杯子里,抓出里边的茶叶,放到嘴里嚼起来。我感到很新奇也难以理解。我在北方所见到的喝茶,都是把茶叶放在茶壶里,再把茶水倒到小杯子里喝。最后那壶里剩下的茶根都是倒掉,从没有听说谁吃那玩艺儿的。今天到了这盛产茶叶的湖南,对茶根怎么也这样珍惜起来。后来我才知道,在山东,我们一般人喝的那茶是些深褐色的碎茶末,都是些老叶子,不能吃,当然也就没人吃。人家这里喝的茶都是嫩叶子,是很好吃的。
我这小家子人没见过世面,不认识茶的孬好。记得局长头一次要我到他屋里拿茶叶招待客人,我打开茶叶盒一看,那茶上有一层白毛,我还悄悄地对局长说这盒茶叶发霉了。局长听了哈哈大笑:“山东人不识货,我那是明前毛尖。”清明节前就摘下来的茶尖当然会很好吃的。我试过,一种清香微苦的味道,还不错。不过我始终没有养成这习惯。
嚼槟榔,在常德是一种男女老少都有的嗜好。街上的小店到处都有卖的。把那大枣核一样的槟榔用刀一切两半,那仁也要平分成两块,用一种褐色的糊糊贴到那壳上,放在盘里,电影院门口最多。平时买的人就很多,开小会时还拿来招待大家,像香烟,几乎是没人不要的。那东西在嘴里越嚼越大,似乎人也越嚼越起劲,常常嘴边还冒出黄色的沫。待到嚼完了吐在地上,样子像牛粪只是小一点。我受到过无数次的赠送,都不敢接受。尽管他们说嚼的味道如何美妙,我看看那吃相,再看看那地上的排泄物,就连尝一下的勇气也没有了。
空闲时间,我在常德市的大街小巷到处转着看了一圈,尤其是那沅江边上,真美。这里的物资供应也比山东好得多,常德是个好地方,鱼米之乡名不虚传。虽然调来时领导说过,这是支援任务,两到三年后,愿意回去的仍可回去。我想,既然这里需要我,就要求领导把我爱人也调来,一同在这干一辈子吧。
想想那时,我对未来充满着美丽的憧憬。未来会是什么?这还有问题吗?一定是繁花似锦光彩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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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机关革命的人

少年壮志,胸怀天下,革命激情汹涌澎湃。我曾想去西藏、到新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把自己磨练成一个像保尔那样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使自己的一生放射出奉献者的夺目光彩。可是终究没有去成,最后却来到了这江南形胜之地,鱼米之乡的湖南常德。
我有时感到困惑,似乎这里不是要改造世界的革命者该呆的地方。不过,我又想,我是奉命而来的,当年的南下干部,奉的是解放江南的战斗使命;今天的我们,奉的是解决北煤南运的建设使命,都是为了革命。既然党需要我在这里,我就应当把这里当做自己的战场,冲锋陷阵,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在这里一样可以当保尔。这些想法都是发自我内心的深处,并化作了实际的行动,倒是从没有挂在嘴上对人表白过。
上个世纪50年代,在常德专署煤炭工业局机关里,有着强烈的革命气氛。绝大多数员工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熄灯,有一套严格的、半军事化的作息时间表,到点就打铃。每天上午、下午、晚上三次上班。只有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休息。不过星期天晚上党员要过组织生活。
在我的日记里,保留着一份机关的冬季作息时间表,抄在下边,立此存照:
          起床      6.30 ——7.30
          学习      7.30 ——8.30
          早餐      8.30 ——9.00
          办公      9.00 ——12.00
          午休      12.00——1.30
          办公      1.30 ——4.30
          晚餐      4.30 ——5.00
          自由活动  5.00 ——6.00
          办公      6.30 ——8.30
          熄灯      9.30
早上起床以后,一度还有人领着做早操。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上按照四季不同的时间,准时播送广播体操的音乐,全国的群众,包括学校师生、机关干部、工厂职工甚至于街道居民,都一起跟着那音乐的节拍伸腿拳胳膊。那广播体操还不断更新,后来到了第几套我忘记了。
星期六下午的卫生大扫除,那时也是所有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共同行动;领导、群众一起动手,角角落落都要清理一番,特别是要把院子里的草拔得干干净净。休息时间,有时还有人教唱革命歌曲。
过节时,机关干部还要排练节目。据说这都是从老解放区带来的传统。机关大院,是一个生动活泼而又温馨的革命大家庭。
更有意思的是,那时的常德夜里还有敲着梆子打更的,“注意灯火……梆梆梆梆。”让你产生时空的错觉和悠远的遐想,这真是一种奇妙的结合。
机关的作息时间够紧张的了,可当时我还从这个作息时间表里,每天要挤出6个小时来学习。这就是早上挤一个半小时、中午休息的一个半小时、晚上自由活动的一个半小时、夜里熄灯再推迟一个半小时。我制定了自己的学习计划。现在工资高了,可以拿出更多的钱来买书,我的藏书很快丰富了起来。可是生活上的开支是一分钱一分钱地算。就是出差,一天的生活费也要控制在5角之内。我早已习惯了紧张的工作学习生活,越忙越有劲,节日放假反而觉得很无聊,不知如何打发日子才好。
局里每周有一天义务劳动,工作忙时就安排在星期日,有时在附近农村机关的实验田里,那里种着稻子;有时在院内机关的小工厂里,常从大厂里包一些车螺丝之类的活来干。大小干部人人都有劳动手册,每次劳动的内容、时间都要登记;大家对这个小本本都很重视。当时地委规定,每个干部,每年至少从事体力劳动四十天。那时人们没把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当成任务,而是一个革命干部的天职,热情都很高。
我虽说是个北方人,可没种过旱地,稻田更是第一次接触。记得 1959年4月19日第一次参加插秧时,上边毒太阳晒着,下边热水蒸着,水里的蚂蝗随时会叮人;初次插秧不是太稀就是太密,有时插下去的秧苗接着漂了起来,真是手忙脚乱。这一切都挡不住我要学会干农活的强烈愿望。每次插完最后一把秧,我都要好大一会才能直起腰来,连走出稻田的力气都没有了。
有一次积肥,任务是每人一方,规定要挑四十担。我给自己定的任务是四十五担到五十担。到最后是两手抱着扁担,每迈一步都很困难。别人劝我完成计划就算了,我可是拼命也要完成我自己定的指标,结果肩膀肿了好几天。
每次在机关工厂干活,我也要求自己一定要比别人干得多。就连院内水井的泵坏了,我都自告奋勇承担维修任务。能为机关多做一点事,感到很光荣。我也常听见局里的同志说,我这个从山东来的小伙子,有技术、有干劲。
那时对干部的学习抓得很紧,每天早饭前有一个小时的政治学习时间。还经常针对国内外的大事和干部的思想动态,组织辩论会。会上各人谈各人的认识,有时还争论得面红耳赤,在这种场合,我当然是积极分子。局里允许我订阅一份《参考消息》,我感到荣幸,据说这是科级干部才能享受的政治待遇。那张8开的小报,我每天都一字不漏地把它看完。
这里的机关党支部很有威信,是名副其实的战斗堡垒;党员们都很自觉,真是一个党员一杆旗。星期天晚上的组织生活都是严肃认真的。我很喜欢这种有严格组织纪律的集体生活。我感到这里有一种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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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洁冰清
  
当年的常德专署煤炭局大院,当然无法和井冈山、延安的机关相比;机关里的人更不能与革命老前辈相提并论;不过,那革命精神传承的脉络是清晰可见的。
不只是在那个院子里,在那个年代,我所见到的那时的人、那时的事、那时的社会风气,可谓玉洁冰清。回想起来,那情形,仿佛就在昨天。
建国伊始,虽说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可是人人信心十足、激情满怀。共产党为人民服务,说到办到,雷厉风行。几乎每个老百姓的两眼,都盯着自己身边的党员、干部,他们怎么说,大家就怎么干,“听党员、干部的,没有错!”那些党员干部,有的身上还带着战场上的硝烟、人民军队里的“三八作风”。虽说他们文化不高,可个个勤勤恳恳、廉洁奉公,工作中都是率先垂范,成为大家公认的学习榜样。家属子女不搞特殊,就算中央领导的孩子,也在过着平常人的生活。那时党员很少,却令人感到党无处不在;那时入党很难,能成为一个党员感到无尚光荣,责任重大。当个培养对象,能参加听党课,也都是受宠若惊,热血沸腾,决心接受党的考验。
那时候,时兴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只是党内要求严格,有错必纠;干部、职工、学生都是每周一次“生活会”;做错了事要作检讨,你不自觉,别人就会揭发、批评你,对事不对人,谓之“互相帮助”。做了好事领导会表扬,群众会称赞。就是在互不相识的公共场所,不守规矩也会有人出来当面教训你。到处是昂扬的正气。
那时的领导,是真正在群众的监督之下,因为机关党支部的委员多数是一般党员干部,还必定会有工人的代表。人人敢说话,社会监督在事事处处发挥威力,成了一种社会风尚。报纸、杂志、舞台、屏幕,都在大力宣传先进模范的事迹,每个人都在一种无形的道德约束中生活。
那时干部贪污受贿的事很少听说,处理也很严。我第一次见到因贪污受到刑事处分的人是1951年,当事人是我所在的山东矿务局第三煤矿职业学校的一个管理员,涉及的物品是笔记本、钢笔水什么的文具,价值恐怕不过相当今天的百多元。
我在报上看到的第一件关于干部受贿的报道,记得是1953年“三反五反”时候,上海一个派到私营工厂去的公方代表,接受了资本家的一双皮鞋,当时感到那可是一件大事。人人都知道,建国后最早被处死的两个大贪污犯,都是从红军时代过来的高级干部,两人涉及的数额也不过折合今天的几万元。
记得是1958年,在山东淄博的一个煤矿上,我曾参加过一个揭批贪污分子的会,对象是一个食堂管理员。主要事实是,他每天的早饭在食堂吃,只从家里带干粮,喝食堂的稀饭,吃食堂的咸菜,当了几年管理员,要和他算总账。而他到食堂吃早饭,还是为了早上班。当时说到干部腐败,几乎百分之百的是说他有“男女关系”,当时人们称之谓“搞破鞋”,那是臭不可闻的。
当时人们廉洁的程度,是今天许多人难以想像的。写私信不能用公家的信纸,信皮也都是自己粘的。办公室里用的都是蘸水笔,拿自己的自来水笔,到办公室去吸墨水都感到不好意思。
“公私分明”的话,嘴上少有人说,在心里可是一条铁律。有为国家捡拾废品加以利用的,当时许多厂矿都设有废品箱,鞍钢的老工人孟泰,自己就搞了一个废品仓库,为国家节省了巨大的财富;极少有人把公家的东西往家拿,哪怕是一钉一木,沾公家的小便宜是很丢人的事。
那时,虽说还达不到“夜不闭户”,但“路不拾遗”是很普遍的现象。大小城镇,许多学校、工厂、机关,都设有“拾物招领处”,那里边有捡拾来的自行车、手表、提包、钢笔、衣服……什么都有。“招领启事”更是随处可见,路上拾到了贵重的东西,坐在原地等失主来认领的事也常耳闻。那个时候,小孩子人人会唱的一首歌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送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当时一分钱并不是无所谓的,可以买一块棒棒糖,可以在路边小人书摊上看两本小画书,对孩子们的诱惑力是很大的。大人小孩都明白,别人的东西不能要,不义之财不能得。
有一次,我在常德地区马路口煤矿,无意中发现一个年轻技术员左手的小指少了一大截,一问及,他的脸红得难看,知道定有难言之隐。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他才告诉我说,他犯过见不得人的大错误。他是1958年中专毕业的,开始分到常德地委工作。他家庭负担重,可又有吸烟的嗜好,没钱买,在无人售货店里拿过两包八分钱一包的香烟。
那时的无人售货店晚上算账时,常常会多出一点钱,因为有人不便找零就算了。店里两次发现少了钱,事情又发生在地委机关内,领导很重视。因为他是在生活会上自己交代的才没有受处分,只是受了批评,调离了地委。先到了行署煤炭局,后来又下放到矿上来工作。他非常悔恨,晚上自己用刀跺去了一截指头,而且从那再也不抽烟了。
他对我说,太丢人了,要我千万为他保密,说着眼里又流出了泪水。40多年过去了,我信守诺言,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事。在此时此刻,我为了他也明白的原因,在这里提及这件事,我想他不会怪我的。
那时的人、那时的社会风气之所以那样好,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不是主要的。把一些一惯行为不端的人划为“坏分子”,交给群众监督,也会有一定的“消毒作用”。可是我认为,主要的原因还是,那时的思想教育是认真而深入的,特别是各级干部都能以身做则。另外,社会也是真正公平、公正、公开的,透明得像玻璃砖、水晶石。生活水平虽然低,可大家都一样,毛主席一月也就是拿三四百元,高级干部还自己减过工资。吃粮标准都是按工种、按年龄。别人待遇高,开钱多点,没有人攀比,因为人家就是贡献大、技术高,再说高也高不到哪里去。我开钱少就得好好干,少有不平衡的心理。
那时党员、干部少而精,素质高,为人正派,办事公道。都是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本单位的群众利益放在第二位,个人利益很少考虑。群众信服也就有威信,干部遇事敢负责,对坏人、坏事敢批、敢管、敢处理,有事都在基层和萌芽状态消除了,既挽救了个人也净化了社会。
那时的社会风气讲廉耻、重做人,谈及一个人往往说的都是他的人品、孝义、德行。说男人是他如何讲原则、有能力;说女人是她如何作风正派、为人贤慧。男人有多少钱不被重视,钱多了一点还会被怀疑,歪门邪道为人们所不齿。女人是不是漂亮不是主要的,只要“作风不好”,再漂亮也被人看不起。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从领导做起,动真格的,既然当领导就要准备吃亏,好作风都是领导以身作则带出来的。层层树立学习榜样,使好人好事扬眉吐气,坏人坏事如过街老鼠。
那时的文化教育不是产业,讲的都是社会效益。文艺批评是有些“左”,伤害了一些好人,可不讲情面是对的,不但黄色的东西难以出笼,灰色的玩艺也上不了台面,痞子文人无法生存。整个社会都在大力提倡和支持思想先进、形式优美的好作品。那个年代有多少好歌曲传唱至今,有多少好小说、诗歌将永恒于世。
那时的人,过的都是十分清苦的生活,谁也没有想到,多少年后会有个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会变得如此之好;同时,谁也不会想到,只过了三四十年,社会风气会变得如此之坏,特别是干部的贪腐,到了这种史无前例的程度。
我当然不希望再过那时的穷日子,但我怀念那时清白如水的人情世事,不知还能恢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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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激情满怀的日子

湖南常德地区,从历史上就缺乏煤炭资源。不但严重制约了工业的发展,农业的特需也得不到保障,更不要说群众生活的不便。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这里的稻田里,每年夏季都要洒石灰粉,禾苗才能成长得好。搞不到煤,老百姓就只好用木柴烧石灰。这么一个农业大省,其需求量是可想而知的。另外,虽说是江南,冬天也要冷一阵子,有时还下不小的雪。老百姓取暖更没有煤。农民是围着火塘烧木头;城里人是围着火盆烤木炭。那时,大炼钢铁虽说已经过了高潮,常德地区还有好多的小钢铁厂,对煤炭的迫切需要更是不言而喻了。
在五八年大炼钢铁的时候到处找煤,当时14个县中有7个县找到了煤,建了41个小矿,最多时曾有6万多工人。一天的产量计划是7000吨,实际上,五八年总共上报的产量只有80万吨煤,平均日产2200吨,是什么样的煤还很难说。人均效率更是低得可怜,不到0.036吨。事故可是不少,死人的事不断发生。
到了1959年就更不行了,省里核定的计划是年产37万吨,而一般情况下日产只有500吨左右,创高产也不过千吨。许多小煤窑的生产条件,差得不能再差。
那时,我们局里的技术人员,都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狂热的探求欲,就不信常德只有这点煤。寻找大一点的煤田,建成几个大一点的煤矿,是我们这些工程技术人员昼思夜想的共同心愿。
为了整顿好现有的小煤窑,我们技术组的几个同志自己设计了一套三万、五万、十万吨小矿的改造方案。我可真是拿出了在龙泉矿井下采煤的力气、大炼钢铁的劲头。画图熬过几个通霄。晒图没有薰图筒,我拿出了这次来湖南时,路上为爱人买的、一家惟一的一个马皮箱子来代用。
我经常往下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对基层小矿的技术指导上。从这个小窑到那个小窑,常常是翻山越岭跋涉几十里。有一次行进在湖南、湖北两省交界的大山里,为了安全,公社还派了民兵护送我们。这里不久前发生了一次名为“华中将军府”的反革命暴乱。
那时,矿上招待所的条件是今天的人难以想像的,常常两人一个铺,夏天不单是热,屋里“飞机”成群,床上“坦克”结队,被子上的虱子更是今天的年青人没见过,睡觉真是个受罪的事。不过,也不像今天住星级宾馆花费那么高,住一晚只收两三角钱。吃饭当然是在工人食堂,一钵子米饭、一点腌菜。记得我曾经在一个矿上,三天只吃了一元钱的饭菜。有一次,我住在常德最大的八三煤矿,忽然有一天下午,矿机关食堂有面条卖,八分钱一碗,算是改善了一次生活。这消息很快传遍全矿,尽管是什么菜都没有的“光头面”,有头有脸的人也都跑来买碗面条喝。那晚,机关食堂夜里11点还关不了门。那时可不兴招待,不论走到哪里,饭菜再差也是得自己拿钱买。
生活虽然艰苦,可是人人干劲十足,对未来更是充满无限的激情。地委有位领导说,人一天能睡五六个小时的觉就够了,拿破仑一天只睡5小时。还说,我们又不信耶稣教,过的什么礼拜天。在他的号召下,局里规定,晚上学习到10点,而后再工作到12点。早上照常7点起床。我则感到,似乎两天睡一次觉就可以了,年轻人就是要奋斗。我在 1959年2月12日的日记上,写着激励自己的话:“青春有路终须到,不达红专誓不休。”还有一首“与╳╳同志共勉”的诗:
      站在这块被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的土地上,
      谁敢说:“我是革命人!”
      他必须随时准备回答两个问题:
      “你为共产主义做了些什么?”
      “你还准备做些什么?”
      否则,那便是自欺欺人。
这位同志正要下放劳动锻炼。
当时,青年人的革命热情,可以说是无比高涨。记得1959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参加了地区煤炭局制定1960至1962年生产计划和1963至1967的远景规划会议。我从上级下达的计划指标上发现,到1967年,工业基础很差的常德地区的钢铁、煤炭等主要产品的产量,都超过了解放初期全国的产量。对于这些,我这个缺乏知识、没有经验,只有革命激情的人,从不考虑它的可能性,只是心里无比振奋,干到凌晨两点了依然劲头十足。
为了摸清老矿的资源,我曾一个人,几次冒着生命危险,钻进过去留下的老煤洞子里去察看。为了寻找新的储量,我不考虑自己的身份,四处奔波,到省煤炭局汇报、请地质队支援、请老专家指教,真可谓上窜下跳,忙得不亦乐乎。记得大热的天,我曾经20天不换衣服,10多天洗一个澡。
我忘乎所以的苦干实干精神,很快得到了大家的称赞。我又是这个局里惟一的学煤炭又在老矿上干过的技术人员,业务上的事,大家都很尊重我的意见。那位也是北方人,而且也姓刘的地区煤炭局长很看重我。经常带我参加一些重要会议,还让我代表他,参加过全省煤炭基建会议。
那时参加会要有“坐功”,因为不管什么会,开始都要“务虚”,都会有几个有关国际国内形势的大报告,两三个小时算短的,讲半天很平常,上午讲不完下午接着来的也不足为奇。讲的人从国际到国内,从中央到地方,上至马列主义下到鸡毛蒜皮,滔滔不绝眉飞色舞。不少经常参加这类会的人,听得遍数多了,就要想各种方法来消磨这“苦难的时光”;要是广播大会就更加洋相百出了。这时我也学会了借着开会的机会找处长、找局长,要项目、争投资,到处钻营,搞蘑菇战术。
局里常把很多我不懂得的事情,例如编制小电厂的概算、安装洗煤槽等等工作也让我牵头。我只好查书本,找有关部门和向内行人请教,边学边干。大量的技术、行政和事务工作文件也都往我桌上放,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我很快又得到了到北京参观学习、带队到长沙参加省煤炭系统劳动模范大会的任务。这次到长沙出发,我第一次听到人们呼喊“刘少奇主席万岁!”的口号,时间是4月27日夜晚,在一个游行队伍里。我还在长沙的街上遇到了一件趣事:一家发丧的队列前边有管乐队,奏的曲子竟是《全世界人民路一条》。想一想,他们选的曲子也真有远见卓识。在那次会上,我还得到了代表地委、行署,给常德地区先进集体、个人颁奖的殊荣。有人甚至也拍起了我的马屁,叫起“刘科长”来了。
初到江南,各方面都一帆风顺。我更是精神百倍、踌躇满志,起早贪黑,事事争先。学习上更是争分夺秒,钻理论、读名著、写笔记。天再热也舍不得吃一根二分钱的冰棍,可每月都要花上十多元钱买书,那可是我四分之一的月工资。特别是煤矿技术方面的书,别管采煤、建井、机电、土建、地质,那规范、规程、手册、大学教材什么的,我几乎收集全了。
在大家赞许的目光下,我春风得意,感到每天的生活都充满阳光,我正在实现着为伟大理想而献身的壮举,内心充满了革命者的自豪。我从没有考虑,自己只是一个一月只有40多元钱的助理技术员。
回想起来,那一段生活是我这一生中自我感觉最好的时间。细想一下,其实我只不过是个不怕虎的牛犊,年幼无知的狂热罢了。公平地说,年幼无知是缺陷,可比老奸巨猾要好;至于狂热,恐怕应当说是想有所作为的年轻人应有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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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感情纠葛

革命大家庭里的趣事很多,我们年轻人在一起,婚姻恋爱又总会是大家最关心的大事。
我们技术组的人,大部分是“光棍”,包括一个30多岁的老技术员。我在北方有爱人的事起初他们不知道,也把我当成了他们的同类。小伙子们在一起,总要谈些找对象的趣闻。那时,有的人总结出了小伙子找对象的四条标准,这就是“政治可靠、年轻美貌、负担没有、自带饭票”。
可条件不只是男方有,女方的也不低。他们说湘西钨矿有个漂亮姑娘,她的条件是三员,“党员、技术员、一百元”。具备前两员的年轻人还能找到,再加后一元就少有了。有两个调皮工人,约好了一同去和她开心,对她说:“我俩的工资都50多,加起来有100多元,行不?把那姑娘气哭了。
虽然是地区机关,党员可不多,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当中,技术组里就我一个。在党员集体学习时,有时吸收入党积极分子参加,正在要求入党的打字员小李,总爱和我坐在一起。
她到局里来工作比我早些日子,是个高中毕业生。她也是属于那种肌肤白嫩,容貌清秀、风姿绰约的湖南妹子。她穿着很朴素,大概是要求进步的一种表现。可是她那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两条齐腰的大辫子,是很引人注目的,她是大家公认,全局最漂亮的姑娘。几个未婚小伙子的眼球,都被她吸引去了,个个抢着干一些能到打字室去的事。可是谁都明白,有关机密,打字室是不能随便出入的,她也似乎并不热情。
不知怎的,她似乎很欢迎我到她那里去,见面就爱问我些正在读什么书,有些什么收获和看法,做一个党员应当注意些什么等类的事。她仪态端庄,说话莺声燕语楚楚动人。因为她是入党积极分子,态度又很诚恳,她的问话,我都尽我所知地告诉她。她每次都听得很认真,似乎希望我接连不断地说下去。
她不知听谁说我爱写诗,借过我的一本《诗风录》,看了好久没有归还我。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她找我还书,书里夹着一张晚饭后的电影票。记得她悄悄地对我说:“电影很好,是王丹凤主演的《一个护士的日记》,你忙可以晚一点去,我一定等你……”我可是真忙,晚饭后要去参加一个电话会。我告诉她实在去不了,她很失望,低着头,在我身边站了好一会儿才走。
有一次,我从矿上出发回来,她见了我就问,你不是说昨天就回来吗?怎么今天才到?正好办公室主任在场,半老头子了还开玩笑:“怎么,你想他了?”弄得她很不好意思。
我有点纳闷,我给办公室打电话时,是说过昨天回来的,没买上车票误了,她怎么知道的?
还有一次,她到技术组办公室找我,说是听说我什么都会修,她的打字机出了毛病,要我去看看。我去看了看,只是固定腊纸的卡子松了,紧一下就完了,她可因此说了好多夸奖我的话,我听了有点不大自在。
不过,这应该说都是些平常事,不平常的是我很怕她的眼睛,因为从那里面流露出了太多异样的感情,青年人谁都会读得懂。这使我这个已经有了妻子而且信守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年青党员,又在一心想着自己爱人的人有点受不了。只要我和她的目光一交汇就急忙躲开。
我校对过的腊纸,她改正后总是让我再看一下。可是常常出现一些没修改的地方,需要我再到她那里去。在我给她指出错误时,她常常挨得我很近,两人的肌肤不时有接触,还会闻到她身上那诱人的气味。在这之前,我在北方也和许多年青女同志打过交道,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我认为她这都是有意的。每当这时我都觉得很不自在,总怕被人看见说闲话,再说,我身上的气味肯定不大好闻。男女关系的事可是人之大忌,事关一个干部的声誉和前途,尽管是在思想很开放的南方。
要说我从内心里就不喜欢她,那是言不由衷。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对漂亮姑娘的热情毫不动心就不是常人了,我还是一个常人;何况她又确实是个很漂亮的姑娘。不过我时刻想到,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一个有妻子的人。我常为这件事担心,可有时又觉得我是自作多情庸人自扰,人家条件那么样好,未必对我这个毛头小伙子有别的想法。
有一次在会议室政治学习,她又高高兴兴地坐在我旁边,还无话找话地和我说些什么。我故意把我爱人的照片,从日记本里掉在地上。先是一个男同志拾起来,看了看,对我做了一个鬼脸。小李接着拿过去仔细地端详,还偷偷地用眼看我。我也注意到她的脸红了,两眼呆滞了。而后毫无表情地递给了我,低下了头。不一会,她借故离开会场。回来时就不再坐在我边上了。我一方面愧疚伤害了她的感情,认为她会从此不理我;同时也庆幸这样一来她不会再那样对待我了,我们可以像一般同志那样交往,当然我还是愿意和她交往的。
可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由我起草的文件比较多,为了送文稿和校对腊纸,我是要经常去打字室的,而那里就是她一个人,不能因为个人问题影响工作。
我尽可能避免在屋里没有别人的时候去那里。因为在那之后,她那双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情感更复杂了,爱慕、怨嗔、诉求、期望……简直是一杯五味俱全,令人难以取舍的鸡尾酒。我内心里也觉得像是欠了她的账。她话说得还是那样温柔,笑得又是那样妩媚,那种诱惑力有时让我感到实在难以招架,只能设法赶紧离开。不过,她从没有对我说过出格的话,我对她也没有任何不当的言行。也可能天下本无事,上边的一切,都是我自作多情而已。
不管怎么说,被人崇拜的感觉总是美好的,特别是被年轻的异性崇拜。可是我心中的爱早已被别人取走了,它早已经不属于我自己,共产主义道德是讲爱情专一的。再说,她是很漂亮,不过只是漂亮而已,她怎么能和我的妻子相比呢?妻子在我心中是十全十美的女神。
湖南的女孩子实在是太厉害了,和北方的女孩子可是大不一样。不过这尴尬的日子并不长。她对我态度的转变是在转瞬之间的事。虽然我爱人调到了常德并没有影响她对我的迷恋;可是时间没过多久,“反右倾运动”一开始,当局里把我当成批判对象的时候,她立马用冷漠的眼光看我了,说话也板着面孔一本正经,再没有了往日的温柔。她和我的距离,似乎一下子拉得无限远。
倒也是,作为一个男人我有什么好的,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穿着随便,脸又黑得厉害,
如今这么样对待我才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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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流中的漩涡

这是我当年在湖南常德,从周围的同事那里听到的一件真人真事。
“摧枯拉朽”这个词,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的中国,有过一次最贴切的诠释,那就是国民党蒋家政权的垮台。
尽管在他们发动的消灭共产党的战场上节节失利,蒋介石还是相信他那由美国武装的几百万军队。认为打败人数比他们少、装备又落后的解放军只是迟早的问题。所以在1948年的上半年,还是在南京耀武扬威地召开了“国民大会”,煞有介事地制定“宪法”,自己当上了早已急不可待的大“总统”。还在上海热闹非凡地举行了“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大事张扬以显示他那个政权的“稳固”。他绝没想到的是,顷刻间呼啦啦如大厦倾,刚过了一年多时间,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这个在中国统治了20多年,在世界上也曾显赫一时,号称“四大强国”之一的蒋家王朝,就土崩瓦解了。
我听到亲历过那段历史的老同志讲:“什么叫兵败如山倒?解放军打过长江之后,就没打过几个硬仗了。国民党兵跑得比兔子还快,有时一个劲地追还追不上……”湖南省国民党的军政首长程潜、陈明仁,于1949年8月4日,干脆来了个通电起义,和平解放不打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之快出乎预料,接管这些迅猛扩大的新解放区,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大难题。
从老解放区抽调干部,哪有那么多现成的!于是采取速成的办法培训,办了不少专门培训南下干部的班、队、校,有的还叫大学。我的老家坊子,就有一所“华东大学”,招收一些乡村干部和稍许有点文化的解放区城乡青年,培训几个月,学一些政策文件,讲一讲江南新解放区的基本情况,有的人发一支手枪,就一批批随军南下了。听说当时的南下干部有五万多人,其中山东省就去了一万五。我的岳父刘培良,就是在48年3月考入“华东大学”,结业后,随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南下的。虽说这些人水平谈不上高,可是个个满腔革命热情,要为解放全中国而奉献一切。
在湖南,部队经过一个地方就留下一些人当县、区、乡长,成立县、区、乡人民政府。人手实在不够了,就从部队上留下一些身体病弱的连、排、班长来充实。据说这批南下干部总共有几十万人,多数是华北几省的人。留在湖南省常德地区的北方干部,大部分来自河北、山东一带。1958年底,当我也从山东淄博矿务局调到湖南常德,支援地方煤矿建设的时候,听他们谈起当时的情况,几乎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风趣、难堪、惊险、甚至是出生入死的传奇故事。
这些从小在北方长大的人,初到江南人地两生,说话互相听不懂,风俗习惯也大不一样,就像出了国。不少人缺乏工作方法,有的连个大会也不知怎么个开法,讲话还时常需要当地人出来“翻译”。先是各种称呼听起来就奇奇怪怪,北方人说的老婆那里叫“堂客”,男孩叫“伢子”、女孩叫“妹子”,老大爷成了“老倌子”……真是举步维艰,不知道闹了多少笑话,造成过多少误会。
这倒不要紧,慢慢就学会了,更大的问题是由于湖南省是和平解放,大军匆匆而过,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老班底、旧社会多少年积淀下来的污垢,没有受到触及。他们人还在,许多人心不服,不安分,时常闹乱子。另外,历史上湘西就是土匪的老窝,特别是桑植、大庸、古丈一带,山高林密地形复杂,300多年来,历届政府都没有管辖到那里去。那土匪王的“帝祚”比满清还长,当然,今天他们也没把共产党放在眼里。于是土匪、特务、“国军”的散兵游勇、地富分子,几股势力纠合起来到处兴风作浪,打黑枪、搞暴动,一段时间十分嚣张,常德地区的几个县市,没有一个没闹暴乱的。
他们煽动群众的口号是,“北方侉子不能管湖南人”,“杀掉北方人……”这一手可真是厉害,现如今,陈水扁在台湾搞选举用的“反对外来政权”的口号,大概就是跟他们学的。
南下的干部人少,手头的武装也不多,不少老百姓怕报复,开始还不敢接近他们。他们白天要出来耐心地作群众工作,晚上有时还要东藏西躲。由于那时实行的是“供给制”,一月只有一斤猪肉加一斤烟叶的零用钱,生活也很艰难。他们吃尽了苦头,也牺牲了不少同志。不少人不安心,打算只要一打开局面,就要求调回老家去,也有个别人当了逃兵。直到解放军派出大部队,进行了长时间的剿匪战斗,特别是端了湘西的匪巢,湖南省才平静下来。最早的那批南下干部功不可没,人人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光荣经历。他们也都在当地群众中扎下了根,成了群众心目中的英雄。
和平环境下的江南可真是好地方,“两湖熟,天下足”,常德地区又位于洞庭湖畔,自古以来就是个富饶的鱼米之乡,吃的是大米白面,生活比北方好多了。湖南省的湘、资、沅、澧四大江,除了湘江外,有三条流经常德地区境内,江水如蓝、景色如画、一年四季山青水秀,特别是春天那漫山遍野火红的杜鹃,让人心旷神怡。
天下太平了,人民政权得到了巩固,那些经受了血与火考验的南下干部,在群众的眼里个个都是功臣。实行了薪金制之后,他们一下子也变得有钱了。先是制服上衣小口袋里插上了大金星自来水笔,后来买上了英纳格、山度士等牌子的瑞士手表,有的还做了呢子裤只是轻易舍不得穿。
经过清匪除霸、土地改革,地方干部成长起来之后,区乡干部基本上换成了当地人,南下干部大都调动到县城和地区工作了,一时常德地县两级干部,北方人占了大多数;按照李登辉的标准,这大概是属于“外来政权”了。
这些南下干部工作积极、待人诚恳、能吃苦耐劳,在当地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都说北方人诚实可交,个个头上有了光环。地位的变化是如此之快,他们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到了这时,他们想想春季风沙蔽天、冬来滴水成冰的北方老家,还是这景色如画的江南好,不再想回家了。“在哪里不是干革命,就在这里干下去吧。”这成了绝大多数南下干部的共同心愿;这也正符合了上级的要求。
可是,随之而来出现的另一个现象,却令组织上不安了。都想在这里长期干下去,可极少有人把在北方的家属接来。这些人想想老家那个从来没出过门的农村媳妇,斜襟土布褂子、大肥腰裤子,头上是土得没法再土的发髻,风吹日晒的脸又粗又黑,年纪稍大一点的还是“解放脚”,感觉和自己今天受人尊重的南下干部身份、地位不配了,怎么能领到人跟前去呢?这时他们已经忘了,当初依依惜别时的心情。他们更忘了就是这些农村妇女,为支持他们参加革命,满怀着希望和热情在家种地打粮、支援前线,孝敬公婆、抚养子女,千辛万苦都不说一句委屈的话。她们的精神支柱就是,男人在外边干革命她们感到光荣,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男人会风风光光地回到家来,她们会在村里受人羡慕,那该多么高兴。可是她们想错了,自己的丈夫这时正被许多“吃江米、喝江水”,那皮肤白嫩得“一掐一包水”,风情万种的湖南妹子包围着。
常德境内有一条桃花江,自古传说“桃花江是美人窝”。这说法,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在常德地区工作了好几年,看到那里的男人多数比较矮小,少见出众的人才;可那里的女人们皮肤好,大都有些姿色,不能说个个是美人,确实有许多女子是无可挑剔的。那时虽然还不兴美容,可这些年轻漂亮的姑娘们也都很赶时髦,照着电影院门口那名星像片上的装饰,什么“布拉吉”、“列宁服”、水手衫……打扮入时。言行举止也是那么活泼灵秀,个个叫人心爱。尤其是江南的女子会生活,只要一参加了工作,哪怕是当个一月只有二三十元的收发员、打字员,先花几元钱让别人替她洗衣服;至于做衣服,我所遇到的当地女子,没有见谁会拿针线。
那个时代,绝大部分人上班工作都是很积极的,湖南妹子也不例外。可休息时间,她们就去看电影、逛商店、找人打扑克谈天,少有干家务的。可能是与孔夫子的家乡相隔太远的原故,和北方的女人比起来她们的思想又开放得多,不但不避讳和男人交往,夏天甚至可以穿了裤头到男同志的屋里玩。她们对于男女关系的看法也与北方地区差别很大,似乎只要双方同意、谁也没强迫谁,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于是这些南下干部,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这些江南姑娘了;都在她们里边物色自己的如意对象。同时这些“年纪轻轻资格老、呢子裤子游泳表”,魁梧健壮,腰间还别着手枪的南下干部,对于这些漂亮姑娘来说,也是很有吸引力的。
本来英雄爱美女、美女恋英雄,是古已有之的风流佳话,可是这些南下干部大部分人在老家都有一位原配夫人,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开始只是传出些私下偷情当“夜老公”的绯闻,还有个别的生下了私生子,有损南下干部的形象,领导知道了,要受批评甚至受处分。后来这种事情越来越多了,一种脱离原来的家庭,在当地另建新家的强烈欲望,在许多南下干部的思想深处形成了。听说不单是常德地区,到处的南下干部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而且越来越严重。被压制的欲望就像被堵截的水,何况又是有关饮食男女的事,一旦开了个口子就不可收拾了。不过组织上对这个问题态度是严肃的,水涨坝高,相持了好长一段时间。
开始有人打下离婚来了,找了漂亮的常德姑娘组成了新的小家庭。俩人一同上下班、溜大街、逛商店,甜甜蜜蜜,幸福美满。许多人眼馋了,也学着样子办。起初阻力还是很大的,领导批评、群众舆论,个人的思想压力也不小,总觉得这事不大光彩,有悖中国人的传统伦理道德,更不要说共产党人的革命情操。可是不久这样的事就越来越多成了大气候。可能是同病相怜、官官相护吧,那离婚证越来越好拿,理由都是“包办婚姻”、“工作需要”……
一时抛弃老家的妻儿,在当地另寻新欢的行为,在南下干部中形成了一场“运动”。起头是一些小干部,渐渐的县以上的领导干部也随上了潮流。“年轻美貌,自带饭票”的姑娘当然是首选;后来没工作的也行,结婚后再想办法给她安排工作。最后,有的年龄大的干部,把国民党军官丢下的姨太太也捡了来,还有的甚至依仗自己的优越条件和权势,把正在和别人谈恋爱的姑娘夺到了手,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不只常德,据有关方面统计,20世纪50年代,全国发生了110多万件离婚案,大多数集中在前5个年头,几乎没有一件是妇女主动提出的。
谁能想到?在老家满怀希望苦苦等待的妻子和双亲,等来的却是一纸离婚书,老婆孩子在人前抬不起头,老人怕出门丢人,在家大骂“王八羔子”。不过这些被抛弃的糟糠之妻,绝大多数都和公婆关系很好,公婆也坚决站在她们这一边。于是,一种特殊的婚姻现象出现了:老家的妻子离婚不离家,依然伺奉公婆、抚养子女。她们对丈夫是死了心的,可又怀着新的希望在黄土地上熬,孩子们大了就好了。
那些在常德新组成的小家庭里可就不一样了,我见到不少漂亮的小“堂客”,不但在外人面前大摆官太太的架子,与她无关的公事也爱插上一嘴;在家里也给老公立了不少规矩,什么做饭菜要按她爱吃的口味、不洗脚不能上床、开了工资要由她掌握、下了班要陪她去玩等等。弄到手的虽然不是什么公主、格格,可粗老笨壮的男人要和年轻漂亮的女人睡觉,不巴结俯就着点是不行的。这些北方的男子汉大丈夫,现在成了湖南小妹子的出气筒了,在美人面前,那英雄威风是耍不起来的。
不用多说,老解放区的人对此很有意见,说这些人忘恩负义,是些陈世美,不配当干部,也给老区丢人,要求组织上把他们弄回来,这事一直反映到了中央。就是在当地人眼里,这些昔日倍受尊重的南下干部的威信也一落千丈。社会舆论哗然,于是各种版本的陈世美与秦香莲的新故事,一时成了南北两方街谈巷议的主要内容。
1956年,中央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一开始,有这类事的南下干部就成了众矢之的,一时在群众中抬不起头来。不过形势很快有了变化,不久就开始了“反右派”,反对本单位领导也是“右派言论”,骂领导是陈世美那还了得,要大批特批。有的人丢了老婆想借此出出气,结果又弄了顶“右派”帽子。于是,反对的话是没人再敢说了,可这些南下干部在当地群众心中的高大形象,却被自己冲刷干净了。
一般当中总有个别,在常德地委就出了一件被传诵一时的个别——地委副书记李云志的婚姻故事。事是确实的,情节的版本有多种。我所听到的说法是这样的:
李云志这时已经40出头了,在地委威信很高,还有一副北方大汉的威武形象。他很早参加革命,在鲁西北搞过武工队;他是带队南下的,30多岁就当了常德地委的副书记,在当地南下干部中也是个被大家尊敬的人物。
他的家庭也与众不同,父亲是村里的老贫协主任,母亲是妇救会长。后来母亲年纪大了,小日本投了降,妇救会改成了妇女会,主任成了他的媳妇孙秀英的了。李云志开始是坚决反对他的同事与老家的媳妇离婚的,得罪了不少人也没挡住。他自己是没有提出离婚的少数南下干部之一,不过可也没有把老婆接出来。后来,办公室里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女秘书看到有机可乘,就义无反顾地贴上了。男人只要被漂亮的女人贴上,那是少有逃出盘丝洞的蜘蛛网的,天长日久他也就动了心,再加上别人的撮和,他也有了离婚再娶的念头。
他的父母这一阵子,正在为村里的南下干部“休妻弃子”而生气,李云志没提出来离婚,还算给他老俩保住了面子。等到一接着儿子也有这种想法的信,媳妇暗地里掉泪,老两口是再也睡不好觉了。老头子打日本时腿受过伤,行动不方便,老妈妈满头冒火,拽上儿媳妇就到湖南常德来了。
常德地委的干部,听说李书记的老娘 和夫人来了,赶紧安排到招待所住下,提水送饭,来问候看望的人进进出出,那门就关不上了。特别是当庄和附近的南下干部,久别家乡谁不想听听老家的事,去的人更多。
李云志听说他老娘和妻子突然到了,感到有些不妙,可急忙跑去见面时,又见婆媳俩和颜悦色,只说是来看看,老娘还吩咐叫老家的那些熟人晚上来坐坐、见见面、啦啦呱。
别管在外边成了什么大角色,在老家来的老人面前还都是晚辈,晚饭后她娘儿俩住的那屋子里就挤满了人。老太太看着人已到的差不多就书归正传了,对着在她对面坐着的儿子郑重其事地开了口:“李书记,你不是要打离婚吗?我今天把人给你领来了,明天你们去办个手续,后天我们娘俩就回去,说一句草鸡话,我们这妇救会长算白当了!”这斩钉截铁的一句话像一声炸雷,把屋顶震得直摇晃。李云志更是低下头不敢再看他娘的脸,一屋的人,大气都不敢出了。
这时老太太站起来,伸手就给了李云志一个耳光子,接着就大声骂起来:“你这个没良心的,秀英在家这些年容易吗?你爹瘸着腿,仨孩子又小,白天上坡黑夜做针线,还要忙活村里的工作,什么时候闲着过?还不都是为了咱这个家吗!你干革命我们不干革命吗?今天你当了大官了,了不起了,要离婚?行!先和你爹你娘离了。从今以后不准你再进李家门,进门我就叫狗咬出你去……明天你把那个小妖精叫来,看她敢不敢认我这个婆婆!”
这时的李云志,看着老娘真是发了大火,她可是洋鬼子的刺刀都不怕的。先是从低着头到弯下腰,后来就顺势跪在他娘脚前了,嘴里说:“娘别生气,我错了……”老人还是不依不饶:“你错了?你哪里错了?你还想着你那一年负了伤吗?还乡团到处抓你,秀英把你藏到她娘家的地瓜窨子里,她娘家一家人豁上命掩护你,把下蛋的鸡、看家的狗,都杀了给你养身子。你真是没有良心,你就是个陈世美。听说谁骂你们是陈世美还打人家‘右派’,你今天也把你老娘打成‘右派’吧,找毛主席说理我也敢去……”
到底是当年的妇救会长,说话钉是钉、铆是铆,句句在理,掉到地上砸个窝。一屋的大小干部都像吓傻了眼的孩子,个个哑口无言,手足无措,屋里的空气凝固了。
还是老夫老妻有感情,孙秀英擦了擦眼泪,急忙下床拉起丈夫,对婆婆说:“娘,你别这样,他在外边工作,传出去他怎么再有脸见人。他想离婚也行,家里老老小小的,我又出不来,他一个人在外边总得有个人照顾……”
孙秀英这时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羞死了身为地委副书记的李云志。他又愧又悔、无地自容,拉着她的手哭了:“秀英,我真对不起你……”这时的孙秀英,心里也实在不是滋味,可还是不卑不亢:“你也不用说这些,反正我都想开了,随你怎么办就是。”这时众人会说些什么是可想而知的,那结局也不用我再赘述了。
一场风暴过去之后,她娘们在招待所住了几天。李云志这时是万分殷勤,架着老娘、领着妻子,看了些当地的景致后,买上了腊肉、竹笋等许多当地特产,还给老爹买了一斤好茶叶,陪着她们一同回了北方老家。
他想把一家人都接出来,可是他爹娘说:人老了故土难离,外边的生活也不习惯,出去又没有地种,你那点工资也养不了这多人,在家多少还能干点活,怎么也不同意跟着去。李云志只好给已经虚岁20的大儿子物色了个对象,嘱咐他们在家好好孝敬爷爷奶奶,有空他就会回来看看。拜托了众乡亲之后,领着妻子和二儿子、小姑娘回到了常德。
后来一家四口生活得很美满,秀英在家洗衣做饭侍候丈夫上班、孩子上学。家里的事什么也不让李云志管,要他一心工作。她有空还在地委大院的墙边空地开荒种菜,自己吃不了就送给机关食堂。孙秀英勤俭持家、老实厚道、乐于助人,成了地委大院里人人尊重的北方大嫂。慢慢的人们都觉得,似乎只有她这样的贤妻良母,才像地委书记的夫人。
李书记看戏、看电影都忘不了带着他穿着朴素,也是解放脚的农村夫人,成为大家注目的对象。不认识的人李云志就给她介绍,她也落落大方不失礼数。李云志的威信更高了。
自从1957年“反右派”之后,举国上下舆论一致,报纸、电台、墙上的大标语、开会呼的口号,都是“中国共产党万岁!”可是当地人说到李云志,却是背地里伸出大拇指:“这才真是共产党的好干部,知错就改……”说到那老太太和他夫人,都称赞:“到底是老解放区,村干部都比这里的县长水平还高。”
不久,李云志调到了另一个地区当了书记,后事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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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言说的“土法上马”

我是学地下采煤专业的,尽管只是一个中专生,我相信,在学校里学的东西,肯定都是前人经验的总结,是符合科学规律的。那时主要是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改造中国原来的落后生产方式。我在淮南看到的是,机械化、现代化的大型矿井;在山东,龙泉矿虽说不大,也是正规化开采。
我认为,土法是代表落后的、过时的、应该抛弃的东西。“土法上马”这个词,我是在山东龙泉煤矿,从动员大炼钢铁的党委书记口中第一次听到的。我的第一反应是疑惑,人类已经进入原子时代,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怎么又提土法上马呢?听说这是毛主席说的,还有“土洋结合”、“先土后洋”的说法,也就不敢怀疑了。
在大炼钢铁的过程中,亲身经历了那么多的土法之后,特别是那根本不是铁的“坩锅铁”、“烧结铁”,内心里实际上已经把它否定了,可嘴里不敢说。
五八年底,我到了湖南常德地区煤炭局不久,元旦一过,我就随一个“地委工业检查团”到澧县、石门、慈利一带几个县,去检查钢铁和煤炭的生产情况。所到之处满目是“热烈欢迎地委工业检查团莅临指导”一类的红绿标语。可是所谓的“地委工业检查团”只是三个人,带队的是地区劳动局的万局长,加上地委的一位劳秘书和我。我还是第一次亲历这种阵势,有点身价倍增之感。不过听万局长讲,这算不了什么。有一个地方,在迎接地委一个什么检查团时,当地的干部是带领群众跪在路边迎接。
万局长对采煤、炼铁从没接触过,可以说,这次的检查他说不上什么话。他是个南下干部,肚子里可是有说不完的南下行军、剿匪、土改的故事,有空就啦,让我们一路上听得入迷,常常捧腹大笑。
劳秘书能写文章,不懂业务,只有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助理技术员算是个内行。可是,最后的结论还是得万局长下,上报材料是劳秘书写,我的意见“仅供参考”;不过,那报告的主要内容还是我说的一套。
我只不过是个中专毕业生,在山东挖了一年煤,炼了一段铁。可是我发现,肚子里这点少得可怜的玩艺儿,在这种场合下似乎也足够用了;因为这里需要的是最起码的技术,甚至于是常识。常德的大办煤矿、大炼钢铁“群众运动”的技术水平,比起山东我原来工作的地方差远了,是典型的“土法上马”,连“土洋结合”都难觅踪迹。
如果说,从淮南煤矿到淄博煤矿,让我看到了苏联的现代化煤矿与中国现有煤炭工业的差距,使人心情沉重的话;在这里看到的地方小煤窑、小铁厂,落后的程度简直使我感到沮丧。煤炭生产方式的落后,和明朝人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上描述的古代人挖煤的方法没有什么区别;炼铁厂的技术水平也都十分原始。
我们这次所到的羊耳山、杨家湾、昌家峪煤矿,都有许多井口,也都是木支架的斜井。在湖南木材不缺,漫山遍野,砍就是。矿上的工人,都是刚从农村来的农民。采煤用的工具,就是他们原来在地里刨土用的镢头,只是把前头弄尖了而已。煤的运输,从井下到地面全是人力,工人们赤着脚或用弯扁担、竹撮箕,或用背篓、拖篓,把煤一篓一筐地担到或拖到地面上来。排水则是沿着斜井筒的一侧,每隔两三米一个人,用竹筒接力往上抽。井下的照明,有的用明火;有的用锌皮、石墨自制的,像小热水瓶那样大小的土电池。大部分是独眼井,靠自然通风。下井的工人连个矿帽都没有,别的安全设施更谈不到。危险程度之大,劳动强度之重,都是无以复加的。
多数煤矿出的煤都要炼焦,有的矿产的煤,本来结焦性很低,可领导坚持要用土法炼焦,结果是质量很差,可成本有的高达600元一吨,那可是钢材的价格。管理的混乱更出乎我的想像,大部分矿没有起码的规章制度,矿区的混乱难以言喻,安全事故不断。每个矿都有过量的劳力,可出勤率很低。工人所得工资,扣除饭费就所剩无几,有的只有几元钱。我从报表上看到,当时羊耳山矿的工人,最高工资是一月24元。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很差,集体逃走的事不断发生。
我们又到了火连坡、老木寨铁厂,都是“小土群”。从附近的山上挖铁矿,从山上伐树烧木炭。由于用低硫、低磷、低灰、高发热量的木炭当燃料,尽管是小土炉,可炼出的铁质量很好。古代兵器用的上好钢材,大概就是这样炼出来的,可代价是近处的群山都变成了秃头,经济效益是谈不到的,更别说生态保护。两个铁厂的工人,没有工资只有“津贴”,火连坡铁厂每人每月6元;老木寨铁厂最少的一个月只有5角4分钱。可是我们看到和前边到的煤矿不一样,工人的干劲都是很高的,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干活的工人们,不时地发出一种表示兴奋的尖叫声。是不是因为有“检查团”在场不得而知。更让我们开眼界的是厂门口的牌子,我看到火连坡铁厂门口的14块已经称奇,谁知到了老木寨,数了一下竟有19块。什么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民兵团……名堂多得很,还都有“红专大学”。
这次下厂矿,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湖南的山区。
这些厂矿之间是不通公路的,它们各自有顺着山谷弯弯曲曲的道路与外边的沙石公路相联系。因为没有交通工具,顺这些路转要费很长的时间。我们这次十几天的检查,厂矿之间的路程几乎完全靠步行,大部分的时间是走在路上。
出门就是山,走不多远就看不到刚离开的那个厂矿的影子了。在湖南湖北两省交界的这片地面,是一山连一山,山山望不到边。说来也怪,那山上的“正路”差不多都是在山脊梁上,所以,要上路就要往上爬,一会就钻进了重重的大山里。山路的远近也没个正数,说是七八里路,有时你一上午也走不到。一路上所看见的,远看是不知边在哪里的一个又一个雄伟的山头和令人望而却步的深深狭谷;近处是粗大的树木,和顶上飘着棉花似花絮的比人高的茅草。不时还见到,一些小树上挂着不知能吃不能吃的红的、黄的野果。劳秘书说他认识一种红果叫“糖几熬”是能吃的。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不知多长时间才会有人走一次的,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上。偶尔在路边遇见一间矮矮的全是用石头垒的房子,也是空无一人一物,使人感到恐惧。
有人说,从火连坡到老木寨的大山里,常有狼群出没,也有人说还见过老虎。更令当地干部担忧的是,前年这一带还发生过“华中将军府”的反革命暴乱,据说至今山里还有敌人的电台。所以这一段山路是有民兵护送我们的。
我们这一路的工作是很辛苦的,白天大部分时间是爬山;下午是到现场了解情况;晚上听汇报,写材料;12点以前是很难睡觉的。生活很差,虽然是“地委检查团”,除了米饭管饱,菜都很少,一碗面疙瘩汤就算“宵夜”;当然伙食费是节省了不少,在火连坡铁厂,有一天早上三人才吃了两角一分钱。这些谁也不计较,大家的工作都很认真。不管干到什么时候,我还天天坚持写日记,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拿当年的保尔比今天的我,他的艰苦卓绝我今天还是不能比的。我得拼命工作,别没有什么可说的。
在长沙时,听省煤炭局的领导介绍,湖南省是江南煤炭储量最多、产量最高的省份。那可能说的是别的地区,这次我在常德跑的几个小煤窑,却都是煤层很薄,少有到 一米厚的。有的煤层还呈无规律的鸡窝状、藕节状分布,加上地下涌水量特大,开采十分困难。不过上级领导还是劲头十足,要各矿抓紧生产提高产量,满足工农业生产的需要。尤其是在全局原煤日产只有500吨左右的情况下,还一个劲的要上日产1000吨的洋炼焦厂。
为了应付上边的高指标大任务,那时矿上一般都有三本账,对外讲的是“跃进计划”、对下边要求的是“生产计划”、领导心里掌握的是“保证计划”。因此也就没有完成计划的时候。不过我也不大甘心,难道这里就这点煤吗?听说常德地区也有比较大的矿,只是不在我们这次检查的范围。
除了这一类的下矿检查之外,我们局技术组的工作,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矿上。冬季下矿,有时雨雪交加的天,也得坐在卡车顶上,手脚冻得失去知觉的滋味也真够难受的。加上那些小煤窑根本就没有浴室,我们很少洗澡、换衣。59年春节前,我在常德洗了到湖南省的第一个澡,算算已经快两个月了。头发也是不到“出口标准”不去理。身上的味儿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和别人坐在一起了;不过大家都是彼此一般,谁也不用嫌谁。夏天在招待所,两人睡一张床,热得没法睡,只好轮班。那蚊子又成群结队围着你打转,手中的扇子要一刻不停地摇,让人筋疲力尽。当然条件再差也无法和长征相比,不是常说“苦不苦,比比长征二万五”吗?我们常常自我鼓励说,这是在为青年干部“补课”。
在矿上,我的工作近于疯狂,在这种条件下,夜里还要看那一本本的革命文学作品。好在过一两个月可以回局休整一次。不过,我发现我们技术组的人越来越不想回局。因为,在局里本无多少技术工作可做,晚上还是得无来由的加班,十二点以前也是不能睡觉的。
随着大跃进的进行,我感到局里的气氛有点变了味,人们变沉闷了,似乎谁睡觉最晚谁最革命。没有事也得找点事,熬到十点半,到食堂去吃一碗宵夜;一般都是煮耦块,放一些辣椒面,不要粮票只要一角钱。吃完了再熬,实在无聊得很。
不久我又发现,大家行事都在看着容主任的脸色。这位容主任是当地石门县人,听说他是个土改积极分子,是从农村提拔上来的。局长经常不在家,局里一般的事是他说了算。每天夜里,都是很晚了他还要给下边矿上的领导打电话。那时打个长途电话很难,挂上号要等很长时间,邮电局总是回答说“占着线”;可他是大人物,说起来就没完。
每到节假日他更来劲,深更半夜的扯着嗓门喊,那革命的声音响彻全楼,人人都能听见,谁还敢去睡觉。这位容主任白天可是很能睡,不到中午是不起床的,可别的人早上还得按时上班。
我刚来局里时,干部们那种自发的革命干劲渐渐地消失了。大家的情绪也低沉多了,可是,“大跃进”还在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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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人还是“苦力”?

1959年的春节过后不久,行署煤炭局刘局长带我到常德地区最大的煤矿——八三煤矿去蹲点。
这位刘局长的名字是刘洪华,山东即墨人,南下干部。他只比我大8岁,可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很成熟老练的领导干部。他高高的个子,大脸盘,慈眉善目,说话和颜悦色,没有一点官架子,待我如兄长。他有一个小毛病,不一会就右手握拳,放在嘴边干咳一声。他工作深入、认真、扎实,虚心好学又敢说实话。这在大跃进时的干部中是很难得的。
我体会,一个人一生的成败,关键是他的机遇:社会大环境的机遇、单位小环境的机遇和遇到的领导机遇。如果不解放,我就是坊子街上一个修自行车的,至多别人说个“刘师傅的技术还不错”。总的说来,社会给你提供什么样的舞台,你就演什么样的戏,一般人哪有自己搭台子的本事;能到一个有利于自己成长的地方和单位去,当然也是很重要。三者就是遇到好的领导,他重视、支持、培养你,更是一个人有所作为的难得条件。
我一到湖南,就遇到了刘局长这样一位好的领导人,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工作的方法,受益终生。我也在他的支持下,全神贯注地大干了一番,受到了实实在在的锻炼,得到了一生最初的成就感,尽管时间不长。他是在我的生命之途中,对我影响最大的第一个人。
可是他自己的机遇就不如我幸运了。他一生干了很多苦差事,1993年4月,只有64岁,他就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了。他一生清正廉洁,工作勤奋,可是,官也只当到“享受副厅级待遇”。我这不是到了2008年了还健康地活着,官也做得比他大,实在不公平。这是有感而发,节外生枝。
八三煤矿位于桃江县的杉树仑,距离常德市有一百多公里。那时局里没有小车,局长出发也要去坐长途公共汽车。跑长途的那些客车都是货车改的,仍然保留着尖头顶,车厢也很简陋,加上路不好,车一跑起来颠颠簸簸,门窗一齐乱响。有时猛一个起伏,那心都悬了起来。只有“松陵”牌的车好一点,在今天怕也上不了路。不过,那时的路没有不能上的车。
从常德到益阳这一段路还比较平坦,人还能够正常地坐着。过了资水就进入了丘陵区,道路起起伏伏,路面坑坑洼洼,乘客必须集中精力,两手紧紧抓住前排的靠背,两腿做骑马式,稍不留神,就会把屁股颠得很痛。车外的景色虽说很好,可也不敢在意欣赏。特别是开车不按点,路上又常抛锚。现在只要一两个小时的路程,那时半天能到就算不错了。不过那时的人,坐车可真有耐性,等一两个小时都无所谓。今天的车票明天才能走也是司空见惯的。
那时的汽车司机,比今天可就牛气多了。有时开车累了就把车停下,在驾驶座上睡觉,一车的人少有敢叫他的。只要车在路上抛了锚,那司机会毫不犹豫地把大家赶下来推车,别管水里泥里。那时节,谁家的男人当上汽车司机,那堂客是很有脸面的。
八三煤矿前不久才放了日产5423吨的“卫星”。我原来所在的设计年产30万吨的淄博龙泉煤矿,费尽心机才创过日产3000吨的高产,心想这个矿的规模一定不小。到现场一看,我大失所望,原来只是一个人更多一些、井口更多的小煤窑而已,算是一个“小土群”。这个矿的煤质很好,可以直接用大坟头那样的土炉炼焦,焦炭就供应东边不远的灰山港铁厂。大跃进中这里挖过多少井,已经找不到能说清楚的人了。我去时只剩下四个井出煤,还有几个井在掘进。
这个矿,原煤的生产和洗煤、炼焦全是土法。采煤用尖嘴锄;从井下往地面运煤用弯扁担、竹撮箕;排水用竹筒;工作面的照明用土电池……有一台小的蒸汽发电机,用于全矿照明。那锅炉的烟筒不是直的,而是顺着山坡斜爬到山顶上。在占地面积很大的矿区里,只有两座现代意义上的房子。矿部是用土坯和木头建的二层小楼,人在上边一走,脚下那木板还吱吱响。一号井口附近,还有一座比较大的木头房子,其余则是一片稻草棚。五个工区,两千多职工,住宿、吃饭、生活、办公,都在一片小山、丘陵之间的,大大小小的草棚子里。
工人宿舍的棚子最大,里边黑洞洞的,靠墙的两排通铺中间,有条 一公尺多宽的过道。通铺上是一个挨一个、又黑又脏的蚊帐。他们的蚊帐四季都挂着,挡蚊蝇是次要的,工人们主要是要用它隔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小空间,因为来矿探亲的堂客,也没有别的地方好住。在那个小空间里所有的,也只是一个竹席子、一床破旧的被子而已。尽管是冬天,大棚子里那股酸臭的味道使人不敢喘气。相比之下,这工人的住处,还不如附近公社建的猪舍。尽管这样,在这大棚里还经常发生来矿探亲的家属,与别的工人之间的男女风流雅事,甚至于还有换老婆睡的浪漫传说。
矿上管理的混乱是出乎我的想象的,组织形式还是民兵的团、营、连。人事部门不知道矿上到底有多少干部;大多数干部不知道自己的岗位职责;井长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工人,工人一次逃走几十人是平常事。班长更不知道今天谁下了井;记录员只记谁担上来了多少煤……另外,经济账目不清,特别是工人的伙食费。
我很想参加他们的班组会,可是几次都落了空,井长说很难开起来,工人没有这个习惯。在一个大草棚里的全矿大会,我倒是参加了两次,两次的内容都是组织“放卫星”,这是矿上抓生产的主要工作方式。
说是全矿大会,到会的不过三四百人。通知下午6点开会,夜里9点才开始,每次都是不到半夜12点散不了会。
每次大会,都是党委柴书记作报告,他一讲话工人的脸上就像在吃药。开始人还比较集中,会场也安静一点,不一会就一堆一伙地在那个大草棚里分散开了,而且都点起一些柴草来取暖,满棚里都是浓烟。那个在台上讲话的书记,像是在云雾中神灵。
几乎没有人听他在讲些什么,只有当他讲到哪天夜里,又在哪里抓到了乱搞男女关系的人的时候,才会听到一些笑声。不过,每次会议结束前都很热闹。各工区的领导上台挑战、应战,一张张挑应战书慷慨激昂,几多、几快、几好等等,还有四六句子合辙押韵的口号、大话,让人著实感动。我想,大概农村生产大队的社员大会,也是这样个开法吧?可我们的这位书记,还觉得自己很有水平、领导有方。
其实这个所谓的煤矿,实质上不过是一群凑合到一起的农民,按照他们对采煤的理解,在这里乱采乱挖罢了,可这在县里还算是比较好的单位。他们经常搭彩门、插红旗、贴大红绿标语、敲锣打鼓迎接这样那样的“检查团”。
我们这次来蹲点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如何使煤矿管理“工厂化”。我还是尽我所能,提出了一个煤矿的基本生产架构、职能部门的设置及其职责、生产的管理体制、正常的工作秩序等等的建议。局长认为可行,矿长支持,可书记认为是洋教条,在这个矿上行不通。不过我们工作组还是一直竭尽全力地去推行。
刘局长住在矿上的办公楼里。我为了多了解一些情况便于工作,自告奋勇住进了工人的集体宿舍,那是1959年的2月26日。工人们先是惊奇,嘀嘀咕咕,竟会有专署的干部和工人住在一起;第一夜我也是被那酸臭味薰得睡不着觉。
工人们很快就和我熟了,他们喊我“刘技术”。有一天,一个工人诡谲地问我:“刘技术,你知道这里为什么叫八三煤矿不?”我当然不知道。他卖了一阵关子之后神秘地告诉我,是因为一餐吃八两米三分钱的腌菜(那时候一斤是十六两,八两就是现在的半斤)。他说完,周围的人都笑了。可接着,他又板起脸来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可不能告诉领导,他们知道了会批判我。
我还真把这件事汇报给了刘局长,他沉闷地点了点头说:“工人实在太苦了,一天要从井下担上一两吨煤上来(我们在矿时,有一个工人一个班从100多米深的井下担上了2·05吨煤),一顿就是一钵子饭,一勺子腌菜或辣椒,再就是大锅煮的腌菜汤,这个问题得解决。”至于这个矿为什么叫“八三”,据说,因为此地是1949年8月3日解放的。
说起那时的腌菜汤,它还有一个奇特的浑名,叫“脑膜炎”。它的做法很简单,就是腌菜、辣椒再加些盐放上水煮就是。可那制腌菜的青菜很特别,它是一种比野草还能长,只有用盐腌了才能吃的菜,据说有防御脑膜炎功效,所以大家就戏称这种汤为“脑膜炎”。那时苏联的赫鲁晓夫说,中国的“大跃进”,把老百姓搞得两人穿一条裤子,喝大锅清水汤。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群起批驳,我当然也是慷慨激昂的。那两人穿一条裤子的事我没见过,不过这大锅清水汤,我可是喝得不少。
我想了解工人现在最关心的事是什么,工人们不对我说,还说,“就是说了,你也解决不了”。后来费了很大的劲才弄清楚,是工人在这里挣不了几个钱,公社还逼着他们交“投资”,不交就得回生产队。出来干工大队不支持,家属受歧视,有的家属还被队干部睡了。有的工人还说,在矿上干有“四痛”:腰痛、脚痛、脑袋痛、伙食投资扣得痛。
果然,这个问题我确实解决不了。汇报给刘局长,他皱着眉头叹了口气说:“真不像话,我给县委反映。”工人知道了这个消息十分高兴,干劲也大了,还说了我许多好话。可是到了发工资的时候,工人又长了脸。我抽查了一工区290个老工人3月份的工资表。平均工资15.24元,平均实得只有2.76元,能拿到5元以上的只有38人,只占13.1%;还有73人拿不到工资,占25.3%。该扣的照扣不误,我们的意见什么作用也没起。刘局长很生气。我在工人中也没了面子。
我在想,在这里,如今新中国的工人和过去旧社会的“苦力”,还有什么不同?不过我只敢想,并不敢说。

话说外行领导内行

接着说1959年的春节过后,刘局长带我到八三煤矿蹲点的事。
在八三煤矿生产技术科,我又见到了从淄博与我同到湖南的杨道亮,他又黑又瘦满脸愁容。老友重逢,见面就叹气,说工作真难做,不说不行,说了又没人听,生产任务重不说,到处是安全隐患。他对我说:“有的工人看到井下水洼里冒气泡,就用火去点,感到好玩,我给工区主任说,那是瓦斯能爆炸的;主任认为没有事,说他们经常那样干。矿上大小事故不断,死了人也不当一回事,你说急人不……”没说上两句话,电话铃响了,井下有情况,他又急急忙忙地走了。
我把这情况说给刘局长听,他叹了口气说:“老杨在这里真遭罪。”我感到,这位刘局长和别的领导干部不一样,通情达理、实事求是,对待下级也平易近人。我了解到什么情况都愿意告诉他,可他说的话似乎也没人认真听。是不是因为他太和善了?
在技术科办公室里,我认识了一个北京矿业学院58年毕业的毕技术员。听说他本来是个煤矿工人,从速成中学进的大学,可是反右派时戴了“右派”帽子,现在还没解决,我看着他像个童养媳,说话办事谨小慎微。
有一天,他领我熟悉矿区的地质情况,我发现矿区周围的稻田里,有许多大小不同、朝向不一的斜井口,井里的水已经和地面的稻田一般平了。就在八三矿的东边和南边,还有三个很大很大的水坑,大家都叫它“太平洋”,很清的水,可一眼望不见底。问他是怎么一回事,我见他欲说又止,面有难色。我想到他的处境,本不想难为他了,可他还是对我说了。
他说:“我知道老乡不会害我,我就给你说说吧。”到了湖南那里,只要是北方人都认老乡,东北的也喊我老乡,他是河北人。他说:58年夏天他刚分配来不久,有一天,桃江县委在东边十几里远的灰山港召开三级干部大会,部署钢铁大会战。要在灰山港建钢铁基地,还要在这边建煤炭基地,因为那边裕民煤矿产的是无烟煤不能炼焦。第二天各公社就要上十万劳力来这边挖煤,所以那一天必须把井口位置定好,可会议开完天已经黑了。
县委的领导分别带了两组人,每组里有一名“土专家”,那是最有权威的,也让他参加了一个组。他们提着马灯,扛着一些顶上绑了小红旗的竹杆,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稻田中的小路上,有人还滑到了水沟里,弄了一身泥。大家摸着黑,在这一带地方毫无根据地插小旗,定井口,一直忙活到深夜。
第二天数以万计的农民就来会战了,人们就在插了竹杆的位置上挖井。井口断面有大有小,坡度不同,朝哪个方向的也有。可是这些井,还没挖多深那涌水就排不干了。近处山上的树也都砍光了,没有了支架材料,可是绝大多数的井连点黑色的石头也没见着。就是这三个大坑处的几个井见着了点煤,于是就认为这下边煤多的不得了啦。一时心血来潮,决定集中兵力在这三处挖露天。坑越挖越大,越挖越深,挖出来的煤可连这几万人烧饭都不够。后来又想在这坑底找煤多的地方挖井,可水太大了,排不出来,最后只好放弃。那三个露天煤矿后来就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
他说,前段时间一直提心吊胆,怕上级追查,别人不懂,我不能说不懂,可我又能怎么样呢?连句话也说不上啊!说着眼圈都红了。好在总算没有人说他这个右派分子有意破坏。其实这类一拍脑袋就大呼隆的情况那个时候到处都有,大跃进时常德地区挖的煤井,后来能利用的只占三十分之一。
住了几天,我知道了更多的领导瞎指挥、胡干蛮干的事。
在八三煤矿的机电工区,有位很难得的老机电工人。我不了解他的身世,只是感到,就在一些老矿里,像他这样有技术的老工人也是个宝贝。
人熟了,有一天他沮丧地对我说,他这两年整天挨批、挨整。有些事说起来是笑话。去年他在另一个矿上(矿名我记不清了),矿长交给他一台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电力移动式压风机,逼着他发电。他说这东西不能发电,矿长说不要认为他不懂,指着那马达硬说就是发电机,说那空气压缩机是台柴油机,限他三天,发不出电来就批判他。他是死活不在那里干了才到了这里。
可是这里也好不到哪里去,前些日子,矿里来了一台水泵,他要求在井下做一个简单的泵房好安装。可领导说他思想老保守,不能破常规,为什么水泵一定要按在井下,按在地面往上抽水不一样吗?他越说越激动:“你想百多米深的井,泵在地面怎么能抽上水来。幸亏杨科长来了,要不,又不知怎么折腾我。”
作为一个煤矿技术人员,我下矿总会带一个地质罗盘。罗盘上有一个指南针。有的工人看了奇怪,为什么那针总指着南北?有一个工区的干部对他们解释说:“做指南针少不了雁血,把针打好了抹上雁血它就指北。因为雁老是往北飞。”
听了这些,我心里很不是味。我想,大凡改朝换代,免不了要有外行领导内行的事,因为旧班底里内行的人不一定愿意为新政权服务;新的政权一时到哪里去找这么多既忠心耿耿又懂专业的人员?特别是在这次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之后,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一段时间在所难免。可是领导者一定要尊重科学、尊重内行、虚心学习,至少不能依权仗势冒充内行、打击内行,更不能把它说成是一种规律。如果,无限的权力再加上虚荣武断,那后果实在太可怕了。可悲的是,后来在我这一生中此类事情遇到的实在不少。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上级领导有这样一种定论,我们的干部只要是吃过糠、扛过枪、打过仗的,似乎干什么都行。到哪里都可以当一把手指挥全面工作。后来我经历过一位老领导,今天在法院当院长,明天是治河总指挥,后天当大学的一把手,不久又当了省气象局的局长……
这次我们地委工作组在八三煤矿推行的“煤矿管理工厂化”,尽管有地区煤炭局局长带队,方案几易其稿,工作组的人上下发动,拼命工作了一个多月,可是煤矿管理的现状,仍是原地踏步依然故我。因为大多数干部根本就没拿它当回事,关键是党委书记早就说了:“煤矿就是这个样子,这些人是多此一举。”就连我们提出的那些“科室、工区职责范围”、“工区干部岗位职责”等等起码的工作制度,也是到了柴书记那里就没下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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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技术革新运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无疑是至理明言。这可指的是在正确的科学理论指导下,沿着科学的客观规律,进行的改革、创新、发明。而且这都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进取。如果这“发明创造”是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或者是关起门来发明自行车,它的破坏性可也是令人难以想像的。
解放初期,在我国国民经济三年恢复、五年过渡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广大工人、工程技术人员以主人翁的姿态,开展的技术革新运动功不可没。五十年代初期,先是叫“找窍门”,后来是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成为一种时代的潮流。工人们积极主动地钻业务、找办法、想点子,比、学、赶、帮,提高生产水平。王崇伦、郝建秀等技术革新能手,是时代的明星。技术革新的开展,又促进了工人学文化、学技术、“向科学进军”。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了一大批能文能武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创造出了许多经济建设的奇迹。青年突击队更是一马当先,今天的中央领导人中还有他们的代表。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末,许多地方伴随着大跃进而来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群众运动”,却在反右倾、鼓干劲、书记挂帅、全民动手之下政治化了。人们不再注意了解现有的技术和设备水平,不再学习别人、外单位的先进经验,更不要说外国。在许多地方,解放思想,变成了建筑在自己孤陋寡闻基础上的胡思乱想;敢想敢干,变成了不讲科学甚至违背常识的胡干蛮干。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渐渐地不再是为促进生产服务,而是成了各单位的领导比高底、争上游、显政绩的标榜了,就像今天的GDP。
在湖南的常德,我看到有些煤矿上的“技术革新”,让人实在莫名其妙。
有一阵子“超声波”很时髦,于是到处都用上了“超声波”,可以说一点好作用也没起。土炼焦炉里加石灰、黄泥、草灰可以“脱硫”,又风行了一时,既无科学根据也无实际效果,反而使焦炭的杂质增多。用松木条做轨道要在15度以上的斜坡上走矿车……什么样的奇思怪想都有,技术人员少有敢说话的,打击群体的积极性那还了得。有时我从矿上出差回来,向刘局长提出疑问,他也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先别讲符合不符合科学道理,看看结果再说吧!”
我还没到常德地区煤炭局的时候,那里早已开始按季度上报完成技术革新的项目数,局里也抓下边各矿的进度。所谓进度,也是只问数字。数字当然是越报越多,越多越好,因为事关领导的政治态度和工作业绩,就像今天的招商引资,慢慢就有点“放卫星”的味道了。
五九年春,我和刘局长在八三煤矿蹲点的时候,那里正在掀起一个发明“采煤机”的热潮。各种各样的木制采煤机五花八门,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除了采煤的刀具和马达,其他部分都是木头的。我看了之后诚恳地对刘局长说,有个基本道理必须明确,这里的煤虽然硬度不高,可比木头还是硬,木头的机器怎么能采煤呢?刘局长听了之后皱起了眉头,气愤地说了一句:“简直是胡闹!”可是他说了也没用,矿上的领导坚决支持,工人们热火朝天。
听说,这里不久前也刮过一阵超声波旋风,铁管里装一个刮胡子刀片,让风或汽一吹就出了“超声波”,洗衣、做饭、烧锅炉,到处都用它,宣传的作用都神了。明明那锅炉炉膛里都被吹得发黑了,可谁也不敢说什么。煮的饭根本不熟,可都说:“超声波做的饭就是好吃”。到了一定的时候,中国人个个都会大睁着眼相互比着说瞎话,说得那样自然流畅,口不打顿、脸不发红,真是天大的怪事。都在发神经吗?莫名其妙。说别人容易,可自己呢?那时我也不敢加评论。
我们在八三煤矿蹲点,记得有个把月的时间。我一方面放下架子和工人一起干活的,同时也想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一个掘进中的斜井遇到了流沙,很长时间突不过去,工人有些气馁。我和工人们一起想办法,还在工棚里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给他们鼓劲。我们一起苦战了几天过了难关。向党委报喜,党委奖励了掘进队一条“德山牌”香烟,工人很高兴也很信服我,可是在干部中流言蜚语不少。有一次,矿上的书记当着我的面问刘局长:“看来你是准备培养接班人了。”刘局长没说什么,木然的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
我感到受了侮辱,这实在是无从谈起,我是个只有22岁的助理技术员,才来湖南没几天,怎么谈得上当局长的接班人?认真工作是我的习惯,并非有什么个人欲望。
不过,我对这位书记早就很有看法。他也是个南下干部,身边也有一位如花似玉的湖南小夫人。他的架子很大,极少下井,不了解生产情况却很会编造数字。在领导或客人面前顺口就来,有的小数点后还有几位,说得那样自信而流利。他那说话的技巧、笑的艺术是令人叹服的。他曾经对人说过他应付上级生产计划的秘诀。参加会议要能察言观色领会上级的意图;对领导说的话不能含糊,明知完不成也要接受,要让领导高兴;领导突然打电话来问情况,汇报数字不能犹豫,可是要马上记下来,下次别说的不一样了等等。
我发现,有时对领导问的问题,他一时反应不过来就翻身上带的小本子;一会儿,好像在本子上找到了,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有一次我在旁边注意看了一下他本子上的那一页,根本不是他说的内容。他还发明了达到70%就算完成任务的理论,说虚报一点也是为了工作的需要。这一些,他说起来都是振振有词。1969年,这个矿“亏吨”5000多吨煤。对于这些,我实在是从内心里接受不了,我没有配合过他,可也没有告他的状。不过,就当时的情况,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道理,那时候全国的煤矿有几个能完成任务的?59年中央直属矿的“亏吨”达到了522万吨。
起初,我以为他是因为我不与他保持一致而揶揄我;很久以后我才有些领悟,这位书记的话可是意味深长。可能他把专署《工作情况》上通报八三煤矿虚报成绩的事,认定是我给刘局长汇报的;特别是他们虚构的那个八号井的工人把稳车改造成绞车,没有钢丝绳用代用品,一班提了380顿煤的那个神话故事,因为我在八号井蹲过点。那个时候,下边都是报喜不报忧,上边也是只愿意听好消息。
也就在这次蹲点之后,没过多久,地区煤炭局和冶金局合并为冶金煤炭局。刘局长被调到省属的常德七一机械厂去当书记,另调了一位也姓刘、也是北方人,可年纪大得多的干部来当局长,大家称他为大刘局长。大刘局长很威严,据说也很有水平,可是大家对小刘局长很留恋。
在我们蹲完点回局的那一天,车到常德时天晚了,刘局长就要我一起到路过的他爱人的单位食堂去吃饭。那时都是碰到什么吃什么,单独炒个菜就算好招待了。
吃饭时,看来是与他同时南下的一位好朋友去看他,在一起说起了最近市里的新鲜事。听那人说,某厂的领导向地委拍了胸脯保证要造拖拉机,后来到底是造出来了。组织了好大的队伍,声势浩大地开着拖拉机到地委去报喜,可是领导表扬完了之后,那台拖拉机就是发动不起来了。大家冷在那里实在难受,现找了辆卡车拉了回去。更可笑的是酒厂想创造奇迹,异想天开要叫猪拉碾子。那些猪到处乱跑不听套,他们就把碾子周围做成沟槽,让它跑不出来。可那猪扒在沟里就是不动,打也不起来。他们又弄了个母猪来在前头勾引。可是那些公猪仍然无动于衷,任你怎么折腾就是不干,气得厂里的领导吹胡子瞪眼,奇迹也没创造成。我心里很纳闷,这些人到底怎么了,这样胡作非为会有什么结果,上级也不管一管吗?
那个时候,报纸上天天登些发明创造的奇迹:如山西省某地,通过“嫁接”创造出了“植物新品种”,有的地上结番茄地下长土豆;有的上面是向日葵土里长洋姜。我总觉得,这些异想天开的人太缺乏起码的科学常识了,可报上就这样登。中国人在发神经。
有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在常德街上买东西,听到路边的大喇叭里,省广播电台正在广播技术革新先进事迹。说是哪个机修厂,正在生产紧张的时候,忽然电石供应不上了,气焊车间面临停产。工人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都没有办法解决。一位技术革新能手忽然想到,他在盖房子的那里看到,生石灰块倒上水也冒出好多汽,和电石粉化差不多的样子,能不能用石灰代替电石呢?如果能成功,一是来源不愁、二还可以降低成本。接下来的当然是党委重视、领导支持,工人经过刻苦钻研,反复试验,最后取得成功。给工厂解决了难题,受到了领导的表扬等等。
我听了之后,真是比吃了苍蝇还难受。电台是我们党的宣传喉舌,难道这省广播电台的领导连常识性的东西也都不懂了?电石和水作用产生的是乙炔,那是可燃气体。生石灰见了水变成氢氧化钙,放出的只有热量,看到的气体那是水蒸气,根本不能燃烧。这个“技术革新”能存在吗?我们电台的编辑没读过初中吗?我要不是亲耳听到,别人给我说这事我是绝不会相信。真想不到,我们工厂的领导这样会造谣,电台的编辑如此的缺乏常识。在政治压力下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时近中午了,我心情烦躁地走进路边的一家小面馆,花四两粮票、三角二分钱买了两碗面的牌子。我坐在桌边,呆呆地望着门外不时走过的报喜队伍。我又想到刚才听到的广播,心里更加郁闷。怎么,如今我的思想和社会现实这样不合拍了吗?我感到了难以言喻的困惑和不安。
我正在发呆,忽然听见屋里哗啦啦的一阵声响,面来了。服务员面无表情地拿走桌上我脸前的两个小竹牌,给我端上来两碗面条。我看着这送面的先进设备,忽然意识到这“技术革新运动”是全民开展的,在这饮食行业想必也是轰轰烈烈。
我在石门、慈利等几个县城的饭店里都见过这玩艺儿。从房内的屋梁下伸下一串木吊架,那固定在木吊架上的木导轨从饭店的操作间一直连通到餐厅。在导轨上,用上边装了滑轮的木条吊着一个大木盒子,有的还分好几层。客人的饭菜,就是由服务员用这吊盒从里边推出来,而且带着哗啦啦的声响,比机械厂大车间里能吊几吨重部件的行车动静还大。还有的饭店要把餐桌上的调料瓶革新掉,把酱油、醋用大瓶盛了吊在屋梁上。再用细胶管引到每张餐桌上边。每个胶管的头上加一个铁夹子,谁用谁打开夹子。结果是酱油醋满桌流,没用几天就拆了。这样的“技术革新”,除了显示这些人的无知、无能和无聊之外,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无非是在各级领导的技术革新成绩单上,又加上了几个数字。
好像不管哪方面的事,只要一搞运动就要走极端。因为不管搞什么运动,首先要发动群众“反右倾”,人们也就难免要心跳加快,体温升高,头脑发胀,于是就会说胡话、办怪事,别人见了还不敢说什么。否则,那年头各种帽子是满天飞的,说不定哪一顶会光临到你的头上,那可是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于是乎,到处是怪事,人们见怪不怪或不敢怪,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那个年代可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的。人人都在运动中过日子。别管什么事情,一“运动”就变了味。

大跃进的新高潮

在矿上,我心烦了就到野外去。湖南的春天真美,大地披上了盛装。满地是金黄色的菜子花、紫红色的草子花、如万蝶齐飞的茧豆花;山上的杜鹃更像一片火焰,比山东美多了。我还见到了我从没有见到过的枇杷和刚从地下冒出的竹笋。这时我就常常想念我的妻子,她什么时候才能调到这里来呢?
中国人有个特点,雪中送炭的人少,锦上添花的人多。当一个人正走好运,受到领导的重视,人们都看到他前程无量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好解决的问题。1959年5月底,让我也没有想到,我爱人从隶属华东区的山东济南,千里迢迢调到了隶属中南区的湖南常德地区重工业局。
说起她调来湖南的事,也实在是不容易。首先家庭就是一关。那时,我俩的家庭不在一个经济档次上,我又是个很难说日后能不能给她家争光添彩的毛头小伙子。她的家庭,特别是她曾经是南下干部,后来又到中学当教师的父亲,对我本无多大好感。他对于我们的婚事是很犹豫的,只是女儿强烈的心愿使他无法拒绝而已;这次又要他的女儿远下江南,自是不满。二者,山东省科学院正在组建,把刚调进不久的人调走也是很不情愿的。她自己,虽说对我的感情是很深的,可是想到省会的科研部门和一个边远地区的小城对自己前途的影响,在选择上也会有明显的倾向。再说夫妻分居那时也不算什么事,工作需要是第一位的,可以说牛郎织女遍及全国。享受一年两周探亲假的人,各单位都有一大批。联系调动几年无结果,直到退休才团聚的也大有人在。我提出要求后,只过了三个多月就办成了跨大区的调动,在当时可谓神速。我相信,常德地区煤炭局和地委做了最大的努力。六七年的坎坷爱情经历实在漫长,今天总算真正地走到了一起,我对组织上的关怀感激涕零。
她是一个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那是 1959年5月31日下午。我从矿上出差回到局里,人们见了我的面就大声叫嚷:“刘炳南,你堂客来了!”她见面后对我说的第一件事是,本来给我带来了一小罐家乡的香椿芽咸菜,在长沙上汽车时被挤到地上,摔了罐子菜也弄脏了,没法要了。
煤炭局给了我们一间小房子,虽说小得可怜,还是木间隔的,那可是院里最好的家属住宅。我平生第一次真正有了家,领悟到了家的温馨,真是百感交集难以言喻。
她被分配到我们街对面的重工业局工作,十分地满意,整日满面春风,在工作上那个积极劲就不用提了。尽管她到了不久就去汉寿县参加“双抢”,一去就是二十多天。我也经常出发,可我们总归有了一个共同的窝,出差在外有了幸福的挂牵,碰到一起就是甜美的新婚生活。回想起来,那时是多么的幸福。一切都心满意足了,再不好好工作还说什么?身上的干劲简直没地方用了。
1959年8月,常德地委决定,要在桃江县灰山港建设常德地区的钢铁基地,为了保证焦煤供应,要扩建八三煤矿,再建一个30万吨的洗煤厂;灰山港一、二铁厂要上新设备;还要新建发电厂。灰山港建设委员会由地委工交办直接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8月10日,专区冶金煤炭局组成了以我为主的工作组,常驻灰山港建设委员会。22岁的助理技术员担此重任,我受宠若惊,感到这是党对我的考验。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个重担。我和工作组的其他三个同志都是年轻人,其中那一个北京钢铁学院毕业的大学生,还是由我负责培养的入党积极分子。
一间阴暗潮湿、充满土腥味的小屋,成了我们工作组的“行营”。几个年青人怀着亲手规划建设一座漂亮的工业城市的美好憧憬和兴奋,开始了一项艰苦而紧张的工作。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抓各厂矿创高产、“放卫星”。每一个钻孔见煤,每一项工程取得进展都使我们兴奋不已。我们平常谈论最多的是,这座新城市不单要成为钢铁基地,还要有纺织、食品等轻工业,使男女职工能成比例。要建学校、百货大楼、公园……更要通火车……散步时,我们还常为这些建筑物应在的位置而争论不休。人人脑子里都有一幅美丽的设计蓝图。我们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而自豪。其实,那时我们都是些没见过世面的小青年,脑子里的那宏伟设想也不过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小县城的样子而已。
我们的生活是清苦的,一日三餐大都是米饭加辣椒,渴了喝点凉水,从没有喝过茶,更没有水果、副食品。来了新同志开个欢迎会,想买点南瓜子都没办到。可我们的工作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天天要到各厂、矿、工地去查看。
跑工地可是个苦差事,那时不要说汽车,就连自行车也很少。工地的范围有十几里地,到各处去都是靠步行,我们的说法是“正步量”。我们很少用电话,年轻人都是急性子,等电话的空儿几里地早就跑到了。我们每天从早到晚都很忙碌,可又总感到该做的工作太多,而自己做的太少;有半天的闲空就感到是在浪费时光,天天在自责和欠债中过日子。
我们忙得衣服都没空洗。那时我洗衣服有个三部曲,一是还能穿的就反复穿,实在穿不出门的就丢到盆里泡起来;二是有空了就去打上点肥皂放在那里再呆两天;三是等有了味,实在不能放了就挤点时间搓出它来。那时看人是看革命干劲,谁还管你穿的什么。
1959年8月23日,刘洪华局长从常德赶来给我们传达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并且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战斗了一段。全会提出的要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提前三年于1959年内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大大提前农业十二年规划的实现时间等内容,使我们十分兴奋。我感到应该克服自己头脑中有时出现的一些埋怨指标太高、压力太大等等不正确的认识,跟上形势,进一步鼓足干劲,把当前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对八届八中全会是热诚拥护的,还在日记里对《参考消息》上登载的外国人说我们的大跃进“工农业混乱”、“计划失败”、“遇到了惊人的挫折”、“不得不放弃”、“都是纸面上的东西”等等论调痛加驳斥。甚至还热情洋溢地写了一首诗,由衷地对八届八中全会加以赞颂。对于“三面红旗”我从没产生过怀疑,那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怎么会有错呢?有些不足也只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可是对于党内出现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我感到惊讶,不可思议。政治这玩艺儿简直不可捉摸,党内怎么老出反党集团呢?前几年出过“高饶反党集团”,如今又出了一个。他们的官可是够大的了,又是跟随毛主席打下了天下的人,怎么还反党呢?
庐山会议之后省煤炭局也来了人。我们都在一起拼命地给下边鼓劲,强调“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是“好得很”,绝不是“糟得很”;出现的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的生产指标完不成,主要原因是右倾保守思想作怪。我也在各个厂矿不同级别的干部会上,有机会就宣传八届八中全会的精神,带头检查自己的右倾思想,批评一些干部的畏难情绪。我还深入工人班组,组织掘进工人闯技术难关,加快新井掘进速度。在炸药供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我甚至于冒着生命危险,研究受潮失效炸药的土法烘干加工技术,总结出了一套利用报废炸药的办法,解决了燃眉之急。这个经验还发表在湖南的煤炭杂志上。
在强大的政治工作之下,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可是上级不断下达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新任务,我们再鼓劲也没有办法完成。不过我发现,在会上干部们都是众口一词,“要得!”“要得!”没有不接受的。8月24日,我们又接到地区冶金煤炭局办公室的一个电报,限我们于8月27日让八三煤矿的第三露天矿投入生产,并使焦炭产量达到日产100吨。
露天矿变成了一片汪洋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最深处有19公尺。矿上在水中爆破,试验我加工的炸药时,一次捞过上百斤的鱼。排水用的锅炉还没安装,水泵还在常德,三天怎么能排干水?排出了水后还要清完数以千吨计的淤泥才能见到底。就算能挖出煤,那原煤装进炼焦炉后也要十天才能出焦。这样的任务只有能七十二变的孙悟空才能完成。瞎指挥到了如此的地步,我们的工作是越来越难干了。
接着,地委又要求我们9月份安排两个战役,要求尽快掀起“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打响秋季钢铁、煤炭大会战,组织起比1958年更大的大跃进:这实在是越来越异想天开不着边际了。可是人人都怕被指责为“右倾”,许多毫无希望的“会战”都在拼命地突击准备,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无谓地消耗着。
大跃进的新高潮来了,人人都在用不睡觉或少睡觉来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没事也要熬过半夜。各矿的领导为了显示自己干劲十足,都在拼命地提高煤炭产量,乱采乱挖越来越严重,有的井筒保护煤柱都被偷采了。有的领导说了:“见煤不采是政治问题。”这大概就是后来那“有水快流”政策的滥觞。技术人员出面制止,就成了大跃进的绊脚石。当时在电影、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形象也都是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夹一本大厚书,一副呆头呆脑、保守落后的倒霉样子。
这时我们又接到通知,省计委决定要在八三煤矿建一个洗煤炼焦综合企业,包括一个年产30万吨的洗煤厂、一个15000千瓦的发电厂、三个3号红旗炼焦炉、三个2号红旗炼焦炉。对此我很不理解,这样一个联合企业,一天至少需要1000吨煤,可现在全常德地区的煤炭日产量才500吨左右,八三矿的日产量300吨都难稳定,再说,这里的地质储量到底有多少也还没有个数。
这样干是不是风险太大?9月7日我带着病到地委汇报了一次工作,可他们只要我说有什么好经验,准备怎么干;并说“大革命时期不能按常规走路。”接着又要我回来督战。我简直不知道应当怎么工作了。
9月17日,我参加了灰山港建设委员会的会议,我对大小领导们慷慨激昂的发言所表示的决心与干劲既感动又纳闷:他们说的是心里话吗?看看已经不是局长了的刘洪华同志,他总是皱着眉头不说话。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的思想有些混乱了。
这个时候早就传出来,刘洪华局长调走了,要到常德七一机械厂去当书记。他私下对我说,他并不想离开煤炭,他曾想带我们一起到一个当时认为很有希望的向家溪煤田去,为常德地区建一个像样的矿,可是个人只能服从组织。
我和他相处的时间只有半年多一点,可是他待人诚恳,非常支持我的工作。他对我有知遇之恩,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位领导干部之一。我的确对他的调走恋恋不舍。我曾在日记中批判自己的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不能对领导有不同的感情。
新来的局长也姓刘,也是南下干部,我们叫他大刘局长。大刘局长比小刘局长的派头可就足多了。人也比小刘局长胖大魁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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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我们常德地委驻灰山港钢铁基地建设指挥部工作组的同志,正在日夜奋战,努力实现以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成绩,向建国10周年献礼的时候。 9月28日新局长通知我回局汇报工作,并要我国庆节后立即返回。
这时的局机关,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运动。看得出来,大家的思想都很紧张。本来领导上是要我汇报工作之后立即回去,并没有安排我参加机关的活动;可是我感到自己是个年轻的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提高自己的大好机会,主动抽时间参加会议,我想主动地接受教育,清理一下这一段混乱的思想,以便更好地工作。
这个时候,在我的心目中,党、领导、组织,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完美化身。共产党员都是胸怀坦荡一心为公的。一个年轻的党员干部,一方面应该无所顾忌地放手工作,另一方面还要心胸坦荡地畅所欲言,只要是一心为党的事业就是说错了、做错了,上级会帮助自己改正的;现在的批判会正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好机会。
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别的我不懂,没有发言权,煤矿我可是学过也干过的。在此之前,我就对于在下边所看到的一些乱采乱挖、破坏资源,胡干蛮干、不讲科学,弄虚作假、欺下瞒上等等不良现象给地委的领导写过信;这次在会上更是慷慨陈词,在批判反党集团的错误言行的同时,我一方面主动检讨了自己的右倾思想,可我仍然坚持认为鼓足干劲不等于不要科学,反对右倾不等于盲目蛮干。当时有一个在县里也很少有人知道的小煤窑,竟然发来了日产万吨煤的喜报,我对此十分反感。在会上我很激动、很愤怒,用过一些“头脑发烧”、“吹牛比赛”、“犯罪行为”、“贻害无穷”等等很尖刻的语言。
我到底是年轻,缺少政治经验。在这当口,聪明人早已用厚厚的、符合当时政治气候的“革命外衣”,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了。他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话只能跟着形势说,内心世界是不能暴露的。那些从来不动脑子的人,更在庆幸自己的正确。
负责运动的容主任慷慨激昂地坚决反对我的看法,几个技术员对我的支持更使他心怀不满。在后来进行的关于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群众运动、党的领导、计划供应等等问题的辩论中,我仍然不识时务地以探求真理的态度,直言不讳地表达我的看法。同时,我挤时间学习理论,读革命导师的原著,日夜不息地学习钻研,为求真理我处于一种亢奋状态。我感到我这样做是对的,是实事求是、对党负责。共产党员在关健时刻要表现出自己的党性。同时我也感到通过这次学习,自己在思想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对当前的工作也有了正确的认识。容主任却说我“态度有问题”,几次弄得很不愉快。
在10月8日上午的会上,我又一次大胆而诚恳地暴露自己的思想。在与容主任又一次激烈的辩论之后,中午刘局长通知我暂且不下去了,在家参加一段学习;可是他又在下午的大会上几次表扬我敢于暴露思想是个好同志。
我当时仍然感到,这是党组织对一个年青的党员干部最大的关心和爱护,我受到鼓舞。这时我得了重感冒,浑身酸痛,腿上生的一个大疖子又化了脓,一只眼还红肿得睁不开,医生给我戴了眼罩,可我仍然坚持带病参加运动。我要学习保尔的战斗精神,可是我的党组织生活突然被停止了,我感到困惑不解。
10月14日,刘局长又找我个别谈话。说同志们反映我的思想上有些问题,和党没有共同语言,应当深刻检查一下,向支部大会做个交待。同时要我好好工作,不要有消极的想法。
这时我虽然不明白我的思想问题在哪里,但从内心里对领导的严格要求还是很感激的。可是,我的脑子很快就陷入了极度的矛盾状态。特别是当我看到了9月9日彭德怀写给毛主席的认罪信和毛主席当天对这信的批复,我糊涂了。原来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等等现实社会中的一切,不但都是对的,而且没有一点毛病。有点小问题也是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的,任何对此的怀疑批评都是错误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想想我亲眼目睹的那些事实,我简直不知道是非还有没有什么标准,到底怎么算对,什么是错?
可是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党就是真理,毛主席更是真理。任何与此不一致的东西都是错误的,这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我只能承认,自己以前的有些想法和说法肯定是不对的,尤其是在我听了地委一位领导关于年底前生产安排的大报告,更说明了我是错了。因为他讲到关于煤炭生产的要求,我内心里仍然认为根本做不到,我真的和党没有共同语言了。这只能是我错了,党还会错吗?我把医生给我戴的眼罩撕下来,写了一昼夜的检查,认真清算自己的错误。为了彻底交待自己的思想,我把自己的日记都交给了党支部。
使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1月5日的支部会上,容主任竟然拿出了一个关于我的严重错误的结论,交大会讨论。结论中的许多内容都是断章取义、添油加醋,完全歪曲了我原话的意思;有些则是我主动交待的过去有过的错误认识。他把这些编纂起来,再加以无限上纲,就成了一份完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状”。这是为了教育我吗?我懵了。
我这个当时机关里最年轻的、一直被群众称赞、领导重用的党员干部,竟一下变成了全局的批判对象。和我作伴的还有一个会计,是个复员军人。我听到别人揭发他的问题,大都是一些对领导不满、对转业安排有意见、自高自大、发牢骚说怪话之类的事。批判了一阵子,又让他写了检查,最后定了个犯“右倾错误”了事。我的问题可就不一样了,那些言论、观点都是“反对三面红旗”,“反对党的领导”,简而言之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敌我矛盾的问题。
记得在大会正式点我名的那一刻,我的头脑突然变得一片空白。我的身子像漂浮在云雾之中,不知要游荡到什么地方去;一会儿又像在灭顶的激流中打旋,周围只有激荡的水浪没有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好久才转过神来。听到容主任发表关于我的错误的结论性意见,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登峰造极,而且十分猖狂,和彭德怀的反党言论如出一辙,认定我就是“彭、黄、张、周线上的人”。可是,直到如今,这四位老人家,包括他们家里的人,我一个也没见过。当时我则连他们写的东西都没读过一篇,我怎么能成为他们线上的人呢?许多人感到惊奇,“年纪不大竟是那样的人!”
我心中不服,在走投无路中又去找大刘局长,记得我是第一次去找他,不过也没有第二次。刘局长听了我的申诉后好长时间没作声。后来对我说,大家的批判不管说什么你都得虚心地听着,反正最后会让你心情舒畅的。
我找了刘局长之后,容主任找我谈了一次话。他一边抠着踏在椅子上的一只脚丫子,一边两眼使劲地瞅着我,要我端正态度。没过三天,他就在会上宣布了,据说是上级批下来的对我的定性和处理决定:我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下放劳动,以观后效”。我怎么也想不通,我是一个满腔热血献身革命的青年,不到二十岁就在学校入了党,而且我说的都是实话,怎么一下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呢?我想不通,又去找地委,可是被机关党委的卢书记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顿。说起来也真怪,在这之后我反而又可以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了,这里边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我是说不清楚的。
有一点是肯定的,最后给我定的就是明确无误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本来是属于敌我矛盾,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还留在机关内。
回想一下往事是耐人寻味的。
当小刘局长在的时候,我常遇到刘局长要我去办的事容主任出来阻挠。不是“不急”,就是他还有事要我办。意思是,我不能隔着他接受局长的任务,可是技术组并不归办公室领导。
在小刘局长调走不久,我住的那间小屋就被局里要回了,给了另外一个新调来的会计,可他们也是一般干部两口人。把我们撵到礼堂后边的电影放映室去住,和一些临时从农村来的家属、十二个足以能反下天来的小孩子为邻。不久我爱人又被调到新成立的机器制造学校去教书,学校是在沅江对岸的德山。她工作紧张得只有星期六半夜才能回来,第二天清晨一早又要去赶江的渡船,我们一周只能见五六小时的面。
在我定了“分子”之后,局里把那间木板间隔的放映室也收回了,才垒起不到一年的窝没有了,我和爱人在沅江的两边,都住进了单身集体宿舍,而我爱人这时已经怀孕六个月了。我开始感到了人的冷酷无情;她更是绝对没有想到,和我这样一个一心一意干革命的青年人结婚,会有这样的结果。
我是一个学习狂、工作狂,似乎工作、学习就是一切,可能她爱的就是这一点。因为我是一个不会讨女人喜欢、体贴女人心的人。我非常爱她,但我的情感太粗犷,工作学习一忙起来我会不顾一切,不会温柔地关心她,更不讲究穿戴修饰,常让她在人前没面子。当我的学习、工作、乃至革命精神被组织上否定之后,在她眼里我身上还有什么呢?远离了家乡,丈夫又这样了……我相信,这时她一定是很痛苦的,甚至于有些后悔也不奇怪。
家庭的亲密和谐没有了,我在这个小家庭中的地位也一落千丈,我已经众叛亲离了。这是必然的,她正在要求进步。她是发誓再不进冶金煤炭局的大门了,星期六的晚上都是我过江去和她团聚,而且只能住一夜,一是我怕星期一早上赶不上船误了上班;二来是每次都要让她同屋的女职工到别处去睡把房子让给我们,怎么也不好意思多打扰。
后来,她们单位调进了许多职工,她们的宿舍里又挤进了好几个人,有的人甚至于在大教室里男女杂居。有一个星期六,她同屋的人实在无法为我们让房子了,她也无法为我找到借宿之处,只能让我赶末班船返回常德。
夜里,我冒着风雨、踏着泥泞,深一脚浅一脚地往码头走去。风雨声中听见后边有汽车鸣笛,先是一回头被车灯耀花了眼,后是车开过来泥水溅了我一身,汽车过去后,又把我抛入更加黑暗之中。我恼怒了,我骂人了:“车里是哪个乌龟王八蛋……”可弱者的本领也只有这些。我在风雨泥泞中大喊大叫,车里的人既听不见也看不见,舒舒服服地扬长而去了。
我感到了我的家庭就在这风雨飘摇之中,痛苦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夜深了,在冷冷清清的最后一班渡船上,我两只胳膊使劲地抱住船棚的柱子,我怕我一时冲动会跳到江里去。我还要活下去。
成了“分子”的人就像身上得了传染病,人人都忙着和我划清界限,就连那位平时对我殷勤得让我都有点害怕的女打字员,见了我也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了。尤其是她那种“原来你是这么一个人”的神情表露,引起我内心深处的无比恼怒。我周围的环境一下子变了,我感到同志的冷言冷语比敌人的枪弹还厉害。我痛苦地看到了,我渐渐地看清了人们之间的自私自利和勾心斗角,党内也有人挖陷阱,领导也在蓄意整人。
这时,我的思想矛盾到了极点。在这样的大形势之下,有时我承认我是错了,毛主席肯定的,彭德怀也认了罪,我怎么能对呢?我还在想,狠狠地整整我也好,免得我的错误思想影响了大家,这对党的工作是有利的。只要对党有利,个人的痛苦遭遇算不了什么。有人背后对我表示同情,我还向党支部汇报,要求支部做好他们的工作。我还主动地要求我培养的入党积极分子和我的错误划清界线,认真清理我对他的思想影响。无缘无故挨了容主任的训斥,自己还要以高度的党性原则来检讨对领导的态度。
这不是我现在编的故事,是当时日记的真实记载。这时的我,就像一个正在世外桃源里春风得意马蹄疾的人,一下跌进了万丈深渊,四面是壁,看不到出路。好在井口那里似乎还有点光,我还没被开除党籍嘛;不过我也知道,这个深渊,怕是我自己再拼命挣扎也是爬不出去的。
容主任要我和过去的错误一刀两断重新做人。我承认犯了错误,大家也都这么说。可有时我又不知道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我实在说不明白,我说的都是我亲眼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我到底错在哪里?我苦恼极了,不过,有一个信念在始终支持着我,我的一切,总有一天党会弄清的。党不是哪几个人的,我相信。
“反右倾”运动激起的革命干劲,在常德市发酵了。只要是领导提出的任务,别管多么荒唐,没有不接受的,都是忙不迭地说:“好的”、“要得”、“保证完成任务”……接下来的那些日子,各厂矿的生产报表都是日新月异,生产的发展又在不断地“放卫星”。
奇迹在不断出现,大街上的报喜队天天挤成了一团,红旗像海洋,鞭炮锣鼓震天响,到处都是报喜的人,就是夜里也不时地听到响彻云霄的鞭炮声。那广播大会、电话会、群英会一个接着一个。好消息不断地传来:这里建成了钢铁基地,那里出现了新兴城市。中国的第二汽车厂要建在常德,43万千瓦的拓溪水电站就要发电了,300万千瓦的武祥溪水电站就要开工……人们都陶醉了,不到过半夜一两点钟哪有上床的。“反右倾”无比正确,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1959年的除夕,我是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在丧魂落魄中度过的。1959年,我经历了一生中第一次大起大落,家没有了,孩子要出生,爱人有怨气,同事躲着我,我的身心都没有了安顿之所。我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慨更不知了去向。剩下的只有默默地干活、读书,读书、干活。不知出于什么心情,我把这一天的日历撕下来夹在了日记本里,至今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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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分子”的日子里之一

1960年春节前,是我在湖南最难过的日子。我虽然已经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能参加正常的会议和活动了,就连《湖南煤炭工业》杂志要我当通讯员,容主任都不准;可大量的业务工作还是压在我身上,有些工程设计和技术性工作,别人一时拿不起来,我仍然被大跃进压得透不过气来。
除了业务工作,我还要在大院里当电工、当炊事员、修自行车、烧茶炉、打扫卫生、干杂活,还要为矿上修理瓦斯检定器……似乎谁有什么事都可以喊我,因为我已经不是和别人一样的人了,是“分子”,要劳动改造。后来又要我研制水泥排水管,没有任何设备,我自己张罗了一套木模具,一个人在礼堂后边的空闲处编钢筋、砸石子……
那时的我,似乎进入了一种亢奋状态,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有时两天才睡一次觉。冷了就弄点木柴烤烤火。夜里饿了就吃点面糊糊或地瓜汤。为了省些钱给未出生的孩子,那时我一个月坚持只花10元钱的伙食费,菜票吃完了就吃咸菜。有一次,我准备当一顿菜吃的咸菜被老鼠偷吃了,只好吃光米饭。我不到食堂去吃“宵夜”,因为我为他们干活,食堂的师傅同情我,常给我些“照顾”,共产党员不能多吃多沾。
我只能一刻不停地干,一空下来脑子就出神,想像出一些悲凉凄惨的故事情节:我死了,孩子生下来没有见到他爸爸。发丧的时候,不懂事的孩子用手抓着头上的白布要拽下来,妻子木然地望着那白色的棺材已经无泪可流了。没有人参加我的葬礼,只是远处有人在窃窃私语:“他怎么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呢?”……一想到这些,我自己就满面泪流了,有时甚至哽哽咽咽。我天天如坐针毯、度日如年。
我不管怎么干也一无是处,每天都要受到容主任的斥责,他是立场坚定敌我分明的。可是有一次,容主任当众训斥我之后,背后又对我说:“对你的结论有什么不符合事实的,你可以在支部会上说明。”当我信以为真,在会上说出了哪些内容不符合我的原话时,招来的却是一阵猛烈的批判炮火。“那些话的意思是差不多的。”“那些话就算是你嘴里没说,心里也一定是有的。”“组织上对你这样宽大,你还不老实!”……事后我觉悟了:我太傻了,怎么就不想一想这是什么时候?大家都在干什么?谁都要争当革命的积极分子嘛!在我和容主任之间,难道还会有人站在我这一边吗?从那之后,我再不对人谈这些事了。
经过了这一番摧残,我不再相信党内有民主,可是确相信党内有坏人。我学会了见人低着头,遇事绕着走,安分守己,明哲保身。我再不是过去的我了。
爱人正在要求进步,她在报上看到的、会上听到的、领导天天讲的都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何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她不会理解我的心情与处境,见了我只是哭。还说我变了,不是过去那个积极上进的人了,都是我自高自大惹得事。她以前见我衣冠不整,会发出关爱的讥笑,还会马上帮着我装饰一番。现在见我这付样子表现出的却是一种厌恶与恼怒的情绪,并会毫不客气地给我一通指责,而且很快会由批卫生转到批政治,当然更不愿意我亲近她。我想,今天爱人不理解我,将来说不定孩子也不原谅我。我已经成了大路边上任人践踏的草,还有谁把我当一回事?
我反复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可我心中的疑问总也找不到答案。
大跃进、大炼钢铁、一个一个的大办,明明是用党和领袖的威信,自上而下地运动群众,为什么硬要说成是“自发的群众运动”呢?
有些问题明明是上边压下来的,是领导干部瞎指挥和强迫命令造成的,像益阳煤矿盲目地劈了半个山没见到一点煤、羊耳山煤矿的井口利用率只有三十分之一……为什么非要说成是“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的”呢?
工作中的一些非常严重的错误,为什么连说一说都不允许呢?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还算数吗?
我百思不得其解。似乎真理就是权力,权力就是真理,真理就在掌握权利的人手中,这在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内应该是这样吗?我陷入极度的苦闷之中。容主任还不断在大会上声色俱厉地要我继续反省。
我天天要忙到过半夜才休息。有一天夜里12点,该办的事我都办完了,也实在太累了,我就回宿舍睡下了。
我刚刚躺在床上,有人大声地喊着我的名字敲门。不知出了什么急事,我赶忙下床开门,通讯员说容主任叫我。我心惊肉跳地穿上衣服,边走边结扣子,跑到容主任的办公室。看到他正懒散地坐在他的转椅上左右转动着,旁边还放着一个大火盆。见我进门,先是两眼瞪着我沉思了一回,接着开了腔:
“刘炳南坐下!”接到这个命令,我惶惶然急忙找地方坐下。
“你说K4锅炉里有没有2寸管子?”明显的是无事找荐的口吻。我是学采煤的没有学过锅炉结构。在严问之下我只好马上站起来说:“我去查一下图纸,”像一个童养媳。
“不用去了!”这时他怒形于色,我不敢再坐下了。
“我问你,什么时候睡得觉?”开始问案了。我只能如实答对是12点。
他用力地拍了一下桌子,我吓得身上一颤。
“怎么12点就睡觉?”这口供我可不好回答了。他又开始了声色俱厉地训斥,一个小时之后才算休庭,大概是他累了。
这场训话结束之后,我回到办公室,从抽屉里随便拿出一个卷宗打开,随便抽出一份文件看起来。我能看得进去吗?我在想、想、想,整个大楼都漆黑一片了我还在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容主任为什么要这样?共产党里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出来为我说句公道话?
在我看了很多马列和毛主席的文章,仍然找不到问题的答案之后,我也不再想弄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是为什么了。我渐渐地由狂热而转入自暴自弃。我无法再在局里当这个干部了,四面八方的白眼我受不了。我要求去当工人,干什么都行,只要不再动脑子。
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我就要被孤独和苦闷压垮的时候,八三煤矿被水淹了,王矿长点名要我去帮助排水。局里的领导(不会是容主任)大概认为这正是我劳动改造的好地方,同时他们也派不出什么得力的干部去救急。1960年春节的前两天我到了八三煤矿,衣服没换就下了井。
年除夕我是在八三煤矿井下,有着60度高温的蒸气水泵房度过的。水泵房的工人都是赤条条的光着身子,我也热得像在蒸笼里,衣服可以拧下水。可此时的我,觉得像是出了笼的鸟、漏了网的鱼那样自由自在,我出了“监狱”。
矿上所有的井都被水淹,一吨煤也不出了。工人们急得不得了,认识我的基层干部见了我,有的还说“对不起领导”的话。有的工人为了争取时间,冒险带电移水泵。有一次排水管出现漏水,有个工人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褂子用铁箍子箍在管子的裂口上堵水。苦干实干的精神使我感动。
可是到矿上的办公楼看看,那里的干部似乎对这一切都感到无所谓,啦闲呱的、打扑克的,个个笑逐颜开。尽管当时用电十分紧张,技术科还有一个技术员在搞电炉子取暖。好像井淹了与他们无关,他们正好休息一下。真奇怪,在这里已经看不到一点大跃进的踪影了。
我到了矿上之后,就和王矿长、杨科长、机电车间主任等人挨个井摸水情、设备状况、供电情况,制定排水计划,组织排水力量,有一天我下了5次井。领导上采纳了我的部署意见,年初三,全矿排水转入大反攻。
己经没有什么几小时工作制的问题了,除了吃饭,我都盯在几个井筒里的排水泵前,有时和矿长一同值班,成了矿长的直接助手。
王矿长待我很好,有时看我太累了,就让机关食堂给我做个好菜,还弄一点酒,让我喝得晕乎乎的,能好好睡一觉。记得有一次,食堂给我弄了一小盘炼猪油的油渣子,太好吃了。
什么叫一醉方休?这时我可有切身的体味了。什么叫患难之交?这位矿长就是,尽管他主要还是为了尽快恢复生产。什么是拼命工作?我这次是有意的,我在想,人在第一线累死了,总该能说明问题了罢!?有一天发现一个井口变压器的油漏掉了一半,直接影响了井下水泵的起动。我带电给变压器注油,那是稍不留神就会要命的,大家都为我捏一把汗,此时,生死于我已是无所谓了。
我还是不能闲下来,一闲下来,脑子里又会涌出一些让我悲愤不已的故事情节,使我的感情不能自持。我只能一天一天不停地干。
在矿上,工人们对我的态度看不出有什么变化,还是有说有笑十分信任我;不像煤炭局那些政治水平高的机关干部,像对待传染病人那样老远躲避着我。大概是因为工人没文化、觉悟太低吧?此时我感到像被挂在井壁上,向下看,黑魆魆深不见底;抬头看,还能看到一些光亮。我要左冲右突使劲扒住,尽管凭我自己的力量攀不上去,但我绝不能松手掉下去。我心中的火并没有熄灭。
春节过后,大刘局长也领着一些人到矿上来了,据说地委管工业的书记还要来。他们看到一周之内排出了4万多方积水,各个井的水都退了。我到矿后的第十天,有的井口开始有工人担煤上来了,自是高兴。不过他没有找我谈过。有些同来的局里的干部,看到我在这里依然得到矿领导的重视、工人的拥护,对我的态度也有了变化,我又看见他们的笑脸了。我对他们的这种笑脸很厌恶,不过我也学狡猾了,我就来个用你怎么笑我也怎么笑来应对。我当了“分子”之后瞧不起这些人,特别是那些自认为比“搞业务的”高一等的“搞政治的”人物,他们除了耍嘴皮子整人,会干什么实际工作?他们来干什么?
这次意外的遭遇,对我心灵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就像一个孩子本来在做好事,却被不分是非的父母暴打一顿。虽对父母恨不起来,但怨气是很大的。我在 1959年12月1日的日记里留下了这样两首诗:“夜半萧萧北风紧,寒窗瑟瑟雨淋淋。艳阳总被乌云遮,阴阴冷冷心沉沉。”“何处是前途?何处是归宿?生死两茫茫,人世何所趣。”在那天的日记中还夹着的一张纸,上面草率地写着这样一些字:
        啊妈妈,这是为什么?
        你的儿子无限崇敬您,
        您为什么不爱他?

            啊妈妈,这是为什么?
            你的儿子时刻思念您,
            您为什么不想他?

            啊妈妈,这是为什么?
            你的儿子日夜呼唤您,
            您为什么不理他?

            啊妈妈,这是为什么?
            你的儿子为您去牺牲,
            您为什么不疼他?

            啊妈妈,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
我头上的“帽子”,在矿上人们的心目中渐渐消失了,我又赢得了矿领导的支持和工人的信任。可是这样一来,矿上也就更不放我走了。王矿长给大刘局长提出来,要把我留在矿上,可刘局长说八三矿属桃江县领导,调到矿上怕被县里调走,还是人在矿上工作,关系放在局建井队为好。怎么?我这个“分子”还有人争吗?看来人只要有点用处,面前的路总是宽一些。
被淹的井出煤了,我也累病了。可是来督战的刘局长,2月10日又要我去在这里建新井的局建井队,组织他们井筒过流沙。
这时,我已经两个多月不对外通信了,2月28日我接到了妻子的来信,她告诉我,这个月的14日她生了一个小女孩。她还说,现在是四家合住在一间屋里,几乎没有什么营养品,一个北方老乡用自己的粮票给她买了5斤面。她现在还没找到保姆,因为伺候月子要价太高,一月15元,她半月的工资还不够。
看到这封信,我的头深深地低下了。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更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我没有资格受到她们的尊重。可是我在这里拼命地工作,她也是个全心全意为学校效力的人,我们没有资格得到一间小屋吗?后来我还知道,她们单位来过两次电报都被局长压下了。是啊,工作第一,可那第二又排在哪里呢?
到了建井队我又是日夜操劳,在井下我总是冲在第一线,技术上做指导,工作上做样子。因为大部分是些新工人,有危险的时候我让他们在后边给我看着周围的情况,我到前边去处理。有时上井后全身都是泥水,孩子见了说我是个鬼。工人休息的时候我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给他们听,鼓舞他们的斗志。这本书我这是看第四遍了。工人们很信服我,二十多天之后,井筒突破了流沙关。我们到党委报喜,党委奖励全队10盒“德山牌”香烟,一人只能分两支。我说太少了,有个老工人说不少,一支可以顶他们三支“啦叭筒”,多了没得用。
在建井队,我的最大乐趣是听方队长讲战斗故事。他也是从山东淄博矿上调来的,和八三矿上的杨科长差不多年纪。他是个老工人,也曾是当地“职工抗日联合会”的老战士,有14年党龄了。高兴的时候就给我们讲些“三支钢笔进山东”、在井底下弄死日本人后垒到矸石墙里去、夜袭矿警队等故事,很有意思。当年他因为有一次夜间行动穿了件白褂子吃了亏,至今晚上不穿白衣服,说是“目标太大”。他有技术,又能苦干实干,很受大家的尊敬,可是脾气也大得让人害怕。
直到3月6日局长总算开恩了,让我回常德去看看我初生的女儿。我到了常德,坐渡船过沅江到德山正在新建的汽车工业学校。这时她们又搬了家,住在一间比教室还大的仓库里,有七八个用被单或蚊帐间隔出的空间,每一个空间就是一户人家。我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属于我们的那个空间,妻子不在,听同屋的人说,她生育后不久就在积极为学校做事。后来我又听说,第三十天上又带领学生去参加劳动,而且是站到沅江的水里,从木排上往岸边运木头。落下了个腿痛的病。
我看到女儿静静地睡在当地的一种摇窝里,腮上涂着胭脂,眉间点着一个红痣,身上发出一种令人陶醉的奶腥味。她醒来了,可并没哭,还似乎要笑笑。白白的小脸,小脑袋忽而转向这边忽儿转向那边,猴儿似的一对眼睛一闪一闪的。虽然身子被两层小被包得严严的,还可以看得出她那被束缚的手脚的挣扎,有时甚至因为用力,脸都会红起来。
我一边欣赏着这小宝贝精彩的表演,一边力所能及地为妻子做一点好吃的。正在这时她回来了,初生的孩子缓和了我们紧张的夫妇关系,我看到她满面春风。她没有埋怨我,她会知道,绝不是我自己不愿意早回来。
我从她的口中知道,这孩子出生在德山的职工疗养院,在院婴儿的编号是15,出生的重量是6斤半。她还说因为等着报户口给孩子领口粮,又不知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先给她起了个小名叫“丽玉”,大名等着我来起。
孩子的名字我是早就想好了的,响应周总理的号召,我们只要两个孩子,名字叫“克勤”和“克俭”。可是,我看着她们母女当前的处境心里一阵酸楚,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我实在是无地自容。已经有了孩子的三口之家,只有在大库房里一条被单围起来的两张床大小的面积。什么时候条件才能好一点,哪怕先有一个小棚子,就是在山东矿上我住的那个小厨房也行。
我现在又能为她们做什么呢?还是老老实实干活吧。生炉子、做饭、看孩子我全包下来,笨手笨脚地一天忙个不停。只是洗那屎尿片子我实在难为情,山东的男人是不干这个的,妻子吩咐了我一次也就不再让我干了。只是这保姆的活我只干了四天就又接到命令出发了。
我的爱人,原来怕影响工作是下了决心几年之内不要孩子的,可这次有了孩子他还是很喜欢。我对她说这孩子很可爱不怎么哭,有时还像要笑。她却不安地对我说,不仅是像笑,有时还笑出两个小酒窝来;在家听老人说,这是阴间有什么人叫她,这样的孩子怕不好养活。
她把我们全部的储蓄都拿出来,用在孩子身上了。孩子的摇窝虽说是个旧的,可很漂亮,紫红色的油漆,镶板上还有金色的花纹。这是我们这个小家买的第一件家俱。这一个物件她一星期的工资是不会够的。
她一天要检查几次孩子的头,看看是不是睡扁了。有一天孩子的一条腿没伸直,她就心惊肉跳怕孩子的两条腿不一般长。见了有病的人她就老远就躲着,怕对孩子不好。孩子一不愿意吃奶她就急得不得了。对于请到的保姆会不会带孩子,更是她的头等心事。真正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还有什么能超过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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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那一条鸡腿

1960年的 3月6日,当我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从下放劳动的桃江八三煤矿获假返回常德,去见我出世已经二十三天的女儿和正坐月子的妻子。
天正下着像筛子筛过一样的细雨,我穿着一身破工作服,两手空空,口袋里只有几角钱,心情比天气更糟糕。汽车快到益阳时,我站在资江的汽车渡船上,心烦意乱,沉闷中在自己随身带的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几句感怀:“昔日翠岗鸟啾啾,碧水青山无尽头。今朝愁肠何处诉,漫天江雨暮行舟。”
下午到了常德。我总不能提着十个指头去见她们,只好跑到旧货商店去卖掉了我们一家人惟一贵重的“固定资产”,我手上的一块很旧的手表。那表的黑色表盘上标的是瑞士产的,15钻,只是胡子太长了。夜晚睡觉不敢把它放在枕下,因为它声响太像个小工厂,会影响睡眠。
我找到了一家寄卖店,店里的一个老头拿着放大镜看了一阵子之后对我讲,要挂上小纸签放到柜子里寄卖,可以多卖一点钱,要现钱只能给三十元。我明知商店有点乘人之危,可我身上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换钱了。而且这只手表并不是我的,是岳父送给我爱人的陪嫁。为此,她埋怨了我好几年,可我当时的确是别无出路。
听我爱人说,她生孩子只得到了一斤红糖、一斤鸡蛋的营养品。一个姓李的老乡,用自己的粮票给她买了五斤面粉,其它都是跟着食堂吃大锅菜。她一天到晚都觉得饿,奶不够,只好给孩子喂大米糊糊。
我拿着那手表换来的钱,先从在街上碰到的一个农村妇女手中,花十五元钱买了一只说是正在下蛋的老母鸡。后来听妻子说那鸡是不值那么多钱的,那农妇见我急着买,风雨中又没有第二只,她就卖了高价。我又到商店买了几件锅、碗、瓢、盆什么的。想买块马蹄表好上班看个点,问了一下要5元钱,没舍得。急忙过江到德山去,在机器制造学校的一个大屋的角落里,找到了属于我们的那个用被单围起来的小空间。看到了正在熟睡的女儿,乘爱人不在,我就赶紧杀鸡熬鸡汤,除了鸡毛不能吃,连鸡肠子也舍不得丢。
当我高高兴兴地看着爱人从怀孕以来第一次喝上鸡汤的时候,我又把那只宝贵的鸡从汤里捞出来,用筷子插了在煤球炉子上烤。我想烤成烧鸡的样子,让爱人吃着更高兴,自己是连一口汤也舍不得喝。
这个地方的空气里可能很久没有这样的成份了,我万万没有想到,那烤鸡的香味,引来了一只两条腿的大馋猫,她们学校的一位当地男教师。那位男教师一边说着真香真香,一边大步流星地走进大屋里来。当看到他的同事跟前有个人在烤鸡时,就一屁股坐在我们旁边的一个小椅子上。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手中的鸡,口中不住地夸我的手艺,还说北方人都是如何地会做饭,男人比女人还强。南方人是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的等等等等。
我爱人可能许久没听到过别的男人夸奖她的丈夫了,肯定被这位男教师的一席话说得心花怒放,就不经意地说了句:“你尝尝怎么样?”谁知她那话还没落音,冷不防他已从我手中拿的鸡上一下撕去了一条大腿。
我初来乍到,不知老兄为何人,不好说什么,可心里痛得直想掉泪,好像那条腿就是我的。那人满口流油、狼吞虎咽地吃下了那条鸡腿之后,还像鱼缸跟前的猫那样,两眼还盯着我手中那只少了一条腿的鸡。
我看事不好,一边对我爱人说:“我们没有钱再买第二只鸡了,你就留着自己多吃几次吧。”一边把鸡尽快地放进刚买的铝锅里,塞进了床底下,那是我们最保险的地方。那人又咽了一阵唾沫,说了一阵那鸡如何地好吃之后才讪讪地走了。
待那人出了门之后,我埋怨爱人真舍得。她也后悔地说,我哪知道湖南人这么大方。那个年月,即使来了至亲好友,最好的招待也不过是让他把肚子填饱。在经济困难的那几年,吃顿饱饭就是一种奢望,像这位老兄这样,在一个勉强生存的人家,吃坐月子的人用手表换来的烧鸡,无异于如今要打工仔请满汉全席。
湖南人大方的事后来我还遇到过一件,那是两年后我调到羊耳山煤矿工作的时候。羊耳山是一个小矿,我担任生产技术股长,经常和各个采煤、掘进工区的领导打交道。有一次,我记不清是怎么弄到了一点油渣子,家里还有点豆芽、白菜。这天中午爱人用它们包了6个大包子。说是让我吃4个她吃两个。
刚蒸熟,一位工区主任来了。进门来他笑逐颜开,既不看我也不谈工作,两眼直盯着锅里正冒着热气的包子,口里几乎要流出涎水来。呆了一会,他对着我爱人开口了:“是你做的吗?这包子可真香。我从来没闻过这么香的包子……”不知是出于虚荣心还是怜悯?我爱人居然又说了一句:“那你吃个尝尝?”那位主任一听这话,别管这话的后边是问号还是句号,毫不客气地伸手就从锅里拿了一个包子。他也不嫌热,站在那里头不抬眼不睁,狼吞虎咽几口就下肚了。
我被他的这一举动弄得不知所措。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位主任靦着脸对我爱人说:“真好吃,我再来一个!”不容分说,伸手又从锅里拿了一个吃了起来。这下我意识到危险之所在了。赶紧把锅盖起来,笑着对他说:“来坐下,说说有什么事?”
把这位主任送走之后,我俩可犯了愁,这饭怎么吃呢?最后还是她只吃一个,让我吃了三个,她说下午我还要下井。要不是我当机立断,手急眼快地抢救及时,我们中午这饭怕是吃不成了。
有一次我和别人说起这件事。他们对我说,你们也太没有经验了,在这里,吃饭时来了人那锅是不能揭的,要不就干脆吃饭时插上门。
这大概都是人们长期吃不饱逼出来的。我想,今天在湖南就是吃山珍海味也不会再出这样的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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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分子”的日子里之二

我这个已经是“下放劳动,以观后效”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还是公务缠身忙得不得了。我在孩子出生二十几天之后,才获准回到正坐月子的爱人身边,可是,到了第四天,局里又要我到益阳和桃江县去出发。我很不情愿,可是头上戴着紧箍咒,更得好好干活。
益阳和桃江,当时还都是常德地区的两个县。
益阳我去过多次,从常德乘汽车到长沙要经过那里。那是一座很幽静的小城市,一条长长的石板路沿着资江曲曲弯弯,山清水秀绿树掩映,美不胜收。
桃江县听说是天下有名的美人窝,好像还有一支歌宣扬这事。我从没去过,这次有幸去见识一下,只是心情不大好。
在湖南,春秋两季出门少不了“三件宝”,就是胶鞋、雨伞、破棉袄。这两个季节,常德的天气阴雨的时候多,又一天几变让你捉摸不定。太阳一出晒死人;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来上一场雨,风一刮又像回到了冬天,地上的泥更是让你拔不动腿。开始我们不懂,吃过几次亏,还被人戏落:“山东人,好大胆,竟敢出门不带伞。”
车票是早上7点30的,这天早上又下起了雨。乘车的人们都阴沉着脸,一早就在汽车站候车室那个大房子里等着来汽车。
8点30了还不见车的影子,人们就坐立不安了,听见一点动静就赶紧跑到门外去看看,是不是车来了。9点30了还没来车,人们骂起来了,什么难听的话都有,可是车站的人不理不睬。一阵激动之后,大家又垂头丧气地坐下了,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算吧,有什么办法?
我是早就知道汽车站是消耗生命的地方,每次出发都带两本书,车来早来晚都无所谓,我看我的书。不只是等车,出差浪费时间的事太多了,排队买票、汽车抛锚、开会不办公、星期日不上班、领导不在……尤其是等长途电话,那时有句怪话说“打电话难,难于上青天,弄不好要精神失常。”……就是吃顿饭也要先坐桌、后买牌、再等饭,不准备一小时时间也难完成。这些时间我都用看书来填充。看书好,可以长知识、度时光,更可以驱逐内心的苦闷与烦恼。
这一天是直到中午以后车才走的,当晚住在益阳汽车站边的一个木板小旅社里。
第二天办完了事又往桃江赶。到桃江天晚了,转了半个县城也找不到地方住,只好住在一个澡堂的过道里。再去晚了那里也没空地了。真是“知他今宵宿在哪里,有梦也难寻觅。”
这晚又是下了一夜的雨,可把我冻坏了。睡不着,忽然想起陆游的诗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个岁月杏花怕是没人卖,一街烂泥倒是肯定的,应该是“旅店一夜听春雨,大街明朝烂泥巴。”
清早醒来,听到街上达、达、达、达地响,声音很大,像是过马队。隔窗一望,原来是行人都穿了一种高高的木鞋,鞋底上钉的铁踏在马路的石板上,发出了如此奇妙的声响。看来桃江人对付路上的烂泥巴早有祖传秘方。
吃早饭可真费了劲。走了几家饭店,都是只卖一种用大米糊糊蒸的粑粑。吃什么无所谓,那排队的程序可真要命。每家饭店门口的队伍,无一例外地伸到大街上。进了店还要八人坐满一桌,服务员才来卖牌。有了牌还要在那里坐等发粑粑,时间长短不一定。我看那买饭的,基本上都是些睡眼惺忪的当地人,有的还拿了篮子、盘子,这里的人早上自己不做饭吗?可能是美人们春眠不觉晓吧?
入乡随俗,我除了用看书打发时间别无办法。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我才得到我那份粑粑。问有没有喝的,得到的回答很明确而干脆:“没得!”我看了看手中的巴巴,也自觉多问,这玩艺儿,粘乎乎的,水分足够了,还要什么喝的!
到桃江县委的驻地那可真是一个好地方,在突出到桃江里的一个小山上,江水环绕,绿树掩映,宁静优雅。那些女工作人员长得如何我倒忘记了注意一下,脑子里没留下什么印象,实在可惜。
这次出发,我的心灵得到了一次很大的安慰。原先我只知道我的生活很艰难,勉强度日,在外边什么便宜吃什么,一天不能超过5毛钱。那天晚上在住处听人说,桃江县为了完成储蓄任务,职工都扣了40%的工资。我的心理得到了一些平衡,好在还没有人扣我的工资。不过,桃江的女人美在哪里,我还是没有心情研究的。一夜难眠,第二天又为填饱肚子费尽心机,两眼只盯着哪里有吃的,没有心思看美人。这不是,留下了一生的遗憾。
完成了任务回局复命。那个曾经让我热情奔放的冶金煤炭局大院,如今变成了我心头的梦魇。进了门就像鸟进了笼,这里我是不能再呆了,会把人憋出病来。正好这时局建井队接到任务,要成立一个分队到慈利县的苗市煤矿去建一个新井。这个消息让我心动了。
进入1960年以后,当地的煤炭更加紧张了,在人吃不饱的同时,很多工厂也都在挨饿。全国都缺煤,北方的煤运不过来了,而湖南省的煤还有支援“两钢”的任务。为了尽快提高常德地区的煤炭产量,地委决定要新建7对矿井,慈利县的苗市煤矿的这个新井就是其中之一。
也正好局建井队的方队长和周书记不和,两人就像冤家对头一样,见面就吵架。领导决定把他们分开,一人管一摊。在我的要求下,局里同意我去了由方队长分管的,新成立的建井二分队,到慈利县苗市煤矿去建新井。在这之前,我曾按照局里的通知,在桃江的事办完之后,代表局里,顺便去查看过这个新井的位置,对它有了一些了解。那是湖南省煤炭设计院设计的,年产15万吨的一个斜井。
说走就走,回局复命的第二天,我就告别了刚出满月的爱人和女儿,和方队长一起到了慈利县城。在县招待所里无意间见到了一个神经病人。看那气度是个很不平常的中年男人。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跟着他,任他大喊大叫:“我说的是真话,你们凭么批判我。”“我要上北京……”听周围的人说,他是湖北省哪个县的县委书记。我听了之后难免有兔狐之感,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那次“反右倾”不知涉及了多少人。
在慈利县城呆了不多会,我们又朝石门县方向坐了一个半小时的汽车,到了路边有一棵大樟树的苗儿峪车站,司机要我们就在这里下车。我看到车站的对面路边竖了一块大牌子,上写着“╳╳公社万头猪场”。我好奇地进去看了一下,可是数到30多头就没的数了。
问讯车站上的一个老头,苗市煤矿在哪里?他漫不经心地指指车站靠着的大山说:“不远,过了山就是。”这位老者不在意的这座山,我们可是张口气喘地爬了一个半小时。到了山顶,我们看到大山沟里的一堆房子,那就是苗市煤矿吧?不错,这就是那个全靠人力,一天从井下拖上几十吨煤来的苗市煤矿。
很快, 4月10日就在苗市煤矿成立了新井建设委员会,真是大跃进的速度。说来也怪,尽管我还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竟然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还具体负责新井开工事宜。在4月11日举行的新井开工典礼上,我还是这典礼的“总指挥”。到会的不过一二百人,没有买到鞭炮,是民兵用放步枪代替的。枪声在大山里回声不断,接着就开挖井口,完全是手工作业。
建井二分队有四个干部,除了分管的方队长,还有二分队的孙队长,我是技术负责人,另外还有一个机电技术员。
我这时可谓心烦意乱,很想利用这陌生环境里的繁重劳动来麻木我的神经。有空给工人讲讲技术课,也可以使自己的精神得到些安慰。妻子、女儿的事我都不敢想了,只能是尽力刻苦自己,省些粮票和钱给她们,尽上我能尽的义务。一个23岁的青年人已经没有了性欲。这时妻子很少给我来信,来了信我也不愿意看,因为那些大道理我看了憋气。
为了孩子的出生,我两个月没给老家寄钱了,母亲来了一封信,说她知道我的难处,可是家里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让我委曲一下多少给她寄点钱。我看了这封信真如五雷轰顶,我最了解我的母亲,不到万不得已,在这种时候她是绝不会给我写这样的信的。我痛心疾首,我还是个人吗?5月份工资发下来,我一次给母亲寄去了40元,这一月我自己只剩下4元5角钱了。没什么,总比红军长征时好。从此我开始学南方的农民,光脊梁、打赤脚,反正在一个大山沟里无需讲究,更不管队里的女职工怎么说我。
这党的政策让人琢磨不透,在我身上怪事不断,我又被确定为大队的技术负责人,在分队只负责技术监督与指导;不过这“官”我一天也没当,还是天天下井干活。
有一天,说是上边来了人,要和我谈话,我只好穿上妻子刚给我寄来的一件上衣,还借了别人的一双鞋,这下成了全队的大新闻。有人说我是要去找对象,还有人说我经过这一打扮,增加了美度0.1%。方队长说:“这才像个技术监督的样子。”
苦中也是有乐事的,这年的4月18日是农历的3月23日,是我的生日。我无意中想了起来,可队长知道了一定要给我过生日。一伙工人上山给我拔回了一些野韭菜,矿上的食堂送给了我4斤面粉。在这个大山沟里,又是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一个不走运的人过24岁生日竟然吃上了水饺,真是匪夷所思。这天晚上,几个偶尔填饱了肚子的人,高谈阔论忘乎所以。
1961年5月4日,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丁力的长篇文章“谈孙友田的《煤海短歌》”,使我大吃一惊。在学校时他是《前进报》的诗歌编辑,离校几年如今成了全国知名的青年诗人。我这个当年的总编辑,今天却是如此的穷困潦倒。
平时我是尽量苦中寻乐,静下来的时候,伤感的情绪也时常笼罩着我,顾影自怜。在我当天的日记里发现了这样一些文字:
      离别到这里,
      不知多少年哟,
      悄悄向远方,啊,
      望了又望,
      眼前只是一片,
      辽阔和渺茫。

          千里迢迢,
          独自一人流浪,
          暗暗向明月,啊,
          想了又想,
          爹娘知在何方,
          惆怅和心伤。

          什么时候,
          才能回到可爱的家乡?
          夜夜的迷梦,
          日日的冥想,
          可爱的家乡。

          什么时候
          才能见到年迈的爹娘?
          霜染的白发,
          枯干的泪痕,
          我的爹娘。
          ……  ……
这时的我已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十足了。在那段时间,我感情虽然受压抑身体可是很好,很少得病,有点头痛发烧多吃半斤米的饭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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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撑过来了

这个苗市煤矿新井的建设,是真正体现了大跃进的精神,敢想敢干。没有任何机械设备;从让我这个戴着帽子的助理技术员来当技术主管,更可见施工力量的单薄;再加上材料供应没有一点保障,可以说根本不具备施工条件。
这个新井的井口位置,设计在一个山脚下的低洼处,而且是顺着山势往下掘斜井。这样井筒就要穿过厚厚的泥沙和大小石块构成的“山前坡积”,接下去还有大段的松散风化岩。南方的雨水多,被水浸透了的这些松散的东西,对斜井的支撑形成了很大的压力。被松动了的土层,大雨过后有时还形成泥石流。当时用的木支架是无力承担的。
为了边掘进边砌碹,队长要我赶快画个碹胎图,并要马上加工制做。由于来的匆忙手头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我去找矿上的技术员小李,向他要三心拱的数据。
他是58年北京矿业学院的毕业生,而且一表人才;听说他有个哥哥还是上海市的大干部。可是,一个本科毕业生守着这么一个原始的小煤窑,实在也没有多少业务可干。他又不愿意插手干别的,索性整天关在屋里看书,过着一种孤独而又无聊的生活。
我去找他要资料他很高兴,拿出一个小本本在我面前晃了晃说:“我这里边有的是宝贵的数据,可在这里有什么用?今天是你来了,别人来我才不理他呢!”
在这大山沟里砌碹可又难了,别说水泥,砖石也没人供应。矿上有一部汽车,原说是主要归建井队使用,实际上县里借、公社里用、很少在家,有时坑木也供不上。
斜井筒边掘边垮,前进了30多米之后就再也无法进行了。大雨一场接着一场,井下的压力越来越大。建井队的几十个人天天在泥水中拼搏,个个累得筋疲力尽。眼看着三四十公分粗的木支架被压垮,大家又急又气,骂天骂地一筹莫展。
就在这个时候,局里来了一个文件,要我抽时间到相隔20多里的广福桥去,再给那里设计一个15万吨的矿井。我真不知道上边是怎么想的,我的情绪简直糟透了。老毛病难改,我忘了我是一个戴着帽子的分子, 6月2日,我直接给地委书记写信汇报了这里的实际情况。
过了不几天,6月17日地委检查团来了。带队的一位杨部长找我谈话,倒是和颜悦色,可是要我不要有委屈情绪,“要以吹毛求疵的精神找自己的毛病”。
这时也有人劝告我,对上边的人不要顶,顶就要吃亏。只要你感到有理,你就慢慢地等吧,树叶总会落到树底下的。这是我第二次听这句名言了,第一次是小时听祖母说过。
冶金煤炭局的容主任也随检查团来了,我是一听到他的名字头就大。他对建井队的领导说,进度上不去只能分析思想不能说别的。他严厉地提出了要求,要井筒月进度100米。地委检查团面前谁敢说什么?人家沙木桥公社的领导,是带着一千多干部群众老远在路边下跪迎接他们的。
可是,他们晚上一走,方队长就用他那淄博腔开骂了:“我想一下就冤枉,革命十多年死去活来什么苦没吃过,没比别人多拿一个大钱,想不到弄到今天这个地步。这算什么?净拿不是当情理讲,无理反缠。月进100米?那是说他娘屄的胡话!”“老子不干了,我不肏他娘那腚了,到哪里不给我六七十块钱,和这些南方舅子没法搞……”
他气得晚上饭都没吃,12点才睡下。可是第二天早上5点,他又起床下井干了起来。听到有的工人发牢骚他又发了火:“你们这些年轻人,没受过日本人压迫,没受过国民党的罪,不知道从前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建成社会主义还光我自己享受?”有个对领导不满的工人还被他停职批判;结果那个工人什么也不要跑了。他自己依然以队为家,在路上见个洋钉、木棍也拾起来拿回队里。后来他又到广福桥建井,在井下受了重伤。以后我就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我是欠了他的情的。
我们都竭尽全力了,我几乎天天在井下,各种能想到的土办法都用了,全没有一点效果。必要的施工设备没有,谁也无计可施,大家一筹莫展。建井队几十个人闲在那里,还要整天开着水泵,抽那井筒里很大的涌水。长期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最后只有放弃了事。停止排水没几天,那井下的水很快就淹到了井口跟前了。常德地区的一项煤炭重点工程就此了结。
在这里我已经无所事事了,就常到广福桥去,局测量队正在那里搞测量,队长就是局技术组那个谢大个子,也是个北方人。不知什么原因,我还几次碰到常德地区公安处的人。他们也向我了解广福桥的地质情况。似乎要有什么行动。
常年的“大跃进”日夜苦战,群众生活却是越来越差,人们也越来越疲沓了。测量队长对我讲:“过去是抓晴天、赶阴天,一天当两天;现在是刮风不干、下雨不干、太阳毒了也不干。”再开什么大会小会也不起什么作用了。“大跃进”已经是强弩之末,在大多数人那里已经成了一句习惯了的口头禅,或不得不说的政治语言了。我这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还是一直干劲很足的。
我这个本来左得可以的人,突然之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是,给我“摘帽子”使我感到来得更突然。
1961年8月2日,党内传达了毛主席给全国从省级到公社小队长,六级干部的一封信。那封信谈的六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可自始至终强调的是实事求是。尤其是里边的这一段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边压出来的。上边‘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边很不好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当时我听了这些话简直有石破天惊之感。这么说我做的是对的?那彭德怀呢?传说毛主席对他说了:可能真理在你手里。是真的还是假的?可是到现在没听说给他平反。
这时,我的脑子里又闪过一个念头:前两年那些事,到底是谁的主张?这一切我都无法理解。接下来是反“五风”,首当其冲的是“共产风”和“浮夸风”。这些风又是从哪里来的?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8月27日,我接到地区冶金煤炭局的电话,要调动我的工作。我在建井队已经无事可干,可是大家都挽留我,说建井队正在困难的时候,你这一走会涣散人心。说归说,老伙计们还是让我走了。送别我的茶话会是名副其实的,糖是不能想的,想买点瓜子都没买到。茶叶还是到矿上的办公室要的。
我像个败军之将,带着沮丧和懊恼,于8月30日又回到那个我实在不想进去的冶金煤炭局大院。我发现,人们见了我的表情变化很大。原来调动工作是地委要调我离开冶金煤炭局。
我似乎一下又变成了这个局里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几个领导出面动员我留在局里,不过容主任是什么也没说的。看来地委人事部门对局里的做法不满,9月2日晚上12点直接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即到地委去,说是地委的同志要找我谈话。
我急忙赶到在城东的地委大院里。在一间大办公室里,我见到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同志,她和颜悦色地问我现在的情况;并告诉我地委审查了我的材料,认为59年对我的批判是不恰当的,结论是错误的,应当给予“甄别”。
一股暖流在我全身涌动,好象一个被遗弃的孤儿又被母亲认领了。她接下来对我宣读了“甄别”意见。第一句是“刘炳南同志是个好同志”,这几个字一入耳,我已是泪流满面哽哽咽咽了,说不出是因为高兴还是委屈。至于后面写了些什么似乎无须在意,只要是个好同志就行了,要我签字我就签了。可是紧接着的那一句话是“他不是有意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谁想到,就是这句话,后来在“文革”中却给我带来了又一场灾难。这是后话。
办完了这件事,接着就给了我一个工作调动手续,限我明天上午到地区公安处报到。
我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前前后后还不足一年的时间;可是这一年几乎把我逼到家破人亡的地步,给我心灵的创伤几十年都挥之不去。想想那些被错戴了帽子“专政”了十年二十年的同志,他们那日子是怎么过的。政治这玩艺儿实在太可怕了。
不管怎么说,组织出面给我摘了帽子。可是这件事的主谋容主任,却连一句客气话也没说。他还坚持说他的“动机”是好的,这种人永远是正确的。可悲的是,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这种人可不是绝无仅有的,不论是过去还是今天。似乎他们不会干事,只会整人,整人就是革命。
纵观整个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许多的挫折与失败,原因往往出在自己营垒的内部。多少赤胆忠心的革命者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死在一些专在革命队伍里制造“敌人”的,“自己人”的枪口之下。这样的悲剧使人切齿。我是不幸的,可也是幸运的,比起那些含冤而死的人我算不了什么?我没有被长时间的压制,我终于撑过来了。
这件事也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共产党内什么样的人也有,别管什么人,个人是代表不了党的。这件事也使我长了见识,增加了阅历;到我第二次当分子的时候我就从容多了。不过,这件事似乎没有让我接受教训,自己的嘴总是管不住。
许多像容主任那样的人,都踩着别人的头顶实现了自己的荣耀;不过后来我听说,他想用这种手段往上爬,到老也没有爬上去。是不是他太性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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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老家的朝天锅

人们在挨饿的日子里最爱谈吃的。
记得我在建井队的时候,同事们在一起闲话聊天,常常要夸夸其谈自己家乡的名吃。大地方来的人一说起他们那里的什么菜系,名目繁多的珍馐佳肴,常常是说的人眉飞色舞,听的人不住咽唾沫。我的老家有什么能与之相比的名菜佳点呢?肯定有,可我过去既没吃过也没听说过。
我的故乡是现在的潍坊市坊子镇,可是我14岁就离开了家,那是在1951年。童年是在贫困中度过的,离家时的身份是只上过半年初中、穷得无可再穷的中学生,没见过世面。家乡好吃的东西,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潍县城里的白面饼卷萝卜丝炒辣椒和坊子的朝天锅。这两样,以前虽没吃过但见过。
我在潍县城里文庙后边的省立一中上过半年初一。每到吃午饭的时候,就会在校门口见到一个黑瘦的大汉,右胳膊挎一个大箢子,左手提一个带系的陶罐,那空着的右手还当啷当啷地摇着一个铃,他是一个哑巴。
听到这声音,就会有那么几个有钱的学生跑过去照顾他的生意。只见那大汉揭开蒙在箢子上的白布,拿起一张软软的白面饼,再打开那罐子盖,熟练地把里边盛的萝卜丝炒辣椒卷到饼里,还要用条匙舀点菜汤灌进去。那饼是纯白面的,萝卜、辣椒,红绿相间诱人的鲜亮,里边还有芫荽梗和肉丝。看那同学两手抱着吃得嘴角流油,我得赶紧跑回开水炉边,等水开了好泡高梁煎饼吃。那时就有同学告诉我,吃饭的时候脑子不要闲着,要大胆地去想,想什么嘴里就会有什么味。我也想过,可没从高梁煎饼里尝出过别的味来。
至于朝天锅,它在我的心目中曾经是第一美味,想了它多少年。就那店铺的设计布局,让人想起来就感到乡韵的温馨。当我在坊子三马路的一家车子铺学徒时,东边不远处就有一家朝天锅。记得是临街的门里,屋正中支着一口大锅,那锅周边有一尺宽的木沿,地上摆着的一圈小板凳,高度配那锅沿正合适。锅里总是热气腾腾地煮着猪头、猪下水什么的,半条街的人都能闻到它的香味。锅的一边设一柜台,案板旁放着猪头肉、油饼,还有烧酒和下酒的花生米、咸鸡蛋什么的。那店主人悠扬的吆喝声,案板上嘭嘭的切肉响,加上那老汤的香气,使路过的人不由得摸摸自己的口袋里还有没有钱。
和那些什么楼、什么居来比,朝天锅应该说是大众饮食。多花几个钱可以买上一壶烧酒、两碟酒肴,现成的漂着葱花芫荽末的老汤。坐在锅边喝得晕乎乎的;最后来上一筒饼卷肉。酒醉饭饱拍拍肚皮,唱上一口西皮、二黄也不足为怪。
那饼是坊子南边马司村的最好,是又软又薄的三层油饼;那猪头肉都煮成诱人的紫红颜色。不过能享这福的人不多,大都是些赶集卖洋广杂货的生意人和牲口贩子什么的。至于进城粜粮、卖菜的农民有时也去,可都是自己带了干粮到朝天锅去喝汤的。交上1000元钱(相当币改后的一角),那汤是管够的。掌勺的热情周到随喝随添,不过,三碗之后那葱花芫荽末就不给了。
老百姓不在意那个,只要老汤里有油水。特别是冬天,被北风刮透了骨头的老头,带着一身寒气走进门,小板凳上一坐,下边炉火熊熊,上边热气腾腾,一碗滚开的老汤端在面前,说不出有多惬意。那用大黑碗盛的老汤,热得只能用小木勺喝,不一会身上就暖和了。他们是早晚喝到肚皮装满、身上出汗为止的,1000块也是一斤多粮食钱,来得不易。他们说吃一次朝天锅,身上舒坦好几天,想起来就馋;所以朝天锅在当地还有一个戏称,叫“馋老锅”,名声是很响的。可是对于穷人来说,1000块钱是轻易舍不得拿出来的;我也很想它,可就是从来没有进去过。
我说到这里,大伙也觉得这一口确实是不错。这比起我们的“精神会餐”来是有天壤之别的,就是只喝点汤也好,这物质可不是精神变的。可是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吃到呢?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曾经过了多少年穷日子,市场上有好东西也没有钱吃。
后来我又调回山东工作,当了处级、厅级干部,口袋里有钱了,也先后多次回过老家。由于老母在堂,又是来去匆匆,想尽量多陪老人。虽然白饼卷萝卜丝炒辣椒这一口,家里常做给我吃,那朝天锅却一直没去光顾过。直到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冬天,在她忌日那天,一家人去给她老人家扫墓。回来的路上都觉得很冷,我就径直把大家请进一家朝天锅馆。
可进门一看,不是我印象中的那样了。堂屋里摆着整齐的塑料桌椅,那老汤锅被移到了屋角。汤是服务员用白磁碗送到桌上。作料除了葱花芫荽末又加了胡椒粉、味精、酱油、醋什么的。
案板改成了不锈钢的。只有那饼还是老样子,卷的内容花样可就比以前多多了,除了猪头肉还有猪肚、猪肝、猪舌头、猪拱嘴、煮鸡蛋……一应俱全。还可以炒菜,酒的种类也很不少。有些人还在里边猜拳行令,乱轰轰的完全不是当年的气氛。
现在的生活水平与当年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朝天锅也应当提高档次。我看到大家在那个新环境里吃喝得都很痛快,尤其是年轻人。
那日,我却有一种莫名的惆怅,似乎丢失了许多珍贵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好久才意识到,不是别的,是我对童年和那些艰辛岁月的记忆。我想,但凡常人,大概都希望他记忆中的事物,别管孬好都能永恒。可是什么事物能永恒呢?永恒又有什么好处呢?例如那不堪回首的“三年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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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幻莫测的商店货架子

在今天的超市里,货场望不到边,货架如迷宫,商品琳琅满目争奇斗艳。顾客可以零距离接触,任意挑选。不过,在中国,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普遍出现的新事物。
在我的记忆里,早年那商店,进门是柜台,柜台后边是售贷员,售货员后边才是一排货架。不经过售货员的手你是摸不到那商品的。后来那柜台由木头的变成了玻璃的,可以近距离地观看那商品已是很大的进步。等着买东西那是家常便饭。就商店里的商品来说,我经历过今天的青年人难以想象的变化莫测。
我记得解放前的中国,工业实在落后,由于许多东西都是从外国进口的,所以都带了个“洋”字,从洋车、洋布到洋油、洋火、洋钉……连小学生用的铅笔自己也造不了。那时一说东西好,文化人嘴里是“舶来品”,老百姓就说是“洋货”,一般人能买到一件洋货那可是要高兴几天的。
解放后不几年,中国就自己造出了汽车、拖拉机,虽说是苏联帮助的也是令人难以置信。1957年秋天,我刚分配到山东龙泉煤矿工作的时候,看到矿区里的商店、附近农村的合作社里,那货架上、柜台里,各式各样的轻工业产品样式很多,买东西都要挑挑选选。那些东西的商标上有的是“国营”某某厂制造,更多的是“公私合营”某某公司出品,质量都不错。人们的穿戴明显地起了变化。兴奋之余,在我的日记里写下了由衷的赞叹,还写过几首赞美诗。
可是事过不久,就在我1958年底调往湖南前,当地许多商品的供应又变得相当紧张了,尤其是那“公私合营”的商标日渐稀少,似乎商品的质量也都在下降。到了湖南那里情况要好一些,可是只过了一年,眼看着常德市一些商店的货架子上也渐渐地空了。
对老百姓影响最大的是棉布,因为那时除了棉布没有什么别的布,毛料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开始使用布票的时候还不觉得很紧张,1960年大人发了21尺,小孩一半,买成衣和毛巾、袜子等棉织品不要布票。后来棉织品可就越来越紧缺了,布票越发越少,要布票的东西越来越多,不但袜子要,买一块小手帕也收一寸布票。一般老百姓的衣服就都变成了又厚又结实的黑布、蓝布,而且补丁也越来越多了,人民的生活在开倒车。
机关干部坐办公室,要穿得体面一些。那时能有个咔叽布的褂子,有条毛料裤子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会让人望而生畏的,像今天的人穿了外国的名牌时装。为了保护这珍贵的礼服,工作时都要戴上套袖,就连周总理也有。讲究的人还做上白色的假领子、假袖口,一是省布、二是好看、还可以护住那上衣的领子。脚上的袜子更是要做上厚厚的布底,那时做袜底是女人针线活的一项基本功。
最困难的时候,棉花都有了代用品。1961年冬天,我在常德买了一件棉衣。左胳膊拳的时候总感到不得劲,拆开一看,里边有一根漂白过的稻草,那棉花也不知是什么做的。不过,这件棉上衣还被人借去到北京开过会。
布票越发越少了。61年的 10月16日,我还参加过一个党员会,说是为了给国家减轻负担,动员党团员交回已经发下的布票。领导还说,解放军的风格最高,这年他们没有发夏装,只发了5尺布票。
布票少了,老百姓就找节省布票的办法。拆劳保手套织线衣;拆口罩当棉衣里子。深色衣服磨白了,自己动手买染料染一染。补背心、汗衫的地方不要布票,有的背心只剩下腰间的一圈没破了,也拿去请他们补。所谓补就是把烂的剪下来,接上新的。不过要多说些好话、多花些钱。国家也想了不少办法,60年代后先有了“人造棉”,后又有了“的确良”布和尼龙袜子。听说那些都是进口的很结实,只是太贵一般人买不起。
有些农村干部,把供销社卖日本化肥空下的袋子,染了色做裤子穿。质量很好,还很气派,只是阳光下仔细看,那“尿素”的两个大字还很清楚。于是有人就编了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身上穿着料子裤,仔细一看是尿素。”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各种代用品很多,烟丝里加荷叶、酒里加水、饼干里加米糠……用得最多的是糖精,除了高级点心,很少有用白糖的。那时一斤白糖就是很重的礼品,只有北京人拿了购物本有限量供应,别处很难见到。到北京出差的人,没有不想办法弄几斤白糖回来的。
有些事情当时是很难弄明白的,自然灾害不但影响了粮、棉、油、菜,市场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紧缺了。大到自行车、缝纫机,小到女人头上最简单的发卡,都成了可遇而不可求的宝物。后来连印书刊的纸都变黑了,据说那是再生纸,有时还能在那纸上清楚地看到原来的字。难道这些东西的生产也与天气有关吗?商店里的东西一下都跑到哪里去了?人们也并非全不明白,只是装糊涂,不敢说。
东西少了,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开始是见到日用品就抢购,别管质量孬好、别管现在用着用不着,买下来再说。常德有一个姑娘,结婚前就买下了小孩子到5岁时才用着的东西。为此,商店一度采取限量购买的办法。限购的结果是到处排长队,大小城镇无处不见,大人孩子一起上阵。人们有了排队的惯性,见队就排。长沙有一位老太太,早起上街见一个长队就排上了,及等挨到跟前才知道是买《红旗》杂志的,可她不识字。
为了分配这紧缺的商品,商业部门不断地出新招:60年时,开始改为把一些供应紧张的日常用品送到单位,由单位负责按需配售。这办法实在太麻烦,也太不方便。走在路上没有烟吸了,到商店里只要求买两支他们也不给你。后来给城镇居民发了购物证,买几块水果糖哄孩子也要拿证。起初,出差在外的人只要带了购物证,不论在那里,买条毛巾、肥皂什么的还可以。1960年12月23日,我和一位领导到石门县出发,想买块肥皂,商店的售货员说,常德的购物证在这不能用了。我还看见好多人拿了当地的证排队买凉鞋,这可正是冬天。一个星期前我们才来过,那时还行,怎么变化这么快?下午借来了石门县的购物证再去,售货员又说什么证也不行了,没有货了。
她说的是实话,商店的货架子上都成了一排排的空格子了,吃的东西更是早就没了踪影。可是外边的大路旁倒是热闹起来了,露天支着锅,烟雾弥漫,煮萝卜两毛钱一小碗。还有黑乎乎什么用野生淀粉做的“豆腐”,野菜做的“粑粑”,好多人围在那里。市场的变化是如此之快。似乎什么东西都突然之间变没有了。我见到这情景感到十分诧异,问那位和我同行的领导这是怎么一回事,似乎他也没多少道理对我说,只是茫然地自言自语:“看来是有问题的。”
在长期的物质匮乏中,聪明的中国人研究出了举世无双,前无古人的物资供应体制。大体上说是把食物和生活用品分成了三大类,各类有不同的供给办法。日常生活普遍必需的要凭票:粮、棉、油、煤、肉、蛋、豆腐、糖、火柴、香烟、肥皂、茶叶……那票的种类已记不清有多少了。除了票,家家还有供应证,证和票常常是要结合使用的。记得1964年我们从湖南调回到山东济南,供应状况好一些之后,过节时按证还有点应时供给,端午有江米、中秋一人有一个月饼、春节少不了大白菜粉条子,通常一户还有两条鱼、一只鸡、二斤花生米……
那个时候的供应办法,可以说是高度的公开、公平、公正。人人都过穷日子,心理也就很平衡,谁也没有如今对分配不公的怨气。可是在电影院门口,你想买5分钱的南瓜子也问你要证,因为那也是按计划供应的物资,让人感到实在是别扭。能随意买两毛钱的瓜子请个小客,那已是“文革”以后的事了。
在那个年代,凡是能放得住的东西,像花生米、小干鱼之类的,人们都是要尽可能地留起些来,不一定什么时候来个客人好凑那四个碟,中国人在什么时候也不能丢了面子。
领票、发票成了居委会里老大娘的日常主要工作,她们也就有了很大的权威。至于自行车、缝纫机等大件日用品只有大城市才有,还要“特批”。个人写出有说服力的申请报告,单位领导批准后才会得到一个宝贵的票。有了票还需成夜的到商店门口排队才能有幸买到。排队时还要发号,因为一天卖的数量是有限的。第三类是高级食品、用品,如名烟、名酒、进口的高级消费品则是特供。那要到一般人进不去的高级宾馆、高干住宅区所设的商店里才能见到。据说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还有特殊供应,至于是什么小民就不得而知了。北京人还有特殊待遇,随着工资的比例发一种“工业券”,凭券可以购买一些钢精锅之类的稀缺商品,当个北京市民可是三生有幸。
那时经济的计划性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听说,为解决妇女头上的发卡,常德地委曾专项批过五吨钢材。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二十多年。对于工资待遇,当时的政策是“低工资多就业”,我从青年到中年,从煤矿的助理技术员到大学的团委副书记,20多年工资只动过两次。每月的工资从四十多元长到六十多元。最长的一次间隔是17年。
长期的工资低物质紧缺,养成了人们淡泊节俭而且特有规律的生活习惯。每月的工资,除了冬季三个月每月加七元的取暖费外,平常是不会多一分也不会少一分,只要你没有病、事假。那时的物价也是稳定的,别说粮、油、菜,济南市官扎营那个只有一间房的小楼底下,猪头肉七毛八一斤、烧鸡一块一毛四一斤,看自行车收二分钱也都是十几年没变的,涨价可是个天大的政治问题。
为了保持物价的稳定,许多产品都是在“计划亏损”的条件下销售的。由于煤是工业的主要原材料,别管采一吨煤的代价有多高,很长一个时期,煤的价格不如沙子。这样一来,家家的开支计划也是月月年年很少有变化。一个月多少钱买出粮油、多少钱留出来买菜、多少钱寄给老人,是月月如此的;抽烟的留出烟钱,喝酒的都是一次打回来,每月还要固定存一点,这些也都是多少年一贯制的常规了。
存款过了百元,腰就感到有点粗了。1965年我在山东煤矿学院,听说有个老干部家里的存款有好几千,比今天听到亿万富姐还惊奇。
常有家里遇到特殊困难,过不了年撑不到月的人。各单位的领导和工会主席,每到年底都要研究困难补助。对困难户,一家给个二三十元就是大数了,也只是对几家最困难的。各单位几乎都有“互助储金会”,每人每月自愿拿个三元两元,存在牵头的那里。月底实在过不去了,可以去借点,大多数都规定,一次不能超过10元,而且下月一定要归还。有些工厂的女工还组织“当褂子会”。五六个女工凑到一起,每人每月拿一块钱,每月由一人支用,可以买到一件比较好的褂子。人们的清贫以至如此。
那个时候可以说没有废物,单衣破了改做棉衣的里子、牙膏皮可以换火柴、废纸碎玻璃都可以卖钱、甚至老白菜帮子都洗洗腌咸菜吃,垃圾箱里基本上都是炉灰和烂菜叶子。我有一次在火车上,看到两人在下跳棋,那棋子竟是用不同颜色的牙膏盖子做成的,这要积攒多长时间?
很长一段时间,办公室里的浆糊和墨水都是用大瓶子装,各人再用小瓶子去领。那大瓶子只要空出来都会有人要回家去盛酱油、醋、咸菜什么的。能凑上几个一样的瓶子摆在灶边,那就觉得很体面,不过,能遇到这种机会是很少的。
我的一位老领导,生着又粗又硬的落腮胡子,一个新刀片刮一次胡子就不好用了。那时刀片要进口,很贵,一个刀片要一斤多面粉钱,让他很伤脑筋。后来他跟别人学会了用玻璃杯子磨刀片的方法,就是把刀片放在杯子内,用右手的食指按着中间,借着杯壁的弧度,每面上下磨四十次,就会像新的一样锋利。用这种办法,一个刀片他能用四个月。后来不小心,把杯子打破了,可是到处卖不到新的,那破杯子他又用了好几年。那年月,除了人几乎什么都缺。许多人家,来了客人要去借酒壶,出长发带点茶叶只能用个旧信封……
长期的按人头分配生活用品,形成了人们的平均主义思想。别人有的我也得有,别人用的我也要用。发香烟票的时候,不会吸烟也买出来,好像不买是个损失。有的当成礼品送人情,有的就学着吸起了烟。其实那时的香烟里有好多代用品,不只是荷叶。凡是供应的东西都得买出来,成了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势,一样的工资,连计划供应的东西都没钱买出来是很丢人的。
不过,从粮油到日常用品,所有的这些计划供应措施,都是针对只占中国人口1/6的城镇居民,广大的农民是无权享受的。计划供应,在中国的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间划上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加上后来的农村户口不能转入城镇、农民不准进城务工、农产品不准私自进城销售等等政策的出台;城镇居民成了中国的贵族,过着差别很大、截然不同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50多年。
对于生产资料,则是严格实行计划供应,没有计划你什么也弄不到,特别是木材、钢材、水泥什么的。就是很普通的五金材料、简单的仪器仪表也都由各地的“市场管理委员会”控制。62年,有一次我到长沙市去买一个矿用手罗盘,要先到“管委会”办好批准手续商店才卖给你。各单位的仓库里有什么东西,对外可是绝对保密的,特别对于上级部门。
那时当个采购员可是够光彩的,在老百姓眼里他们都是能人,在单位里也是不可替代的人才,只要能弄来东西,别管用什么手段都会得到领导的重视,受到特别的保护。群众也把他们奉若神明,因为他们能帮你弄到你自己根本别想弄到的东西,例如皮鞋油、铝条羹、搪瓷杯子什么的。
大城市的供应总比下边好一些,于是一些厂矿的职工让出差的采购员捎东西成了一时的风尚。采购员们每次出差都大包小包一大堆,个个苦不堪言。我在长沙火车站,亲眼见过一个人带了24个包的;不过,接站的人都像迎接贵客一样在车厢外等着。“坐在火车上喝着茶、抽着烟、架着二郎腿,像个公子;下了车到处找住处,跑得像个兔子;住在旅馆里支使服务员,要这、要那,像个老子;求人办事低三下四,像个孙子;回家背东西,大包、小包,像个驴子;一算账花了哪么多钱,两眼一瞪像个傻子;运动一来成了怀疑对象,坐在那里像个呆子……”这是当时采购员们生动的自我写照。
长期的物质短缺,造成了商业部门的惜售心理和人民群众的争购情绪。那时不要说商店经理,就是一个售货员也是被人高看一眼的,他能卖给你别人买不到的东西。那时能找一个女售货员当媳妇,都是一家人几辈子修下的福。
那时大学里无需营销专业,市场上更用不着推销员,传销更是不可思议。今天的上帝,那时在乞讨。
这些话都说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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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大山

还要接着说我在湖南的事。
湘西的大山,实际上我早就不断进出,只是这一次住了下来。
1961年9月2日的半夜12点,我被常德地委组织部叫去,我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甄别”了。遵照地委组织部的决定,第二天上午我就到常德行署公安处去报了到。
高大魁梧的公安处劳改科王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还对我说了许多语重心长的话。一股暖流流进了我伤痕累累的心,我的精神负担消失了,我感到我又和别人一样了,是一个正常的人,一个革命干部、共产党员。
领导给了我新的任务,要我参加据说是常德地区最大的一个煤矿的筹建,我听到后是十分兴奋的,因为他们说的就是广福桥。在这之前,我按照地区冶金煤炭局的指示已经多次去过那里,而且在那里早就和公安系统的几个同志接触过。
可能当时有许多的劳改犯需要安排地方干活,或是出于支援煤炭生产的需要;常德地区公安处决定在那里办一处劳改煤矿,他们到地委点名要我参加筹备工作。对此我感到是一种荣耀,可我妻子并不以为然:“刚摘了帽子就到那地方去工作,不知内情的人还会以为你又出了什么事。”
广福桥煤矿的地点在慈利县龙阳湾煤田的南翼,和前段我参加建新井的苗市煤矿同属一个煤田。这个煤田是一个向斜构造。两矿都是在它的边缘处,一北一南遥遥相对,相距20多里。
开始的筹备组只有三个人,另外两个干部都在四五十岁左右,一个是个子不高的和蔼老头,大家喊他“武书记”,后来他真的在矿上当了副书记;一个是个瘦高个,背已经有点驼了,都喊他“李厂长”,他后来可是没当矿长,只在总务上当了个科长。他俩都是河北省来的南下干部。武书记扫盲时学了文化,他对我说,初中毕业就很有学问,能办大事了,你都上了中专更有学问了。李厂长也识字,他说我用铅笔刀削绘画铅笔太费事,要我在砖头上磨,还亲自给我做示范。
到准备建矿的地点去,也是要坐长途汽车,也是在从石门通慈利的公路中间,路边长着一棵大樟树的那一个小站下车,先往西通过一个大山沟,再往南翻过一座大山,进入一片少见的平川地,继续往南走10几里路,就到了一个叫广福桥的大村子。
广福桥是一座桥,它是一座横跨在一条忘记了名字的季节性河流上的一座平常的桥。桥有三孔,石礅木梁,能通马车,从山外来的一条大路穿过它。发山洪时桥下水很大;平时看到的是大大小小的石头。靠近它的那个大村子,也就因桥得名叫广福桥。
这个大村子位于周边是山,几十里方圆的一个盆地的当中,它也就成了这个盆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村中有一条几十米长的石板路,两边有几家卖日用品的店铺和小饭店,也有邮局和银行的代办所。村东有一所小学校。从这小学东边一座同治年间立的“遵宪良法”碑的内容上得知,当年这里还有一个“雷阳馆”。最重要的是,我们去时它是广福桥公社的驻地。
从广福桥村往南看是一片重重高山,走二三里就到了大山跟前。当地人说那是五雷山,大得很,深山里有座五雷庙,那菩萨是“九火铜”的,差一火就变成金的了。据说当年贺龙曾在那一带闹革命。山脚下有个地方叫曾家湾村,那是被选定要建矿的地方。
湖南当地的农民,喜欢在背山面水的地方散居,门前有个池塘,屋后的小山包上长满绿树修竹,安静优雅,很少有聚居的村落。曾家湾村有几十户人家,房舍也很好,是很少见的。原因大概是南面的山虽大,可山上有丰富的物产,只说茶子油一项就足够使他们的菜里油水十足。山前还有大片的肥沃稻田,山涧流下来的水可以自流灌溉,能够旱涝保收。我看到,不但那里的房子建得比别处好,在山跟前的树林中,还有一处屋舍早已坍塌,只剩下残垣断壁和一个精致的小门楼的别墅,给人留下一些遐想,这里曾经有人生活得很惬意。
听说,这些深山里人的自给自足生活一直是不错的,有“过了毛华盖,腊肉当小菜”之说。我在这里还见到香椿树长得一搂多粗。这里的人不吃香椿芽,他们把香椿叫“春天树”,说树叶子怎么能吃。他们还不吃蚂蚱,说那是虫。见我们弄了这些来吃,他们说北方人野蛮。可他们吃蛇、吃老鼠,也让我们很惊奇。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在那里曾亲眼见过吃活蜈蚣和吃鸡蛋不剥皮的人。大千世界真是无奇不有。
我们开始进村,真有点当年老革命开辟根据地,或是“土改工作队”进点的感概。三人借了一间原来农民的牛棚,地上垫点稻草,上边铺个席子,就是我们的临时卧室兼办公室。吃饭是请当地的一个妇女为我们做。饭菜简单,充饥而已,只是辣椒太多,我们几个北方人有点受不了。她对此反而十分奇怪,为什么这么好吃的东西我们不喜欢?她们可是吃起来没够的,不仅什么菜里都要放,常常全是尖辣椒一炒一大盘,吃得津津有味。他们说自己是“辣不怕、不怕辣、怕不辣”。我还见过他们在稀饭里放辣椒面,红红的一碗喝得那么来劲。湖南人的爱吃辣椒我是亲自领教了的,名不虚传,真厉害。
看来还是有山高皇帝远的地方,1958年的大炼钢铁,似乎没有运动到这里来。这里的大山上还是一片茂密,大树中间是小树,小树之间是滕蔓,密密麻麻难以穿行。夜里睡在那牛棚里可以清楚地听到山上野兽的各种嚎叫声。白天也见过猎人从山上抬下麂子、豪猪等猎物。还听说,当地有户人家养的母猪被野猪配了种,生下的小猪到处乱拱的事。
我们住下后,有人说见到了老虎,还让我去看过那老虎的脚印,我把那样子画在了自已的日记里,是4个小的园凹,半围着一个大的园凹。说是不久前,附近八里坡煤矿的矿长,在回矿的路上用手枪打死了一只老虎。那时似乎只要是个领导干部都配有武器,和我一起工作的两个人也有。后来在广福桥煤矿,我还真遇到过一次吃老虎肉的机会,阴差阳错的没有去成。主要是怪我胆子小,成了我一生最大的憾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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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焕发了革命青春

当地人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只见我们天天拿着图纸、罗盘漫山遍野地跑,感到我们很神秘。在准备开西风井的潘家台,有一个老人还认为我能从罗盘里看到地下的什么。到我跟前几次擦眼睛,对着罗盘仔细地看了一番后说:“我老了,眼不好,没看到什么。”
其实这跑的方向、目的也只有我一人明白。过去他们两人一个是在地方政府工作,另一个是从一个什么厂调来的,从来没有接触过采矿的事。虽然他们是官,还是一切听我的安排。不过他们看到了几处前人采过煤的遗址,还是十分感兴趣的。特别是那位“李厂长”,对于我说的一些关于采煤和地质方面的名词术语,都要我说的慢一点,或再说一遍,他仔细地记到他的小本本上。有一次在给上级汇报的时候,他居然很自豪地用上了不少;有时,甚至于拿了一些才从我这里听去的煤矿名词在别人面前卖弄。
当“分子”的事已经过去了,这时的我又恢复了昔日的精神状态。条件的艰苦更激起了我白手起家闯一番事业的干劲。虽然常常早上顾不得洗脸就去工作,可我还挤时间写了不少的诗呢。一首《不锈钢颂》最代表我当时的心情。虽然我刚刚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挫折,我仍然是一个满腔热情的革命者。
            你是钢,坚硬、顽强,
            你是水晶,光洁、明亮;
            你是钢一样的水晶,
                水晶一样的钢。

                你不羡慕黄金的名贵,
                除了炫耀没有什么用场。
                你不羡慕钻石的光彩,
                烈火中会化为青烟消亡。

                你,
不论做成台柱、栋梁,
                    还是薄片针芒,
                都能胜任担当。

                风里、雨里,
                日久、天长,
                永远坚强而明亮,
                不许一点锈斑沾在身上。

                你,不怕水火的磨炼,
                        淤泥的污脏;
                即使埋没经年,
                依然保持本质的纯良。
              
                多么可贵的品质,
                钢一样的水晶,
                水晶一样的钢。
    我听他俩也在背后议论我:“这孩子真不错,有技术、没架子,还能吃苦,是个好样的……”有一次他们还偷偷地买来很难得的饼干,让我晚上加班时吃。我不好意思吃,年龄上他们是我的长辈,由此他们就更信任我了。那位武书记更是多次在我面前说,知识分子就是有能为,只要初中毕业就能办很大的事。后来我听说,他上过工农速成中学,还上到了初中,只是没能毕业。
我从当时手头的普查地质资料上看到,在给定的井田范围内,只有一层煤。从所打的几个钻孔来看,煤层分布很不规律,最厚的 1.4米,薄的只有0.5米。预计的可采储量不过3000至5000万吨。而且煤层的老顶是很厚的棲霞灰岩,估计会有很大的涌水量。再加上远离电源、交通不便,总之,开采条件很不好的,拿到今天是小老板也不会动心的。不过,当时在常德地区有地质资料的煤田中这就算好的了。再说还在大跃进之中,人们的头脑热度还都很高,“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我当时是个热血沸腾的革命积极分子,是属于“大搞广福桥没商量”的定向思惟人物,更不会从另一个角色去思考。看看我进入大山不久,1961年10月20日,在日记中写的诗歌《建矿记》,就可以知道,我对面前客观现实的浪漫情怀:
            几座座高山几道道溪,
            个个人脸上汗水滴。
            书记在山顶咯咯笑,
            分别十五年又回来了。

                当年的战旗迎春风,
                大山窝里一片红。
                今天带着毛主席的话,
                重进大山建矿井。
              
                手拿砍刀开山路,
                没人的茅草冲天的树。
                山半腰有个山神庙,
                先在这里设矿部。

                还是当年的破锅台,
                糊上点泥巴烧起来。
                头一顿煮的是南瓜汤,
                大伙儿吃得甜又香。

                当年用血肉保大山,
                任务完成了算一半。
                重进山区大建设,
                革命的事业接着干。

                菜刀梭标干革命,
                你硬我比你还硬。
                武器从敌人手夺来
                革命没有伸手派。

                风钻、电钻,没有钻,
                赤手空拳一样干。
                钢钎闪闪锤带风,
                还怕打不到水晶宫。

                要干就大干,
                问问党,你要多少炭?
                计划要五十,
                给你二百万。

                谁说百万吨矿井要建两年,
                他没问什么人上了火线。
                擦擦汗,加劲干,
                今年要建两对给他看。
    我到底是谁?是在写诗,还是建矿?写诗的浪漫思惟,和搞工程技术的严谨求实是截然不同的。看来我当时在思想上常常把两者混在一起了。理想和浪漫再加上我的经验不足使我的头脑也在发热。
经过一段时间的现场查勘和收集资料,我们回去给地区公安处长汇报。
处长是个当兵出身的急性子人。他说:“别的我不懂,你就说那里有没有煤?能不能采?有困难怕什么,一步步克服嘛……”
我说:“煤是肯定有,过去就有人采过,不过很薄,总共也只有三五千万吨储量。”
可能他对煤层的厚薄没有一个科学的概念,同时认为三五千万吨就是一个很大的数了,一点没犹豫,当场就拍了板:“就这么定了,在那里建两个大井。县里一定会支持。你们马上再回去,看看从哪里开始挖,我接着就组织上人……”
我从书本上学到的,建一个矿不是这样简单,首先要有详查的地质资料;要经设计院设计;列入基本建设项目;还要组织有经验的施工队伍才能开始建井。他听我说了这些之后,感到太麻烦,他说现在办一切事都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迎着困难上。不能再搞那些清规戒律、烦琐哲学,什么都要快马加鞭。最后还来了一句:“别有顾虑,出了问题我负责。”
我们不好再说别的了,只能立即又返回广福桥。我的心里可是没大有底。
第二次去广福桥又增加了两个人。分兵两路,除给了我一个助手以外,其他的人带了地委的文件到县委、县政府去办有关的手续。
开采地下的煤层,第一步是先打井筒。井口定在哪里合适呢?这样的大事我还没干过,可又没有人可商量。我只能硬着头皮干了。
我先找到井田中心一个钻孔的位置,这个孔见到的煤层比较厚。从这个孔向南推到煤田的边界,正是大山的前边。它前面有一个小山丘。两者之间有五六十公尺宽比较平坦的地带,对于提升设备的安装也足够了。这样,矿井的工业广场可以不占良田,符合当时提出的“大厂靠山、小厂上山”的原则。井口位置高一些,还可以建半山坡煤仓方便汽车运输。
这可真是我一个人说了就算。就在那小山丘的南坡底,相距煤层露头30公尺处,打下了主付井的中心桩,命名为“广福桥一号井”。为了早见煤,斜井倾角定为27度,我依手头的资料计算了一下,打273米就能见到煤。
当初我绝没有想到,这两根木橛子给当地人带来了一场灾难。后来也使我又经历了一次比苗市打井失败更大的人生挫折,至今不能释然。
跑县城的那一路人马也非常顺利,拿了县里的文件到了广福桥公社。公社大力支持,斩将过关马到成功,没花一分钱就批了一大片土地。地是公社的,说给谁就给谁,老百姓没有说话的权力。接着就行动起来了,还是大跃进的速度。
说起来那时办事也真简单,占的山、占的地就那么走了一圈,说了说就完了。充分体现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
按我的想法,这个小矿的工业广场,只需要小山丘以南的山坡地就够了。可是山下大片的好稻田也被征用了。开始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才明白,那是为了让犯人种菜。不过老百姓也不是哪么老实,他们是用手中的砍刀说话的,一夜之间,那井口中心桩周围的大片树木就被砍得一干二净了。尤其可惜的是那些正挂着果的大茶子树,它们并不碍事,这样一来老百姓会少收多少茶油呢?
一批批的干部来了。住哪里?开始占用民房。占了一片又一片,全村的好房子几乎都占完了。被占了房子的老百姓开始卖家具,后来没占房子的人家也有找上门来卖的,有点人心惶惶了。六七元钱可以买一张很好的六屉桌,三四元钱就可以买一个大橱子,有的家具还是樟木、香椿木做的。至于椅子饭桌什么的只要几角钱,似乎是给钱就卖。先是矿上公家收,后来个人也有买的,不过个人买的都是些小件的。一向平静的曾家湾,突然间人来人往热闹起来了。
主井开工是在1961年9月16日,是由地区建井队从苗市煤矿过来了一些人施工的。接着在井口附近建起了犯人的监房。那是用木头和稻草盖的三个很大的棚子,里边一个格式地靠墙搭了两排通铺,中间留一条一米多宽的通道,就像八三煤矿的工人宿舍。
没过几天,一批批的犯人被押送来了。一个挨一个住得满满的。住不下的又占了附近的一些民房。到底来了多少犯人?具体数字我搞不清楚,听说有800多人。与犯人同时来的当然还有公安人员和公安部队。曾家湾村成了一个大监狱。
为了照顾我的工作,单独给了我一间小屋。我不知那屋原来是干什么的,间隔是用的木板,屋顶是在木条上直接摆上小鱼鳞瓦。这种房子,在刮大风时,晴天落尘土,雨雪天是一阵阵的雨点和雪花。白天在屋里写字画图,一听见风声要赶紧先把图纸和写的东西遮盖起来,等风过了掸掸土再干。
10月17日夜里下了一场大雨,满屋里漏水,我把能接水挡雨的东西都弄到蚊帐顶上才混过了这一夜。湖南一下雨就冷得不行,早上起来没有御寒的衣服,只好把填到枕头里的破棉袄拿出来穿上,一身的大花小花,可能还带着八三煤矿的煤灰。大家看着我像个叫花子,我倒是觉得蛮有趣。
到了冬天,那房子到处透风,夜里就更冷了。我的被子里的棉花都滚成了蛋,当“团长”也撑不住了。好在我从母亲那里早已经学来了夜晚御寒的祖传秘方,早早地在木炭火盆上烧上一块砖头,夜里睡前放在被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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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成了公安人员

这个深山里的劳改煤矿刚刚运转起来,我妻子就从常德机械制造学校调来了。这次她是当宝贝被公安处要来的。我们在曾家湾一处农民住的大木头宅子里的一间小屋里安了家。尽管后来我们又经历过意想不到的大风大浪,我们可是从此没有再分开。
和那里的农民住在一起,还真长了些见识:和北方人不一样,他们年三十夜里不吃水饺,是吃大鱼大肉的年夜饭。过春节头三天是不出门的,说是出了门要倒运,我们也曾在屋里被憋了三天。女儿出嫁前要“哭嫁”,有的要哭十几天,这时谁去劝要给钱,为此闹了不少误会……
劳改企业有自己的名称序列,大概湖南省的都叫“新生”,于是这个煤矿开始叫“新生煤矿”。而煤炭系统内对于煤矿的名称,一直是贯以地名。受了妻子的影响,我对于在劳改煤矿工作心里本来就有些芥蒂,对于“新生煤矿”这个名字很反感。我给领导提出,办煤矿应按煤炭系统的规矩,应该叫“曾家湾煤矿”或“广福桥煤矿”,这样便于和煤炭系统打交道。他们倒是接受了我的意见,改名叫“广福桥煤矿”,可能因为我初来乍到,又是当红的时候,给我个面子。不过那位领导也隐喻地对我开玩笑说:“小刘,你和我们一样,咱们都是公安人员了。”
劳改煤矿和普通煤矿是很不一样的。它除了要出煤以外,还要管教改造犯人,而且是“以管教为主”。矿内有两套系统,在一般煤矿的生产管理、安全技术系统之外,还有一套对犯人的看守、管教系统,好像后者比前者更重要。领导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除了战场,这里是阶级斗争的第一线。”由于没有明确的矿区范围没法垒围墙,就到处设了不少岗楼子;管教人员和矿上的干部大都配带武器。那矿长、书记在内部叫大队长、政委,这个矿是一个劳改大队。
这个劳改大队可不只是打井,有一些犯人在被征用的过去老百姓的稻田上种菜;还有的养猪、养羊、烧砖、做木工活,有点自给自足、牧歌田园的味道。那正是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犯人们种的菜,可使在矿上工作的人如获至宝,虽然也要花钱买,可比自由市场上便宜多了。那菜我们一家吃的可是不少。由于我内弟来逃荒,没有粮食供应,幸亏有这个条件,我们一家才度过了这一难关。
矿上的犯人从性质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反革命罪犯,包括现行和历史反革命,有些在押的“右派”大概也算在内。另一类是刑事或过失犯罪的犯人,包括杀人、放火、贪污、盗窃、强奸、汽车司机轧死了人等等。有一个被判了重刑的老头,听说原来是洞庭湖里一条大船上的大副,搞技术革新把船烧掉了,也属于后一类。矿上对前者是要倍加警惕、严加管束的;干的也是比较重的活,减刑的希望很小。而对后者则比较宽容,有的当劳动组长,那是犯人中的小头头;还有的被安排当“特情”,随时了解汇报犯人中的思想动态。管教人员往往假借“提审”的名义向他们了解情况,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受奖,还可能减刑。
这个矿上不只有犯人,还有一批“劳教人员”。按说“劳动教养”是属于对轻微犯罪人员的行政处罚,和犯人是有根本区别的。按当时的规定,对真正的犯人是“武装看押”,而对劳教人员只能是“武装镇守”。在这个矿上,似乎他们两者的待遇都是一样的。加之,有些劳教人员的教养期限很不明确,有的劳改犯还看不起劳教人员,挖苦他们说:“我虽然劳改,可是有刑期,到时候就放我,你劳教什么时候是个头?”
这个矿上还发生过一起管教人员击毙一名正在逃跑的劳教人员的事。按说,在这情况下对劳教人员是不准开枪的,这是一个严重的违法事件。可是后来也只是批评了一下、写个检查了事。矿上还借着此事组织犯人去看那人的尸体,作为震慑。后期,矿上还来过一批“反五风”中“犯错误”的农村社队干部。他们可是得到了管教人员的同情,不大干活。
矿上的犯人经常开会,表扬表现好的,批判斗争表现坏的。犯人内部也有自己的“规矩”,有时乘管教人员不在,犯人中的头头还自己或指示别人动手打他们认为违规的人;常常是几个人轮番打一个,打得很凶。有了涉及全矿的大事,或向犯人传达重要文件精神,就要召开全矿的犯人大会。那时要早在开会的大场子周围高处架上机关枪;不但公安部队荷枪实弹,参加会的干部也都要带上自己的武器,以随时应付出现特殊情况。时时体现出:“除了战场,这里是阶级斗争的最前线。”
人对环境的适应性是很强的,苦中也要寻乐。在监房里,常有犯人戏弄管教人员的事发生,特别对一些年轻的干部和公安战士。夜晚,犯人起床大小便是要报告的。监狱有规定,犯人对管教人员的称呼是:对穿便衣的喊队长、穿军装的喊班长,不管官大小。有的犯人看到是小战士站岗,有时就来上句:“报告,班长小便。”要是小战士听不出来,那犯人就像得了胜利,会在同伙中传说一阵子。
犯人们不服管教,甚至图谋不规的事也常有发生。在定期搜查监房时都会发现,有的犯人用平时捡到的大铁钉、竹片子什么的磨成的利器。对这样的人就要停止他的劳动,戴上刑具关起来,以示惩罚。对问题严重的,不仅要戴手铐还要加脚镣。我听说有的惯犯能戴着脚镣换裤子,开始感到不可思议。后来才知道,他是利用脚镣与脚腕间的空隙巧妙地完成的。
1961年11月15日的半夜里,我被一连串的尖叫声惊醒。披衣起床寻声而去,发现在管教科的屋梁上吊着三个干瘦的犯人。问了一下,是有人拿了斧头藏在管教干部的床下被发现了,正在审讯。第二天,管教科长要我画一张说明那个事件的示意图。我说我只会画工程图,不会画画,他们一定要我画,我只好用工程制图的方式,画了一张事件过程的平面位置图交差。我真成了公安人员了。
这是我所遇到的此类事件中最严重的一件。至于犯人逃跑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特别是在秋天野外有东西吃的时候。矿区分散,犯人逃跑的机会很多。尤其是一两个管教人员带十几个犯人上山打柴的时候,那是很难掌控的,要一路不停地报数。不过管教人员很有办法,很快就能把逃犯抓回来,有时甚至是准确地判断出犯人会去的地点,提前在那里等着。有的被抓回的犯人说,他再也不跑了,因为队长去的比他还早。有的管教人员对我说,其实犯人在逃跑前是会有异常表现的,有的变得情绪不好,有的还会特别积极起来,这时就要注意;对于犯人的一些基本情况他们也都摸得很熟。
那时候经济困难,虽说对犯人的粮油标准与平常人是一样的,可是别的营养品什么也没有,犯人们的食欲可想而知。我见过一个犯人在挖菜地时挖到一条鳝鱼,他就顺手在旁边的水沟里一浣,用手抓着放在嘴里一口口吃掉了,像吃一棵葱。
有些犯人本来体质弱,当时的生活条件很差,加上劳动繁重,生病的就很多,死亡率也是很高的。矿上到底死了多少犯人,我不清楚。12月3日听领导做敌情报告,其中说到建矿以来已经病死了66人,占总人数的8%,还有200多病号,这才不过三个月。听说井口背面的小山坡上埋了不少犯人的尸体。
我发现,犯人中过去从事什么职业的人也有,有的甚至是多才多艺。卫生所里多数医务人员都是犯人。做饭的更不用说,就连机关食堂的大师傅也是犯人。听说他原来是常德饭店的经理,因为贪污判刑的。对他很优待,因为家里没有别的人了,还让他带了一个四五岁的儿子。记得过年时,还组织犯人们演节目,有的犯人演唱得很精彩。尤其是那武打常常来真格的。有一个犯人是因造假银元犯罪的,刻图章的水平很高,为外单位刻过不少钢印。
矿上还曾经在犯人中给我找了一个描图员,那图描得可以说是一流水平。省设计院的同志见了他描的图很赞赏,曾对我说,能不能借调给他们。我说那可就难了,要来还得有警卫,他是个正服刑的“右派”。因为他一天要刷两次牙,机关内有的领导看不惯,没过多久,就让管教干部把他给撵回去干活了。
这时,我的爱人在矿上的机电工区工作,手下有9个犯人,她不但白天要和他们一起工作,还经常要上夜班;今天想想她的胆子也真大。
阶级斗争最前线的干部们,自己的阶级斗争也抓得很紧。天天的大会、小会上口不离阶级斗争,还不断地清理思想。被清理的对象都要做深刻的检查,常常几天过不了关。那阶级斗争的弦,在每个人的脑子里都绷得紧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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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花一现
  
在大跃进的日子里,领导干部们的嘴里有个口头禅,就是“白手起家”,表示不要任何条件也可以创业。这个口号可是很有来头的。
说起来,广福桥煤矿可算得上是真正的“白手起家”。土地是征来的,房屋是借来的,家具是“捡来的”,支架用的木材就在附近的山上伐,烧的柴也是从山上砍,劳力是犯人也不用发工资(据说矿上每月只要向上级交纳每人27元的“假定工资”)。
当时在山上砍树也是要有“指标”的,指标不够怎么办呢?那个管供应的干部经验丰厚,他曾非常自负地对我说:“这事太好办了,报计划先戴上个大高帽子,让他三刀也砍不到底;只要拿到了计划批件,给多少无所谓,上山砍多少没有人问;就是遇到有问的,那就说是犯人不听话,没管住,他也不能怎么着。现在,谁不会唬弄谁吃亏。”他说这话,就像说糖是甜的、盐是咸的一样,理所当然不容置疑。
打井完全是“土法上马”,犯人们谁建过井?管理犯人的干警也全是外行。开头一段土层就用锄头挖,竹撮箕担,油灯照明。遇到岩石后就用人工打眼放炮。他们完全不懂得巷道掘进的基本技术。只是在十几个平方米的工作面上,看到哪个地方凸出就在上边打一个三五十公分深的炮眼,装点炸药放一炮,像剥皮一样,一点一点地往前挖。支一架棚子比竖一个屋架子还难,一天的进度少有超过半公尺的。就这样,还经常因为炸药运不到停工。为了矸石的提升,倒是在井筒里铺了轨道,可是没有绞车;只好用木头做了个 两米直径的大磨盘,一班由八个年轻力壮的犯人推,用小矿车把矸石提到地面上来。
用这样的技术条件掘进,那进度是没办法加快的,可是从那以后,那个小山包上就日夜传出一种低沉的“吱吱呦呦”的声音,像北方当年支前的木轮车、南方河上的水车发出的动静;给宁静的大山平添了一种远古的诗情雅韵。
更多的犯人是种菜、养猪,连砌井筒用的砖都是自己烧。矿上惟一的机电设备就是两台小柴油机,用它来发电供全矿照明。这个到处住了犯人又没有围墙的劳改矿,夜间没有照明是不行的。
1961年末,矿上调来了一批管理干部,建立了股一级的中层机构。一位姓张的公社副主任,当了我们生产技术股的股长。他30多岁,人很和气,除了种田之外没干过别的。进门就表示要虚心向我学习。虽然技术上的问题都是由我来提出、我来办理;可是我要办一件什么事还必需对这位股长先从基本常识讲起,而后说明事情的内容,为什么这么办,最后还要由他来表态。当时,我对这种状态虽然感到麻烦,但不认为它有什么不对,到处都是这样,外行领导内行是天经地义的。知识分子算得了什么,技术人员就是在别人领导下干活的,是“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人家可是当过公社副主任的大干部。
我的工作一直是积极主动的。这年的的元旦刚过,我跑到长沙市,自己钻到省煤炭局的基建处汇报。由于湘西煤很少,经我一宣传,两位处长对广福桥产生了兴趣。说是省里可以管起来,但是必需有设计。
我欣喜异常,好像抱到了个金娃娃,立即回常德向公安处和冶金煤炭局汇报。领导们得到这个消息都很高兴,说赶快按省里的要求办。
我先到常德地区地质局索取有关资料,可是我一次次遇到的都是推诿扯皮,去到第三次时才见到管事的人。他们的革命警惕性很高,说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有也不能给我们,只能拿着专署的介绍信来看看。我一个小萝卜头他们根本没放在眼里。
尽管碰了不少钉子,回矿时我还是兴冲冲地,从那个大樟树边的小汽车站一口气跑回到了矿上。在半路的旷野里,我遇到了一场从没有经历过的大暴雨,人像钻进了瀑布,淋得我气都透不过来。
我身上流着水回到了矿上,看到的是一些懒洋洋的人,表现出了一种无所用心的消极情绪。张股长一脸茫然地对我说:“打井的工程停了。”我问为什么?原来是前天他遇到了两个403地质队搞普查的地质队员,他们在井口议论说井口距煤层露头太远,角度太小,这样见煤晚。他马上把这个重要情况给矿领导汇报了,就为这两个小青年的议论,矿领导就把正进行的井筒施工给停了。
我听了之后啼笑皆非,不过这最明显不过的是对我不信任。我又反复给他们解释,地质队挖掘探井、探坑和我们建生产矿井用途不同,要求也就不会一样。好在还没来得及向上级汇报,经我这样一说,他们又犹犹豫豫地复工了。一个矿井的停工、开工,就像小孩子过家家,我感到惨然。
井口的磨盘又吱吱呦呦地转起来了。可是我很明白,也别说他们不信任我,按规定现在的施工是非法的,因为没有经过批准的矿井设计。
要请设计院设计,需要向他们提交经省储量委员会批准的井田详查地质报告。这些事我虽然一再向领导提出,可似乎没人拿着当回事。估计他们认为,就这样往下挖,见了煤就采,技术上出了什么问题都是我的事。
矿井设计的事一天天地往下拖,我心头的压力越来越大,看来公安系统办矿什么规矩也不讲。不过,人员是不断地往矿里调。后来又把刚下马的石门磷肥矿、厂的保留人员合并了过来。技术人员也增加了,原来从煤炭局调走的小颜从马路口煤矿调来了,还有他的爱人。苗市煤矿停产了,那里的技术员也调来了,他可是一位北京矿业学院1958年的本科毕业生,要说理论功底比我强多了。可是调来的人当中,更多的是对煤矿一窍不通的老弱残疾,在矿里根本派不上什么用场,当然这些人都很革命,在天天晚上的学习批判会上个个都是积极分子。
调人,设机构,安排干部的行动还是很快的,不多日子就士象具全成龙配套了,可就是对建矿来说至关重要的勘探和设计的大问题无人问津。
一天一天,一月一月,眼看半年又过去了。我实际上没有什么技术工作可做,整天闲得难受。万般无奈,我给常德地委分管工业的袁书记写了一封信。我告诉他,从目前掌握的煤炭地质资料看,广福桥在常德地区算是最有希望的,可是目前矿上的状况对矿井建设是很不利的。想不到没过多久,这位地委副书记亲自到矿上来了。
看来这个矿在地委领导的眼里是很重的。袁书记要到矿上来一事,立马惊动了各方。那个号称“三六九”,就是一月要喝3斤茶、吸6条烟,一天9两酒的403地质队的书记来了。省煤矿设计院的田主任工程师也让我动员来了,我还从行署交通局借了一辆小车专程去接他。矿上也为此杀了一只羊。
曾家湾来了两辆小汽车,成了当地的特大新闻,众多围观的人都对那小汽车啧啧称奇,矿上只好派人维持秩序。
省煤炭设计院的田工程师是采矿室的主任工程师。他工作很认真,经过他拿了图纸现场查看了半天之后,当场认定我确定的井口位置是对的,只是井筒的坡度大了一些。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他认为井型确定为年产15万吨,日产煤500吨比较合适。对于请省设计院设计的事,田工说,已经到了二季度了,今年的任务已经排满,不过可以想法插上,还是要以我为主;不过,经过批准的地质报告是必备的。
袁书记当即要求,地质队三个月以内拿出这个井田的详查报告。这样一来,广福桥煤矿就正式地走上了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道路。这在今天基本建设中是绝对不允许的,可在那个年代这是“大跃进”中的“先进经验”。
通过这件事,我在矿上乃至地区煤炭口可就出了大名。都说:“刘炳南一封信就把地委书记搬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工人中有的把我传成了通天的人物。我自己也从内心里十分得意,做起了在这大山里建一个常德地区最先进的煤矿的美梦。
从那开始,这个山窝可就真热闹起来了。先是修了从矿上到苗儿峪的公路,加固了广福桥。地质队上了四台钻机日夜轰鸣。物探队、测量队的人到处摆动小红旗。矿上派了三个人到设计院帮助描图。我则是三大任务一肩挑了,矿上正在进行的施工我负总责;地质勘探我是甲方代表;设计我还是项目负责人,整天上蹿下跳忙得不可开交。实际上,其中的许多工作是我的知识和能力难以胜任的,一个中专毕业生,怎么能一下子担起这么重的担子呢?我有点不自量力,但是干劲十足,边学边干。
那时我还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只要是上级给的任务没有不敢接的,不会就学。这时,行署分管工业的副专员也认上我了,地区里只要有关煤矿的事都要拉上我,我似乎成了地区的煤矿技术权威。
由于经常到省煤炭局和省煤炭设计院去,在那里我也受到了领导的赞许、同事的支持和帮助。62年的秋天,我还把设计院的院长从长沙市请到了矿上检查指导工作。尽管如此,我还是个一月只有44.5元工资的最低级别的技术员。我当时从没有想过这事,那时的人是不想这个的,脑子里只有工作。再说我已经有了令人羡慕的很高的物质待遇了,和井下工人一样,一月42斤粮食、一斤油、一斤肉、二斤黄豆、三斤酒、一斤糖。另外,矿上领导还吩咐食堂,不时地偷着给我送点豆腐渣什么的,好让我把肚子填饱了干活,对这我已经是感激涕零了。
我满怀理想、信心十足、斗志昂扬,长沙、常德不停地跑;在矿上也是井上井下、各台钻机不住地转。不但各方面的进度我随时掌握,广福桥煤田的地质情况我也越来越熟悉,工作越来越顺手了。特别是在技术人员队伍中,大家公认我是领头的,包括那位北京矿院58年的本科毕业生。
不到一年的时间,基本建设程序规定的大事一个个解决了。“广福桥煤田详查地质报告”提出了;湖南省地质局储量委员会批准了这个报告。矿井设计的进度在加快。一些新设备不断运来。特别是地区建井二分队的工人都调来了,还从湘西钨矿调来一位工区主任,工程进度也加快了。矿上的职工越来越多,人多热气大、干劲足,形势大好,蒸蒸日上。曾家湾这个小山村沸腾了。广福桥煤矿在常德地区,成了仅次于八三煤矿的第二号重点工程,各方面都很重视。
加强领导是关键,不断有新的领导干部调来,可又不断地使大家希望变失望。书记来了两个,矿长有了几个,可没有一个懂煤矿的。好不容易从湘西钨矿调来了一位懂业务的书记,大家正高兴着,可没多久,他就在井口值班室和一个很漂亮的职工家属睡觉,把人家肚子里的小孩给压死了。据说是给钱太少被告了强奸,一下子出不了门了。最后又从哪个县调来了一位县委书记来当一把手。两口子都姓李,听说他是13级的大官。他的爱人都是县委的组织部长,在家里她妈都喊她“李部长”,这位李部长孩子不少,有一个还在吃奶。
确实是干部决定一切,这位新书记一来,矿上很快出现了新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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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断广福桥

大干部就是有水平,李书记的一行一动就是和别人不一样。他态度严肃,让人望而生畏。进门来就大刀阔斧地干起来:领导分工、机构调整、股升格为科……技术科也换了新科长,记不得他是从哪里调来的了,反正不是从煤矿。
1962年11月,我被任命为矿的“主管技术员”。这可不是光嘴上说说,那任命是打字机打的,上面还盖了矿上的章。只是那纸太薄,也只有今天商店的发货票那样大。
我虽然是当了“主管技术员”,可是领导强调,今后办事要按程序,我要想给矿上领导提出个什么意见,必需要通过科长上“条陈”,一切都要正规化。我和矿领导的距离,被正规地拉大了。这位李书记从来没有和我坐下来谈过话。
正在这时,听说1962年初在北京开了个7000人大会,说是现在的工农业比例失调,1958年以后全国增加了2080万工人,农业负担不了。要坚决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工业要退,还要退够。全国要有800至1000万工业人口退回农村去;后来听说是回去了2000万。湖南省的任务是37万,广福桥煤矿也有指标。干部也确实太多了,只说常德地区地委、行署机关,1958年是3100人,到了59年成了4800人,60年达到了5800人,人浮于事,再不精简也实在不行了。
那时不少农村已经实行了“三自一包”,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至少是不挨饿了。自留地里的产品还可以拿到自由市场去卖高价。放点猪骨头,一小碗水煮萝卜就要5角钱,农民手里的钱多起来了。城里也有了“高价商店”,有10多元一斤的点心,一二十元一盘的肉。而国家职工的工资待遇却一点没变,一般职工一月也就是三四十元;粮食定量没加,干部一月25斤半,还都处在一个半饥饿状态。
不少职工早就不安心工作了,说什么“七级工,八级工,不如社员一沟葱”,这些人对于回农村是巴不得,可也有些人不那么情愿。于是又来了一场小运动。大会动员、小组讨论、个人报名、领导批准、群众欢送,好不热闹。矿长说:“回乡光荣,留矿也光荣,反正也光荣不如光荣更光荣。”广福桥煤矿第一批走了41人。这样一来人心就浮动了,那第二批的名单该有谁?
那个年头的事也特别的多,苏联老大哥成了“修正主义”和我们撕破了脸皮,撤了专家还逼债,在报纸电台上互相叫阵,我们的报纸上一连发表了“九评”;蒋介石更是整天叫喊“反攻大陆”。上边传出话来,犯人在这里呆不久,因为不安全。
那个时期,运动也是一个接一个,今天反这、明天反那,干部的思想整天绷得紧紧的。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组织学习批判,那时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红旗》杂志重新发表的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当时的国民经济恢复得很快,农产品渐渐地多起来了,高涨的物价很快落了下来,钱又顶钱用了,其速度之快有点像神话。没过多久,城市职工的生活又比农村社员的生活好了,许多自己要求回了农村的干部又后悔走错了路,“拨了葱,种上蒜,还是不如在厂里干。”经济的快速恢复在老百姓中有了很多的传言。含义最深的一句话是“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还说陈云多么的有办法。
广福桥煤矿在常德地区成了仅次于八三煤矿的第二号重点煤矿,各方面都很重视;都希望常德地区快一点有一个一天能日产500吨煤的煤矿;可是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天天都在为这原始的打井方式和老牛拉破车的进度着急。
这个矿当前的建设和日后的生产有两个大问题必需解决:一是要想机械化先要解决电力;二是以后一天500吨煤如何运出去,这是我们技术人员天天在议论的事。最好的办法是架高压线连接最近的电网;铺轻轨到澧水建小码头。那距离都只有一二十公里,说起来不难解决。我总认为,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条件是人创造的。可是矿领导似乎认为这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天大的事,没有人去积极争取。有的人想自己发电,至于运输线路的事没听哪个领导说起过。上边说给一套旧的750KW的火力发电机组,搞一个小电厂。我们马上在井田的西部选了一个很理想的厂址。为了应急,我们想先用上小蒸汽绞车、水泵什么的,以加快施工进度。
正当我们生产技术科的人满腔热情日夜操劳的时候,63年的2月8日来了一场大寒流,想不到湖南也有如此凛冽的寒风。不知怎的,建矿的热情似乎也被这寒风一吹在全矿各处渐渐冷却下来了。特别是新来的那些大干部,他们怎么会愿意呆在这个大山窝里挖煤呢。在我周围闪烁的眼光,渐渐由敬佩而怀疑、而冷淡、而嫌弃了。似乎都是由于我的行为,才使他们到这深山里来受苦的。
记得1962年的年底,地区公安处的处长亲自来了一次。他见了我仍然很客气,可是明显地言不由衷了,更没有了同时建两个井的劲头。他走了之后,这个矿要下马的消息就在下边到处传开了。
先是以犯人不足为由,把副井的掘进停了下来。过了春节不久,李书记和矿上的主要领导到地区计委汇报矿井下马的事,他们要我一同去。我感到很纳闷,过去我是从没有和这位李书记一起办过什么事的。走进计委大院,计委的干部们正在菜园里劳动,计委主任冷言冷语地对他们的干部说:“这不是,我们正在研究重点支持广福桥,人家决定不干了……”
西风井正沿煤向下掘进;东风井已经见煤了; 273米的主井已进到了270米,很快就要见煤。可以说正在捷报频传,就要开始有回报的时候,矿井下马的决定也下来了,而且是要立即停工。
这个决定是怎么出笼的,我这个“主管技术员”事前是没有一点信息的;只听说是因为蒋介石又喊“反攻大陆”,犯人要转移到安全地方去。不久,所有的犯人就全部撤走了。当我又一次看到那就要见煤的井筒里的水一步步淹上来的时候,无异于我亲生的孩子死了,心灰意冷到了极点。
这广福桥煤矿从三人进矿筹备到关门停建,前后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这一年半我可是怀着一个美好的理想,全身心地投入了矿井的建设。我在奋不顾身,轰轰烈烈地拼搏之中,似乎身心已经和广福桥煤矿凝结到了一起。现在一切都完了!我的理想破灭了。没有了广福桥,我似乎感到没有了自己存在的价值。狗咬尿泡一场空,事情的变化如此之快,我一时都转不过向来。
天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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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时也  彼一时也

令许多人讨厌的、这个深山沟里的、正在建设的广福桥煤矿下马了,矿上大部分干部拍手称快,而且一批批离开曾家湾远走高飞。
先是大官,调长沙、常德;后小官,调各县、公社,个个兴高采烈。李书记走的时候还把借我们家的摇窝带走了,那可是我们家唯一的木器家具。那些等着走的人都没人管了,个个百无聊赖,游手好闲,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懒洋洋,困得慌,睡到九点才起床。起了床,吃三两,吃了三两吊尔浪当。”下了马的单位就像被打败了的队伍。这时我们技术科的几个技术员,就像集贸市场散了场后剩下的烂菜叶子,似乎没有人要了。这是些到哪里都被人使用的人,理应等等再说。
过了好些日子,总算提出有两个地方要我挑选。
一个是石门雄黄矿,说起此矿大大地有名,就是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说的湟水出黄矿的那个地方。矿的历史几百年是有了,听说矿脉几乎是垂直向下延伸的,至今仍是土法开采,人工用篓子从井下往上背矿石。不过资源珍贵,一年限采500吨,完成了任务就“休整”。
雄黄被采出来后,大部分就地炼成砒霜。雄黄本身也是一种药材,也是一种观赏石,那黄色和红色的晶体是很好看的。砒霜可有剧毒,听说这个矿的四周好大范围内苍蝇、蚊子什么的都没有,矿上的运货车不准运别的。这种地方养老该是好去处,可我还不到24岁,早了点。
再一个就是澧县最北边与湖北交界的地方,有一个日产百多吨的小煤窑叫羊耳山煤矿,可以去。这时我听说,常德地区一号重点煤矿,八三煤矿也下马了。与我一同从淄博调来湖南的杨道亮从八三矿调去当了矿长,他捎信来让我去。我只好就坡下驴,1963年3月我和我爱人接到了去了羊耳山煤矿的调令。
我有点心灰意懒了,就着这个机会请了一个月的探亲假,于 3月15日回了一次山东老家。我应该回家看看了,我似乎也应该回山东了,湖南实际上已经不需要我们了,借着这个机会问一问看能不能返回山东工作。因为没有钱,只能我一个人回去。
我每次出远门都爱带一本地图,以便加深对沿途的印象。这次回家我把那本用了多年的地图册放在火车的小桌上,在别的旅客开窗时一下被风吹到了正在急驶的车厢外边去了。我的心头一惊:怎么?我无路可走了吗!
果然,当我到济南下车,走进位于堤口路的省煤管局人事处,对接待我的一位干部提出要求回山东工作的时候,那个人像当铺的伙计面对一件毫无价值的破玩艺儿,以一种不屑的神色,不容分说,几句话就斩钉截铁地把我给回绝了。我一时悲从中来,怎么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当场就抽抽搭搭地哭泣起来。哭了一会,我突然觉得口干喉痒,身上疲乏无力,可是心里踏实了。我什么话也没再说就返回了火车站。
组织上许过的愿可以轻易地推翻,个人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人生就像演戏,人事部门就是派角的,让你上台你就是个角,让你下台你就什么也不是,认命吧!在这个社会上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了。从那时起,我对人事干部就没了好印象,直到现在。
我带着沮丧而又期盼的心情回到了坊子,车上的乡音使我感到亲切。
出了火车站,看到街上比正在大炼钢铁时我回来的那次有了些生气。我迈进家门,母亲看到我先是惊讶,接着扯起大襟擦眼泪,之后就急忙去赶面条了。小女儿似乎还认识我,可是躲在奶奶的身后偷着看我。弟妹们自是兴高采烈,左邻右舍也都赶来道喜。
难得的一家团聚,一夜的长谈使我几次泪流满面。母亲说大难总算过去了,她一辈子也没遇到过这样的大灾难。现在好多了,地瓜干两毛多一斤,麦子也不超过5毛,我寄回来的钱能买不少粮食了。
第二天我一个人在坊子镇上到处转,游子落魄而归,故乡面貌依旧,只是街道上的人笑容多了些。南坡地里那些被废弃的土炼铁炉边,麦苗长得不错。所到之处儿时的记忆犹新,使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我已经24岁了,至今一事无成。因为我穿的是一件爱人用当年岳母陪嫁的老棉布做的中式棉袄,有的老人还在背后里悄悄问我“是不是犯了错误”。
我买了20个火烧、一斤块糖去岳父家。在坊子四中上学的我小妻妹和我一同回家,她先在路上迎着大风就吃起火烧来了。进了门,内弟的孩子们都来了,岳父给他们分糖,一人两块。
在岳父家遇到我一位在矿上工作的淮南同学,说起前两年的生活困难,羡慕我在湖南没饿着。他说这里还算好的,他有一位姓付的同事,去年春上安徽老家来了电报要他立刻回家。他回家一看,一家的大人都饿死了,只剩下一个三岁的孩子还全身浮肿,他带了回来,回到矿上还不敢说实情。
他说,前两年男人浮肿很普遍,好多年轻妇女没了月经,饿死的人可多了。他还听到一个小道消息,说1959年全国的人口减少了一千万。他说完了以后似乎又后悔不该说,他再三劝我,出去可别对别人说,传出去影响不好。我是信守诺言的,40多年了,这是第一次说出来。
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坊子人,还不忘幽默和搞笑。我听说了人们笑谈的“坊子出了十件宝”。录在下边,也算当时坊子的一件要闻:
坊子出了十件宝:
傻子,(男性,建筑公司的一名壮工,家住四马路。有智障,很听话,干活买力,脏活累活都让他去干,特别是筛灰,几乎是他包了。)
伍月,(男性,家住三马路南公安街。走路踉跄,说话口吃,有智障,但很自负,到处指手画脚。)
朝天屌,(男性,家住张路院,一残疾人,走路抬不起脚,头一步一仰。)
瘸巴妮打火烧,( 两腿残废的妇女,据说是坊子最早打肉火烧的人。那可是坊子的第一美食。火烧铺在三马路南公安街口,后来还是作为“吃闲饭”的人下了乡。)
“闷闷车”溜街跑,(“闷闷车”是当地口音,小汽车的戏称。两腿残废的一个人,男性,住在安邱路,很精明,修鞋为生。“走路”时,一手拿一个木垫,侧着身子,横着挪动,行动迅速。)
“卫生队长”把水挑,(男性,姓卫,住在斜巴拉街,以卖水为生。他是个守财奴,挑水挣的钱舍不得花,到处塞,到集市上捡烂菜叶子吃。)
“钢丝蓑衣”是刘保,(一个复员军人,有精神病,衣服破了都是用铁丝来勾连。住在当时坊子南边放置的废火车头里边。后来吃生鱼卡死了。)
“石猴子”钓鱼比不了,(一个铁路职工,男性,住在一马路,长期在家养病,姓史。因为人很瘦,父母又早亡,外号“石猴子”。他特别会钓鱼。)
“背鼓匠”弯弯腰,(也是一个修鞋的,男性,腰有残,后背突出,身子弯得厉害,从后边看不到他头,像背了一个鼓。住在安邱路北,堂子胡同边上。)
“好手”在后边作指导。(男性残疾人,家住张路院,两只胳膊拐肘不能弯曲,手腕向内弯,走路一歪一瘸。干壮工,头脑很灵,爱指手画脚。)
假期到了,别无出路,我还是又回到了湖南。这时的广福桥煤矿,到处空空荡荡,再也没有人热情地对待我了。
1963年5月29日,我又一个人怀着与亲人的遗体告别一样的心情,默默地围着矿区转了一圈之后,带着无尽的伤感与惆怅,和爱人一同乘一辆大卡车到了羊耳山煤矿。
又与从山东一齐来湖南的杨道亮同志见面了,我有一种别样的苦涩心情,我们到这里来干了些什么?这里还需要我们吗?我从报上看到,山东新开发了肥城矿区,老局也建了许多的新矿;尤其是看到全国的煤炭工业发展迅猛,一个个大型矿井在东北、山西、陕西、河南建立起来,心中兴奋不已,可我们呢?
这时我还看到了我的好同学沈影写的技术专著《锚杆支架的应用》,心里更有了一种危机感:我和在北方大矿区工作的同学,技术水平上拉开了多么大的差距?我在这里可以说是虚度光阴。为其竭诚地拼搏了近两年的广福桥煤矿,怎么下的马,自己还莫名其妙。可是,不久我们收到的一封信,是一个与我们关系很好的原广福桥煤矿副矿长写来的,从信中我知道了矿领导干部中的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原来在我们党内,不只有容主任那样的人,还有一种被冠冕堂皇的外表包裹着的,另一种不怎么样的人。
在我们离开湖南省44年之后,2006年的春节,我和老伴专程带了儿孙回常德去了一趟,找见了许多当年的老朋友。听他们说,1963年停建了的广福桥煤矿1966年又恢复了,建成后生产了好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有些老人又回来承包,东西风井都各自成了独立的矿。后来,老井透了水后又在附近建了新井,一直到2005年11月27日才停产。在近40年的时间里,这个矿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还是很有贡献的。曾家湾村也大变了样,建起了好多的小洋楼。
那次我们还冒雨进山,在一片茂密的桔林里,找到了当年我主持设计施工的广福桥一号主副井。没想到的是,经历了40多年的岁月磨砺,那井口的红砖砌碹还很完整。我感到自慰,我的工作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我的梦想也由后人实现了,而且在新的条件下他们的成果出乎我的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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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潮退却之后
  
到了1963年,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高潮渐渐消退。在一般人的内心里,“三年经济困难”已经使三面红旗威信扫地,党和领导人的威信,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是在上级的文件和报纸、电台上却一直还是在“高举红旗”。由于政治的禁忌,人们在桌面上,对此也是不敢明说,不过私下里的谈话中都在把大跃进、大炼钢铁中的一些事当作笑料,笑别人,也笑自己。
经济形势的迅速好转使人们的话题又有了新的内容,刘少奇、陈云等人一度成了谈话的中心,他们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更加高大了。不过,我听人讲,刘少奇说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话我心里认为对,可又觉得和总的调子不大合拍。
生活水平的提高,刺激了人口增长。我从地委书记的一个报告中知道:1963年全国人口已过7亿,增长率超过20‰,纯增人口1200―1300万人。湖南省1963年上半年的出生率甚至达到了26.6‰,半年时间,人口纯增了20‰。领导不再说“人多力量大”了,而是在反复强调,“计划生育已成为全党全民的一项长期的十分重要的工作”。
群众运动的大潮退却了。那时,我自己常常私下里琢磨“三面红旗”这件事。
总路线那些话还有错吗?没有错。“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不都是“糖是甜的”、“盐是咸的”吗!
人民公社还在全国坚持着,要全国农民共同富裕似乎也只有这条路;不过还没听说哪里真正富了起来,能吃饱饭就算好的了。
“大跃进”怎么说呢?这几年全国建设了不少大工厂、大矿山、大铁路、大桥梁,北京的十大工程,包括那么大的人民大会堂不到一年就建成了,成就不能否定。现在全国都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大寨的陈永贵就是多打了粮食;大庆的王进喜硬是拿下了大油田。去看过的人都说是真的。不过,听说人家那里不光有拼命干的劲头,还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几年我所经历的这些,却大都是在胡思乱想、胡干蛮干、吹牛皮、说大话、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这怎么会有好结果呢?如果大多数人都在这样,岂不祸国殃民。大炼钢铁,暴露了中国人很会自欺欺人;土法上马用“小土群”搞现代工业,说明了我们的领导人对现代工业的无知。现在只能说动机都是好的了。这些,我只是自己想想而已。
我们就是在大潮退却的时候来到了羊耳山煤矿,那是1963年刚刚进入夏季。
羊耳山煤矿是以当地的一个山命名的。羊耳山为什么叫羊耳山我没有考证过,一般说来但凡以“羊耳”命名的山一定大不了。正是这样,矿的周围都是一些被砍光了树的光秃秃的丘陵山峦,附近没有什么大山。羊耳山煤矿,也是离开澧县当地就少有人知晓的小煤窑。
你可别小看了这个深山僻壤里的小煤窑,那里发生的风流韵事可是与大城市的绯闻毫不逊色。我只接触过几天的那位党委书记,一表人才,听说工作能力也很强,只是爱搞女人。有人说,矿上凡有点姿色的女人,别管结婚的、没结婚的,大点的、小点的,差不多都让他睡了。有一次出差住在旅馆里,他都能把以前从不认识的一个女孩子,搞得早上下不了床。
传说,他对勾引女人确实有些办法,几乎是手到擒来,没有一个溜掉的。看来他对于和女人睡觉,一定有着别的男人不具备的本领。许多被他睡过的风流女人们,都对他如痴如醉、恋恋不舍,不乏“送货上门”者。她们不但以能和书记睡觉为荣,还互相争风吃醋、大打出手。
男人们和女人们,为这些风流官司整天打得昏天黑地,那还有心思搞生产。有的工人说这个矿是“三不”:“领导干部不学,不钻,不使劲;管理人员不精、不细、不鼓劲;工人不痛、不痒、不起劲。”生产管理一片混乱。书记的口才很好,可是不了解生产情况。工人们说他做报告一讲就是“三六九”,“三面红旗,六亿人口,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于是,上级领导对羊耳山煤矿的领导班子来了个大调整,书记换了,矿长也换了。
在煤矿的南边几里地的河边,顺着小河有一个叫闸口的小镇子。房子几乎都是木头的,可还是比较高大。那河岸是高高的峭壁,沿河一排房子的室内地面,有一部分是悬在河上,用高高的木柱支撑着木板。后来我才知道,当山洪暴发的时候河水会猛涨,只有选择这样的地势、这样的建筑方法,房子才会不被水淹。
这排木头房子的前面,是这个镇子惟一的一条街。那不知什么年代铺就的青石板,已经被磨得油光放亮。街上有几家小饭馆,也不过是卖些米粉、面条、包子什么的,也有几家卖杂货的小铺。顺河再往南二三十里就是王家厂水库,大坝上有一个水电站,那里是一个更大的镇子。这里要比广福桥繁华,不过,这里的山大都光秃秃,可能是被大炼钢铁“运动”过了的。
从1958年到1962年,5年间国家给常德地区煤炭系统投入1000多万元,打了无数的井,到63年就只剩下5个小窑了(到64年只剩下了3个)。这5个小窑没有一个能正常生产的,羊耳山算最好的。我刚到常德时来过这里一次,是跟着领导来检查安全生产。记得当时它分散在各处有好多工区,井口更是数不过来。
这里的煤层是鸡窝状的,碰到一窝厚的有几米,薄的就只剩下一条煤线。在几米厚的煤窝里采煤时,那支架叠床架屋实在可怕。四年之后到这里看看,最大的变化是井口少了、工人少了,别的依然如故。现在只剩下一个工区一个井在生产,一天出不了一百吨煤。全员工效只有0.08吨,一年亏损28万以上。在相距10里左右,过了闸口还有一个双堰垭工区,有一个斜井正在基建。
这个矿的煤炭生产全是手工操作。矿井没有通风设备,全靠自然通风,冬夏两季井下和地面的温差大还好一点;到了春秋季,人在井下深处的巷道里,不干活也气闷,呆一会就感到头胀、心跳、眼花,比我后来到西藏上高山的感觉严重多了。我看到工人光着屁股蹲在窄矮的煤洞子里用锄头挖煤,每举一次镐头,都要喘几口粗气,汗水把身上的煤粉冲得一条一条的。那用竹筒抽水、用拖篓运煤的工人也好不了哪里去。矿上柴油机发的电,只用于照明和从井筒下的水窝把水排到地面。
在井下,是毫无规矩地乱采乱挖。手工挖下的煤装在拖篓里,由人工顺着弯曲不平的小巷道和铺在斜巷、斜井里的爬梯,一步一步拖到井上来,有的地方的坡度在50度以上。好多拖煤工脚板上裂着又宽又深的口子,令人惨不忍睹。我想,现在还暖和,严冬腊月半赤着身子,把煤拖出井口来该是个什么滋味?
有一个拖煤工苦笑着给我说了一个“谜语”:“皮带身上架,手脚一爬,活活像畜牲,只没长尾巴。”我一听就是讲得他们自己。工人的安全没有保障,劳动强度之大完全可以用残酷来形容。
那个时候,社会上正在放映一部反映旧社会煤矿工人的苦难和斗争的电影《燎原》。羊耳山煤矿的工人,今天的生活能比那时好多少?连周围农民的孩子都说,长大了决不当煤矿工人,煤矿工人像狗子一样爬。津市的小学教师来参观后说:“煤矿工人一月吃90斤米我们也没有意见。”“这煤一分钱一斤太便宜了,应该一块钱一斤。”这个矿还有一个特点,一进入雨季就淹井。工人们说:“羊耳山,羊耳山,年年被水淹,不到七八月排不干。”
令人难以承受的繁重劳动,造成了有些工人的特殊生存哲学。一工区有个青年拖煤工叫钱坤成,他知道矿上不会让他干别的,他也不会干别的。他是拖煤工,可很少下井,干活多少只要够吃饭的就行。他平时除了睡觉就是玩;他不想找老婆,说不能让老婆累死。好多工人同情他,跟着他学。工人的出勤率很低。
几年之后又和杨道亮见面了。老友重逢自然高兴,可也有点沮丧。让我们来湖南省帮助解决北煤南运,看来这路是越走越窄了。踌躇满志地在常德地区转了几年,最后到了这个快出湖南省地界的原始小煤窑来会合了。有什么办法?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既来之则安之吧!况且这里不是还有400多人在嘛。
这个时候的我,可是今非昔比了,怕是只有在这个山窝窝里还有人看重我。在矿上重新组织的班子里,我被安排为矿党总支委员、主管技术员还代理生产技术股股长。
矿上原来有一个技术员姓吴,因为他是近视眼,工人都叫他“吴眼镜”。他的业务还是不错的,只是他一心想回老家长沙市,工人们又叫他“吴要走”。他对我来表示欢迎,这样他要求走就更有理由了;原来他是寄希望这个矿快一点垮台的。可是我来了他也没走成;过了一年多,待我又走了之后他还在这个矿上,直到退休;而且刚退休就去世了。
我自己感到面前已是山穷水尽,可是矿上对我还是很重视;穷途末路的我,也理应对这个还欢迎我的矿有所贡献。建立正常的规章制度和生产调度,对我和杨矿长来说不是多难的事。可是当我深入了解了羊耳山煤矿情况的时候就知道,要想改变这个矿的被动局面,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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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算清的“政治账”

前几年的羊耳山煤矿,400多人一年生产1万来吨煤,每年亏损二三十万。用这些亏损的钱,完会可以买更多的北方运来的优质煤。有的干部说这是拿了金牌换银牌。现在呢?更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矿上现有两个工区,其中正在生产的羊耳工区,以矿上现有的技术手段,能采的煤都已经都采光了。井田两翼已经无煤可采,深部就是有煤,人工车水、拖筐运煤也拿它没办法。生产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1963年10月5日这天,只出了7吨煤。现在出的煤煤质又特差,有的灰分达到50%,只能靠地区领导压着煤建公司收买。他们说,收了去也是积压在那里,因为论质量、价格都不如北方运来的煤。
正在基建的双堰工区,没有可靠的地质资料。一水平沿煤层向两边打的巷道煤层都很薄,有时甚至只是一条煤线,还几次遇到老空区。虽然今年上边给了10万块钱,前景也不乐观。
矿上经济拮据,每月的工资都要费尽心机地筹措;卫生所连盐水都没有钱买。也不只是“吴眼镜”等着煤矿关门回长沙,了解内情的人也都知道,这样下去混不了多久。我给地委和省煤炭局领导写信汇报了这里的问题,可能是由于我只算了经济账没算“政治账”,没有人理睬。也就是,1962年全国煤炭亏损了6个亿,还在乎这一点吗?
自从八三煤矿和广福桥煤矿下马之后,常德地区冶金煤炭局就把只剩下几个小煤窑的煤炭这一块分了出去,成立了一个“煤炭企业公司”。从湘西钨矿调了一个从工人中提拔的工区长当经理。听说他在反右倾时也挨了整,后来改邪归正,变得好大喜功,吹牛皮说大话,大家送他一个绰号叫“吴大帅”。
他是一心想弄个局长当当的,羊耳山煤矿成了他最大的本钱。他曾对我说:“全部力量保羊,五年以后再讲。”他还说,现在正准奋新的工业大跃进,广福桥不久还要上马,省里拿100万从黄石架高压线,到时候还要我去。
他常叫我去给他汇报情况,可几乎每次都是不欢而散。每当我说到他喜欢听的内容时,他都是笑容满面,咧着嘴,迷着眼,兴味盎然地看着我。每当我汇报一些具体困难时,他都会扫兴地摆摆手:“那具体困难以后找时间再谈,你说说还有什么好消息……”在我说到这个矿不确定的前景时,他都要发急。他会气得脸红脖子粗,甚至于拍着桌子说我:“看不到大好形势,散布悲观情绪,给大家泼冷水。”似乎他调我到羊耳山的任务就是为了让他高兴,同时对外帮助他说瞎话。
我虽然因为说实话当了一回“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吃尽了苦头,可是秉性难改。我认准一个理,该说的话必需说出来,不如实汇报情况是我的错误,领导不听是他的责任。有的同志就劝我,要接受教训,一个跳蚤是顶不起一床被子来的。
吴经理有时也到矿上来,对干部慷慨激昂地作上一通指示。虽然他说的好多话与矿上的实际根本不沾边,书记也得表态“非常重要,坚决落实”,还要组织大家深入讨论,制定措施。
到矿上来得更多的是工作组,穿着纺绸衫、塑料凉鞋,手拿一把折扇,到处走走转转、指手画脚,没有比他们更革命的。尤其是那位据说是年轻有为的经理接班人孙某,更是小人得志气度非凡。工人给他们编的顺口溜很形象:
          工作组,
          真不错,
          招待所里坐一坐。
          下象棋,
          打扑克,
          抽烟喝茶看小说。
          吃好饭,
          开小锅,
          鸡鸭鱼肉断不着。
          太阳升,
          恋被窝,
          半晌起来把鞋拖。
          到夜晚,
          吹大牛,
          不到半夜不散伙。
          过一日,
          又一日,
          舒舒服服好快活。
          算算过了半个月,
          该回常德搂老婆。
          召集领导开个会,
          指手画脚说一说。
          留下指示若干条,
          按时汇报别耽搁:
          掘进快,
          产煤多,
          少吃饭,
          多干活。
          工人听了翻白眼,
          矿长气得打哆嗦。
反正我在羊耳山的一年半时间,工作组去了好几次,不记得哪一次给矿上解决了什么具体问题。
新到羊耳山煤矿的邓书记是有事干的,别管出煤不出煤,各种会都要按时开。组织生活、总结评比、年终干部鉴定、表彰先进、月月讨论困难补助,再加上党员发展停了几年又要开始。特别是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还要阶段考试,记得8月份一次考试的题目是“论戏剧舞台上的阶级斗争”。
这个时候,干部中政治学习的重点是中苏论战的文章,9月17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关于斯大林问题》。工人中传说着一个政治笑话:“现在喝茶要注意了。赫鲁晓(赫鲁晓夫)和阿尔巴(阿尔巴尼亚)因为喝茶(霍查)的事打起来了,还抡起了铁砣(铁托)。”这年的5月6日,上级还布置下来两项特殊任务:全面登记职工的海外关系;收交彭、黄、张、周的书籍,阶级斗争一直抓得很紧。
当时矿上最做难的就是杨矿长和我了,因为我俩是抓生产的,也只有我俩最了解关系这个矿生死存亡的真实情况;我们又是一同从北方来的难兄难弟,不能我们一来就让羊耳山关门。杨矿长再也没有心绪和我啦些有趣的,井下的小鬼和工人捣乱的故事了,一脸的乌云总也散不开。
我们反复考虑,明年再这样混下去这矿就必死无疑了。求生之道就是在羊耳山工区深部的煤层上打主意。虽无可靠的地质资料,可是从浅部几个井的煤层情况看,下边没有理由就没了煤。
大跃进时打的众多小井中,有一个8 号井是迎着煤层打在井田的腹部,打了百多米就停了。如果恢复这个井,把它打到煤层,再对整个矿井加以改造,建立全井的小型机械化通风、运输系统。按照我估算的储量,保守一点说,一年产它两三万吨,维持个一二十年问题不大,矿工的生产条件还会大大改善。
后来的结果比我预想的还好。改造的井挽救了羊耳山煤矿,生产延续了下来了。8号井的煤采完了之后,又在附近打了新井,上世纪80年代后期还创造过年产十三、四万吨的辉煌;直到2006年春节我去寻旧时它还在生产,一年生产四、五万吨。不过亏损的帽子总是摘不下来,一年国家要补贴百多万。
我精心地准备了材料,搞了个矿井改造设计,借着地区召开工交会议的机会,10月19日我和杨矿长直接找地委工交办邵主任汇报。地委的领导还是有水平,支持我们1964年停产改造的意见。
我们算了一下账,64年一年没有83万块钱是过不了日子的,这钱哪来,我们又犯了愁。当听说省里1964年就给15万元的投资,说在羊耳山投资风险太大。当公司的“吴大帅”生了气,说什么也不给我们钱时,杨矿长那老头子哭了;那头低着几天也抬不起来。我也一度被说成老保守。有什么办法呢?泥巴萝卜,吃一截洗一截吧,硬着头皮往前闯,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边身自直。后来公司又派来了工作组,由他们来算账,算出来的结果是1964年各项总支出要85万,这才算又给我摘了“帽子”。
1964年的春节,羊耳山的气氛是诡谲的。几天来,矿上的领导干部几乎个个离不开酒桌。有的副矿长醉得说胡话,书记醉得不认识人,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日去何方。
过了春节,我在杨矿长的支持下跑专区、跑省局,先争来了供电、修路两个必需首先解决的小项目。我爱人到长沙呆了一两个月,参加了全部的高压线路设计工作;回来又带领电建施工人员架设了从王家厂水电站到煤矿的高压线,解决了矿上的安全稳定供电。我也协调有关部门,亲自监督施工,修好了联通闸口至双堰工区之间的公路。路虽不到五公里,可是地形复杂,有十几个涵洞,还有一座不算小的桥梁,总算解决了两个工区之间的交通问题。
这时我又红了,矿上把我当成了“百科全书”,不仅是采煤、建井、地质方面的事找我,盖房子也要我画图;给上级的报告都要我写,就连水泵打不上水来也要我去看看是怎么了。在这个小山窝里,我又红得发紫了;好在一个小煤窑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还能应付得了。
这时,全矿的职工都很高兴,交口称赞:“还是北方大矿来的干部有经验,要早来就好了……”我心里可有些说不出的苦涩,欢迎我们来就是为了干这点事吗?以后我还能干什么呢?就哄着这么个小煤窑玩一辈子吗?

在无可奈何的日子里

羊耳山这地方的条件比曾家湾是好多了,三年经济困难度过之后,职工的生活供应也有所改善。1963年的9月国家统一调整职工工资,矿上给我提了一级,一月有52.5元钱了;我妻子毕业后已经工作6年了,这时也“转了正”,接着提了一级,一月也有44.5元,我俩一月有了近百元的收入,我们的生活水平大提高。特别是物价大降,一斤鸡蛋三角五,蔬菜只要几分钱一斤了。
我们有钱了,不久我就买上了真正牛皮的鞋,做了一条呢子裤,还买了一件羊皮的卡克。爱人也在长沙市买了最好的呢子做了一件小大衣,用最厚的毛哔叽做了裤子,两人穿戴起来照了一张像,还是很神气的。那像片似乎是我们一生中照得最好的。
这里的人际环境也与广福桥煤矿大不一样,这里没有大干部,也没有一级压一级的机构,我似乎是在一人之下几百人之上了。看看周围的人,他们对自己的现状都很满足,对我们两口子更是羡慕有加。
按说我应该知足了,可是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我在这里实在没有多少事可干。下两次井也用不了半天时间,下去又有什么大问题需要我解决呢?不过夏天在井下比较凉快。于是有空我就看书、写诗,想另谋条出路。这时我还特别关注诗坛上关于建立“现代格律诗”的争论。特别是何其芳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我是每篇必读。我还异想天开地要自己创造一种新的格律形式,为此日夜钻研,费了不少的傻劲,似乎在淮南的疯牛病还没去根。
前两年我在广福桥煤矿,对前途充满希望和憧憬的时候,我工作虽说十分紧张也能挤出时间来劲头十足地写诗,报刊上还登过几首。今天我没了理想、没了抱负、眼前一片迷惘,做这些事也就只有挣扎,没了激情。再说这里的闲人太多,不断有人来找我谈天、讲古、打扑克,很难静下来。此外天天都有开不完的会,书记、矿长都有个外号叫“无事半点钟”,发言的开头都是“我没有什么说的了,说两句吧。”这两句没有半小时是完不了事的。副书记、副矿长又是一大堆,不知浪费了别人多少时间,我常常在会上睡觉。
我挤休息时间写的那些诗,自己总觉得不比报上发表的郭沫若的“大实话”差,可是基本上都让编辑部给退了回来,我更加心烦意乱了。我觉得,自己在湖南已经虚度了六年光阴,人生能有几个六年?有人说,转变是痛苦的,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可我就是习惯不了。我攒钱买了一个台式收音机,想用它来解闷;这下可好,来听收音机的人天天挤满屋,我是这个矿上第一个有收音机的人。
这里还不断地有新技术员调来,星期天只要天气好我就约两个人到处爬山,有时还爬到湖北省那边去,看看那里有什么东西好买。有一天和另一个北方人到闸口去玩,遇到下雨,在一个小馆子里躲雨。我们有了闲情逸致,俩人打赌,都说这里人秃子多,咱们坐在这里看门外的街上,一小时能从门前走过去几个秃子。我说会有十来个,他说不会超过十个,赌两碗米粉。结果还是我输了,只过去了9个,恐怕要不是下雨我会嬴的。我们有点百无聊赖玩世不恭了。
不只是羊耳山,其他几个小煤窑,也都有不同院校毕业的技术人员闲在那里,无可奈何地打发日子;有时在常德开会碰到一起,就互相大诉其苦。每次会议都一样,听完了大报告后要讨论,我们的讨论从来不上正题。
在63年10月中旬的地区工交大会上,煤炭技术组的人开起了“赛诗会”。我写的一首诗《愁》得到了大家的好评:“寒风,寒露,寒雨绵。愁坐,愁思,愁无边。不吐心不安,一说心更乱。怎么办,怎么办,何日才出樊?蛟龙困死羊耳山。”
又一天,我们实在无聊了,又在小组会上拿一个25岁还没结婚的技术员李光祖开起了玩笑。有一个人先写了一首打油诗:
          年过二十五,
          衣破没人补,
          夜晚被窝凉,
          梦里想的苦。
          怎么办?
          李光祖??
有个人又加了内容:
          年过二十五,——正当青春。
          衣破没人补,——小问题。
          夜晚被窝凉,——做做床上操。
          梦里想的苦。——吃安眠药。
          怎么办?——没办法。
          李光祖??——真命苦。
开完了玩笑就打扑克。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就这样在百无聊赖中打发日子。
我们听地区煤炭公司技术科的人说,他们也是整天闲得无聊。原来局里那些革命化的老规矩早就没人遵守了。容主任不但没有了往日的威风,反而成了大家议论的对象。说他是土改当积极分子上来的,小学毕业,除了整人什么也不会。现在他们是有新电影必看,有时一毛钱可以连看四场。没有什么可看的时候,天冷了围着火盆闲扯,好天气到大街上转转,天天无所事事。
这时常德大街上到处都在处理商品:那见水就变型的皮鞋、咳嗽要当心它断了的皮带、常常弄一嘴毛的牙刷、生了锈的发卡……尽管售货员在大街上喊破嗓子,那价钱也只有过去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买的人还是很少,都说那是“大跃进的产品”,没有人再说“质量差总比没有强”的话了。听说,开始时,他们还想利用人们几年来由于物资紧缺形成的思惟定势,认为只要发票就会有人买。他们曾用发票证来骗人购买要处理积压商品,还真热了一阵;可是人们很快就不再上当了。
“大跃进的产品”成了质量低劣的代名词,包括大专院校的毕业生。
我在常德市中心还看到,1960年才新建的常德市最宏伟的建筑“常德大饭店”,才过了两年就用绳子围起来了;说这是危房,就要倒。有人还说有些楼板里边没有钢筋,是用竹筋代替的。“大跃进”,在群众心里早已威信扫地;可是,“三面红旗”还在报纸上、电台上高高飘扬;彭德怀的事也还摆在那里。对此人们是欲说还休,大小领导干部做报告时调子还是很高,中国人似乎人人都学得口是心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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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经叛道

那个时代的共产党员,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惟定势,就是党指向那里就奔向那里,做党的驯服工具。上级就代表党,只要上级说了,作为一个党员的任务就是干,不用想什么;更不要说是毛主席的指示了。
这时在我的脑子里,却对此产生了蒙胧的怀疑。作为一个煤矿技术人员,虽说我只是一个中专毕业生,水平不高,可是冷静下来,从全国的大局考虑,就现在的技术条件和装备条件,这些矿值得开采吗?我也曾在大跃进形势的影响下,头脑里只有政治不考虑经济,前几年采的都是“政治煤”。这时我却在想,要是大家都这样搞法,国家的经济可怎么办呢?我带了老婆孩子在这深山里吃苦,只要是在做对党对人民有益的事理当奉献,可是看来未必。
有时反过来又一想,解决“北煤南运”是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不听毛主席的话那还得了,反对毛主席不就是反革命吗!想到这里我不敢再想了。
我陷入了深深的思想矛盾之中,经常夜不能寐,得了严重的失眠症,最严重时20多天睡不好一个觉;整天昏昏沉沉精疲力竭,身体很虚弱,干什么也没了劲头。后来发展成偏头痛,大夫说我营养不良,我就炒黄豆吃,听说林彪就用这东西补脑。医生还给我打B12和甘油磷酸纳,每打一次针,腿好长时间不敢走路,可也不见效。
我的住房条件更加重了我的症状。按说,我住的是矿上最好的房子,那房子很高大,全是用木头做的;屋顶是木条上边直接摆放小鱼鳞瓦;周边垒上砖墙,里边用木板间隔成大小不一的房间。那间隔的木板,上边只到屋架的平梁处,下边距地面还有 10公分。夏天通风是很好的,可是遇到大风雨雪天气,却是吹土、吹雨又吹雪。它还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不隔音,一屋说话三屋听。在这个大屋顶下边,既有家属住宅也有单身宿舍,还夹杂着一些办公室。那么多人,各有各的事,白天乱得一塌糊涂,夜晚也很难静下来。在这样的地方住,我的病只能越来越重。
我一直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住,在矿上没找到。后来我发现,煤矿南边不远处有一所小学,那小院里有两排大房子是教室和教师的办公室,还有两间曾当伙房用的很矮的土坯房子空在那里,一度当过羊栏,我去看的时候,里边还有不少乱草。那小院到了夜晚有时有一个男教师住在里边,多数时候没人。这可是个安静的所在。
我和学校的老师商量,想租他们那两间小土坯房住。开始他们不理解,矿上那么好的房子不住为什么要住这小土屋?听我说明缘由之后,他们要让一间大屋给我。我怎么能影响人家的教学呢?最后的结果是只要不嫌随我住,不要租金。1964年的3月27日,我们又在湖南住进了这个山村小学的小厨房;可见我们两口子和厨房是很有缘分的。
开始时觉得很惬意,小院里的夜晚静静的,只有我们俩人,我的睡眠也好了些。只是四周太空旷,爱人晚上有点害怕;我就把一个小镐头放在床边作为防身的武器。可是接着夏天来了,湖南的夏天对北方人来说最大的威胁有两点:一是热,二是蚊子多而且大。
那热才是真正的热,天上的太阳像人头顶上的一盆炭火。白天在太阳底下呆不多久,裸露的皮肤就会感到灼得疼痛难忍,而且很快会变成红色,过不两天还会褪下一层薄薄的皮来;看看那些老农的肩膀都被太阳晒成了紫色的。在没有风的夜晚,那人就像进了蒸笼,呼吸都感到困难。到竹席上躺一会,出的汗就把你身体的轮廓印在了席子上。
这里的蚊子要生存繁延,可是周围好大一片地方只有我们两个活人是它们的美餐;成群结队前来照顾我们是理所当然的。那蚊子,小的很难发现,大的像小苍蝇,来去迅猛叮上就咬。还有一种黑白相间的蚊子,花花的翅膀,隔着单衣和蚊帐都能咬人。所以再热的天,晚上睡觉也必须把那夏布蚊帐塞得严严的,身子还不能挨着它。
三伏天,一间小矮房里,两个大人挤在那个小空间里的滋味是可想而知的。当我蒙蒙胧胧睡上一觉醒来时,常见我妻子坐在床上给我扇扇子。我就出去冲冲水,在院子里走一走,也让她睡一会,这真是“贫贱夫妻百事哀”。
入了秋,那蚊子白天都咬人,上大便要不停地摇晃屁股才行。到了晚上,小屋里的蚊子如灰尘、如烟雾,一团团、一阵阵,走进屋碰头碰脸;躺在蚊帐里夜深人静时,只听到外边如汽笛呜呜、如雷声隆隆,让人惊心动魄。后来还发生了一条蛇盘到了书架底下,一条比巴掌还长的蜈蚣钻到了床上的事,使我们终日惶恐不安。
后来这里也难安静了。人们知道了我的住处后,晚上有事照常来找。还有小学的教师,约了外校的同事来听收音机。他们还从来没见过这等奇妙的玩艺儿。我也只好陪着他们,生命在无谓地消耗着。
不管住在哪里,沉重的心事是无法抹去的。从广福桥煤矿下马后,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解决“北煤南运”的要求合理不合理?可能不可能?我在这里的工作对国家有多大的意义?这里的煤炭地质储量少,煤质差,开采困难,成本很高;现在矿上产的煤虽然是国家包亏损,按很低的计划价格出售,可是也开始积压;因为从焦作运来的优质煤的价格,反而要比它便宜很多。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干呢?
我想来想去总感到,人只有一次生命,青春更是宝贵的,应当有所作为,不能盲目地做无意义的消耗。我们来湖南已有六个年头了,事实上,在这里已经无所事事,看来似乎该走了。在1964元旦那一天的日记里,我就把离开常德,作为我新一年的一个奋斗目标。我当时的想法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为党工作;可是我要到一个需要我,也能让我心情舒畅地发挥作用的地方去工作。总而言之,我是要求在为党工作的同时,自己也有发展的空间。
这可是一个离经叛道的想法,对吗?行吗?无时不在困扰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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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了逃兵

到哪里去?我在苦苦地思索。还是回到山东的煤矿上去才能真正做点事,尽管我们已经落后了,相信我还能追上去,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可是想想去年在山东省煤管局的遭遇,又觉得这实在太难。不是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吗?尽管这路很难走,我还要往前走。
开始,我通过在山东兖州煤机厂工作,也就是小时教我修自行车的叔叔帮我联系,很长时间没有结果。这年的 3月3日,我唐突地写了一封信,给当初派我们出来的山东省淄博矿务局局长刘子光,要求仍回原单位工作;在这之前我们并不认识他,不过是得病乱投医,想试试而已。
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听天由命也没有多少办法。调动的事不知何日才能办成,可是我不能再这样浪费时光了,我要振作起来,我要上进。于是我又定了学习计划,在工作之外一周要挤出14个小时来学习。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这时全国军民正在大学毛主席著作,我不能落后。此外还要学文艺理论,读文学作品。
计划定了就坚决执行,书本不离身,有空就看起来,星期日也不休息。白天的时间不够晚上加班,停了电就点油灯。有时灯油干了打了手电看书,我已经有钱买电池了。这一段时间我读了不少书,还不知深浅地写了好多的读后感和评论,收获很难说,倒是感到生活充实了,似乎我又找回了自我。
1964年3月7日,我到石门县出发,有一天没事,到四年前我曾在那里建井,现在已经关门的苗市煤矿去转了一圈。当年这个山沟里,曾经到处是煤井、到处是焦炉、到处是食堂、到处是宿舍、到处是滚滚的人流,满山谷回荡着鼓干劲的“喔噢”声。今天这山沟里一片寂静,在荒草已经长到了路中心的公路上,不见一个人影。
井口无声无息地对着阴霾的天空。周围的房屋,大门一把大锁、小门一把小锁,窗户都用砖砌死了。从门缝望见机电车间的大屋里边,厚厚的尘土复盖着被拆得乱七八糟的机器基座,带着一点阴森。被杂草包围了的宿舍十室九空,墙皮剥落、门窗残缺、有的屋里都长草了。
我带着恐惧的心绪,一边四处张望,一边迈过一道道雨水的冲沟。我又找到了当年建井队的住处,已是残垣断壁、满目凄凉。不经意间依稀看到,一间屋的门口还留着“生产技术组”的字迹,我的心一阵酸楚,泪水夺眶而出。这不是当年我写的吗?还是制图用的仿宋字体呢。
我在一座座废墟中踯躅,发现原来的矿办公区还有人迹。不错,在一个原来的大会议室里,屋中间用树墩子生着一堆火,周围横七竖八地放着几个少胳膊短腿的木椅子。这里还有八个守摊子的人,其中有位彭副矿长我们还认识,谈起往事不胜唏嘘。他说:“常德的煤矿没得搞头……”
在回来的路上,经过一家农户的门口,看见一个水灵灵的小姑娘在和一条狗嬉戏。我在想,这里又开始新的生活了。
1964年3月14日,矿党委传达上级的部署,又要搞运动了,这次是“四清”、“五反”加“三摆”。分五个阶段:一是团结群众,二是整顿队伍,三是四清五反,四是阶级斗争,五是促进生产。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是一听说搞运动心里就犯嘀咕。不过开始的“评功摆好”倒是把我大大表扬了一番,弄得我出了一身汗,还真鼓起了我的干劲。不过,不久又说这搞错了,抹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
我记得,开完了发动群众投入运动的动员会,邓书记意味深长地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你还是少和工作组的人发生磨擦为好,弄不好是要吃亏的。再说,运动期间不管怎么样还是多出点煤好,至于长远的大事以后再说,人不能不识时务。我相信这是他的肺腑之言。这样的话从当书记的人嘴里说出来不容易,我十分感动。
谁想到,一块问路的石头,竟给我们夫妻俩换来了天大的惊喜。刘子光同志这时已经调到新组建的“山东煤矿学院”任院长兼党委书记,他同意调我们夫妻到矿院工作。4月13日,我们接到了山东煤矿学院同意接受我们的回信,那心情真如叫花子突然接到了一个天上掉下的大馅饼。我们走运了,那寄到淄博的信居然转到了他的手上。
我拿了它去找邓书记,他说他也收到了。经过我的一番恳求,他表示了同意,要我们正式写一个报告,矿上签上意见报公司。可是到了第二天他又来说服我,说在小矿工作也有好处,可以受到全面的锻炼,矿上也正需要我发挥作用。还说矿上可以给公司打报告,正式提拔我为生产技术股股长等等。我没有同意,他也就两个报告都报上去了。
4月24日,矿上接到了公司的批复,既不同意我们回山东也不同意提拔我。这没有出乎我的预料,我听到后心情很平静,倒是更坚定了我走的决心。我知道,这事还有很多关要过,特别是那时山东隶属华东区,而湖南隶属中南区,大区间调动我们这样的小人物是很不容易的;再说往外省调人要经地委,公司是没有权的。我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准备打持久战,工作、学习都不能受到影响。
5月26日,常德地委工交部来了信,也不同意我们回山东,可是他们说了许多劝慰的好话,这就比较麻烦了。
怎么办?一不做二不休,当机立断,我当天就给工交部邵部长写了一封长信。他是南下的一位老同志,在地委威望很高,他看到了我回山东的决心已定;再说他也知道,当时我们来就是属于支援性质的,他同意我们回去。6月13日,地委工交政治部通知矿上,回复山东,同意调出。可是当7月27日我接到山东煤矿学院的正式调动手续后,又有了些像朝阳沟里的银环,走留两难,患得患失之感。
我在这里工作虽说只有一年四个月的时间,可这一年多时间却真是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而且是斗得激烈惨痛;看来斗的结果我是胜利者。就说眼下,羊耳山煤矿电通了、路通了、矿上的面貌变了、今年的抗洪还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在遇到了比1954年还大的雨水季节时,公司已经通知矿上“实在顶不住可以暂时停产”,可是矿上一直坚持出煤,这里边也有我的一份心血。特别是在共同的战斗中,与许多同志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说走就走,真还有点恋恋不舍。我妻子可是急不可待了,第二天就坐长途汽车去常德办调动手续。
同意我住在他们小学的那位老师,听到了我要走的消息也来看我,还深情地对我说:“我早就知道,老鼋总是要归大海的。”可是他接着提出,我不带走的东西可以留给他。我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只是把一个木盆、两把小椅子什么的给他弄了一担子,他高高兴兴地担走了。这时,除了公家的家具,我们只剩下铺盖卷和一堆书了。
好事多磨,正当我们办完了调动手续准备要离矿的时候,8月10日公司又来了工作组,是吴大帅的得力助手孙某人带队。按说这时我应该多奉承着点,顺利地离开就算了,可是我的老毛病就是改不了。几句话不投机又把这位新贵惹恼了,他竟然接着就给地委工交部邵主任打电话,说:“刘炳南在这里捣乱,不能让他走了,留下他参加运动。”这时我又想起了容主任;幸亏邵部长没有听他的一面之词,要不,在那次运动中,不知他们又会打我个什么分子。看来容主任一类的人物,当时在常德这里还真是不乏其人,不知他们现在如何。
虽说这次没有挡住我走,可是工作组还在矿,矿领导们对我的面孔可是大变了:书记批评我对领导的态度有问题;财务上只给我们68.82元的路费,使我们长途跋涉几千里一直坐在硬板凳上。真是人情薄如纸,人还没走茶就凉了。我感到有些灰溜溜,我伤心地落了泪。可是我又想,这也好,我无可留恋了。我再呆下去已经是“打了春的萝卜,立了秋的瓜,死了老婆走丈人家——没味了”。不过许多工人对我的离去感到惊讶,话别的人还是来往不断。
也是命蹇事多乖,我们就要离矿了,双堰工区突然淹了井,是上部老窿来的水。杨矿长要求我无论如何帮他处理完事故再走。这可是不看僧面看佛面了,杨矿长提出来的要求我是不能推辞的。本来我们是一起来的,我要先走,他虽没反对可心里一定不好受;这时我再不帮他一把就太不够意思了。
我把我们俩口子这些年来积攒的家当整理了一下,除了我的一套工作服外,把9捆书,两个行李卷打好,让妻子于8月11日带了,先回山东矿院去报到。我给学校写了个信,请假帮助矿上处理事故。
矿上我没有家了,晚上只能住招待所。小矿的招待所没有几个床位,工作组一来房间全占了,只有那位组长孙大人住的是个两人间,空着一张床,让我将就一下。这可是冤家路窄,我下了决心嘴上贴封条,除了“今天天气,嘻嘻哈哈……”不再说什么。谁知人家是大人不记小人过,满面春风地和我谈笑,这种人实在可怕。
事故处理完了,我还冒险到老空区去看了,知道双堰井一水平上部的煤,被老人采的只剩下不到8米了。接着杨矿长又让我帮他准备材料去常德开会。人情就送到底吧,我不但帮他准备了材料,8月25日我还和他一同参加了会。吴大帅的报告我无心听,在日记上写了两首诗:
          碌碌江南六七年,
          青春付诸澧资沅。
          今日含愤远别去,
          往事不堪回首看。

              红日普照无异乡,
              人心叵测稚心伤,
              路远漫漫欲求索,
              惟恐白首不止疆。
会后,吴大帅还和我笑容可掬地谈了一番话。谁知我到了山东之后,随之煤炭公司给山东矿院党委组织部写了封信,说我离矿手续没办好,工作服没交。你看这些人的责任心有多么的强。可是有一个测量工人,请了假到常德送我,使我非常感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在山东煤矿学院又被揪出来了。有一伙红卫兵到湖南的羊耳山矿去调查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反常的是回来之后没有声息,我很纳闷。我偷着问一个和我有些感情的红卫兵,他说,矿上的工人和领导说了我很多好话。
后来我才知道了,对我有知遇之恩的刘洪华同志,这时正在这个矿上当党委书记兼矿长,还坚持让他的儿子下井当采煤工。我除了对他愈加敬重,也觉得这世间人事的无常,他的命运又是如此地不济。
回想当时,我离开湖南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我从小离开老家外出求学,毕业后回到山东的煤矿上,只工作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到了湖南。在湖南可是一干就是六个年头。我心目中的湖南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而且这时我对湖南的了解已经超过了山东。这是我曾经决心为之奋斗终生的地方,也从内心里对它萌发了感情,今天我要离开了,心里有点怅然若失。
从矿上坐汽车到常德,我有意转了些老路。我看到一路风光美不胜收,环绕石门县城的那碧绿的澧水,脉脉含情。“南山十八峰”的倒影在水中若隐若现。我想起了那年春天第一次到石门的喜悦心情,记得还在车上诌了一首题曰《石门行》的诗:
                松海远眺绿浪鲜,
                山野清香扑人面。
                路旁柳丝拂车过,
                漫坡杜鹃送笑颜。
                碧水弯弯桥横美,
                翠波莹莹是秧田。
                宾朋到此无相待,
                枇杷沉浮树下泉。
今天的石门依然这样美丽。
    而后路过的桃源县,处处山水秀丽,据说当年陶渊明就是看了这景色才写出了千古传颂的《桃花源记》。现在成为世界旅游胜地的张家界,也就在这附近。那时,在中国人的脑海里还没有浮出“旅游”这个词汇,游山玩水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所以近在咫尺的胜地,几年来我都没有想到去看看。一路遐想来到了宽阔的沅江边,过了轮渡就是常德了。
从常德乘船到长沙,更是惬意。八百里洞庭风平浪静,烟波浩淼,君山如梦。坐在甲板上举目四望,水天一色,天上人间,我在何处?可是一想到我这6年的经历,不由得感慨万千,我已经26岁了,在湖南折腾了这六年可谓一事无成,韶华渐逝,今后的路又会怎样,纵有期望,实难预料。想想当年的宏图大志,感到自己确实是太幼稚了。
高速奔驰的火车使人兴奋。我在离开湖南向北急速行进的列车上,心中又充满对未来的憧憬了。我回来了,身体还是完整无缺的,可是心灵上伤痕累累:当“分子”的恶梦还没有消退;为当地小煤窑前途的争论仍然耿耿于怀;某些人的丑恶面目时时让我作呕;我对常德没有好印象。听说在山东的同学不少成了大矿的技术骨干,还有的当了工程师,我成了一个落伍者,内心里百感交集。
1964年9月6日,我们两口子又在山东会面了。虽然济南市比湖南那大山沟里是好多了,可是我内心里又有了一种当了逃兵的愧疚心情。共产党员应当做党的驯服工具,这次我没做到,我这个工具不大驯服。尤其是想到绝大多数一同南下的同伴,大都留在了湖南。特别是和我一同去湖南,后来又一同在一个矿上干了一年多的杨道亮同志,他年纪大了,可还一直一个人留在那个深山里的小矿上;很长时间,我的心里是惭愧胜过高兴。
1971年,杨道亮同志曾让一位姓石的采购员来山东找过我,告诉我羊耳山煤矿的被动局面已经改观,现在一天能生产四、五百吨煤了。我听了自然很高兴,可是他让我帮他调回山东,我可就没有那个本事了。后来他还是在湖南的矿上病逝了,我们老俩常常想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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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3楼 发表于: 2017-11-25
我给大学生当政治辅导员

人的命运不可捉摸,一个呆在湖南的大山沟里微不足道的小煤窑技术员,突然之间来到了山东的省会济南,还进了山东煤炭系统的最高学府。他的生命轨迹也就随之转变了方向。
我是 1964年9月6日,到位于济南堤口路的山东煤矿学院报到的。传达室的同志告诉我:“你来的正好,明天就开学了。”
在没有迈进院人事处的大门之前,先花两角钱去理了发、五分钱洗了澡;理去了数月的劳顿、洗掉了五省的灰尘。那位理发员看了看我的样子,给我开了句玩笑:“你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
第二天,还没有分配工作,人事处先让我去听“五反”动员报告,这“五反”我在湖南就听说了。
第三天,正式分配我到采煤系当政治辅导员。采煤系的党总支书记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工农干部,给我的印象是为人厚道,态度严肃,我对他是七分敬重三分畏惧。其他的辅导员都是学校前几届的留校生。
妻子到机电系当了实验员。机电系的党总支书记就是刘子光院长的爱人张桂芝。我对她是有印象的,她原来是淄博矿务局的人事处长。1957年,我带着几十个同学的档案到局里报到就是她接待的,还把我们俩分到了一个矿上。
到学校不久,又听了周总理和彭真关于“四清”的录音报告。彭真的报告中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对“演变了的干部”说:“你能演变过去,不能再演变过来吗?”真有人情味。我感到,位于山东省会济南市的山东煤矿学院,和处在大山深处的羊耳山煤矿,各个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异,特别是文化环境和政治气氛是大不一样的,特别想到我是一个中专生,心里有些自卑。
待我到学校的时候,先来的妻子早已安好了家。我们在一座临街的筒子楼的三楼里有了一间屋,厨房、厕所是五家共用的。学校的总务处服务很周到,屋里给安了一张床、一个三屉桌、两个方橙;厨房里给抬了一筐煤和一捆劈柴,别的就是我们从湖南带来的两件行李和9捆书,这就是我们家里的一切。
按照学校配备家具的标准,是科级干部的还给一个小橱子,他们说我算不上,所以不给。不过我们已经非常满足,比羊耳山小学的那小土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住上真正的楼房,那厕所还是冲水的,虽说老了一点。看看同楼上别的家,也都是差不多的样子。后来我们又搬进了单元房,虽然是两居室的房子两家分住,可条件又改善了许多,厕所厨房是两家共用了,真有步步登高之感。
一进校门妻子就告诫我,这里可不比矿上,政治气氛可浓了,院长很有威信,他爱人长得很漂亮。接着给我提出了许多非同寻常的要求:走路不要背着手挺着胸,不要老走在路当中间;别到那些大房子跟前去,老远看看就行了……她比我更自卑。
我们不认识刘子光院长,只是七年前从学校毕业到淄博矿务局报到时,和他爱人有一面之缘。我在回山东的路上经过益阳时,买了一领当地特产的水竹凉席,还带了几斤蚕豆、糯米,想送给刘院长作为一个见面礼。谁知我爱人一听就坚决反对,说:“这可不行,东西不能送,也不能到他家去,咱算个什么。”
我是后来的,她了解的情况多,只能听她的。就这样,我们从湖南来到了山东煤矿学院,连批准我们来的院长的面也没去见一见。席子一直放在那里,蚕豆自己没空吃,后来都从里边生出了虫子,绿色变成了土黄色。几个月后我听人说,湖南省是属于中南区,山东省是属于华东区,两个大区之间调动煤矿干部要经过煤炭部。我们的调动这么不容易,可我们来了连领导的面也不见,有点不近人情。可是时间已久,难以补救,只有好好工作作为报答了。
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调我们这么两个中专生来?据说是刘院长出于从生产一线选调几个有实践经验的年轻技术人员,充实学生工作队伍的考虑,有幸让我们碰到了这个机遇,使我的生命轨迹从此转变了方向。这是不是就是命运?如果说这就是命运,那么刘子光同志就是我命运之中的吉星。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二个影响了我的命运的领导干部,我终生不忘。
我们回山东来了,眼前一片开阔。不久母亲带了女儿来济南。虽然三代四口人挤在一间屋的一张不大的床上,我也得到了从未经历过的天伦之乐。这时的物资供应已渐丰厚,老家的生活已经得到温饱,我从内心里感到满足。想不到只有两年的时间有了这样大的变化。从湖南到山东,人们到处都在传说,刘少奇和陈云为经济好转立了大功的传奇故事。
采煤系让我给64年新入校的采煤、建井两个专业的4个班同学当政治辅导员。开始时,新学生隶属基础课部,住在马鞍山。那里离金牛山公园很近,夜深人静时,那老虎、狮子的嚎叫声清晰可闻。每当这时我就想起当年在五雷山脚下的日子,像是在做梦。我也真做过梦,梦见领着学生爬山,学生说:“你让我们爬哪个山都行,可别领我们爬羊耳山。”斗转星移,时过境迁,我又开始了新的征程,我要以实际行动挽回我当逃兵的人生羞耻,全身又充满了使不完的劲。
妻子到学校不到两个月,刚搬进了两户同居的单元房,就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到齐河县农村去搞“四清”去了。为了不暴露身份,去时工作队发给她了一套旧棉军衣。她来信说,村里的孩子见了她都喊大娘,那年她才27岁;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学校,工作起来就更方便了。
我知道,这里可不是湖南山沟里的小煤窑,在那里,我可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里可是藏龙卧虎的高等学府,路上走的随便哪一个人,都会比我的学历高、能力强。这里还有一些我当年在淮南上学时的老师,他们是随着合校来的。
一个中专毕业的技术员,给大学生当政治辅导员是不容易的,要说文化水平,中专生不如高中生;要说专业知识可能差距就更大了。我明白,要让大学生们从内心里喊我老师不是轻而易举的。记得我第一次给全系的新同学讲话,心里十分紧张。
我进校后的第一个月没能过党的组织生活,因为从湖南省转来的组织关系,我的名字中的“炳”字写成了“丙”字,需要退回去重写。好像这次调动只要涉及到湖南,没有什么事是顺利的。
正当我怀着一种自卑的心情惶恐不已,感到不如在矿上干技术工作顺手的时候,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子光同志,亲自召集我们政治辅导员开座谈会。他是一个身材高大,表情严肃的人。会上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不论是谁,要想做好工作,必须深入群众,联系实际,勤于学习,善于思考,不断总结,不断前进。”我在矿上这些年,特别是在湖南的山沟里,听惯了领导人胡吹海嗙、不懂装懂、蛮横无理的大话和酒后的疯话。第一次听到这样富有哲理、催人上进的语言,真有振聋发聩之感。
这个会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不论面前有多大的困难,这路我走对了,我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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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番新天地

从湖南山沟里的小煤窑,到了山东省会济南市的大学,自是一步登天;由一个小矿的技术员,变成大学生的政治辅导员,更是令人诚惶诚恐。我到了一个自己很陌生的新天地,对于面临的种种挑战,我十分兴奋。
在这个新天地里,怎么样才能把这一项新的工作做好呢?我又找回了严格要求自己的老作风。我想,只要严以律己,苦干实干,就一定能有所作为。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二、三、四、五”的工作路子:一片,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以平等的同志关系对待学生,不以教育者自居;二像,穿戴像学生,言语像学生,让学生感到和自己没有距离;三同,和学生同吃、同住、同活动,不搞特殊化;四抓,抓阶级教育、抓活的思想、抓苗头变化、抓班团干部,工作讲究方式方法;五知,知道每个学生的姓名、当前思想、学习情况、家庭环境、特长特点。从这以后我就俯下身子真正和同学们“三同”了,虽然家就在校园里。
我每周六天住在学生宿舍里,学生没有蚊帐我也不挂,在湖南买的那皮鞋、呢子裤什么的,当然也就更不能穿了。我参加学生的一个伙食组和他们同桌吃大锅饭,伙食费和学生一样是一月14.5元。同学生一起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学雷锋、学军、参加建校劳动、支农劳动。我负责的120名同学,很快就都熟悉了;后来系里扩大了我的工作范围,我的工作更加谨慎努力。
当时的山东煤矿学院,可以说对学生关怀倍至,党委要求“水上楼,饭进厅,医疗进宿舍”:就是要求总务部门,把开水送到教学楼各层的保温桶;把热菜放到学生的饭桌上;大夫背着药箱子到学生宿舍巡诊。
在这种形势下,我也一心扑到学生身上,对学生诚心爱护,推心置腹地和他们交谈学习、工作、理想、情操……帮助同学解决遇到的实际困难。我把一切都给了学生,学生们也把我当成他们的知心人,把心里的话都告诉我。共产党员的觉悟、“大跃进”的干劲、原来当学生干部的体会、多年来刻苦读书的知识积累、现场工作的实践经验等等都帮助了我,我很快得到了学生的信任。
1964年12月10日,我收到了采煤691班张学坤同学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从您身上我看到了共产党员的本质,对人谦虚诚恳,对待同志关心体贴,日常生活中毫不计较,与群众同甘共苦……”。系领导也肯定了我的工作。
系党总支书记非常信任我,经他推荐,我很快被安排担任采煤系团总支书记、院团委副书记;有时还列席院党委的扩大会议,甚至让我给来校检查工作的煤炭部教育司长汇报工作。有时他外出,还让我临时代理他的工作。我有点受宠若惊,同时也越来越感到,我今天从事的这项工作很有意义,从内心里爱上了这项工作,愿意长期干下去。我在矿上久治不愈的头痛病,这时也不治自愈了。
我在工作中体会到,做人的工作是不容易的,物是死的、人是活的,一天一个样;只是尽心尽力远远不够,还要有知识、讲艺术。
我原来的知识结构,只适宜搞煤矿而且是小煤矿,要想做好今天的工作必须重新学习。我有空就拼命读书,找到一本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书就如获至宝。文学艺术、道德修养方面的书也读了不少。尤其是政治理论,特别是毛主席著作我是真下过苦功夫的。我要努力尽快建立适应我今天工作需要的新的知识结构。
我从湖南带回的九捆书,是我八年来,从微薄的工资中尽可能省下几个钱,一本一本地到处买来的。对于在矿上做煤矿技术工作所需要的参考资料、手册、规程、先进经验等等,能收集到的我都收集到了,可是今天绝大部分没有用了。我必须从头开始,再省钱买新的书,建立支持我新的知识结构的藏书结构。我当时的工资一月只有53.5元(从湖南到山东增加了一元钱),一半以上要寄给两个家的老人,好在那时的书也便宜。我边学习、边工作,竭尽全力,很快成了受学生们欢迎的人。学生们愿意和我在一起,尤其是爱听我讲话。至于“文革”中我被诬蔑为“黑话专家”,被批判斗争,只能说是一种“黑色幽默”了。
做好政治辅导员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岗位在最基层,上边来的任务从多方面下达;都说是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想想那个时节,我是一天忙到黑,大大小小的会一个接一个,65年6月18日的日记上记着,我这一天开了六个会。每天的政治学习是雷打不动的;外出参观听报告也是常有的事;学生找我谈心更是再忙也不能拒绝;有时还要代理外出有事的系党总支书记的工作;我感到我又是一个有用的人了,我在干的事是有意义的,只是太累。
有时感到实在支持不住了,找个星期天下午,偷偷跑回自己的家里休息一下,躺在床上喝糖水、吃炒黄豆、看书、听收音机,多么地惬意,受宠若惊之后我有点得意洋洋了。
当时和我在一起的那些学生,现在都已经过了耳顺之年,多数人都走上了市县级以上的领导岗位,有的到了省级,个别的还进了党中央。当我做了大学校长之后,有一位成为党的高级干部的同学写信给我,说在大学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我,这是对我工作的最大肯定,我感到无比欣慰。后来我也曾给两位担任省级干部的学生送去我手写的条幅:“为官存正气,从政树廉风。”书法是谈不上的,我们在互相勉励,尽管已经分别多年。
那是一段值得回味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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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越抓越紧

树欲静而风不止,到了1964年,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可是,随着国家的经济形势逐步好转,政治形势却越来越紧张。似乎是前一阶段有点资本主义复辟,现在要反击了。这反击的对象,我听说是“三自一包”(指农村的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和“三和一少”(指对外政策中的和平发展、和平竞争、和平过度和对外援助少一些)。阶级斗争越抓越紧,到了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程度。在人们头脑里,阶级斗争的弦也越绷越紧,一种宁左勿右的情绪开始在社会上蔓延,山东煤矿学院也不例外。
在50年代初期,有位美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家说过这样的话:希望共产党中国的第一代人再发生变化,看来是不可能了;可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人的演变还是很有可能的。这就更给学校里的阶级斗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课题。所以,当时学校的政治工作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学校要执行阶级路线,学生工作中也就有了许多极左的东西:对地富子女的入学复查近乎挑剔;对于在校的地富子女学生也特加关注;学校里,大事小事都要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观察分析。
我进校门不久,学校就在组织师生批判“反动电影”《北国江南》。 10月20日,院团委传达了一个省委领导作了重要批示的文件:山东工学院一个学生班级被“反动学生”夺取了领导权的严重情况。11月10日,党委又传达了上级转发的《一个反动学生的日记》。11月16日的党课题目就是“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情况下如何做一个好党员”。接下来的活动是:听王光美关于“四清”工作报告的录音;院党委做“五反”检查;参观省阶级教育展览会”;参观山东大学和山东工学院的“谈变查变展览会”;参加部队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的报告会……还听了省委书记做的动员报告,要在大学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斗争越抓越紧了。
那时,学校组织学生们看的电影,都是反映阶级斗争的《箭杆河边》、《千万不要忘记》、《槐树庄》、《霓虹灯下的哨兵》……连电影《小二黑结婚》都改编成了幕后有地主搞阴谋。在政治活动中,干部要检查“四不清”,学生要开展“谈变查变”。学生中还召开“诉苦会”、“谈变查变会”,各系都举办了“查变展览会”。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受到歧视,思想压力很大。在大潮流的裹胁中我在奋勇争先,可也时常感到跟不上形势。
“查变展览会”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学生从农村进入城市后“思想演变”的表现。当时有个说法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一个勤俭朴实的贫下中农子女,走进城市的大学校门之后,不久思想就变了,嫌贫爱富甚至于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例如男学生进校第一年穿的是布扣的中式对襟棉袄,第二年就把棉袄的布扣拆下来换上一个拉链,棉裤也由带裤腰的改成西式的。有的学生花钱大手,有的不愿意吃粗粮,还有的学生用助学金的钱买票到大观园去看摔跤等等。我认为,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这种教育是有正面意义的,我对这些活动也很有积极性;可是,在某系的展览会上,把有的学生有两双鞋也当成思想演变的内容,拿来展览,我觉得太过分了。在展览会上也展出了个别地主出身的学生,穿上父亲的大褂照的大像片,这就被看作是思想有严重问题了。
对照毛主席“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教导,看看社会、看看学校,还真的到处都是阶级斗争。我们系里接到过农村来的一封检举信,说有一个地主出身的老师回家搞“反攻倒算”。机电系的一个湖南学生贩卖鞭炮,搞资本主义,还在系里搞“大民主”。据说,后来他还买了两把大剪刀说要行动……。似乎学校师生中的阶级斗争也和社会上一样,愈来愈尖锐了。
正在这个时候,65年的元月24日,放寒假的前一天夜里,一个来校有什么事的哈尔滨工大的学生对他的同学说,1964年《中国青年》杂志第24期封底,刊出的一幅油画有严重政治问题,是反动的;在学生中,这个话一时间传遍全校。于是学生们都连夜找出那期《中国青年》来,反反正正地端详那幅画。
那幅画的题目是《你追我赶》,画的是几个青年人在田野里挑着稻谷担子正在奔跑。那画面的下方是一片芦苇;问题就出在那片芦苇上。有人在那片芦苇里看出了用杂乱无章的叶子暗组了“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蒋介石万岁”等反动口号。这还了得,这不就是公开的反革命吗?熄灯铃早已打过了,大家谁也不理会。我到几个宿舍去,看到学生们围着那幅画激动不已;有的还用手指在芦苇叶子里寻字迹让我看;有些情绪激动的学生还要这要那。
对学生的指证我看不甚清,可也不敢否定;不过再不采取紧急措施会出大事,因为明天就要放寒假了。全院的学生轰动了,一般人的话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为了尽快地解决问题,焦急中我第一次拨通了刘院长家的电话。在我说明了情况之后,他要我拿了那本杂志到他宿舍去。这是我第一次到院长家去,他在矿院工作的时间,我也没记得再去第二次。他看过之后让我回去立即给学生传达,说:“同学的警惕性高很好,今晚赶快睡觉,明天由党委处理。”
对刘院长的话学生是惟命是从的,当晚总算是稳下了。后来这期杂志被中央下令收回了,不过,对那幅画审查之后没说有什么大问题,只是问作者为何这样爱芦苇。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次电话,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竟成了我是“刘子光的黑线人物”的一个罪证。
阶级斗争已经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程度。就是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有些大学开始在学生中清理“反动学生”,山东煤矿学院也不例外;一场在学生中抓“反动学生”的活动,在1965年元旦前后开始了。起初是以批判“反动言论”部署的,我当时并不知道,有了“反动言论”的学生会怎么处理。
和我一样,这时的学生干部已经满眼是阶级斗争了,一经动员,纷纷来汇报他们班出现的“反动言论”。
青年学生的幼稚是不能责怪的,我们做学生工作的人,有责任以正确的态度加以引导。可惜我当时没有那个水平,对于有些一时弄不清来龙去脉的言论,我带着一种宁左勿右,甚至于邀功的情绪,不加分析就向上汇报,是很不应该的。不过,我当时也确实没有想到它的后果是什么。等到学校决定要开除这些学生了,我感到处分太重了,心头的压力很大;可是出于私心,我又不敢表明自己的观点,一错再错。
我在采煤系是全面负责学生工作的。采煤系一共处理了几个“反动学生”,我现在记不清了,其中有三个是我经办的,责任完全在我。
其中之一是一位姓王的同学,这个学生有点桀骜不驯,在班里不大听班干部的招呼,经常说些对抗他们的话。我记得最引起班干部反感的话是,在一次班上晚点名时他当众对班长说:“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这只是反映了他对学校行动军事化,和晚点名制度的不满,不能算是反动言论。至于其他的不满言论,对象也只是班干部。
其中之二是一位姓徐的同学。这个学生没有别的,就是平时说话很随意,他最要害的一句话是:“现在太黑暗了!”后来查明,其实那句话是在有一天晚上睡觉前,突然熄了灯之后说的。他的这类话,上纲上线之后就成了“反动言论”,实在是有点荒唐。
其中之三是一位姓蔡的同学。他的情况有点复杂,记得他是安徽人,出身地主家庭,在校一直独立特行,很少和别的同学交往。他写了大量的日记、读书笔记和眉批。反映出的思想情调基本上比较阴暗。他怀念过去,对领导和同学不信任,想自我奋斗出人头地。总的来说是个性格孤僻,思想不健康的学生,是个教育问题,算不上“思想反动”。
他们都被定为“反动学生”,无情地被赶出了校门,使他们的感情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遭遇到不少磨难。我至今回想起来,心情都十分沉重。
可能他们都会有上诉的经历,有的还上告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毛主席。
1965年4月28日,系党总支书记按上级的要求,在总支委员会上对采煤系处理的学生进行过一次复查,结论是“材料无误,处理偏严。”我那时被一种宁左勿右,很不冷静的情绪所控制,只考虑自己的威信,没有想一想,开除会对这些学生的一生带来什么后果。我也完全同意党总支的意见。
4月28日,院党委又召开扩大会议,对全院强迫离校的学生进行复议,仍然都维持原决定;要学校收回成命是很丢面子的,在当时那种形势下,这个结果也是必然的。
在采煤系,虽然我是在党总支领导下工作,但我是对学生工作负全责的,对此我深感愧疚。在这里我向被错误处理的学生,特别是这三位同学再次表示赔礼道歉。
“文革”期间,他们都“造反”回校了。前两位同学,班里都顺利地接受了他们,一同参加当时的各种活动,毕业后表现都很好,有一个学生成为一个大矿务局的副局长;有一个当了一个大矿的总工程师。后一位同学回校后仍与大家不合群,同学们还是歧视他。他们班的同学还开大会批判过他,许多的批判内容,我认为都是断章取义的。听说后来他在学校当了一名实验员,“文革”后我再没见过他。
回想那时我的工作,除了政治上有极左的情绪,还有不大重视学生业务学习的问题。那个年代,一切都是政治挂帅,后来,上级更进一步提出要“突出政治”,而且还不能落实在业务上。文革开始后,学校的政治工作更是在岔路上开起了快车,不过,我也很快就被打倒了。
我的这一段政治辅导员工作,为我以后终生从教开了个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也都成了我的宝贵财富,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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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里的学雷锋运动

山东煤矿学院,是当时山东煤炭系统的最高学府。虽然是一所新组建的学校,可师资力量雄厚、领导经验丰厚,教工敬业、学生朴实;又在那样一种举国上下奋发图强的政治形势之下,合校之初就显示出了非凡的气势。
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经济调整在全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人们的精神状态积极向上,谁也不甘落后。加上学校领导以身作则,带头劳动建校,整个校园里师生们干得热火朝天,不分师生老少,苦活累活抢着干。为了砍齐铺路用的耐火砖,不少老师的手指头磨出了血,冬天穿了单衣干活还大汗淋淋。我的饭量大增,一天要加不用自己拿粮票的四个地瓜面窝窝头。
劳动建校中,除了一些技术性的活,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师生自己干的,包括房屋的粉刷。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整个校园焕然一新。美化绿化走在了全市高校的前列;校园卫生更是人人称赞。在这个基础上,经过领导的精心培育,广大师生保持了一种朝气蓬勃、斗志昂扬,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精神风貌;养成了一种“有先进必争,有红旗必夺”的拼搏劲头;只要是定了的事,“说干就干,干就干好,一干到底。”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掀起的学雷锋运动,必然气势磅礴,热情洋溢。
“向雷锋同志学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号召。
向雷锋同志学什么?周总理总结了四句话,“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在当时,《雷锋日记》中最被推崇的经典名言要算:“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象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学雷锋是一种时代精神,在那时是有明确的阶级性的,并非今天一些人认为的是简单的“做好事”。“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当时学雷锋运动的主要内容。“学雷锋小组”又是主要的组织形式,许多学雷锋小组也同时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小组。尤其是在大中学校中,这种小组可谓遍地开花。这些小组的活动涉及到方方面面。
当时,大学生向雷锋学习的主要内在动力是:要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不当修正主义的苗子。放眼世界到处是敌人:内有地、富、反、坏、右等各种阶级敌人;外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头子。不过他们都是纸老虎,世界革命全靠中国了。可是帝国主义的预言家又说了,在中国虽然让第一代人和平演变是不可能了,在第二代、第三代人身上还是大有希望的。大学生们众口一词:“绝不能让帝修反的阴谋得逞,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由我们来承担。”这是一代青年人的觉悟。
可是认真观察一下,眼前的学生们真的在变,那“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说法也不是凭空捏造。农村来的学生,头一年还穿着母亲给做的布扣的棉袄,大裤腰的棉裤。到第二年棉袄的布扣换成了拉链,棉裤也改造了。有的农村学生嫌来看望自己的父母土气,怕城里来的同学笑话,说他们是同村的邻居。诸如此类的事情,在学校里不时发生,这必然引起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也成了学生工作干部热议的话题。
学校很快就在学生中开展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学雷锋,理论联系实际检查自己身上有哪些演变的活动。学生们都诚恳地接受教育,不少人还现身说法,深挖思想根源;认为自己进城后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无产阶级的感情淡薄了,忘了贫下中农、忘了本,这样下去不得了。有的同学,说到伤心处还痛哭流涕;在这个基础上,各系都举办了“查变展览会”。
这时,学校又因势利导,提出了学生要向解放军学习,实行“四个自己”。各个班都有了理发、钉鞋、小修理工具,人人都有针线包。学生们都以艰苦为乐、勤劳为荣;人人都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要求自己,要像雷锋一样,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整个校园里政治气氛浓厚,校风良好,纪律严明,比我在淮南煤校的时候还要强得多。在这种形势下,学校又提出,全体师生都要做到“处处是课堂,人人做榜样。好人好事有人夸,坏人坏事有人管,一人困难大家帮。”这一要求立即成为全校师生的行为准则,学校真正成了一个革命的熔炉,真正是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
至于助人为乐做好事,在那时的矿院里是平平常常的事,可以说是人人行动、遍地开花:扫地刷痰盂的工具已经抢不到手了,院子里什么时候都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谁见了该干的活都争先恐后。
采煤系的学生们,还带头洗衣服不用伸手即来的自来水,自己去打井水。有的同学星期天拿根绳子到天桥去,见了上坡的板车挂上绳子就拉。不论是集体出行,还是个人回家、返校,在火车上扫地、送水,几乎是个个学生争着干。学生们到矿上实习、到农村劳动、到外地参观,普遍的不要学校的车送站;到了火车上就找车长,要求包下多少节车厢的卫生和服务。
全院的学生走到哪里,好事干到哪里,矿院的学生曾给大寨的陈永贵理过发。各地的表扬信件不断地送到、寄到学校来,学校在社会上的声誉越来越高。山西阳泉煤矿的矿长对检查实习的学校干部说:“解放以来,还没见过这样好的学生。”
同学们的互相帮助,更是令人感动。本来大部分都是些穷学生,身上难得有几个钱;可是我的枕头底下经常发现小纸包,里边有两三块钱,纸上写着“请把这点钱送给困难的同学”,没有一张条子是有名字的,也几乎没有哪一位同学愿意接受这种帮助。我只好建个账本保存起来,最多的时候到过50多元,相当于我一月的工资。有的班还成立了经济互助集体,靠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困难同学。
学生们这样,老师也不甘落后。学毛主席著作,自觉改造思想,搞教改、制教具、下矿锻炼……个个争先恐后。各系都举办了自制教具展览会,我们系是 65年4月1日举办的。学校的教改,也被公认走在了兄弟煤炭院校的前边。不仅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在不断改进,全院还在有计划地进行主要专业的系统改革。
那时,干部、教师也跟着学生做好事。有一个老教师,天天早起去刷一个大便盆,风雨无阻。到后来,与学生“三同”的已经不只是政治辅导员了。学校把这些事迹收集了起来,组织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展室”,来参观的人从市内,到外市、外省络绎不绝,不到半年的时间,来校参观学习的人达到了一万八千多人。
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有一些极左的东西,例如在阶级斗争扩大化中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反动学生”,对有些学生形成了一定的思想压力。在各项活动中也产生了一些为争荣誉而造假的现象,例如比表扬信的数量;大便器别人已经擦得干干净净了,有的人为了表现自己再去擦一遍等等。学校的有些领导确也有些沾沾自喜甚至自我陶醉;但是,应当实事求是的说,这毕竟是支流、是少数。瑕不掩瑜,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全盘否定之后,最终还是无法抹杀这段历史的光彩。至今,当时的老教师、老学生们说起当年的情景时,依然充满了自豪。
可以这样说,是学雷锋运动促进了山东煤矿学院革命化校风的建设;也是山东煤矿学院领导以身作则的大力倡导,才使学雷锋运动在这所学校里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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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学军”的历程

    在我的记忆中,大学里安排学生学军活动,是从 1964年2月13日,《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谈话》发表以后开始的。我也是这一年从湖南省的一个煤矿,调到当时的山东煤矿学院工作。那时,全国各高校对毛主席的这次谈话非常重视,组织教工反复学习领会,研究落实的措施。
山东煤矿学院党委决定:各专业都要设“国防教育课”;要学校武装部立即联系对口部队,请他们派人来校指导学生“学军”。
从这年的12月9日开始,首先在已经入校的新生中开展当兵一周活动。由部队的同志做指导,早操、课间操、晚点名,按部队的要求来进行;饭前要唱歌,唱的也都是《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等军队歌曲,待值日生分完了饭才能进餐厅;休息时间要练刺杀。为了在学生中推广普及练刺杀的活动,我和另外三个同志,还被专门派去培训过。
一时之间,学校里学生练刺杀成了风气,休息时间有的用真枪(当时学校武装部里有步枪、机枪、火箭筒,好像还有一门炮),有的拿木枪、有的拿木棍竹杆,满院子喊杀声不绝于耳。记得那时还发生过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能不能练习刺杀的争论。有人说,这地主、富农出身的学生,大着嗓门呼喊杀杀,要杀谁?
从1965年开始,新生入校要首先进行军训。那时,全国正在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是个全民皆兵的时代。南边美国插手的越南战争正打得激烈;北边又有苏修的威胁,要随时准备打仗。
教工中很快成立了爆破队,在采煤系井巷教研室教师的指导下,研究伞兵在平原开阔地带着陆后,用压固掩体爆破技术尽快形成个人掩体,很快取得了成功,在1966年全市民兵大比武时得到了好评;据说这种方法在后来的对越作战中实用过。
学生中成立了射击队,天天利用课外活动时间练习,用的是小口径步枪,射击的水平不断提高。
山东煤矿学院1965年入校的全体新生,直接到济南市东部章邱县明水279部队的训练营地报到;这个军营位于明水市区南边的山脚下。学生报到后,像新兵一样着军装、发枪、按部队编制,由部队的军官和老兵带领,要过一个月真正的部队生活,一切行动军事化。我爱人从齐河“四清工作队”回校后,在机电系改任新生的政治辅导员,她全程参加了这一次的军训活动。
在那一个月里,学生要以部队为楷模,作息时间和伙食与部队的战士是一样的。每天都要上政治课和军事训练课,政治课的内容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讲述“全民皆兵”的伟大意义和解放军的“三八作风”(是指三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军事训练包括队列、剌杀、投弹、射击练习和实弹射击。有一天半夜里还搞过一次紧急集合,在规定的时间内打好背包,带齐武器装备,急行军在附近的山里转了好长时间。
部队的要求是严格的;学生对军训也是认真的。学生们适应得很快,教官说比真正的新兵还好带。不过也有一些学生出了不少洋相。尤其是那次夜间的紧急集合,有的学生背包没有打好,一路丢了不少东西,后来又派人到处去找;还有的学生腿上受了伤。
最近,我了解几个参加过那次军训的老学生,问他们有什么感受。他们说,在当时的形势下是有一些过左的、甚至虚假的东西,可是总的来说是受到了很好的锻炼,对五年的大学生活乃至一生都受益匪浅。
对于没有参加过军训的在校大学生,学校采取了补救措施,除了上国防教育课以外,后来还在校内正常学习期间,开展“当兵一日”和“野营拉练”活动。
“当兵一日”是以系或年级为单位,宣布哪一天是“当兵日”,早上起床就是紧急集合,三分钟内集合完毕。早操按部队的要求进行。上课要有军人的坐姿,课间要有军人的风度。吃饭前值勤同学到餐厅分菜,其他同学在餐厅外列队唱歌,到分完了菜时才进厅一起用餐;吃饭还有规定的时间,饭间不准说话。下午课外活动时间进行军事训练。晚上睡觉前按部队的标准进行“晚点名”,班长对一天的活动做讲评。熄灯铃一响立即熄灯睡觉,任何人不准说话。后来,这些要求渐渐地成了学生在校的生活常规;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学校里一直倡导向解放军学习,崇尚“三八作风”。
当时,“野营拉练”是一项全民活动,不只是学校组织,工厂、机关都开展,不过是学校要求的更认真、更严格。“野营拉练”的目的,就是要检验一下真打起仗来自己的人能不能拉出去。
1965年7月7日至14日,我以一个“民兵连指导员”的身份,参加了当时山东煤矿学院一个学生民兵营的野营拉练。路线是从位于济南市堤口路的学校出发,沿小路步行到160里外的泰安市,爬到泰山顶后,再原路步行返回学校。为了真实地表述当时是个什么情形,我把这几天的日记择要如下:
      7月7日  星期三  晴
不知是紧张还是兴奋,一夜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凌晨3点起床,接到营部下达的命令后,全副武装的学生队伍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走出了校门。今天的任务是,行军74里到张夏宿营。
一路上士气高昂,唱歌、传毛主席语录小条子、自编自演小快板……路过村庄时更是队列整齐、精神抖擞,神情严肃地背着枪、扛着火箭筒,只听见沙、沙、沙的脚步声。路边的老百姓有的说:“这是新兵”,有的说:“这可能是到越南去的”。
一路上吃的是干锅饼、大蒜、咸菜,喝开水,南方同学从来没这样吃过,有的嘴里都起了泡,可是大家都很兴奋,没有一个人说什么。
晚上摸黑到了张夏,准备在三中的操场里露营。刚吃完饭下起了雨,急忙中只好先到公社的礼堂集合。礼堂只是一间空空的大屋,地上有厚厚的尘土,也没有灯。三百多人只能一个挨一个坐在地上,可同学们没有一句怨言。外边风雨交加,屋里的同学们在唱歌,学毛主席语录,“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热热闹闹地开起了“黑灯晚会”。直到半夜才分散到一个小学的教室里睡觉,桌子不够,向解放军学习,同学们睡桌上,干部睡在地上。
      7月8日  星期四  晴
一早出发,今天的任务是行军到界首,又是70多里。有的女同学脚上磨起了血泡,走路一瘸一拐,队伍后边跟着收容的汽车,可是谁也不上。命令她上车她就哭,结果还是没有一人上车。
路上举行了一次防空演习,营部讲评不合格。因为有些同学觉得很好玩,不严肃,回来的路上要重搞。
今晚在界首宿营,同学们学习老八路的作风,队伍一住下就利用休息时间给老乡做好事,挑水、扫院子、给小孩理发、清理垃圾,有的水井都被打干了,小镇子一下活跃了起来。小孩子跟着跑,大人们瞪着惊奇的眼睛看着、议论着。最有意思的是我听见路边两个老头说:“这些年轻的真能干,可不知肚子里饱了不?”
      7月9日  星期五  阴雨
拂晓从界首出发,8点多一点到达泰安煤校。尽管半路上下起了雨,那进入煤校的仪式可真够威武的,像凯旋部队的入城式。煤校的领导和学生,冒雨列队在校门口欢迎。为了不影响在校学生的生活,我们只住教室不进学生宿舍的问题,营部和学校领导交涉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都睡在教室的课桌上。
今天吃上了有汤水的饭菜,又洗了个澡,舒舒服服地睡了两小时的“午觉”。
雨一天未停,下午自由活动。多数学生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营部开干部会,进行讲评并安排明天的活动。
      7月10日  星期六  晴
早上4点起床,整队上山。9点多一点,全部人员都到了岱顶,女同学也不缺一个。有的女同学还在男同学前边爬上了山顶,精神可嘉。
下午3点在红门集合,集体整队下山回煤校。回校后,民兵营的干部和学生分别和煤校的师生举行了两场篮球赛;我们都输了,体力不行了。
晚上煤校招待我们看电影《万水千山》,可惜没演完就停了电。
      7月11日  星期日  阴
今天休整。早上出操时营长下达了休整安排。
上午头两小时群众总结,后两小时训练。下午头两小时继续训练,后两小时全营总结。中间还插了一些小会。
学生中很少有人来过泰安,但没有人提出到市里看看的事。
      7月12日  星期一  阴
早上4点起床,5点出发,煤校的领导和师生在校门口列队欢送。
午餐后,在店台村外的河滩里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科目,而后野外宿营午休。
傍晚到万德五中吃晚饭,后到万德农中宿营。学生一到农中立刻开始清理卫生、锄地、给师生理发,最后一位老师的头发是打着手电理完的,校园改变了面貌。在校的学生也行动了起来,为我们烧水搬凳子……
今晚睡得最舒适,农中学生宿舍的土坑上铺着草,同学说是睡的软席。
夜里一排长来找我,看来是批评多了一些,他们有些意见。
      7月13日  星期二  晴
清早紧急集合,饭后立即出发,中午在张夏三中午餐。饭后又拉到村外河滩上露营,可是人喊、牛叫、鸭子叫大家都没睡着。
今夜在炒米店露营,学生忙着到处做好人好事,群众赞不绝口,晚上给营部汇报。
夜里起了风,怕学生受凉,全体干部出动,到处去组织学生搬到附近一所小学的教室里睡。
半夜了,肚子饿,吃了别人给的几块饼干才睡觉。
      7月14日  星期三  阴
早饭后就出发向济南行进。在党家庄路过坦克学校时,军校的副政委接见了我们,给大家讲了话,还给我们送来了开水。
近午天很热,可同学们仍然精神饱满。队部进入市区后可谓威风凛凛,尤其进校门时,神气极了。
学生们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休息,干部的会可是一个接一个,怕是休息不成。
由此可见,当时大学生的学军是多么认真;它会对学生们产生什么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能经得起这种锻炼的学生,还会怕什么别的困难吗?
在此后不久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学生一度否定一切,可是对于学军本身少有微辞。“文革”中,不少学校,还把早上起床和晚上熄灯的电铃声改成了军号声,以示对行动军事化的认可。
大学恢复招生后,军训都在校内进行了,时间一般是两周到20天,由对口部队协助。开始也还着军装、发枪;还有政治课、军事课、实弹射击。军训中,不少学生和部队教官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分别时恋恋不舍,事后还常有交往。可是渐渐地学校不再重视这件事了,也没有了“学军”的提法。军训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内容越来越少了、军装也不再穿了、更不用说发枪和实弹射击。
弹指一挥间,近30年了,“山东煤矿学院”早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经过改名、合校、升格,成了几万学生规模的“山东科技大学”。和多数大学一样,今日的军训变成了一种新生入学的程式内容。入学后第一周军训,从部队上请来一些军人,一人负责一个班的学生,在操场上练队列,在宿舍里练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最主要的内容是那正步走。几天之后,受训的新生列队走过主席台,接受学校领导和部队首长的检阅:“同志们好!”,“首长好!”;“同志们辛苦啦!”,“为人民服务!”……于是大功告成。2007年秋季,山东科技大学校长乘军车检阅军训学生,还在媒体上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我想对于多数同学来说,那正步走他这一生怕是再也用不着了。至于对宿舍的要求内务,好的能维持一学期,差的不过个把月就又乱七八糟了。几天时间,还能指望给大学生们留下什么呢?就这,有的人还指指点点,说军训太苦,“许多军训的要求,超出了孩子的身体和心理承受能力”云云。我们的媒体,不乏特别关切下一代的善人。
大学的领导还是从善如流的,到了2009年秋天,我所在的山东科技大学西校区,入校的新生就不再进行军训了。是什么理由我没有了解,似乎也不用了解。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学校教育中确实有许多左的东西,不可延续;可也确实有许多好的东西,只是染过一些左的色彩,其本质是正确的,不能摒弃,学生学军就是其中之一。
我想,谁也无法否认,解放军有许多好的东西值得大学生们学习,譬如,对党和国家的忠心耿耿、严明的组织纪律性、吃苦耐劳的精神等等。通过一段时间的认真军训,在磨练意志,增强体质,加强组织纪律性,提高国防意识,培养爱国尚武精神方面都是很有意义的。这也应是全面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一个肩负着民族希望的大学生应有的品格。
因此我认为,向解放军学习的口号不能否定;对大学生的军事训练应该认真进行,当然无需要多长时间。
是不是由于我的思想还停留在30年前,才发出一种不合时宜的怪论呢?或许吧,但我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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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
  
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的社会突变之后,在我的头脑中有了这样的念头:一个人的心思,别人是很难猜透的;由一个人掌控的国家政治,其他人也就难辩其走向。我觉得,1964年,中国的政治气候又有点诡谲。
中国人是大度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好像一场噩梦,已经过去;尽管它们对国家、对每个人造成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可是对此,人们已经没有兴趣再说什么了,似乎领导人也不愿意大家再说什么。
对于“三年经济困难”,人们也都按照报上的说法,众口一辞地怨天灾、骂苏修逼债,自己心里在想什么,很少有人表露。和党保持一致,早已是人们的思维定势。
不管怎么样,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已经过去,生活在一天天好起来,这就够了。可是人们普遍有点不理解的是,在扭转三年经济困难中,起了重大作用的一些政策,困难过去之后又在批判,特别是“三自一包”,农民再不敢拿农产品到城里来卖了。为什么呢?说那时是权宜之计,现在困难过了,还是要搞社会主义,我心里有点迷惘。有时在小街上碰到一个拿个小袋子卖花生的农民,那买的、卖的,都像是在做贼。尽管我想吃,也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可我是从不买的,共产党员要听党的话。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过去了,大部分职工都提了一级工资。我的工资回山东前就到了一月53.5元,我爱人也到了44.5元;两人一月有了近百元的收入,感到上了一个好大的台阶。
济南市的供应也比过去好多了:每月的粮食定量大人有30斤,细粮占到了六七成;有的人吃不了,大肚子汉可以帮他们吃粗粮,特别是地瓜面。每人每月还有1斤肉、半斤鸡蛋、2斤豆腐,到下午下班前,赶得早,有时还能在副食店不用票买到破了皮的鸡蛋。
不过那时的鸡蛋都是农村一家一户院子里养的鸡下的。老太太拿到村里的合作社去换盐、换火柴、换灯油。再一个村一个村地集中起来交到城里,时间一久,好蛋也就变质了,蛋黄贴到了蛋皮上;于是就往鸡蛋上洒石灰水保鲜。那时的鸡蛋只能炒,荷包蛋是打不成个的。吃的肉也是靠家庭养猪,为了保证供应,旺季收上来的猪,要杀了之后把肉冷冻起来。所以肉店里卖的肉有一半是冻猪肉。
过春节的时候,一人还有二斤鱼、一只鸡什么的。学校东边不远,官扎营的商店里,只要早去,平时也能碰到小杂鱼;那只有一间门面的小楼底下,猪头肉一斤7角8分,烧鸡一斤1元1角4分,虽然只卖早上一阵,可价钱是从来不变的。吃饱肚子已经不成问题,有时还可以改善一下生活。晚上下班回家,不再到处找能放在嘴里的东西了。大家都觉得生活真是越来越好了。老百姓都说,就这样平平稳稳地一步步改善下去就行;中国人对生活的要求实在不高。
我们来到学校不久,我爱人就参加“四清工作队”到齐河县的农村去了。她很快成了工作队的标兵、学毛主席著作标兵。她写信回来说,她要好好改造思想争取入党。
我一直住在学生宿舍,和学生一起吃集体伙食,自己那个家好长时间也不去一次。山东煤矿学院的学生食堂是办得很好的,虽然一个学生一月只有14.5元钱的伙食费,可是食堂的炊管人员精心调配,每个星期都能吃上一次水饺、面条、大包子、油条。平常则是“天天见肉、一菜一汤”,食堂里给学生做的菜一般都比较咸,就着菜可以吃个多半饱,剩余的菜加些开水就成了汤,可以吃饱喝足。
1965年的“五一节”,我是一个人在济南过的。手里空前的有钱了,我也想潇洒一回。到了济南市里有名的汇泉饭店,想来个两菜一汤,在服务员的指点下,花两元钱要了一盘葱爆海参,一盘熘鱼片,外加一个肉丝榨菜汤,还有一大碗北园大米饭。观赏着屋里地面上流淌着的泉水,还喝了二两金奖白兰地。酒醉饭饱之后,晕乎乎地从饭店出来,我真有点忘记自己姓什么了。
那时工作虽说很忙,可是人们的心情都很好。从1958年大跃进以来,六七年的时间了,社会还从来没有这样安定过。不但生活上有了明显地改善,精神上也觉得宽松、舒畅。人们多么想这样平静地生活下去。可是“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毛主席向全党全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
为了反击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中央决定要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搞“四清”,起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来发展成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在城市搞“五反”,开始是按照63年2月的中央文件,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后来也和农村一样,搞新内容的“四清运动”了。
五一节后,从齐河“四清工作队”回来休整的爱人说,农村的阶级斗争尖锐复杂。自古以来鲁北是山东的粮仓,可是如今的“北三区”(德州、惠民、聊城三地区)老百姓很穷,至今很多人吃不上饭。大片的地是“卫生田”,就是从合作化以来就没有施过肥。盐碱地的范围越来越大、冒的盐碱越来越重,麦苗长得不如韭菜。
她们工作队员要住在最穷的贫下中农家里,还不能暴露身份。为此,她天天穿着出发前工作队给她的那一件部队换下来的旧棉衣。她们天天吃带缨子的胡萝卜。回来馋得不行,吃了一次肉馅水饺闹了两天肚子。她说:“与农民比起来我们的生活是太好了。”似乎我们的生活是不正常的。我在想,怎么这阶级斗争总抓不完呢?
到了1965年的 8月9日,我也随同66级的学生到安徽省的淮南矿区去,参加了四个半月的“四清运动”,目的是让学生经受阶级斗争的锻炼。我是全工作队的团总支书记,驻地是淮南矿务局最大的新庄孜煤矿。
学生到矿后曾到大通煤矿参观“万人坑”,听老工人讲家史。那个老工人是河南省人,外号叫二百二。他说,日本人时常从河南招苦力,把头编了顺口溜骗他们,说“穿的是六个鼻的大靴,推的是四轱轳的电车,要坐就坐,不坐就下来,车不走一打就走。”,还说“干不干,洋面三斤半”。其实是,下井穿草鞋;推矿车下坡速度大人跟不上,只好冒险跳车;上坡推不动把头就拿棍子打人,一天干下来只有三斤半麸子面。
那时干活累,生活条件差,生病没人管,死人很多。他们那一批一次来了二百二十人,死得只剩下他一个,他的外号就是这样来的。那时候,煤矿附近的狗吃死人都吃红了眼,还吃过一个日本人。说起这些就忘不了今天的好生活,工人们的劳动热情很高。
这说的是旧社会的阶级斗争,今天矿上怎么样呢?
我们到了矿上之后,看到矿上生产很红火,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也很高。听工作队长说,这里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成份很复杂,隐藏着不少坏人;贪污盗窃的问题也很严重。开始工作之后,我没看到什么阶级斗争,就是感到这里的干群关系有些紧张。工人们对一些官僚主义现象很反感,编了好多的顺口溜讽刺挖苦干部。
其中有反应干部太多人浮于事的:
          新庄孜煤矿十八科,
          黑脸不如白脸多。


              谢二矿长不算多,
              吃起饭来有一桌。
              光分工,不合作,
              干起工作各顾各。
  
有反映干部工作不深入的:
              大巷走一走,
              班钱拿到手。


              一看报纸、二吸烟,
              三上厕所、四聊天,
              马马虎虎又一天。

              到点来,放响走,
              上上厕所洗洗手,
              看看报纸聊聊天,
              混过一天是一天。

              糊涂官,
              糊涂坐,
              糊涂日子糊涂过。


              工会工会,
              吃了就睡。
              工人开支,
              立马开会。
              组长组长,
              快收会费。

              点点名,
              报报到,
              催催勤,
              发发票,
              书记一喊就来到。


              一江春水向东流,
              吃不愁来穿不愁。
              到月拿上几十块,
              想往哪溜往哪溜,
              到头还说不自由。


              当官架子大,
              思想起变化,
              工作怕艰苦,
              生活特殊化。

              井口一站,
              工资一半。
              大巷一走,
              工资到手。
  
有批评干部劳动不认真的:
              干部劳动真正好,
              不是挖沟就拨草。
              走到茶房喝口水,
              跑到楼上看看表。
              半天休息好几次,
              钟点不到就往澡堂跑。


              上头钩,
              下末罐。
              洗清水,
              吃热饭。
              八个小时呆不了四个半,
              还说这活不能干。
    我还听到一些说干部经济不清,管理混乱,工作不负责的传言:
新矿医院有个大夫给工人看病,听诊器还挂在脖子上就听。工人问他怎么样?他说还可以。接着给那个工人开的药是“南京15粒”。
有个护士给工人打针,没按针头就往屁股上扎。问工人痛不?那工人说:“痛是不痛,就是我的裤头湿了。”
有个食堂的管理员,夜晚在食堂值班时与一个女工胡搞。发生关系后,把那阴茎套随手一抛,不巧丢到了切好的白菜筐里。没想到第二天弄进了大锅菜里,又舀进了一个工人的碗里。那个工人找食堂的领导,说这菜价钱太便宜了,屌套子炒白菜五分钱可买不着。
还有某个矿的冰棍车间也发生了这样的事。那东西被丢进了制冰棍的水里做进了冰棍。有个工人拿到手里,看着像奶油冰棍,可又咬不动。也是引起了一场大风波。
这些事情和顺口溜,在全矿务局被传得沸沸扬扬,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我想,不说别的,就这一类的问题就该好好清理整顿一番。要不怎么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可是我想错了,这都是些小事,不值一提。“四清运动”首先是要从政治上、组织上、解决问题。
一开始学习文件,我就觉得不同寻常,一直当做工作样板的王光美在桃园的四清经验不准学了,她可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领导还说“前十条”是对的,“后十条”否定了“前十条”是错的。这“后十条”是谁搞的呢?后来听说又有了一个“17条”,还没见面又不对了。最后出台的是一个“二十三条”,还一反几十年的惯例,把中央的红头文件用布告贴在墙上。不用说对的文件当然是毛主席提出的,可那些错的东西是谁搞呢?有点让人不敢想。
在内部传达的文件说,在四清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的问题上,毛主席批评了刘主席,强调这次运动就是要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可是一个在“二十三条”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名词。谁是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这在一般的厂矿上有吗?更令人疑惑的是,毛、刘、周、朱、陈、林、邓是到处挂着像的中央领导,在我的心目中,他们都是纯而又纯的布尔什维克,几十年生死与共的老战友,今天更是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的亲密;尤其是毛主席和刘主席,怎么,他们之间还有矛盾?我清楚地记得,65年1月3日的夜里,我们游行庆祝三届人大胜利闭幕,刘少奇被选为国家主席,我们还喊了“刘主席万岁!”的口号;在我的记忆里这是第二次了。今天的事情令人无法想象,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矿上运动的整个过程似乎就是工人整干部,而且有了一个定论,每个厂矿党委里面一定都有“盖子”;那“盖子”底下一定要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否则就是盖子“没揭开”。
干部要一个一个地“洗澡”、“下楼”。可是那些一直下不了楼的干部,正是肩负重任、工作认真、得罪人较多的厂矿主要领导。这使我心中有不平之感:“他们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怎么算走资本主义道路?”我有点想不通。可是毛主席是不会有错的,想不通就是自己的思想跟不上形势,必需要好好学习。
可是,就在四清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的时候,我亲耳听见有个当班长的工人在大家面前说:“四清运动屌作用也不起!”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想要起的作用又是什么呢?我糊涂了,而且越搞越糊涂。
我隐隐约约地觉得政治气氛有些紧张,事情有点怪,到底是怎么回事,要干什么,让人摸不着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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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4楼 发表于: 2017-11-25
在懵懂和猜想之中逞强

四清工作队员的生活是清苦的,虽说我们在淮南煤矿搞四清时,已经解除了早期对农村四清工作队员“生活十不准”的禁令,但是我们依然过着标准很低的生活。平常吃的只是3分、5分钱一份的大锅菜,有时甚至是镘头加咸菜。
尽管我对这场运动有点糊里糊涂,可这时我的工作十分繁忙。我是负责全工作队的队风工作,要在上百里地的范围内,到矿务局的各个厂矿去了解队员的情况,而后写简报,总结典型材料;另外还要管理分散到各厂矿的矿院采煤系66级6个班的学生。
国庆节和元旦,我组织学生搞文艺队,深入到工人班前会场和家属区去慰问演出。 1965年12月31日那一天,我带的演出队白天在各家属区演出了10场,晚上又到电影院和食堂演出,直到半夜才结束。有的工人看到我们工作队这样辛苦地给他们表演节目很受感动,跑到我面前表态:“我下了井一定好好干,迎战1966年。”
参加劳动我更要起表率作用,一周至少一天,下井采煤、延深井筒、运料……给工作队员们做榜样。天天忙得精疲力竭,可是我天天都是干劲十足。
年怕中秋月怕半,星期就怕礼拜三,在忙碌中很快就过了四个多月。我们是1966年1月18日返校的,那时,矿上的四清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
回到学校之后,感到院里的政治气氛变化很大,“突出政治”成了全院人们的中心话题。进院就听了刘院长给师生作的报告:“如何进一步突出政治!”2月16日,全院深入学习《解放军报》社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继续突出政治坚决执行五项原则而斗争”。让我内心里纳闷的是“突出政治”不能落实在业务上,要落实在“思想革命化”上,那思想革命化了之后又干什么呢?我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已经不像刚出校门时那样单纯了,想归想,话是不能说的;政治是大事,我个小人物懂得什么?不但要紧跟形势去做,还要紧跟形势去想。
有一段时间,学校里天天组织师生辩论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大家似乎都明白了,我可是一直不明白。接下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成了学校工作中的重要任务,批什么“清官论”,说是历史上没有什么清官,清官比贪官还坏,他们骗取了群众的信任,维护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似乎越是贪赃枉法的贪官,才能激起农民起义,促进历史的发展。还有什么“让步政策论”、“道德继承论”、“有鬼无害论”……都要大批特批。先是只从理论上批,后来具体到了人,翦伯赞、罗尔纲、周谷城……重头戏好像是吴晗写的《海瑞罢官》。不过,看势头并不只是针对某个人的某篇文章,似乎是对着“三年经济困难”中采取的一些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又正是它们解救了中国的困境的政治经济措施。
政治斗争的温度越来越高,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阶级敌人也就越来越多了。就在这个时候,3月22日,河北邢台发生了强烈地震,济南市震感强烈,人心惶惶。第二天深夜,有一个学生宿舍楼“炸了营”,慌乱中跳窗而逃的几个学生受了伤,更使学校的气氛紧张起来。
这年的5月1日到5月3日,我正生着病;可是学校要我参加68和70级学生的野营拉练,一同到济南市南边的分水岭村去接受“四清”教育。我二话没说就带队去了,在那里的老乡家里住了两天,晚上睡通铺,一人只有一尺宽的地方;早上不能洗脸,因为那里人太穷,水又太缺,济南市组织汽车往那里送的水太少,一担水要值10个工分。老百姓吃的水全靠家里的地下水窖子积下的雨水。
那两天,我们除了参加修水库外,还和社员一起担水种地瓜。队长说,学生的干劲真足,一个学生能顶两个社员,我看看那情形也确实如此,是什么缘故不知道。我们把自己带来节省下的三大桶水送给了队里,他们更是感激,他们给我们送了感谢信,还有一锅小米粥。
有一天,在北康村,我们听了公社“四清”工作队李队长的报告。那队长说,尽管这里是一个贫困农村的公社,阶级队伍也十分复杂;当地的农民中隐藏着“地、富、反、坏、右,军、警、伪、宪、特,资、代、小、牙、娼,”这15种敌人和“准敌人”。后边的5种人需要说明,要不有的人不知指的是什么。“资”,是指资本家;“代”,是指资本家的代理人经理一类的人;“小”,是指小业主;“牙”,是指经济人,过去称“牙行”;“娼”,就是妓女。
社会上的敌人似乎越来越多了,阶级斗争也到了我们的家里。有人揭发我岳父当过三青团的分队长,是“历史反革命”;幸而我内弟在解放军总参工作,才作为“内定”处理,否则在农村会受到地、富分子一样的待遇。这样一来,他这个建国前就参加了工作,还随军南下过的人,一月只有34元的工资。岳父背后对我说,这是根本没有的事,为了你们在外边好工作,我就忍气吞声算了。不过,我们还是要从思想上和他划清界限的;也幸亏批准我爱人入党的时间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否则怕是入不了党。
我们从农村回校后,又投入了紧张的大批判。批了一阵吴晗之后,接下来就是批邓拓的“燕山夜话”。山东又出了个丁秀生,写了一本《历山夜话》,也一块批。小说《刘志丹》也是反党的。紧接着又学习江青在军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姚文元写的批判“三家村”的文章等等。后来还传说北京在批刘少奇解放初期的“天津讲话”,说那是为资本家说话,宣传“剥削有理”。我感到形势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来,而且瞬息万变,怎么也赶不上。特别是江青的出现让我十分惊奇,只听说她是毛主席的夫人,过去可是从没听说过有关她的活动;这次一露面就被林副主席抬得这样高,可不是个平常事。
5月7日,系党总支书记参加党委会回来,向我们布置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文化大革命”这个名词。他传达上级的精神,说到“这是涉及到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大事”。
对于上级的精神我们历来都是只有听的份,上级怎么说,我就怎么办;这次听了这样的话却感到很震惊。脑子里有了这样的一闪念:话怎么能这样说,台湾的蒋介石早就不喊“反攻大陆”了,就是喊也是瞎喊,苏修美帝也没听说有什么动静,外边没什么大事;北京有几个人写几篇反动文章、说些个混账话,不过是再出几个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反党集团什么的,能碍着党中央、毛主席什么事?我又一想,感到这不过是强调这次运动的重要,要我们重视,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总支书记不这样认为,他毕竟比我年长,又是个老干部,看问题比我深。他若有所思地说:“这个事情不简单,就现在报上点名的这几个人提不上这个高度,听说罗瑞卿出了问题,彭真也好长时间不见了……”
一种莫名的紧张气氛笼罩在我的心头,似乎也笼罩着学校。通常,每个星期一上午10点,总支书记参加完党委会后,都要回来向我们传达党委对一周工作的安排,抓好教学始终是个重点。现在谈教学越来越少了,政治成了主题,一再强调要我们跟上形势,要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组织学生批判报纸上点出的错误思想言行。还反复要求我们,一定要“政治挂帅”、“提高觉悟”,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还说这些话都是毛主席说的。
我们每个人都感到阶级斗争的发条在越拧越紧。我估摸着又要开展反右派,也就积极地和学生一起搞剪报、出专栏、写批判文章;组织开小会、开大会,声讨、批判、诉苦,天天忙得不亦乐乎。在会上,个个发言的学生都表示,要坚决打退阶级敌人的进攻,不能再回到旧社会,说到动情处声泪俱下。
虽然毛主席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可是这时我眼里的阶级敌人还是地、富、反、坏、右,院里的几个老牌的“分子”,不过,这时他们有了一个新的称号“牛鬼蛇神”;别的我什么也没看出来。
“老分子”我们都斗过一遍了,新跳出来的还没有发现。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下一步还干什么?我不知道,似乎别人也不知道。反正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听党委的就是,不过,我觉得这时的党委也不像往日的从容和镇定了。
才过了几天安稳日子,又要搞“运动”了,心里有点迷惘。我有了上次“反右倾”挨整的教训,心想,别管搞什么运动,反正紧跟党委没有错,学校又是红旗单位;二者,我在这里与系里的领导和同事们的关系都很好,周围只有赞赏没有批评。三者,我的群众基础很好,学生都很拥护我;再说,我也再不自作聪明和别人争论什么。我感到自己的地位很牢固,没有什么可疑虑的。
实在话,这时我自己虽然在学生面前目标明确、态度明朗,内心里还是懵懵懂懂,搞这一些事的意义、目的是什么?我实在说不清楚。可是采煤系的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们,认为我是明白的,都紧跟着我冲锋陷阵毫不含糊。
回想起来也实在可笑,那时我自己觉得,在本系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在全校学生中也有较高的知名度;加上党总支书记对我信任有加,在周围我所看到听到的都是笑脸和掌声,有点自我陶醉。在运动起始的诡谲风云中,看上去,我一直像一个胸有成竹的指挥员,底气十足,心情很好,干得有声有色,甚至于有点胜券在握的豪气。我万万没有想到,那时我正在一个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舞蹈,对于脚下会把我烧毁的火焰浑然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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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突变我不变
  
    如果说,在夏季里,正当烈日炎炎人们汗流浃背的时候,来上一场暴风骤雨,大家猝不及防会有点惊惶失措;可倘若来的是朔风吹雪,突然间寒气逼人,人们必然会如痴若呆,手足无着。对我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到来的。
1966年的春天,当时的山东煤矿学院刚刚成为山东省的“红旗单位”,省内外前来参观学习的院、校领导干部络绎不绝,可谓名闻遐迩,如日中天。
我那时真是忙得透不过气来,除了正常的业务工作之外,最重要的事是组织学生参加运动,用各种方式搞大批判。批判的内容几乎天天发生变化,有报上点名的文章、电影,还有学校里的几个“老运动员”。另外,给来校参观学习的人介绍情况,经常占去我很多时间;还有,66级学生毕业分配的工作已经很急迫,因为学生自己填报的个人志愿都是写的“服从国家分配”,可是党委指示,要我们摸清每一个毕业生的实际困难,在分配地点上尽可能给予照顾,有点空还得找我负责的几个班的学生个别谈谈。再加上,当时毛主席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我领到了新的任务,负责组织采煤系的师生在后院苹果园里挖防空洞。用废寝忘食来形容一点不过分,有时由于过度劳累而吃不下睡不着,可是我一直干劲十足。
随着天气的变暖,社会上的政治温度上升得更快。不久,中央下发了《五•一六通知》,还设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同时否定了《二月提纲》,说那是反动的。我还不知道《二月提纲》是什么内容,反正上边说什么我就跟着说就是了。
彭真被撤职,改组了北京市委。不久中央又揪出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毛主席说,宣传部是“阎王殿”;北京市是“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还听说有人在毛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一个个响雷在头顶上炸开,让人头昏目眩。彭真被揪出来了,这可是了不得的事,听说在中央除了挂像的毛、刘、周、朱、陈、林、邓,就数着彭真了。
这时,从北京不断传来许多惊人的,可又互相矛盾的消息,让人迷惘彷徨。尤其是看到《五•一六通知》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我在想,这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是谁呢?是一个人还是一伙人?真叫人纳闷;可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中央的事,我们这里大概不会有。
就在那时节,记不得是从哪一天开始的,那中央文件动辄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署。连电台播音员的腔调都变得气势逼人,内容除了运动还是运动,很少说生产的事了。真像是炎炎夏日忽然来了暴风雪,变化之快令人无法理解。我内心深处闪过一个念头,是不是山东煤矿学院党委,对运动的方向掌握得不对头?不过,这时院党委还是强有力的,仍然牢牢掌握着全院运动的领导权;刘子光仍然有很高的威望,在大会上的讲话,照旧得到雷鸣般的掌声。
听说,济南市许多的大学已经有学生写大字报炮轰院党委,揭党委的盖子了,矿院还这般平静,可能山东煤矿学院是山东省的“红旗单位”,和别的学校应该不一样。是这样的逻辑在牢牢地主导着我的思想,支持着我的信念,我并没有感到不安,只是觉得有些紧张。其间领导传达上级文件说,文化大革命要经过“一斗、二批、三改”,大体半年时间结束。教育部也通知学校,66—67年度的留学生停课休学半年。我想,不就是半年时间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坚持一下就过去了,从没有想到它会对我个人有什么威胁。谁知后来教育部又通知他们回国休假不再复学。
我们继续在党委的领导下组织开展“大鸣大放”。大礼堂和教工食堂里,像染房里晾布那样,在满屋扯的绳子上挂满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主要是揭批教工中的那几个有历史问题的老“运动员”的“反动言行”,都是些大块头的长篇文章。写的人有任务,看的人很冷漠。
进入6月,山东煤矿学院也有人起来造反了,第一个贴大字报指责院党委是“修正主义”的人是一个教基础课的中年男教师成彦水。这是一个平时不大关心政治,默默无闻,又总爱打扮得油头粉面,不被革命热情十足的学生看重的人。
他在大字报里把校园的美化绿化,修建游泳池等等都说成是“修正主义”也不让人信服。尤其是说学校在培养“修正主义的苗子”、“红旗单位是假的”,更伤害了亲手参加建校的教师,特别是学生的感情。他立即被学校的师生认定是“自己跳出来的阶级敌人”。这下可有了新的斗争目标,批判他的大字报一批批贴出来了,而且发展到校园各处的墙上,有点群情激昂同仇敌忾。
就我所知,这并不是党委部署的,我们系里也没有组织过。当时我没有见到支持他的大字报,也听不到同情他的舆论。我对他更是嗤之以鼻:“这至少是个大右派。”成彦水总是一个小人物,批了一阵,师生们也就没有多少劲了。
6月3日,刘院长向省委汇报学院文化大革命开展情况后,开了党委会并向学生党员和干部做了传达。说是我们不怕群众,有什么话都可以说,还要我们政工干部带头写大字报,继续深入进行“大鸣大放”。 同时院党委也部署,各系的政工干部要掌握群众的动态,随时汇报师生中出现的新情况,还要阻止外校的学生来煽风点火。
会议之后学生的大字报又多起来了,可还是针对那位教师的占绝大多数。这位老师不知哪来的胆量,不但毫不退缩,还在1966年的6月6日上午的一次全校大会上,当刘子光院长正在作进一步“大鸣大放”的动员报告时,半路里高呼口号:“反对修正主义!”,“打倒刘子光!”。
这一不可思议的举动,真如晴天霹雳,让在场的全校师生惊心动魄,不知所措。我当时更是有点发呆了,对刚才发生的事情简直不敢相信。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会后,我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我晕头转向。
会后出现了一个大字报高潮,主要是学生。不但围攻这位教师,还对一切给党委提意见的大字报进行批驳甚至谩骂。这时,党委通知各系立即制止这种行动。刘院长还亲自通过我们,安排采煤系一个有威信的学生干部,写了一张很短的大字报,贴在教学区的大门口;号召同学们“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不要反击”。学生要求开会批判那个“自己跳出来的阶级敌人”。党委表示,批判可以,可是只能摆事实、讲道理,要不打、不骂、不污辱。可是批判会一直开不成,因为他行动诡秘很少露面,找不到机会。
这时,济南市的许多大学都乱了,学生罢了课,领导的话没人听了。山东煤矿学院的各项工作,仍然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着。6月13日,党委组织全院师生,学习“人民日报”《文化大革命万岁》的社论。6月16日,开全院师生大会,支持江苏省委撤销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的职务。66级学生毕业分配的工作还在照常进行。此时的山东煤矿学院,似乎有点任凭风浪大,稳坐钓鱼台的架式。
我当时对院党委,对我们自己的工作很有信心,因为我一直是尽心尽力地工作,不知道哪里有错误。6月7日,系党总支安排我主持召开采煤系全系师生大会,传达党委指示,拥护中央改组北京市委,还通过了给毛主席、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的致敬信。在大会上我底气十足地说:“有人说我们的院党委是修正主义的,我说是马列主义的,不服气,他可以上台来和我公开辩论……”得到的是比平常更加热烈的掌声。我自信采煤系的学生不会出问题。
我的表现得到了系党总支的全力支持、院党委领导的肯定。我暗自庆幸,也不无邀功的心情;这次我再不会成为运动的对象了,坚定地跟着院党委还会有问题吗?什么运动也不会矛头指向党委!再说我们的院党委会有什么问题?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想到这里我的劲头就更足了。那个教师又在教工食堂贴出了一批大字报,看大字报的人挤成一团,直到半夜还是门庭若市。
这时,有的教工开始琢磨了:一个普通教师有这么大的胆量,肯定有来头。我看了一下他的大字报,实在没有发现有什么大不了的内容。那夜我值班,在教工食堂的门口依然镇定自若地和同学们谈笑风生。第二天我照样写大字报、看大字报、掌握学生动态。辅导员们依然在我的领导下干得很起劲。
正在这时,有一天上午党总支书记回来传达党委会精神,他说我们院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了”,基础课部挖出了一个“反党集团”—“基础部黑店”。我想这大概就是那个成彦水的后台吧?听说那个反党集团里面的人很复杂,主要是东北籍的,有什么反党活动不清楚。他还说,我们系也出了反革命,是一个青年教师,他私下对人说:“看毛主席的体形,很容易得高血压。”我很奇怪,那是一个很老实的教师,他怎么能说毛主席得高血压呢?后来又有人汇报,说采煤教研室出了“反动标语”,我看了一下,其实不过是一个大家认为比较落后的教师,在政治学习的时候拿了笔在一张报纸上乱写,从他写的字中拼凑出来的一句似是而非的话而已。又说有人反映,老教师中发现了“冯×黑帮”;青年教师中有了“疏××小集团”,活动很不正常。我对教师中的情况不大了解,对总支书记说的这一些有点半信半疑,可绝不敢说什么。我只觉得,这阶级斗争真是越来越复杂了。
6月10日,刘院长再次开大会动员“大鸣大放”,表示谁的大字报都可以写,党委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经过这次动员之后,院里的大字报又多起来,可是,有些机关干部利用大字报互相攻击,这时党委又出面做工作,制止这种行为。我也看到了给我贴的大字报,有许多很好的意见,也看到了一些夸大不实之词。心里倒很坦然,感到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吗?我还是感到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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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里糊涂地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记得是刚进入六月中旬,果然有外校的学生来我校活动了。首先发现的是山大和山工的几个学生,他们有的说是来了解一个“走资派”的情况,还有一个男生跑到女浴室去看女生洗澡。这件事更使我鄙视外校学生的“造反”,认为不过是一些落后学生的胡闹而已。
6月18日,省委召开了6000人大会,省委副书记省长白如冰,作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可能是想掌握对运动的领导权;可是,这对于济南市高校学生的造反,似乎没起什么作用,反而是越来越乱了。
在我们学院,那位公开造反的教师成彦水还一直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学生们也一直不放过他。不停地到他的宿舍门口去“声讨”、批判,要他出来辩论,门上贴满了大字报。可他就是不出门,有的学生还从门缝往里灌水让他出来。我去劝阻过几次,都没有效果。我当时那样做是真诚的,我反对他的观点,但不同意学生的一些过火的做法。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忽然不见了,学生们更来了气。
过了几天,6月23日晚上,成彦水忽然回来了。已经是夜里11点了,校园里集聚了好多学生要批判他。值班的辅导员把我叫起来。我一看有这么多学生也不知如何是好,打电话给院值班室。
那夜正好是刘子光院长值班,他的答复是:“不要组织,也不要阻止。”这正好符合我的想法,我们就来了个不管不问,让学生教训教训他,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自己跳出来的“阶级敌人”。学生要批判他,是对敌斗争的正确行动。
不知学生用什么办法把他弄到了篮球场。好多学生把他围了起来,各个系的都有。开始是和他辩论,他一言不发;后来批判他,他也不答话。他忽然倒在了地上,学生说他是装的,抬来一张桌子,把他放到桌子上继续批判。口号声、批判发言声,还夹杂着一阵阵轰笑,一直闹到深夜。我怕出意外,整个过程我都站在人群的附近,可我始终没到跟前去看一下,我也没听到有人打他。
学生散去之后他还躺在桌子上,我叫来医生为他检查。医生说他身体正常,我也没有发现他身上有伤痕,我放了心。过了一会,他自己起来走回了宿舍。这时已经是早上五点了,我也回去休息了。
这件事,后来被渲染成是刘子光通过我组织的有预谋的活动,让我在学校里出了大名、遭了大罪。这件事还被造反派精辟地概括成了一个山东矿院文革中的一个经典成语,这就是矿院造反派声讨走资派时最常甩的一个重磅炸弹——“夜斗成彦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声势越来越大了。可是从省内外各大学传来的消息,都是群众起来造党委的反,揭党委的盖子,不是我想象的反右派的样子,我开始感到不安。
济南市的一些大学,山大、山师、山工很快都乱得不成样了。“山师二刘”(院长和党委书记都姓刘)被省委撤了职,我们派人去参加了声讨会,还在院内开了大会,并以全院师生的名义写信支持省委的决定。后来山工的院长也撤了职,我们同样表示支持。这时我感到我们院的运动已经是在无奈地随大流。
所有这一切,无疑给学院党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老同志都在疑惑:“这次运动和以往的真是不一样了,我们还这样在党委领导下搞对敌斗争,对吗?”有的学生也在怀疑,私下里议论纷纷,学校的形势在动荡。党委的工作也失去了往日的从容和镇定,有些手忙脚乱无所适从了。
就在夜斗成彦水的第二天,1966年的6月24日,省委工作组进院了,都是由军人组成的。他们的旗帜很鲜明,进院就要党委宣布“暂停对敌斗争”,继续动员鸣放;还大张旗鼓地调查,昨天晚上打人了没有。矿院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似乎一下来了个大逆转。
矿院的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谁也说不清楚,可是在工作组进院之前是由院党委领导的,自这之后,进入了由省委工作组领导的时期。
6月27日上午,他们召开全院大全,工作组组长安民对师生说,他们是省委派来的,也是毛主席派来的,迎来了雷鸣般的掌声。他说山东煤矿学院的运动大方向错了,工作组就是来“揭党委的盖子”的。
要揭盖子先要扫清障碍。我因为那天晚上斗成彦水的事出了名。大概工作组分析我是须要首先搬掉的障碍之一,在大会上旁敲侧击地点了我,说:“……院党委是马列主义的还是修正主义的,要揭开盖子看看再说,有一位刘书记在大会上公开打保票是错误的,再不改正就要撤职……”我一听就知道是点我,采煤系的学生也很明白是说我。刘子光院长也在大会上表了态,我第一次见他在会上念稿子,讲话后的掌声也大不如前了。
因为有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表了态,大会散了不久,针对我的大字报很快就满院开花了,主要是说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关于我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总的来说口气还是平和的。
这时,我对学生的做法还是理解的,我已经感觉到,我的工作是有缺点错误的,争强好胜,平时对学生要求太严,有些学生受不了;有时偏听偏信,批评不讲方式方法会伤害他们的感情;有些学生对班干部有意见,也会把气撒到我身上……
在吃午饭的时候,有些学生还习惯地围着我,我想对他们做些解释,可是那些学生被工作组的人驱散了。我想找工作组的人谈谈,他们不理我,我很气愤,工作组把我当成敌人了吗?当时我很不服气,党委有什么盖子?工作组了解学校的情况吗?就算我的工作有缺点错误这样对待我对吗?这时,有一位副院长悄悄告诉我:“以后说话千万要注意。”我还有点不以为然。
这天下午接着又开全院教职工大会,工作组长安民公开点了我的名。接着大字报就贴到了我的办公桌上、我在学生宿舍的床上、学生餐厅里我吃饭的饭桌上。内容也变了调子,什么“揭发”、“勒令”、“打倒”都有了。我一下就被完全孤立了,什么叫众叛亲离?我体会到了。
满院是我的大字报,过去工作中的一切好心都变成了恶意。许多学生见了我怒目而视,有的学生还找我,摆出先知先觉的架子训斥我,说我过去的工作不听他的意见才有今天的结果。有一个学生在办公室找到我,声色俱厉地把我训斥了一顿之后,还要给我留一幅字。他大模大样地拿了毛笔,在一张报纸上写了“敌人不投降就把他消灭!”几个字,要我好好对照。还以大人物对小老百姓的口气对我说:“我好久不写大字了,今天写一幅给你,你可要好好保存。”我看着那几个歪歪扭扭的毛笔字,觉得好像是在做荒誕的恶梦。
一些平日惟命是从的学生党员干部,这时也都老远躲着我低头而过。一个多月前,我给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讲党课时,偌大的合班教室人挤得进不了门,现在变成人人嫌了。这时我不理解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的头一下子大了,真感到有点泰山压顶。可我怎么也想不通,我变了吗?我没变,是非标准变了。这时的我,已经是八方合围,四面楚歌。我在学生中呆不下去了,没有办法,只好回家睡觉,到教工食堂吃饭。
对工作组我实在气愤不过,可又没处发泄,在日记里大骂安民是乱民、害民,工作组不会有好下场。有时冷静一点,我想到毛主席的教导:干部要到风口浪尖上去经风雨见世面。我想,这正是党考验我的时候,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接受党的考验。
有过一次当“运动员”的经验了,总是沉着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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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其妙的“革命”

1966年6月27日,也就是工作组开全院大会的那天,对山东煤矿学院来说可是一个很不平常的日子。
这天上午,在学校北院教学区大门口,出现了由外地科技大学十六七个学生签名的巨幅大字报,说我们学校运动的“大方向错了”,要“火烧院党委”。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一下给被工作组煽动起来了的学生,来了个火上加油。学生的情绪一下子沸腾了,谁不想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呢?可以说个个争先恐后。
这一天,学校里第一次出现了对领导干部的围攻。刘子光同志在教学区大门口,被一个50岁左右的妇女拦住斥责,接着围上了几十个勇敢的学生质问他。这是一件过去无法想象的事情,学校在酝酿着大乱。
我们的党总支书记很沮丧,心事重重地对我们说:“这太丢人了,她说了许多的丑事……”可是我听说那个妇女是一个煤矿干部的遗属,虽住在学校,并不是学校的人;她说的事也不是学校领导的工作范围。她一时成了学校的风云人物、造反英雄;后来她在学生中收了不少的干儿子,也传出了不少的风流佳话。
我们的总支书记这时不再对我们说刘院长的好话了,而是说工作组组长安民如何有水平,一进校门就看出学校不突出政治。还对我说,我从副科提正科是他力争的,机电系要提拔两个干部,我们也要提,刘子光说你说话太随便……我很困惑,
这天晚上,许多班的学生党员、干部和几个政治辅导员被斗了,还有三个学生党员要求退党。一伙一伙的学生找党总支要“黑名单”、“黑材料”,搞得我们莫名其妙,不知所措。
6月27日这一天,被山东矿院造反派定为“革命造反纪念日”。第一次庆祝是在半年之后,从那以后,在他们掌权的那段时间每年庆祝一次,比任何别的节日都热烈而隆重,以纪念他们首举义旗的丰功伟绩,我能亲眼目睹,真是三生有幸。我内心里对此是有些不屑的,这算什么?不过是奉命造反而已,胜利者都是要美化自己的历史的。
态度明朗的工作组,指出了矿院运动的正确方向;学生一起来“造反”,先把班干部骂成“特务”、“黑爪牙”、“狗腿子”,说班里的党员是“修正主义的苗子”,还贴了好多大字报,大揭班委会和团支部的“盖子”。接着就围攻辅导员和系里的领导。把些学生党员、基层干部整得很苦。
这时,工作组安排,各单位选举成立“中心组”,取代原有的党、团、行政领导。才不几天,矿院就改天换地了。
对于有的学生党员要求退党,辅导员打电话问我怎么办,我打电话问正在院里开会的党总支书记,他说他请示一下;不一会电话答复,已经要求退的就让他退,要做好学生党员的工作,坚持住。我在想,这些学生党员,平时看,他们都是一些班里品学兼优的学生,怎么到了关键时刻就这样经不起考验呢?
短短几天,学校就乱得无法形容了,也是我从未经历过的乱象。学校里到处弥漫着一种世界末日的恐怖气氛。学生不上课了,到处找他的冤家对头寻报复。面临天塌地陷,干部们人人自危,见面都不约而同地嚎陶大哭,别说女的,连县处级的老头子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我们上当了……”“谁知道刘子光是这样的人……”似乎这个时候再不哭就是不革命。让人吃惊的是,这时的他们和她们,似乎个个都对刘子光恨之入骨,这崇拜是如何一夜之间变成了仇恨的?真是耐人寻味。
许多人背地里纷纷去找工作组表白、揭发,这时的刘子光已经被说成是个山东矿院的头号坏蛋了。说他对抗中央镇压造反派;耍阴谋诡计欺骗省委蒙蔽群众;独断专行搞独立王国;弄虚作假骗取荣誉;心狠手毒陷害老干部;道德败坏奸污妇女,那坏事越说越多,总而言之是十恶不赦,罪大恶极。
6月28日上午,工作组在教工食堂召开了干部和教师的“鸣放动员大会”。
6月30日上午,我们的系党总支书记就在全系教工大会上揭发党委的问题了。他是院党委委员中第一个公开站出来造反的,而且一连讲了三个小时。他开出了一个刘子光的“亲信名单”,主要是机电系、院团委、组织部、人事处、总务处等等部门的几个领导;还说采煤系是受歧视的,没有他的亲信。可是学校里立即掀起了一个查“刘子光的情报网”、追“刘子光的单线情报员”的小高潮,那涉及到的人可就越来越多了。我糊涂了,会有这种事吗?
只过了三天,工作组就宣布“解放”了他,并参加采煤系中心组,继续领导系里的运动。他这时对造反派已经是赞美有加了。我曾听他十分感慨地对党原总支的人说:“我们的干部路线就是有问题,你看造反派的人多么有水平……”
按照工作组的意见,党委还存在,还要继续工作,这时出面的是党委副书记陈维棠。可是开会需要找隐蔽的地方,否则开不下去。党委成了一伙不受欢迎的人,许多干部怕招惹是非,看到他们就躲着。那几天开的那些会,后来无一不成为在”党委扩大会议”上被揭发的“大阴谋”,是属于“盖子”底下的内容。
7月8日开始,召开副科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背靠背揭发刘子光。在那种政治压力下,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工作组本来就是带着框框下来的,看到他们自己造成的这种情景之后,那主观偏见很快就变成了坚定不移的自信。按照他们自己思想中形成的定论,立即整理上报了刘子光夫妇的材料。这时的省委也是雷厉风行,也早忘了这是前不久他们亲自树的典型。
7月12日,在全院大会,工作组组长安民宣布,省委同意批判刘子光,还说,为了揭深揭透刘子光,要揭学生党支部的盖子。党委副书记陈维棠,在会上发表了态度诚恳,表示衷心拥护的讲话。接着全校掀起了在学生中“挖黑线”、抓“假典型”的高潮,院学生会主席孙茂英首当其冲。工作组也表示,她的问题很严重,有人指示她到省委告了状。造反派的学生则众口一词地说,她是刘子光在学生中的一号红人,要让她留校当副院长。一时满城风雨,就像是真的。安民还亲自带领十几号人,到孙茂英所在的经济68-1班召开批判大会,号召对这种修正主义的苗子有多少拔多少。
这风云突变,距工作组进院不过18天时间。这时我听到传说,毛主席说过,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又糊涂了,下边这些单位领导能算得皇帝吗?在全国毛主席可是坐在首位的?
又过了五天,工作组副组长王书岩在全院党员大会上宣布:“省委决定,立即给刘子光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痛加批判。”在这个会上他还很激动地说:“煤矿学院就是特殊,有什么样的官,就有什么样的兵!”“这里党员不如团员、团员不如群众。”“党员要考虑百分之五的问题……”他还在会上点了一个记得是名叫陈甦的学生党员的名。
工作组把山东矿院的师生分成了两部分,旗帜鲜明地支一派压一派。
开过党员大会之后,党委扩大会议开始面对面揭批刘子光,由陈维棠主持了一个上午,后来就由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主持。被指为刘子光的亲信的人不能参加会议。这个扩大会一直开到7月27日才告一段落。要参加会的人回去,参加面上早已经于7月19日开始的“二扫”。记得这“二扫”好象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省委工作组的工作,在安民、王书岩二位组长的英明领导下,真是方向明确,行动果断,成绩辉煌,把一所领导殚精竭虑,师生奋力拼搏,费尽千辛万苦,用了三年时间才组建起来,正在欣欣向荣地向前发展的山东煤矿学院,来了一个彻底的破坏;而且这一切都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进行的,一切都在迅雷不及掩耳之中。只有40天的时间,整个学校地覆天翻,一切都变了,特别是人的面孔和是非曲直的标准。
可是,工作组的胜利没维持多久。正当他们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时候,8月2日,省委又决定撤回工作组。工作组领导矿院文化大革命的阶段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后来又从北京传出话来:毛主席说了,他一个工作组也没派,往学校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8月4日,全院第一次召开“声讨三反分子刘子光大会”,工作组不出面了,陈维棠主持会议,记得是我们的总支书记第一个发言。
党委打倒了,工作组停止工作了,学校总得有个领导的部门?于是酝酿成立“院文革委员会”。先是定条件、选代表、准备开代表大会。可是这选代表就出了大麻烦,采煤68—1班30个同学推了19个候选人,投了两次票,只有两人过了半数。
代表大会总算成立了主席团,大会还是开过,中间还开除过几个“老保”的代表资格,可是,“院文革委员会”始终没有成立起来。于是,这大会主席团就成了全院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机关,那第一把手是经济系的一名女教师。虽然名不正、言不顺,可它的寿命还不短,从八月的中旬开始发号施令,直到10月29日被群众组织封了大门。不过,后期早就没人听它那一套了。
文化大革命真是无法捉摸,这个时候,中央发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新文件“文革16条”。省委工作组在矿院搞的那一套,明显是错误的。开始他们还坚决不认错,后来也顶不住了。
8月8日,工作组长安民在全院大会上做了检查,曾几何时他还颐指气使,俨然是矿院的太上皇,突然成了革命的对象。在一些党员干部的指责下也语无伦次,灰头土脸了。更使他们想不到的是,他们挖空心思整的那些学生党员、干部的材料,变成了他们镇压群众的罪证。
这一下可就热闹了。在8月10日工作组离校之前,学校里前几天被整得不亦乐乎的学生党、团、班干部,起来大反工作组,而且也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受到工作组支持的一些人就群起对抗,于是全院又来了一场批、保工作组的大争斗,那乱劲可就无法形容了。文化大革命中矿院两派的根子就是从这里种下的。
我完全晕头转向了。这场运动要干什么?为了什么?结果会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也来不及知道。我像茫茫大海里的一叶小舟,突然遇到了方向不定的飓风,求生的本能使我在船 上连滚带爬地挣扎着,不知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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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 乱 乱

工作组走了,刘子光打倒了,党委成了摆设,大会主席团没有威信,学校一时成了权力真空。只要有胆量,谁都可以为所欲为了。
可是这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呢?谁还关心学习“十六条”的事?
看看北京,林彪一下红起来了,江青、康生、陈伯达在代表中央发号施令;微不足道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成了一言九鼎的大人物。中央原来那些全国众望所归的领导人,一个一个不是打倒就是靠边站了。北京来串联的学生所说的,他们在北京的作为,成了矿院学生学习的楷模。这到底算怎么一回事?我糊涂了,可是看看周围的人也少有不糊涂的。糊涂又有什么办法,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只能老老实实地跟着。
8月16日,北大的一个学生来串联,他说“党组织从上到下都修了”、“第一把手大部分都是三反分子”、“干部越老越坏”……还传授了他们批斗黑帮的经验。矿院的学生马上如法炮制。
那一天的傍晚,有一些党、政、青年团干部被叫到办公楼北边的篮球场,其中有党委书记刘子光,他的夫人机电系党总支书记张桂芝、副书记张荷英、团总支书记高凤翘,党委组织部长耿杰三,人事处长孙顾臣、秘书张筱青等人;当然少不了我这个采煤系的代表。其实事先已经有个学生到我家去告诉了我,说有些人晚上要批斗干部,其中有我们夫妇要我们躲一躲。我爱人是躲了,我不在乎,是在家里等着他们来把我揪去的。
办公楼后边的篮球场上聚了一些吵吵嚷嚷的人。不知是谁,从办公楼厕所里弄来一些大便纸篓子,有的还带着大便纸等污秽,要我们戴在头上,还要我们都站到篮球场边的一个乒乓球台子上示众。乱七八糟地吵嚷了一阵子之后,又要我们列队在场子中间的人群里转。有人还拿来一个脸盆,要我敲着在前边引路。我毫不迟疑地拿过来,嗵嗵地敲起来,心里还念叨着:“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经风雨见世面……”
造反者们侮辱戏耍了他们前日的上司之后,尽兴而散了。临散前,有人大声说了一句:“今晚就到这里,明天上午八点继续。”
我是信以为真了,第二天早上八点以前我就到了那里,可是一个人也没看见。我看了看昨天晚上我们十几个人站上去的那个木乒乓球台子,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那几条腿都被压歪了。如果再过一会,肯定会被压倒,我们会倒在周围的人身上,周围的人也肯定会被负重的桌子砸伤,说不定会出多大的事。我想等主持会的人来了之后给他提个意见,“要注意安全”。可是我等了好久也不见有人来,原来只是说说而已。
不一会儿,采煤系教工党支部的一个支委来了,见面就板着面孔,声色俱厉地批评我昨天晚上不像话,破坏了党的形象。对此我只能苦笑而已,我今日已是虎落平阳,任人耍弄了,反正怎么也不对。
那一夜,把院里不少干部吓得不轻,有的躲在办公室锁上门关上灯,大气也不敢出;有的蹲到厕所里不出来;有的上了学校后边的无影山;还有的在家吓得发抖。从那以后我就不到别人家去了,因为别管有什么事,进门人家就拉窗帘,眼里还显出惊慌的神色。我已经成了另类的人。
到了第三天,机电系又照前日晚上的样子组织了一场。人是差不多的,内容又增加了挂黑牌子打黑旗。
无论工作组怎么煽动、串联的学生怎么折腾,一场风浪过去之后,矿院的大多数学生对于“砸烂院党委”的提法,还是有很大的抵触,党委就是党委,有缺点错误可以批评,怎么能随意打倒呢。
8月21日,北京工学院的几个学生,据说是先在山东医学院给学生作报告,提出学生要行动起来“砸烂院党委”,还没讲完就被学生轰了下来。说他们是“煽反革命之风,点反革命之火”。当晚又到我院来讲,又在礼堂周围引起了一场大辩论,直到凌晨两点,省委都来了人。
可是,这种观念没有维持多久,不只是院党委的问题,这次运动的矛头所向,是除了中央的一切党委。
学校大乱了,早操没人上了、课停了、值日也不干了、集体活动没人管了……一切都乱了套。学生们自行其事。
几十个学生党员干部,列队到省委去要工作组承认错误。校内也贴了不少批判工作组整群众的大字报。可接着就是大部分学生学着北京学生的样子离了校,先到北京,后到全国各地,而且吃、住、行不要钱。全国学生“大串联”开始了。学生到处宣传“造反”理论,煽风点火,似乎是不把全国搞乱誓不罢休;串联的学生在全国各地的暴行,也随之不断地传到校园里来。可是,就在这时我看到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不久又见到了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学生的“革命精神”起来了,可是“雷锋”不见了。8月23日采煤70―3班孔祥龙同学得了脑炎,在医院昏迷不醒需要人昼夜看护。我按党总支的要求去守夜,可是没有人来替我的班,同学怕传染不去;他们班的辅导员去了两次,说影响参加运动也不去了,急得学生的母亲直哭。还是一个青年教师自告奋勇,和我一起坚持到底。
9月2日,省委又批了刘子光的爱人张桂芝,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也要“痛加批判”。她只是机电系的一个党总支书记,是明显的株连。这时的省委似乎也乱了方寸,可能也是为了保自己吧?
刘子光、张桂芝一家,首先过上了“四类分子”都不如的生活,被扫地出门。
开始是一家五口人被赶到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北屋里去住,里边只有一张单人床。面板、旧木箱、推小孩子的车子上都要睡人。没了生活费,只好翻翻小孩子们的口袋,把他们身上平时买东西剩余的几个钱收起来,一天买2分钱的冬瓜,做两顿面疙瘩汤充饥。
后来,实在无法生活了,13岁的大孩子深夜里偷偷撬开被查封的住房窗子,在被弄得乱七八糟的家里,找到了一些在抄家时大人乘乱塞到破布里的零钱,又凑合了一段时间。
这时他的女儿正在矿院附小读书,因为是走资派的孩子谁也不和她同位,还把她的桌子弄到教室的角落里。有些孩子还在她的桌子、凳子上吐上口水、擤上鼻涕、贴上封条,让她没法坐下上课。不足八岁的小儿子,由于轮番地抄家、揪斗受到了极度的惊吓,发起了高烧,夜里不时的喊叫,必须到医院看病。可是造反派不准大人随同。
再后来,刘子光、张桂芝两人都进了“牛棚”,三个正上小学的孩子只能在“劳改队”上下班可能经过的路上,趴在窗子上见他们的父母一面。孩子们不敢作声,大人偶尔看见了,在红卫兵的呵斥辱骂声中一步一回头。
从那开始,孩子们不但自己得“自力更生”,还要给在牛棚里的父母送日用品。遇到比较好的“看守”,可以隔着栅栏匆匆说上两句话。通常是每次都要被恶狠狠地训斥,要他们和“三反分子”划清界线。
时间太长了,孩子们的生活难以为继,大胆的亲戚分别先把两个小儿女接去,十三岁的大儿子,回到乡下姥姥家参加劳动。父母在“牛棚”里的日子怎么熬,他们也没法管了。这事情是发生在建国十七年后,一个建国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国务院任命的高级干部身上。
从此以后,批斗刘子光、张桂芝就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山东煤矿学院最革命的行为。人们想方设法以各种方式表现自己的革命精神,一直延续到三年之后宣布解放他们。
没过几天,我也成了“黑帮分子”,不但是刘子光的“黑线人物”,还用有罪推理的思维方式,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把我平日说的话掐头去尾、添油加醋、无限上纲,于是我又成了“黑话专家”;在学校里立马臭不可闻。
接着是学校的学生学习了北京的经验,给他们揪出的一大批“黑帮分子”剪“五花头”、挂牌子、抄家、无休止地批斗、劳改、“群众专政”……一次又一次地游街。男人的还差一些,那女人的“五花头”,被剪得长一块、短一块,黑一块、白一块,像鬼一样实在吓人。
在剪“五花头”的时候,学生看到我是一个平头,剪出来达不到他们要求的效果;有个学生就用墨汁在我的后脑勺上画了一个乌龟,还命令我不准洗掉。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性的普遍的造反活动内容。
我真是怎么也想不通,这算一场什么革命呢?革我们这些人的命又是为了个什么?我还懵懵懂懂地感觉到,在北京领导这场革命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江青同志、还有中央文革;其他的中央领导似乎都没跟上形势。
我像浪涛汹涌的大海里的一叶浮萍,不知要被冲到什么地方去。我彻底糊涂了,这场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的思想实在跟不上,似乎也无法跟上了;我这时已经人不人鬼不鬼成了社会上的垃圾。
接下来运动就从院内伸向社会了。1966年8月22日,全院师生员工上街游行反对“四旧”。实际上人家北京来的红卫兵说,他们早就在市里干起来了。听说,在济南市首先砸烂的“四旧”是老字号“瑞蚨祥”的牌子。
几天没上街,市里的变化实在惊人,那些熟悉的老字号商标都不见了,代之以“革命”、“人民”、“红卫”、“工农兵”、“红旗”……“大观园”改成了“东方红商场”。“公私合营”、“合作社”的招牌也都升级成了“国营”。所有的广告牌子一律被拆除。单干户的门前贴满了大字报、宣战书;要对资本主义残余进行无情打击,彻底消灭。在一家私人服装店门口贴着这样一张大字报:
          单干户,
          地老鼠。
          挖墙角,
          真可恶。
          工农兵拿扫帚,
          彻底来个大扫除。
旧书店、镶牙所被封了门。“奇装异服”、香水、脂粉被红卫兵勒令收起来。服装店门口贴上了对联:“奇装异服,大灭、特灭、快灭;劳动服装,大做、特做、快做。”理发店门口贴上了勒令,不准再理“青年无缝式”、“罗旋宝塔式”、“大包头”、“鸡窝头”。照像馆也被勒令取下橱窗里的美人照片,被警告不准再照油头粉面的像。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红红绿绿的警告、通令、大字报。还说是谁再穿细脚管裤子上街,给他剪成裤头;谁再穿高跟鞋就把他的后跟砸掉……一路走过的大街上真可谓百戏杂阵好不热闹,敲锣打鼓的宣传队来来往往摩肩接踵;剪掉了发髻的老太太在扭秧歌;不听号令的单干户在被围攻。
在纬二路,我看到有一个烫发女人被戴了高帽子游街。在中国电影院门前,一伙红卫兵把一个留大包头的青年人扭送到了理发馆。还见到一个卖豆腐脑的,缸被砸烂,三轮车子被掀进了工商河里。大街上,有些小商贩的西瓜被砸碎……革命的狂热取代了一切人性的理智。
那一天我还看到,我们学院大门口的白牌子变成了红牌子,山东煤矿学院变成了“张思德煤矿学院”。这场革命可真是“史无前例”,“最最彻底”了。
我当时虽然已经是这场运动的对象了,可是共产党员的革命本性,使我看到群众热火朝天的场面还是满含热泪兴奋不已的,只是感到有些事实在是太过火了。可是又一想,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出点小问题算不了什么。
可是,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还是不明白。尤其是我看到学生的大字报什么都反,也反对“高薪”,可是大学生毕业的见习工资就43元,一年后转正是54元,比一般工人的工资高多了,他们却什么也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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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表演

   我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兢兢业业地工作,可是,刚摘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不几年,我又成了革命的对象;实在弄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革命怎么这么难?
开始,我是理直气壮的,自问来校一年零十个月,我思想上有知恩图报、争强好胜的私心杂念,工作方法也不一定都对,可还是全心全意为学生,而且一直是在没白没黑地超负荷工作。我有左的思想倾向,在处理“反动学生”中我有错误,可主观上绝无害人之心。我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可连邓小平都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我怎么能理解呢?这样对待我是不公平的;再说,是工作组煽动学生整我的,不能让我心服。
我看刘子光的问题,最大的错误是用“反右派”的一套来搞“文化大革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的一些不当举措,一方面是出于学校主要领导的责任心,也不排除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学校与众不同,一定要稳住学校,不使自己也受到其他学校领导那样的遭遇。凭他当时在学校的威望和学生对他的崇拜,他完全没有必要搞什么阴谋诡计。我总觉得揭发出来的刘子光的那些材料不像他的为人;张桂芝当“三反分子”是完全是株连。可那些材料都是出自一些大干部和他们的老婆,以及刘子光的亲信之口,不但白纸黑字,说得还是那样斩钉截铁信誓旦旦,我才来校一年多,有什么理由否定呢?
再看看全国上下的形势,泰山压顶乌云满天,出乎预料的事一日数起,大大小小的头头有谁不是“走资派”?一个一个战功卓著,日本鬼子、国民党闻风丧胆的建国元勋被揪出,而且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后来变成了一万只)脚,让他永远不得翻身!”好人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坏蛋。拉队伍造反的蜂拥而起,天下大乱看不见任何出路。似乎现在不能再按常理思考问题了。说是文化大革命半年结束,这口子越撕越大,什么时候才能了结。
我的骨头不硬,在意想不到的巨大压力下,挺了一段时间后屈服了。别人哭,我也跟着哭,似乎只有这样才是站到了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队伍里,虽然那泪总是不容易弄出来;心里也觉得像是随着别人家哭丧那样别扭。
“上了刘子光的当”的话我说不出口,那还算人吗?我知道的事可以如实地说,不知道的不能编,人总得有点良心。自己的事别人给我编出个什么花样,上多高的纲我只能听着,这个时候做任何辩解都没有用。我和妻子都做好了被戴上什么“帽子”的准备,怎么处理听之任之罢。嗳,干革命可真是难!
我嘴上服了,行动上惟命是从,也学会了巴结着与工作组的人说话。对于那些当初在我眼里不过是些一般甚至调皮的学生,如今成了什么主任、司令一类的大人物,也表示唯唯诺诺,可我心里的结怎么也解不开。
那一阵子我一直在想,这算一次什么运动?“三年自然灾害”是怎么一回事,只要不是小孩子,各人心里都有数,可把中国人害苦了,饿死了多少人?刚刚吃上几天饱饭,又来了个天下大乱。今天自己把自己搞乱有什么好处呢?我上一次当分子还能找到个有意打击我的人,这次怨谁呢?都说上了刘子光的当,是吗?那不过是孩子死了怨灶王爷,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的事。那这次又该怨谁呢?想到这里就不敢再想了;再想会想成反革命。
我必须向另一方面想,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有常人无法理解的远见卓识。说不定是为了防修反修,有意制造一种天下大乱的局面,让我们这些和平时期的干部经受锻炼。我想总有一天毛主席会发表最高指示,对干部们说:同志们,你们受委屈了,你们都是好同志,经得起考验。我在日记本上还用孟子的话激励自己:“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我就是这样,心里极其矛盾,有深深的怀疑,又有美妙的期望;面对着残酷的现实,自己设想着如意的结果,一天一天地挨日子,苦闷而徬徨,可是还忘不了自我安慰。
不久我又振作起来了,我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用毛主席的教导来分析看待出现在眼前的种种事物,批判自己的错误思想。我学得很认真,天天学习、时时对照;通过运动我要提高觉悟,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毛主席的话说得面面俱到,很容易找到符合我当时心理的名言,我就学得更有劲了。
一学习,一对照,错了,错了,我一切都错了!可以说一无是处。我应该立马回过头来迎头痛击。省委都批了刘子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还会有错吗?毛主席说了,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要和他划清界限,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在批判刘子光如何破坏文化大革命,和他有关处理“反动学生”,以及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干部路线、办学路线等等的时候,我把我所知道的,只要能牵涉上的事情,统统揭发了出来;特别是“夜斗成彦水”这件事,我成了权威发言。不但会上积极发言,写大字报,我还当面与刘子光对质,毫不留情。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时,我也冲锋陷阵。为了表示我的彻底革命,我还按工作组的要求,给每个辅导员写了一张大字报。
我的行动很快受到工作组的肯定、造反派的欢迎,我感到一阵轻松,我跟上了革命造反的队伍。不过我也担心,我就知道这么多东西,已经是竹筒倒豆子毫无遗漏了,再让我揭发我可是什么也没有了。
工作组走了之后,群众又起来批判“牛鬼蛇神”,其中也包括我自己,我不但不抵触反而心里挺高兴。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呢?我起不出恰当的名字,似乎是有点精神病。
可是谁能想到,造反派的政治需求是无穷无尽的;我知道的事就是那么多,编故事、造谣言我还没学会(我想,也许文化大革命再搞几次准能学会),很快我又成了无利用价值的废物了。几次在会上让我揭发,由于我说不出什么新东西来,让造反派们气急败坏。
这个时候就该找我的麻烦了。先是说我立场没有转变,还在保刘子光;后来他们从我的档案上查到了“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据,于是不断地批斗我。剪五花头、挂牌子、罚跪、挨打、喷气式,我都经历了;那精神的折磨更不是人过的日子。
当学生们批判我的“三反罪行”时,有些教师也藐视我,调我到学校来已经成了刘子光“网罗亲信”的罪状之一。他们鄙夷地说:“把一个中专生调到大学里来,只会耍嘴皮子、卖狗皮膏药,别的还会干什么?”我此时的处境真可谓四面楚歌声凄厉,一片苦海茫无边,只能是人不人、鬼不鬼地混日子。
已经到了这步天地,我在心里还一直念叨着:这是毛主席对干部的一种锻炼和考验。像我这样没扛过枪、没打过仗、没坐过牢的年轻干部,毛主席把我们放到风口浪尖上“经风雨见世面”是为了锻炼我们,让我们补补课。我不但逆来顺受,还表现出了某种主动性。拔草、运垃圾、清地沟、烧锅炉……样样干得很积极,我还在劳改队当了劳动组长。只要是个官就有人说好话;同在一个劳改组的副院长、图书馆长什么的,都感谢我对他们的照顾,我又有点沾沾自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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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在表演

这时院里干部们的表现,可真是光怪陆离,无奇不有了。不过万变不离其宗,这就是表明自己不但不是刘子光的亲信,还是刘子光不信任,一直受压制、受打击、甚至于是受迫害的人;或是早就看出了刘子光有问题,只是不敢说。
曾经把刘子光给他们的一封信视为珍宝,要留作永久纪念的一位处级干部 和他的夫人,成了揭发刘子光的积极分子。一个以能帮张桂芝给刘子光打了一件毛衣而到处炫耀的人,揭发了一个刘子光如何想奸污她可又没奸污成的曲折离奇的故事。办公室的秘书等人的回马枪更是令人惊心动魄。总之,天天有新内容,日日有出奇的事,一颗颗重磅炸弹不时在院里响起,在师生中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滔天大浪。
党委委员们也都想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什么事都是刘子光一个人干的,或者是强迫他们同意的,与自己无关。以至于在干部会上演出了院党委的副书记打书记的闹剧。
那是一位平时给人的印象虽然无能但很老实的一位党委副书记,硬说某件事是刘子光私下定的。刘子光说咱们俩商量过,他竟然怒气冲冲地跑到刘子光跟前,狠狠地扇了他一个耳光:“你临死还想拉一个垫背的。”在他们看来,刘子光是“三反分子”要打倒,是板上钉钉了,千万别沾上自己。个个都拿下了自己脸上的假面具。这使我看到,往日我尊敬的那些冠冕堂皇的正人君子们,原来是这样的自私自利、虚伪圆滑、无情无义,野蛮、凶狠、诡诈,他们的种种丑态都原形毕露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院里盛传的那个“刘子光亲信”的名单,后来被说成是“黑线”、“黑帮”,其中包括组织部、宣传部、人事处、团委、总务处等部门里的主要干部和几个平日工作特别积极的教工,似乎也有我,据说就是从党委里那两三个忠厚老实也给人一种无能的感觉的党委委员那里传出来的。我就亲自听到我们总支书记激动地点到其中一些人的名字。给我的感觉是,这几个党委委员平日对刘子光的忠心可是比别人更胜一筹的。
当然不是人人都这样,不过,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为刘子光说句公道话,当然也包括我自己。能看到中国人的人性这一幕,实在是千载难逢,人生之大幸。
工作组刚进院时,我们的总支书记还想把自己的部下都保起来。对外说,我们采煤系是受歧视的,没有“保皇派”。私下也曾对我说过:“知道什么快揭发吧,我和你们不一样。”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他是党委委员,有什么问题责任是党委的,他也脱不了干系。当学生们开大会批判我还打了我的时候,他背后劝导我:“要经得起考验,要顶住。”尽管我这时已经被学生的造反搞得走投无路,听到这些话心里还是有一丝暖意的,心想到底是老同志。尽管他这时有机会常说一些自己如何受委屈,在党委他的正确意见不被重视等等的话,我听着虽不顺耳,可我对他还是心存信赖与依靠的。
使我没有想到的是,他第一个从党委里杀出来造了反,受到了工作组的信任,接着进了系的“文革中心组”继续领导采煤系的运动,还主持院党委扩大会议,风光了一时。
正是这个时候,“夜斗成彦水”的事在学校进一步发酵了,成了天字第一号的大案。那情节越编越离奇,说这是刘子光早有预谋的,让我暗中组织了学生,并对那个老师设下了圈套,目的是为了杀一儆百。随着这故事情节的发展,那位老师成了山东煤矿学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和元勋;我则成了刘子光的头号帮凶。
1966年7月6日,我看到教学区大门口的一面山墙上,有我的一个好大的大字报专栏,斗大字的题目是“油头滑面的小丑刘炳南”。那内容的离奇我都怀疑是不是说的我。不说别的,上边说的那个刘炳南老婆有两个,他原来的老婆是个贫下中农的女儿,嫌土气,又找了这个地主的女儿。还说我偷听敌台,有反革命嫌疑。
其中有一篇说到一个爆炸性的内幕情节是,刘子光担心采煤系不可靠,要他夫人张桂芝通过我的爱人做我的工作,让我控制好采煤系。弄得我们两口子好长时间不敢见面,孩子让我母亲接走了,我的家没人管了。接着就有人就替我写了“离婚声明”的大字报。我忘记了哪个组织,还给我出了《刘炳南黑话集》,那内容就更加花哨了。这是署了我的名的第一本“著作”,可惜没有保存下来,否则晋升职称是一定可以得不少分的;如今拿到古董市场也会卖个好价钱。
说起来有点好笑,我自己已经是刘子光的“铁杆保皇”了,还要麻烦老婆做我的工作吗?尽管一眼就可以看出这说法的矛盾,可是这时它成了我们党总支书记的金钟罩。在系里的一个教师和干部会上,他激动地说:“我们系里的运动都是刘子光一手掌握的,刘子光和刘炳南有特殊关系,什么事都是单线联系不通过我……你们现在应该看明白了吧!”
这一下,我当然就成了采煤系的一号揭批重点;这位领导成了刘子光不信任的人,他可以两袖清风当革命干部了。更不应该的是,前些日子,有一个学生给过我一个他写的支持院党委的材料,我看过后当面给了这位领导。工作组进院后,这个学生想要回这个材料,这位领导怕担是非,硬说我没给他。这已经让我没法过关了,他还到我家板着脸对我说:“刘炳南你可不能造谣,运动时间再长也有完的时候……”明显是在威胁我,给了我很大的刺激(这事,后来他向我承认了错误)。无独有偶,学生说我是“黑话专家”,有一位辅导员也揭发我“就是有一个小本本儿”。
自那以后,有一段时间,整个采煤系里的大小干部似乎都没有事了,就我成了众矢之的。我成了整个采煤系干部队伍中的反面代表人物。更有甚者,采煤系还有人到学生中调查,我和一些学生干部,特别是和系学生会主席是如何组织反工作组的。是谁指示的我不知道。因此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矿院三个系,机电系的书记成了“三反分子”、经济系的书记成了“黑帮”、采煤系是团总支书记进了“劳改队”,一呆就是半年零20天,没有一个人为我说句公道话。今天我还要写这些,并非对几十年前的往事依然耿耿于怀,是想告诉人们,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人性被扭曲,或者说被暴露到什么程度。
我也有些气不过,把我来校一年零十个月的工作笔记、发言底稿、个人日记统统交给了采煤系文革领导小组,请他们审查。
可是事情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简单。在造反派的眼里,各级党委没有一个好的;那“盖子”底下的东西都应当是其臭无比,丑恶的内容也是无穷无尽的。到后来,不但院党委的“盖子”揭起来没完没了,各个系的盖子也要揭;还揭了学生党支部的盖子;这一下各个系的党总支书记就谁也在劫难逃了。
后来造反派要我揭发系里的问题,我就来了个借题发挥,狠揭了一通我们的党总支书记,也给他弄了个“忠实执行党委的资反路线”、“在教师中抓黑帮和反革命”、“在学生中抓反动学生”、“跟着工作组假造反”、“上推下卸逃避责任”等等“十大罪状”;我也在会上讲了一下午,还和他当众对质,搞得他很狼狈。我还给系里的每一个干部都写了大字报,包括我的下级,估计有100多张。这是一种报复心理在作怪,今天想起来实在内疚。
到后来,大家看到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似乎是要改朝换代,共产党停止活动了,就连解放前的地下党也没有了。有人看见几个党员走在一起,就会说他们是黑串联。这天下肯定是造反派的了。有一个教师还公开对着一个党员领导干部说:“你们共产党完了。”
院里的大小干部纷纷重新站队,支持甚至积极加入造反派组织,有的还削尖了脑袋“结合”进院系革委会,当了“革命干部代表”。这时的造反派组织,俨然是国家的执政党。我听采煤系的一个造反派小头头说:“我们造反派组织可不像你们共产党,我们发展一个成员都要严格审查。”
这时,山东煤矿学院造反派统一成立了“红旗公社”,不少干部,能为在胸前戴上那个搪瓷的小红旗,感到是莫大的光荣。就连谈了几年恋爱的未婚妻,看到自己的未婚夫是老保都甩掉另找造反派的头面人物。一时间,造反派和老保简直成了高低不同的两等人。我并非有多高尚的品格,可我还没忘了我是个共产党员,对那些玩艺儿实在没有兴致。当然,可能我就是真想加入,人家还不要我呢。
这时也有人劝我、逼我,说反正刘子光是被打倒了,拿出“爆炸性材料”,杀刘子光个“回马枪”,“自己解放自己”,你完全有条件。我明白,我也看到,当时有好多人都是这么办的,尤其是那些真正的“亲信”。我想,凭我现在的“地位”,大概说刘子光的什么坏话都会有人信。可是党员要讲党性,做人应凭良心,别管到什么时候不能说瞎话害人。我想,个人的事随他们怎么着吧!反正我不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在这学院里我还不够格。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多了,大不了再定我个什么“分子”,把我“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我总感到还不至于此。
老家里的母亲不放心,早就把孩子接了去。亲友们不放心,有的偷偷来看看,有的来信问询。
我在学校已经众叛亲离成了孤家寡人了,那时的天总是阴的,心情苦闷到了极点。有一次劳动,在留学生楼顶层打扫卫生,我两次想从窗子跳下去。可是想想后果,人还是活着好,我还要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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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煤矿学院的两派是这样形成的
  
要革命就先得有必须用革命手段对付的革命对象和与之不共戴天的革命力量。
后来才知道,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早已定好了的,与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而且开始不明说,只划了个框框,名之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党的名义、领袖的威信要全国人民从下到上地去猜想、寻找、揪斗。因此,下边的每一个领导干部都有当“走资派”的可能,这与你过去的革命历史与功绩似乎没有多大关系,主要看你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指向态度如何。
这次革命的依靠力量,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这个派不像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那样,是依据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确定了的;也不像党团员,要通过一定的手续才能参加;更不像以往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是领导认定的;它是可以自找革命的对象,自封自命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社会上的人,各有不同的立场、观点、好恶,甚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从一个单位到各级党政机关无不如此。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各级领导又没了权威,人们心目中的那“走资派”的目标就不可能是一致的。大家都把矛头指向了单位的党委,谁革谁保也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如果党委内部再有点矛盾,那就更会是非难辨。
再说,在一个连复辟资本主义的基本条件都不存在的社会里,长期以来一个劲地抓阶级斗争,防止莫须有的“资本主义复辟”,必然大大激化了社会矛盾。“地、富、反、坏、右”涉及到一个很大的社会人群。有人要对社会不满、对执行这项政策的领导人不满是不奇怪的。现在毛主席号召在各级党委里找“走资派”,还要夺他们的权,这“走资派”是谁不是谁,可是涉及到自己的利害得失甚至生死存亡。有些人要起来争斗一番,甚至斗个你死我活,也是不可避免的。
有了这些复杂的社会背景,“乱世英雄起四方,拉起队伍就当王”,再要求群众“大联合”,一齐来夺党委的权,实在是缘木求鱼。
既然各地区、单位、部门的党委都可以打倒,革命一起来就人心大乱了。不论哪里的群众,都是各揪各的“走资派”,各树各的造反旗,而且无不互相指责对方是“保皇派”。这“造反派”和“保皇派”可是非同小可的事,那是涉及到你是站在哪个司令部一边,革命与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大事,其社会地位有天壤之别,于是就必然发生名分之争。这样一来,对这顶革命的桂冠,全国上下人人你抢我夺,从口头争辩到拳脚相加,再到开枪放炮,于是乎天下大乱。到了这时,“大联合”的提法更是无人理睬,“怎么能让革命派和反革命派联合呢?”各自为了表现革命精神,那“走资派”的倒霉就更不用说了。我想,这种局面的出现一定是这场运动的发动者始料未及的。
回顾整个的文化大革命,全国各地一般群众中表现的派别斗争,还不就是这种争名分吗!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过是自封的;那“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帽子,则是别人硬给戴上的。用什么办法给别人戴帽子,开始用的武器是“大批判”、后来用的武器是“大拳头”。
那“大批判”的手法不断创新,后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我所看到的有:一是先把对方的言论、观点“考证”是从公认的“反动人物”或“走资派”那里来的,而后集中火力批它个狗血喷头,让你躲闪不及;二是先把一个明显的错误观点硬加给对方,而后翻过手来义正词严,群情激昂地大批特批,让旁观者先入为主,分不清是非;三是用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办法,先曲解,后批判;四是以讹传讹,添油加醋,对讹开火,却又指名道姓;五是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斩钉截铁,不由你不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文革中,哪一个单位的大批判无不被搅和成一潭混水,哪有什么是非曲直。
在那革命浪潮铺天盖地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利用各种方式庄严声明:只听毛主席的,坚决跟着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可能也有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出生入死的,也可能有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不过,我所看到的言行一致的人极少。除了个人利益,别的什么都不要才是真的。革命就是革别人的命,谁愿意革到自己的头上。这是那时整个社会的普遍情况。
就山东煤矿学院来说,在大的背景下具体表现有点区别,因为它是一个刚组建不久、正在欣欣向荣的新建单位,可是,社会上的普遍矛盾在新单位里也还是存在的。
在山东矿院的教师和职工中,尽管过去不在一个单位,可是经过“思想改造”、“反右”、“拔白旗”,在有些人的思想深处必然还留着一些阴影;近来的大抓阶级斗争又使一些人有思想压力。毛主席说了,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也是一样,政工部门不断地在群众中搞思想排队;运动开始后又在教师中抓什么“黑帮”、“黑店”、“小集团”,也无形中把教职工队伍分成了先进的和“后进”的两部分,思想上必然产生隔阂。
学生中有一些人不那么听话,学习和社会活动积极性不高,被认为是落后学生,常受批评;抓“反动学生”时也伤害过一些人。这些学生必然对班干部和做学生工作的人有意见。
这些矛盾在人们的思想深处隐伏着。
由于党委和刘子光当时的威信很高,党委比较团结,全校又处在一种蒸蒸日上的气势之中,所以在院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那一段时间,师生中的这些矛盾和隔阂没有表露出来,表面上看来有意见的是个别人,没有形成什么针对院党委和刘子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这在济南市的各大专院校中成了另类。
后来省委工作组(后期叫工作团)进院了,他们是领着任务、带着框框到山东煤矿学院来的;那任务就是跟上大潮流,揭发、批判矿院的一把手刘子光。他们借着毛主席的威望,在那种特定的政治形势下,煽动要革命的群众打倒某一个人,还不是举手之劳。所谓的群众情绪,只不过是在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激出来的一种“虚火”。那些“罪证”当时就站不住脚,今天看来更是荒唐。
在省委还没批刘子光是“三反分子”之前,师生中的党团员是不赞成工作组的做法的。群众中的“后进”面可是热情很高。工作组被自己制造出来的假像冲昏了头脑,把紧跟他们打倒刘子光的一部分群众,封为革命派,同时无情地打击压制了一些反对他们这样做的人,把他们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培养的黑苗子”、“反动路线下的即得利益者”,还要党团员“考虑百分之五的问题(是不是阶级敌人)”。这就使矿院的师生在运动中产生了明显的利害关系,分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可是,没过几天省委批了刘子光是“三反分子”之后,也就没人再敢说什么了;因为当时的省委还有权威,再说这是运动中的“大方向”。
人人都明白,左了是“认识问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右了可是“立场问题”,立场错了可是非同小可;“宁左勿右”是干革命的要领,大小运动莫不如此。转瞬间,矿院的师生都把刘子光、张桂芝的事当成了言行的高压线,没有谁敢为他们说句话;当“反革命的帽子”在人们的头上游来游去的时候,群众的舆论是高度一致的。工作组在矿院当政的40天,就是这么样一种政治形势。
这时,全院师生在打倒刘子光问题上一致了,可是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观点还是对立的。得到支持的一部分人说他们的工作好得很,被压的一部分人说他们整群众是错误的。
形势的变化出人意料,进院之后自封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惟我独尊、气壮如牛的工作组也犯错误了。首先是毛主席说了,工作组他一个也没派。这一句话就剥下了他们的老虎皮,使他们威风扫地、原形毕露了。尚方宝剑没有了,那带着框框进院,武断、专横、否定一切,扭曲了矿院的客观真实,挑动一部分师生压制打击另一部分师生的错误,也就成了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了,尤其是他们还把教工家属也牵连了进去。尽管揪刘子光是符合运动大方向的,可这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是无法逃避的。在全国到处揪走资派的磅礴气势之下,全院师生对刘子光还是矛头一致的,对工作组的态度,可就泾渭分明了。
很快,整个矿院的师生和家属,按照由工作组造成的自身利害,分成了思想上对立的两部分人,而且都说自己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造反派”这时是最吃香的称号,因为毛主席说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还说要“舍得一身剐,要把皇帝拉下马”。
对于这些,我是想不明白的,皇帝是指谁?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几乎所有的“新生事物”我都不明白,和社会现实有点格格不入,我是应该被打倒了。
学生中成立了两派红卫兵,紧跟工作组的学生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受工作组压制的学生组织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当然,都说自己是“造反派”。开始,他们只是感情上不融洽,组织还比较松散,还能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刘子光。这时,学校各级党团组织已经名存实亡,党委的“文革委员会”,由于思想不统一也一直成立不起来;院里那个群众性的“大会主席团”,算是名义上的全院总指挥部。一些大的行动,特别是国庆节的庆祝活动等等,还能在“大会主席团”和工作组时期延续下来的各级“中心组”的维持下运作着。  
就在这个时候,越南留学生宣布休学一年,离校了。大家都在想,看来这运动半年肯定完不了,至少还需要一年时间才能结束。对于这个形势,当然是有人高兴有人忧虑,我是有点茫然。我这时早进了“劳改队”。
1966年9月28日,省委(不知是哪个部门)来了三个老同志找我谈话。他们态度和蔼,话语诚恳,问了我一些矿院干部和教工的情况;最后还给我提出了三条意见:一是好好劳动,为人民创造财富;二是好好检查自己的错误,通过运动改造自己;三是相信群众相信党,在运动中经受考验,好党员越练越坚强,不是好党员可能会炼垮了……”
我很感激,党没有忘了我。他们所说的正是我当时所想的、所做的。我这一段时间思想很稳定,劳动积极认真。有空就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并且对照检查清算自己的错误思想言行,这成了我这一段时间日记中的主要内容。我在日记里还发下誓愿,今后一定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不达目的死不瞑目”。我和爱人也经常谈论如何经受运动考验的问题,有时谈到深夜。我还不断地向党总支书记回报思想情况,尽管我个人对他有些意见。我只是有点纳闷,省委为什么来人找我谈话?在这个学校里我算个什么呢?我猜想,这可能与省委工作组在矿院犯的错误有关,而且肯定还有别的任务。
第二天,我看到了省委书记谭启龙在9月22日召开的中学生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其中说到“学生中是有右派的,有的还在运动中猖狂活动……”就在这时,院里贴出的一张大字报,引起了轰动。说的是天津市三轮车二社党支部书记陈良谋,被串联的学生和社里的造反派,用残忍的手段活活打死。而这个支书一向工作认真负责大公无私,说这伙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我一时心头无名火起,可不是,我周围就有这样的人。可是这火一会儿就消下去了,他们现在都是左右矿院的、响当当、硬梆梆的造反派。
10月初,省团委提出要求我院团委尽快恢复工作,并明确提出不承认工作组对煤矿学院基层团组织的“改造”。可是院团委的领导人慑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压力,对上级的这一指示不敢公布。就在这时,有的班的学生党员却私下成立了党小组;有的系里工作组留下的“中心组”宣布解散;更有不少学生,宣布不再承认院里的“大会主席团”。全院开始陷入越来越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劳改队”这时没人管了,当惯了“驯服工具”的我们这一群人,还是在按时认真地干活。我们的生活很有规律,吃得饱、睡得着,一个个劳改犯都胖起来了。以致于有的造反派写出了大字报说:“为什么一个个劳改犯都胖了?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还对我有一次在看大字报时的表情描述了一番,似乎我的举手、抬足都有深奥的含意,说要提高警惕,注意黑帮分子的反扑。在我们身上表现革命精神是最方便的。
10月10日,院内出现了第一个“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大字报高潮。两派的思想对立变成了行动。表现最明显的是学生。“主义兵”的观点是对刘子光和工作组执行的“资反路线”都要批;“思想兵”却只准批刘子光不准涉及工作组,谁提工作组的事就是“翻案”、“保刘子光”,是“捞稻草”。
开始的口头和大字报辩论还比较温和,显然“思想兵”的观点和做法不占理。可是他们不想实事求是,先是强词夺理,后是以势压人。开始是覆盖不同观点的大字报,后来就用起了一些不文明的手段,甚至拉拉扯扯拳脚相加,两派的对立越来越严重了。
就在这时,一夜之间学生和教工中冒出了数不清的“造反团”、“战斗队”、“联络站”、“司令部”……那名目繁多不胜枚举。乱世英雄起四方,拉起队伍就当王。各路诸侯群雄并立,比较有名的是机电系教工中的“红旗”、采煤系教工中的“大方向”、学生中的“八三一革命造反队”。他们主张“全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字报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对于工作组进院后思想片面、偏听偏信、主观武断、刚愎自用的工作方法,和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有比较客观的认识。有些“造反队”就不同了,谁要提批工作组就是“为刘子光翻案”,就是“刘子光的黑线”、“刘子光的黑爪牙”。他们把矿院的党组织说成是“刘子光的党”、“修正主义的党”、“法西斯党”。党员是“刘氏党员”、“特务”,学生党员则是“修正主义的苗子”。他们手里拿的是帽子,舞的是棍子,最热衷于批“刘子光的建党路线”和“刘子光的干部路线”。至于采煤系学生中的“前卫战斗队”,完全是一个不讲道理只讲武力、横行霸道的政治流氓团伙。可是别管有理无理,这种人“文革”时期在全国都是得势的。因为毛主席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特别是“文革”的大方向就是造走资派的反,只要举着这面旗,矛头对准了本单位的一把手,就一切都是对的,走遍天下都有理。
从这时起,矿院的师生从思想到组织明显地分成了两派。在学生方面,一派是跟着工作组造反的,大旗号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与其对立的一派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学校的教职工也都按观点站队,壁垒分明。后来,前者的人马联合成立了“红旗公社”;后者的各“革命群众组织”组成了“东方红指挥部”。他们还各自和社会上的两大派组织挂上了钩,彼此攻伐,旷日持久。
派性是一种顽症,因为它涉及的是自身利益,山东矿院自从这时分了两派,直到十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才渐渐淡化,而在人们感情深处的隔阂是几十年后也没有完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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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负取决于阴谋诡计加拳头

在1966年,我的政治观点是倾向于矿院“主义兵”一边的,我感到他们有理;特别是 10月15日在大字报上看了周总理和陶铸关于“16条”的讲话之后,觉得心里很亮堂。这时毛主席正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一批又一批地接见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矿院的学生接受过检阅的也不少。
经“主义兵”一派群众的强烈要求,10月18日工作组的正副组长安民、王树岩来院在大会上做检查,部分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听着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这对“思想兵”这一派来说,无疑是一个动摇根本的打击。可是,思想兵出的奇招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首先是“前卫战斗队”大闹会场;同时粗暴地覆盖和毁坏不同观点的大字报;还别有用心地贴出“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的大标语。两派在批、保工作组问题上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谁想到,只过了两天,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了。
“思想兵”一派的造反组织,突然联合发动了强大的宣传攻势,首先是把“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大方向战斗队”、“红旗战斗队”等写的大量的大字报,用黑墨涂鸦的方法来了一个彻底的破坏;而后他们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日夜不停的高音喇叭宣称,要对工作组执行的资反路线“坚决批判”、“彻底批判”。他们还故做姿态地高喊“保工作组者一定垮台!”“主义兵们,放下私心杂念,赶快觉悟过来,跟上我们的革命行动,和我们一起批判刘子光和工作组的资反路线”。另外还贴了不少“打倒修正主义的红卫兵!”的大标语。他们还别出心裁,列队到省委去,要省委交出整他们的“黑材料”。这时的“前卫战斗队”也真的战斗起来了,在院里用下流的话骂人,还动手打人。他们给我写出了“通告”,要我交出办公室的钥匙,我的办公地点被“征用”了。这时我人在劳改队,还办什么公?
这个一反常态、声势浩大的突然袭击,是《三十六计》中也没有的妙策,在史书上怕也很难找到,这令全院的人莫名其妙,目瞪口呆,“主义兵”一派也显得不知所措。后来我看到北院大门口贴出了一张“《红旗》杂志社编辑部杨纪元同志对来访者谈话记要”的大字报,那里边明确指出了省委工作组在山东矿院整学生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我才恍然大悟。后来我又听说,有的系工作组整的学生党员干部的“黑材料”,都在“思想兵”的手中。
我很震惊,我看到这时的学生可不再是单纯正直的青年人了。我过去认为的落后学生,今天也不只是“落后”,政治手腕已经耍得十分娴熟,有点江湖政客的架式了,其中有几个人明显地有政治野心。这时我就预感到,在这场没有游戏规则也没有裁判的斗争中,山东煤矿学院的“主义兵”是斗不过“思想兵”的。因为我看到,这时不是是非决定成败,而是成败决定是非。决定成败的是什么呢?似乎是武力。
这时的“主义兵”还相信有理走遍天下,他们联合了院内的七个组织,于10月22日召开了批判工作组大会,把大字报从学校一直贴到省委门口。他们还列着整齐的队伍到省委去召开批判工作组的大会。有的学生干部在大会发言时,说到如何被工作组煽动的部分同学揪斗时声泪俱下,十分感人;有的还上纲上线,说“这是地富子女对贫下中农子女的迫害”。
这一行动,一度引起了“思想兵”阵营的混乱,这时,有的学生贴出大字报退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的几个战斗队联合开除“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有的人出来“揭老底”;还有的联合一些人另组“卫东红卫兵”。
可是“思想兵”相信,取胜的法宝是阴谋诡计加拳头,文的不行来武的。可是“主义兵”这一派也不想吃亏,没过几天他们不只有文的也有了武的了。在院内开始了一场和“思想兵”争夺学校广播站的拉锯大战。
学校的广播站原来是大家共用的,各派的人都可以拿了自己稿子去广播。后来“思想兵”说它执行资反路线造了它的反。1966年12月6日,把它改名为“东方红广播站”,成了他们的一家之喉舌。“主义兵”失去了这一重要的宣传工具,在造舆论上处于被动,要求党委另外给他们买一套。可是有“思想兵”的强大压力,党委害怕自己受到牵连不敢办。红卫兵们深谙林副主席的教导,革命要靠“两杆子”的思想真谛,宣传阵地是无论如何不能丢的。没有别的法了,于是就争夺。
争夺战一般都是在夜间进行,先是硬攻,聚众破门,两军对阵,一边猛攻一边死守,那份紧张可想而知;后是智取,从突然袭击砸窗户,到夜间从楼板上打洞,不一而足。你争来我夺去还是“思想兵”占上风。后来“思想兵”还想出了一条妙计,把广播站搞成流动的,在院内神出鬼没,不一定在哪儿发声;站外层层设岗森严壁垒,让“主义兵”找不到目标,真是机关算尽。可是院内杆子上的那些大喇叭,都一个个饱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被砸得遍体鳞伤,歪歪扭扭不成个形状了。
我第一次在寒冬的深更半夜,听见刺耳的哨子声,急促的脚步响,还听见众多人在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视死如归的口号声,感到毛骨悚然。以为是失了火或发生了什么特殊情况。
职业的习惯使我赶快穿上衣服跑到大楼门口去。我爱人还准备好了柴炭,怕我在外边受冻回来好烤火。黑暗中看着一个像学生样子的人,一边问着话一边向我走来:“老师,你是哪一派的?”及等他走到跟前一看是我,马上破口大骂:“混蛋!深更半夜里你出来干什么?快给我滚回去。”我明白了,我是另一种人。从那以后,不是有人叫我的名字,天塌地陷我也不出门了。
那段时间,大事都出在夜间,白天院里可是清静多了,正儿八经的大字报看不到了,有的也是一些低级下流的小玩艺儿:什么“新编骂人集”,“特派记者揭黑幕”,“一封信”,“信一封”,“招领帽子”,“参考资料”,“今日预言”……除了恐吓就是辱骂。学校大门口还有“思想兵”用一张报纸一个字写的“警告牌”,上书曰:“矿院谣言满天飞,且勿中毒。”
山东矿院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变成了拆烂污、打群架。随着阴谋诡计的步步施展,拳术的更加精到,显然“思想兵”已经越来越占优势了。
正在矿院文化大革命面临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10月29日,那位在院内贴出“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的教师成彦水,又贴出了他的长篇大字报:“论矿院两条路线的斗争――兼论省委工作组的路线错误。”他的这份大字报可谓“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毫不含糊地说,矿院的两条路线斗争,就是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所谓旧势力就是过去的当权派、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那新势力就是所谓的“平头老百姓”、“落后分子”;他自己当然就是新势力当之无愧的代表。说到工作组的错误,他更是说得直截了当,错就错在没有把“旧势力”完全打下去,使他们今天又死灰复燃。这位老师的政治理论水平可是大有长进。他成了山东煤矿学院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权威。
一石激起千重浪,这张“革命大字报”一出,周围立即贴满了“坚决支持”、“坚决拥护”之类的大标语。建井66―1班的造反派头头要去了底稿,印成传单到处散发。“前卫战斗队”为之贴海报广为宣传。围观者更不乏啧啧称赞欢呼雀跃之人。可是另一部分人则义愤填膺,连说这是一株“大毒草”,群起批驳。
全国的大形势日趋明朗,造反就是一切,矿院又有了明确的理论指导,接下来就是坚定的行动了。
两派的斗争火上加油,已经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了。接着“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人,列队去封了院大会主席团的办公室。这样,学校连个象征性的领导部门也没有了,矿院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两派混战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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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盖子”终于揭开了

    “五·一六通知”下达半年以来,全国各地炮声隆隆轰党委。一个个地方和单位党委的盖子被揭开,个个盖子底下的东西都是丑恶无比、臭不可闻,几乎所有的大小一把手都成了“走资派”,没有一个好东西。党中央的领导人,也在像走马灯似的不断变换位次,吐故纳新,使人眼花缭乱,议论纷纷。不过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位置是稳如泰山。
66年11月20日,我在院内的大字报栏上,看到了从北京抄来的聂元梓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大字报,说他们是黑司令部。这可是非同小可,聂元梓可是毛主席肯定的“全国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的作者;他的大字报点到谁,还没有不被打倒的。可是我内心里是十分怀疑的,这可能吗?
我马上联想到了,前些日子到处传抄的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当时虽说感到吃惊,看不明白,可我也意识到了,这文化大革命时间还早得很;不过,绝不敢想毛主席那大字报是对着刘少奇的。他们不是在一起浴血奋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吗?难道“那藏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就是指刘少奇?这太令人不可思议了。先前在我的头脑中那不可分离的“毛、刘、周、朱、陈、林、邓”也有人出了问题。我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咂摸出了点味儿,但我不敢相信,更不敢说。
没过几天,我又从大字报上看到,陶铸说刘邓的问题是立场问题,要内部处理。可是,随之“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标语却贴得到处都是;不但那名字上用红笔打了╳,还把那奇字歪倒写成一个“狗”字的样子,我心里有点忿忿不平,刘少奇是国家主席,这算什么,太过分了。不久之后陶铸也被揪出来了,“刘、邓”变成了“刘、邓、陶”。这时我才悟出来,为什么运动初期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提法,原来是这样子,为什么早不说,非要搞得这样天下大乱?
过了几天,省里开完了“三级干部会议”。省委书记谭启龙在广播大会上向全省革命师生、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做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我心想,只要有人想打倒你,你检查得再深刻也毫无用处。愚者千虑也有一得,这一次我还是想对了。就是这么回事,只要毛主席没给你打保票,哪个当权的干部也要被造反派打倒,恐怕刘少奇也脱不了。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央的盖子了吧。谁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进步?
刘、邓、陶不出面了,中央的盖子似乎已经揭开了,可是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的迹象。接着又有了新的消息,周总理、陈伯达等人,号召红卫兵去走长征路,三个月、半年、一年都行,“斗、批、改”回来再搞。这又不知是何意思,反正在文革中出乎意料的事几乎天天都有。
不久,在矿院的大门口敲锣打鼓欢送第一支步行长征队出发,那大红旗子上写的是“济南  北京  延安”,可是到了第三天这些人又卷着旗子回来了。就山东矿院来说,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别说步行到延安、井冈山,就是步行到北京的也没听说有一个。那坐着车船周游全国的比比皆是。
一月以后,周总理在北京接见步行到北京的红卫兵串联队,30支队伍只有400人,与动辄上百万人的串联大军不可同日而语。周总理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响应者寥寥无几。
少,不等于没有,矿院采煤66―6班团支部书记,又组织了9个人要步行到井冈山。这个消息一传出,人们都感到文化大革命不知何时才了。那些对当官没有兴致的人,别管是学生还是教师,各人都在盘算自己的“长征”路线;抓住这大好的公费“串联”时机,来个全国大旅游,吃、住、行不要钱,何乐而不为。我有一个内弟在省地方煤炭局工作,他说,住在他们那里的“串联”学生,向他们要棉衣、尼龙袜子、登山鞋,还要带着招待所的被子走。有的红卫兵还穿着抄家抄来的皮大衣。听说工厂里也是一样,工人们不能出去“串联”,就在家里“磨洋工”,说的是“有本事的混个官,没有本事的歇俩班”。这个时候校院里一度静悄悄的,大战的间隙大概都是这样。
1966年12月13日晚上,矿院师生为《红旗》杂志第15期社论的发表而彻夜不眠。两部分群众一边敲锣打鼓庆祝,一边互相覆盖大字报。第二天,“思想兵”一派的教师、学生和家属中的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矿院红旗公社”。 矿院的党是“修正主义的党”、“法西斯党”、党员都是“刘氏党员”,“坚决肃清刘子光的流毒”等等的大字报、大标语又贴满全院了。有的党支部宣布解散,让党员“自由革命”。更有一个又一个的党员、预备党员,被造反派抓住这样那样的问题,强迫党委宣布开除或取消预备资格。
我还看到一份传抄的大字报,说“共青团是修正主义复辟的工具”,“是全民团,早烂掉了”,“请毛主席宣布共青团非法”。
被一部分群众阻留在学校的工作组长安民和副组长王树岩,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检查都无法适合两派的口味,也一直通不过。这时他们有了兵强马壮的卫队,也就草草过关并被护送出校。
可是,另一派也不甘示弱,到了12月20日,“主义兵”一派的群众组织,和同一观点的“东方红联络站革命造反司令部”,也联合成立了“东方红指挥部”,在院内与“红旗公社”分庭抗礼。还把工作组的头头带到了北京辩论。从此,矿院的的两派各自都加固了营垒,进一步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对立山头,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由于中央通知,从1966年12月20日起,停止免费乘车串联,校园里的学生又逐渐多了起来。人多热气大,大字报也多了,广播的声势更大了,讽刺挖苦尖酸刻薄,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走,漫画也用上了,内战再度白热化。
可是,如果说两派的斗争是因为批、保刘少奇或刘子光那可是太抬举他们了。要说为他们,早已没有什么可斗的了;为了自己,这斗争正可谓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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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是非也看不到前途

从“文革”一开始,毛主席就号召“大联合”,不知他老人家是怎么想的。可是,从大字报和传单上看到,周总理为此在北京日夜奔波,到各大单位去做工作,苦口婆心地劝告,包括“你们不联合起来我就不走”,似乎都没有起什么作用。全国上下,大小地方、单位,无一不是两军对阵,战火纷飞。
山东矿院内的两大派也不例外,森严壁垒地拉开了阵式,要拼个你死我活。少数哪一派也不参加的人,有了闲情逸致,过起了悠哉游哉、逍遥自在的生活。闲得无聊就搞些小玩艺儿。“独立大队”的队长、政委兼战士刘某,写大字报搞拆字游戏。把个“保”字拆做三块,层层解析说得煞有介事,比 那算命先生可就高明多了,若日后改行去拆字算命肯定是把好手。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们这些“劳改犯人”又进入了多事之秋。为了攻击对方,就要收集弹药,“红旗公社”的人几次半夜里砸我家的门要“黑材料”。有一次,有个班的学生还把我爱人弄了去,也要她交“黑材料”,还拿我借题发挥攻击她。为此还在那个班的两派红卫兵中引起了一场论战。
附小开了几天学又停课了。因为有的小学生在课堂上造老师的反,女儿又不能上学了。孩子在学校里整天担惊受怕,只好又让弟弟来把她接回老家。据说别的小学也是一样,干脆让学生回家等中央的通知。后来,中学的“放假闹革命”是有了正式通知的,延期到明年的暑假以后。中央还决定,65年已经毕业的大学生,除了在三线工作和转了正的,也可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看来真是不惜血本了。不过,在矿院我没有听说有这些毕业生的行动。
1966年12月的下旬,院内的空气紧张得简直令人窒息。两派抢广播站、抢印刷厂的武斗不断,夜间的战斗更是惊天动地。听着那高音喇叭、军号、哨子、口号和急促的脚步声,我们畏缩在熄了灯的房间里,心惊肉跳。听说有人受伤住了院,校院里还贴出了“血、血、血……”一类的大标语;还听说有人用剪刀杀人,文明的校园变成血腥的战场了。
后来听说,广播站、印刷厂、汽车队还是都被“红旗公社”独占了。“指挥部”一派的许多战斗队的办公室也被查抄,包括他们的骨干采煤系教工“大方向”战斗队、机电教工的“前卫”战斗队等等。一场恶战下来,似乎是“主义兵”一派又被打败了。
12月27日,“红旗公社”在院内庆祝“6.27革命造反半周年”。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大造声势。那“6.27革命派必胜!”、“党员干部必败!”之类的大标语贴满全院。在这高压之下,“指挥部”一派的几个主要战斗队出现了内讧,有点每况愈下的景象。
可是谁也想不到,这时“东方红指挥部”在学校内贴出了一张题为“山东煤矿学院红卫兵核爆炸”的大字报,说当时的院党委负责人吕德甫是红旗公社的党委书记,副院长笑散是社长。后来还开大会批斗这两个人。这显然是在节外生枝了。
在批斗大会上,党委办公室主任不听招呼,被他们扭送到了公安局。接着,红旗公社的人又把扭送党办主任的学生扭送到了公安局。两派的人推推搡搡、拉拉扯扯。接着,各系又开始大批工作组留下的“中心组”和临时党支部。全院出现了一场用谎言和无赖为武器的大混战;人们都失去理智,我对“主义兵”也有了看法。
这时社会上各行各业都动起来了,大街上到处是贴大字报和抢传单的人。我在这些材料中看到了要求砸烂学徒工制度、临时工制度等等的内容,这些人还揪斗了劳动部的部长。听说江青还对此表了态,说这些都是修正主义的。
可以说,全国的工厂都乱了,许多工厂停了工;为此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暂行规定》(十条),要求职工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不久又见到了关于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的10条。这时,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到处都是,传单漫天飞舞,国家主席都可以打倒,谁还怕谁?整个国家已是无法无天,任人为所欲为了。
1967年的元旦,我们就是在这种社会大乱、人心惶惶的情况下度过的。今天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谁还有心思过节?在我的日记里清楚地记着,这个节,我们两个人一共花了两元钱。
元旦前后,济南市大中学校内的两派红卫兵和矿院一样,正斗得不可开交,特别是山大、山师、山医。有的还冲击了省委、省府、电台、报社。在社会上也形成了“山东红卫兵司令部”和“济南红卫兵师”两杆大旗对阵,矿院的两大红卫兵也各有了归属,“思想兵”归属前者,“主义兵”在后者旗下。
有一天,我在院内的大字报上看到,“济南红卫兵师”整了“中央文革”的黑材料,别管是真是假,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由毛主席的夫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掌舵的中央文革,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的神经中枢,是一贯正确神圣不可侵犯的。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于是“济南红卫兵师”被围攻。矿院的“主义兵”尽管宣布退出,还是授人以柄造成了很大的被动。
就在快过春节的时候,在学校大字报栏最显眼的地方,出现了一张令人莫名其妙的大字报说:“刘子光、李传高(院团委书记)、刘炳南,到处煽阴风放暗箭搞阴谋诡计,妄图东山再起……”
这时的学院党委早成了聋子的耳朵,也是靠发传单来工作了,更何况我们这些早已被打倒,像是被缚在案板上的猪羊任人屠宰的劳改队成员,哪里来的偌大本领。再说,我在劳改队里属于“二类”,刘子光等人是“一类”,我还是听毛主席的话一直和他们界线分明,听到看到他们的翻案言行都要赶快回报,以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忠心耿耿,哪会再和他们一起搞阴谋诡计。好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话大半都是谎言,有用时可以当真,没用时就是耳旁风;那张大字报贴了之后,也没再有什么下文。
这时,毛主席又发出号召:“干部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可是记得是在去年的11月3日,毛主席和林副统帅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时,林副统帅发表重要讲话,大讲了一通“大民主”;全院师生照例上街游行表示坚决拥护,回到学校里就更加无法无天了;干部算什么?狗屁都不是,似乎只有中央有个“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边都是一团漆黑。过了两个月,今天毛主席又说这话了,谁说的为准呢?这“文化大革命”到底要怎么样搞?要我们到群众里边去,可是怎么个去法呢?我是再也无法弄明白了。
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只能自暴自弃了。这天晚上我从劳改队收工后回到了家,喝了点酒,在屋里像疯了一样唱歌扭秧歌,闹腾到半夜。我妻子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暗暗流泪。可是第二天早上,我还得乖乖地到劳改队去。
到了劳改队,听说就是在昨天晚上,为了争夺“黑材料”两派红卫兵又发生了武斗。听了这个消息我有点后怕了,可别因为我昨晚的反常表现,说我是这场武斗的后台!那时栽这样的罪名可是轻而易举的。为此我一天都提心吊胆,我已经成了一个惊弓之鸟。
1967年初,在教师和学生两派中的又一个斗争高潮过去之后,校院里的人,又开始越来越少了。满院的大字报栏上已少见新的大字报,更少见看大字报的人。原有的大字报被北风吹得七零八落,学校里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冷清局面。收拾被风吹得满院都是的废大字报纸,成了我们劳改队的主要任务。这时外单位来了一些人,其中还有我认识的。他们说要在这院里开办千人的串联接待站;又让人浮想联翩,这又是怎么回事?
只要“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就不会有安静的地方。就在这个时节,家属院里的两派又斗了起来了,也是为工作组的事。前一阵子工作组也向家属委员会派了人,支一派压一派,据说这在全国还是第一家。被压的一派也组织了一伙人到北京去要说法,全国妇联还接待了她们。我在想,现在的全国妇联恐怕也忙得不可开交了。不过家属院里的事与我们劳改队没有什么关系,当故事听听而已。
看不到有人争斗了也怪寂寞,“劳改队”的人有点沉不住气了。大家议论纷纷:都走了,我们这日子就这样过?“劳改队”里的“二类劳改犯”,推我当代表去找党委,要他们给个说法,因为我们来劳改队是党委通知的。正在主持工作的一位原来是副院长的党委委员,一脸无可奈何地对我说:“要说党委的意见,你们早就不该劳改了。可是党委说了白搭白,不但没人听,说不定麻烦更大。你们还是自己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我把这位党委领导的话对大家一说,大家感到,依靠这个自身难保的党委已经毫无意义了。可是,要自己“造反”解散,后果很难预料;现在没有人管着了,这样大伙凑在一起干点活,啦啦呱,既锻炼了身体又解闷,还省得落个黑串连惹事生非,岂不一举多得。谁知这文化大革命还要搞多久?后事难卜,能逍遥一天就逍遥一天吧。不过从那以后劳动就很不正规了,想去就去,不去就在家躲着,还可以跑到街上去看大字报,有时一看就是大半天。
这个时候,我们也曾异想天开地议论过一个问题,学生教工都可以出去串联,我们也可以组织个“黑帮服务队”出去转转。我们挂上黑牌子,拉上板车,带上工具,走到哪干到哪,为社会服务还不行吗?省得在家闷得慌。可是有的人说,别叫人家打得爬不回来了。
有一天上午,我们队里一个因“男女关系”被关进来的体育老师,领着泰安煤校来的几个学生到“一类劳改犯”那里去找张桂芝调查材料。他回来惊奇地对我们说:“刘子光现在可猖狂啦。他在家属楼的一间房子里,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对别的人说:‘你们不用怕我,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是最革命的;我是一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你们看我一贯的工作就看得出来。我就是前段执行了资反路线,没有别的事。现在对我是最大的政治迫害,我的那些问题都是逼、供、信搞出来的。至于有些同志给我写的大字报是可以理解的,他们都对党忠心耿耿,这都是别人逼出来的,到了时候他们就会出来说真话。我的问题省里解决不了,要到中央解决……’”他还对那位老师说:“你坐下,喝水,你也不用害怕,你有多大了不起的事?至多说你是个大流氓。”那位老师还对我们说,在座的不只有一起劳改的人,还有带他们干活的几个工人。他还听说,矿院工人造反队的人到省委去了,问省委,刘子光的“三反分子”是怎么打成的。我们听了都感到很震惊,说不清是怎么一回事。
当天下午,我们一伙人正在北院苹果园的防空壕里缠草绳球,准备下地沟包管子。不多会儿,前后有四个“一类劳改队”的人,到了我们干活的地方和我们交谈。有两个处级干部,一个是“特务”,还有一个是老“右派”。这天他们都穿得衣冠楚楚,其中,那一个最大的官穿的特别显眼,上身是绸缎面的丝棉棉袄,下身是笔挺的料子裤。几个人谈笑风生,都说前段机关上那些材料都是逼、供、信搞出来的,刘子光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还说,矿院的两派红卫兵在北京矿院为工作组问题发生了冲突。上边已经成立了“平反办公室”,出头的日子快到了。其中,有一个处级干部说:“人家家属院里退休的李老头就是有胆量,他说:‘说刘子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看就不是。不信你们等着瞧,扣人家的工资一个也少不了人家的。’”
他说着说着对着我来了:“你这个黑话专家刘炳南,你编造的那些东西有鼻子有眼的,到时你可得说实话……”我听了这些话很不入耳,心想,前不久你们不是揭发“爆炸性材料”最多的人吗?我回答他们说:“不用到时,现在我也说实话。我揭发的事,件件与我相关,件件都是实事。我的责任我不推卸,别人的错误也别否认。”
他看我较了真,连忙说:“你们下边的事我不知道,你们下边的事我不知道……”一个个没趣地走了。我很纳闷,这是怎么了?他们自己解放自己了?下一步又会出什么事?这文化大革命……
晚上我回到家,心里翻江倒海。这是怎么一回事?是前段“文化大革命”搞错了,还是“牛鬼蛇神”反攻倒算?当夜我去给党总支书记回报,他要我明天再给党委主持工作的那位副院长回报。
这夜我多半时间是在分析形势,日记本上写了好几页。第二天一早我就到那位领导家,向他回报了我的所见所闻。出乎我的预料,他的表情淡漠,显得很无所谓的样子。这一来我就更不解了,这“文化大革命”真是太复杂了,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前途是什么?让人永远也不知深浅。
毛主席让我们到群众中去,经风雨见世面;这风雨世面五花八门,变幻莫测。我还是老老实实去劳改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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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后的斗争”

文革中的中国社会,像个小孩子玩的万花筒,谁也猜不透什么时候里边会变出个什么花样来。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新成员陶铸,1966年年底前,一到了北京就成了核心人物,大家感到突如其来。可是红了没多久,刚过了年又要打倒陶铸了。据说他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刘、邓”变成了“刘、邓、陶”。前几天学校的两派红卫兵还互相指责:“攻击陶铸没有好下场!”现在又互相扣帽子,说对方是陶铸的吹鼓手。
这时,我又从大字报上看到,江青说时传祥是个工贼。他不就是北京市那个挖大粪的工人吗?当了劳动模范后,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过他。他和刘少奇握手的大照片一时传遍了大江南北,很使人羡慕了一阵。这次他可能又沾了刘少奇的光,因为江青同时公开点了刘少奇的名,还说可以到中南海给刘少奇贴大字报。江青出来说这个话,这意味着什么,一般人也都能看出来了。
就在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学校里两派革命群众的情绪也越来越冲动,特别是“红旗公社”的人,他们在以革命的名义为所欲为。他们控制的广播站,天天都在大张旗鼓地攻击“指挥部”,宣传上占了很大的优势。眼看着“主义兵”这一派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
政治是不可捉摸的,谁愿意争风头让他们争去,我还是糊糊涂涂地混吧!可是偏偏有人连糊涂的平静也不让你有。树欲静而风不止,两派的斗争也到了我的家里,我的妻子参加了系里一个红旗公社的下属组织。我在劳动改造,参加什么组织也不会有人要,不过说实在话,什么组织我也不想参加,我是个党员干部,臭就臭吧,参加什么“群众组织”呢?不过我的思想是倾向于“主义兵”的。我们一家两口的观点不一致了,两人在家里经常辩论,谁也说服不了谁,好在我们还能和平共处。
67年元月7日的早上,校园里的气氛有点诡谲,到处传说昨晚发生了大事。说是“指挥部”的人抢了一直由“红旗公社”控制的广播站,还抄了几个不同观点的教师的家。这次是从上一层楼凿穿了楼板进入广播站的,还打伤了人。受伤的学生都是“脑震荡”,住进了离学校很远的和他们同一个观点的医学院附属医院。公社的社员们义愤填膺,强烈要求省公安厅逮捕凶手,坚决镇压反革命。他们不但在全院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大街上也随处可见。学校里又紧张起来了,这天我去交党费,几次都没找到人。
到了晚上,其敏被叫去参加活动,可是直到第二天早上四点才回来。她说,昨夜红旗公社的人,把省里分管学校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刘秉琳、省公安厅的厅长和一个副厅长弄到学校来了。首先要他们承认,揪他们来是革命组织的革命行动,他们承认了;又要他们肯定“主义兵”和“东方红指挥部”是反革命组织,他们不表态。可是公社的人抓了几个指挥部的“打人凶手”,却被公安厅的人带走了。“红旗公社”还在全校戒了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闹了一夜。
天亮以后,“指挥部”一派的人大批赶往公安厅。两派斗争紧张,劳改队没人管了。我偷着到公安厅去看了看,沿途的墙上贴满了打倒刘、邓的标语,公安厅大门口外的街上挤满了人。我还看见,不知那个单位的造反派正弄着一个公安厅的副厅长游街,胸前的牌子上写的名字是薛雷。我还看了一张江青讲话的大字报,说的是合同工、临时工都是资本主义的,是分化工人阶级队伍,见钱不见人等等。我回来的路上又看见一队红旗公社的人匆匆往市里赶去,不知又有什么紧急任务。我怕他们看见急忙躲到一边。
那两天,学校里两派的主战场似乎是到了校外,学校里白天静悄悄的,可一到晚上又紧张起来。9日晚上,两派又公开武斗,从院里打到街上。每到这时“红旗公社”总是占上风的,一是他们的人多,二是他们的队伍骁勇善战。
听说这天晚上公社的人又抓住两个“主义兵”,说他们是凶手,要用汽车送公安厅。“指挥部”的人去拦汽车,不但没拦住还伤了两个人,一个被车碰破了头,一个轧坏了脚。眼看着“指挥部”的人是屡战屡败,有点顶不住了。
第二天,“指挥部”有更多的人去了公安厅。我在公安厅大门口的墙上看到了矿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发表的“告全市人民书”。他们提出了四条要求:一、立即释放被捕的学生;二、惩办这次政治迫害的幕后指挥;三、处理参与迫害他们的刘秉琳(省委副书记)、李秉政(公安厅长)、薛雷(公安厅副厅长);四、向全国说明真相。据说他们8日开始有二三百人进入公安厅的院子里静坐,要求公安厅答应他们的条件,可是没人理会,从9日早上6时,静坐的一部分人开始绝食了。
据前去看望的人说,绝食的地点是在公安厅的一个大房间里,有学生也有教工。我的身份使我无法进入现场看个究竟,只是躲在大门口的人群中,看到两派的人在一堆一团地激烈辩论。还听到大喇叭里,公社的人在声嘶力竭地宣传矿院保皇派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到处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红旗公社”的占多数,内容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无理绝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疯狂反扑!”、“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绝食是个大阴谋!”还有一张大字报说,其中一个被抓的学生是“济南红卫兵师的政委”……也有指挥部下属战斗队贴出的“坚决支持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反迫害的正义斗争!”、“公安厅抓革命者助长了反动气焰!”一类的标语和大字报。那里气氛紧张得令人透不过气来。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绝食,还是给了“红旗公社”以很大的压力。他们除了在绝食现场大造舆论、派人去北京介绍情况之外,元月11日,他们还在学校大礼堂召开了“揭发批判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贯彻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大会”。外单位来了好多人声援,礼堂里坐不下,院子里还有很多人。据说,在大会上发言的除了矿院的人还有市立第四医院和省二院的人。说是省委副书记刘秉琳、省公安厅厅长李秉政、副厅长薛锐、《大众日报》的副总编都到场了,还到了好多记者。造的声势很大。
矿院的绝食事件轰动了全城。省公安厅这时已经成为任人出入的公共场所,楼上楼下都是走来走去的人,可是看不见穿警服的公安人员。公安厅大门外的人更是越聚越多,其中还有一帮人,在地上拖了公安厅的大牌子,呼着口号在公安厅的大门口转来转去。我看到过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写的“砸烂一切国家机器”的文章,对此倒也并不吃惊。我内心里对公安厅的做法感到不妥,我对矿院两派人的秉性是有数的。
这个时候的济南市,整个社会都在激烈地震荡着。大街上人潮汹涌,人们在谈论着各种各样的说法。
上海传来的消息是,上海的造反派夺了市委、市府的权;11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发表了《告上海市民书》,中央还发了贺电支持;《文汇报》也被造反派夺了权。
北京传来的消息是,刘少奇的子女揭发刘少奇,连他爱吃蛋黄还在流着的煎鸡蛋也成了罪状;王光美被清华的学生弄去批斗了;邓小平在写检查;还有毛主席的第二张大字报等等。
各地传来的更多的消息是工厂停工、铁路停运、轮船停航、码头瘫痪,许多城市开始停水、停电。这些消息,使济南市的造反派进入了亢奋状态。
两天下来,矿院参加绝食的人数越来越多,有些去探望的教师也留下参加了,听说还有外地来串连的学生,总共到了百多人。校内公社的人对绝食的说法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奇了:有人说他们轮流出来吃饭;有人说他们早就准备了大量的饼干,济南市的饼干让他们买光了,现从上海进的货;有的说外边有人偷着给他们送包子。“红旗公社”成立了“绝食报导站”,不断出《参考消息》揭露假绝食的大阴谋。也有人出主意,组织一些人去把绝食的人抢出来。听到、看到这些使我对“红旗公社”很气愤;认为他们无人性,太无耻。
到第三天上,红旗公社还在校内召开了声讨会,会上公布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罪状是:保煤炭部、保省委、保院党委、保工作组、整中央文革的黑材料、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等17条罪状,总之是罪大恶极。
绝食到第四天上,已经有20多人昏迷送进了医院。可是他们只让打针拒绝吃饭,清醒之后,还坚持要再回到绝食现场去。现场的人在唱《国际歌》,许多去探望的人都哭了。院党委的人在劝说他们先进食再说事;公安厅的人则在抓“幕后黑手”。还听说被抓的三个学生从公安厅送进了看守所,还拿走了他们的腰带、鞋带。
后来,公安厅的人不准与矿院“主义兵”相同观点的人再进入绝食地点;“红旗公社”的人也不再发《参考消息》了,而是在公布他们被打伤的人的病情,还有各种版本的“北京来电”。这时,在我的家里只有焦虑没有争论了。
我们劳改队的人坐不住了,这是我们的学生,真出个事可就太让人无法接受了。
元月13号的清早,我们劳改组的几个人聚到一起商量办法。有什么办法呢?要我们这些“黑帮”出头,事情只会更复杂,只能想一切办法向上反映情况。我们先起草了一份给中央文革的电报稿,让劳改队里那位目标比较小的体育老师到长清县去发。我一个人偷偷地溜到济南军区去反映情况。接待我的那位军官说,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过他可以向上级回报我所反映的情况。接着我又壮着胆子到公安厅去,首先声明,我是矿院正在劳改的“黑帮”,接着向接待人员提出了我的五点意见,总的意思是现在不能激化矛盾,让人吃饭是第一位的。
这时,公安厅门口聚了数千人,有的在辩论,有的在听别人讲什么,有的在看大字报,人头攒动,群情不安。我想,这时从各种角度向上反映情况的人一定不少。
到了元月14号,听说北京某负责人来了电话,军区也派去了医生。通过各方面的工作,晚上九点绝食的师生开始进食,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坚持到最后的一批人中就有院学生会的主席孙茂英。七天的绝食使他们的生命到了极限,到医院打了两天吊瓶后才能吃些流汁。可是我又听说,“指挥部”派到北京去的代表打回电话来,要绝食的人坚持别进食,说是“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我们劳改队的人都不以为然:“这是个什么人,他不怕死人吗?”
这一场冲突真是惊心动魄。后来的几天,看到”红旗公社”几个善于摇唇鼓舌耍笔杆子的人写的那大字报,信口雌黄无奇不有。这都是大学生,多么可悲。
元月16日,传来谢富治的北京来电,说绝食是不对的,人抓的对,没放也是对的。很快公安厅大门口贴出了“公安厅革命造反派”对绝食人员的“勒令”,限他们在中午12点以前退出公安厅。旁边还贴着省级机关、济南红卫兵指挥部等9个革命团体支持的大字报。
看来,矿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组织的这次绝食斗争,是以“错误”和“不受欢迎”而结束,可以说他们是一败涂地了。
这时各地的“公、检、法”大都被砸烂了,社会行为失去了最后的约束,全国各地都纷纷传来了武斗死人、伤人的消息。中央只好公布了个“公安六条”。“文化大革命”已经没有一点文化气息了。
这时,矿院“东方红指挥部”出现了瓦解的迹象,首先他们在教工中的组织一个个宣布解散了,他们的不少师生又开始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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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的恐怖

自从1967年元月16日,“指挥部”一派的人绝食斗争失败之后,“红旗公社”就在山东煤矿学院占据了统治地位。矿院的文化大革命自此开始了一派掌权的时代。
“新政权”上了台,必然要镇压反对派巩固自己的统治,一种新的恐怖笼罩着全院。它还不是法西斯对人民群众的白色恐怖,当然也不是工农起义对地主资产阶级的红色恐怖,要说,它只能算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紫色恐怖。说它是“紫色恐怖”,是因为当权者是“最最革命”,个个红得发紫的。他们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只要不是和“红旗公社”一派或相同观点的人,都感受到了它的威胁。
胜者王侯败者寇,这时“红旗公社”大权在握高高在上,发出了号令,要求所有参加“指挥部”的人彻底揭发内幕,否则就是“假革命”。在绝食结束的第四天,公社还发布了“责令院党委抓好学校具体工作”的六条指示,俨然成了矿院的最高权威,院党委成了它的下属部门,基层党组织就不在话下了。
他们接着就召开全院大会,为许多在运动中打成“反革命”的师生平反。20几个黑帮被揪上台戴高帽子、罚跪向他们谢罪。这次会上,刘子光被打得在台上乱滚,散会后还在路上围着打,我也被一个红卫兵用铁丝打了头。可是,这些人是怎么被打成“反革命”的?我毫不知晓,再说,他们今天早已经都是八面威风的大人物了。对于对立面的头头,一个个批斗,逃走了的派人到处追捕。机电系的“红旗公社”组织,首先批斗参加绝食的教师,还让他们戴了高帽子游街。
掌权者对我们劳改队也要“加强管理”了。“工人造反队”给我们开了会,要我们从元月20日开始“正规劳动”。我们“二类”的人员一天劳动6小时,学习两小时,还发给了工具;可是我们组原来的十几个人,只剩下9个了,而且全是党员干部,其他不是党员干部的人,都随着这一场大动荡自己解放了自己。
接下来的是工作组为他们前段的检查翻案,说那些检查都是“省委给他们定的调子”。在北京的检查是“省委驻京办的负责人授意的”。历史总是胜利者写的。
胜利者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对“指挥部”的人接着展开了全面的大围剿。在“大批判”中,不少“指挥部”的人倒向了“红旗公社”。有的人还揭发,说省委在学校派有“秘密联络员”,通过指挥部中的教师和干部子女控制“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搞垮红旗公社;这让人感到有点离奇。尽管指挥部的很多人出来卖力地表白,可是公社的权威人士却说,只有四个人是真造反,其他都是假的。
不过看来“东方红指挥部”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并没有完全被消灭,有人还在私下里进行活动。据说还在外边联络了13个革命组织,在院内贴出大标语“矿院必须大乱特乱!”、“真正的革命左派团结起来!”在市内也贴了不少大字报。公社则继续在全院、全市大搞宣传攻势。到了元月22日,公社干脆派人抄了“指挥部”的办公室,说是抄出了黄金、银元,还有两把匕首。我看到从这开始,“指挥部”的头面人物出来都戴口罩了。
与此相反,公社的领导们个个笑逐颜开弹冠相庆,出门要坐小汽车了。“红旗公社”属下的各战斗队也都神气起来,他们的烤火柴,也要我们劳改队负责供应,劈得不好还要挨训斥。听说他们出去串连的学生还打电报回来,勒令院财务处给他们寄多少钱,否则“小心狗头”。这时,满院都是戴“红旗公社”那红色搪瓷牌牌的人了,他们个个昂首阔步意气风发。
全国的形势发展更快。看看院里的大字报,什么骇人听闻的说法都有:中央有个“刘少奇、邓小平、陈云三驾马车的修正主义体系”;朱德被说成是个“老混蛋”,说他从井冈山时代就一贯反对毛主席,解放后更是每到关键问题就唱反调;贺龙被揪出来了,说他是个土匪,要搞军事政变;还说罗瑞卿、薄一波都自杀了……至于下边各地方、各单位的党委,不用说都是黑的。那些先进集体、劳模,包括全国的时传祥、张百发,济南的李德训等等都是假的。党员假的也不少,据说清华大学占了多数,总之,似乎过去一切好的东西都是坏的,都要打倒重来。还有个说法是,资产阶级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要彻底革他们的命。
林副统帅要造反派发扬“五敢精神”革命到底。陈伯达说,违背中央指示就是假革命,有阴谋的就是反革命,现状维持派是不革命。
全国的报纸电台都变了脸。1967年元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各地的报纸满版都是对运动的报道;各地的电台都军管了,停播地方节目,统一转播中央台的内容。原来电台“各位听众”的称呼,这时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似乎不革命的人不准听了。
到大街上看看,目光所及几乎都是大字报和看大字报、抄大字报的人;到处都是撒传单和抢传单的人;到处都是激烈辩论的人群,其中有不少抱了孩子的妇女和小脚老太太;还有一个接一个低着头上戴了高帽子、手里抓着稻草的走资派游街的车队。这史无前例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景象大概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是形势大好的表现。我从没见过如此壮观的革命场景,虽然我已经成了革命的对象,还是被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不过,听说北京有人成立了“中国红旗军”、“全国工农兵夺权司令部”,要夺中央的权,还扣了公安部的一位副部长,这又使我有点疑惑不解。
“红旗公社”乘热打铁,元月24日,组织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到省里的珍珠泉礼堂召开大会,批判“指挥部”组织的绝食;揪斗绝食事件的“幕后黑手”采煤系的党总支书记。这可实在是冤枉他了,我虽不知道内幕,可从他前段运动的表现来看,他是绝对不会出这个头的。那时,时兴上演“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把戏。群众斗完了之后,是总要给失败的一派找个“后台”来背黑锅,也更显示胜利者的正义。
上台戴高帽子陪斗的有省委副书记刘秉琳,省公安厅副厅长薛锐,院党委主持工作的吕德甫等十几个人,还从看守所把三个被捕的“打人凶手”揪来到台上示众,这几个学生却毫不畏惧地高呼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大会之后,公社的人和许多支援单位一起,在全市组织了大游行。被游街的干部有几十个,汽车二三十辆,轰动全市。事后还把省委分管文教的副书记刘秉琳,押到矿院写检查。
随着中央决定军队要到地方参加文化大革命“支援左派”,山西省的造反派夺了省委和省府的权;《人民日报》号召全国夺权,军队要支持。于是矿院“红旗公社”宣布:“自 1967年1月24日22点起,山东煤矿学院的党、政、财、文一切权力归红旗公社”。他们把“夺权公告”在院内和市内到处张贴,同时还抄了一些人的家。
“东方红指挥部”贴出大字报表示不承认,他们先是为抢夺食堂的账册,与公社的人起了一阵小冲突;后来又到招待所揪正在写检查的刘秉琳,造成刘秉琳休克住进了医院。指挥部的这些小动作,都无关大局了。
1967年1月26日,我看到了院党委的布告:“支持红旗公社夺权,要求各级干部服从公社领导恪尽职守……”公社的下属组织也夺了各系部的权,对原来各系的领导,有的安排管理杂务、卫生,有的看大门。院工会主席牛珍堂不听招呼,被公社逼迫院党委撤销了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他是矿院受到这种待遇的第14人。没过几天,“红旗公社”干脆宣布,“今后党员开除党籍由公社审批。”许多干部,纷纷贴出大字报表明臣服。
我们劳改队的人倒省却了这些麻烦,安排工作的事不会想到你,个人更用不着自作多情地出来表态。可是,对我们的管理严起来了,不断有人来给我们训话。有一天来了一个“造反派”,对着我们大骂共产党员。想不到我们队里的一个老教师和他顶起来了:“共产党员再不好也比你们造反派强。到末了还是要共产党领导你们。”把那个人的鼻子都气歪了。可是这个老教师我们原来还认为他是个落后分子,怀疑他在教师中组织黑帮小团体。可见我们的工作确实有不少误区。
我还听说,有的老教师我行我素,顶着压力搞自己的科研。这些人的表现比我这个共产党员好多了。
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雪,似乎是意味着一切都尘埃落定了。我看看上边、看看下边,只能承认,我的一切看法、想法都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就在这时,省委宣传部长张明和前《大众日报》负责人出面检讨,说他们树的山东煤矿学院这个“红旗单位”是个假典型,这就更证明了造反派夺权的正确。从此矿院进入了一派掌权的时期。
不过,这一派掌权是又经过了一番大折腾才稳定下来的。就是稳定下来之后也有不听招呼的。再说,这稳定也是在一个暂时没有喷发的火山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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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动魄的大决战

虽说山东煤矿学院的大权,已经牢牢地掌握在“红旗公社”的手中了;可是这个时候的山东省,特别是济南市的两派斗争还没有分出胜负。以“山东省革命工人造反联合会”(简称山工联)和“山东省红卫兵造反总联络站”为一方;“山东省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山工总)和“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简称红山指)为另一方;他们在济南市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山东矿院的两派也各倒向一方。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进入了山工联的体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山工总是一伙的;他们为什么有不同的投靠,我说不明白。
两大派系又在山东各地积极发展下属组织,还在上边投靠全国有名的造反组织,在外地联络同盟军,两派对垒不共戴天。我听送我女儿来济的弟弟说,“联合会”和“山大主义兵”在潍坊市的势力就很大。
在济南市的两所规模最大的大学,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学院的红卫兵又各自支持一派。山东大学(前段自己造反改名为“鲁迅大学”)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支持“联合会”和“联络站”,他们占领了省委大院;山东师范学院的“文革串联红卫兵”支持两个“指挥部”,进驻了省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区。两派都说自己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正的造反派,为争名分磨擦不断。包括赫赫有名的“北京红卫兵三司”在内的,外地红卫兵驻济南的人员都站在山大的一边,说他们是“老造反”。
1967年的 1月24日,两派上万人武斗,设在原山东省总工会办公大楼的“山工联”总部被砸,矛盾发展到了白热化。
1月31日,两派商定在济南市内设八个点,进行公开的大辩论。可能“文攻”发展成了“武卫”,最后公安部门介入了。“山工联”说公安人员偏向“山工总”,武斗中抓了他们的人,于是当夜冲了就在他们总部隔壁的省公安厅。公安厅说“山工联”的人冲了档案室、武器库,抢去了一些档案,便把“山工联”定为“反革命组织”,还要抓他们的头头,传单上的时间是1967年2月2日。
1967年2月3日,在听到毛主席支持上海市的夺权之后,山东省以青岛市的一位造反副市长王效禹为首,联合了25个群众组织两千多名代表,在济南八一大礼堂开会,成立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并宣布正式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还给毛主席发了致敬电。
由于这次行动把山大的一派排除在外,他们的人就上街贴大标语,表示对这个夺权不承认,还把矛头指向省公安厅。许多“山工联”的地方组织因此被砸,济南市的“山工联西部分会”办公地点被砸时,凑巧,山大在那里串连的一个叫孟昭风的学生死了,怎么死的不得而知;这就变成了一篇大文章。又有传言说“鲁大主义兵”被打死了好几个,有的还是被解放军用枪挑了。“死难烈士永垂不朽!”的标语传单随处可见。济南市可就热闹了。
第二天两派的人都上了街。这时矿院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东方红指挥部”也集合了几十人,打出了原来藏着的大旗和标语牌,同仇敌忾地上阵了。这天“北京三司”等北京、沈阳、哈尔滨25所大专院校红卫兵驻鲁、驻济组织,联合发出传单,支持山大和“山工联”。晚上有大批的工人学生上街游行,高呼“工人联合会是革命组织!”“揪出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血债要用血来还!”“向鲁大的同学学习,向鲁大的同学致敬!”等口号,情绪激昂,其中也有矿院的人。
一到形势紧张的时候,劳改队就没人管,我们也上街看热闹去了。我还乘机去买了一个小收音机,可是各个电台播放的内容几乎都是一样的。
2月的4号和5号这两天,济南市的大街上到处挤满了人,特别是公安厅和百货大楼前;那人,不只是济南市的,还有许多外地来的。我从那些扎了席棚的大汽车的标志上看到,其中有张店新华制药厂和南定501厂的,这可都是山东省的一些大工厂。他们见到穿公安制服的人就质问:“为什么山工联是反革命组织?”有的人胸前还戴着白纸花。我看到原来被砸烂了的“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的大牌子,又换了一个新的挂到了公安厅西边的楼门口,上边还披着红绸、挂着红花。大门内外贴满了支持的大标语和申请加入联合会的大字报,其中还有一幅很大的“打倒李耀文!”的大标语,听说他是山东省军区的政委。
这天在济南市内,有一张《北京来电》的传单,印刷精致,到处散发,人们对它议论纷纷。我也得到了一张,内容是“特号喜讯  北京来电  中央文革小组已经了解了济南的情况,中央文革小组对济南的情况感到非常痛心。中央军委决定:派海、陆、空三军调查团,并派首都第三司令部代表团、中央文革调查团到济南来。中央军委命令:济南军区不要再抓人了。济南军区已经进来了,事情就好办了。中央文革小组密切注视济南事态变化,要求革命同志及时把济南情况汇报给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  山东省文艺界野战兵团转达  1967年2月3日晚18时45分”。
这张传单的内容,无疑是反对“2•3夺权”的,似乎外地大学驻济南的人也都支持这一派。我还听几个人议论,说1月31日晚上公安厅是耍了阴谋的,他们有意将档案室和武器库的门开着借机栽赃抓人。联合会的人还为此向他们提出了抗议,要求公安厅的人写文字证明,承认他们没有拿武器和档案云云。
2月5日上午,两派都开了几万人的大会,大会的会场一东一西;军队支持夺了权的这一派在西边的八一广场;另一派在东边的省体育场,会后都举行了全市大游行。
一支游行队伍浩浩荡荡从东往西走,前边是一辆插着“打倒李耀文”标语的摩托车开道,队伍里有一辆汽车上装着孟昭风的棺材。在我看到的地方,他们受到了沿途群众的同情和欢迎。
另一支队伍从西往东走,前边是上百辆的军车开道。那卡车的驾驶室顶上还架着上了子弹的机关枪,车上的士兵也是紧握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我见到有些街上的群众高声大骂车上的人“支一派压一派,没有好下场!”有的还高呼“打倒保皇狗!”“打倒奴隶主义!”车上的军人则以“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口号回敬。我听到路边有个中年汉子气愤地说:“我要不是想想家里有四个孩子,真想一头钻到军车底下让他们轧死算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解放军和群众的对立,感到有些悲哀。
这一天,《大众日报》发表了社论:《粉碎反革命逆流捍卫红色新政权》;天上还有飞机在撒传单《紧急辟谣》。我也捡了一张,内容的全文是:“紧急辟谣  ‘山东文艺界野战兵团’二月三日散发的《北京来电》是反动传单。二月四日上午八时四十五分,军训部‘三猛战斗队’孙永发同志将‘山东文艺界野战兵团’印发的《北京来电》(传单)的全文向全军文革姜靖飞同志作了回报,请示澄清事实真相。经姜请示和查对,于九时零五分答复:军委没有此命令,全军文革不知此事,如果有命令也一定会首先下达给济南军区,军区领导机关既然没有接到,就说明没有此事。  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济司捍卫毛泽东思想三猛战斗队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
看了之后我是一脑子疑团,文革以来,这类的传单把戏看到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可是,还没有哪一次说它是反革命的。今天这情形让人不安,革命和反革命竟是这样的令人难以捉摸。
可以说全市的人都被卷进了这革命的洪流,谁也没有心思干别的了。2月9日是春节,2月4日上午我想去理个发,可是排了个123号,到半夜也理不着。直到过了春节我才完成了这个任务。
在济南市内,对立两派的大字报、大标语到处都是,特别是在济南军区附近的街上。我看到有一份大字报是列述“山工联总部十大罪状”,似乎是帽子很大实质内容不多。又看到一伙穿军装的人,贴了一幅大标语“杀进济南军区,揪出济南军区一小撮混蛋!”
这时省公安厅仍然随便出入,只是在大楼门口站着一排解放军不准进入,大门以外则像电影院才散场,摩肩接踵的人群,或辩论或围攻,气氛紧张,“三军调查团”已经到济的消息还在到处流传。
这时节的山东矿院院内,“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一派在宣传上又占了优势。满院的大标语“红旗公社一小撮打手没有好下场!”、“红旗公社的革命同志何去何从快快决定吧!”、“欢迎矿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去造保字号修字号的指挥部的反!”……还有许多支持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支持工人联合会和“打倒杨得志!”(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打倒李耀文”的大标语。他们还到处张贴题为“警报”的大字报,说“红旗公社”正打算退出“红卫兵指挥部”,钻进革命队伍中来,要大家千万注意云云。除此之外,他们还用醒目的红、黄纸书写了“革命造反司令部”、“卫东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接待站”等标志,贴在自己住的楼门口。
在院内又见一堆堆的人群,声嘶力竭地辩论,就连和“主义兵”一伙的矿院附小的红小兵也活跃起来了,我看见他们在讽刺戏弄“红旗公社”的两个女大学生。支持“主义兵”的还有北京外贸学院来串联的“东方红公社串联队”。这当口没看到“红旗公社”有什么大动作,只是通知开紧急会议,听北京的情况介绍和研究重要问题。山东的夺权三四天过去了,中央还没有表态。院内的空气紧张而诡谲。
形势的变化令人猝不及防。2月7日,济南市内大变脸,公安厅戒严了,隔壁“山工联”的大牌子又成了一堆碎木头,在院内墙上贴的是一张张宣布退出和揭发“山工联”的大字报了。街上的大字报和传单也都变了内容,“打倒联合会总部!”、“坚决镇压反革命!”之类的大标语到处可见。“首都三司驻济南联络站”承认了错误,还在《大众日报》上给省革委发了贺词。原来是2月7日,王力、关锋代表中央文革,接见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等组织的代表,对他们的夺权表了态。
到了2月8日,驻济解放军,组织了几百辆军车上街游行,连没见过的大炮都拖出来了。天上还有飞机编队飞行,真正是轰轰烈烈、威风凛凛。再看看矿院的院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们刚贴出不久的大字报、大标语,都被用粗笔、黑墨打了╳。那些办公室的标志也都被黑墨涂盖了。可是我在院内还看到了一幅大标语,写的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敌人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1967年的春节过的可是够革命化的了,全市都没有放假;省里的电台在反复播送山东的夺权文件;矿院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贴出了“向真理投降,向人民请罪”的大字报,听说还交出了大旗和袖章;“红旗公社”接到省里指挥部的指示,早上4点派人去山大抓人,给的任务是抓四个。
这时再到大街上看看,“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大牌子挂到了原省委大院的门口,报喜的、请罪的队伍不断;公安厅的大牌子披红戴花,两边站了好多的兵;解放军的宣传车满街转游。
年初二,济南市举行了盛大的荷枪实弹的民兵大游行。大街两旁到处可以看到名称不同的,倒着挂的“打了╳╳”的牌子和胜利者缴获的一串串对方的红袖章;还有被追赶的人在狼狈奔跑……。
没过几天,41个省、厅级单位的领导发表声明,“拥护红色新政权”。
这次是真的胜负分明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矿院从此再也没有翻身。以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会成立时,“矿院红旗公社”的头头成了省革委委员,“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头头也当了省里的“红卫兵指挥部”的要员。他们大概都算省部级干部了不?虽说都叫“勤务员”、“服务员”,据说这名字是毛主席起的;其实谁都明白,他们就是省里的新首长,而且他们都穿上了崭新的军大衣。他们中,几个主要人物都是我们采煤系的学生,不过我没有资格感到荣幸,因为他们现在看我的眼光都是向上45度角的;我早已甘拜下风,如今更是服伏在地。
由于67年3月7日,中央通知外出串联学生20日前返校,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多了。
有了人就可以干革命了,3月27日,采煤系革委会成立,让我做了4次大会检查,还是得不到造反派的信任。
之后是院里的干部“大会亮相”,到了4月3日,矿院以“红旗公社”为主,热热闹闹地成立了“山东矿业学院革命委员会”,当然也少不了几个“革命干部”参加结合。来参加祝贺的单位中少不了省公安厅。
到了4月8日,矿院“毛泽东思想”、“八一八”、“革命左派”等一派的红卫兵又举行了“会师大会”。
革命成功了,拳头里边出政权,矿院的这次改朝换代完成了,下一步的任务是“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他们庄严宣布:以后再成立的群众组织就都是“反革命”的了,一律要“勒令解散”。我还见到有的矿院红卫兵战斗队贴出“通令”:“宣布刘子光发展的党员一律无效。”“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革命造反司令部为反革命组织。”

大字报的副产品

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武器,大字报,在矿院校院里曾经气势汹汹,无所不在、无所不为,发挥了无比的威力。一派稳稳掌权之后,院里的大字报也就不多了;让我们插空说说大字报的事吧。
大字报并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才有的。1957年秋,我参加工作不久,山东省淄博矿务局龙泉煤矿在开展《两参一改》运动时,矿党委就发动群众写过大字报。那时,职工对用大字报表达意见很不习惯,“有意见找领导说说不就完了,还写出来让大家看什么?”既然领导号召,大家也写了不少。
一开始的大字报都是对事不对人,有时涉及到人也都很客观、有分寸。后来出现了针对人的大字报,群众对这样的大字报的态度是很不屑的;“大字报,瞎胡闹。贴出来,吓一跳,过三天,就无效。谁写的,找谁闹。”就是当时有名的民谣。
“文革”时期当成了口头禅的“四大”,实际上也是1957年就有了的。不过使我至今不解的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实际上只有三大,因为大鸣、大放是一回事,何以举国上下至今有关资料上仍称“四大”,不知奥妙何在?
山东煤矿学院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还是在院党委的领导下。起初那大字报的内容是批“清官论”、“让步政策论”、“有鬼无害论”、“合而为一论”……都是些长篇大论的理论文章,是从报纸上抄的,不涉及院内的人和事,引不起人们重视。后来“搞对敌斗争”,是对准几个“老运动员”,记得有老右派、“历史反革命”什么的;是党委布置任务,各部门组织写作班子,也都是长篇大论,可写的都是一些人所共知的老问题,无非是重新上纲上线。
就是这样的大字报,当时也还是“对内不对外”。开始是贴在几个大合班教室,后来在食堂的餐厅,扯上绳子,一排一排贴起来从房梁拖到地上,像染房里晾的布。各单位还要组织师生当任务去看,实在没有多大意思。
后来“省委工作组”进院了,自己说是“毛主席派来的”。他们“要揭开院党委盖子”,而且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据说这话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这下真如变魔术一般,那大字报的内容和方式突然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方式上不再“内外有别”,一下就铺天盖地贴满全院了。开始是在墙上,墙上贴满了就在路两边扎上大席棚;席棚也不够贴了就贴在地上。因为贴大字报是“革命行动”,在那种红色激流中还有谁不积极革命?夜以继日地写大字报是有革命积极性的表现。一天一人写上百张是平常事。没有事也要找点事、编点事、造点事来写。大字报是越来越多再也没有地方贴了,于是就前边贴后边盖。由于周转太快,有的刚贴上就被覆盖,于是开始在大字报上注明要保留几天,有的甚至于写上“谁覆盖革命的大字报谁就是反革命”,那也没有用处,谁都在“革命”。
可是,这种号令在“走资派”和“牛鬼蛇神”身上是有用的。把大字报贴在领导干部办公桌椅上、床铺上、饭桌上,他们见了像迷信的人见了道士画的符,实在是吓人。动了,那可不得了,还不知会惹来什么大祸;再后来,竟有人把大字报贴到人的身上。
这时全国城镇都成了大字报的天下。这时北京、济南等大城市的大街上,有墙壁的地方就有大字报,再不讲“内外有别”了,什么老底都揭出来。外国记者要什么新闻都有,有些大字报的内容都上了苏联的《真理报》、美国的《美国之音》。
写大字报的纸开始还是用白纸,后来变成了包装纸,因为用量太大,学校曾用汽车去拉。最后没有别的纸可用了只能用报纸,新的用完了用旧的,旧的用完了用老的,图书馆存档的老报纸也都搬了出来。食堂专门安排人用大锅熬浆糊。到街上贴大字报,那浆糊都是用三轮车载着大桶运送;听说冬天的东北简单,直接往墙上泼水就能把大字报接着冻结在上边。
进入了高潮的大字报,内容无所不包,文体不仅有论述文,还有章回小说、诗、词、歌、赋、对联……
大字报进一步的发展,是就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出“专栏”;全面系统揭老底,一贴就是一山墙,图文并茂煞有介事。有的还出专人的大字报汇编,我有幸被出了“刘炳南黑话集”,那是我平生第一部面世的“作品”,实在是荣幸之至,可惜的是只出了一集就不出了。我曾保存过一本,后来几次搬家不知去向了,真可惜;我想这个集子在今天的文坛上定会成为奇书,卖个几十万本也未可知,就是拿到古董市场也定是奇货可居。
想当初,那大字报真正是风起云涌、波浪涛天,堪称是人世间空前绝后的奇迹,不知吉尼斯世界大全上收集了没有。
在矿院,工作组进院后,开始的大字报绝大部分是学生贴的,主要目标也是与他们接触最多的学生工作干部;我作为一个基层学生工作干部,首当其冲是必然的。当我看到第一批涉及自己的大字报时,是有点身上冒汗心里发毛的。当时自己也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的工作有缺点、有错误,应当好好听取学生的意见认真改正;自己还有意写大字报检讨自己的错误。因为那些大字报,虽然话说得有点不客气,其内容基本上还是事实,或者说还有点影子,再说那口气还是把你当 成老师至少是同志。
像一场台风吹来,形势转瞬之间就变了,你不再是老师、同志,你是“黑帮”、“走资派”、“三反分子”……总之是“阶级敌人”。我还有个专用的帽子“黑话专家”,那更是臭不可闻。
对待敌人的态度是“革命”,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于是那大字报的内容也就五花八门、子虚乌有、胡编乱造了。这大概是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精神而为,你能造这个我就能造那个,反正“革命无罪”。当有人对一些离奇的情节表示质疑要求核对时,还会遭到“你还想保刘炳南?”的训斥。
只要有人写就会有人信,昨天还在被掌声和笑脸包围着的人,突然成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学生的刽子手”,是“伪君子”,是“特务”,是“罪恶滔天、十恶不赦的坏人”。开始看到这些东西我感到惊奇、愤怒,无法理解。后来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无需解释,也无法解释,不过,自己确实存在的缺点错误,也被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淹没了。你怎么能说明白?听之任之,随它去罢;就当上边写的那个刘炳南是另外一个人。
看到这些东西,起初,有些机关干部和教师还真认为学生工作出了大问题,可能是我这个中专生水平太差造成的,于是对我冷眼相待甚至于鄙夷不屑。及等革命革到他们头上的时候,那揭出来的问题与我相比毫不逊色,他就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尤其是那些领导身边秘书之类的“亲信”杀的“回马枪”,把那些“黑幕”、“秘闻”编得天衣无缝、淋漓尽致,使人不能不信,那杀伤力就更大了。于是整个干部队伍几乎是一团漆黑,洪洞县里没有一个好人。整个学校里,人们的形象来了一个大颠倒。
中国人是有创造天才的,大字报这个宝贝,我们是绝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可惜出不了口;大概不管什么主义的国家,都不会喜欢这玩艺儿。当年在中国它可是野心家、阴谋家、拍马钻营卖身投靠的小人们手中的一大法宝。用它可以造谣言、放暗箭、施报复、耍权术、搞诬陷,为所欲为、得心应手,好不威风。有本事的可以弄个官,没有本事的也能混几个班。不过,在这当口,他们也把自己的丑恶心灵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无遗,“文革”过后多少年,这些人的“光辉形象”也变不回来。大字报还使不少好心人跟着父子不和、夫妻离异、朋友反目、群众恶斗,以至于天下大乱。
“什么事物都要一分为二”,这是真理。可谓十恶不赦的大字报,也有让人喜闻乐见的副产品;这副产品主要有两种:一是全民练书法;二是大字报里出现了一些在特定时代产生的特殊“艺术”。
当时写大字报基本上都是用毛笔写在纸上,属于国粹。多数人开始是胡乱涂鸦,可是天天写了就会有进步,字是越写越好了,大字报帮着许多人,拿起了如今很难运用的毛笔;有的人则是有心练字,革命学习两不误。在山东煤矿学院我认识几个同学,那毛笔字是大有长进,有的甚至于可以拿着名人的字帖顺手摩仿,达到几可乱真的程度,让人称奇。我想,通过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普遍的毛笔字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是不争的事实。这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的,我不赞成“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
文革开始之后,虽然当时全国所有的文学艺术刊物都已停刊,文艺类书籍也不再出售,神州大地成了一片文化荒漠;可是那时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出现的“文学艺术品”,却横空出世,独树一帜,具有不同的体裁,表现不同的内容,蔚为大观。它们像罂粟花,虽然会结毒果,看时却也妖艳。就我所记得的举例共赏:
在“文革造反”刚开始,大学里有三副流传很广的、给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对联,分别是:
      庙小神灵大
      池浅王八多
      一窝混蛋

          曲率半径处处相等
          磨擦系数点点为零
          又圆又滑

     氮、氖、氩、氪、氙惰性十足
     吃、喝、玩、乐、睡不问国事
     一群混蛋
文学、专业和政治的结合是何等的巧妙,实在高明,叹为观止。
有五幅“造反派”写给“保皇派”的对联是:
想当年假革命八面威风
看今日真保皇四面楚歌
今非昔比

忆过去飞黄腾达不可一世青云直上
看如今威风扫地狗屎不值一落千丈
实实在在

   无名小卒当闯将
   显赫人物成保皇
   咄咄怪事

   猪八戒涂脂抹粉摇身一变吾乃孙悟空
   保皇军煞有介事摇旗呐喊我是造反派
   死不要脸

   造反派浴血奋战立功劳,
   保皇派下山摘桃抢果实
   谨防扒手
两派争斗的诡谲跃然纸上。
    1967年3月18日,在山东煤矿学院院内大字报栏上有一首词,题目是《赠投机者•卜算子》,是这样写的: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他在家睡觉。

          睡也睡不安,
          只把时间泡,
          待到山花烂漫时,
          他在台上跳。
    对在“大革命”中“投机分子”的刻画,又是何等的精到。
1974年4月21日,在济南市省公安厅附近的大街上,有一篇用章回体写的长篇大字报,它的第二回是这样开头的:
      第二回
      “死不改”翻铁案秋后算账,
      “落水狗”搞报复大开杀戒。
      诗云
      咬牙切齿开杀戒,
      大刀挥向造反派,
      当年冲杀斗了我
      今日劈你天灵盖。
      秋后算账驴打滚,
      马上兑现阎王债,
      颠覆种子不能留,
      斩尽杀绝除祸害。
其他章回的诗我没有收到,实在是终生的遗憾,说不定也是中国文坛的巨大损失。
1970年2月26日在矿院院内有一张大字报,是介绍某“学毛著积极分子”“斗私批修”经验的。内容如下:
      以劈骨挖髓的精神斗私
      有了私字自觉斗,
      私字隐蔽挖根斗,
      私字分散集中斗,
      私字很小放大斗,
      私字重现反复斗,
      私字露头揪着斗,
      私字退却追着斗,
      私字顽固坚决斗,
      公私溶化戳穿斗,
      没有私字找着斗。
这样的大公无私精神,实在是让国人敬仰至极,这种人现在大概是没有了。
1974年6月5日,我在济南一家银行的门口看到别人给他们贴的对联:
   牌牌上 上午学习不办公,
   屋里头 相棋扑克闹轰轰,
   元来如此。
谁说“文革”期间文学艺术凋敝?实则兴旺得很,甚至于是在全民创作,我当时是一个很长时间呆在劳改队里的人,收集到的这类作品就有374页稿纸。后来我把它们汇编成了一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开在炼狱里的花》,因为那花开得怪异,不像人间之物。
我相信,这样的本子社会上会有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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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改队”的开张盛典

现在该来说说劳改队的事了。
当时的“黑帮劳改队”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据说在全国各地无处不有。
山东煤矿学院的“黑帮劳改队”,是红卫兵在“大串联”中,从首善之区的北京直接学来的,串联的人还没回来经验先到了。
1966年8月27日,由二十几个学生签名的大字报,从北京清华大学寄回了学校。上边列了以刘子光为首,包括我在内的13个党政干部的名单,勒令这些人集中住宿,管制劳动,身上要挂黑牌子,每月只发10元钱的生活费。说是清华大学早就这么办了。
那时学校还没夺权,名义上还有院党委,下边设了个“文化大革命办公室”处理运动中的事。这些学生命令要“文办”执行。文办的那位向来坚持原则的老干部毛主任,就乖乖地照办了。那时只要不涉及到他,大概他什么都会干。他找我谈话时我明确表示,这不符合党的政策,可我是党员,党委出面我只能服从。这些人当天下午就集中在学校北院的苹果园拔草。这天晚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就抄了我的家。还给我们剃了“五花头”。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去劳改是奉院党委之命,是党的安排。在这之前,劳改队里只有刘子光夫妇和几个戴了帽子的阶级敌人。
我意识到,这个地方进去容易出来难。这天下午干完了活我就偷偷溜出了学校,到官扎营小街上,钻进了一家最隐蔽的小饭馆,又在里边找了一个墙旯旮坐下。看看里外没有认识的人,摸摸口袋里还有八毛钱;我买了一盘猪头肉,打了二两地瓜干酒,一个人低着头喝起来。脑子里像灌了苦瓜汁,酒还没喝完一盅就泪流满面了。这算怎么回事?我这两年可是卖了命地工作,怎么就到了这个地步?面前是一片无边的黑暗,怎么办?没办法!我还得挺下去。挨到天黑下来,我又偷偷溜回了在学校的家里。
开始几天,只是总务处去个人安排一下活,劳动时还比较自由。到了8月30日,一些串联的红卫兵回校,可就大祸临头了。首先是我们的队伍扩大到了30多人,又有了手拿皮带的队长,还搞了正式成立的仪式。
说起来,那仪式倒也简单扼要。近午时分,在还有着夏日余威的骄阳下,我们一个个像被猫捉到的老鼠,局促地在大操场上列了队。院里造反派的大人物当众宣布我们的罪状,总之,我们是院里必须打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牛鬼蛇神”;今后只能老老实实劳动改造,不准乱说乱动,否则要砸烂狗头。当时还明确地给我们规定了三条:一、不准外出,二、不准看大字报,三、不准谈论国家大事;还要求我们,明天开始“统一着装”,每人要做两个牌子,40公分长、30公分宽,黑底白字,上边写上“黑帮分子某某某”,那名字上要打上╳,上工就一前一后挂在脖子上。胸前还要戴上胸章,要求10公分长、5公分宽,是白底黑字,写上同样的内容。接着是劳改队长训话。队长是经济系的一个学生。他一身标准的红卫兵打扮,绿军装、红袖章、黄皮带,后来胸前又加了一个毛主席像章。那黄皮带有时不得不拿在手里,用来教训那些不顺眼的“劳改犯”。
这位队长一口淄博腔,训话声色俱厉:“你们这些家伙,吃了人民的饭不给人民办事。”再往下就磕磕绊绊说不下去了。不过,最后那一句是很有气势的:“快去给我好好干活!”由于以后每天的训话都是这一套,劳改队员们私下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吃人民的饭”。背后我们曾讥笑在一起劳改的经济系的党总支书记:“怎么培养的学生,连句教训人的话都说不顺当。”
那一天,“黑帮劳改队成立”这个精彩节目的隆重上演,一时轰动全院。院里这么多的“明星大腕”第一次联袂;演出的节目又是意想不到的荒诞刺激。于是,尽管天气炎热,还是观者如堵,评论如潮,这在山东矿院的历史上怕是空前绝后了。
可能由于是第一天开张大吉,内容特别丰富多彩。开始是要我们在大操场里拔草,火辣辣的太阳直晒在我们这些男女“五花头”上,就是不干活也是汗流浃背。
说起“五花头”,似乎是古已有之。古代有一种髡刑就是剃去男子的头发,大概是一种很大的污辱吧。现在有了发展,包括了女人,而且不是全剃,是在人的头上随心所欲地作文章。留短发的男人被学生乱剪一气还不太明显。女人们长发的头上,一条条地露着白头皮,可真是让人触目惊心。一群这样的人蹲在一起可能是很有观赏价值的,围观欣赏的人不比动物园的笼子跟前少。
那时许多干部人人自危,有的人早在家做好了牌子,准备随叫随到。我们队里有的人则每天晚上睡觉前练一个小时的弯腰、下跪、“喷气式”,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免得到时坚持不下来。
学生造反后,首先是晚起床、不上操,后是罢课,全院的卫生也没人管了,几场雨水过后大操场的草长疯了。特别是有一种老百姓叫气死驴的草,茎叶墨绿,根系发达,一墩一墩地聚在一起,要想空手拔出它来可不容易。我们的手一会就起了泡,留下了一条条血印子。
说起来这一天也真热闹,不知从哪里来了一群满口京片子的女“红卫兵”。我不敢抬头,只看见一双双穿着尼龙袜子、塑料凉鞋的脚在我眼前移动,有的还拖着手杖一样的棍子。我听见本校的学生,在给这些远道来的客人介绍眼前这一个个黑帮的恶行。当走到我跟前,说到我是一个“黑话专家”时,我的头,被“叭”的一声打了一棍子,随着是一句漂亮的京腔:“打这个画画的。”我的头一阵眩晕,过一会儿又没事了,看来这狗头是很经打的。接着听到的是那棍子又在别处清脆的响起来。可是,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头有点火辣辣地痛,是不是出了血?我不敢摸。不知当年阿Q挨赵家少爷那一棍子是不是这个滋味。
那一阵子,打劳改的“黑帮”、“牛鬼蛇神”成风,是革命行动。尽管毛主席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矿院大会主席团的那位女负责人(她自称是矿院的聂元梓)说:“只要留下一口气,还不能算武斗。”后来又传说林副主席讲了:好人打了好人是误会、好人打了坏人是活该、坏人打了好人要还击。我们挨打是属于哪一类呢?
这时我听见,一个北京来的红卫兵,说他们戏弄黑帮的趣事:有一次他们吃了西瓜,把半个西瓜皮扣在了正在干活的校长的头上,很好玩。我心想,这时谁在我的头上扣个西瓜皮,我可是要从内心里对他感激涕零,那该有多凉快。我还听见他们有人在兴奋地议论,北京音乐学院的红卫兵,让大音乐家马思聪出来,指挥他们院里的“牛鬼蛇神”唱《牛鬼蛇神号丧歌》:“我是牛鬼蛇神,我对人民有罪……把我彻底打碎。”实在有趣。
这一天可是太长了。到了傍晚,砖铺的篮球场上装了电灯,在那里开我们的批斗会。要我们面朝着篮球架,跪在那张会议主持人面前的课桌后边的地上。那跪姿要标准化,身子要直,头要低下。我不知得罪了哪方神明,右膝盖下正好有个小石子,只隔了一层布,一开始就被它硌得钻心的痛,可是不敢动,好在时间一长也就麻木不觉了,人没有受不了的罪。不久,批斗会开始,那恐怖的气氛让我一时忘记了身在何处。
会议是随意发言,一个个人上台或不上台声讨批判,声色俱厉、义正词严。这还不要紧,老老实实听就是了。不回儿,上来了一个因为在校怀孕被“勒令退学”的女学生,好像她叫朱杰。她手里拿了一根棍子,上场先找到院团委书记,照头狠狠地敲了两下子;而后又哭又吵:“都是他害得我,都是他害得我……”围观的群众都认为是这个团委书记使她怀孕的,于是吼声不断。接着她又找到几个她认识的人打起来。她不认识我,我没有挨打,可也把我吓得不轻。还有一个别人叫他李德义的男人也是大打出手。
事后背地里我们找那个团委书记算账,问他为什么办那缺德的事。他苦笑着沮丧地说:“哪有的事,是医务所告诉了我关于她的问题,我找她谈的话。”
这一场还惊魂未定,我们又被拉到教学区的大门口去。在那里的墙上贴了一张“勒令”,那上边有我们这一伙的名字和每人的工资额。下边空着的一栏要我们自己填写,就是让我们自己决定,今后一月的生活费要多少。从刘子光开始逐个进行,我看到有的写15元,有的写20元。轮到我了,我看到那个表上我的工资最低,是53.5元,而且是采煤系的唯一代表,一种委屈和抵触情绪油然而生:“五十多块钱的工资就受这个罪吗?”我未加思索地就写了“随便”二字。
这时有些人咋呼:“这家伙狡猾!”、“他不老实!”……似乎要出麻烦。这时我也听见有一个学生大声地说:“随便就是随便给,为什么不可以?”话说得坚定,别人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我至今不知这个学生是谁,在那种情况下敢于为“黑帮”说句话,是需要良知和勇气的。这次还规定,从今以后,不准我们吃馒头,只能吃地瓜面窝头。
我只觉得时间已经很晚了,谁知节目还没有完。这一场接下来的是,家属委员会要拉我们到宿舍区去批斗。一路上要我们举着手,还要自己喊着打倒自己的口号。许多孩子跟着用石头打我们,真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了。
家属委员会的批斗完了已经是夜里10点多了。12个小时的折腾使我精疲力竭,回到家只想躺一会儿,而且一气喝了半桶凉开水。
就在这天夜里,党委组织部耿部长自杀了,他是文革期间矿院自杀的第一人。他曾经干过武工队,据说打仗很勇敢,可没解决得了这“老革命遇到的新问题”。事后他爱人说,那天夜里他自言自语:“现在给我安个什么罪也行。”
耿部长的自杀给我们“黑帮劳改队”带来的后果,首先是第二天的声讨大会。耿部长成了“自绝于人民的叛徒”,死得“轻于鸿毛”,死了还要开全院大会声讨,我们都要去“陪斗”。30几个黑帮在礼堂台下一字排开,都要弯下腰、举起手做“喷气式”。嫌我的手举的不够高,一个红卫兵的小头目用手中拿的铁丝抽我的头。后来又要我们举着手跪下,那姿式就更难拿了,会开完了我的腰似乎断了。
会后要我们每人写一份对耿杰三之死的认识,还要交出家里的菜刀、斧头等“武器”。
杀气腾腾的大会上,也出了让人忍俊不禁的笑话。有一个什么战斗队的司令上台发言,声嘶力竭地说耿部长是“死得其所”。下边就有人高呼“把他拉下来”,会场里乱哄了好大一阵子。大学生闹这样的笑话也实属奇闻。我不禁在想,怎么大学生里也有胡传奎。
耿部长的死也给“劳改队”带来了一件好事,就是“集体演出”的节目不多了,只是早上的训话,和傍晚收工时的各人回报劳动情况成了“保留节目”。有一位平日爱开玩笑的华侨老师,回报时声音洪亮,内容合辙押韵,“今天拉垃圾,干得很积极,装得满跑得快,人人争第一……”连手拿皮带的劳改队长都笑了。
起初看热闹的还真不少,后来都看腻了,观众渐渐稀少。自那后,对“黑帮”的批斗,改为由各革命组织把要批斗的人押去自己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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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改队”里的生活

“劳改队”里几乎天天有人被揪去挨批斗,我也不例外。
66年9月8日,建井66―1班的造反派,要在大礼堂开我的批斗大会。为了壮大声势,他们先是联络了附近的小学和29中的学生参加,可到时礼堂里的人还是很少。为了让更多的人去给他们捧场,他们派两个穿了军装的学生押着我,给了我一个洗脸盆,要我自己敲着满院子转,边走边喊:“现在要开批斗黑话专家刘炳南大会,请大家到大礼堂集合。”这一招和耍猴差不多的把戏果然很灵,不但召集了不少本院的师生,还引来了不少在学院里“串联”的校外的人。
开会时,他们要我在台上不但胸前挂着牌子,手里还要举着牌子,腰要弯到90度,那姿势可是高难度的。大会批判发言中,有很多莫须有的罪状和好多别人的事硬要我承认,我拒不承认,于是“打倒刘炳南!”的口号在礼堂里不断响起。一个小伙子突然窜到台上,对着我的腰狠狠打了两拳。我在台上做着那样的高难动作,既没看见那人又没有一点防备,当即被打倒在台上。这下可就乱了,有人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有人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有人上台去抓那个还要打我的人,有人出来阻止,于是全场大乱,只好草草收场。后来听说,那个打我的人,是附近一个中学的学生。他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激情真真可嘉,我也真实地体验了后生可畏的含义。
我实在不能干活了,队长大发慈悲,让我休息了一天。后来我的肾经常出毛病,我可不敢乱联系这次经历的“革命行动”,谁敢给最最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安罪名呀!
会后有的“战斗队”贴出大字报反对这样批斗我;可是建井66―1班也贴出大字报,说是“革命无罪好得很,今后还要再批斗”。这件事好几天让我心神不定。因为再开会批斗一定会出更新的花样折磨我,我可要倒大霉。如果这两个革命组织因此事闹起来,肯定还会再给我加个“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倒霉的还是我。这样的事当时在全国各地举不胜举,只要群众出了矛盾,就把那原因往揪出来的人头上栽就是了,对准大方向,怎么都是对的。好在过了两天没再出事,我才放了心。我得罪了建井66—1班的什么人?对我如此的深仇大恨是从哪里来的?我怎么也想不出来;可能那班里的头头曾是我的“亲信”,要用这种方式来为自己表白。
还有一次,在学校干瓦工活的几个临时工,一次揪了我们好几个人去,不知什么原因也有我,我和他们可是没有任何来往。这一伙人看来是想过一下戏弄平日在他们面前的大人物的瘾。这也不奇怪,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报上就不断地宣传“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鼓励“小人物造大人物的反”,挫辱名人师长或比自己地位高成就大的人。他们一个个吹胡子瞪眼,对我们又嘘又吓七嘴八舌地喳呼了一通。他们要打倒临时工、学徒工制度。其中有一个年轻的以不屑的神情对我们说:“毛主席说了,朱德也要打倒,那牛都不要了,你们这些毛又算得了什么。”这一段话,当时我无法理解,至今难以忘怀。听说那个时候,新汶矿务局的老干部中流传着一句听了都让人心惊肉跳的话,“哪个皇帝不杀功臣?”都说这是一个老资格讲的。说了这样的话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是肯定无疑的。所以不管谁听到了,都想赶紧忘掉。不过我也在想,还真有不怕死的。 
不过,也有人在批斗时遇到好人。有一个干部被一个群众组织揪去挨斗时,有人要有意折磨他,逼着他跪在凳子上。有人看到他实在受不了啦,上去一脚把他踢下来,厉声地说:“你今天不老实,准备的也不好,滚回去好好准备。”他才躲过了一个劫难。 
由于经常被批斗,罚跪、喷气式是家常便饭,劳改队的人都在家里做准备;除了大练基本功,不少人还做了护膝,戴上它跪在地上能支持的久一点。弯下腰从前边举手怎么也难举高,要就着弯腰从后边举就省劲多了,大家在悄悄地传授这些先进经验。常言说的好,人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过去从没有人想到过的这些折磨人的刑罚,那时我们也习以为常,处之泰然了。
为了给揪出来的坏人定罪名,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们,一时间到处“外调”。一件事只要有两人证明就可以定案。我知道有人到湖南去调查我的情况,还有人到我的老家调查,回来都写成了大字报,当然不会有一句好话。尤其是从我老家坊子三马路街道委员会调查来的材料,说我“从小就坏”。不过后来有的学生告诉我,湖南矿上的工人说了我很多好话。
也有人到我们“劳改队”来搜集材料。有一天泰安煤校来了一伙学生,找我们“劳改队”里的一个曾任过国民党兵工厂少校工程师的老师,要通过他调查他们学校校长的材料。这伙学生见了他,首先告诉他:某某人已经被我们造反派揪出来了,他是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你要老老实实交代你们在一起的罪恶活动,立功赎罪……一席话弄得这个老师满头雾水。他说,我只是到你们学校上课时认识他,从来没有和他在一起工作过。这时这伙学生中一个领头的神气十足地说了,我们早就考虑到你不会老实,我来问你,你是少校他是中校你们能没在一起工作过?他的这个杀手锏更使这个老师哭笑不得。他和那些学生说:他是共产党的中校,我是国民党的少校,我们怎么能在一块工作呢?学生们一听这话恼羞成怒,一起斥责他不老实,有的还要动手。好在矿院的接待人员一听,这太给造反派丢人了,让他们赶快回去算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黑帮劳改队”分成了两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不断有新队员被各革命组织扭送来,人数越来越多,管理不便;二是要体现党的政策,矛盾性质不同要区别对待,于是把我们分成了两类。“一类”里的人是刘子光、张桂芝和他的主要亲信团委书记、总务处长、人事处长等等干部,和被定性为“叛徒”、“特务”、“反革命”的;里边还有一个日本妇女,带了一个有心脏病的未成年女儿。听说她原来是国民党一个大官的太太。二类是一般的“黑帮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流氓”什么的。按我的资格只能在二类。二类的人数比较多,又分成了两个组,我还在一组当上了劳动组长。回到山东有了点官运,到哪里也能混个“官”当当。我们那个组记得不超过10个人,其中有刚调来不久的一位老革命副院长、图书馆长、经济系的党总支书记、采煤系唯一的一位教授和一位老教师;此外还有几位有“男女关系”的一般教师和工人。分成两类之后,那待遇就很不一样了。我们二类的人允许晚上回家;一类的要集中食宿。国庆节还放了我们“二类”三天假,但是给我们规定了三条:不准看报、听广播,不准互相串联,不准上街。
既然劳改队里主要的成员是党员干部,人们最关心、私下里议论最多的也是党的干部政策。别管现时人们怎么看待我们,从主观上,我们可一直是忠心耿耿地为党的事业而勤勉工作的,自己觉得问心无愧。我们的工作肯定会有缺点错误,可是怎么能转眼间就沦为革命对象呢?我们都在苦苦地寻找答案。
最初,我们还用“反右派”的经验,认为这是为了“引蛇出洞”,尽量让敌人暴露无遗,我们不过是引敌上钩的钓饵。这只是运动的一个阶段,就像“反右派”前的大鸣大放一样,长不了,对这苦肉计我们应当配合。虽然批斗的味道很不好受,可是心中还多少有点点周瑜打黄盖的悲壮的豪情。
这种观点,很快就被越来越多的干部被揪出来而否定了。这时大家又认为这是为了防修反修,对干部进行的一次考验和锻炼,因为毛主席几次说“干部要经风雨见世面”。这是党对我们的最大爱护和信任。像我们这些和平干部,没扛枪打过仗、没坐过牢受过苦,不补上这一课将来怎么能担当革命重任。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看看毛主席对干部问题的一些“最高指示”也印证了我们的分析。每次他都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走资派是一小撮;要我们不要怕群众,要政治挂帅到群众中去;被批斗、戴高帽子、抹黑脸不要紧,摘下帽子来洗洗脸继续干……每当看到毛主席的这些话语我们都十分激动,常常热泪盈眶。我们互相鼓励,一定要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对自己的错误思想要批倒斗臭,经得起党的考验。总有一天毛主席会说我们受了委屈,是经得起风雨的好干部。我们都把自杀的人看成是软骨头。在这种精神支撑下,我们咬紧牙关逆来顺受,听任“造反派”的蹂躏,只等受过九九八十一劫难后,就会终成正果,我们是一群忠心耿耿的殉道者。
随着运动的发展,看样子这些想法又不对了。一大批我们所尊敬的、久经考验的老革命被揪出来了,那罪名都是非打倒不可的。这来头不像是锻炼干部;连邓小平也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可是我们总认为,毛主席对末代皇帝、国民党的代总统、战争罪犯都那么样宽大,还会对共产党的干部怎么样吗?我们总想按毛主席的话去办,可是造反派不准。我们想摘下高帽子来工作,需要批判再戴上。可是造反派要把我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让我们永世不得翻身。对于有的干部他们甚至是要置于死地的。这该怎么解释呢?
不过,听说我们这里的待遇还算好的,有的单位不让家属给牛棚里的人送饭,说是吃草就行了。
后来我们发现,毛主席说的话也变了调,似乎当时社会上发生的一切坏事,都是由于干部不好,明明是造反派设计陷害干部,他也不说句公道话。受到了表扬的,最早站出来支持群众革命行动的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不久又成了“河南省最大的走资派”。更想不到,他老人家竟支持来个全国上下全面夺权,大小政府、部门、单位主要领导没被打倒的所剩无几,这怎么能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呢?
1967年2月3日,我从一份“毛主席和周总理关于夺权问题的对话”的大字报上看到了,早就传闻的关于干部的新标准。这次看到的标准是把干部分成五类:一类是黑帮,二类是走资派,三类是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四类是承认错误但还有严重错误的,五类是有个别的一般错误的。我早就听说,工作组扶持的采煤系中心组和临时党支部把我划成了一类,我难以相信,我在采煤系的地位和所做所为,经常在一起工作的他们应该都清楚?这样对待我也太狠心了吧!造反派夺权后对我的定性有没有变化,不得而知。可是新生的革命政权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说的是除了地、富、反、坏、右都可以参加,学校就不让我们劳改队的人参加,看来我们的类别都不低。我们糊涂了,前途是什么?不知道。我心情沮丧,就这样一天天地混吧,反正像我这样的人多的是,好在尽管被打倒了还没有生命之忧。
从自己的切身体会我们意识到,造反派认为干部大部分是坏的,好的很少;少数好的也都与坏的同流合污了。对干部必须“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否则他们的权就保不住。所以他们对干部才会那么地凶残。可是这一切只是造反派说了算的吗?有一些老干部的下一代亲眼看到,他们的父兄开始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后来是勤政廉政为人民服务,最后的结果是这样,也难免他们有些人要另辟蹊径了。这是后话。
劳改队里的劳动时紧时松,内容也不断变化。随着红卫兵大串联的不断扩大,1966年入秋以后,学校里的学生越来越少了。有的成群结队打着红旗、捧着毛主席画像去走长征路;有的借着坐火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到全国各地去游山玩水。学生少了对我们的管理也就松了。我们每天早上有了一小时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另外,劳动也不全是为了对我们的侮辱与折磨,让我们干些总务部门真正需要干的事了。我们清理垃圾、打扫卫生、给地道里的暖气管子缠草绳保温、烧锅炉,我还修理学生造反抢来的自行车。
烧锅炉只派了我一个“劳改犯”,可能因为我年轻力壮。我很喜欢这个活,除了运煤、出渣,还能学些烧炉子的技术活。那里的老工人对我很好,有空就教我技术,背地还对我说:“你要注意某某某,他是个国民党,很坏。咱犯错误是工作问题,和他们不一样,平时说话可要小心。”他们还常在我面前发牢骚:“有些事真不好说,人家当权派管的时候什么都好好的,现在好,不是坏这个就是坏那个,整天出事……”有一次月底发工资,三个老工人都要我代他们写借款条,一人借20元钱。当月发的工资除了扣款所剩了了,最多的不超过10元,少的只有3元。有位老工人对我说:“你不到这里来劳动是不会知道我们的苦处的。”这次我是真到群众中去了。
烧锅炉的技术我掌握得很快,不久我就能独立当班了。我很想在那里呆下去,不轻不重的活儿,八小时干完了没有任何心事,何乐而不为。可是1966年度的取暖季还没干完,67年的2月15日又让我到修理组去修自行车。
红卫兵不知在哪里造反弄来了不少自行车,骑起来不知爱惜就经常坏,急需要有人帮他们经常修理。看来他们很了解我的历史,要我干这事。我这看家的老本行技术,使我在劳改队里提高了地位,一位我在淮南煤校上学时,给我上过课的老教师跟我当学徒。有我们“劳改队”的那位副院长还要求跟着我干。
这时我的心情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经风雨,见世面”的想法没有了,一度的惊恐消除了,代之以什么都无所谓了。反正我既不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也不够格,“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多的是,随它去吧。来到修理组是和学校的工人在一起了;修自行车是我从小学的手艺,搬手、钳子,我对它们很有感情,今天的修理间也比我当年的车子铺好的多;领导我的那位黄师傅心直口快,很好打交道,于是我来了积极性。不但加班加点地干起来了,还主动地制定了维修计划。
这时“二类劳改队”的人陆续解放了一些,最后留在队里的只有一些党团干部,有的人思想压力很大。经济系的党总支书记来找我诉冤;那位副院长再三要求要我替他说说到修理组来。他们的事我是爱莫能助的,我可是一心想当工人不想再回系了。
心态平衡不急不愁,在背后和老工人们有说有笑;中午一顿饭吃四个地瓜面窝头,人也一天天胖起来了,似乎“劳改队”的多数人也都彼此一般。串联回来的学生看到我们的日子过得还不错,人也比过去胖了,又贴大字报又广播,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革命师生提高警惕,于是又对我们掀起了一个批斗高潮。
不过,这时我们都是一些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老油子了,大药丸子都吃过,还怕几粒小仁丹吗?对于那些批斗会的程序都已掌握得很娴熟了,像京剧舞台上的唱、念、做、打,一招一式,老演员了谁还怯什么场?随叫随到,面不改色心不跳,既然今天的历史上有了这种角色,就得有人扮演嘛,这也算是一种“职业”,或者说是一种“生活”,许多人自觉不自觉的都成了阿Q。
文化大革命不但在改造着我,也在改变着我们一家。我的女儿看到我一天累得不行,妈妈也忙得整天不着家。她就主动地担当起了扫地、刷碗的任务,个子矮够不着水龙头就踏个小板凳。后来打油、买盐等事也成了她的任务,从来也没出过错。六岁的孩子要当家了。
女儿第一次上小学是1966年12月1日。虽然没上几天,就因学生造反又停了课。可是进校前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我要《毛主席语录》,后来竟也管起我来了。
有一天我头痛,请了病假在家。她见我到点了还在床上躺着,就问我为什么还不去上班?我说我头痛请过假了。谁知晚饭后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爸爸,我给你说个事。你为什么头痛就不去上班呢?你为什么不学习雷锋、王杰、麦贤德、蔡永祥、焦裕禄呢?人家焦裕禄肝那样痛还上班干活,你怎么头痛一点就不上班了呢?”一连串的问号使我难以对答。
这也算我在劳改队的一个插曲。似乎一家人都在支持我劳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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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专政”

从1967年的春天开始,造反派在“砸烂一切国家机器”的思想指导下,把社会上的公、检、法机关一个个砸烂了,还有哪些法律起作用也已不得而知;这时,人们要遵循的,除了手中的毛主席语录,就是不时下达的中央文件。说也奇怪,当时社会上反革命出了不少,刑事犯罪倒很少听说。因为造反派那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革命精神,和权大无比、令行禁止的革命行为,无疑对一切违规行为有极大的威慑力。谁都知道,他们是敢想敢干,为所欲为的。
想不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反正是在“红旗公社”成立之后,学校里对付“牛鬼蛇神”的最高组织形式,由开始的“劳改队”发展到了“群众专政”。这一划时代的发展,不知是遵照上边大人物的指示,还是从北大、清华等文革先锋那里学来的,正在劳改的我是不得而知;反正我相信,矿院的造反派是没有这个水平的。我还相信,“群众专政”这个词,肯定是从哪本马列经典著作中找出来的,因为这是“文革”中造反派办事的基本规律,事事都有理论根据。不过我不明白,那“劳改队”不也是学校的造反派自己搞的吗?谁敢说不代表群众,为什么还要换个名称呢?
为了对“牛鬼蛇神”实行“群众专政”,学校里堂而皇之地成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那总头目是采煤系一个姓廖的和机电系一个姓杨的造反派学生。他在学院是哪一级的首领,是不是在“红旗公社”领导之下我不清楚。工作人员属于“机要”,我们这类人更是不知道,也不敢问。似乎是以教工为主,听说还有原院保卫处的人。还听说,他们分为“内勤”和“外勤”,“内勤”是管材料的调查与整理,“外勤”则是看守、管教专政对象。那专政的对象,就是原来“劳改队”里的“一类人员”,他们也集体升了格。
自一开始,我就对这个组织感到神秘而恐怖,我常联想到日本人占领时老家坊子的宪兵队,国民党特务的白公馆、渣滓洞。可是我一想到这里,就狠狠地批判自己:“这太不像话,怎么能拿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相比?这是反动思想,该打你反革命!”可是我所看到和听到的,又总是那么样让人感到阴森可怕。
从它发布的文告来看,它的权限似乎不只是管那些“劳改犯”,大至“清理阶级队伍”,小到查户口抓小偷,都属于它的职权范围;俨然它就是校园里的公、检、法,比过去的保卫处权力大得多。不过,对“牛鬼蛇神”专政,是它的主要任务。
学校南院中间的那座二层单身教工宿舍,把底层西半部腾出来当了“群众专政指挥部”的牢房。里边设了两道岗,戒备森严;我只是在路过时偷偷看过,里边是什么样只能想像。
关在里边的人是不能和外人接触的,有时家属给里边的人送点吃的,也只能放在第一道岗那里。听说,里边的人吃的是地瓜面窝头和大锅菜。
我见过里边的人出来“放风”,个个蓬头垢面无精打采。惟有那个日本女人精神好,和她约摸十二三岁、患有心脏病的女儿找一块小空地,去托一个用纸叠的吹了气的球;这成了一个特有的景观,常有人远远地注目观望。
说起这个日本女人,过去听说她是原煤炭局一个已经去世的老工程师的妻子,是那工程师到日本留学时带回国来的。她一直住在与矿院教工宿舍同一个大院的老煤炭局宿舍里,平时见了认识的人就说话,很客气。现在说,她男的当过国民党的交通部次长,还给蒋介石开过火车;她自己是日本特务。可不管怎么说她并不是矿院的人,矿院的“群专指”权力可是真够大的。
听说对这些专政对象的审讯,常常是夜间在办公楼的地下室进行,有人听到过从那里传出的鬼哭狼嚎的声音。外勤人员中有几个打手是很有名的,特别是那个外号“陈老广”的排球教练。他是群众说的矿院“四大打人凶手”之首(另外三个分别是:采煤系的一个青年教师、经济系的一个学生、总务处的一个工人),被专政的不少人领教过他把人的脖子当排球扣的滋味。
他不知从哪里来的深仇大恨,特别对刘子光夫妇更是心狠手重,张桂芝被打得留下了后遗症,刘子光的一只胳膊被打的好长时间不能动。说是在那里边少有没挨过他打的人,不过,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叛徒可以当“内线”,他专打干部。基础课部的支部书记沈俊,在自杀前就被打得昏死过去又用凉水喷过来。
由于进了“群专指”,就是铁板上钉钉的敌人,所以群众对他们的揪斗也加倍地凶狠。因为当时有个说法:“对敌人愈狠,就是对人民更爱,对毛主席最忠。”斗刘子光夫妇时,常常让他们在板凳或摞起的砖上做喷气式,时不时还会有表示立场坚定的人,用脚把他们踹下来,摔个鼻青脸肿。有一天夜里,机电系的学生批完了他们,在回监房时还有人追着打他们。在他们急忙往回跑时,有人从暗处闪出来给刘子光加了一个别腿,把他那个大个子一下摔出了好远。
后来我还听一位当事人告诉我,其间还因为“复兴社”的问题,审讯过几个老干部 和老教授。这个“群专指”到底是要干什么?双方的当事人至今不愿意谈论那段往事。特别是被整过的人,目前在世的已经很少,年岁也都大了,一问及此事大都说:“事情过去多年了,不再想那些不愉快的事了!”有许多事都是后来私下传开的。
“群众专政指挥部”,是山东煤矿学院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至今不被一般人所知,我也没有什么内情可写。历史的这一页怕是永远也弄不清楚了。
不过,这在当时并非个别现象,这一革命组织形式是遍及全国的。我有一位在湖南省一个水电站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曾被“群众专政”过,可真厉害,专他政的原因只是“男女关系”。
这一革命的“新生事物”,在矿院好像生存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到工宣队进院以后就销声匿迹了。我问过一个被关的人是怎么解散的?他说:“让我回家我就回家了,这就完了。”后来一直也没有人追究此事,是对还是不对?又是一笔荒唐而草率的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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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街高潮

给革命对象戴高帽子游街,是中国现代革命的经典行动,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有生动地描述;是打下“土豪劣绅”威风的好办法,是“好得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在造反派的心目中,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最最彻底的革命,“走资派”、“牛鬼蛇神”都是应当彻底打倒的革命对象,用当年对付土豪劣绅的一切革命行动都是合情合理的;不但可以照搬不误,还要有所发展,剪“五花头”就是其一。再说,胸前挂的大牌子,比当年“土豪劣绅”的也高档了许多,那牌子还越挂越大;那做牌子的材料由纸板到木板再到铁板;那挂牌子用的绳索由粗到细,直到用细钢丝;已经不只是要“打掉威风”,而是要你的性命。“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革命精神”,与当年湖南的农民比起来可就不能同日而语了,“史无前例”是名副其实的。
听说,在“文化大革命”发源地的北京,红卫兵小将早就如法炮制了。济南仿效的比较晚, 1966年8月16日晚上,我们戴了大便纸篓子,大概在济南市是开了先河的,我有幸共襄盛举,无意中成了这方面的老资格。
社会上风行以后,大学就更上一层楼了。就说山东矿院,凭着大学生的高智商和无比的革命热情,他们开动脑筋,为每个“需要”的人量身制造了各式各样的帽子:“走资派”戴的是各品官帽子;“牛鬼蛇神”是各种鬼怪的帽子;“黑帮”是孝子贤孙的帽子;其他各类人物也都是按“身份”制做。那位劳改过的副院长,有一次戴的高帽子上写着“土豆烧牛肉”,令人费解。
那高帽子的样子大都是参考舞台上戏剧人物的冠冕,民间年画上的鬼神和老百姓丧葬的服饰。做帽子的材料,骨架子多是竹、木、铁丝,外边贴上纸、布、塑料,再涂上各种色彩。那高帽子的水平不敢说绝后可肯定是空前的,官帽子的纱帽翅都是带弹簧的,一动一忽闪;那孝帽子两边有用线吊着的棉花球,一走一摇摆;其他的帽子也都是奇形怪状,五彩斑斓,令人叹为观止。谁说文革中大学里的科研荒废了?只是那成果没有人收集鉴定而已,这些成果拿到国际上肯定是一流的,而且有独立的知识产权,得个什么奖也未可知。
有一次院里开批斗大会,揪到台上去的人每人都戴着一个高帽子。满台流光溢彩,争奇斗艳,比唱戏还热闹,为那批斗会平添了几分艺术观赏性。我们这些戴高帽子的人还白白地占了一个大便宜,因为别管是什么样的高帽子,都是实行“供给制”,既不需要自己制造也不用拿钱去买,只要到时戴在头上就行。虽说我们也经历了这种“供给制”,可是后来没有人给我们办离休,真不合理。
在我的记忆中,被戴高帽子批斗、陪斗、游街的次数已经数不清了;可是我戴过的高帽子似乎只有三个:1966年6月27日晚上戴的大便纸篓子是第一个,可能我们戴完了又回到了厕所。到了劳改队后,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我那一个,样子像英国绅士的大礼帽,只是还要高大一些,上边花里胡哨地涂了一些颜色煞是好看。最后的一个是个圆锥形,像戏台上五常鬼头上的那种。那些不同的高帽子,各是什么样的含义,没人给我们讲解,我也没有及时调查研究,如今当事人都已不知去向,这件大事只能成为疑案了。
我们的那些高帽子,队长要我们平时自己保存,用时自己戴上。为了保管好这好不容易得到的桂冠,我回家后都是高高地挂在门框上边,生怕弄坏了;可是6岁的女儿每次看见都要求拿下来玩,解释她听不懂,实在难为人。 
每次批斗会,不论是挨斗或陪斗,我们这些人都去得很早。在路上没有人时,是把帽子拿在手中急忙走到会场,别让大孩子们碰到找麻烦。每次我们到会场时,礼堂里大都空无一人,这时一帮手拿高帽子的人聚到台前谈笑风生。只要谁发现有人来了,一打招呼各人立马把高帽子戴好,到自己的位置上老老实实坐下来,从此就再不吭声了。我记得这第二个高帽子是用了好多次的。
1967年元月下旬,济南市有过一段时间的游街高潮。那时,大小单位的造反派,都把自己单位的头头和什么“分子”戴上高帽子、挂上牌子,有的还举着稻草,弄到大街上去示众,多的几十个、少的几个。大单位用大卡车拉了全市游;小单位是革命群众呼着口号跟在后边转几个街区。一连多少天,大街小巷人流不断、口号震天,要打倒的人谁也数不清,革命热忱好不动人;如今的正月十五闹花灯是绝对比不了的。在那次游街高潮中,有些单位的“走资派”是早已经揪出来的“职业运动员”;有的则是虽说群众给他戴高帽子游了街,人还在实际工作岗位上。这些人游完了街,回到单位,摘下高帽子、洗洗脸,还要上岗去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他们这种忍辱负重,一心为公的精神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内能找到。这些人是有幸的,他们有条件能按毛主席的教导办事。
在那样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中,赫赫有名的“矿院红旗公社”岂能落后。是1967年元月的哪一天我实在想不起来了,他们组织了一次可能是济南市首屈一指的“黑帮”大游街。
首先是黑帮人数上要压倒别的单位,不单是所有劳改的人员全部参加,还把一些没进劳改队的党团基层领导干部都拉了进来,总共有54人,命名为“黑旗军”。
在游街人员的装扮上也煞费了一番苦心:首先做了一面黑底白字的“黑旗军”大旗,这是外单位都没有想到的。对“黑旗军”成员的打扮也费尽心机:刘子光、张桂芝穿的是纸做的孝服,手提哭丧棒,那孝服全身贴满了纸条条,活像两个白狮子;其他人的高帽子也都是精心制作,54个人没有重样的。我记得,给我的那一顶园锥形帽子的尖上还有一个白缨,不明白那意思是说我脑袋尖呢?还是像个小丑。我的帽子可是有点大了,我一戴上就盖住了半个脸。为了取得轰动效果,那次我们是步行上街示众。
造反派精心策划,让一个原国民党军的旅长在前边举旗。这老先生是一个老师的父亲,行伍出身,一行一动都符合步兵操典的要求,在前边两臂伸直高举黑旗,始终以正步前进。这威武的姿势一亮相,满街的人都齐声喝彩;后边那长长的,无奇不有的高帽子大队更是引人入胜,实在不亚于元宵节上精彩的演出队伍。大街两边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嘻嘻哈哈地评论着我们头上的帽子。回想我这一生,还是第一次受到这样隆重地夹道欢迎。
我的高帽子实在是太大了,常常看不见路,只好走一会把帽沿往上推一下。倒霉的是,走在我前边的人是一个小个子,他戴的是一顶发丧的孝帽子。人一走路,那帽子耳边的两个棉花球就不停地摇来摆去;我一看见那两个摇来摆去的棉花球就忍不住笑;我一笑围观的人就厉声斥责我。可我要看路又不能不往上推那帽子,一看到那两个摇摇摆摆的棉花球我又笑了。
这一次游街,我是这个队伍里的一大看点,肯定会被人捧为明星,实在是诚惶诚恐不胜光荣之至。
干革命干到这个份上,可也真上档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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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接受群众监督改造

“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是没有常规的,似乎一切都是按变幻莫测的“最高指示”和“群众的意愿”办事;至于这个“群众的意愿”是怎么一回事,不亲身经历过是很难揣摩的;而且这个揣摩,也是只能意会无法言传。
“到群众中去接受监督改造”,是文革中对干部的一种教育方式,比“劳动改造”的待遇可是要高多了;这期间,我有幸经历了两次。
第一次是在省委决定撤销工作组后。
工作组走了,刘子光打倒了,可是院党委还在。 1966年8月1日,院党委决定恢复学生党支部。我这时已经被撤销了院团委副书记、系团总支书记、学生党支部书记的职务,是一个犯了大错误的小干部。肯定是出于一种惯性思维,不知是院里还是系里,认为我有做学生工作的经验,想让我帮助做做已经不受约束了的学生的工作,同时还对我说:“要到群众中去,在群众的监督之下好好改造自己。”我觉着这两者明明是矛盾的,可我也糊里糊涂地接受了,心里还有受宠的感觉。
我被安排到采煤68―1班,任务是说服对立的两部分学生,“团结起来共同对敌”,那敌当然首当其冲的就是刘子光。其他的辅导员这时也都下了班,不过他们没有“接受改造”的任务。
由于工作组的挑动,这时学生中形成了两派,而且对立情绪很大。一派以党员干部为主,认为文化大革命不能对着班干部来,揪班干部整学生党员是不对的,应当把这事说清楚。另一派为主的是一些过去认为的落后学生,他们说尽管工作组有错误,可是揪刘子光是符合运动大方向的,刘子光已经是定性的“三反分子”,这些党员就是“刘子光的党员”,班干部是刘子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帮凶,受批判是应该的。两派泾渭分明,各有自己的代表人物。
学生们对我到班里去似乎是不欢迎也不反对,因为我确实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他们的事情,这次也是抱着十分的诚心,想让这个班的学生放弃工作组造成的隔阂,重新团结起来。
当时我说的话,有些学生还能听进去;两派的头头对我虽不热情,可也还能坐下来听听我的劝说。我想通过他们做同学的工作,首先能让全班同学坐在一起开个会;到时我就好对大家说说我的意见,相信我的工作能力和诚意是会打动他们的。做一个班的学生工作还会有多难?当时我是这样想的。
使我想不到的是,我和那几个代表人物个别谈了多次,每次我都苦口婆心地谈很长时间,都是当面答应得很好,回去不见行动,而且我发现,似乎越谈距离越大了;终于有一位学生干部忧郁地对我说:“刘老师,我明白你的好意,可这是没有用的。你别费这个劲了,恐怕对你也没有好处。”我们俩木然地相视了一会儿他就走了,可我当时还有点不甘心。
事实说明,那位同学说的是对的,我用了两周的时间,可谓费尽心机地在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是反反复复,两派学生最终还是没有能坐到一起。我正在苦思冥想再用什么方法继续做工作的时候,使我更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8月15日,建井66―1班的一张大字报使我前功尽弃。那张大字报的题目是“落水狗的阴谋不能得逞,坚决要求把刘炳南从采煤68―1班赶出去”。我明白,这样我就一下子被置于“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漩涡之中,我掉入了陷阱。我至今不清楚,何以建井66―1班对我的革命热情这样高?可能我过去在工作中伤害过他们班今天的造反派头头,如今来寻报复;也可能他们班今天的头头是我过去看重的人,今天要在群众面前表示和我彻底决裂。
第二天学校里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几十个学生党员干部列队到省委要求答复,文化大革命中斗学生、揪党员、揭班支部盖子对不对?其二是北大、北人大的学生来校串联给学生作报告,介绍北京的学校揪斗牛鬼蛇神的经验;当晚我校的学生就揪出12个干部在校园内戴高帽子游街,当然也少不了我。
从那以后学生们就不搭理我了,这样我还能做什么工作?只好夹着尾巴落荒而逃了事。
谁知逃走并没了事,接下来的是对我无休止地批斗,不久又进了“黑帮劳改队”。后来,我想起这件事就感到自己实在是幼稚可笑到了极点。要两派群众“大联合”的事,“最高指示”下了好多次,在北京,周总理在几个单位不分昼夜苦口婆心地做动员说服工作,甚至到了“你们不联合我就不走”的程度,都没有一点效果。我的努力会有结果的话,倒真是活见鬼了。
被煽动起来的私心和权欲,又加以革命的旗号,从这个潘多拉盒子里放出来的妖魔,是任谁也无法使它驯服的。恐怕这是运动的设计者始料未及,或者说是在谋略之中的。
不过我也要感谢建井66—1班学生的革命行动,因为那十几天我犯下的“罪行”,后来被造反派逼着交代检查了好久才过了关,要是时间久了,我还不知道会落个什么下场。
这次的“群众监督改造”,我毫无收获,这群众是什么?我也越来越不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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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接受群众监督改造

第一次接受群众监督改造被赶回之后不久,我被提拔进了劳改队。
在劳改队里过了半年多的时间之后,我已经习惯了劳改队的生活,也和周围的工人混熟了;我觉得这样混日子也不错,除了干活就是吃饭、睡觉。渐渐地,文革初期的恐惧消失了,过去的人生追求早已不知去向,我本来就是大海中的一片小树叶,不随它去还有什么别的作为?尤其是干了修自行车的活之后,十几年前的老本行得心应手;我当年的老师今天成了我的学徒;有时造反派的头目还要对我说好话求着我。他们有的对我说:“你那点问题算什么?你快给我修好车子,到时我替你说话。”似乎自己在“劳改队”里也有了一点地位,还产生了一点可笑的自负感。
我和采煤系的干部、教师的感情越来越疏远了。与从其他矿院来的老教工和本院的留校生来说,我本来就是一个流窜来的“外来户”,在不到两年的工作时间里建立起来的感情是很脆弱的,偏偏这时又遇到了这“史无前例”的事。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也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待遇。继学生给了我个“黑话专家”的光荣称号之后,又被系里的主要负责人把我说成是“与刘子光单线联系”的特殊人物,还说为了控制我,刘子光的爱人张桂芝把我老婆拉入了党内。这样一来,采煤系的一切问题都可以由我这个“黑话专家”和刘子光单线联系到一起,别人也就没有多少事了。
为了落实我的罪名,有一位政治辅导员还对那位系领导“揭发”,无中生有地说他见过我就是有一本《黑话集》,这更成了系领导的杀手锏。我于是成了采煤系里最坏的人,被工作组扶持的系中心组定为“一类干部”,成了敌我矛盾。
虽非出于本意,可是我对保护山东矿院采煤系的干部是立了“大功”的,由于有了我,采煤系成了不受刘子光信任的单位;总支书记也就成了受“三反分子”压制的好干部,是唯一没有进劳改队的系党总支书记。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我能做什么呢?一边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造反派,一边是口径一致的采煤系党政干部,我一个人全身是嘴也说不清了。于是,我在劳改的前8个月时间里,就只好来个什么也不说。
到了67年3月上旬,系里的造反派觉得事情不大对头。他们想揭开系党总支的盖子,要让系里的干部都亮亮相,还指定要我回系参加揭发,也把自己的事情说清楚。
一开始,让我半天劳动半天写揭发材料,由于会开的多了,渐渐地就不让我回去劳改了。劳改队长也对我说:回自己的单位,在群众监督下继续劳动改造,“自己解放自己”。3月17 日我就到采煤教研室参加活动了,这是我第二次在群众监督下改造,
乍一离开劳改队,还有点不习惯。那时的教师,除了搞运动没有别的任务,每天上午分组大批判,有时是批一种思想,个人准备了稿子在会上念;有时是批一个系里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大伙出谋划策来让他当众出丑,例如让一个教授说说手摇回柱器的构造。
我看到那些大学教师们的文章和点子实在平平,尤其是看到那几个青年教师,昔日刚留校时见了我,没话也要找两句;今天成了系里的领导,趾高气扬地板着面孔,觉得很不舒服。在过去一段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也学了不少歪门邪道,也很想露一手;可是想想自己的身份和处境,还逞什么能?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罢。自己如今还是个“另类”,理当处处低人一等,“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就这样当个看客吧,知足常乐,能忍自安。在上午的时间里,我和他们,只有在一个时刻是平等的,就是做“四个首先”。
那段时间,几乎每天下午都是搞“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剪忠字,绣毛主席像……在这时,我的手艺常让那些大学教师们吃惊。在用彩线绣毛主席像时,要用尖端的侧面有一小孔的注射针头,这种东西没有卖的,他们拿了一般的针头来让我做,我只用一把剪指甲刀,一会儿就做好一个;每到这时,我会听到几句好话。
总而言之,就像在印度,我和他们不属于一个“种姓”,是不能坐到一块的。那段日子我像一个童养媳,在端着架子不冷不热的公婆面前,度日如年,实在不如在劳改队里劳动开心。可是没过多久,到了 1967年3月31日,可能是由于我没有资格进入教师的队伍,又要我到学生中去接受监督改造。
我开始还有点高兴,可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眼前这些学生我过去是很熟悉的,一年的时间不到,我发现我对这个群体已经完全陌生了;史无前例的“革命造反”,使他们完全变了。我不再是他们尊敬的老师,而成了动辄得咎的奴仆。
我写了向学生“请罪”的大字报,还一再要求接受他们的批判,没有人理睬。一种莫名的恐怖气氛,时刻在我周围弥漫着。学生党员不敢接近我,他们都被打成了“刘少奇的黑党员”,有的甚至于写了“退党声明”。学生干部远远躲着我,他们被说成是我“镇压学生的爪牙”,许多人还曾被批斗。为了和我划清界限,有的人曾经给我编造过好些无中生有的罪状;造反派对我的态度就更不用说了。我和学生之间,有了一堵无形的高墙。
这时的学生宿舍,整个是一个大垃圾箱。床铺乱七八糟,到处是废纸、杂物,墙上挂满了蜘蛛网;厕所的污水流到走廊里,就在地上垫了砖头。没有哪个人再做好事了,因为造反派学生有一种最革命的理论:“带了私心做好事,越做私心越大。”“做好事都是为了讨好向上爬,做好事可耻,做的越多灵魂越肮脏。别看我什么都不做,我的心是最纯洁不过的……”
我看着走廊实在太脏了,拿起条帚来扫一扫,有人会连讽带刺地说:“又在装模作样了,假党员们的假积极就是跟着你学的。”我若视而不见,他们又会训斥我:“你还想当官做老爷,平时说的那些漂亮话你怎么自己不干?”造反派的学生们装腔作势颐指气使,反正我怎么也不对。我成了自己学生的奴隶,尤其成了一些造反先锋们的出气筒。有什么办法?他们都精神变态了,我只好整天看着脸色陪着小心,大气也不敢出。
这种“监督改造”简直是一种精神折磨,哪有在劳改队好,可又有什么办法呢?还是那句俗话:人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好在一天只有24个小时,还让吃饭、睡觉,慢慢熬吧!
时间久了,可能多数学生还是回忆起了我当时如何对待他们;何况我现在和他们一样也成了“造反派”,我和学生间的关系渐渐缓和了。在背后,有的学生干部沮丧地对我说:“一失足成千古恨!”有的学生党员问我:“毕业前还能转正吗?”我这时既心虚又胆怯,不好和他们说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说才是对的,只好笼统地安慰他们:“在这些事上我有责任,咱们都好好表现吧!”
我在造反派的天下臣服了,因为这场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我还能怎么样,尽管心里还是很别扭,可也只能“好好表现”。
67年的3月我听说,毛主席说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他看了几遍,是反马列主义的。这还有什么好说的,我过去把它当成人生指南,还不是都错了。我和学生们一起参加大批判,跟着上边的号令批黑《修养》、批陶铸、批“二月逆流”……。上街撒传单时我勇敢地站在马路中间,把学生印的传单,丢进路过的自行车网兜和汽车的驾驶室里。有一次我骑三轮车拉了大桶给在街上贴大字报、大标语的学生送浆糊,由于过去没骑过这玩艺儿,把车翻到了工商河里,人也受了伤。我还跟着学生一起到工厂“支左”,在北郊的一家水泥厂住了好些日子,直到把厂子搞乱了才回校。我变成了一个“造反派”学生的黑参谋,为此还受到了院革委会头头的赏识,说我改造有进步。不过我始终不要求参加“造反派”组织,因为在我内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是共产党员,尽管现在共产党员吃不开了,别的政治组织我还是不应该参加。
在这期间我亲眼目睹了,没了纪律的约束、失去做人道德规范的大学生们,在“革命”的旗号下会作出一些什么来。学生的生活,除了每天上午还维持一两个小时的“大批判”之外,其他时间完全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学校里再没有什么权威的机构,更不要说个人能驯服他们,各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打、砸、抢、抄、抓成了家常便饭。前一阵子两派红卫兵为抢办公室、抢广播器材而撬门、破窗,在楼板上打洞,都是明火执仗一切无所顾忌。学校的大喇叭都被砸得歪歪扭扭,坑坑凹凹。现在他们要印传单,那钢板、油印机、纸张也都是非抢即偷。
当时有些男女学生的主要工作,就是“天线地线打毛线”。男同学做半导体收音机,需要好的五合板做外壳,只要他看中了,可以随意一脚把一张写字台的镶板踢下来;要用一个线圈,可以砸坏一块电表;如果有人问,他还会摆出革命的架式:“我要看看桌子里边有没有黑材料!”有的人利用大学生公费医疗的方便,到各对口医院去大量的拿药,每次都用大提包往老家带。有一次,我只是对一个姓王的大个子同学看了一眼,并没有说什么;那位姓王的学生反倒瞪着眼,理直气壮地高声教训我:“看什么,这是革命行动!”更有甚者,有个学生竟把一面大国旗偷回家,拆掉五星做了被面,被人讥为“窃国大盗”。并非只有矿院学生如此,后来我在泰安煤校看到一台被砸烂了的经纬仪,那是被一个学生为了取一个镜片而革了它的命。
打人已经算不了什么,不但打走资派、牛鬼蛇神,也打自己的同学。我亲眼看见有一个班的一伙学生,让一个犯了一点小错的同学跪在地上轮番殴打,打得他直要水喝。这也别说学生,有的青年教师也是打了老的打小的,打了孩子打老婆。至于抢占房子,把门窗用纸糊起来男女同学约会,甚至与家属院的小女孩子发生性关系的事,也不时发生。这哪里还是大学生?这就是“造反精神”吗?革命到底是什么?
我有时头脑里会冒出这样的念头,把学校、学生弄成这个样子有什么好处?可是一想到这些心里就害怕,赶快去想“文化大革命”防修反修的伟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大乱之后必有大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会有错,怀疑毛主席那还了得。
这确实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大革命,虽然各有不同的触及法,可是平时各人灵魂深处隐藏着的那些肮脏东西,这次可都暴露无遗了。学生中,一个个官迷们在上窜下跳做着他的黄粱美梦,“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手握着矿院党、政、财、文一切大权的人,在以革命的名义为所欲为。我实在没看出,这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新革命领导班子”,比那走资派掌权的老班子好在哪里。
这时院里各级老班子里的人,有的早已经被打倒在地;有的在向造反派献殷勤丑态毕露,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干部”,被结合进了领导核心;有的把他的下级说成是和刘子光单线联系,以证明他不被刘子光所信任而逍遥自在。那“起义”杀领导回马枪的就更多了,越曾经是真正的亲信,那杀伤力越强。
我也变了,我虽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可我的思想已经完全被“造反派”征服了。我在努力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开始,我对揪出刘少奇可以说内心十分反感,他对中国革命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叛徒、内奸、工贼”要彻底打倒。毛主席也太无情了吧!可我接着就为这种想法吓得心惊肉跳。
在那一大本“罪证材料”面前,我违心地表示了“衷心拥护”。之后我还写了不少“批判”文章、诗歌,单是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就写了“十评”,比党中央评苏修还多了一评,还找出了它的31条罪状,够革命的了吧?只是我没有以任何的形式对外公开发表过,大都留在我的日记里。形势在影响人、改变人,众口烁金你会盲从;泰山压顶你会屈服。在紫色的恐怖下,一切都变了色,我的思想也认同了“造反派”才是紧跟毛主席的。这“群众监督改造”,还真把我改造成了一个“新人”。
我虽然已经迷失了自己,可是有了更多的自由,不但在学校里我可以到处看大字报,还可以找机会到街上去走走。在这一段时间,济南市可是一天比一天热闹,我到市内几个两派斗争激烈的单位去开了眼界,还有幸亲身经历了矿院造反派两次重大打、砸、抢事件,使我终生难忘。
那造反的对象越来越没有边了,有的要揪四清工作队,有的要揪军内一小撮,云南的省委书记自杀了……我的妻子只当了21天的辅导员,从运动一开始就天天写检查,写了半年多了还通不过。有的造反派学生为了给自己捞政治资本,一定要她承认,是她把他打成了“反革命”。由此我也就越来越不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要亲自发动、亲自领导这么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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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场大混战

文化大革中产生了数不清的“新生事物”,它们大都是产生在乱象中,来得那样让人难以想象的怪异;它们似乎只有在群众的争论、对抗、甚至于武斗不休中才能产生和生存,“革命委员会”也不例外。
那时社会上,经常传毛主席说的话;66年末就传说,毛主席说了“全国各级政府的大权,大部分没有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我从大字报上还看到了一份“两个司令部的名单”,那“黑司令部”的人,竟然都是一些多少年来被人们尊敬的老革命。
建国都17年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真让人难以理解;即使如此,按常理说换人不就行了吗?不行,那不彻底,连牌子也要换。一时间全国上下众说纷纭,似乎一切都要重新另来。有人提出搞“公社”,全国是一个大公社,各省、市、县是各级的分社、支社。这肯定是受到了“巴黎公社”的启发,是最经典的革命主张了。不过这可就改变了国体,外国要不承认就有些麻烦。据说,最后是毛主席拍了板:“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
于是全国各地的各级政府、大小企事业单位,包括深山里的小村庄,不是什么大部分了,而是全部由“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而后一律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特别对于北京市革委会的成立宣言,中央领导说了,一定要写出水平来,要有棱角,气势磅礴;说这是《北京宣言》,比巴黎公社还要有气慨;这是震动世界的事情、震撼大地的事情,可以参考《共产党宣言》,要理论上有东西,要有历史意义,将来莫斯科革命可以向我们学习。我立即意识到,这成立“革命委员会”,可能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划时代的大事,能够亲历,这可是一生中难得的幸事。
毛主席说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对“革命委员会”这个牌子,是没人再说二话了。可是,那革委会里掌权的人,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呢?你说是,我说不是,除了毛主席谁说了也不算,这又成了一个普遍出现的大问题。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革命委员会,没听说哪一个没受到质疑、攻击、否定、甚至被推倒。于是又出现了新一轮的,甚至是更加尖锐复杂的夺权与反夺权斗争,山东省的大小革命委员会也无一例外。
刚刚夺来的权,可不能再被人夺走,林副主席说了,“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嘛。为了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省革委会下设了“作战部”,听说分管这一重任的是,省革委会四大要员“三王一杜”中的王路宾;后来王立波、杜春胜也参加指挥;再后来王效禹也亲自下了手,似乎革委会的主要任务就是作战了。对谁作战?当然就是“保守派”。下边也群起效法,这一个个的“作战部”,一度是白天人来人往,夜间灯火辉煌。他们运筹帷幄,指挥的大小战役也不计其数。千百万群众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大人物的指挥下,随波逐流地在那里日夜鏖战。
1967年3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了山东省夺权的消息,表示了中央对王效禹们2月3日夺权的承认。于是第二天在省会济南市开大会,“热烈庆祝中共中央毛主席批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解放军大力支持,还向各厂、矿、学校派了“支左”人员,一时看来似乎大局一定。学校里批刘少奇的大会人多了,体育场上有的班出早操了。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可该告一段落了罢,可是不久就有了“二月逆流”。说是在北京,一伙老帅“跳出来了”,还说叶剑英和江青拍桌子把手指都拍断了,徐向前也是黑干将。
上边有了根,下边必然会有线;北京有了“二月逆流”,山东就有了“复旧”,于是全省又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复旧”。济南市革委揪出了被结合的干部杨毅,说他是“钻进了市革委会的走资派”、“保守势力的黑后台”、“复辟的急先锋”,在省体育场开了他的批判大会。于是全省各地到处都有了杨毅式的人物,一个一个地被揪了出来。省革委又抽调红卫兵到各地去“反逆流”,矿院抽了23人,其中有10人到了罗庄煤矿。山东省的局势又动荡起来了,济南市的大街上不只有“黄字兵”了,又有了“黑字兵”、“白字兵”、“银字兵”;就连山东造反派的大本营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也都又杀出了新的一派红卫兵打起了内战。
看看全国的形势,走资派手中的权该是都被夺了,一个个的革委会也成立的差不多了,可是社会仍然动荡不安,毫无平静的意思。听说青海又出了大事,死了300多人。
在山东省的济南市,特别是夺权时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工人联合会”,在各工矿企业中还有很大的势力,甚至于仍是掌权的一派。被排除在参加夺权的革命组织之外的“山大主义兵”和中学生中的“黑字兵”(他们的袖章是红布黑字),依然还有完整的建制;“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在很多基层单位的夺权中这派人占了多数;其他市、县的情况也大同小异。于是,“山东省有好多单位和部门的权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的说法,就广为流传,日甚一日了。这时我看到一张大字报—《论文化大革命的五个回合》,还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我看不懂。
说起来令人难以理解,在济南市的这些与省革委会不合拍的基层革委会,可是得到了本单位大多数人的拥护,“支左”的解放军也是支持的。这样一来,社会上两派的对立也就暗含了济南军区和省革委会的矛盾。
1967年4月16日,省革委会大造“反复旧”的声势,在济南市八一广场召开了号称数十万人参加的,“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揪出保皇势力黑后台誓师大会”,会上省革委会的负责人发表了声色俱厉、义正辞严的讲话,“要冲垮保守组织,揪出黑字兵的后台……”;会后举行了据说有20万人参加的大游行,公开向反对派宣战。可是军队代表的发言的调子却是“矛头一致对上,在大批判中搞好大团结,不要把矛头对向群众组织……”
这次活动我有幸跟着学生去参加了,可是我亲眼看见,就在这杀气腾腾的会场周围,至少有对立面八个旗号的黑字兵,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向大会示威,扬言要揪出王效禹。我们游行过程中,也不时遇到另一派群众的起哄和捣乱。看他们的那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的阵势,可不是一般的发泻不满情绪。
随着气温的升高,在济南市的一些基层单位,针对革委会的真伪,两派的争斗也越来越激烈,而且各自都从外单位拉相同观点的人来助战。到处都在不断成立一个个新的造反组织和新的革委会。大学生们更是四处插手,“第二次杀向社会”,到处去参加成立大会,表示“要和真正的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这些单位的干部们可就苦了,形势不断变幻,个人无所适从。当时有个顺口溜:“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搞不完的大联合,建不完的革委会;谁知道跟着谁才对。”槐荫区有一个只有500人的地方国营针钉厂,成了济南市两大派势力较劲的焦点。
那个小厂的工人本来也从“走资派”手中夺了权,成立了革委会。厂革委会还是受到大多数职工拥护的,“抓革命,促生产”搞的也不错。可有人说这个厂是“黑老保”掌权,市革委会不承认;省里派红卫兵去调查,也说是造反派受压要推倒重来,还把人家革委会的牌子给砸了。厂里的职工不干了,把那几个调查的红卫兵给轰了出去,重做了一个大牌子挂上。红卫兵们给上边一回报,这还了得,又组织人去把那新做的牌子砸了。于是,一场空前绝后的牌子大战在这个偏僻的小厂门口展开。
挂上去的牌子不断被砸烂,新牌子又不断挂上,有的甚至于挂到了电线杆顶上。开始是自己厂里做,后来是兄弟厂送。牌子越做越大,木质越来越好,听说后来用上了红木。有一个牌子还是钢筋混凝土的,重三吨半,上边有毛主席像,让别人不敢砸。最后是济南钢铁厂送的,先是铸铁的,后来又换成专门从武汉钢铁厂运来的优质钢做的,是大载重车运去,用大吊车竖上的,可谓今古奇观。
竖牌子、砸牌子越来越频繁。每次送牌子都是敲锣打鼓披红戴花,后边是报喜队、助威队,一队队的人放着鞭炮、呼着口号表示热烈祝贺。每次砸牌子也都是兵多将广气势汹汹,锤镐飞舞,吼声震天。针钉厂的门口天天人头攒动如赶庙会,小院子里的人更是挤得水泄不通,有宣传的、有辩论的,人声鼎沸,群情激愤,武斗不断。类似的事在济南市别处也有,不单是工厂,还包括市公安局、向阳区政府……。
这时的市公安局又像前一阵子省公安厅那样,院里院外乱得无法再乱了。因为王效禹说他们镇压了造反派,把局长李虎给抓了,还在全市大张旗鼓地宣传。那里院里院外挤满了人,不少中学生爬到了屋顶上。一面面黑字红卫兵旗在那里飘扬,那是支持李虎的。反对的人更是口号声、广播喇叭声震耳欲聋。筹委会的牌子被涂改成了“臭味会”,还有一块牌子是用刚从地下挖出来的棺材板做的,难以想像的乱七八糟的事层出不穷。不过听说外地有些县市比济南更厉害,有的红卫兵不但冲公检法,还冲军事机关,部队架上了机关枪,还在门前划了白线,只要过线就开枪。
在4月16日市里开大会的前一天,矿院的学生就冲击过所在地的向阳区革委会,说他们是“假夺权”,把新成立的革委会说成是“各味烩”。市里大会一开就更来劲了,说他们围攻了红旗公社的社员,涂改他们的标语,当晚学生就紧急集合,去占领了向阳区革委会大楼,还把前去干涉的公安人员轰走;后来他们把这阵地移交给29中的学生掌管。可是,接着发生了辖区内的一大群老太太到大院里去“保卫红色新政权”,和29中的学生发生了冲突,有的老太太被打。其中一个家住工人新村,三代工人,苦大仇深的老太太,被打得鼻口出血当场倒地不醒人事,送到医院才抢救过来。这时,区内各种各样的人都去参战、助威、看热闹,又是乱得一塌胡涂。
4月18日,又说国棉三厂围攻了矿院的学生,大批师生又战斗到夜里两点,这次是采煤 系一个姓宋的老师现场指挥,说是省革委作战部的主要负责人王路宾还有王竹泉都去了。同时在武斗的还有市公安局。
4月20日半夜里,矿院的学生还又一次紧急集合,跑步到向阳区政府大院去支援……
第二天学生又去参加机床二厂一个叫“红太阳”的群众组织成立大会,再次发生武斗。学生说,他们支持的人只占全厂工人的十分之一,但他们是最革命的。
第三天,在矿院操场召开了“向阳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群众愤怒声讨刘少奇誓师大会”,两万多人参加会,会后还举行了大游行……
总而言之,在那段时间,整个济南市的人似乎吃了饭不干别的,天天时时都在干革命。经济形势不言而喻,就连东方红商场都严重亏损。从大字报上看,似乎并非只是山东这样,去年秋天广交会上订的货有百分之三四十没交货;著名的北京西单商场还被炸了。 
每到这个时候,总会有解放军的宣传车不断地开来。这时宣传的内容是4月16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市和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小将时的谈话,批评他们不集中精力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而打无原则的内战,冲击军事机关、军管单位等等的三个讲话,还散发了传单。每到这个时候,聚集的群众都是有的鼓掌欢呼,有的高声叫骂,可谓泾渭分明。我看那些高兴的人似乎都是“保字号”的,而反对的都是“冲字号”的。从对解放军的态度上看,这和前一段的形势正好相反。
这时,山东矿院内也不平静,出现了矛头直指解放军驻院“支左”人员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都是红旗公社的人写的,其中有一份是转抄鲁迅大学(山东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六战士的大字报:“两种命运大决战的转折点!”其中有惊人的内容,说“军区内有大鬼、有水怪。他们企图纠合保守势力打击革命派,把王效禹搞成光杆司令……”还有本院学生写的大标语:“誓与带枪的刘邓路线决一死战!”、“揪出杨得志示众!”杨得志是当时济南军区的司令员。
社会上又形成了两大派的尖锐对立,各派不断召开几万人的大会,街上不断有游行队伍,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
对于“当前斗争的大方向”,两派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解放军的宣传车上广播的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猛攻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时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在革命的大批判中,进一步加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这代表一派的观点。而另一派则说,这个大方向是颠倒是非,本末倒置,打着红旗反红旗,给山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严重后果……“要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
4月22日,济南市30个大工厂企业的革委会,联合发表了对抗省革委会的声明,并在八一广场召开了有十几万人参加的“批判刘少奇大会”,主席台是设在由与会群众包围着的会场正中心,周围还有部队维持秩序。可是另一派也在体育场举行了大会。矿院则自己开了大会,省、市革委会的领导和他们一派的群众组织,都派了代表参加,会后还到国棉三厂等一些观点对立的区域去游行示威。
这个时候,两大派的头头都在群众中宣传,中央如何支持他们的“千真万确”的消息;两派的群众也都是胜券在握,干劲十足。这派要“揪出三王(王效禹、王路宾、王立波)示众!”那派要“打倒杨得志、杨果夫(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大众日报》、《济南日报》也站在省革委会一边,火上浇油、大造舆论,一时两军对垒势均力敌,杀气腾腾一触即发。
这时的山东煤矿学院却是一派独大,“红旗公社”执掌乾坤。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可是院里的孩子正在大造其反,也有了“司令”,也在打、砸、抢,特别是到处偷、抢食物找地方煮了吃。必须组织人站岗护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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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风云

就在这两派恶斗胜负难分的时候,一个个对济南军区不利的消息在群众中传开。从北京传来了消息,全军文革小组长徐向前被撤职,由谢富治接替;青海和新疆石河子都发生了武装镇压群众、部队开枪造成数百人死伤的大血案……
67年4月27日夜里10点,全院师生紧急集合,院革委会的负责人又向大家宣布了新的重要消息。主要内容有:到北京向中央回报的王效禹回来了,这次毛主席接见了他,没有见同去的杨得志。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两次接见山东省革委会领导,听取了6小时的回报。中央任命王效禹为济南部队支左办公室主任,杨得志为副主任,原来的副主任被撤职。宣布支左的解放军从市公安局和各厂矿撤出。宣布济南市公安局为“资产阶级专政机关”,必须由造反派夺权等等。还说毛主席非常支持王效禹,说他在各省市革委会的一把手中级别最低、水平最高。
大会开过之后,全院师生连夜列队到省革委会大院去报喜,回来时又到市公安局门前示威。我看到市公安局门前人山人海像个夜市,好多辆宣传车在广播,其中也有部队的。奇怪的是,办公楼里开了彩灯,楼顶上也站满了人,使劲地挥动着“黑字兵”和他们一派工人组织的旗帜,还听说公安局仍在抓人打人。矿院的游行队伍里当时就有些学生十分气愤,要冲进去把旗夺下来,可是看看寡不敌众,未敢行动。
第二天一早就听到了捷报,说是凌晨时分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市公安局,被以大专院校学生为主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攻下来了,当时战斗很激烈,抓了不少人。市公安局现在已交由公安局的革命造反派接管,为了保证安全,还派去了不少红卫兵去做保卫工作。我听了觉得很新鲜,红卫兵去保卫公安局?真有意思;还听说针钉厂的问题也解决了,不用说,也是用武力。
我好奇,晚上一个人偷着跑去看了看,可不是,那厂门都关了,门口的大钢牌子也已经被红卫兵用汽焊割断地脚螺丝运走了;那里变成了冷冷清清的寂寞旧战场。那块大钢牌子,样子就像一幢碑,上面的字是铸出来的。听说它最后流落到了山东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在废铁堆里“睡”了几年,以后不知所终。如果有人保存到现在,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
这时,向阳区公安分局也被革命派接管了,向阳区革委会大院的战斗也很快就会结束。
4月28日下午3点,“山东工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红卫兵山东文艺造反总司令部”,这济南市的三大左派组织,共同召集了“动员一场人民战争彻底埋葬刘邓路线在山东的流毒誓师大会”。中心会场设在省体育场,别说会场内的人挤成了一团,就是会场外很长的一段马路上都挤满了人。据说还在全市和全省各地设了许多的分会场,组织了几百上千万人收听大会的有线广播。
大会上有山东各地市的革命派代表上台控诉刘少奇、邓小平和山东的谭启龙(原省委书记)、白如冰(原省长)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长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近来又疯狂支持“二月逆流”打击镇压革命派,复辟资本主义势力的滔天罪行。揪了谭、白、刘(秉琳)、秦(和珍)、杨(毅)等许多人上台示众,可是没有众人瞩目的济南市公安局长李虎,说是人太多了没带上来。下边群情激昂,“打倒”声排山倒海。
上大会主席台的,除了各群众组织的代表之外,有省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首脑“三王一杜”。当载誉归来的王效禹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的群众可谓疯狂,像欢迎英雄、像迎接救星,全场的人拼命地鼓掌,声嘶力竭地呼喊,口号声响彻云霄经久不息,我看到不少人流下了热泪。几乎他的每一句讲话都要被掌声打断,一派群众对他的崇拜已是登峰造极。奇怪的是,就在这时,会场上有个人当众喊了“打倒毛主席!”毫无疑问,他被立即揪走。
王效禹在大会上讲了,山东省革委会代表团这次到北京,看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不但接见了他们还两次和他们合影,共同观看了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全体同志接见了山东代表团,一起开了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的会。说他们非常关心、非常了解山东的情况,作了很多重要指示。会议肯定了“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山东工人革命造反指挥部”、“红卫兵山东文艺造反司令部”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黑字红卫兵不是革命左派组织……还说会议研究的问题很多,涉及的面很广,周总理给了很多指示等等。在大会上王效禹还对王路宾、王立波的历史问题打了保票,说那都是走资派对他们的迫害。
大会之后有的人趾高气扬,有的人垂头丧气。我注意到,军区接待站门前的人特别多,可是他们宣传车里广播的内容,在关于4.22大会、市公安局夺权、针钉厂夺权、军区支左等问题上,依然是原来的观点,公然和王效禹在大会上讲的内容唱对台戏。这使我大吃一惊,事情可真是太复杂了。
大会之后的第二天下午3点,矿院的学生到国棉四厂去参加新的革命造反组织成立大会,照样受到厂里工人群众的阻拦,被堵在大门以外,还和解放军的宣传车发生了冲突。学生推走了解放军的宣传车,烧了宣传车上的传单,接着又翻墙进院开了大门,众人一拥而入。
可是就在这当头,市里的东方红广播电台传出了省革委会常委杜春胜,代表省革命委员会和王效禹同志发布的紧急指示,说是:“济南驻军有人公开纂改王效禹的讲话,挑起武斗,打死了我们的人,这笔账一定要算,为了不让阶级敌人利用来破坏省革命委员会和解放军的关系,决定将革命派的队伍先撤回来。撤回是我们胜利的准备,也是我们胜利的开始。具体地说,王效禹的指示有三条:一,杀向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律撤回,两天内不准外出;二,刺刀、枪口对准了也不要动手;三,打伤的人送医院,打死的人处理后事,打坏了的宣传车不要了……”听杜春胜的讲话有点气急败坏,火药味十足,形势如火山就要喷发,似乎大战在即了。
传说就在4月29日这一天,济南军区常委会也作了三条决定:一是济南军区支左指挥部立刻撤消;二是下厂的济南驻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全部撤回;三是济南驻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宣传车全部收回,以后不准外出。第二天还见到了一个“济南部队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挥部”的通知,说是遵照周总理的指示,该指挥部撤消,改为“支左办公室”,只处理部队内部事宜,不再对外。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至今也不明白。
此时部队内部造反的传言四起,传说有的军官要造一位副司令员的反,警卫人员拔枪相对,结果是把他们吓退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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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打国棉三厂见闻

社会上一度平静了,似乎是意味着大学生们第二次杀向社会“反复旧”取得了胜利。
1967年5月1日这一天,在济南市召开了全省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代表们坚决不同意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副司令杨果夫进大会主席团,还在大街上写了好多“把他们轰出去”之类的大标语。在演出的文艺节目中,把军区政委丑化成一条“保皇狗”。可是从种种迹象来看,另一派也并没有闲着,“揪出王效禹来示众!”、“军区支左就是好!”之类的大标语还是时有出现,暗流仍在涌动。看看各地传抄来的大字报、传单,类似山东这样的情况,好像全国各地并不少见。这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经验之谈:“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听听、看看、想想,似乎就是这么回事。
就在这个时候,山东煤矿学院的老造反成彦水,主持召开了全院大会,他分析了当前形势,部署了下一阶段的战斗任务。要求杀向社会的人先都撤回来,在院内集中批判刘、邓、谭(省委书记谭启龙)和刘子光;保字号的组织如果来,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发现什么破坏活动要抓住……我听了之后,觉得名堂不小,似乎在搞什么大的阴谋诡计。
社会上大部分的工矿企业,这时正在忙于夺权反夺权的斗争,自顾不暇。山东煤矿学院的两派斗争已经式微,似乎成了“红旗公社”的一统天下,它也就成了省革委会旗下,杀向社会支持工厂企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力部队之一;当然它还比不上更有实力的山东师范学院。有人说“山东师范学院和山东煤矿学院,是王效禹的两把铁锤子”。
新杀出来的“国棉三厂革命工人造反团”,在自己的厂里站不住脚,4月24日到矿院来开的成立大会,矿院成了他们的靠山。
不过,惯于冲锋陷阵的主力军这时没有仗打,闲在院子里成了些散兵游勇;学生们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床,开会组织不起来,整天吊儿浪当在院子里胡混,像一帮二流子。好在没有平静几天,街上“要求军区支左”、“揪出王效禹示众”一类的大标语又满了。许多工厂停产,武斗不断,还听说昌潍来了由市革委的常委带队的,几百人的专揪王效禹战斗队。又是一种山雨欲来势头。
不久,两派的争斗又在济南市展开了。先是5月5日《大众日报》社成了斗争焦点,人山人海地闹哄了好几天;后来,反省革委的一派群众干脆冲了省革委会的活动要地南郊宾馆,还占领了省革委大院,于是一场几万人的攻守省革委的大武斗开始了。
看样子,省革委作战部中真有能人,他们谋划了周密的“攻城战略”。他们是从两方面下手的:一是调集“重兵”,把省革委会大院像铁桶一样围了个密不透风,使支援的人无法接近,要把里边的人困死;二是大造舆论,说“保皇派”在大院里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在社会上把他们彻底搞臭。我就亲自听我院一位造反派老师在大会上绘声绘色地说,占了省革委会大院的老保们,打了所有的省革委会的工作人员,砸抢了很多东西,奸污妇女,还打死了很多人,游泳池里有好几具尸首,其中有一个小孩是被从两腿劈开的……那令人发指的罪行和日本鬼子差不多。说的人义愤填膺,听的人怒不可遏。接着公社的领导说,这几天敌人暴露无遗了,我们的劲也憋足了,我们该出击了。似乎真的证明了这是一个有预谋的行动。
按照上级的命令,5月6日下午全院师生提前吃晚饭,而后跑步到省革委会去支援。隔着省革委会大院还有一条街,那人已经挤不动了。不一会儿又接到新命令,说这几天发生的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的司令部设在国棉三厂,一百多个大工厂的保守派头头在那里开过会,有不少小汽车和军车出入,要我们和山东师范学院的“文革串联”红卫兵,立刻去捣毁那个黑司令部。先派公共汽车送过一批人去,其余的人尽快跑步赶过去。
我是后来赶到国棉三厂大门口的,听先来的人说,这个黑司令部的头头就是国棉三厂的革委会主任王德敏。说是他们早有准备,组织了铁杆保皇的护厂队,他们手中有木棍、削尖的竹板,还有刀子、手枪等武器。先冲进去的人吃了亏,有三人被打成重伤,其中矿院有个叫黄必良的学生,就是那个“窃国大盗”,被他们用水龙带的喷头在脑袋上打了四寸长的血口子,全身的衣服都洒满了血。
初到时,我看到两边的人在工厂关着的大铁门内外对峙着。有的学生在爬铁门,里边的人就往下推,还有人在照像。里边不过百多人哪挡得住蜂拥而至的大批学生,大门很快被打开了,可是看不到厂里有多少别的人。学生们开始挨个车间和办公室搜查。果然,几乎到处都有护厂队员埋伏着。特别是一些大纺织车间,刚进去看不到一个人,一往里走,会从机器后边呼地站出来一片,让人惊心动魄。可是学生人多势众又骁勇善战,见人就打,特别是一些女工被打得尖声呼叫,有的学生还乘机撸她们的手表。
被打服了的人就像俘虏一样被押到一个大屋里,多数人则从他们熟悉的路径逃跑了;被抓到的人也不是很多,估计有二三十人,而且多数是女工。学生要我们同去的几个干部给“俘虏”们做“思想工作”,要她们承认自己站错了队,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受到惩罚是应当的。这些话我实在难以出口,可又不能不说,还有一种侥幸心理,说不定这是对的,看来叛徒也不大好当。那些女工们被打得一个个鼻青脸肿、披头散发,有的在低声哭泣,表情惊恐、木然,谁听我们的饶舌。想起来,这实在是我一生中莫大的耻辱,如果这算“思想政治工作”,那魔鬼也会做。
我也对学生提了意见,要他们掌握党的政策,这样打人是不行的,特别是对女工。可他们对我这个“黑帮”的这些多余的话嗤之以鼻。
这一夜我可是开了眼界,对文化大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开始了多方位的思考。
天一亮,两个学院的学生和“国棉三厂革命造反团”的工人一起开声讨大会。在当主席台用的大卡车上,放着缴获的各种凶器和血衣,车下跪了一排昨晚抓到的头头,一个接一个的人上台控诉。不一会儿,王德敏被揪回来了,听说是一路挨着打回来的,到了会场又是一顿暴打,他能活下来就算万幸。大会直到下午才散;王德敏当场被公安局的人逮捕。
王德敏是从省革委会大院揪来的,那里也攻下来了。说是外边各地来的的援军被打回去了,里边的人也就支持不住了。说是省革委会给围攻的队伍下了“优待俘虏”的命令,里边的人可以出来,可是他们的旗必须拖在地上,袖章要翻过来戴,两手举着稻草,低着头从人群中穿过;其中有的人,当时就被本单位的革命派用紫药水在脸上写上“老保”押着游了街。
乘着混乱,我跑到省革委会大院去想看看被破坏的样子。我看到房屋门窗不整,玻璃破了不少,室内外到处是文件纸张,有些房上的瓦也零零碎碎,可是没看到放火的痕迹。我特意跑到那游泳池边去看,它干干净净的,更没听说有打死人的事。我内心里又有了受蒙蔽的感觉;不过,听说省革委会与中央联系的通讯电缆被割断了,这可是大事。谁想到日后查清,那是红卫兵指挥部派人割断,给对方栽赃的,参与人中就有我们学院的一个红卫兵头头。
这一次,济南市的“三大左派”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外地驻济的造反派组织什么“北京三司”之类纷纷发表声明祝贺。
5月8日,在省体育场召开了“愤怒声讨五四、五五、五六反革命事件中一小撮法西斯暴徒滔天罪行大会”。到会上发言的几乎个个身上有绷带,有的还架着拐。会后组织了有200多辆汽车的游行队伍,专门到机床一、二厂,国棉一、二厂,汽车总厂,铁路大厂等等“保守派”人多的大厂去示威,可是依然见到不少冷漠、反感和敌视的人群。
这次大事变之后北京传来消息,江青坚决支持山东省革委会和三大左派组织;杨得志检讨军队支左犯了错误;王效禹表示要发展左派组织,一定要把权掌握在革命派手中。中央还公布了王效禹担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王效禹现在是“四个第一”了,“省革委会主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省军区政委……”可谓如日中天。这时有些老百姓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王效禹是山东人民最黄最黄的黄月亮。做“四个首先”时要先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再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还要祝王效禹身体结实……
“宜将剩勇追穷寇”,学校接到省革委会的指示,再一次组织红卫兵杀向社会,扩大战果,争取更大的胜利。
1967年5月12日,我所在的班把我带到了工农磷肥厂(原裕兴化工厂)。我知道自己的身份,进了厂后就去参加劳动,接触到的工人有欢迎的,也有讨厌的,不过我从工人口中了解到不少情况。
这个厂原来的革委会也被摧垮了,很有威信的老厂长在家养病。于是,一时群雄四起,新造反派组织一个个冒出来,当了头就要脱产,还要厂里给办公室。一时厂里山头众多,再加上好多学校的学生都来支左,包括总爱唱反调的山东大学的学生。厂里天天召开各种名目的会,争正统,比造反精神,你争我斗,把个厂搞得乱七八糟。
一些老工人还在维持着厂里的生厂,可他们对这些造反不干活的人很看不惯。好在还没等我们插进去,5月15日我们又接到省革委会的命令,下厂的学生一律回校。
这时全国正在大抓叛徒,对此,学生们不感兴趣也无事可做。“整党建党”的报告都听厌了。听说北大、清华武斗升级,学生们做了长矛和铠甲,大家也不再起劲了。在学生中开始出现了对文革的厌烦情绪,有的要求上课,有的要求先发工资再干革命。教职工也是百无聊赖,会开不起来,话没人听,无组织,无纪律,为所欲为,一派无政府状态。
群众是无政府主义,学校的“政府”也没有什么主意了,院里的师生成了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我明白了,这就叫“师老兵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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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的日子里”之一

在文革的那些年月,中国的社会就像南半球西风带的大洋,无日不是惊涛骇浪。山东煤矿学院也不例外,风无定向,浪涌诡谲,少有风平浪静的时候,谁也保不准什么时候会突然出件什么怪事。当然,大事是中央出,省里也会出不小的事。到那时,大家就都会被卷进去,到大街上去冲冲打打,继续那“四大”的伟业;或者到别的单位,去支这派压那派,打、砸、抢、抄、抓。人们也都习惯了,反正谁也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风也罢,雨也罢,听天由命顺其自然罢。在没有出这样的大事的情况下,人们还能呆在自己的学校里,就算是“和平的日子”了。
从1967年的5月中旬,下厂的红卫兵,奉命撤回学校;到 8月29日,山东矿院的红卫兵就再次奉命出征,参加夜砸山东大学;前后算来,师生们在校园里只呆了三个来月时间。就这段校园里的和平日子,可也是无奇不有,光怪陆离,热闹得很。
首先是从全国各地传来的消息,就让整个学校不停地震荡。
北京市的红卫兵又分了天派、地派等等,五大领袖各领一彪人马争斗不已,惊天动地的事不断传出。
全国各地的武斗愈演愈烈,四川、江西、新疆、东北……郑州告急,开封告急,徐州炸了七个火车头,淮南炮轰了市革委大楼,还缴了前去制止武斗的解放军的枪。江西武斗用上了自制的坦克和军舰。武汉市的“百万雄师”控制了全市,把中央前去解决问题的谢富治和王力都扣了,据说是林副统帅调动了大量的陆海军才解救出来。为此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的大会声援。军队里,青海出了个赵永夫,武汉出了个陈再道,不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参与进来了,有了“带枪的刘邓路线”这种说法。许多地方还发生了大批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事。全国到处都是战场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为此多次联名给各地发电报、通知、命令都不管用。你说你的,我打我的,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有不少各地的代表跑到北京找中央领导评理。
社会上还传说,各地大量下放到农村的“四类分子”回了城,扬言“文革就是一切翻过来”、“干部都是牛鬼蛇神”,到处打砸抢。东北有的地方抢了粮库、军车,炸了面粉厂;沈阳抢了百货公司。边城延吉发生了朝鲜族和汉族的武斗,有了电台指挥,杀人放火抢东西,还喊出了“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内蒙、西藏也不太平。由于经常武斗,火车不通,大批的工厂停产,全国的煤炭产量下降了60%,真是天下大乱了。有些安徽淮南的亲友跑到学校来逃难,说是在那里活不下去了。
江青在7月20日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不久山东省革委会就公开组织了“文攻武卫”——因为他们统一戴柳条帽、人手一根木棍,老百姓叫它“棒子队”,武斗实际上合法化了。到处是“血、血、血……”的大标语,和“十万火急!”、“╳╳在激战中!”、“和╳╳╳血战到底!”、“砸烂╳╳╳的狗头!”、“绞死╳╳╳!”……的大字报和传单,我看了这些感到惶恐和迷惘。这样乱下去,中国要向何处去?
这时,国际上反华浪潮汹涌,别说美帝、苏修,就连小国朝鲜、缅甸也在摇旗呐喊反对中国。
社会上传说,好多文学家、艺术家等名人自杀了,音乐家马思聪跑到外国去了。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日甚一日的局面。我实在搞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山东省也不安定,在夺权时被排斥,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极左派”、“保守组织”,后又屡遭打击的工人联合会、鲁大(山大改了名)主义兵、中学里的黑字兵,他们在各地还有很大的势力,还在屡败屡战顽强抗争。他们提出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造反到底,就是胜利。”“不彻底翻案誓不罢休!”
虽然省军区发表的支持省革委会和王效禹的“五点声明,三条经验”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据说毛主席还批了“很好,正确,范例,仿行”;学校也参与了敲锣打鼓到省军区去祝贺的盛举。济南军区部队党委也发表了“给全体指战员的一封信”,可是不管怎么说,驻各地市的陆、海、空军调子就是不一样。驻济南市的工程兵依然坚持老观点,支持老组织。我们学校“红旗公社”的宣传队去慰问演出,他们要审查节目,搞得剑拔弩张。
各地武斗的消息不断传来,昌潍、枣庄、德州、临沂都在武斗。还说有的地方军管了,有的煤矿两派武斗打到了井下。更有传言,有的麻风村的病人造反、“反对迫害”,围攻医务人员,冲出隔离区要到北京告状,甚至于参加武斗。
在济南市,“山工联”的势力仍在许多工厂暗潮涌动,有些工厂停产了,不少工人表示只要王效禹在台上就不上班,有些工厂继续发生武斗。“鲁大主义兵”要誓死给“山工联”平反,上下串联呼风唤雨;一些某某中央领导在哪里发表了什么讲话,坚决支持他们的大字报、传单不断出现。
7月下旬,鲁大的学生还在省革委会大门前扎起了一排大棚,日夜驻守在那里,宣传他们的观点。他们要求省革委会承认错误,改组省革委,焊铁壶的不能代表产业工人;省革委会和红卫兵指挥部里,没有山大的代表也不行。那里又变成了鲁大的天下,成了人山人海的不夜城,还不时发生武斗。他们还扬言,不解决问题就要再次攻占省革委大院。还有传言,这次鲁大是要决一死战,学生分批回家诀别,学校里正在制造炸药。
在大街上,“黑字兵”的旗帜和袖章也越来越多了,似乎有些矿院的学生也参与了这些活动。更多的大学、中学内又在打内战,学校之间也磨擦不断武斗不停。
为了大造声势压制对方,省革委会和“三大左派组织”借着“祝贺省军区发表支左声明”、“痛打落水狗”、“纪念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纪念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悼念王士栋烈士”等等因由,开了好多次几万人参加的大会,动辄几百辆汽车上街游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大会动员了30万人。省革委和三大革命组织,还一连出了许多的布告、通令、紧急通知,报纸电台发表了不少揭发鲁大的文章,我还见过《鲁大反动言论集》的小册子。可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把对方压倒。
包括我在内,社会上许多人也有些想不大明白,为什么一个人数众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反革命组织呢?济南市又在酝酿一场新的暴风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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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的日子里”之二

这时的矿院,表面上看似乎是风平浪静的,没有战斗任务了,学校里的师生们都在按着个人的利益追求,各行其是。
学生们,天天吃着不花钱的饭,多数人是睡觉、下棋、谈恋爱,“天线、地线、打毛线”;有的在用各种方式传播“路透社”、“离奇社”……的消息;还有不少人想起来就回家住几天,好不自在。
教工们大多数人无所事事,有的也很忙,不少女教工热上了裁剪缝纫的工艺研究,忙着生孩子的也不少;男教工则在收集毛主席像章,争论“供给制”、薪金制哪种是无产阶级的。可也有的师生在全身心地“投入运动”;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在表面平静的掩盖下,各类各群人之间的矛盾,却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尖锐了,老的矛盾时隐时现,新的矛盾层出不穷;最引人注目的是,院红卫兵总部与院革委会的矛盾和院革委会内主要头头的矛盾。
院革委的主要头目们互相贴大字报揭老底,你说我是投机分子,我说你是篡夺权力,那些血淋淋的内幕新闻也真让人眼花缭乱。好像院里的大权都让采煤系的人窃取了,而那些当头的,个个一无本领二无战功,都是靠着偶然之间的机会钻上去的。矛头所对,主要是当了院革委会一把手的那个采煤66级姓张的学生。领头攻击的也是两个学生,一个是机电系的姓陶,一个是经济系的姓于。那仗打得难分难解,大字报都是长篇大论,总而言之是要求“整风”,要求重新分配权力。
不久院革委会就成立了“整风办公室”,有的学生还成立了帮助院革委整风的“民办整风小组”。三个月整了三次,无奈群众不感兴趣,参加大会听整风检查的人不足师生的十分之一,而且没有一个鼓掌的。不过,当事人的劲头可是越来越足了,最后杀出了一个以机电系学生为主的“反到底战斗队”,那位陶姓头头是司令,拉开阵式和院革委干起来了。院革委把省革委的三位常委拉来开大会,反对无政府主义,也没解决问题。
这时,院革委会倒是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大方向”。斗就是斗刘子光;批就是批造反派最热衷的“干部路线”、“建党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改就没有什么内容了。
斗和批的那些陈谷子烂芝麻,人们都听烦了,再没新事实谁还爱听。全院的大会,有时会场上只有一二百人;班级的会有时不到十人,念稿子、呼口号,完全成了形式。中间还批了一阵子中国共产党的党章,说是自发的,这可就真叫人奇怪了。
8月12日上午,在大礼堂召开“彻底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全院大会,这可能是上级要求的。可是上台发言的没有一个被打击的干部,全是造反派的学生。发言的内容有的读报纸、有的谈清华,一涉及到矿院,众口一词的是“矿院掌权的干部都是刘子光的亲信、爪牙和帮凶,都是些坏人。”“学生中的党员干部都是‘刘氏党员’、‘小喽罗’、‘混蛋’。”“没发现哪个干部没有错误,无非是大、小、轻、重之分”;再说下去就是刘子光搞“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了。总而言之南辕北辙言不由衷。
后来也见了几份“改”的大字报,有的要砸烂采煤专业,有的要砸烂经济系和经济专业,说是省里的财经学院已经撤销了,算什么账,都是资本主义的。不是“斗、批、改”,是要“斗、批、散”。这能算是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运动的大方向吗?可是,听说后来煤炭部果然同意撤销经济系了。
这时候,大部分人关心的是大方向以外的事,这事可就五花八门了。
有的热衷于学校改名,要把“山东煤矿学院”改名为“华东矿业学院”;在67年6月27日,矿院造反一周年纪念日这天开了大会,校门口正式挂上了新校牌;还到街上到处贴大标语,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不但校门口挂了牌,还要求各新闻单位用新名,谁反对就是“反华”,“反华是绝没有好下场的”。为此校内还发生了武斗,还又演出了一场偷牌子、涂牌子,丑态百出的牌子大战,听说外校的学生也参与了。不过改校名不是山东煤矿学院的独创,山东师范学院要改“华东大学”;规模很小的徐州医专要改名为“白求恩大学”……中国的大学对改校名一向情有独钟。
有的热衷于建毛主席塑像。这时各地掀起了大建毛主席塑像的热潮,大小单位都要在自家的大门口建一座毛主席塑像,水泥的、花岗岩的、汉白玉的、不锈钢的,而且越大越好;小单位门面太小,也要迎门建一面大迎壁墙,画上一个大毛主席像;互相攀比看谁对毛主席的感情深。山东师范学院要建一座高9米的,鲁大就要建12米的。山师听说后,改建15米的,还要用最好的白水泥。矿院一些人看了眼红,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和财力,建不了那么大的,就坚决不准借自己闲着的施工设备给他们;为此还闹了好大的风波,好多学生气急败坏,贴了好多的大字报,要“打倒卖国贼”、“揪出李鸿章”。
66级的学生要求毕业分配,也写了不少大字报,造了一阵子声势。
有些低年级的学生则要求上课,6月26日几个学生还联名上书“中央文革”,要求“复课闹革命”。想不到,7月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居然广播了北京航空学院7月3日开始复课闹革命的消息。学生们兴高采烈,7月5日,矿院也开了“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可是几天过后,又了无声息,似乎老师们对此不感兴趣。
这个时候,人们的文化生活太枯燥了,有的人说,除了看“样板戏”就是看游街的。使人想不到的是,这时上边拿出了一批“反动电影”让大家看,说是看了以后开展大批判。记得最早的一部是《不夜城》。
那天深夜了,突然通知全体师生到礼堂集合,大家认为又有什么重要文件传达,结果放起了电影,真是出乎意料。后来接着放的是《武训传》、《早春二月》、《逆风千里》……一部接一部。说是放了让大家批判,可是大家看得津津有味。在放电影《怒潮》时,学生们还热烈地鼓了好几阵掌;可是报上一直说,这部电影是为彭德怀翻案的。有一天夜里,那人实在太多,大礼堂怎么也挤不下了,只好到院子放,可是天在下着小雨,人们就冒着雨看,直到演完才散场。
在那除了八个“样板戏”以外没有任何文化生活的年代,如饥似渴地欣赏文艺作品,似乎是人的本能反应。接着周围的老百姓就知道了,这就来了麻烦,成群结队地涌来,一次比一次人多。后来改在后半夜放映,还要求对外严格保密。
这件事让师生们兴奋了好一阵子。文革开始以后,文艺刊物都停刊了,小说也不记得还有什么能看。舞台上只剩下了“八个样板戏”了,银幕上也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伟大的中阿友谊》等几部片子能演,再就是《新闻周报》,当时中国最有名的“电影明星”成了西哈努克,别的什么也不准上台了。就是“样板戏”也很少见到正规剧团的演出。6月28日,说是什么剧团要来演《沙家浜》,我们早吃了晚饭在礼堂里等了三个小时也没等来,大门口可成了集市,礼堂里小孩子吵得什么也听不见。
看“批判电影”真让大伙开了荤,可是接下来有一段时间,校里校外的小孩子把学校闹得鸡犬不宁,小偷也大肆活动,弄得人心惶惶。
有的学生闲得发慌,研究起了养生之道。一开始,是时兴每天早上起来喝一大茶缸子凉水,说是可以清除体内污秽,防病健体。可是有的学生喝坏了肚子,一夜跑好多次厕所。有个住上层铺的学生,不等下来床那肛门就关不住了,弄得屎汤子顺着床往下流。
后来又大兴往身上打鸡血。随着满天飞的传单,从外地传来了鸡血可以治百病的天外福音。据说在上海、山西等地经过了多年的实验,人身肌肉注射公鸡血,对百病皆有神效。不生育的女人当月怀孕;近视眼很快变成了1.5;陈年老病去了根;就连脚后根粗糙的老皮也能变得像大姑娘的脸蛋;甚至于还能返老还童,使原本懦弱的人变得勇猛好斗;总而言之,是无病不治无疾不医。据说这项研究原来是保密的,如今才公开。于是学生们到处搭鸡舍养公鸡。学生宿舍里处处是鸡,你飞我叫煞是热闹,公鸡的价格也天天看涨。每天上午,学生们各人抱了自己的鸡到卫生所去排队。那些受虐待、天天被放血的公鸡产生了条件反射,一闻到卫生所的气味就挣扎哀鸣。
有一天,我在卫生所看到这种盛况,随便开了句玩笑:“你们这样天天打鸡血,可别头上长出鸡冠子来了。”谁知这句话惹出祸来,让忿怒的学生现场批判了我好一阵子。难以理解的是,有一位大夫也鄙夷不屑地对我说:“你们这些人,什么时候才能相信群众,接受新鲜事物?”据说打鸡血不只是学校里,全社会风行,就连从国外归来的李宗仁都打。
这个时候,社会上还在风行“养红茶菌”,说是喝了那汤也是延年益寿的,一段时间那红糖、红茶成了稀罕东西。
人们的心理已经空虚到了极点。
我这时还在一个学生班中接受“监督改造”,心情无比的郁闷。想想自己,已经是年过而立,如今一事无成。政治工作还能搞吗?在这里,共产党已经如有似无,交党费已经没人收,说“以后再说”。从一张大字报上看到,有人请示毛主席什么时候恢复党团组织,他说,半年以后再说。恢复了又能怎么样?今年7月1日,是建党46周年纪念日,全院一天无声无息,傍晚开了个会,还是声讨一小撮。
会上。有一位造反派头头在发言中,还用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农民对土豪劣绅说的话说,全院科以上干部都是犯了错误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革命群众都是清清楚楚的。党员干部都成了革命的对象。
听说北京的红卫兵头头蒯大富、韩爱晶由谢富治介绍入了党,还没有预备期,看来我们这些政工干部肯定是要被淘汰了。毛主席说过,文化大革命这是第一次,以后还要搞多次,过六七年搞一次。整个党组织都可有可无了,还要什么政工干部?
想想当年在淮南煤校,层次虽不高,我的业务学习成绩可以称得上出类拔萃。离开学校10年了,许多同学都成了一些现代化矿井的业务骨干,有的当了工程师。可命运是这样地捉弄我,前几年是和土法采煤打交道,到了大学,更是远离了自己的专业。我再到矿上还能干点什么?技术工作怕是拿不起来了,只能干个采购员什么的,就这怕也走不了。我这一辈子算是完了,想想活着似乎没有多大意思。
神经官能症又犯了,整夜的失眠,白天头脑昏胀全身乏力,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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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砸山东大学亲历记

文革期间,我所参加的济南市的“反复旧”重头大戏,是夜砸山东大学。
攻打山大(文革初学生自己改名为“鲁大”)的命令,是 1967年8月29日下午突然接到的。这个时候,我还在山东矿院采煤专业69级一个学生班里接受“监督改造”。
这天上午,我正参加学生班里学习省革委的“8•17”决议,讨论“山工联”为什么是“反革命组织”。反正我是越听越糊涂,以前是革命的,下属组织也是革命的,由于它不参加王效禹领导的“2•3夺权”就变成了反革命的,这不是胜者王侯败者寇吗?我只是心里想,却不敢说;学生们可是为此激烈地争论了起来,脸红脖子粗,谁也说服不了谁。
下午召开全院大会,批判刘子光(矿院的院长兼党委书记),这是没了别的事之后必然要走的“大方向”;可是会议刚刚开了一个小时就匆匆结束了。主持会议的人对大家说,刚刚接到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孟某某打来的电话,要全院紧急集合,去参加彻底砸烂鲁大,保护解放军的统一行动;这位孟某人是矿院的学生。
命令斩钉截铁,说是这一次要把鲁大革委会的人统统都抓起来,发现有进城的见一个抓一个,他们要动手就狠狠地打……这几句话,像是给这些日子来一直懒洋洋的造反派斗士们打了吗啡针,会场一下轰动起来,个个兴奋异常,立即散会去做准备工作。
学生们提前吃晚饭,尽量多吃,怕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有的学生成包的拿镘头,被管理员阻止,“矿院红卫兵曙光兵团”对管理员提出了抗议,说这是“严重违反人权”,院革委必须严肃处理,否则他们要采取“革命行动”。
学生回到宿舍,大都换上自己的破旧衣服,有手表的摘下来,容易丢失的东西如钢笔什么的都留下,以便武斗。院革委会给每人发一条白纱布,扎在左手腕上作为标志。学生们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傍晚6点,参加行动的人都在学校大门口集合。出发前院革委会主任做了战前动员,说的十分严肃:“这一次是全市集体行动,是省革委会决定的。省革委会是中央批准的,怀疑、反对就是反中央,就是反革命。我们这次去是保护解放军,搜查武器,抓头头;要捣毁他们的宣传机构,把人抓起来办学习班;只要见了翻案兵别管是哪里来的就不要客气,就是本校的同学也要狠揍,不能犯右倾错误……”还说,这次鲁大早有了准备,各种武器人手一件,可能还要夺解放军的枪,要大家小心等等。
动员之后,矿院的队伍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分批乘汽车出发。进院不久的军训团的解放军,也参加了这次行动。这时我听见,学校对面的木材厂里,也在广播紧急集合执行紧急任务的命令,还高声宣读着毛主席的语录“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上边指定,矿院队伍的集合地点是解放桥。一路之上车轮滚滚,首尾不见,人如潮水,浩浩荡荡,不少人头上还戴了安全帽,倒是没见手里拿什么家伙。
听说这次行动的导火线是,鲁大学生中支持省革委的一伙人,成立了一个名叫“鲁大红二三”的造反组织,得到了省革委会的支持;可是他们在历城县联络站的同学,受到鲁大其他学生的围攻和当地农民的殴打。解放军派部队去制止武斗,也受到了围攻殴打;后来解放军到鲁大老校1号楼去谈判,又受到包围;最后,省革委派了山师体育系和体校的学生去,才把这些军人解救了出来云云。其实,此前的满城风雨早已说明,砸山大的行动已经箭在弦上,只是要找个借口罢了。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山东济南市的大学中,造反最早、最出色的学校有两所,一是山东大学,学生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二是山东师范学院,红卫兵的名称很怪,叫“文革串联红卫兵”;一山不藏二虎,这两支红卫兵一开始就各不相让。他们在社会上各自四处串联,上下活动,支持一派,都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这恐怕是济南市乃至山东省,形成两大派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效禹一伙人从青岛来到济南,在1967年2月3日夺了省委、省府的权。那时,山师“文革串联红卫兵”的一派归顺了,他们的头头还当了省革委会的副主任;山大这一派被压下去了。可是这一派并没有销声匿迹,“他们人还在,心不死”,特别是这一派的旗手“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山东大学里依然还是主宰。他们提出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造反到底,就是胜利。”他们的根基很深、能量很大,上下联络、八方沟通,一有机会就兴风作浪,这对山东的“红色新政权”无疑是心腹大患,不能不除。这一次的兴师动众,说明省革委会和王效禹是下了决心的。
如果说上一次参加冲国棉三厂,我还有点“积极表现”的想法的话,这次我参加砸山大的活动,却为的是要亲眼见证历史;我认为,用武力来解决群众的观点问题,无论如何是不对的,我要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办的。
济南市的解放桥是几条大马路的交汇点。其它路的情况不知道,我们所走的泉城路,离解放桥那里还很远,车就走不动了。我们又接到命令,要我们下车跑步到山大的老校去。一路上,在人丛中穿行跑得我肚子痛。同我们一起的,还有山东工学院的学生队伍。到处都是人,马路多宽人多宽,十分拥挤,不时还插进些载人的汽车。我们队伍中的学生热情很高、劲头十足。我发现路过的一些工厂企业和机关单位的门前都聚了不少人,有的对我们鼓掌,有些小孩子在唱语录歌,但人数不多,更多的人是在冷眼观望。
到了离山大老校西门还很远的地方又走不动了,路边坐满了手腕上缠着白布条的人。我们勉强挤着向前移动,离正在进行争夺战的校门口只有500米了,挤也挤不动了,只好停下。据说,我们是属于二线的队伍,可能就要在此待命。
我从人头上遥望山大的西大门,那里灯火辉煌;灯光所及是一片人头的海洋,那海浪正在尘土中波动。人流中的宣传车正在大声广播“山大翻案兵”的罪状,和众人的呼喊声汇成了一个声浪的激流漩涡,震耳欲聋。我想,要在这里站一夜可真够呛。
实在渴得难受,我到校门外北边,鲁大的学生宿舍去喝了两次自来水。我看到大部分宿舍的房间都黑着灯,可能没有人。楼上,也有几个学生在走廊上观望,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这大概就是逍遥派吧?也从其中一个房间里传出激烈的辩论声。
不一会儿,我发现鲁大的西门已经被攻下,可是大门还是紧闭着。似乎有人控制着,只准从侧面的小门往里放人,还不时从里边往外扭送出人来。很幸运,我们被放进了大门,到底是王效禹的主力部队,一共进来了多少人我不清楚。进大门后,矿院革委会头头命令分排活动。军训团进院后师生就按军队编制了,一个学生班就是一个排,这时我还在学生班里。
这大院里的情况和外边就大不一样了,举目四望,一片死寂的黑暗,甚至有点阴森可怖。开始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我们排的人先到一个草地上坐下议论了一阵子。我发现这里原来是个大操场,现在草长得有半人高,风吹草动,还真让人有点心虚。
议论也没议出个什么道道来。这时我看到,有不少人押着些像是从外地来支援山大的学生模样的人,从我们前边往大门口走去。押送的人激动地呼喊着,还挥舞着手中的棍棒什么的;被押的人反而十分沉着,背着背包,排着队,一遍又一遍地齐声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有点从容就义的模样,可惜我看不清他们的面容。听说北京红代会来了电报,要把从北京来济南支持翻案的红卫兵,统统押送回北京去。
大家正在不知所措,学校的头头要我们到校门口的大马路上集合,要布置任务。头头要求:一营、二营(采煤、机电两系)以排为单位活动,到山大教职工宿舍去搜查翻案兵和武器,家里有人的叫开门,锁了门的家砸开,一定要仔细搜,不能让一人漏网。三营(经济系)和全部教工就地建立“根据地”,准备收容俘虏和保管缴获的东西。
按照命令,我跟着我们排的十五六个学生和一个军训排长往校园深处走去。我发现校门口那里仍在继续往院里放人,而这时的院里已经人满为患了。院内大大小小的路上到处是人,你拥我挤秩序很乱,还有不少人就地坐在路边。
我们正向校园东北角的一片家属宿舍走去,可是迎面却有一群不知哪里的学生向我们走来,他们手里拿着缴获的各种“武器”:棍棍棒棒、拖把、煤铲子、火勾子、挖粪的勺子……一路咋天呼地、敲敲打打像在玩耍。有的同学发牢骚了:“这算干嘛?快别出洋相了,这和国民党有什么不同?”这时我看到,在路边卫生所的病房里,有的学生在和一个女病号大吵。
当我们走到宿舍跟前,那里早有了不少人出出进进。我们排的学生又加了进去,挨家逐户,大小房间,角角落落地搜,弄得人仰马翻,孩子哭老婆吵。我看到有些人家里堆了不少被褥,不像自己家的东西,可能是学生们“坚壁”来的。有些锁了门的人家,也真的是被砸开了门搜,有的里边还真藏了人;这时不管三七二十一,抓出来就打。经过了多次武斗的学生真会打人,有的还用上了棍子,那些被搜出来的人被打得直嚎叫。我还亲眼看见一个中年男人被从家里拖出来,说他家窝藏了翻案兵,当着他老婆孩子的面把他打倒在门边,一家人哭成一团,实在惨不忍睹。更有的学生进屋后摸人家的东西、穿人家的衣服。军训团的那个排长视而不见,什么也不说,我更不敢说什么。
我跟着的这一大伙,后来到了六七十人,战果是抓了五六个“翻案兵”,找到了一支三八式步枪和一把生了锈的刺刀。这类老掉牙的步枪早就没有子弹了,文革前在我的办公室里有二三十支,是让学生练刺杀用的,这也算凶器?再也没什么可搜了,我们就返回了“根据地”。可是唯一的那支破枪我们还没有带回,被一个便衣公安人员拿去了。我发现跟随我们行动的不只有穿军装的解放军,还有穿便衣的公安人员。我们没有遇到“翻案兵”有什么抵抗行为,除了躲在锁了门的房间的床底下。
所谓的“根据地”,早已乱成了一团糟,头头找不到,军训团的人不问事,留守的人乱七八糟地坐在路边无所事事。我们这排的学生也很快无人约束,变成了些散兵游勇,四处独立作战去了。有些“战士”还颇有斩获,不一会,有几个学生带来两个人,一个是工人模样,一个是干部打扮。他们说是来支持“红二三联络站”的,学生们不信,带来请领导问讯,可是到哪里去找领导?
在我们“根据地”的周围,有些矿院的学生正在和山工的学生辩论。这些辩论的人有好几伙,一伙上百人紧紧地围成一团,都吵成了一个蛋。吵些什么我听不出来,只听到我身旁有两个矿院66级的学生在发牢骚:“这个事我们根本就没有理,还和人家吵什么!”我问他们是什么事,他们告诉我,我们有的同学,到人家屋里拿了人家的东西往自己的口袋里装,穿人家的衣服,拿人家的提琴、手提包,有的还抢人家的手表,让山工的同学抓住了。”不一会,我看到我们院革委的头头钻进去接上话了,领导一到就不一样了,接着,那辩论就变成了对山工学生的围攻。
不远处还有辩论的人群,我好奇地走过去看,都是一回事。不过,在那里我看到地上有好多东西:收音机、电表、手电、图纸、一捆一捆的书籍、一包一包的不知什么东西。在南边又烧起了一堆大火,不知在烧些什么。这使我联想起电影上战争年代的一些场景……这算怎么一回事?
我们带回来的“俘虏”始终交不出去。要求领导找间屋先放一下,领导一边说着什么,急急忙忙地很快走开了,好像有什么紧急情况,并不理会这件事,学生只好把他们放了,空忙活了一阵。
不一会,吹哨子集合了,要撤退,于是大家又争先恐后地又从那西大门边开着的小门往外挤。门口有了解放军和山师的学生站岗,不准带东西出去;门外还有一辆宣传车也在广播这样的内容。大门边,乱七八糟地堆了许多截下来的东西。其实这没起多大作用,仅就我所知,就在这一夜,矿院的校印刷厂,乘乱从鲁大弄了一台铸字机,学生还弄到了不知几辆自行车,都是翻墙搞出来的。
深夜11点多了,我总算挤出了山大的校门,门口还有人在不停地照像,我也被照了进去,不知何意。
山大的门外仍然是人山人海,出了大门就谁也不管谁了,各人在人空里找路往解放桥奔。回来的路上还是人来人往、车来车往,有的车上的人在高呼着口号。在一个工厂的大门口,我看到有十几个卡着腰抱着膀的工人,对我们怒目而视;还听到些断断续续的话:“……我是不敢去,我怕挨揍……”
12点多钟,我们一伙人到了解放桥汽车站,感到精疲力竭,坐在路边休息了一会;看到学校的一辆卡车来了,大家蜂拥而上,挤得像鱼罐头,车开动了还有人往上爬。在车上,一路看到满街都是大标语:“打倒鲁大翻案兵!”、“强烈抗议山大翻案兵挑起武斗!”、“公鸡不下蛋,山工联翻不了案!”、“二月镇反就是好,好得很!”……还有一幅是“强烈抗议鲁大翻案兵杀害红二三战士!”这又是怎么一会事?
我回到家不久,爱人也回来了,她是一位年轻老师用自行车载她回来的。她说,她们在路过百货大楼时,看到有上百人追打一个鲁大的学生。路边有个人歪了一下嘴表示不满,人们又把他打了一顿。她们在路上议论,以后上街一定要五官端正,面无表情,否则会挨打。
第二天我还听说,昨晚有三个鲁大的学生到铁路宿舍去躲避,被人扭送到学校来,被在校的学生好一顿毒打;对门木材加工厂“猛虎连”的人,还拿了棍子、皮带来打;打倒了,拉起来再打,直到奄奄一息。
攻打山大的事,我的日记是8月30日补记的。日记的结尾是:“我把8月29日夜发生的事情忠实地记在这里,等待历史的判决吧。”
这一次夜砸山大的战役,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三大左派组织,无疑是取得了伟大的全面胜利,可是听说山大的头头只抓到一个。
8月30日下午,在省体育场举行了“坚决支持鲁大红二三的革命行动,强烈抗议鲁大革委会一小撮坏头头镇压革命学生殴打解放军的滔天罪行大会”,到会的军民有十万多人,当然也少不了矿院的人。会上除了历数鲁大革委会的罪行外,省革委会还宣布撤销鲁大革委会,揪出一小撮坏头头彻底批判。其中说到,昨天他们挑起的武斗打伤了100多人,其中重伤60多人。大会之后又上街游行示威。过了三天,更有被判罪的人被游街示众。
回到家里,我从这几天捡到的几张传单中看到,全国的武斗仍很严重,为制止武斗解放军负伤了数十万人。江青同志指出,可能里边有黑手,一是党内走资派,二是美蒋特务,说美蒋特务近来活动猖狂,在香港出了《红卫兵报》,还有《刘少奇语录》……据说毛主席还指示,要武装左派,要发枪给左派群众。我似乎是明白了什么,可又有些想不通。
可就是这样的兴师动众,也没有把“鲁大翻案兵”打垮,山大还是他们的天下。“红二三”的人还是只能跑到附近的历城县去吃饭。省内外支持山大翻案的人仍然不少,他们说“8•29是反革命事件”。
没过多久,他们的队伍又整合起来。听说,山大的学生每天早上出操时都要齐声高喊:“翻案!翻案!翻案!”集会场合必唱:“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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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看到的红卫兵

    不可一世的红卫兵运动,像一颗贼星从中国历史上划过;他似乎比有史以来的任何一次群众造反织织都短命。它1966年7月面世,经毛主席回信和大批接见之后,曾经红极一时;在神州大地上满眼是红卫兵袖章。可是只过了一年时间,它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不但非议遍及国中,而且成了中央文革领导人的一块烫手山药;红卫兵开始被人讨厌,戴红卫兵袖章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很快,它就走进了历史。
    有关在中国大地上,何以突然出现了“红卫兵”这一千古奇观的缘由始末方面的书籍资料早已汗牛充栋,无需我来赘述。我有幸经历了那个令人无法忘记的时代,亲眼目睹了那些“天兵天将”们的奇形怪状,只说说我自己的一些经历。
    在文革之初,我第一次听说北京市有了“红卫兵”,认为那不过是一些中学生们的幼稚行为。说他们是专门保卫毛主席的,我觉得类似童话,那别的人谁反对毛主席呢?再说毛主席需要这些小娃娃们保卫吗?
    我很快就看到了,有关66年8月1日,毛主席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的传单。后来又看到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自己也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被拥戴为“红卫兵”的“红司令”。这就更加难以理解了,毛主席还需要自己领着这么些乳臭未干的小孩子,保卫自己吗?
    紧接着,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一连八次接见红卫兵,就连浴血奋战几十年,打出了一个新中国的解放军也没有得到这份荣耀,这是为什么?我惘然了,不过这都是内心的一闪念。我从没有怀疑过毛主席,再说,就是有点想不通,在那时谁敢说出来,说出来就是“反革命”,我可没有这个“知无不言”的勇气;反正毛主席说的话办的事是永远不会有错的,一时想不通的慢慢去想去。
    那个年头,只要是毛主席支持的新生事物,大家就群起仿效。在济南市,很短时间内,大中学校学生的胳膊上,就很少有不戴红卫兵袖章的了。开始还有些成年人参加,包括教育厅的处长们,后来他们才知道了,这只是青年学生的专利。不过小学生接着跟了上来,摘掉了红领巾戴上了“红小兵”的袖章,还大批修正主义的少先队。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更加壮大了红卫兵的声势。
    这时的神州大地,到处走动着戴红袖章的队伍,义气风发,斗志昂扬,好不威风。他们要跟着毛主席,在国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国际,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后来北京市红卫兵还分“天派”,是北京航空学院为首的;“地派”,是北京地质学院为首的。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等“五大领袖”,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文革的得力干将。他们成立的什么司令部,还向全国派出“联络站”,指导各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可谓名噪天下权倾一时。他们自诩为“天兵天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
    红卫兵的造反完全是为国为民大义凛然,是为了防止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变成修正主义。有时我的头脑中也闪过这样的念头:要说防止变修还有些说头;解放前的中国社会公认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解放后成了新民主主义,现在正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何来复辟可言呢?可是接着我就自己骂自己,你个小中专生懂什么,不知天高地厚,他们的说法肯定有来头。
    我开始看到山东煤矿学院的学生戴上那红袖章,是在1966年的8月下旬,具体日子记不准了。可我看到的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两个番号:听说前者是8月28日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宣誓成立的;至于后者是什么时候在哪里成立的不得而知,当然,打的旗号都是“保卫毛主席”。
    听说他们在外边“串联”时,都是自称“造反派”,支持“造反派”;在学校里边,他们可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有人说他们中的一派是保刘子光的,一派是保工作组的,我看不是。在工作组没进院前,山东煤矿学院并没有形成反刘子光的一派;工作组进院,省委表态后,更没有形成保刘子光的一派,两派在批刘子光时是一样的卖力,因为他是省委批了的“三反分子”。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人还有保“三反分子”的吗?根本的问题是工作组进院后得势的一派,不容别人否定他们的“胜利成果”,另一派则要争自己的革命名分,说到底,都是为了保自己。
    开始我就意识到,在山东煤矿学院“主义兵”是斗不过“思想兵”的。因为后者更具“造反派”的“特质”,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更有”造反精神”;别管是文攻还是武斗,比起以党员干部为主体的另一派来,他们是更胜一筹的。果然,经过大字报论辩论、抢广播站、砸办公室、拳脚相加、大打出手,最后到绝食,“主义兵”终于败下阵来。除了少数人坚持自己的观点,在高压下低声下气当了“逍遥派”之外,多数的“主义兵”都被“招安”了。
    可是,主要头目大都是采煤系学生的“思想兵”,在矿院一统天下后并没有过多长时间的好日子。不久,又从它里边杀出来了一伙“反到底战斗队”,这一支人马的主要头头是机电系的,说他们自己是“最最革命”的真正的“造反派”,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为了和别的“造反派”相区别,他们的旗号是“反到底”。于是内战又起,那内部的“路线斗争”也是残酷无情的。有一天夜里,我亲耳听见,那“反到底”的头头被打得鬼哭狼嚎。
    我记得,“红卫兵”成立的一开始,是“红五类”(具体指出身在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家庭中的人)的天下,排斥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当时在北京,有个有名的“谭立夫讲话”,说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还有个叫什么“鬼见愁”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称之为“黑五类”(具体指出身在地、富、反、坏、右家庭中的人)。把“黑五类”的学生骂成“狗崽子”、“混蛋”……有一段时间,不认识的学生见面先问什么出身。后来,有的地富出身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说:“我是混蛋我也要挺起腰杆子干下去!”中央也提出反对“唯成分论”(后来还给了这些人一个史无前例的名号:“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禁忌才渐渐消除。不过我看到,在“文化大革命”几年的造反时期,出身不好的学生总是畏首畏尾,不像“红五类”的无所顾忌。例外也是有的,听说有一个学生叫遇罗克,因为他明确地、公开系统地反对和批评唯成分论,最终还被判了死刑。
    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自打横空出世就是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己任的。他们说,“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有他们出来挽救中国。我听学校的一个红卫兵头头神气十足地说过,他们是天兵天将,只听毛主席的,谁的反也敢造,再大的衙门也敢闯,再大的官都不怕,因为毛主席给他们撑腰,而且他们永远是正确的。
    这些话我不能不信。我看到毛主席的大字报,《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两报一刊”的《社论》一篇接一篇,矛头所向是很明白的。我还从一些传抄的大字报和传单里看到,毛主席多次对一些大干部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发动很困难,让红卫兵们一哄,运动就起来了。林副统帅也说过“群众运动天然合理”。江青更是一口一个“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说得那样的亲切甜蜜,委婉动人;她还说过,学生可以成立管委会管理学校。江青是什么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夫人,被人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毛主席又亲自在天安门广场,八次接见了1100多万革命大军,主要是红卫兵。这一切,不能不使这些乳臭未干的大小孩子们,自我膨胀得忘乎所以。
    当时的红卫兵,可以说个个英姿飒爽,标准的扮相是一身黄军装,军帽上别一枚毛主席的像章,那皮带有时扎在腰上,有时拿在手里,随时准备战斗,全身都放射着耀眼的革命光彩。
    他们的革命事迹到处流传。我曾在学校的大字报栏上看到,北京市某中学,有一个红卫兵小头目叫方立功。他们乘船到烟台去串联,路上先斗了船长和政委;到烟台又攻打了地委,揪斗了地委书记,大闹了华侨新村;还在许多机关胡作非为搞得他们无法工作。在北京他自封为“团中央红卫兵司令”,扬言要当团中央书记。他领了一伙人到处打、砸、抢、抄、抓,还在几天内花费两千多元装备他的“办公室”。他们抢了梅兰芳和马连良家的汽车,带了人出去耍威风……天下是他们的了。
    开始我对这些事半信半疑,认为即使有,这样的混世魔王,在红卫兵中只是极个别的。后来看到在我们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之后我才明白,红卫兵自从出现那一天起就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除了毛主席,后来又加上了一个林副主席,还有亲爱的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之外,他们蔑视一切权威,不受任何制度、纪律、法律的约束。为所欲为我行我素,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简直是霸道至极。
    他们要和旧的一切彻底决裂。历史上所有的圣人先哲、贤君明主、忠臣良将、英雄义士、正人君子,统统都要否定;要拆庙挖坟、毁像焚尸。凡是国民党没有一个好人,除了孙中山;凡是被捕过的人,都是叛徒,都该死。今天的大小干部、先进模范、学者、权威,肯定都有问题,要统统揪出来示众,批倒斗臭。宗教都要取消,更不要说地、富、反、坏、右。
    像我这样的人就更怕他们了,白天见了他们要低着头靠边走,好像我当年见了日本鬼子,生怕他们找麻烦。因为打人骂人,都是他们的“革命行动”。有时夜里他们集体出动去“执行任务”时,那杂乱的脚步声,那杀气腾腾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声,使人心惊肉跳,又像是来了国民党的队伍。红卫兵小将们制造的那种浓重得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氛,日日夜夜地笼罩着学校,笼罩在我们的心头。
    能指挥红卫兵的只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而他们又垄断了对“最高指示”的解释权。再说“最高指示”内容广泛深奥,总能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所以他们做事,总是具有绝对权威不容置疑,一行一动都是最最革命的。抄你的家,是为了“破四旧”(四旧是指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旧观念);打、砸、抢,是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夺了学校各级领导干部的权,是落实“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夺枪武斗,是因为中央文革的江青说了,要“文攻武卫”;要揪斗你,因为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牛鬼蛇神”;要“结合”你,是体现“革命干部是宝贵的财富”……不管怎么做,都是根据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管怎么做,都是绝对正确的。
    当时在我的思想深处有了这样的印象:这不是在煽动青年人发横整好人吗?这样下去,必定会造就一批政治流氓和横行霸道的人。
    不只在山东煤矿学院,在偌大的中国,由青年人和孩子们组成的红卫兵,一度成了社会的唯一主宰。在济南市,他们占领了市委市府的大楼、省委省府的大院,住进了南郊宾馆那带水冲屁股马桶卫生间的高级套房……
    他们似乎以为自己是法力无边、战无不胜的了,像当年的义和团。从大字报上看到,有的地方还组织了“国际红卫兵”,要打出国门去,去造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反。先在国内冲了帝、修、反的大使馆,烧了英国的代办处。真可惜当时为什么不准他们出境,要不现在哪有这么多的麻烦。当时我还在大字报上看到,说是日本一些青年人要学习中国红卫兵的做法,在他们国家造反。
    历史证明了,红卫兵在中国的造反,使中国人民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其严重的后果至今仍历历在目,无可挽回。可是在文革初期,对红卫兵的“造反”、“破四旧”,是大加赞扬的,据说是立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
    在我1967年1月14日的日记中,夹着一张名为《红卫兵的辉煌战果》的统计表。上边注明那是在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公布的,截止到1966年10月3日,红卫兵的主要战果。内容有(原文录下):
    一、 对敌人专政:
    1、 挖出暗藏敌人地、富、反、坏、右分子16623名,
    2、 破获现行反革命案件1788起,
    3、 破获其他刑事案件3368起,
    4、 发现了大量反革命案件的线索。
    二、 缴获枪枝、弹药和反革命器具:
    1、 六零炮85门,
    2、 机关枪22挺,
    3、 长短枪13700支,
    4、 土枪13800支,
    5、 子弹1364000发,
    6、 炸药210000斤,
    7、 雷管389000支,
    8、 炮弹、手榴弹26700颗,
    9、 战刀、匕首230800把,
    10、 毒药600斤,
    11、 反动旗、蒋匪旗13900面,
    12、 变天账、房地契1110000本,
    13、 反动黄色书籍5245000册,
    14、 大烟土30400斤。
    三、 没收财产:
    1、 黄金1198000两,
    2、 白银306000两,
    3、 银元9787000元,
    4、 美金3330000元,
    5、 英镑及其他外币3739000元,
    6、 现金存款(接下两字不清)等18200000000元,
    7、 金银器1719000件,
    8、 绸缎布面955000尺,
    9、 古物1000000件,(价值超过上述总价值的几倍到几十倍。)
    陕西省的三原有一个地方,搜出冲锋枪14支。有一掏粪工人在厕所里掏出黄金上百两。
    四、城市赶走的牛鬼蛇神:
    1、 地、富、反、坏、右分141700名,
    2、 资本家和房屋业主11100名,
    3、 其他牛鬼蛇神62300名,
    4、 上述人员的家属182300名,
    以上共计397400名。
    这份战果没有说明统计的范围,就算是全国的,也是战功卓著。所以下边用大大的字写着“红卫兵万岁!”是名正言顺的,有了这样的丰功伟绩还能不万岁吗?
    可是,在更多的情况下,红卫兵“破四旧”主要用两种手段,铁锤砸、放火烧,有时砸了还要再烧,以显示其革命的彻底。
    那时,老字号的匾额、古建筑的装饰、古代的石碑雕塑、古书、古字画、古器物,只要他们认为是“四旧”都在劫难逃;斧锤声声,烈焰熊熊,残痕遍及全国,只要看看洛阳的龙门石窟便可知一般。
    1966年的秋天,有一阵子济南市的大小街道上可谓四处点火、八方冒烟。那古书、字画、老式服装甚至于传统戏装、过年舞的龙灯都在那里烧,把马路都烧得流油。济南市的名胜古迹千佛山,佛头好砸的都砸掉了,和尚的袈裟也给烧了,后来在佛堂里搞了泥塑“收租院”;北极庙的文物受到严重破坏;外宾接待处也被红卫兵捣毁。
    1972年的元旦,我陪一位客人爬泰山,看到山顶的建筑物破败不堪;“斗姆宫”里只有破门烂窗;泰山脚下“王母池”里有名的八仙塑像更是荡然无存;在岱庙“天贶殿”的宋代壁画上,用什么硬物划上了“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斗母宫看门的老人告诉我们,1966秋天,泰安水校的几个红卫兵,只用了一天时间,从山上砸到山下,“斗母宫”里的塑像都被 砸烂扔到了河里,有个紫檀木雕的观音像,砸不动就点火烧了。
    晚些时间我到曲阜,在孔庙里看到了众多被拉倒砸断了的石碑;在孔林里看到被挖开的孔子墓和被砸毁的墓碑,到处一片狼藉。那是北京市红卫兵的五大首领之一的谭厚兰领着干的。当时她们还把孔庙里孔子塑像的头砍下来,用汽车拉了游街示众,把孔子后裔的尸体从坟墓中挖出来,挂在树上,如不是亲眼所见,我实在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我听当地人告诉我,他们先后砸坏汉、唐、宋、元、明、清的石碑177块,古代塑像17尊;烧毁古代典籍2023册、文献资料8马车、元明清以来画像58架、以及大批古代木刻木制文物;抢走机密档案33卷。
    在捣毁“三孔”(孔庙、孔府、孔林)的时候还去捣毁了曲阜的“周公庙”。并且丧心病狂地叫嚣:“周公们今天还在大摆威风,作威作福”,“把周公拉出来示众”,“不管他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都要罢他的官、夺他的权、撤他的职”……
    他们的打、砸、抢、烧一直搞到西藏,我亲眼看到,藏族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西藏拉萨的大昭寺、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里的佛像和灵塔都曾被毁坏。
    红卫兵“破四旧”无孔不入,公共场所首当其冲。大户人家、大干部的家里要抄,就连我一个小萝卜头,也被抄去了一些古典小说、诗词,还有家里老人送给孩子的银手镯、老虎头鞋什么的。我的楼上有个老干部爱收藏,他曾给我看过他保存的一些老式的钟表、像机,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送给他的英国爵士烟斗什么的,他都视若珍宝。我亲眼看见,红卫兵抄家时从他家抬出来一大木箱。不少人见了红卫兵就心惊胆战。那一场“破四旧”在全国毁掉了多少文物古迹和珍贵的艺术品,比一场大战乱要严重得多。红卫兵运动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结晶的破坏,可以说是空前的。在这方面,哪个军阀的“功绩”也是无法比拟的。
    破了“四旧”之后他们还要在中国搞“红海洋”,就是要把所有的街道的墙壁涂成红颜色。有些地方开始行动了,由于中央及时坚决制止才没搞起来。如果这一创举得以实现,那城里的汽车就不知往哪开了。
    红卫兵的“破四旧”来得迅雷不及掩耳,又是那样的完全彻底,及等矿院的老师跟上形势,走上街头的时候,拔剑四顾两茫茫,已经找不到革命的对象了。最后他们看到济南火车站那钟楼的园顶子,说它像个德国兵的钢盔,要求车站拆除。
    这可是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德国人修这火车站可是几十年了,一直派了个德国鬼子兵站在我们的头顶上,要不是这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群众发动了起来,怎么能发现这隐藏了这么多年的敌人。早已是惊弓之鸟的车站的领导立刻接见,承认自己阶级斗争觉悟低的错误,表示马上向上级反映,尽快拆除。
    红卫兵们说,他们是世界上最最革命,最最大公无私无私的,就连“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公共财物”这样的口号都要批判,说是这还是有“私”字。可是抄家抄出的许多好东西后来都没有了下落。我家没有什么好东西,只是抄去的东西后来找到的只有一双小孩子的老虎头鞋,那孩子的银手镯没了影。有人告诉我,他在附近第四人民医院的一个小护士手中,看到过盖着我的章子的书。出去串联的红卫兵,有的打电报回来勒令要给他们寄多少钱,否则“小心狗头”。在家干革命的红卫兵,要我们劳改队给他们劈烤火的木柴。我很纳闷,学校里的大小走资派过去可从来没有这样过。
    揪“走资派”、“牛鬼蛇神”,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打人算什么?中央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说“只要还留一口气就不算武斗”。中央下了通知,说任何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他们说那是指的对革命群众,不包括走资派,对走资派多大的官他们也敢下手,躲到哪里也能找到。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国元帅彭德怀、贺龙和一大批功勋卓著的共和国缔造者,都被他们迫害致死。当时的煤炭部长张霖芝就是死在北京矿院的红卫兵手里,说他是彭真的死党。在他们的淫威下,什么“口供”也能得到。北京红卫兵的头面人物谢静宜,曾经笑话一个战犯“要她们照顾国际影响”。
    红卫兵们到处私设公堂刑讯逼供,有些手段不比国民党的特务差。他们消灭“敌人”的战果是很辉煌的,光照千秋是肯定无疑的。至于被迫害致残、致病的干部、知识分子、劳模等先进人物更是数以千百万计,不过那可都是一些“黑帮分子”。山东矿院算不了什么,只有三四百教职工。所谓的“走资派”、“牛鬼蛇神”也都是些小不点,可在红卫兵手里死的人也有三个,两个老干部、一个老职工。
    山东矿院成为红卫兵的巩固占领区之后,他们又到煤矿、到周围单位,去“支左”当救世主,支一派打一派,揪走资派。进驻都是来硬的,不同意就调集人马冲打进去。不把单位搞乱是誓不罢休的。我知道好多煤矿,包括山东省地方煤炭局,都是矿院的红卫兵去点的火。
    那时有个奇怪的逻辑,一个单位没乱就是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必需要乱而且越乱越好,因为那会“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们这是跟北京的红卫兵学的。北京的红卫兵司令部,在全国各地都有“联络处”,“帮助指导”下边的运动。
    接下来的全国大串联,更是到处冲冲打打横行霸道,可以说是闹得举国上下鸡犬不宁。大小单位的领导一听说红卫兵来了个个胆战心惊。而他们则是自鸣得意越来越目空一切,后来连毛主席的话也阳奉阴违、歪曲篡改,成了一群不受任何约束的狂徒,在他们眼里到处都是阶级敌人。
    我从他们自己贴出的大字报上看到,北京有伙红卫兵,组织严密,等级森严,袖章都分好多种,有布料的、丝绸的、呢绒的、针织品的,大小规格不一样。自己还颁发了“持刀证”。他们公开拿了凶器到处作恶,把杀人都不当一回事了,甚至还活埋人。引起了极大的民愤。把利用红卫兵为自己打先锋的江青,都气得火冒三丈;我从一张传单上看到,1966年12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她对北京市一、二、三司的红卫兵代表说了,“杀人多的红卫兵也可以枪毙”的狠话。
    红卫兵们不仅“对敌斗争”已经走火入魔,内斗起来也是机关算尽,不择手段。1978年初,我和一位精明的年青人在一起搞了十几天的调查工作,人们说那个年青人曾给北京四大红卫兵领袖之一的蒯大富当过宣传部长。他对我泄露过一些天机,他说:“那时谁都争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当时的宣传工作宗旨就是政治斗争,政治斗争是无诚实可言的。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只要取得胜利,一切都是对的。所以当时我们的口号就是‘一切为了胜利’。”“为了胜利,可以捏造事实,也可以否定事实。造谣是宣传工作的主要内容,谣言千遍就成了事实,反正需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是了。”“为了胜利,还必需引导对方犯错误,他没有错误还可以给他编造一个错误硬加到他头上去,那效果是惊人的。”他还举了个例子来说明。他说有一个红卫兵组织的一个核心成员是个女的,她在外边泄了密。大家知道后很生气,骂了她之后又打她,不想失手把她打死了。这下可麻烦了,真象传出去不但组织要垮台,人还要被处理。头头们灵机一动想了一招。夜里偷偷地把尸体抬到了对方组织的一个房间里,还造了一个假现场。第二天大造舆论说这人失踪了。接着又说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被对方组织打死了。他们又组织自己的人把尸体“抢回来”,还抬了尸体到处游行,要求公安机关严惩凶手,搞得满城风雨人人皆知。这样以来,不但自己组织的群众相信自己的人被人打死而同仇敌忾,对方组织的群众也相信自己组织里有人打死 了人而纷纷退出。结果是对方的组织垮了,领导人还被逮捕。要不是后来的“一打三反”,这个冤案可就石沉大海了。我听了之后毛骨悚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事该有多少?
    “左”的思想发展到极端,造就了这样历史罕见的怪物。那倡导和怂恿者也难以驾驭了。
    红卫兵运动一度被捧到了天上,当1967年1月1日北京市数十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声讨刘少奇、邓小平大会的时候,都认为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不久,北京的红卫兵先后成立了“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都说红卫兵下一步会代替共青团。可是物极必反,轰轰烈烈不过半年,在上边看到红卫兵已经很难驾驭的时候,就要加以治理了。先是毛主席提出红卫兵要整风,学校派了军训团;后来发展到工宣队、军宣队,要给野马上笼头,可是他们不买账。矿院的红卫兵就骂军训团是“军粪团”,要轰走他们。后来,中央又下令停止串联,让他们在校“复课闹革命”。
    到底胳膊拧不过大腿,渐渐地戴红卫兵袖章的人越来越少了,以红卫兵的名义出面的事也不多了。“文化大革命”借助红卫兵运动而兴起,可是当文化大革命还在深入发展的时候,红卫兵运动却早早地偃旗息鼓被冷漠排斥了。风云一时、不可一世的北京红卫兵的首领们一个个落马被擒,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下边的一些红卫兵头头也有不少的倒了运,后来还有坐了牢的。他们发牢骚了:“一年香,二年臭,三年就挨揍。”他们说的不错,他们只香了不到一年,到67年春天就开始有味了。
    不过,有些红卫兵当时就对上边做的一些事开始厌恶,正在批判刘少奇的高潮中,学校里有一个红卫兵的小头头私下对我说:“我现在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给刘少奇翻案我也不管了,学点业务是正经事,要不将来到了社会上凭什么吃饭?”老实说,我当时听了他这一番言论是很吃了一惊的,怎么?毛主席的红卫兵,响当当、硬梆梆的造反派也说这个?怎么能怀疑文化大革命呢。
    “红卫兵”这种组织形式,早已成了历史。那些极端行为是“左”的思想发展到极致的必然。可是作为他们的思想方法、行为习惯肯定还会作为一种“社会基因”或“社会流毒”遗传下去,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起作用。当然,对于参加过红卫兵的个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总体而言,红卫兵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怪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也将留下深远的社会影响。
    “红卫兵”在中国的历史词典里是决比不上“义和团”的。我不知当时的红卫兵们今天有何感想,如果有的红卫兵还在留恋当日的辉煌,别管是哪一派的,我看这个人是不可救药的。如果他是个头头,则仍然是社会上的危险分子,不可不防。
    在红卫兵消失三十年之后,我就在某大学亲眼看到,一个当年的红卫兵当了党委书记之后,其“红卫兵”的造反精神依然旺盛,居然以秦始皇统一六国为榜样,“不怕做坏事,只要成大业”。顶着省委、省府的三令五申,拒绝教职工的一切不同意见,独断专行自行其是,花了上十亿的贷款,搞了一番天怒人怨的“大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无可挽回的后果。他自己退休后可也再不敢见群众的面了。他可是把“红卫兵”的事业贯彻始终了。
    你仔细观察一下今日的社会。当年的红卫兵今天走上了领导岗位,当他手握大权的时候,有的人还在按当日红卫兵的一套思路办事,从而给社会造成严重后果的事所在多有。
    伟哉红卫兵!
    这是后话了。书归正传,还是让我们回到1967年春天的山东煤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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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训团的业绩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大、中、小学校的红卫兵,举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尚方宝剑,在社会上像一群脱缰的野马,上窜下跳、左冲右突,打、砸、抢、抄、抓无所不为。打倒了许多的“走资派”、揪出了不少的“牛鬼蛇神”,为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受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赞赏。可是后来他们头脑膨胀,老子天下第一,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自以为是,胡作非为,弄得整个社会乌烟瘴气人人自危;有些人甚至到了插足地方、对抗中央,无法无天、无恶不作的程度。北京红卫兵的“西城纠察队”简直成了一帮黑社会。
    在极左思潮的激荡下,他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谁的话也不听,谁的反也敢造,这样一来,文化大革命就无法按既定的计划进行了。在谁也没有办法约束他们的时候,大家想到了毛主席;果然毛主席想出了好办法,调派在学生中还有一定威信的解放军到学校去,对学生实行军训。66年底在矿院就传说,毛主席要调20万解放军到北京对学生进行军训,后来没听到下文。
    1967年3月7日,毛主席下达了最高指示,要军队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构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还要求: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年老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他认为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按照过去的经验,毛主席的指示一下,各级党委立即领会精神,迅速开展行动;党委有威信,群众听招呼,没有什么不好解决的问题。事到如今,党委被打倒了,往年的皇历可就没法看了。
就山东煤矿学院来说,军队前后进驻过好几次。
    第一次是67年3月14日,工程兵部队来了13个同志,一位姓牛的参谋长带队。名义是“帮助革命师生整风”。
    他们进院后就开大会,在学生方面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介绍天津中学的经验,配合整风学习毛主席著作,实现以班级为单位的大联合。首先要学生把自己的教室整理好。
    接下来就是部署全院的整风计划,组织讨论自上而下的“三结合”,成立院系革委会。开了数不清的大会、小会,让院、系干部上台“亮相”。一遍、两遍、三遍,什么时候“群众”满意了为止。
我感到他们“支左”的态度是很显明的,尤其到采煤系的那位排长,那是很革命的。我几乎没有见过他的笑模样。这也难怪,我是个被打倒了的干部嘛。
    他们的成绩很大,4月3日成立了院革委会,省革委的要员杜春胜都来祝贺了。在这之前各系的革委会也都宣告成立。实质上,这些革委会基本上都是造反派的“学生会”,里边有几个得到他们信任的“革命领导干部”。为这些人选的确定,全院折腾了近20天,几乎吵翻了天。与这些同时进行的是以各种形式学习毛主席著作,批判黑《修养》(刘少奇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在这期间,说是在北京的几个老帅跳出来反对文化大革命,有了“二月逆流”,山东则出现了“复辟”。济南市革委核心成员里还钻进了“反革命复辟急先锋”。为了反击这些“逆流”、“复辟”,济南市内大会不断,火药味一天比一天浓。
    3月23日召开了“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誓师大会”。4月3日召开了“声讨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誓师大会”。4月6日召开了“批判斗争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急先锋杨毅大会”。4月14日又召开了“愤怒声讨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的滔天罪行大会”。动辄十几万人参加,会后还要大游行,大队的军车也出动了好几次。会场内外的气氛一次比一次激烈。这些会,当然哪一个也少不了矿院参加。再加上院内自己随时召开的那些大会小会,可见当时矿院师生的革命活动是多么的紧张忙碌。
    不仅如此,由于社会上逆流很大、复辟严重,省革委还从学校抽调了一批学生到全省各地去支援;“红山指”还组织了一大批红卫兵到济南市内各厂去调查。在这种形势下,红卫兵的整风会有何种效果可想而知。
    4月15日,驻校的解放军奉命回营休整,什么时候又回来的我记不清了。这次离校前,尽管牛参谋长在大会上肯定“红旗公社”、“矿院红卫兵”都是革命的左派组织,在前段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丰功伟绩;他们坚决支持“红旗公社”和“矿院红卫兵”。只是委婉地说了些,希望他们好好把握运动的大方向、正确对待不同观点的群众、正确对待干部等等的话,就被矿院的头头们评为:这次来的工作组,不如上次来的那个工作组。”“工作右倾,和稀泥。”他们再回来之后,似乎成了聋子的耳朵,我不记得他们还有什么大的作为。到了后来,矿院的造反派和驻院的工程兵部队成了对立面,最后发展到矿院的宣传队到工程兵部队演出为节目内容发生冲突。
    在这次解放军离校休整的第二天,全院师生又到“八一广场”参加“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 揪出保皇势力黑后台誓师大会”,会后又是大游行。在会上我听到,军队的代表和省革委的代表发言的调子是不一样的。军队讲的是“矛头一致对上,在大批判中搞好大团结,不要把矛头对准一些群众组织……”可是省革委副主任王竹泉(他是山师的一个学生)等人讲的是“冲垮保守组织,冲垮黑字兵,揪出黑字兵的后台……”会场上就发生了武斗,游行中又几次出现两军对垒。
    从这之后,矿院的造反派又冲向社会了。在省革委作战部的指挥下,到企业去支左,冲向阳区革委会、冲国棉三厂……而且每次都是主战部队。我发现那大的斗争矛头都是指向解放军的。有一份传单“逆流从何而来?”那矛头更是直指济南军区。
    这时学校里也出现了针对驻校解放军的大字报,有的还点了牛参谋长的名。传抄的大字报、大标语中更露骨。“解放军支持工人结合起来搞臭学生。”“提着脑袋大喊一声,军区内有大鬼有水怪!”“与带枪的刘邓路线决一死战!”“揪出杨得志示众!”……
    学校又乱得不成样子了,一群“反逆流”、“反复辟”的功臣,目空一切,什么招呼也不听。学生们为所欲为,老子天下第一。学生是无政府主义,政府也没有什么主意。报纸电台天天宣传“大联合”没人听,开全院大会斗“落水狗”,可是气势如虹。省革委要求制止武斗似乎也与矿院无关。
    过了一阵子,听说又要派部队来“军训”,说了好久,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说是北京几个月前早就开始了,可是这里很长时间依然无声无息。驻校的解放军好久都不出面了,任凭无政府主义在校园内无休止地泛滥。进了6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矿院几乎停止了。大字报都在评“矿院运动的大方向”,研究“实用主义辩证法”、“右倾翻案问题20条”……复课也只是嚷嚷,没几个坐下来的。
    这批驻校的解放军什么时候走的我记不清了;怎么走的我也没有印象了,反正不是热烈欢送的。这次被整风的好象不是学生,是解放军。
    直到8月1日,院革委的一把手,才在五分之一的人都没到的“全院师生大会”上,美滋滋地宣布,从这个月的15日开始军训,是6037部队安民的部下来负责。这话一出,一直死气沉沉的会场即刻活跃了起来。有人欢呼雀跃:“工作团又来了!”有人低声咒骂:“这帮混蛋!”
    这算是第二次军训团了,真正进院是8月19日,来了100多人,首长的名字我记不得了。确实是6037部队的,可是原来工作团的人一个也没有。
    不管怎么说,解放军在学生的心目中地位还是崇高的。这些学生从小受到的教育是,解放军的前身就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他们曾经艰苦卓绝地赶走了日本强盗、推倒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几年毛主席又一直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里又出了那么多为学生们所崇拜的英雄、模范和毛主席的好学生。
    部队还是老传统,他们进院一住下就干起活来了,打扫卫生、清理垃圾,先是我们这些干部跟着参加了,后来有些学生们也动了手,学校里有了些新气象。
    即是军训,先要把师生按军队的样子组织起来。他们把全院当成一个军训团,每个系是一个营,院机关也是一个营。学生中的连队是按专业和年级划分的,一个教学班就是一个排。排以上的正职都是军人担任。他们下到班里做工作,过了几天,早上就有班级出操了,实在是立竿见影,我也跟着天天出操。
    好久不到学校的运动场去了,这时看到满场是没膝深的荒草;原来操场上的运动器械,凡能拆的都已经被拆光;运动器材室的门窗都没有了;树木也被砍掉了多半;围墙还被挖了几个大洞;一副破败衰落的样子,使人不堪回首。
    可惜的是,刚过了10天才有了点头绪,军训团的官兵就和学校的师生一起去砸山大。军训团的所做所为,使学校持各种观点的群众都有了不好的看法。他们头上的光环顿时暗淡了不少。
    砸过山大的第三天,军训团组织师生选举班长、讨论军训计划、制定拥军公约。学生们的心还都野着,所有这些都是在应应付付中完成的;特别那班长没人想当,都是推来推去勉强应允。又过了两天,全院召开拥军大会和连以上的干部会,宣布军训正式开始。
    军训的主要做法就是上午在屋里学习,下午到操场出操,有时还在礼堂听部队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做报告。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毛主席的著作,有时还有上级的文件。
    对于学习毛主席著作,大家还是照章行事的;对于上级的文件,可就要看看他们是不是感兴趣了,感兴趣的听一听,不感兴趣的闹一通。
    在操场上就是练队列,立正、稍息、向左看齐(这时不能再向右看齐了)、起步走……矿院的大学生对此早就训练有素,根本提不起精神,只是有穿军装的领着不得不去,直到9月27日全院大会操,“同志们好,为人民服务……”还是有不少人在嘻笑打闹。团长训话之后,这项操练的任务就算完了。
    学习看起来是没完没了的。学习毛主席著作,不但自己学还不断地开讲用会,不过,大多数学生还是参加的。至于学习什么“大联合”、“三结合”、“解放干部”、“斗私批修”之类的文件,学生统统不感兴趣。尽管这时毛主席在视察大江南北时反复强调大联合,可是,有的学生公开地说:“什么大联合,革命派和老保联合是大凑合,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解放干部根本不是群众的要求,是上边压下来的。干部的表现我们不满意,有些事不能原谅。”还说“红卫兵哪有私字,斗私是干部的事。”
    这时,红卫兵们在关心的是别的事: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全国、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各种各样的使他们安不下心来的消息,还在源源不断地传到学校来。许多地方在抢夺军队的武器,武斗正激烈,死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地方在“抓军内一小撮。”66级的学生就要毕业了,自己到哪里去可是个大事,造反派头头关心的是那个“骨干学生留校名单”;其他年级的学生也想早离校,不能早离校就应当赶紧上课,要不将来怎么工作?有些红卫兵还对“红山指”内山师独大忿忿不平,要和山师红卫兵一决高下。“山工联”的翻案思潮又起……
    总而言之,军训团和学生们根本想不到一块去,于是在学习会上就闹矛盾,有时是顶嘴,有时是起哄,经常学不下去。有一次开全院大会传达省革委“关于掀起斗私批修新高潮”的文件,台上一发言,台下的学生发出了一片嘲笑声。有个学生还写了一个条子上去,主持会议的人一念,是“要求复课闹革命”,全场立即掌声雷动,使主席台上的人非常尴尬。看来按照军训计划,按步就班地搞斗、批、改,是很难进行的。这个时候,学校的工作只能是在社会大形势的裹胁下,按着造反派的愿望摇摇摆摆地向前滚动。
    军训团的人埋怨,院里这么多干部不起作用,在大会上说干部不争气,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到群众中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10月5日,我们连的指导员还找我谈话,要我参加连里的干部会,发挥领导骨干作用。我对他说:“我现在的身份是没改造好的干部,正在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天天在写自我检查,我去参加干部会学生干吗?”他也就低头不语了。
    说到“解放干部”、“三结合”,在那个时候似乎是提到谁谁倒霉。反正干部们都靠边站了,只要不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平时倒也安闲。可是一提要“解放”、要“结合”,反而会成了众矢之的,那反对者会把你的祖宗三代的事、个人几年的言行,都翻腾出来抨击一番,批你个狗血喷头,弄得你人不人鬼不鬼,军训团说了话也无用,“不代表群众”。
    1967年10月9日下午,山东省红卫兵总指挥部,在济南八一大礼堂召开“掀起斗私批修新高潮大会”,全校师生都去参加;从那时起,教师是坐下来了,学生依然如故。很快就传说军训团要走了,学生更加放任自流了。
    11月1日晚上,学校开联欢会欢送军训团,可是同时出现了“军粪团快滚蛋……”的匿名信;院革委会的领导表了态,说这是反革命言论,要严肃查处,最后也没找出个头绪来。
    过了两天,军训团真的走了。山东矿院师生的军训结果,肯定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有想到的。不过,不久又来了“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人数时多时少,部队的番号也换了好多次。
    后来,他们又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的人结合在一起,统称“工军宣队”。这次他们在学校里带着尚方宝剑,参加对各项工作的领导,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196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题目是“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文中说,到1967年文化大革命己经取得了决定胜利,1968年要争取全面胜利,为此还提出了五大任务。似乎文化大革命就要结束了,是真的吗?人们半信半疑。
    解放后直到文革前,中国的老百姓对党中央说出来的话都是深信不移的,因为确实都是说到做到。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人们对中央的话开始不那么信了,因为中央说出的话往往兑不了现。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中央已经有过好几种说法了。这次也是一样,人们一方面看到许多地方在打击坏人整顿社会秩序,可是又说社会上出了“5.16反革命集团”,还说这是一个很隐蔽、很危险的集团,造反派说谭震林是它的后台。没过几天,又传说出了一个新的全国性反革命组织“渤海战团”,据说,活动猖獗,那后台是粟裕和黎玉。接着又打倒王、关、戚,还在大张旗鼓地到处抓叛徒。总之,爆炸性的事件不断发生,似乎文化大革命还在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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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私批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主席就号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首先响应的是红卫兵,后来是除了被造反的“一小撮”,几乎所有的人都起来造反了。因为能造反首先意味着你是好人,有革命的资格。
造谁的反呢?首当其冲的是“走资派”,造他们的反,夺他的权;外交部的权也敢夺,福建前线司令部也敢冲。接着就是“牛鬼蛇神”,牛鬼蛇神的内容很多,有定了性的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还有没定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后来发展到只要对造反派有妨碍或看不顺眼的人,都可以给他按上个罪名造他的反。于是乎上上下下,帮派林立,为所欲为,天下大乱。
开始的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所谓“大民主”;大字报贴满大街小巷,一天要换好几次,大喇叭响彻云霄日夜不停,辩论的人群激动、愤怒、捶胸、顿足。后来发展成打、砸、抢、抄、抓、拳脚相加,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大小城市遍地开花,紫色的恐怖笼罩全国。再后来,很多地方拿起了家伙武斗,那家伙什儿从棍棒到刀枪,有的地方还有了大炮、火箭筒,自造坦克、军舰。开始还是少数人,后来成百上千,数万人参加也不稀奇了。
在许多地方,争强好胜的武斗变成了攻城略地的战争。所有这一切的名义都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谁都说自己正确,什么人的话也不听,解放军去制止,可以把军队的枪缴了,战乱遍及全国。 1967年11月1日,我看到一张铅印的传单,说重庆市武斗用上了“卡秋莎”,一天放了一万多发炮弹,夜晚天际一片红;江西省不但有了战场,还有了刑场,南昌一地9月份死了上千人;更有的地方监狱里的劳改犯也上了街,“大联合”的事根本没人理会。
这样一来,“抓革命,促生产”成了一句口头禅,许多地方农民不种地了,工人不做工了,有的把工厂车间的大门都焊死了,不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无法实施,全国的经济也会崩溃,国将不国。
可能中央也看清楚了,谁在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一个单位到一市一省的群众争斗,还不都是为了一己一派的私利。于是1967年国庆节,北京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副统帅林彪在讲话中提出了要“斗私批修”;不久,“要斗私批修”就成了最高指示。
报上讲了,斗私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批修,批刘少奇,否则这文化大革命如何搞下去?斗私还有个目的是“解放干部”。这个时候,中央似乎明白了下边早已看清的问题,没有广大的干部队伍,只依靠“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无法治理国家的;可是要那些权欲薰心的造反派头头斗私批修,无异于与虎谋皮。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听毛主席的话,全国立即掀起了“兴无灭资”、“破私立公”的高潮。10月9日,济南市还在八一广场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掀起斗私批修新高潮誓师大会”,要求进一步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要把毛主席的教导“融化到血液里,落实到行动上”。斗私批修还要不怕丑、不怕痛,敢于“亮三线的东西”,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时间,各种各样的斗私批修会遍及大江南北大小单位,好不热闹。
那时,斗私的内容可谓广泛而深入,涉及到了买菜挑好的、买油条捡炸得透的、吃饭摸大碗、上公交车找座位……就连“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公共财产”这句口号也要批判,因为它还有自己;有自己就是有私字。总而言之是要“在细微处见精神”,还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要“宁可为公前进一步死,绝不为私后退半步生”;要求每个人都是“心里装着全世界,唯独没有自己”的大公无私的完人。现将我亲耳听到的斗私豪言,节录如下:
有一位来院介绍先进事迹的解放军战士说的是:
      为人民操心最情愿,
      为人民斗争最幸福,
      为人民吃苦最愉快,
      为人民献身最光荣。

          革命不怕难,难字面前不低头;
          革命不怕苦,苦字面前不摇头;
          革命不怕死,死字面前不回头。

          为人民献出生命也嫌少;
          为自己享受一分也嫌多。

          我的心脏最后一下跳动,
          要停留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
有一位外单位的学毛著积极分子,来校介绍他的“斗私批修”经验是:
      以劈骨挖髓的精神斗私
      有了私字自觉斗,
      私字隐蔽挖根斗,
      私字分散集中斗,
      私字很小放大斗,
      私字重现反复斗,
      私字露头揪着斗,
      私字退却追着斗,
      私字顽固坚决斗,
      公私溶化戳穿斗,
      没有私字找着斗。
我们到西老泉村去学习,那里的贫下中农斗私的豪言壮语是:
   私字斗不倒,公字立不牢。
   斗私不彻底,革命不到底。
   私心不挖,批修白搭。
   私字多一分,公字就少一分。
   亮私不怕丑,斗私不怕痛,改私不怕难。
私字斗不倒,社会主义江山难保。
斗私越深,对毛主席越亲;斗私越狠,跟毛主席越紧。
带着私字千斤重,斗倒私字一身轻。
这样的大公无私精神,实在是让人敬仰之至,这样的人现在大概是没有了。
每次的“斗私批修”会上,我看到老造反们都带头发言,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揭深批透,慷慨激昂,说到动情处甚至于两泪长流,说是“三线”的东西都挖出来了。每到这时,我就感到自己实在是太庸俗、太渺小,思想境界与造反派的差距太大,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是理所当然。
可是到了讨论“解放”、“结合”干部的时候,造反派的那肚量一下没有了,无端挑剔,吹毛求疵,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了,只有他自己最合适。那理由涉及大是大非,林副统帅教导我们:“有了权就有了一切,丢了权就丧失一切。”好不容易夺到手的权,哪能随便拱手让给别人。
“大联合”更不行,和“黑老保”联合是否定造反派;否定造反派就是否定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可是个原则问题。至于在干部中“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问题,矿院根本不存在,矿院没几个好干部。
显然,这“斗私批修”的目的没有达到,白白乱哄了一阵。山东煤矿学院依然是一派掌权。

献忠心与革命化

如果说世界上真有“绝对”和“顶峰”的话,毛主席的权威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是真正达到了“绝对”和“顶峰”,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没有一人能比。林彪没有说瞎话,确实是“最最最”,“一句顶一万句”。
在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毛主席的功勋无人可比。全国人民万众景仰,称颂他为大救星,“东方红”的歌子在九州大地响彻云霄。那时人人以能见一次毛主席为无尚荣耀,能握一下毛主席握过的手都是三生有幸,以致许多受到毛主席接见过的人回来几天都不洗手。“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发自人民群众的内心。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一年比一年更普及、更深入。以雷锋为榜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是那个时代做人的信条。对于怎样学好毛主席的著作,林副主席作了精辟的论述:要“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 还要“溶化到血液里,落实到行动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交流会”、“讲用会”是当时的主要会议内容。对于毛主席著作内容的领会,有些人已经到了神乎其神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程度,“你去想去吧,越想越深,越想越神,不可思议”。
世界上还有比毛主席的书读者更多的吗?到1966年春天《毛泽东选集》我已经读过五遍。对于毛主席的每一次谈话、批示,全国各地的各级领导都是带领群众反复学习、反复领会、坚决贯彻。在人们的心目中毛主席的地位是高高在其他中央领导人之上的。历史的事实确实如此,在五六十年代,毛主席在中国已经成为无人可以替代的英明领袖,也是在斯大林之后的世界人民的革命导师。
毛主席的著作大量发行,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仅1967年1至5月就发行了3000万部。大街上,别管是什么商店,只要有橱窗,摆放的全是毛主席的著作。新华书店整天敲锣打鼓,开着汽车四处送书,家家都有各种版本的好几套。那时,市面上一直买不到塑料凉鞋,说是那塑料都做了毛主席著作的封皮。
1965年,从部队兴起的《毛主席语录》,由林彪加上了“前言”,发行量肯定超越了古今中外的任何书藉,哪个中国人都有几本,而且都是随身带、随手拿,被称为“红宝书”。 我的小女儿,一上小学就向我要毛主席语录,那红宝书后来越印越精致,越印越小巧。除了这本经典的语录之外,又出了许多《毛主席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主席论阶级斗争》、《毛主席论教育》、《毛主席论文艺》等等的小红书,到处流传。对于毛主席诗词的解释,也出了很多的版本。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每天早上学习一小时毛主席著作成了每个人一天雷打不动的必修课,大人小孩无一例外,后来又加了个每周二学习一个下午的周周学;重点学习“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后来又加上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等五篇哲学著作,有过一段全民学哲学的热潮。有一天我从街上买回了几本马克思、列宁的书,我的一位老领导看到后,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要多学习毛主席的书,只要学好了‘老三篇’,一辈子就够用了。”那时,对“老三篇”要求人人能背诵,就连我不识字的母亲也背得很熟。后来江青提出来要抄写,我老老实实地一周抄一遍,我一直坚持了四年,那些抄本我至今还保存着。
毛主席高瞻远瞩,为了防修反修,亲自发动了别的人还难以理解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老百姓造领导的反。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这时的毛主席似乎从领袖变成了偶像和神明。一股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之风,由于上边的大力提倡、下边的积极响应,如大海巨澜立即席卷了全国。人们在用越来越多的形式争相表达对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这也是任何一种宗教信仰所不能比拟的。
在林副统帅的倡导下,全国人民又掀起了经久不息、步步深入的“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人们言及毛主席,前边必需加上四个副词“传大的领袖、传大的导师、传大的统帅、传大的舵手”。在神州大地上,男女老幼人人都会唱,天天都在唱,几乎随时可以听到的歌是“天大地大没有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
大小单位进门迎面都是毛主席像,小单位是迎壁墙上画像;大单位是迎门在广场上塑像,有的用白水泥、有的用汉白玉、还有的用不锈钢。最小的像也比人体大,大的高过几层楼,似乎是越大越好。
接着是戴毛主席像章,那个时候社会上的产品大都粗糙单一,惟有毛主席像章制作精良,金、银、铜、铝、磁、竹,材质多样;园、方、平、凸造型各异,还有夜光的。小的如钮扣,大的如菜盘;有的别在帽子上,有的佩戴在胸前,有的挂在自行车前面。每个人都有不少的像章,至今我还保存着几十个。这些像章都是非卖品,要得到一枚新像章需要到处求朋告友,有的是要“偷”和“抢”。用各种形式颂扬毛主席的热浪排山倒海,每个人都在挖空心思的自我表现。神州大地无论在何处,只要是有人的地方,抬头不见毛主席像的地方几乎没有。
没过多久,新的形式又出现了,这就是“四个首先”。它开始是在召开大会之前进行的仪式:首先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学习毛主席语录、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在做这“四个首先”的时候必须人人肃立,右手举起红宝书。后来发展到办公前、工作前、吃饭前、睡觉前……在一切事情之前都要做“四个首先”,迅即风行全国。
那时中国人对毛主席的的虔诚,远远胜过任何宗教徒对他们的神明。饭菜摆在桌子上了,不论是自己家人还是来了客人,首先大家肃立在桌边做完“四个首先”才能入坐,在我家一般都是女儿领做。到一个单位联系工作,进了办公室要先做完“四个首先”再谈事。火车开动了,全体乘客别管老幼都要站起来,面向火车头的方向,右手举着“红宝书”,有时车厢晃得站不稳只好用左手扶了小桌或靠背,也要跟着列车上的广播做完“四个首先”才能坐下。
有一年夏天,我们一部分教工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家住在帐篷里。有一天白天干活累了,晚上很晚才吃饭,吃过后就都睡了。忽然有一个人想起来还没做“四个首先”,于是大家都急忙爬起来,大家都只穿着个裤头,把“四个首先”给补上。
广大革命群众,每个人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之深都没法形容了。我住的那房子楼上有一位年纪很大的老教授,天天中午用他那粗哑的嗓子唱“东方红”,可是我一听见,身上就起鸡皮疙瘩。我还见过一位女老师,对祝贺她儿子百日的同事们说:“儿子大了对我有没有感情无所谓,只要对毛主席有感情就好。”相比之下,我对毛主席的感情确实没有他们深。
矿院的“工农兵学员”入校后,我已在院教务部当教学组长。考虑到学生上每一节课都要做“四个首先”影响教学进度;我建议只在上下午第一节课做,被“工农兵学员”群起而攻之,说我对毛主席缺乏无产阶级感情,我实在感到五体投地自愧莫如。
那年月,每天要做几次“四个首先”说不定,正常情况下一早、一晚、两次上下班、三餐饭,这就是九次;如果来个人、开个会,一天下来总会有十多次。当年我袓父是热心的天主教徒,也不过是每天早晚要念一会儿经,饭前要在胸前划个十字;听说虔誠的穆斯林一天要祷告五次。那时的中国人,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最忠实的信众。林副统帅体察民情,及时发出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后来不知谁又准确地加了一个“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这句话,一时成为全国军民做人的基本信条。
随着“四个首先”而来的是向毛主席献忠心活动,那活动的内容也是十分丰富多采的:用红纸剪各种各样的忠字图案,贴满门窗玻璃和墙壁;刻毛主席的头像章,盖到书籍和笔记本的扉页;用彩色的丝线绣毛主席像,挂在办公室的最显眼处;机关商店上班前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打语录拳。你别说,中国还真有能人,那歌、那舞,不几天就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特别是那语录拳,一句语录一个动作,真也叫人心领神会。对参加活动者要求很严,虽然不需要沐浴斋戒,但必须怀着对毛主席无限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心要诚,手要洗干净,绝不能带着私心杂念。
1968年3月19日,山东煤矿学院革命委员会还要求,除了“四个首先”之外,今后每天都要“早祝”、“早请示”、“晚回报”。“早祝”就是每天早上各单位都要集体向毛主席像敬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选读毛主席语录。“早请示”、“晚回报”,就是早晚都要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有关著作,明确方向、总结经验。
到了七月,又规定每周五是“向毛主席献忠心活动日”。第一个活动日在12日,这天上午,是全院大会,欢迎毛主席接见过的军训团首长,之后是献忠字、献词……下午是各单位开会,当天进行不完的第二天继续。
相比之下那“言行革命化”的要求就更高了。红卫兵提出马路上的交通灯要绿灯停、红灯行,靠右边行要改成靠左边行;站队喊口令不能向右看齐要向左看齐。我听一位军官说,他们部队上正在推行“新队列”训练,过去搞队列,指挥员口令一下,部队都是立即动作,现在口令一下,列队的全体人员都必须齐声高喊一句规定的毛主席语录,然后才能动作。譬如说,指挥员下达口令“齐步走”,部队必须一齐喊“一往无前”,然后再迈步向前。他说,这还算不了什么,江青同志要求“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现在空军部队指挥飞行训练时,每一个指令前都要加一句毛主席语录,飞行员回答时也是一样,把他们搞得可紧张呢。
个人的名字更要革命化,许多人把名字改成了“卫东”、“红旗”、“东风”、“向阳”……
更难的事是到商店买东西和打电话,那语言要以毛主席语录或革命口号开头,例如,拿起听筒要说“毛主席万岁,你好!”“为人民服务,我有件事请你帮忙。”……走进商店门要说:“革命无罪,我想买支笔。”“造反有理,你要什么样的。”……这时精神要高度集中,一旦前言不搭后语,闹出政治笑话来可不得了。不但有些头脑反应慢的老年人不敢上街,我都怕接外边来的电话。
后来那“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又与“斗私批修”相结合,人们纷纷誓言“积极开展三忠于活动,攀登公字新高峰”。那献忠心与革命化的各种各样的活动,真正做到了全国全民,时时处处,完全彻底。
本来是人民自觉的敬爱领袖的行为,后来泛滥成了不成文的规范,走向了庸俗,效果当然也就适得其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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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5楼 发表于: 2017-11-25
“棒子队”“血洗矿院”

文化大革命中武斗是常有的事,谁和谁斗也反复无常得令人吃惊。
1967年夏天,在攻打国棉三厂、夜砸山大的时候,山东矿院“红旗公社”是王效禹的嫡系部队,是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御林军。不过半年时间,到 1968年2月29日,却发生了省革委会的职业卫队“棒子队”,与矿院师生的流血冲突。
67年10月19日,中央通知大学复课闹革命。大部分学生还在革命的激情之中,有些学生想读书了。68年元旦前后一个来月的时间,作为服务人员,我跟着一部分学生到安徽省淮南矿务局的新庄孜煤矿“下矿搞教改”。1月8日返校,沿途所见所闻令人惊心动魄。淮南的武斗,风声鹤唳一日数惊。火车上,人挤得莫名其妙。
回来的时候,在蚌埠换车,那里简直是个野蛮世界,车站像个垃圾场,那里挤满了不知是些干什么的人,打架成风,小偷成群。车几乎没有正点的,下午5点该到的64次快车拖到了第二天凌晨3点才进站。可是,车到了门不开,上下旅客要爬窗子,我是没有那个本领的。好容易又等来了74次车,总算挤上去了,不过车开时我还有半个身子在车外。那时我在想,还是济南太平,到了济南就好了。
到了济南不久就感到,虽然只离开一个来月的时间,这里的革命形势变化也很大,学校西边八里桥的交通学校的教学大楼被烧;济南市的卫生工人和山东医学院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粪战。在医学院的大门口,我看到有几辆轮胎被放了气的大粪车还趴在路边,墙上还留着对这次战役的大字报颂歌:“只闻大粪能肥田,谁料大粪能作战。勺泼屎尿漫天舞,白衣天使心胆寒……”在大街上我还见到手拿一米多长的木棒,头戴安全帽,威风凛凛地坐着汽车巡逻的“文攻武卫”;听说这是由掌权派工人组成的,由省革委会直接领导的。队长是孟庆芝,他和省革委会副主任韩金海(外号韩铁壶,文革前他是个焊铁壶的工人)都是一个小厂的工人。听说政委是省革委会鼎鼎大名的“三王一杜”中的杜春胜。济南市已经是棒子队的天下。有一次我还见到他们在街上用棒子打人,受到围观群众的嘲笑戏落。
似乎是大专院校的学生和工人发生了矛盾,传闻王效禹说过:“大学的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完全揭开。”本来已经复课了的矿院学生,又坐不住了,背后都对王效禹骂起了“王广林”(王效禹脸上有麻子),他们还特别讨厌棒子队,只要见到他们就得有点表示。这棒子队也确实是一伙用武力压倒对立面的一伙打手,据说,济南风动机械厂工人组织“东方红”的头头,就被他们活活打死。
到处传说,省革委会里出了“反革命集团”。市内到处可见拥护王效禹的什么讲话、打倒王立波的大标语,说王立波是谭启龙派进省革委会的,王路宾、庄中一也不是好东西。在二三夺权的大会上,我可是亲耳听见王效禹说他们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还传说,王立波要求中央派人来解决山东问题,王效禹也去了北京。可是不久就在八一大礼堂批斗王、王、庄。
这样一来,“三王一杜”可就变成了一王一杜。可就在这时又到处传说杜春胜住在南郊宾馆,每天都找个漂亮的女服务员陪他睡觉,那年青服务员都让他睡遍了。这似乎没有什么,是小节,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山东夺权立下了丰功伟绩的革命干将,堂堂的省革委会常委,年青有为前途无量,睡几个女服务员算得了什么。说不定那些女服务员还会争先恐后生怕得不到这样的恩宠呢。谁不知道那时造反派头头都是光明四射的“星”,多少女青年们都趋之若骛。后来打倒杜春胜,肯定是因为别的政治原因。
这时好多工厂因两派对立停产了,又加上缺煤少电,使济南市90几个大工厂烟囱不再冒烟。这年我的家乡潍坊黄烟大丰收,可是没有人收购加工,街上的香烟却脱销。67年的布票延到68年的6月才能用,68年的布票什么时候发很难说。毛巾买不到了,绵纶也不见了,产业工人不干事,服务行业也不想服务了。商店要午休,到时把顾客从商店里轰出去。到饭馆吃饭要自己去端,还要自己送碗,说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伺候人!”要想理个发先要挂号,不准备半天时间是挨不上号的,好多理发员都造了反。市场上可以说是全面紧张。
种种迹象都在显示,一场新的大动乱就要暴发。好在风声日紧剑拔弩张的时候,春节到了。学生们根本不理会中央文革关于“寒假不放假,留校斗、批、改”的通知,更不理睬院革委会什么春节回家要向院革委请假的决定。济南市各大专院校的学生一轰而散回家了,市内的紧张气氛缓和了些日子。
    学生们为所欲为自由自在地过够了春节,三三两两、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学校。人一多,那火气也就一天比一天又大起来。矿院学生和棒子队的一场流血冲突,就在68年的2月29日发生了。说是棒子队无缘无故“血洗矿院”,实际情况和矿院“红旗公社”自己宣传的是大有出入的。
我那天在家,亲眼目睹了一些事件的过程。我又从直接挑起这场武斗的同学那里了解到一些起始的情况,这些学生中有几个是我很熟悉的。
真实的事件是这样的:这天,矿院西边的29中发生了打死、打伤人的重大武斗事件。下午,棒子队开去了几汽车人,包围了29中。棒子队在执行任务时,有些矿院学生去干扰,还搞了一些冷嘲热讽的小动作。他们就抓了矿院的三个学生上了汽车。
棒子队的人到29中,来回都要经过矿院南北两院中间的道路。当他们回程路过矿院门口时,学生围了他们的车要人,还往棒子队的汽车上掷石头,打中了一个棒子队员的脸,鲜血直流,还打破了他们军代表小汽车的玻璃。小汽车里出来了个棒子队员,要抓丢石头的人,被学生拖进北院打了一顿,接着学生又拖出了汽车里的军代表,弄到了公社办公室。还要拖另外一个军人,被棒子队夺了回去,由此开始了一场大武斗。
正好这个时候,井巷教研室的老师在北院做爆破试验,轰轰的炮声更激起了棒子队的怒火。
接下来是大批棒子队员乘着大小汽车和摩托车赶来,两个校园中间的大路上,一时尘土飞扬,杀气腾腾。他们冲进矿院北院见人就打,呼喊声、惨叫声此起彼伏,那里成了一个恐怖世界。那些惹事的学生见事不好,跳后墙到了无影山,而后逃进了市里。一些浑然不知出了什么事的师生被棒子队员们抡起棒子就打。有些棒子队员还要进院里边追,棒子队的头头不准,说矿院的民兵手里有炸药,别中了他们的计。
时已午后,我听着声息渐平,想到北院去做系里交给我的工作。在两院中间那条路的东口就被截住了,还让一位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棒子队员训斥了一顿,说我不知好歹。我深知自己的身份,乖乖地转了回来。
可是好奇心使我想看看究竟,便从大门进了南院。我看到学生宿舍没有几个人,在南院的北门口,却有一些学生在隔门起哄。据说,矿院那位首举义旗的老造反成彦水自命不凡,大模大样地走出校门,对着棒子队的人高喊:“同志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人刚到路边,话音还没落,被一个打红了眼的棒子队员照头一棒子,把他打倒在地。矿院的教工一看这场面再没人敢出去了。
这场战役的战果,据统计,共打伤32人,其中矿院29人基本上都是学生;棒子队3人,有2个军人1个工人。
棒子队的人虽然取得了胜利可是火气未消,宣传车对着矿院大骂起来:“矿院红旗公社的一小撮,不要自不量力,再执迷不悟我们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矿院的一小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吃着劳动人民的饭,穿着劳动人民的衣,还要打劳动人民,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至今我们的军代表还在矿院,矿院革委会要负全部责任。”“我们要求省革委严惩凶手,相信王效禹同志会正确处理这一事件。”还不断地呼口号:“文攻武卫就是好!”“打倒矿院翻案兵!”……咋呼了好一阵子之后,大队人马才浩浩荡荡地撤走了。据说,此前有三辆汽车的解放军,在矿院东边不远处的11中门前待命,再远处的天桥体育场里挤满了棒子队,他们是准备事态进一步扩大的。
矿院红旗公社自从成立以来,至少在济南市的西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的。他们只打别人,什么时候挨过打?这次吃了大亏,似乎没有人追究事情是怎么样引起的,只是上上下下对棒子队同仇敌忾。院内秩序大乱,复课再一次中止。学生中公开出现了反对王效禹拥护山大翻案的舆论。有的还说他们跟错了人,可是已经晚了,似乎中央不会同意山东再乱。这时许多人都在说,山东的谭启龙打不倒,白如冰打不倒,矿院刘子光也打不倒。学生们要串联济南市的大专院校一齐罢课,还要成立自己的棒子队找他们报仇;第二天就开始有学生拿了棍子在校门口站岗。
在学校的大门外,到处贴满了有关“棒子队血洗矿院”的大字报、大标语,还有血衣展览。几个大喇叭不停地广播“事实真象”。矿院的大门外又像当日的针钉厂,天天挤满了人,只是没有人来送牌子。
只是对面的木材厂,这次却站在棒子队一边和矿院唱反调,那广播也是一时不停。另外,棒子队的巡逻车还不时从校门口经过,不断在大街上抓矿院贴标语的人。矿院和棒子队的对峙,一时成了济南市的舆论焦点。
传说,开始杜春胜给矿院的军训团施加压力,要他们说服矿院承认错误;后来官司打到王效禹那里,王效禹说:“矿院不能砸,‘文攻武卫’不能散。”不过又传说王效禹的观点是:工人是左派,学生是右派。
“棒子队血洗矿院”这件在济南市轰动一时的大案,最后的结局是戏剧性的。只过了十几天,杜春胜被捕,罪名是用手枪逼奸服务员。王效禹说他政治上是流氓,生活上也是流氓。“红卫兵总部”在皇亭体育场开大会批判杜春胜,“山工总”在八一广场也开同样的会,可是标语口号针锋相对,这边是“打倒棒子队!”,那边是“文攻武卫就是好!好得很!”。济南市的“三大左派组织”自己又干起来了。
无奈很快又传说杜春胜在狱中自杀。政委死了,棒子队也就随之解散。有趣的是,就在这个时候矿院“红旗公社”杀出的一伙“反到底”却说:“棒子队砸矿院砸得有理。”在为了政治目的不择手段的浪潮中,早就不可能按常识讲理了。

“清理阶级队伍”

从大道理上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清理阶级队伍;可是“清理阶级队伍”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有专门的章节的。
我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矿院的清理阶级队伍前后进行了三次。
在那个年代,人在社会上的上下优劣,主要是以阶级来定位的。因为毛主席说过:“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一切政治生活中,阶级出身都在对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在各种涉及个人的人事表格中,“家庭成份”、“个人出身”,都是主要的内容。谁若不如实填写,会被认为是不忠诚、不老实的行为,那可是个不小的罪名。
“家庭成份”、“个人出身”的作用,就像你的影子,从小到老一直伴随着你的一生。升学、就业、工作安排、加入组织、晋升……乃至死后能不能开追悼会,它都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出身在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家庭中的人,无疑是高人一等的贵族;出身在地主、富农、资本家、旧军人、旧官吏家庭中,则是生来的另类,身上带着“原罪”。那时,“成份高”、“出身不好”,是人生之大忌。这在社会学里称为“血统论”,是中世纪最黑暗的历史时期盛行的反文明的意识形态。这时竟成了“革命”的“理论”。常见漂亮的姑娘伴随着丑陋或有残疾的男人,因为她的“出身不好”。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还是大讲阶级出身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之类的话,一度挂在人们的嘴上。分什么“红五类”、“黑五类”,还有什么“狗崽子”。有一个阶段,不但红卫兵见人先问什么出身,北京市有的公共汽车都让出身好的人先上,甚至于不让地富出身的人上车。不过没有多久,人们身上的优劣标签变成“造反派”和“黑老保”了。可是,到底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还不到两年就要“清理阶级队伍”了。
说起来很有戏剧性。 1968年3月27日,院里开大会,院革委传达省革委南郊会议精神,大讲大联合、三结合、围剿“两害”、揭阶级斗争盖子、揪坏人、查黑手、揪出杨成武、打倒聂元梓……散会之后,在北院大门口很显眼的地方看到一份传抄的大字报,题目是“上海开始清理阶级队伍”。
传抄这份大字报的人,却是一位记不清有什么政治问题,运动一开始就被院党委列为批判对象的老教师。在打倒刘子光之后他理所当然地倒向造反派,曾昂首阔步了一阵子,他不久还贴出了自己的长篇大字报,说“刘氏黑班底都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所组成。至今没有半个是低头认罪的,没有一个不是在企图反扑的……”他还下了一个结论:“过去的左派都是右派,过去的右派是左派。” 可是没过多久他又成了批判后又升为批斗的对象,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仍是被人另眼相看的“老运动员”。
在我的印象中,“清理阶级队伍”是整个文革中进行时间最久的一项运动。它不但一直搞了两年多的时间,还没有因形势的变化、革委会人员的改组而停止。可是很长一段时间,我始终没有见到这方面的“最高指示”和中央文件。在山东煤矿学院也一直没有个明确的说法,清什么?怎么清?所有这一切,好像在不断地变化着。
可能上边有了什么指示,在见到那份大字报的第二天上午,院革委会的一位常委在全院大会上讲开了“院内阶级斗争动向”,并让群众讨论矿院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他讲的动向是:地、富、反、坏、右翻案,挑动群众斗干部;有些人勾结在一起,妄图摧垮院革委会;基层革委会不服从领导,另搞一套,混淆斗争大方向;怀疑攻击省革委会和王效禹同志;借批修正主义,把共产党说得一无是处;搞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等等。还在大会上点了机电系的“反到底”、经济系的“三家村四家店”两个群众组织和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的名。提出了“反右倾、反复辟、反翻案、反分裂”的口号。过了一夜,第二天下午又开全院大会,时任院革委会主任的那个学生又在大会上大讲“全力开展四反活动”。
这两次讲话在全院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有些右派开始检查前段的翻案活动,有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又纷纷到革委会重新交待自己的问题,批判走资派的内容也转向包庇重用坏人。揪坏人、抓黑手、挖暗藏敌人的大字报满院开花。“群众专政指挥部”也雷厉风行地开展活动,似乎矿院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就此开始了。
可是,被点名的院革委会的反对派也空前活跃起来,特别是那位文革开始后才从北京矿院来到学校,很快成了“反到底”的核心人物的教师,公开质疑运动的大方向。各种“为什么?”的大字报也来了个满院开花,一时间闹得不可开交。官司打到了省革委会。 
4月7日,省里几个大人物一同出来接见矿院的两派代表。据说王效禹表了态:“矿院搞四反,抓黑手方向错误。要马上停下来,先办学习班……”
第二天上午开全院大会,院革委会主任传达王效禹接见矿院双方代表时的讲话。话刚落音,“反到底”的头头,也是院革委会常委的一个机电系的学生,马上上台说他说的不对,自己又重新传达了一遍,会场大乱。不用说,接下来的是,在院内激烈争论王效禹怎么说的,谁的大方向正确。长篇大论的大字报一篇接一篇贴出来。“坚决支持王效禹同志!”的大标语一张比一张字大。也巧,过了两天《大众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该是你悬崖勒马的时候了!”“反到底”借此大做文章,要院革委悬崖勒马。还说:“这新上任的张院长(院革委会主任是采煤系的学生姓张),比走资派的刘院长还毒!”总之,这时造反派内部的斗争空前激烈。有的系还专门成立了四个战斗队,要揭院革委的盖子。这时还发生了“反到底”的人把院党委副书记吕德甫绑架到铁路技校的事情,要他交待和院革委勾结的情况;他逃跑了,“反到底”组织了20多辆汽车到处找他。
在工宣队进院之前,山东矿院的清理阶级队伍,一直是在两帮造反派的激烈争论之中进行的。有的说前段运动中有阶级敌人搞报复,要清算。有的说右倾势力借清队翻了天,要反击。有人还点出了一批“刘子光的红人”混进了革命群众组织,是要纂权搞反革命复辟,必需清理。就连有些党员一直交党费也说成是右倾复辟的表现。直到工宣队进了院,这场狗撕猫咬的争斗才算消停。
虽然争论不休,可是清理阶级队伍还是在院革委领导下继续进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且阶级敌人越抓越多。自从4月3日院里开大会,揪出一批牛鬼蛇神在院内游街示众之后,教职工中的揭发不断深入,先是查档案揭历史问题,谁谁是国民党员、三青团员;谁谁是汉奸,参加过伪军;谁谁当过青年军的教官;谁谁参加过复兴社,可能是特务;谁谁被捕过,可能是叛徒;谁谁是五毒资本家……大字报上天天有惊人的消息、爆炸性新闻,一个多月时间揭出了41人。“群专指”又组织统一行动,抄了一些人的家。抄出了一些照片旧衣服等等,开大会公布战果,更证实了这些人“想变天”。接着又内查外调追三代查五族,有海外关系和“反动亲友”的都成了怀疑对象。为了加强领导,院红卫兵指挥部还派红卫兵进驻各单位。院内清队的温度越来越高,首当其冲的是一些老教工,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接着又清“现行”的,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右派翻案分子、四清翻案分子、流氓坏分子、钻进革委会的坏人……又被清理出来,到6月18日大字报点名的到了87人,差不多占了教职工的六分之一。
运动还在继续深入,揭的问题越来越细:某某人在日记里有对运动不满的话;某某人与反动家庭划不清界线;某某人政治面目不清……就连矿院第一个起来造反的红极一时的成彦水,和被院革委会结合的主要干部也不能幸免。“群众专政指挥部”的通令不断,被大字报点名的对象到7月11日又达到91人,当时矿院的教职工一共只有五百多人。红旗公社也三日两头地出布告开除成员,大义灭亲。整个矿院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洪洞县里没有好人了。
被清理的对象逃亡的现象遍及全国各地,矿院有逃出去的,也有外地的人逃到在矿院的亲友家藏匿的。不过这些人大都被革命的亲友交出来,押回了原地。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出现了文革中第二个自杀高潮。传说济南、青岛的大学中都清出了一些反动教师和右派学生,这时全国各地不断传来被清的阶级敌人自杀的消息。
我从4月25日的大字报上看到,山东大学死了6人,山东师范学院死了4人。山师有一个学生,在学校造走资派的反无所不用其极,可是当他回家看到,当地造反派也在用同样的手段对待他父亲。他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他回到学校,见了毛主席像就打╳,于是他被打成了反革命,接着就跳楼自杀了。他父亲知道这事之后也自杀了,也定了反革命。7月份济南市也发生了几起干部自杀事件,其中有解放了的也有结合了的干部。矿院也不例外,先后有两个教工、一个学生自杀,还有自杀未遂的。
我看到有一个传单上说,谢富治要求各地刹住自杀风,不过这个风在文革开始后一直也没刹住,传说北京大学文革期间就自杀了60多人。
不止有阶级敌人自杀,还有的人要杀掉一切阶级敌人,来个“彻底清理阶级队伍”。68年5月27日晚上,院里传达“北京市革委关于清理阶级队伍问题的通知”。领导说道,大兴县有一个大队夺权后,两个头头召开周围十几个大队支书的会,要统一行动全部杀掉他们村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一个月内有十个大队采取了行动,连才生下的小孩都不留。领导强调,这是严重地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事件。
山东矿院第一回合的“清理阶级队伍”有头无尾。68年8月工宣队进院之后,又由工宣队领导着清理阶级队伍。这时省革委有文件,清队的目标主要是“党内和上层”。还有一种说法是“犯走资派错误的人,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于是矛头一致指向“有问题的人”和“犯错误的干部”,也不断地掀起高潮,大字报点名的人到了148人。不过到了69年的三月份,就开始学习中央下发的《北京印刷厂清队工作的经验》。矿院“清理阶级队伍”的第二个回合也没有结果。
一年多之后王效禹倒了台,驻院的工军宣队大换班,矿院新的革委会成立之后,又第三次清理阶级队伍。这次是结合“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进行的。这时矿院的领导人基本上又换成了文革之前原来的班子,要清理的对象也大都是造反派里的人了。70年2月18日,工宣队的指挥在“清理阶级队伍动员大会”上传达上级指示说,这次要把矛头指向“历史的和文革中现行的阶级敌人”,要开展“政治、经济、思想三个领域里的阶级斗争”,“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绝不能心慈手软”,“这次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他还说,清理阶级队伍要依靠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和一切革命同志,那调子听起来和文革前差不多了。
又一个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掀起了,这次被院革委批准揪斗批判的对象有30人。耐人寻味的是,那个在矿院最早贴出“上海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大字报的姓彭的教师,被院革委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交给群众批斗。
矿院的三次清理阶级队伍,那主要的矛头指向当然是不一样的,可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扩大化。在中国,只要是搞运动,右的时候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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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老泉的故事

矿院的军训失败了。军训团被学生在匿名信中骂作“军粪团”,要他们滚蛋。此事还当“反革命事件”查了好久,可是一无所获。在矿院,虽然还留下了由政委和少数军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是无关大局。
67年11月,军训团离开学校之后,学校的无政府状态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只要不外出“支左”了,在学校里学生们除了睡觉、吃饭就是打扑克、谈恋爱,此外还有男的装半导体收音机,女的打毛衣,照他们自己说的就是:“吃了饭,没事干,天线、地线、打毛线。”还有“三餐两觉一场球,溜完马路争上游。”我们的大学成了游乐场。
我所在的采煤69.1班的宿舍,简直成了半导体收音机的加工车间。为了做收音机的外壳,他们把大标语牌、毛主席塑像的底座等一切可用的三合板撬下来供他们使用。更有的学生在宿舍里劈了桌椅生火做饭。我亲眼见到采煤70有一个宿舍的学生在屋子里用洗脸盆煮狗肉吃。
他们打死了一条狗,先是贴出“通令”,说恶狗伤人被他们处死,限狗主一日之内前来认领,过期他们将采取“革命行动”,这革命行动就是煮着吃了;实际上,贴“通令”的时候早过了认领期。这一类的小把戏,他们已经玩得很娴熟。学生们胡作非为已经无人能管,反正到点就有饭吃,助学金也在照发。
教职工已经对办学没有什么兴趣了,只等“斗、批、散”。无所事事就大做家具。那时节,矿院有家属的教职工几乎人人都在动脑筋。买劈柴时,尽可能找那粗一点长一点的,可以截个腿、做个撑什么的,有本事的还能从别处弄点旧木头。市面上能够买到纤维板,有时还能碰到木纹纸,那就是交了好运。到商店的“生产资料门市部”去,买上斧、锯、凿、刨,再弄一条长一点的板凳,一个家庭木工厂就开张了。
凭着大学教师的学历和智商,设计出的那两扇门或三扇门的大立橱、床头柜、写字台美观新颖。家属院里到处传出了乒乒乓乓的声响,见面就谈论你的样子如何,我的进度怎样。什么“搞好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事没人感兴趣了。偌大一个山东煤矿学院,两千多师生各人忙各人的,少有人还问学校的事了。
学校的财产大量丢失。北院有一段围墙,被人推倒了无数次,砖也不知被偷去了多少,后来干脆不垒了,什么人都可以到学校里转一圈,有机会就拿点什么,顺手牵羊不算偷嘛。采煤系教学楼上25个大小教室,原来都是全套的课桌椅,到1968年复课闹革命时,只够一半教室用的了。学校附近有一户人家结婚,有人去看了一下,新房里的木器家具,几乎都是用矿院的物件改造而成的。矿院再这样下去怕是就只剩下空房子了。山东煤矿学院是这个样子,别的大学怕也好不到哪里去,大学还办吗?社会上不少人的头脑里画了一个大问号,大学教师也不例外。
搞派性的人可是时刻忘不了他们的专业。“反到底”空前活跃,不但大字报不断,还出了刊物《矿院评论》。他们要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指点江山,高谈阔论院革委会的无能。几个头头上窜下跳,借着“打倒王、王、庄”的题目,在院革委会内揪“王王庄分子”,大搞夺权活动。他们还和院革委的那些头头们展开了大字报对骂。学校变成一个吃了饭什么正事也不干的无政府的自由王国,一天一天地在混日子。
正在这时,1968年的 8月7日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毛主席把国际友人送给他的一篮子芒果,转送给了在清华大学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支持。这件事引起了全国的重视。报纸、电台连日宣传;各单位组织学习讨论它的伟大意义;群众用各种材料做成大芒果抬着上街游行庆贺;一时成了全国人民的舆论中心。就此大家也知道了一件新事,北京市造反最有名的大学里,进驻了“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毛主席说过:“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要到学校参加上层建筑的“斗批改”。可是,据说“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全国顶级的高等学府后,不但得不到应有尊重,反而受到了一些师生的激烈抵制。对他们轻蔑、讥讽甚至辱骂是寻常事,还发生了殴打致伤致死的事,工作很难开展,甚至于呆不下去了,以至于要毛主席亲自出面来表示支持。
历史是这样的无情,当年红卫兵的兴起,是由于毛主席给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今天派工农兵到学校去教育红卫兵,又是从清华大学开始。
在红卫兵—特别是王牌部队北京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是依靠他们发动起来的。工人、农民,还不是由于当年他们的大串联才行动起来的吗?他们为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是打倒刘少奇等大小走资派的功臣。怎么能让没有文化的工人、农民来领导教育他们呢?这不是黑白颠倒吗?这种情绪恐怕是全国的红卫兵共有的,“工宣队”要进大学校园的消息,传到山东矿院后,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到了68年的8月24日,山东矿院的校园里出现了“热烈欢迎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院领导运动!”的大标语,说是“工宣队”真的要进院了,要来300多人。由于多次传言都没兑现,对这次的说法有些人还是不大相信。
第二天见到了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传单:“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这个最高指示是什么时候发表的不得而知,只知道是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还同时播放了姚文元发表在《红旗》杂志六八年第二期上的长篇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那声势是在告诉大家,要在学校里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彻底赶下台来。第二天全市召开几万人的大会热烈庆祝。接着上边让矿院组织学生去参观去年被自己砸过的国棉三厂,听老工人的忆苦思甜报告。这一件接一件的事,简直让学生回不过神来。
到了8月28日,“工宣队”就上济南市的大街游行表决心了。传出第一批要进驻的是山大、山师、山医、山工四所大学,矿院是第二批。反正这次工宣队是一定要来了。一个新的提法到处传遍了:“知识分子要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这也是最高指示。
“工宣队”真要进院的消息,在院内引起的震动是各方面的。
首先是学生们,他们好一阵子在群众大会上听不到“向红卫兵学习!向红卫兵致敬!”的口号了,这早就让他们觉得灰溜溜,说:“完了,完了,学生臭了。”今天工宣队要到学校来领导他们,简直让他们感到沮丧。到处听到这样的怪话:“这一阵子来,报纸上就是丑化大学生。反正大学生不如中学生,中学生不如小学生,小学生不如不上学。上大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不服气,“没有红卫兵哪有山工总?”“没有红卫兵反逆流,工厂里的造反派能翻身吗?”他们甚至于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也产生了怀疑,“现在把大学生搞得这样臭,五七年毛主席在苏联不是说世界是你们的吗?我真不理解。”“现在社会上有六类分子了,这就是地、富、反、坏、右、学。”有的学生对学毛主席著作也反感了:“学什么,天天读还不如天天睡。”他们似乎预感到逍遥的日子要结束了,内心十分反感,同时也不甘心。有的学生背后说:“棒子队又来了。来的人再多也白搭,没人听他那一套!”尽管如此,9月4日,全院还是开了“掀起大批判新高潮誓师大会”以示响应。
教师们则对于如何与工人阶级交往有点惶恐不安。那些从家门进校门又留到学校工作的“三门”老师们,对于工人阶级只有从政治课本上得到的概念,工人阶级的那革命性是无与伦比的,特别是产业工人,个个都是革命的化身。政治上落后的“臭老九”,如何与最革命的工人阶级打交道,一时成了老师们见面的中心议题。应该怎么站、怎么坐、见了要有什么样的表情、用什么样的口气说话、甚至于穿什么样的衣服合适,都是要好好研究的。有一位上海女老师曾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工人最讨厌人们用手绢了,在工人面前千万不要拿出手绢来擦鼻涕!”说话的那认真劲,真像幼儿园的阿姨嘱咐小朋友。教师中笼罩着一种神秘而惶恐的气氛。更有意思的是,老师们人人都在往工人身边靠了,不是说他们的父母就是他们的亲戚是工人。家里有了一个工人就感到自己有了身份。
在工宣队还没进院的时候,学校首先组织了一次下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活动。地点是济南市南,仲宫公社的西老泉村。方式是派一个小分队住在村里,一方面深入学习,一方面负责师生的接待工作;学校的师生一天来一批,80人左右,早去晚归。去的师生除了和社员一同劳动、一同大批判外,主要是学习社员的“语言革命化”。我有幸被选入这个小分队,还要和原来的院团委书记两人负责这十几个人的伙食。具体分工是,我当“司务长”,管账目、采购和做菜;他负责做主食,两人还要为每天前来学习的师生供应开水。我俩搞过一次烧开水比赛,我没比过他,他拉风箱比我有劲。
西老泉是仲宫公社南边的一个小山村,这里不知是哪位领导抓的点,来这里学习的不只是我们,还有一些工厂的职工,有一些解放军似乎常驻在这里。
他们村最出名的事是贫下中农的“语言革命化”。那化的彻底程度是我们没想到的。当我们背了背包进村的时候,听见有人用“毛主席万岁”和我们打招呼,可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我们寻声望去,原来是几个爬在树上的孩子。尽管是孩子,我们也得郑重其事地用右手举起《毛主席语录》认真地作答:“毛主席万岁!”
我们到的第一天晚上,村里开了社员大会欢迎我们,从村干部的讲话中我们听出,他们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不好,说小学生好,上了中学村里就养不住了。可是对我们很关心,夜里下雨,社员主动为我们修帐篷。
一批一批的师生前往学习,参加他们的家庭忆苦思甜会,那会议的程序是一丝不苟的,几个人的会也要有一个人领着呼口号。参加会的人都要郑重其事地用右手举了红宝书跟着呼喊。
他们还给我们介绍开展地头批判会的经验,印象最深的是小孩子用泥巴捏小人当作刘少奇、王光美大家围着批判。
有一天晚上,我去参加一个家庭批判会,那家姓郭,有三口人,老婆婆、几媳妇还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那天我们去了两个人,“四个首先”之后会议开始。儿媳妇主持会,老婆婆主讲,小姑娘领着呼口号。每个人都一本正经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庄严肃穆。看来他们村的群众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这个村的贫下中农众口一词的是“不能有自留地,只有大田才养穷人”,“吃上饭就干革命”,“工分挂帅会两极分化”,“家庭是私字的老窝和堡垒”,他们对
“斗私批修”是全心全意的。他们说,“只有让私字扫地出门,才能让公字安家落户”,“有自留地就学不好毛选,办不好学习班”,“私字斗不倒,社会主义江山难保”……可是,这个村也实在穷得到家了,少有吃饱饭的。说这样的地方会复辟资本主义,真叫人莫名其妙。
去学习的人都要参加农业劳动,当时正在秋收,可是他们的谷子是用手拔,长得不如今天的韭菜高。一个人一年的口粮只有四五十斤麦子、百多斤秋粮,几乎家家粮食都不够吃,可是没有人出去讨饭,说是“不能给毛主席丢人”。有的到制药厂去拉制葡萄糖的下角料“黄渣”充饥,那东西有很大的怪味,可他们说总比杏树叶子好吃。我们想买些萝卜缨子吃忆苦饭,可是老百姓对我们说,那可是好东西,要吃忆苦饭只能吃茄子叶。
每去一批师生,都由院革委会的一个头头做动员讲话,可是那个头头总是把“语言革命化”说成“口头革命化”,在大家的哄笑声中再检讨改正。其实他的错话才是对的,不是口头革命化又是什么呢?那时的革命就是只在口头上。
一些教工去了还是虚心学习的,我们更是十分的虔诚;学生去了听报告的不到三分之一,其余的就到山上玩去了,有的还找上水石。

来了工宣队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下发文件,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解放军也参加,后来统称“工军宣队”。
我记得山东矿院的工宣队,先后换过四次。
第一次进院的“工宣队”是机床二厂派的,人不多,他们悄悄地进了院,没有多大声势,作风也有点温文尔雅,对于改变矿院的混乱局面似乎没起多大作用。像一块小石子丢进了一个大死水湾,激起了几个轻轻的涟漪一会儿就平复了。学生早上跑了几天操,接着就一切照旧。没别事干了就斗刘子光、张桂芝,而且每斗必打。红卫兵们的革命精神在这一点上依然如火如荼。
有一个工宣队员是机电系一位老师的同学,他俩同时高中毕业,一个上了大学,一个进厂当了工人;今天当工人的同学成了领导阶级,当老师的要接受他的再教育了。那位老师说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把自己的专业书都卖给了收废品的。可他同时又对那收废品的说:“这可是些好书,我费了好大劲才收集到,你可要好好保存着……”那收废品的笑着说:“你都不要了,我要这些破玩艺儿干什么?”
没过多久,这批工宣队走了。
9月10日,第二批进院的“工宣队”是枣庄煤矿派出的,有120多人,队长是枣庄矿的一个绞车司机,姓于,听说是矿革委会的副主任。这时,我正和十几个教工在西老泉,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们9月19日回到学校来,看到学校变了样,还看到了工宣队的一号通告。听说,和第一批工宣队不同,他们是每人斜背着绣有毛主席语录的军挎包、手举着毛主席语录、列着整齐的队形,雄赳赳气昂昂地进院的;另外还有工程兵的一个排30多名军人,首长姓刘,任政委。真是冤家路窄,去年“反逆流”时,工程兵支持“老保”,矿院到工程兵演出,工程兵要审查节目,闹了一场大不愉快。如今正好是这个部队来当军宣队了。6037部队留下的几个人,在新军宣队来了不久就走了。
工军宣队一进院就出了情况。在欢迎大会上,“反到底”和院革委会唱起了对台戏,都要上台表演,你争我夺,会场乱得像赶集。“反到底”的人还在礼堂门口贴出大标语:“工人宣传队进院宣布了矿院独立王国的彻底破产!”
第二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广播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记得这个最新指示是晚上8点多播出的,工宣队立即广播通知,晚上11点在大礼堂召开全院师生大会迎接最新指示。教工按时到了,可学生到的很少。工宣队员们敲锣打鼓分头到学生宿舍去,硬是把学生们轰到了会场。人到了可是心没到,会场秩序很乱,大会发言根本听不见。解放军一再出来要求大家静下来,工宣队员们齐声大喊“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也无济于事。有的人甚至乱呼口号,大喊:“打倒白如冰!”不知是何意思。
学生们可是把毛主席派出和支持的工宣队小看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枣庄煤矿工人和解放军官兵,可都成了文武全才。工宣队进院不久就发布了《驻华东矿业学院山东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一号通告》(这时的山东煤矿学院突然变成了华东矿业学院了),通告的十条内容,以对学校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不容丝毫怀疑的姿态和口吻,对全院师生提出告诫,主要内容是:
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学习、贯彻毛主席的每项最新指示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放在高于一切、先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的统帅位置。毛主席的每项指示一下达,必须以最大的政治热情,最高的政治敏感,最迅速、最准确地传达下去。做到“全线开绿灯、传达不过夜、学习不放松、人人都行动”。理解的要坚决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使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条条落实、层层落实、全面落实。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王效禹同志是全省人民所信赖的革命的领导干部,对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王效禹同志的态度,就是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军队,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把矛头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对学校实行无产阶级政治领导。院、系革命委员会和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在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之下积极主动地工作,只能做好,不能做坏。
坚决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彻底批判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
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立即全部复课闹革命。复课闹革命必须首先复毛泽东思想课,复阶级斗争课,复文化大革命课,对于技术专业课要以毛主席教育革命的指示为指针,边教学、边批判、边改革。
坚决打倒无政府主义,建立革命新秩序。严格遵守作息制度,不得任意旷课和迟到早退。凡集会应以班、系(部)整队集体入场。不经允许不得擅自退出会场。杜绝一切不必要的开支,不准任意强占公房公物。对损坏公共财产者,给予处理和赔偿。
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群众和干部大多数,包括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孤立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否定红卫兵小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和中期的丰功伟绩和抓住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进行右倾分裂和右倾翻案活动。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否则,坚决打击。
对于这个一号通告大家都肃然起敬,不过还是有的人发现了问题。特别是把王效禹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等同起来,反不得,不少人觉得不大是那么回事;不过没有人敢公开提出来。
接下来的日子,是先搞“三忠于活动”:以各种方式和材料,写忠字、刻忠字、绣忠字、贴忠字、喷忠字;办学习班、大批判、斗私批修;后搞阶级教育:听矿上老工人的忆苦思甜报告,看矿上自编的忆苦戏《矿工血泪》,吃忆苦饭一人一个菜团子。
有的人反对吃忆苦饭,说:“不给大米饭就到外边吃去。”于指挥在大会上说了重话:“是‘外边的人’,就到外边吃去。我们知道,有人吃了忆苦饭会更恨我们。”有个附小的老师,偷着把菜团子扔了被发现,立即组织批斗。工宣队还反复强调,“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遇到问题先问一个“是不是阶级敌人破坏?”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两周下来,学校的面目大变。
9月27日,全院开了迎国庆动员大会,师生都排着整齐的队伍入场。会后全院卫生大扫除,学生还自己排演了节目;院内到处贴满了迎国庆、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标语、专栏,大院里已经是热火朝天了。
10月1日,全院师生参加了全市的国庆庆祝大会和游行。早上4点行动,下午4点才回来没有叫苦的。国庆节之后,又组织学习林副主席讲话和国庆社论,掀起了新的“三忠于”高潮。事后进行全院评比,结果是:“学生比教师好,教师比干部好;教室比教研室好,教研室比办公室好。”“反到底”没有声息了,《矿院评论》不出了,打内战的标语、大字报不见了。院革委和“反到底”的头头还在大会上斗了私。人们都说:“还是毛主席派来的工宣队厉害。”
接下来,深入开展的“忆苦思甜”、“斗私批修”新高潮成效更大。为了启发师生的阶级觉悟,矿上的宣传队来校演出了他们自编的话剧《矿工血泪》;铁道游击队的队长王强还来给师生做了报告。
尽管一些出身上层的教师忆的那各种各样的“苦”也实在可笑,可总算是都把家私暴露无遗;出身贫寒的人说起往事不少人泣不成声。通过忆苦思甜,大家的觉悟似乎都提高了不少,斗私批修的自觉性也就大大提高。各人都把自己“三线”的东西亮了出来。有一个当了“老保”的学生,还说出了自己受歧视和压制心怀不满,想要买刀子杀人的事。忆苦思甜和斗私批修之后,人人轻装上阵,革命热情如火如荼。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更加积极;搞“三忠于”活动的纸都买不到了。大家都说:“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好!”
10月17日,院革委会组织全院师生,挤在南院大门内小广场的毛主席塑像前,召开了向工宣队学习的誓师大会。院革委给工宣队献了旗,还在大门口给工宣队挂了牌子。枣庄煤矿派出的工宣队,在山东煤矿学院站稳了脚跟。
就在这个大会上,工宣队领导宣布,下一步要继续开展“清理阶级队伍”。接着19日全院开了动员大会。大会上院革委总结了前段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肯定了成绩,找出了经验教训。于指挥做了动员报告,他列举了几个闻所未闻的事件,说明了当前矿院的阶级斗争还是相当严重。
他在报告中指出,矿院的清队工作要分动员、揭发、处理三步,掌握摸、建、学、揭、斗、管六个字。工宣队又出了包含七项内容的“第二号通告”,明确表示,要继续深入地搞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把一切深藏的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整党建党打下良好的基础。第二天组织全院师生去参观了济南市的“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展览会”,让师生学习、对比。这些活动之后,我明显地看到有些人面色发黄,沉默不语。
要想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必须带着“三忠于,四无限”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采煤系革委会决定,全体教工集体绣一幅很大的毛主席彩色画像。20日晚上开会举行仪式,并由工宣队采煤系连部的连长、指导员洗手后绣了第一针,真是既隆重又虔诚。为了加强力量,还向系里增派了工宣队员和红卫兵。一个采煤教研室就新进了一个工宣队员和20个学生。
10月23日,全院师生又召开了“向阶级敌人发动总攻击誓师大会”,大会上宣布,机电系有一个教师家藏的手枪被搜出;两个老师是历史反革命,揪出来示众并交“群众专政指挥部”劳改。他们可都是红旗公社的社员。当天贴出大字报119份,点名61人。
还传说,工宣队一进院,矿院的秘密电台就嘀嘀哒哒地响起来,矿院有一大批国民党员,还有把线牵到上海、东北等地的大家伙,听了让人毛骨悚然。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新高潮就此掀起,接着大字报点名的人到了148人,比前段多出了三分之一。还又挖出了一些汉奸、托匪、五毒资本家等等。一些具体内容前边已经谈及,不再赘述。
为了彻底揭开院党委的盖子,工宣队还组织了近百人的“火线学习班”,有幸我也被列入名单。这次揭盖子说是要排除派性干扰,不带任何框框,首先让刘子光检查交待。
一个循环下来,工宣队的于指挥就认定,党委一个副书记的问题不亚于刘子光,让学习班对他开始批斗。
这个时候,院里有两个被说成是刘子光的亲信,认为犯了严重错误的处级干部,每到学生吃饭的时间就到学生食堂门口去请罪,许多群众认为他们态度很好。可是一开始就倒向造反派,被认为是最好的革命干部被结合进院革委会当了副主任的一位副院长,被揭发出了严重问题。工宣队宣布停止他的一切职务,在学习班交代问题。加上这一阶段清队挖出来的有问题的人大部分是红旗公社的社员,有人指责“红旗公社的组织路线有问题”。
工宣队来了,“造反派在受压”的舆论起来了,而且日甚一日。
就在这个时候,社会上一些工厂里又出现了“复旧歪风”,有的还被王效禹责令严肃查处。大街上的宣传车又在骂“老保”;大字报又在说解放军支左走了老路。11月18日晚上,大批群众上街游行,坚决支持《大众日报》的社论《彻底肃清二月逆流的流毒》。山东矿院里又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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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巢出动下枣庄”

山东矿院的文化大革命,有一件值得一写的特殊事情,这就是从 1968年12月19日开始,几乎是全院师生到枣庄矿务局的一个煤矿上去搞“斗、批、改”,而且一呆就是4个多月,直到1969年4月28日才回校。这在全国可能也是首屈一指吧。
矿院到枣庄矿去,还是来自王效禹的指示,那是1968年10月10日,王效禹在一次会上讲到,教改就是一个“闯”字,下一步就按“五七指示”去闯,矿院可以到枣庄去……
把一所大学搬到一个煤矿上去,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似乎是一件合情合理的平常事;因为那理由是非常之革命的,到煤矿上便于“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排除阻力,完成学校的“斗、批、改”。
当时,矿院的工宣队就是枣庄煤矿派出的。枣庄煤矿在枣庄矿务局算是大矿,是清末搞洋务运动时就建起来的,可谓历史悠久。它的煤质好,都是主焦煤;煤层也厚,有的达七、八米,是当年山东省煤炭局的王牌。文革前,它一天能出三、四千顿煤,可是职工有6000多人,工效还是很低的。
大学的校园里“知识分子成堆”,派到学校里的工宣队员,在人数上是绝对的少数,工作阻力是可想而知的。有的学生甚至想轰他们走,背地里往他们的铺上倒水;讽刺挖苦不服从领导的事更是司空见惯。把师生弄到矿上去可就不同了,那里是矿工们的天下,他们可以利用天时、地利的条件,发挥优势。
就在这时,学校里传达了省革委会五次全会精神,在会上王效禹说,省党代会上有人为“二月逆流”翻案,还有一个黑专案组,整了全部省革委会委员的材料,100多位委员只有十来个好的,其他都是野心家和坏人。学校的造反派们尽管挨了棒子队的打,可还是王效禹一派的,听了之后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出手反击。可是工宣队还是力挽狂澜做出决定:下定决心,带领全院师生员工下枣庄。我所在的“火线学习班”也要到矿上去办。
绝大多数教职工家在济南市,拖家带口,体弱的老人,上学的孩子,特别是在不同单位工作的双职工,从来没想过离开家的事;这次说是下去至少半年,这困难可就多了。可这是工宣队的命令,臭老九不听工人阶级的那还了得?
我也是一样,所不同的是爱人还有了四个月的身孕。一周的准备时间实在紧张,让大孩子转学回老家;济南市的治安不好,必须把不带的东西尽可能寄存到一个亲戚家里;还要上街买些下矿必要的用品……要办的事实在很多;加上一连几天阴雨连绵,我的心情很不好。上街买东西又见到成群的乞丐,有老有小,还有十七八岁的年青人,更使我感到迷惘。可那些单身教工呢,这几天则是在百无聊赖地打发日子。
这时,我的脑子里在想着三件事:这次下矿没有说的,好好表现争取早一点“解放”;明年5月爱人要回来生孩子,得早做一些安排;学校我也呆够了,这次下去找找路子打个基础,明年生了孩子就来个彻底搬家。山东省的农村中小学,都按照“侯、王建议”下放到了大队和公社。大学今后还不知怎么样,一个中专生还是在矿上工作可靠一些。
12月16日开了下矿动员大会。“火线学习班”还领到一个特殊任务,要扎一个大花圈,因为到矿的第二天就要到枣庄市的”文化大革命烈士墓”去表决心。17日全院开了誓师大会;18日进行全副武装行军演习;各项准备工作都在紧张进行着。
工宣队一声令下,1968年12月19日清晨,全院师生员工男女老少,四点钟起床、五点集合、六点冒着对面不见人的浓雾,步行向火车站进发。家属、小孩子、还有解放军,夹道欢送到列车跟前直到火车开动,倒也激动人心,任务一定是很光荣的。
我们的专列是下午1点半到枣庄车站的。车站内外的人很多,据说那是全市军民的欢迎队伍。鞭炮齐鸣,锣鼓震天,大喇叭在广播着欢迎词。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欢迎词的第一句竟是:“倾巢出动下枣庄……”是有意贬低还是用辞不当?
那时的枣庄市,除了煤矿几乎没有什么别的。清末民初中兴公司建的办公楼,在战争中毁坏过,恢复后已经不如当年,可当时还是那里最好的建筑物。市里多是平房,不少的还是土坯墙,最大的商场是那个“百货大屋”。在同学们眼里,和济南市相比到处土里土气。没过几天,那对枣庄市容高度概括的文学描述,就从大学生们的嘴里出来了:“一条马路两盏灯,一个花园三角形;一个喇叭全市响,一个岗亭半个兵;一把花生吃全城……”还有因为市内有一个小电厂,那烟筒冒出的烟尘常常迷人的眼睛,得了一个时髦而又诙谐的赞语:“枣庄煤矿尽朝辉(招灰)。”
原定我们“火线学习班”的人集中生活,也不住在矿里,是在位于煤矿南边5里多地疙瘩堡的第三中学的校舍。可是听说装了三次电灯都被破坏了,只好先让我们和原单位的人住在一起。
矿院下矿的教师和干部,住的是矿上挤出来的工区办公室和单身宿舍,都是平房;学生住的则是一些仓库之类的大房子。采煤系教工和一些院里的后勤干部,住的是矿上特为欢迎我们而赶建起来的平房,我们住进去的时候石灰墙上还在流着水。那些房子的位置就在枣庄煤矿东井大矸石山的西南角,前边不远的岭子上还有日本人留下的、当地老百姓叫它“电光楼”的方型炮楼子。
由于人多房少也没有床,男女宿舍一律打地铺,那地铺是用砖垒了一尺高的台子,底下是井下用的板条,上边铺着一层草。一屋住20多人,一个人的地盘不过一米宽。与当年我在湖南劳改矿上看到的劳改犯的住宿条件相比,砖瓦房当然比草棚好;可是,我们的住房屋里的地上潮湿得像泥巴,地铺又矮,空气中弥漫着高大的矸石山日夜发出的浓重的硫磺味,还不时听到从山顶滚落矸石的隆隆声响,以及老婆孩子们抢矸石里的煤块的喊叫声,这就比湖南那监房的条件差多了。可是谁也不说什么,比起各人心头的政治压力来,这算不了什么。
说起在矸石山上捡煤的事,当时枣庄不少的农民在干这事。秧地瓜苗要用煤保温,文革之后就不给农民供应煤了,只好上矸石山上捡。据说一天能捡二三十斤,一斤能卖5分钱,收入很可观。可是这活很危险,顶上不时在往下滚石头不说,有时还会发生爆炸。我们来前不久就死过人。
我们住下之后,工宣队就给我们传达说,这里的驻军和南边台儿庄的驻军观点不一样,那里有“马陵山游击队”常来骚扰,晚上9点全市戒严,睡觉要小心一点。这下大家就更紧张了,听说有的女教工还准备了棍子。
许多人住在一个屋里,到了晚上要想法赶紧睡着,要是睡晚了可就一夜也别想睡了;光那呼吸的声音就五花八门,有的像拉风箱,有的像开摩托、锯木头,还有说的、唱的、咬牙、放屁、打呼噜,可就热闹了。如果你起来看看每个人的睡相,会吓得你心惊肉跳。
由于一人只有那么一点地方,铺底下又矮又湿,各人带的那个放着衣服杂物的包袱没地方放,只好用绳子吊在房梁上。睡在我旁边的赵老师人心细,他对我说,梁上的东西如果掉下来砸在憋了尿的小肚子上,说不准会把膀胱弄破,那可有生命之忧。听了他说的话之后,每晚睡觉之前我都要仔细看一下房梁上吊的东西牢稳不,肚子里也不敢憋多了尿。
人喝了水总是要撒尿的,那露天的公共厕所离住处很远。工宣队考虑得很周到,天冷了,每个大屋发了一个大瓦罐子,那值日的任务之一就是晚上把它提进屋里来,早上再把尿提出去倒掉。可就是因为这个尿罐子,我们隔壁后勤职工的宿舍里,出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每个大宿舍里,那两边靠墙的通铺中间,有一条不足一米宽的过道。过道两头的山墙上,东头挂着毛主席像,每天的早晚全宿舍的人要对着这像做“四个首先”;西头山墙上贴的是作息时间表和宿舍守则一类的东西。晚上那尿罐子只能放在这过道的两头才不妨碍走动,至于放在哪一头,平时人们并没有在意。
有一天早上,在大家正起床的时候,有一个工宣队员到隔壁一个后勤职工的宿舍去。当他发现那尿罐子放在毛主席像下的时候,像是看到了大逆不道,不可容忍的大事,立即火冒三丈,声色俱厉地批评全宿舍的人对毛主席是什么态度?还有没有一点无产阶级感情?并要立刻追查严肃处理。阶级斗争可不是闹着玩的,全宿舍的人都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尤其是那个值日的干部,更是觉得大祸临头,被吓得呆若木鸡。
事情很快回报到了院革委会,革委会迅速作出了决定,全宿舍的人都要做深刻检查,还追查放尿罐子的人的思想动机。幸亏那是一个出身贫农的老干部,这次运动中表现也不错,才从轻发落;首先要他当众向毛主席请罪,视其表现再做处理。那一天上午,在工宣队的监督下,他在全宿舍的人参加的会上,弯着腰站在毛主席像前,战战兢兢地嗫嚅:“毛主席,我实在对不起你老人家,我把尿罐子提到了你跟前,让大家对着你尿尿,我没有无产阶级感情,我罪该万死……”他一遍遍地叨叨,可又说不出新词。可能工宣队考虑到他的出身好,历史上没有别的问题,态度又老实才没再深究。这件事情如果出在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身上,说不定会闹多大。
由于我在系里住了几天之后就被集中到火线学习班,学习班结束又回到了系里,我睡觉的邻居也就变了两次。有一次,我的铺两边是系里两派的两位顶尖人物,一时人们都不敢接近。现在他们一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位是腰缠万贯的房地产开发商,个个炙手可热;只有当时睡在中间的我,没有沾到一点好运气,到现在还是个只靠退休金生活的老朽,可能是睡得时间太短。
师生们吃饭的问题倒是不大,矿上的大食堂多做点煎饼、馒头,多熬点大锅菜就是。食堂里没有桌椅,各人打了饭菜回自己的住处去吃。别管吃的孬好,反正不用自己做了,这就省出了不少时间;只要没有集体活动,吃完了饭大伙就不约而同地去轧那几段马路,逛那个“百货大屋”,那是师生们唯一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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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枣庄煤矿的那些日子

初到枣庄还是新鲜了几天,整理内务、大搞“三忠于”,一个接一个的联欢会、报告会;加上这时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庆祝、学习,又是热闹非凡。可是我发现,就是到了矿上,学生们对工宣队组织的活动依然是很冷漠,报告会上说话的、睡觉的、挑毛病的所在多有;有时乱到会议无法进行,军宣队的政委发了大脾气,连报告人也要边维持秩序边讲话。
我可是从这些报告中得了不少见识:原来枣庄的造反派在群众中是占少数的,这里武斗一度很厉害,去年夏天打死了十几个人,还有了神枪手的故事。据说有一次造反派被围,还是台儿庄民兵师来解的围,还说,要不是一个小孩弄断了炮线,面粉厂的大楼早就被炸了。让人觉得像是回到了战争年代。
工宣队还告诉我们,现在全国煤炭生产的形势十分严重,许多煤矿都停了产,有的煤矿要买煤做饭。69年一季度的煤炭生产计划是毛主席亲自批的,为了支援煤炭生产,院革委会决定,全院师生下井劳动两周。
说起来也是,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不能不参加劳动,不过,原计划是一周只下一次井。这次要劳动两周,正合我尽快熟悉一下枣庄煤矿、多学一点生产技术的想法。
说干就干, 12月24日就下了第一班井。这天我从凌晨3点起床,直到晚上6点才回到宿舍。因为除了吃饭、更衣、领灯、班前会、上下井、洗澡等等平常下井必备的手续之外,现在又加了下井前要向毛主席“早请示”,上井后要“晚回报”。我们第一天去,还在工区开了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那时已经取消了“物质刺激”的计件工资和奖金,可是为了完成毛主席亲自确定的生产计划,多数工人特别是老工人干活还是很卖力的。一天下来我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在枣庄矿头一天下井,我就发现了两件我没有想到的事。头一件事是工人嘴里没有脏话了。过去井下的工人是“干活不啦屌,干劲大不了”,只要下了井,屄屌不离口。那些男男女女的荒诞故事说起来没完没了。现在他们嘴里干净了,休息时间班长还领着学毛主席语录。第二件事是我们回采的工作面是日本人采过的。厚厚的一层煤让日本人乱七八糟地穿采了一气。工作面上不时发现木支架和老洞子。
一连三天下来,我觉得我能顶个小工干活了,可是多数师生都累垮了,还出了几个工伤。
井下的事故,对学生的情绪影响很大,说怕死不好听,是嫌下井的活累、补助少、粮少、劳动保护少。有的在井下不听工人的,想干就干,不想干了不到半班就上井,反正“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采煤70级还有一个学生,竟然夜里背起行李不辞而别,说干采煤还不如回家当小工。
到后来,学生与工宣队的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不合意的事就不听招呼,甚至连枣庄市万人欢送山东省首届红卫兵代表大会代表赴济的大事,矿院的学生却拒绝参加。学生中一连出现了几个神经不正常的,有的还是造反派头头。听工宣队说,采煤691班出了流氓、偷盗、“主义兵”三个集团。该班有一个学生还因奸污幼女被隔离审查。
老师们的表现就含蓄多了。主要的办法是称病请假,教工的出勤率下降了一半。特别是听说江西省、河南省的大学都解散了,师生都下了农村,老师们就更没兴趣下井了。都说,到时听最高指示,叫到哪到哪、叫干啥干啥就是了。有的还在私下里说:“回家看自行车也行。”
对于写大批判文章,教师们更是叫苦不迭。“九大”之前是批判“三党六论”,整天写,哪有那么多材料?有一天,我到女教工宿舍的大房子里去,看望我怀孕的妻子。她们刚开完批判会,有一个女教师,没有注意到我进去,在继续发表她的高见:“这写大批判文章可太难了,比生孩子难多了。生孩子肚子里有货,写文章肚子里没有东西……”她一边说一边摸着自己的肚子,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住在大宿舍里,又在工宣队的眼皮底下,老师们不敢闲着,不约而同地研究开了医学。老师们看医书,互相诊断;没病找病喝药酒、贴膏药、按摩、针灸、拔罐子,搞得轰轰烈烈。你别说,到底是知识分子,经过这一番钻研,后来还真出了两个“名医”,其中一位的针灸在学校里名噪一时。
我还是带着我的奋斗目标,继续下井干活。想跟老师傅多学点本事,日后好到矿上工作,可是让我很失望。有一次我下井时让我跟一个不到20岁的采煤工李师傅干活。干完一班活我糊涂了,到底是谁要向谁学习?
当时煤矿工人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职工子女顶替、二是部队复员、三是招工,招工大部分是从农村。我不知道这位李师傅是怎么干的工。他虽然年纪小,可也是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的一员。我是“臭老九”,表示要好好向他学习。他也并不客气:“主要是让你们看看我们工人是怎样干活的!”说话的口气是那样的自豪而又自信。这更加深了我对“知识分子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理论的认识。不过那时的年轻工人也大部分是造反派,对学技术并不热心,有机会就参加“革命造反行动”,有本事的弄个官,没本事的混个班。
那时的枣庄煤矿生产方式十分落后,采煤还用的是炮采木支架的老方法。我们干活的工作面由于顶板不太好,支护的方式是用两根木柱上边加一块半圆木,叫托板棚子。
到了工作面分了任务之后,我的事就是把放炮落下的煤攉到溜子里,师傅不时地指点我。等到清理出了一个一根支柱的位置,师傅量了尺寸,到上风巷拖来支架材料,让我休息一会儿他打上柱子好保证安全。可是柱子上的那个半圆牙口他费了好大的劲才砍了出来,待到要把柱子打到半圆木底下的时候,两块木头一把大斧让他的两只手顾此失彼,累得満头大汗,可怎么也打不稳。
这类的活是我在学校实习时就干过的。我看到他拿来的木柱短了些,牙口也砍歪了。我对他说让我试一下,他只丧气地说了一句:“你也白搭!”并没有阻止我。我去找了一根合适的柱子,很快在一头砍出了整齐的牙口,而后一手把半圆木托正了,另一只手扶起柱子先斜着卡在半圆木上,接着拿起大斧,先轻轻敲一下柱头让柱子吃上劲,而后轮起大斧头,狠狠两下子就把柱子打好了,位置、角度都很合适。
我的这些行动似乎让他大吃一惊,他瞪着怀疑的眼问我:“你是矿院的老师吗?”我说是。他说不是。我问他,你说我是什么。他说:“你是八级工。从你攉煤的架式我就看你不是一般人。”继续干下去的时候,这位小李师傅似乎在接受我的再教育。
我们是在枣庄煤矿过的69年的元旦和春节。元旦前,我们听到了两个让我们心动的消息,一是我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我惊奇,社会上这样乱,我们的高科技还在前进,他们那里不搞文化大革命吗?二是济南市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我在想,快轮到我弟妹们住的潍坊了吧?他们会到哪里去呢?
1969年的元旦,我和爱人是偷偷地到一个老同学家过的,因为我还是一个没有“解放”的犯错误的干部。那天和在枣庄矿工作的四个淮南煤校的同学,四菜一汤,喝了一瓶“兰陵大曲”。我还是第一次喝瓶装酒。他们在运动前都是区队技术员一类的基层干部,经常往来。可在运动中又曾经是对头,如今说话还是有所顾忌;不过背后对我还是什么都说的。
有一个同学是造反派,他曾头戴安全帽,手拿钢钎,骑了自行车到处去游击。有一个同学是老保,尽管在区里他们的人占到了80%,还是被掌了权的造反派用皮带打得他遍体鳞伤,几天上不了班,接着又被下放当了工人。另外两个只是随大流,也被下放当了采煤工,其中的一个刚提上来在区里搞“清队”。
说到57年同时毕业的同学,那遭遇可就大不相同了。有的成长很快,有的失恋自杀,有的成了右派,有的犯罪坐了牢,还有一个同学杀了人被处死,更令人惋惜的是这个矿上就有三个同学死在井下的事故中。当时我在想,我算什么呢?还能有出息吗?
春节过的可就更惨了。除夕那天,我和挺着个大肚子的爱人到街上买年货。我们排队买了一斤点心、一斤花生、外加两个烤地瓜。为了让食堂的菜有点滋味,我们还买了5分钱的酱油、5分钱的醋。想买点酒,没排上队。
年三十的夜里,先是去扎花圈,回来是坐着小木墩伏在小方凳上写第五次检查。这天的日记里,我给自己写了一幅春联:“重写检查除旧岁,学扎花圈迎新年,前所未有。”这份检查我至今还保留着,是用蝇头小楷写了31页稿纸。
这天也有使我感到光荣的事,让我参加了系里的“放牛小组”。采煤系有七个“四类分子”,平日分散在各宿舍由群众监督,过年把他们集中起来了,我也管了一回“牛”。
年初一清早就去为“文革烈士”扫墓。早饭吃了水饺,中午是“忆苦饭”,吃的是地瓜叶团子,喝的是地瓜叶汤。虽说放了六天假,我的主要任务还是写检查,因为过了春节就要交;加上接二连三地吃忆苦饭,使我心烦意乱。总算用止咳糖浆瓶子从食堂弄了一点酒,可不知那是用什么酒精兑的,喝了之后晕头转向,脑袋里嗵嗵地直跳。我看到当地老百姓的门前都插上青竹叶,祈求一年清静。那些天的报上也一直强调“落实政策”、“分清两类矛盾”,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命运将是如何?那可是谁也说不定的。不过3月20日就让我向全系师生作检查,据说反映还可以。
我们在枣庄遇到的最隆重的事情是党的“九大”。这件事情的舆论,从去年开始已经几起几落造了很久了,到了69年的3月下旬,似乎是真要开了。矿上组织高产为九大献礼,老工人们还真是拼命地干。3月31日,全矿日产达到了3月份最高水平的4450吨。学生练队列准备游行……各方面都紧张起来了。果然,4月1日九大开幕了。对于一般人来说,那时最快的信息来源是街上的大喇叭。由于开幕的消息是晚上广播的,我是在路边借着昏暗的路灯光线记录的,接下来是大庆三天。
在第二天的全市庆祝大会上,最令我难忘的是万名小学生的队伍:一个个的方队有不同的装束,红缨枪方队被风一吹,红缨飘舞如红色的海浪;穿着灰色的红军制服,腰间别着一式木手枪的方队,个个神采奕奕真让人感动得流泪。好一副万众欢腾的景象。
九大期间高潮迭起:4月14日发表“公报”;4月27日发表林彪的报告……都是通宵达旦地上街欢呼。不过最让枣庄矿沸腾的是,担任这个矿矿革委会常委的一个工人,当选了九大党中央委员。我们一到矿就听过这位九大代表的报告。他在井下“苦干实干加油干,地球转一圈他转一圈半……”的精神令人敬佩,可是他说到在一次冒顶事故中,为了抢救被冒落的煤炭埋了的工人,他用牙咬开了当假顶用的鹿柴,我听了觉得有点玄,我是学采煤的,那玩艺儿用牙是咬不断的。
这个消息是4月25日晚上广播的,有他一家人住着的那排小平房,因为他当了中央委员立马就有解放军站上了岗,当夜全矿职工游行庆祝到凌晨4点。第二天下午又开数万人的庆贺大会,会后又游行到6点才结束。
当了中央委员的这位工人,很快被调到了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管全省的煤炭工业。听说他每次开会都让省煤炭局给他写“有份量的报告”。煤炭局的秘书们摸准了他的脾气,每次都用20×10的稿纸给他写厚厚的一大摞。他也每次都要用手掂一掂够不够份量。这是后话。
九大似乎对山东的形势并不看好。被山东造反派说三道四的许世友成了政治局委员,纪登奎、李德生等人还是候补。而被山东造反派奉若神明的王效禹,只是众多的中央委员中的一个,和枣庄矿的那个工人一样。
听说在这期间,在山东省检查了多少次,一切都认了罪,还说毛主席都说了话,可还是“得不到群众谅解”的原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中央要调他到哪个省当省革委会副主任。许多学生对此说了不少的挖苦话。
在枣庄的那些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师生们越来越不安心。后来开的那些大会,没有一个不是乱哄哄的,可是只要一提回济南的事,会场即刻鸦雀无声。4月份,新汶矿务局的潘西煤矿继去年的华丰煤矿之后又发生了瓦斯爆炸,死了一百多人,师生的情绪就更不稳定了。工宣队也感到,是呆不下去了。
我们是1969年的4月28日,夜里11点15分乘火车离开枣庄的。全院师生到枣庄煤矿住了几个月,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据说是广大师生的精神面貌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每个人的《接受工人阶级教育鉴定》都肯定了这一点,我还受到了广播表扬。可是,我自己的感觉是用宝貴的时光换来一段毫无意义的经历。
说实话,大家特别是学生受到的教育真也不少,首先是煤矿本身的黑、乱、脏、臭给大家的印象深刻;再加上社会上的乱象,时不时地警报“马陵山游击队”来袭,常让大家心神不定。据说和枣庄交界的江苏徐州,有些“黑老保”真的组织了“马陵山游击队”四处活动,常有到“造反派”掌权的枣庄来骚扰的企图。实际上我从来也没拿这当回事,别管什么游击队,与我有什么关系?不过我有一位在江苏省工作的同学来找老同学玩,他身上还真别着手枪。
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人可是收获很大的。矿院有位个子很高的青年教师,在济南一直找不到个头般配的对象。这次在枣庄的“百货大屋”见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售货员,两人一见钟情,不久就结了婚,两人一同回了济南。这段美满婚姻是矿院下枣庄给他们的最美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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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线学习班”

我从1957年夏天从淮南煤校毕业参加工作,到1998年春天退休,40多年的时间里只有一次得到“脱产学习”的机会,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从 1968年10月25日到1969年2月6日,参加了山东煤矿学院革委会举办的“火线学习班”。不过这个班不学文化科技,只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主要的学习方式是揭发别人的问题、交待自己的错误、接受大家的批判。工宣队的人对我谈了一次话,说这是体现“给出路”的政策,安排我第一个揭发,要我好好表现。
按说我是扎扎实实地学了三个月零11天,可是结业的时候也没发个什么证书,更别谈学历。况且,开始让我当了个小组的副组长,还没当几天就不让我干了,实在有点亏。这不是吗?直到退休我的所有的登记表的“学历”一栏上,只能填写“中专毕业”。
这“学习班”可是大有来头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毛主席早在1968年秋天就说过:“还是办学习班好。”自那以后,一时间全国上下、城里乡间、工厂机关,都办起了学习班。矿院的这个学习班任务是“彻底揭开黑党委的盖子”,为整党建党做准备。名之曰“火线”就是要真刀真枪地干。
这学习班是没下矿前就开了学的,首先学了三天政策。到了枣庄矿,山东煤矿学院的那“斗、批、改”果然紧张地开展起来了。元旦前听到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传达的文件中还说,走资派并不都是坏人;传说省委书记谭启龙也解放了;这对造反派来说可不是福音。
我这时感到,山东省和别的省以及山东矿院和别的单位都有明显的不同。在别的省,打倒了刘少奇之后似乎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是革命的了,不少地方实现了真正的大联合;有的地方,如徐州等地虽然还不时有武斗,传言毛主席说,那是“共产党打共产党”,不再分谁是造反的谁是保守派。可是在山东省,群众依然按文革初期的表现被分为两派,“造反”、“保守”泾渭分明。造反派掌大权,尽管常常是少数,枣庄就是;老保则是二等公民只有服从的份,造反派开会老保不能参加。
矿院则更加显明,“红旗公社”社员有“组织生活”,党员却早就不准过了。矿院造反派还根据毛主席说过的“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说参加了保守派就是参加了国民党。没有什么联合的问题,有的只是“优待俘虏”。还有更革命的一点是,只要是曾经有点纱帽翅的的人都是“犯错误的干部”,别管前段表现怎么样,就是结合进了院革委会这次也一律要单兵过关逐个审查。院有院的目标,系有系的对象,大会斗、小会批,大部分的会议就是坐在那些地铺上进行的,不过说来说去还是那些重复了多少遍的老人老事。有时主持会的人都打瞌睡了,猛然醒来不知道批判对象在说什么,装模作样提出的问题驴唇不对马嘴,让人啼笑皆非。
院革委会办的“火线学习班”的有关人员,是元月13日集中的,还是住在矿南边五六里地,一个叫圪塔铺的小山包上的一所中学里。原来住在“群专指”牛棚里的刘子光、张桂芝、沈俊等人,这时也和我们一起住集体宿舍。这个学校的学生早就造反离校,院里空无一人。于是那些课桌既当床铺又当会议桌,很是方便。
集中到这里来的人既有有问题需交接的革命对象,又有革命的积极分子,记得有二三百人。要我去是因为有人说我是刘子光的亲信,肯定还有重要的问题没有说出来,给我一个好好表现的机会,对此我是心知肚明的。其实我文革前的一切工作都是在系总支书记开完党委会回来,再开系里的党团干部会,向我们传达;按我记下的“刘院长说……”一步步落实的。我到他家只有一次,就是66年放寒假前,在出了《中国青年》封底画事件的那天晚上。
起初,学习班还让我当一个小组长,可是还没等开始“学习”就又在会上宣布“我自已要求”辞去小组长的职务;本来嘛,我是个“没解放的干部”,怎能当此重任。那起初,可能是想利用我吧?不要说我这样的人,就是一般的群众“老保”也不能当此重任。记得我们系有一个表现好的“老保”,为了体现政策,也只让他当了一个民兵连里的“临时代理副班长”。
“火线学习班”里火药味是很浓的,一号对象当然就是刘子光。由于一办就是几个月,白天黑夜的揭发、交代,山东矿院从成立到文革只有短短三年的时间,就连刘子光在哪次党委会上放了个屁也都重复了好几遍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集中火力对刘子光的揭发批判取得了重大成果,他承认由他包庇重用的坏人由77个到了99个,后来又到了124个。就是说从原来的省煤炭局,到后来的山东煤矿学院,全部向坏人交了权。造反派为取得的胜利而高兴,说刘子光有了转变。有人却说,他这是耍阴谋,他自己就是坏人。
“火线学习班”里的革命形势,给了我很大的压力。在那个情况下,我若能顺势抛出几个重磅炸弹来,肯定会得到“群众的谅解”、领导的重视、甚至于会受到重用,有些真正的亲信都是用这一手“自己解放了自己”的。可是按照当时的是非标准,对于刘子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我所知道的都说了好几遍了;文化大革命虽说搞了两三年,那造谣的本领我总也学不会,实在没有新的爆炸性材料。革命积极分子们认为我顽固不化,引出了后来不通过我恢复党籍的事。这时的刘子光却看到了我实事求是、在压力面前不低头的表现;我和刘子光真正的友谊,就是在这文化大革命的火线上暗暗结下的。
学习班里的洋相也很不少。被审查的人因当时的处境不同而态度各异。
早被揪出来整日被批斗甚至于进了牛棚的人,大都态度老实。他们弯着腰、低着头,唯唯诺诺,有的为得到“群众的谅解”,对别人的揭发一概默认,有些事显然是违心的;他们这两年有了教训,不这样是过不了关的。看看省里的大人物不也是这样吗?
有些在前段运动中未被触及到甚至还被“结合”进了院系领导班子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一直被尊为“革命领导干部”,是头上有光环的人物,对这突如其来的新身份很不习惯甚至有点反感。于是对别人揭出的问题上推下卸、掩掩盖盖、支支吾吾……时而强词夺理、时而佯装忘记;有的还能说哭就哭、说笑就笑,比舞台上那戏演得好多了。
有些革命群众也想从走资派的交待中为自己捞点脂粉。有一个“老造反”的女将,大庭广众之下声色俱厉,一定要刘子光交待是如何迫害她的,把刘子光逼急了,只好说出了实情:本来是要提她当系主任的,只是因为她的档案不知去向,她自己说的入党介绍人又三次否认介绍过她,这才没提成。偷鸡不成反而蚀了一把米,成了大家的谈笑资料。有一个曾被结合进院革委会的前院领导,在这次火线学习班上交待,他曾想把某人打成反革命、某人打成右派,其实这两个人原来都是他的铁杆亲信,也是如今响当当的造反派。不过,这样一来这两人可就又身价倍增了,这也是一种拉拢人的办法。
对于在院里排上号的人,资反路线、干部路线、建党路线、包庇坏人等等都揭批完了之后,69年2月3日工宣队宣布,院火线学习班胜利结束。工宣队领导在大会总结时,说到对前院党委主要成员的鉴定,出人意料的是最早被揪出来,被省委定为“三反分子”,在牛棚里关的时间最长,挨的批斗、挨的打、受的折磨最多的刘子光表现最好。一个被结合进院革委的革命领导干部表现最差。表现好的,可以首先向全院师生做检查争取解放。
院里的火线学习班结束后就轮到系里了,我这一类的人就成了重点。系工宣队的连长和系革委会主任一同和我谈了好长时间的话,主要是向我提出警告:“你在院火线学习班上表现的不怎么样,对于院里的事,你可以说有些事你不知道。现在要揭系党总支的盖子了,再不好好表现可就说不过去了。”还说:“在院里,你是刘子光的爪牙;在系里,你是于国才的帮凶。你们是代表国民党、地、富、反、坏、右的。你是向人民投降呢还是顽抗到底,就看你自己了。我们早就知道,采煤系总支抛出你来是为了丢卒保车,是个大阴谋……你再不站出来就要成为革命和专政的对象。何去何从你自己考虑……”
这些话,如果是说在两年前我会被吓得魂不附体的。现我已久经沙场,成为一个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老油子了。毛主席关于“分清两类矛盾”、“注意政策”、“要给出路”等等的最高指示我早已了解,对于他们说的这些不着边际的话我已不大在意了。不过春节放了6天假我一天也没闲着,老老实实地在屋里写检查。
这各系部的“火线学习班”也不是吃素的,有院学习班的经验,再上群众新的发明创造,那声势也是咄咄逼人的。系总支书记哭了11次还没过关。我的检查写了7次,每次都是五六十页还不行,一定要我承认过去对学生说的那些故事、笑话都是“有政治目的的黑话”,我哪有那个水平呢?
这次系里的学习班,也真揭出了一些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关于采煤系总支“丢卒保车”的说法,我过去认为这只是对一种现象的推测;我成了采煤系中造反派重点批斗的对象,只是因为我和学生接触的多、被抓住的言论多而已。运动中虽说各人都在保自己是事实,至于搞什么阴谋陷害同志,我是不相信的。可是在这次学习班上,有人就真地揭发出了党总支书记假造反,组织了专案组,到我联系比较多的采煤69―2、66―1班去调查我的阴谋活动的事实。他们还把采煤系学生会主席作为重点突破对象等等。当总支书记对此不得不承认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各系部的学习班一度办得热火朝天,可是没办多久院里就出了大事。
3月2日早上,突如其来地在大礼堂召开全院师生大会。院革委会的一位负责人在大会上宣布:“今天我们学院又出了一根鸿毛……”基础课部的党支部书记沈俊卧轨自杀了。
我被这晴天霹雳惊呆了。我太了解他了,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是个老新四军干部。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坚定、刚毅、特别有魄力的干部。可是,有几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老师,抓住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几句话,就是不放过他。头天晚上下雪,他曾对人说:“老天在给我送行了!”当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他本来没有什么问题。谁知第二天早上有人在附近运煤的铁路支线上发现了白雪覆盖着一个被火车轧成了两截的人。
他死了,被定为“叛徒”;妻子儿女被遣送回安徽原籍,不久妻子得了精神病;直到改革开放他的问题才解决。在他的问题上,我当时虽然身处逆境无能为力,可是我一点表示都没敢有,内心里至今有一种深深的愧疚感。揣测他的心路历程,令人深深地感到痛心。对我来说他可不是一般人,每每想起这事就痛恨我自己,我是一个懦夫。时至今日,说什么也没有用处了。
这件事对各系的学习班有了影响。3月24日,系里要我做补充检查,第二天就宣布“解放”了我。我是全院最早“解放”的两个中层干部之一,不过,可能他们已经忘了,我这是第二次了。到3月27日为止,全院解放了37个中层干部,我看了一下,有三类人:一是真正向造反派投降的,二是运动开始时不在学校内的,三是在劳改队里呆过的。那些在运动中翻云覆雨的一个也没解放;院党委委员也一个没解放。
我被解放了,现在是平头老百姓。“摘去乌纱帽,戴上安全帽。上班不迟到,下班早睡觉。清闲又自在,再不做检讨。”实在得意得很。谁知没过几天,我就被任命为采煤69连队的副连长,要我马上到学生中去。教师和学生们还给我开了欢送会、欢迎会,听着那些忽然变了调的话语,感到有说不出的恶心。
在枣庄煤矿演出过一幕我被解放的滑稽剧,这一生我是不会忘记这个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的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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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党建党的闹剧

山东煤矿学院整党建党的绝大部分进程,是在王效禹领导下的造反派一派掌权情况下进行的。当时矿院的“党、政、财、文一切大权”,都掌握在院革命委员会的手中;按毛主席的指示,进入学校领导“斗、批、改”的枣庄工宣队,实质上也是他们一派的。
虽说到69年春天“九大”之后,王效禹的问题已经败露,可是矿院的造反派还是死抱住他的大腿不放。在省里有了解决王效禹错误的《十条》之后,矿院革委会和工宣队仍然还在明顶暗抗,“不准保守派乘机翻案”。
山东的造反派认为,他们造反有功,已经打下了天下,整党建党可以,但是必须按照他们的思路论功行赏。整,就是整掉现在的“老保”党员;建,就是发展他们这些路线觉悟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入党。这也不奇怪,听说在北京,红卫兵司令蒯大富还为共产党准备过九大。
由于总和上边的精神不符,与其他省市的做法不同,在校内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那美梦总实现不了。在强权与抗争的不断较量中,整党建党搞搞停停,拖了近两年,要不是王效禹倒了台,怕是还结束不了。
自从1966年8月,院党委被造反派冲垮之后,全院的党组织就停止了活动。虽然没有人说非法,可是党员私下聚会肯定是有风险的,“黑串联”、“搞阴谋”的帽子是随时可以扣到头上的,党费也没有地方交了。所以在文革开始后的三年时间内,山东煤矿学院内红卫兵有活动,“红旗公社”社员有活动,共产党可是连地下活动也没有,只有一些虽然互不联系但还没有忘记自己是党员的人。至于“党的领导”,造反派说了:“毛主席领导就是党的领导!”毛主席的大旗在他们手中。林副主席也说过:“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党组织活动。”这恐怕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特有的一种奇怪现象;事情发生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真是匪夷所思。
学院的党、政、财、文一切大权,归了造反派控制的革委会。矿院造反派的组织名称叫“红旗公社”,那些公社的领导们,根本没把共产党放在眼里,俨然那“红旗公社”才是矿院的执政党。采煤系的一个小头头,就以不屑和教训的口气对我说过:“我们红旗公社可不像你们共产党,发展社员慎重得很。”在她的内心深处,可能认为从此天下就是造反派的了,造反派要取代共产党执政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几年了,可也越搞让人越糊涂了。开始曾经听说“斗、批、改”要求半年内完成,可是多少个半年都过去了,还是望不到尽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已经斗得大家筋疲力尽;“和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批也批得似乎没有多少话可说了。可是改什么呢?似乎谁也说不清楚。“整党建党”,大概是改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都在注视着这件事,可一拖又是两三年。
说起“整党建党”这个事,在山东矿院似乎是68年初就开始了。不知是哪里来的指示,元月12日,机电系最早成立了“教工党员学习班”,并有群众代表参加;预定10天,说是要着手“整党建党”的工作,可是其他单位没有什么动静。当时,造反派就怕党组织恢复活动,所以只想“整”不想“建”。这次活动,看来似乎是没有尚方宝剑的,很快就无声无息了。
68年5月中旬,听军宣队的郑政委做了一次“整党建党”的报告,党内外都反映出了不少活思想,可是后来又无声无息了。
一拖就是半年多,到68年11月初,68级的学生要离校了,又突击搞了一阵子。院里组织这届的学生办“整党建党学习班”。
每个学生班都是一样,要研究恢复党籍,首先要深入批判“三党”、“六论”和“刘子光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我们这些介绍人还必须参加。那“三党”是指什么,我想不起来了。“六论”我还记得是“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入党做官论”、“入党保官论”、“公私溶化论”、“党内和平论”。
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把一些造反派学生的心灵完全扭曲了。那大批判的发言,无一不是把矿院的党定性为“修正主义的党”,发展的党员都是“刘子光的党员”,文革中的表现几乎都是“保皇派”……先把研究的对象骂个狗血喷头。造反派们还创造了一个理论:“只要路线是修正主义的,发展的党员都是不合格的。”有的造反派说得更干脆:“学生中哪有共产党员,只有一些刘子光的保皇狗。”造成的那种氛围,不是什么恢复这些学生党员的党籍,而是应该统统开除,还要批倒斗臭。
讨论到具体人的时候,首先要介绍人说说,当时是抱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发展他的?在发展的手续上有哪些弄虚作假的行为?现在他够不够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条件?有的还要他自己交代,钻到党内的动机是什么?这哪是在研究恢复党籍,简直是在审判定罪。
我这时早已经看透了这些造反派学生的内心世界,也习惯了他们的蛮横无理。我都是慢条斯理地告诉他们:“别人的事我不知道,我自己,发展党员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也没有必要弄虚作假,入党的一切手续都符合要求。至于符合不符合条件,若按优秀党员的条件来说,他不符合,我也不符合;要说基本条件,我认为是够的,不够我也不当他的介绍人。按照党的政策,应该恢复他的党籍。”每到这时,评议会都会变成对我的批判会,有的造反派头头甚至于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我滑头、死不改悔,有的还要拉我到大礼堂辩论。我已经经历过了大风大浪的考验,对这些小把戏早已毫不在乎了。倒是有些被评议的学生党员,怕我吃亏,劝我别说什么了,随他们的便吧!
我不想参加这类的会了,可是不行,工宣队还来找我,说是介绍人必须参加。
我记得,这次68级学生的整党建党,采煤系的21个学生党员,包括正式党员和个别参加了造反派的,没有一个通过评议的。可是让他们出尽了洋相、丢尽了丑。
我对他们的党籍很担心,因为大权还在造反派手中,这些人是什么坏事都能干的,要达到一风吹的目的,毁掉档案的事也非过虑。于是我在一本日记的后边,抄录了一份全系66—70级76名学生党员,包括介绍人、入党时间等内容的详细名单——“立此备查”。
我还在这份名单后边附了两首诗。
一首是送给这些学生党员的:
                      期望
                  生在温室骨肉纤,
                  暴风骤雨经三年,
                  柔枝久锻成铁树,
                  来日花开高山巅。
另一首注明是“给山东的某些大人物”:
                     无题
                  翻手为云覆手雨,
                  玩弄群众耍权术,
                  顺我者昌逆我亡,
                  翘起尾巴扯大纛.
不知什么原故,68级的同学离校后,学校的整党建党又停了下来。似乎只是为了应付学生离校。
过了一个月,又提“以整党建党为中心”,还要下矿搞,从那,就又断断续续地搞起来,还印发过《整党建党简报》。整党建党的第一步是要解放干部。到了69年,说是要在采煤系搞试点。 2月27日开了全系的动员大会,院里还安排了“试点小组”。我看那架式,在系里政工干部中是要拿我当典型。我惶恐了一阵子,可是没再有下文。
又过了一个月,说是来真的了。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声浪中,省革委决定,确定矿院为全省八个整党建党试点单位之一,而且是文教系统惟一的。那原因是刘子光积极推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问题多而且复杂。过了20多天,院里办过一个为期10天的“整党建党学习班”,各系分工“整党建党”的头头参加。后来提出二季度要“以整党建党为中心,全面开展整党建党、清队定案、解放干部、教育革命”。
69年的3月26日,我在枣庄煤矿得到了第二次解放,接着就要我当了一个学生连的连长,说这算是第一步。可是这次解放的这几个干部,对矿院都是无关大局的。
听说山东农学院的院长华山解放了。院革委也组织了一次“整党建党座谈会”,还学习了毛主席50字建党纲领。
可是,造反派们一听说通过“整党建党”,要恢复院内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奇谈怪论;眼看要威胁到手中那好不容易才夺到的权利,于是拼命反对。先是说,山东煤矿学院有“特殊性”,党委是修正主义的,党员都是刘少奇的黑党员,不能恢复;后又说恢复了党组织,“红旗公社”就没了权威,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会丧失;反正造反派上下群情激昂,对“整党建党”坚决抵制。
不知是哪里的规定,在恢复党组织之前,先要逐个党员恢复党的组织关系,而党员恢复关系要经过群众评议;这样党员能否恢复党籍的大权还在造反派手中。这时党员们成了考生,以造反派为主的大小“群众评议组”成了主考,一场新的闹剧又开始了。学校的共产党员们,这时反而受到了比平时更大的圧力。可是大家知道,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事到如今了,只能硬着头皮再接受一次考验。
这一次又有了新办法,要大办学习班“斗私批修”。首先党员斗,要斗得让群众满意。工宣队的领导说:“这次整党建党能不能搞好,责任全在党员。”院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找原采煤系党总支我们三个主要干部谈话:“只要你们三个斗好了,采煤系的问题就解决了。”这责任可是推卸得够彻底了。可是开党员会他们不让预备党员参加,我们说了什么也不算,学生中绝大多数是预备党员。
后来又以班为单位办学习班,决定采煤69.3班为试点;从一个“没站错队”的预备党员开始。造反派学生的观点倒也说得明白:“我看整党建党是为了达到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整党建党是一场夺权与交权的斗争。”“不分革与保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话都说完了,观点不变!”……院里,造反派评论整党建党的长篇大字报又贴满了墙,一个突出的观点是“矿院特殊论”。
试点班的第一个预备党员斗私之后,学生一连提了三天意见;弄得那个学生党员三天没睡着觉,脸接着就肿了。可是造反派的学生看到,这架式不像是要“大吐大纳”的样子,这些党员也一风吹不了,自己没有多少油水可捞,“党票”不好拿,接着也就对这事没了兴趣。
接下来,工宣队传达“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中央文件没人听;介绍清华大学的经验,有人说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组织讨论没人发言,只有人捣乱;结果是,工宣队认为最有把握的一个学生党员也没通过。
采煤69.3的“整党建党学习班试点”,就这样不了了之,学生中的“整党建党”又陷入停顿。矿院69年的七一庆祝大会,到会的人不足三分之一,会上发言的没有一个是党员。会后讨论北京的整党建党经验,学生们一致的观点是“矿院特殊”。
教工中似乎好一点,动员会还是都参加的;“斗私批修”一遍又一遍地进行。那斗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早被造反派结合了的“革命干部”和参加了造反派组织的党员,很顺利地通过了;平时唯唯诺诺没有对立面的党员,也问题不大;那些怕丢了党籍丢了官随机应变的人,先骂自己,后吹捧造反派,折腾几遍也能得到造反派的谅解。可是有些对造反派的行为看不惯,或者造反派认为对他们有威胁的党员,这关就难过了。因为要想恢复党籍,首先“思想总结”要谈“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对造反派的态度”,这也是他们评议的要点。许多人在这一点上就是通不过去,别的就无从谈起了。
我也是造反派们很不放心的人。前段“解放干部”,我就曾被解放过两次,头一次是我在学生中接受监督,说我表现好,宣布“解放”我。可是由于我不赞成工宣队和造反派的一些做法,又宣布我的解放不算数了,后来在枣庄又解放了我一次,还让我当了副连长,无非是想利用我而已。这次恢复党籍,我的经历更有点滑稽。
对我的小范围“群众评议会”的时间,记得是在6月底;会议是在一个桌椅横七竖八、満地是废纸尘土的教室里开的。我到得最早,先整理了一个开会的地方。后来陆续进来的人,除了主持会的工宣队员外是清一色的造反派;也除了那个工宣队员外没有一个人和我打招呼。最后进来的是一个有名的造反队的队长,一个黑黑的小矮胖子,因为能打能冲,外号“猪头小队长”。他的头上有意地戴了一顶破草帽子。大家首先对那顶破草帽子嘻嘻哈哈地评论了一番,我尴尬地坐在一旁啼笑皆非。
当那位工宣队员宣布会议开始,要大家对恢复我党籍的事发表意见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发言。憋了一阵子,还是那位造反队长先说了话。
他先对着大家做了一个鬼脸,而后说:“你们不说我来说,我说这个刘炳南,他倒不是叛徒、特务,走资派还不够格。可是他今天不是,不等于他明天不是。他还没有经过考验,我们信不过。我看还是等战争打完了以后再说吧!”接着又做了一个鬼脸,大家又不做声了。工宣队员一再请大家发言,又一个说了一句“就是,我们信不过他”,之后就再没有人说话了。于是我的恢复党籍一事没有通过。事后那位工宣队员找我谈话,说:“你得不到造反派的信任,我们也没有办法。”
7月3日是大会听取意见,有一个造反派学生,用一种戏弄的口吻,坐在那里大声地说:“别的人都好说,我们就是不同意刘炳南,我再说一遍,就是不同意刘炳南,这个人靠不住,打完了仗再说!”会后他们还给我整理了十大罪状,最后一条是“要重新考虑他的《黑话集》。这些,都是我一生无法忘记的羞辱。
按照造反派们的要求,我只能发动一场战争,还要被敌人俘虏;而后在敌人的酷刑下英勇不屈,还得再活着回来才行。发动战争,我哪有那个本事!可气的是,美帝、苏修、蒋介石,只咋呼不真来,我这党籍是无法恢复了。
这当然给了我很大的压力,不过,这时我的抗压性强多了,虽然我还看不到前景,可我确信,我十多年的党龄,不是他们几个毛孩子能玩弄掉了的。
那些学生党员可就惨了,学生中绝大多数是预备党员,又绝大多数被认为是“站错了队的老保”,造反派们出于一种妒忌心理和整人的目的,总是想把学生党员一风吹,于是就变着法儿刁难他们。“整党建党”,对他们简直是一种折磨和熬煎。单是造反派学生闹也还罢了,有一个系党总支副书记也跟着造反派帮腔说:“我看预备党员可以不算数……”不到关键时刻是看不清一个人的。
这第一批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只占20%,预备党员一个没有;采煤系教工中可就只剩下两个了,其中之一当然是我。采煤系师生,在最后听取意见的大会上,还没等那名单念完,人们就一轰而散了。谁还关心这事!
会后,我找到系工宣队的负责人,明确地告诉他,我不是那一派的人,当然哪一派也不会支持我。我的态度还是那样,认为错了的,随时认真检查,我认为是对的我要坚持到底。对于当前山东和学校内的一些重大问题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还把关于“山工联”、“反逆流”、“山东工人中的两派”、“王、王、庄”、“反复旧”以及矿院内关于“贯彻十条”、“两派团结”、“一派掌权”、“工宣队的工作”、“整党建党”等十个问题,一一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从那以后,我就以为学生复课准备教材为理由,很少再参加党员的“斗私批修”,我认为那是造反派在改造党。
当然,由此又惹出了许多的麻烦。我亲眼看见系里的头头,又在重新整理我的《黑话集》,像是又要对我有什么大动作。已经“解放”的党员也来做我的工作,要我跟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多数党员也已经对这样的整党建党不感兴趣了。已经恢复了组织生活的党员们发现,一切的权力还是都在造反派手中,自己无所作为。工宣队只是要求党员带头守纪律、写稿子、打扫卫生。
于是有的党员,包括我们系的党总支副书记也提出:“党组织恢复了也没法发挥作用,不纳新无法掌权……”建议把在系里掌权的造反派头面人物发展入党。我想,这些党员是被改造好了,再说投桃报李也是有良心的表现;不过,一个系党总支副书记有此奇想不免令人吃惊。
时间没过多久就听到了中央的新精神:“群众组织不能在党之上。”“任何人都要接受党的领导,树立党的威信,抓好整党建党……”
到了69年的8月13日,新的军宣队政委在全院大会上宣布:“群众领导整党建党是错误的,领导小组撤销,‘整党建党’工作暂停,等党的核心小组成立之后再继续进行。已经恢复了的党员还算数……”
好在继续耍了好长一段时间的两面派,妄想利用造反派保护自己、对抗中央的王效禹,终于彻底垮台。过了不久,矿院的工军宣队都换了人,“红旗公社”也倒了旗。
不过半年的时间,矿院的政治形势来了一个大逆转。70年2月16日,新来的工宣队指挥,在开展“一打两反”运动大会上,重新提出要“党团员走在前边,起模范带头作用”。这可是自从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三四年没听说过的话了。他还传达上级的指示,说是要在70年上半年完成整党建党,国庆节前全面恢复基层党组织。可是我的党籍,没有通过任何的形式,不知怎的就恢复了。大会之后,我接着就出面召开学生党员会议,后来又主持系里的“一打三反”运动。
在“一打三反”运动的后期,又掀起过一次“整党建党”的高潮。“全国整党建党座谈会”从3月底就开始,一直开了二十多天,会上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等中央领导都出来讲了话;发表了毛主席关于整党建党的五十字最高批示;推出了8341部队和上海国棉17厂的经验;省里也组织大会小会传达学习。
有些中央领导反复强调,“要走群众路线”,“要开门整党”。我很纳闷,怎么个开门法?门在哪里?我从传达的文件中还听到了不少新的提法:“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没有斗争不行。”“文革就是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整党,整党内的走资派。”“文革是对全党的大审查。”“组织上入了党,不等于思想上入了党。”……感到很新鲜。在山东矿院,5月23日,院里成立了“整党建党领导小组”,接着各系部也成立了,可是,集中学习了两天又没有动静了。
那些仍在学校的69、70两届学生中的党员,原来说在毕业前拿一个月的时间整党建党。后来离校时间提前,在70年的7月26日离校之前,整党建党时间又由6天改为3天,匆匆忙忙地走了个过场。我记得,除了一个出了特殊情况的学生党员,所有在校的学生党员的党籍一律恢复,预备党员一律转为正式党员,不问在运动中表现如何,几个要求退党的预备党员也既往不咎。这时的党员自我总结,都是只说好不说坏,要求退党的也说自己“党性强”,“拥护宪法”也成了优点。这项工作还是由“临时党支部”来完成的。对此,有的老党员说“临时党支部”是无权办这个事的。
全部在校学生都离校之后,新的工军宣队又在教工中集中搞了一段整党建党,那新政委的“一碗水端平”,使党员中原本存在的两派特别是院机关的党员更加对立,这一派大算文化大革命的是非账,那一派大批刘子光执行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更使一些年青党员想不通。这一次又大会、小会,批判、检查,搞了两三个月,到10月27日才宣布结束。
在这次旷日持久的“整党建党”中受到了什么教育我想不起来了,只是感到很纳闷,“全国整党建党座谈会”要求通过整党建党吐故纳新,张春桥反复强调:“文革中涌现了一大批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要吸收这些新鲜血液。”“要吸收文革中的积极分子。”可是在山东矿院,不论是教工还是学生,没有吸收一个;原有的党员也没有一个因为文革中表现不好而被开除。要求新成立的党支部多数成员应当是“文革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可采煤系的新支部书记还是我们原来那位总支书记,四个委员中,一个是原来的总支副书记,他曾认为“不发展造反派解决不了党的领导权问题”;一位是造反派最早结合的“革命干部”,他在王效禹倒台后几次要求退出领导班子;另两位也是老党员,也都是老教工支部的成员。似乎和中央的精神对不上号,是不是“矿院特殊”,不得而知。那新书记郑重其事地征求我的意见,我实在是无话可说。
学生中,文革一开始就分成了两派,“整党建党”又把这两派的裂痕加深加大。我发现,文革中的矿院毕业生,多少年来,有个别同学的互相交往,极少有组织的班级聚会。因为,他们不但在学校里两派不共戴天,有的班到毕业分配的时候,为了争夺理想的工作地点两派学生还大打出手;有的造反派还把观点带到了矿上,淮北某矿,矿院分去的68级毕业生中,造反派的学生到了矿上先找领导反映,同来的学生党员如何之坏。待到这几个学生党员表现很好,有的被评为先进人物,他们又找领导闹,说“老保当先进是不分路线是非”。
别处的情况如何我不知道,在山东矿院,搞了一两年的“整党建党”,前前后后似乎是一场私心和野心的大表演,是一出不理会剧本、胡说台词、颠三倒四、丑态百出、乱哄哄的闹剧。
不知道历史对此该如何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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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的“上纲上线”

秦桧在昏庸的宋高宗赵构默许下,用“莫须有”的罪名,把一代忠良岳飞父子置于死地,落下了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詞”的千古骂名。千多年后,中国的文化可是有了极大的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欲加之罪可以用“上纲上线”的办法正大光明、理直气壮地让你“口服心服”。遗憾的是,在那些年人们运用娴熟的“上纲上线”这手段,应该说是个脍炙人口的重要词语了,可是《现代汉语词典》竟然没有把这个词收入,这实在是个极大的疏漏。我建议下次修订本一定把它补上,才更体现中国特色。
“上纲上线”字面上是“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分析问题”,而现实中就是罗织罪名。这也是古已有之的。在大清王朝,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可以扣上反清的罪名,不过那只是为数不多的几宗文字狱。到了文化大革命那“上纲上线”可是举国上下遍地开花,涉及小民了;而且那“纲”是阶级斗争之纲,“线”是路线斗争之线,都是划分敌我的标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上纲上线”的用途很广,在揭发别人时,可以此定调子;在大批判时,可用此当武器;在给人做结论时,可依此定罪名。不论是写大字报、大会发言、著书、做文章,都可以广泛运用,无往不胜。
“上纲上线”的手法很多,一本书、一篇文章、一幅画、一件事乃至一句话,只要你怀着一定的目的去仔细揣摩,找出它可以利用和容易混淆的那些地方,用夸大、引伸、曲解、演义的方法,向你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的方向生拉硬扯,鲜花会即刻变成毒草,同志顿时成了敌人。为了给“文化大革命”开路而兴师动众大批特批新编京剧《海瑞罢官》,就是说它为彭德怀翻案。小说《刘志丹》反党,散文《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是对现实不满攻击社会主义;李苦禅的画是反动的,他画的鸟有时不睁眼;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是恶毒攻击,我们唱“东方红”,他唱“西边的太阳快要下山了”……都是用的这种手法。为了“巩固集体经济”,可以把农村老百姓(当时叫社员)到集上卖个鸡蛋,上纲上线为“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在“上纲上线”的思想方法指导下,掩盖了多少卑鄙无耻、荒诞绝伦,伤害了多少真诚朴实,泯灭了多少人性!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种法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造反派的得力武器,法力无比,遍及全国,盛极一时,罗织的罪名罄竹难书,陷害的好人数不胜数。就我在山东煤矿学院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事情就有很多很多,列举一二,立此存照。
有一个学生名字叫“蒋必成”,本来这不过是父母望子成龙的一种心理表现。可是把这个名字一分析、引伸,问题可就大了,说这是希望蒋介石必然成功;那么给他起名的人一定是个心怀叵测的反革命分子。于是兴师动众,对这个学生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内查外调,幸亏这个学生家庭出身好,也没有反动的社会关系,本人在校表现一直很好,文革中还是个“造反派”,这才让他改了名了事。类似在名字上出了问题的人,我所知道的在山东煤矿学院还有好几个。于是在文革初期,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改名风潮,都把自己的名字使劲往革命上靠,像“向阳”、“卫东”、“前进”、“新兵”……一时大兴,有的干脆就叫“文革”。
有一位老教师,历史上有点问题,他很喜欢刚兴起的半导体技术;在抄他的家时发现了一些电子元器件。于是,就推断他要组装电台,组装电台的目的一定是想和台湾联系,和台湾联系当然是要搞反革命活动,不用说,他就是“现行反革命”。就因为这事,一直批斗了他好久,逼他承认,把这个老师整得好苦。
学生们批“黑修养”,都是从书里找出一段话乃至一句话来,断章取义、歪曲演义,就都变成了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了。我有一次参加一个学生班的批判会,有一个学生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里找出了一段话,念了一下之后就上纲上线地批起来了。可是,还没等他批完,就有同学发现那段话是列宁说的。批了列宁说的话,在当时可是个了不起的大事,不过关系不大,他是个造反派。可如果他批的是毛主席说的话,那就造反派也不顶用,就有可能打成“现行反革命”了。
我曾经在给学生上团课时,为了说明一个道理说过一个假公济私的故事。故事的情节是有甲乙两个京剧武生演员,一次甲向乙借5元钱,乙没有借给他,甲就耿耿于怀寻机报复。正好当晚演出的剧目有《武松打虎》,乙扮武松甲扮虎形。甲于是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在舞台上怎么打,老虎也不死了,把个武生乙累得张口气喘,台下也一个劲地喝倒采。情急之下,乙只好在台上低声向甲求饶:“我实在受不了啦,老兄帮个忙吧!”乙说:“你借我5元钱,我立马就死。”
这个故事在当时大家哈哈一笑,觉得很说明问题。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成了“黑话专家”,在批判会上一上纲,可就了不得了。毛主席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故事中的老虎当然是指的是帝国主义,打虎的武松理所当然地就代表社会主义。现在帝国主义打不死了,要花钱买才行,这个故事可是太反动了,一定要我交待,说这个故事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看样子非要把我打成帝、修、反在中国的代理人不可;可惜我只是一个小人物。
我曾遇到过一个提前复员的北京8341部队的战士,当年一说8341那是全国有名的。因为是直接保卫党中央机关的部队,所以战士入伍时是经过了严格的政治审查的。这个同志一直都说他在部队表现很好,可是突然之间他回家来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一句话。
有一次战士们学哲学,讨论“一分为二”。毛主席说,世间一切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他就说了一句,“那么样毛主席也可以一分为二”。就这一句话,震惊了他们的首长;那还了得,毛主席是绝对正确的怎么能一分为二呢?要把毛主席一分为二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把这样的人留在中南海周围就是定时炸弹,太危险了,必须立即复员。好在他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都没有一点问题,否则,给他戴上个什么帽子是不足为奇的。
他曾给我说,那时部队上的口令都“革命化”了。不能再喊“向右看齐”,向右派看齐那还了得,只能“向左看齐”。更有甚者是用一个革命词语代表一个行动指令。例如指挥汽车,用“忠于党”表示前进;用“大批判”表示倒车。有的人常常因为说错了或听错了这些特定的词语被训斥。
过去对自私、狭隘的人说惯了“农民意识”。“文革”中这可成了大禁忌,特别对于出身不好的人,若口中吐出这个词,最小的帽子是“污蔑贫下中农”,最轻的处罚是批判。“贫下中农”身上是没有任何缺点的,全身的每一根汗毛都是革命的。
地富或资本家出身的人,是绝不敢在人前说自家过去的生活的。因为那就意味着你在怀念旧社会,你有“变天思想”,这就距离反革命不远了。有了这样的错须要赶快检讨,深挖思想根源,自己上纲上线,以求得“革命群众”的谅解,否则,能发展到什么程度是很难说的。
那时一般的人,一提“上纲上线”就心惊胆战,人前尽量少说话,大会小会必念稿,写文章要字斟句酌,生怕飞来横祸。可是造反派只要想找你的茬,一句平常话照样可以给你分析上纲。例如,你想知道明天的活动安排,问一句:“明天上午还学毛主席的这篇著作吗?”有人就会用一脸的大问号对着你:“怎么着?学烦了。我早就看你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有厌烦情绪。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你这就是阶级立场问题……”接下来他会怎么说就看你的态度了。这“上纲上线”可是“无限”的,弄顶“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帽子戴戴是完全可能的。“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个什么罪?这不很清楚吗?
那时节,“反革命”帽子就像一团乌云,整天在人们的头上飘来飘去。不是响当当、硬邦邦的造反派,你还是少张你那臭嘴的为好。
没有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人,是很难深刻理解“万马齐喑”这个词的。这些事今天听来会感到荒诞离奇,可在当时,这是俯拾皆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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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军宣队的趣闻

今天看来,文化大革命中,派工军宣队到大学去领导“斗、批、改”,完全是从政治概念出发的一种应急行为。虽然在当时对于约束狂暴的红卫兵、稳定大学的混乱局面、使大学走上文革要求的革命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是从长远来看,它对大学的生存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特别是一些文化程度很低的工军宣队队员,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里,闹了不少笑话,大大影响了工军宣队的形象。所以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成了“大革文化命”了。
在工军宣队进院之初,对于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要领导一切”的最革命的工人阶级,大学校园里的教师们是很敬畏的;红卫兵虽说有点酸溜溜的心情,大面上还是服从领导。加上开始派的工军宣队队员素质比较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工作也比较谨慎,一段时间威信很高,成效显著。
那时,师生们对工宣队的人都叫师傅,心里也认可他们经验丰富,是自己的老师;对军宣队的人都喊他们来校后所担任的职务,因为这与他们在部队的岗位都要高出很多,他们在部队大部分是些连、排、班长,有的还是战士。一开始,采煤系就是一个副排长当革委会的副主任;直到工农兵学员进校时,还是一个普通工人在矿院教务部说了算。
可是,时间一久,人们感到不少队员变了,不但派性流露,支一派压一派,有的人脱下了工装换上了料子裤,连走路的姿势也都不一样了,还在个别工宣队员那里传出了绯闻。工军宣队的威信受到了影响,说话不那么灵了,于是队员开始轮换。
这样一来,就有一些文化水平很低的工人被派进了学校,要出一些文明笑话就很难免了,特别是学生们又爱找他们的毛病。
那时在会上发言,都是先来一段毛主席语录,长篇的讲话还常用毛主席的诗词开头。这要一些识字不多的工人,用得那么贴切是很难的,有时给他们写在稿子上也不一定能读对。可是,那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大小会第一个发言定调的,都应当是工人师傅。在一些小会上出的错就太多了,只说系以上的大会出的故事就不少。
有一次院里开大会,欢迎新来的工宣队长,可是队长上台致辞时竟紧张得两手发抖,念不成句,别人只好上去给他提示。在公开场合当然没人敢讲,这是个政治态度问题,人们私下里议论纷纷。
我们系里有一次开会,工宣队的师傅先上台发言。他是认真地照稿子念的,可是他把讲稿开头的毛主席诗词“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念成了“上山,下山,风展红旗如面”,道也合辙押韵,大家不敢笑,可实在是憋得难受。后来分析原因,一是,因为写的字太草,“画”和“面”的样子差不多;二是,这个师傅是个采煤工,他下井后走的路,除了平巷就是上山、下山,说顺嘴了。
在别的系也出过类似的事,那是把“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读成了“战士指看南奥,更加有有忽忽”,完全是不知其含意把字念错了。
有时笑话出在工军宣队的主要领导身上。
有一位工宣队的副指挥,据说是枣庄煤矿的一个电工,本来文化程度不高,可是很爱在大会上作报告,而且还总想咬文嚼字。什么“红色电波传喜讯”、“鲁南煤城尽朝晖”、“枣庄煤矿红烂漫”……顺口就来不一而足。他还常有自己的创作,在欢呼九大胜利召开的全院师生大会上,他突然来了两句“长江南北红旗滚滚,大河上下顿失涛涛”,让人不知所云啼笑皆非。
林彪出逃坠机死亡之后,有一次工军宣队的政委给师生传达文件,中央文件中对林彪的叛国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的事,用了一个“死有余辜”的词。会后,有几个学生请政委解释,“死有余辜”是个什么意思,我想这是有意难为他。这位政委是部队的一个“三八式”的老团长,农民出身,文化程度不高,是穿着红缨草鞋进院的。他很宽厚,学生有问题他不推辞,就一本正经地给学生解释开了:“这个事很好明白,那飞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了吗?林彪死是死了,可是他的骨头还在,这就叫‘死有余骨’……”对他这想当然的解释,一时在学生中传得无人不知。
我还听到过一个大伙推崇的工人,对毛主席《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词的解释。他说:“鲲鹏展翅九万里,奶奶个×,这个庞然大物是代表帝修反的,别看它大,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个纸老虎。毛主席不是说了吗?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别看蓬间雀小,它才是新生事物,它代表社会主义……”“‘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就更好解释了,土豆容易烂,牛肉可不好熟,土豆熟了再加牛肉,哪怎么行,还不是放屁。”
对于工军宣队中出的这些笑话,学校里的头头开始是要保密、不准传播的,那太影响工军宣队的威信,这可是对工人阶级和解放军的态度问题。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更是脸上不敢有任何表情。后来,学校的造反派和工军宣队发生了矛盾,这样的事在学校里就越传越多了。
本来这些工人在生产岗位上都是好样的,硬要他们到从没到过的、知识分子成堆的高等学府来耍嘴皮子;应当说,这些笑话是上边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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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的革命精神并没有变成丰富的物质财富

我们从来就相信,精神可以变物质,所以,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中央就提出“抓革命促生产”。革命是要抓的,不抓发动不起来,而革命抓上去了,就自然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过去似乎都是这样,可是这个真理,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灵了,革命如火如荼,生产却一路下滑。后来的中央文件变成了“狠抓革命,猛促生产”,革命是狠上去了,而且越来越狠,生产却怎么也猛不起来,各种产品一天比一天短缺。
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那促生产似乎与抓革命是矛盾的。“造反派”们总是强调抓革命,不时地攻击“保守派”“以生产压革命”。似乎一说生产,就有好多资本主义的东西。在中央,好象只有周总理在关心这事。到后来,造反派提出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表示自己彻底革命的精神,生产还怎么个促法?于是社会上又开始出现了“三年经济困难”的景象。
到了67年的4月,66年发的布票还不准用,说是要到6月以后才行;67年的布票什么时候发呢?不知道,不过那时还有人造棉一类的代用品。
一年一年的下来,文化大革命是真正发动起来了,男女老少齐上阵,吃了饭不干别的,四面八方设战场,揪出来的走资派成千上万;生产却是一路下滑,商店里的东西,质量越来越差,数量越来越少,更谈不上什么花色品种,后来连人造棉也没有了。供应的粮食粗粮多了,商店里的食品要粮票的多了;在躲躲藏藏的自由市场上,粮价大涨,碰到个卖花生的是天大的幸运事。纬三路百货公司对面有一家熟肉店,过去每走到那里我都会在那橱窗跟前端详一阵子,那么多叫不出名字的珍馐佳肴,让人眼馋。尤其那一块块的叉烧肉,让人不住地咽唾沫。现在橱窗里的东西我家都有,都是毛主席著作。有一天我壮着胆子进去看了一下,人们在排队买猪下水。有一阵子引火柴都缺货,有一天我在市里跑了十几里,走了四个店,只买到13斤。街上讨饭的也一天天多起来。人们都感觉着,自己的生活在往回走。到了1969年,那日子就过得明显地紧巴起来了。与上一次经济困难的开始,正好隔了十年;不同的是,这次工资虽说没提高,物价却也没涨,发的票种类增加了好多种,就是有票有证也买不到东西。一段时间火柴、碱面和农村里点灯用的煤油都很紧张。
山东煤矿学院的师生,于69年的 4月29日,从枣庄煤矿回到了济南自己的学校。我到了家,第二天就想到街上买一点好吃的,改善一下生活;我爱人怀孕8个多月了,正需要营养,再说,明天就是五一节了。
我跑到官扎营的菜店看看,除了烂乎乎的白菜、萝卜找不到别的。想买点肉,排上了长队,到我跟前没有了。要想买点豆腐,人家说光有票不行,必须早上一早来排队,价格还由一毛三涨到了二毛四。只有一角钱一斤的杂拌咸菜可以随便买到,豆豉一类的过去常见的小菜也早就绝迹了。
我又跑到相距有十里的西市场,也没有什么收获,可是我看到百货商店里,正在卖从阿尔巴尼亚进口的小孩衣服,说是布票要的少,我挤着去排了两次队,费了近两个小时,也没买到一件。想在节前理个发,谁知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才挨上号。
五一节这天,见到我一个在济南市统计局工作的老朋友,和他说起济南市节日供应紧张的事。他说不光是节日,平日也是这样。现在煤炭生产节节下滑,整天开电话会也不管用。济南市由于缺煤,许多工厂都停了产,山东拖拉机厂,上月的任务只完成了12%。许多厂子两派又打起来了,就连军区里开展四大的单位也分成了两派。加上近来事故不断,黄台电厂三号锅炉爆炸、电报大楼失火;在东北,中国又和苏修打起来了……他越说越激动,可是忽然低下头不说了。
我想托他买辆自行车,他说这可难了,局里多长时间才分到一个票,争的打破头,没办法,只好抓阄。他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找在北京解放军总参工作的内弟。他说,部队上的票多些,后来果然是他给我弄到的。那是先打报告申请到一个票,而后再凌晨去商店门口排队拿号,他是起了两个大早才拿到的。车子买到之后还不能马上寄给我,因为他申请的是自用,不能让领导有看法。那时,谁家里买齐了四大件(手表、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是很令人羡慕的。
生产形势确实很严峻,我看到济南烟厂出的香烟,包装都变成了白纸;人们给这种香烟起名叫“白如冰”,这是前山东省长的名字。我们煤矿学院一向是近水楼台烧好煤的,这时供应的淄博洪山块煤,石头煤粉特别多,人们都说:“洪山块,洪山块,除了石头都是面。”
中国人有的是克服困难的办法,那些日子,我爱人学会了自己染衣服,我学会了做饭。
那时节,我们冬、春、秋三季穿的衣服,大都是黑色和蓝色,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群蓝蚂蚁。深色衣服穿时间长了,有些地方就磨得发了白。特别是外边的大衣服,哪有那么多布票和钱来及时更换,就学着自己染。爱人去买来颜料,自己用锅煮。第一次没掌握好,衣服染成了花的,到后来可就技术娴熟、染旧如新了,她还在学校里教了好几个徒弟。夏天穿的背心、汗衫好办,就是破得只剩了下边的一圈,也可拿到东方红商场去,“补上”那烂了的百分之八九十,无非是多要点钱,可不要布票。我家大人小孩穿的衣服,一直是由我爱人自己制作缝补,送服装店花钱不说,这个时候要等二三十天才能拿到。
家里日常吃的菜由我掌勺,那时的菜很好做。不管是谁家,都要到国营的菜店去买菜,没有别的供应渠道。那里的菜,冬天是白菜、萝卜为主;夏天是土豆、茄子、黄瓜、西红柿、辣椒、菠菜居多。菜是碰到什么买什么;三五周见不到一点肉是常事。我是不论什么菜都是一种做法。瓜菜切成片、叶菜切成段,下锅炒一下就加水,最后加上些面糊糊,弄成一大盆,各人用勺子舀着吃。它既是菜,又是汤,还是粥,冬天吃了还暖和。
遇到点好菜是爱人下手,不过机会不多,肉是可遇不可求的,一周能吃上一次豆腐。难得在官扎营鱼肉店排队买到斤小杂鱼,她有办法吃两次;第一次是吃鱼肉,第二次是吃鱼骨头。在吃鱼肉的时候,要把骨头仔细地吐在盘里,第二顿她把骨头使劲煮,而后加上面糊,再放点菜叶子,她说那叫鱼冻,又是一顿美餐。
70年春节一人供应了一斤半肉,一家一只鸡,还有点芹菜什么的,这可是大大地改善了生活。不过,孩子要想吃点饼干,我转了好几个商店就是没有给她买到。
你别说,那时家家也都有自己的“美味佳肴”。和我很要好的一位老汽车司机,有一天神秘而又兴奋地对我说:“我现在有了高级营养品,一天吃六个花生米。大夫说了,六个花生米就能顶一个鸡蛋。”我知道他神通广大,不知他从哪里弄到的花生米,我可是两三年没见过它的面了。他告诉我,他还能想办法买到酒,这可是市场上早就不供应了。
那可真是一个节约型的社会,垃圾箱里除了烂菜叶子就是炉灰。
我的爱人,在学校里还是有名的会勤俭持家过日子的。那时我们俩一月97元工资,三分之一以上要寄给两个家里,其余的我们三口消费,她还要一月省出五元钱来,“零存整取”存到银行里,一年下来就有了60元积蓄。我们的自行车,就是这样用了三年时间省出来的。有的女教师来我家取经,常有来哭诉家里因钱不够花而吵架的。
有的家庭就不行,收入、负担都差不多,可是工资总花不到月底。有一家到月底又过不下去了,找到我的爱人,那时她手中还有二元四角钱,都借给了他们。谁知后来那家人家把这件大事给忘了,40多年过去了,他们都没想起来。
我还记得有一个老干部不知有什么大用项,从银行里提了1500元钱,成了全院的一个大案件。银行通知了学校,学校调查用途,是不是有什么非法行为,甚至还有更上纲的怀疑,一时轰动全校。
那时干部的“多吃多沾”说起来真可怜。新汶矿务局的工人揭发他们的一个局长搞特殊,到了矿上就要求给他炒豆腐吃。
就是这样,农村的亲友,还认为在城里工作的人过的是多么富足的生活,见面就要这要那,难为得好多职工不敢回老家。
可也是,不要说一般的社员,就是有些在公社、供销社工作的人员,后来也拿工分了。与分值只有毛把钱的工分比起来,我们一月四五十元的工资,可真算得上是高收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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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王效禹下台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还记得,那时的“革命形势”变幻莫测。从全国看,不断有人被打倒,也不断有新的中央领导人出现。人们都非常注意报纸上出现的中央领导人的先后排列和表述的形式。那时有一种特殊的新闻格式,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最后,总是加上“还有××同志”。在“还有”后边的人,距离打倒已经不远了。有时人事的突然变化,真正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让人不可思议,瞠目结舌。
各个省、市更不平静,除了打派仗就是揪干部,今天打倒这个,明天上来那个,谁也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出个什么故事。当时有一则流传甚广的民谣:“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搞不完的大联合,建不完的革委会……”
企事业单位也不例外,昨日这派在台上,今天那派又夺权。大大小小的头面人物,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老百姓跟着遭殃。就山东矿院来说,我所认识的人,想不起还有哪个干部没犯过“错误”;有谁没整过人,又有谁没挨过整?这真正是一场人人都要“触及灵魂的大革命”。
对于那种翻来覆去的政治形势,老百姓已经习惯了,还给了它一个很形象的表述,叫“翻烧饼”。
不过,就全国来看,大部分地方闹腾了几年之后平掉了山头,不同观点的群众甩开了坏头头,实现了真正的革命大联合,69年“九大”之后,局势一个个稳定了下来,不再翻烧饼了。
山东可就不一样了,在全省,自从1967年“二·三夺权”以后,一直就是以王效禹划线的;别管你的组织是什么旗号,有多少人,拥护王效禹的就是“造反派”是革命的,否则就是“黑老保”,至少是不革命的。
这位青岛市的原副市长,不知通过什么手段,领着一帮人到济南夺了山东省委、省府的大权,把省委书记和省长都赶下了台,组成了以他为首的省革委会,当了山东省的党政一把手。他不但得到了中央的承认,随后还当了省军区和济南军区的政委,号称“四个第一”,后来又说是“六个第一两个委员”,真正是权倾一时如日中天。
在山东省的造反派中还盛传,中央领导对王效禹的评价是:“在各省、市的一把手中,王效禹的级别最低水平最高、工资最少能力最强。”“军队出了个李再含,地方出了个王效禹。”是全国军政干部学习的好榜样。王效禹一时成为山东省最有权威、炙手可热、独霸齐鲁的大人物。
王效禹的班子名噪一时,左右手有王立波、王路宾、杜春胜,号称“三王一杜”。后来还加了一个庄中一(庄中一当时好像是省军区的参谋长),个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路线觉悟特别高的革命领导干部;再加上韩金海(外号韩铁壶)、张美智、还有他的老婆刘崇玉等得力干将,这支人马可真是水平高、能力强,没有哪个省、市能和山东相比。
造反派们公开说:“以王效禹为首的山东省革委会,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山东分部。”“对王效禹的态度就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对省革委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可是别管压力多大,另一派就是不买账,始终旗不倒、人不散,与王效禹这一派对着干。
中央号召大联合,王效禹和他那一派人的观点是:“毛主席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当了保守派就是干了国民党。”“革与保之间,没有团结问题。”“发展造反派组织就是联合。”就是说,你到我的旗下来,参加我的组织,都在我的肚子里不就大联合了吗?可是对方不干,仍然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尽管另一派,常常被压得发不出声来。
令人奇怪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央是支持以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会的;可是省革委会认为,下属的许多单位,特别是一些大工厂,都是“老保掌权”,是不革命的,许多地区和单位的革委会都“复旧了”。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王效禹为了维护自已的独立王国,坚定不移地拉一派打一派,不惜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各级革委会中的人,只要是坚决支持王效禹,别管是焊铁壶的、炸油条的、被部队清理的、投机倒把的、甚至地痞流氓,都可以一步登天,当常委坐轿车。人们私下里说:“王效禹手下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王效禹手下坏人不少,好人也走上了歪道!”
“亲不亲一派人”,这些人依权仗势,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官官相护、沆瀣一气。他们的原则就是,谁惹了“造反派”就把谁打倒;不能压人了就是被压。王效禹家的“造反派”在山东一手遮天。
济南市公安局的局长抓了几个搞打砸抢的学生,被王效禹抓了起来;据说韩金海还带了一万多人的“文攻武卫”,去围剿临沂的“马陵山游击队”;这类的事情在山东比比皆是。所有这些,都是在“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反逆流”、“反复旧”的旗号下进行的。当时流行的民谣说:“效禹思想一边倒,两派性质革与保,不镇压问题解决不了,革委会一派掌权好。”在山东省,确实形成了一个以王效禹为首的特权阶层,他们把“站错队的老保”狠狠地踏在脚底下。
1969年5月15日上午。市里有一个造反派的头头,开车到矿院西边一个村头的水塘里捞鱼虫子喂金鱼,轧死了一个小孩,就想扔到水里了事。群众出来拦阻,“治安人员”就出来驱赶,还说:“这不是公路,这里出了事没人管。”人越聚越多,他们挡不住了又叫来了警车,结果,让愤怒的群众打了警察,毁了警车……社会上到处是干柴,遇到火星就会燃烧起来。
要想在山东过太平日子,就得当顺民。当时有一则民谣说说:在山东当老百姓,应当“读刘老师的书(指王效禹的夫人刘崇玉),听韩金海的话,照孟庆芝(棒子队的队长)的指示办事,做王效禹的好学生”;老百姓的愤怒和无奈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王效禹这一派的人相信,拳头棍子能够统一山东,在他们的眼里,山东省的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他们的这种做法在少数单位确实是见了效的,山东煤矿学院就符合他们的要求,一派独掌大权,另一派被压得不敢出声,于是他们说矿院只有一派。后来,造反派还用“矿院特殊论”来顽抗大联合,说“矿院本来只有一派”。看看其他省市的两派激烈争斗,我也一度觉得山东的形势这样也不错。
可是,在大多数地方和单位,这一套并不灵,许多反对他的人死不瞑目,不但背后叫王效禹“王二麻子”(他也确实是一脸的大麻子),还明火执仗地和他对着干。有些他认为是老保掌权的革委会,有群众拥护,硬是压不垮、打不倒。就说在济南市,1969年的春天,一个小小的区办企业针钉厂,上演的那一场轰动全市的牌子大战就是一例。 
为了保卫红色新政权,王效禹的“棒子队”,头戴安全帽、手拿长木棍,让干过伪警察的地痞孟庆芝当队长,坐着大卡车,到处去“反复旧”,镇压反对派。他们还私设公堂,关押刑讯持不同观点的人。就这样,反对他的一派照样活动,反对王效禹的浪潮此起彼伏。山东境内,到处流传着一些讽刺王效禹的歌谣和故事,其中有代表性的两个顺口溜是:“山东大地坑连坑,黄河两岸一片铁壶声,大明湖边炸油条,马路边上卖花生,四四方方一块肉,第一宿舍女妖精……”“柳条帽,大口罩,打死人,不知道。”
总这样闹个不停,山东省的经济发展必然要受到严重影响:工厂停产、交通中断、物资匮乏,有些煤矿自己的食堂没有煤做饭,工人买饭票要先交煤。有的煤矿出的煤被老百姓哄抢,说是一天供给的二两煤做不熟饭,不抢不行。别的行业更可想而知,老百姓可真是生活在不见天日的水深火热之中。
山东省的问题是越来越明显了。
先是省革委和济南军区的矛盾,逐渐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而且公开在群众之中。被王效禹一伙夺了权的前省委书记谭启龙,传说毛主席都说他是改造好的走资派典型,可是在山东就是当不上九大代表,不过照样被选为九大中央候补委员。当了委员王效禹也不让他和群众见面,听说还是中央专门派飞机来接他去北京开会,后来调到青海去当了革委会副主任。对于这些问题,群众不仅对王效禹有意见,对中央也有看法,只是谁也不敢说。
省革委会班子内部,好像自己的问题也不少。原来的核心人物是“三王一杜加一庄”,到了68年的春天,说是省革委会里出了个什么集团,要“打倒王、王、庄”;后来王效禹又说杜春胜是政治流氓加生活流氓,被打倒了,不久死在了监狱里;这时的王效禹成了孤家寡人。
可是这以后,在山东省这个王效禹独断专行的独立王国里,省革委会内部新贵们的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传闻,依然不绝于耳,绝大多数群众,早对他们失去了起码的信任。
这些事情,不能不流传到学校里,何况矿院里的头头们也在见风使舵,利用这些风浪争高低、论短长。不过,院革委会的人对外天天在辟谣,还给群众定了个几不准;到了关键时刻,枣庄工宣队的派性面目也暴露无遗,他们不让向师生传达对他们不利的文件,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事,不能说给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九大以后,武斗出了名的武汉都大联合了,山东还是一派掌权。
可是,从69年5月下旬开始,济南市又一次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首先是群众砸了棒子队的队部,还在大门口搞了刑具展览,观者如堵。接下来,省革委大门口、八一大礼堂前、百货大楼附近等几个传统的政治热点,又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矛头直指王效禹手下的几员干将:“不杀韩金海、孟庆芝不平民愤!”“枪毙韩金海、绞死孟庆芝!”开始不准说“打倒王效禹”,他们就写:“打倒资产阶级政客!”“打倒两面派!”“打倒王二麻子!”关于王效禹的传说也越来越多……当然反击的大字报、标语也不少。两派的人越聚越多,又在那些地方激烈地争吵、打斗起来,形势和67年春天“二·三夺权”的时候差不多。省内各地市武斗的消息也不断传来。公安部门和卫戍区联合发传单加强社会治安,街上巡逻的军警也明显增加。
王效禹这一派曾发下誓言:“山工联、王王庄、反复旧,三个案决不能翻!”可是这时他们一齐起来翻案了。原来“山工联”办公楼的大门口,挂起了平反联络站的大牌子;“山大主义兵”扛着大旗又上了街;枣庄前段被压倒的多数派“大联合”也起来了,据说他们的人数占到当地群众的百分之八九十……这一下是烧了矿院工宣队的后院。
这时,山东的生产一蹶不振,全省日产原煤五万吨的计划,只能完成一万五六千吨。其他的工业可想而知。
中央能让山东一直这样乱下去吗?不少人的心中早就有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传说毛主席早就说了,九大之后解决山东问题。随着天气的转暖,山东局势在变化,传说王效禹等人都被留在了北京,周总理亲自主持山东各派人物参加的解决山东问题的学习班。不时传来的那些消息,多半是对王效禹不利的,说揭发出了大量的材料,他如何的搞阴谋诡计、耍权术,欺下瞒上、排除异己、大搞独立王国,是个反革命两面派等等。到七月份,“打倒王效禹!”的大字报、大标语就上了街,看来王效禹是回不了山东了。后来再传来的消息就是,有的说他进了秦城监狱、有的说他在什么农场劳动,记得正式传达王效禹撤职罢官的中央文件是71年的4月。
我这时已经心神疲惫,对当前的争斗实在没有兴趣了;心情郁闷至极,只想好好干工作,对得起毛主席、对得起党,自己于心无愧。可是我知道,造反派们又在搞我的《黑话集》。
有些教师也在逍遥,除打扑克还在自制麻将。有的教工还去打兔子,可是有的打伤了别人,有的打掉了自己的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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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院“造反派”丢权

山东煤矿学院革委会的头头们,是王效禹的铁杆信徒、名副其实的“保皇派”,工宣队又是枣庄煤矿的造反派组成的,他们一提起王效禹那简直敬若神明,听说有人要打倒王效禹都认为是天方夜谭。我曾听见一位造反派的老师,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对人说:“打倒谁也打不倒王效禹,王效禹是毛主席肯定的、中央信任的、坚定的无产阶级左派。”枣庄的工宣队也异口同声。尽管全省已是风雨飘摇,矿院还是王效禹的天下。
“九大”以后,面对山东急剧变化的形势,以院革委会和工军宣队为核心的山东煤矿学院“造反派”,还在负隅顽抗,且战且退。毛主席在九大上的一些讲话,他们不向师生传达,说是“没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会泄密”。他们宣传的还是“效禹思想”。对已经解放的干部只要求带头干活,不给一点实权。一个解放干部的标兵,是原总务处处长,一直在买病号饭。我这个副连长,实际上是个跑腿的。这些人开会不敢发言,发了言会后还要问问别人说错了没有。他们组织师生到处参观学习“忠字化”,日以继夜地绣毛主席像、刻忠字;要求学生从宿舍到教室到食堂都要排队,还要举着毛主席像,还又开始自己搞“军训”。后来又在学生中抓“反革命”。
新来的军宣队政委,精力在抓战备、抓组织纪律上,早上又有人出操了。
工宣队自己则不断地开大会,总结经验,评功、摆成绩。可是于指挥的报告没人爱听了,人们的思想更加混乱。一位老副院长晁涌光对我说:“我参加革命时间久,历史复杂,现在老了,只剩下阴暗面了,我也就解放不了啦。我也不想干什么事了。”有的教师说:“知识分子是玻璃瓶中的苍蝇,前途光明,出路不大。”学生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是压倒一切。”解放了的学生工作干部都不想干了。可是,就在这时,那位一直和“红旗公社”对立,当“主义兵”绝食到第五天,不少人晕倒,还从北京打电话来,要他们“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革命闯将,却被批准加入了“红旗公社”,真是匪夷所思。
王效禹的问题还是捂不住了。 6月23日,工军宣队的副政委向全院师生传达省革委会关于王效禹问题的文件(十条)。话语之间,对王的错误多有保留。工宣队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只是要群众讨论文件,“批省革委主要负责人一个错误、给院领导提一条意见、共同接受一个教训、找出一个措施、而后加以整改”。他们在内部还提出,“要注意,不要叫站错队的人,利用省革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起来翻案”。
群众的讨论可就泾渭分明了,有的义愤填膺,说王效禹比走资派还坏;有的强词夺理,说文化大革命的案不能翻,别单位有的问题矿院没有;也有的失魂落魄、情绪低落,指桑骂槐、插科打诨不说正辞。
王效禹的问题已经很明白,再也拖不过去了。6月27日,工宣队召开全院师生大会做检查,可又说他们在矿院是抵制“反复旧”的,队长也受王效禹迫害,并宣布“十条”已经落实,始终不承认矿院还有被压制的一派。同时,院里还在贴大标语:“庆祝六·二七革命造反三周年!”有的人还对“肃清王效禹的流毒”的说法嗤之以鼻。接下来的又是讨论、讨论,“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讨论之中”。有时实在顶不住了,就用教改、复课来应付。
可是,王效禹的问题一步步升级,文件虽不多,传说很不少,对他的公开称呼由“省革委主要负责人”到直呼其名王效禹。揭出来的问题现行的历史的都有,而且都在纲上线上,再说“内部问题”糊弄不了群众了。院里矛头直指工军宣队、院革委会的大字报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到处传来本单位工宣队被赶走的消息,到7月14日,矿院大门口工宣队的牌子不见了。可是在大门口出现了一张标语:“几个小老保翻案,要把工宣队打成反革命!”
这时,山东全省深入揭批王效禹的浪潮铺天盖地,我看到的揭发材料有204师的、北海舰队的、几个大企业的……还有曾经紧跟王效禹的国恕连、乔世俊等人的,都说“王效禹是山东的蒋介石”;还有说他是叛徙的。
山东矿院的工军宣队已是手足无措,院革委会如坐针毡。后来,总算羞羞答答地承认了,矿院还有被压制的一派、院系革委会不健全、“十条”还没真正落实。可是,接连几次部署落实“十条”的计划都流产了。“造反派”们,特别是学生公开抵制。开大会,要嘛不参加,到会的也在下边讽刺挖苦;讨论会,根本开不起来,有一次采煤693班只到了两个人,其中有一个还只坐了十来分钟。到后来,早上的“天天读”也没几个人了,也不知他们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哪去了?
在这时,矿院的许多“造反派”还是理直气壮:“王效禹犯了错误我们没犯,矿院就是只有一派。”“上边说,要把所谓的老保请进革委会,我们这里没有所谓的,只有真老保。”“我们要用团结中农的政策吸收他们。”满院是“造反派受压”的大标语,在头头学习班上,他们拍桌砸椅还是造反精神十足;在补台“座谈会”上,一边是言不由衷,一边是欲说还休。真正受压的人,还在心有余悸地观望。不过,不同观点的干部还是派了代表,到省革委上访,提出了进院革委的干部名单,可是里边并没有刘子光。矿院也真是特殊。
矿院还是自由世界,在学生中半导体高潮过了又开始养金鱼,到处去捞鱼虫子。扑克、麻将更是全院开花。就连要求宿舍里灭臭虫的事学生也不干,有的班几乎和工宣队动了武。有的男女同学干脆抢了房子,双双对对过起了小日子,用电炉子做饭,还烧了变压器。教工宿舍里更出了大笑话,为一个小孩在邻家养的鸡身上拨了几根毛的事,引起了两家的一场恶斗,大人对大人、小孩对小孩,还用上了石头、棍子和刀子。
在形势的迫使下,9月1日,院工宣队指挥部召开“两级革委会补台座谈会”,还吸收了包括我在内的7个科级干部参加。提出要增加干部,可一谈到刘子光又引起了一场大争吵。是不是解放他意见还不统一。大字报又贴满了院。还出了什么“矿院当官科学讨论会”、“矿院补台观察委员会”,提出了“派性越足当官越大”、“压力越大当官越稳”的理论。
在矿院第一个被揪出、省委定性为“三反分子”、三年来受尽折磨、早已经被批倒斗臭的刘子光,现在又成了矿院运动的焦点。天长日久必然水落石出,当时揭出的那些材料有几条能站住脚?又有哪个领导没执行“资反路线”呢?看看矿院的乱象,似乎只有刘子光出来能解决问题。可是要解放刘子光,造反派是一百个不情愿的,他们的丰功伟绩和革命桂冠岂不要大打折扣。要结合刘子光更是不可思议,上了台的怕丢权,“造反派”怕报复。
刘子光的解放是拖到了无法再拖的时候,在院革委会补台名单最后出炉的前两天才宣布的。造反派再反对,工军宣队也要坚持,否则无法向上交待了。
可是,在院革委会的补台名单问题上展开了一场更大的较量,大会吵,小会闹,折腾了近一个月。
开始是造反派不承认矿院的“保皇派”是“所谓的”,而是“真正的”,不准他们进革委会,只能补工军宣队;《斗批改战报》还大批“宗派主义”。后来又变成工军宣队不参加,原来的人不变;可是这说不过去。最后还是凑和了个名单,原有的人不动,工军宣队参加,再补五个干部;这时刘子光是无法排除了。可是11个常委的分工,主任是工军宣队的政委,副主任一大帮,第一副主任是陈维棠,刘子光只是一个常委还排在后边。宣布院革委补台名单的大会乱得一塌糊涂,几乎听不到拥护的声音。可是这个名单报到省里,省里一直不批。
这个革委会可以说没有一点威信。有一天开大会,那位学生副主任要做重要报告,召集人用了45分钟,要我们去找学生,我只找到7个。会后我参加采煤691班的讨论,学生们先是挤眉弄眼、动手动脚,后是胡扯八啦、大喊大叫。屋里只听到尖声吵嚷、拍桌砸椅的声音,工宣队的连长在场也毫无办法。
69年国庆节庆祝大会上不见了王效禹,讲话的是杨得志。他到哪去了也众说不一,有的说他到哪个农场劳动去了,有的则说他进了秦城监狱。他是倒了还是没倒?在学校里,群众争论了很长时间。
国庆节后,王效禹的头号心腹韩金海也出来揭发他。大会批斗了他的老婆刘崇玉和孟庆芝、张美智等,还抓了一些坏人,包括市公安局逮捕矿院学生引起绝食的主使人。这时,全国到处都在抓捕挑动武斗的坏头头,有的还判了死刑。矿院的“造反派”真正感到了压力。
尽管有人说,王效禹还在山东,可是他再没有出来,这颗山东政治舞台上闪耀一时的明星,从此不知下落。尽管矿院的“造反派”还是对“十条”的落实软磨硬抗了好长时间,怎奈天时不再,大势所趋,已是穷途末路,头头们也不再说“王效禹是内部问题”了。不过,有一天听揭批王效禹的大会录音,到会的学生不到十人。大字报不敢贴了,有了小字报“评矿院革委补台”,还批了工宣队的于指挥。“保守势力回潮论”、“造反派受压论”、“矿院特殊论”还在统治着矿院,党员还是不敢交党费。
省革委会的领导换了,从部队来了一些大干部,有的当了省革委的领导,有的在政治部、生产指挥部当一把手。“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和“大中学校红代会”等“群众组织”被撤销。已经倒了的“山工联”也不准再恢复山头。原来被打倒和靠边站的一些厅局长,又当了省革委各组的组长。
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不过,新班子的主要任务似乎是真正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有一阵子战备抓得很紧,又在校园内挖防空洞,改用军号代替铃声,反复让师生熟悉防空号音。家家要有储备,一人20斤干粮,一个月的工资,白菜、萝卜越多越好。说是下一步还要疏散人口。尽管社会上派性斗争还是十分激烈,山东省的经济形势渐渐有了好转。
矿院的工宣队变了面孔,先是枣庄矿派了新人来搀沙子,新来的21个人中有17个党员,而且都是另一派的。后来又由机床二厂派人全部替换了他们,指挥姓董。不知何故,在这之前,学校大门口那个白底红字的“红旗分社”大牌子被取下来了。
军宣队的人也换了,政委姓魏。他旗帜鲜明地把矿院各派的代表人物拉到军营去办学习班。学习班成立党团支部,恢复了组织生活,刘子光还当了学习班的指导员。这一换,矿院受压的一派可就占了上风。 
这下“造反派”感受到了真正的危机,“不动枪,不动炮,矿院换旗号。”“不动枪,不动炮,大权又夺了。”林副主席的教导他们是牢记在心的:“有了权就有了一切,丢了权就丢掉一切。”有的老干部也担心地说,有的干部就是有错误,不能一律官复原职,不能又是一派压一派。
两派斗争重新尖锐起来。有一个参加学习班的造反派学生发表声明,不参加学习,红卫兵继续活动,以示抗议。接着,矿院的两派又大斗起来,有点像运动初期。造反派否定学习班的成果,说:“都是革命的,谁代表资反路线?”“王效禹犯了错误我们没犯!”有些学生还以离校来抗议。
1970年1月27日,全院开大会,批判王效禹的“阶级关系变动论”、“军队支保论”、“造反派受压论”、“保守势力回潮论”、“清理阶级队伍三不清”(指党外的不清、新班子里的不清、社会上的不清。)等谬论,刘子光主持会议,这可能是军宣队安排的。这在全院引起了轰动,他只是一个排在后边的常委。可是,似乎多数人认为这是应该的、正常的,只有他有领导全院的能力。没过几天,到“一打三反”时,是他在安排部署全院的工作了。
这时工军宣队态度更加明朗,公开批评运动中表现不好的干部,支持坚持原则的干部;批评“造反派”,发动全院师生进一步批判王效禹,落实“十条”。“造反派”开始分化了,可是还有一些人在顽强地反抗,采煤69.3班中的有些学生就是一直硬顶着的,直到揭出了他们中的一个破坏和盗窃公物的团伙。有的则从硬顶转为软磨,大会小会不发言。
到这年的3月30日,学校公布了省革委会批准的新的院革委会名单,31名委员中,虽然还有9个学生,可是干部占了14个,刘子光成了院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主任是军宣队的政委,他成了事实上的矿院一把手。文革前的干部,除了确有问题的之外,几乎全部复职。于是又有人说公道话了:“干部全部复职不好,上台后以胜利者自居,还是老一套。有的还对冲击他的群众不满,以新的一派掌权,代替旧的一派掌权……”说起来也耐人寻味,从这以后,矿院表面上很快平静了,直到刘子光调走。
一个人在这样动乱的社会里,就更像激流中的一片树叶,那命运是变幻莫测的。几年前已经被造反派“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刘子光又成了矿院实际上的一把手,主持了院革委的工作。那省委关于他是“三反分子”的决定也没有人再问了。我们这些“造反派”怎么也通不过的党员的党籍也似乎自动恢复,我还成了采煤系革委会的副主任,并实际主持了采煤系的工作。各个学生班级,又是原来的班、团干部掌了权。一伙老人又在老会议室见面了,这文化大革命也真有意思,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可是人人的心里都是五味杂陈。
新班子没有打击报复造反派,反复强调让他们放下包袱共同对敌。就是矿院群众公认的头号打人凶手陈老广去找刘子光“赔礼道歉”时,刘子光也只是对他说:“毛主席一再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为什么不听呢?”当时,我在内心里对“造反派”、特别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说是很厌恶的,可是我还是严格按党的政策办事的,没有利用职权对造过我的反、甚至打骂过我的人有任何报复行为。后来我更是原谅了他们,在这些学生参加工作之后,我接待了不少的“外调”,当他们问起“听说某某打过你……”之类的问题时,我都说“我不记得了”。
我知道,这会关系到单位对他们的任用,甚至关系到他们的一生。对于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我自己都不理解,办过很多的错事,更不能苛求他们。
学校院系领导班子里的人是新的了,可还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坚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的仍然是极左的一套,只是没有了“造反派”的胡作非为。
从形式上看,山东矿院又是原来的当权派掌权了。“一打三反”的内容,又必然要涉及到不少“造反派”的头面人物,使他们一度灰溜溜的。可是,“造反派”在山东矿院里经营了几年,其势力还是很强大的;他们是绝不甘心丢失他们曾经夺在手中的权力的。再说,全国大的形势也并没变,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中央文革”还在掌权;他们不时地要出来表演一番,明顶暗抗,搞过不少的名堂。
  刘子光同志恢复工作之后面对一个十分复杂的局面,学生中的“造反派”有些人还在反对他;工作组时期给他炮制材料的一些教工,特别是几个机关干部下不了台,还在背后活动,甚至到省革委去告状。只是由于大势所趋,加上他往日的群众基础和自己的工作能力,还能控制局面;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又获得了群众的拥护和上级的肯定。学校表面稳定了一段时间。
在刘子光调走之后,矿院又动荡不定,“造反派”还上下配合不时掀起波澜。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矿院从未真正安定过,特别是在后来的“批林批孔”中,“造反派”又故伎重演,乱中篡权控制了矿院,几乎要再次“翻烧饼”。只是中央及时揪出了“四人帮”,他们的总后台垮掉了,“造反派”们哀叹几声之后就渐渐从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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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与“造反派”

在山东省,自从王效禹下了台,在大多数群众的心目中,那“造反派”就像馊了的馒头——不香了。
山东矿院也不例外,革委会改组之后,“造反派”很快由失势变成被人另眼看待。到后来,它就成了政治投机、有野心、不讲道理、横行霸道的代名词,直到如今。
“造反”是什么?历来在中国的字典中的解释是:发动叛乱,采取反抗的行为。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造反”是不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推崇的,是一种迫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中国人崇尚的是太平与和谐。
旧社会,中国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只好起来反抗。历时百年,艰苦卓绝,付出了世界史上无与伦比的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才换来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老百姓想,从此会过上天下太平的安定生活了。
解放后,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国人民简直是在“运动”中过日子。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经历,开始还觉得新鲜,也看到了成效;加上毛主席、共产党的无上威望,群众还有积极性参加。大跃进、大炼钢铁之后,虽然也有些新城市、新铁路、新工厂、新技术,让人振奋,可是长时间的过度劳民伤财,广大群众已经对运动感到疲倦、厌恶。后来的“四清运动”,尽管是中国共产党在自己领导的国家内进行,也需要用“扎根串联”的方法来发动群众了。
中国共产党对党员的教育,从来是做党的驯服工具,“四个服从”已经成为党员的思维定势和行为准则。特别是“反右”之后,服从本单位党的领导,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党的领导是什么?还不就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大小领导干部嘛。在当时群众的思想上,造党的领导干部的反,被认为是一种完全不可接受的、错误的、甚至于是犯罪的行为;可以说,人们想都没有想过。
“文革”一开始,听到“造反”这个词,人们普遍感到不可思议,当然我也不例外。就是在造反的人,也觉得这个词不那么名正言顺。我在 1966年8月24日最早见到的,由“济南市三十二中革命造反队”散发的《“造反”宣言》,那“造反”二字还是加了引号的。本来嘛,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共产党号召人们起来造自己的反岂不匪夷所思。
可是偏偏毛主席就有“最高指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毛主席的话是绝对不会有错的,要错都是自己错,这也是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定信念,我则是有过之无不及。在政治问题上,我早已经习惯了从不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毛主席说“造反有理”,那就是造反有理。和全国一样,“造反”的大旗也在山东矿院高高飘扬了。
当时各单位的“造反派”,造单位领导的反;一个县、市、省的一些“造反派”串通起来,可以夺县、市、省的权;都是畅通无阻的。可是当出现了自行组成的全国性造反组织,就被中央立即通令解散了。
后来还有了所谓的“造反精神”,那是需要从小培训的,“要当小老虎,不当小绵羊”,小学生敢造老师的反才是好样的。这样的典型果然在各地不断出现,小学生中出了黄帅,考大学的更是出了天下闻名的白卷英雄张铁生。
要“造反”当然就要有“造反派”,有“造反派”还必然要有与之相对的“保守派”,否则“造反”这命题就难以成立。从历史的事实来说,“文革”是为了造“刘少奇黑司令部”的反。在这一点上,山东矿院的师生中并没有“保守派”,都是“造反派”,不过有先后而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直接领导的。在当时的政治思想领域,毛主席就是一切,还有谁不紧跟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干革命吗?“造反派”们说得有理:“只要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各级党委算老几?”
我虽然在运动中受冲击,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其实我也是时刻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到了后来,我的思想体系也是“造反派”。中央下了文件,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虽然开始有些吃惊、怀疑,后来我还是深信不疑了,也起劲地跟着批判《黑修养》;在这之前我是虔诚地拜读了好多遍的。只不过是“造反派”不讲统战而已,要早发现我这个人才,我会为矿院的“造反派”成就不少大事的。
那时人人都明白,毛主席就是党中央,党中央就是毛主席,毛主席高于党中央,只要不涉及毛主席谁都可以反。
就山东煤矿学院的“文革”历程来说,开始公开造以刘子光为首的院党委的反的人,只有成彦水一个。后来工作组来了,打出了“毛主席派来的”旗号,又明确地把矛头指向了刘子光之后,可以说全院师生都一起“奉旨造反”,矿院哪来的“保守派”?我也是造反派,尽管没人承认。
矿院“保守派”的帽子是别人硬扣上的,他们是工作组在矿院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过程中被压制的一些人。这些人大部分是一些党员、干部、先进模范、积极分子和比较老实本分的人,有些人弯子转的慢了一点倒是事实。不过,从后来的大形势看,其实矿院的这些人当“保守派”也没有什么可委屈的,似乎这一类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应该成为“保守派”。全国的大小单位都一样,头头都是“走资派”、“三反分子”,“是刘少奇线上的”人,过去和他们接近的人不当“保守派”还想当什么?另一些人呢,都自诩为路线觉悟高,早就看透了一切,是天生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
“造反派”还要“响当当、硬邦邦”,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比什么称号都光彩的;它发出的气味,会对异性更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是响当当、硬邦邦的造反派而争得了漂亮老婆的人可是不少。我发现这样的人数量不多,可是能量很大,都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是“真正的造反派”,其他大多数人只是随大流的。
就我在山东煤矿学院所耳闻目睹,当个“真正的造反派”可也并不容易。
首先他得脸皮厚,会说瞎话、编故事,只要“革命需要”,可以把狼牙山五壮士说成是绝对没有的事;把一切被捕过的老革命都定成叛徒;把真正的叛徒封为烈士;把劳动英雄模范都说成是假的;把汉奸、伪军官说成是“党派进去的地下工作者”,说起来还要口不打顿脸不发红。“曾母疑于再至”,“市虎成于三夫”,只要你硬着头皮说下去,一个事实就确立了。还可以用偷换概念、诬陷栽赃等方法先把一个错误观点硬加给对方;然后假装来一个大吃一惊,再大张旗鼓地声讨批判,造的声势越大越好,让你有口难辩有苦难言,一个罪名就又按上了。
二要利益所在六亲不认,别管他过去工作如何、对你如何,只要他今天碍了你的路就把他打成“走资派”、“牛鬼蛇神”;他就是你不共戴天的敌人,就要和他划清界限,毫不留情地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万劫不复;什么阴险毒辣的手段都可以用,拳打脚踢是革命的表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
其三是要抛弃一切的正常思惟和是非标准,要敢想、敢干、为所欲为,根据嘛,到毛主席语录中去找,那里边什么都有。
其四要有点流氓泼皮的劲头,成为彻头彻尾的痞子。说不过就动手,打、砸、抢、抄、抓,都是革命行动。那时学生造反派的标准形象是,穿一身绿军装,胸前和帽子上别着毛主席像章,皮带不扎在腰间而是拿在手上。我在想,过去历史上造反夺天下的人物是不是都是这个架式?我总觉得用这个架式是夺不了天下的,可是后来我看着陈水扁在台湾用这一套还真管用。别管怎么说,要说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是无论如何不敢认同的。
就山东矿院而言,绝大多数自称“造反派”的人,都是在明确地看到了这次运动就是要矛头对准以刘子光为首的院党委后,“奉旨造反”的;只不过有几个早一点,被称谓“老造反”,最早的就是那位基础课教师成彦水。不过,若从他所反的那些“修正主义”内容来看,实在文不对题;可是在广大师生还本本分分地在党委领导下搞运动的时候,他敢冒风险、顶风而上,单刀直入杀向院党委、刘子光,又像是胸有成竹,坚定不移的。别人都说,那是背后有名人指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不敢妄评。
这位教师在学校内是风光了一阵子,被当成山东矿院的“革命造反的理论权威”和英雄,干过院革委会的付主任。后来“文革”发展到“武斗”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冒尖,还被王效禹的棒子队打破了头。“文革”后他还是当教师。80年代他“下海”了,在济南矿院分院附近开了一个小饭店,我有一次出发到济南还去吃过一次饭,“相逢一笑泯恩仇”,见面都很客气,他还一再推让不想收我的钱。后来他不开饭店了,湮灭在茫茫人海之中,没有再听到他的消息。
采煤系采煤专业66级,有一个学生造反很早,造反精神特强,自诩路线觉悟高,其实那原因我是最清楚的。他本来在我们眼里是一个很平常的学生,谁知他胸怀大志,想要一鸣惊人。他写了一篇叫《论家庭》的文章,我记忆中的大意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先要消除私有制,为此必须彻底改造现有的家庭结构,不要固定的一夫一妻,可以随个人的意愿结合,生了孩子由社会抚养……记不清他把这篇文章寄给了党中央哪个部门了,还附了一封信,说他对这个问题已经研究很久了,只是现在学习任务很重,没有时间继续研究了,让他们接着来完成这个任务等等。
中央这个部门看过文章之后转给了学校,还附了一封信,要学校有针对性地做好这个学生的思想工作;这封信我看过之后,交给了他班的辅导员。回信的事不知怎么让他知道了,他认为信在我手里,看来是想要,可他又不直接找我。正在这时,工作组进院了,他立即起来造反撬了我的办公桌。这位“老造反”可是真有雄才大略,造了一年的反之后,他脱颖而出,不但当上了院革委会的主任,还成了省革委会委员,成了全院屈指可数的大人物。不过,他说因为受到我的迫害才起来造反,可实在是有点昧着良心说瞎话。尤其是在我被工作组推到井里的时候,这落井下石可就太不光彩了。
后来王效禹倒了台,省里的大首长是当不成了,可能是他的难兄难弟保了他,到山东莱芜的一个大工程项目去当了副指挥。又可能是他后来不甘心,不久又回到了学校,听说是想当院长的。那时也确有人支持他,包括军宣队的人,可是毕竟大势已去,最后的结果是当了一名力学教师。这么多年了,当上教授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在今天的大学里,像他那年头毕业的大学生,还有几个不是教授呢?要说学术上有什么造诣恐怕很难说,因为他是擅长搞政治的。听说直到现在,他和当年给他戴上造反英雄的桂冠、让他风光一时的工作组组长还过从甚密,患难之交嘛,有共同语言也不奇怪。
在我们系的学生中,还出了一位山东省红卫兵指挥部的大官。他年纪小、很机灵,在野营拉练时曾给我当过通讯员。怎么上去的我不清楚,只见他那时是披着军大衣,出入坐小汽车,见了我两眼向上四十五度。“文革”后期他吃了点苦头,差点儿被打成反革命。“文革”以后见面就很客气了,曾要求调到我主管的学校工作,我倒是想接受他,可是上级人事部门说他是造反派的头头不能到学校工作,没有批准。我退休时他已经当了一个厂的厂长,带了秘书到我家去,称我“恩师”,请我帮助他们厂推销产品。说是要专门为我配一台轿车,一个月只请我出两次门。我想安安静静地读点书,写点东西,不想卖老脸皮,没有答应他。从那就再没有见他,我这“恩师”的恩,可能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全国上下的”造反派”,把矛头一致对准了各级党委的时候,大大小小的单位、部门的领导都被打成了“走资派”,放眼环顾,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似乎没有几个好的。在“造反派”的眼里,刘少奇是“藏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邓小平是“全国最大的走资派”;朱德是“黑司令”;贺龙是“土匪”;陈云是“修正主义分子”,整天不干工作,吃饭还要数米粒……各省、市、部、委,地、市、县、乡的主要领导干部似乎都应该打倒。当全国各地乱成了一团的时候,另外一种意义上的造反出现了。
矿院有一位教师,据说,他父亲是国民党军队阵亡的高级军官,他是在国民党“励志社”里长大的。这时他被眼前这打倒一切的局面搞糊涂了,一时心血来潮,自己也跑到一个学校领导干部家去造反了,而且当面对那个干部说:“你们共产党完蛋了!”谁知这话传到了“革命师生”的耳朵里,他马上成了“专政”对象,看来此“造反”不同于彼“造反”。不过这个老师很聪明,他很快就明白了眼前的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在“清理阶级队伍”时,他老老实实地交待了事情的过程,深挖了自己的反动思想,表示今后坚决跟共产党走。他还“现身说法”去做别人的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个老师以后所走的路证明了他说的是心里话,他本来就是业务尖子,后来学术上很有成就,在培养新教师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老而不休,运动中的这件事早就被人遗忘了。
至于最早当众“揭批”刘子光的那位勇敢的、年纪不大的老太太,“文革”中认了不少大学生当她的干儿子,她的家一时热闹非凡,很是风光了一阵子。不过,当时就传出了不少的绯闻。后来到某个矿上又找了个丈夫,离开了学校,走的时候似乎也不大光彩。
乱世英雄起四方,不论是持什么观点的人,除了“牛鬼蛇神”,当时都组成了“革命群众组织”起来造反。在山东煤矿学院,除了两派红卫兵之外,还有众多的“造反队”和“造反司令部”。不管人多少,那名称都是争奇斗艳,尽显革命风采,什么“前进”、“大方向”、“东方红”、“卫东彪”、“驱虎豹”、“花枝俏”、“硬骨头”、“反到底”、“不怕死”、“剌刀见红”、“揭老底”……还有一个只有一个人的“独立大队”。一时间群雄逐鹿,风尘滚滚,你上我下好不热闹。在经过反复较量,几经沉浮,一派夺了大权之后,与夺权的一派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红旗公社”。之后山东矿院绝大多数师生都成了它的部属,“造反派”终成正果,新朝廷的新贵们粉墨登台,在山东煤矿学院的历史上,上演了一幕空前也肯定会绝后的滑稽剧。
俱往矣,一代风流!可是有哪一位“造反派”是出于真正理解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起来捍卫它而造反的呢?在山东矿院我至今也想不起一个来。
从山东矿院走过的历史来看,公平地说,在文革风云初起,广大师生怀着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心情,打起毛主席倡导的造反旗号,去做一些自认为是革命的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到了运动的后期,是非已经清楚,广大群众已经醒悟,那一些还在坚持“造反”大旗的人,即使和“四人帮”没有组织联系,他们思想上也明确地知道,上边有王、张、江、姚等一伙人在支持他们,是一种自觉地投靠。他们的爱恨不是出于是非,而是基于利害和野心。所以当“四人帮”被打倒时,矿院有个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气极败坏地说出了“‘你办事我放心。’这可放心了,尸骨未寒就让人把老婆抓起来了……”的露骨的狠话。
今天看来,相当年叱咤风云不可一世,上窜下跳横行霸道于一时的“造反派”,不过是被大人物耍的猴儿;文雅一点说,是做了别人的政治工具。所不同的是,开始有些人是怀着一颗虔诚的心被动不自觉的;后来的人则是心甘情愿乐于效力的。可是当“造反派”的光环与权势在身的时刻,不少人就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狐假虎威不可一世。他可以以革命的名义不择手段的打倒所有有碍于他的人,如有必要就毫不手软地致人于死地,这在当时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事。不过当他处心积虑地瞄准别人的时候,常常他自己又在别人枪口的准星之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造反”,从实质上说就是一场人们撕下一切伪装面具、抛掉一切做人道德准则的相互攻击、恶斗与仇杀,把个神州大地一时搞了个天昏地暗,人妖难分。
文革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必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令后人难以理解的怪物。可是,在中国人人性中的这些丑陋的东西,至今还没有人认真地研究一下。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有些“造反派”还念念不忘昔日的风采,有矿院有一个采煤系的学生在井下曾对人说:“当初我在大学里是院革委的宣传部长,在几千人的大会上讲话,现在我在深深的地下,还有谁知道我……”不仅是思想上怀念,造反精神的流毒还不时在社会上作孽。个别保持“造反派”思维的人,在计划经济下的企事业单位,继续搞他们的“对准领导就是大方向”。他们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纠合一些人搞夺权,手段还是老一套:造谣言、编故事,对内胡搅蛮缠、对上到处诬陷,把个单位搞得乌烟瘴气。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一招还是有些效果的,一般的单位领导都拿他们没辙,明知是害群之马,可你不养着他们又别无办法。
到后来,形势有了变化,再想用这种办法搞乱一个单位夺到权力很难了。可是他们很长时间想不通,为什么“造反有理”不管用了呢?还有些“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十几二十年后也没想通,还不时有点“造反行动”。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政治流氓”,对这些人大概是最准确的称呼。
我不明白,到底是中国人中一直就有这类人,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有理”的宣言唤起了他们的觉悟,便在这面大旗下物以类聚呢?还是文化大革命在中国造就了这一类的人,他们还会“继续革命”?
不过在体制改革之后,管事的领导人真有了管人的实权,这类人在当今的领导面前可就都老实了;特别是对待私营业主,更是只有奴颜媚骨,可鄙而又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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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

要革命就会有反革命,如果这只是两种思潮、两种势力的对立,在法律的制约下和平竞争、较劲,就是再激烈也不会对国家、社会造成致命的伤害。可是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革命与反革命从来都是你死我活、誓不两立的。
人民群众在三座大山压迫下活不下去,只能起来革命。可是,革命起初受到反革命的镇压,“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在腥风血雨的岁月里,刑场、战场,血流成河、尸骨堆山,人间地狱,惨绝人寰;只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革命成功之后,为了防止反革命的复辟,那专政也是毫不客气的,是“血债要用血来还”。于是,“革命”在中国就定性为暴力和流血。按说,既然革命与反革命是水火不能相容,那么革命与反革命两者,就应当是界限分明的。
解放之初还是比较明确的,戴这种帽子是有具体的杠杠的。
“历史反革命”那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汉奸、特务、军官连长以上、警察警长以上、地方官保长以上、国民党和三青团的骨干……只要够了那规定的杠杠就要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轻则交群众“监督改造”,重则要判刑蹲监狱。一般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虽然不戴帽子也要“内部控制”,不能重用,更不能上机要岗位。
“现行反革命”则是只要带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杀人、放火、爆破、张贴反动标语、散发反动传单、在公共场合呼喊反动口号、在群众中散布谣言……都要定成“现行反革命”罪。对于这种罪,量刑从严,处罚从重,镇反、肃反中是杀了许多人的。那时的现行反革命,多见于从事破坏的敌特和进行报复的地、富、反、坏,不过,我还不记得在我身边发生过。
“反革命”,那是一个人的危险身份和最不可赦的罪名。只要谁的头上有了“反革命”的帽子,他就是敌人,是专政的对象。对待这种人就是要冷酷无情,只有界线不清的疑虑,永远没有过左的担忧。他们的家属子女、亲戚朋友也必然要受到牵连和影响。不过,那时的敌人不多,也比较明显,同时也是早就被人们认可的。
可是到了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与反革命,两者却常常是难以分辨的。定案也变得很容易,只要有两人旁证即可,证据、口供都是可有可无的。
“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敌人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国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山东矿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子光,而且几乎大小单位的一把手都是,人数众多比比皆是。
谁也想不到,这次革命就是要“革革过命的那些人的命”。当然,那“历史反革命”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被揪出来,当陪斗的靶子;因为他们突然又变成了“受走资派保护的人”。与此同时,“现行反革命”也一下子多了起来,开始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后来又加了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和文革的旗手江青。这几个人就是“革命”的惟一,绝对反不得,其他的统统打倒都是革命行为。再后来,反对“样板戏”也是反革命了。
那“反对”也变得越来越容易,别管字大字小,写一个标语;别问声音高低喊一句口号,甚至于坚持自己观点,都能成为“现行反革命”,最典型的是张志新。一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就因为自己不同意“中央文革”的那些歪理和恶行而且坚持不改口,就被定成“现行反革命”判了死刑。行刑前还在她嘴里放上夹子不准出声。这样以来,“现行反革命”也就越来越多。别管多少,对“现行反革命”是绝不能客气的,轻则被批斗,重则被判刑;文革期间,我还在济南市的一次公判大会上,亲眼见过一个小青年,因言犯罪被判死刑的。
“文革”期间,在山东矿院,“历史反革命”新挖出了好几个,也出了多起“现行反革命”案件,其中在采煤系师生当中就有两起。
一起是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那还是造反派掌权的时候。有一天,学校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一起嬉戏,有的在学着大人呼口号,伸着胳膊乱叫一气。混乱中,一个三岁的小男孩喊了一句:“打倒毛主席!”,别的孩子报告了老师。他 班的老师十分害怕,一时简直是吓得魂不附体。自己班的孩子喊反动口号那还得了,要牵连上自己那就全完了。幼儿园的领导也惊恐万状,连忙和几个老师一同问这个孩子是谁教他喊的,孩子说是他妈妈。幼儿园如实回报给了院革委会。经查,这孩子的妈妈是我们系的一位中年女教师。可是,她们夫妻两个都是响当当、硬邦邦的造反派,对毛主席是无限热爱的。虽然学校是造反派掌权,这可是大是大非,包庇反革命可是谁也担不起的罪名。
当时最流行的提法之一就是“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这真是祸从天降,于是隔离审讯、批斗、搞“车轮大战”,弄得这位老师披头散发、面黄肌瘦、目光呆滞。反复审查了两次,折腾了好久也没弄出个结果来,我记不清最后是怎么收的场了。这个女教师是学地质的,原本身体很好,后来年纪不大就去世了,是不是与这次的惊吓有关?我说不清楚了。
另一起是发生在我主持采煤系工作之后。在学生宿舍二楼的男厕所里,一个大便蹲位的门上,有一天出现了“打倒毛主席”几个小字,像是一边拉屎一边用钢笔写的。第一个发现的学生被吓得心惊肉跳,大便没解完就急忙跑出来报告。此事惊动了全院,采煤系革委会更是泰山压顶。我们迅速到公安部门报了案,接着,按上边的要求在学生中核对笔迹,排查嫌疑人,呼呼隆隆搞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结果,事情也就渐渐地放下了。
过了一段时间,采煤专业69级有一个姓陈的学生,自己找领导说是他写的。谁也想不到是他,那是一个很老实,不多说话,学习也很好,从没有发现有任何劣迹,只是对采煤专业有点反感的学生。
既是“现行反革命”就得严肃查处,于是把他隔离起来,要他交待作案的动机、目的和相关情况,可他什么也交待不出来。记得他是南方人,出身在一个工人家庭,父母都是做工的。社会关系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实在找不出他写反动标语的“阶级根源和现实原因”。我怀疑,他是不是精神出了毛病。可是,既然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就不能轻易放过。不过,最后还是作为宽大处理的典型,在济南市召开的“宽严大会”上宣布:由于主动交代,态度老实,从宽处理,免予刑事处分交学校处理。学校把他开除了,并派人把他送回原籍,把他的犯罪事实材料转给了当地。他后来的情况不得而知,大概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阶级斗争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的结果是,抓的人越抓越会抓,阶级敌人也越抓越多了。
当时有一项罪名叫“恶攻罪”(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说句对江青不太恭敬的话,都会被戴上“恶攻罪”的帽子,打成现行反革命。
记不得是什么时间了,《大众日报》的第一版上刊载了一张大幅的毛主席像,在背面的一页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那题目是《打倒……》。对着阳光一看,那“打倒”二字正落在毛主席像的头上。这下可不得了啦,几千人包围大众日报社,要揪“现行反革命”。这件事我到现场看过,人山人海,群情激昂,听说持续了很长时间,如何收场不得而知。
新汶煤矿有个采煤工人,平时说话不大在乎。有一天晚上在看电影的《新闻简报》时,看到林彪手里摇晃着《毛主席语录》,猥猥琐琐地跟在毛主席后边不大顺眼,脱口说了一句“真像个奸臣”。于是闯下了大祸,立刻被当“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幸亏林彪暴露得早,否则他不知要蹲多长时间的监狱。
还有一件事,当时侥幸没有外人知道,当事人逃过了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劫。在三十多年后,他们亲自告诉了我。那时家家都有各种各样的毛主席像,有一种磁质的20公分高的毛主席半身塑像,是人人都想得到的珍品。一位年轻女教师好不容易弄到一尊,当成了一家的宝贝。恭恭敬敬地把它放在书架最高层的中心,两边摆上毛主席的著作,天天擦拭得一尘不染。
有天傍晚拿下来擦拭时,一不小心,那像的底座被碰掉了一个角,小两口被吓得目瞪口呆。这可怎么好?让别人看见了,这砸坏毛主席像的事,扣个“现行反革命”帽子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何况还有对立的一派正在找茬。怎么办呢?扔掉可不行,到处都有“革命群众”的眼睛;再说要是被查出来还不得罪加一等。藏起来,一间小屋往哪里藏?一旦被发现这可是有口说不清的。
两口子晚饭也吃不下了,提心吊胆地商量到半夜才想出了个办法。到夜深人静无人注意的时候,把窗户关严,先用被子把它包起来砸成大块。然后每天夜深了,再把一个大块放在书上,底下再垫上枕头,轻轻砸成小块,住在楼上,那动静是一点不能出的。他俩像作贼一样,胆战心惊地捣鼓了一个星期,才把这件生死悠关的事完成;之后还要分次把那碎末拌到炉灰里倒出去。这件事使两个人好像生了一场大病,直到看看周围的人没有什么异常表现,那悬着的两颗心才算平静下来。一场大难总算躲过去了,后来说起这事来,还有点心有余悸。
那时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心里的天总是阴着的,总感到头上有一面无形的反革命大网在张着,不一定什么时候说错一句话、办错一件事,就会惹来大祸。人人都谨小慎微,郁闷难言。特别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更是倍加小心,在人面前不敢说话,开会发言必照稿念,那怕是几个人的小会。
我也不例外,每天晚上都要仔细想想,今天可有说错了的话。至于写作,那早已经是“左派”的专利了,因为在一篇文章里要找你点毛病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
同事们告诉我,他们早就都把自己的日记、文稿、乃至来往书信都烧掉了。平时更是把自己的头脑和嘴巴上把锁。对人只说三分话,真情深深埋心底,来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时时表忠心,跟着路线走”。
回想一下那时,不是两面派的人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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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三反”之一

山东的王效禹被打倒,刘子光又重掌了矿院的大权之后,我也成了采煤系的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主持了全系的工作。可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整个国家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我们所执行的还是左的一套。接下来的“一打三反”,仍然主要是阶级斗争,只是我们从主观上注意了,严格按党的政策办事,认真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再搞“造反派”的那一套。
197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又下发了《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指示》,概括为“三反一打击”。不过,在运动中一直是叫“一打两反”,重点抓的是打击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到运动的末期又把反对铺张浪费并在一起,叫“一打三反”了。为了叙述方便,这里就统称“一打三反”。
在山东煤矿学院,“一打三反”运动是1970年2月16日下午开的全院动员大会。“清理阶级队伍”已经拖了一年多了,这次要和“一打三反”结合进行。
在这个运动正式开展之前,全院进行了一轮针对性很强的斗私批修活动。班、系、院,层层开会,主要矛头是派性和在前段文革运动中的违法乱纪行为。学生中还进行了“公物还家”活动。这就必然要涉及院系一些造反派的大小头面人物,他们的抵触和对抗是可想而知的。听领导说,省里也是一样,被解散的“三大左派组织”,账目混乱,挥金如土,贪污盗窃问题成堆。“红山指”的有些学生也发了大财,从一个学生身上就搜出了1200元现金。所以运动的阻力很大。
在这时,院革委还对一些领导不力的基层领导班子做了调整。我这时是采煤系革委会的副主任,还是排在第三位,主任到外地帮助工作了,系里有点群龙无首。院军宣队的魏政委和刘子光同志一起找我谈话,说要调整系革委会的班子,要我抓全面工作。我有顾虑,因为两派都不喜欢我,在当时派性还很明显的情况下,怕工作不好开展。建议保持现有格局,我一定尽全力工作。从这之后,我实际上主持了采煤系的“一打三反”工作;应当说,采煤系在这次运动中出的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
“一打三反”运动开始时,我的工作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院里开了大批判会、斗私批修放包袱大会,刘子光在大会上苦口婆心地动员,要犯错误的人主动交待问题、归还公家的财物。在采煤系,不少人这样做了,可是有些人思想抵触很大,“造反派”说这是“老保翻案,打击报复”。他们也不把我放在眼里。有个姓王的学生对找他谈话的人说:“你们想怎么样?我是老造反,毛主席接见过,大方向一贯正确。多花几个钱算什么,不过是小节……你们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红卫兵……”气势汹汹、振振有词。有的学生还假装谈思想找我摸底,研究对抗的办法。
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在全院动员大会的前一天,先开了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大会,这是过去搞运动的常规惯例,文革以来还是头一次。在会上,传达了中央的有关文件、省革委批示和省直机关的经验;反复强调,对反革命不打不能平民愤。省里的领导说,这次要杀一批,40个太少,南昌市一次杀了127个,淮南一次判了500多。要求领导干部不能右倾、不能手软,领导不力的要撤职。党、团员要上第一线,发挥带头骨干作用。省革委会为了让干部大胆工作,特别提出,已经解放的干部,不经上级批准不准批斗。
在全院动员大会上,工宣队的董指挥对阶级敌人和顽固坚持派性的人提出了警告。会后接着召开了各级领导小组会部署具体工作。刘子光强调,首先发动群众,要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晚上又开治保小组会,安排对重点人物严密控制。
第二天我就开了采煤系全系师生大会、学生党员大会,作了工作安排。我的党籍似乎是自动恢复的。
经过了三年多的文化大革命,社会的混乱可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舞枪弄炮、杀人放火成了寻常事,就连援越军事物资的列车都被抢劫,当然都是以革命的名义。有些解放以来,在历次运动中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也起来翻案,有的说自己五七年就是造反派已经被压了十几年;有的说:“过去的左派都是右派,过去的右派都是左派。”贪污犯说自己“不过是多花了几个钱”,十七年来形成的社会秩序完全被打乱了,似乎历史要重写。还有一些“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在真正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奉公守法的人天天生活在惶恐之中。
乘机作乱的坏人,当然属于这次一打的对象。可是,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鼓动下,自我膨胀得不知天高地厚的那些造反英雄们,前不久还自诩为革命壮举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言论,打、砸、抢、抄、抓的行为,这时也进入了“一打三反”的审查范围。“要揭文革中的阶级斗争盖子”,矛头也必然指向了这些“造反派”中的人。
王效禹当政时,对清队有个“三不清”的说法,就是党外的、新班子、社会上的人都不清,这就把好多坏人送进了保险箱。这次两个运动一起搞,那些对象可是基本上都在“造反派”里边了。特别是上边提出,这次清队要指向借文革起来造反的敌人,要揭“文革中政治、经济和思想三个领域的阶级斗争盖子”。动员大会之后,有些人就感到压力沉重了,不只是有历史问题的人,包括有些“造反派”学生、教工,也觉得事情不妙。有的在动员会上香烟烧了手指自己都没感觉到。
这是不难理解的,就拿“现行反革命”这一条来说,有些造反派头头前一段的行为,可是明显地违反了“公安六条”。例如,在两派争夺省革委大院时,切断省革委通北京的通讯电缆,实际上是“造反派”自己干的,而后给对方栽赃。我们学校的一个进了“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的头头就直接参与了此事,这次也被圈进了“现行反革命”的范围。有的教师、学生,借文革串联,到自己的家乡去煽风点火,支持一帮人横行霸道,为地富分子亲友翻案;有的在运动中翻自己的旧案;有的自恃是老造反,信口开河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等,当时都被提出来了。有些学生造反的能量很大,我们接到昌乐县的揭发材料,说我们系有两个学生,前段曾在他们县煽阴风、点邪火,支持坏人反军乱军、整干部,他们要当县长、县委书记。一时间,找我揭发问题、交代问题的人应接不暇;还有人找我哭诉,说她的问题是被冤枉的。院里收到的揭发材料更多,到4月7日,达到了6000多份。这时我在怀疑,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太沉重了吧?这是当日的初衷吗? 
接着,山东省和济南市公安部门联合召开了公判大会,济南市判了17名,山东省判了34名,其中21人被判死刑。省里又开了大专院校领导骨干会议,首先传达了省革委会主任李水清,在各地市党的核心小组和公安系统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克服右倾思想,放手发动群众,把一打两反运动进行到底。”
会议说到当前山东的形势是,敌情严重,打击不够;还说有的省一次杀了200多,中央领导说这算不了什么。强调只要分清两类矛盾,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管的管,破坏运动的要严办,再不能姑息放纵。随后学校就开了大会,各单位的群众要求揪斗几个公认的反革命分子,当然,上台发言的群众和被揪斗的对象都是各单位安排好了的。院里还办了重点人物学习班,让他们交代问题;成立了几个专案组搞重点突破。采煤系也排查了有反动言行的教师和学生30人,要批判和揪斗。
“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转移了,可是手法完全还是过去的一套,内查外调,批斗逼供,这一套我们都是很熟悉的,只不过不像“造反派”那么野蛮。
新一轮的批斗高潮开始了,各有各的对象,班里批判学生,机关批判教工。教学楼、办公楼彻夜灯火辉煌,口号声此起彼伏,对敌斗争的温度越来越高。不久就有一名院机关的老职工自杀。就在这个时候,院里传达了中央关于抓“516反革命集团”的通知,说是还在院里发现了两个对象;市里又几次组织夜间防空演习,灯要全熄、人要入洞,重点人物监视好,重要地点要设岗……愈发增加了紧张气氛。
我的工作比文革前还要紧张忙碌,院里、系里、班级、教研室的大会、小会一天好几个;动员会、批判会、现场会、情况回报会、材料分析会、案件排查会、领导碰头会……天天开不完。除了开会还要看材料,找积极分子和批判对象个别谈话,审查大会的发言稿,几乎天天要过半夜才能上床。
“打击面太大”的反映出来了,可是上级还在反右倾,我这时也很矛盾,思想上又感到跟不上形势了。
在“三反”中我发现,通过几年的文化大革命,学校财产的损失是十分惊人的,存放了很多抄家贵重物品的仓库几乎空了。学校基干民兵的10辆战备自行车不知去向,那都是全新的“大国防”,原来是放在办公楼地下室,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地方。有些学生的表现更使人触目惊心。有的在抄家时偷人的钱;有的偷卖学校的床铺、板车、自行车、幕布。负责看管学校文工团仓库的学生,监守自盗,好的服装道具都到了他自已的家里,就连乐器中的木鱼也成了他家小孩子的玩具。更不敢想的是,他把管乐队的乐器砸瘪当废铜卖,为了多卖钱,把大铜号管内填进铁秤砣。有些学生做的那些事使人难以想象。采煤693班几个造反派学生,集体拆床板钉箱子,箱子里装的内容大都是见不得人的。有个姓王的学生,大量骗取药品,每次都用大提包往家带。他还在串连时用公款买了手表,回来说是钱被盗了。有的学生成了名副其实的盗窃犯……这样的事太多了。经过了几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灵魂深处闹革命”的结果,一些原本纯朴的青年学生,变成了如此卑鄙的小人。这恐怕是这场大革命的发动者始料不及的吧。
采煤系的工作似乎还不错,在“一打三反”运动期间,院里在采煤系开过两次现场会,前期的内容是消除派性,后期是大批判。我自己也感到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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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三反”之二

1970年4月初,正当院里的“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得轰轰烈烈的时候,学校接到了省革委的通知,要全校师生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德州地区的平原县农村去,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支援抗旱。
一切行动军事化,只有六天的准备时间,到 4月11日,除了留下少数师生看家,全院大队人马就出发了。我们乘坐的是602次济南开平原的专列,大部分是运货的闷罐车皮,上午9点20从济南火车站出发,10点30分就到了我们系要下车的张庄,路上的这点时间,有的班还召开了列车批判会。
我们系去了253人,由我带队,分住在林庄公社的官庄、前李、随庄、簸箕张、双庙宇、宋美公、万庄等,方圆十余里的10个村中的41户人家,指挥部设在官庄。院的指挥部是在公社驻地的林庄。
我住在前李村,当天晚上我就召开了住地全村的社员和住村同学的大会。我把来意向全村群众作了介绍,村干部把村里的七个四类分子揪出来让我们认识。据村干部说,邻村有的人听说我们来吓跑了。
我们从张庄车站下车时,这个村有位老大爷赶着一辆牛车来给我们拉行李。我们步行了十多里地才到了前李庄。这是一个位于一片大平原上的一个百多户人家的村子,村外到处是梨树。
村里有一处原来比较像样的房子,只是大院落里的房子和外边的围墙大半都已经倒坍,只剩下一个破旧的门楼和一座高大一点的房子,还鹤立鸡群地在村中间矗立着,里边住了一户人家。其他的房子大都是一些简陋的平房,绝大部分是草屋。村里没有商店,没有学校,更没有任何的娱乐场所。村里的人衣着破旧表情木然。不过,听说在这一片里这个村的生产抓得最好,工值能到七八角钱,只是干部“只管粮棉油,不问敌我友”。什么时候问他们都说“四类分子很老实”。
德州、惠民、聊城,据说历史上是山东省的粮仓,那些年可成了山东省最穷的地方。当时在山东省,号称“北三区”的这三个地名成了贫穷、落后的代名词。一眼望不到边的盐碱地、稀疏瘦弱的庄稼、低矮的土房子,是那里的典型景象。平均一人有5—8亩地,还是填不饱肚子。
上级要求我们这次到农村仍然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于是我又穿上了当年我爱人到齐河搞社教穿的那件棉军装。由于又破又脏,村里人人见了我说我像个伙夫。待我在大会上讲话的时候,有人说:“别看这个伙夫,管事还不少。”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当然都要住在贫下中农家里。我住的那一家,是真正的“贫农”。两口子和两个小孩子,住在一个不能再小的院子里。小院里有两间住人的北屋,一间放杂物的小南屋。正房土炕的苇蓆上只有两床破被,锅台上有吃饭的简单家什,屋里还有几件小农具,总共算算不过值20元钱。春天,他们一天三餐吃的,都是放上些菜和盐的玉米糊糊。他说,他们生产队是这一带比较好的,一个工分能值七八分钱。在他家的小南屋的地上铺了些玉米秸,就算我的床铺。院子里有块大石头是我的写字台,座位只能是土坯,晚上我就在那里对着煤油灯写日记。
本来是要求队员和群众“三同”的,同住、同劳动问题不大,这同吃大家感到实在受不了,于是决定自己开伙。
这自己开伙首先要解决炉灶问题。那里的老百姓烧柴不用风箱,我们做大锅饭要烧煤,没有好炉灶是不行的。头两天,饭做不熟、水烧不开,十分狼狈,我体会到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确乎是真理。于是请了当地有名的师傅,派上教通风安全的教授跟着学习,一连两天通宵达旦地到各村去帮助师生垒灶,有位老贫农还主动来教大家烧火。你别说,这垒灶、烧火还真有点学问,不用风箱,只要一个土坯烟囱、一个回风坑,那煤火就能把大锅的水很快烧开,确也让教授们开了眼。
当地不少农民吃不上饭,我们吃大白馒头是说不过去。于是在白面里搀地瓜面,看起来有点黑,吃起来还是很香的。就是当地供应的那棉仔油受不了,炒出菜来发黑,吃在嘴里发涩,有的人还有过敏反应;可是当地百姓常年吃的就是这种油,一月一人能有半斤就不错了。建国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们的农民还在过着这样的生活,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给农民讲“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理和山东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还要传达中央关于“一打三反”的文件。每天晚上村里都要开大会,让我讲话。想起来好笑,我怎么能讲到他们心里去呢?不过我每次讲过他们都鼓掌,会后私下里还说:“想不到这个伙夫还挺能讲。”最受欢迎的事,是学生们教村里的女孩子唱歌。听说吓跑了的人又回来了。
支援抗旱就是和农民一同下地车水,有一天我还参加种谷子,可我什么也不懂,有一个小孩自告奋勇教我。
我那时要各村转,去安排、检查工作。可是不管住到哪村,都要早上听到村里打钟就起床,和社员一同下地。那里地下水位很浅,用的是“解放式水车”。那水车是在一根从地面伸到井下的铁皮管子中,装有带皮圈的铁链子,铁链子扣到水车支架的链轮上。用手摇链轮把手,那在管子中向上移动的皮圈就把水抽到地面上来。两人摇一台水车是很轻松的。
我一到那里就发现了一个让我奇怪的现象,那里是盐碱地,据说很难侍候,雨大了淹地,雨小了返碱。大田里的麦子长得像秃子头上的毛,稀稀拉拉、瘦瘦巴巴,还有大片大片的缺苗。可是,偶尔见到有的人家在门前屋角种的小块麦子,密密实实黑油油的叶肥杆壮。我很奇怪,不都是一样的地吗?后来我从村干部口中听到一个新名词“卫生田”,说那大田从合作化以来就没施过肥。
有时我还在地里见到有的农民车水时,那水车的链子根本不扣到链轮上,而是放在摇把的轴上;远处听见水车响,近看并无水上来。
为什么大田里庄稼不好?问题很清楚。可那时词也不往政策上想,只往阶级斗争上联系。还是一个劲地“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有的农民说,出工还不如去打免子,三天打一个也比挣工分强。不用说,这是单干思想,要批判。田间的批判会是常开的,我们去了之后就联合开,批村里的对象,也批学校的。
我负责的片,有一个村叫“簸箕张”,是这个公社有名的落后村。这个村,历史上以柳编为副业,家家都有编柳条的地窨子,收入颇丰。听大队的干部说,直到我们去之前,该村80户人家,60户有“投机倒把”活动,除了长途贩运就是搞副业。社员下地干活的少,玉米不剜苗,地瓜没人挖。一个冬天耕牛死了一半,剩下的也成了“见风倒”。这个生产队没有办公室更没有仓库。干部们都不想干,年年换,也没有一个干净的。毫无疑问,这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坚决制止。那个时候,大家的观点是,农民就是种地,否则就是不务正业;只有大家一起过穷日子,才是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嘛!
官庄就不同了,没有人“投机倒把”,只种地,可是种地不施肥,养的猪满街跑。打的粮食不够吃,就出去要饭。有些人家,没的吃了就拆屋卖木头,而后就举家出去要饭。待收庄稼的时候又回来了,要求政府救济再把屋盖起来。村里到处可见残垣断壁,也到处有盖屋的。盖屋也简单,墙都是土坯的,只是要在底下的石基础与上边的土坏墙之间,隔上很厚的一层草,要不,地下返的碱很快就把那土坯墙粉化了。
这时的同学们,基本恢复了文革前的精神状态。到了村里之后,首先要发扬“老八路的作风”,给房东挑水、扫院子;还要和社员一起下地干活,推水车、种谷子,绝大多数学生都干得很带劲,忙起来了,内部一些无聊的争论也少了。
学生一参加劳动又有了新问题,42斤定量有的同学不够吃。有的老乡就给送些菜和玉米面。我们看到老乡的生活很苦,既不能收,也不能买,自己想办法“爪菜代”,清水煮萝卜也没人嫌,很受到群众的称赞。也有个别学生很不像话,明明出发前还在球场上生龙活虎,下乡后忽然全身痛,痛得吃饭、喝水都要人送,更不用说下地干活,要求回济南住院,或者回家。可是,听说有个小学里有篮球他又去了,不用说,他一定是“造反派”。
我们除了宣伟毛泽东思想,支援抗旱外,还要继续自己的“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极左的路线一直统治着我们的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公社的干部思想是一致的,于是很快就找到了工作的结合点。我们召开干部联席会,共同研究贯彻县和公社革委会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和“一打三反”的指示。
这时也有个别的学生拿出了红卫兵大串联时的老一套,煽动群众斗干部,要大队的干部交待自己的问题,引起了他们的不满,我们很快就制止了。
我们的到来,推动了林庄公社“一打三反”运动的开展,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4月18日,林庄公社召开“对敌斗争大会”,驻各村的学生都和社员一起整队前往。簸箕张村来了积极性,早上5点30分集合,2点55分队干部就敲钟要各家起来做饭,他们的队伍到的最早。在大会上,一共揪出了17个有现行活动的阶级敌人,其中有学校的两个。会后,学校的文艺宣传队还表演了节目,社员们看到了大学生的演出十分高兴。4月25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第二天,学生还组织了庆祝游行向社员报喜,星期天也不休息了。这让社员感到很新鲜。
在这期间,我们系发生了两件事,有两个被批判的学生,一个跑了,一个自杀了。
前者是采煤691“前卫战斗队”的一员干将,前段在校内外干过不少坏事,在班里打出了威风。这次同学批判他,开始他还要来硬的,打了揭发他的同学,后来看看形势对他不利,他就偷偷地跑了。可是不几天,他又回来了,找我表示要检查错误。
后者是一个出身不好的学生,平时不多说话,运动中和另外两个出身不好的学生在一起,说过一些“反动言论”,后来那两个同学揭发了他,班里的同学办他的学习班批判他。他们班住在万庄,在老乡家睡通铺,大家都不理他。他的思想压力太大,感到没有了出路,可又没人在意去做思想工作。有一天清早他跑到村头的梨园里,在一棵梨树上吊死了。正是梨树开花的时候,一眼望去白雪一片,清风阵阵芳香扑鼻。
我赶到时,他已经被从树上放了下来。他躺在树下,两条小腿压在大腿下边。上身穿了件外衣,没结扣子;下身只穿了个裤头;脚上的鞋穿反了。人们发现他上衣的口袋里还有一条绳子,可见他是早下了死的决心。他的同学说,这两天他一夜起几次,都有人跟着他,今天这是第七次,跟他的人睡着了。
那个时候,在运动中死人是常见的事,特别是有问题被审查的人自杀。公安人员来验了尸,证明是自杀。学校决定:通知家庭,就地埋葬。只是用高梁秸编了一个箔,把他卷了一下,在地头挖了个坑就此了结。后来也没有什么人过问。
一个青年人,一个大学生,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连个什么仪式都没有。两天后,补了一个仪式,是开他的声讨会,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顽固不化,对抗到底。”他是文革的牺牲品,他的名字叫郑宝荣,他有一本小书我一直保存着。看到这本书,我就心中不安。在这件事上我是有领导责任的。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在官庄村看到过一次奇异的葬礼。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要“破旧立新”,丧葬也不例外。可是旧的摔瓦盆、哭丧一类的事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丢了就不像发丧了,所以就来了个新旧结合。
那里还不时兴火葬,孬好要弄一个棺材。发丧时,先把棺材抬到大门口,在棺材前边举一个毛主席像,亲友先站在棺材前,对着毛主席像做“四个首先”。这时学的语录多是“为人民服务”中关于开追悼会的那一段。唱的语录歌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而后拿掉毛主席像,再起灵(抬棺材)、摔瓦盆、哭丧。今天想想这种不伦不类的行为实在好笑,可在那时,不论是当事人还是围观者,都是一本正经,十分认真严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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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还有漫漫长路

我们下乡宣传毛泽东思想支援抗旱,可以说来得匆忙、走得慌张。
干什么事情我都很容易投入,只要是上级安排的。我当时所从事的算是什么工作呢?今天怕是很难说明白了。农村的条件那样差,可我竟然干劲十足,天天在想着今后的工作怎么开展,全然没有嫌弃和离开的念头。不过,刚干满20天,工作才感到有了点头绪,领导就说要回校了。宣传毛泽东思想、抗旱都没看出有什么效果,老天可是很帮忙,5月1日下了雨。
回校也是说走就走,3号通知做准备,6号就要动身。走之前的事可也不少,首先是要写总结,还要和当地的干部交接工作,要和社员开联欢会,和房东告别;有些工作要告一段落,还要评“四好班排”、“五好个人”,当然,还不能忘了要吃忆苦饭……总而言之,就像大姑娘上轿,那事似乎是没完没了的,我身上都发臭了也没空洗一洗。
5月6日,我们一早就起来,学生们忙着打背包、扫院子、挑水、归还借的东西……我和指导员要到各个住处检查群众纪律,征求房东的意见。许多老乡昨晚就没睡好,又早起来给我们煮稀饭、炒菜,有的老大娘还煮上珍贵的鸡蛋塞进学生的口袋里。后来几乎全村的人都没出工上街送我们,小孩子围着我们不让走,有的老大娘哭了。我们只好提前一个小时行动,可是7点钟动身,8点还没出村。干部只好出来组织,让社员列队、呼口号、夹道欢送。社员们还给我们套了牛车拉行李。我们走出村很远了,回头看看,村头还站满了人在向我们招手。有些干部和小孩,怎么劝也不听,一直送我们到车站。看到这样的情景,有的同学也落泪了。老人们认为,我们比公社大队的干部好,勤快爱劳动;年轻人特别是姑娘们认为,我们能写会说,还能教她们唱歌;小孩子认为我们和他们玩得花样多,彼此真正有了感情。
林庄公社为我们召开了欢送大会,还组织社员在路边列队把我们送进火车站台。张庄这个本来很冷清的小车站,那天像赶大集,人来人往,牛车成排,话别的人依依不舍。
十点多钟,指挥部在车站附近召开了各系部工军宣队和系革委主要负责人会议,布置了途中注意事项。我们接着召开了连排长会议作了传达,还部署了回校后头三天的工作,可谓雷厉风行。有的班排还见缝插针,下午一点上车之前,在车站边的小树林子里开批判会。这一次下农村,使矿院师生的面貌变了一个样,也使刘子光在师生中的威信,似乎又恢复到了文革前的状态。
我们是5月6日下午三点到的济南,走进校门举目四望,使我惊喜不已。校园里整齐清洁,像是又回到了文革前。我急忙安顿好学生,回到家里一碗接一碗地喝水。
第二天照常上班,修改接着要开的全系总结大会的材料和几个学生在全院“讲用会”上的发言稿。
回校后,“一打三反”的工作重点还是办原来的院革委主任等一些头面人物的学习班。文化大革命把社会变成了一个快速旋转大车轮,本来是几个很普通的学生,前不久成了在学校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主任、常委、部长,今天又要在学习班里交待问题了,而且面对的是曾被他们蔑视和训斥的对立面的教师和学生,他们的心情是可以猜测的。这时,学校的师生还不断地参加有线广播大会,收听被迫害的人控诉王效禹的发言。记得比较有名的有:济南市公安局李虎,由于他反对王效禹一派的胡作非为,两次被王效禹关进监狱,时间长达一年多。临清县的一位县委书记,由于他不支持王效禹,自己差一点被打死,老婆、孩子和老母亲都被折磨死了。中国人工喉的发明者杨仁中,由于不参加王效禹一派,被反复揪斗,一定逼他承认人工喉是他抄袭日本的、美国的……
进入5月中旬,开始批“极左思潮”,这可是文革以来的第一次,按照上级的部署,要联系全国的“反逆流”和山东的“反复旧”。说是毛主席有指示:“狠批极左思潮,深挖现行反革命!”这可是在挖“造反派”的理论基础。王效禹和他支持的一派,在群众中越来越臭了。不过他们的牢骚话不少:“党员也有缺点错误,现在都一贯正确了。”“党内的事还不是党员先揭出来的?”“定刘子光三反分子也是党员带的头,现在都推给群众了。”“我们不过是党组织瘫痪了掌了一段权,跟着王效禹犯了错误”……
不只是有怨言,还有人不服气。那个在矿院首举义旗的造反先锋成彦水,这时扬言要举行他66年6月5日贴出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和6月27日批斗刘子光,这两件大事的纪念活动。有一次全院召开批判极左思潮大会,他还自己跑到台上去站着出洋相。采煤系学生中那个“猪头小队长”还来过一次歇斯底里大发作,一天卧床不起破口大骂:“你们算什么东西,还想管我,除了毛主席的我谁的也不听!”“你们搞蚕食政策,夺了我的权。”“老子要拼他几个!”……我们可是有经验了,随他们跳,不理他;今非昔比,他们的行为所换来的只是人们的讥笑,再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了。
“一打三反”似乎进入了尾声。不久,我们接到上级的指示,6月10日前要结束“一打三反”运动。文件中还说到,山东省前段运动处决反革命分子34人。
“一打三反”还没完,又要接着搞整党建党,5月23日成立了“整党建党领导小组”,说是要长期抓。
这时的国际形势还是说一派大好,不过我看到帝国主义越来越硬、反动派越来越凶、修正主义越来越多,那些“牢不可破”的友谊都变成了“老不可靠”的。环顾四周,日本、朝鲜、苏联、蒙古、印度、缅甸、越南……无一不是敌人了。中央提出要“备战备荒”,不断组织各种防空、灯火管制等等的演习。
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可就很紧张了。这时候,全院办着不少人的学习班,采煤系也有好几个,从前省革委会委员、院革委会的一把手,到省红卫兵指挥部的大员,因为他们都是采煤系的学生。另外,各个班、排也都有自己的对象。要抓紧让这些人做检查,给他们整理材料、做结论。参加大会小会、讲话、听回报、看材料、找人谈话、参加学习班,还要出席院里的定案会议……天天忙得我团团转。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上级的指示越来越明确: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拉不要推,属于内部矛盾,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属于敌我矛盾的也尽量不判刑、不戴帽子、只定性质。省里开了“宽严大会”,从宽处理的六个典型中,就有矿院的两个,院里也跟着行动。我们系的“一打三反”对象,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定过几个“历史问题”、“政治问题”、“政治错误”……我不记得处理了谁。于是又有人说,“采煤系的一打三反是虎头蛇尾,该整的人没整是右倾。”
随着毛主席给王效禹定了性的传闻,揭运动中阶级斗争的盖子、算前一段造反的账,似乎成了一股新潮流,这很符合矿院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愿望。在这期间,院里和国棉四厂、国棉三厂、向阳区,联合召开了批判“反复旧”和极左思潮的大会,那位死里逃生的国棉三厂革委会主任王德敏等,当时的几个被打击的对象,都上台发了言。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这些事都是上边指示我院的革委会主任、造反先锋成彦水等人一手制造的。
六月初,省里作了决定,要把“一打三反”运动进行到底,再重点反一下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要搞深搞透,还要经过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验收合格,才能转入“整党建党”。我院是一类单位,为了推动面上的工作,大学片要在我院开现场会。这时学校又调我和另外一个同志负责现场会的筹备工作,主要是布置一个展览厅。
经过了一周的苦战,矿院的“一打三反”展室搞成了。省革委群众组和大学片的领导都来检查。听了回报,看了实物和图片展览,很满意;可有的领导又说,在突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上不够,在这方面必须大赞大颂。要我们充分肯定红卫兵的伟大功勋,革命师生的革命成果;还说今后不论说话、做事,都要时刻注意这一点。一时让我们一头雾水,在这个展会上,怎么着体现这些功勋和成果呢?可是想了一下顿时醒悟,可不是嘛,文化大革命不是还在进行吗?这时我也听到省革委里还传出了另一种声音,说是,在山东不能只看王效禹的三年,还要看刘少奇大搞修正主义的17年,还要看“资反路线”。这可不是个一般问题,是立场、原则、方针路线的大问题。我们想方设法对展室又经过了一番的充实、调整,才算通过了上级的审查。
6月26日上午,省直文革大学片“一打三反”现场会,在山东煤矿学院举行了,有上千人参加。会后,各单位来参观的人更是络绎不绝,矿院又成了先进单位。有的人在背后说:“刘子光就是有本事!”
现场会后,矿院又掀起过一次三反新高潮,清查出了一些盗卖公物和投机倒把的案件。有的学生,能从东北整车皮的往山东倒卖木头,也着实让我开眼。现在,他可能早成大老板了。
“一打三反”运动和批判极左思潮之后,社会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发表了关于增产节约的指示,生产形势大为好转,山东的煤炭生产月月完成任务,市场供应也有些缓和。那年的麦子也丰收了,我们去参加麦收时,老农对我说,一亩地能收四、五百斤。
这时的山东煤矿学院,大部分学生渐渐恢复了文革前的一些日常行为,纪律好了,卫生好了,在一些空闲地上学生种上了蔬菜。“四个自己”又在校院内重现,有的学生在修理桌椅、粉刷自己的教室和宿舍,承认刘子光原来对学生的要求是对的。
可是,文化大革命至此才进行了一半,毛主席还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中央文革”还在号令天下。矿院里的“造反派”也没随着这次“一打三反”运动而消失。一些头面人物,包括当过院革委会一把手的那个学生,开始在学习班上老实了一段;有一个老造反还跑到黄河边上去说是要自杀。可是,过了一阵子这几个人似乎又精神了起来,频繁地和外边的人接触,口气也大了起来。学生班里的一些小头头,刚从宽处理就不听招呼了,有的甚至于公开翻案,很嚣张,说这是“一派压了一派”,“否定文化大革命,搞反攻倒算”…… 成彦水更是公开宣扬“一打三反是错误的”。他还到处收集材料,要在“矿院造反记念日”那一天有大行动。他还要贴出他的第四份革命的大字报,“坚决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斗争到底!”他指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肯定是以刘子光为首的,也肯定会有我。似乎在他们背后,还有一股和当前山东面上的运动对立的势力。这种从上到下,两股势力较劲的感觉,在文革中不时涌进我的头脑。
进了七月,虽然上级又抓了一阵子反贪污、反浪费,说是有些大学的运动走了过场。可是我院的院系领导都忙着69、70两届学生的毕业工作,搞分配方案,在学生中整党、整团,给毕业生写鉴定……学生也坐不住了,矿院的“一打三反”运动渐渐式微。
待到70年7月26日,除了几个在省里、学校里当过大官的学生,留在学校里交待自己的账目之外,绝大部分学生都离校了。在毕业分配过程中,造反派又搞了不少名堂,说:“黑老保搞分配,把造反派分到了离家远的地方……”有个造反派的学生,分配的工作地点离他家只有18里地了,还要求再近一点,反复找领导。还有个女学生哭着撕扯系里管学生分配的干部,后来竟哭昏了过去……
学生走了,表面上看,大院子里变得冷冷清清了。可是随着在教工中“整党建党”再次展开,教工中两派的斗争又紧张起来。一部分人要算文革开始被工作组领着人整他们的账;另一部分人则要“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暗流涌动,剑拔弩张。有的人还到省革委去告刘子光“搞打击报复”。新来的军宣队政委整天板着面孔,要搞“一碗水端平”,关于矿院的“一打三反”,有些人开始评头品足,是左了还是右了争论不休。
似乎从那以后,在这个大院子里连续了四年的人与人的无情搏斗,从轰轰烈烈的大场面,转入了争争吵吵的小场面。文化大革命的“斗”和“批”远没有结束,大海无风三尺浪,何况上边还不时有各种名目的风吹来。“批修整风”、“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儒尊法”、“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五花八门的运动内容都说不清是怎么冒出来的,谁也估不透以后还会冒出什么事来。人们都在这种捉摸不定的运动生活中习惯了,什么时候结束文化大革命也就无所谓了。
记得是70年8月底学校里传出刘子光要调走的消息。这之后就不再见他的面了。后来他到山东工学院去当了党政一把手,那是一所规模比矿院大的老大学。
刘子光离开矿院之后不久,成彦水在他贴“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的教工食堂东门口,接连贴出两份大字报,一份是“批判群众组织不能代表党的领导的谬论”、一份是“给刘子光的公开信”(未完待续)。他说,批判“反逆流”、“一打三反”都是错误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他要斗争到底,不怕坐牢。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山东矿院造反派的动作不断,还有几次派性大发作。特别是到了1973年,林彪事件之后,山东新省委的二把手出了问题。造反派乘机起来要“揭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盖子”,说“一打三反”、“清查5.16”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现在是走资派重新掌权,整了“造反派”,大闹院党委,要求重新恢复原来的两级革委会,一时间闹得天昏地暗。原来分配走了的那位当过院革委主任的学生,本来在“组织关照”下当了一个在建大工程的副总指挥,后来又回到学校来了。新党委倾向造反派,军宣队是造反派观点的,我亲耳听一位军宣队的人说:“张某某可是合法的院革委主任”。教工的思想又乱了,弄得想做点事的人欲干不成,欲罢不忍。他们折腾了两三年,把个山东矿业学院彻底搞乱了。直到了66年揪出了“四人帮”,“造反派”的老根被挖出,这才真正树倒猢孙散,山东矿院的“造反派”才算消声匿迹。文化大革命结束了,“造反派”成了个历史名词,不过,这些人是不是真的从思想上服了还很难说。
至于“改”,在学校里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教育革命”。说起来耐人寻味,在前段的大批判中,我看见过最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纲领》;在前段“复课闹革命”中,我又发现采用的是比平日更落后、更草率的教材和教学方法,这让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更加怀疑。
“一打三反”之后,我从系里调到了院里,先是担任了院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分管教学工作;体制改革后我当了教务部教学组的组长。在风风雨雨中,学校的“教育革命”跌跌撞撞,首先是迁出济南市,下厂矿“分散办学”;接着是搞“专业探索队”,办“试点班”;后来又是“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社会上、学校里,闹出的花样可是真不少。这里边,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反思。这学校里的“斗、批、改”,伴随着社会上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特别是“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直搞到文革结束。
随之而来的又是批判“两个基本估计”,“拨乱反正”;大学恢复招生;各级各类学校的发展建设。国家对学校、对学生开始高标准、严要求,中国的教育事业又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谁知后来的大学又来了一番折腾,“打破常规”、“产业化”、“高速发展”、“升格”、“合校”……
这些事情,我都是全程参与者。其人其事,在本书的续集《漫漫长路》中再告诉你吧!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16楼 发表于: 2017-11-25
南山松是爱人给老父亲的“博客”起的名字,本意是希望他老人家健康长寿。虽有点老土,但老人家并不在乎。
    老父亲今年七十有三,退休十多年来安居在家,与世无争,泰然度日,唯有一好就是想把自己的过去写下来。
    他没有经历过战火的洗礼,牢狱的考验,履历谈不上坎坷,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只不过有些在他那代人都走过的曲折道路上的观感,本不值得写下些什么。但作为他的儿子,自懂事以来,亲历了发生在他身边的一幕一幕,也深知他老人家的路走得并不容易。老人心善、良心太重且又过于正统,本不适合做官。好在有祖传的坚毅和乐观的品质护身,逆境中能坚持,遇事也会自己排遣,虽然受了不少罪,但终能修成正果,在身体尚好的时候,按时从难以表述的官场退休了。他老人家似乎有许多话要说,想把自己的经历写一写,做儿女的也就不好反对了。好在勤动脑也有利于老年人的健康。这样想想心中也就释然了。
    父亲学会了用五笔字型打字,退休后的十几年里,天天伏案忙碌,写了很多东西,其中也包括几本现代诗集。说实话,对于那些所谓的新体诗我是很不以为然的,距离现实太远且又过于匠气,今天的人还有几个读诗的?本不同意他出版,但我也深知孝顺、孝顺,顺从就是孝道的理儿,所以没有过多干涉,由他老人家去了。他出了好几本,据说,在他的同辈亲友中还有知音,他是自得其乐的。
    对于父亲写的杂文,文笔虽有些粗陋,但这些文字真实地记载了他的亲身经历、人生感悟,不媚俗、不愤青、不张扬,娓娓道来、情真意切,闲暇时读一读还是有些意思的。特别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记述,那是难得的深入细致。因为他从19岁就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使在自己身处危难的“运动”之中,他也冒着危险把身边的事记下来。我每每看到这些的时候,常常会对政治极端荒唐、人性变态扭曲的程度而感到惴惴于胸。我从他的那些惆怅、苦闷、无奈、忧伤、焦虑、愤慲……的文字中体会到,也许这正是父亲一心要把这些事情写下来的原因吧?
    我是希望父亲能将这些文字整理出版的,父亲也为此做过努力和尝试。山东作家协会曾帮助他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名曰《信马由缰》,对于后来的文稿出版社就一再推托了,是不是怕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不得而知。我想想干脆帮他开个“博客”,把它们都放到网上吧。父亲的长篇回忆录《岁月》还只写了上半部《沧桑记事》,直面社会现实的下半部《漫漫长路》还正在写作。到时,不知会不会有人要对号入座,平生出许多不希望见到的波澜?但愿不至如此。
    “博客”这种东西,对于父亲来说是过于难了。所以这些文字都是由我在维护着。个人以为放在前边的《信马由缰》和《信手拈来》两书中,有几篇小文章还算通顺。如能入您的法眼,那就请从这里开始吧。blog.sina.com.cn/liubingnan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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