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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炳南自传:惊回首_第一部_沧桑记事

楼层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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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 回 首

第一部           沧桑记事

     目录

第一辑  小镇春晓

第一眼看到的
“亡国奴”
爷爷的家教
笼中的小鸟也叫唤
梦幻般的儿时年节
也是亡国奴
来了“国军”
在中华民国治下
六十年前的孩子们玩什么?
自得其乐的小学徒
小康人家过日子
天亮前后
国民党的税与共产党的会
我的祖母

第二辑  求学路上

一个可怜的母亲        
忘不了那两棵老槐树
我熔进了火热的年代    
赵家庄的夕阳
无意中选择了一生的道路
啊  韩家阿
老校长
可怜的老师们
天降大任于斯人
穷,但是很开心
一切照老大哥的办
男同学与女同学
女同学与男同学
肥美草地上的饿牛群
“资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情调”
兴奋、恐惧与自豪
我的世界观改变了
一个很矮的人生平台

第三辑  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              

信任、憧憬与热情
报恩与追求
“大跃进”的浪潮初起
深夜的紧急党员会议
追赶不上的跃进速度
诗画的浪漫与浪漫的行为
狂热的“大办”
空前绝后的“除四害运动”
滔天巨浪中的浮萍
初到湖南
革命的机关革命的人
玉洁冰清
那些激情满怀的日子
又一次感情纠葛
激流中的漩涡
难以言说的“土法上马”
是工人还是“苦力”?
话说外行领导内行
如此的“技术革新运动”
大跃进的新高潮
我当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当“分子”的日子里之一
难忘的那一条鸡腿
在当“分子”的日子里之二
我终于撑过来了
艰难的岁月
想起了老家的朝天锅    
变幻莫测的商店货架子
走进大山
我又焕发了革命青春
我们都成了公安人员
昙花一现
梦断广福桥
此一时也  彼一时也
在大潮退却之后
无法算清的“政治账”
在无可奈何的日子里
离经叛道
我当了逃兵

第四辑  短暂的辉煌

我给大学生当政治辅导员
又是一番新天地
学校  校长  教师  学生
阶级斗争越抓越紧
大学里的学雷锋运动
大学生“学军”的历程

第五辑  蹉跎岁月

山雨欲来
在懵懂和猜想之中逞强
风云突变我不变
糊里糊涂地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莫名其妙的“革命”
乱 乱 乱
我在表演
人人都在表演
山东煤矿学院的两派是这样形成的
胜负取决于阴谋诡计加拳头
“大盖子”终于揭开了
看不出是非也看不到前途
“这是最后的斗争”
紫色的恐怖
惊心动魄的大决战
大字报的副产品
“劳改队”的开张盛典
“劳改队”里的生活
“群众专政”
游街高潮
第一次接受“群众监督改造”
第二次接受“群众监督改造”
又是一场大混战
战场风云
攻打国棉三厂见闻
在“和平的日子里”之一
在“和平的日子里”之二
夜砸山东大学亲历记
我所看到的红卫兵
军训团的业绩
斗私批修
献忠心与革命化
“棒子队”“血洗矿院”
“清理阶级队伍”
西老泉的故事
来了工宣队
“倾巢出动下枣庄”
在枣庄煤矿的那些日子
“火线学习班”
整党建党的闹剧
荒唐的“上纲上线”
工军宣队的趣闻
狂热的革命精神并没有变成丰富的物质财富
山东王效禹下台
矿院“造反派”丢权
“造反”与“造反派”
“革命”与“反革命”
“一打三反”之一
“一打三反”之二
面前还有漫漫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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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11-25
第一眼看到的
  
我这微不足道的生命历程,开始于我国全民抗日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出生在山东省淄川县大荒地的煤矿工人工房内,生日是阴历的 3月23日。我的父亲,当时在鲁大公司北大井当电气修理匠。
当地有段民谣,“三月二十三,大炮响连天……”我不知道它指的是哪一件事,不过,我命运多舛,一生下来就不太平。
听母亲说,在我生下来之后,很长一段日子都是在“逃难”。东洋鬼子来了,到处烧杀抢掠,中国人大难临头,个个惊恐万状,撇家舍业,拖儿带女,东奔西窜,总想离鬼子远一点。幼小体弱的我,经不起颠沛流离,病得奄奄一息,差一点被扔在路上。
小百姓逃来逃去还是逃不出日本人的手心,一家人惴惴不安地只好又回到老家——现在的山东省潍坊市坊子镇西边的那个小刘家庄,试着在日本人的治下混日子。
中国人并不都是只会逃。日寇的横行,激起了中国人的反抗。有组织的和自发的抗日活动到处出现,日本兵就不断地下乡“整肃”和“强化治安”。日本鬼子实在凶狠,坊子周围的河下、河南头、石拉子、土楼子、马司、徐家大路等等,几十个村都遭到过他们的涂炭,所到之处无恶不作,死了好多人。日寇侵占坊子时期,对坊子周围农村的“扫荡”,出动兵力500人以上的有100余次,1000人以上的30余次。有4300余中国人被日寇杀害和折磨而死,伤者难以计数。这些,都是我后来听大人们说的,他们嘁嘁喳喳的还总不让我听,说是小孩子听了没有好处。
那时候,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日本鬼子就会进村,日本人又似乎是性欲特强的人种,找花姑娘强奸妇女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行为;村里的女人们平时脸上都要抹上锅灰,把那面目弄得和小鬼似的。
听母亲说,1938年过了阴历年不久,有一天夜里,一个叫什么郎指挥的日本兵突然进了我们村,全村的人摸黑逃跑。七奶奶家我五岁的小姑、两岁的小叔没跑得出去,让日本兵的刺刀狼狗活活吓死。接着他们又夷平了附近的孙家园,火烧了赵家庄……赵家庄一个村就烧毁了880多间房子,死伤了33名村民,一个120多户人家的村庄顿时毁于一旦,把我姥娘家的小毛驴烧成了糊驴肉。
日本兵在坊子周围农村烧杀掳掠的那些事,老人们说起来就咬牙切齿。听老人说,日本兵杀个人就像杀个鸡,还常拿杀人当儿戏。有一个壮年汉子,被日本人用洋刀砍去了半个脑袋,漫坡里跑了三天三夜才死了。中国人天天提心吊胆。
国虽未亡,故土已沦陷。谁知道,在日寇的铁蹄下,想在乡下当顺民也当不成。
在农村过了一段提心吊胆的日子之后,学过中医的爷爷带我们进了坊子镇,在二马路西边租了三间草房,开了一个名叫“天保堂”的药铺,祈求上天保佑我们,能在日本人的“巩固占领区”里,过上能活下去的亡国奴日子。
人们总是把最早见到的事物当成是天然的。而我的记忆,是从我们已经当了日本人的亡国奴开始的。
在我幼年的脑海里,似乎日本人早就在坊子镇了,他们也是人,可是和中国人大概不是一类。他们是一种特殊的人,个子矮小,叽哩咕噜地说洋话,还凶狠毒辣得没有一点人性,就像大人吓唬小孩子的“麻虎”一样。我那时以为,日本人就是坊子的主宰,中国人是在他们手下的下等小民,似乎天经地义从来就是这样,今后也还会是这样。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可能随便哪里都能找到几千年前先民的足迹,就是这个小小的坊子区,史籍上还记载,远在5000年前的原始氏族社会,我们的祖先就在这一带繁衍生息,夏朝所建的斟鄩国,那国都就在区内清池镇治浑街村附近,西汉时也有古郡城设在泉河头村附近。
几千年前的事早已了无踪影,从近代史上看,坊子这个地名可是与德国人有关。在19世纪中叶以前,这一带原本只有前后张路院、南北宁家沟这些小村庄。“坊子”,是1899年德国人修胶济铁路的时候出现的一个车站名。
在德国人强逼清政府签订的《胶澳租借条约》上,他们除了有胶济铁路的修筑权之外,还规定了沿线15公里以内的矿藏开采权。为了得到这附近的煤,他们的铁路在这里,被随心所欲地向南拐了一个大弯,让它穿越了地下有煤层的这块地方。听说,这里开始建的煤矿附近有家小店铺,名为“坊子”,那煤矿就以“坊子炭矿”冠名。1902年的5月,胶济铁路修到了这里,那车站的名子也叫了“坊子”。一个小店铺的名子居然有了这么大的神通,可是“坊子”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我至今也不明白。
听老人说,德国人修胶济铁路花了很多钱,一步一个金元宝。为了掠夺资源,同时给火车头加煤、加水、检修车辆,坊子车站建的规模很大,附近还建了兵营和医院等设施。
德国人1901年就开始在坊子开建了第一口洋炭井,并成立了“德华矿务公司坊子炭矿”。他们霸占坊子煤矿17年,掠夺煤炭299万吨,为此曾经到处炫耀。
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人无暇东顾,当年9月25日逃离坊子;可是三天之后,日本的“铁道联队”500多人就侵占了坊子,煤矿也被日军占领。中国人也想争回,可是几经周折,终究没有脱出日本人之手。
坊子通了铁路,又有了现代化的煤矿,也就渐渐发展起来,成了一个小市镇。坊子的发展是很快的,听老人说,老百姓头一次听到煤矿上鸣汽笛,还以为是屎蚵螂飞到屋里来了,到处寻找;坊子街上有了两个轮子的自行车,村里的人都不信,纷纷到镇上来看究竟。
到我记事的时候,坊子已经成了有五条土马路的热闹小镇子,不过房子还是土坯草屋为多,也有两座两层小楼。不但书上所说的古代文明的遗迹我一点也没有见过,就连清代的民居也没有一间。我只见过,西边紧挨坊子镇的西岭村的西南角上,有座不大的“全神庙”,听说它比村子还老,不知是何年所建,不过早已破旧不堪。这大概是坊子惟一的古建筑物。相比之下,坊子镇的西边可就大不相同了,先是德国人、后是日本人建的洋房蔚为大观。
坊子是胶济铁路中间的一个大站,火车头不但要在这里加煤、加水,车站上还有能让火车头调头的转盘和修理火车的机务段。日本人为了保住这个关系胶济铁路畅通的要地,在坊子设了北大营、西大营,听说常驻的兵有2000多人,多的时候还到过3000。除了军人还来了很多别的日本人,建了许多的洋房住宅,最大的一片是在镇西南边的冢子坡。他们还在坊子建了陆军医院、日本国民学校、领事馆的“出张所”,当然也少不了日本庙和“表忠碑”。在这一大群洋建筑的西边,还有一座据说是法国人建于1910年,直属烟台教区管辖的,规模相当大的天主教堂。
洋人所占的范围,似乎不比中国人的镇子小,而且都是德式、日式的花园洋房,天主教堂还有哥特式的尖顶。从我记事,日本人集中居住和活动的区域,都用密实的铁丝网围着,是不准中国人进去的。后来有一些银行、“洋行”、电灯房什么的,一直建到了东边中国人的居住区域。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眼所看到的,就是一个在日寇铁蹄下畸形发展的坊子,一帮趾高气扬的日本人,和一群无可奈何的中国百姓。
当世界进入了21世纪。斗转星移,日本人被赶走了,国民党被打败了,坊子成了高速发展的潍坊市的一个区。可是随着铁路的改线、坊子新开发区的建设,它的老城区被冷落了,人口越来越少。300多处德式、日式的洋房的老主人走了之后,先前被中国人利用了几十年,随着利用价值的降低,有的被拆除,有的被遗弃。现存的160多处德、日建筑,如今一座座被荒草包围着,在无情的风雨经年吹打下,渐渐地老旧、破损,不少的已经成了墙倒屋塌的废墟。在一般中国人的眼里,它们已经是一堆堆等待清理的垃圾。
近年来到处发展旅游业,有人又发现了它的观赏价值。有的专家说它,“每一座建筑都是宝贝,它们具备作为世界遗产的三个特征,原真性、整体性和唯一性。”还“值得申报世界遗产”。依我看,这散落在日益衰退的坊子老城区,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的这些德、日老房子,原本不是精雕细琢的建筑精品,只是一些实用型土木结构的房屋,只不过有着异域的风格而已。这样的建筑,在他们本国随处可见,在中国也并非绝无仅有,有谁会从外地跑到这个本地人都在纷纷外迁的、被冷落了的小镇子来看这点东西?可能因为我是外行,不懂个中奥妙,姑妄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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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11-25
“亡国奴”

尽管日本人野心勃勃手段毒辣,可是在坊子,他们始终只控制着火车站跟前的一片地方,至于镇外稍远一点的广大农村,他们是力不从心的。据说,从1938年开始,八路军的游击队和各种地方武装活动就一直没停止过。日本人为了牢固占据坊子镇,不但住了很多日本兵,还组织了大量的伪军。他们在附近的村庄、车站建了10几个据点,在镇周围挖了很深的壕沟,修了炮楼子,架起枪炮,晚上用探照灯四下乱照,有一点动静就开枪放炮。另外还架设了电网,常听说有野狗被电死,有一次还电死了一个在旁边撒尿的人。坊子街里实行了“保甲制”,一条街算一保,十几户人家是一甲,实行严密控制。到了夜里还戒严,中国人不准上街,否则打死勿论。出入坊子,必须经过有日本兵和伪军站着岗的东、西、南三个卡子,还要持有“良民证”,看你不顺眼就搜身,最可怕的是设在一马路西头的“宪兵队”。
一提起“宪兵队”,坊子的中国人就头皮发麻。那是个现成的阎王殿、活地狱,是专门对付不听话的中国人的。听说“宪兵队”里有水牢,有蘸着水的牛皮鞭子、烧红了的烙铁、老虎凳……什么刑罚都有,最轻的是压杠子、灌辣椒水。还有冷冻、火烤、狼狗咬、零刀割,进去的人很少有活着出来的;有的还没死就被拉出去活埋。里边的鬼子,个个是恶魔;汉奸、特务、翻译官也没有一个好东西。住在附近的市民,从早到晚天天听到鬼子、汉奸的吆喝,狼狗的嚎叫,和被折磨的中国人撕心裂肺的呼喊。
同住在一个地方,日本人的个子虽然不高却是高等民族,他们干的都是铁路、银行、煤矿里的高级职员、大夫。坊子镇里还有80多家“日侨”经商,最大的是一马路中间的“中昌洋行”。那时白糖、肥皂、火柴一类的东西都是日本人垄断经营的。三马路的东头还有日本人的大买卖“日本华北烟草株式会社”,是收购烟叶的。 那时我就知道,日本人还在坊子开窑子、卖大烟。在中国人眼里,他们的衣食住行是天堂里的生活,耀武扬威的劲头俨然就是这里的主子。
日本兵经常“打野外”(就是军事演习)。当官的挎着大洋刀,骑着高头大马。当兵的枪上插着明晃晃的刺刀,洋马拖着铁轱轳大炮。他们排着队,从墙上写满“完成大东亚圣战”、“中日满提携”等大字标语,和不时见到画着八字胡洋人的仁丹广告的马路上穿过,都是大声地唱着歌:“方道、方道、阿里古几脑……”并用翻毛黄皮鞋使劲地跺着地。这时,中国人都赶紧躲进屋里,恐惧地从门缝和窗户向外窥视。
从坊子镇到西边的一些村庄去,必须穿过那一大片日本人生活的专属区。在交界处,日本人用木头和铁丝网做成栅栏挡在路上,通常只留着很窄的通道,旁边还有日本兵站着岗。中国人要通过,必给日本兵鞠躬,搜身也是平常事。我的老家小刘家庄也在坊子西边,有时跟着大人回去一次,我老远就吓得不敢抬头。到了跟前,一看见日本人那枪上刺刀的寒光和洋狗伸出的红舌头就胆战心寒,要我鞠躬我就鞠躬。看来我从小就没有一点英雄气慨,哪像人家小兵张嘎,可爷爷有时还称赞我不惹事。我心想,日本的孩子我们都不敢招,别说日本兵了。
坊子的三马路小学和日本国民学校都在一条路上,相距不过 二百米,每到放学的时候,穿戴整齐的日本孩子,神气十足地在马路中间又喊又叫、又打又闹。碰见中国小孩说不定还会打你一个耳光。我们中国的小学生,像一群小叫花子,猥琐地从路边赶快往家溜。可中国孩子也不总是老老实实的,有时一群中国孩子老远见到日本人,会拍着屁股齐声高喊:“日本鬼,喝凉水,打了罐子折了本,坐火车,压断腿,坐轮船,沉了底……”喊完之后都会高兴得手舞足蹈,尖声怪叫,好像打了一个大胜仗。这大概就是国人固有的阿Q精神胜利法吧?时间久了,中国孩子也都学会了几句日本话,什么“米西米西是吃饭、八格牙路是混蛋、苟干苟干是换换、大巴狗是香烟……”正天喳呼着玩,把它当成很滑稽的事。
不过,我也吃过一块日本人给我的糖。记得是在我6岁的那一年,日本人在他们的国民小学开运动会,让我们中国小孩去看。运动会中间,硬拉我们几个又瘦又小的中国孩子和膀大腰园的日本孩子赛跑,还要钻席筒、钻铺在地上的大帆布什么的。可是我脚上穿的那双我娘做的鞋大了一些,不跟脚,没跑多远就摔倒了。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我完成了一件大事,证明中国的孩子不如日本的孩子,日本人奖给了我一块糖。回想我这一生,给日本人当了八年的亡国奴,就吃过这么一块日本糖,还吃得这么不光彩;不过,印象中觉得那糖还是很甜的。
有一次,我想吃日本人的糖,却差一点挨了打。
一个大孩子告诉我们几个小孩子说,见了日本女人说“塞古、塞古”她就会给你糖吃。我们信以为真。有一次,我和另一个孩子,在日本人居住区的铁丝网外边玩。铁丝网里边,正有一个日本娘们在水塘边洗衣服。我们对着她喊开了“塞古、塞古”。只见那女人嘴里嘟念着什么,端起盆子就走了。我们以为是去给我们拿糖去了。不一会儿,只见一个日本男人,拿了一根棍子从屋里跑了出来。我们看事不好,拿腿就跑,因为隔着铁丝网,那日本男人没追上我们。我们问别的大孩子是怎么一回事,他惊骇地对我们说,日本人会打死你们,跟你们说你们也不懂。后来听大人说,“塞古”是性交的意思。是不是这意思?我现在也不清楚。
我们常看到,铁路上的列车整天拉着煤炭、粮食、木材、布匹等等,白天黑夜地往东跑,听爷爷说那都是到青岛装船往日本国运。后来我知道,日本霸占坊子煤矿31年,抢走了煤炭422万吨。我一个在铁路上干检修工的叔叔说,他还多次看到,一列一列的闷罐车里装着破衣烂衫的中国青壮年,人用绳绑着,车门都用铁丝拧着,那是日本人抓的劳工。每到运劳工时,日本兵都在铁路边站着岗。
坊子虽然没有铁道游击队,可是中国人偷火车上的东西是经常事,吃的用的都偷;有时在站内偷,有时在火车开出站后从车上往下掀。听说,铁路工人中还有什么人领着工人干。有些中国的穷孩子也到车站上去偷东西。他们把一段粗铁条放到铁轨上,让火车压过去,就成了一把小刀。溜到停着车皮的地方,看着是麻袋就捅上一刀子,别管淌出来的是什么,接满一小口袋就跑,多数是粮食,运气好还能碰到花生米。
日本人不准粮食流通,经常在火车上查贩小米的。他们还规定,中国人不准吃大米,发现了就当“经济犯”抓进宪兵队。日本人还不断地通过镇公所的汉奸挨家挨户要老百姓“捐废铜”。每到这时爷爷就会忧伤地自言自语:“收中国人的铜,造了炮子还打中国人。”我很纳闷,我一直以为,只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的游击队在和日本人斗,这世界上还有敢和日本人打仗的中国军队吗?他们还很多吗?当我大了一些的时候,有一次爷爷对我说,中国人的军队是穿灰军装的,脊梁上还背着大刀。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盼,什么时候才能见到这些穿灰军装的中国人呢?
60多年过去了,我已经从一个孩子变成了一个老者。可是,一想起当亡国奴的那段日子还像是在昨天,我的头脑里立即显现出的是日本人的刺刀、狼狗和膏药旗,这一辈子我是再也忘不了啦。有些日本人,至今还不承认在中国做过的孽,可那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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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11-25
爷爷的家教

我的爷爷叫刘圣功,在我八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正是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年初秋。我对他能有记忆的时间不过四年,可在我的童年中,那是温馨、快乐、惬意,最使我难以忘怀的一段美好时光。
印象中我的爷爷,是一个有着圆圆大脸的高个子,光头,留着两撇小胡子。按我们那里当时的风俗,娶了儿媳妇当了公公的男人,都得留起胡子以示庄重,那时他才50多岁。
听说,他早年曾在外地教过书,家里也一直保存着他教书时用过的一些东西。我记事时,他已经在家乡潍县的坊子镇当中医大夫。因为是“知识分子”,平时总穿着长衫,出门时外边还套一件马褂,胸前别一枚圆形的徽章,听说那是医生的身份证明;天冷时头上戴一顶黑色的瓜皮小帽。
外边的人都说 刘老先生很和气,在家里他可是很威严的,一家人都怕他。为什么怕他我说不清楚,反正我没见他打过人、骂过人,说话也很少起高腔,只是变起脸来很吓人。他最生我气的时候,说我是个“土蛋”。
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听说还传过教,一家人也都跟着受了洗礼。受洗礼时,神父都给每人起一个“圣名”,我知道父亲叫约翰,姑姑叫玛尔大,我叫央波罗雪。父亲、姑姑的圣名在家里爷爷、奶奶都当了称呼,我的圣名太别嘴,没叫起来,大家还是都叫我的小名永生。爷爷、奶奶和我娘的圣名没人叫,我也就不知道了。
他相信天主是万能的,也是仁慈的。天旱了、涝了他都要和全家人一起在家念经。
在家里爷爷是“教主”,他一再教导我们,信天主教,首先要遵守“天主十诫”和“圣教四规”。他说那“天主十诫”是天主亲自交给圣人摩西的,是必须遵守的。内容是“钦崇一天主万有之上;毋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守瞻礼之日;孝敬父母;毋杀人;毋行邪淫;毋偷盗;毋妄证;毋愿他人妻;毋贪他人财物。右十戒总归二者:爱天主万有之上,及爱人如己。”这一些,爷爷对自己是严格要求的,可我觉得大都与己无关,有关的也都容易做到。那“圣教四规”就不同了,首先是每个礼拜天早上,全家人要到镇子最西边的教堂去做“弥撒”,还不能吃早饭。这时奶奶和我娘还用黑布蒙了头,两手在胸前合了十,两眼只望着脚下的路,虔诚地向教堂走去。下午还要去“降福”,这都要在教堂里的矮长凳上跪很常时间,我有点受不了。可这是不能埋怨的,不但嘴上不能说,心里想天主也会知道,得罪了天主是了不得的。
爷爷又是一家之主,说一不二,家里的大事小事都得按他的主意办。我的父母、姑姑不要说,就是我的祖母也极少敢有不同意见,好像别的人都是他的附属物。他在家里也享受特殊待遇,比如吃饭,他是坐着椅子,在他开药方的桌子上吃;别人是坐小板凳、马扎子围着小饭桌吃;母亲则常常吃在锅台边。
那时的坊子,一年四季能吃上全粮食的人家不多。祖父在时,他当大夫自己还开着一间小药铺,父亲在电灯房上班,应该说是“小康之家”。可是一家人还没有个窝,在二马路住的房子是赁来的。为了买房子一家人省吃俭用,就连对门瓷器店要扔掉的、裂了纹的茶碗子,爷爷都要了来自己用,还说有点纹不仿事,这可是江西瓷。爷爷喝茶是专到店里去买茶叶末,他说末便宜,可茶不一定孬。热天吃的杏子、桃子,那核他都要攒起来;过年时醃一小盆胡萝卜丝咸菜,放上它再加点青豆子,红的、白的、绿的十分好看。吃的时候再放点醋,是他的好下酒菜;我尝过那杏仁,有点苦,不太好吃。
虽说我家还是以高梁、小米为主食,可也常蒸煮一些瓜菜当饭吃。到了冬天,还和坊子大多数人家一样,为了省粮食,一天只吃两顿饭。爷爷是以吃白面为主的,不是馍馍、火烧,就是面条什么的。晚饭前还要喝一两盅烧酒。通常的菜是青菜、豆腐,有时在炉子上烤几个小鱼或煮个咸鸡蛋,很少吃肉。这些都是由母亲做好了,用一个小木盘子端到他跟前。我是他的长孙,他在世时我还没有弟弟,自然是非常疼爱我的;可是按他的道理,我还是属于在小饭桌上吃饭的。不过他说我正在长身量,不让多给我瓜菜吃。
我们吃饭的小桌上,时常只有自家淹的咸菜、自家做的大酱和葱,这时我面前会有一个放匙子用的小碟,爷爷给我一点虾皮,可是他规定,咬一口干粮只能吃一两个虾皮,还是以吃咸菜为主。有时他还把自己的饭菜分一些给我吃,他不够吃了就要一些大家吃的煎饼、窝头什么的。每到这时母亲的表情是十分复杂的,心里无疑是感激,可嘴里还说着不用给我,爷爷的身子要紧的话。偶尔吃一次咸白鳞鱼,爷爷都要我娘把那鱼鳞刮下来,就着那煎鱼的锅把它焙干,让我卷煎饼吃,说是吃了骨头长得结实。我知道,用煎饼擦那煎鱼的锅,那是我娘难得的美味。
东邻杀猪的李家和我祖父很好,有时奶奶要我提个小桶,到他家去提点煮肉的老汤来,那天的菜就特别好吃。李家很乐意给,可大人都不好意思出面,我去的次数也不多。祖父常说,有什么吃什么,要知足;不让总去要人家的东西,虽然那老汤是不卖钱的。
说起吃饭,他有很多规矩:头一条是饭前要“划十字”或念经,饭是天主给的,要感谢;吃饭不能说话,“食不言,寝不语”,更不能哭,要不那饭会走错了道;孩子不能躺着吃饭,说那会长个大头;睡觉前不能吃东西,那会结住食;吃干粮前要先喝粥,说是“吃饭先喝汤,不用先生开药方”;还有早上要早,中午要饱,晚上要少等等等等。桌上不能掉饭渣、碗里不能留米粒是顶要紧的,说糟蹋粮食伤天理。那伤天理是最大的罪过,天会报应,甚至于会遭雷劈,这可太可怕了。不过,好像这时的天老爷爷,不是教堂里那个像洋人的天主。
还有一件伤天理的大罪过是不孝顺,那也是会遭雷劈的。
家里的墙上,在圣母玛丽亚抱着耶稣的那张大圣像的对面,高高地挂着一张“二十四孝图”。别的画每到过年的时候都换新的,惟有这两张我没记得它换过。那里边的故事有什么“孝感动天”、“子路负米”、“刻木事亲”……我都能说得出,因为爷爷时常讲给我听。虽然对于“王祥卧冰”、“郭巨埋儿”等事我理解不了,可是“黄香扇枕”、“陆绩怀桔”之类的事我是能做到的,我也想当孝子。我最高兴的事是爷爷让我给他挠痒,我的小手按着他的号令,在他那宽大的脊背上抓来抓去,听着他的夸奖,常常是得意忘形。
可能是四五岁的时候,夏天的一个傍晚,我爬上了爷爷睡觉的土炕,用蒲扇赶出了里边的蚊子,给爷爷放下了蚊帐。这件事一下成了家里空前的奇闻,不亚于出了雷锋,人人都夸我是好孩子。爷爷更高兴得一手捋着胡子、一手摸着我的头顶,连说“我这孙子真孝顺”,“孺子可教”……接着就让我娘晚饭给我煮一个咸鸡蛋。我真是有点受宠若惊了,可是还没忘了悄悄告诉我娘,爷爷的咸鸡蛋,是放在药厨子底下那个鱼鳞坛子里,我侦察过。我娘更是高兴得合不上嘴,笑着说:“我还能不知道吗!”
    不过,从那以后我就很少有给爷爷放蚊帐的机会了,那是姑姑的任务。我每次想起时她都早做完了,还说我个子矮、力气小、蚊子赶不净,我感到很委屈。可是我接着就高兴起来了,爷爷也给了我任务,让我给他提尿壶。他说我长大了,应该干点事了,以后还要自己挣饭吃。他要我每天晚上把尿壶提到他的床前,早上再提出去倒掉,一天可以挣一个铜钱。他替我积攒着,过年时给我做新衣服。以后又给过我扫地、擦桌子的任务,那是为了攒钱让我上学。
我在没正式上学之前,爷爷已经在家教我认尺、认表、认秤,可就是不教我认钱;还教我《三字经》、《百家姓》。他并没有给我规定识字的任务,而是有空就给我讲里边的故事。什么“孟母择邻”、“孔融让梨”……我都明白。小时记忆好,字虽然不认识多少,可那“人之初,性本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却能背过不少。
我家对门是一家修钟表的,修表的叔叔爱逗小孩,我也常去玩。他说我背的不对,应该是“人之初,性本善,黑狗咬着黄狗蛋,黄狗说你松了吧,黑狗说多会咬掉多会算。”我回家说给爷爷听,爷爷生气了,要找戒尺打我的屁股,奶奶说着情才算了。从那以后不准我到钟表铺去玩,我因为告发了叔叔的事,也不敢再去了。
爷爷总说他有个打屁股的戒尺,说打人很痛,我一想到它就害怕,可他从没有拿出来过,爷爷去世后我也没有找到。我常听他对人说,一等孩子用眼教,二等孩子用嘴教,三等孩子用棍教。我是属于几等孩子呢?没有人给我评定过,我可不记得爷爷打过我。
    那时的日子过得多好啊!我娘会做老虎头帽子,戴在头上可好看了;她还会用高梁杆插眼镜。姑姑有空就用包药的纸给我叠小船、小燕子什么的。我还用过年的压岁钱买过一杆红樱枪、一个泥老虎。我都按爷爷的要求,精心地保存着。我很羡慕别的孩子养的小鸟,放出去一唤就回来,可爷爷是不允许的,他说,小鸟和人一样,都是天主造的。姑姑还教我唱歌,“我家有个胖娃娃……”我认为那是说我小时候的事。还教我唱“小白菜,地里黄,三岁那年没了娘……”我一唱就想哭,我想,那可不是我,不知是哪里的一个苦命孩子。她教我唱的“蚊子歌”我至今还会唱:“哼哼哼哼哼哼,我是一个毒微虫,小时本来叫孑孓,长大飞行在空中……”
满六岁时爷爷就送我上学堂,去念“天亮了,弟弟妹妹快起来……”。那时对入学的孩子要求也不高,只要能按老师说的数,从地上拾起几块粉笔头来就行。上学时爷爷给我立下的规矩是: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不打架、不骂人;放学回家,要给在家的每一个大人鞠完躬后才能放下书包;出去玩要告诉大人,晚上只要电灯一亮就要跑回家。更重要的是,见了日本孩子一定要远远躲着,他说这一条的时候特别严肃,平常,他很少在我面前说日本人的事。
对于他的要求,我是日复一日严格遵守,一丝不苟的。有一天傍晚放学后,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日本小孩子追我,看样子是想和我玩。可是我害怕,拼命跑,那追我的日本小孩子自己碰到树上鼻子出了血。我怕日本人找到我家去,吓得躲在四马路一间破屋的旯旮里,天黑了也不敢回去。家里人找了我好久才把我领回家。从那,我见了日本人,别管大人小孩,更是老早就躲得远远的。
进了学校的大门之后,我似乎不明白上学是一回什么事。老师在讲台上好像讲的是外国话,我一点也听不进去。只想快点下课,好和小朋友们去玩。头几个月的考试我都是考的“不列等”。当一家人都说我笨的时候,只有爷爷并不在意,只要求我以后要用心学。那时上学,要到三年级以后才用本子、铅笔,一二年级,写字、算算术都是用石板、石笔,功课都在课堂上学,没有家庭作业。由于可以和很多小朋友在一起,而且我渐渐感到老师说的很有趣味,我很快就喜欢上学了,只可惜我的福分有限,我8岁的那年,正是日本鬼子投降的时节,爷爷去世了,只有58岁。
我爷爷得的是一种很厉害的痢疾,中草药治不了,只有打盘尼西林才管用。听说那时这种药比金子还贵,还要到潍县城里去请洋医生。我见过那位请来的西医罗大夫一面,西装革履很神气。更神气的是,他每次来都要我家拿钱到“太阳膏”店过足了大烟瘾,才给爷爷打针。日本人占着坊子的时候,鸦片是公开买卖的,记得镇上有三、四家“膏店”,中国人吸鸦片是不犯法的。罗大夫吃饭还要从馆子里叫好菜,治一次要花好多钱。
那时我家,刚从二马路搬到三马路自己买下的三间草房里。人多住不开,就在院子里临时盖了个小偏厦。爷爷正在省钱买砖,买木料准备再盖三间南屋,好给一家人安个窝。他是大夫,自知这病治不起,就无论如何不同意再打针了。给奶奶交代了一切,主要是那屋一定要盖起来,挨了几天就无可奈何地走了。正是日本投降的那一天,可他没看见,投降以后的日本人是个啥样子。
他走了,带去了一家人的希望和我的幸福童年。没多久,他开的药铺关门了;他存的书成了一家人的擦腚纸;一些他所心爱的玩艺儿也不知去向了;他的家教更没在他的儿子身上传承下来;只有奶奶遇事还常说:“要是你爷爷活着的话……”
接下来的又是连年战乱,家庭也出现了大变故,很快就陷入了困境。爷爷生前对我说过的,要自己挣饭吃的日子,过早地降临到了我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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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中的小鸟也叫唤

树林中的小鸟刚被捉进笼子时,当然是很不情愿的,扑扑楞楞地拼命闹一阵子是必然的。及等在笼子里关久了,看看那笼子,自己已经无可奈何,也就只能认命了。先是开始吃食、饮水,后是在那个小空间里跳跳飞飞,最后也还会叫一叫,尽管只是令人悲伤的哀鸣。在给日本人当亡国奴的那几年,我所看到的小人物大凡如此。有什么办法呢?日本人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走,总得活下去。我当时年幼无知,可是活得还很有趣,特别是夏天。
如今在城市里住常了,生活好了,人也娇气了,每年到了伏天就懒得动。想想火辣辣的太阳,把柏油马路都烤软了;林荫道下也是热浪滚滚,路人个个汗流浃背行色匆匆的情形,就只愿意呆在家里。偶尔出一次门,一进家赶紧开空调、喝冷饮、冲澡、换衣服。天天翻日历,算算什么时候才出伏。晚上忘不了看气象预报,“嗨,明天还是 35℃,今年夏天可太热了!”。那个烦躁劲就不用说了,恨不得明天就冬至。
想想小的时候,我可是很喜欢夏天的。爷爷在的候时,夏天常让我到老家小刘家庄去,在我七奶奶家住一段。她从年轻时就守寡,一个小儿子和女儿又让日本人的狼狗、剌刀吓死了,只有一个大儿子在外地学徒,爷爷让我去和她做伴。我一直盼着夏天的到来,到了村里我可以和小伙伴们上树粘知了、下湾打澎澎、爬墙偷毛桃、上树掏鸟蛋、到坡里捕蚂蚱,野地里好吃的东西又那么多。我是从过了年就开始盼的,觉得要盼好长时间夏天才来到。
我的老家小刘家庄,在坊子镇西北角三四里地,它的西、北两面都是深沟,东边是一条小河,南边不远就是铁路。在不过半里地见方的一块平地上,住着二三十户人家,人不杰、地不灵,除了种地的就是干工的,从没出过大人物。可那是一直在坊子家里憋着的我,十分向往的乐园。
那时的夏天也很热,家里的狗伸着长舌头趴在那里,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在院里找食的麻雀也直呼扇它那小翅膀。可老百姓是不埋怨天热的,每当我说天太热的时候,教过书的爷爷总是重复一句我似懂非懂的话:“无寒暑五谷不生”。奶奶的话说得明白:“天越热庄稼越肯长,没有毒日头那秫秫能晒红米吗?”似乎都在为老天争理。
也难怪,那时日本人只知道向老百姓要粮食,可老百姓大都是糠菜半年粮,吃了上顿找下顿。夏天的饭里不光是野菜多,秫秫都是不等收割就挑着熟点的弄回家来搓搓吃,没有毒太阳怎么成,天再热老百姓也是喜欢夏天,期望夏天多给他们留些吃的。冬天可是太难过了,那时,我没见村里谁家生炉子,做饭时烧热了的炕头,就是老人孩子的避寒窝。要是再没有饭吃,那日子就更难熬了。
天热庄稼长,草长得更疯,那地是要不断理整的。听叔叔们说,锄高梁是最苦的活,酷暑天的高梁地里,是名符其实的蒸笼。穿褂子热得受不了,打赤膊会被高梁叶子划得混身是血道子。锄一阵子,赶到地头的树下扇着苇笠歇一会,那个快活是无法形容的。都说女人最凉快的地方是饭屋门口,男人最凉快的地方是高梁地头。干完活回家,衣裳全像淋了水。在家里的女人都给上坡的男人冷上炒米汤,不过,还是刚从井里拨上来的凉水过瘾。那井水冰凉甘冽,喝一口从头凉到脚心,真痛快,比今天的冰激凌好多了。
老百姓,平日里没有睡午觉的习惯,不过天很热的时候也歇晌。这时男人们拖个破席头到大树下、门过道睡上一觉。女人们抓紧时间凑到屋当门,坐在蒲团上,扇着麦秸杆编的扇子,张家长李家短地啦得有劲。能歇歇、凉快凉快就很满意了。
要说纳凉,最惬意的还是晚上。家家干完了活,吃完了饭,人们就慢慢地聚到村南的大场院里来了,这里地势高,有点风。村里的人都来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清凉。早有人用井水泼过地,土香味是那样诱人。还有好心的老人,在上风头点上艾蒿薰赶蚊子。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一点不错的,老头们提着马扎子坐在一起;老奶奶的蒲团挨成一堆;男爷们的破席子也占据一片;大姑娘、小媳妇是不到场的。小孩子没有自己的领地,就满场院乱跑。一会儿钻到老爷爷们的堆里,听他们谈古论今,可那里的规矩大,气氛让人拘谨,他们说的话又听不大懂,还不准小孩子插嘴。老奶奶们那里也没有什么意思,张家的媳妇、李家的闰女说得那么有劲,我们不爱听。最多的时间是在叔叔伯伯们的草席上,听他们说故事。仰在那里,看到整个天空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帐篷,帐篷上缀满了密密麻麻眨着眼的星星;帐篷下边,四下里都睡了,似乎只有小刘家庄这个场院是醒着的。在我的印像中,那时天上的星星比现在多而且大,隔着我们也特别近,那偶尔拖着尾巴划下来的“贼星”,似乎就落在村庄外边的地里,白天能去找到它多好。还听他们说,“夏夜星密明日热”、“月亮带风圈,一连刮三天”……有时他们故意说鬼,有吊死鬼引着人上吊、淹死鬼拖着人下水、还有青面獠牙的恶鬼找人索命,夜间就从坟地里出来……吓得小孩子不敢到黑处去。
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日本鬼子只是呆在坊子镇的围墙里边,下乡扫荡的事很少了。乡下这种宁静的纳凉,有时要到半夜,凉快透了才回家,我常常是从睡梦里被叫醒。不过,也有的人家从不到场,村长家的人就不来。听人说,他家天天中午吃凉面,晚上要切西瓜,那西瓜还是白天老早放到井里拔着的。他家的院子大,老村长躺在躺椅上还要孙子扇扇子。我从没到他家去过,大概是很阔气的。他的孙子也不和我们玩。
最让我们高兴的是,晚上纳凉时来了说书的。不知是哪个村的一个瞎汉,白天敲着一只铜镲,点着一根竹杆,走村串巷给人算命。我曾很纳闷,他看不见,怎么街街巷巷走不错呢?后来听大人说,瞎子的耳朵特别好用,听铜镲的回声就能找到路口。夏天的晚上他就到人们乘凉的地方说书、唱小戏,有时也转到我们村上。这时纳凉的各个“组织”就会停止一切活动,小孩子们也一下安稳了,都围着那瞎汉坐下,静心地听。他说的是什么《彭公案》、《施公案》、《七侠五义》;唱的有《小放牛》、《锯大缸》、《王三姐思夫》……
想起来这才是我文学艺术的启蒙课,至今我还能唱好多段。那瞎汉说得故事曲折动人,把人都迷住了;唱得声音,更是圆润浑厚那样好听,哪像今天粗喉咙破嗓子的明星。尤其是那把弦子,弹出的调子是那么入耳。在我记忆中,至今还没有哪个大腕能和他相比。听他说唱古时候的事,大家就把日本人催粮、穷日子难过等烦恼事一时都忘了。每晚他都能收一小布袋子粮食和干粮。这时小孩子是最积极的,都争着往家跑。七奶奶总是急忙跟着我,怕我连煎饼垫子都端出来。
那时的人们,只盼着日本鬼子快一点走,从没有想到会过上今天的生活,如今,谁家的日子都比当时村长家好多了。可是今天,我再也找不到当日在那场院里纳凉时的神秘、亲近和不知忧虑的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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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亡国奴

在抗战时期,坊子曾是日本人的“巩固占领区”,听说日本人占了坊子两三年后,为了“中日亲善”他们也维护着镇子里的秩序,日本兵不能随便出营房,有事到街上一般也不敢乱来,还有宪兵队在街上巡逻。只要没有中国人出来反抗,平常街上还是平静的。
在我家门东边的十字路口,有个于老头摆的小摊,卖些香烟、糖块、瓜子、花生米什么的,夏天也卖点时鲜水果,我常在那里玩。
在日本投降的前一年,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年纪很小的鬼子兵,在小摊周围来回转。后来怯生生地凑到摊子跟前,一边紧张地朝两边张望,一边从口袋里费力地摸出了一个不过相当于今天伍分钱的硬币,急忙递给于老头,又用哀求的神情用手指指那个盛花生米的玻璃坛子。于老头把那个硬币在手里掂了掂,不耐烦地打开坛子盖,抓了一小把花生米,无奈地放在了那个小日本兵捧在了一起的手里。那个小日本兵,急忙离开小摊走了。于老头回头看了看我,生气地说:“馋死这些小鬼子。”原来在我的心目中富得什么都有、横得不可一世的日本兵,一下子改变了形象。这个小鬼子,在于老头面前有点可怜了。
日本人好象是越来越穷了,“洋行”里再也没有了吸引我们的那些花里胡哨的洋玩艺,货架子上都空了,柜子里也不过有些白木头杆的铅笔、很差劲的纸本子、莫名其妙的红白线结而已。他们的卡车,驾驶室边上都装了个高高的木炭炉子,每逢开车前先要呜呜地摇那个吹风机。大崖头它一次冲不上去,要用根三角木头在后边挡着,歇几次才能爬上去。日本兵“打野外”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要中国人“捐废铜”可催得比往日更紧。有一天爷爷在家里悄悄地说,他熟悉的一个日本大夫曾偷着对他讲:“中国的这个”他伸出了大拇指,“日本的这个”他又伸出了小拇指,我很惊奇,中国比日本还要厉害吗?
有一天我忽然发现,日本人在自己的住房附近挖防空洞,他们的房子门窗玻璃上都贴上了白纸条,一些门窗上有玻璃的中国人,也都跟着学了。不久,又见到一队一队的日本男人和女人,推着人工压水的救火车,提着红色尖底的铁桶,在他们的街上来回地跑;有些男人头上扎着、女人肩上披着写了字的白布条;我看着很新鲜,大人告诉我,那布条上写的是“义务消防队”。
这些事,很快就轮到中国人的头上了。镇公所通知,要搞防空演习,每家的窗户都要做上黑布帘子,晚上不准透出一点光来,谁家违犯,要进宪兵队。那呜呜叫的警报也响过好几次,弄得人心惶惶。
有一天夜里,我听到我们门前的街上,有许多日本人大声地吵嚷。我们一家人很害怕,可谁也不敢往外看,心神不定地熬了一夜。天亮了才明白,是因为有一盏路灯还亮着,他们不知想的什么法子把它搞灭了。
过了不久,飞机真的来了,老百姓都说是美国的,而且不是夜里是在大白天。开始人们很惊慌,到处躲避。以后三日两头地来,它们并不往老百姓房上丢炸弹,专去扫射铁路上的火车头,老百姓也就无所谓了。大胆的人有时还跑到街上往天上看,还对人说,一种井字型的飞机叫“黑寡妇”。
美国的飞机一来,日本人可就忙起来了,他们早在铁路的许多地段两边垒起了高高厚厚的墙。一发现飞机来了就赶紧把火车头往里藏,可火车头跑的不如飞机快,经常躲不及让飞机打坏了,听说有一次,飞机上的机关炮还把一个火车司机的头打掉了。每当这时,大一点的孩子不等飞机走远,就赶快往火车头挨揍的附近跑,去捡从飞机上掉下来的机关炮弹壳。这时从远处可以看到,工人爬到冒汽漏水的车头上,用粉笔一个个标出刚才留下的弹洞。那被汉奸宣传得威力无穷的铁甲列车就停在不远,好像什么本事也没有。我听大人私下说,日本人打不过美国人,国军这就快来了。
“日本鬼子投降了!”开始,中国人是怀着惊喜,神神秘秘地私下议论;后来,有人就在大街上高兴地喊了。不过,当时还没有热烈庆祝的场面,人们还是心有余悸,因为他们的人还在。日本鬼子真的投降了吗?我还是觉得有点突然。那样厉害的日本人,怎么一下子就投降了?不过这时正是我祖父去世,我没有高兴得起来。
日本鬼子是投降了,那站岗的鬼子手里没有枪了,大狼狗、大洋马也不见了,听说是日本人给它们打了毒药针,都死了,可是也没见穿灰衣服的国军来。不几天就听说,有个什么 专员叫张天佐,带着什么保安队到了潍县。我纳闷,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没见过他们的人什么样,听说也是穿着黄军装。接着,街上的老百姓都说,坊子来了个保安旅的三营长,名字叫李铭训,住在天主教堂,他还是坊子人呢。后来,我经常看到三营长和他的传令兵,出门都骑着锃亮的自行车。有时,他的传令兵还一个人骑一辆、牵一辆在大街上飞奔,可神气了。不过,我没见他有多少兵。
日本鬼子是投降了,可虎死威风在,开始中国人还不敢轻举妄动,不过,没几天老百姓就开始抢日本人的东西了。先从比较偏僻的冢子坡南部的小洋房开始,第一轮是粮食衣物,第二轮是木器家具,接着是“塌塌米”、木地板,最后连屋顶上的瓦和檩梁都拆走了,到祖父过了“三七”,我能出门去看的时候,那里已是一片残垣断壁了。
听说抢日本兵北大营的时候最热闹,过去那可是个想想都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干瘦的小老头,整麻袋的粮食扛起来就跑,装满“战略物资”的两个大库房很快就空空荡荡了。我叔叔去晚了,只在一堆瓶瓶罐罐中捡回来两瓶灰锰氧(高锰酸钾),用来泡钢笔水用了好几年。我的收获是一大摞火车票,那是一个比我大的孩子,跟着大人去抢火车站,从票房里弄来的,可是火车早就不通了,车票又有什么用。中国人再也不怕小鬼子了,不过没听说有伤害日本人的事。
日本人一下子断了经济来源,生活就成了问题,他们只好拿些衣物用品到中国人家里换些吃的。开始还有几件毛毯、、被子、衣服什么的正经东西,后来就只有穿过的皮鞋、用过的背包、一支钢笔、几根洋蜡等不成器的玩艺儿了。他们不敢到大户人家,只找一些他们认为是小老百姓的住户。每次进中国人的家门,都是左顾右盼惊恐万状,好像东西是偷来的,特别是日本兵,生怕中国人揍他。高梁窝头、地瓜什么的只要能吃的都要,也不敢争论多少,当日的威风早就没有了,一付丧家之犬的可怜相。后来当地人有了一句歇后语:“日本鬼吃高梁米——没有办法。”
日本人一批批地走了,首先离开坊子的是日本兵,他们早已不是“打野外”的劲头了,乱七八糟地排着队,从嘻笑怒骂的中国人面前,垂头丧气地穿过马路往东去,听说是步行到青岛上船回国。带家口的日本人,是雇用中国人的马车。后走的日本人,已经不敢住在家里了。他们集中在一座叫光会堂(有人说叫“光棍堂”,是供铁路上的单身工人住的)的楼前广场上,男人在外圈,老婆孩子在中间,日夜在那里等着来车,惶惶不可终日。这时,吃的干粮喝的水都得用东西向中国人换。有些人家,让孩子提壶热水或挎一篮子煮地瓜,喊着“衣毛、衣毛”,围着日本人换东西。我想他们来中国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会有今天。不过,我至今也还不明白,“衣毛”在日本话里是什么意思?
当年通青岛比较顺便的大路是穿过坊子镇的,坊子以西很大一个范围内的日本人,回国都要经过坊子。那时候,看回国日本人的狼狈相,成了坊子人的一大乐趣。每当一批批步行的,坐马车的日本人路过坊子街道的时候,人们就站在门外看热闹。对着那些惊恐万状的日本人,大人一般都是骂几句,吐口唾沫;可孩子们不行,打弹弓,丢石头,有的还丢用纸包了的大便。
母亲不让我跟着闹,说日本人坏是坏,可他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听说回国的日本人,身边剩下的东西也都让赶马车的扣下了,上船时大都是两手空空。这时轮着日本人当亡国奴了。不过他们在中国当的亡国奴仅仅是丢了面子、丢了东西而已,中国人是善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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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国军”

    一直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忍气吞声的爷爷,没有享受到赶走日本鬼子的喜悦。就在日本人投降的时候去世了。可是大家都说他给儿女们修了福。日本宣布投降后接连几天物价大降,已经多少年不用了的清朝的铜板、制钱都可以买东西了,他的丧事花费很少。可是接着物价又飞涨上去了,一天一个样,不少的商店都想关门,可是不敢。
日本人走了,好长时间真正的“国军”也没来,坊子镇除去没了日本人,别的也没觉得有什么变化。就连日本人时的镇公所、商会也还照样管事。见到的些当兵的也还是老面孔,他们说,过去为日本人当“皇协军”是假的,那是什么“曲线救国”,谁信?这时,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国军”什么时候到。在坊子老百姓心目中的“国军”就是“中央军”,那才是正统。几次组织迎接都是说说就算了,有人说,“国军”住在老远的地方,要从青岛下船,火车又不通,走到这里还要些日子呢。
记得是过了1946年阳历年不久,人们说这次是真来了。镇上组织老百姓拿着“欢迎国军莅临坊子”的小纸旗,到镇东的大路边去迎接。领头的还告诉大家,原来的欢迎口号有两句不准喊了,就是“中、美、英、苏团结万岁”和“同盟国万岁”。
人们冒着凛冽的寒风、飞扬的尘土,翘首东望,望了好久总算看到一面青天白日旗在远处出现了,真还有点激动人心。这种旗子在日本鬼子时候也挂,不过在旗子的上边加了一块黄色的三角布条,记得上边写着“反共救国”什么的字。一会儿先过来了不大的一支马队,接着就是四路纵队的大队伍,有人就领着大家高喊:“欢迎国军莅临坊子!”,“蒋委员长万岁!”……我看到“国军”穿的并不是爷爷说的灰衣服,而是漂亮的草绿军装、大皮鞋,当官的还戴着前边高高撑起的大盖帽,别手枪的皮带上一周圈都是明晃晃的子弹,威风凛凛,听说都是美国造的。武器也比日本兵的好多了,哪有爷爷说的大刀?看到的都是美式的冲锋枪、胶皮轱轳的榴弹炮……我在想,过去他们都在哪里呢?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坊子把日本人赶跑呢?
听说这次接来的“国军”是中央军的第八军,军长叫李弥。当兵的每人胸前都配带着一块白底蓝字的布做的符号,上边写着“松山”二字,据说这是因为他们打松山立了大功。这次他们是从云南省,经过广东,再坐船到青岛才来的。他们有一个团驻进了原来日本人的北大营。
有人说了,松山是在中国的南边很远的地方,那山是被日本人挖空了的,而且里边什么都有,打了好久、死了很多人才打下来。一位披着黑披风的大官,还在小学操场的土台子上,给坊子这些沦陷区的同胞讲过他们的赫赫战功,我反正什么也没听懂,也跟着使劲拍巴掌。被日本人统治了八年的当地老百姓是很欢迎国军的,把他们当成了英雄。
后来,我在《中外战争战役大辞典》上确实查到了“松山之战”,那个条目是这样写的:“1944年7月5日,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第71军附第39师、第8军,进围滇西右岸日军重要据点松山,日军第56师团第113联队3400余人死力固守。经65天激战,远征军前后投入36个步兵团和两个步兵营,发起9次大规模进攻。至9月2日(一说8月5日),攻克松山,打通了保山至龙陵段滇缅公路交通线,此役,松山日本守兵全部被歼,远征军伤亡6000余人。”“包括松山战役在内的滇西抗战,对于保住滇缅公路这条当时惟一联系国内外的战略交通线,保卫昆明和重庆起了重要作用。”
我从另外一个战史材料上还发现,李弥是云南腾冲人,当时是第八军的副军长,在松山战役最激烈的时候,他曾亲率“敢死队”冲上山顶,是个抗日英雄。这个战例还上了美国西点军校的教材。
别管来坊子的是不是同一个第8军,反正这个队伍战斗力很强,被山东的解放军称为“顽八军”。尤其是那个军长李弥更是顽固到底,在淮海战役中由他所率领的兵团全军覆灭后,他只身化装回到早已解放的潍坊,在当地一名反动资本家的掩护下,经由青岛又逃了回去。他一直和解放军纠缠到大西南,最后带领国民党军第93师14000多人越过边界逃到泰国边界北部与缅甸接壤的美斯乐,又在那里建立“反攻基地”。是不是故地重游,我就不得而知了。这是后话。
“国军”来了多少我不知道,反正日本人空出的房子全住满了,更多的住到了老百姓家里,睡觉、吃饭都要用老百姓的傢什。有一天,一位“国军”到我家借盆子,我家实在没有多余的,他不高兴了,用我们似懂非懂的南方话骄横地说:“老子们抗战八年,一个盆子都不借给……”他一眼看到我家圈门口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陶瓷盆子,不听我们解释拿了就走。奶奶叫我赶快去看看他们拿了去干什么,那是个尿盆子。可我找了一大圈也没找到,最后在我家东边“大兴店”的院子里找到了,他们正用它盛着猪肉炖白菜,几个“国军”围着吃大米饭呢。这事把我们一家人吓坏了,我们是不敢要了,可他们也没再还。我奶奶还一再嘱咐家里人,誰也别再提这件事,国军知道了可了不得。
“国军”来了不久,又来了许多的“难民”,说是从周围被八路军占了的地方来的,我不明白,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自己又打起来了。
坊子镇一下繁荣起来了,听说人口上了万。“昌潍地区专员公署”的牌子也挂到了火车站附近一个大楼的门口。驻军的军乐队,天天早上在坊子的街道上转游着演奏,孩子们都跟着看,我从来都没见到过,管子缠在身上的大喇叭。那当官的挎着不知什么时候弄来的花枝招展的太太,在大街上走来转去。当兵的拿着各种各样的“战利品”在街上卖钱。洋车更多了,饭馆子可忙了,卖胭脂、口红、玻璃丝袜子等洋广杂货的小商店的生意也很好。集上赌博的花样数不胜数。听说溏子胡同里婊子们的生意更发财。
“国军”初到的时候,有一阵子喳呼着要惩办汉奸。当时我所知道的汉奸,一个是全国的大汉奸汪精卫,一个是坊子的镇长徐学文。徐学文在日本人时干过什么我说不清,只知道日本人时候他在坊子是最大的官,是说一不二的。徐学文家住的房子在二马路的西头,是坊子街上最好的,院子里都铺了砖。另外,有一年寒食节,我见过一帮人还有一只大洋狗,跟着他去南坡,到日本人的“表忠碑”那里踏青放风筝,老百姓见了都远远躲着。后来都说徐家的闺女跟了“国军”的什么长, 成了官太太,从那就没有再听说惩办汉奸的事了。大概坊子没有汉奸,有也是“好汉奸”。不过,有个民谣可是传唱开了。老奶奶在拍着小孙女的屁股玩时,都在念叨着:“妮呀妮,你快长。长大了,跟连长。吃什么,吃给养。穿什么,穿大氅。坐洋车,往后仰。坐汽车,哞哞响……”
坊子的“国军”越来越多了,除了第八军,又来了陈金成的整编第四十五师,背卡宾枪的交警总队;除了中央军还有地方杂牌军、保安队,满街都是黄军装。
新来的队伍又号房子了,占了我家刚盖起来还没住人的南屋,住进了一个带太太的官。我看到隔三差五地从外边往屋里搬东西,有大包有小箱,有一次我还看到一把长长的日本指挥刀。出出进进的“国军”,搅得我们日夜不宁。最使我们害怕的是有一天夜里,一个喝醉酒的老兵提了冲锋枪闯进了我们家,要找那当官的算账,说他克扣了他的军饷。
在众多的“国军”眼里,当过日本顺民的坊子人,是比他们这些抗日英雄是低一等的,一行一动趾高气扬。就连他们收编的伪军和刚穿上黄皮的当地街痞子,也都学会了“老子们抗战八年……”对老百姓横行霸道。本来正统观念很强的坊子人渐渐失望了,私下里在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活遭殃。”
百姓的强烈不满大概惊动了当官的。有一天夜里,从溏子胡同拉出了一个排长,在火车站前边的广场上枪毙示众。一个在西岭集上拿老百姓的鸡蛋不给钱的国民党兵,被“就地正法”。又有一天早上,我在陆军医院北边树行子里,见到一个被绑在树上枪毙了的“国军”。过了两天,还在北大营西边的铁路桥洞子下,公开枪毙了一个副连长,说他在煤矿上偷煤。他们给这个小官用薄板钉了个棺材,就地埋葬在那里。据说那人当时没死绝,夜里他从棺材里伸出了一只胳膊来。我可没敢去看,听听都怪吓人。
“国军”来了,孩子们不再稀罕日本人的火车票了,开始玩起子弹来。什么美式步枪的、冲锋枪的、机关枪的,还分什么红腚眼、绿腚眼、钢心弹,大一点的孩子都有几排火。有的还用子弹做成各种玩具。弄炸了伤着人的事也常听说。
“国军”的子弹可真多,在他们住过、走过的地方都能捡到,听说是当兵的嫌背着太沉偷着丢掉的。西河里还有手榴弹什么的大玩艺儿,我们不敢要。
解放军来了以后,我们手里的子弹都让解放军三斤小米一颗给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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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7楼 发表于: 11-25
在中华民国治下

当了8年日本亡国奴的坊子人,转眼成了中华民国的国民。到了什么要紧的日子,还是镇公所那个老头,依然提了那面铜锣满街转,边走边敲边吆喝:“挂旗噢!当……”这时家家户户挑出的旗,都是没了那黄布条的青天白日满地红了。
国民党那些当官的,大的我当然见不到,就是镇上、街道上的也是神气十足。他们一说中华民国,就是“世界四强”之一,而且排列的顺序是中、美、英、苏,别的国家是谈不上的,自豪的不得了;可一提起美国来,又是满脸的奴才相,好像夸他是大阔佬的老丈人。他们说日本投降全凭美国的原子弹。现在“国军”全部是美式装备,这世界上除了美国谁也比不了。苏联不行,它在北冰洋试验的原子弹失败了,还不如八路军的木杷手榴弹……对于这些,似乎坊子的老百姓并不多关心。他们关心的是听说美国可怜中国人,运来了大量的“救济物资”,有大米、洋面、罐头、洋布、还有衣服……要发给中国人。
这大概是真的,听说,为此还设了个什么叫什么“善后救济总署”的衙门。可是喳呼了好长时间,人们心急火燎地盼,可这救济物资总也运不来。过了一阵子说是来了,吃的东西由天主教堂发放,在教堂上学的孩子能优先。别的还没定。
“国军”来了之后,那教堂里来了几个洋人修女、神父,听说多是法国人。还听说教堂里的花费都是从法国汇来的。还来过一位头上戴着碟子一样的小红帽的大鼻子主教。那大主教可神气了,出门不走路,都是坐在由两个中国人抬着的太师椅上。
教堂为了教育教友的小孩,办了一个“崇光小学”,这小学实际上只有一个班,三十几个学生。由于我爷爷是虔诚的信徒,虽已去世,还是荫佑我进了这所都以为很好的学校。学校里由一位很严厉的修女教念经,“天主耶稣,基里斯都,我众罪人,得罪于天主……”天天要背,背不过手要挨板子。我当时学得很认真,会背很多经。学生们,每个礼拜天早上要到教堂去做“弥撒”,下午还要去“降福”,可我总觉得天主是个外国人。因为沾上了点洋字,我也因此觉得和街上别的孩子不一样。
有一位高个子的年轻女老师教我们国语、算术什么的,记得她姓张。听说她是从八路军占的地方跑出来的,后来跟了一个“国军”军官,结婚时还让我和另一个女孩子给她拉婚纱。
学校每星期一早上都要做“纪念周”,师生们整齐地站在一个大屋里,讲台上方的墙上正中挂着很大的蒋委员长的戎装画像,挎着大洋刀,胸前戴着许多金光闪闪的牌牌,很是威武。两边挂的是中华民国的国旗和国民党的党旗。“纪念周”的仪式十分严肃,第一项是唱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第二项是读“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接着是静默三分钟;第三项是读“什么是什么之本”的建国十二条,大概是蒋委员长的训示。我只记着有一条是“有恒是成功之本”,别的都忘了。
老师的讲话离不开“新生活运动”,说那是蒋委员长亲自提倡的。内容很多,别的都记不得了,只记得两条,一条是早上洗脸要用冷水,蒋委员长都是那样;印象最深刻的一条是,蒋委员长是全国唯一的领袖,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在干什么,只要一听见“蒋委员长”四个字都要立即起立立正。
那时街上的大人在传说一个笑话,说是在哪个大城市里,有个小孩在马路当中间撒尿,警察追他,每当快要追上时,小孩就回头大喊一声“蒋委员长”, 警察马上立正,眼巴巴地看着小孩子跑掉。不过蒋委员长那张肩膀上有很多金线,胸前挂了好多牌牌,还挎着一把大洋刀的画像可贴得到处都是。
国语的课文上说,蒋委员长从小就绝顶聪明。记得里边有这样一件事是,有一次他家开的商铺着了火,别人都忙着去救火,可他却冒着火钻到屋里去把那账本抢了出来。老师还给我们讲了一件事是,他在日本留学时,有一天在课堂,日本教师指着讲桌上的一个大泥团对学生说:“这就好比是中国,上边有四万万五千万个细菌……”这时他气愤地跑到讲台上,从那大泥团上掐下一块小泥团,也指着它对学生说:“这就好比是日本,上边有八千万个细菌。”把老师学生都惊呆了。
我想,我们的蒋委员长可真是了不起,要不怎么能是一个国家、一个党里的一个领袖。那时我们学过一首歌颂领袖的歌:“昆仑山麓,东海之滨,天生圣哲,百代师宗。唯我领袖,正气冲天地,功业盖古今……”
领救济物资我们确实是优先了。食品的发放每天一次,都在中午,每家只能一人去领。每份是一个馒头、一勺牛奶、一勺豌豆肉丁罐头。每到这时,教堂的便门外便排起了长队。我们崇光小学的学生排在最前边,保证每天都有;后边的许多人是领不到的,我估计一次也不过发百多份。我每天高高兴兴地领回家,可以分到半个馒头吃。
分衣服我记得是只有学生有份,而且各个学校是在同一天发的。办法是先由老师一份一份搭配好摆在操场上,学生排好队按顺序去取。我领到的一份,只有一件小孩穿的旧毛衣还成用,别的都是女人穿旧了的裙子、长筒袜子、高跟鞋什么的。我抱了那些东西往家走,路过搬来不久的“山东省立潍县中学”的校门口,看到路边有一个用长筒袜子高跟鞋堆起的小山,大概是中学生们丢的吧。
教堂的食品分发,好像维持了两三个月,别的就再没见什么了。嚷嚷了好久的美国救济物资,好像是一场骗局和闹剧。不过听说大米、洋面什么的是真有的,只是老百姓没见到罢了。听说“国军”的一些大官真发财了,不光是捞了救济物资,还得了什么“五子登科”。我不知道这“五子登科”是件什么宝贝东西。
在中华民国治下的两年,除了救济物资之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是天天打仗,二是物价飞涨。从坊子镇来来去去的“国军”真是成千上万,谁也数不清有多少。他们不但有精良的武器装备,还有印刷漂亮的宣传品。我曾见过一张题目是“猫给老鼠的一封信”的传单,内容是说“国军”好比猫,八路军就是老鼠,猫的任务就是捕老鼠,老鼠不能叫屈。他们还到处说:“一物降一物,八路怕八步”,不知“八步”指的是什么,可能是他们第八军自己。他们还满街贴了不少标语,其中有“朱、毛不死,大乱不止!”
仗似乎是越打越大了,打仗给坊子带来两多:伤兵多,“难民”多。
天天说打了胜仗,可伤兵一火车一火车地往坊子陆军医院拉。医院装不下就呆在闷罐车皮里,一身的血污,在里边又哭又骂。医院天天往外抬死人,从冢子坡到煤矿,那几里地的地面上的小土堆一个挨一个,埋得满满的;一片白花花的小木头牌,让人毛骨悚然。那些大难不死的伤兵就再也不想出医院了,一群一伙地出来,有的包着头有的架着拐,装模作样,到处找便宜。有的跑到中学的校门口,招呼调戏女学生,还把出来劝阻的教师打伤了。有一个伤兵,拿了一个麻雀到一家商店里,说是请掌柜的看一看。他有意把那麻雀放飞了,硬说掌柜的放了他的金丝鸟,要他赔了好多钱。在坊子最出名的事是,有一个伤兵,看上了一马路一个姓苏的理发师傅的老婆,1948年 农历正月初一夜里,那个伤兵把老苏杀死在自己的理发馆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也没有人敢管,伤兵成了街面上的一霸。听说第八军的伤兵,还曾经跟后来的驻军真刀真枪地打过一仗。
那“难民”是随着“国军”的胜仗越来越多。都操着不同的外地口音描述着共产党、八路军如何的青面獠牙,共产共妻,把他们的财产都“共”了……不过我发现,这些人好像还是很有钱,不少的人在街上租铺面做卖买,吃喝比当地穷百姓好多了。后来才知道,这大都是些逃亡地主,有的还参加过“还乡团”。
那仗好像开始是出去打人,后来是准备挨打了。记得“国军”没来时,坊子镇和周围农村间都是一片好庄稼地。没过多久就开始征民工修城墙、挖护城河,河外边是纵横交错的战壕连着大大小小的碉堡,空的地方都挖成一个挨一个上大下小的深坑,底下插着削尖的木桩,坑里再放上水。最外边还有用木头和铁丝网组成的“鹿砦”,纵深要有一里多地。碍事的民房、村庄一律拆掉,树木砍光。城门更是戒备森严,出入都要查“良民证”,而且小学生都要办,有嫌疑就搜身。我一个在镇上铁工厂做工的叔叔,有一次从乡下回来,就因为身上带了别人让他做戒指的两块宣统铜元(那时人们都说宣统年的铜元含金,做戒指不上锈),被当成“八路探子”抓了起来,硬说那铜元是联络信号。他找了好几个保人才放出来。要找不到保人,说不定会拉出去枪毙。我想,有这样坚固的工事和森严的戒备,这坊子谁还能攻得进来?
驻守坊子的军队除了国民党的中央军,还有名目繁多的地方杂牌队伍,在坊子四周各自占据一块地盘,征税要粮,名目繁多无休无止。老百姓都说日子没法过了,叫街的、要饭的是越来越多了。
国民党对坊子的统治越来越紧。镇上有了由四、五十人的镇丁组成的“自卫大队”,穿着黑制服扛着枪经常在街上转。“保甲制度”比日本人时候更严,一条街是一个保,保里有了“保丁”,保长出门有了跟班的。保长的权力很大,催粮、派夫、抓壮丁、抓共产党。老百姓一提起他们来脸上就没了笑模样,说他们吃、喝、嫖、赌没有一个正经东西。
这些人,对老百姓一个比一个凶。保长的口头语是“烟囱里冒烟,锅底下不结蜘蛛网,就得纳粮、交捐”。一保的保长,逼一个青年当壮丁,可全家就他一人能干活,他要走了全家生活无着,被逼无奈,他一刀剁下了自己右手的四个指头。
十几户是一甲,实行了互相监视互相告发的“连坐法”。他们三日两头半夜三更查户口,46年的夏天下了一场大雨后,我家和东邻间的墙被淋塌了,那一夜正碰上查户口,有一个保丁硬说东邻有人到了我家,折腾了半宿也没找出人来,可把我们一家人吓得不轻。
那时,到处是国民党的便衣谍报人员,为怕惹事,所有饭店的墙上都贴着用红纸写的“莫言国事”的条子。
保甲长还逼着老百在自家院里挖防空洞,说打起仗来炮弹不长眼。老百姓天天提心吊胆,紧张的不得了。记得好像是1947年的春天,有一天忽然街上敲锣下了一个通知,要老百姓站到三马路两边,学生都集合在光会堂南边的场子上,说是欢迎“三人小组”,要停战,不打仗了。军队戒备森严,谁也不能乱走动,等了好久,只见几辆吉普车从众人面前尘土飞扬地很快开过去就完事了,过后那仗该怎么打还怎么打。
物价随着战事的紧张而直线飞涨。中华民国的钱叫“法币”,当时是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同时发行,等值流通。日本投降时,沦陷区的百姓要以很大的比值用“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伪钞兑换法币,虽然票子多是旧的,尺寸也大,老百姓叫它“大棉条”,可“大棉条”还是很顶用的。后来随着市场上物价飞涨,新票子越来越多,面值越来越大,从几十元到几百元、几千元、几万元、几十万元、几百万元。老百姓说了,“三千两千抽支香烟,三万两万喝碗稀饭”。商店里卖东西,小额的票子早已数捆不数张了。若用这样的票子买纸擦屁股,已经不如直接用钞票合算。
那时的物价一天一个样,甚至上午下午都不同。当时我父亲在电灯公司当电工,每月开了钱先去买当月的粮食,剩下的赶快买些洋线什么的,等下半月用钱时再卖,要不到时那钱就买不到什么了。
后来那钱以万为单位也很难计算了,国民政府就想了个点子,用竖着看的“关金”,兑换横着看的“法币”,好像是一元顶一万。可“关金”的票面也很快就像“法币”一样又飞上去了,听说接下来又换“金元卷”。不过“金元卷”我没有见过。因为还没等在坊子用开那“国军”就跑了。
我看见的那些钱都是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不但纸好,印得也特精致。老百姓可是再也不上当了。解放后,那印制精美的法币,100元才兑换1元土纸印制的北海票。
中华民国的经济彻底崩溃了,老百姓似乎是更穷了。坊子有一个小时患婴儿瘫,走路一瘸一拐的半老头,大家都叫他五月。他在大街上叫街行乞时经常粗喉咙破嗓子地嚎叫:
            说我穷啊我就穷,
            一根扁担两根绳。
            走得慢了穷赶上,
            走得快了赶上穷。
            不快不慢才待好,
            一步掉进穷中坑。
            ……
当地的老人都在说着从济南传过来一个民谣:
            民政厅,财政厅,民穷财尽;
            田赋处,粮食处,田荒粮绝。
坊子的老百姓对国民党有点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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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8楼 发表于: 11-25
六十年前的孩子们玩什么
  
我的童年虽然是生活在山东潍县的坊子镇上,可是我在11岁之前没有看过戏、听过广播、更不知电影为何物。
那时的社会给孩子们提供什么娱乐呢?无非就是吹糖人、捏面人、耍猴子、跑马戏什么的。那吹糖人、捏面人的不嫌孩子们围着看,那会给他招揽生意。耍猴的是耍一段之后让那猴子拿了铜锣向周围的人要钱,虽说没有钱可以不给,可是那猴子对总不给钱的人也会呲牙裂嘴,是得躲着一点。跑马戏的就更不行了,他们是用布围起一个场子来,买了票才能进去。没钱买票的孩子们只能趴在地上,从那布围子下边的缝隙往里瞧,常常是只看到许多人的腿。
最让孩子们高兴的是,有人家娶媳妇和出殡,那是在大街上的公开演出,可以随便看的。大一点的孩子还可以弄点事干干,能抢到打锣的事最好,扛个旗也行,一天下来可以挣几毛钱。这时候,一群孩子常常是从头看到尾,不到入洞房和填坟坑是不回家的。要说,娶媳妇不如出殡好看。尤其那送葬的时候,前边走着的孝子贤孙,一定要哭得鼻涕拖老长;后边坐车的那闺女、媳妇,嘴里念念有辞,哭得比唱的还好听。可这一些,毕竟是不多见的经典节目,好长时间也演出不了一次。
记得有一年的春天大旱,二马路道观的道士,领着大伙到东河边去求雨。人们头上戴着柳条圈,跪在河边。那道士穿着黑色的道袍,手舞足蹈,嘴里还念念有词,很是好玩,可惜就见了那一次。
孩子们是七岁八岁狗也嫌,大一点更是要上墙爬屋,一时也闲不住的,没有玩的就自己想着办法玩;这自己玩的办法可也是花样百出勾魂摄魄的。
前两天与儿时的几个朋友见面,耄耋老人们谈起小时在老家的往事。特别是说到当年那群顽皮孩子嬉戏玩耍的童趣,大家似乎忘记了今夕何夕,个个眉飞色舞,兴高采烈,深夜不倦。
中国的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先是日寇横行,后是内战激烈,加上灾荒遍地,是个民不聊生的年月。那时,半城半乡的坊子镇上的老百姓,刚经历过日寇铁蹄又陷入内战硝烟,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直到1948年解放后才慢慢地安定下来。
尽管一家家都过着终日辛劳而缺吃少穿的生活,可孩子们是不懂得忧愁的,别管吃什么、穿什么,天真活泼、好动爱玩的天性是泯灭不了的。尽管绝没有今天花样无穷的玩具,穷孩子们的游戏玩耍也是丰富多采的,不时还别出心裁,大伙儿兴味盎然,乐不可支。
怎么玩?一年四季各有不同,还有就是男女有别,男孩子是不和女孩子一起玩的。男孩子的玩耍花样多极了。
春天来了,柳条变软发绿了。孩子们的手从破棉袄的袖筒里拿了出来,手上不再裂口子了。折柳枝,拧柳哨是个个都有兴趣而且技术娴熟的。人人嘴里含着一个柳哨,边跑边吹的吱吱响,忽地到这里,忽的到那里,像一群跑来跑去的小狗好不得意。孩子们还盼着榆树生钱、槐树开花,上树捋榆钱、掐槐花,吃到嘴里甜丝丝的,拿回家拌上点面子蒸蒸,那是一年只有一回的美味。到河边的土坡上拨谷荻,那是一种芦苇一样的草,新生出的苞芽有点甜味儿;把婆婆丁紫红色的喇叭花拔下来,用嘴舐舐它的尾巴,也是甜甜的……接下来是爬墙到屋檐下掏没生毛的小麻雀。自己把它养大喂熟,让它飞它就飞,一唤它就回来。誰要有这样一只麻雀,可比今天的遥控小汽车更让别的孩子羡慕。
夏天更是孩子们的季节,好玩的事太多了。雨多了,河里、湾里都涨了水。游泳是迷人的,那时谁懂得什么蛙式、蝶式……只会“打澎澎”。一群小光腚站在岸边,一个个“扎猛子”钻到水里,露出水面后就是两臂扒水,两脚打水,扑腾、扑腾、扑腾……一个接一个围着湾转,弄得湾里水花四溅,别提多么威风了。有的孩子还会踩水,能长时间露出肩膀在水里漂着。这时,他无疑感到自己是个英雄。到岸上来还可以找薄片石头比赛打水漂,和泥巴比赛“摔响瓜”。“摔响瓜”就是用泥做成碗状,一只手拿着,口朝下使劲往地上摔,谁摔得最响谁赢。晚上在大树干上摸知了龟;白天在长杆子顶上用马尾打上活结套知了。那玩艺儿用火烧烧可好吃了,今天的烤羊肉串是比不了的。还可以俩人一伙用包袱皮在河里捞鱼虾,那时节小河里的水很清,小鱼虾比现在多多了。
夏天的晚上更是迷人。在街上乘凉时大伙一起玩游戏,除了捉迷藏以外,还有一种最好玩的是游戏是“摸白菜”。就是一伙孩子在一棵大树或电线杆底下集合,其中有一个领头的。这时大伙一齐喊:“坊子街,摸白菜,摸摸哪里再回来?”领头的孩子可以下令,让大家去摸摸什么再回来。大伙一听到命令就赶紧跑去摸,谁完成任务回来的最早,谁就接替当头。一伙孩子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其乐无穷。有时当头的孩子很调皮,要大家摸的那地方很特别,像“摸摸王秃子的脑瓜再回来”。这时一伙孩子的手像一群马蜂,都去访问正坐在那里扇蒲扇的王秃子的脑袋,会闹个不亦乐乎。至于为什么叫“摸白菜”,我们没有考究出来,可能只是为了顺口。过一个夏天,男孩子们个个晒得像黑铁蛋。
秋天斗蟋蟀可太有意思了,黑夜顺着那蟋蟀叫的声音去捉,白天放在小瓦罐里斗。那蟋蟀的讲究很多,老虎头的最厉害,棺材头的也行,猴子头的没劲,它们叫的声音也不一样。要全须全尾的才好。斗之前,要先在手里颠一颠它才有劲。罐子里的蟋蟀边叫边咬,罐子外的孩子也跟着给它鼓劲,小脑瓜挤在那罐子周围直叫唤。谁的蟋蟀保持不败,就像自己成了所向披靡的大将军一样,感到无尚光荣。
秋天的野坡里,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到地头上摘瓜蔞、到高梁地里找甜棒秸……胆子大的孩子还去偷毛豆、扒地瓜,埋在一层薄土下,在上边烧起火来焖熟了,那味道是今天的烧烤无法比得了的。过一个秋天孩子们都长不少本事。
冬天是叫人讨厌的。可是下了雪、结了冰,孩子们可以滚雪球、堆雪人、打雪仗,到冰面上溜冰、打懒(一种小陀螺)。有的孩子溜冰还能溜出花样来,什么“金鸡独立”、“回头看媳妇”……最热闹的是几个孩子只用右腿跳,两手搬着左腿互相顶拐,大家混战一通,一玩身上就暖和了。
不受季节影响的玩艺儿也不少。弹杏核比的是手指的巧劲。弹琉璃蛋是看谁弹得准、先进洞,像今天的高尔夫球,只是不用杆。打尜(两头尖的小木块)是看谁打的远。打瓦就不同了,有点“胜者王侯败者寇”的架式。一伙人中,胜者当阎王,败者是小鬼,其他人是判官、牛头、马面什么的。阎王在上,要下令对小鬼“上刑”,免不了要拧耳朵、掐脖子什么的,像“文革”中斗“走资派”。
那时的穷孩子是没有什么玩具的,要说有也是自己做的,什么纸叠的小船、秫秸做的眼镜、烟茬做的枪、泥巴捏的小人……记得在坊子街上,我只见过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滚过铁环。那大环上还套有两个小环,用那铁钩子架着满街滚着跑,哗啷、哗啷地响着真神气,那是穷孩子只能看不敢想的奢侈品。还有那玻璃做的“鼓当子”,像个大泡泡,用嘴吹着鼓当、鼓当地响,虽说很便宜,穷孩子也没钱买。只能看着人家吹眼馋。
女孩子玩的比较简单,不受季节的影响,也不像男孩子们玩的那样粗野,且都能在屋里和院子里玩。踢毽子、跳绳、跳房,还拍用线绳缠的球。两三个人一起,用长长的粗线绳,灵巧地在两手的指间织成图案,大家动着脑子你翻我的,我翻你的,变化多端叫“翻船”。最普及的玩耍是“拾拨钩”。
女孩子们席地而坐。每人有五块比眼球大一点的园石子,用右手把其中的一个石子不断地抛起再接住。在这空间,用同一只手从少到多有规律地捡拾地上的石子,还要在手心手背上耍些花样,手急眼快像玩小魔术。口中还边拾边唱,可是我们记得的词只有:“大壹小壹,壹壹开花,二的。……六月六,看谷秀。……拾把赶把,把把免刹……”那音调全是坊子的土话。一个人失误了第二个人接着来,轮流比赛,个个乐此不疲。清明节打秋千,也是女孩子们的专利,只是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再说男孩子还要和她们抢。女孩子们到了一起,总是咯咯的笑声不断,尽管肚子里没有多少粮食。
孩子们的玩耍内容,有时还受到社会变动的影响。日本鬼子投降时,坊子火车站被哄抢了。那些小硬纸片火车票,被男孩子们玩了很久,用各种方式论输赢。国民党来了,当兵的到处丢的子弹又成了孩子们的玩物。个个都有几排子,还分什么红腚眼、绿腚眼、钢心弹……随后就用它们做成各种玩具,手枪、甩炮什么的,也有弄不好被炸伤的。
    我们这代人在儿时,就是这样伴着贫穷、随着动乱,童趣难泯地玩着闹着长大了的。6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顽童如今已经白发苍苍。可是回想起来,还像是昨天的事,让人既兴奋又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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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9楼 发表于: 11-25
自得其乐的小学徒

爷爷过世后,我家只有父亲一人干工,家里的生活愈加窘迫。在一家小铁工厂当工人的堂叔,也就是七奶奶的儿子,一月的工钱也只有二斗高梁,母子俩的日子也很难混下去。于是就合计着在我家临街,原来祖父开药铺的三间草房里,开个车子铺修自行车。经过一番筹备,四七年一开春,门口埋上了一根木头,挂上了一块“福兴车行”的牌子,坊子三马路又冒出了一家店铺。
说起来可怜。所谓的车行,迎门是用木头勉强拼凑起来的一个案子,上边装着三件“大设备”:一个是土铁匠人工打制的大张口式的一个旧老虎钳;一台身上打了几处铁箍的小手摇钻,今天誰要保存着这物件,是可以到中央二台的《鉴宝》节目去鉴宝的;唯有那个手摇沙轮好像是新的。此外还有几把搬手、钳子什么的,当然气管子是必不可少的,仅此而已。叔叔当起了师父,要我跟着学徒。都说,兵荒马乱的,上的什么学,还不如早学上一门手艺好挣饭吃。
学修自行车,要先学补内带、换辐条等简单活,这都需要把车轮子的外带扒下来。我当时还不到十二岁,手上没劲,常让车带咬住小指头,眼里含着泪还得使劲扒,学手艺就得吃点苦。那时节,我手指头上的肉刺常年不断,冬天裂的口子像小孩的嘴,一身油衣服放着光,头发乱得像抱窝鸡,几天也不洗一次脸,脏得像个小叫花。
那年头自行车不多,有的也都是进口的什么东洋货、西洋货的破玩艺儿,可修车子的人却不少,一天也挣不了几个钱。那时,我们这些小车子铺,都没听说过开发票的事。有时修车子的人要收款的条子,叔父就随便找块纸写一下。开头总是写“发奉”两个字,我至今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好在高梁煎饼红黏粥还能吃得上,粥里喝出两个黄豆来,要在嘴里嚼好久,真香!吃顿小豆腐就算改善生活。我至今一想起用葱花油盐炒小豆腐的那香味还直咽唾沫。大改善要等到每年的 腊月二十三,家里吃一顿菠菜粉条豆腐包子,那可是大事,头几天就省着肚子。
山东省,自古以来出响马,我看都是让穷逼的。人多地少土又薄,“糠菜半年粮”那是指的好年景。遇到灾荒年,树叶子、树皮都要吃光,还会饿死好多人,没了办法就“下关东”。那时山东人,一说到东三省眼里都放光。那可是个好地方,能吃饱饭,还出三件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听说东北人挖苦山东人,说山东也有三件宝,是“荠荠菜、茅根草、火镰石头到处找”。当时山东农村里很少人有用得起火柴,都是用火镰石打火。荠荠菜是旱涝都长的野菜,不知救过多少穷人的命,只是叶子周围都是小刺,很难吃。茅根草可是好东西,长在河边土潮湿的地方,从土里挖出来,好的有筷子那样粗,在嘴里一嚼甜丝丝的。它和乌米、瓜簍、洋槐花都是穷孩子们的点心,我从小就和这些美味佳肴打交道。
我们车子铺的对门是一家姓郭的,老夫妻俩开了个火烧铺。他们打两种火烧,一种是硬面的“杠子头”,一种是发面的“油瓤子”,另外还捎带着卖点花生米、咸鸡蛋。那咸鸡蛋是郭老头自己淹的,个个蛋黄都淌油。煮的时候水里放上秫秫萼子,皮就成了暗红色,真是又好看又好吃。
在坊子西头的省立潍县中学里,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国文老师,天天晚上到这个火烧铺吃饭。他总是先就着一碟花生米或一个咸鸡蛋喝上一小壶烧酒,边喝边之乎者也地和郭爷爷啦呱,而后再吃上两个油瓤子火烧。我几乎天天晚上到火烧铺去看这个老师吃饭、听两个老头谈天,每次都听得入迷、馋得咽唾沫。我心想,听说馆子里那炒肉丝、炒肉片很好吃,朝天锅也不错,可我能迈进那门槛吗?夜里那卖包子的,拉着长声吆喝得真好听,听说那是给晚上算账、打牌的有钱人准备的,白天还没见有人买过。油条也肯定比火烧还好吃,可这么大个坊子镇可就一家炸油条的,那小老头天天挎个平篮子满街喊“香油果子”,没见几个买的。再说我爷爷当大夫,也没见他吃过几次,我个修自行车的小学徒就更甭想了。我想,我这一辈子如果能混到这个老师的份上,就心满意足了。每天晚上能吃上顿火烧,还有花生米、咸鸡蛋,这就是我当时人生的最高追求。
解放后,叔叔很快就参加工作了,本来那招工的也同意我一同去。可是母亲说我年纪太小,还是个孩子,自己照管不了自己,没让我去。那时我要去了,今天也是离休干部了。
叔叔走了,车子铺剩下我一个小孩,不但生意少,推小车的还常来偷我的工具,我只好去赶集。在集上,中午饿了,就到席棚子底下买一碗绿豆丸子汤,就着吃自己带的干煎饼。一碗十个丸子,我吃两个丸子就去要一碗汤,早晚把肚子喝热乎了才算。遇到生意好我就买上一碟小菜,席棚子底下的小菜只有两种,辣椒炒芹菜、醋溜土豆丝,一菜一汤吃得有滋有味,神气十足。从那我就喜欢上了这几样美味佳肴:辣椒炒芹菜、醋溜土豆丝、菠菜粉条豆腐包子外加绿豆丸子汤,这习惯一生没变。日后走南闯北,还当到了十几年的大学校长,好东西也吃过不少,都没引起长久的兴趣。我是个天生的穷肚子,不但不喜欢大鱼大肉,吃了海鲜还过敏,觉得什么也不如我那几样美味佳肴好吃,几天不吃就馋。过年尤其要老伴给我炸下绿豆丸子,老来就更加留恋,只是那芹菜咬不动了,辣椒吃多了又上火。
记得80年代末,学校里有几个人串通起来,想把我从大学校长的位子上拉下来,到处诬告我,那罪名中就有大吃大喝这一条的。他们说我糖醋鲤鱼吃够了,要吃清蒸的。有人就出来讲公道话:“别的我不知道,这大吃大喝安不到他头上。他根本不吃鲜鱼。”
车子铺里就剩我一个人,自然我就成了师父。虽说挣钱不多,也是“福兴车行”的大掌柜,当时我才十二岁。平时很少有来修车子的。没事,白天就和人下象棋;晚上约几个街上的同伙,爬墙头、钻厕所、转后门,到火车站附近的“光明剧院”去看“大戏”。
在这么一个小镇子上,那时有什么娱乐活动?就连收音机全坊子也没有几家有的。娶个媳妇发个丧,算是难得的大景致了,满街的人围着看。可是解放初,这里竟然成立了一个京戏班子,开始叫“新民剧院”,后来改名叫“光明剧院”,就在火车站附近。
我们那里的老百姓,都把京剧叫大戏,有别于地方小戏,那可是最高级的艺术了。戏院里天天派人举着戏名报子,敲锣打鼓在街上转。能看上一次大戏是不容易的,那票池座是三毛一张,坐长木条板凳也要一毛五。所谓池座,是在台前放的几张方桌,可以要了茶水、瓜子边吃边看;中间还有人送擦脸的毛巾,当然都是要另外花钱的。在那里看戏的是有数的那几个人。我常常一天也挣不了那么多钱。也有看戏不花钱的,在观众席的后边垒了一个一尺多高的台子,那上边有桌有凳,是“监察席”,不过很少见上边有人坐。我们看戏是从不买票的,不过是千方百计地混进去,查票的一来就躲到台底下。有一次他们在我们经常爬的厕所窗台上抹了大便,弄了我们一身屎,那也挡不住我们这帮皮孩子。
起初,我们只喜欢武打,特别是猴戏。我自己用腊条杆子做了一杆红缨枪,没事学着抡起来转,开始是双手转,后来是单手转,还能围着身子转,还真像那麽回事。后来看戏就渐渐入门了,“底包”们演的那“垫戏”已经不喜看,不如蹲在台底下休息。那“靠轴戏”、“大轴戏”当时都是由流动戏班子来演,到时台上的桌围子、椅垫、琴师都要换,这时我们才从台底下钻出来。找个角落欣赏起来。常看的戏有《红娘》、《玉堂春》、《借东风》、《失空斩》、《狸猫换太子》……也看过《大劈棺》、《杀子报》等等很吓人的戏。这些流动戏班子六、七天换一次。我们特别喜欢看张家小班演的《铁弓缘》、《铁公鸡》、《盘丝洞》等戏。
除了看我们还学着唱,学老生,我会唱“甘露寺”的“劝千岁,杀字休出口……”,还会“武家坡”的“一马离了西凉界,青是山,绿是水,花花世界……”。我一高兴了,就坐在屋里唱起来。我奶奶还在着的时候,每到这时她就大声地吵我,“怎么的了,又上症候了……”看大戏也给我们这帮孩子的心目中树立了英雄形象,这就是精忠报国的岳飞、刘备手下的五虎上将关、张、赵、马、黄……
不知怎的,后来这戏院不来好角了。“底包”除了孙光斗的丑角还能逗人笑笑,别的没什么看头。一个外号叫“篙子”的武生,翻跟头还翻到了台下池座的桌子上。后来弄过灯光布景,院子里的灯一灭,台上显出来个骷髅头,也只热了几天。再后来一半时间演戏一半时间演电影,那影片也只有一个无声的《火烧红莲寺》,越弄越不成样子了。
我还在那戏园子里看过一出至今难忘的特殊的戏,京戏《刘胡兰》。说它特殊是穿戴还是老行头,唱、念、做、打也还是老样子,手里拿的家伙不一样了。刘胡兰是青衣打扮,可是背着一支步枪。那大胡子连长是白脸奸臣的扮相,手里拿着盒子炮。桌子上摆的不是大印是电话机。那解放军和国民党兵是两帮龙套,只是手里拿着不同的武器。开打是放枪的姿势。白脸奸臣着了急,在台上喂喂的打起电话来。这戏实在是好看,全场的人笑得前仰后合,有的还笑岔了气。这恐怕就是京剧演现代戏的滥觞吧?
我学修自行车的这一段时间,正跨着解放前后两个时期。回想起来,当时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不过,我在“福兴车行”里的穷日子似乎过得蛮自在。什么都是习惯成自然,俗话说得好,人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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