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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仁 平民忆文革——1966-9-6“家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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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数十年,文革在一些人心目中已经淡化甚至异化了。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要记下这些真相细节。

一年一度的9月6日又到了。这是我这辈子不会忘记的一个痛苦日子,我家的家耻日——1966-9-6。这一天标志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一个普通平民、一介草民家庭的“冲击”全面开始了。
其实,我家在1966-9-6之前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因为严格地说来,这场“文化大革命”从1965年末就拉开了序幕。1965-11-10,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1-29,《解放军报》转载该文并发表编者按,明确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当时我家就有不祥预感。《海瑞罢官》的作者是吴晗,虽然我家与他毫无关系,可是1963年开始,我父亲参与的一场学术讨论中,所持观点与吴晗有相似之处!这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声浪逐步升级的大环境下,我祖父、母亲都显得局促不安,但我父亲坚持认为这是两回事,自己的观点与吴晗不一样。
1966-5-10,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对北京市委中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公开点名批判,把他们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在这样的风云变幻中,我们越来越觉得坐立不安,但是父亲还是坚持认为自己参与的纯属学术讨论,不涉及政治,与“三家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毫不相干。
1966-6-1,广播、发表了5-25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此后,人民日报几乎每天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等,等等。文革烈火从高校迅猛地蔓延开来,大字报铺天盖地。我父母工作的单位虽然不是学校,但属于文化领域、上层建筑,也很快掀起了打倒反革命黑帮、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浪潮。我父亲就成了“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和名列前茅的批判对象。我父亲觉得不可思议。他当时还不到40岁,默默无闻,只是近几年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名不见经传,何以称得上“学术权威”?与吴晗素不相识、从无来往,自己的论文全是一己之见,没有他人参与,何以成为“黑帮”?
1966-8-8,广播、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8-12,广播、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显而易见,这些都是指导文革的重要文件。对于一介草民来说,也只有通过广播、报纸能够了解天下大事,了解大政方针。我父亲特别注意到,在《十六条》里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我父亲认为自己无党无派、无职无权,无论如何不是“党内走资派”,也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至于是不是“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也是能够说明白、说清楚的。
万万没有想到,虽经历过十多年接连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文革的史无前例竟然是如此的闻所未闻、不可预料、不可想象。
1966-8-18,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革命师生、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伟大领袖亲自检阅百万文化革命大军”。“红卫兵”第一次在全国、全世界公开亮相。8-23以后,北京和各地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杀”向社会,横扫“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当时我刚刚满14岁,跟着学校的老师同学上街宣传“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到公共汽车、电车上读语录、唱革命歌曲,以为这就是参加“文化大革命”了。但是,社会上很快出现了“抄家风”。无需任何手续,任何“革命群众”都可以对“地富反坏右、黑帮分子、反动权威、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等等阶级敌人“采取革命行动”,发出各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勒令”。一时间,抄家成风,伴之以大街小巷的“批判斗争”,大字报大标语贴到家里,直至全家老小“扫地出门”。北京来沪的“红卫兵”甚至大量散发“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虽然报纸上、广播里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各种各样令人胆战心惊的消息不胫而走。尽管9-5《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文斗,不用武斗》,但是“红色恐怖”并无改观。面对如此史无前例,不禁瞠目结舌,惶惶不安……。
1966-9-6。我照样和同学们上街“宣传革命”,照样是吃了晚饭再去学校逛一圈,晚上九点钟才回家。当我走进弄堂,就发觉有点异样:自家窗口对面住房的墙上,一片白亮的灯光,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因为在那个年代到晚上九点钟还把楼上楼下的电灯全部打开,是决不允许的浪费行为。忽然,我又听到弄堂里黑呼呼的窗口传来低低的话音:“看,回来了,回来了。”我四下张望,发现许多窗口都有人朝我家方向张望着、窃窃私语着。我赶紧再看我家的窗口,岂止是二楼、三楼的窗口一片通明,对面墙上还可以看到晃动的人影呢!再定睛一看,平时晚间没有什么人活动的二楼亭子间,竟然也是灯光大亮!难道出事了?难道抄家了?
容不得我再看、再想,我已经来到家门口了。一打开后门,就是刺目的灯光,上楼的楼梯是灯光通明,平时储藏杂物、很少打开的小搁楼也是灯光大作。我上楼时经过小搁楼,看到有人在里面翻查平日里不去翻动的一些书籍,不时挑出一些扔到楼梯上……。毫无疑问,我家正在被“采取革命行动”——抄家。
我懵懵懂懂地走上了二楼,环视四周,只见二楼前后楼都有人在“看守”,房间里所有橱柜都已经翻乱,没法关上门了,连平时我们几个小孩子放书本放学习用品的地方,也是一片狼藉。不过,主力已经到三楼我父母的卧室里去了。我不时听到楼上传来急吼吼的叫声。我不记得“红卫兵”对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他们让我到一边去睡觉,不准说话。我毕竟还小,提心吊胆地躺在床上,还是睡着了。等到张开眼睛,只听见嘈杂的脚步声和刺耳的说话声,那些人正在打点“战果”……。
折腾了大半夜,幸好没有私藏金银首饰以及“变天帐”之类的严重问题,抄走了一些书籍手稿。虽然没有照当时的做法在里弄里开现场批斗会,但“黑帮分子”“三反分子”“反动权威”的身份就此“公诸于众”,本来在邻里之间众人心目中文质彬彬的“读书人”一夜之间成了另类、文化大革命揪出来的“坏人”,邻居对我家老老少少都“刮目相看”,我们兄妹几个在学校里也成了“黑×类子女”。幼小的心灵上从此投下了沉重的阴影。不久之前认真研读《十六条》的父亲,面对如此“革命”,无言以对,不时会有“没有想到”“难以想象”的怨言。但是绝对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前流露此等情绪。
1966-9-6,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家耻日”。从此,十余年里,全家老少,饱受凌辱,历经艰辛……。
时隔数十年,文革在一些人心目中已经淡化甚至异化了。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要记下这些真相细节。
(写于2009-09-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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