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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卜他生:我家遇到的“总理遗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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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2006年第6期《收获》由当年轰动全国的所谓“总理遗言案”的当事人之一袁敏写的《我所经历的1976》,才对当年这一段史实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为什么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呢?就是当年也受到了一点点牵连。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1月11日周总理遗体火化,北京成千上万人为周恩来灵车送行。这一年3月底,天安门广场出现群众悼念潮,清明节前后形成了高潮。4月5日晚上9时30分, “四人帮”一伙开始行动进行镇压,紧接着,全国大搜捕、大追查开始了……而其中的“总理遗言”很快变成了惊天大案,成了全国的性追查的对象。
那时我姐正在南京大学临近毕业,那时的大学生大都是当年的红卫兵,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家为民族愿抛头颅洒鲜血的满腔热情仍在,不管去不去北京,也设总理灵堂、抄诗写词,朗诵演说,也就会用家信向各地传递信息。
文革时我们住我妈单位的宿舍,也没门牌号码,当时信件都是寄到我妈的公司再带回来家拆看。大家知道那时的通讯方式主要是信件,一般我姐的信也就报个平安什么的,薄薄的没什么出奇也没人注意。可那一回也特凑巧,我妈单位的同事拿来信后有点好奇,说你家大闺女给你写什么那么厚的一叠?你女儿可有多少话说呀。我妈也奇怪,没当回事就说你们拆了看看呗,说实在那时人与人之间没什么秘密,也不敢有什么秘密,结果就是她抄回来的《总理遗言》!当时看的人恰都是没什么文化的大姨大妈,看了也就唏嘘一番别的也没什么。但清明节后形势大变,“追查反革命谣言”很快就追到我们家里了。
我妈公司的女书记这时没了以往的“大姨”和蔼可亲,是代表组织的严肃的认真的追查行为,本以为证据确凿(好几个人看见的呀)立马揪出原件大功唾手可得,谁知功败垂成跌破眼镜:没了!怎么没了?就是没了。如何没了?烧了。因为有许多人看见了那封信,对信的存在是不能否认的,只是一口咬定烧了。
不过事实上也是烧掉了。这时我父亲刚刚被“解放”(多么可笑的一个词)重新工作,以他这么多年被批判被斗争的经验,不可能嗅不到政治空气中的危险气味,褒义词可说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贬义词可叫 “狡猾的老狐狸”,反正当机立断,烧掉了关键的证据,就有了主动权。而可巧的是,父亲重新工作的第一个安排是做了女书记的顶头上司局里的一把手(可笑的是名称真谦虚,各局都改叫科,是科长),这事就没法追查下去,不了了之了。
当事我已到了一个偏僻的公社中学工作,追查“总理遗言”、天安门广场“反动诗词”也是每天所谓“雷打不动”政治学习的主要内容。当时由于多年无高校毕业生补充,教师都是些“老家伙”(他们自嘲的),就我一个才分配来的,信件一来,同学的、知青的反正我的信最多。开会时就会“敲山震虎”,常说什么“有的人通信较多,要注意不要传播反革命谣言……特别是什么总理遗言……”而我虽然在家里看过,但我回校和谁也没说过(也幸亏没年轻人在一起说话儿),就故做镇静,做出一副无知的模样,反而问:什么总理遗言?主要是老妈单位没追查下去,不然两个单位一通气,就会有事发生了。
若不是袁敏的披露,我也想不起来“总理遗言”案,由于老爷子生前缄口不言,当时的具体情况已无人知晓(特别是怎么烧的,谁动手烧的,何时烧的,老爷子在单位里到底受没受到攻击等等),有些经过是在猜测的基础把已知的和模糊的连接起来而成的。
如若不是袁敏的文章打破迷团,我也不会想起这一大案,可惜我家的“事件”全貌也不可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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