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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右中旗第三中学(原铁沙盖中学)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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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铁沙盖中学,在国家最困难的年代诞生于后大滩这并不富饶的土地上,起步可谓艰难。从三年自然灾害的困境中走出,又接连经受了数次大的政治运动的困扰,特别是“十年浩劫”大风暴的冲击,在经过了四十二年的天光云影的光顾之后,终于有了今天的声誉和规模,成长可谓艰辛。
这期间,数十名校长轮流执政,数百名教师前后执教,上万名学生进出求学,创造了和创造着铁中的历史。
这期间,优良的传统、优秀的校风渐渐形成,感人的事、出色的人不断涌现。虽载于口碑,却不入史册,因为迄今为止,这文人聚居之地还没有人(有人没有时间,有时间没有能力,有能力没有兴趣,有兴趣没有行动)具体生动地记下这段历史。
而今,接踵而至的参观者面对着铁中到处张挂的奖状、锦旗、牌匾,赞叹欣羡不已,对眼前的一切深以为然,其实,他们更有理由知其所以然。唯其如此,对铁中才会有全面的了解和完整的认识。
以上所说,仅是写作此书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写作此书仅仅是向校外人、局外人作宣传,那也太委屈作者了。其实,现在铁中的在校师生,对母校也颇有点“只缘身在此山中”之嫌,对过去就知之更少了。因为四十多年的风雨,已将建校初的六十孔土窑洞冲刷得荡然无存。新砖红瓦已覆盖了当年的全部痕迹。
假使第一批师生重归故地,那他心中最熟悉的地方在他眼中也会变得完全陌生。随着一个又一个老教师的离去,一批又一批的新教师的调入,当年的学生的学生,如今竟成了老师的老师,连他们都不了解自己的母校,责任在谁呢?
我们既非提倡怀旧,也非希冀别人刮目。但我们却愿让来者了解去者,后人能熟知前事,以便更好地在对照中鼓励,在继承中发展。
诚然,铁中同其他重点学校相比,许多地方平凡得难以下笔,且四十二年校龄,仅逾“不惑”,岂敢妄自尊大?何况学校工作一如和风拂柳,细雨润花,并非惊天动地。且笔者沾铁中二十年之光,亦不愿有“老王卖瓜”之嫌。这样一来,就不能顾及将此书当作消遣读物的读者的胃口,只为关心铁中的过去、现在、特别是将来的人们提供些他们欲知的信息,这就很欣慰了。如能步入“不忘前人、激励后人、启迪后人”的高度,那更“幸莫大矣”!
愿望总是十分美好,此书与大家见面的时候,笔者是否如愿以偿,这就不得而知了。有一点可以肯定,笔者能力所限,时间所拘,竭力为之亦难尽人意。唯恳读者直抒已见,指出不足,特别热望铁中的先辈们不吝高见。那么,作者将代表铁中二千余名在校师生在此及早说声“谢谢”!
  卢陶圣
二OO二年十二月
始于足下

说起公元一九六零年,许多人至今心有余悸。
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困难的年月。贫困笼罩着华夏大地,饥饿折磨着六亿人民。察右中旗后大滩的老百姓们同全国人民一样,正顽强地和艰苦岁月搏斗着。恰在这时,一所国立中学诞生了,这就是铁沙盖中学。因为比科一中小四岁,在中旗排行第二,所以此地老百姓又称之为“二中”。
这可是开天辟地以来后大滩的最高学府——中学。需知当时的高小毕业生还被为称知识分子。而一位小学六年级女生回家养猪曾传为佳话,在全国引起轰动,其效应与荣耀不下于如今的“两弹一星”之父。
中学决非小学可比,中学应有中学的规模,更应有中学的气魄。

当第一批五个班275名新生走进校园时(其实还不能称校园,因为有校没园;也不能说走“进”,只能说走“近”)映入眼帘的学府形象如何呢?
最醒目的是两排威武整齐的土窑洞,前三后二共五栋,每栋十二间。前排的三栋为学生宿舍,后排两栋是办公室、库房等。别以为窑洞会让新生们扫兴,恰恰相反,当时的新生看这六十间窑洞时目光中的兴奋,不亚于现在的上海人看到“东方明珠”塔,那种自豪感和激动心情一直保持到放假后和家长津津乐道时毫不减弱。因为紧挨学校的自然村三间窑的全村建筑和学校的窑洞相比是那么可笑和逊色:十数孔东歪西扭的小孔窑,匍匐于沟畔阳坡,前看有孔,后看无形——标准的半出土建筑。而“二中”的窑洞却不惧风寒地雄踞高处、傲立梁头。校长李培武开学典礼讲话更让大家欢欣鼓舞“窑洞、窑洞——冬暖夏凉的神仙洞”,听了这话,师生们真有点飘飘欲仙了!八尺宽、一丈六尺深的独间窑,比“李有才”的阔多了,作为办公室,摆四、五个“一头沉”办公桌,显得豪华而宽敞。而三间为一个单元的宿舍窑,设计务实合理:一进两开五盘没有炕洞的炕,左右二间各前后顶头两盘,中间进门一盘倒炕劈面相迎。每炕五人,人均半米多,倒也宽松。有炕无洞不能烧火,却满铺着厚厚的麦秸,每人一条“二五”羊毛毡一铺,松软暖和,不算不舒适。

从窑洞东南方望去,是不成排难成行的四栋八个教室。教室为兰砖挂面,四角落地,布局为“唐王乱点兵”式(据设计者郝培芝老师讲,这样布局光线最充足,谁也不挡谁),方向一致,但前后参差,加之四周空空如野,极象海上行驶着的四条帆船。教室与宿舍间的距离,可谓绰绰有余,遥遥相望。而房后的大片空地,不算平坦,也不太坎坷,初为草场,后为操场。
最宏伟的建筑便是能容纳全校师生开会、用餐的综合大厅——礼堂。这大礼堂坐落于教室和宿舍之间,距宿舍近而离教室远。一厅多用:平时是饭厅、开会是礼堂、演节目是剧院、乒乓球赛时又成为体育馆,所以前后开门。从后门出来,迎面便是烟雾升腾的大伙房。之所以说“大伙房”,是因为里面放有两个“顺山炕”大小的木案板,而外面矗立着三个两丈多高的烟囱。大伙房右前方二十米处有一眼普通水井,井上安着并不普通的后大滩先进的提水设备——铁辘轳。
无论是教室还是宿舍,无论是食堂还是饭厅,窗口一律窄窄的,比门宽不了多少,且全用蓝漆刷过,十分醒目,很有特色。
整个校园没有一截院墙,近处无遮无挡,远看一览无余。
此外,再没有其他建筑,只有暂时还没有被铲掉的几座荒坟在秋草中愤愤不平,杂乱而固执地盘踞着各自的领地,客观上也在填补着空白。

学校从来都是最正规的机关。开学时,新学校的一切还没有准备就绪,似乎显得措手不及,但却能够有条不紊。
风尘仆仆的老师们从四面八方按时到校了。教师宿舍同样是铺着麦秸的大炕,远道而来的他们打开各自的行李卷,到水井边摇动辘轳,打半塘瓷盆凉水一洗风尘便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新生们已认识了自己的班主任,正热火朝天地清除垃圾,整理房间。可是到了中午,大伙房的大烟囱还一直没有炊烟升起,原来,订做的大铁锅、大竹笼还在近二百里外的旗下营没有按时拉回。汽车不通,马车没有,情况紧急,不能延误。不大的一件事竟使李校长大大为难。许多老师在出主意、想办法,有人说:“可惜旗下营太远,近一点儿的话,咱们早让学生舁回它了”!谁知青年教师谢明一听,马上说:“远怕啥,多走一天全有了”,而且说到做到,向李校长主动请缨,挑精壮男生,用施工小推车步行赴旗下营拉锅笼!事已至此,不容犹豫,谢老师一行六人带着大家的企盼和鼓励,推着两辆小平车,抄小路、穿山岭,昼夜兼程。于第三天太阳落山时,踩满脚血泡,披一身晚霞,汗淋淋、兴冲冲顺利归来!
新竹笼蒸的馒头自然香味诱人,谁都舍不得狼吞虎咽,掰成小块,慢慢品尝,不知不觉便没了踪影。而大锅上的铁锈来不及除尽便熬出了铅色的小米粥,可是喝起来同样一涌而进,顺利得品不出味道。

谁能想到,还有比缺锅少笼更大的难题等待着师生们去解答。那就是上课教室还不能用:有的屋顶没压栈,有的压栈了没桌凳,而且全部窗户都没有玻璃(不是不安,是玻璃奇缺买不到)。条件艰苦到没条件的地步,课该怎么上?
“山高自有行路客,水深也有渡船人”,铁中人的面前没困难!教室不能上课,就进宿舍!三间窑洞一单元,老师站在最中间,特殊时期产生了特殊的课堂。除了中间这间窑的学生能和老师见面外,两旁窑洞中土炕上的学生只能从开着的门洞中“闻其声”而难以“谋其面”——名副其实的听课。其实,宿舍的玻璃也没有,恰逢秋雨连绵,斜风吹急雨,从窗户打进来,将师生们单薄的衣服、被子打湿,但风声雨声中的朗朗书声却始终不绝如缕。
宿舍窑内上课终非长策,教室工程的扫尾正马不停蹄。可是,短缺的青砖却还在七八里远的红旗庙沟畔的马蹄窑里熊熊燃烧。农民的孩子和体力劳动从来就有不解之缘,开学以来,每天下午都有老师带领着搬砖的任务。走大路太远,抄近路还得翻一座小山包,仅徒步走路也不轻松。但是,没有一人不搬,没有一人叫苦,有小病的也不说,每个人都以多搬为荣,以帮别人搬为乐。按规定学生每人每次三块,老师每人每次五块,可有的人总要超过规定。也许正是这最初的搬砖,开创了铁中师生亲手建校劳动的先河,以至留下了几十年后经久不衰的优良传统。当然这是后话。
在那时,不爱劳动确实是耻辱,拈轻怕重等同作贼。但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伙房的饭吃不饱,越劳动饿得越慌。其实,吃不饱的岂止这小小的铁沙盖中学?但“穷老师,饿学生”却从那时传开来沿袭了几十年。

一九五九——一九六一这三年,一直被称为共和国建国以来特大的三年“自然灾害”。近来有人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且不去管它;这三年里到底饿死多少人,也没法统计。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当时全国没受饿的几乎没有。据一则资料介绍毛泽东的小女儿李纳在学校食堂还饿得够呛,只盼着每星期日回家饱吃一顿。那么,铁沙盖中学师生们受饿自然在情理之中。
不受饿的感觉是相似的,受饿的情况却各不相同。
当时全国正在实行“食堂化”,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凡是考入铁中的学生一律由国家供应,吃的全是粮站买,不管是男是女肚子是大是小,统统整齐划一,人人一日两餐,绝对的平等。供应标准为粗细粮不分,每人每天一斤。一餐半斤,听起来并不少,奇怪的是谁都吃不饱。大家梦寐以求的是“肚子圆”,似乎人人都成了“薛仁贵”——一顿能吃下斗米斗面。半斤面的馒头,有人打赌,一口气吃下六个,仍然面不改色。副食太糟、油水太小是受饿的一大原因。烩菜只能是清水煮山药,而山药块又如河中的鱼,少得可怜,有时煮得过火,只剩一张张山药皮。金秋时节,粮食归仓,盼来的只不过是从城郊拉回的大菜帮子,营养小而纤维大。能洗净泥土但怎么也洗不掉上面密密麻麻的油汉(蚜虫),炊事员只好用乱刀碎尸万段,但是放到锅里一煮,累累虫尸又顽强地浮出水面来诉说冤屈。刚开始时同学们据此质问炊事员,炊事员却端起菜碗做示范,如同“老牛喝臭水”,一口气将漂浮的油汉吸去大半,且诙谐地说:“它不吃你,你吃它!再说了,好歹也算腥荤”。到后来,大家已不把这些司空见惯的小油汉放在眼里,只有发现蜘蛛、苍蝇、核桃虫之类,才不慌不忙地用筷子挑出,若无其事地继续将被污染的饭菜消灭于腹中。
别以为吃不饱是“硕鼠”从中作梗,当时的伙食管理严格得不可想象。谁的孩子出入伙房一定受到怀疑而被谴责。各班的伙食委员随时拿着秤专拣小个儿的馒头“约”,常常让炊事员尴尬得一连声道歉。
记得有一名叫计涛的合同工炊事员,在一次开饭后用套袖裹了一小块馒头(岂敢拿一个!),准备拿给家中那两个饿得嗷嗷叫的孩子,谁知被学生们看出破绽,结果从此成了别人暗中重点监督对象,果然第二次作案便被当场活捉。校长为平民愤震慑其余,下令开除走人。多亏了他平时待人和蔼老实,才免于他开大会低头的惩罚,只让他收拾行李默默离去,他本人亦为此从轻发落而谢天谢地。
当然了,炊事员一般还是可以“管肚饱”的,正所谓饿死的厨师一百八。只不过学生吃啥他吃啥,绝不能开小灶。假如学生这顿饭是“三代王”(乔面、白面、玉米面和着蒸),炊事员吃馒头,那可不得了,被骂个狗血喷头不算,还得扣钱罚款。
老师们虽有小灶,但小灶并不比大灶油水大,何况老师们定量供应每月28斤,比学生还少3斤,一天只能吃到九大两。特别是体育老师李国柱、杜全宝等人人高马大,血气方刚,二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子,饿得有气无力(体育老师每月多供应五斤)。一到星期天尤其度日如年,万般无奈中曾颇失身份地到处捕野鸽捉麻雀,到刮过大风的山药地去拾遗弃的冻干山药,拿回来烧熟充饥。
属于领导阶层的人物当时又是如何呢?
且说总务主任刘万成,人不算太高大,肚子却不小。每天那固定的九大两,肚子越吃越空空如野。多亏了管总务的人和紧挨学校的三间窑村村民混得熟,当那位光棍饲养员每天焖熟一大锅烂山药喂牛前一刻,一定向刘老师打招呼去品尝“佳肴”,而党员刘万成同志利用这点“职权”谋私度过了许多饥饿难耐的时刻,每次最多舍一支五厘钱的香烟。
值得记一笔的是炊事员李宝。李宝每月工资26元,除去交伙食费6元,剩下的20元上有老父老母,中有妻子兄弟,下有儿女三口,都居住在离铁沙盖五十里远的宏盘等待着。一次妻子领着孩子来校探望他,经伙食管理员孙宝堂批准,借伙房馒头两个,十多天后他从家里称来一斤莜面还债。因晚上库房上锁,于是将这一斤莜面带回宿舍。熄灯睡觉后肚子空得难忍难耐,不由自主地和同床而睡的会计王守仁揞起了生莜面。旁边的孙宝堂怕他们揞完不好交账,边责备边劝说:“生莜面哪能吃,吃坏了还得看病!”谁知越劝,那两人揞得越快,眼看剩下不多了,孙宝堂一把夺过小口袋:“给我也留点儿吧,别那么黑!”转眼间,一斤莜面被三人揞个精光。后来李宝因不能“转正”一生气不干了,那一斤莜面才不了了之。
至于学生们,根本没有吃生莜面的机会和福气,但也会在最没办法的情况下想出办法。且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的人的办法非常积极,比如几人个凑几分钱买几两盐,然后在校园周围拔上点嫩沙蓬,盐拌沙蓬,再用开水一冲一泡一人一碗,狼吞虎咽后立见奇效。有的人却想消极的办法,尽量少活动不说,将两顿饭合起来一顿吃。办法是这样的:两人合作,午饭两份甲一人吃掉,晚饭两份乙一人吃掉,他们觉得,与其每顿不饱,不如饿一天求一饱!他们真正体会到:能够“放开肚皮吃饭,抖起精神读书”为人生最大乐趣。
多数情况下,只好星期天跑几十里路回家取干粮。可是家里人都在大食堂吃饭,家中冒烟时不过喝一口水,并无粒米下锅。少数有战略眼光的富裕户曾在入食堂前生产队从各家搜缴粮食时偷偷藏起几瓷瓮莜面或几袋小米,可是长时间将瓷瓮埋在屋内地下,霉变了的米面仍是佳肴,饥不择食到饿老鵰抓鸡毛——急填嗉子的程度。也有高明者将粮食从烟囱顶端倒入藏起来,一到夜深人静,便从下部掏出少许,淘尽土灰,放在干锅内炒食。因而从同学们拿来的干粮中便知家长的素质、智力的高下,胆量的大小。炒面是当时最具广泛性的食品,现在的方便面是望尘莫及的。炒面炒面,顾名思义只要把面炒熟便可食用。现在也许我们已十分陌生,可当年该是多么令人垂涎的美味哟!
炒面的质量是千差万别的,最好的当首推莜面炒面,大麦面次之,再次就是草籽面、干山药面、麦麸拌糠,最次的是山药蔓、碱葱面。不同的人家各自绞尽脑汁地创造和发明出内容五花八门而形式统一的食品,并尽可能满足自己上学的孩子。这样一来,学校可犯了愁,因为这久饿的肚子薄如麻纸,一旦用杂物随便填充,肯定要出问题。果然,星期天晚上的宿舍里,往往有不少捂着肚子皱着眉头,不能上晚自习的。而半夜起来拉肚子的常常稀屎从门口一直淋拉到厕所,因而这种随地大小便现象从来不需费劲便可破案。但即使破了案又将怎样?针对这种情况,学校开会宣布:禁止拿炒面。但是,别的事学校一强调立竿见影,学生非常听话。唯有这禁炒面令,却是有禁不止,继续泛滥。一怒之下,校长李培武、副校长杨文奎、教务主任李杰、总务主任刘万成、团支部书记马玉山、校医张秉金、伙管员孙宝堂、生活老师乔振华等一行人浩浩荡荡,象林则徐禁鸦片一样,挨门逐室地收缴炒面,一时弄得人声鼎沸,怨声四起。恰在此时,有人向校长反映,学生拉肚子全怪锅炉房的水不开,食堂的饭不熟,根本不怨炒面。于是李校长专门到食堂查看,果然发现笼内馒头不象馒头,饼子不象饼子。且弹性大、比重大而体积小。炊事员则纷纷诉苦:最近从乌兰哈达拉回的海渤湾“老石旦”煤,实在难烧。拉半天风箱,只冒烟不起火,风箱稍一停火就灭掉了。即使火着了也是有烟没火,上笼的关键时刻根本顶不起气来。这煤这火不是“蒸饭”而是“腾饭”,稀粥的小米也不是煮烂而是泡软的……
李校长当然不会全信炊事员的那一套。第二天上笼时,专门亲自拿大锹加煤,让李宝拼命地拉风箱,两人直累得“满面灰尘烟火色”,汗流气喘,谁知开笼时馒头仍旧铁青着脸不动声色。看着这些板着面孔的馒头,校长无奈地摇了摇了头,炊事员均悄悄地长出一口气。
事后,校长专门召开校会。会上将炒面问题、生饭问题,做了非常详细的解释说明,语重心长地晓以大义,声情并茂地旁征博引,在最困难的时期用最感人的语言将学校最敏感的问题化解平息。

困难不影响乐观,饥饿不影响干劲,贫困促进了学习。铁中丰富的精神食粮不仅填充了物质的空白,而且让全体新师生有了满足感、幸福感。
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均到一线兼了班主任,各种活动丰富、活跃。校园大家庭的温暖、班集体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了这群农民子弟。而农民的任劳任怨,农民的埋头苦干,农民的负重忍让,农民的朴实憨厚,均在这些单纯可爱的孩子们身上体现出来了。他们见识浅,城府也不深,吃得了苦,也受得了委屈,顾全面子但不至于脆弱得挨不了批评。
当时课程安排有张有弛,各种活动有声有色。每天有小活动:读报、合唱等;每周有小比赛:作文、体育、数学等;每月一次晚会,每班都在自编自演节目。每个人都积极,每件事都十分认真地去完成。小测验大考试接二连三,即使每次作文、日记均要明确地打出分数,当堂公布。标准的应试教育模式,但也全面培养了学生的兴趣和素质。公开地排名论次,大张旗鼓地表彰高分生,公然地指责低分学生。也许那时的学生不懂得忌妒,不在乎委屈,考不好甘愿受指责,甚至自责自省。把高分生当作英雄般真心拥戴。也许确实有奴性,对老师的话言听计从,即使选出的班干部发号施令,大家也能一呼百应。
说奇怪也不奇怪,岁月虽然艰难,事业却异常顺利。

这里,我要写出当时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铁中的教育如何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后面自然要写到,这里,我们先看看如何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
农村学校中农民的孩子在农忙时节怎么办?
人民公社的社员起早贪黑不分冬夏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已经是天经地义,而大跃进的震天口号声中,中学老师、中学生岂有不参加劳动之理?
通常,总是班主任带队帮周围社队搞秋收——主要是拔小麦。后大滩有句俗语叫“男人拔麦子,女人坐月子”,意思大该是最难受的事。但每个同学却对搞秋收拔小麦特别积极、特别兴奋,且特别自豪:我们是中学生,衣服虽然满是补丁,但整洁干净。脸和手虽然也呈现出营养不良的菜色,但洗得白净。不仅让那些上不了学的孩子们眼热,就是那些大人们也十分羡慕。那排着的队伍,虽不“气昂昂”地让人生畏,却“雄纠纠”地令人注目。恐怕只有学生劳动的场面才能用“欢快热闹”来形容。
一到地头,马上分开任务,每人两拢,沿马揪鬃,一阵加油,一阵笑声,一阵你追我赶,抬头望去,真有“沙场秋点兵”的豪迈。中途休息时,虽每人手上血泡累累,但仍免不了打打闹闹。觉得有点饿时,可随手将几支没熟透的麦穗搓开,吹去麦糠,便是金灿灿、香喷喷的一口,绝对的“纯天然”“绿色”食品。
农民拔小麦一般是光着脚、蹲着走,学生们虽不下蹲,但也不能穿鞋,因为带起的泥土会填满你的鞋子,使你难受得迈不开步伐。况且你心疼鞋而舍不得穿它。鞋尚且不穿,袜子更无从谈起,其实多数学生平时上课也是有鞋无袜。鞋差不多均是“前头瞎佬打窝,后面老牛挫坡”,即使有袜“不是没底子,便是顺腿抹,或者过河不用脱”。因为少有惜护鞋袜衣服的后顾之忧,多有年轻气盛的领先意识,劳动起来效率高、进度快。农民们求之不得,师生们兴高采烈,于是这拔小麦成了众望所归的大好事、支农的传统节目,一直沿袭到包产到户,大集体解散,收割机进地。
除了拔小麦,再能充分发挥学生人手多的优势的劳动任务就是拾山药。一般地,起山药季节已经是风刀霜剑。衣着单薄者免不了流着鼻涕,瑟瑟发抖,少了打闹玩笑的兴致。不过能在收工前点燃一堆山药蔓取暖,同时再投入火堆中数十枚山药蛋烧熟,带着草灰,呵着冷气,吃一颗能烧得嘴唇起泡的山药蛋,单纯的孩子们简直美得手舞足蹈,全部劳累会被统统忘却。

回忆往事,不见得不分轻重地旧事重提。但给人留下刻骨铭心印象的不能不说。
先说说这冬天的冷,再谈谈那没电的灯。
也许现在的气候真如许多人说的那样变暖了,也许是那时穿的实在紧缺,总之,当时的冬天给人的感觉就是冻得难以忍受。实话说,每个教室每间宿舍确实配备了火炉子,但是生火炉的大块炭象给人的粮一样,绝对限量供应,绝对吃不饱。本来不足,常常不能早给指标,每到雪闭山门、滴水成冰时节,才雇马车到140多里远的乌兰哈达拉运,往返一趟少则五天,多则一星期。翘首企盼回来的炭用秤一分,一只炉子上不了百斤,不够烧是自然而然的事。有一年冬天,实在拉不回来炭,曾在数九天放假一星期,校长找当时的旗委书记才得以解决。寒天乍暖时节,老师们常组织学生到野地荒坡搂柴拾粪。可是,柴与粪往往没有拾它的人多。因为社员们根本与炭无缘,只靠柴与粪同冬天抗衡。三九天,从灶里挖出一瓦盆带火的灰放到当炕,将手伸上去感觉象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样的丁点温暖。灶上的蒸气哪儿也不去,全爬在屋顶、墙壁结成皑皑冰甲。尽管它颇有银妆素裹的妖娆,主人却毫无吟诗欣赏的雅兴。特别在晚上,跳跃的小油灯竟能将室内装点得繁星点点。最暖和的人家,四壁便一如雨后的麦田,湿漉漉的泥土上青青的麦苗有的长达四、五寸(麦糠和泥抹墙,残存的麦粒遇湿发芽所致,农村至今时有所见)。然好汉不如人手多,学生们只要行动一次,总是收获大大的,柴棒粪块填入火炉,燃烧时间特别短暂而草灰特别丰富,短暂的温暖过后便是漫长的冬夜的冷。社员们家冷总有一盘热炕,宿舍窑虽然炕上铺着柴禾,但许多人有毡无褥或有褥无毡,有的仅铺一张烂羊皮。盖的呢?“布衾多年冷似铁,冻儿恶卧踏里裂”里面的棉花薄得如旱天的云彩,或通风透光或成团打滚。无奈中,几个人伙睡在一起,左右靠紧挨的人体取暖,上下凭重叠的破被褥保温。俗话说“冷尿热渴睡”,有许多怕冷的同学往往第二天在褥子上画张大“地图”,下一晚的光景可想而知。
人觉得冷,虱子却在破羊皮、烂衣被中舒适得正好繁殖。一到冬天,大多数同学的衣被上摩肩接踵的虱子如赶集赴会。特别在上课时它们抓紧时间“吃喝”,让人难受得东抓西掏,手忙脚乱。个别虱子竟敢在光天化日下出来散步,同学们司空见惯,毫不在乎。不过,学校领导却很在乎。曾组织过一次大的“围剿”活动。让各宿舍室长在熄灯前每人领回一包“六六”粉,统一脱衣统一投放。多数人是没有衬衣的,只将棉腰子脱下,棉裤翻出里子,狠狠地往那虱子聚居之地投下药粉,并拼命地搓揉。有的则干脆铺开棉被,均匀地撒药。一时间药粉飞扬,大家嚏喷连天,足足闹了半夜。其后十多天内,打饭打水总感到“六六”粉味十足,药效维持了多久就不得而知了。

六十年代初的后大滩,说电灯如同天方夜谈。“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是高举三面红旗中的伟大口号。“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是共产主义建成后的美妙境界。老师们办公室全靠洋灯(使用煤油且有玻璃罩的灯),学生上晚自习则每个教室点一盏“煤汽灯”。“煤汽灯”燃料是汽化的煤油。当时此灯应是高科技产品,不仅学生点不了,就是没受过专业培训的老师也不敢轻举妄动。学校派专业人员官忠老师负责每晚点燃。这汽灯结构复杂,使用罗嗦,除常加油和打汽外,最不结实的是纱罩。这纱罩,本是石棉制成的网状物,当汽化的煤油喷洒上面时便可点燃。点燃时亮度可达100瓦电灯,而热度超过五百瓦灯泡。但一次点燃熄灭后,纱罩便有形无质,基本成为灰状物,吹弹得破,稍不留意便坏掉。有时燃得正旺,不知什么原因,自动开个口子喷火,眨眼间灯熄火灭,一团漆黑。于是人们管这“煤气灯”叫“霉气灯”。
也是穷则思变,绝处逢生。不知谁的发明,没申请专利却迅速推广开来,这就是铁中人人称道且立下赫赫战绩的小油灯。
一个墨水瓶,盖上穿一孔,孔中插一支小铁管(用牙膏皮亦可),铁管里穿几根棉线,便完成制作。灯十分易作,但油非常难得。那时的煤油虽三毛多钱一斤,一灯油充其量不过一两——三分钱而已。但在同学们眼中珍贵异常,每位学生对“贵如油”三字有非常深切的感受。
早起晚睡的勤奋者们人人制作了小油灯。但是有灯没油却是最大的烦恼,恰如人肚里没饭。煤油既是凭票供应,当然不供应给每个学生。而每户人家一月,也不过供应半斤多(其实供应得再多也买不起)。有学生的家庭,往往不够用。没学生的家庭,如光棍类,竟有一年四季不点灯的。个别信息灵通嘴巴甜的人能够从这样的人家弄到煤油指标,而多数学生只能从家中可怜巴巴的半斤油中拿来几两,一点一滴相当珍惜。瓶盖要密封好,生怕挥发。灯芯不能粗,灯头不能大。小油灯的“小”,一是外形小,二是灯头小。“豆大的灯光”最形象不过了。“省油的灯”为啥值得赞扬,“不是省油的灯”为啥成了骂人的话,那时的学生体会最深切。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举动就是共点一盏灯,最慷慨的行为就是给你一灯油。常听说有偷灯油的耗子而没亲眼观过,但偷灯油的人却是听过又见过。夜深人静时从别人的灯中倒几滴油的事常常发生。小心谨慎者往往端着油灯从教室到宿舍来回折腾,气量狭小者常因灯油被盗而破口大骂。油灯,在铁中学生的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十一
当学生离不开“文房四宝”。那时的学生虽每周上习字课,俗称“写仿”,但有砚无砚已不重要,“四宝”成了纸、墨、笔“三宝”。
“洛阳纸贵”是中华文坛的千古佳话,铁中纸贵却出现过笑不出来的笑话。
困难时期什么都困难。但最困难的学生也得用一颗鸡蛋换来一大张(一开)白纸装订为32开的一个小作业本,心爱得舍不得写作业。课堂上宁可认真听记在心里,不愿作笔记,认为那是浪费纸张。不愁老师布置得作业多的做不了,只可惜一写一大张家庭受不了。多数同学每装订一个新作业本均要在右下角标明页数,以防被人撕去一页。每当老师小测验,总有半数以上的学生纷纷借纸,课桌内实在找不出一张十六开白纸!当时作业重作的现象很少,一是学生写作业非常认真工整,二是老师也明白学生的处境,而动恻隐之心。
没钱自然是重要原因,而供销社没货也很让人难堪。有的时候,纯粹没有可写字的白纸,仅靠颜色不一粗细不均薄厚不等的包装纸滥竽充数支撑门面。偶尔也卖莜麦秸制造的一印一大片的淡黄色信纸。当时大家挑纸质的标准,一是不印渗(许多纸刚写上笔画马上渗为没横没竖的墨团)。二是要有厚度,不光滑也行,只要能正反两面来写,买一张可作两张用。老师们也明白许多人因缺“本钱”而交不了作业,只是心平气和地要求大家克服困难,从未疾言厉色地强人所难。
同本子相比,墨水可谓小菜一碟。最优质的“鸵鸟”黑兰墨水一角多钱一瓶,两颗鸡蛋便能换来,差不多用上一个学期。只要用毕拧紧瓶盖,别被蒸发或洒掉就行。只是一到冬天,教室内的墨水常常夜间结冰。满瓶一冻便裂,非常可惜。早自习时火炉上下周围被墨水瓶围得水泄不通,一些急性子男生往往等不及慢慢融化而放在火炉盖上。数九天几乎天天有炸裂墨水瓶的倒霉蛋。每当这时候,一些旁观者便幸灾乐祸地向大家报喜:“又烂了一个”。
洒掉墨水或烂掉瓶子的人,这学期也就再不向家里要钱买墨水,作为初中生的他们心里最明白,要上钱的可能性极小,而挨一顿臭骂的可能性极大,个别家长冲冠一怒,真能取消你再念下去的资格。
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天无绝人之路,供销社有二分钱一片的墨精片,买一片用开水一冲,灰不灰蓝不蓝便也能解燃眉之急。更有甚者,回家偷母亲小半包染白布的“放羊袋色”亦能凑乎半年,总之,墨水问题不是大问题。
笔可是每个学生都遇到的而又是自己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当时能从小学考入铁中,近似于现在考入大学,虽没人专门设宴庆典,但全家喜悦之情皆形于色,本人自豪之感油然而生。上衣口袋卡一支自来水笔既是学习的需要,更是学生的标志。在开学前为儿女买一支新笔也成为家长最必要的举措和较大的家庭负担,尽管多是一元左右的老式“金星”。
本来学生的笔杆子等同于当兵的枪杆子,可是当兵的枪从来用不着自己或家人掏腰包,而笔这玩意儿既容易丢又容易坏。万一不慎丢掉,真如丢魂失魄。为防丢失,不少人用线绳或细铁链拴上笔卡,也有用毛线或布料制作笔套者。总之,其安全措施及警惕程度远远超过现在的“手机”,但谁都不去想更新换代的事。
十二
许多人说,交通的不发达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后大滩经济的发展,其实岂止是经济?
铁中的特点从来就是以住校师生为主体。师生们多分布于离校几十里,甚至于更远的地方,开学放假的长途跋涉给了大家严峻的考验。离校最远的大概就是高继金、叶雄(河北大学毕业生)等人了,他们从天津坐火车仅能坐到旗下营,剩下的一段路只有靠自己的两条腿了。教导主任李杰虽家住呼市,但有车的路子短而步行的路子长。然而,直到他们在文革中含冤受整后离开铁中前,从来没有因路远无车为借口而耽误哪怕是半天工作。
学生们的入学到校又该如何呢?
秋季入学正是虎口夺粮的大忙季节,哪位家长敢不知趣地去请假送孩子,哪户生产队长能给家长这么大的面子?至于交通工具,最先进的自行车,一个自然村连两辆也找不到,而生产队的马车肯为送几个学生耽误了大跃进?真是笑话!
春季入学呢?虽是农闲时节,但大集体的农民绝对没有休闲的时刻和权利。何况这时他们的孩子均已不是新生,熟门熟路的孩子们步行相跟着到校多么正常,多么合情合理,多么放心!学生自己呢,让家长送显得多么娇气和无能。再说,家长所谓的送也不过是陪着走路,与其两人受累,倒不如一人干净利落。
于是步行来去往返于学校和家庭之间,成了铁中学生最初的习惯、后来的传统。大家开玩笑叫坐“11”号卡车(即两条腿的意思)。习惯成自然,谁也不奢望有别的代步工具。在校期间,星期天一般都不愿回家,几乎有这样的一种共识:回家有啥?别指望饭能吃饱,别想着能做完营生,别作梦不用步行。不回家呢?星期天好好睡一个懒觉,那太美了,最不走运时让班主任掀起被子在光屁股上给一巴掌了事。
应该承认,最辛苦最受罪的还是跑校生。因跑校毕竟省钱,能跑的绝不去住。于是南到红旗庙,北到东勿兰,西起红土湾,东至纳令河,周围十几里远的同学们一律跑校。
夏日天长气候好,一天往返两次也无所谓,权当锻炼身体。冬天的长途跑校可真是长时间铁人选拔赛。期间确实有衣衫太薄抗不住严寒冻坏手足没法坚持下去的,当然也有受不了罪而中途畏缩的。但许多人却以超常的毅力挺了过来。最让人称道的是东勿兰村的王希尧、王希舜弟兄和田旺同学。谁也弄不清他们什么时候起床,如何步行这八九里路程,只是每天凌晨,住校生没起床,教室门还没开的时候,东山墙下已站着这么几个同学。头上一律捂耳猫皮帽挽紧帽带,双手一律互插在袖筒内,双脚一律不停地在雪地上踢踏,破棉袄的大口袋一律鼓囊囊的不知揣些什么,衣着和动作的一致,真让熟悉他们的老师也分不清张三李四。
中午,住校生开饭、午休。他们马上占据教室的最佳位置,紧紧围拢在火炉旁,掏出口袋里的干粮:莠子片片、玉米窝窝、山药鱼鱼,极少见白面烙饼和馒头。但天天总少不了几根胡萝卜。当他们轮流端起那脱漆掉瓷的大茶缸吸溜一口那半滚不滚的白水时,当他们每人啃一根那既是蔬菜又算水果的胡萝卜充饥时,想些什么谈些什么呢?总比在荒滩旷野中顶风冒雪担一担冻牛粪强得多、幸福的多吧!都说学习是“苦中苦”,殊不知比学习更苦的事的还很多,有什么理由不去发愤读书呢?
激流勇进

农业大国的农村地区,一旦农业丰收,一切问题似乎应该迎刃而解。吃饱肚子的农民身上焕发出空前的热情和冲天的干劲。铁中建校初的艰难岁月终于被后大滩六二年特大丰收的滚滚麦浪冲得暂时靠了边。这时副校长杨文奎带着丰收的喜悦步入铁中校园,协助李培武工作。
转眼到了一九六三年,铁中第一届初中生五个班的人马,最终熬出来的编为四个班仅186人领到毕业证。这些人有许多考入卓资高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上颇有名气的“老三届”高中生。这是后话不提。
毕业四个班,因此秋季招生仍为四个:即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班。谁知这年各公社各大队的高小毕业生因吃了饱饭,风起云涌般都想读初中。小学生升学压力相当大,初中生录取比例非常低,全旗数千名六年级毕业生,仅录取十个班:科一中六个班三百人,铁中四个班二百人。
面对后大滩猛然出现的初中入学的激烈竞争形势,学校反复研究后慎重地拿出了严格周密的招生方案。
为严把招生关,向各公社学区派出了校内政治可靠的业务骨干,作为各片招生大员对各公社的考场布置、试卷管理、监考职责等整个考试程序均作了统一规定,特别强调和严格要求,其严肃态度和认真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后大滩从此认识了国立中学的气概作风,而严格选拔、注重质量从此成为铁中的一贯主张。

充足的生源为学校带来了充沛的生气。老百姓对子女读书的重视坚定了校领导办大事的信念。学校赶时髦般地添置了一辆三套胶轮大马车。有车自然需要赶车人,于是选定上沙盖陈二、三间窑刘巨财为正副车把式。在没有机动车的年月,这“大胶皮”就是最发达的交通运输工具,比起普通的花轱辘车,一下子上了档次,而老牛拉的烂板车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看着这三匹高头大马在尘土飞扬的大道上跑过,别说赶车人神气十足,连师生们都倍感自豪。
自从有了这大马车,学校伙房烧煤便南下苏勒图,办公室、宿舍的块炭可东去乌兰哈达。开学初取书、领导们开会、走中旗、去集宁自由自在,顺利通达。铁中交通运输的坚冰终于被这大胶车打破,许多事办起来方便得多了。
但是,作为一所地区中学,一个科级单位仅靠一辆马车是不能将许多单位、上级机关联系起来的,而且当时后大滩的电报速度也不过是自行车的速度,怎样才能快速及时地进行联络沟通呢?
电话,该安一部电话!
曾在旗宣传部工作过的副校长杨文奎首先将自己的打算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很快地行动起来。于是下借各公社安电话的东风,上靠宣传部的大力支持,铁沙盖中学的电话自安装完毕之后便铃声不断,后大滩和中旗的联系从此又多了一条快速的通道,国立中学又一次向人们表现出自己的气派。

也该是铁中时来运转,刚招来高质量的学生,马上又分来了高水平的师资:张叶青、闫秀清、马万义等内蒙师院本科生接踵而至。这时的铁中,真如人逢喜事,事业兴隆,一派欣欣向荣。
经过三年惨淡经营的实验室,此时也初具规模,理、化、生实验室仪器及药品通过“给、要、买”三个渠道源源而来,仪器柜也及时得到解决,给新来的大学生们一个满意和惊喜。
图书室与实验室齐头并进,藏书有上千册,报纸杂志已有十多种,学校委派冯淑香老师为专职管理员。这冯老师爱岗敬业,勤快麻利,制定制度,发放证书,按时借阅,有序运转,有限的图书杂志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使小小图书室发挥出巨大作用。
与实验室、图书室的工作相比,体育工作不仅毫不落伍,甚至更加有声有色。这时,学校的布局大致已定,从西向东,为食宿区→教学区→活动区。操场早已修整平坦,杂草乱石片甲不留,跑道里圈砌有砖界。南部竖起钢篮两副,东部立着单双杠。当时操场不算大,但师生活动量大,体育器械简单,体育活动的内容可并不简单。当时各班均成立有自己的球队,队中各有自己的运动健将、体育明星,这些班将班星各有自己的强项和崇拜者。操场上随时组织各类赛事,校园内球讯随处可见。良好的体育氛围使每位在校生平添豪气和活力,师生们随时随地均能体验到学校生活的丰富多彩和无穷乐趣。

“铁沙盖”本为满语“德斯格”的音译,意为长芨芨草的地方。可是自建校以来,师生们从未看见过多少芨芨,可见此地已开发多年。且逐年添人增畜,其后由牧转农,草场逐渐褪化,芨芨逐渐被耕地取代。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荒垦土成为运动,扩大耕地是响应号召的时尚之举。因而一到冬春,从广益隆、塔布、义发泉东梁一带起,大片裸露的黄土细沙在肆虐的西北风的鼓动下,遮天蔽日,白昼掌灯。
铁沙盖中学恰恰位于这漏斗型风口地带,本是一米左右的土板墙被沙土掩埋为土圪楞,师生深受风害,却又无能为力,只好望沙兴叹。
这时候,忽然传来消息,义发泉东梁正建林场,可惜缺少劳力,植树进度不快。
于是,全校师生总动员——到东梁植树。校领导带队,任课教师、共青团员带头,每天两个班轮流去林场。第二天将午饭改为早点,吃完早点,植树的班级便象上操一样排队出发。二十多里两个小时就到。
林场负责人看师生到来,笑逐颜开地表示欢迎,随后给划了片,交代了注意事项。学校又给各班布置任务,班主任又具体落实到小组个人。任务一分派,大家便迫不及待地投入战斗,直到林场大食堂送来午饭,师生们才停下来就地开饭,饭后接着再挖坑插苗。
当时在场植树的,有周围各大队的社员,也有旗里的机关干部,学生们脱衣露臂,热火朝天的植树劲头,颇受旁观者赏识,一些社员们都承认铁中的师生就是能干。
之后陆续到来的班级,学校再没明确规定任务,只是统计完成的数量。一星期植树任务完成,学校进行劳动总结评比,发现越是后来的班级,干劲越足,栽得越多。
这次突击植树,铁中师生给后大滩人留下极深极好的印象,许多年后,人们仍津津乐道。

众所周知,当时的初中生已算作文化人,中学老师更是农民眼中了不起的圣人。可是当时的各位家长同志,多数是文盲,最多是半文盲。自己的孩子在铁中读书三年,有的家长从来也没到过学校,即使个别人偶尔来一趟,却连班主任的面都不敢见,见了面也不敢多说话。
作为老师,太缺乏和家长的沟通了。召开家长会呢,那时也不现实,生产队的社员岂能有弃农开会的闲情逸致?因而,多进行必要的家访成了当时学校和家庭相互联系的唯一选择。
乍一听,家访不过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是细一想,可没那么简单。首先,不管多远的路,全需步行来去,其费时费力可想而知。其次,要慎重选择天气和时候,否则家长不在家扑空。那么,如何选择呢?挑选最坏的天气,家长不能出工劳动的时候。即春选风沙扑面,夏选阴雨连绵,秋天最好不访,下雪是冬的首选。或在晚上披星戴月或于中午头顶烈日。
天气不好人好!许多家长看到老师登门,受宠若惊,手足无措。好在家中再不象前几年那样困窘拮据。如若春夏,定能炒一碗鸡蛋,烙几张“一窝丝”招待,若是冬天,无论如何也得给老师猪肉炖粉条,时间充裕的话,还要淘黄米,炸油糕!农民,向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农村最高级别去招待老师,表达心愿。
老师们呢?饭不得不吃,但一般都要留下半斤粮票一角五分钱。可是,家长们一看到老师留饭钱的举动,非常反感,甚至面红耳赤,认为这是文化人小看没文化的人。到了这种地步,老师们也就不能再坚持,谁知为此在四清运动中竟引出了许多麻烦……。

如果要对铁中的六十年代作一回忆记录,那么必须将铁中校园的“学雷锋”活动记下重要的一笔。
早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因公殉职的解放军战士、运输兵班长二十二岁的共产党员雷锋同志,其日记在《人民日报》选登后,已引起全国人民的赞扬和重视。六三年五月中央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为他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于是,学雷锋活动在全国城乡、机关、特别是部队和学校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六四年时达到高潮。
面对重要活动,在关键时候,铁沙盖中学从来不甘人后。铁中团支部发出号召,各班迅速成立了“学雷锋小组”。校园里回荡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阵阵歌声,墙壁上粉刷着“向雷锋同学学习”的条条标语。班班讲雷锋的故事,人人抄雷锋日记。伴随着学雷锋活动的升级,“学雷锋、见行动”口号的普及,师生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一下子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校园里的“活雷锋”、“小雷锋”与日俱增。
最先是部分学生主动打扫环境卫生,擦礼堂玻璃,接着学生们又帮伙房炊事员担水,帮锅炉工加水,到后来厕所都由学生们争先恐后地掏得一干二净。最后,拾金不昧的现象越来越多,团委让广播员每天播一小时“校园雷锋”故事。尽管大家做这些好事的时候均学雷锋的样子,当“无名英雄”。
假如宿舍内几名同学商量着明天去为“五保户”干活,那么下午一定有人捷足先登,五保户已经清水满缸,院子也收拾得异常整洁了。一个班级内,许多劳动任务用不着分配,值日生变得无事可干。一个人苦思冥想出来的“好事”,甚至不敢透露给最要好的朋友。
学雷锋活动的深入开展,校团支部工作受到党支部的表扬,党支部相应得到教育局党委的表彰。旗团委为此给铁中增加入团名额,最突出的“活雷锋”首先昂首阔步迈入了共青团的大门,胸口上团徽的亮光和脸上兴奋的红光交相辉映。团员人数的猛增,学校团支部顺理成章地升级为团总支,团员多的班级则成立团支部。这样各班除了班主席外,又出现了“班政委”——团支部书记,一个教学班的干部首次有了党政分工和两个“一把手”。这样一来,班内各项活动更加轰轰烈烈,许多新支书本身就是学雷锋积极分子,在学校组织下,到处报告先进事迹,个别同学曾到其它兄弟学校传经献宝,引起过轰动。

正当全国学雷锋活动方兴未艾之时,中旗的“四清”运动便以雷霆万钧之势全面展开。
“四清”全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因中央把社教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所以俗称“四清”。又因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被整者俗称“四不清”干部。
四清虽是全国性的大运动,但察右中旗是试点,因此也是重点。对中旗一个仅十几万人的小旗县,竟一次性从呼、包二市及周围各旗县抽调来近三千名“工作组”,当时号称“四清大军”,确实一点也不夸张。
工作组说来就来,仙女下凡般几天内便遍布全旗各村各地,深入到各机关各单位。铁中当然有工作组驻扎。
刚下乡的四清工作组神圣又神秘,虽没有老八路的态度,却有老八路的纪律。通过“访贫问苦”,全住在最贫困的贫下中农家中,吃最普通最差劲的饭菜,与当地农民老大哥真正做到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进驻铁中的是两名衣着朴素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见校长的第一面就是要求住宿条件、伙食条件标准越差越好。李校长将他二人安排到前排一孔单间窑洞中。晚上去看望他们时,忽然发现门上的装板掉下一块,于是让总务主任刘万成送上一条毡子挡风。谁知刘万成做好事受了批评。工作组得知送毡子是校长的意图后更生气,声称他们绝对不会被当权派的小恩惠拉拢过去。话不投机自然无话可说。
第二天午饭过后,工作组又叮咛炊事员李三:“伙食不要好,饭中少放油,菜里不放肉”。过一段时间后,校长们奇怪,怎么李三的伙食越来越糟。老李说:“工作组不允许”。李校长说:“咱们自己花钱吃肉,犯了啥法?”,开饭时,工作组不高兴了,批评老李:“和你说啥了,为啥不执行” !耿直的李校长偏要据理力争,矛盾公开化了。结果是十分遗憾的,伟大的四清运动的开始阶段便在铁中当权派和工作组之间拉开了冲突的帷幕。
铁中的当权派是否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师生们应该明白,但工作组并不明白,所以免不了千方百计找材料、弄证据,到后来,就连李培武、杨文奎等人自己也弄不明白这些年到底走了什么道路了。
虽然是政治运动,却先从经济上入手。作为校领导,肯定要插手学校的收支,凡是和钱打过交道的,就是“楼上人”。能把问题谈个明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就叫“下楼”。
实事求是地说,工作组多是有素质又有辛苦的实干家。几个星期的工作便对建校以来的账目查得一清二楚。学校会计王守仁最早“下楼”解脱,伙食部会计郝培芝虽然记账不内行,欠规范,但事实证明他确实两袖清风,经工作组帮助整理,仔细核实也成了“楼下”人。唯有正副校长,一冬天也下不来。
李培武身为一校之长、党支部书记,大小事务均经他手,一时半会儿下不来是情理中事。杨文奎作为助理,又是为何呢?
说来话长。这杨老师平时办事认真,待人严肃,师生们均惧他三分。这也罢了。主要是他爱喝几口烧酒,但绝对算不上酒徒酒鬼。那几年学校菜窖中的山药冻坏不少。有些坏的不能下锅,觉得扔掉可惜,因此全部切片晾干,拉到中旗酒厂换回不少薯干老烧酒。每当上级来人校中来客,一般总是杨老师邀回家中自费招待,这时候,总要顺便从学校买瓶白酒待客。日积月累,竟有七十二斤之多。会计账上虽然将杨老师的买酒款记得清楚,但换回的酒不仅仅是七十二斤也是事实。其余的酒从何而去?李培武打了证明:学校会餐用完了。可是,到底多少人会餐、多少人饮酒?谁取的酒、用了多少?有余还是不足?因这一系列问题迟迟不能落实,导致了他自己迟迟不得“下楼”!
至于一般教师,因均是国家干部,都需在这伟大的运动前自我反省。许多人因家访吃饭没留钱属“白吃白占”,先做检查,后作退赔,也就平安无事了。
在此期间,学校教育教学均没受多大影响,各项工作紧张而有序,师生情绪饱满而镇定。待到四清大军主力撤走,剩下的留守人员继续“三同”,再不拨草寻蛇,运动风波渐趋平缓。李培武虽然仍没“下楼”,但这时在“上”在“下”已无关紧要了。铁中仍由他主持工作,全校安定团结,师生自强不息,运动后的铁中在激流勇进。

树欲静而风不止。四清留守人员还没撤离学校,校内一些墙壁上、黑板上竟出现了一些与时代格格不入,与社会水火不容的消极文字。用不着专门去上纲上线,这是十足的反动言论、非同小可的政治事件。事情不以人意志为转移地马上传播开来。学生们窃窃私语,老师们惴惴不安,校党支部一班人丝毫不敢怠慢,在师生中展开了明查暗访,希图尽快查明真相,将事件消灭在萌芽阶段。
那时的通讯设备尽管落后,但此类消息早已不胫而走,没过三天,公安局治安股已来人协助破案。校方在初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这是学生所为,无聊且无知,算不上政治案件。但公安局的同志觉得不能排除老师,很可能这是阶段斗争新动向。在保留各分歧认识的前提下达成共识:尽快破案。
学生的事还得班主任出面,最后将学生们的日记收起查看时,从孙××、南××、高××三人的日记中发现类似的内容,且另有其它许多消极言论,即所谓的“××个不合理”。
案件水落石出,如何处理又产生了不同意见。公安局的同志认为作案人虽系在校未成年学生,但其言论已十分反动,明显攻击社会主义,三面红旗,不管其动机如何,已起到反动标语的作用,应该按敌我矛盾处理——将这三名学生按罪犯逮捕法办。校方却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几名学生还年仅十五、六岁,平时均没有不良行为,外面墙壁黑板上的文字纯属乱写乱画,至于日记本上的语言则属于个人牢骚,他们的动机是闹着玩而不是鼓动人们去反对社会,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批评教育。双方讨论许久,最后公安局同志尊重了老师们的意见,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但建议学校开除其学籍,让其回乡务农自觉改造思想。
这三名同学含泪低头背着行李离开学校的那一幕令当时在场的人永生难忘。这不大不小的事件给铁中在校师生留下的绝非虚惊一场后的欣慰,而是深刻教训中的后怕,同时,它让这些农民的后代明白了生活上无能也许吃点小亏,政治上无知可要酿成大祸,这十分浅显而又特别深刻的道理。

经过四清运动的战斗洗礼,年轻的铁中逐渐走向强壮与成熟。其中许多惊人之举均需有心之人付诸笔端。
如果说学校最具吸引力的活动要推文艺演出,那么最感愉快的节日莫过于新年。因此,过新年时的演出必须记下重重的一笔。
本来,各班的文艺演出就非常频繁,文艺人才因有锻炼的机会而纷纷显露头角,那么各班为元旦排练节目,自然十分用心尽力。试想,几十名精力旺盛的年轻教师带领着几百名朝气蓬勃的更加年轻的男女学生对节日的重视和对演出的热情,该是一种怎样的外部表现?学校团总支书记马玉山不愧是青年先锋队的带头人,看到师生们如此高涨的热情,胸中不由产生和酝酿出新的活动方案。
他发现,各班出节目固然轻便灵活,但总给人小打小闹、小里小气的感觉,谈不上规模,造不出声势。要想排练达到一定艺术高度又能真正代表铁中水平的节目,还需集中全校师生中的精兵强将,以强大的阵容,排出大型剧目,达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目的,给学生上一堂生动的思想教育课,为后大滩老百姓开眼开心,从而展示铁中国立中学的动人风采和非凡境界。
于是,选定排演大型新歌剧《赤叶河》。
排演这台节目,对铁中来讲,从演员的选拔,文武场面的配合,服装道具的制作等等一切并非难事,何况参与者均是“有心人”!
其后两个多月,一到课外活动或是星期天,校礼堂内,管弦同奏、锣鼓和鸣、吹打说唱好不热闹,直引逗得许多人拥门塞户,伸头探脑不肯离去。
确实,为将此剧一炮打响,学校投入之慷慨、支持之力度、师生付出之辛苦、排练之认真、均是空前的。结果正如所料,当帷幕拉开,演员逐个登台亮相之际,同学们看到自己敬佩的老师:董长春、刘振家,冯淑香、马成仁、张叶青、曹宏发、闫秀清等精彩的表演和动人的形象,如雷的掌声经久不息,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师生忘情地沉浸在一片激动和幸福的海洋之中。
接着在校外公演,雪亮的汽灯下,如画的人物,精妙的说唱,磅礴的气势,恢弘的场面,倾倒了所有观众,许多人张大眼睛合不拢嘴,进入如痴如醉的境界……。
铁沙盖中学,虽然还没来得及用优良的教育教学成绩去向父老乡亲们汇报。但它却凭借师生的良好素质,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自己的形象,征服了说三道四者,得到了家长的认可和拥戴,留下了很好的口碑,显示出强劲的实力,后大滩的全体老百姓正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它创造新的辉煌。
风 雨 如 晦

天有不测风云,人无回天之力。
六六届的四个班正为中考加紧备战;师生几年来的夙兴夜寐正待接受实践的检验;教学质量如何正要同科一中一比高下;铁中正信心百倍地准备为父老乡亲献上厚礼。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象原子弹那样爆发了。
许多人现在谈起“文革”,均十分遗憾地叹息:“假如没有那十年‘浩劫’……”,实话说,假如没有那场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铁中的面貌定会是另一番景象。然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所年轻的地区中学不仅难逃厄运,且蒙受了尤其深重的灾难和屈辱。
当时,全国都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铁中也只好卷堂大乱。“乱是乱了敌人”,“伟人”不怕乱套,只有草民才会惊慌失措。“造反有理”这样的口号,无论怎样解释都是鼓动人不要安分守己。也许只有高层的人才明白这样做的理由(据说周恩来、刘少奇等亦如堕五里云中)。下面的“革命师生”有几个真正领会文化革命的意图?一些初中生只觉得这样好玩,“革他妈妈的命”阿Q般地幸灾乐祸。再说了,能够随便污辱一个自己看着不顺眼的人,能够张口就骂人,抬手就打人,这不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又是什么?
奉公敬业的李培武校长尽管平时待人平易、有雅量,但是好人并非总有好报。这位雄心勃勃的校长兼书记先是“靠边站”,后成了“走资派”,于是,挨批挨斗成了家常便饭。可喜的是李校长为三代贫民之后,用当时的话叫“根正苗红”,否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紧接着,人人敬畏的副校长杨文奎,多才多艺的教导主任李杰,总务主任段生科均步李培武的后尘,不情愿地被挂起了黑牌子。当然了,免不了戴大纸帽子,写检讨书交代罪行,同时,又被威逼着揭发他人。
普通老师最先挨斗的便是语文组的张安道。张老师本是山西神学院肄业的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解放前已是“教书先生”的本分善良的一位师长。这时被拉出来头上戴起一米高的纸帽子,上面大书“牛鬼蛇神张安道”进行批斗。“批斗”即批判斗争之意。所谓“批判”便是集中一些最毒辣的词汇、最伤人的语言进行歇斯底里的谩骂。那么“斗争”自然是拳脚相加于一个低头弯腰的不言不语又不敢动的人身上——真正的“俯首甘为孺子牛”。除了任人打骂的权利,其他什么说理、解释、尊严、自由、生存的起码条件统统被剥夺殆尽。
没多久,团总支书记马成仁、数学老师高继顺也遭厄运。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令许多人惶惶不可终日,因为炊事员宋补元竟然也被莫名其妙地拉出来斗了一回。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铁中的学生毕竟是很有人情味、很善良的农民子弟,他们在批判会上斗老师,会后见面,仍十分尊重地向老师问好。可知当时实在是大势所趋,并非学生们存心作恶。
谁还敢组织教学?谁还能登台授课?有过剩的时间,也就有过剩的精力。那么该如何运用精力、打发时间?除了参加一个又一个的批判会、辩论会外,再挖空心思地搜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上纲上线,甚至不惜根据捕风捉影的小道传闻编造荒唐故事,用毛笔抄在大白纸上,(粮站专门供应做浆糊用的高梁面)张贴在最醒目的地方,以求博得人们的欣赏。
慢慢地这样搞也失去了兴趣,听说全国又搞起了大串连。于是毫不落伍的铁中的造反派们,挑选出最最革命的“小将”六十余人,组成一支队伍,打起背包、扎紧战带、臂带袖章,学红军长征的样子,徒步进京。
铁中师生虽有步行跋涉的传统功夫,但这六十人走了一个多星期后,便感到吃不消了。革命士气逐渐低落,再走下去力不从心,望前面,路漫漫而修远。向后转,又觉得脸上无光。
于是不约而同地见车眼热,坐马车、拦汽车、爬火车奋不顾身。既是红卫兵小将,谁敢不拉?反正不花钱的车,不坐白不坐;不花钱的店,不住白不住;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总之是不花钱的“连”,不串白不“串”。

这时铁中在校人数有多少呢?
六三年招的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四个班学生毕业后重返校园闹革命;
六四年招的十五、十六两个班正赶上闹革命;
六五年招的十七、十八班两个班当然要闹革命;
六六年竟又招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四个班,一进校门便开始闹革命。这真是应了“该走的没有走,不该来的都来了”那句俗语。全部教职工仅二十多名,已有半数人靠了边,却有十二个班近六百名学生在校园内横冲直闯,热闹劲儿就别提了。
这时候,外地的传单雪片样飞来,五花八门的新闻接踵而至。一会儿说刘少奇是大叛徒,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一会儿说朱德是大军阀,想仿造毛主席的《毛选》出《朱选》。一会儿赞扬“呼三司”(呼和浩特市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冲击内蒙军区是革命行动;一会又指责“集三司”(集宁市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上下串连貌似革命实则在“招摇撞骗”……。
尽管如此,革命的大方向却没有变。“红五类”至高无上,带着红袖章到哪里都通行无阻;“黑七类”却被歧视、打击得大气不敢出。校园内高唱《滚蛋歌》,足使每位“黑七类”子弟心惊肉跳,魂飞魄散。歌词是这样的:“老子革命儿造反,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罢你娘的官,就滚你妈的蛋!”
红卫兵小将们雪亮的眼睛总能发现革命的对象、选中革命的目标。此地没庙可拆,没文物可砸,但有“黑帮”可斗,有日记本可没收。可把“老皇历”作为“变天账”,把“收音机”当作“特务电台”搜缴。可以打开图书室锁子,甚至打破玻璃,将“反动书籍”从架上扔下随意践踏后,拿走一些“供批判用”,且一去不返。实验仪器虽然分不出是红是黑、革命与不革命,但课都不上了,要仪器何用?能拿的拿上走,不能拿的砸烂,反正革命行动无人敢说半个“不”字 。

冬去春来已夏天,该是一九六七年。听广播、看报纸,各地区革委会相继成立。
上行下效,铁中校“革委会”在锣鼓口号声中亦庄严宣告成立。李培武、杨文奎分别任革委会正、副主任——事实上的一、二把手。所不同的是革委会成员中结合了升为红卫兵司令的个别老师和学生。
工厂、农村均在“抓革命、促生产”,学校“抓革命”促什么呢?总得进课堂吧?学生进了久违的教室,可是旧课本早已荡然,新课本还是“一片茫然”,只好学毛著。“语录本”像会餐的筷子,早已人手在握,许多同学为表示学习的热忱,又买了“甲、乙种本”,还有更出色的,竟能手捧“雄文四卷”,实在让人羡慕。其实,有“老三篇”就足够了。不是说“老三篇,宝中宝,一辈子革命离不了”吗?那么,就这样“阶段斗争天天讲”“老三篇天天读”。学生毕竟是学生,动口也需动手。那就课堂读毛著,课外读大字报;早自习写心得体会,晚自习写批判发言稿。读写结合得紧紧凑凑,忙忙碌碌。
一段时间,其它方面进步不明显,可文绉绉的骂人话却学到了不少:其心何其毒也!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扇阴风,点鬼火;上窜下跳,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惶惶如丧家犬,急急如漏网鱼;是可忍,孰不可忍!同学们在互相玩笑中均能运用得游刃有余。
随着革命形势一日千里的发展速度,又掀起一场“改名”小高潮。听说“科一中”早已改名为“红卫中学”,有人向革委会建议,将铁中改为“东方红中学”,可是又有人说挨科镇的一所什么小学早已取名“东方红”,也就罢了此念。但学生个人的名字是不怕重复的,一时间“张向东、王红卫、李战士、赵东武”们成了香饽饽,而“赵长命、钱富贵、孙淑贤、李成才”等名字一下子臭得难以启齿。

没有教学活动的学校终究不能算学校,没有老师的课堂毕竟难以维持长久,班集体因没有班主任的领导开始瓦解。
名目繁多的“战斗队”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铁中校园。这些小团体已打乱了年级界线,由所谓同一观点的战友乌合而成。各自占山为王,割地为政。往往控制一个教室或宿舍为指挥所、司令部。虽曰“战斗队”实为“杂牌军”。一张大红纸发一个宣言,做一面大旗插在门前,起个响亮的名字:风雷激、卷巨澜或云水怒、冲霄汉,这就是一个群众组织,这就可以有自己的观点,这就可以和同学们反目为仇,同室操戈。学生来去自由,无拘无束,寝教室不分,白天黑夜不分,好坏人不分,局面不成其为局面,革委会也鞭长莫及不好制约。
这些顶天立地的好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之后,晚上有时却瘪着肚子,实在让英雄气短。怎么办?拔蔓菁、摘豆角,光解馋不止饿。有几个打得硬的司令便偷鸡宰着吃,而被偷的多是有“污点”的人,不批斗你已是宽大处理,红卫兵吃你几只鸡又算得了什么!
再过一些时候,这些独立的“小战斗队”开始联合。原因是科镇工人、农民和科一中的师生已经联合为三股最大势力:即井冈山兵团、东方红司令部、挺进纵队。三方领导均派出得力干将来铁中招兵买马,以求扩大自己一派的势力。最终铁中的各战斗队均被“东方红”和“挺进”收编。后来井冈山兵团作为老保皇派组织渐趋没落,不能与“东方红”“挺进”争雄,在革委会也失去一席之地。
“挺进”与“东方红”可谓旗鼓相当,势均力敌。各自拥戴几名官员,各自宣传自己正确,双方属下喽罗亦针锋相对,不共戴天。就这样如真假猴王般打打闹闹直搅得天地不得安宁,菩萨阎王均无能为力之时,两派亦各自精疲力竭损兵折将之后,双方开始坐下谈判,各方司令均荣任“革委会副主任”头衔而放下屠刀。铁中的两派也随着偃旗息鼓,学生们臂上的红袖章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铁沙盖中学象风浪中的一艘船只那样暂时靠岸。

一个大的战役终于结束了。形势急转直下,校园内慷慨激昂的大辩论听不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看不到了,十二个班的六百名年轻人怎么一下子安分守己了呢?
因为已经有通知给革委会,铁中四届十二个班,即全校学生无一例外,一次性毕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回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就叫果断措施,也正是较早的“一刀切”。
不管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不管是大头领还是小喽罗,统统成了“返乡青年”。如梦方醒的年轻人们,“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一下子摈弃了各自宿怨与偏见,感到了分手的悲戚和再见的不易。有人在窑内抱头痛哭,有人在院外引吭高歌,分不清是痛苦还是激动,弄不明革命是成功还是失败。人人彻夜未眠,天明后便各奔东西,校园一下子空旷了,安静了。
教职工们开始在革委会主任带领下打扫战场,收拾残局。将遍地的桌椅腿子收拾入库,将没有玻璃的门窗用木板木条封上钉死。然后坐下来,心平气和不慌不忙地读“两报一刊”、学主席著作,直到一年一度的秋收开始,一年一度的暑假来临。
已经应该是秋季开学的日子,铁中还没有接到招收新生的通知,无所事事的老师们无所适从地又过了几个星期。习惯了学校人声鼎沸的热闹,对空寂的校园颇感不适应的老师们想不通,工人正在学大庆,农民正埋头学大寨,老师不教书,学校不招生,该干些什么呢?
文革的硝烟暂时伴随着落叶被秋风卷走,后大滩的早晚已分明地感到冬天的脚步越来越近。学校没有了学生,如同父母失去了儿女,表面上省心省事,内心里寂寞忧伤。站在萧杀的秋风中的普通老百姓哪里会料到,一场更大的风暴正步步逼近,暂时安静的校园马上又会变得无比喧嚣。

寒凝大地时节。整个内蒙古地区掀起了挖“内人党”浪潮。复巢之下岂有完卵?位于内蒙古乌盟中旗铁沙盖的国立中学再次被卷入惊涛骇浪之中。
这挖“内人党”运动,实在触目惊心,至今许多人谈虎色变。现在人都说是冤案错案,可当时谁都认为是为保卫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而“揪坏人”。
开始时,有铁道兵××××部队一个班的战士进驻铁中,接着有天津×××医疗队的人员参与运动,随后有北京知青加盟其中,当然还有本地贫宣队员一起参战。
正如“老三篇”中所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了一起来……”。当时这个共同的革命目标非常明显,就是从隐藏得很深的地方挖出“内人党”分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千只脚,一万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
铁中已是黑云压城,外地人个个来者不善。解放军有军令在身,医疗队为治病救人,北京知青思想单纯,贫宣队不忘阶级斗争。
“挖肃”成果很快扩大,接二连三传来“喜讯”,几乎每村都有潜藏的“内人党”分子被揪到光天化日之下。可是铁中的“内人党”分子仍在负隅顽抗。革委会正、副主任这两名最大的嫌疑犯早被抓起来,关押到下沙盖小学的教室里,可就是死不承认罪行。于是斗争的火力一下子全集中到这反动文人固守的“土围子”。“革命战士”下决心要一举拿下铁中这个难攻的据点。
既然阶级斗争的盖子迟迟揭不开,那么所有的人都是被怀疑的对象。虽不能个个都抓,但能让每个人都揭发交代。因而从早到晚,将全体教职工集中起来,学文件、认形势、想问题、检举揭发。搞得人人自危,道路以目。
已是数九寒天,李、杨等人被关在不生火炉的教室内,与世隔绝,席砖地而卧。吃饭、上厕所时也要将其头部用衣服盖上,别人用棍子牵着来去。受饿受冻,饮水受困,苦不堪言。然而政治气候较自然气候更为严酷,光承认自己,不揭发别人绝对过不了关,“挖手”们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北京知青可与铁中学生不同,这可是“刺刀见红”的对敌斗争,不是闹着玩。他们在你不交代的时候,自有办法。让你穿着单薄的衣服,不戴帽子站在冰天雪地的风口,美其名曰:冷静思考。医疗队也非等闲之辈,他们对你“热情帮助”:即让你穿上皮衣,紧贴熊熊燃烧的火炉子站着受煎熬。这样来回折腾的结果,只好信口开河地胡说,在胡说的基础上瞎说,越说越不能自圆其说。于是老实交代说,是受不了折磨才这样。可是,这就更激怒了“挖手”们,给你再罪加一等,按“抗拒从严”处理。就这样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反反复复地进行着恶性循环。
这时,全公社的“内人党”分子均晚上集中关押铁沙盖小学,白天押来铁中挨批斗。其中有一名小学教师王告,说是要去锅炉房喝水,结果趁人不备,一头栽入井中,既然是下决心“自绝于人民”,捞上来时当然已经“戴着花岗岩脑袋”见了上帝。王告的死,除了给伙房用水以污染,几名“内人党”分子一昼夜地洗井劳累外,一切都无声无息了。因为他可怜的“螳臂”根本阻挡不了历史的车轮。
阶级斗争,果然一抓就灵。铁中的秀才遇上了兵,白面书生有理也难说清。一大串“内人党”分子陆续被挖出来了:李培武、杨文奎、李杰、马成仁、叶雄、张安道、冯淑香、刘振家、王柱国、高继顺……,铁中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大年三十晚上,多数“内人党”分子认罪态度较好,均得到宽大处理,得以和家人团聚。而铁中的李培武、杨文奎和铁沙盖公社的张继良、陈继先等“党魁首恶”,却仍在小学教室里坐井观天。革命战士们也只好过“革命化”春节,一直奉陪。
春节过后,随着气候变暖,大地解冻,对“内人党”分子的管制逐渐由紧变松,且再没有继续穷追猛打,再没有其他人被揪被斗,似乎年前真个已将坏人一网打尽了。春耕开始了,在押了一百多天的杨文奎等人被解除隔离遣送到西梁大队改造。其时已有传闻,挖“内人党”犯了扩大化错误。
小道消息常常会被其后发生的事所证实。果然,西梁大队的劳改分子很快便全部得到解放,而这时的他们已经非伤即残,身心交瘁。他们并没有多想是否得到公开平反,平反以后自己如何如何。他们想通了,看开了,而且看破了。因为他们深切地体验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暴烈的行动”。

一场直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风暴过去了,铁中校园又一次趋于空旷和宁静,一如刚散尽硝烟但又没来得及打扫的战场,满目疮痍。
连续数年的动乱,校舍破坏有余,建设不足。土屋土墙几年不抹,真象皮肉破裂而没有包扎的人体。砖木结构的建筑本来为数不多,可许多地方砖头破损,屋瓦移位或短缺,使人目睹神伤。
除了大伙房、锅炉房因一直使用,玻璃比较完整外,其它如寝、教室的玻璃几乎片甲不留。没有玻璃的窗口象缺了眼球的眼睛,留下深深的黑洞,令人心寒胆寒。即使是大白天,也极少有人来这里走动,荒草已在窗根下长得十分茂盛,只有房檐下的麻雀和房间内的老鼠一上一下自由自在。有人创造了成语“胆小如鼠”,可是宿舍的老鼠却胆大包天。见人到门前毫不在乎,理直气壮地以主人自居。且为了出入方便,联络顺利,便随意穿墙打洞,只图省事,不顾其它。因见无人干涉,越发肆无忌惮,胡作非为,无忧无虑地生育繁殖。谁知鼠丁兴旺之时,已是食物紧缺之日,只好四处觅食,于是老鼠白昼过街,可惜无人喊打。
不说老鼠暂时横行。单说李培武、杨文奎等人被解放后,上级仍让他们负责学校工作。可是他们已满身伤病,便去太原、北京等地治疗恢复了一段时间。杨文奎家在镇内便回家疗养,再不来学校。李培武、冯淑香夫妇是铁中的双职工家庭,李老师在养病期间,闲着无事,买回收音机一台。每天早晨到操场转转跑道,回来后在家里拧拧收音机。接着,又买回几斤羊毛,李老师学着捻毛线,冯老师学着织毛衣,心平似水,得过且过,享受天伦。
学校负责人尚且如此,其他教职工可想而知。前程未卜的铁沙盖中学此时同她的教职工一样,因光有用武之地而缺乏习武之英雄,只好在静静地等待中打发光阴。
开 疆 展 土

不管人们的日了过得是否舒心,可一张一张的日历总要被人不慌不忙地撕去。时间就这样我行我素、一声不吭不紧不慢地进入了七十年代。
都说两发炮弹不可能落入同一弹坑。那么七十年代自有七十年代的变化。
刚过春节,全旗科局级以上干部便被集中到中旗的某个地方办起了学习班。学习班学些什么?家人也不知道;到底在哪里办?外人更不知道。越是不知道的事往往特别想知道,无奈中,家人只好在提心吊胆中等待,外人也只好在疑虑和疑问中猜测。
好在这次学习班时间并不漫长,两个星期不到便结束了。这次学习班对铁中来说,可谓送旧迎新:李培武去大滩中学赴任,陈继先来铁中掌门。
年方三十九岁的陈继先本是土旗党校副校长,来中旗搞四清留下来当了铁沙盖公社社长兼副书记,在挖“内人党”中同样被整得够呛。这次被旗革委会任命为铁沙盖中学革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既然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马上召集全校教职工开大会,于是31名正式工,5名临时工全部准时到会,眼巴巴地等待宣布新的消息。果然,陈继先传达旗革委会通知:铁中从现在起马上筹备,春季招生330名!
从一九六七年开始,后大滩地区唯一的这所中学,已经连续三年不招一名学生。教育资源的浪费已不必提说,很严重紧迫的问题是各公社各大队的小学生却并不因为中学不招生而停课停学。雷霆万钧的文化大革命可以横扫一切,但它却阻止不了儿童们的发育长大。三年来,后大滩这广阔天地上的小学毕业生形成了长久的积压,这时已达到一个相当的数量。而他们确实还不能算作正式“社员”,只能为家中搂柴拾粪,到地里也只是掏鸟蛋、挖黄鼠的料。因此,这次招生是解燃眉之急的大事,是人心所向的好事。所以它有四个独特之处:一是春季入学;二是三届合一;三是推荐选拔;四是部队编制。
招生的结果是:生源丰富,进展顺利,没有竞争,完成任务。
其中原因十分清楚:尽管三届小学毕业生多,但“黑五类”子弟很不少,一听是推荐选拔,就成了秃子的头发——“它也不长,咱也不想”。自己就认为“政审”不合格,不用大队、公社两级革委会主任的朱笔注销。再者许多“红五类”子弟,耳闻目睹了许多“读书无用有害”的实例,已经死心蹋地地当起了农民。还有就是有的人早谋到了“会计、保管、记工员”之类高等职务,觉得再读书也是“零做除数”——没意义。
招生平稳顺利地结束,330名新生编为两个连、六个排。即一连(一排、二排、三排);二连(一排、二排、三排)。虽然这排相当于原来的班,但排长却由学生担任,老师还当班主任,尽管不伦不类,毕竟无关紧要,也就不说了。
开学了。老师们走进已变得陌生的课堂,与黑板、粉笔、教鞭见面如旧友重逢,倍感亲切,重登讲台的喜悦简直有点手舞足蹈了。学生们呢?这新来的农村孩子还没有培养起野性和野心,只懂得好好学习,不懂得胡作非为,因此,师生配合默契,课上得有声有色有序。
大风暴的袭击,并没有彻底挫伤师生们钻研知识的热情,也没有泯灭师生们对美的向往和追求。有美术专长的教导主任李杰和数学老师叶雄两人这时将几年中的业余创作整理后在礼堂内展出,开铁沙盖个人画展之先河。这一举动,如同荒原中一株艳丽的花朵,令人耳目一新,激发了许多学生极大的兴趣。

毕竟文化革命仍在继续,文革特征十分明显。学生的作息活动基本上这样安排:早晨一起床,便进行“象征性赛跑”。即不需排队,每个人各自根据自己的体力情况,在跑道上转圈子。个人自己计算每天跑了几圈,折合多少米,谁最早跑到“北京”,谁最光荣。学生们有充分的自由:队形自由,快慢自由,跑不跑自由。多数学生均十分积极,有的一早晨三百米跑道竟转二十多圈,直跑得大汗淋漓,口吐白沫,以示早到达“北京”的迫切心情。接下来就是“天天读”。多数时间在教室里由学生干部读报给大家听。有时候六个排的人一起集中到大礼堂去搞全校性的“天天读”,这种读法实质以读“毛著”为名,召集会议为实,一般读几段语录作为开场白。“天天读”后,便是一天的学习、课程安排。
毛泽东的“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是最高指示,一竿子到底,谁能不听,谁敢不听!因而课程中有了“学农”、“学工”的内容,这就是开“农基”、“工基”课。究其实质,农基接近于“生物”,“工基”则近似理化的翻版。
一味地坐在课堂学习那不是“文革”作风,到农场劳动才算真正的“农基”课。也可谓“无心插柳”,想不到正是这不被人垂青的农基课,造就了铁中永久的农场,为后来的“勤工俭学”打下了基础,为学生们“劳动实践”提供了场所。
大家清楚,铁中的“一把手”是从铁沙盖公社社长任上平调而来,把距铁中十来里远的卜陶勒盖南部小河边的几十亩地划归学校并不是件难事。有了根据地之后,便能有所作为。短短的几年内,铁中农场便颇具规模令人艳羡了。
若说铁中领导有远见卓识并非溢美之词,因为他们从一开始起对农场的投入便异常慷慨。这投入,不单指学校的财力、物力,尤其是师生的辛苦和血汗。
开辟根据地,学校采取了轮流作战方式,发扬了南泥湾精神。因为一无所有,必须白手起家,那么先盖房才行。首先到农场的是团总支书记郑计斗率领的一连一排。
步行十几里后再翻一道大梁,下了这道梁后就是一条蜿蜒东去的小河,过了小河便是农场了。
老师说是农场到了,可同学们看到的更象牧场。不仅看不到一砖一瓦,连半堵遮风的土墙也没有,只有眼前的衰草和远处时隐时现的牛羊。既来之,则安之,师生们毫无条件可讲。于是河中取水,滩中取土集中力量全身心投入脱土坯劳动之中。晚上,则返到距农场几里远的北窑村吃饭、住宿。中午则一律是河水就干粮。
一星期到了,象部队换防一样,直等二排到来拿起了工具,一排才慢慢撤退,而团总支书记郑计斗一直坐阵指挥。就这样,师生奋战一个春夏的成果,是第一栋房子在第一年便建成并投入使用,为将后继续建设开了好头。这年,农场的小麦、马铃薯等均获得了丰收。
第二年,再盖一栋房,并建起大羊圈,从牧区买了一批绵羊羔,成了农场加牧场。学校专门指定段宽当场长管理,长年住人经营。铁中的农场,从此开始为学校增收,更开始为学校争光。
“学农”先谈到这里,接下来介绍一下“学工”。铁中当时并没有抱应付的态度去做表面文章。而是实实在在盖起手工作坊,聘请了能工巧匠,先从小的做起,制墨水、做木工、搞柳编。其后又开始搞修理电机、电器。而且要求每个同学选一个适合自己的项目,学起来、钻进去、搞成功。当然了,由于销售和质量上的问题,“学工”的成果没有比得上“学农”,可见,农村无论如何还得以农为主。

七十年代初的中国,是“备战备荒”的年代,是“全民兼兵”的年代,是“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年代。铁中的“学军”当然毫不含糊。
尽管都是十四、五岁的初中生,但是搞起军训,纯粹玩真的。公社武装部长孟占成一到此时,便精神振奋得连觉也睡不好了。上操、下操、点名、报数、立正、稍息这样的小菜就不必提了。就连摸爬滚打这样的动作也要让同学们训。那时的孩子们衣服破旧,布票奇缺,冬夏一身。军训不怕费力气,就怕费衣服,但谁都敢怒不敢言。单说练绑战带、打背包的技术,直让你练得心烦意乱还不肯罢休。最使人心惊肉跳的是半夜枪声一响,全体师生必须立即起床,黑灯瞎火中手忙脚乱地穿衣服、找东西、打背包、扎战带。小小宿舍内,你撞我,我碰他,根本顾不得谁和谁。炕上,两个人揪着一条单裤拔河;地下,有人早碰翻了尿桶。几双破胶鞋这时成了搁浅的小船,赤脚下地的人踩上的只是乱泥,偏找不到鞋子,气得嗷嗷乱叫。这样混乱的场面持续十几分后,竟然都齐刷刷地背着背包站在校门口列队待命——尽管不少人翻穿了衣服。“别问去哪儿,怎么走,紧跟好前一个人,谁也别掉队!”这就是命令,也是军纪。
摸黑走夜路,虽有点迈步不知深浅,效率还真高。天大亮时传下“停止前进,原地休息”的口令,便是二道坝下的永茂泉。而站在武装部长旁边的正是背着背包的“一把手”陈继先。这时,路边水井旁饮牛的大石槽,自然成了特备的洗脸盆,掬一掬凉水,浇一浇有点发昏的脑袋,揉一揉有点麻糊的眼睛,打起精神往回返。
若说半夜大拉练是军训中的苦项目,那么射击训练则是大家企盼的美差事。通常,谁不听话时,教官动辄便拿取消你打枪资格威胁你。好不容易苦练一星期才熬来两发子弹,被取消资格该有多么失望!因为这毕竟是真枪实弹,而大家玩枪的瘾却有十几年了,可那是玩具!
紧张也罢,疲劳也罢,大家均能兴致勃勃地坚持到底,面对同学和老师的睽睽众目,面对教官严厉的面孔和口令,面对“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标语和口号,军训中竟从未出现过一个“可耻”的逃兵。
军训是短暂的考验,而“军体”却是长久的锻炼。这“军体”是那时对体育课的特定称谓,可见这体育课满含着“学军”的成份,因此自然是相当重要了。若说铁中能成为中旗的体育强校,也需承认是那时打下了基础,留下了传统。

人事有更替,往来成古今。
一九七二年夏天,陈继先在学生毕业典礼前夕离开铁中去“五·七”干校当了校长。在此之前副校长杨文奎早已调中旗教育局教研室,调来张凤鸣任副校长。这时,张凤鸣以正校长身份主持了初中六个班的毕业典礼,铁沙盖学区主任贾德璋调来任副校长。
这时候,科一中已升级为正式高中,而周围各公社的乡中有的也跃跃欲试。三道沟公社厂汉营大队竟然不声不响地办起了高中。铁中其时虽然仍是土房土窑,面貌依旧,但细论其资格、规模、师资、声誉,后大滩的哪一所土农中敢和铁中相提并论?于是,铁中便毫不犹豫地步入完全中学的行列之中。
首招高中班,一次六个!本校虽毕业六个排的初中生,但不能同时升入高中学习,因为还得顾全大局,考虑乡中的毕业生。于是将一部分招生指标分配到各公社乡中,另一部分自己留用。本校毕业生采用了学生讨论评议的方法,排名前者升入高中,排名后者返乡务农。不知是学生排名果真十分公正公平,还是学生觉悟程度已达到相当的水平,也不知是当时许多人确实感到读书无用。总之,在“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口号声中,这次人员的分流出奇地顺利,留下升级者与回乡务农者心情同样舒畅,脸上同样光荣。
成为完全中学的铁中,自是一片繁荣景象。这时节,初中编为三连1—4排,高中编为1—6班。全国教育形势亦随着林彪的摔死有所好转,极左思潮受到遏止。高校在选招工农兵学员时也开始注意文化考查,中小学自然也注意抓起教学质量。老师们心头的阴云渐渐散去,走进教室后又能找回久违的情怀。期中期末又有了考试和分数,早自习又能听到朗朗书声,晚上又出现了加班夜战的油灯。

如前所述,上届领导人对“军体”已有足够的重视,本届班子对体育的热忱比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要表现在如下几大措施。
首先是操场西迁。建校时的东操场这时南被家属瓜分,北受大井挤占,东被三间窑蚕食,西受垃圾污染。这种状况,不仅体育运动难以发展,正常的体育课也不好开展。于是学校瞅中西南部无人区去开发利用,以增大活动空间,且再盖家属房也腾出了地片。
其次是“聘用高手”。不知何种原因,铁沙盖地区竟有一名武汉体院的高材生阴差阳错地当了插队知青。这位名叫张世武的年轻小伙子可是个体育将才,田径、球类样样娴熟,短跑尤其无人匹敌。铁中可谓有超前意识,三十年前竟懂得了聘任“外籍”教练。张世武正死心塌地地在广阔天地炼红心,一想到能重上体坛一展身手,自然喜出望外,欣然受聘。他本人不愧为千里马,但他又堪称伯乐。既慧眼识才,又训练有方。短短一年多时间,他便带出了一支能打能拼的体育强队,将十几名很不起眼的学生送上了旗运会的领奖台。
铁中的学生不应该忘记一九七三年的全旗田径运动会。
旗运会多年停办后一旦举行本身就给人们一个意外的惊喜。何况那万马齐喑的年代,人们单调的生活中非常难找些许的娱乐,正所谓“七亿人看七个戏”的年月。这时候召开运动会,不啻给中旗人增添了一个重大节日。时间选择了灰腾梁下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地点选在重建主席台后一中的大操场。还没开始比赛,已经人山人海,熙来攘往,热闹非凡了。
铁中在赛前便成竹在胸、胜券在握,派出的代表队不用说肯定是最强阵容。且为了给健儿们鼓劲,组织了规模较大的拉拉队助威,而且提倡凡是没课的老师均可随便进科镇观战。
队员们呢?真正的农民子弟兵。且多数人是第一次进城,第一次参加大型比赛,第一次穿起短裤面对睽睽众目。
旗运会如期举行,铁中人如愿以偿。赛场刮起了铁中旋风,铁中人征服了对手,也征服了观众。如雷的呐喊使铁中队员如虎添翼般勇拿第一;如潮的喝彩声使队员们如鱼戏水般轻取金牌。这支“山汉”队伍第一次进城便出尽了风头:田赛场上,大力士李斌维在铅球、铁饼、手榴弹三项比赛中夺两金一银,获得“三铁将军”的美誉;径赛跑道,短跑名将闫景堂独得三枚金牌,创下百米纪录(至今无人打破);中跑健将王明虎、“小卧车”穆培林均在自己的项目中夺冠。女将郎秀梅以惊人速度和非凡表现令对手心惊、观众咋舌;篮球场上,队员们同样叱咤风云:中锋陈聪明灵活的步伐、流畅的运球,后卫张杰严密的防守、熟练的抢球,先锋赵守明、班效忠充沛的体力、精彩的进球,不仅成为场内外的美谈,也成为他们进军呼和浩特的资格和本钱。
体育比赛的公开公正,让兄弟学校输得心服口服,铁中从此成为事实上的“体育强校”。

铁中不是体校,说一千,道一万,作为普通中学,还需靠高质量的文化课树形象、闯天下。因为,不管是家长还是社会,只认可你的教学质量。然而,好容易企盼来的教育形势,好不容易维持来的教学秩序,没过多长时间,生生的被搅得一塌糊涂,一团糟糕。
作为教书的和读书的人,应该记住下列事件和人物。
一位是辽宁的张铁生,在七三年高校选拔工农兵学员时被选中,文化课考查时在试卷上不答题却写了一封信,要求不考试上大学。一位是北京的黄帅,因和班主任闹意见而将日记寄给报社并写了一封信。反对“五分加绵羊”,师道尊严。还有一位是河南唐河县马振扶公社的张玉勤,在考外语时交了白卷,在试卷背面写了一首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
凭中国之大,在那样的年代出几名那样的人物原本不足为奇,令人气愤和遗憾的是,他们几位都被“四人帮”及其爪牙发现并包装为“反潮流英雄”、“白卷英雄”。利用他们将稍稍恢复的教育秩序彻底破坏,使大、中学校的文化考查形同虚设,教师严格要求和教育学生被说成是“师道尊严”而遭到批斗,“交白卷”变得无比光荣,做学问和抓教学受到毁灭性打击。于是,铁中旺盛的学习士气和高昂的学习激情又一次被从天而降的倾盆凉水彻底浇透。

铁中人可是不屈不挠不沉沦的人,不能向考场发挥,就到农场发展。
趁教学上不太忙,这里先数一数班序,顺便理一理领导。
这是七四年春季的事。在校生总计十个班,高中八个,初中二个。高一(7、8)班,高二(1—6)班;初一(33、34)班:需说清的是:初中自六六年招到22班后,三年不招生,七零年招六个,即一连(1—3排),二连(1—3排);七一年再招四个,即三连(1—4排);七二年只招高中不招初中,七三年招初中班二个(33、34)班,同时将以前的三个连的十个排变换为(23—32)班,因此,总排序初中已到34班。且当时初、高中学制均为二年制。因班容量平均不到60人,所以当时在校生不足600人,教职工为38人。校长张凤鸣、副校长贾德璋;教革组长(教导主任)郭利民;总务主任马焕如;团总支书记郑计斗;会计王富贵。
返过来再叙当时的学校工作。
这时学校工作着重点虽没有明确提出以“学农”为主,事实上对“学农”十分投入和倾斜,可以说,教学安排已在默默地给农场劳动让了路。农场劳动一般由团总支书记郑计斗任总指挥。这时农场条件已经好转,不仅遮风避雨有了立身之处,且吃住方便,与在校无异。每班每学期平均劳动两星期,等于农场常住一个班的人马。一年四季,从种到收,几乎全靠同学们的双手,农场职工仅当教练指导学生而已。
投入越多的劳力,农场越发展;农场越发展,需要的劳力越多。就这样不断地滚动,循环几周后,农场达到了若干个“多”。
首先是建筑增多:除男宿舍、女宿舍、食堂外,另盖了教室两个(边劳动边上课),还有库房、井房、羊圈、牛圈等。
其次是农场人员增多:除段宽任场长外,另有杨荣、刘巨财、陈二、任大、大老王、祁国维、周跃、闫吉虎等。
再次是牲畜增多:除羊300多只,牛、马、驴30多头外,另有猪、鸡、鸭、兔,连狗、猫也应有尽有。
再次是活儿增多:植树、围墙;耕种、开荒;夏锄盖房;秋收上场;打草喂羊,碾打扬场,入库拉粮,给老师帮忙。
当然了,最终还是收入增多:学校农副业收入实物、现金双赢。老师们秋季分菜、中秋分肉、年底分粮。虽然均出钱,但毕竟优惠。何况那时粮食依然紧缺,肚子依然不饱,炒面依然吃香,蔬菜依然缺少,能有些许甜头,自然连声说好。当然学生们也有实惠,凡劳动者均能享受大馒头补贴,大伙房能常吃地里的新鲜蔬菜,隔段时间总能每人享受几片肥肉。最大的收获,是同学们学会了种地,学会了吃苦,体验了“锄禾日当午”,明白了“粒粒皆辛苦”。

首届六个班的高中生就要毕业了,同首届五个班的初中生一样,他们是母校的学生,他们更是母校的功臣。但他们又同首届初中生不一样。
望着这群为学校立下汗马功劳的姑娘和小伙子们,老师们不禁潸然落泪。四年前,他们还是一群天真到不懂得洗脸的顽皮小子和不习惯照镜子的黄毛丫头。如今他们已长得凛凛一躯或亭亭玉立。他们幸运而不幸。幸运的是他们最美好的年华在铁中度过,时间给了他们成熟,老师给了他们知识,同学给了他们友谊,学校给了他们锻炼。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生不逢时,该学到的没有系统扎实地掌握,该得到的没有机会和权利去争取。他们将黄金般的岁月生铁一样浪费。一切已成为过去再不复返了。且也不是铁中、不是铁中老师力所能及的。铁中老师现在能做到的,仅仅是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并语重心长地叮咛:“回去后不要早结婚,不要丢开书”。尽管这批学生当时无一人升学,全部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是值得母校欣慰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均成为中旗乃至外地许多重要岗位上的栋梁。
随着毕业生的离校,校长张凤鸣亦调东梁林场上任,副校长贾德璋主持工作,张景璧接任郭利民教革组长的职务。郭大为队长、赵淑琴为队员的工宣队撤离我校,走马换将,由巴音大北公司的段宏世为队长,义发泉韩全有为队员的贫宣队进驻学校。七五年春,陈旺调铁中主持工作,贾德璋协助工作。段宽接任马焕如任总务主任。

从七五年到七七年,铁沙盖中学只招高中不招初中。
在此期间,铁中曾于七五年秋招专业班一个,王培忠任班主任,于七六年秋季毕业。所学专业主要是农技、农机,师生们整个夏天都在农场边劳动边学习。毕业时发高中文凭。
在此期间,铁中曾一度肩负全旗教师的培训重任。七六年办化学班一个,王阔任班主任并讲课,学员一年后均回乡任中学课。七七年招数学班一个,武吉元任班主任,集宁师范来两名教师授课,半年后学员各回原地当了中学数学教师。
在此期间,学校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十分到位,走“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道路十分卖力,校农场良田百亩,牛羊成群,三套胶轮大马车每日在学校到农场的大道上飞驰往返。紧接着又购置了五十五马力大拖拉机一台,学校从此有了机动车,拉煤运输更加气派快捷。
在此期间,全校师生曾在校革委会领导下班主任带领着到周围社队战天斗地,响应和参加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同时也在革委会号召下不断召开批邓大会,反击右倾翻案风。师生频频书写批判稿而不能安心学习,思想一片混乱。
在此期间,师生们曾集中在陈旧的大礼堂中收听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实况转播录音,许多人悲痛欲绝,泪雨纷纷。之后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全校师生再次集中,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全场欢声如潮、掌声如雷。

写到这里,该同读者一起轻松一下了。说实话,铁中前一段走得步履蹒跚。而笔者运笔同铁中的步履同样艰难。因为铁中是从沟壑和林莽中觅道,在乱石和荆棘中下脚走过来的。而我亦如此这般。我明白,我的“校史”并非拍照,何况拍照也需选择亮点下的风景。然而写着写着我不禁糊涂起来,铁中并非居庙堂之高,体验气候为何那么直接与敏感?很快我便明白了,铁中确系处江湖之远,以致今日振翼如此沉重与迟缓!
春 风 又 绿

繁荣从萧条中起步,成功从磨难中走来。
铁中焦灼的土地上,终于盼来了万物复苏的春雨。“四人帮”跨台的鞭炮声唤醒了麻木无奈的教育界,宣告了得过且过的教育状况从此寿终正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决定改革十年来的招生制度。也就是说“十年不招生,招生不考试,考试不算数”的不正常现象要被彻底摒弃。而是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不啻一声春雷,打破了“读书学习”十年来的压抑和沉闷,显示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进行考试的理直气壮,从而使多年来受冷落、遭批判、靠边站、战战兢兢走路的课堂教学驶入了正常轨道。
这时的铁中校园,一片喜气,满目阳光,老师们被压抑多年的教学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和发挥,而本来就轻车熟路的铁中的教学这时便开足马力驰骋起来。
马上就到了七八年秋季,已经进行了两次全国招生考试的实践。高考录取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与其他人一视同仁的做法,以及重知识、重考试成绩、择优取高分的实例,彻底扭转了人们文革十年来在学习和升学上的思维定势,扫除了人们残存的思想顾虑。入学读书,读书考大学一下子成为年轻人最迫切最热门的追求。而后大滩的孩子们已把上高中的愿望全部寄托在铁中身上,铁沙盖中学面临着扩大高中招生规模,选调骨干老师,加大教育资源配置等新的问题。

旗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也分明地感到已经到了大刀阔斧地进行人事调整,大张旗鼓地抓教学质量的时候了。
这次人事调整的幅度和力度够大的,事后证明此举对铁中的影响和发展亦很不一般。
正在东梁林场场长任上干得热火朝天的前铁中校长张凤鸣接到重返铁中的调令,且这次是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原校长陈旺调米粮局公社任党委副书记。在此之前,副校长贾德璋已调化肥厂工作。于是华山子学区主任赵海英升调来校任副校长。教革组长张锦壁早已进了集宁市,“教革组”的牌子也随着文革的结束而被摘掉当文物处理,新恢复的教导处刘应以新主任的身份主持了教学工作。团总支书记郑计斗也已调入旗教育局人秘股任股长,团总支书记由白振江担任。总务主任段宽文化不高,水平不低,继续主持后勤工作,会计由高世平接任。
雄心勃勃的张凤鸣确实“走了回头路”,但他可不是光为了“吃二遍苦”,而是卷土重来,重整旗鼓之意。下车伊始,便开招贤纳士之风。后大滩的许多名师,早有仰慕铁中之意,乘此天赐良机,纷纷申请加盟,一时间铁中群英聚会,似众虎归山。同时踏入铁中校门任教的有:数学老师魏岗、胡万悦;语文老师唐宗士、李珍;历史老师王希尧;体育老师刘三虎、于日成;英语老师李改朝、陈玉琪、张怡礼、冯俊等。
铁中的大门已经敞开,各地的初中毕业生蜂拥而至,生源如此充足,多招又有何妨?一次招高中生六个班,即17—22班。
这时的铁中,士气旺盛,兵强马壮,众志成城,早已做好了冲锋陷阵,建功立业的准备。

其貌不扬的张凤鸣果然出手不凡。想不到他那一双高度近视的眼睛里竟很有战略眼光,也想不到他低矮的身材却能高瞻远瞩。开学才几个星期,他便根据恢复招生后高考文理分科现象进行理智的客观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1、国家的高考文理分科肯定要维持较长时间。2、与其到高考报名时才决定学文学理,不如一入学便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及早决定读文或读理。3、一般地,中等以上学生均报理科,只有数、理、化一塌糊涂的人才被迫学文,可见文科生的对手软。根据上述三条结论则可得出以下推论:1、文理分科考试的现象,其中有机可乘,有空可钻。2、从高一便开始分文理科,且学学田忌赛马,鼓励好学生读文科。3、取长补短,动员数学功课好的学生读文科,使之成为短腿中的长腿将军,平时鹤立鸡群,考试时定能独占鳌头。
兵贵神速,校方将一切考虑周详后马上决策:高一分文理班,前二个班(17、18)为文科,不学理、化、生;后四个(19—22)班为理科,不学史、地。新事物当然不可能让人人马上理解,校长的思想不见得一下子变成学生的思路。个别人坚决不读文科,这些头脑单纯缺乏眼光的学生,视文科班为慢班,入文科班感到是老师对自己的污辱,是掉进了火坑、深渊。有的学生虽然人坐进了文科班教室,而眼里含着泪水心里随时准备撤出。
学校对此是早估计到且有充分准备。从为文科班配备老师和班主任一事便不难发现校方的良苦用心。胡万悦任17班班主任,王希尧任18班班主任。这两位老师均是“老三届”高中生,同为地主出身。当初他们均返乡务农,因各公社中学师资实在紧缺,无奈中勉强同意他们当了民办老师。因才华出众,这次才被铁中选中。调入时胡万悦刚刚转正,王希尧正因是盟级优秀老师将转未转之际调来铁中。二人经历能力不相上下,一人教数学,一人教历史,正血气方刚,满腔抱负。学校委以首届文科班的改革试点重任,正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况且这二人均争强好胜,既能埋头苦干,又善于用智巧干,很快便赢得班内学生的信任和尊重,工作开展得遂心顺利,学生渐渐稳定下来。

谁都不可能忘记这一年中的两个重要会议:即上半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下半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这两个会议的胜利召开,才有了紧接着各方面的拨乱反正。从此后,“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不再使用,“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响彻大地。精神枷锁已被打破,冤假错案的平反紧锣密鼓地进行,形势大好得让许多人始料不及,老师和同学均感到不抓紧学习有愧于这来之不易的大好时光。正是这特殊的环境、形势和背景,作用于铁中这特殊的土壤,才促成了铁中两句口号的出现和一种精神的产生。口号是:两个黑洞洞,一个紧绷绷;精神是:煮牛头精神(牛头不烂,多费柴炭)。
应该相信和佩服古人“悬梁刺股”的勤奋,但他们那单打独斗的做法总给人凄苦孤独之感,绝没有铁中几百人灯下夜战的情景壮观与感人。但电灯是按作息时间严格控制的,同学们偏不管那一套。早晨争先恐后,起床铃响起等于下第一早自习;晚上争后恐先,熄灯铃响等于再上晚自习的信号。同时,人与人、班与班之间暗暗较劲。学校曾一度延长放电,但是,这样更助长了无视作息时间,造成管理和秩序的混乱。按时放电,就意味着早起晚睡的人自己解决照明问题,本来是一种制约措施,谁知竟使传统的“小油灯”又一次发扬光大。好在这时煤油不象六十年代那样紧缺,特困家庭也不缺这一灯煤油。所以,几十盏齐心的小油灯将教室的早晚照得如同白昼,而白天看教室时则墙壁上的“伙房色”逐渐深重。所以这“两个黑洞洞”仅是教室到宿舍这段路上的感觉,是大家自觉的表现,“一个紧绷绷”呢,又是大家自愿的行为。在自觉自愿的前提下,去做对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都有益的事,谁能去横加干涉制止!
曾有人讥笑,“牛头不烂,多费柴炭”是笨人无奈的自慰,其实,这是提倡一种坚持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韧精神和决心,同“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也是当时条件下最切实有效的应急措施。这是被当时生源的质量逼出来的。
俗话说,知已知彼,百战不殆。从那时起高中生升学就采取了逐级选拔制。上游学生去了集宁一中、旗下营中学;中游学生去了科一中重点班;下游学生才来铁中。这一现实问题,只能接受承认,不能回避遮掩。必须用时间和汗水填平我们同全区乃至全国高中生之间的差距,这是明智的选择。再说了,即使是神童与天才,不也离不了“勤奋”吗?铁中的“煮牛头精神”,无论当时和现在,我们认为都没有错!

如前所述,铁中人能拼命硬干,也愿意苦干实干,同时善于巧干。那么在教师管理方面如何呢?那就是激发主动性,调动积极性,使之自觉地干。这里面,有领导的艺术,也有地方的特殊性。
铁中是极正规很庄严的学府,铁中又是个极富人情味的和睦大家庭。铁中人有农民的淳朴坦诚,书生的礼貌恭谦,乡下人的热情好客,也有为他人排忧解难的传统义气和克已忍让的习惯。久居此地者离去时总觉得恋恋难舍,初来乍到者落户后从不感到寂寞和孤单。
这和学校对教师家庭的照顾有直接关系。为解决半家户(妻儿均为农村户口的国家干部)的问题,学校配置了全部农机具,几乎成了一个小社会。大拖车、小四轮、播种机、磨面机、碾米机、榨油机、山药磨粉机、饲料粉碎机等应有尽有。为让老师们安居乐业,自筹资金建起了家属房,同时将配套设施考虑得十分周详。为每户人家均打菜窖、建粮仓、搭猪窝、盖凉房、修羊圈、垒院墙并集体焊了大门。对外乡来的半家户,学校则承揽全部拉运多方照顾,并积极地为其在附近联系落户,且支持他们充分利用校园周边空地见缝插针地种植。
农民出身的老师们自然十分情愿,一来有种田的技术和习惯,二来坚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信条。于是当时的校园周边,每到夏天,出现了许多不规则的绿化点。
种地和养畜历来如影随形,有了房屋土地,也就养起猪羊鸡狗。因为当时校园内还有十多户家属居住,所以,白天三三两两的猪悠闲地散步,早晚成群结队的羊匆匆来去,夜里不耐寂寞的狗吠此起彼伏,这成为当时的特色和风景。
种地、养畜丝毫也没影响教学。这是学校当时管理手段的成功:先抓后勤,后抓前勤;先搞服务,后提要求;学校解决了老师的问题,老师就解决学生的问题。有了上面的前提,才会有“弹性坐班”的管理模式。
谁都该对铁中的弹性坐班制给以肯定。它给人的是信任与自由,换取的是自觉和主动。不对迟到早退者追究,但对加班加点者表扬。虽然说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来去自由,实则大家均是想来的就来,想走的一般并不走。给了走的自由,并不马上去享受这自由,正如人们常奉行的“无功不受禄”。学校宽松的政策,没有带来自由散漫的消极,恰恰得到了许多人不计报酬加班的积极回报。

如果说教师辛勤,那时的铁中教师最辛勤,如果说教师应该受到尊重,那么,八十年代初的铁中的教师最应该受此殊荣。
铁中的精神,首先是老师的精神;铁中的口号,首先是老师的实践;记得有这样一件小事:十八班闫××同学有嗜睡的毛病,总不能早起。班主任连续查了几次后和他约定:“每天早晨起床后到办公室向我报到”。此后每天起床铃刚响,学生的一声“报告”,班主任的一声“进来”,这简单的程序运行了一学期,师生谁都没有违约。微不足道的一桩小事,不正包含了教师的良好示范、师生的相互守信、教师为扭转学生不良习惯的良苦用心?
其实,类似的事几乎天天都有,几乎在人人身上发生过。师生共勉产生了良好的学习氛围,良好的氛围又给每个人长久的激动,许多小事亦很惊人。象22班的刘桂香同学,毕业前夕,学习进入亢奋状态。一连几个星期睡觉不脱衣服,真象坚守在前线战壕的士兵那样,饿了吃一口,困了打个盹。班主任只好采取强迫休息的方法,并与她定了“公约”。
大学的召唤和诱惑力,老师们的言传身教,想抹去毡帽的决心,出人头地的愿望,如此种种,固然是构成铁中精神的因素。而校领导们细致入微的工作方式和作风,同样造就了铁中精神。只要看一看他们的笔记、笔记上学生的名字、名字后所附的批语,就不由地为他们的工作之勤、之细、之兢兢业业扼腕叹服。
看看铁中师生的赴考,同样能悟出铁中成功的奥妙。铁中为考试的准备是充分的、声势浩大的、重视是足够的。用当时的说法叫:“大兵团作战”。
学生进城参加考试,随行人员共有些谁呢?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任课教师、校医统统出发。这么多人,不是拉拉队员,用不着呐喊助威,这是坚强后盾、服务大军。记得当时旗招待所里,每到高考时,几乎住满了铁中的考生和老师。晚饭后在院内乘凉的考生,会自觉地维护好那没有扩音设备的露天“会场”的秩序,聆听老师考前辅导——集体的临阵磨枪,琢磨和领会老师对考题的预测和考场的不测的周密分析。当然,班主任这时要对考生的思想压力和紧张情绪进行舒缓和开导。这种场面,曾引起过许多科镇人的赞叹并传为佳话,也颇令后大滩学生自豪和欣慰。学生进考场,老师在外等待;学生出考场,老师在外迎接;学生情绪不稳,老师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比如,曾有一名叫郭金维的同学,考了两门后认为不理想,后面的几科说什么也不考了。多亏了校长、班主任、任课老师轮流反复解释、安慰、鼓励,终于支持到底了,后来当他得知自己考上大学时竟激动得泣不成声,对老师们关键时刻的挽救感激涕零。

一九八零年高考放榜的日子。全校师生倾注大量心血后收获的日子。微风拂面、阳光分外灿烂的日子。结果恰如所料,事实给全体毕业班师生的辛勤努力以最充分的肯定,给张凤鸣校长的决策以最满意的答复。
学生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六个毕业班上大专线一百五十多人,仅两个文科班上线84人!这才叫“苍天不负有心人”、“有志者事竟成”,铁中的“三千越甲”,终取“百二秦关”!
铁中人终于扬眉吐气了。张凤鸣一时成了名人,成了红人,成了全区重点中学校长会议上的特邀代表,成了教育厅长指定的大会发言人。高级别的会上他是唯一的乡下人,但他不必自卑,因为他已和集宁一中校长、乌盟教育局局长并列坐在赤峰会议的代表席上。张凤鸣应该自豪,因为他的文科班创造了大专升学率82%的奇迹,文科生录取数超全盟旗县一中录取数的总和。而高中入学时成绩平平的徐萍、梁仙桃竟能进北大、入南开。这可是后大滩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现实超越了梦想。可惜张凤鸣当时还不知道“土瓶土罐能装世界名酒,土房土窑能出全国名人”。那一批上榜的学生中,竟有现在的沈阳市副市长、内大校长助理、锡林浩特市副市长、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教官。
那次会议,张凤鸣侃侃而谈的“炒面话”,不仅登了大雅之堂,且获得了多次暴风雨般的掌声。代表们并非看重这个土里土气的小个子,而是惊诧他何以能将一所乡下学校带到全区名校的前列?
凯旋的张凤鸣回到了铁中,面对六十名教职工又提出了响亮的口号:“苦战一百天,人人五十元”。可别小瞧了这一口号,确实,在当时,苦战百天算不了什么,三百六十天天天都在苦战也毫无怨言。而这“五十元”可不是小数字。“五十元”到底有多高的含金量?不好说,反正当时二十年工龄的教师一个月工资还没到这个数!同时,这“五十元”公开而大胆地告诉人们:多年来提倡的精神终于向物质转化,不防寒不止饿的不咸不淡的口头表扬将被实惠挤到边上。
八一年的复习备考更令人满意。老师们的积极性更加高涨,同学们呢?不用老师们督促,短短的两三年功夫,多“奇志”的中华儿女已彻底鄙弃“张铁生”之流,转而对陈景润崇拜有加、纷纷效仿。师生的自觉攻关又取得了同样的成功。四个应届班、一个补习班共上线60多人。
高考成绩为家长们、同学们连连带来喜悦,也为学校领导和教师们带来了荣誉。校长张凤鸣被旗委、政府看中,调教育局任分管人事副局长,原副校长兼副书记赵海英晋升为党政“一把手”。教务主任刘应升任副校长。为高考创下文科纪录的优秀班主任王希尧、胡万悦双双被提拔为并列的教务副主任。数学老师魏岗、白占奎,杨军;语文老师唐宗士、张跃文;外语老师李改朝、陈玉琪;物理老师杨来森、王护国;化学老师王阔、赵龙山;生物老师张玉珍;地理老师沈志明等均成为响当当、顶呱呱的名师,受到远近家长们特殊的敬重。当时英语老师李改朝寒假期间回广益隆家中,担水时不慎将一块“西铁城”手表掉入井中,正在一筹莫展之时,全村人主动帮忙昼夜奋战,轮流用水桶打水,水尽表出,终于捞了上来。农村人的实心固然可敬,铁中老师的地位可见一斑。

铁中人已连续为后大滩人立下功劳。从此人称铁中为后大滩“人才的摇篮”毫不为过。并非铁中狂妄,是因铁中非常难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铁中,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丝毫不受一丁点影响。可中旗没有了铁中,对后大滩人来说可是灭顶之灾。各地的优秀中学比比皆是,培养出的人才恒河沙数,但远水不解近渴,国贫旗内后大滩上的农民子弟可望不可及。铁中才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可以想象,如果铁中不给他们插上翅膀,许多人至今最多不过在粮堆上刨食,岂能雄鹰般搏击长空!母校的学子们,你说是吗?
下 自 成 蹊

教学是学校的主业,质量是学校的命脉,高考是质量的验收,家长是免费的广告。办学条件和学习环境的改善则是这一切的基础。赵海英校长对此不仅有高屋建瓴的认识,也有雷厉风行的举措。
为净化校园,筑全封闭的院墙已刻不容缓。这样对内分离教学区和家属区,十分便于管理;对外可抵御各种干扰,确保教学环境的安静。一条全长将近六百米,高达六尺的围墙可是不小的工程。但从脱土坯到搬坯运料全是师生动手。好在建校劳动已成铁中传统,师生们脱土坯动土工已是驾轻就熟。各班均挤时间、想办法、按时超额完成任务,既没影响学业也没影响整个工程的顺利进展。与此同时,将东一块西一片的各家的小片地全部禁种,削平垫实,校园内门前屋后广种树木,家属区修筑了东西南北人行通道,牲畜也各入圈归笼,失去了自由。
为集中精力抓教学,将银贡山的牛、羊坊统统拆除,处理牛群、压缩羊群。曾在六十年代十分辉煌的三套马车这时已经落伍,车马一次售于周围农民。零工精简,车倌下岗,和教学无关的事少做或不做。
这时,如果站在刚围起院墙的校园里四望,方方正正、安安静静,颇感自得。但是坐下来一想:亟待解决的事太多了。
多亏了连续几年高考成绩出色,引起上级的重视和关怀,铁中受盟教育局照顾,得专款八万元,修建了办公室、小会议室。老师们才结束了分散的打游击般的办公方式,结束了一开教工会便去教室里挤学生的局面。可是,学校图书室没有、实验室没有、教室不足、宿舍不足,食堂、锅炉房、均需扩建……。真的是百废待兴,统统需要立刻办理。学校也下了决心,开始着手一桩一桩地解决。

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最紧的是什么?宿舍。我敢说,八十年代初铁中学生宿舍之紧,应属全国之最。如果说六十年代初铁中各方面条件属于“艰苦”的话,那么八十年代初在铁中住宿简直是“受罪”。宿舍到底紧张到何种程度,一般人难以想象,按道理“不足为外人道也”。
宿舍紧缺也应算到“文革”账上。连年没人,土窑洞失修,坍塌了不少。其余的住进了许多家属。而家属们在维修的同时,定要整改。这时窑洞已经面目全非,作宿舍根本不可能,何况又该将家属们撵到何处呢?窑没有了,房没盖多少,宿舍紧就没说的了。一般地,八尺宽、一丈六深的单间房内钉一副木板大通铺。地只剩二尺多宽的一条窄窄通道,洗漱用具也不好搁置,洗衣吃饭的空间近似于零。最头疼的还是睡觉,十四、五个人只能大家同时侧卧,谁要是半夜起床小便,再上炕便失去地盘,只好“坐以待旦”。曾记得六十年代初几个学生伙睡一起那是为了取暖,那么八十年代初打筒筒睡觉纯粹是为了“宽松”。同学们因别的事不闹意见,因睡觉问题常找老师协调。不少班主任都有过拿米尺为大家“平均地权”的经历,真是“寸炕寸金”啊!
鉴于此种状况,建宿舍成了重中之重。于是双管齐下:一边进行“移民”即把校园内的家属往外搬迁,为学生腾房,一边加紧施工建标准宿舍:高大宽敞到可放双层床住宿。
再说教室。上边并不给拨多少经费,而自己微薄的收费大量盖房总有点力不从心。那么,只好另想办法。正所谓“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大家马上就想到了礼堂,这建校时最宏伟的多功能大厅——礼堂,随着时代的发展,已无力行使它礼堂的职责,“心胸狭窄”得已容纳不下全校师生开个会议,只好委屈其改变功能,中间隔一堵土墙一分为二,两间大教室便解决了。
学校图书室在文革中遭到毁灭性打击。几千册图书一本不剩。书架也七零八落所剩无几。如此规模的学校没有一个图书室,简直是笑话。于是,学校下决心卖骡马,买图书。第一次派二位老师专程赴北京购书。加紧修制书架,整理房间,选派管理员,制定借阅制度,定购借书证。文革中最惨的图书室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恢复。图书室的牌子挂了起来,借书的师生络绎不绝。

时代斗转星移,时间白驹过隙,很快进入了八二年。
又一次高考成绩揭晓。又一次全校欢欣鼓舞。有麝自来香,名气大震的铁中已成人满为患之势。象十五世纪葡萄牙人到非洲海岸寻找黄金,旗内旗外,本地外地的数不清的补习生淘金者纷纷而来。学校已是人挤房稀,容量有限,原本不大的“半亩方塘”,已容不下长流水般的滚滚生源。还远不到开学时间,校长、教导主任家中学生、家长已盈门塞户,就是一般老师门前也车水马龙起来。铁中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这才叫“形势喜人”而又“形势逼人”,招生办学竟到了身不由已的境地。领导们在一筹莫展中躲了起来。
然而毕竟是众望所归的好事,只得尽量想办法容纳。一个班不行办两个,两个不行办三个,礼堂放不下占油房,班容量一百不行一百二!即使这样,仍有些该来的学生没念上,学校错失了许多好学生,也得罪了许多好家长。
应该叫“锦上添花”吧,反正不能说“雪上加霜”。教育局这时批准我校举办初中重点班!因为自七四年招(35、36)两个初中班后,从此再没招初中,所以八二年秋招的两个初中班排序为(37、38)班,且从初一开始学俄语,聘苏中李清来校任外语课。因为是重点班,所以招生非常严格,许多十分有潜力的小学生因半分之差名落孙山。而能被录取成为莫大幸事,大家均非常珍惜这难得的学籍,退学失学者几乎没有,插班入学者亦几乎没有。
这时的铁中附小也已成立,调铁沙盖学区副主任董广厚老师任附小领导。因场所紧缺,年级多而班级少,全是复式班教学。同时这附小招生同样严格得不近人情,除教职工子弟外,他人统统拒之门外。一些不知情者片面地认为“难能”才“可贵”,偏要千方百计地把孩子塞入铁中附小读书,同样给学校造成很大的压力。
也真该说铁中要有尽有。幼儿班这时也凑起了热闹,没办法只好暂时让这些幼儿集中到教师家中,以玩儿为主,达到平安无事为目的,无暇顾及其它了。
随着年级、班级、学生人数的增多,教职工队伍发展壮大的速度也十分迅速。校内所有的房间达到水泄不通的地步,许多教师寻房住院,寄人篱下。
说实话,此时应该为铁中人丁兴旺,时来运转欢呼。作为一所学校,人多的困难不算困难,没人的困难才是致命的困难。何况,生活本身就是克服困难的过程。那么,铁中的领导也只能知难而进。

铁中还没来得及栽好“梧桐”,“凤凰”却已闻讯而来。功成名就的铁中并不轻松。人多房挤的压力不必再提,荣誉的压力同样不小。旌旗奖状的张挂是一种光荣,而这光荣也是一种负担,并非单指“守业艰难”。介绍经验的课一旦备好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上级来视察督导,外地的客人取经,本地的同行学习,本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理应投入热情。单位如人,不能不识抬举;但是,家国一理,客人绝对消耗你的精力。这且不说了,只是校园暂时还不适宜开放和接待客人。
那时的铁中是“不怕人家学习,单怕人家参观”——校园内土窑洞仍象战争的废墟不知趣地存在着;十多户家属房横七竖八地在校园内点缀着;宿舍可怕地拥挤着;厕所因压力太大而“满溢”着;破旧的食堂、锅炉房仍无奈地使用着;走进教室,桌凳不足,有的人在走廊间搭块木板凑合着;实验室还在遥遥无期地等待着。
尽管如此,铁中还是全力以赴地迎接了一批又一批的客人并得到好评。
首先是旗教研室主任一行长住听课选拔教学能手,接着是社会集资办学会议来我校召开,随后有乌盟电视台、报社的记者在宣传部长道布登的陪同下来校采访。最想不到的达茂旗的乌克中学校长带队冒数百里风尘到来听课一星期,对铁中进行了全面的参观学习后,满意地离开。此后,武川县李县长一行数人在教育局领导们陪同下亦来我校参观视察。无论谁来铁中,总要索取铁中老师自编自印的习题集,测验卷,这些东西都成为当时最紧缺而珍贵的资料。来人来函索取的也颇不少。接二连三的客人到来,很有力地促进了铁中的教学,客观上亦推动了铁中校园基本建设的进程。

形势在变化,人事在变更。八三年秋,从苏中调来张诚任铁中副校长,开铁中校长一正两副先例,一年后张诚调中旗经委任副主任,提升王希尧为副校长,和原副校长刘应一前勤一后勤。教务处胡万悦任正主任,闫占海任副主任,不久胡万悦调一中。总务主任段宽退休回家,会计高世平接任总务主任,出纳员关鑫任会计。团总支进入八十年代升格为团委,此时书记由胡俊铭担任。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铁中人事的变动并不影响发展速度,教学质量继续保持高水平,高考仍居全旗领先水平:八四年录取99人(高中从此改为三年学制),八五年录取86人,八六年录取47人。为时,铁中已成为从幼儿班到高中补习班共十四个年级的闻名遐迩的真正的完全中学。
铁中更注重了全面发展。特别是重视体育的传统一直没有丢掉。几年间中旗体育界名人高手相继来校执教。其中有武宗宝、刘三虎、于日成、白福喜、王斌等。特别应介绍一下这于日成。于日成块头不大力气大,饭量惊人,力量惊人,有久战不疲的奇特本领。家住黄羊城来铁中上班常常“跑校”。早晨挽起裤腿,穿上胶鞋,一口气跑三四十里到铁中且不误早操,下午放学再换胶鞋,一口气长跑回到黄羊城乡的家中——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当时各班篮球男女队、足球队、排球队均常年组织训练,一年中赛事不断。

这时,修建任务已经十分告急,伙房、锅炉房的重建已刻不容缓。那么,围着东部这口井做起了文章。井房建成锅炉房,修水泥冷水池一个,隔扇外安冷水龙头若干。左边竖起二吨立式锅炉一个,水管亦通出隔扇外,安热水嘴十多个。右边打隔扇为休息室一间,锅炉房的两旁,各建大伙房一个,集餐饮于一体,初步缓解了住校生的饮食住宿难题。
八五年,是铁中掀起建设高潮的一年。学校下最大决心,咬紧牙关挤出经费,内修实验室,外建家属房,双管齐下,齐头并进。
师生多年来渴望的上档次的实验室终于在暑假后建成投入使用。共分理、化、生、电教两栋四室,连同仪器库室、准备室、化学药品地下室,一次完工。且仪器按规定配置齐全,内部设施相应配套,化学实验室水槽到桌,物理实验室插座到位。
校门外东北方向,两栋九户家属房工程同时竣工。而依照铁中多年来立下的规矩,住房只按教职工调入本校的迟早排队等候。且房屋分等级,新房当然是第一等,有资格住的人搬入一等房,腾出二等房,这样连锁反应,往往搬一动五。不过,大家均已习惯,喜孜孜地纷纷乔迁,家家吃糕。有立有破,最终从校园中迁出九户家属,从而拔除了两排最碍眼的破窑。
安居乐业的家属们,同时享受着当时颇不错的福利待遇。学校为每个家庭制作了沙发、对柜,配套两把折叠椅,已经面貌一新。又和内蒙电视机厂联系,为每户批发十四英寸黑白天鹅电视机一台。这件事曾引起了并不富裕的后大滩的轰动,尽管是老师自己出钱,但这种规模、气魄实属惊人之举。家家院里高耸的天线杆令过往行人注目,吸引得三间窑村的女人孩子们晚上进进出出。
学校有了东风挂拖汽车,国家对烧煤也取消了供应制。从此,天还没冷,每家每户院内已经齐齐整整地垛起了大同块炭,铁中人受冻的历史也宣告结束。
入乡随俗,地处乡下的铁中,农村风俗浓厚,过年过节繁琐而隆重。而学校对此考虑很周到,安排也十分妥当。中秋节,学校统一杀羊分肉、分水果、烙月饼;农场的各类蔬菜也统一分给各家;起回山药,安装磨粉机;收获了油料,启动榨油机;喂了大猪等着杀,学校盖起杀猪房;过年时又统一拉回年货……。铁中已成为事实上的让人羡慕和向往的“特区”。

对铁中最向往且追求的人们中,有幼儿园的小朋友,戴红领巾的小学生,青春勃发的初中生,英俊飒爽的高中生,怀才不遇的补习生,此外,还有各兄弟校的老师们、各学区的同行们。他们不在乎铁中仍然艰苦的条件,他们看重的是铁中领导的敬业、老师的辛勤、学生的刻苦、校风的良好,更佩服铁中的高、中考成绩。学生们以来铁中读书为荣,同行们则以能来铁中教书为乐。铁中似乎就是特殊的宝地,因为这里的教师子弟没有一个没考上大、中专。象董广厚那样的两个儿子考入清华,一个女儿在内蒙财经院读书的家庭,不仅令人钦佩,也引人效仿。
铁中给后大滩诸多家庭带来了幸福的同时,也改变了后大滩的风水。
这风大水少的干梁头上呈现出喜人的繁荣。络绎不绝的机动车扩展和发达了交通。通往四乡的乡间车路成为通衢大道,中巴大巴天天在校门口徘徊往复。铁沙盖自然而然地成了交通枢纽。商号店铺鳞次栉比,行商坐贾你来我往,热闹繁华不亚市镇,铁沙盖因此而成为商业中心。
文化促进了文明,文明带动了经济,后大滩的铁沙盖中学,发挥的绝对不单单是教书育人的功能!
扬 鞭 催 马

如果说铁中困难,那么历届领导都在惨淡经营,如果说铁中进步,那么铁中一直在扬鞭催马。铁中并不是一概勇立潮头,但铁中确实从未落伍于时代。
面对如火如荼的教育改革新局面,铁中也有大的动作。铁中的教改既不盲目,也不是做样子玩玩花样。在满眼都是教改文章,满耳一片教改之声的形势下,铁中人还亲眼目睹了教改实践活动,曾以旗下营中学为榜样,组织近三十人的听课队伍,用一星期时间上门学习,其后结合本校实际开始了步履稳健的教改活动。
首先是刘瑞、王阔二人试行的六课型“双优”教学法,即“黎氏法”。接着是闫占海实施的“三段式”政治教学法。即预习——师生共学——答疑解难练习。张俊则根据历史课特点,归纳“巧记十法”。即:1、特征记忆;2、规律记忆;3、归纳记忆;4、等距离记忆;5、联系记忆;6、比较记忆;7、压缩记忆;8、口诀记忆;9、谐音记忆;10、顺序记忆。卢陶圣、王希舜二人则在语文课中试行分类教学法,在高中补习班和应届高三班尝试推行。这多学科、多方式、多人次的课堂教学改革,是试行、摸索,也是示范、带头,为课堂教学注入活力、带入生气,均分别程度不同地取得好好效果,他们本人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学科带头人。
事业的发达靠先进人物的推动,先进人物在发达的事业中产生。张玉珍、白占奎则是脱颖而出的代表人物。学化学的张老师以学校大局中为重,改行代生物课,取得了八次高考六次第一的出色成绩,白老师则以精湛的教学水平获得了师生的敬重和高考的佳绩。当然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类似他们的先进分子还有许多,众志成城才铸就了铁中的经久不衰。

一次次高考,使一批批学子从后大滩起飞,也使一位位领导相断高升荣迁进了城。八六年时,副校长刘应便为筹备中旗职业高中调回科镇工作,其后二年,赵海英校长调任职业高中校长,刘应任书记,两人再次合作,分管党政。不久,总务主任周玉武亦从铁中调到职中。副校长王希尧集铁中党政权力于一身,七十多名教职工在他的带领下踏上新的征程。
一帆风顺不等于风平浪静。这年冬天,朗朗书声中突然出现了不协调音。几名无所事事的社会青年和几位不愿学习的在校生里勾外连,交上朋友,将社会上正流行的不正之风带入了宁静祥和的校园。害群之马不在多,他们为抽烟而打群架,因喝酒而砸玻璃,无事生非、有意捣乱。歪风邪气开始污染校园,不安定因素迅速扩散。王校长和校委会一班人一面加强学校内部管理,和风细雨般地解决内忧;一面同公安政法机关取得联系,果断而毫不手软地扫清外患。一次拘押四名滋事的社会青年。司法机关的震慑力让不安定分子收敛,使师生快意。许多班级以“警车过后的思索”为主题召开班会,组织讨论,不少学生以此为题做作文、写日记。
一度的混乱通过一度的整顿,取得了长时间的安宁平静。校委会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贯彻目标责任制,加强学校管理改革,以党支部,团委为核心,组织全校21名党员,二百多名团员开展学习党章、团章,并举办普法宣传讲座、形势教育讲座,收效十分令人满意。
八九年寒假,王希尧校长主持召开了铁中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校委会。整整半个月时间,全面讨论、修订、完善《目标管理考核条例》。通过长时间的酝酿、斟酌、推敲、论证,终于将二十三项二百二十款条例上千条细则定稿、刻印、装订完毕。于九十年代第一春开学时推出了铁中第一部最完备的条例汇编。这时铁中校委会成员,由校长王希尧、副校长刘瑞、教导主任卢陶圣、总务主任熊富贵、团委书记胡俊铭、保卫股长张俊、工会主席张玉珍、会计付常胜组成,他们的肩上承担的是全校一千多师生的希望,是后大滩父老新的期待。

伴随着铁中第一部完整的“条例”同时实施的,有教育局教研室下发的《教学常规十项要求》,也有铁中“满负荷工作量”的试行方案。而“争创文明集体和个人”、“学雷锋、学赖宁”两项活动也在各处室各班级有板有眼地开展起来。
干劲十足的铁中人并没有感到条条框框太大的束缚,条例的规范性和指导性让自觉的人们充分体验到“有章可循”、“职责分明”的积极作用。当然了,推行多年的弹性坐班制在改革中的铁中仍然实用。
作为铁中第一届第一班的学生、第八任校长的王希尧几年前就有了确立铁中校训的意图,这时候酝酿考虑已经成熟,于是在全校师生会议上正式宣布。铁沙盖中学的校训为:“勤、实、严、新”四个字。
这四字存在这样的关系:勤是基础,实是根本,严是关键,新是出路。
这四字可作这样的比喻:
勤:要像火车那样准时上路,多拉快跑,不能像出租车那样先观望等待,后转圈子。
实:要求工作像扔铅球那样一砸一个坑,实打实;不像投篮,空对空。
严:要像严父那样严管教严要求,不像隔壁二大娘那样只图哄过当时。
新:要像日历那样每天都掀开新的一页,而不能像老皇历那样重复地翻阅。
这四个字可作详细的说明:
勤: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勤是岸;少年应知勤学苦;一勤天下无难事;教师不勤,不是好老师;学生不勤,当不了好学生;领导不勤,办不成好学校。勤能补拙可转化后进生,业精于勤可扶植尖子生。手勤、口勤、脑勤才有资格育人。
实:管理要抓实;制度要落实;学业要扎实;工作要踏实;领导要务实;考核要求实;为人要诚实;说实话,办实事,实干中要实绩,实战中看实力。
严:制度要严格;组织要严密;纪律要严明;态度要严谨。管理严才能过得硬;严要求才有高质量;严以律已才有说服力;严师出高徒,严阵夺胜利。
新:有创新意识,图新本领;能接受新观念,获取新知识,迈出新步伐,争上新台阶,出现新面貌。新才有生气,新才有力量,新才有前途,新才有希望。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
在校训公布之后,又决定在正对校门的大路最南端,建一大照壁,用红漆黑体书写直径一米以上的四个大字,让师生们记住、理解并随时实践。
铁中一系列的行动很快在校园中取得了实效,也引起了主管局的重视。被选中为学校管理现场会会场。盟教育处侯处长、旗政府韩旗长对铁中学校管理方面的成绩给以肯定,与会的同行们、代表们从王校长的发言中,从一千多师生的活动中,从幽雅朴素的校园中,从文明向上的铁中的精神风貌中看到了铁中高考、中考成绩出色的原因所在。

一次现场会所表现的已经不算肤浅,日久天长能体现得尤其深厚,关键时刻的突发事件给人的印象则更为深刻。
记得九零年的元旦将至,正是后大滩的三九严冬。高三52班班主任赵银老师的妻子刘美荣忽然大出血被送往旗医院抢救。接下来传回铁中的消息更让人焦急,医生认为必须给病人输血,而中旗血库偏偏没有所需的血浆。情况紧急,来不及犹豫。王校长马上召集校委会人员商量办法。刚下晚自习的52班的同学们听说这一情况,纷纷拥向办公室,请求立即为师母献血。争先恐后的场面、表达感情的壮举、热血男儿的豪迈极其动人。大家费了很大的力气劝说挽留、做学生们的工作、动员他们暂回宿舍休息,只派十几名代表赴旗就够了。汽车发动的那一刻,又有几同学不顾一切地爬上汽车。
灾难面前的刘美荣得救了,因为刘美荣的面前是一大群有情有义的当代青年、知书知恩的铁中学生。一个危在旦夕的人能安然无恙,谱写出一曲师生情谊的凯歌,留下了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同时告诉人们,教师付出的心血定能得到补偿,有时甚至是学生们心甘情愿奉献的“鲜血”。

这一届学生真可谓德才兼备,他们在紧急关头有救人的壮举,在高考时刻也有惊人的表现。两个班(51、52)考入高校21人。此时铁中已不招高考补习班,应届生能考到这个成绩十分了不起。(科任老师中有11人(次)获单科一等奖,学校获高考成绩优秀奖)
也真是好事成双。这时候,又传来消息,内蒙古大型文学月刊《山丹》杂志社主编毕力格太要来看看我校的“试笔文会”,陪同的还有一些知名作家、文人。“试笔文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得从头说起。
那是八八年秋季的事。高二(49、50)两个班的几名特别爱好文学的同学和语文教研室组长卢陶圣老师商量,有兴趣组织一个文学社。卢老师和他们的语文老师王希舜经考虑后便进行筹备组建。卢老师告诉他们:“组建文学社是大好事,但每个奇迹的诞生都需要用大量的心血去孕育,而且还要饱尝无数折磨,但绝不能轻易放弃”,因为有过教训!铁中建校以来,文学组织出现过不少但均以虎头蛇尾、有始无终而夭折。七三年的“蓓蕾”,花还没有开便过早地枯萎了。而八七年的“建树”,虽稍有建树,但没有发展和巩固,不久也就销声匿迹。为了慎重起见,卢老师、王老师和学生田志勇、贺国华、赵捷、赵俊桃、高林翠、吕华、邢建忠、付万福、张剑南、刘剑英、史学波等一批有才华、有热情又有实干精神的同学们一起反复研究、讨论、拟定了会员守则、章程、活动方式,确立了四十八字方针:开辟崭新天地,设立第二课堂,充实文化生活,丰富精神世界,提高写作水平,激发学习兴趣,锻炼工作能力,造就文艺人才。
文会的四大作用:文艺园地,训练场地,第二课堂,友谊桥梁。即:
是专为栽培文艺新苗而开辟的文艺园地;是为你练笔杆提素质而开设的训练场地;是为文学爱好者专设的第二课堂,是沟通课内外,联系师与生,使同一情趣、同一特长、同一理想者成为密友知己的友谊桥梁。
文会会员不允许有空余的时间无聊的时刻;文会五彩缤纷的活动全需会员的辛勤忙碌;文会要的是认真的快乐而非儿戏般的休闲;文会一切职务都由学生担任而不是老师越俎代庖。文会单周活动双周出报雷打不动!
想不到,文会还仅仅是一个不到两周岁的幼儿,竟能得到毕力格太这样资深名家的垂青!
大名鼎鼎的毕老大驾光临——架子并不大。一百多名爱好文学的学生能在暑假期间从四乡迅速集中这就很不容易,同学们求知若渴的聚精会神的听讲神态尤其让他感动。他对铁中能有这么多爱好文学的青年感到惊奇和赞赏,他深入浅出的讲话给同学们极大的鼓舞,暴风雨般的掌声是文会对他最好的回答。文会在起步时便有如此殊遇,是文会的幸运,铁中的荣幸!

一九九一年,是铁沙盖中学全面跃进的一年,是解决多年难题的大干之年,是值得饱蘸浓墨记载的一年。
先让我们回顾一下铁中的用水。老铁中们念念不忘铁中的诸多好处时,总要流露出对早晨挑水排队的遗憾。
位处干沙梁头的铁中建校时第一口井已进了实验室,仅够实验用水。家属区虽然有第二口水井,但是攒一晚上第二天一个早上便担个精光。位于锅炉房中的第三口水井虽是铁中人的命脉,但开动二寸潜水泵工作半小时便露出井底原形。每天早上,老师们人人肩挑两只水桶来上班,空桶队像长蛇似地排在锅炉房门前。从冬到夏,寒来暑往,担水排队成了全体老师的必修课。这每天都逃不脱的要事、急事、麻烦事真成了铁中人打井找水的最大的心事。
人工打井的连连失败使人们寄希望于机器打深井。春节过后便行动,设备拉来了,帐篷支起来了,井架竖起来了,冲击锥响起来了!尽管井址选在了校园西南方的空阔边远地带,但火车启动般的声音仍在满校园回旋。工人二十四小时轮班干,校委会人员亦轮流值班相陪,恰好教育局张源副局长下乡在校,亦参与了监工指挥。
也是好事多磨,打下三十多米深时,也没有好沙层,却偏偏遇上了料疆石。有人动摇了,认为一者打不下去,二者即使打下去水也不一定好,不如换地方重来。重来?重来也没把握——都凭感官鉴定。再说了,到哪儿打?总不能在教室门前打吧!没办法的办法,继续打!就这样心焦火燎地以磨洋工般的速度,坚持了四十多天,打到五十六米深时一直没发现沙层,只好在忐忑中下了水泥管,等待洗井时再见分晓。
苍天不负铁中人,想不到这口井竟是意外的好井!四寸出水管配十五千瓦潜水泵越抽水越旺,每小时出水五十六吨,水量丝毫不减。
好井又给大家带来了好主意,能不能建一水塔全校上自来水?大家讨论后达成共识。水井地处校园最高处,水塔不需很高,压力泵不需安装,按水往低处流的自然法则,应该没啥问题。
铁中人历来雷厉风行。建水塔、挖管道完全由自己设计、自己施工,两项工程同步进行。用传统方法靠传统精神,班主任带领学生利用星期天、活动时间、早晚饭后的闲暇,一个月便挖通了长二千米、深二米半的全部大小管道,直达八十二户屋内水缸边。
一个暑假的管道安装、掩埋、工程扫尾,铁中自来水工程全部竣工,当水塔下部的大阀门一打开,饱经缺水之难的铁中人站在拧开的水龙头前,万般感慨随哗哗的清水涌了出来……
多少年来只有西北风来去的铁中由西南方的水塔作了平衡。多少年的排队担水成为历史,铁中人和城里人的距离大大缩短一截。铁中已被主人经营得风生水起,人杰地灵!

真需一步一回头。再看新操场。
由东部区迁往西部区的大操场,在使用十几年后又让人感到了不适应。西院墙的修筑堵了近路,出北大门绕道而行总觉得费时费力,特别是课间操、体育课的长途往返误事不少。何况仅是三百米跑道!
感到不如意,才有新主意。王校长和三间窑村长村民协商,以地易地,用学校操场西的全部校田换来北大路边三十亩土地。
正是春雪将融、春耕将至的春寒料峭时节。学校解放牌大货车上站满了快乐的师生,司机刘胜利“行车压道”,轰鸣的马达声中雪地上划出了第一条跑道。汽车连兜几圈后,排成方阵的学生队伍便开了过来。几天功夫操场的雏形已经具备。从此后,北操场以它四百米跑道的优势和校门口优越的位置取得了稳固的地位,等待着发展的机遇。

也许是铁沙盖中学的名气,也许是后大滩百姓的福气。通过王希尧校长的多方努力和积极争取,察右中旗教育电视台的台址选在了铁中。
旗扶贫办一次拨款十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为教育电视台购置了发射机、摄像机、录相机及室内装备。铁中则将电教室改建为电视台工作室和演播室。校园中耸立起四十多米高的三角发射铁塔,也在工作室屋顶平台安装起接收“铝锅”,开始试播。九一年三月底召开正式试播现场会,旗委、政府各大局领导以及后大滩各书记乡长们参加了会议,旗党政领导对电视台的播出表示出的关注和热情对铁中触动很大。从此王希尧兼任电视台第一任台长,电视台便不分冬夏和节假日,不停地运转起来。后大滩十一个乡全部或部分受益。村民们可利用室外天线接收到发射塔发出的中央一、二台、教育台、内蒙台、学校自办等六套节目信号。学校充分利用电视台的先进设备为教学服务,铁中的电教因此处于领先地位。
九二年五月下旬的一天,铁中在建校三十二年时迎来了最高级别的官员——自治区副主席赵志宏。赵副主席对我校工作表示满意并对今后发展提出指导意见。特别是在视察电视台后当即表示,拨专款三万元为电视台购置软硬件设备。令全校师生深受鼓舞。
六月中旬,运转了一年多的电视台正式举行剪彩仪式,内蒙教育厅刘副厅长光临我校、各级领导同聚铁中,师生象举行重大节日那样跑前跑后、忙里忙外,校园内鼓乐高奏、欢歌动地。
高层领导们频频光顾和深切关怀,使铁中始终保持着高昂斗志和饱满热情,扬鞭催马一路向前奔去。

这时,全旗各校均不敢丝毫松懈——正值校园建设掀起高潮。争夺“十面红旗”的口号声中,各校如八仙过海,振奋精神建设和美化校园。历来不甘人后的铁中人自然新招迭出,动作迅速。
宿舍区和教学区中间由北向南垒起一道镂空花栏墙。前后两排中间均修筑月亮门。形成一校两院。这样教学区看上去更加整洁、舒服,而宿舍区的杂乱状态亦得到不露痕迹的巧妙遮掩。
进北大门直达南校墙这一百五十米的距离筑成中间高两边低的沙石马路,两旁砌水泥路牙为界,两行青松由北向南战士般列队。南墙下已建厕所,用一堵大照壁将厕所挡在后面,照壁上大书四字校训,照壁下建假山,设喷泉,铺草坪,围花坛,植榆树,化腐朽为神奇,将难登大雅的厕所外墙建成人见人爱的小花园。
水塔建成后,近邻的汽车库改作锅炉房。原来最荒凉的西南角成为人来人往的繁华地段。当时校园经济正方兴未艾,于是开辟为瓜果蔬菜园,铁花栏一围,起名“园中园”,也成一景。
趁此机会将校园内仅剩的几户家属全部迁出。到此为止,三十多年教龄的窑洞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每天都有劳动班级铲高垫低平场地。
局部整修一番之后,再回头观望整个校园,又发现了问题。三百多间高低参差的土房砖屋,颜色斑驳的红兰砖混合建筑总给人杂乱的感觉。怎么办?铁中人自有创意:涂料遮盖。若购买市场的涂料,少说也需万元之巨,那只能就地取材,到义发泉去开采挖掘红土。整整一汽车红土拉来了,涂全校的房屋墙壁已绰绰有余,而这巨大的涂刷工程仍须动用全校学生。说来简直难以置信,仅半月时间,整个校园真正面目一新。置身其间,感觉就是有别于先前,仿佛眼前为故宫红墙一般。
当时,各旗县各类学校均互相参观学习,前旗三中的校容校貌曾引起许多参观者的兴趣。于是那年的中旗教育工作会上,主管局提出了“学前旗,赶铁中”的口号,铁中的建设成就和奋斗精神得到全旗的认可。

铁中并非顾此失彼,铁中人从来没有忘记教学质量是学校工作的着重点。校园建设的巨大成功背后,是高考、中考的巨大成绩。
两个应届高中毕业班(53、54)班,考大学上线21人,大专录取18人,高中中专2人;初中班2个,考中初中中专10人,师范2人,入高中人数超过60%。教学成绩的取得也和德育工作密不可分——年初设立的新机构德育领导小组功不可没。三中师生《文明公约》就是这时拟定的。
三中师生文明公约:
一、 热爱家乡,热爱三中,乐于奉献,尊师爱生;
二、 注重修养,学习勤奋,锻炼身体,热爱劳动;
三、 遵纪守法,维护秩序,作风正派,弘扬正气;
四、 美化校舍,净化环境,绿化校园,讲究卫生;
五、 爱护公物,关心集体,讲究公德,热心公益;
六、 扶贫助困,诚实守信,团结协作,比学赶帮;
七、 戒烟少酒,娱乐不赌,勤俭节约,检点自律;
八、 教书育人,精益求精,求真务实,敬业爱岗;
九、 衣着整洁,朴素大方,礼貌待人,言行文明;
十、 校规校纪,自学执行,牢记校训,勤实严新。
全校性的“创文明”活动为抓教学提供了良好的保证。师生中的“文明个人”评比,“文明公约”的拟定均对教学有大的促进。老师们的敬业奉献精神,兢兢业业的认真态度,以校为家的责任感较以前有过之而无不足。最突出的是王希舜、张玉珍两位老师。王希舜因成绩显著,德才兼备而被评为全国劳模赴北京出席会议。张老师代生物课连年高考第一,被评为校级“文明个人”、旗级“先进教师”、盟级“优秀党员”、自治区级“学雷锋先进个人”。在全盟召开的经验交流会上,她的事迹感动了所有代表,其后有许多学校、单位聘请她巡回报告。
德育工作的到位,先进人物的带头,教学成绩的领先,各项工作的到家,促成了铁中盟级“文明单位”牌匾的高挂,校长王希尧的迁升。
王希尧调任中旗一中校长后,铁中校委会由下列人员组成:校长刘瑞、书记孙铭(一年前调来),副校长卢陶圣、团委书记胡俊铭、教务副主任贺天喜、政教处(增设)副主任贾忠平、保卫股长张俊、工会主席张玉珍、总务主任熊富贵、会计傅常胜。
继 往 开 来

以刘瑞为首的新的领导集体,继承了铁中的好传统、好精神,进一步总结经验,准备想远的、谋实的、干大的。
学校工作还需从教学质量入手,抓质量当然应以课堂教学为先。时代的飞速发展,改革开放的快马加鞭,促使教育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大。已过“而立”之年的铁中,“课堂教学”改革方案是否已经制定和实施?
早在王校长执政时期,铁中已有教改方案的轮廓,几年来的实践,逐渐成熟完善形成体系,这时便以文件形式明确具体地公布实施。
铁中教改方案可概括为“两要”方针和“五性”原则。先说“两要”,即“向45分钟要质量,向兴趣要效益”。初听乍看,总觉得是毫无新意和创意的老生常谈,其实不然。它的精髓是:讲课的高质量、听课的高效益、知识传递的高速度。它不仅是对人们曾经惯用的“疲劳战术,煮牛头精神,广种薄收措施”的否定,它还意味着要求老师花极少的时间向学生传递极大的信息,达不到精益求精便是失败。同时,它将“寓教于乐”提升价位,有创意地同效益挂钩。它还是一种仅指方向不带路的方针,以“教无定法”为模式而排除任何和本校实际脱节的套路,给教师游刃有余的创新空间。
“五性”原则是对“教学常规十项要求”的浓缩和提炼。具体地讲就是:备课的实用性、讲课的开启性、辅导的针对性、批改作业的全员性、考试达标的严肃性。解释开来就是,以“两要”方针为指导,讲究实用性的备课,追求课内适用不要求课外阅览,详、略格式不制定标准。讲课则要求能开发智力、启迪思维、激发兴趣为上;辅导反对喋喋不休的大会发言,提倡有针对性地同某人探讨某事的方式;作业留得要精,批改要细、要全,忌以偏概全,以点代面。考试不宜多,有考必严,不严不考。
这一教改方案,是从铁中实际出发的众人智慧的结晶,是以校训“勤、实、严、新”为前提,以教师的高素质和高度的责任感为基础的有较长周期的连续性很强的战略方针,不是应时即景的时髦套路,只适合经年累月的埋头苦干者实践,不宜短期内取宠,当然不能朝令夕改。

铁中一直在困难中生存,在困难中前进。前进中总有不断出现的问题需要妥善处理。
铁中有过人之长,铁中更有不如人之短。铁中地处国贫旗国贫乡的包围之中,背靠没树的坡,面对没水的滩。地区属贫困型: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交流不多,收入不高。家长属贫困型:生财无道者多,治家无方者多,超生被罚者多,天灾人祸者多,扶贫对象多,有智力投资之心而无交费付款之力者多。学校属贫困型:经费明显不足,债台常常高筑。校舍依然紧缺,条件仍旧艰苦。开会缺礼堂,就餐没餐厅,校园没钱硬化,周边已经沙化。
文革中政治冲击教育虽成历史,而改革中经济大潮惊涛拍岸也对教育形成冲击。铁中条件的不优越使许多年轻教师产生动摇。九二、九三两年就有九名老师去了山东、准格尔,另有五名调到科一中,面对“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局面,稳定军心,加强教师队伍的管理成了重中之重,当务之急。
对症下药,铁中采取的措施为“三招三术”。
第一招:留心术。留人先留心,为教师多办实事,免费订阅报刊杂志,统购和补贴节日生活用品,提高福利待遇(岗位津贴、做校服),安排家属就业(全部安排),改善办学条件(购新桌椅),增设娱乐场所(职工之家、乒乓球室),提供多项服务(理发、小锅炉供应开水)。
第二招:激励术。制定和完善各类奖励津贴制度。设立多种奖项,教学成绩优秀奖、教师成果奖、业务进修奖、班主任奖、论文奖、各项活动奖。
第三招:提高术。把好六关:①调入教师质量关②善任关③素质提高关④实抓考核关⑤能上能下关⑥家属管理关
由于管理得法,措施有力,教师队伍由动摇而稳定,由家长担心而赢得学生信任。九四年初高中应届生升学率均获全旗第一。高考三个单科第一:张春波(政治)、樊德华(数学)、周文彦(历史),会考七个合格率第一:除上述三人外,另有刘俊(物理)、张玉珍(生物)、姚来世(化学)、胡海有(语文)。还有两名骨干教师获教学能手称号:陈玉堂(数学)、赵来顺(语文)。王希舜老师作为全自治区唯一参加“全国十佳教师”评选获得提名的候选人,事迹在《中国教育报》刊登后享誉全国。
秋季开学时,铁中将铁沙盖乡中兼并,招六个初中班(59—64)班,两个高中班(69、70)班。全校共有高中班十个,初中班十二个。在校学生人数达1400以上,教职工达94名之多。
铁中的规模在继续增大,铁中的条件将继续改善。

用可怜的经费去办可观的事业,实属不易,但铁中人一直在努力。
教学班的增多,必须先解决教室,不盖房便需腾房。那么八十年代建的大伙房也开始转变职能,锅台变为讲台,案板换为黑板——成了教室。大伙房大锅饭早已被人唾弃,改变为小伙房:小锅小灶、小打小闹。
正式工炊事员这时已随着大锅的退休而全部退休。那么炊事员全由半家户家属充当,一次性全部安排就业28人,每2人一组,共分十四个组,也就是十四个食堂。学校既安排必须妥当,那么为各炊事组盖库房、上自来水,提供基本设施后,采用学生分组起灶、炊事员自由组合的形式。每学期采取民意测验和平时检查打分相结合的考核办法,学生饭菜质量较前大有改观。对住校的单身教师,学校专设教师食堂为其服务,并给以补贴。此时此刻,师生吃饭问题还没产生多少问题,学校就开始着手解决办公室的问题。
铁中最早的办公室土窑洞已被拔除而荡为平地。七十年代建的办公室为里生外熟,看似砖房,实则土墙。窗口不大房间小,光线不足走廊窄。且泥皮剥落,门窗破旧,屋脊弯曲。不仅和时代格格不入,也和铁中自己身份不符。那么自筹资金重建办公室的计划便付诸实施了。
新办公室坐落在大门东侧,进门后第一眼便一目了然。高大明亮是第一印象,而双层钢窗遮寒挡风,水磨石、瓷砖地面光滑整洁,白灰墙壁刮腻子后给人感觉已经十分良好了,最让人感兴趣的是上了暖气。后大滩竟烧起了暖气!这不仅是设备和档次的提高,甚至可以说是铁中教师地位的提高!办公桌椅呢?该买的、该修的、该漆的配置齐全。在学生们叹声啧啧中,老师们喜色欣欣地搬了家。由于房间等情况,学校按年级组办公,教研组仍然存在,两组各行其事、并行不悖。
新办公室带来了新气象。引来了苏勒图中学杨常义校长一行15人来校参观考察,听课学习。尽管铁中人十分谦虚,但是苏中人评价不低。
也可以说铁中实实在在抓了两个文明,也可以说铁中向来物质和精神均不贫乏。总的来说,自治区政府、党委、军区把“文明学校”的金字铜匾颁发给铁中的师生。铁中又一次得到了肯定,又一次受到鞭策。

自治区级“文明学校”的金匾,照得铁中更加光彩夺目,中旗职业高中的领导和老师于九六年初春冒着风寒慕名而来。这殊荣和压力,均化为师生们继续前进的动力和再上台阶的决心。于是,提出了下列口号。
加强“四个基本建设”:精神文明建设;领导班子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校园基本建设。
进一步巩固“三项成果”:区级“文明学校”;初高中应届生升学率全旗第一;年终目标考核第一。
这时候,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已建立健全;德育工作领导小组劲头正足。教务处一正一副两位主任(贺天喜、张玉珍)开始搭档;政教处两位主任(贾忠平、胡俊铭)上任不久,总务主任傅常胜干劲正足,目标责任制刚刚完善,全校教职工齐心向上,大家配合默契,分合自如,各把一口,共抓一体。在德育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中,虽是务虚却抓得扎实。开展“五心教育”、“劳动教育”、“法制教育”,出版小报、板报、手抄报;举办各类知识竞答;召开大大小小会议,如誓师动员会、报告会、演讲会、交流经验会;办起“校园之声”小广播。七月,有105名学生加入共青团。2名教师加入党组织,评出两个“文明班”,四个“文明组”和127名文明学生,14名先进教职工。
师资在职提高取得突破性进展:3名教师函授本科毕业,6名教师考入内师大函授本科,7名教师专科毕业,18名初中教师参加学历进修。
勤工俭学按照“巩固、开发、竞争、发展”的原则。投资上万元,试建小型砖厂,当年建厂,当年见效益,烧制机砖23万余块,用于校园建设。
校园建设速度不减。拔除了几十年来校门口的厕所,就地建起了办公室和会议室。将旧办公室改建为四个教室,缓解了教室的压力。建宿舍13间,缓解了住宿的压力。再修建露天厕所一处,缓解脏水的压力。
年终总结,年初的口号均顺利实现,最振奋人心的是应届初、高中升学率又一次保持了第一。
这时候,人事又有变动:政教处贾忠平调四中任副校长,总务处傅常胜调教育局勤工办,乌素图学区主任朱魁调入我校任副校长。随着两位主任的升迁,年底校委会又有了较大的人事变动。九七年春节过后第一个校委会上,有下列人员参加:校长刘瑞、支部书记孙铭、副校长卢陶圣、副校长朱奎、政教主任胡俊铭、副主任闫丽英、教务主任贺天喜、副主任张玉珍(兼工会主席)、总务副主任李陟、总务副主任郑文渊(兼会计)、团委书记樊德华、团委副书记巴彦尔、办公室副主任常富华、勤工俭学副经理梁龙亮。十四位中,有七位是刚提拔的新干部,年轻有为,意气风发。

一九九七年,我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香港回归,党的十五大召开,自治区五十大庆。
一九九七年,我校历史上值得记载的一年:学校改名,撤消高中。
事实上,铁中改名一事九六年底已有决定,但“铁沙盖中学”真正改名为“察右中旗第三中学”,还是九七年初的事。名字已改,校长刘瑞将有“铁沙盖”字样的各处室、行政、财务、党务等公章收回,发给刻有“三中”字样的章戳。副校长卢陶圣将已有几处破洞的最后一面“铁沙盖中学”校旗收起作为纪念。门前的校牌已用白漆盖上,老师们告诉学生:今后写信地址为“中旗三中”。
这真是喜忧参半,对于不了解铁中的人来讲,“三中”这称呼更有点城市味道,似乎抬了身价。对于铁中人来说,称“三中”,似乎失去了母亲的亲切,增添了几许陌生。名字毕竟只是代号,可“代号”已有三十六载,它已包含和承载着非常多的东西,甚至是喜怒哀乐,既然已取消了,不说也罢。只是希望热爱铁中的人们不要忘记,三中仅能代表铁中的现在,绝不能代表铁中的过去。
铁中改名了,改名为三中的铁中高考怎么样?应届生升学率第一!八个单科第一!同时传来了又一惊人消息:铁中的高中部将被撤消。
如果说更名曾引起铁中人的小小心理波动,那么撤消高中却使后大滩人产生了大大的震动。铁中人不伤感,因为高考最后一仗是胜仗,学生们考出了水平和志气;老师们问心无愧,因为他们没有误人子弟。一中的校长和教导主任从铁中校长手中拿过了高一、高二学生花名册,这些学生已集体转学到了一中。“铁中”和“高中”只好留在记忆深处,三中则挺起腰杆去承担后大滩普九达标的重任。

成为区级“文明学校”的三中,自有与众不同的举措。针对当时出现的苗头、现象,学校开展了如下活动:
1、告别“三室一馆”,即:游戏机室、台球室、录像室、饭馆。台球、录像、游戏前几年城里热,近几年逐渐扩散到农村地区,特别像铁沙盖这城不城乡不乡的地方发展十分迅速,生意也颇火爆。打游戏、看录像、下饭馆恐怕是许多青少年的共性,均是无师自通,有空就想。通过学校严管、严查,很快见效。
2、“双无”活动:无事故、无违纪是每个学校管理者的愿望,三中为此部署、检查、评比、打分、落实十分到位,效果令人满意。
3、“戒烟、少酒,不赌”活动。这项活动专门在教职工中开展。我们的口号:是“抽烟不会,饮酒不醉,打麻将不对”。戒烟的具体办法是成立专门组织“戒烟协会”。戒掉有奖,重犯有罚,入会靠自愿,戒烟靠自觉。不搞一刀切,专抓钉子户。不装模作样挂“无烟室”之类招牌。男士戒烟做女士的工作,这一招特灵,三中的教职工吸烟率很快下降到20%。至于少酒,应采取逢场作戏,达到少喝为佳。要求上酒场做到“三不”:不贪杯、不逞能、不坚守岗位。万一喝得失控,绝不允许在校园晃荡,在无人处休息则可。三中人做事认真,严禁玩麻将,即使是正月初一也不开口子,采取人人抵制,控制的办法,可以说,全国通行无阻的麻将风在三中却得到有力的遏制。
本是区区小事,但却津津乐道。三中人明白,既然老师强调学生“不可随处小便”,那么,老师自己总应该“小处不可随便”吧!

三中人不比铁中人弱,三中人更有开拓性。九八年春,旗计委给三中拨款二十万元建宿舍。三中人考虑再三、反复论证后决定:自己亦拿出二十万,用四十万盖一栋宿舍楼——那怕是简易二楼!
春风刚刚吹开冻土,便在西墙外菜地边南北走向挖开了二楼的根基。一米宽、两米深的基坑让后大滩人开了眼,让三中人开了心。谁知事情并不象三中人想的那样简单。
上级没有支持盖楼的意图,后大滩没有盖楼的先例,施工队没有盖楼的资格,三中缺乏盖楼的资金。总之,短暂的兴奋成了永久的遗憾,心中的楼房成了眼前的平房。从北向南一溜延伸,一列货车般四十间平房竣工了。
平房也是新房,新必须有新安排。三中人决定,为了安全、卫生,新宿舍一定要上暖气;为了节省空间,定做双层床。暖气设备自有标准,汽车去集宁拉回设备便可安装。这床确是特制定做才成。这床不能用普通的、现成的,它要根据房屋面积,设计长、宽、高,最后的结果是焊制双人双层式,每室可放四床,每床可睡四人,一室容纳十六位学生就寝。从此,这一设计成了三中模式,一直延用。
新宿舍落成,几栋破旧的宿舍已没有存在价值,既然不进眼,何必在眼前!拆去就是了。二十个小伙房占据着中心位置,也需挪一挪。那么干脆把大路边的一排简易宿舍翻修为食堂,加高加深,前为伙房后为库房。这样食堂、宿舍、教室为鼎足之势,区域界线分明。于是,连锁工程开始,除旧布新,忙得不亦乐乎。
谋事在人,事在人为。问题解决了,困难克服了。家属一次性全部安排上岗了。十七个伙房,三人为一组,51位家属穿起统一的白大褂,队伍庞大、阵容整齐,为三中增色不少。
至于被推倒的破房废墟,动用推土机一天功夫便铲掉推平,校园陡然变得视眼开阔,脚下通达,感受很不一般。

现在该说说三中的家属房了。三中的家属房是挤出来的。建校初根本不考虑这些。其后近四十年来,家属逐年增多,大家感到寄人篱下实在不是滋味,才逐年自筹资金慢慢解决。先盖的简易,后盖的宽敞,有钱时砖房,缺钱时土墙。年深日久,竟积累了大小不一、质量不同但排列有序、规划整齐的家属房八十多户,达一百六十余间。然而正如校内宿舍,盖得越快,住得越满,始终供不应求,房少人挤。自从家家上了自来水,且用电优惠后,吸引力增大,该来的都来,该走的不走。许多人调来几年仍不能安居,便难以乐业。
为此三中采取个人集资,集体施工,学校补贴的办法,连续三年盖家属房近七十余间,三十多户教师喜迁新居。与此同时,老教师们的旧居全部集资扣瓦,免去年年抹房,下雨淋漓之苦。
面对全国住房改革的形势,公房私住已十分不适应。短期行为、得过且过的态度导致多数房屋因主人变换频繁,维护意识差而年久失修。于是学校参照房产文件,结合地区实际,以质分等,以等作价,全部出售给教职工。
产权转变,态度马上转变。许多人开始换地面、抹白灰、打隔扇、做纱门、外部维护、内部装修,原来的老房旧屋逐渐焕发生机。

这时候,各地各校的勤工俭学风正猛、火正红、意正浓。而我校的勤工俭学二十年前便有坚实的基础,此时此刻必须有所作为。
砖厂是新项目。自九六年开工投产,每年烧制二十多万块,终因砖机不大,马蹄窑烧制,误工费力,成本偏高,但仍一直运转。七十年代后期,铁中就办起榨油厂,每年秋后开榨,直到隆冬结束。现在“春、夏、秋”三季烧制机砖,冬季榨油开工。一年四季,两个项目,轮流运作。
曾经值得自豪的颇有规模的农场,随着八十年代后期集体牛羊的全部处理由盛而衰。除了春种秋收有人光顾,平时仅雇用一名老临时工高锅扣看守庄园。夏秋时学校教职工的一群绵羊在此放牧时,晚上牧羊人可与其为伴。
学校高中被撤消后,初中生种地能力弱(不可比六七十年代的初中生),雇人种地不太合算。于是采取承包办法,收租形式。学校每年不管开支,只管收取小麦5000斤。或分或粜,自由自主。虽收入并不算大,但能“留得青山在”,保证了农场土地财产的不流失。
远水不解近渴,还需就近发展。于是在校门外由南向北坐西朝东盖一栋十间勤工俭学公司。配备一名副经理专职管理。曾先后开办木工房、豆腐房、小商店、小食堂等,收入不多,亦是项目。
事有凑巧,铁沙盖供销社处理财产,学校买下了一座旧门市。开辟为大餐厅,购置了内部设施,专门出租,包办酒席。刚开业时生意兴隆,每年可有几千元的勤工俭学收入。其后多人纷纷效仿,竞争激烈而生意萧条,这是后话。
只要是学校的事业,三中人都肯努力。为教学活动愿呕心沥血者,其他活动同样能含辛茹苦。因为他们继承了传统,没忘了校训。

大家不会忘记,三中校园竖立着教育电视台的发射塔。事实上,这个电视台也属于三中的一个部门。当年电视台初建试播成功后,学校便为每班配置了一台十七寸黑白电视机。每当需要看时搬入教室,不用时搬回仪器库存放。增班必增电视机已成习惯。
刘瑞任第二任台长之后,觉得这电视机虽是近水楼台,但农牧林水节目占主体,太单调,师生选择范围不大。于是在九五年冬季,和内蒙一家广电公司联系,为全校上了有线电视节目。前端系统就安装在与大发射机并列位置,外接二口“铝锅”(接收天线),因陋就简,就安放在拆去的大伙房留下的两只大烟囱顶部,虽维修不便,但巍峨壮观,自成一道风景。
此后每班均上了有线电视,每周六看电视可选十多个节目,学生自然高兴。
九六年的教师节过得异常隆重。因为同时举行新办公室落成和有线电视开通庆典。因是三喜临门,所以四“会”并举:上午办公室门前召开规模宏大的庆祝会;中午在新落成的会议室举行气氛热烈的招待会;下午是和谐友好的茶话会,晚上是载歌载舞的文艺晚会。
电视台的发展促进了电教,但真正的电教却不是一个电视台能承担了的。要搞电化教育,首先武装教师。于是十名英语老师每人一台录音机,学校象粉笔墨水般地发了下去。接着武装班级,每班一台投影仪,全部到位。还需怎么办?电脑!三中人想到的事,上级教育部门早已考虑成熟,乌兰察布盟已开始全盟整体启动电脑工程。
九九年暑假,清华紫光集团派来了技术人员。人到设备也到,32台“奔腾366”电脑安放于校会议室(房子紧缺)。秋季学生入学后,课本也很快下发。从此,后大滩学生开始和鼠标、键盘结下了缘分。三中,又一次缩短了和城市学校的距离。
十一
铁中人曾有争强好胜的特点,三中人同样事事不落伍。工作上的事自不必说,就是生活上的也同样如此。铁中人种地,要比紧邻的农民收成好;铁中人养畜,要比牧民们喂得肥;假如铁中人经商,定会财源滚滚,可惜他们都没往这上面想。不是铁中人福气大、运气好,是铁中人肯吃苦、爱学习、能钻研的精神起作用。这也罢了,就说消费吧,铁中人亦有果断的预测力和毫不含糊的前瞻性,以及马上接受新事物的素质。
远在八四年,铁中老师便统一批发了天鹅牌十四英寸黑白电视,创中旗一次性购电视机之最。八五年时家家购置了迎春牌洗衣机,这就是人们所说得“天鹅飞进教师家,家家开了迎春花”一语的来历。时隔十年,小黑白换成了大彩电,洗衣机旁边立起了大冰箱——尽管电费是科镇的二倍。
九五年底,又传来好消息,后大滩开通了程控电话,刘校长急急带头,老师们纷纷响应,铁中不长时间内就安装了35部,让电信局都始料不及,急忙更换分线盒。
九六年,有线电视开通,每户必布线,毫不犹豫。
九七年,摩托车开始在三中普及,男、女教师几乎均成了摩托车手,节假日中的摩托队风驰电掣,好不惬意,好不雄壮!
九八年,三中人开始装修房屋,上暖气;购皮夹克、穿毛料、系领带(学校为每位教师做纯毛西装一身),衣食住行,均提了档次、上了水平。
于是,有人开始称三中为铁沙盖的“经济特区”,其实,三中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小区”。她之所以“文明”,是因集聚了一大群文人学士,培养了上万名莘莘学子,几十年来,酝酿了深厚的文化氛围。她有创文明的种种举措,她有真文明的灿灿牌匾。她有雄厚的物质文明基础,她更有浓列的精神文明气息。她在后大滩创造文明、传播文明,她为后大滩人的文明开路,带头示范。她是后大滩文明的火炬,只能燃烧,不能熄灭。
与 时 俱 进

时代的列车飞速向前,“科教兴国”的口号响彻云天,“素质教育”的实施刻不容缓,“减负”呼吁接二连三。三中如何?紧跟时代,节奏不慢。
用不着看油漆大字标语,也不必翻工作计划,只看看三中人在干些什么。
当“素质教育”刚成为热门话题时,三中人便开始了积极的探讨。卢陶圣的《素质教育与教育素质》在《中国基础教育论文大典》上发表并获奖,为三中探索素质教育开了好头。接着老师们中展开了学习讨论,许多人写了个人体会。随后,学校举行了“素质教育”演讲会,十多位老师上台作了生动的论证和切合我校实际的阐述,为具体实施做了思想上充分的准备。可以说观念已经更新。
这时,推行和实施“素质教育”,已经是水到渠成。于是先抓课堂,后促课外。先落实试点,要求点上开花;后考核全体,达到面上结果。而且要求大家继续坚持学校提出的“两要”方针,“五性”原则,不看模式看效果,不看虚招看实货。不要一轰而起的运动,而要善始善终的行动。
校领导们只抓方向,解决导向问题。制订奖励条例,由“升学率”向“巩固率”转轨;考核教师,由“平均成绩”向“合格率”倾斜。师生中设立“百花奖”,取代历来张挂的“名次榜”。班级量化面向“全体”、重在“全面”。
刘瑞在全旗素质教育质量分析会上作了《素质教育抓课堂,课堂教学抓素质》的典型发言,语惊四座,反映良好。
卢陶圣参加全盟素质教育考察团不远万里,不惜血本,穿越四省(冀、晋、陕、渝),直达三都(首都、成都、雾都),“路漫漫其修远,上下而求索”。回来后举办讲座,展开讨论;立足校情召开校会、指导周会。通过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采取稳妥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方法,终于把家长的愿望、教师的精神、学生的努力统一到正确的轨道上。
眼前,“素质教育”的实施正如火如荼;耳边,又传来了“减负”的声声呐喊。三中人认为,这“二者”同根同源,相辅相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校长卢陶圣在《内蒙古教育》发表了《减负一要得当,二要得法》的论文,阐明了三中人的态度后,定出了行动措施——“三多一坚持”。
多开辟场地。素质教育、减负均需给学生较大的空间。三中从异常紧缺的房间中硬挤出了必要的场所:体育活动室、音乐活动室、美术活动室、图书阅览室、教工之家等。
多建立组织:除了十周岁的“试笔文会”、六周岁的“化兴会”,又组建了“英语角”、数学兴趣组、业体队、合唱团、电器修理组、少年团校、广播组等。
多开展活动:办手抄报、演讲会、诗歌朗诵会、十月歌会、艺术节、画展、乒乓球赛、数学竞赛、文艺会演、普通话竞赛、知识抢答等。
坚持“校训”:
勤:“素质教育”、“减负”,都不是培养懒汉,青少年的珍贵的时空不能被无聊占有。
实:“教育改革”、“减负”,只要能提高学生素质,对学生有益,就“改”就“减”,能改“好”、减“好”才“改”、才“减”,不能盲目,更不能害人。
严:“素质教育”也要严明的纪律,“自由散漫”绝不是减负的目的。
新:要创新。高水平的绝招才是“素质教育”,高效率的奇招才是“减负”。

不能光顾开车,不顾选路。还得停下来看看全国全区全盟特别是全旗教育态势。
这时候,撤点并校已是大局,集中办学已成定势。其实,早在几年前铁中兼并铁乡中时已初露端倪。果然,九七年布连河乡中学步了铁乡中的后尘,三中在失去高中部的同时又拿回一所学校,不算大亏。九九年秋季,塔布乡中学生全部入了三中学籍。一所接一所兄弟学校被三中“吃”掉的同时,三中附属小学也成了铁沙盖学区中心小学的“盘中美餐”。
而肩负起几个乡的九年义务教育重任的三中,首先应保证这几个乡的小学毕业生无一流失地全部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三中这时的工作已经超出培育学生的范围,而是走出校园,将大量精力投放到被“读书无用论”灌昏脑袋且又被贫困生活折磨麻木的失学少年的家长身上。教师的工作中又增加了“教学生书,育家长人”的义务。这且不说。
义务教育,本身就意味着学校老师毫无选择学生的权利,而家长学生却有着充分选择学校和老师的自由。既然三中从此失去了从各乡各地选拔学生的资格,这原来的重点学校也只能是有名无实。上不能保送,下不能择优,只有全力以赴地去完成上级教育部门交给的硬任务,且不能辜负后大滩父老们的重托。
这硬任务就是:察右中旗的普九达标,首先是三中、铁沙盖乡、布连河乡。
即“一校两乡”为全旗普九达标作开路先锋。准备明年(2000年)迎接普九达标验收。这时候,三中人事变动为:校长卢陶圣、副校长胡俊铭、朱魁,书记刘瑞,其他校委会成员原官旧职。
新班子带着一百多名教职工,一千七百多学生信心十足站在了普九义教达标的马拉松起跑线上。

何为普九达标?暂没有体会。几年前的普初(实为普六)达标的惊天动地几乎让全旗人记忆犹新,何况是普九?达标验收绝对不是单一检查,这是要求各项工作整体推进,各项指标全部过关的考核,是对学校整体实力、条件、水平、素质的全面鉴定。三中应该自信,但准备不得不充分。
眼看寒冬将至,只能在家从软件入手。三中档案虽达自治区档案管理二级标准。但从义教验收角度来看,需做的工作太多了。
只要迈步总不迟。教务主任张玉珍带领四名教师开始在这浩瀚的案卷中跋涉。校委员全体成员开始提前站在新世纪的高度,从“素质教育”的角度着手修订新的条例、章程、制度,以求更科学、更客观、更符合实际,更便于操作。
制定政策,自然不能急于求成,从讨论到修订完毕,印刷出版前后用了四个多月时间。二零零零年春季开学时中旗三中推出了新的《学校管理条例汇编》,共三十九项,上千条款,并附解释说明。将学校日常工作,突发事件均加以考虑,可以说是一部较周密完备的三中校长必备、考核大全。
校委会同时讨论并确立了三中的“教风”、“学风”。
三中教风:求真、求活、博学、奉献。
解释开来:科学的价值在于“求真”;育人的原则在于“求活”;教书的前提在于“博学”;事业的意义在于“奉献”。再者,奉献为“德”;博学为“能”;达两“求”为“勤”;得八字为“绩”。
三中学风:正确的学习目的;积极的学习态度;顽强的学习意志;科学的学习方法。
三中教风与学风,均是对前人精神风格的继承和总结,也是对校训的诠释和完善,它们和校训均用油漆大字书写在最开阔显眼处永久性地警示全体师生。
一年前,三中人便开始征集校歌歌词并谱曲,但没有定稿公布。随着新条例的出台,教风、学风的制订,校歌也由内师大作曲系王瑞文谱曲并聘请歌手录制了录音带。于是召开全体师生大会正式公布校歌,开始在师生中传唱。同时在会上将校训、教风、学风公布并做了解释说明;另外又将修订过的条例中第三十一项《三中学生一日生活要求》二十一条让政教主任闫丽英在大会上进行了详细生动的宣讲。
如果说,以上所作所为,均是务虚之举,那么下面就谈谈三中的硬件建设。
附校歌词曲如下:



世纪之交的两千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确定的第一春,掀起了全国最大规模的植树运动。
也是事出有因。这是龙腾虎跃的年度,可龙不生云虎生风:北京城连遭八次沙尘暴袭击,千百吨沙尘落满这繁华都市的大街小巷,天安门城楼上沙尘滚滚。而我们乌兰察布盟恰恰处于首都西北方五百公里处,七级西北风傍晚从乌盟刮起,凌晨时便可轻松进京。而察右中旗在乌盟又以风大著称(财政很大收入也靠西北风:风电站),处于风口上的察右中旗第三中学从为国、为家、为校的任一角度都应在这伟大的植树运动中建功立业。
政府副旗长赵光非常重视,将牛槽凹一百亩退耕地划拨给三中为绿化基地。亲临现场指导规划。
“五一”成了三中师生真正的“劳动节”,劳动节成为“植树节”。老师们全体出动,学生们轮班上阵。不仅挖坑定位,就连挖苗、剪枝、剁条等工序全由师生干,三天植树六十亩,后又派四轮车拉水浇苗,直到存活。
除绿化基地外,师生们又在操场周边及校园内栽植了:长青树、丁香花、垂榆、高杆杨、垂柳、榆树墙等。
从三中的植树绿化活动,不难看出“思长远,算大账,看发展,顾大局”的战略眼光和宽广胸怀。

六零年建校至今三中已是四十周年。虽然多种原因没有筹备四十校庆,但三中人决心为四十五周年校庆绘制蓝图,打点基础。
这蓝图虽不成熟,已有轮廓:
一、土房革命成功;二、校貌焕然一新;三、确保两千在校生;四、各种设施先进;五、建容纳二千人的综合大厅;六、修可进行活动的大型广场;七、有陈列史料图文的展室。
蓝图绘制容易落实难,尽管它不是好高骛远的空中楼阁,但它要求三中人一招一招实实在在地抓,一件一件地抓得实实在在。
三中人决定先从修筑全封闭体育广场入手。
四十年来,学校三迁操场。虽然最后这次场地最大,有了四百米跑道,但操场仍是一片荒凉。四周没遮没拦,遍布垃圾,且正处于后大滩漏斗形风口上。每当冬春两季,从四子王直刮广益隆的大风,几小时后便翻过乌兰梁扑向操场和校园。上沙盖一队河槽的黄沙,裹着二队滩地的黑土,在操场上横行肆虐,师生只好忍气吞声,退避三舍。一年中有半年上不好体育课。建成一个象样的操场,成了大家梦寐以求的愿望。
还愿的时刻终于到了。
一双双的手动起来了,有泥工师傅起泡变裂的粗大的手,有同学们稚嫩柔软的白胖的手,还有老师们细皮薄肉的握笔的手。几千双手的二十多天的劳动,早起晚睡地加班,以最快的速度,奇迹般地创建了后大滩有史以来第一座全封闭操场。高二米长六百米的围墙固然靠泥工师傅,但四百米跑道的平整全凭师生。特别是正面五层百米看台下的百米主跑道,西东落差至少80公分。西土东移多亏了同学们用水泥袋运输。而正面七十平米的主席台中大量房心土同样是牺牲休息时间的学生们用废弃的水泥袋抬土填充完成。
新操场竣工的鞭炮声刚刚响过,校运会的锣鼓声便响了起来。因为学校要在这第二十九届田径运动会上选拔出赴旗的代表队。时不待我,只能先在操场中心进行体操表演,刚垫上浮土的跑道不能用,只好洒水后再垫实,于是车拉人抬脸盆端,井水伴着汗水洒。上午修道,中午划道,下午运动员上道,这就是三中速度、三中效率、三中精神。
三中精神果然大显神威。其后三天的旗运会上,三中的初中队一举击败旗一中高中劲旅,超越了职业高中初高中混成旅,把二中、四中、蒙中这些弟兄远远甩开,夺得了全旗总分第一,又一次用战绩证明了三中“体育强校”的名不虚传。

三中亟需改变面貌。三中人有自知之明,不指望靠高楼林立取胜,但三中人自强不息,可以凭鲜花满园来迎人!
一过两千年,三中变“三园”。
何谓“三园”?家园、乐园、花园。
“三中是我家,建设靠大家”,这一多年的口号已经被多年的实践证明。
丰富多彩的活动,宁静和谐的环境,热烈友好的气氛已经让每一位三中人感受到乐园的愉快。
如此一来,“花园”便是三中人必然追求。
建一座有规模够规格的大花坛而资金短缺,这就是三中的“校情”。
用有限的“米”去煮尽可能多的“粥”是三中人的传统。
“无谋不行,无行不达”。校长卢陶圣集思广益,几经推敲,设计出很有创意的方案。
拔除最后一栋土宿舍,宿舍区便有了近四千平米的小广场。在这个广场上建一座周长约两千米,占地约二千五百平米(近四亩大)的近似正方形的开放型花城,建城堞而不筑高墙,有城门而夜不闭户。城正中一座梅花形水池,池中心竖一如笔喷泉,取“才如泉涌”之意。留东、西、南、北四门,修八条人行砖道,进任一门可直达其余三门,成“四通八达”之势。砖道将整座花城分割为八个相似三角形,全部二十四条边内植榆树、外铺草坪,呈高低两层绿化带,意为“才有短长,共献青春”。八个三角形均辟为花坛,因地顺时择优种花,意取“因材施教”,音谐“百花齐放”。泉喷池满之时,让学生用脸盆从池中取水,泼水为戏,浇花为乐,体现劳动愉快,乐在其中。
方案一定便开工,师傅们干活,师生们同样不闲着,铲堆填坑,取高就低,拣石抬土,天天有任务,人人有活干。随着干劲增大进度越来越快。前后也不过一月光景,花城大功告成,喷泉开始吐水,草坪开始泛绿,百花吐艳已为期不远。
一个人的欲望尚且没有止境,一所学校的建设岂能停歇?三中的师生乘胜前进,又下了硬化南北大路的决心。

这一年,三中变化真可谓日新月异。
学校刚放暑假,便又有满载着建材和施工用具的汽车开进校园,这是第一期义教工程中的两支施工小分队。一支负责为三中盖语音室、微机室,一支负责盖十二间标准宿舍。
校方为他们分别提供了吃住场所后,工头各自去组织人马,学校只需派人监工。接通水电后,很快便红红火火地干了起来。
建大操场和修花城的两支施工队亦利用学生离校后的便利,继续施工。一支硬化大路,一支打渗水井排污。
放假前夕,学校组织每班拣碎石子四车(四轮车),学生离校时均完成任务,早已拉回堆在路边。这时雇来铲车,轰隆隆地干了起来。几支队伍车鸣人吼,此起彼伏,遥相呼应,热火朝天。
打井排污工程是地下作业,相对安静一些,但难度不小,校方尤其重视,副校长朱魁专负此责,从早到晚督阵。
多少年来,从铁中到三中,从初中到高中,再由高中到初中,一直是水泼院内,尿归厕所。每到冬季,校园总是呈现一派名副其实的“北国风光”,到处是冰山冰坡,住校生早晚出入履冰来去,其情形可想而知。随着增班增人,厕所承受力也近极限。虽近年来连续将旧厕所拓宽加深,并增建新厕,仍然人不满意尿“满溢”。曾试过放污水缸,焊拉尿车等应急办法,均以失败而告终,象一道难题,虽用了好几种解法,均没做出最佳答案。
扬汤止沸,不如去薪。这一次下最大决心,根除积弊。从院内挖下水道深埋直径一尺二寸的陶瓷下水管,横穿宿舍,直达校墙外西北角渗水大井。长八米、宽四米、深五米的渗水大井全部用石头砌起,仅石头用去三十多立方。为防冻防风防沙防人失足,上面垒墙盖顶,颇似一栋房屋。
开学时,全部工程结束,为装备新宿舍,学校又自己购置了双人双层钢床,干脆连新带旧为三栋四十二间宿舍上了暖气。至此全校上暖气宿舍达九十余间,土暖小锅炉已达十个之多。
最漂亮又醒目的是硬化完毕的大马路,从北向南平坦通直一百余米,垂榆、丁香、常青树夹道。南端照壁已让美术老师郭强画上一幅气势磅礴的大油画,“勤、实、严、新”四字校训分写两旁。

紧随着两千年的脚步,教育人事制度的改革也行色匆匆地跟了上来。虽然老师们都有激烈竞争的心理准备,但谁都不愿作被淘汰出局的打算。可是盟公署的办法是“考核加考试,末尾淘汰制”。三中虽没有“稀里糊涂无所求,一听改革汗直流”的孱头,但微弱的百分之二的“不称职”指标给百分之百的人造成压力。工作已经十分紧张,心情同样轻松不起来。面对马上要进行的大考试,老师们才真正感到了这“应试教育”确实应该“转轨”。
考试即使再讨厌,到时便会结束,考好考坏先别管,过去后便轻松了许多。还是应该赶快进行开学准备。
龙年真的喜事多多。报名结果,初一招十个班(105—114)班,人数达646名,而毕业人数不到500人。从此,三中学生人数破一千八百大关。
根据以往经验,新生到校,往往要将手中余钱花光吃尽后再去赊欠。学校未雨绸缪,和铁乡派出所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初中生乱花钱、各商业点乱赊账》的通告,及时维护了学校、家庭、学生三者利益,让老百姓称快。
至从八月二十一日开学以来,三中人一直没忘记做迎接普九验收的准备,二个半月后,盟教委王文英书记率督导室普九验收组来三中验收后,三中成为中旗第一所普九达标学校。与此同时,老师们的考试成绩、考核分数均已公布,三中教师及格率在全旗处领先位置,不及格的几位补考也全部通过。
三中人“紧张过后尽开颜”。

进入新千年的三中当然还有新举措。
为配合北京申奥,三中这样一所边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农村中学学生们,饱蘸激情写下联名长卷寄往北京表示支持,并向天安门国旗班申请一面退役国旗。国旗虽未如愿,但举办了中旗历史上第一届后大滩地区田径运动会,十三个乡的十六支代表队在三中新操场争锋逐鹿,大显身手。
运动会期间,曾聘请乌盟艺校师生来校演出,国家二级演员马玉桃等一展歌喉,我校师生同台献艺。场面极其壮观,上万观众秩序井然。运动会十分圆满,演唱会顺利安全。不仅为北京申奥助了威,为中旗全民健身运动出了力,为铁沙盖撤乡建镇加了油。而且凭借运动会向后大滩父老乡亲作了汇报,同艺校拉起了手,从此,三中挂起了“内蒙艺术学院乌盟分校艺术培训中心”的铜匾。
江泽民主席“以德治国”口号提出后,三中在师生中实施“魂魄工程”,校领导以人格换人格,以律已换育人,去打造教师们高尚魂魄,造就学生美好的心灵,从而捧回了“全盟德育工作先进集体”的奖牌。校长卢陶圣在全盟德育工作大会上的发言,让诸多同行对中旗三中有了全新的认识。
三中注重了“五育并举”,三中也达到了“百花齐放”。许多年轻老师均能将现代教育技术媒体引入课堂。蒋涛的《运用现代教育媒体训练和提高学生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已确立为自治区教育科研课题。弓宝忠的《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在化学教学中提高“学困生”素质》亦被乌盟教研室批准立项。三中的“试笔文会”经过十几年的活动,成绩已十分可观。小作者时有新作发表。《乌盟教育报》、《初中生课内外》均出了专版。自治区中小学生“作文三步法”大赛中,三中有十几名学生获证书及奖品。
节衣缩食的三中师生再建十间标准化宿舍并装配暖气,花两万元购置100千瓦新型节能变压器更换早该淘汰的五十年代老货,从而保证了用电安全和通畅。城市司空见惯的瓷砖开始在办公室和大门的墙面上出现,办公室大院内已经铺起了呼市红砖。最值得自豪的是在秋季上了多媒体语音室,处于农村地区的三中已经拥有与现代大都市中学等同的最前列的现代教育技术设备,和时代并行在现代化大道上向未来挺进。“自治区现代教育技术优秀学校”的铜匾在大门楼上向人们作出了最好的证明。

激烈的竞争,双方有时候表现的并不针锋相对。象土城子乡中,义发泉乡中的被三中兼并就是如此。本来三中愿意和他们长期共存,且肝胆相照。但事实就这样不以人的情愿为转移。两校的全部学生和部分老师在新千年秋季开学时一齐涌进三中校门。三中旺盛的人气使在校生突破两千,再创历史新高。
三中象一辆严重超员的客车那样,因人多诱发的问题再次浮了上来,食堂问题显得尤其突出。
三中一直是全旗最大的伙食单位,两千人中住校生达一千八百以上,而绝不允许一名学生擅自在外起伙住宿,已是三中铁的纪律。历届领导都为解决伙食问题大伤脑筋,食堂曾经过了由总到分,由大到小,几搬几迁的改革整顿。
进入新千年的学生食堂,重新组合为十八个炊事组,每组三名炊事员合作共事。学校原来将新生统一分配给各组,虽说可以流动,其实基本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的骤然增多,弊端渐渐显露。
因为平均分配学生,多数人没感觉到竞争的压力。学生增多而不提质量,炊事员们仍旧四平八稳地安着小灶吃着大锅饭,仍遵循“人多没好饭”的信条。学校虽有考核进行奖罚,但有些人受罚后或埋怨学生不给打高分,或甘居下游不求上进。逐渐发展为和家长、学生闹起意见,严重地影响了三中声誉和师生关系。
二千零二年春季开学,学生食堂彻底改革。学生全部放开,一种饭票,多种饭菜,十八个食堂,任挑任选。多年来的“伙房”终于成为“食堂”,多年来的“炊事员”终于成为“厨师”。炒菜、大米、面条、包子要有尽有。早已追求到“饱饭”的三中学生开始追求“好饭”。三中人的价位再次得到提升。
十一
三中有句名言“让学生有好老师,让老师有好学生”。可是在“普九”阶段,老师已没有选择学生的权利(高中招生虽然还在“选拔”,其实已是只“拔”不“选”,所谓“择优”最终已近无“优”可“择”的地步)。那么,老师的学生是好是差,只能靠自身的努力。让学生有好老师可一点也不假,学生不仅有选择老师的权利,而且已开始行使和运用。
三中能多出人才,桃李满天下,同时也包括许多栽桃植李的园丁远走高飞。
三中能留住人才,许多名师能安心工作,许多骨干正肩挑重担,象高宝老师竟从科一中高中重点班位置上回三中代了初中。
三中能吸引人才,中学生们愿来读书,大学生们愿来教书,许多外地才子打算加盟。
三中更能培养人才,这培养不说送出的学生,只说在校的老师,不说全面提高,只说“读写”功夫的培养便知一斑。
三中经常性地在老师们中开展“普通话竞赛”、“演讲比赛”、“毛笔字比赛”,收效如何呢?走进校园,听到的是京腔朗朗、国韵声声;看到的是优美的毛笔字、秀丽的板书。置身三中,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和进城入市的体验。
十二
三中人应该为二千零二年的中考成绩欢呼!
这是三中人三年辛勤的回报,三年汗水的结晶。第一次初中毕业升学九科五考,三中便以人均总分426.65的成绩,遥遥领先于二中(411.02分)、四中(364.34分)、职中(372.09分),所有乡中当然望尘莫及。应该注意的是以下情况。
这是三中在不招重点生、取消重点班、承担起后大滩六个乡全部小学生入学任务的前提下,是在实施“素质教育”、执行“减负”政策的改革过程中,在数次大的人事变动(三年进出变动老师六十多人)的冲击下取得的成绩——因而是难能可贵最有说服力的实绩。
这期间,三中全面发展,在校园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拿到了“学校管理先进集体”的旌旗,夺回了旗运会第一的金牌。通过了“普九达标”自治区文明学校的验收。挂上了“现代教育技术优秀学校”、“内蒙艺术学院乌盟分校艺术培训中心”的铜匾。取得了盟级“长安单位”、“德育先进集体”称号。三中象一艘远洋巨轮那样,栉风沐雨,劈波斩浪,奋力驶入风景如画的港湾。
成绩的取得,凭校委会一班人精诚合作遵循了三中“校训”;全体教师爱岗敬业,实践了三中“教风”;全体学生五育并重继承了三中“学风”;靠改革中的三中精神:忧患意识、服务心理、竞争信心、舒畅心情、主动态度、向上原则、两利思想的支撑。做到了关键时刻抓关键,日常工作促常规,困难面前解难题,转化压力为动力,特殊情况会周旋,开创新局有新招。
十三
三中人从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败不馁、胜不骄”在三中人身体现得最明显。三中人大获全胜的时刻从来不摆庆功宴、喝胜利酒,怕给人狂妄之嫌。可是三中人在冲锋陷阵前却往往以酒壮行,鼓舞斗志。这里说说三中人两喝茅台酒的事。
第一次喝茅台是王希尧当校长时的九零年元旦;第二次喝茅台是卢陶圣当校长时的庚辰年(2000年)春节。
第一次的茅台是从呼和糖业烟酒总公司购出。等到元旦各班活动后教职工分组会餐时,校委会成员在寒夜中手捧茅台分赴各会餐点敬酒,每人一小盅,饮茅台时早有其它酒垫底,虽尝了美酒,但没品出滋味。
第二次的茅台是从乌盟名烟名酒专卖店采购,同时买了五粮液、剑南春各一瓶。到大年初一团拜会时在学校会议室当众开启,三大名酒依次品尝,虽喝不出名酒的区别,但纯毛西装笔挺、真丝领带夺目的先生女士们手捧酒杯的欢快形象、热烈气氛却令人久久难忘。
于是每年举行团拜会,总要找找感觉。到壬午年(2002年)团拜会上,欢快依旧,热烈依旧,朋友依旧,但又增加了新东西,那就是耳边男士们的手机声此起彼伏,眼前女士们已是一片金光闪烁。辛勤的三中人提前进入小康,三中这“文明小区”已成“小康区”。
团拜会上最能看出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水平的变化。要说三中人的消费观念,看看某些老师家中的汽车、电脑、豪华家具和居室的现代化装修,再看家家桌上的名贵烟酒、海鲜山货、衣柜中的名牌服装,不仅与城里人没有差距,也许有些更新潮更前卫!
四十二年,历史长河中的小小浪花;四十二年,从铁中到三中的翻天覆地。
新千年的三中人早已不再封闭。学校曾组织教师去卓资一中听课;也曾去凉城三中、四中参观;曾到后旗三中作客学习,也到商都化德收集过信息。特别是二千零二年秋,三中组织毕业班教师从学校起身,到集宁、进北京,下承德、过锦州、赴大连、返天津、回呼和。一行四十人,先乘豪华大轿车后坐依维柯高速车。尝试了空中缆车的惊险,感觉了地铁运行的安稳,体验了火车卧铺的舒适,享受了坐飞机的豪华,产生了乘万吨巨轮的在大海上夜航的激动,欣赏了北方明珠的瑰丽夜景,瞻仰了北京龙庆峡的秀水奇山,领略了蹦极和高空摩托的刺激,带回了三中人的自豪,真正认识到祖国母亲的伟大,从心窝窝体会到当人民教师的光荣!
十四
二千零二年十月下旬,随着全旗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三中的领导班子又有大的调整:胡俊铭任校长,常富华、徐峰任副校长。校委会其他成员为:教务主任贺天喜、副主任张玉珍(兼工会主席)、蒋涛;政教主任闫丽英、副主任巴彦尔、孙广;总务主任李陟、郑文渊(兼会计);团委书记弓宝忠、副书记冯锁平;保卫副股长孟秉成;勤工办副经理梁龙亮;工会副主席高宝、胡建彪。
在新老校长接交前,原校长卢陶圣在教职工大会作了离职讲话。下面是他的讲话摘要:
老师们、朋友们:
我知道,十多年来的几百次会议上,我喋喋不休的老生常谈已经令人生厌。特别是近几年来时不时声色俱厉、出言不逊肯定引起过个别人的不快,但是,不知趣的我与生俱来的性格积重难返,还想利用今天的会议再绕舌一次。
目前,铺天盖地的改革大潮将要席卷的、声势浩大的人事制度改革正要围攻的,正是我们大家长期驻守的教育这一领地。耳闻目睹其他行业,均已率先接受了改革的洗礼,十分不情愿地忍受了改革的阵痛。回望四周同行同仁,急急谋求别路者有之,惶惶不可终日者有之…… 一所又一所人去房空、门庭冷落的兄弟中学,相继降下国旗关紧窗户锁上大门。非常残酷地告诉这里的人梯、园丁、蜡烛们,当前教育面临的是良好机遇,而教育者面临的却是严峻挑战。
如此无情如此迅速的农村教育形势,我们三中人自然有动于衷。作为农民后代的我们,在黄风黑土中摸爬滚打个不亦乐乎才端上教师饭碗的我们,岂敢掉以轻心、不珍惜这极其来之不易的工作?于是,才有了我们全体同志长时间、远距离、超负荷的艰苦努力,才有了领导班子成员夙兴夜寐不辞劳苦的惨淡经营,才有了铁沙盖中学不甘人后的种种举措和人人首肯的三中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中人热爱教师这份职业等同于生命。
大家知道,尽管我校的名字同一、二中并列。但……三中仍有三十年前的油房、伙房做教室,仍有敢在危房土屋中讲课的老师和听课的学生。穷乡僻壤制约了我们的发展速度……剥夺了我们许多机会。这一切,竟然没有挫败三中人的锐气,相反地磨练了三中人的顽强意志。我们咬紧牙关,发愤图强,汗洒学校一草一木,血铸校园一砖一瓦。在高筑的债台上,靠低层人际关系……固守着吃粗糠攒细米的开支观念,在……竟创造了后大滩的奇迹。从校园环境到办学质量,在与城市学校共论短长时亦各有千秋。
三中地理位置的劣势并没有成为不可逆转的永久悲哀,三中众志成城的“人和”优势终于使苍天开眼。连续几年生员爆满,三中开学时的车水马龙、人如潮涌的壮观场面成为生源大战中奇特的风景……俗话说,在太阳下辛勤劳动过的人在在树荫下吃饭才会心安理得。那么,此刻我们大家理所当然应以中旗教育界功臣的身份受到特殊的待遇和尊重。
三中之花是众手浇开的,然而她也十分有情地对大家进行了回报,因此她变得更加可爱。
我们不信风水,但三中确是宝地。诸多学子从这里起飞,各路朋友在这里找到机遇……这名符其实的人才摇篮,摇出了上万名才子俊杰的同时也磨练和造就了大批名师强将。于是,调离三中者分布于各地各校后出现了“各领风骚若干年”的动人局面,而三中自身也形成了“江山代有才人出”的良性循环。
在培养学生、造就名师的同时,三中也酝酿了旺盛的人气和良好的习俗。有人说,三中是铁沙盖的特区。确实,在这个特区内,邪恶和小人没有市场,扑面的是和风正气,放射的是热情和真诚。家属相处情同姊妹,同事交往不亚于弟兄。比妯娌、赛弟兄,各个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速度使人吃惊、令人刮目;子弟们成才成器的比例足可创中旗的记录,让其它机关、地方的人欣羡不已。
饮水思源,我们有最充足的理由为这所学校的兴旺去尽职尽责。
有恩必报,正人君子均应发自内心地全力维护三中的形象和利益。
三中的可爱,人人都应有深切的体会,而我对三中的情感还要更深一层。都说知识分子,万万不可小看;领导知识分子,绝对不是小事。对此我另有与众不同的感觉。在中旗的北半部,铁沙盖是经济、文化中心,三中是人才荟萃之地。看似文弱的书生与平静的书卷之间,可谓藏龙卧虎。凭我自己坦荡浅陋的才德和缺乏涵养的个性,充其量可作为环节干部去冲锋陷阵,不可能肩负全盘而运筹帷幄。该是本人三生有幸,能与大家一起共事,承蒙诸位的支持和厚爱,顺利地渡过了几年不平凡的岁月。
在我驾驶三中这辆旧车的过程中,修路排障者多,挡道设卡者少。每到回头拐弯的关键时刻,大家均能重大义、顾大局,唯肯推车助力,绝不隔岸观火。从来是理解多于刁难,信任大于指责,支持胜于监督,拥护便是鞭策……责任的驱使,群情的感动,使我“不用扬鞭自奋蹄”。因而近几年来,我昼夜提心,晨昏吊胆,生怕因我的失误而影响大家。于是我做到了与诸位春对狂风、夏踏晨露、秋送夕阳、冬迎霰雪,兢兢业业,有始有终。我的感觉,真的把三中当作了“家”,真的成了三中的当家人。
就这样,我付给三中生命的黄金时代,三中给了我现有的一切。今天,我应为三中同事们对我的支持感到满足而表示感谢,我也为学生们对我的尊重和理解从没有遗憾而心理平衡……
说白了,任职再长的领导也是短暂的,而真诚的朋友却是长久的。从此我虽和大家脱离这短暂的关系却巩固了这长久的友谊,对我来说,真的不是损失。而三中从此由胡校长为首、常校长、徐校长为辅的朝气蓬勃的新一届领导带领前进,确实是大家的福气、三中的幸运。
朋友们,中国教育变革的日新月异,在今后几年将会谱写辉煌的篇章。既然三中曾有值得自豪的过去,与时俱进的现在,那么在新的领导班子领导下通过大家共同努力,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让我们大家共同准备领略那时代浪潮上现代化三中的美丽风景吧!
2002.10.28
十五
新旧交替如流水行云,三中新班子旗开得胜。胡校长等上任刚两星期,便迎接了盟、旗环保部门“绿色学校”验收。全体师生的环保意识和学校的环保措施,校园绿化水平和美化效果,均给领导们留下很好的印象,三中健步跻于盟级“绿色学校”之列。
二千零二年的精彩岁尾,恰恰是三中新班子良好的开端。看二千多人的上操队伍,更加雄壮。听拔河队高声的呐喊,分明蕴藏着无穷的底气和后劲!
编辑:马丽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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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8-23
五十年风雨兼程 五十年春华秋实
2010年07月16日 15:43:00 来源: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第三中 访问量:643次
五十年风雨兼程,五十年春华秋实。察右中旗第三中学走过五十年的风风雨雨,迎来了她一路坎坷一路欢歌的五十华诞。为了庆祝三中建校五十周年,为了传承三中的优良传统,在今年开学伊始,我们就抽调人员,走访老教师,与历任老校长座谈联谊,在原校史的基础上,着手新校史的补充编修工作,以之作为母校五十华诞的献礼。
历时近半年,经过前任老校长卢陶圣、张凤鸣老师亲自执笔,披星戴月挑灯笔耕,多次增删,数易其稿,今天,这册凝聚着著者心血与深情记录着三中五十年发展历程的校史,终于成书。
岁月无言,前行有声。始建于1960年的察右中旗第三中学,一路坎坷,两度易名。五十年来,经过历任校长和教职工的励精图治,形成了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勤奋笃学,严谨求实的校风。五十年来,三中人春对狂风,夏踏晨露,秋送夕阳,冬迎霰雪,兢兢业业,用青春与汗水书写着三中的历史,用奉献和执着开创着三中的未来。如今的三中早已结束了土窑洞煤油灯的历史,成为全市唯一一所地处农村的完全初中学校。学校现占地面积约6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4000平方米。配备有语音室、微机室、多媒体电教室及各类活动室。安装了闭路电视教学系统和教育网络等先进的教学设施,承担着后大滩7个乡镇苏木100多个自然村初中学生的义教任务。五十年征途漫漫,一路走来的历史,足音铿锵。从这里走出多少杏坛精英,教学新秀。有进过中南海紫光阁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亲自接见的“全国十杰教师”提名奖获得者王希舜老师;有获得“全国千名优秀体育教师”光荣称号的杨润福老师;还有各级各类的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德育先进工作者……浩如星辰,不胜枚举。五十年岁月荏苒,他们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秉承三中的教风,踏响三中一程又一程的辉煌。
奋斗无言,收获有声。五十年不懈的努力,五十年不变的情怀,三中已打造成一所小有名气的学校。“自治区电化教育先进集体”、“自治区文明学校”、“自治区绿色学校”……一项项荣誉凝结着一代代三中人无私无怨的奉献和无悔无畏的拼搏。五十年春风化雨,五十年桃李争芳。从这里走出的有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博士生导师的郝万禄;有北京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董宝田;有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执教的赵冬梅;有公费赴美留学的张小红;有全国驰名的“小肥羊”的总裁卢文斌;有任河北泰亿管道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张志刚……英才辈出,尽显风流。五十年不懈的笔墨耕耘,我们收获着一树又一树的繁花。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鉴古知今,承前启后。缅怀先辈的拓荒精神,巡礼前人的人文情结,循着一脉文化的根,我们珍存记忆,延续未来。这一册薄薄的校史,追溯了三中五十年的办学历史。一字一句尽在讲述一草一木、一事一物的沧桑,尽在诉说杏坛春暖,雨润花香的美丽。岁月洗却历史的铅华,和风诵咏青春的弦歌。我们期待它能唤起师生及校友们对母校的眷顾与怀思,也能给予我们更多的启迪和教益,进而孕生出将“铁中精神”发扬光大的力量,引领三中走向永远,走向辉煌!
在此,特别感谢义务承担校史编写任务的卢陶圣、张凤鸣两位老校长和为校史编写,提供珍贵资料的各位老教师、老校长、感谢为校史、校庆付出辛劳的全校师生及所有热心于校庆的校友们。希望这一册校史捧在你手里的时候,能带给你如许美好的回忆和美丽的憧憬。
  
                                                     孔庆元
                                                 二○一○年七月
编辑:马丽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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