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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川文:《清华七二七事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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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七二七事件》序

川文



  庸常的日子大抵雷同、容易淡忘,革命的岁月风起云涌、记忆难以磨灭。在清华文革“老五届”的脑海里,1968年7月27日永难忘怀。

  是日晨,数万之众的军民队伍、以“首都工人、农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名义,开进清华制止两派武斗,遭蒯大富为首的团派武装抵抗,发生5死731伤的重大血案,史称“7·27事件”。

  历数文革大事件,论冲突规模、伤亡严重,“7·27事件”与重庆、广西武斗相比,无异于小巫见大巫;比轰轰烈烈、影响广泛,也无法与上海一月夺权相提并论;7·27既没有武汉“720事件”那样惊心动魄;更比不上“913事件”那样神秘莫测、震惊中外;“7·27事件”在文革史上的重要意义,却足以与上述事件比肩。但迄今为止的文革回忆和研究中,727事件普遍被忽视,除唐少杰先生的《一叶知秋》、以及若干亲历者的片断回忆外,以727为主题的文革史著述,至今总体尚付阙如,诚为文革史、特别是清华文革史研究之缺憾。

  近闻胡鹏池、但燊的新作《清华727事件——1968逻辑性历史文学探析》(以下简称《清华727》)即将付梓,即翘首以盼、欲一睹为快。

  窃以为该书题材选择眼光独到、出书时间恰到好处、担纲作者他人亦难匹俦,为文革史研究补充了重要一页。欣喜之余,忽得作者书札,嘱我为该书作序。笔者始则惶恐,中华乃序之大国,传统观念中大抵德高望重、名彦硕儒,方有作序的资格。而时下风气,则多求名人高官代为序跋,迹近为新书开光。不才一介工匠、向与文坛无缘,何德何能敢斗胆为此书作序?然另请高明的建议未得俯允,或者这一次优选择,亦出于作者的无奈。既然无序不成书,甚至有人断言“书之不堪以无序为最”,总得有人勉为其难。与其请对727不甚了了的名家,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甚至脱离本书宗旨信口开河,倒不如约727的亲历者,秉“释其名而章其义”序之宗旨,作一点背景介绍,写几句读后感言,至少真实可信。而且在立场上,也符合余英时先生《原序》中所主张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于是不揣浅陋、斗胆捉笔,不敢以“阐弘大道”为宗旨,但求“推演事义”,为作者开门揖客而已。固难匹作者之雅望,亦或不至于令此煌煌大作,落得“卿本佳人,奈何有序?”的嗤笑。

  尽管近年文革题材似为禁区,但海内外的文革著述仍薪火未绝。在文革记事的作品中,《清华727》的选题,可谓独具慧眼。文革大事,要么如八届十一中全会、丙辰怀仁堂之变,基本大白天下,没有更多的文章可做。要么如林彪9·13事件,秘档不宣死无对证,传言推测形形色色、真相始终雾锁深山,文章没法做。而727事件始末,虽内幕若明若暗,倘用心发掘仔细钩沉,却大抵玄机可辨。也就是说既有文章可做,文章也做得下去。

  说该书选题眼光独到,更在于727事件在文革中的重要地位。它既是文革行至中场、当局调整战略,运动发生重大转折的里程碑,也是一场内容丰富、情节曲折、阵容豪华的文革大戏,蕴藏着文革研究的宝贵资源。以727为界,十年文革可划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的战略是“破旧”,鼓动造反、天下大乱,主题词是“放”和“乱”;下半场则是“立新”,平息动乱、恢复秩序,致力于“收”和“治”。契合文革发动者总结的“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清华727,则是继“七·三”、“七·二四”布告等重拳之后,在皇城之下、文革造反重镇之一的清华,由最高当局亲自策划的治乱战役,是文革上下两个半场战略转折的显著标志。

  727也是文革斗争方向发生根本转变的标志。文革前期的主攻方向,无疑是各级“走资派”。经历了1967年的大风大浪、特别是7·20事件,遭遇军方及其代表的既得利益阶层强烈抵抗后,毛终于不得不囚王关戚以谢天下;不得不放弃文革初大民主、“巴黎公社”等乌托邦的幻想;不得不接受官僚阶层难以根本撼动、仍是其无可替代的统治基础的现实,回到“朕与卿等共治天下”的轨道。在刘邓已被打倒、官僚阶层也受到不小的冲击洗牌后,不再把“走资派”作为斗争主攻方向,以免乱局难收、动摇统治之本。调整斗争方向的令旗,就是文革乃“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这一最高指示,于是历次运动被迫害的“黑七类”再次遭殃,成为转移斗争方向的牺牲。此后清理阶级队伍、清“516”、一打三反,一波又一波对草根贱民的迫害,得到文革中各级当权派的坚决拥护和变本加厉的执行,其持续时间、迫害范围和残酷程度,远甚于此前对“走资派”的斗争。

  727还标志着文革组织领导方式的根本转折。此前传统的各级党团和官方组织被踢开,最高当局以军队为后盾,通过“两报一刊”和广播电台,直接面向全国动员指挥。对各地各系统问题的处置,则是通过一场接一场的中央领导接见,听汇报发指令。即使是1967年各地陆续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其功能也只限于维持经济和行政事务,基本不具备领导文革的政治权力,北京市革委会对清华、北大的武斗无可奈何,即为明证。自727始,情况发生了改变,进入清华的宣传队以北京市革委会、卫戍区的名义派出和指挥,宣传队其实就是历次运动的工作组,至多后来有武装军人压阵,可以算是武装工作队。除7·28凌晨在非常情况下临时接见外,中央领导事先既未接见,事后更如蒯大富所悲叹再也见不着面。自此对运动的领导和指令,转而主要通过内部文件逐级下达、而非报纸电台直接昭示全国,中央首长接见群众组织基本停止,随着各级党组织的逐渐恢复和军队全面介入,对运动的组织领导,基本回归“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的传统治理科层体制,因军队的介入近乎四九年进城初期的党军体制。文革领导方式的这一根本转变,727可视为其分水岭。

  最后,727标志着喧嚣一时的红卫兵运动,终于落下大幕。以蒯大富为代表,“造反派”及头头们的作用、地位和命运,从此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除上海等地因有张、姚、王等文革新贵的特例外,俗称“造反派”的多数群众组织头头和骨干,遭到整肃清洗。充当过文革急先锋的“造反派”,不但为“走资派”所不容,而且越来越不听招呼,胡乱“炮打”、分裂内斗、偏离大方向不断制造麻烦,树敌颇多,令人侧目。尤其是各地造反派私下串联、可能成为卧榻之侧新的异己力量,而且有被黑手操纵的嫌疑,触犯了天条,引起当局的高度警觉和戒备。“北航黑会”受到的格外关注和敌视,可见一斑。自728接见之后,头头们被关进自我认罪、相互揭发的“学习班”,从逐步边缘化到被整肃、直至沦为阶下囚。造反派的失宠,固然是兔死狗烹的老戏码、不作不死的新贵故事,而727前后的事态发展,更清晰地展示了这一颠覆性改变的来龙去脉。727后,以“六厂二校”为样板,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为旗号,开始对大学实行军管、推进迫害教师、摧毁教育的“斗批改”和“教育革命”。而在红卫兵发源地的中学,昔日的红卫兵被动员发配下乡,红卫兵运动自此谢幕成为历史。

  727在文革中的重要地位,还可以从毛对此次行动的格外重视,得到印证。毛一反不过问文革具体事务的常态,亲自对727策划部署,在文革中可谓绝无仅有;文革虽用兵频仍,但727出动了以禁卫军8341部队为核心的300多名官兵,也是只此一例;“中央首长”文革接见虽数不胜数,但除广场大规模接见红卫兵外,毛、林、周及所有文革要员悉数到场、小范围接见群众组织头头的,更是728仅有的一次。如果说文革初期毛关注清华、重视蒯大富,是因为在打倒刘少奇的关键时刻,蒯是颇具杀伤力、也最顺手的一块石头,那么到了1968年,蒯已势成鸡肋,毛为何还对清华文革如此重视?其实他所重视的,不是清华的727,而是727的清华,是从727入手实现文革的战略转折。

  由727引发的728凌晨接见,俨然文革各路神仙的一场精彩演出。舞台上文革要员们态度的同中有异、情感的难得流露、关系的微妙幽暗、话语的多彩风格,令看客们对这出戏的舞台背景和演员关系、乃至对整场文革大戏,会有更生动深入的理解。728宝贵的谈话记录,太值得仔细品味、联想和思考,是品位极高的文革史研究富矿。自此再往后延伸,“727事件”还是“梁效”登台、批邓导火线等文革后期热点的渊源所在。说727对文革研究有重大意义、称本书选题独具慧眼,应该不是笔者的夸张。

  如此重要题材的著述,成书于当下,时机也颇为恰当。史学界似有事件发生三十年之后,方可进入研究视野的约定俗成。写得太早,缺乏历史距离感,视野既不免逼仄、观点亦易为情感所局限。尤其是作者的见识,尚未经阅历陶冶、岁月沉淀,笔端所至,或缺少陈寅恪先生主张的“同情之理解”。但倘若至今再不成文,随着一代亲历者日渐凋零,无论是对事件的回忆、史料的搜集,还是对知情者的访谈、当事人的求证、以及得到各方面的批评指正,都将大打折扣。即使有后来者今后对727再有所撰述,但要做到本书那样内容具体翔实、背景把握准确、读之有现场感,几无可能。而且此书在当下而不是十年前付梓,还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如今许多亲历者不愿重提文革伤心经历、对本书作者的旧事重提不理解、不赞成、不配合,但曾几何时,文革幽灵却“似曾相识燕归来”,通过对文革的揭露和反思,让年轻人认清文革的本来面目,两位作者推出此书,可谓正当其时。



  一本书的成败,比题材选取恰当、写作时间合适更为重要的,当然是作者的胜任。笔者以为胡、但两位完成此书最堪胜任,并非溢美之辞。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秉亚圣之训,谨对作者其人略加绍介:胡鹏池乃江东人氏(江苏南通),1962年入清华就读机械系,1968年底毕业离开清华,职业生涯略有曲折终归平淡,谋于稻粱之际仍笔耕不辍。但燊系楚人,1963年考入清华自动控制系,1968年毕业离校。两人清华文革皆参加414派,但燊在清华百日武斗后期还负责过防务,被同侪戏称“但司令”。其实但燊性格温文敦厚,和414绝大多数武斗留校的同学一样,绝非勇武好斗之辈,而是念及同窗好友尚被困于科学馆内,出于义愤和义气,无奈充当了414的廖化。胡氏在学生时代即喜舞文弄墨、且文采斐然。文革前有不少文史禀赋优异的学子,囿于时代潮流,报考了理工科的清华,鹏池先生当属此列。称其为清华727最称职的记述者,还基于以下四点:

  1,亲历事件。两位都是66-68年清华文革的深度参与者,但燊还是清华武斗和727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对727事件的真实场景和背景起因,当时就了解比较全面,认识亦颇有深度。因经历情感所系,多年来对727话题一直十分关注、并收集相关史料,也有比较深入的反思。笔者读各类文革史著述,非亲历者的文字,每令人有“隔”之感,着墨类隔山打牛,陈情似隔岸观火,议论更难免隔靴搔痒。而亲历者笔下如临其境的现场感,生动真实、令人信服的事件逻辑,读之让人不忍释卷。以清华文革为例,若干市井媒体后生,凭道听途说编造的清华文革故事,看几行就只能扔在一边。老托尔斯泰描述贵族生活栩栩如生、写到战争场面却顿失光彩,正是亲历和不曾亲历的巨大反差。即使是笔者素所尊崇的钱理群、秦晖先生亦不能例外,钱先生用自己发明的独裁、官僚、群众三种政治的理论框架,根据可疑的二手传闻,演绎出的清华文革故事,一看就知道作者文革并不在北京、更不在北大清华。秦晖先生从全国看清华、揭示广西724布告和清华727的内在联系,分析727的发生背景,对某些沉湎于从清华看全国、几十年后仍懵然无知的当事人,不啻有醍醐灌顶之效。但涉及清华文革和727的具体情节和场景,则每每“郢书燕说”,虽不失“论怀抱则旷而且真”,但离“语时事则指而可想”,已经相当遥远。当然,在727团派与宣传队的冲突中,414基本上是旁观者,对事件的回忆,虽不难做到冷静客观,但因为并未介入,对冲突双方的行动细节、特别是决策过程,缺乏第一手的了解,叙述中难免有缺失片面、不够准确、甚至失实之处。相信作者会诚恳欢迎当事人、特别是团派诸位头头,予以实事求是的匡正。更期望他们能本着对自己、对事件中贾祸的同学、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也写出亲历者全面真实的回忆。

  2,政治正确。该词时下虽几近贬义,但笔者仍坚持认为,记述727这起重大政治事件、回顾人性得以充分暴露的大规模流血事件,正确的政治立场和人文关怀,皆不可或缺。站在为作恶者袒护辩解的立场、或貌似超脱实则伪善的态度,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必然导致对史实的刻意隐瞒和歪曲解读。笔者所说的政治正确,既非革命喉舌的陈词滥调,更不是庙堂之上的站队看齐。而是雨果所言:“在至高无上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人道主义。”在反对武斗、不满文革人群的内心深处,政治正确并不是狭隘的派性纷争,而是人道主义的良知和情怀。满脑子人文自由、一肚子不合时宜、虽然也读过一些马列的书,但除了“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之外,却依然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的鹏池君,担纲此书的写手,当然是不二人选。相反笔者很难想象,如果由至今仍怀念当年“盛大节日”的文革活化石,由对莫须有的“思潮必胜”念兹在兹的“理论家”,由标榜最早反对文革、实则文革“冲锋队”的老红卫兵,或者让不知家国情怀为何物、但求听话出活的红色工程师们来写727,会持何种立场、会写出怎样的场景、又能给读者什么样的启发?

  3,秉笔直书。笔者与两位作者是同时期的校友,在校时多有过从、亦颇知其为人。特别是鹏池先生,虽貌似儒雅,实性近子路。对灭绝人性的革命暴行、罔顾真相的政治谎言,一向深恶痛绝、不假辞色。其发微钩沉、还原历史真相的能力和效果,或有可商之处,然秉笔直书、力求忠于史实的态度和立场,则毋庸置疑。况言出有据、逻辑严谨,本乃理工学子叙事之优势。和大嘴文人的天马行空、信口开河,判若云泥。其人其文,与班固所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庶几近之。

  4,言而有文。叙述清华727的庞大场面和复杂人事,自然要有相当的文字功力,“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如笔者等,绝难担当此任。鹏池先生长于写作、素有文采,在校时即稍有文名,近年更驰骋文坛,有《芦花瑟瑟》等文章作品面世,一不小心俨然跻身文坛作家之列。近年《清华园的一只蝴蝶》一文,依据有限但可靠的史料,以环环相扣、步步为营的缜密推理,还原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伊始,周恩来亲临清华搜集材料、为毛氏《炮打司令部》提供要害炮弹的史实。凡当年亲历者,相信读后皆不得不为之叹服。胡、但在本书写作中,仍沿用推理考证之笔法,且行文汪洋恣肆、娴熟老练,笔端热烈情感和冷静理性并具,可谓文质皆胜、文质彬彬。

  当然,对本书的观点和写法,笔者并非毫无保留。兹不避浅陋,略加点评,亦可借此就正于读者和作者。首先是本书体裁,作者名之曰“逻辑性历史文学探析”,这就让落伍如我,很有些费解。虽然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但具体到一篇文章、一本书,究竟属于历史还是文学,古今作者和学界皆有明确定位,并不含糊。本书倘冠名“历史文学”,按汉语语法修辞,即属虚构的文学范畴,不限史实、毋庸考证,严密的逻辑推理更形同蛇足。但这本书的宗旨和写法,却明明又是春秋史笔,与书名大相径庭。在历史本该止步之处,却任文学的笔端徜徉,岂能以史笔存世?叙述历史却立意文学,行文之间,于史事或偏爱戏剧性情节,于人物则钟情脸谱化描述,难免和忠于史实的初衷相悖。文学的热烈情感,也会妨害在回顾历史时,做到对历史和历史人物冷静客观。出于对文学情结的不舍,以及对此前作品中推理成功的方法自信,本书在史料搜集考证和情节演绎推理之间,略显失衡,有本末倒置之憾。推理固然要有相当的能力,也具备重要的价值,但再高超的推理,也抵不上一条可靠的原始史料。搜集史料固难,但有些并不难做到的当事人访谈,似乎功夫还下的不够。特别是以“知道会是什么结果”为理由,拒绝就有关情节向态度相左的当事人求证,诚为失策。其实无论今天当事人如何回答,都是可资参照考证的资料,哪怕是谎言,既不难揭穿,也足以刻画半个世纪后各色人等的态度,立此存照,又有何妨?此种武断或导致该书本可避免之硬伤。总之,在古老的历史和文学之间,硬要创新出一个性别可疑的体裁,难免因辞害义、招致误解。对所谓“逻辑性历史文学”的体裁,笔者委实不敢苟同。

  其次是对727事件的基本背景、即清华两派之争,缺乏介绍,不知系无心忽略、还是刻意回避。这必然让局外之人、后世读者,对本书的理解发生困难。进入1967年的文革,各地各单位的群众组织,普遍形成刀枪相见、你死我活的两大派。其原因和规律值得专题研究。两派都高举文革大旗,崇拜红太阳、斗争走资派、砸烂旧世界。除了少数地区确有受权力当局操纵的“保皇派”外,大多只是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历史、对具体的人和事、对权力的分配争夺,存在分歧对立。清华的两派并无特别之处,声称两派分别代表正确和错误的观点和路线,实大谬不然。蒯大富麾下简称团派的井冈山兵团,无疑是是典型的文革造反派,亦深得毛和中央文革支持,得到各地造反组织的拥戴。但一时风光无限的蒯大富们却因此头脑膨胀,不断为自己挖坑导致垮台,应了那句老掉牙的话:“上帝让你灭亡,首先让你疯狂。”而414不过是清华园里当时的反蒯联盟,思想和组织颇为驳杂,在反蒯的过程中,逐渐滋生了对文革和中央文革的不满,以至于按“对414也要区别对待”的最高指示,沦为需“区别对待”的另册。414反对中央文革,虽仅限于腹诽偶语,但多半拜蒯大富小报告所赐,文革当局对此早有成见,这并非今日之自矜,而是有728接见时的“御赐”:先是江青一吐为快:“四一四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生,”毛也毫不掩饰:“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那个四一四是反对我们的。”江青于是干脆明说:“四一四是反对我的。”看齐意识很强的谢富治不甘落后:“四一四也是反对我的。”而所谓“414思潮”,不过是414里的几个人,本着或许良好却失之片面和幼稚的模糊愿景,编造的一个清华梦,并未摆脱文革专制思想的镣铐和牢笼。既不能代表414大部分成员的真实思想,更不曾成就过够得上“思潮”的宏大气象。只是728经领袖加冕,令个别人从此自恋自信,象莫泊桑《项链》中的女主人公,对此没齿难忘、堪为悲剧。与所谓414思潮不同,414在武斗前后的表现却可圈可点:武斗前坚决反对团派挑起武斗;武斗发生后强烈要求制止武斗;最后727全力支持宣传队平息武斗;书中对武斗问题、特别是727事件中两派的是非曲直,没有刻意回避,对各色人物的言行臧否,同样秉笔直书,这或许会被某些人指责为派性。但如果所谓派性,是以被文革当局宠爱有加还是被视为须“区别对待”的另类、是以挑起武斗不惜杀戮同窗还是坚决反对武斗、是以否定文革还是怀念文革来划分,那这样的派性指责,无异于是对该书政治正确的褒奖。也许有人又要说,414反对武斗,是因为在武斗中处于劣势、制止武斗对414有利。笔者作为亲历者必须澄清,414在武斗中的劣势其来有自,一是因为本来反对武斗始终处于守势;二是领导层头脑清醒,秉持对自己、对同窗负责的人道精神,禁止主动伤害和采取极端手段;三是414乃“在野党”,无武斗资源优势;四是外部特别是高层对蒯大富的支持。但无论如何,在727这一天,同一支手无寸铁的宣传队、事先并无任何倾向,队伍同时开至清华两派据点、同样要求“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交出武器”,一派“无为无不为”,合作执行、毫发无伤。另一派则无所不为,断然拒绝、疯狂对抗,甚至开枪扔手榴弹致使多人死伤。让原本不持立场的数万宣传队员,顿时对清华两派有了鲜明的好恶或曰派性,毛、江对此也只有顿足骂道蒯大富真蠢。无论事先对清华两派有过怎样的成见,无论是当时还是在今天,恐怕没有任何人、能找到任何理由,说727事件中414有任何过错、团派又正确在哪里,能给出与本书相反、没有“派性”的记述和评价。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要思考一个问题:年龄相仿、教育环境相同、家庭背景虽形形色色但并无相关性,学习生活在同一校园内的学生,对文革、特别是对武斗的立场和行为,为什么居然如此泾渭分明?借用宣传队成员的话,“咋就差别这么大呢?”解释难免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或自以为是、或怨天尤人。笔者对此亦曾思索良久,一时不得要领。后读阿伦特似有所悟:文革中多数荒唐行径乃至罪恶暴行,皆属暴力革命大潮中“平庸的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无论是俄罗斯十月革命、三十年代西班牙内战,还是绵延千年的中国农民造反和内战,“平庸的恶”皆充斥其间。但另有一种恶,姑名之曰“权力的恶”或“台上的恶”,也值得关注和研究。在专制统治或革命时代的政治斗争中,哪怕只是局部和暂时的权力,都会严重腐蚀执掌权柄的一方,令其犯下的罪与恶,远甚于尚未掌握太多权力的在野一方。并非是后者比前者有更高的道德情操,而是一切权力都具有自我维系和巩固的本能,不择手段,借助无从制约的专制权力或以革命的名义暴力作恶,是取得和巩固权力的首选和捷径。其最高形式,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杀戮,就是大规模的迫害和镇压。权力不但是腐败的土壤,也是暴行的温床,绝对的权力导致极端的暴力。当这种杀戮和迫害是以革命的名义、或高举崇高理想的旗帜,犯罪者则更加理直气壮和肆无忌惮,后果也更为恐怖和惨烈。蒯大富们信奉只要为了革命可以不择手段,大兴和道县令人发指的文革惨案,皆为铁证。后者尚无更多作恶的权力和资源,只能主要以道义为号召,吸引理想主义者和社会精英,获得大众同情和支持。一个甲子的国共斗争史,逃亡之前的国民党尽显权力的恶,占领道义高地的中共,一度对普世价值的呼唤,亦自有其真诚和理想主义的成分。中共停止内战的呼声,和414对制止武斗的诉求,本质如出一辙。然而一旦形势反转,权力的恶又将重演轮回的悲剧。环球百年,慷慨激昂的革命者,倘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最终变身作恶多端的独裁者,类似的故事一直在上演。台上的刘少奇,说党的决议就是法律,被赶下台后,却想起诉求法律保护自身人权。同一个蒯大富,从自己被王光美限制人身自由、到在“罗文李饶”法西斯专案组中迫害师长,相距不到一年!414在武斗和727事件中,之所以没有更多的作恶,无关道德、更不是思潮正确,而是414彼时和权力的恶,还基本无缘。同样727后在清华掌权的,如果不是迟群而是蒯大富,权力之恶恐有过之而无不及。

  本书还有一点缺憾,或属笔者的求全责备。鲁迅批评中国传统史籍体例,多聚焦庙堂,不啻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诚切中要害。此弊来自家天下的政治体制,皇帝就是政权、政权就是国家,不可以苛求于史家。写文革和清华727,倘能不完全落此窠臼,当可令人物光谱更为丰富、历史内容更加厚重。也就是说,蒯大富们固然是727当然的主角,大会堂里的各路神仙更关键重要,但此外还有许多情节和人物值得一书,不应吝于笔墨。首先是作为事件的另一方,宣传队各工厂的领队和普通工人军人,他们不应该仅仅出现在冲突现场和伤亡数字中,他们在727前后的所见所闻、所言所行,生动宝贵的史料值得发掘。伟大统帅口中的“炮灰”,即清华双方武斗人员、包括为团派助战的外地人员,他们参加武斗的原因和想法、他们在727的所作所为、他们后来的典型遭遇,似亦可单辟一章。“炮灰”们的家长、清华园的普通居民、清华周围和北京城里的市民对文革、武斗和727事件的看法,对于叙述和理解清华727,亦不可或缺。当然增补这些内容,显然超出两位作者目前的条件,不知可否期待未来的续篇或作者。



  美国社会学家Wrong有言:“脱离了问题,答案没有意义。”笔者赞同此说,在本序最后,不避续貂之嫌、蛇足之讥,就727的若干问题略加探讨,既对一直为727当事人所困惑的问题,尝试作一些解答,也希望借此能帮助读者,对727、对文化革命有更清楚的认识。

  本书读者多半会奇怪,在首善之区的北京、距中南海仅数公里的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园,当局怎么会容忍武斗双方筑工事挖地道、拼长矛动枪炮、纵火杀人近百日,却不去制止无人过问?据《清华727》书中介绍,清华武斗初起,驻校海军宣传队、北京卫戍区、市革委,都曾出面制止但毫无效果。诡异之处在于,一天后所有来自官方的声音和行动皆嘎然而止,放任清华武斗继续和升级。作者以为,这个“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方针的决策者,舍当时一言九鼎的毛外别无他人,而毛之所以有此貌似不合清理、不负责任的指令,或者有以下的考量:

  1,尽人皆知,在清华两派之争中,毛江夫妇毫不掩饰对蒯司令的支持。但67年底,毛和中央已经对全国的派别之争,确立了要求实现大联合、不支一派压一派的战略方针,如果出手帮蒯压垮414,会制造一个错误导向的范例,不利全局。何况四面出击的蒯大富在上层树敌颇多,一边倒支持蒯同僚们也很难赞成。而且414人数众多也有一定影响,背后有没有上层势力暗中支持亦未可言,搞不好会造成三军无革派及其对立面那样的乱局。但蒯大富倘若能仿效武力打垮上柴联司的王洪文,通过武斗一举平定414,毛、江应该是乐见其成。对清华武斗不闻不问,无异于放手让蒯司令开打,但等清华捷报传至中南海。只是蒯司令和414的实力对比及武斗进程显然遭到误判,战端虽开却久拖不决,等不到捷报又影响全局只有出手制止。所以728接见时毛说:“414,几千人,你搞也搞不掉”、“要消灭414也不行”,遗憾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2,原来设想文革半年或一年收场,但两年过去,文革前期风云际会的北京高校,多数仍深陷派仗毫无头绪。当初天下大乱仰仗北京高校,如今由乱到治也必须先把高校搞定。但北京高校文革究竟如何收场,毛在四月也许还没有考虑好最后方案,或者上层之间还颇多岐见,暂时不闻不问,也是权宜之计。

  3,政争中毛的敌情观念之强,无人能出其右,晚年尤甚。728接见毛说武斗还有一个好处是“要暴露坏人”,同时宣称怀疑414背后有黑手,又敲打蒯大富系被人操纵,不难窥见其放任武斗暴露坏人的心机。本想再演一出引蛇出洞的拿手好戏,不料这一次蒯大富却把他当成了黑手。

  在中国特色的治理方式中,抓点或曰蹲点,和搞运动、派工作组一样,是传统保留节目。首长或代表首长的夫人、下属到基层抓点,按官场潜规则,其他人一般不染指过问。自66年7月中旬起,清华文革已被毛格外关注,“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毛不开口,其他人只有、也乐得作壁上观。直至727,无论是老蒯纵火杀人、还是414请愿抬尸游行,如此严重破坏首都秩序、影响当局形象的行为,各级大员统统若无其事,再也无人过问。

  那为何到了68年7月,毛又下决心出手制止清华武斗?这要“从全国看清华”。67年武汉720事件后,当局一改“文攻武卫”、“武装左派”、“抓军内一小撮”的号召,抛出“反军乱军”的替罪羊“王、关、戚”。平息武斗、弥合派争、稳定局势,成为调整后的文革战略大方向。但直到68年二季度,大乱的局面仍远未得到控制。彼时刘邓落马已成定局,“杨、余、傅”事件后党内派系暂得新的平衡,召开十二中全会、以全会的法定程序背书二年来的文革成果,为召开九大作准备,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制止武斗恢复秩序、特别是恢复京城秩序,已然是当务之急。在六月中下旬,高层应该对此曾专门研究并作出决断,毛在六月也就此多次放出口风。从“七·三布告”开始,一连串重拳出击凌厉果断。然清华枪声不止,何以号令天下?京城百姓及大小官员,对清华武斗早已啧有烦言,当局为此受到的的非议和压力,从被414窃听的谢富治致蒯电话中,亦可见一斑。尤其是进入七月,清华战火愈演愈烈、濒于失控,毛终于再也不能坐视不管,出手制止清华武斗,已成弦上之箭。可惜蒯大富和他的总部委员们、以及麾下的谋士高参、动态组联络员,统统被革命、权力和宠信冲昏了头,居然对此浑然不觉。

  理解了对清华武斗先放任后制止的前因后果,可能又有人要问:制止清华武斗途径本可有多种选择,既可以遣一哨官兵直接平定;也可以如六六年八月,派文革大员进校宣旨;还可以将728召见提前,事先陛前训示。以上方式皆可传檄而定,为什么却要派数万“宣传队”徒手开进清华园,采取这个貌似颇有创意却最终酿成冲突伤亡的方式?

  这就要从派“宣传队”制止武斗的发明人说起,68年夏安徽芜湖武斗正炽,在安徽“支左”的驻军12军军长李德生,以强大武力为后盾,单刀赴会进入武斗据点、晓以大义震慑各方,遏制了武斗升级势头。后又于68年7月初,从合肥、蚌埠、淮南、马鞍山、铜陵五个地区,抽调大批军队和地方人员,组成强大的宣传队伍进入芜湖,不开枪、未流血,一举平定了全省最严重的芜湖武斗。毛对李德生此举大加赞赏,历来倡导“从群众中来”、又正在考虑如何平息清华武斗的他,必定深受启发乐得效仿。移植安徽经验,组织数万工人进校园“宣传”,师出有名、浩浩荡荡,在酷爱并擅长群众运动的毛心目中,此方案自属首选。同时身边禁卫军的官兵,正在新华印刷厂等六厂“支左”,有直接策划指挥之便,芜湖经验的清华727版,由是应运而生。惜乎剧本虽好,但清华和芜湖的舞台环境和演员阵容,却迥然不同,清华727这场戏,还是演砸了。

  明白了727为什么采取派“宣传队”的方式,接下来的疑问就是:多年来难得走到前台表演、也基本不介入文革具体事务的毛,为什么对清华727,要一反常态、亲力亲为呢?无论是毛自认“黑手”的讲话,还是自周以下一干要员,发生冲突后不敢做主、无所作为的态度,以及谢静宜等当事人的回忆,都充分表明:727事件唯一的策划人和总导演,非毛莫属。伟大统帅戎马一生,在地图边调兵遣将或属习惯和爱好,但深层次的原因,恐系以下二点:一是文革前后,毛对同僚及下属已经缺乏信任。从谋划文革时派江青南下沪上,到文革后期留毛远新在京当联络员,其对同僚的提防和猜忌日趋严重,基本上是“你办事,我不放心”。清华武斗事虽不大,影响却不小也十分敏感,委托何人颇费思量。727宣传队进清华,周或事先与闻其事,但显然并未参与策划,更不曾得到全权相机处置的授权,这从周破例夜半电话叫醒毛可以得到印证。六六年八月周秉承旨意在清华干的不错,为十一中全会黜刘打开了突破口。然敌存灭祸、敌去召过,共同的对手已去,这次周还能不能忠实贯彻自己的路线方针,实难逆料。江青政治上固然可靠,但从她对清华两派和蒯大富的态度、以及727前后特别是728接见的表演推测,很可能她并不赞成727不偏不倚的做法,而且演员出身的她,平时处理政务不过因人成事,真要独当一面去搞定清华,多半搞砸。张、姚毕竟是书生,调兵遣将非其所长,而且北京不是他俩的地盘,既师出无名,更难以指挥。军委办事组那边本已尾大不掉,让他们介入不但请神容易送神难,还可能将军队的派系纷争带入清华、乱上加乱。北京市谢富治这几个倒是唯命是从,但领会和贯彻战略意图的水平差距不小,而且蒯大富压根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搞定小小清华园,居然无人可以信赖委托,只有自己出面。由此亦可理解,文革中那个副帅即第二号走资派,为什么一直给其留有后路、充作战略后备。

  另一原因,则是对形势的误判。本以为有禁卫军亲征并充当指挥和后盾,由北京市和卫戍区出面,数万工人出其不意大兵压境,几百人的武斗队必定望风披靡,兵不血刃即可凯旋而归。最多一直不听话的414制造点麻烦,正好趁机修理他们。自然无需另外指派火线总指挥,且卧榻安睡,但等明日胜利报告。然而事态发展却出乎意料,至少有八个没有想到,导致了对形势的误判和失算:1,没想到蒯会武装抵抗。听到蒯派开枪、宣传队多有死伤的电话时,毛的第一反应是“造反派,真的反了!”比愤怒更多的情绪显然是大感意外。可为佐证的是,据“宣传队”的工人事后说,工厂领导当日晨布置任务时,根本就没提到万一遭到抵抗该如何应对。说明布置727行动时,虽然毛也提到可能会流血,但从上到下,并没有为遭到抵抗发生冲突做任何认真准备。2,没想到本来打算搭个梯子,让骑虎难下的蒯司令下台,蒯却认定是“杨、余、付”黑后台操纵。既缺乏沟通,又想不到一块,梯子变成了陷阱。3,毛毫不掩饰“我才不高兴那个414”,却没想到对宣传队,“414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反而”的口气显然是意料之外。414在727无可指责、上下得分,清华今后的戏不大好唱,毛只有悻悻而言:“现在414高兴了,井冈山垮台了,我就不信”。4,没想到临时动员的几万工人,不可能象纪律严明的军人,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抵抗就有冲突,有冲突势必升级甚至流血,直到开枪死伤多人。宣传队必然群情激愤、撸起袖子准备打,局面完全可能失控。5,没想到清华的团派武斗据点内,除了本校学生,还有蒯司令的外省战友,其中不乏历经武斗沙场的凶悍之徒,他们多半不会在727置身事外。6,没想到北京清华和安徽芜湖的形势格局大不相同。没见过大世面的安徽造反派,哪能想到“杨、余、傅后台”那么复杂的背景,哪有胆量和驻军直接对抗?蒯大富却自恃毛、江是其后台,压根不把北京市放在眼里,当然更不把来路不明的“宣传队”当回事。在安徽制止武斗,有李军长亲临一线指挥决断,自然稳操胜券。北京这边虽高官如云,却没有责权高度集中的“李军长”。7,没想到清华727枪声一响,大小官员、各路人马谁也无从定夺,只有请示周大管家。精明如周,深知圣意难测,既然事先未被委托授权,何必冒风险去收拾局面?只有破例叫醒梦中人请示定夺。8,原来设想727行动自己只要幕后策划,在地图边向几名亲信面授机宜就万事大吉。没想到出师不利事情闹大,还必须亲自出面才能收场。经济学家奈特说过,企业家的价值在于把握不确定性,其实把握不确定性对政治人物而言更为重要。毛对727剧情发展的不确定性,缺乏预判却师心自用亲自导演,显然应负演出失败的主要责任。

  毛之所以不让别人插手727,应当还有两个小算盘。一是如果委托他人去清华,担心对清华两派,他的态度和立场不能得到忠实体现和贯彻,此前派到清华的海军宣传队即为前车之鉴。毛、江从不掩饰他们对蒯大富的偏爱和支持、以及对414的反感和不得已。他们也清楚蒯在上层并不招人待见,728接见各方首长对蒯轮番批判围攻,为蒯说好话的也只有他俩。其中固然有外交部两个小耗子说的他们做脸、别人做屁股的情状,但对蒯等动情之处,却也并非全是做戏。毛不问情由,命令立即在大会堂前释放鲍长康、江对陈育延的特别关照、毛退了场又返回叮嘱不要整蒯大富,皆为明证。他们应该估计到,派别人去清华,蒯多半没有好果子吃,而至少在727之前,毛对蒯仍然抱有不小的期望。另一个小算盘,则是要借机栽培昵称小谢的谢静宜。毛在晚年,“内举不避亲”、对亲属和身边人的着意提携,有目共睹。虽然后来张姓女子入常的名单真伪莫辨,但小谢可是从727开始,几年内从一名机要员,跃升至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据说差一点还当上了副委员长。无奈727前小谢既无从政经验和资历,又寸功未立,如何拔擢?无论是派长子入朝、还是叮嘱江青要“立新功”,以及文革初推荐《触詟说赵太后》,不难窥见打天下出身的领袖培养身边人的思路。派禁卫军出征清华,让奉旨出朝的小谢出头露面,参与平息清华武斗这桩貌似风险小、影响大的差事,机要员的升迁就有了铺垫。虽然迟群小谢最近在新华印刷厂作出了些成绩,但率领千军万马进清华,只有亲自担纲727总导演才方便点将,否则海里人才济济,哪里轮得上小谢?小谢这位通天的机要员,经727亮相,就此登上了政治舞台。但点将小谢显然不合常规,和小谢中间隔着好几级的上司、海里大总管汪东兴,不但没有在727现场抛头露面,而且728接见时众大员皆谈锋甚健,唯独汪一言不发,倘有所纠结和不满亦在情理之中。也许有人要指责此推测系诛心之论,但倘非如此,为什么小谢恰恰在727后,被完全不合常规地提拔?为什么在清华秉旨当差卖力气的是迟群,青云直上的却是传旨的小谢?到了丙辰年覆巢之下无完卵,又是“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迟锒铛入狱、谢却得免牢狱之灾。

  727最大的谜团,也是蒯大富们的最大心结,就是他们忠心耿耿跟着伟大领袖闹文革,一向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和偏爱,直到728接见伟大领袖对蒯大富仍然关爱有加,为什么727如此大规模行动,居然事先不让中央文革派人知会一声?特别是当天盲从蒯氏命令、打死打伤工人从而被追责、连累后半生的同学,对此尤难释怀、格外怨愤。五十年过去,不但蒯大富们对此耿耿于怀、百思不得其解,甚至一向严谨的史家如秦晖先生,还怀疑此乃毛氏阴谋、故意给老蒯挖坑。事出蹊跷,难怪秦先生的想象大胆,也再次证明面对复杂的历史事件,让非亲历者准确判断其中格局,实在勉为其难。

  小谢等当事者的回忆说明,不打招呼既非疏忽、更非阴谋,而是事件策划时刻意为之的重要一环。认为出其不意可以防止包括黑手、派性在内的各种干扰,对不战而屈人之兵,更为迅捷有利,所以层层布置时就要求保密,不让清华方面知道,“知道了不好办”。然而事实证明此举失当,是导致蒯大富们顽强抵抗的重要原因。所以面对嚎啕大哭、埋怨为什么不打招呼的蒯大富,毛也意识到不打招呼的失误,颇为尴尬,只好含糊其辞、用一句“招呼其实也是打了的”搪塞过去,接着又反诘蒯“414不也没打招呼?”为之辩解。也许毛历来信奉兵者诡道、“形兵之极,至于无形”;也许是他以为414反文革反江青、这次可能又对抗中央,正是因势利导予以解决的好机会;也不排除对清华和老蒯比较了解的幕僚,出了这么个“馊主意”,等着看老蒯跳进这个坑。但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毛、蒯之间缺乏了解和沟通,导致相互严重误判。紫禁城那边想的是,你清华在北京市,让北京市给你打招呼足够了,414还压根没招呼呢?文革今后要走上逐级指挥的轨道,中央不再直接发话,就从727开始。但没想到有中央文革的支持纵容,蒯等骄兵悍将早已不把北京市放在眼里,北京市的招呼对蒯只是耳旁风。清华园这边蒯想的是,这两年走资派乌纱成打落地,一茬又一茬如同割韭菜,谁知道会不会又有大人物要被抛出来?宣传队要是你老人家派的,看在我忠心耿耿斗王揪刘的份上,怎么也该让江青派人知会我一声。蒯没想到他远未被当成远新、小谢那样的自家人,仍属于“王关戚”之流说烹就烹的走狗。紫禁城那边觉得蒯应该明白,在北京搞这么大的行动,我不点头谁敢?周不是说过在北京调一个排的兵也要经毛批准、谢富治不是说在北京开一万人的会也要中央点头吗?你蒯大富怎么会这点政治常识都没有?蒯却以为,文革兵荒马乱,一切皆有可能。“百万雄师”在武汉不是还把你老人家包围了吗?前不久你们不是还在说“杨、余、傅”有黑后台吗?这两年我们在北京不是动不动就搞数万人的行动吗?紫禁城那边想的是,最近中央接二连三出布告、发通令,你们应该领会中央制止武斗、要“收”的意图。蒯想的是,最近形势异常,是中央斗争激烈的表现,赌一把和宣传队背后的黑手斗,保不齐和二年前反王光美一样,立功的机会又到了。紫禁城那边看清华武斗荒唐可笑不成气候,学生娃娃不至于“真的反了”、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动武。蒯大富却以为,宣传队徒手进校,又无首长露面,似乎没有多大来头,二年前来清华为我平反的,可是周恩来率领几乎所有政治局成员。武装斗争是革命的最高形式,考验井冈山人的关键时刻到了,只有不怕牺牲,才能争取胜利。727同台演出的两位主角,彼此误解误判如此之深,戏演下去将如何收场,不问可知。总导演气得连连骂道:“你真蠢”!真蠢的家伙除了埋怨为何不打招呼,也只有嚎啕大哭的份了。

  对盟友和对手的误判,乃政治和军事博弈之大忌。袁氏称帝,系政治误判的典型。冷战期间,美苏为避免相互误判酿成严重后果,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务实安排。内战时期的中共,得益于卓越的情报工作,对国军动向每能准确判断、多有胜算。然夺取政权之后,在一系列重大政军博弈中,却屡屡误判,每每失算。朝鲜战争前对美国出兵误判;57年整风和民主党派相互误判;培植盟友从地中海明灯到红色高棉一再误判;913之前统帅和副统帅彼此误判;丙辰安排后事对各方势力真实立场的严重误判;后毛时代的己巳年,朝野皆误判酿成灾难;如何防止战略层面的严重误判,也许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然而727的决策者对于误判及其后果,并没有半点反思和自责,728接见时的相视而泣,并非为死伤者一掬同情之泪,而是为戏演砸了、事与愿违而难过。一切过错在愚蠢的蒯大富,没人敢说行动安排有失误。最擅长揣摩主公心态、并在其闯祸后为之开脱的,还数林副统帅,一句“损失最小最小”,就把727严重失误之“鹿”,硬指为“成绩最大最大”的“马”,俨然六二年七千人大会的故伎重演。一干与会者随即附和,728这一幕,也许是进城后凡遇重大失误的常态,怎能不令人掩卷长叹!

  文人叙事,每以天气景色描绘为烘托。胡鹏池在他的新作《芦花瑟瑟》中,描写瑟瑟芦花,令情感的寄寓、气氛的渲染,更添文学感染力。《清华727》却疏于写景诚为缺憾。727当天白昼炎热,下午从科学馆撤出的人群经东西干道东行时,蓬头垢面面色惨白,在阳光下格外刺眼。傍晚时分天公落泪、入夜一度疾风骤雨,令雨中进退两难的宣传队,处境更加狼狈不堪,上万工人又饥渴寒冷、迟迟得不到明确指令,不时枪声乍起、顿时一片慌乱。子夜开进校园的卫戍区军车上,刺刀在雨夜的灯光照射下闪着寒光···宣传队的领队之一,后来入主清华的迟群,对此情此景应难以忘怀,所以727后在清华一次会议上,突然冒出一句:“727总是要下雨的”。迟群727时乃8341部队的宣传科副科长,他说总是要下雨的另一次727,应该是十五年前板门店停战签字,时值7月27日。不知道彼时已经入伍的他,是朝鲜战争的亲历者,还是在清华727的雨夜中、听触景生情的战友,对十五年前727的回忆。

  板门店和清华园,相隔十五年的雨水,也许都象征着上苍熄灭战火的悲悯情怀。但点燃无谓战火、令无数生灵涂炭的罪行,并没有得到真诚反思和清算。为了狭隘的利益、虚妄的理想,以革命等形形色色貌似美好的名义,视愚民为草芥、驱使其争斗杀戮的悲剧,至今仍在这个星球上不断上演。本书作者以古稀之年,写就《清华727》,是期盼未来的人们,不再重演我们这代人经历的悲剧、不再遭受我们曾经的苦难。

  让727的雨水,将邪恶的战火永远熄灭。

  727总是要下雨的,未来的727,还会下雨吗?

川文 丁酉暮春

http://hx.cnd.org/2017/08/07/%E5%8D%8E%E5%A4%8F%E6%96%87%E6%91%98%E5%A2%9E%E5%88%8A%E7%AC%AC%E4%B8%80%E2%97%8B%E4%B9%9D%E2%97%8B%E6%9C%9F%EF%BC%88zk1708b%EF%BC%89%EF%BC%88%E4%BD%9C%E8%80%85%EF%BC%9A%E8%91%9B%E5%85%86%E5%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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