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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豹口述:1966年四见陈丕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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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四见陈丕显
----张文豹 口述 黄谦 整理


1966年的中国,云诡波谲;我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四次前往陈丕显书记养病处,接受他的直接指示,做了一些工作。多年往事,历历在目。


2月份,江青在林彪支持下在沪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与此同时,《二月提纲》传达到上海市党政机关,山雨欲来风满楼。5月10日,陈丕显秘书余永年通知我去华东医院见正在养病的陈丕显书记;我即赶去,在华东医院病房,陈吩咐:“我要你亲自去趟北京”,我问“什么事?”陈说:“去中央组织部找安部长,调取30年代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历史档案。这两天你安排一下,快去快回。”11日,我将此事告知杨士法部长,杨似已知道,听后也不说什么。12日上午,在虹桥机场乘坐伊尔24型的小飞机飞往北京。途中,女乘务员小王告诉我,飞机要在济南降下,加油,吃午饭。下午2点,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我打电话通知了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他们派小车将我送到翠明庄招待所,安顿后,即打电话向安子文部长报到,安说:“你来了就好,明天上午来找我吧。”13日上午,到西单组织部4楼见安,把来意说了,安说:“好,我替你准备一下,不要着急走,有事跟你谈。”接着,安子文部长急切地询问上海的“四清”运动的情况和干部的思想状况,我作了简要的汇报,说:“大家询问:姚文元的文章直接针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把历史上的罢官、翻案和当前的现实联系起来,到底有什么含义?当前为何要发表这样的文章呢?很不理解,对姚文的背景也不敢多加揣测,普遍感到困惑。”安说:“北京市委认为这是个学术问题,你看过《二月提纲》吗?‘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提纲》的意见是对的。”我接着反映:“对《二十三条》中提出要重点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家不能理解。在运动中到底解决什么问题?中央有明显不同的两种意见,毛主席和刘主席对问题的不同看法,为何还要往下传达?这是怎么回事?上海的干部们都很困惑。”安听了,神情凝重,没有回答。我又说:“党内什么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家都有一种预感,似乎又会有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到来。”安也没正面回答,只是说“按中央指示办,可能又有新的指示。”当晚,安部长邀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帅孟奇、李步新、陈野苹,秘书长赵汉,办公厅主任王雨亭,和我共8人在会计司胡同安宅吃晚饭,安部长说“就吃点家常菜哦”,厨师老王烹制了面食猫耳朵,有藕片,木樨炒虾仁,红烧肉,鱼香肉丝等七八个菜,喝了点西凤酒;我自1957年到上海工作后,还是第一次回北京,和老领导、同事们相聚叙旧,言谈甚欢。14日,依安的安排,到档案科长刘冀鲁处签收档案材料。15日回到上海,16日通知余永年事已办好,余告诉我不必再去华东医院见陈,将材料交给市委办公厅副主任苏超即可,我略略扫了档案目录一眼,是夏衍、于伶、陈鲤庭等人的历史材料,立刻到康平路市委办公厅将档案材料当面交给苏超了。17日,中央发出“5•16通知”,全国范围的文革开始了。


8月12日,陈丕显在华山路一幢洋房内,找我单独谈话,陈说:“市委决定成立上海市红卫兵联络站,你担任主任。”我表示“自己一直从事组织工作,对上海的学生情况不熟悉,难以胜任,建议由团市委书记张浩波兼任。”陈不同意,说“这是市委的决定,要服从,”并说“你是从中央机关调来上海的,你的条件比较合适;再从市委宣传部、团市委调两个副手,你们一起赶快把这个摊子办起来,有事及时向市委报告。”14日,我领衔受命,在陕西北路500号市团校大院挂出“上海市红卫兵联络站”的牌子,在二楼朝南一间大屋内,召集担任副主任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蓝瑛、团市委副书记郑均培和另外三位干部,共六人开了碰头会,作了简单分工,我主要负责接待,蓝负责宣传方面的事务,郑负责联系各大专院校,其他三人负责安排住宿,提供各种物资材料等具体事务;大家都感到责任重大,表示要认真诚恳地做好工作,但如何接待,心里都没数。8月20日,第一批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后,便来联络站,经其自我介绍,知道带队的是谭怀远(谭震林之子),叶子枫(叶飞之女),此行主要是向上海市委通报北京红卫兵运动的情况,提出要看望陈叔叔。我即向苏超汇报,经安排,21日下午,我带领谭、叶去华山路洋房见陈丕显,见到陈,他们便自报家门,说“爸爸问你好!”,陈叶请他们代向其父问好,接着,谭介绍了北京的情况,他们赞成“十六条”、反对“打砸抢”、不赞成宣扬“红色恐怖”、不赞成“随意批斗”;并且建议上海也应及早成立红卫兵组织。陈听了很高兴,表示赞同,当即对我说:“这件事你去负责办一下。”这批红卫兵到主要的几所大学串联了一两天就去杭州了。


先前的几天,市委已着手筹备上海市红卫兵成立大会。8月19日,苏超打电话给我:“曹市长叫我告诉你,23日召开上海市红卫兵成立大会,你们迅速去联络各红卫兵组织,协助做好会议组织工作。”当时,华师大“心向党”推荐,拟定该组织的领队人女大学生李本荣代表红卫兵发言。我觉得她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请示市委获得同意后,22日上午,找李谈话,问了她一些问题,他一一作了回答,是山东省荣成县人,22岁,贫农出身,在教育系就读,共产党员;他们一致表示拥护党的领导,保护校党委,坚持学习。我看了发言稿,要求加上一条:“倡议全市红卫兵组织起来。”并表示“市委会表态支持。”23日上午,在人民广场召开了上海市红卫兵成立大会,有三万多人参加。市委副书记、市长曹荻秋,市委副书记梁国斌,上海警备区政委刘文学,副政委张宜爱、李彬山,空四军和东海舰队的代表,劳模杨富珍、杨怀远、蔡祖泉等参加了会议。曹荻秋代表市委讲话,表示支持上海市的红卫兵运动,刘文学代表警备区讲话,李本荣代表红卫兵发言;选出了廖年(廖政国之子)等四人为红卫兵总部负责人。会议期间,我一直在会场安排、协调各组织的排列、站队、进出,巡视会场情况,也遇见了我大儿子和他所在的61中学的红卫兵们,打了招呼。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些“保皇派”的红卫兵纷纷去了各地串联,没有形成为一支队伍。


8月24日,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 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是9月24日成立的,8月24日到上海的可能是中学红卫兵或清华大学红卫兵——编者)两大红卫兵组织的一批有80多人到上海,30多人来联络站,他们身穿旧军装,手持“红宝书”,要求提供宣传工具、各种物资材料,要求提供市委机关地址。一位梳着羊角辩、自称“鬼见愁”的胖墩墩的北航女大学生,反复向我们宣讲“红色恐怖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还说:“你们不支持我们,就要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我瞥见她的一个笔记本上写着一个名字:“刘春娥”。经报告、请示市委后,向他们提供了索要的做宣传用的一些物资材料。29日前后,北京红卫兵大批来到,聂元梓系“首都红三司”的也到了上海。他们不来联络站,直接去各大专院校串联、动员“造反”,并积聚在延安西路33号市委机关门前、静安公园等处,鼓动市民支持他们起来造反,冲击市委机关的意图愈来愈明显。许多市民与他们展开辩论,杨富珍带领着一批工人赶来劝说他们离开、不要妨碍办公。29日上午9时许,苏超通知我和联络站的同事赶快前去做劝说工作;在33号门前,我向红卫兵们自我介绍:“我叫张文豹,是市红卫兵联络站的负责人。同学们,不要冲击市委机关,这样影响工作,希望大家离开。”下午,又到静安公园继续做红卫兵们的工作,还和他们及部门持“造反有理”、“红色恐怖”观点者展开辩论,我谈自己的观点:“解放以前,敌人对我们实行白色恐怖,我们革蒋介石反动派的命,造旧社会的反,那是有理的;现在新社会,不能革自己人的命,造人民政府的反,这是无理的,我认为:没有也不能实行实行红色恐怖。”好多年以后,我所住花园公寓的邻居老蔡见到我说:“老张,那时我也去静安公园了,看到你和北京的红卫兵们辩论,我看他们辩不过你啊。”


但是,劝阻无效。上海的许多工人们神情严肃、庄重,手挽手组成人墙围绕在33号周围保卫上海市委机关;北京红卫兵们不断力图冲击进入33号,很难抵挡。30日我向苏超报告:“看样子顶不住了。”苏告诉我:“已通知,所在机关决定31日放假;文件等全部转移,把门窗关好,做好受冲击的准备”,并让我尽可能进行劝阻。31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部分红卫兵找来梯子等工具,从东侧爬墙通过楼梯进入了33号大楼内,从里面打开门锁,人墙再也无法抵挡,大批北京红卫兵瞬间一拥而入,我看到了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红卫兵们的一张张兴奋的脸在晃动。有一位红卫兵爬上楼顶,想扯下国旗;见状,我和许多工人、市民们痛心疾首、齐声高喊:“不准降国旗!不准降国旗!”我冲着他喊:“这是国家的标志……”,结果,愤怒的吼声震慑了那位冲动的红卫兵小将,他住手了,五星红旗仍在飘扬。我午饭也没吃,进入33号继续劝说,看到因事先做好了准备,红卫兵们一无所获,稍感宽慰。晚上6点左右,红卫兵们才逐渐散去,回所住学校了。但是市民们仍然三五成群,议论纷纷,忧虑、迷惘、不安。晚上走回联络站,向苏超通报了情况。当时,我和蓝瑛、郑均陪都步行往返各处,另三位同事骑自行车四处联系工作,非常辛苦。11月5日,马天水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交大“反到底”红卫兵组织要查抄烧毁档案,校党委希望我去做劝阻工作。交大派车将我接去,和党委书记余仁、校长张华等略作交谈后,就在校部会客室直接和该组织负责人之一的严步东等见面。不多时,严等要求我到该组织的司令部和他们谈,说:“你来了,我们欢迎,你就在我们这儿住下来!”我也想和他们多接触,了解他们的思想,看看他们是如何组织、活动的;就答应住下来。于是,和严等在学生宿舍同住一屋,睡在下铺,买饭菜票和他们一起在食堂吃饭,排队时还相互让先,他们客气的称呼我“老张”。这样,和他们同住同吃,并四处走走、看看,在宿舍和他们聊天;了解到,他们不信任校党委,怀疑档案里记载一些不利于他们的东西,因此想烧毁,认为这是“扫四旧”的革命行动。我对他们说,这不是“四旧”;档案每个人都有,和户口一样,我也有档案;没有档案,怎么证明你是谁?怎么毕业?怎样接受工作分配?这是关系到你们今后一生的事情,怎么能烧毁呢!你们要相信校党委,建立学生档案是国家的统一规定,是对你们的爱护。我每天到校党委通报情况,也要求他们一起做工作,校党委的组织部岳部长和其他干部、教师们一起向他们解释,进行劝说、疏导,终于缓解了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以后,未见“反到底”组织的红卫兵继续进行查抄烧毁档案的行动。
11月9日晚七点,严步东等突然不由分说地把我拽到一辆吉普车上,说:“一起到文化广场开会去”,问开什么会,严说“不要问了,去了就知道。”我和严及另外两个人到了文化广场后台,严说:“我把你介绍给王洪文”。接着对王洪文说:“这是张文豹,市委红卫兵联络站主任。”王对我说:“我是工总司负责人,叫王洪文;我们在这里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希望你代表市委讲几句话,支持我们起了造反。”这是第一次见到王洪文,在场我所认识的有潘国平,潘见到我便说:“我见过你,你就讲几句,代表市委支持我们。”我无任何思想准备,感到问题严重,面对突如其来的要挟,我镇静下来,停顿片刻后,对王、潘等说:“你们工人师傅要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允许的,但是,要按《十六条》办事,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停产闹革命。第二,我是市委机关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我无权代表市委。”王洪文等人说:“不行,其他人没找到,就找到了你,你是联络站主任,你可以代表市委。”潘国平一边把我往主席台推一边帮腔说“你可以代表……”,我再次解释“我是和学生打交道的,你们工人师傅要起来造反,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王、潘等说“不行,既然来了,就到前面去和大家见个面”,我摆脱推搡,自己走到主席台前,看到昏暗的灯光下全场坐满了人,王洪文用麦克风介绍:“张文豹是上海红卫兵联络站主任,欢迎他代表上海市委支持我们起来造反,欢迎张文豹讲话。”下面高喊:“你代表市委讲话,你代表市委讲话……”,等喊叫声停了以后,我就向台下的人们说:“工人师傅们,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号召的、中央领导的革命运动,你们起来参加是可以的,但《十六条》的规定是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停止生产,起来革命、造反,这样违背《十六条》,不应该。我是市红卫兵联络站主任,但只是市委机关的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无权代表市委,我劝你们还是按《十六条》规定办。”台下面“不许你胡说,不准推卸责任……”的叫喊、嘘声乱成一片,我站在台上,局面僵持着,王洪文见状便朝台下的人群说:“师傅们,他既然不支持我们造反,就把他轰走好了。我们另想办法。”旁边的潘国平等恼羞成怒,狠狠斥责我,叫严步东把我带回去,混乱中有人打了我两个耳光。回交大的路上,在吉普车李严埋怨我“你为什么不代表市委讲话?”我说“他们不应该停产闹革命!我也无权代表市委讲话。”严说:“你真是,如果你说了支持他们,以后日子就好过了。”我说:“我不能那样做。”回到交大学生宿舍,我一夜没睡好。


第二天一早,我向苏超通报,苏说“昨晚还有这事?……”我说“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行动”。中午,校党委派人找到我,说“梁国斌副书记叫你赶快回去”,即派车将我直接送到康平路市委,梁国斌已站在机关大院小车旁等着,看到我便说:“跟我去安亭车站,他们已经卧轨了!”下午2点左右,我随梁国斌、李庸夫直达安亭车站。车站内,许多人散乱地坐在铁轨上,有的在站内四处游荡,火车全部停运了。车站的工作人员把我们引到值班室,王洪文不在,便把一个约30岁、穿工作服、听闻是一纺织厂的机修工的小头头找来了。梁严肃地批评他说:“你们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不应采取卧轨这样的行动,阻断交通,火车不能运行,影响国家建设,要赶快撤回去!”小头头说:“我们起来造反闹革命,你们市委不支持,找你们领导又找不到,没办法,只好在这里;你们不管,中央文革会管我们。”李庸夫插话:“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国家宪法、法律没有规定用阻碍交通飞办法来实现自己的要求;赶快撤走,让铁路恢复运行。”在场的造反派们轰起来:“你算老几?你们说话不算数。”梁表示:“告诉你们的司令,还是要按《十六条》办,赶快撤走!”小头头说“我汇报过了,我们的行动听王司令指挥。”谈话不足半小时,劝说无效;我没插话。回来路上,都沉默不语,到康平路时我说:“梁书记,看来事情闹大了,要研究怎么应对。”梁回答:“那好吧。”梁有用小车把我送回陕西北路联络站。见到蓝瑛、郑均培后,我对他们说“事情愈闹愈大,看样子,大的风暴还要来,要做好准备。”


11月14日,苏超通知我下午1点30分去康平路市委2楼会议室列席常委会。会议主要是听张春桥的意见,陈丕显没有出席,曹荻秋主持会议。曹说:“张春桥同志从北京来,代表中央文革和我们商量怎么妥善处理安亭事件的问题。”接着张春桥站了起来,面露愠色,用手指着曹:“你们完全错误!为什么不支持他们起来造反,上海是工人阶级的大本营,有优良革命传统,他们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你们一个领导也不跟他们见面,为什么!”常委们静静地听他批评,张接着又说:“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从上海发起的,你们跟不上形势,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要尽快改正。”曹荻秋说:“丕显同志一直在养病,市委的日常工作是我主持的,我们这些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对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充分理解,对工人起来没有加以支持,这是我们的失误,愿意接受春桥同志的批评,研究怎么改正。”张提出:“;有错就改嘛。我带来中央文革小组的5点意见,请你们考虑。”所谓5点意见,内容即为张春桥签字同意的工总司的5项要求。曹说:“春桥同志代表中央文革谈了5点意见,大家看看有什么意见?”沉默了几分钟,马天水首先发言:“我赞同春桥传达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上海工人师傅起来闹革命是正当行为,上海工人有革命精神,我们应该支持,我同意5点意见。”接着王少庸发言:“我觉得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批评应该接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争取主动,陷入被动,现在应抓紧时间把这局面改正过来。”曹问:“其他同志有什么意见?”又沉默了几分钟,没人讲话。曹最后说:“按春桥同志的5点意见、我们照办好了。”


11月20日,苏超派车把我从陕西北路接到华山路陈丕显养病处,市经委副主任熊中节已在坐,陈丕显对我俩说:“这几天的形势你们都了解,工总司成立了,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委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困难。”说着,他双手一摊:“看来大势已去。”嘱咐:“你们两个,现在要注意,老熊哦,你要想办法把工业生产抓好,尽量减少损失。你呢,”指了指我,“在联络站要注意掌握各方面的情况,及时向市委汇报,并且要想办法帮助解决问题。”我们问:“陈书记,你身体怎样?要多保重!”陈回答:“最近身体还好,希望能挺过这一关。”谈了半个小时左右。一起出来,我和熊中节互道:“再见,多保重!”


我和联络站的同事们,按照陈丕显书记和上海市委的指示精神,恪尽职守。11月30日,“红革会”占领《解放日报》社、阻止了报纸的出版;我和蓝瑛等奉命三次进入报社内了解情况并做劝说工作,但无效果。秋末,寒意渐深,安子文部长的儿子安民来到我家,告诉我,北京的造反派红卫兵冲击了中央组织部,他父亲已受到批判,提醒我要注意了。12月30日凌晨,工总司和各路造反派冲进康平路市委机关大院,围殴赤卫队员,扫荡了市委办公大楼,我们闻讯赶去,只见楼内已空无一人,一片狼藉。


回到联络站,我对蓝瑛、郑均培和其他三位同事说:“联络站解散吧。各回原单位。”至此,上海市红卫兵联络站的任务也就结束了。


(张文豹,曾用名:张旭东,历任东北人民政府秘书处长、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副主任、上海市新成区委书记、静安区委书记、上海市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淮南市委书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4d958f40100zj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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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7-08-15
张文豹,黄谦.1966年四见陈丕显[J].炎黄春秋,2011,(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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