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应用 会员列表 统计排行 搜索
  • 1640阅读
  • 4回复

关河情:在光化一中读书的七年半(1960-1968)

楼层直达
级别: 管理员
                  在光化一中读书的七年半

        记得小学考初中是一九六一年,当时全老河口镇八个小学,也像现在一样,分两个考场集中考试。四小以北的小学即一小,二小,三小,回小集中在四小考场考试,四小、五小,六小,沙岗小学集中在六小考场考试。混混沌沌的我也不知什么利害关系,可家里老人却很重视,当天早上,姥爷和母亲说考试要吃鸡蛋,一是耐饿,二是不经常上厕所。给我煮了两个鸡蛋,做了可口的早餐,我们三小全班同学老早就到了四小考场。六十年代初的小学教学设施非常差,只有六小与四小的设施要好一些,其实也只是教室略大一点,桌椅要好一些,我们三小当时低年级教室还是用一高一低的圆木竖立着埋在地上,上面再钉上长条木板,高而宽一点的当桌子,低而窄一点的当椅子,窗子没有玻璃,冬天,每个小学生向家长要钱凑份子,买上白棉纸糊上挡寒。小伙伴们就这样在这种环境中学习。由于年幼,也不知好坏,也不知挑剔。竟然也学了六年,小学毕业了,要考中学了。考试只考语文与算术,我还依稀记得,算术还考了一道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的试题,那年八月中旬,家里接到了通知,我被光化一中录取了。幼小的我很是高兴,只听说一中很大,教室很宽,老师很棒,但没有进去过。光化一中,像梦一样在我脑海里萦绕。

当年的光化一中(一)
          
       每天做着已经在一中上课的梦,醒来却还没有报名,好不容易昐到了报名的那一天,我和一同考取一中的同学约上到一中报名。到了一中,我们很茫然,因为当时国家进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政策,那时很有名气了光化二中,却受到了调整被撤销了,二中与光化一中合并成一个学校。这时的光化一中已经是个很大的学校了,听说甚至超过当时有的名的襄阳四中、五中的校区面积。我们这些新生究竟在哪边报名呢?我们先到了原光化一中,后一打听,初中的新生在原二中那边报名。原来,合并后的光化一中,分成两个部分,原二中为初中部,原一中为高中部。我们就到了二中原大门旁一座二层楼报名。 其实初中部的原二中在全县也是很有名的学校,学校校址也很大,解放前,是由基督教创办的一座学校,解放后就改成了光化二中,要从最早成立教会学校算起,二中的历史应该有一百多年了。在里面还有基督教的几栋楼房,都收归学校使用,不过,还有一座小礼堂好像属基督教所有,上学期间还看到了信徒们做弥撒呢,报名的地方就是原教会的房子,后为老师的办公室。初中部原二中的大门,正对着现在的和平街,进大门左手有十五米地方,有一栋带有西洋风格的二层木楼,是我们一些老师居住的地方。我的初中班主任陈斌老师就住在这栋楼内。在原二中的东边围墙内,是二中的操场,操场的西边,有一座小青砖砌筑的多间建筑,是当时的生物教研室,教研室旁,是一个小型的植物园,里边有当时教生物的徐大功老师精心培育的各种教学用的植物和动物。与生物教研室相隔一条小道南边有一排房子,是老师们的宿舍,其东头是原二中的食堂,二中与一中合并后,已经停用,但在食堂旁边的一口水井,却别俱风格,井上修了一个四角房屋,井且安装一台靠人力或畜力像拉磨一样转动,使链条带动皮圈在白铁皮做成的管子内上行而抽水的老式抽水机。那时,全县还没有自来水,老师们和学生们若要用水,还要在这里像拉磨一样,转动那个长长的横杆,水才能抽上来。在操场的东南角,是一个青砖砌筑一层房屋的小院落,这是全一中的医务室。医务室共有三大间正室,内有医生诊断室,药房,和其他功能室。医务室有男医生一名和女医生一名,这个院落绿树环绕,静谧安祥。 初中部的原二中,共有二十多间教室,都是单层带外走廊的平房。进初中部原二中的大门向里有一个通道,旁边有两间教室是四面环绕走廊。很有一番风味。最南边是初一的四间教室,中间是初二的六间教室,在北边是初三的八间教室,在二中的西南角还有一个院子,里面有一多间教室和房屋全部空着,装着一些课桌和杂物,我们使用的教室都是明亮的玻璃窗户,安装着电灯,六二年初一下学期,全校已经全改装成了日光灯。学生们坐的都是单独的翻板课桌。整个学校环境,比起小学那寒酸劲,真是天壤之别。

当年的光化一中(二)
      
       合并后的光化一中高中部,是原来的湖北省光化第一中学,初建于一九四六年,由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办校。号称省光中。到解放后改为光化县第一中学。座落在当时老河口镇的最南边。南至城墙,东面和北面都是友谊大队的菜地,西至友谊大队菜地与高中部西围墙之间是条直通东启街的土路。整个学校三面全是菜地,一面是城墙,城墙外是城壕,城壕外有一条土公路,再向南全部是庄稼地和村庄,在当时的情况下光化一中的校址,是一个离城中心不远,却又比较幽僻的地方。
       校园的大门是一个上部弧形下部方正的传统大门,弧形的上面砌起砖墙,上面写着湖北省光化县第一中学,正对着现在称作的大公路,直通和平路,这是高中部主要对外联系干道。当时,现在的学府路还没有打通,靠现在大公路的南侧,一直到城墙外的城壕,都是光化一中的辖区,而出校大门口向北去有一条土路,宽约三米,直通东启街(也就是现在学府路的走向)。由于这条土路面对着的是大多数居民生活的地方,学生们上学和放学大都从这个地方进出。而正对大门的大路,行走的学生不多。显得很是冷清。
       进入学校的大门,右手是一个小操场,操场南面是一排老教室,这些是解放前修建的教室,我们入校后,已经改成学生寝室,留了一个教室为音乐教室。这些老教室的西面,南北宽约五十米,向西二百米,是块空地,这块空地种着蔬菜,到最西头,有一个小院,是学校的木工房。还有多间平房,据说文革期间被枪走火打死吴小兵的事件就发生在这里。进大门左手是一排较低矮的房舍,这是老师们的宿舍。继续向东走就会看到一个高高的木架修建的钟楼,上面有一只铜钟。钟楼后面,就是四排老旧的有两个教室样的房屋。,最南面的一排是物理和化学试验室,向北数第二排,是四面有走廊,里面用砖墙分隔成多个房间的建筑,这是是物理,化学,历史,生物,体育等课程的教研室。老师们就在这里办公。向北数第三排是教导处和乒乓球室,广播室。向北数第四排是学校领导办公地方。再向东走进,又有四排教室,这是解放以后修建的教室。红砖砌筑,室内木质抹灰刷白天花板,教室的门均向南开,并有宽两米的走廊,走廊下是一条宽两米的走道,南北两排教室之间是用灌木围起来的花园,再向东走进,又有相同的四排教室,在这两处四排教室中间,有宽九米的道路形成环形,用煤碴修建作为跑道,田径比赛在这跑道上进行。道路柳树成荫,是夏日体育锻炼的好地方,在这些教室的北面,是一个比较大的操场,操场里面有篮球场,单杠,双杠,还有用竹竿做的高高爬竿很有特色,现在很少有这些的体育器械了。
    学校西北角上有大饭厅,实际上是个油毛毡屋顶木质屋架搭建的多间大房间,能容纳1000多人。大厅西头有小舞台,节日时学校组织学生们演出。下雨时体育课可在里面上,学生们吃饭时在里面不淋雨。学校开全校师生大会也在这里举行。

大饭厅南是一个平场,平场向南是大食堂。大食堂确实很大,要管七八百人学生的三餐。,那个平场是在不下雨时放饭桶的地方。每班一个大木桶,是盛稀饭和菜汤用的,按年级顺序摆放,上面写有班级的名字,开饭时,学生们就在这里盛饭吃饭。平场西边是南北顺长的多间瓦房,瓦房外就是到东启街的土路。这排房子有小食堂和买饭票的地方,小食堂是老师们的食堂。老师们一般都会在这里吃早饭和午饭。
       大食堂南有一条路,路南是一排七八间教室的旧平房,最早是学校图书室和女寝室,文革中工作组进校后,作为集中关押所谓黑帮的地方,后来是学校红卫兵武工队,文工队,天南海北队(即对外联络)和一些战斗队总部所在地。在这七八间旧房子的南面,是学校总务处,总务处的陈会计会拉京胡,每天下午就能听到他的京韵琴声。总务处的西边相隔一条路,有一个小院落,这是当时学校最高首长校党委书记晁岱耀全家居住的地方。
       最难忘的是学校最南面的老城墙了。象是学校中突兀升起的一座小山。那时,学府路还没有打通,这条城墙从学校的最东头,一直延伸到学校的最西头。连绵约有四百米长,有四、五米多高,上面长满了树,树上经常有小鸟鸣叫。还有一些废弃的防空洞,城墙边有一些小路能登上城墙。平时有闲暇时,有些同学攀登到城墙上聊天或嬉戏,或听小鸟鸣唱。在临考试前复习时,好多同学都在城墙上树荫下读书学习,背诵俄语单词。这座老城墙,给地势平坦的一中,增添了无限的神秘和沧桑!
那时一中可敬的老师们(一)
        一九六0底年到一九六二年,是光化县与均县合并的时期,国务院决定成立丹江市,市府所在地在现在的丹江口。市长是唐治民。而我们上初中的一年级,正是这个时期。一中和二中也合并为一个学校,分成了高中部与初中部。当时,一中的校长就是从均县一中调过来的高校长,他的一个女儿叫高亦彬,也在光化一中初中部上学,还与我是同一个班。一中的书记是晁岱耀,听说是南下干部,是当时光化县县委宣传部的一位部长来一中兼任书记,,因光化与均县在一九六二年底又各自分开,高校长又调回均县。接任光化一中的校长是刘芳,听说是南下干部,曾是随县的副县长,后因故调入光化一中为副校长。再以后,校长徐化鹏,曾是建国初期分管光化县文化教育的副县长,以后是光化师范的校长,他是解放前湖北英语专科学院毕业生。建国前参加了革命队伍,是受过高等教育、又红又专的专业领导,在当时的政界还不多见。文革前,一中书记叫刘国生,到我离开一中前,最后一名学校书记据说是当时曾当过光化县委办的副主任级的张理行。从光化一中各任的领导来看,光化一中当时的规格是相当高的。
而在这高格调的光化一中更有我那一批可敬的老师们,他们是我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人。
       从一九六一年在光化一中上学到一九六八年离开学校上山下乡当知青的七年多中,一中教职员工共有约百人。在一线教书上课的老师,大概可以分为:解放前就在一、二中教书或参加教育工作的老师;解放后一九六0年前到一、二中代课的老师;还有文革前到一中当老师的老中青三批。
       在一九六一年我进入光化一中时,解放前参加教书解放后继续在一中教书的这一批老师,当时大都都是近三十五岁以上的年龄,正是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时期,有的已有二十年的教龄,他们有的是解放前的大学毕业,有的是中专毕业又自修了大学文凭(那时有考试非常严格并且非常正规的高等教育函授机制),这些老师我能记住的有赵振华,张克全,刘庆恩,罗正瑞,衡光新,李传章,贺丕显,孙友达、袁乃科,刘金鑫,简邦礼,杨祥铭,陈琪琳,徐大功,潘世昌、宋麟阁。校医周泽民,校工黄自强。这些老师们都经过了很多政治运动,而且,当时的政治运动经常对着这些知识分子们开火。经过场场运动还能在在光化县最高学府继续教书的人确属不易。他们个个都非等闲之人,在政治上都有很高的悟性和自保能力,业务上都有一手过硬的本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几乎如白云苍狗而捉摸不定,他们一生可真是跌宕起伏,曲曲折折,有着许多传奇式的故事。
        数学老师张克全,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在教学上能力很强,是学生们非常喜欢的老师。可他在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有人还说是双料右派,真不知从何说起。他的一个孩子与我小学同学,在讲到张老师时,常常感叹由于张老师被打成右派,工资还降了两级。家里孩子多,老伴没有工作,家庭成分不好,七个孩子们虽然都很聪明却极少上过中学。可想张老师是多么不容易, 他能在一中工作,能留在一中教书,就是因他的业务能力很强,工作很出色。
       初中二年级与三年级代我语文的是衡光新老师,听说衡老师在旧社会湖北省一个省立大学法律系读书,以后因为战争动乱,辗转到光化一中当老师。衡老师高高的个子,平时不苟言笑,上自习时,常端着一个大号搪瓷茶缸,泡上一缸子浓浓的茶,那茶缸里的茶垢看起来比茶叶水还浓。他虽抽烟,但在教室里从来没有看到他抽过。老实说,我对文学有着一点喜爱,完全受衡老师的影响。衡老师讲课条理清晰,主次分明,逻辑性强,能深入浅出,知识性与趣味性结合,班上最调皮的学生也很爱听衡老师的课。初中二年级时衡老师脱离了课本而讲马致远的词《天净沙·秋思》,讲到这阙词没有用一个形容词,只用了两个动词,其他全是名词的情况下,用白描的手法,写出了萧瑟的秋色黄昏和一个落魄离乡之人的愁思,震撼了我这个年幼学子的心,五十多年来,那堂课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衡老师还要求我们在课余时间写毛笔字,我们把一些废纸裁成练习本大小,装订成册,临摹颜正卿,柳公权等名人的字帖,他在自习时给我们圈红,使我们领略了毛笔字的韵味,这让我们以后在工作中受益匪浅。上初三时的一节语文课,课文是《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衡老师一开堂,一言未发就在黑板写了八个大字:“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紧接着分析课文中林冲在上梁山前的性格和在高毬逼迫下林冲性格的变化过程,整个一堂课环环相扣,层层剥离,最后突显出林冲这个人物的个性和思想。衡老师的讲课,经常有本校与外校老师来听课,有时,我们教室后面空着的地方,能坐满一些陌生面孔的老师。使我们这些学生们在课堂里更加严肃庄重,丝毫不敢懈怠。
       语文老师罗正瑞,解放前郧阳师范毕业,以后又自学函授大学毕业。课堂上声音洪亮,讲解课文层次清楚,精通古文和现代汉语教学。平时和蔼可亲,善于与学生打成一片,写一手遒劲有力的颜体好字,文革中学校一些墙报上的文章,许多都由他用毛笔誊写。解放前,他很早就从事教育工作。后因战争而失业,一九四九年六月,老县城一个早期参加革命的黎先生回来做知识青年工作,号召鼓动老县城的一批有文化的青年到当时共产党在河南创办的桐柏学院学习,这是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以后改称为南阳公学,相当我省的湖北革大。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老百姓还担心国民党会卷土重来,罗老师当时已经结婚成家有了孩子,家人十分担心对他说:“你参加了共产党队伍,如果老蒋来了,我们就活不成了!”罗老师却对家人说:“国民党绝不会再回来。”,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和劝阻,毅然前往去了桐柏学院,参加了革命队伍。同去的那一批人结业后都成了南下的干部,他由于已经结婚有孩子,被派回光化县工作,开始在县教育工会,以后到二中教书。在一九五六年一次政治运动中蒙冤有“历史问题”而被处以“开除留用,工资降两级,继续在一中教书”的处分。直至一九八四年经老河口市市委组织部审查批准,蒙冤二十八年后才予以平反,由于在建国前参加革命,而且是享受过供给制待遇,成为我市第一批离休副县级干部,根据规定在他去世后还在襄樊日报发了讣告。跌宕起伏的一生,使他成了一名兢兢业业教书,谨谨慎慎做事的人。传奇式的悲喜两重天,常使人唏嘘不已。

《光化一中读书的七年半》——纪念母校一中七十华诞而作(3)


       体育老师刘金鑫,是我读高一时的班主任。他是湖南石门人,一中一成立就从千里之外到了光化一中教体育,体操,田径,武术,样样精通。他培育训练的光化一中体操队在全县享有盛名,在那信息闲塞的时代,一中体操队身着白色的背心,脚踩白色的体操踩脚裤,健壮、修长的身姿,高难的杠上空翻或倒立动作,可盖周围县市和襄樊地区无可匹配。每逢节日举办文艺晚会,一中校体操队把双杠搬到公园纪念台上进行表演,成为光化一绝。刘老师不光在体操上非同一般。在我们上高中的年代,他组建的光化一中校男子篮球队,以许选润,冯春生,余乐林、赵家扬、彭道华等同学为为主力的那一代校队,曾与湖北省女子青年队对阵,这是一支人高马大,身高都达到一米八五以上,并经过专业训练的篮球队,来到光化县后,光化县县女子篮球队,县男子青年队分别与其比赛都败下阵来。而出乎人们的预料,平均身高不到一米七五而且还很稚嫩的光化一中学生男子篮球队却以巧妙的配合,灵活的穿插,准确的投篮,坚固的防守等战术,战胜了湖北省女子青年篮球队,轰动了全光化县各界,在比赛结束后观众还没有散场时,十分恼怒的湖北省女子青年篮球队的教练当场集训球队,并失态地用一记刁钻的传球,狠狠打在一个女队员的面部,成为当时街头巷尾的趣谈。这件事应该在光化一中的校史上重重地书写一笔。那时候篮球比赛都在土球场上进行,在比赛前要用石灰粉画上球场边线和罚球区线及三个圆,刘老师一不用拉线,二不用其他人帮助,他一手提着一个灰桶,另一手拿一个盛石灰的铁勺,瞄好预先确定好的角点,就弯腰小跑将线画出来,线条顺直,圆圈标准,那么大的一个球场,不要十五分钟就能画好,整个动作快捷,准确,在当时的光化县绝无仅有。刘老师在文艺书法绘图方面更有使我们十分惊叹的绝技。他能不用打格,不用临摹,随手在长长的围墙上写出高有三米大字的宣传标语,而且大小一致,字形标准优美。操场的围墙上,由他书写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十二个硕大的艺术字,伴随着我从初中到高中全部读书时光。我们上学路上还看到,刘老师不要帮手,只是他一个人在一片菜地里的一中围墙外,速度很快地书写大型标语,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他在国画和毛笔书法上也很有造诣,他的篆书书法,在光化县和襄阳地区书法比赛中多次获得奖励,一个搞体育的人,能在书法绘画方面具有杰出的才能,就在当今社会上也不多见。
       音乐老师杨祥铭,也是一位非常聪慧能干的人。在那个时代,钢琴很少,大概全县只有一中有两台,以后将一台小的钢琴送给了三中。杨老师会弹钢琴,每次音乐课,都是用钢琴伴奏。那时,流行歌曲都是电影上的歌曲,通过收音机学习,或在报纸杂志上有歌谱,然后有人学会了再教其他人。然而,我们一中在当时流行歌曲的过程中,往往都是全县流行潮的领头人,社会上还没有流行,已经在一中流行开来。杨老师在每天早晨早操后,教全校师生学唱歌曲。当时流行的《丰收歌》《送别》《国际歌》《我们走在大路上》等,都是杨老师早操后教唱的。在上初中时,杨老师曾经在音乐课上教我们唱了一首电影《国庆十点钟》中的插曲《祖国啊,我们的母亲》,歌词是:“家乡啊,门前啊有一朵石榴花,走遍天涯也忘不了她,千条河流归大海,我们歌唱祖国的伟大。”,配上那悠美抒情的旋律,使我这个在外地工作青年,在思念家乡时经常唱着这首歌,而且,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下,终于,我在外地工作了十五年后,调回到家乡工作了。杨老师在绘画上也很有功底,在初二时我们有图画课,就是杨老师教授。仍记忆犹新的是课堂上一幅麦冬花插在玻璃杯子的素描,杨老师画得栩栩如生。令人惊奇的是在文革期间,学校要画一幅巨幅主席像。记得是一进校门迎着道路口,专门砌成一个四、五米高,三米宽的主席像画墙,由杨老师亲自主笔,是一幅主席穿着长大衣,站在海边上的全身像,我们经常站在旁边观摩,有一次他问我:“周XX,你看看这是一种什么色的颜料”?我说是浅蓝色。他说了一句令我十分惊诧的话:“我是个色盲,有时颜色分不清楚” 。而这副主席画像完成后,竟与原作基本相同,几乎与画片上的主席像没有什么差别,成为当时一中的一道风景线。也不知他用什么方法,克服了色盲困惑,完成了这一幅大作。真是不可想象。
       其他老教师各有所长,听说教初中体育的简邦礼老师,在解放前参加了湖北省全省运动会,成绩优异,取得了中长跑季军名次。校医周泽民是解放前国民党部队的军医,以后起义回到人民军队里,解放以后,就在一中任校医,文革中一个同学因枪走火被打穿小腹,同学们把他从高中部校院里抬到在初中部的医务室里,鲜血洒在长有四百米的路上。命悬一线,危在旦夕,到了医务室,周医生用他在战场上的经验进行了止血,又转送到县医院作手术,最后这位同学康复了。再以后他还成为著名国企的CEO呢。要不是周医生在第一时刻及时有效地止血抢救,等送到那么远的县医院,血早都流干流尽了,那位同学哪里还有今天。
那时一中可敬的老师们(二)
       一九六一年前到一中教书的老师在当时还只是二十多岁,在我进入一中之时,他们有好几位还未结婚成家。我能记住的老师们有历史老师舒运华、蔡秀文;物理老师张飞龙、李联森、张天柱;俄语老师蔡铁山、谢宏业;马新礼、邹湘荣、李德英;数学老师刘永禄、何彻之、贺德云、姜全林、陈斌、吴秀琳、,语文老师李绍辉、吴月痕,吴步高、刘鹤轩、王勤怡、程济民,尹家广,化学老师宋金章、李良才,张应龙。生物老师张健修、张学圣;政治老师王月楼、雷福庆;教导处老师秦德让、图书室负责人武必力。这些老师,大都是从华中师范学院(即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毕业,还有老师是从武汉大学毕业。其中有几位在大学毕业后,先分配到当时光化师范当老师,在六0年师范被调整下马后,他们又分配到一中教书。这一批老师们是当时光化一中老师队伍中最强力量,  
      物理老师张飞龙是位非常优秀的老师,他曾教我两年高中的物理,他对所教授的课程十分谙熟,讲课重点突出,条理清楚,他在讲课时基本概念讲授明确,基本规律解释详尽,基本方法由浅入深,能使学生们举一反三,使我们班的物理的成绩普遍提高,很受同学的欢迎。记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他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讲解了原子弹爆炸的原理,讲述了原子弹的威力,他深入浅出,把一个很深的核物理原理讲解得清清楚楚。我才第一次知道一个中子引起的核裂变,会放出2.5个中子.而这些中子又会引起周围原子核的裂变,于是就会象雪崩一样引起一连串的原子核裂变,最后产生了爆炸。他有一米八以上的身高,还是学校的体育健将,无论是跳高还是跳远,成绩都是全校师生第一名。在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他被襄阳师专调走,教授大学物理课程了。同时调到襄阳师专的还有数学老师何彻之,他在光化一中也是数学教得很好、很有名望的老师,听说家在印尼,是位华侨子弟。
       俄语老师蔡铁山,英俊潇洒,外语教的特棒,口语极好,是光化一中的尖子老师,他是我高中时的俄语老师。他在课堂上讲课很有凝聚力,上他的课,同学们都情绪高涨,都集中到他的讲课的语言中,同学们都爱听他的课,初中时他替教我们的俄语老师上了一个星期的课,给全班每个人都起了一个俄语名字,我的俄语名字叫安德烈,至今记忆犹新。蔡老师有很高的外语天赋,听说,他在上中学时学的是英语,大学学的是俄语,按他的俄语的能力,完全可以当一个外事翻译,可惜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只能教书了。还听说,文革后我们离开了一中,学校外语改成了英语,按说这不是蔡老师的专业,可是,蔡老师只用了一个暑假的时间,把中学时学的英语又捡了起来,开学后,走向讲台向学生们讲授英语,而且不比英语专业毕业的老师差。

我高二时的班主任舒运华老师,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他历史教得很好,知识很广博,能写一手非常好的中楷毛笔字。他讲课时铿锵有力,很有激情,常常走下讲台,双手做着手势,有声有色,眉飞色舞地讲着,为防止口沫四溅,经常转身“呸、呸”清理着口水。他很爱时势政治,原则性很强。身体很壮,在学校的运动会上,他的铁饼、铅球,标枪都是全校第一名,记得有一次比赛中一位同学投擲失误,把他的鼻骨打成骨折,白色的纱布贴了好长时间。听说老师们对他评价不错,当工会主席能积极为教师们服务,对教师们的公益事业很卖力。但同学们觉得他脑子里只有一根筋,做事不顾旁人的感受。在当时讲阶级成分的时期,他自己的出身不好,却表现得很革命,甚至超过了当时根正苗红的红五类,大有红梦楼中那贾雨村对贾府抄家时过分表现的那样。记得他每天早上能独自一人站在学校钟楼下,高声练唱着歌唱大寨的《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歌曲。那歌曲第一句“一道清河水―――――”,那“水”的歌谱是:17 65 3-,他老是只能唱成:17 7―――,而拐不了后面的几个弯。去教室的同学们和老师们,对他的举动都投去诧异的目光,而他丝毫不在乎,仍然我行我素,沉浸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意境中。文革中工作组将他打成了黑帮,强迫劳动改造,文革以后工作调动到郑州,听说家庭也不顺当,他自己身体也不十分好,二十年前就得了老年痴呆,一中五十周年校庆时,他从郑州来参加校庆,我亲自拜见他,他却不认识我了。本想在外面设宴迎接他并与我们班的同学们见面,由于他的冷漠以及其他老师说他要赶回郑州,所以也未成行。
       初中三年的班主任是陈斌老师,陈斌老师可是我们初中部最年轻有为的老师,他写得一手好的版书,钢笔字写得很好,他的初中数学教得也很好,初中三年,我都是在陈老师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当时他时常穿着一件毛呢制服,梳着整齐的分头,习惯在课堂中时不时捋一下他的头发,他整天都是整整齐齐,白白净净,很像电影上三十年代大学生的形象。我们都很敬畏他。其实陈老师不光在教学业务上很钻研,很敬业,他还很有政治头脑,文革中和文革前的各项政治运动,都没有沾上他,文革后,他被提升为老河口市电大校长,说明陈老师不是一般的等闲之辈。在六十年代初,陈老师还是领导光化新潮流的人,那年头也兴跳交谊舞,每周末在工人文化宫举行舞会,陈老师梳理得光光堂堂,仪表非凡,在那嘣嘣喳的乐曲中翩翩起舞,我们常常去围观,对我来说,陈老师的言传身教都在潜移黙化之中,让我在以后的生活中也学起跳舞来。我一直坚持以跳舞的方式锻炼身体,现在算起“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跳舞锻炼使我腿脚至今还比较灵活,体能很好,还能在建筑工地上奔忙。我们几位同学有时去探望陈老师并在他家里闲聊,陈老师的老伴已经去世,孩子们另外有房子居住,他一个人过着老年单身生活,但家里拾掇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家中墙上挂着他的墨宝,毛笔书法很有造诣。让人一下子能感觉到陈老师是位风雅之士。稍有遗憾的是当时年幼,不谙世事。如果那时与陈老师的关系拉得很近,能学到很多知识啊!另外,当时班主任掌握着助学金的评定,说不定还能多吃一些助学金呢!(嘻嘻!)
       最值得同情的老师是教语文的程济民老师,他是湖北均州人士,出生在均县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喜爱文学,对古文特别感兴趣,个子不高,眼睛高度近视,完全是个文弱书生,一直到一九六八年我们离开学校,他还未成家。程济民老师学识渊博,精通古文和古诗词,记得有一次同学们在争论薤山的“薤”的读音:谷城与我们这里都是读hai(害),普通话和字典中读音和拼音是xie(谢),到底谁对谁错时,程老师刚好经过,他给我们解释,南方与北方对有些字有不同的声母对应,我们在背声母表时,经常会读到:g、k、h,下面就对应的是j、q、x,这六个字母,上三个与下三个声母南方与北方会有对应发音,南方读声母为g时,北方对应的是j,比如我们把街读为gai。北方就读jie,解放的解我们读解gai,北方对应为jie,鞋,我们这里读hai,北方读xie。薤山的薤,在我们这里属南方的地方,读音就是hai,广播是普通话,以北方音系为基础的,就读xie。程老师一番随意的讲解,使我们学到了汉语韵律学的知识,让我们感觉到程老师掌握的知识是那么广博。在文革前,他就拟稿写了一本大作《陆游诗词浅注》,准备要发稿,可来了文革。工作组进校后,发动了无知的红五类和“革命师生”,揪出了程济民老师这个“黑帮分子”,销毁了他的文稿,专了他的政,强迫他种菜、挑大粪,实际上在工作组离开了学校后,同学里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十分同情程老师,谁也没有对程老师再进行“革命行动”了。
       最值得敬佩的是雷福庆老师,我在上初中时,他是三班的班主任。雷老师的组织能力和指挥能力在全校里是首屈一指。凡是一中大型的文体活动都离不开他。记得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县里经常举行全县各单位歌咏比赛,一中参加比赛时教唱的是杨祥铭老师,指挥排练可都是雷福庆老师。雷老师在当时能象现在电视上的乐团指挥家一样,放开双臂,划着弧线式的指挥手势,在光化县也只有他一人。一九六三年,现在的十堰地区还属襄阳地区管辖,襄阳地区是属于湖北省最大的行政专署,那年,全地区十几个县市包括丹江口水电工程局这个中央企业在内,集中在在光化县举办了乒乓球比赛,比赛地点在当时县委会那个小礼堂里,男队以许选润,田玉才,李啟佑为主力队员,女队以罗杰,卢杰,杨兰香,丁桂芝为主力的光化一中乒乓球队在雷老师的带领下正式成立,光化一中参加了比赛,男女队取得了好名次,一九六四年,全省举办了中学生运动会,光化一中女子乒乓球队一路过关斩将,冲出襄阳地区,到武汉与全省各地的中学乒乓球队展开了激烈的拼搏,雷老师当时是领队兼场外指导,每场比赛他都亲临现场,指导队员正确运用战略、战术,及时做好心理疏导,许多场比赛都是险中逆转,转败为胜。一中女子乒乓球队战胜了一个个对手,最后夺得了全省中学生女子团体冠军,一个地处偏僻的鄂西北小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光化一中,竟然打败了湖北发达地区中学的乒乓球队而荣登冠军之坛,在当时实属不易。取得了这样的成绩都与雷老师付出心血和智慧分不开的。
       而让我最敬佩的是雷老师那为了学生敢于出生入死,勇于承担的精神。在一九六七年一中武工队的几位“革命小将”,竟然驱车到几百公里以外的陕西省平利县去进行活动,受到了当地造反派的扣押,情况非常危急,搞不好就会有生命危险。平利人武部与光化人武部通报了这个事件,这里人武部就派人到平利接洽营救那几位学生回来。因前去平利需要一个了解学生的人,结果就选中了雷老师同往。由于雷老师对学生熟悉,所以,雷老师也就成了主要谈判人。最后,也不知耗费了多少周折,终于把去平利的学生平安地接了回来。文革中,雷老师没有参加任何派性组织与活动,而这次为了救几位学生,他不顾个人的安危,毅然前往当时武斗现象十分严重的地区接学生,这是什么精神啊!每当我们一些同学谈论这件事时,对雷老师这种为了学生而不顾个人安危的精神无不肃然起敬。
        在一九六一年我进一中后才进一中教书的老师有张振汉,雷子平,李开新,黎志均等。这几位老老师当时可是毕业于名校,年轻有为,忠诚于教育事业的好老师。
        张振汉老师在我初二时从大学后毕业分配到一中,听说他大学本来是学化学的,当时学校化学老师已经有了,学校让他改教俄语。而张老师俄语教得很棒,他上午一进教室,就与以前教我们的老师不一样,以前的老师问好的是: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Товарищи,(达日达斯无依,达娃里西)意为:同学们好!张老师来了就改成一句:доброе утро Товарищи,(倒不得乌的拉 达娃里西),意为:早上(上午)好,同学们!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忆犹新。张老师会拉手风琴,拉二胡,排球也打得很好。初中二年级一中全校举办歌咏比赛,当时我们班和其他班都唱了一些流行革命歌曲,而张振汉老师是初二二班的副班主任,他却教初二二班一首民歌《花儿与少年》,那朴实的歌词,那个优美的旋律,令我这个没有听过抒情民歌的青少年十分陶醉,从一个十四五岁的青少年起到现在年近古稀,在我的脑海里还经常不时地回响着这首曲子。是金子总会放光,以后张老师当了老河口二中的校长。

农夫

212
主题    
0
好友    
1034
积分
银牌会员
Rank: 6Rank: 6Rank: 6Rank: 6Rank: 6Rank: 6
该用户从未签到
注册时间2014-4-23在线时间0 小时钻石1369 点阅读权限70积分1034分享0精华0帖子1034
发消息    
12#
发表于 2016-10-10 22:52:15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农夫 于 2016-10-11 07:51 编辑

老子老虎口人 发表于 2016-10-9 10:29
好文!看了也叫我想起30多年前我在一中读书的情景。

       数学老师张克全,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在教学上能力很强,是学生们非常喜欢的老师。可他在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有人还说是双料右派,真不知从何说起。他的一个孩子与我小学同学,在讲到张老师时,常常感叹由于张老师被打成右派,工资还降了两级。家里孩子多,老伴没有工作,家庭成分不好,孩子们虽然都很聪明却没有一个上过中学。可想张老师是多么不容易, 他能在一中工作,能留在一中教书,就是因他的业务能力很强,工作很出色。


       张克全老师是教数学的佼佼者,幽默风趣,品高洁。文革时,张老师在一中的学农基地王甫洲种地,一年秋收后,放寒假,张老师一个人留守。当老师们再来时,满草棚堆放的红薯如初,有些已开始腐烂,鸡子下的蛋被安放在草堆里,还记有账。但张老师仍吃着他的二、三十斤计划粮,人瘦成一根棍。当时的领导感慨地说:"张老师你真傻"。张老师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爷爷张秋甫清末秀才,是老河口清末民初著名学术团体"消寒诗社成员"。张老师有七个子女,长女师范毕业,终身从教,改革开放后,曾担任市第八小学领导。长子高中辍学,曾是一中校办企业负责人。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8-14
李开新,黎志均二位老师,从华中师范学院毕业来到一中时,正是雄姿英发的青年,李开新老师的数学在一中也是很有名的,是学生们的青春偶像。以后,被提升为老河口市督导室的主任,黎志均老师教物理,是高二二的班主任,对学生循循善诱,能与学生打成一片,物理课能把复杂的物理概念和定律讲的引人入胜。同学们都很喜欢他。文革后,黎老师调到十堰二汽一中工作,没有多久,因工作很出色,被提升为二汽一中校长,整个二汽一中升学率大幅度提高。黎老师在二汽整个系统都是赫赫有名。他多次邀我和几个同学到二汽一中去玩,由于当时工作很忙也未成行。很是遗憾。
  雷子平老师是我在上初二时从四川来到一中,听说她是四川一个大学学习教育心理学的,来到老河口后,也改教俄语。雷老师真不愧为心理学毕业的,她初来我们班上课,只点一遍名,马上就记住了全班同学的名字。对学生的心理活动掌握的很到位。所以,像我们这些调皮的学生,真不敢在她面前犯第二次错误。记得上课时有的同学把翻板课桌的桌面轻轻的上下磕动,发出了响声,雷老师是四川人,讲敲为“靠(kao)”,她大声问道:“谁在靠,谁在靠?”雷老师可是犯了光化地区一大忌讳,这个靠的发音,在光化是一个不文明的字。有调皮的同学,索性再磕动桌面,惹得雷老师多次发问:“谁在靠,谁在靠”?全班同学都暗暗发笑也不敢出声。成年后,我工作在外地回来探亲时遇到雷老师,当说起当年的这件事,她操着四川话说“朗格晓得光化这里是那个意思嘛”。与雷老师分别了有二十多年,而一见面她竟然能一口叫出我的名字,还说我当时是个优秀同学,成绩很好。其实我也很清楚,我那时很调皮,成绩也不拔尖。明知雷老师的夸奖是有些言过其实,可听到雷老师的赞扬后,象回到了少年时代,心里还真有点飘飘然呢。
  提起一中的校工老黄,文革中老三届及文革以前的一中校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老黄的大名大概叫黄自强,家住河西,是谷城人,六一年我进入一中时,老黄已四十多岁了吧。听说老黄在解放初就到一中当工友了,负责学校的门卫,打钟,收发,以后又发现他还是学校里的电工,还负责教材和试卷油印。老黄是全校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早上六点,老黄准时敲响学校里的铜钟,唤醒那沉睡的学子们,以后几乎每隔一小时就要打两边钟,每天要到钟楼下二十次。在这二十次打钟之间的时间,他还要收发报纸、书刊、信件。记得当時不知什么原因,邮局不送报纸到一中,老黄还要在上午课中四十五分钟时间里亲自到邮局拿报纸,信件和书刊,二十一个班和上十个教研室,百十位教职员工报纸,刊物、信件要分发,还要负责门卫,几乎看不到老黄有休息的时间,一直到晚上十点半熄灯钟声响后,老黄才能休息。一年两个学期间天天不变。初中时学校教室内电灯改日光灯,是老黄与几位工友和老师动手安装,高中时下了一场大雪,把电线都压断了,看到老黄冒着大雪在校园里接线,中间还要去打钟。考试前的卷子,平时的讲义,也是老黄用当时的老式油印机一张一张地推印出来的。老黃整天忙碌着,从来没有听到他一声怨言,家属和孩子们都在农村,当时也没看到老黄分外地要求,同学老师们都称他是一中的老黄牛!




                发奋读书的初中三年
  (一)遭遇“编级测验”
  一九六一年进入光化一中读书,当时国家渡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工农业生产与最困难的三年相比有较大提高,虽然生活比前些年有所改善,但人民生活仍还处在一个较低水平。国家总的政策仍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进入光化一中读书的第一学期,对一切都充满了新奇,初一语文课文的故事性,论文的哲理性,诗词的优美性,深深地震撼了我。五十多年后,我还能记起那茅盾先生用简洁的语言清晰地勾勒出结构巧妙的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用生动的话语展现了当年的英雄们与敌人巧妙周旋的画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一篇《明日歌》“后生家每临事,辄日:“吾不会做.”此 大谬也.”。“ 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象警句一样影响了我一生。数学课上用那初次相识的英语字母代替着小学习惯用的阿拉伯数字,演算着x+y,还有那生物课在显微镜下观察到植物和动物细胞中的细胞质、细胞核、地理课上日食与月食仪的演示,彻底颠覆了我从前被灌输的天狗吃太阳、天狗吃月亮等迷信观念。文理科学知识,就如同清新的泉流一样荡涤着我幼小混沌的心灵。我也象一枝幼苗,从此受到了科学文化知识源源不断的滋养。
  学校对学习抓得很紧,新的学习生活远比小学要紧张,月有月考,学期中有中考,期末有终试,考试后还要统计平均分进行排名次。每次考试,都是我们三小毕业的王春宏与六小毕业的王绍平名列前茅。还有一名六小毕业的叫刘忠的同学,成绩也很好,人长得很机灵俊秀,很受老师和同学们喜爱,可惜他在暑假时在河里游泳溺水而亡,多少年来,想到他都非常惋惜。到了下学期,班主任一开学就宣布了学校的一个通知,也就是在学年结束时,要进行编级测验,考得好的,成绩达到学校要求的,可继续在一中上学,如果考得不好,成绩未能达到学校要求的,就被淘汰不再上学了。虽然我们都很年幼,但也知道能考进一中上学,在当时已经很不容易。那年头,全老河口城里有八所小学,小学毕业生总人数在近千人,那一年一中初中只招生河口城里学生,共四个班,每个班严格控制在45人。总共才了180人。小学升初中的升学率不到20%。远不如当今大学升学率。家人和自己都非常珍惜。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个个都发奋读书,不敢大意。学年期末快到了,虽然我们的家长都没有文化,也不十分管我们的学习,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暗自努力,晚自习后回到家里,还在家里点着煤油灯看书复习。考试后那年暑假,我接到了上学的通知,一打听,我们三小毕业的上了一中的同学们,这次有一半没有接到通知。因为都还年幼,他们只好在家闲玩了。由于当时社会上没有其他的上学门路,他们和一些小学同学,家有条件的上了民办中学,有的终生只一个小学文凭。一中原来初一的四个班,现在编成了三个班,减少了一个班。原来初一四班撤销,这个班能上一中的同学分到其他三个班上,我仍然在一班。我们的班主作任仍是陈斌老师。有的老师也被下放到小学当老师了。一些工友也被辞退了。
  现在看来,当时所谓的“编级测验”,只是一个宣传,实际是就是压缩学校编制,精减学生和教职员工人数。因为当时上学时个人缴纳的费用很少,初中学杂费只有五元钱,书费也很便宜,这些缴纳的费用,根本不能满足学校的开支。学校的开支费用,绝大部分由财政负担,对家庭贫困的学生,国家还发放助学金,一个人能够上中学,实际上很多费用大多都由国家负担了。学校编制大了,财政负担也就大。“编级测验”就是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政策。因此,我们这一生经历了两次“初考”,也是人生难得一遇!
  (二)艰苦的学校生活
  刚过了三年自然灾害,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是不高。城市居民每月只定量供应27斤粮,而且还是粗细粮搭配供应。当时的政策对中学生还特殊照顾,每月供应33斤粮,但也只能是早餐四两,中餐四两,晚上三两主粮,由于没有油水,又加上食堂打出的份量不足,这33斤主粮根本不够吃,同学们每天喊饿。
  班上的生活委员每顿饭按前一天各人订的用餐量,分配主食,每人再分一碗稀饭或菜汤。早中餐是菜汤加一个四两重的馍或罐蒸米饭,因为还有粗粮,所以隔一段时间还要供应罐蒸红薯干,学生们吃着一罐红薯干,喝着一碗菜汤,就算一顿饭了。晚餐是糊汤面,或者是豆面糊糊,正在生长发育阶段的年轻人,哪能吃得饱!
  食堂偶尔也改善一下生活,炸炸馍,做窝子面,一个低年级的同学一顿吃了六碗窝子面,几乎把胃胀破,还送到医院里抢救。最后这个“六碗窝子面”就成这位同学的外号了。一位同学看早餐稀饭稀得能照得出人影,在给同学们打完饭后,把桶底剩下的稀饭倒出来在地上写了个稀字,最后让老师知道了,这位“书法家”在全校大会挨了顿严厉的通报批评。学校大食堂设备简陋,卫生条件很差,学生们的菜汤里时常盛有蛆蛹,菜虫,最严重的还出现过死老鼠。现在回想起来还非常恶心。
  上初二的时候,湖北流行脑膜炎,流行和危害程度比近代的非典还严重。为了防止脑膜炎流行传染到学校,学校规定与社会隔离,学生吃饭,睡觉一律在学校。可是在学校里吃不饱,晚上饿得发慌,老师查完铺后,我们几个同学翻过学校的院墙,跑回家吃一点剩饭,又赶回到学校里睡觉。,那年头,人们都是围绕着“吃”在想问题和做事情。
当年一中的学校生活就是一个字——“苦”。

(三)劳动课与麦假
  一九五七年,毛 主席提出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一九五八年,国务院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因此,我们在进入一中后,劳动课是必修课之一。初中学生还是幼稚的少年,学校安排我们每隔一周有一天的劳动课。
  劳动课之一是为大食堂做煤球。这是因为当时光化县资源很少,一中学生大食堂已经没有柴烧。而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缺少运煤的汽车,火车也未通,外地的煤也很难运来,很早时候在县内杨花岗发现有石煤,这是一种含碳少、低热值的煤,很难燃烧着火,如果要使用杨花岗的煤,一是要用很强的鼓风机,二是一次要用很多的煤,否则燃烧的热量不够,而且燃烧后产生的煤渣很多。好多单位的食堂都曾经用过,但因不好操作,基本上都不使用了。而只有一中的大食堂继续使用这种煤,烧这种煤必须在锅下有一个很大的灶膛,下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铁篦,铁篦上堆上上百斤的煤球,点着火后,用鼓风机鼓风,这样,烧着的煤球的热量才能满足做饭的需要。由于这种情况,每天要消耗很多煤球,全校初中的同学,在劳动课上就要做煤球。每次都有任务,谁早完成谁早放学。春夏气温高时还可以耐受,一到冬天,那一个个煤球都是用手做成,手都被冻得发红发紫,放学后一遇温水洗手就肿胀生疼。每次做完后,由班上的劳动委员收点煤球数,达到合格后,才准许放学。十三、四岁的初中生都还是娃娃,每次做完煤球后,一个个浑身上下没有干净地方,手和脸上都是黑黑的煤迹。
  劳动课之二是在校园里种菜。在当时,“以粮为纲”,“开展多种经营”,吃饭“瓜菜代”的政策要求下,校区内的花坛都改成了菜地。相邻两排教室之间空地,原设计为花圃,虽四周都种着灌木篱笆,可中间却都种的是大白菜。现在的运动场西边的一大半都是菜地,种着各种蔬菜。我们的劳动课就是翻土,浇水,施肥。收获的蔬菜,都由学生大食堂收去。
  劳动课之三是到一中农场劳动。学校原有两个农场,一是在马窟山附近,一是在王甫洲。以后,只留下了王甫洲这个农场了。农场有专职校工务农和看守。学生在劳动课时,扛着农具到农场里进行锄地,上肥等农活,收获的季节,学校就组织学生前去割麦或收秋季苞谷,豆类等杂粮。高中的大同学们拉着大车从城里向劳动基地送肥,或将收获的粮食拉回学校。
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们到农村去,到水利工地上去,与贫下中农相结合,送肥,割麦,修水利。
  因为是县级中学,在国家范畴中视为农村中学。因此,每年在麦收时节,学校开始放麦假,而当时襄阳市以上的城市学校都没有麦假制度,他们都能安心地在学校里学习。麦假时间一般是半月到20天。家在农村的同学回家帮家里进行麦收。家在城里家境好一些同学也就没事在家闲玩,家境不好的,有的打工,有的到农村捡麦子,为家里创收。那时的麦子单产很低,每亩只有百斤左右产量,但收割时都是人工用镰刀收割,所以,收割麦子一旦遇上了不好的天气,人们就象打仗一样,强调要“麦收四快”。等麦收结束颗粒归仓后,学校重新开学上课,同学们一个个晒得如同非洲黑人。
 (四)繁重的学习课程
  经过了“编级测验”后,原来光化县与均县合并的丹江市撤销了,光化县与均县又各自恢复原来的行政管辖区。当时任光化一中校长的高校长是均县人,所以又调回到均县,他的女儿即我同班同学高亦彬也随其父回到均县一中上学了。光化一中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原来初中部改成了学生住宿生活区,初中部教室都改成了高、初中的学生寝室,原高中部改成了教学区,高、初中的学生都集中在原来高中部学习了。当时,高中每个年级是四个班,初中每个年级三个班,全校总共有二十个班学生,有学生有近千人。这些就是全县近30万人中区区可数的青少年精英。
  在国民经济有所好转的时光下,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要求下,光化一中进入了老师认真教书育人,学生发愤读书的时期。当时新调来的校长徐化鹏,是解放前大学毕业就参加了革命队伍的老知识分子,解放初担任过光化县主管文化教育的副县长,以后担任光化师范的校长,这次他被安排到光化一中来担任校长,充分说明了上级机关想把一中建设成一个成绩优异的学校。徐化鹏校长曾在全校大会上要求全体同学要:“发奋读书”,“争当一个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学校的课程安排也很充实,老师们也非常敬业,整个学校洋溢着刻苦学习的风气
  学校每天上午安排四节课,下午安排两节课,早晨有一个小时的早自习,晚上有两节晚自习。每天下午两节课后,是全校开展兴趣小组活动的时刻,兴趣小组活动分语文,数学,物理,外语,音乐,体育等小组,同学们根据自己的爱好,自愿报名参加活动。这个时候最热闹的是学校的操场,学校篮球队,田径队,体操队都要进行训练。物理小组的同学们自己动手能组装五灯收音机,化学小组的同学们在试验室里作化学分析和试验。音乐小组的同学们在学习各种乐器。全一中彰显着欣欣向荣、积极向上的景象。
  学校经常组织学习比赛,数、理、化、外语都按年级进行评分,作文比赛的的按初、高中分别评分。清楚地记得当时全校作文比赛评选结果,是以后考到人民大学的郑洪庆和以后担任了一中校长的危吉祖几位学长获得了前三名。取得名次的作文文稿都在学校宣传栏上张贴出来,供同学们学习、阅读。
  三年初中的学习中,学校共设课程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历史、地理、政治、生物,农业知识,生理卫生,体育,图画,音乐共十四门之多,除初中二年级图画、音乐、地理已经结业外,其余的十一门课程要集中在初三时毕业考试通过后才能取得毕业证。对于一个只有十五六岁的学生来说学习的压力确实很大。考试前复习时经常开夜车,当时城里居民都没有使用电灯,晚上放学回家后,要点着煤油灯看书复习往往到十二点以后。
  初中三年,是“苦”、“勤”、“学”的三年。对于我们这些“三观”还在初塑阶段的青少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三年。

风云跌宕的高中前二年
  

         一九六四年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光化一中高中。一起在初中学习的同学们,有近一半没有考上高中。他们里面有学习成绩差一些的,但还有学习成绩很好的同学没有考上高中,直到后来才知道,这些成绩好却没有考上高中的同学是因为家庭成份问题。原来,一九六四年以后,全国的政治形势有了变化,整个社会进行了很多的政治运动,人们处在一个政治燥动的环境中。一进高中教室,就立即感觉到了与初中时截然不同。
    (一)我的高中同学们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高中新学年伊始,全班同学共有46名,分别从光化一中和仙人渡中学等校考入一中,其中有26名男同学和20名女同学,这些同学是:
    刘执中,马梅林,田玉才,周德钧,李天乐,左纪先,李小元,李宗学,李玉林,
    郑先明,张士俊,卢元庆,王根耀,黎修清,黎德胜,钟文寸,张仁有,张府华,
    李石头,杨宗银,李方形,李从洪,邓连群,邵纪功,肖武斌,姚家山,胡国林,  
    罗杰, 柴香文,陈玉枝,左文华,杨爱华,祝桂英,王梅荣,李秀娥,唐成云,
    武玉清,张清荣,杨金娥,皮传琳,王秀枝, 蔡秀珍,刘桂枝,韩智英,王淑贤,
    熊××。
    老河口镇考入一中的不用说,全部是原一中初中毕业生。这都是与我同学三年所熟悉的人。
    而从其他中学考入的学生,他们主要来自当时的仙人渡中学和其他村镇初中学校。这些同学们都很朴实。当时农村生活都很差,粮食不够吃,家里靠拿工分分口粮,十分缺现金。一个家里有一个到一中上学的学生,负担已经很重了。所以,班里的助学金大多数都给了这些农村来的同学。有一些同学每个月要挑上粮食交到学校大食堂里,兑换成学校食堂餐票。这些农村来的同学又必须住校,学校大食堂伙食又很差,所以,他们常常吃不饱。一部分同学没心刻苦读书。因此,学习显得很吃力。但有些同学确实很聪明,能干,写字的功夫普遍比城镇的同学要好得多。这些农村入学的同学,家庭出身都很好,有的可以说祖上好几辈都是贫下中农,真正是根正苗红。全班共青团员基本上是他们全包了。这在当时是相当强大的政治优势。
    由于当时全国的学校建设还很落后,保康县还没有设立高中,根据地区统一安排,从一九六三年起,光化一中高中部就开始招收保康县的初中毕业生了。记得六三届进入高中的班级中,除了一班全部为河口镇的城镇同学外,其他三个班各班都是有城镇和乡村同学混合,另外还有三到五名保康同学,而我们六四届进入高中各班基本上都是城镇和乡村同学各一半,还安排有三名到五名保康同学,我们班有保康同学两男一女共三人,他(她)是熊××(女),姚家山,肖武斌。
    提起我们保康同学,真可谓“英年早逝”,这三位同学,先后都因为各种原因在高中时期离开了人世:那位姓熊的女同学,是保康县一位干部的子女,政治条件好,人也很聪明,言谈举止常常表现了一些优越感,我们都叫他熊保康。由于家里有一定的社会能量,在高一下学期,她就被家人转学到襄樊一中读书了。然而时运不齐,一九六五年夏天在襄阳一次游泳时她不慎卷入襄江的漩窝里,湍急的襄江呑噬了她,于是,一个十六七岁的花季少女也就香消玉殒了。至于姚家山同学,我们与他初次见面时就觉得他面黄肌瘦,身子羸弱,听说家境很困难,供不起他上学,而本人身体又很差,就在高一学年结束时退学了,以后不久,就听说他患病不治身亡。而肖武斌同学之死,更是震惊全光化县的大事件。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光化县两派在百货大楼处相斗,不属两派成员的肖武斌却不幸在这场争斗中,枉死在两派斗争的枪子之下。
    (二)“减轻学生负担”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办法不对。学制、课程、教学方法都要改。之后,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传达学习毛泽东讲话和中央有关批示、检查教育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了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减轻学生负担,进一步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逐步实行两种教育制度。
    196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克服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中央批示:解决这些问题,不但是提高教学质量所必须的,而且关系到办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重大问题,必须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足够重视。
进入高中时期,正遇上落实这个重大教育政策的时刻。我们就发现了三个方面与初中时大不一样:
    一是学校领导再也不大张旗鼓地提倡刻苦学习,发奋读书了。当时,学校还是党组织领导教学的政治环境时期,学校领导书记刘国生是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老布尔什维克了,紧跟上级路线毫不马虎,贯彻方针政策绝不走形,学校从课程安排上做了大量的减负工作,全天上课只有六节课,老师们的作业也布置得很少,更不要说额外的作业。早自习与两节晚自习虽与初中时一样。但学习没有了竞争,没有评比,没有一系列的深入细致的教学工作了。每天下午,都在操场里尽情的玩耍,活动。
    二是老师们的讲课也不那么细心和耐心了,大部分是照本宣科,匆匆讲完四十五分钟的课布置了作业题,就完成了任务。特别感受到教我们语文的老师在一中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可他在课堂上讲课只按书本上通讲一遍,一点也不拓展,记得在上文言文时,他拿着书本,一句一句的念,然后再解释一些词语,很少有板书。上课时有的同学看小说他也不制止。在这样松散的学习环境中,同学们当然也很乐意,以玩为主,以学为辅,也真是乐在其中了。
    三是学校在“突出政治”方面比我们上初中时要强化多了。高中一开学,发现我们班上共青团员几乎都是来自农村的同学。班上团支部干部,班委干部都几乎都是来自农村的同学担任。这些现象让我们很震撼,我们时常在内心里发问:在初中时,为什么光化一中不大力发展学生共青团员呢?这在当时突出政治的大环境下,一个共青团员的身价是很高的呀!另外让我们更吃惊的是,当时我们班团支部书记成绩属差等生的行列,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也很一般,为什么这样的同学能当上团支部的一把手呢?而在初中时成绩很优秀,在文体活动也很突出河口城里的同学,即使是共青团员,为什么不能当上班上重要的干部呢?因此,在我们的心里对共青团认识很是迷惘。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要突出政治,讲阶级立场,这关系到办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重大问题。所以,只有出身好、家里三辈都是贫农的学生,才能在政治上得到认可,才能重点培养,即使成绩不好也无所谓。如果家庭出身不好,即使学习成绩再好,也不会被学校和班主任重视。学校里一切显露风光,出人头地的好事,也落不到他的头上。学校和老师们紧跟政治形势,社会上提出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而在学校里就是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子女了。经过很多政治运动的老师们特别是出身不好或是历史上大大小小都有点问题的老师都知道,这是个立场问题。只有这样,才不会被别人抓他的“小辫子”,才能保全自己。
    整个学校的学习风气已经谈化,左的政治氤氲弥漫在校园里各个角落。在“突出政治”的大环境中,即使不提出减轻学生负担,学生们也不会刻苦读书了。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进入高中学习,到一九六六上半年这两年的文化学习期间,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政治空气如同进入了夏至的暑天,一天比一天热。

      校园不是世外桃园,每次开展学习英雄好榜样活动,就要开全校大会,然后各年级各班要落实行动。全校学习英雄人物主要是从做好人好事入手,一是组织全校师生进行义务劳动,到街道上打扫卫生,到农村帮助干农活,与附近农村的青年举行联合行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二是提倡学生个人在校内,校外做好人好事。帮助贫下中农孤寡老人。
      学校为了培养一个学生共产党员,不知什么原因最后选中了我们同年级一位女同学作为培养对象,记得学校发行这位同学先进事迹的文字材料中,写她的主要事迹是多次做好人好事,其中写到这位同学还多次拾金不昧,捡了别人遗失的钱和物,主动送还失主或是交给组织,这几乎雷同的多次拾金不昧事迹成为这篇先进事迹材料中的核心内容,可材料从未提起这位同学是否能刻苦学习,学习成绩优良可成为全校同学楷模的事来。现在来看那时所写的先进事迹,全都是一些不值一提的事,而且,我们当时就感觉到,怎么这么巧,她为什么总能多次捡到别人的东西,而且每次拾金不昧都能让别人和学校知道,可我们连一次也没有遇到有人遗失财物。如果我们能遇上,料想也能拾金不昧,可我们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最后,这位同学果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学校唯一一名学生党员。然而,在学校里大多数同学对这位党员同学没有好大的兴趣,没有造成轰动效应,这是因为,在校学生们看重的第一要素还是学习成绩,比如时隔五十多年了,我们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六二届考入华师大的俄语成绩最好的李成山,他每次在学校文艺表演时,用俄语对话,唱俄语歌曲无人匹配,那俄语的口语能力和外语杰出表现令人敬佩不已;还有六三届考上北京地质学院的刘兴安和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的龚世山在学校的学习和体育非凡表现,还有六四届考入当时全国重点大学的汪昌斗他在学习和音乐方面突出的才华,还有六五届考入人民大学的郑洪庆写出的文章那超凡、过硬的文学功底,对我们这些低年级同学来说,都深深地刻印在脑海里而难以忘怀,他们才是我们心中的楷模。而对于学校树起的历届学生会主席和极其珍稀的学生党员来说,在我们学生的心中几乎没有印象,似乎早已淡忘在九霄云外。那时学校党组织为了填补对学生政治工作的空   白,“假”“大”“空”树起的典范,在学生中发挥不了榜样的力量,不能引起共鸣,反而还起了一些副作用。这不能不是当时校方的一种悲哀。
     我所在的高中三班是一个比较活跃的班,为了落实学校党组织要求,积极投入到各项政治运动中去,班里团支部组织一个小班子,常常在周末到附近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与当地农民青年搞一些文化交流,晚上组成广播小组,一般由两个人分工,站在十字路口,一人打着煤油灯照着报纸或当时的宣传资料逐字逐句地读,而另一人拿着土广播筒重复别人所读的句子向外喊,这样,一晚上就向人民群众广播了很多党的方针、政策。至于广播时到底有多少人去听,有什么实际效果,谁也不去管它。班上积极要求进步的同学对此很是情钟,他们每周很投入地做着“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大事,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我们班从这些积极分子中发展几个团员,不过令人失望的是我们这些非红五类很难加入。
      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我们还经常到农村去参加劳动,一九六五年麦收季节,我们班在副班主任物理老师张飞龙的带领下,到仙人渡幸福大队帮助农民麦收,一干就是半个月。还参加了农村的农田水利建设,学校还组织文艺节目到当时古城水库施工现场慰问演出;到工厂和农村参加忆苦思甜大会,听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讲述在旧社会如何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遭遇;与参会人同吃野菜糠麸做成的忆苦饭。“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成为当时政治思想工作的主旋律。记得班上一位女同学高一时参加了校射击队,在一次襄阳地区射击比赛时取得了第一名,据说她的成绩已经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水平,按说是学校很荣耀的事,这位同学应该做为苗子培养才是,可是到了高二时,她却不能在校射击队了,这是因为这位同学的家庭出身有问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能否当一名射击队队员是关系到阶级斗争的大事,哪能让出身有问题的人“混”在射击队里掌握枪杆子,学校让这位同学离队是“理”所当然的事。
    (四)文化课的纠结
     学校的主要宗旨就是让受教育的人能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可是,在当时极左的思潮下,没有人敢大胆提出学生要专心学习,刻苦用功,争取考上名牌大学。但让人纠结的是:一方面学校突出政治,培养根正苗红的革命接班人,在学校里学习成绩不作为考核一个学生的主要标准,另一方面,国家每年高考还是以文化课分数为主要考核指标,分数线达不到上线水平,照例不会被大学录取。在文革之前20年里光化一中好象从来没有考入三大校的学生,襄阳地区每年高考升学率排在前列的属襄阳五中,襄阳四中,听说甚至襄阳县牛首中学高考升学率也比光化一中要高。有时谈起处在山区的郧阳高中,每年都有考取清华,北大的学生,总让人惊叹不已。虽然学校里的政治运动轰轰烈烈,但每个学生的心中,上大学仍然是奋斗的目标。都暗暗地加紧文化课学习。
高中开课有:语文(代课老师赵振华)、数学(代课老师贺德云),俄语(代课老师蔡铁山)、物理(代课老师张飞龙)、化学(代课老师宋金章)、政治(代课老师王月楼)、历史(代课老师舒运华)、体育(代课老师刘金鑫)。从师资力量配置来看都是当时一中最优秀的老师。班上也有成绩优良的同学,例如左纪先,李天乐、杨金娥在语文方面很突出,田玉才,张士俊,王秀芝在数学上也很优秀,罗杰的俄语在全年级也数得上前列。然而,那时没有象现在对学生进行学科综合能力的教育,没有得到老师们系统的培训,没有进行过多试卷多测试的训练,学生的成绩一切都是靠自身去磨练,所以综合能力不能上水平。
    其实,学校也暗暗地做了应对高考的措施,学校安排语文、解析几何,物理电学、光学,有机化学、世界历史,预计在高三上学期都可提前结业,高三下学期将全部进入高考复习阶段。但学校平时紧跟政治形势,不发动老师脚踏实地抓教学,却想在最后一个学期冲刺高考,可以想像效果并不会是那么理想。现在细想起来,当时的一中的老师,是集中了光化师范,原一中,原二中三个学校的优秀老师为一体,绝大多数是华中师范学院即现在的华师大毕业,而且都是年轻少壮,教学业务水平绝不会比文革以后的师资差。学生都是经过了多次择优筛选集中到一中学习的,而且当时一个教学班不超过50名学生,老师们的负担远比现在高中老师轻,可是,当时的光化一中为什么不能成为走在襄阳地区的前列呢,这是多少年来内心一直纠结的事。

文革两年半的伤逝

      本应该于一九六七年上半年高中毕业,可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元月我才离开一中。在校四年半的高中只上了两年的文化课,而文革就“闹”了两年半,这是风风雨雨的两年半,也是影响我们人生的两年半。提起文革来,有着说不清的个中滋味,常令我哀伤地回念一生中这不能割断的文革经历。
    (一)工作组掌控的一中文革
    一九六六年五月下旬,学校放了麦假,本来是二十天,可是刚过了十天左右,有同学受学校的派遣,分别到各同学家通知要求提前回校。这一年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如火如荼,到了五月,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吹响了“文革”的冲锋号。“等闲平地起波澜”,光化县的“文革”,便从光化一中点火而起,逐步蔓延到全县。
      (1)工作组进驻一中
    提前结束了麦假回到学校,发现学校里突然多了许多不曾相识的人,没几天,学校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宣布县委派工作组进驻一中。
    这群人以邮电局局长谢春荣为组长,还有几名副组长,分设了政工组,专案组,材料组等专门机构,大会讲的是配合学校党组织开展工作,指导进行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工作组一进校,阵势上已经控制了学校党和行政工作,学校党组织和校行政领导已经成了跛脚鸭。
    那几十号人马分配到每个班上,初中每班派一个工作队员,高中每班派两个工作队员,我所在的高二三班派来的是一个姓魏的女队员和一个姓童的男队员。那位姓魏的原是仙人渡中学里的团干,搞四清运动到随县当四清工作队员。这批进驻一中的工作组,是当时光化县到随县搞四清运动的四清工作队,原班人马这次转到光化一中来搞文革工作组了。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工作组进驻一中,到底干什么来着?如果说是查四不清干部,学校只有几位校领导,那是秃子头上虱子,明摆着那里,根本用不上几十号人马进驻一中,看来,文革工作小组把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定为“靶子”,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事了。
工作组进校后,表面上组织学习,开展斗,批,改,批“三家村”,批“四家店”,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批斗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宣传“血统论”,暗地里对老师和学生进行“摸、查、排、”,把学生分成三大类:一是根正苗约的“红五类”,二是出身为一般劳动者的团结对象,三是出身不好的“黑五类”。把老师们分成左、中、右,在他们中间找批判对象,对于学生中如果有不符合他们的要求,而又特别叛逆的,抓出一些反面典型。
    老师们已经是“噤若寒蝉”。而我们这些学生们却无知无畏,工作队员已经在班上充分依靠“红五类”同学开展工作。每个学生的言行,已经在无形网络的监视下。当时,我的一个大哥在工作组里,就暗地转告我要谨言慎行,工作组已经在排查,要在学生中排出左、中、右三种人,可不要成为专政对象。现在回想起来,一九六六年,我已经是十八岁的青年了,已经到承担法律责任的年龄,如果工作组把一个学生打成个小右派,从年龄上说已经是能承担法律责任的人了,如果成为一个小右派,一个还没有进入社会的青年就扣上这个帽子,将来在社会上一辈子都没有出路,这是多么残忍而可怕的事啊!
    没过多久,工作组已经全面开展工作,工作组宣布停课闹革命。在学校里成立了由工作组人员,出身好的老师,红五类学生组成的“文化革命领导委员会”(以后人们简称:旧文革),每个班成立了由红五类学生组成的文革小组,整天是政治学习,那位姓魏的工作队员是我班的主要主持人,代替了我们的班主任,负责组织学生的大批判,组织学生与贫下中农和工人相结合,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锻炼,忆苦思甜等革命活动。
    工作组带着“四清”运动的思想,方式和方法到一中来,他们想要的就是要抓一批“四不清”的人,只不过,这“四不清”的人,已经换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已经换成了“牛鬼蛇神”,已经换成“小右派”和学校里的当权派。
     文革工作组是个历史产物,在一中时间较长,做了很多不受一中师生欢迎的事。
    (2)揪“黑帮”——向老师开火
    七月初,工作组在全校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公开号召全校师生向反动学术权威开火,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于是,学校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现在能记得的是张飞龙,蔡铁山,刘永禄,何彻之,张克全,刘庆恩,孟传孝,程济民,舒运华,王正邦等老师,在短短几天里都被打成了黑帮,被强制集中在一个教室里隔离起来,并派出当时的红五类学生监督学习和劳动,限制其自由行动,其实这些老师在学校里是教学的尖子,都是我们喜爱的老师,可不知工作组用什么方法,以什么名义,把他们打成黑帮。我只知道我的班主任舒运华老师被打成黑帮的那天上午,校园里出现了一张“埋在革命队伍中间的定时炸弹”大字报,其实内容很贫乏,只是说舒运华老师出身地主阶级家庭,表面上很革命,实际上很反动,说不定在哪天就要向共产党变天夺权。这样不到一天,全校好多大字报集中到舒运华老师身上,大标语、大字报满天飞,工作组的工作队员煞有介事地到现场收集材料,建档立案,紧接着,工作组就宣布舒运华老师停职反省,集中在关押黑帮的大房间里,白天学习政治文件精神、写反省材料,或挑大粪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夜晚集中在一起写检讨后休息,日夜都有革命小将背着军训时用的木枪监督着,当时派出监督黑帮老师的小将们都是红五类,一般出身的同学,没有资格去监督黑帮,更不要说出身不好的同学了。所以,这些革命小将们相当认真负责,对黑帮老师们的监督一丝不苟,不徇私情。
    被莫须有的罪名打成黑帮,对一个人的精神和家庭是一个极严重的摧残。舒运华老师平时很正统,很革命,很钻研,很卖力,在学校里有二校长之称,料他压根就没有想到自己会打成黑帮,听说舒运华老师在被打成“黑帮”后,好几天彻夜辗转不能入睡,可想这对他精神上和身体上确实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而且最惨的是在他打成黑帮集体关押时,他的爱人从郑州来探亲,有人在车站告诉她舒老师的惨状,她没有出车站,就立即买了返程车票回了郑州。可想当时俩人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还有几位老师年龄较大,身体也不好,可还要被强迫劳动,看到他们薄弱的身体挑着两桶大粪,当时我们一些同学的心也很同情,但也爱莫能助,当时的社会环境,是“革命”大于天的社会环境,也是一个不讲人情的社会环境,谁遭到厄运该谁倒霉。谁也救不了谁。
    对老师的揭发批判行为,严重的破坏了学校的秩序,尊敬老师,爱护同学的传统被彻底打烂了,个别学生对老师谩骂,人身攻击也时有发生。老师们普遍成为学生们的革命对象。
      (3)“三字兵”及“革命造反队”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而且有个叫宋彬彬的给他戴上了写有毛体“红卫兵”三个大字的袖章,全国各类报纸都在头版位置刋登了这个照片。从此,“红卫兵”这就成为文革中最响亮的名字。其实,在这个时刻,全国各地学生运动已经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有的地方闹得很凶。北京的红卫兵已经南下到湖北进行点火行动。而当时湖北的领导同志坚决抵制南下的北京红卫兵,提出了“抓南下一小撮”,湖北发生了一系列的学生事件。由于当时信息交流很落后,我们在学校只是道听途说一些风言风语的事。
    在这样的形势下,文革工作组在学校仍然掌握着文革运动的方向,在毛    主席8.18接见红卫兵后,还安排多次接见了红卫兵和学生,工作组在学校也抵挡不住成立红卫兵的要求,于是,就由工作组决定在各个年级和班上成立红卫兵,当红卫兵的标准非常严格,必须是“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雇农、佃农)、下中农” 红五类的子女。象我们这些一般劳动人民的子女,是不能当上红卫兵的。工作组和班上的文革小组特别苛刻,同班的一个女同学父母是当时光化少有的铁工厂工人,按说是红卫兵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们查了她的档案,说她有个非直系亲属的舅爷是个伪人员,所以不能当红卫兵。同班还有几个同学的父亲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队伍,工作组说是“革命干部”是指县级以上并且行政级别为十四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才属于“革命干部”的范畴。最后,班上能当“红卫兵”也只有农村贫下中农出身的同学有资格,由工作组统一印制了红袖章,上面只印着三个大字:“红卫兵”。平时都戴在胳膊上很是神气,格外显出那种优越感来。但是,这些人人数不多,难以形成革命气势,所以,工作组又想出了新办法:再成立一个名叫“革命造反队”组织,那些不是红五类,但只要出身在一般劳动家庭或父母亲没有历史问题的学生,就可以当上“革命造反队”队员,地位要比“红卫兵”低一格,由工作组统一印制了象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别在胸前的胸牌,正面写着“光化一中革命造反队”,背后写着姓名,盖上一中旧文革的公章,要求我们平时也要别在胸前,这虽然比不上红卫兵那么神气,但心里还是觉得有一丝安慰,心想,我们也算能造反的人了。那些家庭出身不好,或者父母亲有历史问题的同学,就打入了另册,平时也没有人搭理,有时还受红卫兵的白眼,灰溜溜的也不知做什么好,只有听从命运的安排。
   这时的红卫兵因为袖章上只有“红卫兵”三个字,而且是由工作组钦定的组织,所以人们叫作三字兵。与以后学生自行组织成立的带有战斗队组织名称的红卫兵大不相同。



lhkmc

254
主题    
53
好友    
3483
积分
小城春秋版主
Rank: 16Rank: 16Rank: 16Rank: 16Rank: 16Rank: 16Rank: 16Rank: 16Rank: 16Rank: 16Rank: 16Rank: 16Rank: 16Rank: 16Rank: 16Rank: 16
该用户从未签到
注册时间2010-10-26在线时间582 小时钻石3733 点阅读权限100积分3483分享0精华7帖子3483
发消息    
20#
发表于 2016-10-14 21:39:10 |只看该作者
农夫 发表于 2016-10-10 22:52
数学老师张克全,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在教学上能力很强,是学生们非常喜欢的老师。可他在运动中被打 ...

    数学老师张克全,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在教学上能力很强,是学生们非常喜欢的老师。可他在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有人还说是双料右派,真不知从何说起。他的一个孩子与我小学同学,在讲到张老师时,常常感叹由于张老师被打成右派,工资还降了两级。家里孩子多,老伴没有工作,家庭成分不好,孩子们虽然都很聪明却没有一个上过中学。可想张老师是多么不容易, 他能在一中工作,能留在一中教书,就是因他的业务能力很强,工作很出色。

张老师精神永垂千古!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08-14
(4)抄家和“破四旧”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在全国各地烧了起来,那个年代,信息不畅,人们接收信息,最快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新闻,文字信息一般都是通过报纸传递。那时的最权威的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即“两报一刋”,可是不能当天收到,要到第三天才能接到前天的报纸,有时遇恶劣天气和其他情况,报纸要拖上好几天才能收到。工作组在学校里领导着文革,但当时好多中央首长和省级领导对文革的走向也难摸清,可想,一个区区县级工作组对当时中央的精神能知多少,他们也在盲目的干着。
    八月中旬,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播送了北京等各地的红卫兵走向街头,开展了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破四旧”行动,接着,两报一刋也报导了这些“革命行动”,先是工作组钦定的红卫兵们提出响应中央的号召,走出校门,要在全县开展“破四旧”,在工作组控制的学校里,没有工作组的首肯是不能随便行动的。可在全国文革大形势下,工作组组织学校的红卫兵们,在他们的带领下有组织地走出了校门,对河口城内的有着旧社会痕迹的建筑进行了“破除”,于是,一中红卫兵振臂一举,拉动了全县革命群众的革命激情,老河口本来保存不多的旧建筑,也逃不过这次的劫难,象四小里的石狮,三小二大门上的“三隍庙”匾牌,李家染坊门楼,还有在中山路和拦马河十字路口两处保存数百年的石牌坊都被拆除。接着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各单位,各街道上有历史问题的“地、富、反、坏、右及城市里的资本家”都被揪出来,挂上牌子游街。不过,对揪“地、富、反、坏、右及城市里的资本家”游街,一中学生参与不十分多,因为这些在社会各阶层的人,学生们了解不多,谁是牛鬼蛇神谁是革命群众,一中的学生哪能分得清。所以,游街的行为大多是各单位和街道文革领导小组和一批造反群众所致。一中学生只是起到喝道、造势作用。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还包括对这些牛鬼蛇神进行“抄家”。根据县文革领导小组统一安排首先全县召开了大会,然后在河口镇游行示威,在走到天主堂和福音堂时,就向当时的天主堂和基督教堂宣战,抄了这些教会的办公地点及神职人员的家,以后开始对“地、富、反、坏、右及城市里的资本家”进行抄家,当时,有一些“地、富、反、坏、右及城市里的资本家”家中还遗留一些金银和古玩,抄家行动过后,在全县还进行了一次文革成就展览,我才第一次才见识到什么是金砖和金条。

      抄家的行动到以后有些猫腻了,一中学生中根本不知道社会上哪些是抄家的对象,这样就有些人怀着各种不同的私念,打着革命的旗号,窜通了街道,要求学校工作组安排红卫兵到居民住处进行抄家。一天下午,班上的文革小组负责人对我说,今天晚上有革命行动,八点钟集合。由于不是红卫兵,很少有革命活动,当听到让我参加革命活动,真有点受宠若惊,就欣然从命。那一晚上,我们在一个居委会派来的人带引下,来到了牌坊街与南街交会处的一个染料店,进屋后就开始抄家了,其实,这家屋子里家什很是简单,不象有钱的家庭,没有什么可值得抄的,有的同学在一间房里挖地查找,那家主人可怜兮兮喃喃地说:“我们真的没有什么东西”。最后,果然什么东西都没有抄到,我们一无所获而悻悻地离去。现在看来,当时抄家行动,一是被“革命群众盯住了“地、富、反、坏、右”和城市资本家的家庭,只要是这些家庭,很难逃过“抄家”一劫,另外,社会上有些人公报私仇现象,有些人借助文革初期被捧起来的“红卫兵小将”在社会上的声望,利用学生们的革命激情和单纯,操纵学生在社会上进行抄家的行动。不过,也发生了一些“红卫兵”们激进的举动,我们班就发生了“红卫兵”同学抄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同班同学的家,现在看来,当时必须有社会人员的参与,另外还有工作组的首肯才行,不然,要想吆喝一批学生集体行动一起去抄一个人的家,出师无名去干是难以成行的.

    (5)“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及“三字兵”到北京
    那个非凡的年代,往往会出现一些非凡的事情,一九六六年,湖北省在随县大洪山成立了一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当时都哄传这所大学是培养公社以上的革命领导干部的学校。就在这年的七月前后,工作组没有经过任何程序,就直接从当时高中二年级的四个班中,每班选派了男女各一名同学去随县上大学了,用当时的标准要求必须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出身和社会关系绝对没有一点问题的学生才可以受此重用。听说,这些同学背着背包,一路步行到了随县大洪山,接受了革命传统的教育。谁知以后文革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逆转,洪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被迫撤销,一九六七年的春节之前,他们又回到了光化一中。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之梦未能成真。
    文革的形势难以捉摸,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从八月到十一月已经成了常态化,湖北省内的工作组仍然坚守在学校阵地。但也抵挡不住红卫兵大串连的势头,于是,在八月下旬,工作组就从学校红卫兵中筛选更红的学生,记得是每个每班只一名,作为全校红卫兵代表,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并隆重地在全校开了送行大会,县委书记徐守玺那天一反常态,出人意外地身穿黄军装,佩戴帽徽,领章,威风凛凛地检阅了全校的红卫兵和军训队伍,并在大会上讲话。当时,我们一些同学还私下议论徐书记穿有领章、帽幑的军装,到底他有没有军籍、有没有资格穿军装,他这样的装束到底要向师生们表达一个什么意思?以后还了解到,工作组对那次到北京的红卫兵同学还私下交待到北京的纪律:在外面只能观看不能乱说,不能与北京和外地的红卫兵接触。从北京回来了,也不要乱讲外面的情况。原来,当时北京已经很乱了,文革的形势完全不是工作组和各级领导所理想的那样。这些第一批到北京的同学回来以后,果真没有乱说乱动,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只是走过场一样到北京溜了一遭。
    再之后,湖北省委决定在武汉也按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模式,在湖北省范围内选派一批红卫兵到武汉去,工作组又按原来的方式、方法,挑选了一批红卫兵到武汉,湖北省的领导也像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一样,在汉口中山公园大门前的观礼台上检阅红卫兵,在武汉体育馆接见红卫兵。记得湖北日报还在头版头条刋登了这些报道和照片,总之,湖北省上行下效,模仿着毛主席和中央的方式,按照他们对文革理解的指导思想,对全省的文革及红卫兵进行控制和引导。现在看来,与毛泽东对文革的指导思想有些大相径庭。

小河西

61
主题    
14
好友    
652
积分
高级会员
Rank: 4Rank: 4Rank: 4Rank: 4
该用户从未签到
注册时间2012-3-9在线时间252 小时钻石368 点阅读权限50积分652分享0精华2帖子652
发消息    
26#
发表于 2016-10-16 22:49:56 |只看该作者
关河情 发表于 2016-10-15 09:31
《在光化一中读书的七年半》——纪念母校一中七十华诞而作 (9)
(4)抄家和“破四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 ...
县委书记徐守玺那天一反常态,出人意外地身穿黄军装,佩戴帽徽,领章,威风凛凛地检阅了全校的红卫兵和军训队伍,并在大会上讲话。

党管枪!县委书记是人武部第一政委!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小河西

61
主题    
14
好友    
652
积分
高级会员
Rank: 4Rank: 4Rank: 4Rank: 4
该用户从未签到
注册时间2012-3-9在线时间252 小时钻石368 点阅读权限50积分652分享0精华2帖子652
发消息    
27#
发表于 2016-10-17 14:32:03 |只看该作者
关河情 发表于 2016-10-10 09:27
《光化一中读书的七年半》——纪念母校一中七十华诞而作(4)
可来了文革。工作组进校后,发动了无知的红五类和“革命师生”,揪出了程济民老师这个“黑帮分子”,销毁了他的文稿,专了他的政,

其实、程老师的落难早在1965年!为我们一篇作文《谈美》批语:大意是“吃的好、穿的好才是幸福生活。”当时高中语文教研组“极左”教师领导认为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于是在我们班发动“谈美”大讨论、批判程老师“资产阶级论调!”这里边一是有当代极左思想教育,二是有同事间倾轧。学生是受教育者、可来了文革。工作组进校后极左思潮更高涨,程济民老师便是首当其冲的“黑帮分子”了。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yyzq

13
主题    
0
好友    
693
积分
高级会员
Rank: 4Rank: 4Rank: 4Rank: 4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6-8-15 10:40
签到天数: 65 天
连续签到: 5 天
[LV.6]常住居民II
注册时间2016-5-21在线时间0 小时钻石224 点阅读权限50积分693分享0精华1帖子693
发消息    
28#
发表于 2016-10-17 21:42:49 |只看该作者
小河西 发表于 2016-10-17 14:32
其实、程老师的落难早在1965年!为我们一篇作文《谈美》批语:大意是“吃的好、穿的好才是幸福生活。” ...

我记得当时程济民老师被关在一中大门通往校区路边的一间教室里,蹲在墙角戴着眼镜满目惶惑的情景。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08-14
(6)大串连及工作组撤离
     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到11月26日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时间分别是:1966年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日,11月25日、11月26日。自从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在全国已经开始了大串连,而我们处在鄂西北的一隅,消息闭塞,又加上工作组的严格控制,前七次接见,除了工作组组织安排三字兵到北京、武汉外,学校内其他学生还没有人闯出去串连,这段时间北京、武汉的串连队也先后陆续来到光化县城进行了串连,一中学生们已经十分不安分了,一中也出现了“踢开党委闹革命”,“踢开工作组闹革命”,“ 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作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标语,工作组的威望也迅速塌落,已经控制不了当时的局面了。于是,十一月开始,一中学生就开始要求上北京见毛  主席,最后形成了一种井喷式的暴发,工作组进校五个月来,一直在政治上受歧视的非红卫兵同学纷纷要求要到北京“见伟大领袖毛主席”,而后光化一中的大多数学生登上光化到武汉的火车,又从武汉乘车到北京,冒着零下二十度的低温,终于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接受了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检阅,“见到了伟大领袖毛  主席”。
     就在接见后的还没有回到家乡时,中央已经决定停止乘车大串连,提倡步行串连,从北京回到光化后,同学们就开始准备步行串连,美其名曰也叫“长征”,说的是向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学习,走长征路,接革命班。各年级各班同学自愿组合,起名“×××长征队”,选好目的地,在学校开个证明,背起背包,打着长征队的红旗,就整装出发了。高二二班汤洪军,赵明亮,朱志明等十位同学,是全县第一个成立的长征队,是宣布向革命圣地瑞金出发的长征队,出发时在全县还进行了授旗仪式,他们发出了“走革命路,做革命接班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誓言。这支长征队,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启程,到一九六七年的二月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坐一次车,硬是用自己的脚板,全部步行走出近三千多里的路程,履行了他们出发时的誓言,胜利到达了革命圣地瑞金。我班的女同学张清荣,韩智英,罗杰与其他班的同学和几位老师,组合了“万水千山”长征队,目的地是革命圣地韶山,他们极其虔诚、极其执着地背着背包,打着红旗,纵穿湖北南北,在沙市渡长江到公安县,再走湖南澧县,经常德,虽吃尽了苦头但仍向韶山挺进,在路上,脚上打了很多的泡,走路十分艰难,沿路有许多好心的汽车司机要带他们一段路,可他们一概拒绝,坚持步行走到革命圣地韶山。象这这样的长征队,全校组织了几十个,他们都怀着一颗忠诚的心,迈着坚实的脚步,向着自己向往的圣地进发。
    不过,也有借步行串连之名,行乘车串连之实的。因家中有老人病重而耽误出行,我没有与同班同学组合在一起,却与高二一班朱海清,吴恩光共十位男女同学组合了一个步行串连队,背着棉被,棉衣打成的背包,带着换洗衣物,上午从学校出发,好不容易走到仙人渡镇,几位女同学已经累得受不了,最后,带队的朱海清决定从仙人渡坐火车到武汉,深夜到了武昌站,我们没有出站,搭上北京到广州(深圳)的特快,经过两夜一天到了广州。在广州呆了几天,又坐火车到长沙。十个人都十分虔诚的表示,一定要用步行走到韶山,结果,一百里的路程,我们花了两天的时间,一直到第二天的夜晚到达了韶山,一夜没有休息,连夜参观了主席故居和韶山展览馆及其他有革命意义的地方,购买了纪念品和像章,早晨坐汽车到了湘潭改乘火车,在一九六七年的元旦前赶回到家乡。回来还听说,高三有个同学,独自一人外出串连,东到上海,西到新疆,北到黑龙江,南到广西,并传说还出境进了越南,全国各地已经走了个遍,也不知是真是假。
总之,大串连把光化原有的局面全部打乱。严重冲击了当时县文革领导小组和各级党政当权派,致使进驻一中的文革工作组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从此,一中文革工作组退出了历史舞台。大串连把学生们激情调动起来了,他们学会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和“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文革之风。
   从工作组进校到撤离,共有五个月之多,初三一班同学毕业照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当时还请了工作组组长谢春荣合影便可作证,说明工作组至少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仍在一中工作。从全国的学校来看,北京工作组在校仅五十天,有些地方的工作组也只有两个多月,而工作组在一中的时间竟有五个月之多,确属罕见。只是工作组到后来的工作开展得十分艰难,处境也十分尴尬。工作组对师生做了很多不受欢迎的事,特别是挑动学生斗学生,挑动学生斗老师,挑动老师斗老师,对老师无情打击,而那秘密整学生、老师的黑材料,建立黑档案的行为最令学生和老师们深恶痛绝。不过,平心而论,工作组对学生还没有做出十分过火的行为,如果真的发生象外地工作组对学生采取“关、押或交司法机关处理”等极端手段,到后来文革形势逆转,会形成学生们的强烈反弹,那将不知会制造出多少轰动事件。

     (二)自发组织红卫兵战斗队进行“造反”
    (1)成立“造反”组织,当上了“红卫兵”
从步行串连后回到光化县后,发现全县整个形势与我们出去前大不一样,一中校内出现了好多红卫兵造反组织,有些组织还把办公设在校外,原来,在我们外出之时,学校里那些没有出去串连或是提前回到家乡的同学就在家乡闹开革命了。而且在北京,武汉等地回来串连的大学生指导下,先后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战斗队,自己当起了“红卫兵”。这些战斗队给自己取了最革命的名称,刻了组织公章,印制了红卫兵袖章(一般都要把自己的战斗组织名称用小号字写在袖章的上排,袖章中间用大号毛体字写上“红卫兵”三个大字),还要制作一面写着战斗组织名称的红旗,配备刻字用的钢板,油印机,领取大量的红纸、白纸、毛笔和排笔,召集和发动志趣一致的同学参加这个组织,不分年级、班级甚至学校,只要是学生就可以成为造反组织的红卫兵,这些造反组织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不属任何人领导,没有工作、学习和作息制度,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兴趣,一切都是我行我素,由于当时学生们极其激情,每个组织都有那么几个核心人物,他们都很执着,虔诚地干着“革命”,所以,带动了大家每天都是刻印传单,抄写大字报,街头刷大标语、散发传单,到工厂,街道、农村串连发动群众起来“造反”,这就是造反组织的红卫兵。
     步行串连回到学校,我就参加了“北京公社”造反组织,这是仿照着法国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世界上建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而取名。实际上是在从北京回来的地质学院的老校友指导下组建的一个组织,由于同班几个同学早已经在这个组织了,所以,我也参加了这个组织。这是一个比较“温、良、恭、俭、让”的组织。没有很过火的“革命行动”,所以,除了抄写大字报,到街头刷大标语外,也没有留下有记忆活动。学校产生了许多战斗队,小到三五人组成一个,大到十几人或几十人,其中较有名气的是“朝阳公社”、“北京公社”、 “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光化一中造反司令部“、等组织。其实,大家都是凭着一种激情在干,处在非常散漫而无政府状态。

当时,社会上也被运动起来,有许多单位也成立了造反派组织,但同时也成立了“保守”组织,在这阶段,“造反”与“保皇”成为相斗的交点。
在一中除了“造反组织”以外,还有人们说是“保皇”组织“红革司”,社会上成立了“光化县第一造反司令部”,“第二造反司令部”,“第三造反司令部”。“党群司令部,这些组织中对保守组织就开展相互指责对方如何不革命,如何破坏文革,指责“保守派”如何“保皇”等。                                                                                       
现在看来,两派都拥护文革,都不反对中央的十六条,都主张“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只是造反与保守的区别是:所谓的保守派,主张在党政机构和原来当权派的领导下,有序的开展文革,反对炮轰县委和各级党委。另外,“保守派”一般出身都比较好,还有一定的血统论思想,认为那些“造反派”混有政治上有问题的人,革命动机不纯,所以反对“造反派”的思想和行为。而“造反派”组织主张“怀疑一切”,“先破后立”,批判那些当权派都是走刘邓的“反动路线”,理所当然的要先打倒。另外认为“保守派”是由当权派扶植起来的,在运动初期,打压过一些革命造反派,思想和行动上是为资本主义反动路线服务的。两派的争斗相当激烈。
在这个阶段,河口城内传单满天飞,大字报,大标语一街两巷到处都是,高音喇叭整天播送着革命歌曲和批判文章。工矿企业都动了起来。一些历史上有问题的当权派,先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批斗。绝大部分当权派都“靠边站”,学校里也把当时的校长徐化鹏,副校长刘芳揪出来批斗。一直到一九六七年春节后两个月里,全县呈现一片揪斗局面。
(3)“大联合” 和“复课闹革命”,成立了“革委会”
1967年1月,上海市大联合后进行了夺权活动, 1967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号召各地中小学生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复课闹革命”,另外派解放军进驻学校搞军训,还传达了毛泽东要求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最高指示。在这个大的方针指导下,一中的学生先后回到了学校,
如何“大联合”?怎么“复课闹革命”?在当时进驻的解放军和学生中是一个新课题。好在一中当时保守组织的人数不多,绝大多数是造反组织的学生,回校后,矛盾也不是十分突出。由于复课闹革命提法有“闹革命”,于是,有人建议既然要闹革命,就要保留革命组织,不如撤销原来跨年级的组织,再以原文化班为基础各成立一个组织,复课就在以班为基础的革命组织中进行,这样,既有革命组织,又不打乱原来的班级,便于复课,学生们很容易接受。这在当时混乱的局面下要达到大联合而复课,这确实是一个良策。于是,各个班以积极革命的学生为核心并策划下,各取一个革命名字后成立一个革命组织,再进行复课闹革命,全校原有20个班。也就成立了20个组织,我所在的高二三班,就起名叫“呐喊者”兵团,高三的有“炮打司令部”兵团,“主沉浮” 兵团等,初中的有“井冈山”兵团,“飞虎队”“金猴”战斗队,“猛虎小分队”等。
以各班为单位的革命组织成立后,就开始成立光化一中革命委员会。方法是各班经全体学生投票,选举一名革命委员会委员,全校选出共20人,。再选出身好、积极参与文革的老师及校级领导,这样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成立了,取名为“光化县新一中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原来工作组遗留下的“旧文革”,成立“新一中革命委员会”后,开展批斗工作组在校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烧掉了工作组秘密整学生,老师的黑材料、黑档案,平稳地进行了一次“夺权”。
(4)“新一中天南海北队”与“新一中文工队”
由于社会上还处在动乱之中,新一中成立后仍与社会上的群众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需要一个组织与社会上的组织保持沟通,校革委会就决定成立一个对外联络单位,这样,“新一中天南海北队”就组建起来,一批能言善辩的同学集合在一起,负责新一中对外事宜。这些同学深入工厂,下到农村,发动群众“闹”革命,由于当时信息闭塞,社会上有好多的群众组织经常到一中了解武汉,北京的文革信息,与一中商榷文革进展和如何“将革命进行到底”大事,一中仍是全县文革的热点。
新一中革委会认为需要加强宣传工作,决定成立一个文艺宣传队,开始起名为“新一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后来派性斗争时改名为“新一中文工队”。宣传队集中了全校爱好文艺的人才,最初有王静,徐桂英,车兆俊,胡淑英,胡国林,杨凤俊,周延芳,陈福莲,何丽华,侯爱学,刘喜娃,赵家扬,刘建中,杨全福,徐庆明,许选润,崔仁本,田金生,贺云、杨万里,赵明亮,周德钧,周建亭,杨志超,梅孝之,“七.二○”事件前后,王静、徐桂英、侯爱学、徐庆明因不同的原因离开了宣传队。    新一中宣传队平时排演一些革命歌曲表演唱和一些小型舞蹈、曲艺,以及一些“打倒走资派”的节目,经常在河口街头巷尾演出,或深入到工厂、企业,或到解放军驻地演出,虽然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无论从服装,道具,乐队伴奏,演员的基本功都很差,但对“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年不闻丝竹声”的光化县来说,新一中宣传队组建和演出,掀起一拨文革的激情,同时也给小城带来了一些欢乐。还蛮受当时群众的欢迎,每次演出都拥有很多的观众,甚至有的观众成为新一中宣传队粉丝,不管走到哪里,这些人都紧紧跟到哪里,并自觉为演出维持秩序。新一中宣传队的成立,带动了社会上许多有条件的单位纷纷组建了宣传队,这在一个偏僻的鄂西北小县,新一中又点起了“革命文艺”的一把火。
三)造反派内讧形成两派争斗的混乱局面
光化县的文革动向完全紧跟着武汉的潮流,只要武汉刮什么风,光化就会起什么浪。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中旬,武汉军队与公安联合行动,宣布了解散武汉工总,逮捕了一些造反头头,而三月二十七日,光化也在中山公园广场上召开了公捕大会,会上点名批判了光化县第一造反司令部和其他一些群众组织,禁止这些组织再活动,并同时逮捕了一司的一名女造反派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会上的讲话文字犀利,语气强硬,措词尖刻,矛头集中对准着造反派组织。而逮捕一些犯罪分子是虚,压制当时的造反之风是实。一时光化的文革处于一种蛰伏状态。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 县里的那些行动好像与毛泽东的文革理念不符。武汉当时许多学生组织起来要求武汉军区对造反派“翻案平反”,整个武汉处在一个激烈对抗之中。光化随风而动,学校里与社会上也同样处在不平静的形势之中,要求给造反派平反,为压制下的一司恢复名誉的活动层出不穷。整个湖北省的形势,当时的武汉军区控制起来也十分困难。复课闹革命已名存实亡,军训也全部停了下来。
(1)“七.二○”事件,湖北文革发生了逆转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七.二○”事件。那天早上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时播送了这个事件,支持了被武汉军区打压下去的武汉工总和其他造反派组织,颠覆了武汉军区支左局面,其实,我们在鄂西北这个小县里,对武汉的详细情况也不十分了解,武汉的派别林立,真说不清孰是孰非。但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中,只知道过去被打压的造反派是正确的,得到中央的平反,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因而湖北各地曾在三月份被打压下去的造反派相应也应该得到肯定。上自武汉军区,下至各地各县以下原来的文革权力机构都受到了冲击,“七、二○”事件打断了原湖北省文革以来运作机器的链条,所以,这整个的权力结构不能运作了,相继是造反派的雄起,群龙无首,山头林立,各自为政,湖北就处于一个极其动乱的局面,光化造反组织如“工总司”改名为“钢工总”,农村的造反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钢农总”。,原来强制解散的“一司”,由于组织机构停止了几个月,现又重新恢复并取名“钢一司”,“新一中”由于一直处于运动的前线,许多新一中的下属组织和个人与社会上的组织有着密切关系,“七、二○”后,又都到社会中去发动群众起来“闹革命”了。那时的一中,又成为“革命的热点”。

lhkmc

254
主题    
53
好友    
3483
积分
小城春秋版主
Rank: 16Rank: 16Rank: 16Rank: 16Rank: 16Rank: 16Rank: 16Rank: 16Rank: 16Rank: 16Rank: 16Rank: 16Rank: 16Rank: 16Rank: 16Rank: 16
该用户从未签到
注册时间2010-10-26在线时间582 小时钻石3733 点阅读权限100积分3483分享0精华7帖子3483
发消息    
32#
发表于 2016-10-22 16:15:11 |只看该作者
关河情 发表于 2016-10-20 08:40
在光化一中读书的七年半》——纪念母校一中七十华诞而作(11)

   (6)大串连及工作组撤离     从1966年8 ...

十一月开始,一中学生就开始要求上北京见毛  主席,最后形成了一种井喷式的暴发,工作组进校五个月来,一直在政治上受歧视的非红卫兵同学纷纷要求要到北京“见伟大领袖**”,而后光化一中的大多数学生登上光化到武汉的火车,又从武汉乘车到北京,冒着零下二十度的低温,终于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接受了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检阅,“见到了伟大领袖毛  主席”。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08-14
(2)一中学生第二次进入社会
    “七、二○”之后的光化一中,又处在一个亢奋激情之中。首先,新一中下属的一些组织和社会上的一些组织冲击了   县“文革领导小组”,冲击了光化县人武部,冲击了“公、检、法”部门,其实,当时这些部门中也有造反派或思想上倾向造反派的分子。这样,里应外合促成了“砸乱公、检、法”、砸乱“旧文革”的行动。一中学生的进驻表现着光化县的运动与全省步调一致,实质上,这些不谙世事的学生,进去后,又能做什么事呢?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一中学生的进驻,无形地保护了这些部门,因为,当时社会各阶层的造反派也要进驻,但一看一中学生已经到位,也就退却而去。学生们还是比较单纯,进驻的学生与人武部的军人们都相处得较融洽,与“公、检、法”部门的人相处关系也比较好。没有听说过造成什么冲击和进驻恶果。
     要命的是在“七、二○”后几天里,还在权位上的“四人帮”在河南大讲革命派要“文攻武卫”,这就是向造反派发出了“抢枪”“武斗”的号召。新一中把当时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改成了“新一中文工队”,又成立了一个“武工队”,“文攻武卫”,两样俱全,“文工队”负责文化思想宣传工作,而这“武工队”就负责保卫“新一中”的使命。在“七、二○”事件的风头浪尖时刻,又遇上了“文攻武卫”,学生们与社会上的造反组织行动起来,把光化县的军械库抢了,一中上自高三,下到初一,各班都有抢到枪的学生,特别是初中一年级的小同学有的也拥有一支枪,我们当时就想到,这些只有十四、五岁,生活上还很难自理,思想还混混沌沌的小同学,有了枪岂不是埋下了祸根,这真是“一语成谶”,以后发生的初一学生张永江枪走火打死搬运公司的工人吴小兵的事件,造成了两家人的悲剧,应验了我们的预测。
    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中成为了“练兵场”和“射击场”,在一中的城墙脚下,经常有各种枪支练习射击,枪声不断,震耳欲聋。好在当时一中四周都是菜地,没有居民居住,城墙外更是一条公路和空旷的庄稼地,那时到南方去主要从现在的交通路斜插过去。这条公路很少有车和人行走。要不,不知会发生多少难以预料的事来。
    在文革前一阶段,“造反派”与“保守派”相遇争论时,一般是两派人数相当就叫“辩论”,一派人多而另一派人极少的叫“围攻”,最严重的冲突也不过是肢体接触,拳脚相交。可是有了枪,以后发生两派冲突就非同一般,刀枪相加,肝脑涂地,后果不可想象。
   (3)“钢”“新”两派的争斗
    “七、二○”事件之后的一两个月,光化的造反派组织“弹冠相庆”,喜获新生。新一中与社会上有着联系的小将们,忙着帮助社会上的造反队加强组织,扩大队伍。大家相互还比较和谐,没有什么纠结和矛盾。
    而不知在什么时间,好像也没有具体的事件引起,原来被压制的一司以后为“钢一司”与在河口镇内势力比较大的“钢工总” 产生了矛盾,一个说“钢一司”革命最早,受压制最严重,对革命贡献最大,一个说革命不分先后,在“钢一司”受压制时,大家都在为其翻案平反作过斗争,等等争论不一而足。以后矛盾升级,两派组织的各自的地盘不准对方插进,再以后两派兵戎相见,动起了真刀真枪。
    新一中当时总体上是支持“钢工总”、“钢农总”的,而一些支持“钢一司”的学生人数不多,他们就拉出去到社会上“闹革命”去了。“钢”“新”之争在学校内表现也不明显,而在社会上,却是水火不相容的争斗。
    其实在发生两派争斗时候,许多一中同学已经厌倦这不明不白,无休无止的争斗和动乱,纷纷都当起了“逍遥派”,有的到工厂里打工,有的帮家里做事,农村同学回家种田,我同班一个农村同学早就回家结了婚。在写这篇回忆时,人家早几年前已经有了重孙,当老太爷已有好多年了。只有一些执着的同学,还守在学校里应付着学校和社会上发生的事。
  

   (4)肖武斌同学之死
    肖武斌是我同班的保康籍的同学,他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钢”“新”两派武斗中,枉死在一个造反派的枪下。他的死震惊了新一中,震惊了全光化县,他死得冤枉,死得离奇,死得悲惨。
那天上午,我没有到学校里去,躺在家里的床上看书,突然,百货大楼上的高音喇叭高声喊叫,说是“钢一司”的游行队伍要攻占百货大楼,要求“钢工总”造反派赶快来接应救援。接着,急促的机枪声划破了长空。我翻身下床,想外出前去观看,家里的大人拦着不让出去。过了一会儿,高音喇叭没有声音了,好象比较平静了,我从院子后面到了在初中时同学王天国家闲坐,王天国家南面是一个水井院,也是一个通向永乐蔬菜大队的通道。坐没多久,听街上喊声大作,紧接着一群人从街上跑进这个井院通道来了。而紧跟着其后面又来了一群手拿像钢叉一样的一群人,赶上来就向这些人们身上刺去,一个手握朴刀的人被打倒在地,一阵暴打后,这人还是脱身逃走了。留下了虽然生锈但确是一把货真价实的朴刀,这把刀我捡起来,交给了后面赶来的人,却把我的手弄了一手血,一看那朴刀的刀把上沾满了血迹。后面赶来的人是光化酒厂的造反派们,他们听到枪声和广播后,拿起他们生产用的工具,前去支援,半路上遇上了这群人,那工具并不是叉,而是一个明晃晃的翻酒糟的漏铲,如果是叉,那人早就浑身尽是窟窿了。实际上,酒厂的人也只是想赶跑那些游行的人,如果真想把他们至于死地,那不知要死多少人。
    第二天到学校里去,一打听,原来“钢一司”昨天游行时被打死一名农民,我班的肖武斌也在这次游行事件中被枪打死了。听后十分惊愕,肖武斌一不是造反派,二不是保守派,平时根本不参与新一中的活动,在校完全是个逍遥派,当天,新一中也没有组织学生活动,他怎么会被打死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那天“钢一司”不知用什么方法,发动了不少远乡的农民,也不知是步行还是坐车,来到城里游行示威,当走到百货大楼后,一群人就向百货大楼进攻,这百货大楼是“钢工总”的总部所在地,上面有广播室,还有一些“钢工总”的人,还有文攻武卫的武器。在游行人冲进百货大楼一楼楼梯间时,上面就扫来一梭子机枪子弹,当场一名农民就被打死,其他人一看死人了,就赶忙撤退,于是游行队伍就溃散了。
     按说,这次游行矛头是针对“钢工总”,游行路线也远离一中,一中学生也没有参与这次游行,这次游行与新一中没有关系,可是,肖武斌却被打死了,一直到后来才知道,当天,肖武斌在学校没事,上街闲逛,遇上了游行队伍,他在百货大楼对面观看游行,看到游行队伍冲击进攻百货大楼,就觉得不妥,肖武斌是个直性子的人,就直言说这样做不对,当时在他身旁有个“钢一司”的人,与他争论起来,最后动起了手,那人手中有枪,就开枪向他打去,当场肖武斌就倒地身亡。还有一种说法,说那个与肖武斌发生矛盾的人,想吓唬他一下,向地下打了一枪,谁知这枪子在混凝土地上反弹起来,打中了肖武斌,总之,肖武斌确实被那人打死。
    肖武斌放在县医院太平间里,是武必力老师给他穿的老衣,因为是同班,最后,还让我们班的男女同学到太平间与他告别,据说,肖武斌伤口的子弹进口与出口来看,不像是端枪平射,而是上口在前胸靠锁骨处,下口在肋窝处,子弹斜穿过身体,好像还是下小上大,如果是这样,或真是子弹反弹而丧命?这只是道听途说,最后只能依法医判定为准。
    肖武斌死后,“钢工总”召开了大型的追悼会,还进行了募捐,听说募捐的钱以后随送肖武斌的遗体到保康,交给了肖武斌的家人,也算是对肖武斌失掉生命的一点补偿。我们班在校的男女同学亲自前行,把他的遗体送到了保康,由于我在宣传队要演出,没有同去送行。
肖武斌有兄弟两人,父母很早离异,父亲一人带着两个孩子很不容易,听同学们说,他们住在保康深山中一个小村庄里,父亲本指望有肖武斌这样上高中的孩子将来撑起这个家,可他却冤枉客死异乡。可想这是多么悲惨的事啊!
    文革期间,一中死在枪下的同学包括肖武斌共两人(那一名高三的同学是因枪走火丧命),因枪走火受伤而保住性命的有两名,还有一名校外的人员到一中来因枪走火而丧命。
    枪,给一中留下了无限的悲伤。

(四)成立县革命委员会——离校下乡当知青
    到了一九六八年一月,襄阳地区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二月湖北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两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从全局上稳定了文革的形势,派性斗争有所缓和,一中学生的“革命热情”也成了强弩之末,没有原来的劲头了。
    (1)无所事事,游离在学校与社会之间
     两级革委会成立后,大力提倡革命大联合,反对武斗和派性争斗,新一中的革命小将们一般也没有什么大事可做了,有的就在学校里闲玩,有的到工厂里做工,有的回农村去种地,我班的女同学柴香文就在汉水河里从船上挑建筑用的河砂,一百多斤的河砂,从船上挑到码头之上,一趟要登几十个台阶,一船河砂几个合伙人每人要挑几十趟,一天要挑两、三船,每天可挣二元钱,没有一点耐力,根本受不了。我曾与同班同学郑先明还有外校的几个学生组合也去挑砂,坚持了十天左右,实在是挑不了,就退却了,而郑先明,柴香文几位同学们一直坚持下去,真令人佩服。我虽干了十天,最后,还挣了十几元钱,可不要小看这十几元钱,这可是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呀!又因为动力头厂管基建的是同学的父亲,所以,我们还和几个同学到动力头厂建筑工地上当过小工。
     尽管这样无人管,但同学心里还是犯嘀咕,长期不到一中去,以后真的开了学复了课走向正规,学校如果要看文革的表现,影响升学或者参加工作怎么办呢,所以,还不时地到学校里去走走看看。那些坚持在学校里为一中平常的事务操劳的同学,或经常到学校去看看的同学多少都有这样的想法,绝大多数同学们总是梦想恢复到原来的秩序,实现上大学的梦或工作梦。然而,现实与梦想却是那样的渐行渐远。
     (2)工宣队和解放军进校收缴枪支武器
     一九六八年下半年,虽然光化县还没有成立革委会,但省、地区已经都先后成立了革委会,在省、地革委会的要求下,对原来抢来的枪支武器统统上缴。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细致的工作。县三支两军领导小组派了工宣队,在学校里逐个对同学进行排查。原来新一中武工队同学和初中的一些小同学们,手中还有手枪和步枪等武器,最后都一一上缴到工宣队和解放军。流落在社会人员的枪支,收缴起来更加困难,但由于开展了艰苦细致的工作,顺藤摸瓜,逐一排查,收缴枪支武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由于我们没有枪支武器,在这次活动中是一身轻松。
     上缴枪支后,一中基本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整个社会也恢复了久违的安宁。
     (3)    成立光化县革命委员会,
     按说成立光化县革命委员会与小小的一中没有什么关系,然而,两年多的文革,光化派别林立,潮起潮落,唯有一中的学生从始到终参与在其中。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要考虑到各派的代表,新一中的文革精英们,与社会上的造反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一个很好的协调力量。然而,对我们这些一般的学生来说是不相关的。
     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非常重视新一中革委会中学生代表的意见。在新一中和多个派别的负责人协商确定了人选后,九月成立了由各派负责人,解放了的领导干部,解放军三结合的光化县革命委员会,新一中的常光学成为学生代表,选为光化县革命委员会成员。九月二十二日,全县召开了大会,庆祝“光化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光化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光化一中老三届学生参与文革的结束。
    (4)“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
     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湖北省从上而下就开始动员中学生下乡。其实,每一个同学,没有一个真正愿意到农村去的。但当时动员下乡的工作一天比一天紧,工宣队甚至深入到每一个同学家里,做家长的工作。
     作为我的家庭,我在一中读高中,妹妹在一中读初中,弟弟上小学,父亲没有正式的工作,天天为生计犯愁,本想我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能分担家庭的负担。可二十岁的我一下乡,根本没有经济收入,一点也不能分担家庭的困难,我们家对下乡是十分抵触的。
     然而,象我们这样的轻尘弱草,哪能抵挡住那强大的政治狂飚,无奈,还是报了下乡的名。与我们几个同班同学结伴,在工作队提供的接受知青的生产队名单上,选了一个生产队,就等着下乡的那一天。即使这样,家里大人还是没有让妹妹报名,想当然地觉得一个女孩子,留在身边,有机会还能在城里找个工作。但在十二月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在我已经下乡了一个多月后,家里还是抵挡不住下乡的强大政治攻势,让妹妹报名下乡了,最后,妹妹插队到一个已经有了下乡知青的知青点里。
     下乡的前一天晚上,我们 “呐喊者”战斗兵团的几个同学们进行了一次小聚会,清贫的酒喝过后,大家悲壮地走到汉水岸边,将“呐喊者”兵团的文革战旗褱緾着一块大石头,然后高高地举起,用力抛向远远的江心,随着“扑通”一声水响,心中强烈地呼喊着:
     永别了,文革!
     再见了,一中!
     ……
     第二天是小寒节前一天,,一辆辆卡车拉着我们,下到那疏林凋残的乡村中去。
     从此,我们踏上人生的另一征途。
﹡        ﹡         ﹡         ﹡
     在一中读书的七年半,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时光,而那只有二年半的“文革”却彻底改变了一个学子的人生轨迹,在一中,从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孩子,到成长为二十岁的高中青年,然而最后还要下乡接受再教育,好不容易盼到招工,已经22岁的我却只能当上每月只拿18元工资的学徒工,人生的道路一切又从零开始。命运开了我们一个不小的玩笑。在一中读书的七年半,到底是值还是不值?几十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在脑海里纠结着、萦绕着,长年得不到诠释。
     最后记起了《临江仙》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所忆在一中的那些是、非、成、败,爱、恨、恩、仇,如今对我这年近古稀的人来说,都该成为“转头空”了。至于这篇拙作,望览者阅后“都付笑谈中”好了。
  

       谨以此文,纪念母校光化一中校庆七十周年!     (完)

http://bbs.lhk.gov.cn/thread-588179-6-1.html
快速回复

限100 字节
如果您在写长篇帖子又不马上发表,建议存为草稿
 
上一个 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