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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imingshan:学习班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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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班的回忆
我是1966年小学毕业的,那一年是我所上的学校建校80周年。我家里现在还保存着当年的入学通知,一个学期是学费2.5元,书本费1.5元,合计4元。1966年春天学校里开始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三家村札记我们小学生根本就没有看过所以全是老师在课堂上讲,印象最深的是老师在课堂上讲《一个鸡蛋的家当》说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恶毒攻击。有一天学校门口停了一辆伏尔加(那时候北京汽车还很少)事后老师说是张文松同志到学校来了,上中学以后听毛玉琪老师讲张文松是彭真夫人张洁清的弟弟当时在北京市管中小学教育。十多年后再次见到张文松的名字是在北京出版社门前挂出的一个横幅;欢迎张文松同志到我社工作。自有的中学提出停课闹革命以后小学里也开始乱起来了,不久上级派来了工作组,组长邢军。老师还在课堂上传达了上级文件,要求学校搞运动要内紧外松,内外有别,内部情况不要外传,但工作组从不到班级里来我也没见过邢军组长,1980年北京日报上登出北京市人大副主任邢军不知道是不是当年的邢组长。因为学校停了课没有进行期末考试学生就都回家了,1967年学校停课,年底报纸上登出一个新口号“复课闹革命。”学生们又都回到学校。我们已经学完了小学的功课课堂上没有可讲的内容,课堂秩序也不太好,驻校军训组就让我们到复课闹革命先进单位西什库小学和我们同一届的班级去参观学习,到那里一看他们的课堂秩序确实很好但是上课的内容记不清了。很快1966年上完5、6年级课程应该毕业的学生全部回家等候上中学的入学通知,当时上中学是按居住地点划片录取,我家所在的胡同归女三中管,1968年1月我这一届和下一届的学生到学校报道开始上中学。
女三中是熊希龄、陶行知等人于1917年创建的,过去是女子学校我们是第一批男学生为此学校改名新三中(为区别于男三中)以后又改名159中。1931年学校搬进历代帝王庙(现在学校已经搬出,历代帝王庙改成博物馆),庙里房子少空地多,学校搬进去以后又建了不少房子,为恢复历代帝王庙原状这些房子现在大部分都拆掉了。熊希龄先生墓在香山北上坡,离公交车总站不远,159中毕业的学生去香山时可以前往参拜。附带解释一句,1931年以前女三中是香山慈幼院的一部分。在文革的特殊年代里新进校的学生没有年级之分都编成连和排,刚进校时我被分配在3连5排,以后改叫5连5排,教室在东院的东房里。在神厨当中砌了一堵墙分成南北两个教室,我们班在北边一间。班主任黄华沙,辅导员马静(老高二学生应在1967年毕业)。后来马静走了辅导员换成吴坚、胡冬冬她们两个是老高一学生(应该在1968年高中毕业)比马静小一届,班主任换成孟仕英老师。在这个动乱的年代里从进校到1969年毕业没有发过课本,没有正式上过文化课也没有发毕业证书我们就毕业下乡去了。不过当时即使发了毕业证书也没有用,北京市在文革结束后曾有过一个规定:文革期间的中学毕业证书无效,更何况我们连正规文化课都没上过拿了中学毕业证书也没有用处,中学功课都是文革结束后又后补的。刚开始学校是天天读雷打不动,每天上午第一节课学习毛主席著作,背诵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是学生的重要功课。因为没有文化课不少学生上完天天读就离开学校到外边玩去了,为此辅导员吴坚到我家去找过我批评我不该旷课。1968年放暑假前辅导员通知我作为班级的学生代表暑假期间到学校参加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当时我想我一个学生解放后出生红旗下长大清理阶级队伍与我有什么关系就没有去学校参加学习班。过了几天小学同学5连4排学生代表崔建到家里来找我,他说学校要求学生代表一定要到校参加学习于是我第二天就开始到学校参加学习班。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分成几个小班,我和崔建所在的班被安排在学校一座二层楼的二楼上,现在这座楼为恢复历代帝王庙的原状已经拆除。学习班的成员除老师以外主要是老高一的大姐们,每天学习文件听老师和大姐们发言。通过学习文件明白了什么人按当时的标准是历史反革命,例如毕长龄解放前他是国民党区分部委员曾参加过中统按文件规定属于历史反革命所以被罚去打扫卫生代替以前的勤杂工。学习班的主要成果是把女教师苏令娴等一批人定为边缘人物,也就是所谓推一推就会变成反革命人民的敌人,拉一拉还能够挽救让他们重新回到人民队伍里来的人。学习班里除了和我一届的几个学生代表以外其他人都不认识每天坐在那里听他们发言实在是乏味的很,好在很快就传出一条消息学校要组织我这一届的学生下乡劳动,可找到一个离开学习班的机会了我赶快去报了名。下乡劳动出发时我迟到了,大队人马已经徒步出发只剩下拉行李的马车还停在学校门前我把背包放在马车上向西出阜成门走着去追赶队伍(那时阜成门的城门楼还在),一直走到五孔桥才追上正在休息的学校下乡劳动学生队伍。下乡劳动的地点是四季青人民公社西山大队,住在一户姓梁的老人家中,我们几个住在他家的学生都叫他梁大爷。他弟弟住的离他不远兄弟二人一个叫梁清元一个叫梁清振,时间隔的太久已经记不清哪一个是梁大爷的名字了。梁大爷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儿女都在外面工作。他说他年青时在北京城里的工厂当过工人,曾吸过鸦片但没有上瘾,后来又回到村里继续当农民。西山大队以前叫黑塔村有一座塔,后来被拆除了,村里还有一个农业资本家,我在其他地方从没听别人说中国解放前还有农业资本家。梁家东边的邻居年龄30岁左右有4个孩子,梁大爷介绍他家情况时说他们就会生孩子。下乡劳动时干的活比起后来下乡当知青干的活还是轻松多了,开始阶段大家还都是非常努力的,等到最后几天劳动纪律就松懈了,男学生轮流离开菜地坐47路(现在的347路)到八大处去玩。劳动结束时背包还是交生产队的马车运回学校,学生可以坐公共汽车也可以走回城里。我和同学张连科结伴走回家,路过彰化大队时惊奇的发现村里还有一座教堂。1980年再到彰化村时发现教堂已经被拆了,破坏文物实在是不应该,现在则连彰化村也都全部拆没了。回家后就没有再去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开学后在班里由另一位女同学汇报了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情况。秋天由北京市运输公司修理厂工人组成的工人宣传队进校,队长肖庆林据说在清华大学工宣队时由于工作成绩突出曾经上过人民画报,不过我从没看过那一期人民画报不知这是否属实。1980年遇见一个在运输公司修理厂工作的人他说肖庆林在厂里仍然是一个普通工人,现在应该早退休了。政委姓龚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们进校时还举行了一次欢迎大会。工人宣传队进校以后经过调查很快作出结论;学校清理阶级队伍进行的不彻底要再来一遍,我作为学生代表又一次参加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
第二次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仍然是分成几个小班,我所在的小班位置是在前院西北角的一所平房里,现在这所平房已经拆掉了。学习班里我这一届的学生代表还有其他班来的任竹坡,程丁柱,女生王泉,别的小班里有林伯文,李良等人,除了林伯文和我是小学同学比较熟悉以外其他人都是到学习班以后才认识的。比我大一届的学生代表有4个人(她们是1965年进校),现在只记住了三个人的名字:杜建芝,姚永华,张小宁。老高一的学生代表有;商尔柔,古冬玉,张小松,郭秋萍,张建,马丽文等。我对马丽文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其他大姐都很重视个人的仪表,只有她手背上皴的黑乎乎的还不如我们这些男学生爱干净呢。张建说话声音完全是童音特别甜美与众不同,偶尔来串门的有被其他老高一学生称为乔老爷的乔冠华的女儿乔玲。还有一位姓雷的大姐,他母亲在文革初期是领导干部(司长)变成造反派在社会上有相当知名度,她也在学校里担任革委会委员。1968年她母亲突然被捕她也被解除了革委会委员职务思想负担很重,每次来其他大姐都给她作思想工作开导她。当时学生代表之间都直呼其名,但是老高一的大姐们对我这一届的学生则统称为;小孩儿(分明是小看人吗);她们爱拿程丁柱开心叫他丁不住。离开学校后只见过杜建芝和张小松,其他人再也没见过。老师里年龄最大的两位女教师是;曾给我们班上过课的朱则厚(1969年53岁),朱老师很注意个人形象,那些大姐们叫她老来俏。米寄简(1969年49岁),其他女教师有;段燃灯,孟庆肃,刘桂芝,于岫云,唱英华,文革前的副校长陆维敏。男老师有;吴英(后来成为北京市中学特级英语教师),5连4排班主任董冀,蔡世芳,欧阳文,学校里资格最老的一级教师毛玉琪偶尔来参加学习。学校里的工人代表有食堂孟师傅和一位电工,他们两个人因为还有工作不是每天都在学习班里。师道尊严在当时被彻底破除了,老高一的大姐们经常称呼老师的外号,而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小的学生则不敢叫老师的外号。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大姐们当中的干部子女对一位家住北京军区大院的老教师王维华非常尊敬,都称她王大妈。和上一次学习班不同的是第二次学习班每个小班有一名工宣队派来的工人师傅,我所在的小班是一位女师傅可惜现在已经记不得她的姓名了。
学习班开始后大家在一起学习文件和报纸社论,学习六厂二校清理阶级队伍的经验,要求有问题的人要像学习材料里讲的竹筒倒豆那样把自己的问题都交代出来接受组织和群众的审查,争取过关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那些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教师都要在会上把自己过去的历史讲清楚,年轻教师生长在红旗下没有历史问题和学生代表一样主要是听他们的发言,提问题帮助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提高认识。因为老师大部分都进了学习班学生由辅导员管理基本上处于停课状态,学习班里却忙的很。我和其他学生代表都是每天中午和晚上在学校食堂吃两顿饭,经常是晚上8点才能回家。当时的学校食堂只有厨房和卖饭窗口设在一进校门的西边(过去的厨房现在已经拆除),学校师生买完饭老师拿回办公室去吃,学生就都是在教室里吃饭。文革中的混乱时期学校破坏公物现象十分严重,教室里日光灯启辉器几乎全部丢失。不知是谁发明了一种开灯新方法,站在课桌上用一截短铁丝折个弯插进放启辉器的位置转一下灯就亮了,黑暗中有时能看到冒出的火花,男生们经常用这种方法点亮教室里的日光灯。通过听老教师们的讲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解放前从辅仁大学毕业的最多,当教师前职业是国民党军官的多。
军衔最高的是在其他小班的马仲贤,曾参加过三青团,1939年在第二战区参加国民党,在国民党中央军校七分校和胡宗南战干团第四团任过上尉指导员,少校,中校教官。最后的处理结论是:性质反革命分子,不太老实,处理,不戴帽子,拿在群众手里,监督劳动。校医室的孙大夫1969年60岁,据他自己交代他在山西太原医专毕业后到阎锡山部队里当医生军衔少校,后来他所在的部队被解放军消灭他通过关系又到北平郊区傅作义所属部队的一个医院里当军医直到北平和平解放。专案组的材料里说他解放前在太原参加过青年党,1950年到学校,处理结论是:比较老实,不戴反革命帽子,在劳动中继续改造。王秉纯的父亲曾任伪满新京特别市(长春市)工商会副会长,岳父是伪满大臣,驻日大使,曾在日本留学。抗战胜利后在日侨遣返站任少校督导(相当于文职军官),解放后北京举办第一次日本展览会时他曾在街头和日本人交谈,请日本人把他带进展览会,这在当时也属于需要交代的问题。专案组的材料说他曾任省党部办的论坛报记者,经老婆介绍参加过国民党长春市党部谍报队,分在第一组,编号165号。处理结论:性质特务分子反革命,极端不老实。处理:顽固不化的特务分子,戴帽子,群众专政。空军上尉有两个,一位是女的王老师,她丈夫是空军中校,因为她和丈夫是解放后从香港起义回来的按规定对过去的事情免于追究。最倒霉的是蔡世芳,学习班开张没多长时间学校在院子里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当时学校没有文化课几乎每星期都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天气好的时候在院子里冬天在大殿里。台上的主持人说凡是有问题没有交代清楚的你自己马上到台上来我给你几分钟时间,主持人拿了一个闹钟放在话筒旁边,会场上的人都能听到大喇叭里传出来的闹钟滴嗒声。过了几分钟主持人在台上大喊一声“把国民党特务蔡世芳押上来。”早已准备好坐在蔡世芳旁边的两个学生立刻把蔡世芳从椅子上拉起来,把他两只胳膊拧到背后强按着让他低头押到台上批斗大会马上开始。蔡老师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也没有接受过什么潜伏任务。他说他建国大学化学系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就进了国民党空军,在空军第402通讯大队任机务员,从少尉、中尉到上尉。部队曾在南苑机场和中南海驻扎过,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他从军人变成了老百姓,在学校也曾经修理过扩音机。学习班里曾经念过他解放前邻居的证明材料,但那个材料只能证明他对邻居很霸道不能证明他是否是特务。在政策攻心会上他说402大队有4个科2个组,他是1947年11月调到第4科,曾经领过防共谍报组的证,科里人都领了没有什么活动。专案组的材料说蔡世芳接受过潜伏任务,但没有充分根据说他就是潜伏特务。级别够不上当时文件里规定的历史反革命标准;曾在国民党军队中军衔上尉或虽然军衔不到上尉但担任过连长职务的有吴英中尉,他父亲是东北军53军少将,9.18事变前他家曾在黑龙江省拜泉县买过地,抗战期间他父亲死在广西。大学毕业后他在国民党军队里曾经是少尉、中尉,离开国民党军队以后他家开过粮店,解放后曾经担任过工商联组织负责人。后来还担任过小学校长,最后到中学教英语。吴老师虽然没有教过我但是在学习班里接触比较多,上个世纪70年代还曾在胜利电影院见过一次面,文革后他当上了北京市英语特级教师。还有一位女老师曾经是国民党空军少尉,因为不够历史反革命标准自己说清楚就行了。
其他小班的张希颜,地主出身,曾在济南上高中,参加过三青团和国民党,1938年进过中央军校特训班,毕业时还发了一把剑,剑是什么样子他没讲过也许就是电影佩剑将军里拿的那种剑,不过大姐们说过去他在课堂上讲课时经常发表反动言论。专案组的材料说特训班主任康泽是特务训练班,在敌伪档案里有他的证件和照片。张抗战期间曾在四川和云南上大学,解放后1951-1958年教语文,1957年定为右派,1958-1962年劳动改造,1962年回学校继续任教,解放后曾多次发表反动言论。房凤敏出身地主家庭,1943年在辅仁大学上学期间加入国民党,1946年任7中国民党区分部候补委员。1947年她家被解放,她写了毒草《乡思》登在平民日报上攻击共产党,还在课堂上念给学生听,解放后经常发表反动言论。比较倒霉的还有一位教历史的老师他既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也没有像电影里的汉奸那样带着鬼子去下乡扫荡,据说抗战期间他在中学教书时曾在报刊上发表过美化日本鬼子的文章所以被定为汉奸。不过这在那个年代是普遍现象,我家一位邻居就因为类似问题被关起来失去了自由。在那个特殊时期即使没有罪行也能成为历史反革命,有一位老教师被说成是国防部保密局长(军统)郑介民的姘头,即使没有其他反革命罪行仅此一条就已经定为历史反革命了。问题较轻的人例如一位女老师解放前在太原上学,太原解放前夕老师在课堂上给学生每人发一个表,填完表就算集体加入了国民党,既然加入过国民党就要把问题说清楚。
其他老教师虽然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当过国民党军官也要在学习班里说清楚个人历史。朱泽厚老师说她解放前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在家里闲了四年吃了四年剥削饭,还说她虽然只有一个女儿但是她支持女儿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米寄简老师说她解放前曾经在天津广播电台当过播音员,每天晚上播音结束后还要继续播放音乐为国民党空军飞机导航,这是为国民党打内战服务。专案组的材料说米老师工作的电台是由特务分子经保密局同意于1946年开办的,1948年从济南解放到天津解放每天晚上12点到凌晨5点为飞机导航,米老师负责播音。董冀说他父亲是国民党军官,不过他母亲是他父亲的小老婆他们不在一起住,解放后他还揭发检举了自己的父亲。董老师解放后参军,从部队复员到女三中当教师。他对当时的校领导十分不满,说他到学校领导办公室报到时领导正在看文件,都没有抬头看一眼他这个新来的教师就让他出去了。欧阳文老师说他年青时曾经参加过共产党,打过游击后来回家脱离了组织。他哥哥1955年授中将军衔,文革中曾任石油部军管会主任后来突然被捕,他教育他的侄子要正确对待这个问题相信组织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的。文革前的副校长陆维敏介绍个人历史说她大学毕业后1945年响应政府(国民政府)号召到台湾任教,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她从台湾回到大陆。1964年公安局通知她有一个当年她在台湾时共过事的人从台湾回到大陆住在外语学院(现外国语大学),让她去和这个人见面并向公安局汇报两个人见面的情况。陆老师当时太紧张了,说她回来后把她们两个人的发言都记录下来交给了公安局。清理阶级队伍对有问题的人都要内查外调,只有陆维敏解放前的历史只能听她自己讲无法调查。毛玉琪是当时学校资格最老的一级教师,他说1942年他来女三中的时候大殿里帝王像和牌位都是保存完好的。张文松文革前给教师开会做报告时的穿着像个解放前的公子,他还当过政协委员,是区政协还是市政协他没有说清楚。有一位瘦瘦的戴眼镜的张老师,她丈夫马特教授跳楼自杀,一直到文革结束后师范大学才给马特教授平反恢复名誉。杜静远老师她在开封上学时参加过天主教会的一个组织,后来这个组织被作为反革命组织取缔,她在文革中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被罚去打扫卫生,在大水缸里用火碱加观音土放上水搅拌成贴大字报用的浆糊。王铁宁老师的丈夫林莾曾在胡风一案中被捕,三个月后释放,审查结论说他和胡风只是一般的朋友关系没有参加反革命活动。段老师也是解放前大学毕业但是她没有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之类的反动组织所以没有需要交代的历史问题,她很喜欢和学生聊天,说她把1957年反右时写的大字报底稿都一直保存在家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佛教有燃灯古佛,只觉得她的名字很奇怪。在学习班召开的大会上做检查交代者也有不属于历史问题范围的,刘向老师她父亲文革前是部长级领导干部,她也是解放后参加工作。因为她弟弟和文革初期很出名的谭立夫是同学,结果被要求在大会上就当时的一些问题作出解释。还有一位在大会上做检查说他曾经有过想进行流氓活动的念头但没敢付诸行动,当时听了他的发言只觉得十分可笑这和清理阶级队伍没有任何关系。
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在进行过程中从各班来的学生代表还回班作过一次汇报,主要是介绍学习班的学习情况和清理的成果。那个时代的学生可以说阶级斗争觉悟都非常高甚至有些神经过敏,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在一间教室里吃晚饭,有一个人说“今天的菜特咸”马上就有人问“特嫌?谁有特务嫌疑。”不过有一次我听几位同学聊天时有一个女同学说“目前学校阶级斗争形势非常复杂。” 真觉得有点可笑,把问题过分夸大了。在学习班里每天和老师还有大姐们在一起她们也讲一些学校历史及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学校后院里有东西各两个一共4个碑亭,陆维敏老师说50年代吴晗(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主管教育)来学校视察,学校反映房子不够用。吴晗说把亭子周围砌上墙不就可以当房子用了吗,学校迁出后又把后砌的墙拆掉恢复了碑亭原貌。武惠老师(后来是北京市特级教师)文革前曾对别人说她家有台糖股票,等解放台湾时请大家吃糖。文革前在学校里有民进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凡是要申请入党的人必须先加入民进才能入党。文革中虽然都是女学生但是也出现了打死人现象,学校原党支部书记沙平被学生打死了。当然女学生的破坏性还是比男学生小多了,我们这一届进校时学校门窗和桌椅基本上是完好的,与其他男校和男女混合校窗户玻璃所剩无几相比还是好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校长郑倚虹去世时,学校来了很多知名人士丧事排场很大。毛玉琪老师说他1942年来学校任教时,大殿里的帝王牌位还都是完好的。解放后里面的东西被拆除,大殿里变成空的了(现在看到的都是新作的)。在第二次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当了三个月学生代表,学习班宣布胜利完成任务解散后老师和我这一届的学生都回班。回班也不是去上课,我所在的班正在外文印刷厂劳动,我也赶到外文印刷厂去与班集体汇合,在工厂劳动一个多月。我到学习班以后班里有位同学进了学校专案组,当时对她还挺羡慕。文革后再回顾这段历史时我认为学习班里的学生代表虽然对老师也有不礼貌和不尊重的地方,但和专案组所作的事情相比性质还是不一样的,没作过什么对不起老师的事情。学习班里的各位老师虽然除了朱泽厚老师你们没有直接教过我,我在这里仍然要向你们表示感谢,学生当年如有不够礼貌和尊重之处请您原谅,顺便说一句我是学习班里个子最高的学生。学习班里的各位同学虽然我们有的人已经30多年没有见过面,也请你们接受我对你们的祝福,祝你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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