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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文献]阿憨:1966年大串连长征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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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大串连长征日记》是《风雪玫瑰——文革知青情书》的第28章。因篇幅相对较长,独立性稍强而单独成册。
  1966年下半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正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到了9月,中央发出指示,要全国所有中学以上的学校按10:1的比例组织“革命师生赴京代表”,免费乘车、免费食宿,去参观、学习北京的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同时还让北京的大专院校以及中学生奔赴全国各地“煽风点火”,以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转眼间,神州大地上的串连狂飙便使铁路交通不堪重负。到10月份,一方面为了减轻铁路压力,一方面为了把文革之火更彻底地烧向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开始提倡“长征精神”,号召广大的红卫兵小将们“学习老红军的革命传统”。全国刮起了一股红卫兵徒步大串连之风。于是,“步行串连”一时间大行其道,到处都设立起“红卫兵接待站”,无数豪情满怀的学生高举着“长征红卫队”的旗帜,在中国大地上北上南下,西征东进,来往穿梭,盛况空前。步行串连历时四五个月,当算是文革的滔天大潮中一朵不可或缺的浪花,也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一大壮举。

  本书详细、忠实地逐日记述了一支长江之滨的“赴京长征红卫队”步行串连的全过程。

 1966年
  10,24长征红卫队宣告成立

  10,25出发的日期定在后天

  10,26劝告会差点开成批斗会

  10,27上路第一天(江边—滨江86里)

  10,28总算有了一面队旗(滨江—平潮44里)

  10,29行进在乡间小路上(平潮—吴窑52里)

  10,30学校派人把钱和粮票送来了(吴窑—黄桥80里)

  10,31开了一个总结经验教训的会

  11,1步行串连已蔚然成风(黄桥—口岸91里)

  11,2忍受力已经到了极限(口岸—大桥38里)

  11,3浴室里的批斗会(大桥—江都28里)

  11,4忠于毛主席要看实际行动(江都—高邮110里)

  11,5沿着京杭大运河北上(高邮—汜水84里)

  11,6遇到两个红小兵(汜水—平桥80里)

  11,7在清江市委大院看大字报(平桥—清江66里)

  11,8等于没开的民主生活会

  11,10夜奔沭阳(11,9清江—沭阳142里;11,10沭阳—庙头20里)

  11,11不像队伍的队伍(庙头—新沂92里)

  11,12跨过陇海线出江苏(新沂—郯城58里)

  11,13腿走瘸了,掉队了(郯城—李庄71里)

  11,14把一件无所谓的事做好它(李庄—临沂45里)

  11,15在临沂人民医院

  11,16冒牌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临沂—青驼寺90里)

  11,17不讲理的“战友”(青驼寺—蒙阴110里)

  11,18咬着牙坚持(蒙阴—新泰60里)

  11,19最艰苦的一天(新泰—花马湾97里)

  11,20徂徕山深处的石英厂(花马湾—泰安75里)

  11,21登泰山

  11,22观日出(泰安—界首40里)

  11,23孤身一人翻了两座大山(界首—济南145里)

  11,24在济南市乱窜

  11,25参观文革成果展览馆,扯了个弥天大谎

  11,26土包子不知道济南的趵突泉(济南—晏城70里)

  11,27毛主席能活150岁(晏城—张庄72里)

  11,28人生路上的苦恼和希望(张庄—德州110里)

  11,29德州的扒鸡

  11,30在德州市红卫兵总部

  12,1可爱的山东老乡(德州—连镇87里)

  12,2出山东进河北(连镇—泊头62里)

  12,3用起钱来像泼水一样(泊头—沧州70里)

  12,4沧州有个解放军接待站(沧州—兴济38里)

  12,5兴济搬运站的工人师傅们

  12,6从热炕上跳进了冰窖(兴济—唐官屯72里)

  12,7饥寒交迫的滋味(唐官屯—天津110里)

  12,8满墙都是“毛主席诗词”

  12,9挤公交车挤出经验来了

  12,10为宣传而宣传

  12,11人要有自知之明

  12,12打擦边球乘公交车(汉沟—南蔡村45里)

  12,13跟窝头较上劲了(南蔡村—通县120里)

  12,14司机们的态度转变了180度(通县—北京65里)

  12,15住在崇外大街100号

  12,16故宫的门关上了

  12,17在工人体育馆批斗彭陆罗杨

  12,18在北京动物园一整天

  12,19陈老总真是性情中人

  12,20对黑五类的大屠杀

  12,21卢沟桥和天坛

  12,22美丽的颐和园

  12,23在北海溜冰场跌肿了屁股

  12,24有人把矛头指向林彪和中央文革

  12,25誓把刘少奇拉下马

  12,26衰草枯杨圆明园

  12,27再去工人体育馆

  12,28全国赴京长征队经验交流大会

  12,29北京市民批判红卫兵小将

  12,30参观军事博物馆

  12,31回顾1966年

  1967年

  元,1毛泽东思想照亮全世界

  元,2新狗崽子们的困惑

  元,3雪后游香山

  元,4武斗初露端倪

  元,5陶铸现在排在刘邓后面

  元,6中央文革说什么就是什么

  元,7学生运动正在走向社会

  元,8首都一派革命景象

  元,9坐火车去青龙桥

  元,10夺权!夺权!夺权!

  元,11《告上海市人民书》

  元,12毛主席为“一月风暴”叫好

  元,13“联动”是反动组织

  元,14《公安六条》让我心惊胆战

  元,15就要离开北京

  元,16从北京一直站到南京

  元,17上海的大骗局

  元,18张、姚与陈、曹在斗法

  元,19冷冷清清的农校

  元,20小报和大报

  元,21农校有了新校长

  元,22农校的贵重教学仪器都锈了

  元,23临摹毛主席手迹

  元,24学写草书的体会

  元,25一日无事

  元,26两张互相矛盾的传单

  元,27回家过年

 1966年10月24日,周一,晴
  一件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事情:我们后天也要出发了。目的地:北京。
  全是因为前天来的报纸上登出来一条消息,有如在这一潭死水中扔进来一块石头,把这世外桃源似的农校扰动起来。大连海运学院革命学生的“步行串连长征队”到达北京!报上用的标题是《红卫兵不怕远征难》。步行串连!长征队!学校里有好些人激动而紧张,在你来我往地商量。而且,报纸上从标题到内容,对他们的行为都是赞扬、鼓励、支持的。本来,我并没有对这篇报道太在意,看过了就看过了,也没有多想。红卫兵,大串连,长征队,好像跟我也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忽然间事情就变得和我关系重大起来:今天下午,施宏广、戴贯龙他们俩来问我,愿不愿意参加他们的长征红卫队,步行串连到北京去?当然愿意啦!可是,……?他们问我有什么问题。我说,问题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我的成份……可是地主呀?施宏广来得爽快:“管他妈的!出了门,红袖章一套,谁知道谁是谁呀!”三言两语就把事情定了下来。我查了一下地图,从我们这里到北京,有三千多里呢!恐怕一个月都跑不下来。我随即就来起草“我们”长征红卫队的宣言书。长征队的人员名单已经定下来,一共20个人,有7个女生。草稿写好,经过全体队员认乎其真的讨论,改动了个别字句后,鼓掌通过。我再用大字报抄好,20个人全都郑重其事地在宣言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贴了出去。总共用了还不到两个小时。这是我*以来写的第二张大字报。他们不嫌弃我,我也该尽力发挥发挥作用。当然,这也是他们所希望的。下面是我们的宣言书:
  最高指示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滨江农场农校长征红卫队宣言书
  红卫兵战友们、革命的老师们、同学们:
  我们的“国营滨江农场半农半读中等农业技术学校赴京长征红卫队”今天成立了!这是光辉的*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我们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的号召,进行徒步串连,学习当年的老红军,迈开双脚,走到革命的人民群众中去,走到我们伟大领袖,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身边去!
  革命的洪流,正在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着旧世界的一切污泥浊水。但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们要冲向社会,向一切不符合*思想的东西发动最猛烈的进攻!我们要去学习首都和各地的*的宝贵经验,要把我们滨江农场和滨江农场农校的*搞深、搞透、搞彻底,搞得更好!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中来,彻底孤立,彻底打倒一小撮阶级敌人!我们要把革命的火种,撒遍我们走过的地方,我们走到哪里,就要让哪里的*的烈火烧得更旺!我们要用毕生的精力,用全部的热情去宣传*思想,让战无不胜的*思想深入人心,让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一个红彤彤的世界!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我们日夜想念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
  “梅花喜欢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我们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练出一身钢筋铁骨,练出一颗永远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我们要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把自己摔打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红色接班人!让我们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我们不怕苦,不怕难,不怕雨雪风霜,不怕豺狼虎豹,不怕一切妖魔鬼怪!有伟大的*思想指引,什么样的困难也阻挡不了我们,什么样的敌人都会被我们踩在脚下!
  革命的同志们!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等着我们胜利的好消息吧!
  伟大的无产阶级*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二十个人的签名)
  1966年10月24日
  1966年10月25日,周二,晴到多云
  我们的《滨江农场农校长征红卫队宣言书》昨天上墙以后,无异于在学校里引发了一场地震。几乎是同时,几个老师就开始忙着找人个别谈话,谈路上将会出现的困难,谈即将变冷的天气,在路上吃什么?睡哪里?想“分化、瓦解”这支刚刚自发形成,还没有成为队伍的长征队。想跟学校里借钱,几个老师一个也不肯做主。会计更是一脸怕事的样子:哎呀,没有人点头我怎么敢把钱借给你们呀!可以理解。一个人借100元就是2000,几千块钱的事情。换了我,我也不敢。已经做好了“长征红卫队”的红袖章,想在袖章背面盖上学校的公章,老师们这一次表现得非常强硬,坚决不同意。大概是好长时间没有批斗他们了。也可能是因为这一批同学基本上是属于“温良恭俭让”类型的。能冲能杀的闯将们都已经出去了。长征队选出了一个五人领导小组,四个男生一个女生,倒有三个是南京人。由他们代表大家讨论遇到的问题,并作出决定。队长是施宏广。没有特别的事不召开全体会议。加上我这个书记员一共六个人,频繁地碰头开会。已经开了好多次。每次讨论的问题,以及形成的决议,都由我记录备案。讨论的过程不记。
  出发的日期定在后天,10月27日。原因极其简单:明天26,发下个月的13元生活津贴。也不知道这13元能支持到什么时候。不管他!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先冲出去再说!
  他们又在喊我。不写了。
  1966年10月26日,周三,多云
  今天上午,农场党委书记施德义亲自到农校来,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说是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其实连三个炊事员都算在内,已经不足70人。
  还记得今年年初,春节之后,农校的开学典礼上,老施同志谈吐是何等的精神抖擞,说话是何等的妙趣横生,目光坚定,是那么富有穿透力和感染力。只不过隔了几个月,他已经处处露出老态。花白的头发,额上、眼角的皱纹,稍稍眯起的双眼,不自觉地微蹙的眉头,都在告诉别人,他已经力不从心,已经是一个心力交瘁的老人。在农场上,现在几乎人人都知道施书记有一件“运动衣”。只要运动一紧张,一有风吹草动,只要有人通知他去开他预先不知道的会,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穿上那件发了白的旧棉袄。再戴上一顶护耳可以放下来,在下巴处系上的棉帽。一来可以熬夜防冷,二来,万一被捆绑时,可以防备细麻绳勒进皮肉——肯定是吃过亏,有了经验。我估计,可能还有第三个作用:穿上它可以更显老态,让人觉得他可怜,目的在于唤起人人皆有的侧隐之心。
  施书记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劝阻准备步行串连上北京的同学们,让他们放弃不切实际的想法。
  “……同学们呵,你们要听听我的话,听听一个新四军老战士的话呀!我打过好多年的仗,对行军、野营都是深有体会的呵!餐风宿露,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呀!……已经到了十月底了,前天霜降,过不几天就要立冬。有的生产队冬小麦已经出齐了。西北风一起,天气一天冷似一天。可你们还想顶着剌骨的寒风向北走,我们不放心呵!你们还年青,受了寒凉,惹上关节炎,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呵!……设身处地想一想,我要对你们负责,我要对你们的家长负责呀!……我们江苏是平原地区,还没有什么大的危险。到了山东就是山区,沂蒙山,徂徕山,泰山。荒山野岭里边,那可是有狼的呀!那狼,都是成群的呀!万一有人落了单,那可就不好说了……”
  说到动情处,他眼泪也下来了,声音也呜咽了。我都被他感动了,他哪里还像个场党委书记,就是一个絮絮叨叨的老父亲嘛!然而,一声喝斥打断了他。“施德义!”我们长征队的一位同学站起来:“你是反对我们听毛主席的话,是不是?”
  大家猛然间醒悟过来。施书记结结巴巴地说:“这位同学,这位同学,你不要这么讲嘛,……”可是底下已经立刻就嘁嘁喳喳地吵成一团。“就是嘛!他反对我们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我们是要到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去锻炼,你凭什么阻拦我们?”“你从*一开始态度就不正确!”眼看着劝告会马上就要开成批斗会,施德义急急忙忙地回帆转舵:“这样子,这样子,我们大家都要再仔细想一想,再仔细想一想,……”一边揩着额头上并不存在的汗水,一边狼狈地向教室门口退去。有人喊起了口号:“施德义反对*,没有好下场!”但响应的人倒也廖廖无几。有人说:“看在你今天没有穿运动衣的份上,否则非把你绑起来不可!”引得大家一阵哄笑。
  明天就要出发,还有好多事尚未就绪。好多人还不会打背包。有的人行装还没有收拾好。还要到场部打字室去做路上宣传、散发用的毛主席语录。还要想办法搞一本稍微详细一点的地图。场部宣传队的老洪又找我谈了好长时间。我本来以为,他会要我一路上照顾一点辛圆圆。谁知他交给我的任务是: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劝她退出长征队。他说,这会儿劝不动她,上了路就能劝动了。我心里其实很急,还有事要准备,可是他却车轱辘话来来回回说,一门心思全在心疼她,怕她吃苦上。我答应了他,可是他还是说。最后只好跟他一路说着话,一边到商店去买宽帆布带子,准备背背包用。
  我已经跟徐剑才商量好了,我带一条盖的被子,他带垫的,我们俩路上合睡。
  傍晚,把场部打字室小吴特地为我们用打字机噼噼叭叭地打了老半天,然后再印好、切好的彩色纸毛主席语录条条搬了过来,一大堆。每个人都分一些。准备在路上发送。每条语录下边都印着“滨江农场农校长征红卫队赠”。小吴还用切照片的花边刀把所有的条条都切出了花边,虽然粗糙了一点,但还是挺好看。可花了不少工夫。

正文 走过江苏

  1966年10月27日,周四,多云,下午有雨
  今天是我们开始长征的日子。农历九月十四,又正好是我的生日。真是个好兆头。

  早上大家都醒得很早。起来就打背包。这一次不是练习了,是真的要出发了。我心里仍然有点忐忑不安。有个成语叫“鱼目混珠”。我就像是一颗混在珠子里的鱼目。一本正经地戴上“长征红卫队”的袖章,我就也算是一个红卫兵了。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昨天,以李成华为头,学校里又拉起了一支“长征红卫二队”,我们在教室门前列队准备出发时,他们跑步出操去了。从我们的队伍前面跑过时,他向我们挥手,说:“一路顺风!马上赶上你们!”

  但是农场也好,学校也好,仍然不同意为我们的袖章盖上公章。不盖拉倒!没有你们的承认,我们就不是长征红卫队了?几个老师还来跟我们握手告别。连盖个公章都不肯,真不想跟他们握手。当然,还是握了。没走的同学们依依不舍地送出了好几里路。抢着帮我们背背包。叫他们回去,他们却说:要分别好几个月呢,真舍不得。再替你们背一会儿吧。

  上路不久,就发现我们犯了一个特大的错误:我们连一面队旗也没有。二十个人排着队在路上走,谁也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还是太急促,太匆忙了。

  在小海镇镇委食堂里吃过中饭。当地人民委员会的同志们对我们十分热情。他们说了好多表示敬佩的话,并要我们替他们带上给毛主席的祝福。拉扯了好一会儿,到最后也没有肯收我们的钱和粮票。镇委书记说,这就算是他们的一点心意,和对我们的革命行动的支持。还把我们送上了公路。大概只有我一个人在想,这个书记不知有没有挨过批斗。并且在心里想像他挨批斗时的样子。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觉得挺对不住这位如此热情的书记。

  从小海镇出发后,大概只有20多分钟吧,就下雨了。我们这支长征队一上路就经受了一次小小的考验。又发现了一个错误:一个带雨具的也没有,塑料纸倒是有,全打在背包上。老天爷还算够朋友,躲了一会儿雨,又继续前进。傍晚到了滨江师范学校。今天一天的行程76华里。我脚上打了一个泡。脚上打了泡的还有好几个。

  一进滨江师范的校门,就觉得这里的气氛跟农校截然不同。办公室、校长室都找不到人。团委办公室门口贴了一张纸,上写:滨江师范红卫兵总部。里边有两个学生。其中一个就笑嘻嘻地带我们走,指给我们两间教室,让我们放下背包。并且说,只要不怕跌下来,可以把课桌拚起来睡觉。教室里桌子堆在一边,还有点整齐,椅子则都乱七八糟地堆在另一边。看样子我们并不是在这儿过宿的第一批客人。然后,再领我们上食堂。经过一个长长的甬道时,顶面碰上一个带着白布袖章的人,手里拿着一只拖把。看那身影,好像有点熟悉,似乎在哪儿见过。他见到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躲开。可是,头晃了一下,向两边看了看,甬道之内无处可以遁形,便面壁站定。带我们上食堂的小伙子大声喝道:“转过来!”他听话地转过身来,头低得下巴紧靠着胸口,背紧贴着墙,口齿清楚地说:“我有罪。我有罪。”小伙子问他:“什么罪?”他说:“我反对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罪该万死。”话说得非常流利,跟背诵课文一样。看样子已经说过不知多少遍。天已经昏黑,他又低着头,看不清他的模样,只是觉得他颇有一些年岁。走过去以后,那小伙子又变得和善起来,笑嘻嘻地说:“这是我们校的教导主任。”走在后边的一个女同学在轻声问:“他们怎么对老师这个样子的哟?”走在我旁边的唐健不满地把头转过去,用力干咳了一声,向她瞪了一眼睛,意思就是叫她不要多话。吃饭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原来这个人的身量高矮胖瘦,有点像我爸爸。怪不得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于是又想到,我家老头子如果一直当教师,当到现在?

  我本来很希望在这一次的行军中能改变一下思想,改变这一阵的悲观失望的情绪,恢复以前的热情和上进心。事实上,也确实只有在风浪中才能看清人的本质,才能锻炼人。没想到第一天遇到的事情就让人不怎么舒服。

  走了一天,胃口大开,吃了两碗稀饭,四个大馒头。

  吃过饭,洗过脚,还是热水。两个女同学过来,带着一根针,问谁脚上打泡了。她们用头发当线,穿过水泡,然后把头发留在泡里,说这样打的泡明天就会消掉,不伤脚。组队时,有人不同意带女同学上路,说她们吃不了苦,累赘。可见得女孩子自有女孩子的细心处。

  1966年10月28日,周五,晴

  吃早饭的时候,广播中传来一个特大喜讯:昨天,我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了核爆炸!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参加核试验的解放军指战员、工作人员和科技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高度赞扬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所取得的新成就!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我们国家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美、苏勾结,实行核垄断和核讹诈的政策。对于正在进行抗美救国战争的越南人民,对于全世界正在进行英勇斗争的革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于保卫世界和平是一个新的贡献!我们长征队正好是昨天出发的,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的巧合呵!

  今天只行军半天,走了40来里地。早上上路不到半个小时,赶上了崇明的一支长征队。他们的队伍很像个样子,最前面打头的人胸前捧着毛主席像的大镜框,第二个才是旗手,旗上“长征红卫队”的字样很是醒目。每个人的背包后面都挂着一块跟背包差不多大小的毛主席语录板。不像我们,什么也没有。他们今天已经是上路的第三天了。据说,第三天的行军是最艰苦的。因为路上有人告诉我们:“肩三脚四”,意思是说,练挑担三天就能熬过来,练走路要四天才能熬过来。一路上,好多人听说我们要走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就夸奖我们有志气。也有人表示不相信:“格么来要走到哈个辰光!”还有的人关心地教我们,睡觉之前一定要用热水冼脚,才能解乏;睡觉时要把脚垫高一点,可以让小腿消肿。还有的建议我们打绑腿,走得快,还不累。田里的农民向我们高喊:“唱歌!唱一只歌!”于是我们就应着脚步的拍子高唱《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练红心,毛泽东思想来武装,革命路上打先锋!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彻底砸烂旧世界,革命江山万代红!”还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和许许多多的毛主席语录歌。走了20里路出头时,看到辛圆圆的样子有点不行,把她的背包换了过来,让她背我的,小一些。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她老洪交给我的任务。

  过了中午到达平潮镇,在街头的小饭店里吃了中饭,到镇上的风雷中学休息。好几个人在喊腿疼得吃不消,下午就不走了。真的在一家小店里买了两条绑腿带子。店主还想不收钱。扎起来,还真像那么一回事。

  下午不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需要一面旗帜。去买了一面最大的国旗,回来把五角星拆掉,又是她们女同学的事。我把“滨江农场农校长征红卫队”几个字写好,描在黄布上。可是,几个女同学,谁也没本事把剪好的字平平服服地缝到旗上去。还差点搞出事情来。风雷中学的几个小女孩子过分热情,到她们女生那边去,大姐姐长大姐姐短的,需要不需要这样,需要不需要那样。几个女生正在拆国旗上的五角星,鬼鬼祟祟地怕被人发现。越怕鬼就越遇鬼,还就是给她们发现了,又慌慌张张地去报告她们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的长征队在剪国旗!马上就有个老师来问谁是负责人。实在是被挤到了墙角里,只好把事情和盘托出,并且索性连我们的困难也告诉了他。这位老师还算讲理,皱着眉头说了一句“你们这样做不太合适”,底下便没有继续发难,转而帮我们想起主意来。最后,商量的结果是:字不剪破,把写好字的黄布裁成方块,缝到旗上,然后再找了一家缝纫店,请人家沿着字的边线用缝纫机缝一道,再把空白的地方沿缝线剪掉。这么一点事,花了整整一个下午,到天黑才搞定。还差点耽误了晚饭。搞好以后,大家都说还可以。但我觉得有几点不如意。1、虽然买的国旗是大号的,但还是嫌小一点,不气派。2、旗子是布质的,本来就不飘逸,再打上一层黄布的字,更显得厚重。3、一边是字,从另一边看,就仅仅是一面红旗,靠得很近了才能看出有一道黄色的缝线。但既然大家都说还行,我也不想扫大家的兴。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有一面队旗了。

  今天看到几份传单,有两张比较重要,记一记。一张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红卫兵运动的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整个文化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要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还有一张是林彪同志10月25日的讲话。他说,“……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是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这个讲话从另一方面印证了上次吉如雪从北京寄来的传单。看来,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中所说的司令部,确实就是指向刘少奇、邓小平的了。以前说的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好像不是刘少奇,而是刘伯承和邓小平。要查一查。这一段历史我不太了解。反正,不管什么人,不管他以前功劳多大,地位多高,只要他不听毛主席的话,就不会有好下场。

  不知道别人的感觉如何,我觉得难受得很。脚好像就要跛了。可是,明天是第三天,我还要做好准备,可能明天需要更多地帮助别人。要下决心克服困难。我们这支队伍里,有一些人已经表现出缺乏组织纪律性,没有助人为乐的精神。一支二十个人的小队伍,前后拉了有两三里路长。郑元白说他有机会要买根扁担,一是嫌背包勒得肩膀疼,二来也可以帮别人减轻点负担。这才是好样的。

  1966年10月29日,周六,晴

  离校已经三天了。今天一天的行军还可以。上午从风雷中学出发,中午在郭园休息,下午到吴窑。估计走了有70里。这已经是雉水县境内了。本来从平潮直接向北就经过雉水县城,但是有人提议从江都沿京杭大运河向北。大多数人赞成。我们也只好少数服从多数。于是在三岔路口队伍选择了向西。有一面红旗在前面飘着,眼见得这支小小的队伍比前两天神气得多。不断有卡车从身边开过,司机同志们停下车,热情地邀请我们上车。都被我们婉言谢绝了。人其实很累,而且腿很疼。可是,我们是长征队呵!什么叫锻炼?这就是锻炼。包括拒绝上卡车的诱惑,这是精神上的锻炼。今天又赶上了一支滨江市的长征队。路上遇到一支向东的队伍,他们去上海。我们互相挥手,高喊:“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中午在郭园休息时,我们的施队长就犯了难。下午怎么走?如果走公路,就要兜弯子。不是向南兜一个大弯子,就是向北兜一个大弯子。再加上向人问路的结果,人们都说大路绕远了,不如抄小路。他们热心地指点我们,该怎么走,到哪里拐弯,再向哪里走。都是我们雉水老乡,说着一口雉水的方言,我们义不容辞地出来当翻译。还有一个老乡主动地为我们带路,送了我们十多里地。同学们都说雉水人真热情,就是方言不怎么好懂。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谢他的,分手时送了他好多彩条的毛主席语录。在乡间的小路上拐弯抹角地走,有时甚至从两畦田之间的墒沟里趟过去,感觉非常累。脚下软软的,好像走在沙坑里。早知道还是从公路上走,反而爽快。但是已经插过来了,就不能再回头了。这样,明天还要走一天的小路,才能到黄桥。好多人在抱怨,说走小路不合算,其实并没有讨到便宜。辛圆圆形象地说,我们只是把一个大弯路分成了无数的小直角,路肯定是多走了,还又尽是走的难走的路。这叫“赔了夫人又折兵”。不得不承认,说得就是有点道理。

  吴窑正在开全镇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们到的时候他们下午的讲用会已经结束,正要开晚饭。我们正在打听什么地方有食堂或者是饭店,学校在哪里,谁知道已经有人去报了信,镇领导带着许多人热情地迎接出来,抢下我们的背包,直接就把我们带到饭桌上去了。晚上在大会堂观看文艺演出,又让我们像贵宾一样地坐在第一排。在演出中换节目时,他们各个生产大队互相在拉歌。正当他们在“二大队!来一个!”“三大队!来一个!”地乱喊时,陶进神色紧张地弯着腰跑到施宏广面前,说,要准备一下,万一有人要我们来一个节目怎么办。这边还没有商量好,果然那边已经叫起来:“请赴京长征队的红卫兵小将们来一个节目!”听台下这么一喊,台上竟然底下的节目也停下不演了,还把大灯打开,就等我们上台。从来没有遇过这么突然的考题。窘迫之下,只好登台,只听陶进在轻声地说:“不要慌不要慌,听我指挥,听我指挥。”到了台上,只见他连推带搡,嘴不停手不停,四五秒钟就把队形排出来了。十九个人排成两排,前面中间是七个女生,再让小孙和小郑两个矮个儿男生站在女生两边,后边10个人一个间一个,连垫脚都不用。只见他站在前面,向全场鞠了一躬,还彬彬有礼地谦虚了几句,然后转过身来,两只手平举到胸前,起了一个音:“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预备,起!”一共唱了四只歌。我知道,全场掌声如雷不是因为我们唱得好,而是因为我们是客人,也因为他们想表示对我们长征去北京的行动的赞扬和支持。我从来没有见过陶进指挥唱歌,今天算是服了。潇洒,干练,果断。以前只知道他有点油里油气,没想到关键时刻还就能顶大用场。我看人的方法要好好地检讨一下。

  睡觉之前就只剩了一个话题:这又是我们犯的一个错误。关于怎么搞宣传的问题,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而且无法补救。男生女生,除了陶进可能有点基础,一个会跳跳蹦蹦的也没有。也没有乐器——也没有人会什么乐器,只有我带了一根笛子。于是有人说,就让苗辰大吹笛子,让陶进一个人独舞。引得大家一阵哄笑。到底怎么办?

  不怎么办,睡觉。

  1966年10月30日,周日,晴

  早上离开吴窑时,几乎是全镇的男女老少夹道欢送。有的同学激动得热泪盈眶。说吴窑人真好,雉水人真好。我们几个可长了面子了。

  仍然是在乡间小路上行进。又不能从老百姓的庄稼地里走。文化革命的闯将红卫兵,总不能连曹操都不如。今天是第四天,人困马乏。一个个怨声载道。

  中午到达晓曙小学。也不知是因为星期日不上课呢,还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本来就停了课。学校里只有两三个住校的教师。他们倒是挺热情,可是我们总得自己忙饭呀。到伙房里称了10斤米,秤翘翘的,称好了他们又多抓了两把。没有肯他再抓。还有两个就带几个人到学校外边的菜地里去挑菜。走了半天的路,都不想动弹了,实在不想再淘米洗菜,生火做饭。可是肚皮咕咕叫着不饶人。于是,知道了行军打仗时炊事班的辛苦。当然,也有几个躺在那儿等饭吃的。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是能看出人的性格、品行。学校里的碗全部拿出来还不够一人一只,又到靠近的农家去借了几只,菜就盛在面盆里。刚对付着吃完饭躺下来——学校的老师坚决不让我们冼碗,要我们赶快休息。跟他们争了一会儿,也实在没精神再争了,就不再坚持。正要躺一会儿,有人发现农中的石玉根老师骑着一辆自行车进了校门。他一进教室,还没坐下就大叹苦经:哎呀,可找到你们啦!一路上我问了起码有一百个人!只要有三个人说没看见,我就掉回头重新找。郑源海跟他开玩笑,说,你要是长一只狗鼻子多好,一路闻闻就知道该往哪边追了。施宏广问他追着找我们有什么事。他说:“还能有什么事?劝你们回去呗!”大家都说,那怎么可能呢?上路四五天了,我们都已经开始适应了。有人就问他,我们走了以后,学校里有什么反映。石玉根老师笑着说:“有什么反映?就这一两天,农校里的人都走光了!”原来,他是昨天早上出发来找我们的。他出发的时候,也就是李成华他们“长征红卫二队”出发的时候。他走的时候,农校还剩二十几个学生。今天上午和学校里通电话时,是郑玉章接的电话,说是一个学生也没有了,全部走光了!戴贯龙就问他:“那你还劝我们回去干什么?”他说,好了,不跟你们开玩笑了,我的任务是一定要找到你们,给你们送粮饷来了!原来,学校终于同意借钱了。每人借80元钱,50斤粮票。说好了从1967年1月起,每个月从生活津贴费中扣还2元。于是掏出一张表来,大家签字,领钱,领粮票。有的人就说,搀着推着不上轿,到最后自己要爬着上轿!也有人说,话不能这么说,要允许人犯错误,也要允许人改正错误嘛!就我的看法,也不是什么自己要爬着上轿,也不是什么改正错误,而是彻头彻尾的怕负责任。在校里不肯借是怕负责任,怕负支持学生串连的责任;这会儿追着送过来还是怕负责任,怕负学生在外面因为缺钱少粮万一出什么事的责任。

  下午的行军简直糟透了。越是急着要离开乡间小路,小路越是没有尽头。怪不得说“苦海无边”。辛圆圆的话一点也不错,我们一直在走着无穷无尽的小直角边。向西,向北;向西,向北。到傍晚的时候,我们几个雉水的同学竟成了取笑的对象。原因是我们雉水的老乡对距离描述的不确定性。“到公路还有多远?”“快了快了,还有两节田就到大马路了。”又走了两三里路,再找一个人问:“到公路还有多远?”回答仍然是“还有两节田。”等到第三次问同样的问题,又得到了同样的回答时,二十个人虽然已经累得拖不动步子,但还是全体爆发出一阵哄笑,笑得我们向他问路的那个雉水老乡莫名其妙。雉水的“两节田”给大家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大家一边笑一边骂,说千万不要天黑了还在庄稼地里兜圈子,到公路还有“两节田”,那就太糟糕了。

  历尽艰难困苦,当又大又红的太阳在天边消失时,终于看到了公路上奔驰的汽车。乡间小路总算结束了。

  一直到夜里9点多钟才赶到黄桥。一路上苦不堪言。有人说,别急,到了黄桥还要淘米洗菜做饭呢。听了这话,明知道是在开玩笑,有的女生笑着笑着,声音都变了,都快要哭出来了。

  进了黄桥镇,还想照老规矩找个学校解决食宿问题。回答我们问路的第一个人就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前面不到50米就是红卫兵接待站!太好啦!毛主席万岁!接待站的同志非常热情,供应热气腾腾的米饭、大白菜、猪肉烧粉丝。吃好了,安排在商业总会宿舍住宿,连被子棉絮都是现成的。热水管够。真不愧是老革命根据地。什么是幸福?走路走到半夜,有热饭、热菜、热水,躺倒就睡,这就是幸福。

  1966年10月31日,周一,晴

  今天休整一天。昨天太累了。睡了个懒觉,到快10点了才起来,早饭是闻名遐迩的黄桥烧饼。到浴室里去洗了个澡,衣服全部换洗了。下午去参观了“新四军黄桥战役历史陈列馆”。1940年打黄桥战役,那时我还没有出世。回住地的时候,看到街头的大字报栏里正在贴出国务院下达的《工交系统文革15条规定》。上面有工矿企业不允许搞串连,要坚持八小时生产,业余闹革命等等。也确实应该这样。《十六条》上不是还专门有“抓革命,促生产”一条吗?大家都不生产,这命就革不成了。

  跟辛圆圆讲了老洪交给我的任务。跟她说,也不要太勉强。吃得消就继续走,实在吃不消的话,退出也无所谓。谁爱讲什么让他讲去就是。她说老洪是神经病。

  郑元白真的买了一根扁担。

  晚上开了一个会,总结了一下四五天行军的“经验教训”,决定了几条:

  1、以后若无特殊情况,再不为了抄近而走小路,宁可绕远一点,也要走大路。

  2、每天早上,要定好当天的目的地。如果队伍不能同时到达,先到的要发扬“五湖四海”精神,“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主动接应掉队的同学。

  3、每天轮流派出三到四个男生当尖兵打前站,任务是给大家联系安排好吃饭、住宿的地方。大部队到达时,要有人在路口接队。

  1966年11月1日,周二,晴

  连日天气晴好。今天是上路以来走得最多的一天。上午走了四十七八里到泰兴,下午又是四十多里到口岸。总共90多里。从黄桥到泰兴是在往西南方向走。但是,从地图上看,黄桥正北是泰县,再往北就是一片水网的里下河地区,一条公路也没有。大家走小路都已经走怕了。但是,要是想走公路,从泰县还是要向西奔江都。再加上昨天刚开过会,已经说了,宁可绕远一点,也要走大路,所以倒也没有怨言,有点向南就有点向南,一个个闷着头只顾走。也顾不上其实是偏僻的里下河地区的农民,才更需要有人去向他们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还好,吃过中饭一出泰兴城,就明显地觉得调整了方向,我们在北上了。

  一路上,我们已经遇上了六、七支徒步串连的长征队。公路两旁经常能看到写着“向长征红卫队学习!”“向长征红卫队致敬!”的标语牌。看样子步行串连已经在中国大地上蔚然成风,我们仅仅是这股潮流中的一滴水。今天担任尖兵的同学干得很好。他们已经有了经验,一进泰兴城就找红卫兵接待站,大队人马到达时,饭菜都已盛好了,坐下来就拿筷子吃饭,有的人连脸和手都不高兴洗了。

  晚上,又像夜奔黄桥的样子出来了。一直到快9点了才到达口岸中学。天已经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的脚上又打泡了,而且还打了两个。郑元白的扁担今天发挥了大作用,他挑了四个背包。还比大家走得快,走一段就在路边歇下来等大家。他说,挑着担子就得走快,走慢了反而比走快更累。想想也是,从来没见过谁挑着重担踱方步的。我今天也多背了一个背包。这些女同学,力气比人小,但背包反而比别人的沉。但是,我们也发现,我们的棉被是完全可以不带的。一路上的红卫兵接待站都能借到被褥,仅仅是脏一点而已。但带也带了,也不能扔掉。

  洗过脚,去跟女同学把针借过来,讨了一根长头发,把泡穿掉。已经第六天了,还没有过走路关。什么“肩三脚四”,全是鬼话。

  1966年11月2日,周三,晴

  今天从口岸只到大桥,一天走了不到四十里。在嘶马中学吃的午饭。本来预定的目的地是江都。可是队伍越来越不行了。具体地说,是女同学们都不行了。只有李荷香和刘桂兰两个人坚持自己背背包,其他的人都“缴械投降”了。早上上路,走了还没有两三里路就开始扭头向后看。是在指望郑元白呢。下午,有两个女生连空着手走也跟不上队伍了。这样下去怎么办?什么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哈哈!也不知当年红军长征是怎么走的。一杆枪,一床被子,一条粮袋,是无论如何不能丢的。还要一路走一路打仗。天上有飞机侦察轰炸,地上有大军围追堵截!我们真是太差劲了。实在没有办法。我下午背了三个背包。背包带子勒得肩膀好像不是我的了。每走一步都要咬着牙坚持。

  早上从口岸中学出发时,已经不早了。还没有出校门,正好遇上他们学校的“革命师生赴京代表队”回校。十几个人,个个红光满面,神采飞扬。领头的一个女教师站上高台阶,对我们喊道:“同学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我们参加了两次接见!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非常健康!”我们不紧不慢地走着,一个个就这样痴痴地看着他们,没有什么反应。当时的样子可能是有点麻木。那个女教师迟疑了一下,又喊:“我们要学习你们步行串连的精神,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没有反应。那个女教师肯定会以为碰上了一队傻子。等到出了校门,陶进第一个回过神来,拍着大腿说:“咦!我们刚才怎么没有喊‘毛主席万岁\’的呀?”一个个如从梦中醒过来似的,纷纷开了口。“对呀!我们刚才应该喊‘毛主席万岁\’的呀!”“一个人也不做声,倒好像毛主席身体健康我们不高兴似的。”于是今天一天,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会那样麻木。照理说,他们的欢欣应当引起我们的共鸣才是。也许,是因为他们乘车去,坐车回,一点力气不用花,已经见到了毛主席;而我们要面对遥遥无期的长途跋涉,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北京,还不知道后面是什么在等待着我们?还是我们已经累得没有兴致了?

  一路上,经常有卡车司机叫我们上车。都被我们婉言谢绝了。但是,我们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呢?这支队伍的忍受力似乎已经到了极限了。我觉得自己还能撑下去,可是每天背三四个背包也不行。这样会被拖垮。我们必须把被子甩掉。

  明天得写封信回家。本来以为从农场向北要经过雉水,想顺便回一趟家的,所以没有告诉家里参加长征队的事。现在已经快要到江都了。这封信非写不可了。还要写封信给洪永成。要向他回报一下。还有冯惠宁那里也要去封信,他身体不好,没能参加长征队。

  1966年11月3日,周四,晴

  从大桥到江都28里,走了不到四个小时。下午,队伍在江都休整。经过全体讨论——其实也没有怎么讨论,总共花了不到五分钟就形成了决议——我们把被子全都精简掉了。陶进、唐健、李荷香都是扬州人,让他们三个搭上了一辆从江都到扬州的便车,回一趟家,把所有的被子,垫的,盖的,都带到扬州去了。等从北京回来后,再从邮局寄到各人家里。只剩了换洗衣服和随身用品,我还留了一条极薄的绒布毯子。明天上路该是多么的轻松!但是,以后就要全部依赖红卫兵接待站了。

  辛圆圆本来已经决定离开队伍的,又被钱永进拦下来了。他说:“坚持走下去!有我们这么多人,你怕什么?”我心里想,就是大家都帮她的忙,路还是要她自己走哇!又不好告诉他我接受了老洪交给的任务。到底是我更正确呢,还是钱永进更正确?看来是他更上得台面。我只能告诉老洪,我没有能完成任务。写给家里的信也已发出。让家里有什么事的话,写封信寄到新沂县邮电局存局待领。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一共发了三封信,家里一封,老洪一封,冯惠宁一封,是寄到他江宁县家里的。

  晚上,到胜利浴室去洗了个澡。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我们一下子去了有十来个人,浴室里最大的一个“厅”本来还显得有点稀稀拉拉的,一下子就被我们填满了,最后小孙和小郑也没有座位了,只好跟别人挤一挤,反正一个队的人,也不怕谁穿错了衣服拿错了鞋。我们动作快,等我们洗好了上来,在我们前面下池的人,也还刚刚在一个一个地回到座位上来。一位浴室工人在递热毛巾给我们的时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说一声:“歇一歇,等会儿再走。”我以为又是因为他知道了我们是步行串连的,想用这种方法来向我们表示好意。后来才知道不是。眼见着屋子里人多起来,有点热气腾腾的了,空气也浑浊起来。便有一个人站到中间,大声宣布:革命的同志们、敬爱的红卫兵小将们:大家好,你们辛苦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毛主席还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我注意到他背语录漏掉了两句,但这并不影响现场的严肃气氛。因为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所以谁也不做声。他继续说下去: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一个现场批斗会。下面,把反动浴霸某某某押上来!外面立刻就有一个人反绞着两只手,跌跌撞撞地被推了进来。接着就被推到了事先准备好的凳子上,这样他正好比大家高出一头还多,很醒目。几句口号过后,就有人开始读写好的批判稿。浴室里生着火炉,很暖和,眼看着那人脸上的汗就成串地淌了下来。刚从浴池里上来的人也没有人递热毛巾了,在旁边随便找一条自己胡乱擦擦。也不知道读了几份批判稿,“主持人”又大声宣布:“下面,请大家看一看反动浴霸某某某的丑恶嘴脸!”立刻就有人三下五除二地把那个浴霸的衣服剥掉,裤子也拉下来了。反正在浴室里,大家都一丝不挂地精赤着,倒也不觉得有多难看。我心里正在想,这算什么丑恶嘴脸?谁脱了衣服还不是这副德行?底下的事情就让我吃了一惊。有人端来一碗墨汁,用刷子把他满脸满身从上到下涂了个遍。眼前本来好好的一个人,就这样立刻变成了鬼。过了一会儿,有人又把衣服给他穿上,还是他自己穿的,记不清了。只记得他一边穿衣一边还在转着身子弯腰鞠躬,一边嘴里喃喃地说:“谢谢大家对我的批判。谢谢大家对我的批判。”眼看着一颗分不清嘴脸的脑袋还在说话,眼看着一个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还想表现得彬彬有礼,那模样不是丑恶,实在就是有点恐怖了。随着一声“把反动浴霸某某某赶回老家去”的怒吼,人们没有忘记,临走时还在他的后背上糊上了一张大字报。批斗会结束了,人们也散开来,各自一边穿衣服,一边兴奋而热烈地谈论。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听出,有的人已经不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场面。

  毫无道理地,我想起了辛在良校长。他头顶正中的头发从前到后被剪去了一推剪宽的一条,好像头上长了两只犄角。他已经自绝于党和人民,而这个黑帮还在“谢谢大家对我的批判”。紧接着,浑身一颤,我想到了我的父亲。他此刻正在雉水的某一家浴室里拾着草拖鞋。他——?Oh,MyGod!

  1966年11月4日,周五,晴

  早上,从江都出发时,广播里传来特大喜讯:昨天,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百万红卫兵!这一次是毛主席开始接见红卫兵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说是有200万人!天安门前红旗如海,呼声如潮。我们只恨没有生两只翅膀,不能一下子飞到北京去。

  今天一鼓作气,赶到了高邮,走了110多里路。中午在邵伯中学吃午饭,吃过饭也没有休息,嘴巴一抹就上路,正好天黑进高邮城。

  今天有一件大事。女同学坐车了。大家的行李都在上面。我们“尖兵”也上车了。本来是我和陶进、徐剑才三个人担任尖兵。上午8点多快9点了,我们三个人正在快步疾行,目标是赶上前面离我们有一里多路的一支长征队。只听见后边有人在喊。随即一辆卡车从后边上来,在我们几个人前头吱的一声停下来了。七个女同学全在上面。她们连声催促着,手伸得老长,让我们赶快上车。卡车驾驶室里也有人探出头来说:“没事儿的,上吧上吧!”一边说,一边车子已经在缓缓起动。事情太突然,稍一犹豫,手那么一伸,就上了车。风驰电掣般的,转眼间就刷过了三四支队伍。我心里觉得很难为情。但是又想,他们也不一定就知道我们也是步行串连队的。前面已经依稀看见一座城镇,估计就是邵伯。于是又在盘算,我们上了车,方便了,后边的大部队可怎么办?他们的中午饭在哪里吃呢?我们“尖兵”的任务本来就是为大部队安排食宿,要是“尖兵”在高邮吃午饭,而大队人马只能在邵伯自己找地方吃饭,那就太不像话了。想来想去不对劲。正想叫停车,徐剑才已经伸出手去拍驾驶室的顶棚。车停了,驾驶员一脸疑惑地伸出头来。跟他说了对不起,我们三个就下了车。车子开走了,三个人就在路边上争执起来。陶进说,我们继续向前走,到邵伯为大部队联系午饭。徐剑才则坚持一定要往回走,“用实际行动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才是真正的对毛主席的忠诚”。而且,还一定要走到刚才上车的地方,多走的这一段路“就作为对自己错误的惩罚”。我还没有想到小徐的思想是如此纯洁,脾气是如此固执。他们两个人都用求援的眼光看我,希望我站在自己那一边。我已经在为刚才上车责备自己,于是就理所当然地支持小徐,“义不容辞”。二比一。向后转,起步走。这样也好,才能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以后想上车时就得想一想。

  也不知走了多远,有没有走到原来上车的地方——根本就没有留心是在哪里上的车。反正是又一个一个地遇上了我们刚刚刷过的几支队伍。虽然没有刚才在卡车上那么快,但是他们向北走,我们向南走,相向而行,遇上的速度比在后边追要快得多。他们有的一脸诧异,有的还问:“喂!刚才车上是你们吗?”有的干脆就喊:“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向你们学习!”我们也不理他们,贴着公路右边,闷着头只顾走。陶进一边走一边在说:“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回头了。”走着走着,看见我们自己的队伍了。他们都伸长了颈子在“遥望”我们,一个个都把问号写在脸上。等到“会”了“师”,把根由细底一说,一个个哈哈大笑,有说我们太傻的,有说我们做得对的,莫衷一是。施宏广说:“算了,大家一起走吧!反正女娃们也都上了车,行李也带走了,全体都是尖兵,刷!”

  要牢记今天的教训。

  路上队伍太多了。北上的,南下的,各走各的。人家的队伍都打着队旗。我们连竹竿都早就不知道扔到哪儿去了。大家都嫌旗子难看。不是嫌旗子厚重,不飘逸难看。而是嫌旗上的字。“滨江农场农校长征红卫队”,六个字的校名里倒有两个“农”字,太丢面子。小杨说,还幸亏不是写全称。写全称还要加个“半农半读”,三个“农”字。农到家了。

  怪不得他们要走这一路,交通要道。走了这么多天,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热闹。我们的红卫兵战友遍天下。

  1966年11月5日,周六,晴

  从高邮到汜水,75里。在一个很小的镇上吃中饭,这会儿已经想不起那个小镇叫什么名了。因为早上走得比较迟,所以到汜水时也很晚了。上午,9点多钟,走了才十多里,辛圆圆和贾书琪的脚就跛了,一步一拐的,三步走不到一米,搀着走都费劲。两个人都急哭了。男生们干着急,也不能真的就这么陪着。于是,没有经过讨论就形成了一致的意见。这一次是主动招手,让李荷香陪着她们俩上了一辆卡车,并且带走了一部分行李。跟她们说,干脆到清江市算了。好好休息两天。要是红军长征时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用担架抬?送到老乡家就地隐蔽起来?就像歌里唱的,撒下一路“革命的种子”?过了一会儿,有一辆敞篷吉普车停了下来,上面两位解放军,坐在司机旁边的有四十多岁,看样子是个首长,问小将们有没有什么困难。于是不再客气,还有四个女生,就全部交给解放军叔叔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遇到一队骑自行车串连的红卫兵,他们是从北京出来的。还隔着老远老远就在喊:“战友们!接住——”原来手上抓着一大把传单。有关于十月中央工作会议的简报,有关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文革情况的快报,有*中央*军委*给全军的关于军队如何搞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还有《陆定一、严慰冰罪行录》,《刘少奇——中国的赫鲁晓夫》,《林彪题词,庆祝“毛泽东号”机车命名20周年》,……有的性急的一边行军就一边看起传单来,一边嘴里还不停地喊:“重要!重要消息!重要重要!”

  从昨天开始,我们就在沿着京杭大运河向北走。紧挨着京杭大运河那边就是一望无际的湖水。有的人的地图上写的是高邮湖,有的人的地图上写的是高宝湖。我们走的公路其实大概就是运河大堤。因为城镇都在公路东边,而且低下去很多,从公路上往镇子里看,看到的全是一片房顶。我们好像在欣赏一幅幅图画。真正是“江山如画”,又道是“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美丽的苏北大平原。但是,又听老百姓说,这里向东就是著名的里下河地区,人称“锅底”,以前是十年九涝,一起大水就得出去逃荒要饭。

  说实在的,我们不叫“步行串连长征队”,应该就叫“步行队”或者干脆叫做“走路队”。走路就是一切,除了走路,其它什么也不干。全国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在路上跑。有多少在搞宣传,有多少在搞调查?不知道。估计绝大多数是像我们这样,傻跑。我有时想,也不知道毛主席他那天才的大脑里边在想些什么。大概主要是想让我们这一代人得到磨练吧。

  1966年11月6日,周日,晴

  今天从汜水到平桥,在宝应吃的中饭。跟昨天差不多,稍微多这么两三里路。接受昨天的教训,早上很早很早就起身,一路上速度还可以。在路上还做了件好事,替人家推了二十多里路的车子。事实上,跟在后面推车子我们自己也走得快一些。几个拉车的说了数不尽的好话。也不知道是真心的呢,还是也有骗着我们帮他们推车的意思。

  在路上遇到,严格地说,是追上了两个小孩子。只有十二三岁吧,身上的衣服都油得发亮,左臂上还也套着袖章,“红小兵”。两个人的袖章还不一样。我们跟他俩开玩笑,“喂!你们是哪一家的红小兵呵?”他们一本正经地把眼一横:“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呗!”两个人一会儿说是掉队了,一会儿又说本来就是两个人出来“串连”的。一人背了蒲扇大小的一个背包,都掉到屁股上了,就这样撅着屁股一扭一扭地跑。其中一个还衔着一支香烟。问他这么小的人瘾头就这么大,以后怎么办?两个小家伙一脸的油腔滑调,说,没有办法,戒不掉。走了一会儿,香烟交到另一个人手上去了。问他们要轮着抽干什么,一个人点一支香烟岂不爽快?回答说是为了省一点钱。但是,两个人也似乎有一点可爱之处。说不上是什么地方。有一点机灵相?眼睛里藏着一点坏?说不上。再问他们是哪个学校的,其它同学有没有出来串连,老师同意不同意什么的,他们还懒得回答我们了。要是我是红卫兵接待站的工作人员,还就真拿他们没办法。

  除了到清江的三个女生,这儿十七个人都齐了。

  1966年11月7日,周一,晴

  队伍在清江市会齐了。今天一天不到70里。中午路过淮安,周总理的家乡。本来想停一停,到总理故居去瞻仰一番,但他们一个个催促着,说,算了算了,赶快上路吧。也就没有再坚持。下午不到五点就到了清江市红卫兵接待站,刚想去登记人员那儿查问先到的几个女生,辛圆圆和李荷香已经进来了。住宿地安排在淮阴师范。到了地方,赶快吃饭,吃好饭就去洗澡,往下一躺,呵,真是舒服。

  不知不觉,出门已经十二天了。算一算,走了有七百三、四十里路。一步一步地量过来的呀!看看地图,大概有从农场到北京的四分之一的路程了。照这样走,还有一个月也到不了北京。而且,就如施书记说的,后边还要进山,天气越来越冷,我们越走越向北,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去迎接困难。也不知道雉中的“革命师生赴京代表团”还在不在北京。他们9月20日就出发,到现在已经快50天了。不会在北京呆这么长时间的。肯定离开北京了。回雉水了吗?还是又到别的地方去了呢?

  晚上到清江市委大院里去看大字报。跟小孙一起去的。也许他今天是没伴儿了,屈尊拉上我一起走。他是干部子女,平常跟我没多话。但是他既然喊上我,我也没必要驳他的面子。不讲多一个朋友吧,少一个对头总是真的。市委大院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不断地有人在贴。一有新的大字报贴出来,人们马上就围上去看。有一处,贴着贴着,有人就打起来了。小孙关照我,看大字报千万不要评论,不要多嘴。他吩咐我说:“要是看大字报时有人问你,你对这份大字报的观点有什么看法,你一定要说,我是外地来的,今天刚到,还不了解情况。要是你发表自己的高见,对还是不对,有道理还是没道理,搞不好,正好碰上观点不同的,肯定就是一顿打。”看着他神气活现地指点,我也不想露出不耐烦的样子,只是点头,嗯哪嗯哪地听他说。但看到最后,也不曾有人问我什么。

  第一次见到“太阳灯”,那么亮,照得人身上的蓝衣服紫晃晃的。可能是我向灯多看了几眼,被小孙看出来了,对我说:“没见过吧?太阳灯。你看亮的!”一脸的自豪感、优越感,好像那灯是他自己家的。我知道了,在他眼里,我不但是个黑五类出身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还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土包子。也难怪他平常跟我没多话。见到有卖冻柿子的,没吃过,便买了两只。等卖柿子的刨了皮,第一只先递给他,索性恭维他一下,进一步培养他的自豪感。冻柿子冰凉,挺硬,但又不太结实,很好吃。

  左脚的脚背还有点扭筋,隐隐地疼。离“铁脚板”还早,但基本上可以说过硬了。

  1966年11月8日,周二,晴到多云

  今天在清江休整一天。把衣服鞋袜都洗了。

  昨天晚上,为被子的事,小郑和小戴吵了一架。我们13个人,淮师接待站只肯借10条被子。先回来的人睡下了,都是两个人合睡,一垫一盖,正好10条被子10个人。小戴他们三个不知去哪里逛,回来晚了。见大家都已睡下,他们三个落单了。再去找接待站的人,好说歹说又从接待人员的床上抽下来一条棉絮。眼看这样不是个事,我和徐剑才便动员其它几个人凑紧一点,六个人盖三垫两,把我们身下的一条匀了出来,可是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小郑就不耐烦了,说是还让不让人睡觉。小戴说,还有人没地方睡,你怎么就睡得这么安稳。小郑就说,你没地方睡,关我屁事。小戴火了,就去拉他的被子,一下子有理的变成了没理的。两个人差点打起来。正闹得不可开交,郑源海说,不要闹不要闹,我有办法。大家都等着听他的办法。谁知他说,女生那边七个人八条被子,你们三个划一下拳,赢了的,或者是输了的,到那边去一个人就行了。赢的去是凭本事,输的去就是讲风格。于是大家一齐起哄,笑呵,闹呵,小戴又要去拉他的被子。但这一次是在开玩笑了。结果,闹得别的学校的长征队都有意见,在提抗议了。最后,还是队长施宏广在这个玩笑的启发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让小戴真的到女生那边去,要一条被子过来。让她们就学我们的样,把铺在下面的被子连起来,七个人盖四垫三。这边也用同样的办法,十三个人盖七垫五,总算睡了一个安稳觉。

  下午,开了一次民主生活会,整顿思想。按说,也该把思想好好整顿一下了。有的人现在一点也不照顾别人,只图自己方便,舒服。也不用说什么长征的目的、意义,什么发扬老红军的光荣传统,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接班人这些大道理了,就凭我们是一个长征队的,不管遇到什么事,说什么也要大家都互相想着点儿呀!先学习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但学语录是一回事,讨论时又是另一回事。一件事还没说完,一下子就扯到另外一件事上去了。争呵,吵呵,没有谁能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来。也许,有些事情也本来就没有办法解决。我觉得,首先,领导小组里面的五个人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就不一致,就跟我们搞文化大革命一样,如果司令部里面有矛盾,这文化大革命还能搞得这样好吗?所以我提议说,应该还像刚开始时一样,五人小组应当首先统一意见。你领导班子里还三花蹄子五花心的,到底下来还不乱了套?可是马上就有人反驳我说,有些事情正因为五人小组里面不能统一,才要拿出来让大家讨论。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还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搞文化大革命,不就是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吗?你到《毛主席语录》里,能找到一条领导班子要先统一意见的语录吗?我把语录本拿出来翻了一会儿,还真没有找到。唐健得意地说,就是嘛,美国人选总统还全民公决,一人一票呢!立刻就有人说他鼓吹西方的民主,是世界观的问题。并说,我们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大民主。唐健就说,西方也不是什么都是错的。否则,他肯尼迪、约翰逊吃饭,我们还非得吃屎了?提到吃饭,就有人说接待站的伙食太差,肉没有几块,油没有几滴,钱倒收得不少,每天跑这么多路,实在吃不消。说着说着就扯到十万八千里以外去了。两个多小时的民主生活会,等于没开。

  1966年11月10日,周四,晴

  已经到了沭阳。昨天很早就离开清江市,本来准备在钱集落脚,可是钱集地方太小,接待站很不像样,解决不了我们的被子问题。这是还在江都时就考虑过的问题。带了被子跑不动,不带被子就被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钱集耽搁到天要黑,终于又踏上了向北的公路。本来,离钱集不远还有个镇子叫胡集,但是,生怕再发生和钱集同样的故事——它们连名字都这么像——解决不了问题还徒然耽搁时间,干脆就咬咬牙不停留了。除了我们七个人,施宏广、郑元白、戴贯龙、徐剑才、杨永健、唐健和我,其它的人全部上了车。也带上了我们的行李。一直到夜里一点多钟才到。还好,他们坐车的人已经对接待站的同志说了情况,说是有7个人要深夜才能到。接待站有人夜里一点就起来穿好衣服在等我们。我们到时,他说他刚起来一会儿。一分钟也没耽搁,他就把我们带到住宿地点,给我们留着的馒头还在被子里捂着。到厨房去看了一下,冰锅冷灶,热水已经没有了。他们几个没洗脚就睡下了。戴贯龙直说他吃不消了。我和徐剑才用冷水把脚洗了,又用手搓揉了几分钟。昨天一天走了142里。在深夜荒郊的公路上,对着无边无际,遥不可测,漆黑如墨的旷野,我们放开喉咙,拚命高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也是人生难得的经历。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从遥远的地平线上一盏、两盏地渐渐增多,渐渐明亮起来,给我们无限诱惑,给我们无限希望的灯光。

  话又说回来。走是走过来了。可是,又算什么呢?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如果没有坐车的同学,你能走到吗?人家坐车了不错,可是你是空着手走的!可是话再说回去,再是空着手,我毕竟是自己凭两条腿走过来了呀!有意思吗?有意义吗?不管他,人生难得做好几件事,把这一件事做好它吧。

  早上起来,觉得精力已经恢复,跟没事人一样了。问小戴还吃得消吃不消,他说,再坚持下去看吧。两个人上街市上去转了转。沭阳比雉水街道宽些,人少一些,略显空旷一点。没那么挤挤闹闹的。回来以后又睡了一会儿。还睡着了。

  下午走了20里,到庙头。全队人马一个不缺,成队列行军。好多天没有这样排成队前进,都有点不习惯了。上一次全体列队行军还是在江都之前,口岸、大桥那边的时候。

  在沭阳找了根竹竿,把队旗又打了出来。受他们的影响,现在这面旗连我看着都觉得不怎么顺眼了。

  1966年11月11日,周五,阴有小雨

  今天我们三个雉水人当尖兵。从庙头出发,一路上放开腿大步走。说好了不安排中午饭,晚上新沂见。我们经过高流时,就在公路边上的小面店里胡乱吃了点东西算中饭。天擦黑到新沂。92里。天不好,很小很小的毛毛雨。

  我们找到了接待站,把地方安排好了,便让小吴在住宿的地方看好借来的被子,我和小徐去接他们后边的人。借被子时费了无数的口舌。接待站的人不肯把被子借给我们。说,你们两三个人,要借这么多被子干什么?我们的接待任务很烦重,被子周转不过来。等会儿有人来了没有被子,你们几个人守着这一大堆被子,话怎么说?跟他们软磨硬泡,连解释说服,带赌咒罚誓,总算借给我们10条。我们说大队在后边,10条不够。他们说,等你们大队来了再说吧!看样子根本不相信我们说的话。也许他们有经验,已经上过几次当了。但是,接待站的被子确实没多少了。要是大队人马来得太晚,很可能就要面临借不到被子的危险。看样子再磨下去也没用,还不如赶快去把他们接过来。

  不知为什么,街上的路灯迟迟不亮。我们往外跑时天已经全黑,路上的行人鬼影子似的乱窜。有的商店里点着腊烛或者煤油灯。周围是细如牛毛的雨丝,气氛阴森而不可捉摸。到处都听到有人骂娘。我跟小徐说,也许是电厂的工人正在忙着开批斗会吧。一边走,一边伸长了颈子认人。接出去五六里路,才看到迎面过来两个影子,其中一个走得一拐一拐地。走近了,再喊着问了,才肯定是贾书琪和袁梅华。小贾大概是脚又不行了。她们俩告诉我们,说,辛圆圆已经走了。我起先还没听懂“走了”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今天上午她们到阴平以后,辛圆圆就决定不再继续走下去了。让她们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她从阴平汽车站坐车到新沂乘火车,就不面辞了。好不容易回到接待站,一进门,施宏广就对着我们皱起眉头嚷道:“你们跑哪去啦?被子嘛被子就这么几条,人嘛人不知道跑哪去了,这还像个队伍吗?”我见他对我嚷嚷,本来也有点生气,但他说到最后一句时,我却卟的一声笑了出来。心里想,这本来就不像个队伍嘛,可我有什么办法?两个女同学为我们抱不平,也对着队长嚷起来,小贾都带着哭腔。说:“他们接了我们那么远,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就批评人呢?连我们都知道只借了十条被子,是不是?”也不知是不好意思对女孩子发态度呢,还是知道自己搞错了,大家都没有再说什么。我扭头就往外跑。队长追出门来,喊:你又上哪去?他大概以为我也生气了。我只来得及喊了一声:我上邮局!就一溜烟跑了。后来才知道,他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原来,我们走了以后,小吴见我们队里又有人到了,便把看被子的任务交给刚来的人,自己上火车站去了。等施宏广到了接待站,没见着我们几个,便问:今天的尖兵呢?就有人告诉他说,几个雉水人,土头土脑的,连火车都没有见过,乡巴佬,看火车去了!真他妈的。另一方面,也怪新沂今天停电。要是不停电,也不会把他们都错过去。不过,也确实是没有见过火车。所以,什么乡巴佬,土头土脑,说得也不错。

  我到邮局值班室问了,还真有两封我的信。一封是冯惠宁的,一封是洪永成的。没有家里的信。冯惠宁10月30日回了南京。11月6号接到我的信,准备8号自己一个人乘火车上北京,已经买好了到蚌埠的火车票。老洪也说农校里已经空无一人,只剩了几个家在学校的老师留守。赴京代表队已经回来了,一部分人又到韶山去了。他最关心的还是辛圆圆的事。现在可以让他放心了。任务不是我完成的,而担子则可以卸掉了。也不知道辛圆圆是回了农场还是回了南京,还是干脆去了北京。

  还不知道今晚的觉怎么睡。还能再借到被子吗?恐怕危险。

  从地图上看,新沂距山东极近。只有几里路。明天就要出江苏省了。

正文 走过山东(上)

  1966年11月12日,周六,阴,下午小雨
  昨天晚上,接待站果然没有被子了。人太多了。我们队里有三四个人,已经抢忙着有垫有盖地睡下了。他们的意思很明确,就是根本不考虑别人怎么办。我们十好几个人,有男生有女生,就这样面对着五六条被子棉絮发呆。还有些刚进门的红卫兵,见我们这儿还有几条被子,就想伸手来拿。不让拿,还叽哩咕噜地发火。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说话一点也听不懂。看看我们人多,而且脸色不对,没敢动粗。到最后,还是施宏广,闷着头想了一会儿,忽然笑起来。就用脚去踢已经睡下的几个,说:“起来!起来!正好两个人一床被子。愿意盖也行,愿意垫也行,谁也别想多吃多占!”我把平时垫在接待站的被絮上的薄绒布毯垫在芦席上,然后把棉衣和球裤垫在身下,和徐剑才蜷缩着紧靠在一起,就这样对付着过了一夜。有的人干脆就和衣而卧。

  早上吃过早饭,正准备上路时,听到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在喊:“滨江的!农场农校的!有没有滨江的苗辰大?”我一楞,借的被子不是一起身就还好了吗?吃的喝的都是给的现钱和粮票,还有什么饥荒不成?赶着问什么事,才知道是家里有信!原来是信封上注明了是“步行串连长征红卫队”的,邮局前两天就送到接待站来了。幸亏今天接班的人检查还被子的记载时,发现了滨江农场农校的字样,想起了这封信。我父亲太细心了,反而差点误了事。正是他平常喜欢说的一句话:“过犹不及”。

  跨过陇海线,出了江苏省。在两省的界牌那里,忽然有点留恋起来,陡然有了飘泊在外的感觉。人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好男儿四海为家,我们继续前进!北上!

  下午冒雨行军。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也只有硬着头皮走。还好,雨不是很大。今天58里路,早早地到了郯城。明天可能走不了,还要下雨。

  今天听了几个人的议论,知道了一些事情或者说是内情。必须给自己敲响警钟。出来半个月,我有时大概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把自己真的当成毛主席的红卫兵了。平时对有些事情也过于不在意。有不少人对我参加这个长征红卫队还是很有看法的。包括对施宏广都有一定的意见。此刻想起来,昨天他对我发脾气,可能也有这个因素在里边起作用。要小心。绝对不允许锋芒毕露的。要注意观察别人的说话、做事,尽量不说、不做与众不同的话和事。

  据说,有人甚至对我记日记都有意见。说我本来就是个狗崽子,在日记里肯定要有所流露,搞得不好出了事,全队的人都要跟着倒霉。无奈。但他们的担心也不是全无道理。现在因记反动日记而出事的太多了。我这是反动日记吗?只要想批,就跑不了。“什么钥匙开什么锁,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1966年11月13日,周日,阴到多云

  掉队了。今天的目的地本来是临沂。可是,下午上路不多一会儿,就走崴了腿。也怪我自己不好,走路时不该想什么心事。但是也没法。昨天听到的几句话,让我像吃了一只苍蝇,闹心。右脚的脚脖子很疼,虽然咬咬牙还能忍受。但是,想甩开大步是不可能了。只好让他们先走。天又冷。北风吹在身上阴嗖嗖的。下午三点钟出头,到了李庄。问了一个老乡,说是从郯城到李家庄有70里开外。到临沂则还有40多里。于是决定不走了。上路半个月,第一次离开大部队。独自一人。

  山东的老百姓非常豪爽、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李庄公路边的小店里吃了一碗烩面。女店主一口一个“行!”给下了满满一大碗。知道我走崴了腿,问长问短的,露出一副心疼的样子。我被感动得差点儿流出泪来。素不相识,那种真正的关心是装不出来的。吃了一半时,又给我加了个荷包蛋。说是送给我的,不要钱。等我吃好了,她又改变了主意,连面钱也不肯收了。“孩子,钱留着,你还要走到北京呢。就当大妈是你亲娘,总行了吧?”我赶快谢过她,转身就向镇子里走。再不走,眼泪就真的要出来了。她说“行”字时那浓重的后鼻音我以前从没听过。这才知道我们雉水方言里没有后鼻音。以前在语文课上总是搞不清楚的后鼻音,今天搞清楚了。

  找到接待站后,听到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在说,前天,11号,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说是红卫兵全部在卡车上,通过天安门。车队前后有三、四十里地。还不知道是单列还是几列。那得多少卡车呀!要是冯惠宁8号去了北京的话,这一次他肯定也在卡车上了。接待站的人对我说,等你们跑到北京,那得第十七次接见罗!

  高邮县中学的同学此刻刚刚到达。他们来晚了,接待站被子不够了。见我一个人在这儿写日记,不党不群的,他们的队长便来跟我套近乎,问我是那里的,安排一个人和我合睡行不行。我其实也乐意,两个人合睡还暖和些。我用刚刚学会的山东话回答他:“行!”大概是后鼻音有点太夸张了,他楞了一下,眨巴着眼睛说:“你……你不是说你是雉水的吗?怎么说话不像呵?”我告诉他,我还是长江边儿上的呢。这一帮子高邮人烦得很,咭咭呱呱的,吵死人了。

  1966年11月14日,周一,晴

  吃过早饭,和高邮县中的同学们一起出门。右脚脖子还是有点疼。但是跟昨天相比就好多了。天好极了,没有风,也不觉得冷。上公路时,路边的小店里女店主不在,换了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大概是她丈夫。我给了他三毛钱三两粮票,请他跟女店主说一下,昨天忘了给钱了。他竟然一听就说他知道这个事,昨天她回去后讲过,说这个钱无论如何不能收。万分无奈,我只好对他谢了又谢。事情虽然不大,但可以看出此地民风。我不知怎么会想到了水泊梁山上的那些个山东好汉。在心里对自己说,应当想到的是革命群众对红卫兵步行串连的支持,怎么扯到宋江李逵身上去了呢!荒唐。但是,他们肯定没有想到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幽默。黑色的。

  高邮县中的同学们很快就走远了。很有点恋恋不舍。跟我合睡的那位同学很会照顾人。他知道我的脚走伤了,硬是抱着我的伤脚捂了一个晚上。我感动极了。

  45里路走了一天。下午四点半到临沂。一个人一瘸一拐地在路上走,不断有车子停下,叫我上车。有的车上已经上了不少人,他们一无例外地把旗都卷了起来——到底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看到我不肯上车,有的人脸上露出赧然之色。但我自己在想,其实也无所谓。就那么回事。像我这样,腿都伤了,还坚持一步一步地走,又怎么样?真的很有意义吗?也不见得。无非是在“磨练”。还是在28队抄写王杰日记时,就想过类似的问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当然是对的。可是,那是在必要的时候。苦和死就挡在面前,绕不过去时,我们不怕它。但是,也没有必要为了不怕苦而去追求苦。否则,不就应该为了不怕死而去追求死吗?岂不荒谬。那么,我又为什么不肯上车,而宁愿这样慢慢地往前挨呢?自己给自己下评语:还是有那么一点傻。有一个词,叫做“完美主义者”。我对别人说过了,我要走到北京去。那么,如果我现在上了车,就不完美了,当初的话就白说了。自己觉得好像就对不起自己了似的。要不要改掉呢?想改的话,容易极了,转过身一招手,一会儿工夫就到临沂了。可是我知道,如果这样做了,以后会后悔的。上次在高邮已经有过教训了。我也不像雷锋说的“甘做革命的傻子”,没有那么高尚。仅仅是个想把一件无所谓的事做好的傻子。算了,傻就傻吧,把这一件事做好它。

  进临沂城没多远,正好碰上一个什么单位散会。一大群人从一个大门里出来,那真叫“黑压压”的一片。总有三四百人吧,清一色的黑棉衣黑棉裤,一件杂色的都没有。把我都看愣了。这就是我们亲爱的山东老乡的标准形象吗?

  找到临沂红卫兵接待站,立刻就查到了江苏滨江农场农校登记的条目。安排在地委专署第三招待所。接待站的同志详细地向我介绍了怎么走,并且为不能为我带路表示歉意,太客气了。结果出门才十来米就看见了小杨和小郑。他们正是来接我的。地委专署第三招待所是我们出门以来生活条件最好的地方。每人一张床,每个宿舍四个人,床单、被子都又松又软,干干净净——家里都没有这么干净。吃得也好,有荤有素的。我对山东的印象好极了。要不是腿疼,一切就太完美了。

  明天休息一天。准备进山。蒙山。

  1966年11月15日,周二,晴

  上午到临沂人民医院治腿。医生很和气,很亲切,轻言悄语的,有点婆婆妈妈。一边检查一边跟我谈心。我一边跟他说话一边想,山东人真好。最后,他说我是踝关节锉伤,情况不太好,让我先去做理疗,每天上下午各一次,连续三天。其它时间可以自己按摩,并且教给我按摩的方法、力度。我跟他说不行,明天就要上路。他也跟我说不行,腿可是你自己的。给我开了一瓶松节油,又问我两包伤湿止痛膏够不够。我跟他说,我们长征队里还有好几个腿疼的,可能没有我这么严重。要是可以的话,能不能多支持一点。他笑着点点头,开了八包。然后把松节油改成了500ml一瓶的。临走时又说:“明天是无论如何不能上路的。腿可是你自己的,呵?”我谢了他,去找理疗室。原来理疗就是用一盏很热的灯照着。护士跟我说,只要不烫着,原则上是热一点好。让我自己控制灯的远近。再三关照我要是感觉烫了,千万不能熬着。可不能关节还没好,皮肤又给烫伤了。我从小就极少上医院,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关心。除了谢谢两个字,真的什么都不会说了。整整烤了一个小时。下午也是一个小时。

  细细想起来,我们在这长征的路上,到底做了些什么呢?值得受到如此的优待?扪心自问,我们能当之无愧吗?刚上路时,还做一点宣传,其实也就是发几条语录。后来就变成了纯粹的赶路。队伍好像被打散了的一样,极少有全队人一起行军的时候。每天都是,一出门就开始拉距离,十来分钟以后就化整为零,三三两两的了。有好几个人自私得不得了,不但自己从来不帮别人的忙,从来不关心别人,还嘲笑郑元白替女生挑行李是“别有用心”,问他:“可曾有哪个女生对你有点意思来?”我都替他们难为情。

  晚上,发生了一件让人恼火的事情。我们出去看大字报——现在这是我们出去玩的一个代名词,谁要出去逛市容、逛商店、看风景,就说:“我们看大字报去!”——回来,9点钟吧,郑源海说,他放在医药箱里的八包伤湿止痛膏,也就是我从医院带回来的那些膏药,只剩下开了封的大半包。其余没动的七包全部不翼而飞。怀疑对象当然有,但是谁也没有凭据。药箱是从来不上锁的,就放在桌上,谁都可以拿到。可是谁都说没拿。真是无聊透了。

  1966年11月16日,周三,晴

  早上离开地委专署第三招待所时,一位招待所的职工让我们等一会儿,急匆匆地跑到里面去,拿着一条简易的,但是可以撑在腋下的拐杖送给我,还是铝管的。我说,要是带走,我就没办法还来了。他说,不用还了。这也是以前在这儿住过的人的,用不着了,就留在招待所了。以后用不着了就把它送给用得着的人吧。山东真是个好地方。

  从临沂出发时,腿就很痛。有一根拐杖在手里,觉得好得多。但走了五六里路以后,终于又跟不上趟了。也不能全靠着拐杖。否则腋下又疼得吃不消。于是又一次掉队。困难吗?困难。但是,我不在乎!这点痛算什么?走个把小时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按摩一下。要注意不能再二次扭伤。

  在一个叫鹅庄的小镇上休息,看到一个乡村供销合作社大门外边的墙上贴着一条毛主席语录,写得很不对头。他把“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是用红色写的,而紧接在后面的“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却用蓝色写,而且把一条语录分成了两边。一时心血来潮,到供销社里跟他们要了纸、笔,写了一张大字报。指出他们对毛主席语录这样处理是不对的。第一,不可以用红、蓝两种颜色。第二,一条毛主席语录不可以分成毫不相干的两截。供销社的头头一直在旁边冷着脸看我写,但是我写好了以后,他帮着我,一起把大字报贴了出来。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第三份大字报。当时的感觉是在捍卫毛泽东思想。但这会儿坐在路边上想想,又觉得也没有什么。写的人说不定是为了搞得漂亮一点,农村里的人,也许认为花花绿绿的才好看。或者,说不定正好红颜料没有了。再说,我也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在这儿,“红袖章一套,谁也不知道谁是谁”,别人还以为我真是个什么红卫兵小将;到了雉水,一个骆史育就能撺掇着倪主任夜里到我家来查我的户口。以后再不管这样的事儿了!

  下午,走了十多里路以后,进山了。有生以来,第一次领略了山区的风景。并且,忍着腿疼,帮一个山东老乡把大车推上了一个大概有四百米长的斜坡。算是对山东人的回报。但是又在想,这个老乡脸上也没有写字,也不知道他是贫下中农还是地主富农。但立刻又想,就是地主富农也没有关系。我脸上也没有写字,他也不知道老本人原是狗崽子一条。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哎,好风光。”歌里唱着骗人的。荒山秃岭,一点也没什么好的。对不起了,山东老乡们!也许,因为现在是冬天?

  1966年11月17日,周四,多云

  昨天晚上,在青驼寺宿营。我到的时候,他们正在和不知是那里的一支长征队吵架。吵得乌烟瘴气的。他们说,我们睡觉的地方被他们强占去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明明是我们借的被子,也被他们盖着了。他们还说我们没道理。我因为后到,前面的事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说,也没有帮着外人的理,何况这件事也直接关系到我的切身利益。结果,他们蛮不讲理地说:不跟你们讲了,我们睡吧!真把人活活气煞。你们把我们地方也占了,被子也占了,想睡安逸觉?休想!睡不成就大家不睡好了。于是我们就闹呵,唱呵,只恨没有带一套锣鼓家伙。反正毛主席语录歌多的是,只是没想到派上了这样的用场。我想不通,怎么会让他们把我们借的被子占去的?

  闹到快11点钟,兴致不减。那些“红卫兵战友”们也就这样忍着。接待站的人看不下去了,出面来劝。看我们也确实睡不下来,只好又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六条被子。又说,北边,离青驼寺不远,大概十里路左右,有一个地方叫双候,已经电话联系过了,那里还有八条被子,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分一部分人到那边去。于是征求了一下意见,把队伍分成了两拨,有八个人准备再走一个小时。谁知他们几个刚出门,又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说,快快快,女同学,快上车,外面路上过来了一辆卡车,听说了我们的事,愿意带我们走,正在门口等着。六个女的,还可以再跟上两个男的!听说有车子,原来不肯走的就有两个跳出来愿意到双候去了。人跟人的区别就是这样大。有的人一有事,特别是好事,就想到别人;有的人什么事都只想到自己。快半夜了,总算睡了下来。除把鞋脱了,其它一件衣服也没脱。

  睡到三点多钟,就被冻醒了。干脆不睡了,起来,准备出发。又是一阵好闹。有意地跺脚、蹦跳、唱歌,大呼小叫。好几个人皮带都抓在手里,准备好了万一要动手。我们的“战友们”大都闭着眼假寐,只有两三个恨恨地看着我们,但是没有一个开口吭气的。

  我从昨天中午以后就没有喝过水,只觉得口渴得要命。

  当然,我们吵呵闹的不让人家睡觉是不对的,但是,他们也不能这样不讲一点道理呀!眼看着把人家的被子、睡觉的地方都占去了,人家没地方睡,他们倒心安理得地躺下来,像话吗?这算什么红卫兵呢?不过,我也只听了一面之词,而且是个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人。还有,我们也不怎么像红卫兵。哈哈!忽然想起来,已经不知道哪一天看过报纸,也不记得哪一天坐下来认认真真地学过毛主席著作。昨天晚上倒是唱了不少语录歌,可惜是为了闹着不让别人睡觉的。

  到双候快6点,天还没有大亮。这一段路肯定不止10里。搞不好十七八里都有。昨天晚上接待站的人为了平息争端,故意把路程说少了。要不是正好碰到一辆卡车,就上当了。找到女生,她们还睡着不肯起来。跟她们说,今天我们一定要到蒙阴落脚,路上其它没有什么可以住下的地方。路程可能远了点,让她们坐车就坐车吧。反正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现在,我们这些步行串连长征队的战友们往汽车上爬,是司空见惯,家常便饭了。一路上,还看到地下有用石灰写的标语:“长征队坐车,可耻!”可见得长征队“机械化”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但是,你写在地上给我们看干什么?上了车的人又看不到。小杨说,就是要给你们这些傻瓜看,这样傻的才能越傻,聪明的才能占到便宜。想了想,实在说得有道理。这世上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事,都是这样的。我以前一直以为小杨“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没想到他能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话来。

  此刻在垛庄的孟良崮医院休息。又跟医生要了几包伤湿止痛膏。医院后边有个烈士陵园,墓碑连成一片。有1700多名烈士在这里为人民贡献出了他们自己的生命。1947年5月,就在这里,陈老总指挥华东野战军全歼了国民党的整编第74师,包括师长张灵甫在内,共消灭三万二千余人。据说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哭了。这1700多人是人民的功臣。还有不知多少人民的罪人也在这一次战役中下了地狱。他们什么也没有留下。更不知道这些人里有多少是贫下中农子弟,有多少是地主富农子弟。

  我仰起头,看着公路边的山包包。山上大大小小的石头突现在坡地上,最大的比房子还大。整个孟良崮显得光秃秃的。此乃古战场也!二十年过去了,当年二十岁的小伙子要是不死的话,到现在也不过才四十。陈毅现在是元帅,外交部长。

  1966年11月18日,周五,阴到多云

  昨天晚上宿在蒙阴。起了个大早,带了个大晚,110里。今天要赶到新泰,问过了,只有60。

  前两天仅是腿疼。今天头也疼起来。大概是昨天晚上睡冻了。到得太晚,接待站里没有被子。我们男生只能四个人横着合盖一条被子。实在够呛。小戴笑话我说,你一天到晚说山东人这也好那也好,还好不好啦?那人家没有被子,也没办法。

  头疼比腿疼更难受。腿疼,咬咬牙还能坚持,但一咬牙,头就更疼。

  脚下发飘。像踩在棉花上。

  1966年11月19日,周六,阴

  昨天大概是上路以来最艰苦的一天。腿疼得好了一点。可是又闹起肚子来。这就更糟糕了。老是要离开大路去找隐蔽的地方,不知道多跑多少路。简直想哭。但总算咬着牙,跟着他们刷到了新泰。

  到了新泰,为往哪里走的问题,为难起来。从新泰往北是莱芜。从莱芜再向北,地图上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只有稀稀的三四个小圆圈,都不通公路。不用说,肯定是深山里边。我们唯一可选的目标是泰安。何况那里还有非常吸引我们的泰山。从新泰到泰安有两条路,好像组成了一个长方形,而新泰和泰安则是对角线的两端。矩形中间又是一片空白:徂徕山区。怎么办?

  问了多少个老乡,看了多少遍地图。最后决定:走山间小路,直插泰安。今天的目的地是花马湾,我们所有的地图上都没有的一个地名。老乡们都说是90里不止,100里不到。

  八点多钟才从新泰出发。在一个叫做泉沟岭的小山村休息,吃中饭。玉米面窝头,咸菜,地瓜干。我吃不下,头疼得很厉害。

  我的肚子呵,帮帮忙吧!不能再闹啦!到这会儿为止,就早上吃了一个半馒头,你闹什么嘛!

  中央有了最新的决定,从明年三、四月份起,就要开始全国范围内的徒步大串连。这说明我们的行动是符合中央的部署的。但是我仍然搞不懂,我们这样跑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昨天在新泰接待站看到一张被撕了一半的人民日报,说北京矿业大学的红卫兵要南下瑞金,“重走红军长征路”。难道他们还要去爬雪山,过草地吗?那可不是玩儿的。到了几百里荒无人烟的地方,弄不好要死人的。可不要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搞成“一怕不苦,二怕不死”。要是那样,可就糟了。

  吴中亮说他肝区痛,坐车离队走了。他说到济南等大家。

  1966年11月20日,周日,晴

  昨天下午三点多钟到了羊流店。这是我们地图上这长方形的徂徕山区里,唯一标示出来的乡镇。我们应该就在羊流店住下来。可是当时的感觉就是天还早,还能走一段。但是女同学们已经拖得很累了。结果离开羊流店五六里路以后,从后边上来了一辆小型拖拉机,是到泰安的,驾驶员热情地邀请我们上车。于是六个女同学也就不再谦让了。他们也要我上去,可是我想试试我的忍受极限在哪里。浑身说不出来的不舒服。头昏腿痛肚子疼,又冷又饿,又累又困。不怕!不管它!放开步子,刷!难道这比红军长征还艰苦吗?一路上咬着牙,一点也没有拉下距离。可是,到了花马湾,已是晚上八点,天早就黑了,人也简直是瘫了。哪晓得花马湾没有被子。这里才是真正的桃源深处。老乡们说:“文化大革命吗?知道知道!红卫兵,知道!我们村里已经有人去当兵,到越南去了!打美帝国主义嘛!”对我们这些远方来的客人倒是没说的,可是要借被子?谁家有多出来的被子呀?什么接待站?没听说过。看来,我们是第一批到达花马湾的外地红卫兵。他们替我们想办法,说是离这里两三里路有个角峪石英厂,可以到那里去借宿。我一听,呵!天呵!还有两三里。这两三里是什么样的两三里呀!我还只是早上吃了半个馒头!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既不能一个人留在花马湾,更不能让人抬着我走——就是有人能抬,也找不到担架。等走到石英厂,我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转了。

  石英厂的工人同志们对我们多热情呵!他们把自己睡的炕烧热了给我们睡,为我们现做饭,现烧热水。最让人感动的,他们竟然还用一整张红纸,写了一封“鼓励信”给我们。他们知道我生病了,特地为我做来了一碗面条,里面竟然还有葱叶,还有麻油!还有一只荷包蛋!那味儿香的呀!这是我长到这么大,吃的最香的一碗面条。这会儿只记得吃得舒坦极了,只觉得浑身暖烘烘的。后边任什么也记不得了。连脚是谁给我洗的我都不知道。实在惭愧。谢谢你们!石英厂的工人同志们!谢谢你们!

  今天早上起来,像换了个人。头不昏了,也不疼了,肚子也不讨人恨了。腿还有一点疼,但是比起前两天来,简直就可以不算一回事了。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花马湾旁边的角峪石英厂。那里的工人师傅们在我几乎要倒下的时候,给了我亲人一样的关怀。

  今天要到泰安。75里地,绝对没有问题。准备明天上一趟泰山。要看明天脚能不能完全恢复。在这里,已经能看见泰山了。隐隐约约地,有一个轮廓。只看见山的上半段,下边就渐渐地没在雾气里,好像虚无飘渺的仙境一般。

  1966年11月21日,周一,晴

  此刻在泰山顶上写日记。

  昨天,天快黑的时候,我们到了泰安。在路上,有的人在商量,说是干脆晚上就爬山,这几天上半夜有月亮。你看,泰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喏,就在前面,不就是个小山岗子吗?然而,等晚上进了泰安城,只见泰山矗立在城的北面,黑沉沉地,几乎遮住了半边天空。那山的最高处,忽明忽喑地闪烁着两三点灯光。在黑暗中,泰山是显得那样地深沉、威严,不可冒犯。小戴在叫着说:“喂!哪几个要晚上爬泰山的呢?可以上啦!”一个应声的也没有。那股气势已经把人给镇住了。

  吃过早饭就爬泰山。什么也没有带。反正还要下来的。爬山的滋味实在是够呛。从山下上来,起先坡度不大,可以连奔带跑。渐渐地,路就越来越陡,再后来就全都变成了花岗岩的石级。在中天门喝了一碗茶,到朝阳洞吃了一碗面,还喝了一瓶正广和的汽水,就算是中饭了。路两边的山崖石壁上,各朝各代,各种风格,各种字体,大大小小的碑刻令人目不暇接。真是一个中国书法的宝库。也不敢细看,生怕时间来不及。一路上过来,从开始上山的岱庙起,几乎所有的庙宇都已被砸过,菩萨、神像荡然无存,到处都在用新写的毛主席语录代替它们。

  遇到从山上下来的人,说到早上的日出,一个个眉飞色舞的。

  在十八盘就走得慢了,过了云路,就是天梯。幸亏今天腿已经不痛了。否则,想也不敢想。什么时候看,南天门总是在那远远的云霄深处,通红通红的一点。只觉得前面人的脚在自己眼前晃。一直到下午快五点了才到南天门。他们在说,幸亏昨天晚上没有冒冒失失地往山上爬。上了天街,又吃了一大碗面。比在山下贵得多。三两的一碗面,山脚下一毛五,朝阳洞就是两毛,天街上就是三毛了。也难怪,这些东西都是用人工挑上来的。一路上遇到许多挑夫,默默地走着“之”字登山。我问一个挑夫,上下一趟要多少时间。他浅浅地一笑,说:“每天一趟。”我的天!我们爬一回山,好像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人家每天一趟!换句话说,在泰山上每天上上下下,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在玉皇顶、观日峰、舍身崖、探海石几处稍稍转了一转,暮色就降临了。遥望山下,泰安城密密麻麻的万家灯火,就像一块镶满钻石的地毯,铺在泰山脚下,美极了。不时有一粒流星冲城而来,那是津浦线上的火车。

  宿在岱顶宾馆。几个人约好了:每人写一篇《泰山游记》。再互相交换,看看各人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当年红军在长征途中,肯定没有我们这样的处境和心情。

  南天门两边的的对联:“门辟九霄,仰步三天胜迹;阶崇万级,俯临千嶂奇观。”那种气派!

  已经快10点了,还在有人上来。大声地叹气、骂娘。都是些“有眼不识泰山”的。以为三、四个钟头就能登顶,结果就一直爬到半夜。要是依着昨天口出狂言的几个英雄,晚上开始爬山,弄不好爬上来正好看日出。

  1966年11月22日,周二,晴,大风

  从梦中醒来,只听得外面一片人声鼎沸,乱哄哄地嚷着看日出。天已经就要亮了。赶快穿衣起床,赶往日观峰,加入看日出的人群。天气极好。晨风极冷。不少人就把宾馆的被子裹在身上,花花绿绿的。不谈观日出,光是看这些人,仙女下凡似的,就是一道风景。

  有幸看到千古称颂的奇观——泰山日出。雄伟壮观,光华万丈。看到后来,有人带头唱起了《东方红》。于是立刻就变成了大合唱,山鸣谷应。下山时,队友们在说,今天已经看到了自然界的奇观泰山日出,马上就能看到人类最伟大的红太阳,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了。

  看样子还真得写一篇游记。

正文 走过山东(下)

  1966年11月23日,周三,晴
  昨天从泰山上下来,已经是下午三点左右。还走不走?受早上看日出的影响,一个个激荡澎湃的心情依然昂扬。走!早一天到北京,就能早一天见到毛主席!好像毛主席在那儿等着我们似的。于是随即就整装出发,赶了约三十多里,到了界首。一个很小很小的镇子。这儿的条件很差,但是人非常热情。设法为我们张罗了几床被子,大家挤在一起过了一夜。

  界首地方虽然小,接待站里却有一个广播匣子。让我们能直接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上路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晚上,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红卫兵专题广播,介绍安徽省有十一个同学,组成长征宣传队,步行两千多里到北京的经过。听了人家的介绍,真正是让人惭愧异常。他们十一个人,排了好多生动、活泼的宣传节目,每天只走50里地。每到一地,首先就是访问革命前辈,找老红军战士、贫下中农,听他们讲战斗岁月的故事,讲革命斗争史、阶级斗争史。晚上就表演文娱节目,十一个人的宣传队,竟有二十几个拿得出手的节目,宣传文化大革命,宣传十六条,并且,还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断地创作新的节目,随编、随排、随演,能演两个多小时!这才叫边学习、边战斗,这才叫真正的步行串连长征队。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有一挂地排车,拖着全部的行李、乐器。想得真周到。不知道什么叫地排车。大概就是板车吧?哪里像我们,每天一上路就拖得七零八落的,极少有全队人在一起跑的时候。

  我这会儿就是独自一个人在荒山野岭里边。

  早上,我起来穿好衣服,他们一个个却都睡着不动。喊你你也不动,喊他他也不吭气。我说,你们今天是走还是不走啦?还是没有人做声。实在是让人火得很。算了,你们不走我一个人走吧!就一个人出了门。走了不远,遇到一个小吃店,就停下来吃早饭。几个山东老乡就问了我许多。听说我要奔济南,就告诉我,再向前不远,两三里吧,右手有一条进山的小路。从这条路奔济南,比从大路走可以近十七八里。反正我是只身一人,占便宜也是我,跑冤枉路也是我,不管它,进山就进山吧!于是又多买了几个窝头、馒头留着当中午饭。等到真正进了山,开始爬山,走上了山间的羊肠小道,才有点后悔起来。但向后退回去更吃亏。一路上,走几十里路都遇不上一个人。老远看着,山坡上隐隐约约地有一条似乎是人踩出来的印迹,但走过去时,看看脚下周围,到处是稀稀的草和石头,却又看不出路的痕迹来了。韩愈有一首描写早春的诗,说是“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我这里现在是“山路遥看近却无”。此刻反省自己,发现我一下子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不该进山走小路。第二,不该主动离开集体。以前都有过教训。一再告诫自己不能随心所欲,要注意影响,要注意别人的感受,我的情况跟别人不一样。可是一遇到事情就沉不住气。肯定有人在我背后不知道会说些什么呢!我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长大呢?这会儿追悔也迟了。以后一定要注意起来。上路!

  今天走了大概有一百四十多里路。翻了两座大山。总算到了济南。到党家庄之前,整整一天全部算上,就遇到了四个人,一群羊和两只狗。走到下午,自己怕起来了。要是天黑了还在山里转可怎么办?我可是孤身一人呵!又想到施德义书记在农校里流着眼泪说:“那山里边可是有狼的呀!”要是真的给我遇上,就倒了八辈子霉了。天要黑的时候,发现脚下的路在渐渐地宽起来,有了人工修筑的痕迹,自己安慰自己说,问题不大了,快要出山了。而且,好的是,太阳还没有落山,月亮就已经挂在中天。比伸手不见五指又要让人胆壮得多。太阳落山后两个多小时,终于听到前面一片沸腾的人声。那种感觉真是难以形容:公路到了。我又回到人群中来了!再走了大约十多分钟,终于到了公路,到了党家庄。一队不知那里的红卫兵正在路上大呼小叫地整理队伍。呵!黑夜里,置身在一群不认识的人群之中,那感觉也比独自一人在山里好得多。

  九点多钟,进了济南城。正走着,忽然听到前边不远是小杨的声音在说话。于是紧赶几步,一起到济南市实验中学住下来,然后一同去洗澡。在浴室里,又遇到了陶进和郑源海他们几个。他们住在铁路招待所。原来,他们在登记时,在登记簿上发现了“滨江农场农校——李建中”的名字。李老师已经在济南住了好几天了,住在铁路招待所。他每天都要到几个接待站去查一遍登记簿,看我们有没有到。就专门在等我们。他们说,铁路招待所的条件很好,比临沂地委专署第三招待所稍稍差点。明天搬到铁路招待所去。

  在接待站登记时,得到一枚毛主席语录章,跟大拇指一般大小,是塑料的,里面的字印在纸上。跟小孙那个金属质地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没法比。但有总比没有强。

  听他们说,李老师带来的消息跟以前差不太多:学校里仍然没人。韩之勤他们到韶山去,在离开韶山回来的路上,人全部散掉了。冯惠宁早就到了北京,有信到学校了。农校的长征红卫二队几天前就到了济南,估计今天该到德州了,比我们要快三四天的路程。一片大乱。

  我今天肯定是吃了亏了。比他们先走,比他们晚到。跟在黄桥的教训相似。说起来是走小路抄近,其实山路扭来拐去的,几米长的直路都没有。再加上还要上山下山,多走了路不说,上山时体力消耗特别大,下山时路还不好走。不长记性的东西。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好几天没有学毛主席著作了。不是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吗?狗被打了还三天不进茅房偷屎吃呢!

  1966年11月24日,周四,晴

  上午起得很晚。一直睡到近十点。起来后几个人到铁路招待所重新登记。见到了李老师。谈了学校的近况,农场的文化大革命情况。以蔡光清为首的反派和以韩民为首的保派已经打过几次架了。全国各地的情况似乎也都差不多。他是上海人,对上海的事情比较关注。说是上海11月5号开会,在几十万人的群众大会上,北京去的聂元梓等人带头喊出了“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的口号。此二位是上海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我说我没听说过,李老师对我的孤陋寡闻表示不可理解。又说到11月13号,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五六个老帅公开表示反对红卫兵大串连,反对部队和军事院校搞文化大革命。还说造反派像小老鼠一样到处乱窜。整个北京现在都闹翻了!他们还反对斗争走资派。这些事情我都一点不知道。李老师说,这些事不知道你搞什么文化大革命?串的个什么连?一天到晚就傻跑哇?我自己想想也笑了,说的一点也不错。可不就是傻跑嘛!又说,他已经遇到吴中亮了。吴生了肝炎,在济南的哪个医院开了证明,到接待总站去领到了回上海的火车票,经上海回家了。

  原来,李老师这一次是给我们送棉衣来的。本来是机耕队值夜班穿的短大衣,考虑到天气越往后越冷,我们越走越向北,就拨出了四十件。都是拣的比较干净的。二队的已经拿走了。本想把今年新做的拨四十件过来,又想到可能会太抢眼,二十个人穿着清一色崭新的大衣在路上走,效果大概不会太好,请大家谅解农场领导的用心,不要嫌是半新不旧的。我有点感动,做领导的到底还是有点心胸。于是又说到出发之前到农校开会,差点把劝告会开成批斗会的事,大家哈哈哈哈地一阵笑。

  谈了一会儿,戴贯龙、徐剑才他们和几个女生来了。他们住在济南市第二十三中学,附近就是人民商场。他们说,昨天晚上只走到崮山天就要黑。离济南还有四十多里,不敢走了。施宏广和郑元白两个人今天早上也没有跟大家讲一声就上了路。就剩下他和徐剑才两个人和几个女同学一道走到现在。他一肚子不痛快。正说着,施宏广和郑元白两个进来了。小戴继续发牢骚,用手指着划了半个圈儿:“你们他妈的都不是玩艺儿!你们!”我问李老师二队的情况怎么样,他笑着说:一样!都是一样!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什么组合都有!集体爬汽车,走一路爬一路!要不,他们晚出发两天,怎么还比你们快好几天的路程呢!

  洪永成托李老师给我带来一封信。信中说,收到了我从新沂寄给他的信。他已经与辛圆圆取得联系,她回了南京。他说,现在宣传队排的节目全是口咬脚蹬的,什么《造反派什么也不怕》,什么《你不打,他就不倒》,一上台就是跺脚举拳头,要么就是两手叉腰,已经没有“文艺”的味道。他也不想在宣传队呆下去,正在想办法调离。努力的方向是农场政工股。

  下午,去“看大字报”。每人都从接待站领到一张“免费乘车证”,乘坐市内公交车不用买票。我的证号是257784。济南是我们行经的第一个省会城市,也是我有生以来到过的最大的城市。我和徐剑才两人就在市内乘公交车“像小老鼠一样到处乱窜”。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见车就上,从车窗里看到“这个地方不错,挺热闹的”,就下来玩一会儿。反正也不怕走丢了。看看外边越走越荒,车是在往郊区跑了,就下来,再乘对面的车往城里赶。带在身上的“免费乘车证”起先还拿出来对着售票员晃一下,后来就晃也不晃了,我们发现售票员对我们根本就不管,没看见一样。也不知她们是根据模样还是根据年龄做出的判断。济南的街道名字很有趣,经七路、纬八路的。看到省委的大牌子,就下来进去转转,这些地方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可不是我们随便好进的。里边也到处都乱七八糟,到处有大字报。也有人在一本正经地办事情,一大群人围着。所有的人都在忙自己的,也没人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有一个办公室里没人,电话却响个不停,就进去接电话。对方问我你是哪里,我说我是省委。他骂我说“你在省委打电话你他妈就是省委啦?”想想骂得也有道理,就笑着回骂一句“你他妈的!”,把话筒扔在一边,他还在里边哇拉哇拉地说着什么。

  在省委,果然见到了陈毅、叶剑英11月13日在首都工人体育馆大会上讲话的传单。传单上,他们的讲话都已经加上了批语。陈毅说他要给红卫兵泼冷水。说:“有时热过了头,泼冷水擦一擦有好处。”后边的批语是:“陈毅不是要给红卫兵泼冷水,而是要给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泼冷水!”叶剑英说:“学习毛主席著作,对,要学!要用!但是,不能当成圣经来念!”后边的批语是:“叶剑英把毛主席著作比做圣经,是对毛主席著作的极大污蔑,我们必须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话,如果从好的方面去理解,也确实很有道理。而且,有一些话是非常浅显、非常直白的道理。

  1966年11月25日,周五,晴

  在济南休整一天。我们则是第二天了。

  上午把衣服袜子都冼了。八点半,全队在铁路招待所集中起来,开了一个座谈会。把前一阶段的情况做了一个小结,各人对我们这个队伍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建议,今后怎么办都说一说。李老师说,他回去以后也要向农场党委做个汇报。也许因为是在外边,也许因为好长时间没见了,或者,因为李老师是给我们送大衣来的,大家对他都有点客气,不像前一段时间在学校里时那样不恭不敬的。座谈会的秩序和效果也比较好,跟上一次在清江的民主生活会大不相同,让人又看到了一线希望。

  下午,又是跟小徐结伴,按他们的指点,乘5路车到底,先去了一趟动物园。别说大熊猫、狮子、老虎、牦牛了,就是狼和狐狸这些动物都是第一次见到。可惜动物的品种和数量都不多。连大象都没有。一个小时不到就转了个遍。小徐说,据说,全国只有北京和上海两个动物园有大象。动物园中间是一座山,上面有一座很高的楼阁,可惜用铁链锁着,不能上去。

  回市内后,去参观了文革成就展览馆。进去时扯了一个弥天大谎。参观的人很多,参观之前先要一一签名登记,领取参观券。我没想到还要查问家庭出身。徐剑才的家庭出身是城市贫民。当他在前面报出“市贫”两个字时,我才知道要报成份。一刹那间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两秒钟之后,当坐在窗口后面的女人看着我的学生证,问我是什么成份时,我故意大声豪气地报道:“工人!”声音高得周围的人都扭过头来看我一眼。我心里想着“他妈的谁知道谁是谁呀!”跟在徐剑才后面通过了挤挤挨挨的人群。展览分为几个部分,破四旧立四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红卫兵运动,挖出隐藏的阶级敌人,新生事物,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等等。大部分的实物展品是抄家抄出来的家具、瓷器、字画、线装书;还有许许多多变天帐、发了黄的老照片、反动日记、带蒋介石像的委任状、嘉奖令;还有的四类分子还精心保存着国民党军官的军服、肩章,那种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前面翘得高高的军帽;还有一些马刀、手枪之类的小型武器。有一张中堂挂轴,上面只有一个篆体大字“心”,好像是用拖把写出来的。解说员用高昂、激愤的语调说:请大家看,好大的一颗黑心哪!其它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什么的,主要是用文字、数字、图片的形式来表示,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精彩了。一来因为进门时说了瞎话,二来,老是想到家里被搞得一塌糊涂的厨房和封了几个月的房门,参观时一直有点心神不宁,满肚子的不愉快不知向哪里可以发泄。

  中午,杨永健和郑源海不知到哪里去重新定制袖章和队旗,说保证大家满意。晚上八点左右就取了回来。新做的袖章有18公分宽,上面是鲜亮的明黄色印出来的仿毛体字“长征红卫队”,“长征”两个字在上面一行,小一些。全部是繁体字。套在棉短大衣上松松的,确实非常漂亮。红旗和黄色的字都是一种叫做什么化学纤维的最新材料,极薄极轻,用香烟一烫就收了边,再也不会散开。旗上的字不再是什么“滨江农场农校”,上边是“滨江——北京”一行小字,下边则是“长征红卫队”五个大字,跟袖章上的字是同一种风格。全体同学齐声称赞这件事干得漂亮,两个人满脸的得意。

  晚上,徐剑才告诉我,小孙知道了我们俩下午参观了济南文革成就展览馆之后,追着问他,说,苗辰大是怎么能进去的?他知道那个展览不准成份不好的人进去。因为昨天下午在展览馆门口,他亲眼看到一个人被打得躺在地上喘气,据说就是因为有人揭发他家庭成份不好。最后还说:哼!你们当心不要搞出事情来哟!小徐说,听口气,他倒也不一定有多少恶意,而是怕出了事,影响了我们这个长征队的形象。因新队旗、新袖章引起的高兴心情烟飞云散。

  1966年11月26日,周六,晴

  出门整整一个月了。今天午后,乘渡船过了黄河。我们统一的棉大衣,崭新的红袖章和迎着北风飘舞的队旗吸引了一路上几乎所有的目光。

  我发现我们这一次在济南又做差了一件事。在黄河边等渡船时,听他们扬州镇江的几个男生女生在谈,济南的趵突泉、大明湖,然后又是什么泉、什么泉,如数家珍。便问他们是怎么回事。郑源海对我的不理解表示极大的不理解。“你没有去看看趵突泉?”我疑惑地摇摇头,心里想,听都没听说过。陶进插进来问我:“那你们在济南呆了两天,干了些什么?真的只顾看大字报,关心山东的文化大革命了?”我立刻意识到,我们已经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底下就听他们半是讥笑半是卖弄地摆开了龙门阵。原来,济南的别称又叫泉城。有名的泉水就有72个。无名的还不知有多少。是闻名天下的“户户垂柳,家家泉水”。其中为首的则是趵突泉,有三股泉眼,喷出水面还一尺半高,从早到晚喷流不息。旁边还有柳絮泉、卧牛泉、金线泉、老金线泉、漱玉泉……,我都记不住了。他们还笑话我说:亏你还说自己喜欢几句唐诗啦,宋词啦,那漱玉泉就在李清照的家门口,你都没有去拜一拜老师娘?他们说:“至于大明湖,就没办法说了,那干脆就是济南的象征。以后你跟人说,‘我到过济南了,没听说过趵突泉、大明湖,\’还不把人门牙笑掉了!太土!太土太土!”到这个份儿上,我和小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只有任凭他们取笑了。我就成了鲁迅说的不知道华盛顿的美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的法国人了。底下说说,就自然而然地转到到什么地方要去看什么、玩什么的话题上来。到了扬州,要去看瘦西湖,五亭桥,个园,要坐一坐茶馆,泡一泡浴池,尝一尝小笼包子;到了镇江,要去看一看金山、焦山、北固山,甘露寺刘备招亲,白娘娘水漫金山。接着,陶进又凑到我面前来,故作谦逊地问:“你们雉水可有些什么拿得出手的旅游景点呀?”我被逼到了墙角里,也是急中生智,忽然冒出一句绝妙的反击的话来。我挥挥手,做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来,说:“你们说的全是他妈的封、资、修的一套。亏你们还戴着长征红卫队的袖套,出来串连呢!你看你们说了这半天,哪一句不是封、资、修?全部砸烂!”一句话噎得他们颈子伸出来缩不回去。最后大家爆发出一场哄堂大笑,他们把头歪着直点:“厉害。厉害。”一场对我们雉水人的围剿到此结束。

  我们确实是土。没见过世面的井底之蛙。乡巴佬!总不能返过身来再坐渡船回济南呀!这辈子还有机会重访济南,去见识一下趵突泉、大明湖吗?遗憾。

  今天步行70里,宿在晏城。现在走的路线是沿着与津浦铁路平行的公路前进。只见一列列火车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经过,从远方呼啸而来,又呼啸着向远方而去。也不知道一天有多少趟。

  1966年11月27日,周日,晴

  早上八点缺五分才出发。广播中传来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消息。前天和昨天两天。没搞懂是什么意思。是连续两天呢,还是正好在25号、26号搭界的午夜,两头都算呢?反正是毛主席乘坐吉普车,大家都坐在路两边。环城检阅。人数比第六次接见时还要多,有250万!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毛主席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出山东。但算来到北京也不足一千里路了。还要走半个月吧?我们能赶上第九次接见吗?只要能见到毛主席,我情愿其它什么地方都不去。

  在路上又把腿走坏了。下午赶到张庄时,天已经黑了。还好,东边天上升起的月亮又大又圆,照得路上清清爽爽。两条腿都痛,而且痛得很厉害。才勉强好了有一个星期,又来了。还以为已经过了行军关呢,两只不争气的腿,真想敲断它才好。晏城到张庄也是70里。

  看到一张“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传单。这个组织的名头大得出奇。还有就是传单上说的事十分激动人心:根据确切消息,中央请了一批外国医学专家、学者、教授,来给毛主席检查身体,毛主席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接近40岁的壮年人。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毛主席他老人家活到150岁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这是全中国革命人民的幸福,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幸福!

  刚学会一句山东话:那敢情好!最好让我们串连到毛主席150岁的时候。但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医学专家、学者教授没有能判断出来呢?把这个荣誉让给那些名符其实的“资本主义学术权威”,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队伍又跑散了。我们这一群只有6个人。

  歇下来以后,小杨也在一迭连声喔唷喔唷地喊,他的腿也不行了。明天我有做伴的了。

  1966年11月28日,周一,晴

  早上起来,腿一点都不痛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有这样好的运气。因为昨天晚上说好了和小杨做伴走,就陪着他慢慢走。拐杖也给了他,幸亏没有扔掉。并且郑重声明:我不再要了。其实自己也知道这是一种迷信的做法。过了林庄,又走了三四里路,小杨实在不能走了。招手拦了一部车子,把他硬推上了车,让他到德州。

  小杨主动地告诉我许多事。一起走了这么多天,知道了我的为人,愿意和我做个朋友。有些事情我已经听说。有些事情我猜测过,但是不敢肯定。还有些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也真心实意地把事情的真实情况对他和盘托出。人呵,应该怎样度过这一生呢?——这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句子吧?处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各种各样的人和各种各样的事包围着我,都给我以影响。我自己又是如此地不争气。出生在一个小地方,还又出生在一个剥削阶级家庭里。怎样的决定和行动才是正确的呢?茫然。走迷了路可以问一问人,可是这人生的路,如此之多的岔道,去问谁呢?去探索,去闯荡,去碰运气吧。有一些事,恐怕毛主席著作也未必能给出答案。也许,是我自己的思想方式、方法不对头所导致的吧?呵,向着你的目的,默默无声地去努力吧。老老实实,踏踏实实,不懈,不懈,不懈。希望之火永远也不要熄灭。哪怕只剩一个火星。哪怕熄了,火把也不要丢掉。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碰到一粒火星呢?会得到什么吗?我不管。只要我是真心诚意地对待别人的,是完全彻底地给了人民的,又何必计较得到什么呢?然而,我能真心诚意地对待所有的人吗?我能把我的一切完全彻底地交给人民吗?就算我愿意,人民又是谁呢?是我遇到的每一个人吗?

  往最坏处准备,向最好处努力。

  1966年11月29日,周二,阴

  昨天下午四点左右追上了蒋、王。一直跑到晚上八点半才到了德州。队伍全散了。郑元白他们五个人是黄昏时到的。戴贯龙他们三个在我们前面不到十里路。六个女同学分成了三批,有两个坐了车,还是在我们后边才到的。整个队伍分成了六七段,零零碎碎地向德州进发。

  到德州后宿在曙光旅社。原来是个浴室。条件还可以。要求不能太高。

  德州的街道很宽,很冷清。也许因为我们是晚上到的,所以有这样的印象。外边北风呼啸,割得人脸上生疼。借他们的地图看了一下,到天津之前恐怕也没有什么值得停留的地方了。

  就在曙光浴室顺便洗了一个澡。想问什么地方吃晚饭,见小杨他们几个在鬼鬼祟祟地商量什么。他看看我,歪了一下嘴。我料定底下肯定会有什么故事,便等着,又拉了小徐一把。过了一会儿,小杨果然过来,凑在我耳边说:吃扒鸡去?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鸡”字听清楚了。我的第一个念头是:那可要不少钱噢!但眼看着另外两个在看着我笑,转念一想:管他!他们还不跟我一样?何况,济南的教训还记忆犹新。出了门,走在大街上,才听到他们吹,说是德州的扒鸡,符离集的烧鸡,南京的板鸭,金华的火腿,天津的狗不理,……都是全国闻名的地方特产。一边吹着,一边把套在左臂上的“长征红卫队”的袖章摘下来,塞在口袋里。我想了一下,明白了他们的意思:影响问题。于是也“很好,照办。”了。走进一家扒鸡店,熊熊的火炉烧得正旺。马上就嫌热起来。六个人坐下,把棉大衣脱了,学他们的样,套在椅子背上。一个人上来一只扒鸡,我的一只是两块六毛钱。心里闪过一个念头:乖乖!五天的生活费还多。但是,仍然眉头也没有皱一下。虽然心里在想,从妈妈肚子里出来,长到这么大了,还从来没有如此奢侈过。不过,味道确实是不错。扒鸡还没吃完,店里就有人送上来每人一杯茶,慢慢喝着说闲话。话题仍然在各地的风味小吃上绕。于是我就问他们,什么样的制作叫烧鸡,什么样的制作是扒鸡?结果,问题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本来非常融洽的气氛,一下子就被我给搅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一个人能接下去。我真是一张臭嘴。没办法,硬撑,把刚才送茶的小伙子叫过来问,想把这个皮球踢给他,他也不知道。我还想把店主叫过来问,大家齐声说算了算了,穿好衣服出门。在路上,小杨把手搭上我肩头说:“唉!苗辰大,不是我说你,你真没劲。”我哭笑不得。也觉得自己真没劲。

  一个大懒觉,睡到10点才起来。

  1966年11月30日,周三,晴

  今天下午是出门以来最忙的一天。吃过中午饭就出去借钢板、铁笔、腊纸。大家都觉得,像我们这支队伍这样一点宣传工作也不做,除了走路就是吃饭睡觉,太不像是一个长征红卫队了。不管怎么说,多少也要做一点事呀,否则,以后别人问起来,我们自己也不好说。总结也不好写。从农场出发时,带出来许多彩色纸印的毛主席语录条条,早在江苏境内就发送光了。一路上,我们经常接到别的长征队送给我们传单、语录、漫画等等宣传品,而我们却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人家。大家商量了一下,第一步,刻印的任务就交给了我。

  到哪里借呢?我先找到德州市市委市政府。打听到市政府里面有个文革办公室,便找了去。文革办公室里乱哄哄的,办事的,找人的,争论的,全有。有一个人的办公桌被许多人围着,正在吵什么,双方好像都动了火。我问了几个人,有的说不知道,有的说没有。有一个人叫我到楼上文革办秘书室去看一看。上了楼,找到了文革办秘书室,里边有两个人正在面对面地趴着刻写材料。我向他们说明了来意,他们一脸歉意地说,正在用着,爱莫能助。其中有个人建议我到市红卫兵总部去碰碰运气。他们那边可能有。原来,市红卫兵总部也在市政府大院里面,只是在另一幢楼上。于是找过去,又问了两个人,找到了红卫兵总部。里边有两个跟我年岁相仿的小伙子,一个坐着在看什么材料,还有一个正弯着腰在抽屉里找什么东西。办公室里乱七八糟。墙上、桌上、地上,到处是碎纸片。门口字纸篓里堆得满满的,旁边横七竖八地倒着许多空墨汁瓶。靠门的一张桌子上倒是竖着一个,只是露出了一截毛笔杆子。我一眼就注意到最里边的桌子上有一架油印机,还打开着,似乎刚印过东西。跟他们打过招呼,说明了来意,并且掏出了我的学生证。坐着看材料的那个立刻就站起来,满口应承说有,让我等一会儿,他去找。我的学生证他看都没看。趁等的工夫,我细看了一下油印机。半旧不新的,就是用得不太爱惜。确实是刚用过,连油墨都是现成的,打开在旁边的地下。只有五六分钟的工夫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套家伙。一筒腊纸还没有开拆。只是钢板用得有些苦,有的地方已经磨平了纹,发了亮。等接到手翻过来一看,哈!反面还没动过,乌黑乌黑的,就是一块新钢板。一边满口称谢,一边得寸进尺,跟他提出,等刻好了还想在他们这儿印。他毫不迟疑地答应好好好,一边还问:“你们自己有纸吧?”我这已经是望外之请,于是也一口回答有有有,心里在想,要是我提出要他们支持纸张的要求,大概他也不会拒绝的吧?谢过了他们俩,我拿了钢板铁笔腊纸往外跑,他还在后边关照我:“可别来得太晚了,来晚了搞不好要锁门的,呵?”

  我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心里想,当初我们准备出发的时候,做好了长征红卫队的袖章,想让老师给我们在内侧盖上学校的公章,费了那么多口舌,到最后还是没有盖成。现在在外面走了一个多月了,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当初的做法纯粹是脱裤子放屁。今天来借钢板铁笔腊纸,我的学生证人家连看都没有看一眼。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当时觉得是多么多么地重要,一定得这样办,少了它就不行,不这样就非死不可。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再回过头去看,就会发现,当初看得比命还要紧的东西,其实是狗屁。

  回到曙光旅社,跟施宏广讲了事情的大致经过,让他赶快派人去买各色纸张,裁成八开大小。我自己赶快趴下来刻钢板。第一张腊纸,先刻了两首毛主席诗词的手写条幅。一首是《七律•长征》,一首是《清平乐•六盘山》。一刻好,就叫他们到市红卫兵总部去开始印起来。告诉他们,印好了以后不要裁,刚印好,容易搞糊了,过一两天再裁。动手刻第二张时,忽然想起我昨天晚上就泡在盆里的衣服。于是又麻烦队长找她们女生帮个忙,替我把衣服洗掉。第二张刻的是毛主席的木刻画像,没敢多搞,一张腊纸上只画了四个像。画两个太大,画八个太费时间。第三张腊纸刻了八条毛主席语录。本来想找几份内容重要些的传单重刻,但是考虑到来不及了,而且,传单的时间性比较强,而语录、画像、诗词到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一直到天黑以后才把三张腊纸刻好。手指头都麻木了。

  女同学们已经替我到锅炉房去把衣服烘干,折好了送过来了。

  1966年12月1日,周四,晴

  昨天晚上刻好第三张腊纸,匆匆忙忙地吃过晚饭,花一点时间写了日记,再带上第三张腊纸和一套家伙,赶到市红卫兵总部去和他们一起印。去了以后,见他们印得还可以,就没有再插手,只是陪着他们。大家也说我今天辛苦了,不让我再动手。我在旁边转转,顺便把乱七八糟的办公室稍微清理清理,让他们明天来了也高兴一下。等全部印好,已经过了半夜12点。把钢板、铁笔、腊纸在办公桌中间放整齐,再写一张表示感谢的留言,熄灯,锁门。我问他们,要是有人到我们学校去,要借东西用,要在办公室里干到下半夜,干完了就走,而且永远也不会再见了,你们答应不答应,放心不放心?几个人都笑着摇头。可爱的山东人。

  深夜回曙光旅社,路上早就没有了行人。走到半路上,路灯齐刷刷地灭了。幸亏有半个月亮挂在东边天上,够亮的。很大很大的北风,冷得要命。耳朵似乎没有了。要买一顶帽子。

  说是今天要上路,可是一个个到这会儿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再拖,上午就走不成了。马上就要吃中饭了吧?也不知道今天的目的地是到什么地方。糊得很。

正文 走到毛主席他老人家身边

  1966年12月2日,周五,晴
  出了山东,现在是在河北省的地界了。腿又痛起来,痛得要命。我真怀疑我是否能坚持到底。一直拖在队伍最后。其实也不算最后,后面还有几个女同学。

  昨天从德州出发的时候队伍还整整齐齐的。我还以为,德州大概是我们这支队伍的转折点,从今以后,要努力像个真正的长征红卫队的样子了呢。谁知道出了德州没多远,就又走散了。依旧是七零八落。成了习惯了。到月亮上来老高了,才到达连镇。他们先到的人也才刚刚在吃饭。昨天一天87里。

  昨天,在吴桥桑园镇吃午饭时,遇到了一支从北京下来的串连队跟我们坐在一起。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二支全部骑自行车的串连队。他们队伍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架竖在自行车衣包架上的的大扬琴。他们说,是受了安徽的那支赴京长征队的启发,组织了宣传队出来串连的,上路才五天。他们每个人都“身兼数职”,拉胡琴的会打快板,弹三弦的能说对口词。只有几个女生稍微“专业”一点:跳舞,但也还兼着唱歌,有独唱的,有表演唱的。对他们真是又佩服,又羡慕。以前听中央台广播里说安徽的长征队走一路宣传一路,心里还有点疑惑。我们走了整一个月了,碰到了少说也有上百支长征队,也没有见着一支长征队边走路边宣传呀?今天看到了。看他们那架势,肯定是真的,不会骗我们。可惜是在一起吃中饭。要是是在一起吃晚饭,就可以一饱眼福,看一看他们的表演了。但是也不行。要是在一起吃晚饭,就更不像样了。到时候一定会拉着我们上节目。那洋相就出大了。还记得在吴窑的毛选积极分子大会上出过一次,那是一槌子的买卖,一天不能上两次台的。两下里一比,我们就更没地方站了。他们满腔热情地告诉我们,在沧州北边不远,有个地方叫兴济。那里有一个搬运站。叫我们无论如何要到那里去住一住。兴济搬运站既不是接待站,也不是招待所。是那里的工人同志们自动组织起来,接待串连的红卫兵的。他们前天就宿在那里。“记住,记住,千万千万,一定要到那里去。哎呀,太让人感动了!”查了一下地图,也就是两三天的路程了。

  今天在路上休息时,“清”了一下“经济”。到今天为止,已经用掉了四十九元四毛五分。还有四十四元五毛五。这一个月花去了三个月的生活费。粮票还有四十二斤二两,正好是一半对一半。不能不节约了,再不节俭着点用,后果不堪设想。回去以后跟学校、跟家里怎么讲?拉下的饥荒怎么办?钱反正借的时候就说好了以后每个月还两块,粮食计划也一个月还两斤么?记住:从现在开始,要厉行节约,每一分钱,每一两粮,都要掂量一下。但是,看样子我并不是最糟糕的。吃早饭时听他们在说,有个别人好像身上只剩了不到十五元了。不然,还想不起来要清点一下。这可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事儿。

  今天的目的地是泊头。河北老乡这个说是泊头市,那个说是泊镇。也许都不错。到了就知道了。

  1966年12月3日,周六,晴

  天黑了已经有一个钟头了吧?离沧州还有12里路。这两天的行军速度实在惊人,一天五六十里路还要摸黑。听人说,毛主席6号要接见步行串连长征队,不知是不是真的。是真的我们也赶不及了。

  这会儿腿似乎比昨天要好一些。还有一点疼,不是太厉害的。估计明天要好了吧?不知到沧州能不能洗上一个澡。

  用起钱来如泼水一样。今天用了:

  早上,两个甜三角,0.2元,4两粮票;一副煎饼果子,0.16元,一两粮票;两碗蛋花汤,0.2元,

  中午,一碗面,0.15元,3两粮票;一碗豆腐汤,0.05元,

  这会儿,本想只吃一碗面,吃完了,觉得实在不解决问题,又吃了一碗。0.3元,6两粮票,

  总计:1.06元,1斤3两粮票。

  今天确实做到了每用一分钱都在心里掂量一下,还用了这么多。每天都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我已经两碗面下了肚子,还写了这么多行字,他们怎么吃得这么慢的呢?还在吵呵闹呵,有说有笑的。早点吃了赶到沧州算了!真是的。

  1966年12月4日,周日,晴

  昨天晚上进沧州城时,只见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满街都是。到处是红叉叉。刘少奇的“奇”字被横着写成了“狗”字。在街头还见到一份大字报,说是11月29日,叶剑英、陈毅等几个老帅,又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开大会,又在会上说了许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黑话。时间太紧,只看了几句。临睡之前查了一下日记,上一次是11月13日开的会。毛主席为什么就让他们这么乱说,也不管一管?今天一大早就起来,再赶过去详细看了一遍。

  大字报很长。大意是,各个单位、各个部门都有各自的特殊性。学校的一套搞法不可以搬到军队去,军队院校的一套搞法也不可以搬到工厂、农村去。还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搞的是简单化,扩大化。说,我们党吃简单化、扩大化的亏太大了,延安整风就是扩大化,57年整风反右也是扩大化,搞出了很多冤、假、错案。分量最重的几句话是“你大学还没毕业,就这么胡来,将来还不把人往死里整?”“你那种作风不改正,你想接班我还不交来!我能放心吗?”还说什么“如果不改正,就好像工厂里出了废品。将来是没有用处的。”他们几个打江山时功劳大,资格老,所以现在也就没有忌讳。可是,他们功劳再大,资格再老,恐怕也大不过、老不过刘少奇、邓小平去。大字报都上了街,所有的人都知道了,估计毛主席不会不知道吧?

  昨晚宿在红旗橡胶厂的锅炉房。工人师傅们真不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对我们是多么的热情呵!我们在红卫兵接待站登记时,接待站的同志打了个电话给他们,问他们今天能不能安排人。我们这里还没有出接待站的门,他们来接的同志就到了。把我们领到厂里,行李往下一放就领我们去吃饭。吃饱了喝足了,就轰着我们赶快去洗澡。洗澡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们这支队伍里,就小孙有一枚红底金边,铜质的“为人民服务”毛主席语录纪念章,珍惜得跟性命似的。洗好澡上来,忽然发现纪念章没有了。小孙立刻就变了脸色,说纪念章被人偷了。大家为了洗刷自己,同意让他检查。他竟真的动手翻人的衣服。我是大不以为然。第一,同一个长征队的,不会有人这样没出息;第二,橡胶厂的工人师傅们看着像什么样子?第三,如果真的有人偷了,这样查还不就扔了?我刚把意思讲出来,小孙立刻就顶着我说:那也不一定。你在临沂人民医院里要的伤湿止痛膏,到今天找到了没有?我哑口无言。刚查了两个人,有人想起来,说:刚才我们去洗澡时,有两个小孩子正好洗好了上来,会不会是他们?于是就有好几个人劝小孙算了,不要为这么个纪念章影响“兵民关系”。可是小孙不依。红旗橡胶厂的工人师傅发现我们有什么不对劲,就问发生了什么事儿。果然那两个小家伙是厂里工人家的孩子。叫过来一问,那个没抢着的小鬼立刻就检举:是他拿的,我没拿。有人就笑了:就一枚,没法分赃。小家伙把纪念章交了出来,还挨了一巴掌,委屈地扁着嘴哭。我赶紧把我那枚塑料的找出来送给了他。还有一个得了施宏广的那一枚。总算没有搞得多么不愉快。小孙这个人没意思。人家没要,我们还要主动地送给他才是,师傅们为我们里里外外忙得一身是汗,还不值一个章么?何况是两个孩子。

  炕烧得暖暖的,虽然只垫着一层芦席,可就够舒服的了。就是空气有点浑浊。那也没办法。

  今天上午从沧州市红旗橡胶厂出发,走了十多里路,到了一个解放军同志组织的接待站。战士们站在公路边,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去休息。端茶送水的,送稀饭、送馒头的;还有几个战士手拿着针线在问,有没有掉了钮扣的,有没有衣服撕了口子的;还有的在问,有没有脚疼的,这里有伤膏药……,总而言之,解放军同志们是这样的热情,政治气氛是这样的浓。让我们从心眼里感动。生活上的照顾,精神上的鼓励。早就听说部队里吃饭不限量,我也就不客气,又吃了四个大馒头还带一碗稀饭。反正端上来一大盆子,不吃白不吃。临走口袋里还揣上一个。中午可以省五分钱二两粮票。一个高个儿的战士眼尖,又笑嘻嘻地给我往包里塞了一个。还说了句什么,当时没听懂。后来想明白了,说的是“只要不嫌弃,干粮管够!”每一支长征队上路时,他们都要送出去好远,再三再四地叮咛、嘱咐,一路走好,祝同学们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茁壮成长,祝小将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人民立功!

  离开了好长时间,大家还在谈论这个解放军接待站。我说,早知道,昨天晚上该多走十来里路。睡到解放军同志这里来。他们这个接待站,要是设在沧州市的南城门口多好。

  越来越靠近北京了,好像人们的思想觉悟也在高起来。

  1966年12月5日,周一,晴

  昨天下午三点多钟,到了兴济搬运站。早上从沧州出发就不早,只走了不到40里。

  在这里,我们受到的感动真是笔墨难以形容。怪不得那支从北京南下的自行车串连队那样极力地推荐,要我们住到这里来。这个搬运站的工人师傅们出于旺盛的革命热情和深厚的阶级友爱,决心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支持红卫兵小将们的壮举。我们走进搬运站,就发现他们的办公室里、住的屋子里,简直是琳琅满目,胜似开展览会。锦旗、感谢信、毛主席语录、别在红布上的主席像纪念章,……到处都是,一点空地方都没有。锦旗上写的是“阶级情谊深似海,革命斗志高如山”,“风雨之中手挽手,革命路上心连心”,“工人阶级是模范,今后学习有榜样”……太多了,记不下来。还有的红卫兵战士留下了自己的袖套、臂章,上边写着“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等等。只要在那间屋子里一站,浑身的热血就会不由自主地沸腾起来。他们这个搬运站总共有16个人,原来只有一个人搞伙食。现在为了接待过路的红卫兵,他们划出了四个人来专门搞后勤。我们到了以后,他们为我们烧炕、生炉子,烧水洗澡、买菜做饭,……,被子不够了,有两个工人又到家里去拿被子。虽然他们这儿的条件不算很好,可是让人受到的教育却是哪儿都比不上。他们跟我们说,到了这儿,就跟到了家一样,什么也别客气,需要什么,讲一声就是。歌儿里不是唱的吗,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你们步行串连,是听毛主席的话,我们自己组织起来搞接待站,也是听毛主席的话嘛!

  昨天晚上,五人小组的头头们商量过了,上次那个串连队还给他们演了一场节目。我们跟他们比,就太差劲了。决定今天停一天,在这儿参加一天劳动,也算是表一表我们的心意,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嘛!说了以后,有几个人说行。也有几个人不吭声。看得出来不太情愿,但是拿不出反对的理由来。

  今天一早,我们还有好多人没有起来,搬运站的工人师傅们就在院子里排好队,集体背诵老三篇。先是《为人民服务》。然后是《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我们已经起来的都不敢往外走,就这样在屋里痴痴呆呆地听。别说《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就是《为人民服务》,我也只能背个第一段。这些工人师傅们真了不起。等他们背完了,半个多小时,我们也全都起来了。施宏广就代表我们大家,把今天想在这儿跟他们一起劳动的意思说了。他们搬运站的站长代表站里对我们表示热烈欢迎。第一是欢迎我们到这儿来住宿,第二是欢迎我们参加劳动,跟他们一起干活。他们今天的工作是在不远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抬土。站长也说了,参加劳动是个意思,说明我们不轻视体力劳动,但是,同学们以前肯定参加体力劳动不多,又都是年青人,千万不要争强好胜的。劳动锻炼是要慢慢来的事情。几句话说到我们心里去了。还有,不管怎么说,两个人搭伴抬,总比一个人挑要有数得多。

  这些工人师傅,我真服了。早上亲耳听他们背老三篇,已经是从心底里佩服,到晚上,又邀请我们和他们一起开讲评会。向毛主席回报,今天一天,有哪些地方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的,还有哪些地方做得还不够,有哪些想法、做法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中午,抄一只歌。《万岁!毛主席!》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作。我听他们有人在唱,觉得很好,便问他们是什么歌。他们马上就把歌纸找给了我。抄好了以后,又教他们唱了几遍。工人师傅们本来就已经会唱,只是唱得不好。下午劳动休息时又教了两遍。

  “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东风万里,鲜花开放,红旗就像大海洋。伟大的领袖,英明的导师,敬爱的毛主席,革命人民心中的太阳,心中的红太阳。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嘿,万岁万岁毛主席!”

  吃过晚饭,洗过澡,我们写感谢信给他们,他们也写感谢信给我们。我们说,要向工人阶级学习,他们也说,要向红卫兵小将们学习。互相交换一张红纸,上面写满了热情的话语。他们的感谢信,我们当然是随身带走,我们的感谢信往哪里贴却成了问题。转了一圈找不到地方,只好交给站长,随他们怎么处理吧。

  抬了一天的泥,累极了。还不能做出疲劳的样子来。幸亏铲土的工人师傅还不让我们抬满箩。幸亏晚上回来能吃饱,能洗个澡,还有热炕睡。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

  1966年12月6日,周二,晴

  68里,从兴济到了唐官屯。从热炕上跳到了冰窖里。一毛钱,半斤粮票,只有一个馒头、一个窝头,再加一碗飘着两片菜叶的清水“汤”。吃完了,肚子里好像还不曾有什么东西。再来一份吧,实在不服气受这个剥削。他这一份顶多值五分钱三两粮票。钱倒也罢了,凭什么要克扣我们的粮食?想洗脸洗脚,没有盆子。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冷若冰霜,好像我们刚打死了她亲爹。她脚边放着好几个盆子,摞成一摞放在那儿,想跟她借一个,“你找服务员去!”跟她讲了马上就还给她,“我只管登记,借东西不是我的事儿!”服务员在哪里呢?“我不知道!两条腿长在他身上,我管得着吗?”

  没有炕,靠墙用几条长凳搁着一长溜木板,上面铺着一层芦席。一条被子也没有。煤炉倒是有一个,里边的蜂窝煤一边红一边黑,半死不活的。就这样过一夜吗?

  跟兴济的反差太大了,大得让人受不了。就要到毛主席身边了,怎么会这样的呢?陶进还在油嘴滑舌:“不好了,不好了,看样子我们到了台湾了。”那接待员冷眼看着他,也不搭腔。几个女同学在叽咕:“这个家伙,不是地主,就是富农,肯定是被抄了家的。她对文化大革命恨成这个样子嘛!”

  怎么办?造她的反?算了吧,跟一个悍妇又有什么闹头,就是闹赢了,也闹不出热水、被子来。再怎么难熬也就是一夜的事。

  1966年12月7日,周三,晴

  夜来和衣而卧,两次被冻醒。见小孙也醒着,在看表。问他几点了,说是才两点半。两点半也得起来,再睡下去,到天亮就起不来了。北边大概20多里,有个地方叫陈官屯。走不走?算了吧,唐官屯,陈官屯,估计都没有什么好东西。到静海又太远。好容易熬到天亮了,去敲门,问什么时候有早饭吃。“七点!”硬邦邦的,一个多余的字也没有。哭笑不得。

  饿着肚子上路。外边滴水成冻。一路上看到农村的孩子们三五成群地在路边上溜冰。他们用一块木板,上面嵌一条铁片就是冰刀,踩在脚下,左脚一蹬能哧溜一声滑出去好远。有的孩子跟我们要毛主席语录。我们还没吃早饭,身上又冷,没心思理他们。在陈官屯路边上的小店里吃早饭。果然跟唐官屯差不多。好一点。好不多少。一毛钱四两粮票,可以买两个馒头,或者四个窝头。五分钱,给一碗黑不溜秋的汤,有点稠,有几丝蛋花。中午在静海,算是马马虎虎吃了一顿饭。也不是很好。

  天快黑的时候到小卞庄,四五个男同学爬车走了。劝他们不要上车,还骂我们太土。

  原来今天是大雪。

  1966年12月8日,周四,晴

  一直睡到11点才起来到食堂吃饭。把在唐官屯的亏空补回来。

  昨天晚上9点到达天津。接待站设在东风大学。一看就是大城市的气派,接待站里什么时候都有人值班。报到登记时,每人发了一枚毛主席像章。比一分的硬币大一点,比二分的小一点。每人一张“外地来津革命师生临时乘车证”,一行大字:“汽车、电车各路通用”。没有编号,只有有效日期。安排在天津医学院住宿。食堂里也通宵有人值班。炊事员说,一天24小时,什么时候都有人到。睡下的时候,可能已经有12点多钟了。18个人全部赶到。女同学们真不简单,都是一直走到了天津。听天津医学院的接待工作人员说,毛主席将要在21日接见步行串连到北京的长征队。我们赶的正是时候。

  准备在天津多呆几天。三四天吧?

  下午把衣服洗了,晾起来,然后就在医学院校内转转。恢复疲劳。看大字报。看传单。本来准备稍微转一转就回来继续休息,哪晓得不知不觉就看到了天黑。大字报都是医学院里的事,看过了也不甚了了,留不下多深的印象。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无数的诗词。都说是毛主席未发表的诗词。《七律•改鲁迅诗》、《满江红•送赫鲁晓夫下台》、《七律•忆重庆谈判》、《西江月•秋收暴动》、《沁园春•再访十三陵》、……掏出本子来,抄了不少。抄着抄着,疑惑起来。这么些诗词,都是毛主席写的?我知道毛主席已经发表的诗词是34首,还有这么多,毛主席自己不发表,就这样让大家用这种方式传抄?恐怕不对。有的诗词平常得很,倒像是标语口号。肯定是有一些大学生,自己写些歪诗歪词的,假托毛主席的名,过一过发表的瘾。但是平心而论,也有几首写得不错。

  看到一份油印的材料,题目是《出身论》,作者的名字叫遇罗克。实在是有味道。真是“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他在文章里写道:

  “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每年大学招生完毕,前高教部总要发表公告:“今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则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难道这就是“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吗”?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受优待,不少大学设立“贫协”一类组织,与团组织并列。这次运动开展以来,有禁止黑五类子女串连的,有用出身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有借出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样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

  他极力地鞭笞、嘲笑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副对联的作者。他说:

  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地混蛋下去,人类就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他们不懂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

  最后,他总结性地说:

  ……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了人的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呵!说得多好!道理讲得多透!我单在这篇文章前就站了有近一个小时,看了一遍,兴奋、激动得不得了,又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再看了一遍。要是能找到这篇文章的作者遇罗克,那该多好!

  还有更多的传单是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血统论”和它的提倡者谭力夫之流正在受到严厉的批判。在《出身论》旁边,有一张传单提到中央文革已经表态反对“血统论”,陈伯达在《对两个月来文化革命运动的总结》中说:“血统论”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还有一份材料,说是要把这副对联改成“老子英雄儿继承,老子反动儿造反”,可惜没有详细一点的说明或者介绍。有一份署名为“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传单上说,要“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和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话说得含糊其词,不知所指为谁。有人在传单空白处批上了“资反路线的代表”的字样,后边还跟着三四个惊叹号。“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就是现在很有名气的“联动”,其成员多是高干子女。

  还有好多传单,说的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几个子女,什么刘允若、邓朴方的近况之类。还有一张是聂元梓她们几个人的又一张大字报,其斗争矛头直指邓小平。我心里起先有一种恶意的快感。全中国大概没有比他们再高的高干子女了。以前,他们的父亲是英雄中的英雄,所以,他们自己也是好汉中的好汉。现在,形势变了。英雄们的交椅在摇动,吱呀作响,好汉们脚下的地面也在晃起来。要是真的有谁被永远打倒了,就像邓拓、吴晗、匡亚明一样,叛徒、特务、走资派,那么,根据他们自己的论点,他们现在是什么呢?哈哈!新的狗崽子!比我还要狗一百倍的狗崽子!这才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但再想想,觉得看问题还是不能这么看。他们不仁,我们不能不义,还是要坚持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主义的观点。然而,事情大概也不是我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何况,还远不是我们这一班人可以说话的时候。

  1966年12月9日,周五,晴

  牢记上一次在济南的教训,天津的特产是狗不理包子和大麻花。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也可能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包子店和麻花店的工人、店员们也在操心破四旧、立四新的事吧。买了一只大麻花,从九点多钟吃到晚上回医学院。当然,吃起来也还可以,但是要说是全国闻名的地方特色,则实在不敢恭维。

  本来不打算去逛街了。结果又被他们笑了一场。说,天津是全国著名的商业城市,有好多关于天津的老电影都在劝业场拍。到了天津不逛街,你干什么?倒是应该去看一看天津港,可惜太远,去不了。横竖都是他们有理。于是就真的在劝业场转了好一会儿,反正已经到了狗不理包子店,也不远。下午和徐剑才一起去宁园。据说是天津最有名的公园。也就那么回事。有一只不知是八哥还是鹩哥,会说“你好!”“吃过了吗?”还会唱一句“东方红”,很是有趣。

  现在挤公交车挤出经验来了。要上车,不能正对着车门。正对着车门就总是在人屁股后头,根本上不了车。车一停下,就得看准了时机,身体要贴着门旁边的车身往里挤。最好是贴着车身时,手还能抓到门框,这样就可以用力。只要抓到门框,基本上就算是上了一半。挤车的时候,眼镜、帽子要先塞到口袋里,放好。有些缺德的人自己挤不上车,就把前边的人的眼镜、帽子摘下来往后扔。这样的事见得太多了。帽子找到了还能再戴,眼镜一般都是有去无回。几十个人挤成一团的时候,也找不到是谁干的坏事。就是能找到,除了互相骂一场,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徒然给别人当笑料。还是自己先当心为好。经常看到有人站在汽车的最下一级台阶上,车开动了,门还关不上,夹着大半个屁股在外边。

  回来以后,在校园内的宣传栏里又看到有几样好东西: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革命歌曲集。是天津市第九十中学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出的油印本。批判三家村邓、吴、廖和四家店彭、陆、罗、杨的漫画集。每一页都有解说词。是南开大学美术系“造反有理”战斗队的作品。毛主席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画像集。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期起,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前前后后有八十多张。是天津市第二十八中学搞的。明天看情况到这几个学校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搞到一本。

  有一份《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谈什么是本质和关于学习的问题。抄录于下:

  ……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到:“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话我也还没有说过。现象是看得见的,剌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隐藏在现象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得见,就不需要科学了。……学生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再读两年书就行了。……

  还有一份毛主席的夫人,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接见红卫兵的讲话,也很有意思:

  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我刚刚起来。昨天睡觉睡得比较晚,到夜里三点多钟才睡觉。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文化大革命搞起来,事情很多。我今天有点头疼,昨天睡觉时吃了两片安眠药。我的保健医生不同意,他说只能吃一片。我偷偷地多吃了一片。我也代表我自己向你们问好!(众呼:江青同志好!)向红卫兵小将们学习!向红卫兵小将们致敬!(众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我这个人是很民主的。如果我犯了什么错误,你们炮轰也可以,火烧也可以,油炸也可以,还可以烟熏、清蒸!(笑。众笑。)我就是给毛主席当一个哨兵。我今天头有点疼。下面我就不多讲了,留点时间给康老他们讲讲。下面请康老给大家讲几句!

  他们有人碰到了二队的几个同学,听说他们几个已经在天津呆了七八天了,而且,暂时还不走。说,他们自己也笑话自己,12月1号,在那个解放军接待站,还向解放军保证“坚决完成徒步串连的任务”,离开接待站走了还不曾有二十里路,就爬上了卡车,当天就到了天津。现在队伍已经散掉了。

  1966年12月10日,周六,晴

  今天一路问人,到南开大学、第二十八中、第九十中都跑了一遍。想要昨天看到的几本集子。一本歌曲集,一本漫画集,一本主席像集。事与愿违,跑了一个上午,到一点多钟才回来。无功而返。都说没有了。在九十中遇到孙迎她们几个。果然如他们昨天说的一样,农校的长征二队已经解体,各奔东西了。她们准备明天就去北京。不走了,挤火车去。

  在九十中还看到一份周总理接见中国科学院双方代表的讲话。周总理自己说,他的家庭出身是小职员。“……填表太简单。从表上反映不出什么情况。最好作调查。先从自己开始。这是毛主席的基本功。如果叫我填,我就填小职员。家庭出身好是一好,表现好是二好。家庭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一好。出身好表现不好是忘本。家庭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两个不好,该回老家去了。或者叫复辟。……”我怎么会有周总理出身不好的印象的呢?还是……?

  听说三条石大街有一个历史博物馆,很有点名气,辛辛苦苦跑到那里,没能参观成。不开门。

  公共汽车上、电车上,有好些少先队员在读毛主席语录,向乘车的人宣传毛泽东思想。尽管他们宣传的都是众所周知的东西,但第一,精神可嘉,第二,可以造成一种气氛。大人们也许心中有点不以为然,但他们自己却是满怀热情,认乎其真,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下午去理发,洗澡。回来后刻钢板。“老三篇”,林彪同志的讲话,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刻这样密密麻麻的小字很费时间。要三个小时左右才能刻一张腊纸。事情其实很有趣。并没有人真的需要我们的传单。我们也并不是真的需要宣传什么。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因为我们总得干点什么,才能表示我们是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表示我们是播种机,是宣传队。除了找点这一类的中央首长讲话来刻印,我们还能干什么呢?手头也有供批判用的《陈毅反动言论集》,但是谁也不知道陈毅最后会不会倒台。还是刻印“老三篇”和林彪、总理的讲话来得稳当。腊纸、油墨、白纸都是医学院的。他们自己消耗还嫌慢,还要我们来帮忙,赶快帮着把白纸变成字纸。哈哈!上午在公共汽车上还在笑话小学生们,他们一本正经地宣传毛主席语录,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的要靠他们来推动。其实我跟他们做的是同样的事。区别是:我知道我做的是无用功,而他们不知道。

  不高兴带晚了。还有两张的内容明天再刻。明天还有两件衣服要洗一下。要么就算了吧。天冷,要是不得干,反而麻烦。留着到北京去洗吧。

  1966年12月11日,周日,晴

  上午刻两张腊纸,总算把预定的活儿结束了,完成任务。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都变了样子。疼死了。小郑他们下午去印。我没有再去。下午哪里也没去,养精蓄锐,准备明天出发。天津就这样了。

  晚上,为了安排队伍下一步的行动以及到了北京以后要做的事情等问题,大家争论起来,搞得很不愉快。苗辰大呀苗辰大,你要发表什么意见呢?反正大家会决定什么事情怎么办。就是吃点亏,又怎么着?大家怎样你就怎样,不就行了吗?别人沾光不沾光,不关你的事。你跟人家不同,对于大家的事情,不需要你发表什么议论。把你自己的事情管好就行了。跟别人作仇做怨的,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反正有什么功劳也不会记到你的帐上来。识相点儿吧!自己要明白自己的处境和身份。这儿没有你讲话的地方。对各种各样的事情,事前都应该有充分的估计,然后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决定。

  这世上的一切本来就是如此。能忍自安,知足常乐。这又是黑话吧?

  1966年12月12日,周一,晴

  早上,为如何出发的问题又讨论。天津医学院在城市的最南边的八里台。我们向北走,就需要从南到北穿过整个天津市区。大家都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虽然,我们的乘车证上写的有效期是到12月10日止,但决不会有人检查或者核对。这么多天,还没有谁在市区见过任何一支长征队。在这一点上先统一了意见。那么,乘到哪里?查了一下医学院门口的天津市区图,向北京方向延伸得最远的,是21路公交车,终点站在汉沟。从地图上看,从医学院到汉沟不下40里。21路车的起点站在东北角。还得先乘4路车转。最后一个问题:到汉沟再下车,是不是乘得太远了一点?“不远不远不远!”几个女同学先叫了起来。“要是再长一点才好呢!”还有一个说:“要是天津城和北京城连在一起就好了。下了天津的公共汽车,就上北京的公共汽车。”好吧,乘就乘吧。不管它了!自己骗自己,打个擦边球。

  到21路起点站上车时,出了点小磨擦。其实在4路车上,就有群众对我们立眉竖眼的。只是敢怒而不敢言。或者说是无可奈何。在21路起点站,因为是往郊区去的车,人不是特别多,倒是用不着一窝蜂地乱挤,大家排队上车。等我们排到车门口,车上已经要满,顶多还能再上七八个人。排在前面的女同学就不肯上。后边的人就嚷嚷着说,车上还有空,为什么不上了?我们就解释说,我们是一个队的,要一道走。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上空车可以有位置坐。从起点站坐到终点站,跟拉着扶手站到终点站,可不是一回事。于是就有人从后边挤上前去。一边挤就一边出言不逊,说,你们不是步行串连吗?怎么又想起来要坐车啦?口气是十二分地不友好。售票员也脸朝天不看着我们,给他们帮腔。说,一天到晚烦死了。红卫兵小将嘛,应该向解放军学习呀!应该把方便让给老百姓才对。等下一辆车来了,后边的人都知道我们要到终点站才下。车上总共也就十七八个座位,让我们坐了,别人就再也没机会了。有人就想朝前挤,眼见得场面就有点乱起来。到最后,还是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结束。一根旗杆又横七竖八地在车上顺不过来——但是已经先帮我们挡住了想抢座位的人,凡事都是要一分为二的。这一次的怨言就来得更大些,很有些恶言恶语的味道。我们之中有几个人就忍不住开了口。相骂无好言,几句话说过,就双方都把眼睛睁大,拳头捏紧了:“你想怎么着?”“你想怎么着?”小公鸡似的,颈上的毛竖起来了。就在火药味渐渐浓起来的时候,售票员出来打圆场,挡住了他们几个,我们也拦住我们自己的人。真动起手来,我们都是小伙子,当然不会吃亏,但是影响不好。不过话又说回来,也无所谓影响不影响的。他们也不知道我们谁张三,谁李四。其实是他们本来就对造反的红卫兵窝着一肚子火。说出话来都是“你们红卫兵”长,“你们红卫兵”短的。今天的事仅仅是个导火线而已。现在外面流行一句话,叫“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复辟;坏人打坏人,狗咬狗。”真动了手,不是活该,也是误会。

  到汉沟下车,已经是武清地界。今天85里,到南蔡村。把汉沟以前坐公交车的一段刨掉,只走了45里。队伍拉得长了一点,没散。

  1966年12月13日,周二,晴

  早上从南蔡村出发。早饭是在邮局门口咬了三个窝头。其它什么也没有,只有窝头。拖拖拉拉,快九点了才上路。有好几个人,特别是几个女同学,一边吃一边说怪话。吃不惯窝头。我觉得还行,玉米面有点香,只是磨得太粗,扎嘴。

  下午一点半左右,在河西务吃中饭。又是窝头。今天算是跟窝头较上劲了。

  1966年12月14日,周三,阴,冷

  昨天一直拖到深夜两点多钟才到通州。大概走了有一百二、三十里。夜奔沭阳的样子又出来了。一样无边无际的旷野,一样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有几个人过了安平,天还没暗下来,就嘀咕着要坐车。可是卡车司机们不知是怎么回事,现在见了步行串连长征队,连看都不看。也许是队伍太多了,看惯了;也许是烦了,觉得讨厌了。陶进招了三四次手,人家都不停车。最后一次站得太靠路中间了,那车停倒是停了,司机钻出来骂了几句。说,好好地走你的路吧,压死了算你的还是算我的?回想起我们刚上路的时候,一辆车跟着一辆车地在我们身边停下,热情地邀我们上车,这些司机的变化怎么会这么大的呢。一百八十度。

  可以想得出那些女同学的艰苦程度。我是在前面走的,后边还有五个女生、三个男生。肯定要骂人了。骂就骂吧。昨天下午贾书琪腿走肿了,让徐剑才陪着她走,有几个人一路说了好多怪话,说得很难听。幸亏我没有再陪着徐剑才。否则,“两个雉水人”,就更有好听的了。我真不懂这些人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也知道他们的心思。他们希望把她们送上车一下子到北京拉倒。最好这会儿大家全都上车。大概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眼看着马上就要到北京了,心里并没有多少兴奋、痛快的感觉。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这支队伍还没有散掉呢。施宏广已经在赌咒罚誓,到了北京就“卸任”,再也不当这个队长了,以后再也不当什么头儿了。

  上午八点多起来,查了接待站的登记薄,才发现几个女生没有能到达通州。也没人知道他们停在什么地方。正在跟接待站的同志商量,想借一辆自行车去找他们,几个人自己找来了。原来,她们到底还是拦到了一辆车子。上去以后,车开快了,那风太大。因为又冷,又饿,又累,就都蜷缩在车里躲风。外边又黑。也没有看见我们——小贾说是好像看见了几个人影,也不知道是不是,犹豫了一下,没来得及喊就开过去了。接着,又不小心坐过了头,直到要出通县北门时,司机才想起车上还有几个人是到通州的。下车以后,宿在芦庄中学。虚惊一场。幸亏还没有借到自行车。否则,不知道要找到哪里。

  商量的结果,统一了意见:不在通县停了。吃过中饭就上路,向北京前进。施队长三申五令:今天是长征的最后一天了。进北京城时,不要再散拉拉的,旗子打不打关系不大,队伍要像个队伍。到了高碑店再休息一次,整顿一下队伍,等人齐了再进城。过了高碑店,就不准再拉距离了。

  10月27日出发,49天,我们从长江边走到了首都北京。开始冲线!

正文 在北京的一个月(上)

  1966年12月15日,周四,阴
  到北京了。

  昨天晚上,当前后左右的路灯纷纷亮起的时候,我们这支像模像样的队伍走上了建国门内大街。很少有机会露脸的长征红卫队队旗在微微的北风中轻飘缓展。出济南一次,出德州一次,这是第三次,全队在新队旗下列队前进。有人告诉我们,步行串连长征队接待站设在虎坊桥。从天安门广场向南,到珠市口向西就到了。我们也不急,一路慢慢地走着,一边东张西望,贪婪地观看首都的夜景。这就是北京。这就是我们祖国的心脏。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有那么多的文章写到这个地方。有那么多支歌唱到这个地方。现在,我们就走在北京的长安街上。

  长征路上的最后一支插曲:看到天安门了,有人说:这里怎么有点像是天安门噢!怎么又不太像的呀?印象中的天安门高大、雄伟、壮丽,跟眼前的天安门似乎对不上号。我知道,又是“有眼不识泰山”。上泰山之前,我们也这样评论泰山。到了天安门跟前,才觉得它还是相当高大巍峨。几扇大门还开着。走在前面的女同学情不自禁地就走过了金水桥,走进了天安门。进去以后发现里面空荡荡地什么也没有,就纷纷抱怨上了当,并且责备施宏广:你怎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的哟!我们已经走得这么累了,还让我们走这许多冤枉路。队长哭笑不得,说:你们还讲一点理不讲?你们自己走进来,我不过是跟着你们进来的,怎么就怪起我来了?走过人民英雄纪念碑,又有人离开队伍,不知是想到纪念碑上边去看浮雕呢,还是想去绕着走一圈。施宏广说:你看你看,等会儿又要说,是我叫她绕纪念碑的了。全队爆发出一场极其难得的哄堂大笑。这其实是长征结束时喜悦心情的表达。

  12月14日下午,8点34分,我们走进了设在虎坊桥的步行串连长征队北京接待站。

  出来的时候是20个人,到达时是18个人。辛圆圆是在江苏新沂离队的。吴中亮是在山东新泰离队的。整个队伍中,施宏广、郑元白、戴贯龙、徐剑才四个,加上我,五个,是全程步行,要是不算天津市内到汉沟的那一段的话。

  和另外几支同时到达的长征队一起,一辆大客车把我们送到了崇文门外大街100号。这里原来是一个武警分队的宿舍。我们住在二楼,女生住在三楼。每人领到一条被子,两个人领一条草编的蒿荐。房间都是空的,我们就在楼上打地铺。12个人正好一房间。外边共用的一个明间里从早到晚生着一只煤炉,上面有一只水壶,有四五只暖瓶。什么时候都有可以喝的热水。

  二楼一共五十几个人。除了我们江苏滨江的一支长征队以外,还有另外三支:一支哈尔滨第四中学的,一支河南巩县的,还有一支是陕北安塞的,查了一下地图,安塞就紧挨着延安。吃早饭的时候,负责我们这一个站点的管理员同志跟大家讲了几句话。热烈欢迎我们这些毛主席的客人。他祝愿大家串连好、参观好、学习好,吃好、住好、休息好。后边有人在小声地说:还要逛好、玩好、旅游好。每个人发了一个月的餐券,从12月15日到67年元月14日,每天一联三张,早餐券、午餐券、晚餐券。上面盖着“崇外大街接待站伙食管理处”的章子。说了,为了管理方便,如果有人准备出去,而且中午、晚上不回来,最好把午餐券和晚餐券领了干粮带上。餐券原则上是通用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在其它接待点,比如说北大,也能凭餐券吃到饭,但是,必须是在那里的接待力量可能的前提下。所以,不到不得已,不要在外面吃饭。然后还说了些要节约粮食,不要浪费之类的话。

  二楼的厕所里一塌糊涂。门一开,熏得人都忍不住眼泪。抽水马桶已经溢出来了。厕所里遍地是水——也许就是尿,用几块砖头垫着到小便池。小便池还能用,但估计,愿意踏着砖块,走到小便池那儿去的人也不是很多,特别是夜里没人看见的时候。不但是怕踩到尿里,首先臊味就吃不消。管理员表示无可奈何:疏通下水管道的工人实在忙不过来。而且,就算能疏通好了,用不了一个小时又会再次堵塞。因为,不会使用抽水马桶的人太多,也不能挨个儿把着手教,再说,有的人怎么也教不会。也许还有个习惯问题。没办法,只好在门外路边的人行道上挖了几个坑,搭建了几个简易厕所。反正现在零下十几度,屎呵尿的一出来就会冻住。空气还新鲜,一点臭味也闻不着。只是如果夜里要大便,就得通通通通地从楼上冲下去,一直冲出大门以后,还要再跑十几米。听她们女生也在抱怨厕所没法上,估计三楼的女厕所也好不到哪里去。

  早上,还在楼上,就看到大门外的马路上停着几辆无轨电车。下去以后才知道,原来,我们大门口就是3路无轨电车的起点站。终点站是动物园。我们要去动物园可方便了。

  上午第一件事情,是去找东单前进信托商店。原来靠得很近,一直向北,过了长安街不远就到了。就在反帝医院旁边。离我们两站多路。真的就是个旧货商店,在那里生平第一次看到了电视。有的人已经一台电视机用旧了,要卖掉换大的、换好的了,我们还没听说过电视这回事,更没见过电视机是什么样儿的。人比人,气死人。明知道肯定不会遇到,仍然到里边问了一下。那负责接待的管理员查了登记簿,说,江苏来的长征队有盐城的和哪里的,没听清楚,两支。再往前面翻了好几页,说,是住过雉水中学的一队人,还是九月份、十月份的事,10月23日就离开北京,去了上海。再去查另一本名册,果然查到了吉如雪的名字。

  接着去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到处是人。手拿毛主席语录本,在天安门前照了一张照片。买了一张北京市公交线路图。

  吃过午饭,坐3路车去动物园。才看了不多的一点地方,就不早了,后边就连跑带奔的,匆匆忙忙地,什么也没看好。下次得安排一个整天,还要买一张动物园内的路线图。

  1966年12月16日,周五,阴,傍晚小雪

  把到北京后必去的几个地方来排一排。

  中山、景山、香山、故宫、长城、北海公园、颐和园、圆明园、天坛、卢沟桥,去过的地方就划掉。动物园已经去过一次,还要再花一天。

  北大、清华、人大、北航、地质、北师大,全在北边,而且靠得比较近。可能要去不止一次。还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去一下,我心仪已久而此生无缘的地方。

  今天到故宫去。实在令人懊恼得很。上午九点多去,说是接到上面的通知,为了更好地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内部需要整顿,暂时停止开放,正在关门。旁边有人说,北边还有后门。和小徐两人从东边的南池子大街绕过去,等我们气喘吁吁地跑到后门,后门也正在吱吱呀呀地往起关。后门叫神武门。无可奈何。要是昨天来就好了。都怪昨天想着要回宿舍去吃中饭,住的地方到动物园又太方便了。这一关就不知道要关到什么时候了。倒是让我们练了一次长跑。

  下午去清华。本来去的时候是想看一看清华园是什么样子的,再到北大看一看,转一圈就回来的。结果光是在清华都没有能看多大地方。大字报铺天盖地。有许多人在抄,也有少数的几个在用照相机拍照。更多的人是看看而已。一片紧张、肃穆的气氛。刘少奇、王光美、邓小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砸烂狗头。到处是红叉叉黑叉叉。刘少奇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祖师爷”、“修正主义者”、“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总头头”。王光美是“政治扒手”。好多地方把“流毒”写成“刘毒”。针对刘少奇说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有一张大字报的标题就是《老“革命”还是老反革命?》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变成了“黑修养”,我箱子里还有一本在那儿呢。还记得上初二时很难得地看过一次电影《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是他1963年春天到雅加达。那时的刘少奇和王光美是何等的风光!曾几何时?这还不到四年,人的一生真正难说。我们恐怕永远也看不到他今年春天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访问的纪录片了。

  离开大字报区,准备回来时,几个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束着真正的军用武装带的红卫兵,跨着大步,气宇轩昂地走过我身边,一边走一边在半争论、半商量地说着什么。只听到“工人体育场”、“今天要把材料全都准备好”几句片言只语。有一个在说:“陆平要揪上台,北大就是他嘛!”其中一个人的袖章上有“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字样。回来问了一下,原来陆平是北大的校长。“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头头,就是赫赫有名的蒯大富。可能明天工人体育馆要有什么行动?

  有机会要去找一找,看能不能买到军用武装带,买不到皮的,帆布的也行。

  有一份《搞文化大革命的体会》,抄一抄:

  一、一定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主席思想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二、结合运动发展形势,抓住主要矛盾,确定辩论专题。

  三、注重调查研究,力求全面掌握材料,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四、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精神,反对奴隶主义。

  五、辩论中,必须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乱扣帽子,要保护少数。

  六、要有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精神。互当学生,互当先生。

  七、必须让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要让人家把话说出来。

  八、要抓住大是大非问题,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

  这八条如果大家都能照做,当然再好不过。恐怕难做到。我又想起了长征路上,写在公路上的“长征队坐车,可耻!”小杨说,那是写给不坐车的傻瓜看的,好让他们看了以后变得更傻。

  1966年12月17日,周六,阴到多云

  上午,吃过早饭,把午餐券领了馒头塞在挎包里,和小徐一起去找工人体育场。走到半路想起来,在长征路上看到的的传单,叶剑英、陈毅他们向红卫兵泼冷水,两次都是在工人体育馆。

  到了东单,就听到喇叭里边在广播我国政府的声明:抗议美帝疯狂轰炸越南首都河内,还炸了我国驻越南大使馆。丧心病狂的美帝国主义。他们又把在朝鲜的教训忘记了。等着吧,要让他们败得比在朝鲜更惨!

  大会下午才开始,我们去得太早了一点。工人体育场附近又没有什么可玩的地方,只好就在周围瞎转,从香秀路一直走到东直门,然后再从东四十条豁口那边转过来,消磨时间。北京的路上车真多。满街是车。再加上有许多架着大喇叭的宣传车,呜里哇啦地说着过来,唱着过去,一会儿还喊喊口号,根本听不清楚在宣传什么,但是把气氛搞得异常热烈。有好多公共汽车的车牌都是外地的,我就看见有安徽的、河南的、湖北的、山西的,有的车身上还用大字印着当地的省、市名和编号。估计是临时调过来,支援北京的红卫兵大串连的。所以,在济南、天津练出来的挤公共汽车的本领,在北京用不上。北京的公共汽车售票员很辛苦,很负责。她们一到站,就高叫“开前门儿!”第一个跳下车来,站在车门口检票;然后是“关前门儿!开后门儿!”于是站到后门口,一只手指头竖在胸前,点上车的人数。跟着最后一个人上车,一边上车一边高叫“关后门儿!”等后门砰地一声碰上,就是“上车的同志们请买票啦!”有时,上车的人票还没买齐,就又该“开前门儿”了。觉得她们真的很不简单。一天下来就不知道上下多少趟,更何况日复一日!

  我们进会场并没有费多大的事,也因为我们只有两个人。今天见识了首都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气势和规模。而且,坐的地方离大会主席台也不算太远。大会的名称很长,“誓死保卫毛主席,批判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会”。仪式相当隆重,宣布大会开始以后,全体学习最高指示,“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然后高唱国际歌、语录歌,随着一声“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拉出来示众”的吼声,黑帮们被一个一个地押了出来。都像押解人犯一样,两个红卫兵押着一个,拉着手,抓着肩,每出来一个,便是震天动地的口号:“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某某某!”我记了一下,今天出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

  彭真,原北京市市长。“四家店”的首要人物,被称为“罪大恶极的黑帮头子”;

  陆定一,原中宣部长。原来是一个又矮又瘦的小个子。我立刻又想到我们初一语文课本上的《老山界》。他大概长征路上吃的苦太多,营养不良,所以后来当了这么大的官也没能把身体补好。当初他们参加革命时,大概不曾想到将来会有这么一天;

  蒋南翔,原高教部长,清华大学的校长;

  林枫,原人大副委员长,中央高级党校校长;

  陆平,原北京大学校长;

  万里,原北京市副市长;

  杨献珍,反动学术权威,不知原来是什么衔头;

  郑天翔,原北京市委书记;

  张洁清,原妇联副主席,彭真的老婆。竟也有两个红卫兵别着她的手。

  这么多人,只有陆平没有别着手被押出来,低着头坐在一张椅子上,一副蔫头搭脑的样子。大概是有病在身。说是“批判斗争彭、陆、罗、杨”,没见着罗瑞卿和杨尚昆。

  一个个义愤填膺的发言,口诛笔伐。

  陆定一没能坚持下来,会开了一半人就软了下来,被拖到后面去了。

  听着喇叭中慷慨激昂的声音,我有些神思恍惚。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要想到辛再良。接着又想,从刘少奇,到彭真,到陆平,到辛再良,一串从大到小的头头;听说,江苏省教育厅的吴天石也被揪出来了。他还曾经带着我父亲去找他手下的办公室主任,要给我爸爸解决工作问题。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有黑龙江的、河南的、陕西的,大家谈起来,各地都差不多。当了头儿就是黑帮?就要揪出来批判、斗争?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散会时,天已要黑。乘公交车经过灯火辉煌的北京站时,只见长长的游行队伍,一边走,一边呼口号,强烈抗议美帝国主义疯狂轰炸越南首都河内,轰炸我国驻越南大使馆。打倒美帝!忽然又想到,我父亲曾说,一个什么美国人写的书上说,清华大学是美帝用清政府的庚子赔款返还修建的。我们不会把清华大学给拆了吧?

  1966年12月18日,周日,小雨夹雪

  在动物园一天。大饱眼福。他们把活鸡丢进狮虎山里,让老虎去追,去撕。用活的小白鼠喂鳄鱼,那小白鼠被鳄鱼咬在嘴里,露在嘴外边的一只后腿还在无力地踢蹬。有一种猴子,只有拳头大小,名字就叫拳猴。一天下来,人累得很。但是还没有看够。

  在大象馆意外地遇到了吴中亮。原来,他并没有回雉水。在济南医院看了病,肝确实有点不好,就发给他一张到上海的火车票。在济南火车站,他遇到一个拿着北京的票,却想去上海的小伙子。两个人把车票对换了一下,上个月23号就到了北京,正好赶上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他说,毛主席站在吉普车上,车子开得飞快,一晃就过去了。见到吉普车开过来了,周围的人全在动,都想往起站,很乱。旁边维持秩序的又在喊,不要站起来!结果只看到个影子,根本就没有看清楚。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也算是见到了毛主席。他住在积水潭小学,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远,但是到动物园很近。已经来过好几次了。他摇着头说,我们步行串连,参加什么长征队,太亏了。现在全中国,在外面串连的红卫兵不计其数。有的人身上一分钱不带,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吃到哪里借到哪里,恨不得大半个中国都玩下来了。他说,听他们住在一起的红卫兵讲,有的城市借钱借粮票连学生证都不看。只要有红卫兵证就行。那红卫兵证现在到处都有得卖。填个假名字,以后都找不到人还。不管到什么时候,吃亏的都是老实人。又把一句老话翻出来:什么叫老实?老实就是无用,就是傻。他沾沾自喜地说:“我还好,没有傻到底,只傻了一半,傻到新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们是全傻,傻到底。

  这老天真有劲。我们在路上走了那么多天,一直晴着天,等我们到了北京,就阴下来,又是雨又是雪的。够朋友。这种天还在路上走的话,够呛。

  晚上,管理员沉着脸批评我们,说有的人不自觉,不爱惜粮食。厕所里发现了好几个咬了一半的馒头。说还有人带馒头、包子去动物园喂猴子、喂狗熊。不知他怎么会知道的。但他跟其它几个队的人也这么说,估计也不是全针对我们。不过,我们队里有几个人确实很不像话。连我都看不下去。“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写一封信回家。没有写这儿的地址,让他们不要写信过来。并且让他们不要跟别人讲我出来串连,到了北京的事。万一搞出什么麻烦来,可不是好玩的。

  1966年12月19日,周一,阴,零星小雨夹雪

  今天到外国语学院去参观。到处是陈毅的大字报。比我们在长征路上得到的传单内容丰富、详细得多。原来陈毅的家庭出身也是地主。有一段话,看了让人忍俊不禁。他说:“我这个人出身是地主,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这个人风大随风,雨大随雨,我就不干。……我原来不想参加共产党,是某某某同志叫我参加的。参加共产党可以,要进行思想改造不行。……如果当时他们要来‘领导\’我,要来‘改造\’我,我早就跑了。你要改造我,我就偏不接受你的改造,你要领导我,我就偏不接受你的领导。……我老实告诉你们,我犯路线、方向错误还不止一次。1952年犯过一次,1949年犯过一次。……”然后又是反对过几次毛主席;又是要大家向刘少奇学习,刘主席的水平很高;又是反对大字报上街;还说:“我这个就是右派言论,我就是满不在乎。”要不是旁边好多看大字报的人,我真想大声笑出来。我知道我看的时候肯定在笑——因为旁边有人用怀疑、探究的眼光在看我。陈老总真是性情中人。

  又跟上次一样,本来准备转几个学校浏览浏览的,结果一天全泡在了外国语学院。看的东西太多,这会儿再回想,除了抄下来的几段,都不记得一天看了些什么。

  回到宿舍里,听郑天伟和小孙眉飞色舞地叙说他们今天的经历。他俩和几个女生今天到清华园去,正好碰上了清华大学今天全校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誓师大会”。会场上挂的大横幅就是“彻底砸烂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看见了蒯大富,还有谁、谁、谁,哪个说了些什么,做了什么手势,脸上什么表情。说得唾沫星子直飞,激动得很。原来,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是王光美带着工作组进驻清华园,把蒯大富他们一帮子打成了反革命。怪不得他们对刘少奇恨之入骨。早知道今天不去外国语学院,也去清华园就好了。

  他们这会儿在乱哄哄地争辩,到底什么样的方针政策、方式方法属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讨论有好处,但是,也就是讨论讨论而已。我们其实不是在干革命,而是在“撞革命”——没有任何计划,没有任何目标,没有任何准备,撞到哪里算哪里。还是陈毅讲的那句话:“像小老鼠一样到处乱窜”。还是叶剑英讲的?记不清了。

  1966年12月20日,周二,雪,下午转阴

  从夜里就在下雪,下得很大,早上起来从窗户里看出去,一片北国风光。

  在家休息。看他们带回来的传单。有一份署名为“狗崽子战斗队”的传单,内容非常可怕:

  从毛主席8月18日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和红卫兵小将以后,到10月初的四五十天时间里,根据不完全统计,全北京市共抄家三万五千六百多户,被遣送出北京的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近10万人,在遣送出京的过程中,大批的红卫兵到火车站、各长途汽车站去,用带铜扣的军用皮带、棍棒殴打这些黑五类分子。有许多人稍有反抗表示,当场就被殴打致死。打人的红卫兵公然叫嚣:就是要造成所谓“红色恐怖”,要让那些地、富、反、坏、右们“想起来就心惊肉跳”,他们要“替千百年来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讨还血债”。传单上说,在北京南郊的大兴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在八月底、九月初的七八天里,先后杀死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其中年龄最大的80多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一个不剩。而且,更可恶的是,他们不是一般人的概念里的杀人,他们用吊打、割肉、轮奸、火烤等,比日本鬼子,比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里更残忍的方法,把人折磨着“玩”!有的人被折磨好几天才死去。中国人从来认为,做坏事的人死了以后,会进地狱。在那里,他们会被阎罗王的牛头马面等青面獠牙的恶鬼烧、割、锯、磨,上刀山、下油锅。未曾想,这样的地狱竟会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人间。面对这样的暴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却说:“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不要去拘留那些打人的人,否则,你们就要犯错误。”还说:“打死了就打死了,死了也是牛鬼蛇神。”10月中旬,在农校收到的传单上,只说原住北京的牛鬼蛇神被赶出来几十万,可没有这些内容。

  看着面前的白纸黑字,我浑身都在战栗。又气愤,又害怕。我又想起了《在刀刃上跳舞的白玉兰》中写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壮年人佩带着醒目的黄星标记,在枪口和剌刀下饿着肚子做苦工,老年人和妇女、儿童则排着队被赶进毒气室。我跟他们同病相怜。我是一粒混在“珍珠”里的“鱼目”。我是一个“钻进革命队伍内部的阶级异已分子”。我们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黑五类。是遇罗克在《出身论》里说的“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虽然没有身受,我理解了什么叫做“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他们昨天晚上不是在争论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这才是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反动路线。不管它是哪个阶级的。

  传单最后说:这就是社会主义吗?这就是党的“重在表现”的阶级路线吗?人类的历史上将永远记下这血腥的一笔。整个中国社会将必然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不光是被践踏的人会“对现实不满”,就是那些胡作非为而没有受到惩罚的刽子手们自己,也会从此丧失对法制的信任,用另一种眼光来看这个社会。

  我靠着墙根坐着,什么也不想看,什么也不想做,整个人处在一种虚空状态。直到那位管理员进来,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然后问我是不是病了,要不要找人送我上反帝医院去看一看。如果,他知道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

  还有几份传单则比较轻松有趣。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向全社会倡议:要彻底革掉旧的交通规则的命。以前大家都靠右边走,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当靠左边走。红绿灯的作用应当反过来。红色是革命的颜色,红灯亮时,才应当通行无阻。应当取消黄灯,改为蓝色。因为黄色代表着封建主义,代表着卑鄙下流。我想,他们应当从字典里、从百家姓里删去“黄”和“右”这两个字。甚至于,他们应当砍掉自己的右手和右脚,这样就可以永远用左手做事,用唯一的一只左脚前进。想一想吧,人体重量的一半要靠“右”腿来支撑,绝大多数事情要靠“右”手来做,不是让革命者觉得太别扭了吗?

  1966年12月21日,周三,晴

  跟管理员打听过了,今天没有任何中央首长接见的消息,更不用说毛主席了。我们在天津听到的是假消息。受骗了。

  雪后初晴,和小徐、小戴他们几个人一起去看卢沟桥。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鬼子就是在这里打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枪。第二十九军奋起应战,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桥北边有御碑亭,里面是乾隆皇帝题写的“卢沟晓月”四个大字。几个人在两边桥栏的雕柱上数狮子,成小时的数过来,到最后也不曾有个准确的数字报出来。怪不得有个歇后语叫“卢沟桥的狮子——没个准数。”事实上是有的狮子太小,于是也就刻得简单一点,于是也就不知它是不是狮子,所以数漏了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几个人在奇怪,这些石狮子,特别是乾隆皇帝的御碑,倒是还好好的,为什么红卫兵没有来造反,把它们给砸了。

  回来的时候,还早得很,半路上就下了车,到天坛转了一趟。祈年殿,回音壁,皇穹宇,圜丘。人太多。回音壁下挤满了人,整个一片乱糟糟。更有些不自觉的,竟然在回音壁上用小刀子刻名字留念。简直是昏虫。那东西就是要光滑才能有回音,几个人一刻,不就完了吗?不过那回音壁再好也不是我家的,犯不着去管他们。

  说好了,明天去颐和园和圆明园。准备用一天。有人说一天玩不下来。

  有人在公共汽车上向外撒传单,《学主席诗词解决问题》:

  1、立雄心树壮志时想一想——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2、革命造反时想一想——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3、认识事物时想一想——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4、看运动形势时想一想——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5、看国际形势时想一想——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6、遇到问题时想一想——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7、受到围攻时想一想——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8、情绪低落时想一想——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9、在前进时想一想——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10、胜利时想一想——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11、下定决心时想一想——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2、受到挫折时想一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3、在工作时想一想——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14、串连时想一想——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其实,有多少实用价值也不见得,只是难为他想得有趣。最近这一类的东西很多,六十个为什么,一百个怎么办,都是到毛主席语录里去找答案。包治百病,立竿见影。

  1966年12月22日,周四,晴

  果然在颐和园一天,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多,来不及去圆明园了。

  早上一到颐和园门口,就看到一辆小汽车,几个黄头发绿眼睛的外国人。最抢眼的是一个高个子女人,上面穿着一件到膝的豹子皮大衣,下面却光着两条小腿,我看得心里一哆嗦。零下十几度,外面到处是雪!陶进说我太土。说:“人家那是尼龙袜,肉色的尼龙袜,懂不懂?”我不懂。反正不管有一层什么袜子,这么冷的天,也跟光着腿差不多。有一个男人手里拿着一张铅笔画的草图,角上倒有“颐和园”三个字,歪歪扭扭,一笔一划的,每个字都有核桃大。生平第一次看见真的外国人。

  一条长廊那真叫长。可能不到两里路,但肯定不止一里路。我爸爸从北京回去以后跟我说过,昆明湖、万寿山、长廊、石舫、十七孔桥。我最惊叹的是长廊里的画。每走一步都有一幅画。每一幅画都是一个故事。刘海戏金蟾,三英战吕布,三借芭蕉扇,孔融让梨,沉香劈山救母,柳毅传书,……也有好多好多不知道是画的什么典故。至于那些补空的山水、花卉、禽鸟,就根本无暇观及了。开头几幅还仔细看看,看了不多几幅他们就都不耐烦了,催着快走。不过也确实是的,真的想细看,住在这儿,看他一个月估计也看不下来。

  颐和园里最主要的景点佛香阁被封起来了,不让上去。转了大半天,就是看了昆明湖和万寿山,最后走到十七孔桥那边,到南湖岛上去看了看。可惜是冬天,昆明湖结冰了,好多人就在冰面上走。但是看到湖中间还有不大的一片水,我们就没有敢冒这个险,只在靠岸的地方走走。万一到中间冰破了掉下去,就算来一个罗盛教,那罪可得自己受。再说,出了事,肯定要问是哪里的来的,姓什么叫什么,现在住在哪里,要是还要进医院、上报纸,那洋相可就出大了。西湖那边说是还有几个景点,可是从岸上走过去的话,要绕老远老远,就不高兴去了。

  人多得不得了。几乎全是串连的红卫兵。不过,“饱览祖国大好河山”本来也就是我们串连的任务之一。

  回来以后,时间还早,到东风市场去逛。原来叫东安市场,也是文化革命里刚改的名。买到了一条武装带,真牛皮的,1.8元,实在有点肉疼,但咬咬牙还是买下了。还买了一顶单军帽,垫在在德州买的棉军帽里面,省得脏了不好洗。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大家就互相交流,你今天在哪儿玩的,见了些什么好东西,他今天在哪儿玩的,见了些什么好东西,然后决定,你明天去哪儿,他明天去哪儿。郑源海他们今天在北海公园,说北海公园里的溜冰场已经开放了。他原来就会溜旱冰,说是今天学了一个下午,已经能上高速滑道的“外围组织”了。我问他们,人太多了,有没有掉下水的危险。他们又笑我,是雉水出来的土老冒。那冰场虽然借助于天然水面,但却是用人工一遍一遍地漫水,每次漫薄薄的一层,过一段时间结成冰了再漫一层,十来遍水一漫,不管多少人也不怕了。明天去见识见识。要去的地方还太多,长城,香山,十三陵地下宫殿;大学才去了清华和外国语学院,北大、人大、北航、地质、清华附中还都没有去。忙不过来。

  1966年12月23日,周五,多云到阴

  说是零下十几度,也不怎么觉得。夜里,只穿一件球衣,冲到大门外的人行道上去大便,好像也不是太冷的。他们说,北京是干冷,人熬得住;不像我们南方是湿冷,到零下四五度,人就觉得很难熬了。

  北海公园的溜冰场上午不开。就在周围转了转。在景山公园,猜想明朝的崇祯皇帝是在哪棵树上吊死的。向西南方向,远远地可以望见中南海里的树和房子。然后从中南海与故宫之间的大街向南。毛主席就在离我们只有几百米远的地方。经过天安门,又进去一趟,里里外外到处是人。天安门五个城门洞,每扇门的下面几排门钉都被无数双手抚摸得铮光瓦亮的。故宫里只开了一个馆:阶级教育馆。里面陈列着“收租院”泥塑群像。他们说,其实不是故宫里面,而是故宫外面:午门以内才是故宫。

  下午再去北海,又太迟了。租冰鞋的地方已经没有41码的鞋。问42码的要不要。我想,42就42吧,鞋带系紧了还不是一样。谁知一拿出来他们几个就笑话我,说我借的是一双花样滑冰用的冰鞋。于是这才注意到,有的人背在肩上的冰刀有尺把长,笔直,那才是速度滑冰用的。土包子出门,连吃饭走路都得从头学,真他妈的。心想,借也借了,就对付几个小时吧。从木板上下到冰面,还没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摔了个坐墩。接着就半蹲半爬的,挨到右边角落里人少的地方,一个人去找感觉。看到有人在扶着椅子滑。一问,一张椅子一个小时要5毛钱,就是我一天的工资,实在舍不得。底下就横一个跟头竖一个跟头,不到半个小时,跌了有二十几个跟头,平均每分钟一个,而且每次都是跌右边屁股。跌得我干脆趴在冰上不想动了。小郑从远处滑过来笑我,说,怎么啦?装死狗啦?只好朝他笑笑。自己找着来,花钱花钞地买罪受的。在冰面上躺了有一二十分钟,爬起来继续跌。自己看不见自己的样子,一定是很好玩的。根本不敢站直,伸着手,哈着腰,弯着腿。但进步也很显著。渐渐地就不怎么跌了,能在冰上移动起来了。今天一个下午的成绩:到要走的时候,可以做到轻轻蹬一蹬,能滑两尺远。还有就是跌下来的时候,能自己主动地跌躺下来,不摔那种脚飞起来,硬邦实铁的悬空跟头了。

  晚上,他们问我今天一共跌了多少跟头。不知道。开头还数着,后来不高兴数了。右边屁股都跌肿了。疼得很。

  1966年12月24日,周六,多云到阴

  吃过早饭继续睡觉,躺着休息,养精蓄锐。

  一吃过午饭就去北海。守着,等他开门。总算租到一双合脚的冰鞋,而且是直刃的,虽然不那么长。今天的感觉比昨天好得多。整个下午只跌了五个跟头,只有一个是跌得很重的:觉得自己能滑起来了,心里很高兴,有点忘乎所以了,立刻就来了一个悬空跟头。滚过来,在冰上又趴了十多分钟。最后,终于能小心翼翼地换脚,连续向前滑了。

  明天不去了。在北京只有短短的几天。回校以后将再也没有机会溜冰。学会了,也是枉然。

  他们今天带回来的传单中,有两份相当“危险”。一份是署名为“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的《四问中央文革》。还有一份是北京农大附中的,署名“伊林•涤西”,题目是《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也不知是真外国人还是假外国人。

  《四问中央文革》中数落了中央文革的许多不是。说中央文革是自封的革命左派。“……《十六条》中写得清清楚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你们却总是在指手划脚,似乎谁对谁错,谁革命谁反动,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只有中央文革说了才算。……《十六条》中写得清清楚楚,‘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而担负全国文化革命指导任务的中央文革小组,是如何酝酿,如何选举的呢?……今天是革命左派,就永远是革命左派,一次对了,就永远正确,一贯正确。是谁给了你们这种给各个群众组织贴标签的权力?……”文章还说,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忽略了绝大多数的群众组织,甚至于造成了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你到底是中央文革小组,还是一两个组织的文革小组?”言词犀利,语气激烈。而且,既然是“四问”,前面肯定还有一问、二问、三问。可惜没看到。

  《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更是让人为作者捏一把汗。他竟敢说,林彪说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从理论上来讲是完全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还说,“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咒语化,是把毛主席语录当成了济公活佛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他批驳林彪关于“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论点,说这样只能制造狂热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对中国的革命,特别对目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他引用了许多斯大林在《论反对派》中的论述,说:“斯大林同志的态度是正确的。林彪同志的态度是错误的。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错误的。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中是有害的。……”

  写这篇文章的人大概忘记了,林彪同志后边还有一句话,谁要是敢“反对毛主席”的话,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呢!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1966年12月25日,周日,阴

  今天本来到圆明园去。过了西直门就堵住了车。在车上看到打着清华大学的横幅的红卫兵游行队伍正在由北向南行进。一边走一边高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路人们都在驻足观看。反正堵着车也走不了,干脆下来。小杨拉住一个人问了一下,说是到天安门广场开会。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决定跟着他们走。结果他们在西单附近留下了好几百人,在那里演讲、发传单、刷大标语。西单是闹市区,马上大街上的人就聚得水泄不通,交通完全停下来。清华大学自己的宣传车也开不动,只好停在那里大喊大叫,一会儿播送革命歌曲,一会儿播送批判文章。那情景颇有点五四运动的味道。一会儿,就从哪儿的高楼上撒下一大把传单来,五颜六色的纸片雪花似的在空中翻飞,随之,底下大街上便是一阵人潮涌动。我们几个也搅和在里面抢传单。小孙一边抢一边笑,说,这才像是首都,这才像是革命的样子。

  所有的传单都是针对刘、邓的,主要是刘。“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在中国的总代理”,“镇压红卫兵的刽子手”,……头衔一大串。罪行更是连篇累牍。如果单从传单上来看,给人的印象似乎刘少奇从来就是反对毛主席的,从来就是针锋相对地与毛主席对着干的,两个人从来就不曾有过意见统一的时候。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建国前二十几年,建国后十七年,前后加起来没有五十年也有四十年,到今天忽然发现刘少奇是个比蒋介石还要坏一百倍的大坏蛋。还说是一起领导中国的革命几十年,我都给搞糊涂了。还是在解放前,1946年,他就提出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与毛主席唱反调;47年,搞土改,有意曲解毛主席的路线、政策,造成了被动的局面,使革命遭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失;到50年,在天津,提出什么“红色资本家”,说资本家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还号召工人群众要接受资本家的剥削;1956年开八大,拒不承认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是毛主席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中已经点出来了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镇压左派学生,派工作组扑灭毛主席亲自点燃的革命烈火,则是人所共知的了;其它还有想与毛主席平起平坐;打击毛主席的威信,抬高自己;用“黑修养”来与《毛泽东选集》叫板,跟毛主席分庭抗礼,……数不胜数,举不胜举。

  公交线路全都停了。幸亏我们本来是准备去圆明园的,馒头和小菜都带了在随身的挎包里。饿了就吃几口。只是口渴得慌。一直到下午四点多,我们几个往回走。路过天安门,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口号喧天,热闹得像开了锅,景象比在西单还要壮观。于是在广场上又停了一回。到天黑了才从前门大街回宿舍,一路上到处是人声鼎沸,有的演讲的喉咙都嗄得不成样子了,还在舞着手说。一副拚上一条命也要把刘少奇拉下马的气概。

  仅仅在四五个月之前,我还在为得到了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而高兴,想要坐下来好好学习。这下子用不着学了。

  晚上有几个人从王府井大街回来,说起那边的景象来,一点不比我们见到的差。全北京城大概都是轰轰烈烈。今天是我们到北京以后最热闹的一天。

  可是,我怎么也忘记不了原来树人小学的那个女老师在跟我爸爸说话的时候,顺便笑嘻嘻地对我说了一句:“苗辰大呀,今年再去考中学呀,今年不问成份不成份的啦!”那是1962年春夏之际。右倾。要是62年不去考初中,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还进纺织厂做工。那时还没有“上山下乡”一说。一个人无意中的一句话,就改变了另一个人的生命轨迹。人的命运,真难说。这刘少奇也是。在印尼、巴基斯坦访问时,又何尝会想到有一天,他的名字会被写成“刘少狗”,打上横七竖八的叉叉,出现在全中国所有的城市、乡村!

  1966年12月26日,周一,阴

  去圆明园。其实没有什么东西看,就是地方大。据说是清朝康熙、乾隆两代皇帝前后花费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建成的。曾被美誉为“万园之园”,可以想见当年盛极一时之风采。1860年被英法联军那些强盗们洗劫一空(又是一百多年过去了!),更兼一把大火,烧了个灭门绝户。我们去看了方外观、远瀛观、海宴堂、大水法几个地方。虽然是断壁残垣,破柱碎石,但西洋风格的石雕仍然让我们大开眼界。有几个地方,如大水法、海宴堂,旁边还有当年的原貌图片。在红卫兵破四旧的风暴中,好像还没有听说什么地方对建筑物下手的。颐和园长廊里的那些画还都保持着原貌。看着眼前的破败景象,我不禁想起《红楼梦》里《好了歌》的“解”:“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好像就是专为这圆明园写的。接下去,后面便是“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这大概是说的走资派?“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这是说的某些时兴人物如老关、老戚?“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这就是造反派如老聂、老蒯之类了。这曹雪芹还挺有预见的嘛!还是自古以来世事便是如此?

  出来时向南边走。老远老远,一路上都是光秃秃的树,冰封着的湖水,盖着白雪的地面。一片荒凉、萧杀。过了一条路又是个园子。再走到头,才知道前面就是清华西路,这里才是圆明园的正门——绮春园的宫门。在门厅里,我们看到了一幅“圆明园盛时鸟瞰图”,不得不对这占地五千二百余亩的皇家园林生出无限感叹。我们去的地方其实不是圆明园,而是长春园的一部分。原来它是绮春园、长春园、圆明园三个园组成的,我们所看的地方只不过是长春园最北边的一条狭长的地带,大概只占整个园子的五、六十分之一。看着这幅鸟瞰图,不由得又动了游兴,大家都同意再进去追寻一下什么“别有洞天”、“接秀山房”、“涵秋馆”的遗迹。掉头进去,不到十分钟又嘻嘻哈哈地笑着出来了:依然是天寒地冻、衰草枯杨,当年的盛景如今只不过是一片白地。上了当了。画儿上只不过是“曾为歌舞场”而已!

  于是又想到,中国古代的建筑,都是秦砖汉瓦、土木结构,以至于到现在人们谈到建筑,还都说是“土木工程”。纵有万千风采,一把大火之后,便荡然无存,只剩一堆瓦砾。比不上西方的石雕建筑,虽然断残破碎,千百年后,仍见当年的气派。崇洋媚外?

  到北大看大字报。遇上北大的新华书店里在排队买汉英对照版本的《毛主席语录》,便排队买了一本。买好了出来,想想,再去排一次队,又给小吉买了一本。回来以后,被郑元白知道了,死缠烂打着非要我让一本给他。给他缠的没有办法,只好让了一本给他。明天再去一趟吧。毛主席保佑,明天这一趟不要白跑。

  到北京来了已经有十多天了,天天爬起来是馒头大白菜,大白菜馒头,有什么变化也就是过两三天开一次荤,吃一回红烧肉,也没有什么别的花样。今天晚上改善伙食,吃面条。用直径有一米的大瓷盆子从楼下抬上来,热气腾腾的,管够。原来,今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73岁生日。这是为他老人家贺寿了。大家嘻嘻哈哈地吃得嘴大鼻歪的。开心死了。有人开玩笑地说,也不知道林彪哪一天过生日。最好是再过一个星期。

  1966年12月27日,周二,多云

  昨天晚上已经睡下了,听到隔壁的河南人带回来一个消息,说是今天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于是今天上午,我们住在崇外大街100号的几乎是全体人员都赶到工人体育场参加大会。工人体育场我们已经去过一次,今天再去就是熟门熟路了。上车时搞得公交车上的售票员直发愣。因为我们不是“计划内人员”,所以被安排坐在体育馆中间的草坪上,“编外列席”的待遇。还专门有人负责维持我们这些编外人员的秩序,不让随便走动。学最高指示。唱语录歌。呼口号。听发言。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以及师大一附中和高级党校的代表相继发言。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穆欣等几个同志参加了大会,并讲了话。内容与前天在西单演讲、传单的内容差不多。只是形式比前天正式,倒反而没有前天的那种温度。但正因为形式比前天正式,所传达出来的信息也就大不一样。前天好像只不过是群众自发的,今天这个会就好像是中央同意的了。中央文革都派人参加了嘛!

  直至傍晚才归。

  回到宿舍后,就听到管理员通知:明天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全国赴京长征队经验交流大会”。每人一张入场券,千万不要丢失。明天是首都的武警部队检票,没有入场券就进不去。分发入场券的时候,我们告诉管理员,今天我们就是在工人体育场参加批判大会的,一下子进去六七十个人,也没有要入场券。管理员说,看这架势,明天可能会有中央首长出席会议。大家一下子激动起来,异口同声地问:有没有毛主席?管理员笑着说,我是猜猜的,瞎估摸。也不能保证你们一定会见到中央首长。但是毛主席肯定不会到体育馆去。为什么?全体育馆装满了人才有几万?毛主席八次接见,可每次都是上百万,最少也有七、八十万!听他说得有理,一个个又像被浇了一盆凉水。

  入场券上写着:时间:1966年12月28日中午12时,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落款是“全国赴京长征队经验交流大会筹备会”,我们所有的票都是21台的下台。规定我们必须由北大门进场。

  1966年12月28日,周三,晴

  第三次赶往首都工人体育场。前两次都是凑在别人后面热闹,今天我们是“主角”。

  还不到9点就出发。车开到半路上,主角们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在上车的人群中,有一个手里拿着长竹竿,举在头顶上。他们也是去体育场开会的步行串连红卫兵。这才想起,我们把队旗忘了,更不用说竹竿了。过了一会儿,到钱粮胡同,又上来一根长竹竿。但是回头已是不可能的事。只好让它成为一个遗憾。

  检票果然很严。而且进去了就不可以再出来。

  12点过了好一会儿,喇叭中开始有人指挥,安顿会场秩序,让大家都到看台上坐下来,不要再到处走动。21台的位置不太好,在主席台的同一侧,左边,但是离主席台最远。从这边看过去,主席台上的情况根本看不清楚。但是下台又比上台略好一些。指挥的人一会儿让大家把各自的队旗全部展开,说是要拍照片不知道还是要拍纪录片,过一会儿又嫌场面太乱,让大家把旗都卷起来——旗也委实是太多,而且大家都想把旗展开到最大,每一面旗都不想被别人挡住,结果对面的看台上就成了一片红。还有的人在左右挥动红旗,就好像在舞台上一样。想想也是,十来个人就有一面旗,全场该有多少面旗呀!乱了好一阵子,刚稍稍有点安静下来,只听喇叭里在叫:向到会的中央首长们致以最最崇高的敬意!场面立刻又乱起来。只见从主席台旁边的通道里开出一串吉普,在跑道上逆时针绕过来。最前面一辆上是周恩来,第二辆上是江青,第三辆上是康生,后边还有几辆,上面站的就不知道是谁了,没看,看了也不认识。因为我们是在下台,吉普也就是从我们面前十来米的地方开过去,看得还算清楚。一时会场上欢声雷动,但同时秩序也就更乱了,看台上开始有人跑动。中央首长们上了主席台,落座以后,大会正式开始。照例是唱东方红,学毛主席语录,一起读毛主席的《七律•长征》。然后首长讲话。

  周总理先是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大家问好。他说,他理解我们想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心情。我特别注意到,他要求我们大家尽快返程回校。说是到明年春暖季节,再免费乘车接我们到北京来。周总理还说,要大家更好地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准备做解放军的后备力量。要免费乘车送我们回去,如果愿意徒步回去,那就更好。还说我们在路上吃得比平常多,要补助我们的粮票。……总理的讲话一次又一次地被欢呼声、鼓掌声打断。在主席台与21台之间,所有看台上的人几乎全都站了起来,所有的人头都在晃动。从我们这边看主席台,已经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到了江青讲话的时候,我看着满草坪上跑来跑去的人,忽然想:我为什么不跑到中间去,也到主席台前面,正面去看看仔细呢?于是也跳下看台,翻过栏杆,猫身钻出临时拉起来作隔离用的布带,三步并作两步窜过跑道,到了中间的场地上。这时才知道想想不难,做起来谈何容易。主席台正面的场地上,已经是针插不进。还没等我找好向里钻的角度、方位,主席台上的中央首长已经都走光了。江青的讲话我一句也没听见。白白地在底下窜了十几分钟。后面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代表讲话,长征队的代表讲话,但底下已经满场都是人在乱窜,旗在乱晃,喊的喊,叫的叫,甚至于还有人在吹口哨,整个体育场变成了一个大蚂蚁窝了。

  一点开始开会,三点便草草收场。大家笑容满面地摇着头往外跑:我们,真他妈的!纯粹是一群乌合之众。出场时,听到有人在说,明天在工人体育场这里开斗争彭、陆、罗、杨的大会。施宏广带着笑在问:怎么样?明天还来不来?谁高兴来谁来,我不来了。

  检票的武警战士们早就不见了踪影。

  有人提议,不乘公交车了。从南大门出场,从日坛公园里穿过去,一边走一边玩,再到北京火车站兜一转。看过了北京站的夜景,离宿舍也就不远了。

  再徒步走回去?这玩笑就开大了。夜奔沭阳、济南、通州,还有,在唐官屯,青驼寺、花马湾的挨冻、受饿,都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可以免费乘车回去,当然是乘车。再不想受那个罪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到哪里都象在北京这样免费供应伙食的话,随便走到什么时候都成。

在北京的一个月(中) 下一章
  1966年12月29日,周四,阴
  今天本想到八达岭长城去。没去成,还生了一场气。
  跟徐剑才、郑天伟一起,商量去八达岭,但不知怎么走。也怪我们的地图太简单。商量了一会儿不得要领,便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到昌平再说。在路上打听到去昌平要出德胜门,便在德胜门上了一辆向北的公共汽车。结果那车到了一个什么齐家豁子的地方就停下不走了,说,这里就是终点站。三个人下来,正在公路边上犹豫,就看到南边过来一辆公交车,车头上明明白白写着“昌平”两个字。便高高兴兴地上了车。开起来,售票员过来让买票,到昌平一块二。到北京来半个月了,乘公交车还没有买过票,而且一块二也不是个小数字。便回答她没钱。售票员也顶真。说,没钱你乘什么车。告诉她,我们是外地来北京串连的。谁知道不说串连还好,说了串连她就更来劲了,态度越发强硬。说,我们这是郊县公交车,不属市内交通,上车就得买票。不买票就只好请你下去。这时,车上的乘客们也参加进来,你一言我一语地编派我们的不是。有的说,这里向北出了市区,也没有学校了,你们串连怎么串到这里来了;有的说,你们一天到晚吃饱了饭没事干,就会到处起哄,你知道我们北京的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吗?还有的说,你们这些红卫兵,在自己学校闹腾还嫌不称心,还到北京来闹,全北京凭空多出来几百万人,还让人活不活了?有一个老头子,看样子六、七十岁了,满头灰白的头发,面红耳赤地,唾沫直喷,一说手一舞:“你们哪里串什么连?你们就是游山玩水!我知道你们就是要去玩长城!革命呢!革个屁去吧!”简直就是个批判会开起来了。我们三个人势单力薄,很荣幸地代表几百万红卫兵,当了一回活靶子,在公共汽车上接受北京市民代表的炮轰、火烧。听着后边越说越热闹,司机干脆把车停下,打开车门,回过头来说:“下去吧下去吧!别硬撑着了!”于是,几乎全车的人都开口赶我们下车,说我们耽误了他们赶路,浪费了他们的时间。眼看“敌众我寡”,只好执行“打不赢就走”的第三十六计,悻悻地下了车。那老头子还在靠着窗子喷唾沫。看着车轮又滚起来,郑天伟指着老头子骂道:“揍扁你个老不死的反革命!”那老头子急赤白脸地推开窗子朝我们吐痰,车已经开远了。
  正在举步向回走,只见对面又开来一辆车,是去长陵的。车上空落落地没几个人。小郑说:“上上上上,赶快上!长陵就是十三陵!”我说,可别再给赶下来。小郑一边举手招呼车,一边说:“赶就再下来嘛!还怕难为情怎么着?”那车还就真的叽哩咕噜地停下了。车上只有两个乘客,加上我们也就七个人。售票员歪在司机后边的椅子上,随着车子摇晃,也没有想来卖票的样子,懒懒地问:“去哪儿?”我说,你车不是到长陵吗?售票员嗤的一声乐了,说:“哟,革命小将们革命革累了,想到长陵玩一玩儿了。”我把自己上下看了看,袖章没戴,身上也没哪儿写着红卫兵三个字呀!售票员伸了个懒腰,坐直了,又拖长了声音问:“哪儿来的?”告诉她是江苏。她又是一个“哟”,说:“还挺远的呢!”发现这个售票员很爱说话,便跟她唠起来。于是她便告诉我们,十三陵都是哪十三陵,定陵又叫地下宫殿,已经关了,就是开着,也没几样东西看,好东西都搬到故宫去了。长陵也就是几进殿子看一看,何况从进门到墓道有十好几里路,有的东西也就只能在车上看,走过去就太累了。一路上上一个下两个,开到长陵门口,车上就剩下我们三个人。有两人在那儿等车。
  果然跟售票员说的情况一样,长陵冷冷清清。就是两进殿子。往里走不走?小徐说,三千里都走过来了,还怕十几里?于是又拿出在路上的劲头来,迈开大步走过去。一路上陆陆续续地看到牌坊、红门、石碑,还有好些石人、石马、石象立在路的两边。有的已残缺不堪。浑身走得汗津津的,把短大衣脱了用武装带捆了提在手上。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祾恩殿。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样的是雕梁画栋,红墙黄瓦。也有一个管理员,已经上了点岁数。也许是过于寂寞,一看见我们就踱过来搭讪,陪着我们转了一圈,从他嘴里,我们知道了这长陵就是明成祖朱棣的墓。又絮絮叨叨地说了些什么永乐大典,清君侧,打南京,郑和下西洋,说得我们半懂不懂的。一边又告诉我们,这祾恩殿有60根金丝楠木的柱子,是国内外罕见的至宝。见我们不很感兴趣,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失望。
  回到长陵进口处,买了一套印着长陵风景的明信片。四毛钱。
  返程时,车上的售票员又要我们买票。我们说,来的时候也没有买票。而且,身上也没有带钱。她也没有再噜嗦。这一路车人气不旺。
  晚上,从广播中知道了一大好消息:我国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爆炸试验!说是“无产阶级*的丰硕成果”。那些搞核爆炸试验的科研人员难道也在揪斗他们的头头?
  1966年12月30日,周五,阴
  今天上午去参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很受教育。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极其伟大的革命事业,是艰苦卓绝的民族斗争。分为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馆、抗日战争馆、解放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馆和抗美援朝馆。无数的历史文物。就是人太多。人推人,人挤人,根本没办法好好地看什么东西。讲解员们倒是很卖力,讲解的声音此起彼落,互相影响,反而听不清谁在讲什么。只有靠得很近时才能听清,可是后面的人又在推着叫快点走。在兵器馆内还参观了缴获的敌人的武器,有好多日本鬼子的山炮、机枪。第一次在如此近的距离看飞机、大炮。他们开玩笑说,这博物馆应当建在海边上,这样就可以搞一个“军舰馆”,把小到鱼雷快艇,大到巡洋舰,摆出来让我们参观参观。最好下次跟美国人再打一场,俘虏他一艘航空母舰过来做展品。牛皮都吹没边了。
  下午跟他们一起去逛商店。在王府井大街的新华书店,终于又买到一本汉英对照的《毛主席语录》。百货商店里,买自行车、买手表的人排那么长的队,都排到商店的大门外边去了。都是要凭券供应的。幸福的北京人。
  不知是哪个学校哪个组织的红卫兵,在王府井街头散发传单,《12•27中央*九条》。是大前天,27号,中央*召集好多大专院校的革命师生,开了一个座谈会。中央*的几个主要人物都参加了。有陈伯达、*、戚本禹、刘志坚、*、穆欣,各个学校的代表有聂元梓、蒯大富他们,都是造反派头头和一些中坚骨干。这个九条,就是座谈会的纪要。要点:
  1.由清华、北航、北大、地质、政法、二中、二十五中各出一人组成七人小组,起草一个红卫兵条例。
  以前只有小学生守则、中学生守则,马上大学生也要有守则了。
  2.毛主席反对要经费。要少花钱,多办事。学生成立管理委员会,自己管理自己,想要多花钱,就容易被坏人用钱来收买。*:时传祥是个已经被收买的工贼。
  这句话不怎么懂。时传祥到现在还是个掏粪工人,他跟刘少奇握手时,也不会知道刘以后要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怎么就是个工贼了呢?
  3.*:红卫兵有极端民主化(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一再强调)。各地的学生要回校,大专院校要搞军训,首先在清华搞试点。
  说实在的,我们也确实够无政府主义的了。“谁也不管谁,谁也管不了谁,谁说了都不算,谁说了都算。”可是,一搞军训,就要“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那革命怎么搞呢?
  4.*:“两条路线斗争的胜负现在还没有定。”阶级斗争仍然异常激烈。不是没事干,而是事儿干不完。刘少奇是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王光美口是心非,还都没有打倒。《刘少奇访问印尼》是大毒草,全国都要放(供批判用)。
  5.以前不让贴刘少奇的大字报,是策略问题。现在要“背对背”,不要死揪,其它的怎么都可以。
  6.以前中央有规定,中央*小组不准去清华,不是不敢去。现在这项规定取消了。
  7.有人在到处搞毛主席语录和标语,使得大家没地方贴大字报。这是个政治阴谋。
  8.可以让刘涛揭发刘少奇,大字报可以让能进中南海的人贴到刘少奇家里去。
  9.可以把中央首长对刘少奇的批评交给红卫兵,编入大字报。
  跟我们有切身关系的,是“回校”和“军训”四个字。
  吃过晚饭,忽然想起上次在前进信托商店有电视看,就拉上小徐一道走。两站路到那儿,果然有人在看。站着看了一会电视,有“简明新闻”及第三颗含热核材料的核爆炸纪录片。听看电视的人在议论,说电影已经有彩色的了,不知道电视可不可以有彩色。据说电视成像的原理与电影完全不是一回事。
  1966年12月31日,周六,阴转晴
  今天是1966年的最后一天。
  接到一张传单,昨天,*、王力、姚文元在“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1966年无产阶级*经验总结大会”上,号召所有的革命造反派团结起来,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向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不把资反路线批倒批臭,决不罢休。
  *同志没有讲什么,只是预祝大家在1967年,在新的革命形势下,获得更好的成绩。
  王力说了,清华大学的许多人到全国各地去串连,现在已经回校了,但现在不知道下面该干什么。该干什么呢?“1967年,新的战斗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在全国,全面地展开阶级斗争。”他说,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要同工人、农民群众相结合。中国历次的大革命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然后发展成为工人运动、农*动。革命的知识分子要走同工人、农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在新的一年里,要在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商业战线上,以及全国的各条战线上,更加深入、全面地展开无产阶级*。要总结经验教训,彻底批判刘、邓的反动路线。并且开出了一串马、恩、列、斯、毛的书单,提议大家坐下来,认认真真地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迎接1967年的新的战斗任务。
  姚文元则说,“1967年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的年代。在1967年,我们将在各个战线上,进行更加深入的文化革命,要向资产阶级发动全面的总进攻!”
  要是还这样搞下去,我们的专业课怎么办呢?好不容易上了个农校。
  吃过晚饭,小徐说,昨天预报了,今天有好节目。于是又去前进信托商店。正好中央电视台在播送“首都工农兵元旦文艺晚会”。表演唱《学习老三篇》、歌舞《万岁!毛主席!》,还有二重唱、器乐合奏、朗诵、……每个节目都让人叫绝。水平就是高,“实在是高”。所有的节目都是歌颂*思想,歌颂*。文艺演出结束后是“简明新闻”。说,今年,中国的农业获得了特大的丰收,是建国十七年来收成最好的一年;工业产值大幅度增长;我们在科学、国防,思想、政治等各条战线上,尤其是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丰硕的成果……
  1966年。这一年,过了春节以后,2月份进农校;3月份开始搞四清,在生产队一个月;5月份回校,下旬就开始*;6月停了课;7月8月抄家游街,被贴大字报;9月底10月初回一趟雉水;10月底开始长征,在路上走了48天;到北京半个月。学到了些什么呢?学到了许多关于阶级斗争的知识。出来经了风雨,见了世面,长了才干。其中包括挤公共汽车的才干,这是在雉水和农场都不可能得到的生活体验。稀里糊涂地,就12月31号了。永别了!1966年!明天就是1967了。
  1967年元月元日,周日,晴
  今天转了几个学校。上午在人大,下午去了北航、地质。北航的“红旗”,地质的“东方红”,跟清华的“井冈山纵队”一样,都是赫赫有名红卫兵造反组织。他们都有自己的报纸。人大的大字报也不少,但感觉上有点冷泠清清。有很多大字报还是好几天之前贴出来的,新出来的大字报并不是很多。北航、地质似乎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怪不得有人说现在没事干了。但是,也可能是因为元旦的缘故。我们中国人逢到节日什么的总是想休息休息,做点好吃的。*是“触及每个灵魂”的革命,看能不能把中国人头脑里关于碰到节日就是吃的观念改他一改。但更主要的原因,估计还是红卫兵小将们觉得无事可做了,就像《中央*九条》里说的那样。
  走马观花。根本没有细看。也有点没心思看了。批判资反路线,开始觉得有点老一套起来。说来说去还是那么些事,还是那么些话。
  在人大的新华书店里买了一本《毛主席诗词》。其实我已经有了一本《毛主席诗词》,再买这一本,是因为这个版本上,有一大半诗词后边附有毛主席自己写的草书条幅,现在称为“毛体”。我们的伟大领袖不但是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还是伟大的诗人和书法家。当年在重庆谈判时,便以一首《沁园春•雪》征服了陪都所有的文人学士。那种恢弘的气派、高远的境界,令所有的人不得不仰视。除了这首《沁园春•雪》之外,还有一首《菩萨蛮•黄鹤楼》也是。“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闭上眼睛想一想,这是只有上帝才能看到的景象。这么多条手书当中,我最欣赏的是《忆秦娥•娄山关》,从头到尾用的是枯笔草书,还有一首七律诗《长征》,也写得特别好。字体忽大忽小,但是一首写下来又组合成一个整体,实在是好看。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回去以后开始练书法,就以这一套毛主席诗词为样帖,来学写诗词条幅。所有介绍怎样学书法的书上都说要先学正楷,再学行书,要等到有了一定的功底才可以学草书。像那样练下来,谁知道要练到驴年马月才能像个样子。而且,一天到晚颜正卿、柳公权的,肯定要有人说闲话,不关心政治什么的。我来试一试,就凭这美术字和会画一点画的“功底”,一开始就从草书入手,争取一年之内别人喜欢,两年之内自己满意。我学着写的是毛主席的诗词,谁能放一个屁?有蛆子也不敢嚼。
  《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今天几乎广播了一天,走到哪里听到哪里,中央也在广播,各个学校也在广播,但在哪里都没有好好听全。1967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向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看电视看出瘾来了。今天又去。一直看到很晚。有泥塑“收租院”的详细介绍,有“全世界一片大好革命形势”的新闻报道,最令人激动的,是“红卫兵专题节目”中的“四十一颗红心向太阳”。我国外交部门的41名在印尼的政变风潮中和法西斯英勇斗争的年青人和大家见面了。他们在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中,发扬敢闯敢斗的精神,高举*思想的伟大红旗,为维护祖国尊严,为坚持民族气节,为争取华侨的正当权利,进行了艰苦的、英勇的斗争,实在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正如一首歌里唱的:“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但是,美帝、苏修这两只纸老虎,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正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的无产阶级*的烈火恨得要死,怕得要命,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搞破坏,进行疯狂的垂死挣扎。在我们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友好国家策划政变,在台湾问题上阴谋制造两个中国,就是他们常用的手法。我们要学习这四十一位毛主席的外交战士,彻底粉碎美帝、苏修的阴谋诡计,把中国革命、世界革命都搞深搞透搞彻底!可是,话又说回来,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轮到我们去搞吗?恐怕还是要依靠包括美国人民、苏联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我们只能给他们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和精神、思想上的武器——*思想,鼓励他们起来造反,跟他们国家的当权派、执政党去斗争。可是,这样一来,怎么好像有点彼此彼此的味道的呢?
  这电视真是个好东西。回去以后就没地方看了。一台电视机要一千几百块钱,实在是难以想象。一辈子也攒不出那么多钱来。反修巷里一家人家,三间七架梁的房子,走马廊檐,还带那么大一个天井,也不过就卖了一千元。
  1967年元月2日,周一,晴
  到北京半个多月了,还没有到北大认认真真地看看。今天有好几个人说要去北大,想想,就跟他们一道去吧。去就看到了转抄的刘涛的检查。就是8月24(现在要说是去年了)带着人首开用棍棒、皮鞭在全国的最高学府清华园造成“红色恐怖”的先例的刘涛。刘少奇的女儿。
  想到前两天看到的《12、27中央*九条》中,最后有一条是专门关于刘涛的,是戚本禹说的吧,可以让刘涛揭发她老子。还让她把揭发刘少奇的大字报贴进中南海,贴到自己家里去。今天已经看到了她的检查,也不知揭发刘少奇的大字报写了还是没写。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义灭亲”一说,现在更是一切看阶级路线,“亲不亲,线上分。谁拥护毛主席,我们就和他亲;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拚。”但是,不管怎么说,纵然有“大义”两个字顶在前面,这“灭亲”两个字总是极其痛苦的。细细想来,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确实认为自己的老子是反对毛主席的,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这种揭发将会比任何人的揭发、批判都来得有力。一直说,“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的。”自己的亲人,夫妻、子女肯定是最知情的。自己的女儿起来揭发,肯定会把老子送到十八层地狱里去,真正地“永世不得翻身”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受不了泰山压顶般的压力,为了保自己过关,只好把老子送到祭坛上去,那就没得意思了。不过,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这揭发材料一出手,老子的一生也定了,自己的一生也定了。当然,就是不写,该定的事也会定了,这是由不得人的。但对自己也总算有个交代。实在是写也难,不写也难。但写与不写终究不一样。设身处地想一想,这些高干子女,所有这些叛徒特务走资派,老六、老七、老八的后代,比起我们这些老大到老五的后代来,境况其实要痛苦很多倍。我们是生在地狱里,先天就不知阳光为何物;而他们却是从五彩云霞、灿烂阳光中,从天堂里,一跤跌到了我们身边。最近,北京各个高校、中学的这些高干子女们的组织,也就是原来的所谓“铁杆红卫兵”,联合起来,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除了仍然喜欢用皮带抽人外,还在更加积极地宣传“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副对联,三句话不对路就骂人“混蛋”,就动手打人。以至于人们一提到“联动”就三缄其口,侧目而视。在社会上已经处于非常孤立的地位。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到处散发传单,说中央*犯了错误,把中央*与刘少奇、王光美的工作组相提并论。所以,陈伯达、*已经有几次讲话严厉地批评“联动”。这些讲话又在社会上激起了进一步的反响。这就不是一跤跌到了我们身边,而是跌到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的脚底下去了。现在当然是吃饭饭不香,睡觉觉不甜了。但是,想想他们挥舞着皮鞭、棍棒,“血洗清华园”之时,到火车站、汽车站去“为千百年来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讨还血债”之时,是何等的酣畅淋漓,是何等的舒服痛快!又有谁能料到,这报应来得是如此之快呢?
  有消息说,彭德怀被从四川揪回北京来了,说是已经好几天了。街上也有了打倒彭德怀的大幅标语。说他是“大军阀”。毛主席曾为他写过一首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可怜当年威名赫赫的彭老总,抗美援朝的总司令,如今也虎落平阳了。
  最近有一种说法,说*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的革命”,很拗口,但是很形象,也很诙谐。也有顺口的。顺口的就特别顺口。这一批人是“打土豪时举过棒,抗日战争扛过枪,南泥湾里开过荒,解放战争渡过江”的老干部。但是。毛主席说他们现在是“官僚主义者”。他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1967年元月3日,周二,晴
  去香山一天。
  进门就是眼镜湖。然后是昭庙、琉璃塔,芙蓉馆、多景亭,听一起在游玩的人在说,“西山晴雪”是“燕京八景”之一,很有名气的。问他还有哪几景,他说还有“卢沟哓月”,我们已经去过了;还有“居庸迭翠”,说的是居庸关、八达岭,还有个什么,没听懂。后边他不高兴往下说了,我们也没好意思再追着问。时下正值冬令,几天前刚刚下过一场大雪,“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看这个“西山晴雪”正是时候。然后就是一路台阶,一直爬到香炉峰。不知怎么想出来,起了个名字叫“鬼见愁”,泰山那么高那么陡,也没有叫什么“鬼见愁”。
  总共前前后后遇了也就二三十个人,像这样的地方,就是冷清一点好,才有意境。摩肩接踵的就没有意思了。
  下山后已是下午。在碧云寺瞻仰了孙中山先生纪念堂内的水晶棺和孙先生的遗像。
  只说爬个香山是小意思,竟然两条腿酸酸的,还有点累。歇了二十天,修了。
  1967年元月4日,周三,阴转晴
  上午睡了个懒觉。北航的大学生说没事儿干,我也觉得就是没什么非干不可的事儿。下午去参观中国美术馆。有三个展览馆:
  1.*思想万人宣传队事迹展览。主题:永远做*思想的宣传队,永远做*思想的播种机。
  2.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史展览。主题:三八作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3.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同志事迹展览。主题:毛主席是怎样说的,我就怎样做。
  小孙到了北京以后远没有在长征路上那么神气。我曾经以为是长征锻炼改变了他的性格。今天他接到家里一封电报,说是父逝速归。这会儿垂头丧气的。准备明天就回南京。我忽然想到,他的父亲原来是个什么区委书记还是区长,也是个不小的当权派,搞不好恐怕是个小刘少奇?也不知道是怎么死的。看他那付可怜样,不由得心里又替他难受起来。
  看到好多消息,对立的两派学生组织打得很厉害。
  有一份传单左上角写了很大的“控诉”两个字,说,北京市六中的红卫兵已经动了刀子,捅死了好几个人。他们抢东西,遇到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学,出手就打。炮打中央*。根本就不管什么“要文斗,不要武斗”的事。
  还有一份传单的题目是“北京市公安局对革命学生实行法西斯专政”,说北京市公安局有人为西城区纠察队撑腰,“西纠”跟“联动”搞在一起,一天到晚开着汽车砸东砸西的,光天化日之下冲击其它学生组织。他们连解放军都敢打,把公安局西城分局的拘留所搞成了镇压革命学生的大本营。这就是学生运动“走向社会”?
  甚至于还有一个叫做“鬼见愁战斗队”的组织,开始搞跟踪、殴打、暗杀活动。不但在暗中殴打、暗杀敌对组织的头头和成员,还对自己组织内部的“叛徒”搞暗杀。这不成了国民党军统、中统的特务那一套了吗?就跟大兴县集体杀害“黑五类”的消息一样,令人简直不敢相信;可是又言之凿凿,时间、地点、姓名、事情经过,详细周到,应有尽有,让人不得不信。
  他们在议论,这样下去,*恐怕要变成“武化大革命”了。
  1967年元月5日,周四,晴
  跟着他们到北师大看了一些大字报,路上也看到不少,主要仍然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及刘邓的。新出来好多打倒陶铸的大字标语和大字报。他们把陶铸的名字和刘、邓放在一起,称“刘、邓、陶”。有一条大标语写的是“陶铸反对中央*,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大字报上主要说,陶接替陆定一管中宣部,在几次接见红卫兵的电影、电视中,以及报纸上,都有刘、邓的镜头,都是陶铸有意安排的。有点搞不懂。特地把他从广东调到北京,做中央*的顾问,怎么又反对起中央*来?几次接见红卫兵,刘、邓到底有没有参加?若是没有参加,而有了他们的镜头,这就是不对,叫错误也行,叫罪行也可以。若是确实参加了,那么,有他们的镜头就是很正常的事,要什么有意安排不有意安排呢?有几张大字报说,陶铸早在八、九月份,就“诱导”红卫兵,公开宣称:“在*中,怀疑一切是正常的。……一切都可以怀疑。……”他们批判说:这是把矛头引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觉得这样说实在有点勉强。“怀疑一切”是马克思最喜欢的座右铭,他本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恩格斯和其他人说过。毛主席不也说过,要年青人凡事都要用脑子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吗?还有一张大字报,说陶铸早在1937年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在苏州时就已经叛变了革命,写过自首书。这就没有办法了。要是《红岩》中的江竹筠、许云峰、成岗没有牺牲,活到了现在,肯定也会是个什么级别的官儿,肯定也要被批斗。要是有人来一张大字报,说他们在渣滓洞、白公馆里就写过自首书,那还也就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听说那时候,反动派只要抓到人,第一件事就是在报纸上登他的自首书。随之又联想到有好多在解放前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他们“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像《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当了土匪,还是座山雕的亲信“九爷”。要是没有《林海雪原》这本书,他到现在又在哪里做个什么书记什么长的官的话,刷他一条大标语“向大土匪杨子荣讨还血债”,还怕他躲到花果山水帘洞里去?
  陶铸呵陶铸,你的《松树的风格》马上就要从初中的语文课本里删下来了。不过,他既不是我舅舅,也不是我姨父,我家也没人是他杀死的,打倒了算他倒霉,打不倒算他命大,随他去吧。
  回来时,拐弯进北影红色剧团,去看了几张批判杨永直的大字报,说是大字报,有几张其实不是用毛笔写的,而是机器印出来的。因为家里穷,极少看电影,上初中时,有时班上组织的电影都没钱看,更不用说自己掏钱到电影院去,所以,杨永直这个名字以前听也没听说过。但是几个南京人看得津津有味,还不时地评说几句,哪个演员,在哪部电影里演的哪个角色,如数家珍似的。只好耐着性子等他们。反正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办。
  1967年元月6日,周五,晴
  几个没有去参观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人听我们讲了去参观的情况,今天想去瞧一瞧。我因为上次没看好,就陪他们再去一趟。结果,军博人太多,从门口看进去,黑压压的一片,都挤成饼了。临时改变计划,去动物园。让爱挤的挤去吧。
  又在动物园里泡了一天。天太冷,有的动物躲在里边不肯出来。
  回到宿舍里,看另外几个人今天带回来的传单。中央*接见北大造反派。接见“赴广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北大、清华、北航要搞军训,对立的两派学生尿不到一个壶里。自古以来,话不投机半句多,何况是这样的大是大非的问题。陈伯达、*都说王任重是资产阶级两面派,搞阴谋,耍手法,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而且说,王任重的后台老板就是陶铸。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后来变本加厉。”现在中央*的风头很健,基本上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些事情大概都是毛主席向*交了底的。又想到以前有一份大字报问中央*:是谁给了你们这种给各个群众组织贴标签的权力?现在想来,可能中央*反映的是毛主席本人的观点?有的事情搞不懂。一会儿说王任重是北京市委的顾问,一会儿说他包揽北大的一切,在北大背着中央*斗黑帮,搞选举,一会儿又说他管着中南局,这儿又要到广州去揪他,不知道是哪儿跟哪儿。问他们,他们也搞不怎么清楚。有的人甚至还没听说过王任重这个名字。
  1967年元月7日,周六,晴
  回校以后干什么?一斗二批三改。斗,是斗争当权派,辛再良已经死了,底下还不知道是谁。是韩之勤?他可是“革命师生赴京代表队”的带队老师。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谁是当权派,就批判谁的资反路线。改,是让当权派改,还是学生改,还是整个儿改?当然,是路线要改,要把“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改成“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农场上,则肯定是要同贫下中农相结合了。出来两个多月了,也不知道农场搞成什么样儿了。也不知道家里现在怎样。在新沂收到信以后写了一封信回去,没有说以后怎样联系,到北京以后又写过一封信,只说一切都好,也没有告诉家里这儿的地址。并且让他们不要跟别人说我出来串连的事,生怕骆家知道了,再搞出点什么事儿来。这里可是北京。
  看到一张传单,针对“联动”砸了他们的“司令部”,号召:“革命的同学们,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武装起来,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样搞下去,要是还没人管的话,“*”不是要搞成“武化大革命”了么?
  还有,近几天来,随着《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的指示》两个文件的下达和宣传,北京各个工厂里的工人也成立了许许多多的造反组织。跟红卫兵的战斗队一样,什么“扫除一切害人虫战斗队”、“全无敌战斗队”,有的用时间做名称:“八•二七战斗队”、“一二•二五公社”,叫什么的都有。有的直截了当就是“某某厂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跟红卫兵的组织不同的是,他们一开始就观点鲜明地分成了两大派。有一个组织给自己取名叫“00炮轰队”,在散发的《00炮轰队成立宣言书》中宣称:为了捍卫*思想,他们决心与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斗争到底,“一反到底,就是胜利,为了革命,时刻准备进监狱。”“00”就象征着手铐的两个圈儿。
  1967年元月8日,周日,晴
  今天,外地来京的革命造反派和首都北京的许多单位联合在一起,到天安门广场集会,声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唱东方红,呼口号、演讲,有的在发表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信。到处在发传单,随时随地会有人往你手里塞过来一张纸,有时是一张“严正声明”,有时不过是一张毛主席语录,但也有的是中央某某首长的讲话,也有的是能把你吓一跳的血案经过。各式各样的传单、小报满天飞,真真假假的消息、辟谣遍地传。目不暇接。
  在陈伯达和周总理的讲话中,都说到关于学校停课的事。估计是要到今年暑假了。本来说是停到66年年底,后来又延期到今年春天,最近又改定为今年暑假过后复课。大专院校可能还要推迟一点。北京的一些小学教师还在大街上贴出大字报,说,他们因为搞接待工作影响了革命。他们也要革命。教育部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他们就直接要求中央给予明确答复。
  周总理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要外地的同学回校去搞革命。有一种说法是北京市的接待工作可能要进行一次大整顿。为今年四月份春暖花开以后开始的全国性大串连作准备。
  有关陶铸这个“刘、邓反革命司令部的急先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代表”的大字报、大幅标语越来越多。
  今天又见到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的揭发材料。材料上的东西都是在别的地方见过的,没有什么新内容。
  那么大的天安门广场,那么宽的长安街,人满满的,街上车子都不好走。到处可见宣传车上架着高音喇叭,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搅得人什么都听不清。一派革命的情景。
  晚上,因为谈论北京的老百姓对红卫兵的态度,小郑跟大家说起我们上次想去昌平,再从昌平去八达岭长城的事。说到我们在公共汽车上被北京的老百姓开批判会,又被大家取笑了一通。有人说,他们两个雉水人老土,生来是没有药救,你这个常州人怎么也这么土的呢?你不可以坐火车去吗?从西直门,坐到青龙桥,就是买票,也只要六毛钱。还可以顺便看一看詹天佑的像。又是一连串的“太土太土太土”,说得我们眼睛直瞪。真是的,怎么就没想到乘火车去的呢?
  1967年元月9日,周一,晴
  从北京北站开往青龙桥方向的火车,上午8点半开,我们一行七个人,全都没有买票。去时就商量好了,如果实在上不了车,再去买票,或者到车上再补票。后来发现,检票的人有票他也检,没票他也不管。也许只对我们这些学生模样的人不管。车上的人不是很多,竟然还有座位。实在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火车一会儿工夫就出了城区,房子越来越少,渐渐地,两边车窗外都是荒山野岭,白雪皑皑。向北的一面有的地方已经被吹尽了雪,露出灰黄色的山体来。可惜是冬天,山上的树都掉光了叶子,显得光秃秃地。要是在夏天,肯定比现在好看。绿色的树也有,不多。远远地,也不知是松还是柏。生平第一次坐火车,听着车轮有规律地发出咯嚓咯嚓的响声,很是兴奋。把厚重的双层车窗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再到相邻的车厢里去看一看,在两节车厢接头的地方研究一番。再到厕所里去体验一下。早就在语文课本上读到,两节车厢接头处的钩子撞得开,拉不开,是詹天佑发明的,名字就叫詹天佑,可惜看不见。
  过了一个叫南口的小站,本来在火车右边的沟壑转到了火车左边。有几个坐在右边的人在向这边指指点点地说到了居庸关。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到了长城,蜿蜒在公路对面的山头上。又想到上次听人家说的“燕京八景”之一的“居庸迭翠”,那肯定不是指现在的景色。等到四五月份再来,最好要到七八月份,到处绿树成荫,那才好看。
  从青龙桥站下车,找到了詹天佑的像。看了一回,准备就近登上长城。听了青龙桥站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说,最好要从西边的“北门锁钥”那边,先长城内外看一遍,再登上长城,绕过最高处的北八楼,再到这边下来,正好长城也看好了,人也累了,再从这儿等车回北京。还关照我们,下午是3:45的车,来晚了车可不等人。谢过了他,就按他的指点,沿小路向西走了有二十分钟左右,到了居庸外镇。这里,公路从长城门洞里穿插过去,附近就是登长城的宽阔的坡道。
  想想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到北京来了都二十多天了,才到长城来。要不是昨天小郑把去昌平的事说出来,我们说不定这一次就把长城错过去了。从济南走,没有去看趵突泉、大明湖,已经够后悔的了,要是把长城错过去,真要后悔一辈子的。
  雄伟、壮观、险要,有气势。真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不愧“北门锁钥”的称号。几千年前,中国的老百姓就凭着手拉肩扛,把如此厚重的一块块砖头、条石从山下搬上山巅,用据说是搀了糯米汁的灰浆砌成如此雄伟的建筑,真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遥想当年筑长城时的场景,烧砖凿石,运土搬浆;劳工如蚁,监工似狼;衣衫褴褛,遍体鳞伤;春风夏雨,冬雪秋霜。眼前的雄伟下面,该垫着多少代人的尸骨!
  原来北八楼就是八达岭长城最高处的一个楼垛子,实在没想到爬长城也跟爬山一样爬得气喘吁吁的。站在北八楼的烽火台顶上,环顾“长城内外,唯余莽莽”,崇山峻岭都匐伏在脚下,使人不知不觉间有一股豪迈之气在胸间提升,仿佛自己真的成了一条“好汉”。
  过了北八楼,长城便折过来向南,渐行渐下,一路且奔且走,一点也不觉吃力了。到青龙桥站上车时,那站上的人居然还认识我们,不但没跟我们要票,还笑着冲我们点了点头。回到北京,什么也不想看了,赶紧回宿舍,休息。
  傍晚,他们又带回来一大堆传单。挑了几份中央首长的讲话来看。
  4号,周总理和*、康生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全国文艺、体育、新闻、教育界的职工以及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要求大家都徒步串连,不要坐车。这样才能接触工农、了解工农,拜工农为师,进而用文艺的形式反映工农,向工农宣传*思想。周总理说,中央*小组正在起草、制定有关文艺界、教育界、体育界、新闻出版界如何搞*的有关规定,马上就要有一个深入闹革命的标准了。除此之外,则反反复复地要求大家不要留在北京,赶快回去,赶快回去,早早回到本单位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次接见我们步行串连的红卫兵时也是,恨不得所有在北京的外地人明天都走光了才好。我又想到我们在去昌平的汽车上受到的“批判”。可是,都走光了怎么闹革命呢?不就热闹不起来了么?
  7号凌晨,陈伯达、*、戚本禹等人去新华社接见那里的革命群众。新华社出了两件事。一件事,有一个叫熊复的,伪造了一张刘少奇和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想通过这种方法美化刘少奇。除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外,其它报纸都转载了,还编发了展览稿,在全国各地的橱窗里展览,起了很坏的影响。而且,这只是其中一张。还有一张照片,本来是陈毅和毛主席在一起,被换上了*的头。陈伯达把这归罪于陶铸接管宣传部后,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新华社的革命群众为此发了一张《揭穿一个大阴谋》的传单。还有一件事,就是新华社的“*思想战斗团”把新华社革委会封掉了。他们称其为“忠实执行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陶记’革委会”。戚本禹也说,他们在拍照片、拍电影、搞宣传的时候总是千方百计地美化刘少奇、*。
  7号晚上,农林口的革命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门聚集,要求揪斗谭震林,有一百多人冲进了中南海。周总理、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半夜里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周总理说,农林口的谭震林,财贸口的李先念,党务口的李富春,外事口的陈毅,公安口的谢富治,计划口的余秋里,都是非常繁忙的,他们可能有错误,但是他们的错误不同于刘、邓、陶。不应该揪斗。说薄一波是计划经济战线上的*集团,说安子文是跟彭真一样的*分子。应该把斗争矛头对准他们。还说,大喇叭从早到晚对准中南海,让伟大领袖毛主席如何工作?让大家无论如何不能再冲击中南海了。*也说,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自从我们党诞生以来就存在的。在有一段时间里,如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占了主导地位,就会使得许多同志受到迫害,但是这是可以平反的,像以前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同学现在都平反了。那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但平反的范围不包括地、富、反、坏、右。也说了以后不准再冲中南海,但出发点不一样。她说:“假使有个坏人混在你们那里头冲进去,做了你们十分不愿意的事情,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话说得比总理重得多。
  施宏广看我抄好了传单在发愣,问我在想什么。我说,前天看到的传单,说到处都动了手,今天看到说是连中南海都敢冲,这无产阶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嘛?他笑了一下,想说什么,嘴动了动又没说出来,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也脱了长裤坐到被窝里,靠着墙发愣去了。

在北京的一个月(下) 下一章
  1967年元月10日,周二,晴
  到北京快一个月了。想去的地方除了故宫,基本上都去过了。最近总理每一次的讲话都在叫人回去,估计我们也快到要走的时候了。再说,我们的餐券也只发到14号。今天就在附近,前门、大栅栏、什么珠市口磁器口的这些地方转转。看看市容,看看街上的大字报。
  有一份刚贴出来的大字报说,昨天,北京新华书店和运输联合公司联合行动,在天安门广场当众焚烧刘少奇、*的画像,烧了有上万张。并且向全国发出了揪斗刘、邓的通电。“大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威风”,“革命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可惜昨天我们上长城了,分身无术。当然,不去长城也不一定就能碰上。
  还有一份大字报是周恩来、*、陈伯达8号在人民大会堂对工人造反派组织的讲话。
  *把目前的夺权比作刚解放时的军事接管。并且辟谣说,中央没有在各级*中建立党组的指示。还说,广州的当权派给机关干部每人发100元钱出去串连,这样就使各级机构陷于瘫痪,这实质上是破坏无产阶级*。还点了东北的一个叫“地下复仇军”的组织的名,说这是一个反动组织。要对这个组织的头头实行专政。
  周总理说,现在在北京的外地工人有100万。目前的任务主要是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关键的问题就是夺权两个字。夺权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这个权,上面是毛主席授给我们的,下面是群众授给我们的。”并且说,“今天晚上,已经开始有三十多个单位到北京市委夺权去,已经进驻了北京市委大楼。我们要庆祝他们的胜利。”他也说到最近北京出现了一些号称“全国性”的组织,其中有好多都是反动组织,还有些57年的右派也要起来造反,翻案。像这样的情况就要坚决镇压。还说夺权时要“按各个系统来进行”,要“以内因为主,吸收外部力量来解决。”
  陈伯达则对工人造反派组织说,夺权斗争是要有反复的。这就好像打仗,争夺阵地,夺到手了,还有可能又被敌人再夺过去,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作好长期斗争的准备,“要一个堡垒一个堡垒地夺”,“要比量许多回合”。
  搞不懂。越看越糊涂。这就是说,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这是我们首先要作为一个核心,一面大旗,要竖起来的。然后是周总理和他领导下的国务院,是可以依靠的。中央*是必须信赖的。然后,“革命的左派群众”都是好的。到此为止。其它的,从刘少奇、*、陶铸开始,到各部、各省、各市、各厂、各校,所有各级领导,都不行?至少是靠不住的。怎样的群众是“革命的左派群众”呢?去年八月十八日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要武,总是“革命的左派群众”了吧?在火车站、汽车站打死“黑五类”的红卫兵是“革命的左派群众”吗?以前是,现在估计不是了。中央*不肯给“联动”贴“革命左派”的标签,所以他们才要反对中央*。所以,“联动”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谁是“革命的左派群众”呢?所以,这么多组织都跑到北京来,要中央*给自己贴一个标签。但是这并不能解答我的问题。真假美猴王打遍了三界周天,一直打到如来面前才被佛祖点破,中央*真的就像如来佛一样,既能普阅周天之事,又能遍识周天之物,还能广会周天之种类,任何地方的两派组织,一到中央*面前,就能辨出谁是革命的谁是反动的?还有,总理说,57年的右派想翻案就要坚决镇压。我在右派堆里混了一年多,对他们的情况多少有点了解。说有一半人是冤、假、错案,恐怕让人难以接受。说有一半人受到的对待不公正,则绝对没错。到最后就是脱了右派帽子,也还是个“脱帽右派”!为什么就不能平反,想翻案就要坚决镇压呢?再说,既然17年里边从头到尾都有刘少奇、*的“一条又粗又长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的“黑爪牙”“把持了从上到下许多单位的领导权”,那么,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就没有伸进刘、邓的黑手?看到后来,也不想搞懂了。随他去吧。
  毛主席给陶铸定了性了。今天看到的一张传单,题目是《毛主席关于陶铸问题的指示》。毛主席说,陶铸这个人很不老实,他的问题很严重。是*力主把陶介绍到中央来的。*说陶铸有能力,有水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以后,陶铸都是执行的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几次接见红卫兵时,拍的照片、电影,以及报纸上、电视上的报导里,尽力拔高刘少奇、*的形象,都是陶铸着意安排的。毛主席还说,陶铸领导的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都垮掉了。垮掉了不要紧,我们有红卫兵,有中央*。中央*什么部也不是,但是做的工作却很多,很重要。
  说不想了,还在想。夺权,夺权,夺权。这一派夺了权,那一派就依了么?所以,“要比量许多回合”。所以,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好像清楚了。再想,还是不清楚。
  1967年元月11日,周三,晴
  有几个人今天到首都工人体育馆去参加“批判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大会”。我没去。我虽然不喜欢看那些大干部在路上前呼后拥、在台上不可一世的样子,但是我更不喜欢看他们双手都被反绞在后面,象个犯人似的蔫头搭脑的样子。陶进说我太土,思路不对,跟不上形势。他说这叫:“大丈夫龙门能跳,狗洞能钻。”
  他们回来后,说,大会又是通过给毛主席的信。又是通过对中南地区革命群众的公开信。王任重是陶铸的得力爪牙,一定要把他跟他的主子一起,连根挖出来。
  好多天没有去看电视了,今天又去前进信托商店。看了阿尔巴尼亚国家歌舞团的演出。山鹰之国的艺术家们用汉语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曲“争取胜利”、“我们应当相信群众”,还有“真是乐死人”,还有“山鹰之舞”、“游击队之星”等舞蹈。最后的大合唱唱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场高呼“恩维尔!——*!”万岁的口号声经久不绝。愿中阿友谊万古长青!亚得里亚海上空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
  回到宿舍时,发现管理员在组织我们大家听广播。他把广播匣子拖到煤炉旁边的桌子上,音量调得很大,让大家都把门开着,正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大家都在向我们行注目礼,有点不好意思。赶快坐到地铺上。《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已经播了一多半。怪不得一天到晚夺权,夺权,夺权的。原来上海不但是《文汇报》、《解放日报》两家报纸由革命左派夺了权,6号,“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了一个“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已经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后边还有组成“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32个革命造反组织联合发布的《紧急通告》,还有《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明天的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社论还没有在报上登出来,就先广播,好像还是第一次。“经济主义”就是指走资派发钱,发粮票,让大家都出去串连;还有的送自行车、摩托车,甚至送宣传车给造反派。这样做有几个目的。一是达到了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目的,二是大家都出去了,就没有人批斗他们了。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下面的群众所要求,所希望的。不干活,拿了钞票出去到处逛,谁不喜欢。别说还拿了钱出去跑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回28队去,生产队里的伙伴们对我们既不要学习,又不要干活就非常羡慕。所以后来喊出口号说,他们也要革命,也要串连。说穿了,还不就是想不干活,出去玩。就像我们出来长征,哪里就干什么革命了,还不就是旅游。只不过苦一点,要动脚跑罢了。也不知道学校和农场的领导给我们发钱、发粮票出来长征算不算经济主义。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也真不好当。不发钱给你们出去跑吧,是压制革命行动,要挨批挨斗;发钱给你们出去跑吧,是经济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也难。只不过,我估计也许会有这样的心理:我他妈明明是在好好干,你们把我批呵斗的,搞得不像个人样,好吧,反正也不是我自己的钱,撒落撒落,大家图个安生吧!
  1967年元月12日,周四,晴,大风沙
  第一次见识北方的这种风沙天气。一阵一阵的大风,飞沙走石的。夹在风里的小石头子儿,打在脸上都生生的疼。出去转了一圈,走到前门楼子,本来想再到天安门广场去看看,风沙太大,不去了。
  大街上到处是支持、祝贺、声援上海“一月风暴”的大标语。党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小组都给上海市的各造反组织,主要是“工总司”发出了贺电,祝贺“一月风暴”的伟大胜利。大字报栏里,有几个工人模样的人正顶着风沙,在特别醒目的地方贴《毛主席元月8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上海问题的重要讲话》。他们一边在贴,一边就围了许多人在看。毛主席说:“《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4日造了反,《解放日报》5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导。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文汇报》、《解放日报》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两个报社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我们的报纸要转载红卫兵的文章。他们写得很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急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当场就有人在议论,“保守派”指的是谁,“张屠夫”指的又是谁。去年11月,聂元梓就在上海喊要打倒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这下子估计真的要倒了。
  原来,《人民日报》9号就转载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我们没有看到。好好想一想,自从长征上路以后就很少看报。到了北京以后就基本上没有看过报纸。一天到晚只顾看大字报、看传单、小报了。勉强咬着牙等他们贴完,看好了,就转过身一溜烟地顺着西北风跑回宿舍。站了老半天,身上都被风吹透了。进了门,掸衣服,掼帽子,跺脚,连鼻子里面,嘴里面都是沙子。
  宿舍里有的是他们带回来没看完的传单。
  陈伯达说,除陶铸之外,至少还有“个把子”。跟刘、邓、陶平级的“个把子”,不知道指的是谁。可能指的是几个副总理里边的哪一个。总不见得是指周恩来?想起来,前几天在东单,看见几个红卫兵在撕一条大标语,写的就是要打倒周恩来。我觉得,贴的人固然不对,撕的人也不对。《十六条》上说:“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撕人家的大字报、大标语,不是明摆着封住人家的嘴,不让人说话吗?
  中央*小组的刘志坚几天前还是*小组的副组长,还在接见你接见他的,已经被揪出来了。罪行:耍两面派,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对准了几位元帅。刘志坚唱罢了,肖华登场了。
  大庆油田七万职工,有一万多人出来串连。想想也确实不得了。工矿企业可不比学校。学校停他个三年两载也看不出什么来,工矿企业停一个月两个星期,就要国家的好看。
  在反经济主义的这一潮里,铁道部的吕正操当了活靶子。罪行是挑动铁路工人罢工,使铁路瘫痪。破坏革命。吕正操的这一手也确实厉害,铁路只要停一两天就要命了:就相当于人得了脑血栓。
  我们到北京的时候*还是学生运动,还不曾有一个月,已经变成工人运动了。
  管理员跟我们几个队都说了,为了响应中央的号召,回本单位去搞好*,更深入地批判本单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我们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根据上面的指示,初步决定我们15号离开北京。
  1967年元月13日,周五,晴
  今听说,“联动”已经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北京西城区纠察队的头头也被抓起来了,另外还抓了不少人。正在要求其一般成员“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根据揭发出来的材料,相当惊心动魄。他们号召“踢开中央*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他们称*是“江奶妈”,说中央*小组是幼儿园里的“阿姨”,以为所有的红卫兵都是三岁两岁离不开奶嘴的小娃娃,一天到晚只会要求大家不能这样,不能那样。甚至在全国都在热火朝天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竟敢在校园里贴出了“刘少奇万岁”的大幅标语。至于我们以前知道的冲冲杀杀,搞打砸抢,跟这些一比,就是小菜一碟了。
  仔细想一想,其实说奇怪也不奇怪。*一开始,他们是天生的革命派,娘老子高高在上,主宰乾坤,他们便以为自己也能叱咤风云,呼风唤雨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一副“当今治国平天下,舍我其谁也”的嘴脸。你也是反革命,他也是反革命,别人全是“混蛋”,只有他们应该抄起皮带来打人。等他们打人打累了,刚想歇一会儿再打,猛然发现自己作威作福的靠山成了革命的对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实就是批判他们的娘老子,他们自己不但眼看着作不成威福,接不成班了,反而倒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子女,眼看着从此以后,就要与以前自己认为简直就不是人的“黑五类子女”同等待遇了,又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总而言之一句话,他们以前太猖狂了。贾宝玉本来以为娶的是林妹妹,想不通怎么会忽然变成了宝姐姐,哭着喊着问:“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吕长仁。原来他也是步行串连来京的,11月3日从雉水出发,12月22日晚上到北京,住在海淀区的五道口小学。来了20天了。跟着他到他们住的地方去,又遇到了冯利岗他们几个。非常兴奋,谈长征路上的见闻,谈到北京的感觉,谈雉中的*和老师们。他们说知道我考取了农校,但怎么也没想到能在北京见到面。可惜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在五道口小学看到文章“智擒王光美”和《红岩》中的“疯子”华子良在生活中的原型人物韩子栋的报告记录,跟他们要了,带回来看。
  全军*小组成立了。组长是徐向前,副组长是肖华,*是军队*小组的顾问。
  手续已经办好了,我们乘15日晚上9点20分开南京的火车。
  1967年元月14日,周六,晴
  本想在回去之前再到动物园去看一回,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来北京,也许这一辈子也来不了了。可是,到了动物园门口才知道,为更好执行“抓革命、促生产”号召,粉碎资反路线的新反扑,中央要求工人同志们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并且,为了在北京的人能更好地进行革命串连,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开放动物园、天坛之类的旅游景点。前天就把门给关上了。
  他们说,也不用到什么北大、清华去了。都要军训了,有的学校已经开始了。后来到工农兵公园,还没有关门,到白塔上去了一趟,再去看了看九龙壁。马上要走了,玩也玩得没情没绪的。从北海出来,又到天安门广场上再去转转,看看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人民大会堂。
  一路过来,在好多地方街头的大字报栏里见到新贴出来的《公安6条》。都是铅印的布告。全称是《关于在无产阶级*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党中央、国务院联合颁布的。要点是:
  一、有确实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如杀人、放火、投毒……等等,要依法惩办。
  二、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应当依法惩办。
  三、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否则,要依法惩办。
  四、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各式各样的坏人,……和他们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禁止外出串连,禁止他们成立自己的组织,……否则,要严加惩办。
  五、利用大民主或其它手段,散布反动言论的,……严重的由公安机关处理。
  六、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要遵照执行,不要歪曲,不要有偏差,……
  从第二条开始,就有些不清楚。“秘密或公开张贴反革命传单”,什么样的传单是“反革命传单”呢?换句话说,以前,是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从今以后,林副主席的话也是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了。从前,万岁下面是九千岁,那么,林副主席的话,一句顶九千句吧。最可怕的是第四条。这第四条现在就可以套到我的头上来。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是“坚持反动立场的黑五类家属”,我就是满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以前觉得要当心,要谨小慎微,还不知危险会来自哪里。现在,一把利剑清清楚楚地正悬在我的头顶。清楚得我可以看见它闪着光芒的锋刃。说是“不要歪曲,不要有偏差”,要是歪曲了,要是有了偏差,你还能怎么样?何况,只要提出来,就肯定有人会有意歪曲,有意搞偏。这样的事见得太多了。还是早点走的好。在北京呆了一个月,忽然自己替自己想想,有点后怕。
  明天晚上就要走了。性急的已经在整理行装。郑天伟买了一大袋子核桃。说,这东西在南方是希罕物件。我恐怕也该买点什么东西带回去。
  1967年元月15日,周日,晴
  到王府井大街转了转,在东风市场兜了好一会儿,没钱买什么贵重东西,买了十盒子蜜饯果脯,买了两瓶二锅头。就这些了。回去也算有个交代,就行了。
  一大堆传单、小报。各式各样的材料。带,还是不带?先带着吧。
  今天的伙食特别好。最后的晚餐。哈哈,凭这五个字,就可以打一个右派或是现行反革命。
  东北的那一拨一大早就走了。巩县的是上午10点走的。宿舍里就剩下了我们和陕北安塞的两队。他们是半夜的车到西安,然后还要再想办法换汽车。跟雉水一样,延安也没有通火车。
  就跟离校之前,所有的谈话都是关于长征的一样,今天所有的话题都是关于回去的。出来了两个半月还多,是该回去了。

离开北京,回到冷冷清清的农校
  1967年元月16日,周一,晴
  午后,到了南京。
  昨天晚上,7点正,背上行李,跟管理员握手告别,向北京火车站出发。相处了一个月,临别时竟然有点鼻子酸酸的。
  第一次坐火车的体验终生难忘。不是坐火车,是站火车。拿着北京接待总站开的介绍信找到北京站调度室,倒是立刻就有人来招呼我们了。他带着我们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一边走一边连挤带推,也顾不得讲什么礼貌了。好容易七拐八弯地跑了老远老远,终于上了车。人太多,也不知道是怎么走的,也不知道是哪一趟车,也不知道上的是第几节车厢,也不知道整个列车有多少节。只知道紧紧跟着前边的人,他从哪里挤我也从哪里挤,他推谁我也推谁。思想上高度紧张,生怕跟丢了。比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都跟得紧些。上了车,进了车厢,发现车厢里已经挤得要爆棚。行李架上的行李上面,也爬满了人。靠窗的小桌子上也坐着人,那已经是令人羡慕的座位。小说书上常写: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用来形容我们的车厢就太恰当了。有的人挤得受不了了,就坐在椅子的靠背上。就这样,还不断地有人挤进来。空气极度混浊。简直就是比我们二楼的厕所好不了多少,一股热烘烘的人味、尿臊味,汗腥味冲鼻而来。两边的窗户都只开着一道缝。喊着叫着让靠窗的人把窗户打开透口气,他们说不能开。一开,就有人从窗口往上爬。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也不知到了什么时间,随着“咣当,——咣当,——”几声响动,列车开始晃动,窗外站台上的灯光移动起来。车终于开了。一扇扇车窗打开来。总算松了一口气,挤得好像也没有刚才那么紧了。但只是一会儿工夫,窗子马上又一扇扇地放了下来。车开快了,靠窗的人吃不消那扑面而来的风。车一边开一边晃,我们大家也跟着有节奏地晃。站在人群中,也不用抓着什么,也不用扶着谁——挤得紧紧的,决不用担心会跌下来。过了一会儿,听见有人在问:“他妈的,老子要上厕所,怎么办?”我一听,就觉得自己也有了尿意。有人就在出主意,说:要想走过去,唯一的办法是扶着行李架,让坐在桌子上的人靠窗子靠紧点,两腿叉开点,把小桌子上让出一个落脚的地方,从椅子背上走。那人刚费力地爬上了椅背,立刻就招来一片“干什么干什么”的抗议。有人在笑着起哄:“拉裤档里算了!”远处——隔着四五排座位——有人拉着一口很好听的京片子在说:“我说这位同学,别价,养养神,甭白费力折腾了您哪,那厕所,你也没法儿进去,挤着十好几个哪!”爬上椅背的那小子一下子泄了气,一边嘟哝着“那怎么办?”一边再往下爬。
  过不多一会儿,就听着这边也说“挤一挤,让我蹲下!”那边也说“嗨!挤一挤,让我蹲下!”我知道,这就是解决的方案了。于是只好也叫周围的人挤一挤,让我也蹲下一回。脚下明显地觉得有一层水,但估计也不会漫到球鞋上边来。
  车过了天津有一个多小时,也许不到一个小时吧,前边两三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女生哭了起来。原来是要大便,急了。男孩子们反而一边起哄一边直乐。到最后还是几个女同学在她旁边围成一圈,让她蹲下去解决问题。只听见在说“来来来,多垫几层报纸!”到最后,只见乱成一团:“打开窗户,把窗户打开!”“快!再来两张报纸!”“拎好,拎好,当心!”一团宝贝在哄笑声中终于丢出了车窗。车厢里早就嘻嘻哈哈地乐成了一团。不知道用了多少张报纸。绝对不用怀疑,上面肯定有我们伟大领袖的照片。我想起在农场上开批判会时,有人把有主席像的报纸垫在地上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事。这些小丫头们也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不会这么点儿“觉悟”都没有。主要是这会儿崇拜和信仰没能挡住生理上的需要。
  单调而重复的车轮声催人迷糊。但是生下来以后还没有站着睡过觉过。于是就一直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站在车上摇。心里好羡慕那些有地方坐着,睡得东倒西歪的人。一会儿就看到车窗外掠过白色的站牌,大站小站的灯光。根本不知道到了哪里。只知道在济南停了好长时间,有人在敲车窗,外边乱哄哄地闹成一片。可能是下去了一部分人。因为挤得稍微松了一点。
  天亮了以后很久,车停在徐州。我检查了一下站的地面,湿当然是湿的,臊味冲鼻子。但是倒也不像崇外大街100号的厕所,并没有多厚的水。肯定是车厢什么地方有个破洞。他们打开车窗,真的有人从窗子爬了上来。但探进来半个身子,看看拥挤的样儿,伸了伸舌头,又退了出去。我们极度疲乏,也不想理他们。他退出去以后,靠窗的人立刻又把车窗放了下来。只留了一条一巴掌宽的缝。省得找事。
  坐车真快。我们走了48天才到北京,整整一个半月。火车20个小时就把我们送到了南京。一下车,他们很快就联系上了滨江农场知识青年的造反组织“红垦兵”设在南京的联络站,安排了一辆卡车过来,把我们送到一个接待站。赶快吃饭,睡觉。一上卡车就有人躺下来了。累坏了。比夜奔沭阳,夜奔通州还要累。刚下车时,好几个人路都不会走了。小郑扛着一袋核桃,到了站台上就是一个跟头。
  南京的同学们都回家了。镇江、扬州的和沪宁线上的几个已经说了,明天走。
  在卡车上看了南京的市容。街道没有北京宽阔。没有北京气派。但是比北京好看些,精致些。想了半天,明白了好看在哪里。南京有许多绿色的树。雪松?好长时间没有看到绿色的树了。
  到处是大字报。到处是“打倒江渭清”的大标语。听说南京刚刚经历过一次大规模的武斗。“红垦兵”联络站的同志对我们关照了又关照,在街上看大字报千万不要开口。
  1967年元月17日,周二,晴
  唐健和陶进他们把大家的通讯地址要了去,讲好了,马上就从邮局里把寄放在扬州的被子行李寄到各人家里。还有沪宁线上的几个,也迫不及待地走了。回家了。小徐到南京的亲戚家去了。我们的“滨江农场农校长征红卫队”到此结束。也不需要什么宣言。也不需要什么告别辞。作鸟兽散。
  吃过早饭,男生就剩下了我和戴贯龙两个人。眼看着队伍已经散掉,我也没心思玩了,也想早点回家。但是已经到了南京,这天下闻名的六朝古都,不看一看就走又有点心有不甘。正在犹豫下一步怎么办,戴贯龙邀我和他一起从上海走。他说他上海有好几个亲戚,随便哪一家都可以住个十天八天的。想想,要回去也只有从上海走最便捷,便一口答应。再说,长到这么大,还没有一个人独自在外边旅行过,到底有点胆不壮。从感觉上更希望有个伙伴。跟他商量说,想在南京住一两天,看一看。他却说,以后有的是机会。江苏人,还怕没机会上南京?再说,到了四月份,春暖花开,不是还要出来串连嘛!想想也是。于是就在接待站打了一张证明,“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不到10点就上了南京开上海的火车。
  这一趟车上就好多了。再怎么说挤,站着的总没有坐着的多。厕所里面也没有人。因为上车的时间讨巧,我们两个人还都占着了座位。虽说是冬天,江南的冬天跟北方的冰天雪地到底不同,而且,心里的感觉就更不一样。怪不得老一辈人常说,宁可向南一丈,也不向北一尺。坐在飞驰的列车上,看着车窗外不停地变化着的江南水乡的景色长卷,真是太舒服了。车上上海人很多。唧唧呱呱地说着上海方言,一个字都听不懂。小戴在上海上过学,他能听懂,但是来不及“翻译”给我听。
  出了上海火车站,又是一番风景。打倒还是打倒,除了刘少奇、*之外,不见了江渭清,换成了陈丕显、曹荻秋。
  跟着小戴找到他亲戚家,也不过才5点出头。他亲戚家的孩子比我们大几岁,在同济大学读建筑,姓李,参加了上海高校的“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还是个不大不小的头头,又是《红卫战报》的一支笔杆子。
  他们要自己打地铺睡在地板上,让我们睡床。我们说这两三个月一直是睡的地铺,都习惯了。最后终于让我们睡地铺。吃过晚饭,话题自然离不开*。他告诉我们上海的形势,我们则给他说我们在北京的所见所闻。
  中央*的*、姚文元,3号晚上就乘飞机到了上海,住在上海市委兴国路招待所。当天就与“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红革会”的头头见了面,4号就召集、接见了两个组织的主要骨干和《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革命造反派代表。说了,这一次到上海来的目的是“投入上海的总决战”,还对大家说,“对市委那一帮保守派就不必抱什么幻想了”,意思就是要大家不但要踢开市委,还要把市委的权夺过来。于是才有了4号、5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左派夺权和6号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可是,会是开过了,夺权喊喊容易,一个报社就那么点事,还能玩得转,而一个上海市,那是一架真正的、庞大而又复杂的国家机器,一群刚刚七拚八凑起来的造反派,也不说是各怀鬼胎吧,互相之间叽叽嘎嘎的争名夺利总是少不了的,就那么容易玩得转了?只一两天的工夫,就出了许许多多的“屁漏”,然后,还是得把当权派请出来。但是,妙就妙在一边是非要把他们请出来不可,一边还又不说是自己把他们“踢开”的,还要批判他们“躺倒不干,与革命造反派为敌”的滔天罪行……
  只有三个人,谈话却进行得非常热烈。看来,我们三个人观点还是比较一致的。
  原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原来的标题是《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从元旦起就开始讨论了。
  说到党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小组都为上海的夺权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的发表给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发来了贺电,《人民日报》在发表时还特意在前面加了一段按语,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上海的重视,是上海的光荣时,小李忽然停住,把椅子往我们跟前拉了拉,向两边看了看,好像怕有人在旁边偷听一样,压低了声音说:“其实,这里边全是一场骗局!”
  我和小戴两人再也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来,只好呆呆地瞪大眼睛看着他,愣了。感觉就是一颗炸弹轰的一声丢在头顶上。第一次见面,玩笑有这种开法的么?
  “侬阿觉察,格里厢辰光上头推扳来交关哇?”小李一着忙,一口的上海话出来了。见我从丈二和尚变成了丈八,小戴赶紧提醒他说普通话。
  小李告诉我们说,这里边的过程,有好多是他亲自参与了的,所以他了解得特别清楚。原来,早在元月一日的凌晨,在上海市委的东湖招待所,召集好多造反派组织代表开了一个会。会上,陈丕显书记提出来:革命要搞,生产也要搞,上海是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对内对外的影响都很大。现在有的地方工人因为造反中的矛盾冲突,生产就停了。一个工厂,特别是钢厂,一个港口,一个铁路,停了就不得了。但是,陈说,这个问题由市委出面提不合适,必须由造反派的嘴里说出来。于是就出台了这个《急告全市人民书》。他也参加了会议,还参与了起草。因为是造反派执笔写出来的东西,陈丕显其实并不十分满意。这说明,思想上的距离还是有的。但形势紧迫,再说,是他有求于造反派的事,而且,大体上也就是那么个意思,于是就签了字。印了25万份传单,在上海广为散发。这是3号白天的事。4号,《文汇报》的造反组织“星火燎原”见了传单,觉得可以转载。正好赶上*、姚文元接见,就顺便请示可否转载。他亲耳听到姚文元说:“我们刚回来,事情很多,又不太了解情况,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其实是张、姚已经知道了,这是陈丕显签字付印的传单,又不便当场反对,这样冷冷地说的一句场面话。结果5号就登了出来。没想到的是,8号,毛主席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给了那么高的评价。又是《人民日报》加按语转载,又是电台广播。现在*、姚文元逢会必讲中央的贺电,毛主席的支持,倒好像这个《急告全市人民书》是他们两个到上海来了以后才搞出来的了。再加上毛主席说了些什么“保守派不抓生产”啦,“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啦,就更让人觉得陈丕显、曹荻秋是“保守派”,是阻挠抓革命、促生产的了。这不是全搞反了吗?他说:“你们想想,3号白天,铅印的传单就在满天飞,他们俩晚上才到,有这样写得快的文章么?现在“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帽子反而戴到市委头上去了,这不是骗局是什么?”
  我们大眼瞪小眼,只剩了当听众的份儿。
  “不但是这件事。”小李接着说。《紧急通告》其实本来就是针对*的。是他*来了以后就乱签字,发钱,发东西。还有,所谓“标志着上海革命工人运动的兴起”的“安亭事件”和上海的第一次武斗“康平路事件”都是*搞起来的,都是彻头彻尾的骗局。
  “安亭事件”是去年11月10号的事。9号“工总司”成立,成立后就要求上海市委市政府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因为在这之前,中央有过“不要成立跨行业的造反组织”的指示,上海市委就不肯表态。结果10号凌晨两三点钟,“工总司”就去冲火车站,抢火车。要去北京找中央*,还是要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结果到安亭停下来了,这里的确是跟上海市委、跟“捍卫*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就是“赤卫队”有关系。市委派人去劝他们回来,有问题在当地解决。“工总司”的人就卧轨拦车,沪宁线被阻断了30多个小时。这可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摆明了就是搞破坏。可是*一去,就宣布他们是革命行动,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组织。因为这边有张、姚撑腰,又掌握着舆论工具,现在全国的人,包括毛主席、周总理都认为是“赤卫队”破坏铁路运输,又是陈、曹难辞其咎。
  “康平路事件”是去年年底,12月28号,“赤卫队”有一万多人到康平路市委办公楼,要求曹荻秋接见。起因是曹荻秋以前表过态,说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组织,后来又“撤销承认”,“工总司”这边的压力太大了。曹荻秋就不肯出来。“赤卫队”就撑着不散,人越来越多。“工总司”卧轨拦车都是革命组织,“赤卫队”只围着个市委办公楼有什么要紧?谁知道到了29号深夜,“工总司”就调集人马,对康平路的“赤卫队”发起了冲击,去的人都带着家伙。借口是“赤卫队”反对中央*,要抄*的家。到早上,有百十个人被送进了医院,被打伤了的不计其数,“赤卫队”全部投降。褪下来的袖章堆得跟小山一样。这是标准的*思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赤卫队”的人都是以前的党员、团员、劳动模范,在各个单位都是骨干。一下子被打成了“反动组织”,谁咽得下这口气?他能去“抓革命,促生产”?这才是“立竿见影”,钢厂、港口、铁路,立刻处于半瘫痪状态。这就是陈丕显元月一日凌晨,在上海市委东湖招待所召集造反派组织代表开会,要写《急告全市人民书》的直接原因。
  接着,他又问我们知不知道“红革会”与“炮司”(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总部)“炮打*”的事。于是再把他参与写的大字报的一部分细细地分析给我们听。他说,在夺权这个问题上,*的做法,简直就和蒋介石对待嫡系部队和非嫡系部队的做法一模一样。就在这几天,*和姚文元两人正在竭力阻止、破坏上海部分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原因就是,这部分造反派不是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的。说了半天,小李总结性地说:“你看,骗中央,骗毛主席,也不是太难的吧?”
  除了用手捂住嘴巴,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搞不懂。在北京,看到的、听到的都把上海的夺权说成了一朵花。谁知道内情却是这样。这革命革得也真奇怪。又要起来造反,“砸烂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狗头”,又要这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承认自己是“革命组织”。还有,几十万人的群众组织,说它是革命的它就是革命的,说它是反动的它就是反动的?群众不是“真正的英雄”吗?
  这个该死的小李,今天要害得我失眠了。还亏他再三再四地,说因为是亲戚,才这样大胆地有什么说什么,叫我们千万不能跟别人讲。我又不是你亲戚,你就这么信得过?
  1967年元月18日,周三,晴
  夜里做了一个梦。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满天飘着雪片一样的传单,可是一张也不落地,全部在空中乱飞乱舞,看见传单上面印着东西,就是看不清,心里很着急。好不容易抓住了一张,这才发现,原来是我自己刻印的毛主席像。传单上的毛主席像笑嘻嘻地看着我,不紧不慢地说:“骗局。骗局。骗局。”我心里又急又怕,说这种话,是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呀!急醒了,才发现小李家有一扇窗子没有关牢,风吹着,“咕叽”、“咕叽”地响个不停。
  吃过早饭,和小戴一起出去转转。小李家住在人民路靠外滩的一头。戴贯龙说,人民路和中华路的圈子里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上海”。这里街头上的大字报栏里,《中央首长讲话》也有,但明显地少得多,在北京没见过的《*同志的讲话》、《姚文元同志的讲话》却很多。有他们在友谊电影院接见上海高校“红革会”负责人的讲话,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召开的“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的讲话,在上海市的革命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的讲话,讲话,讲话。
  因为昨天晚上听了小李的情况介绍,心中对这二位生了很大的抵触情绪。看的时候也就不怎么以为然。特别是看到*在讲话中说:“……《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就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高举*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宣言,它是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的总结,又是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新的进攻,粉碎资产阶级新的反扑,开展全面阶级斗争的前进的号角,是我们夺取新的胜利的进军的号角。”心里觉得很不舒服。接下去又看到姚文元在讲话中说:“上海市委的曹荻秋、陈丕显之流,过去曾经把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和对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写在自己的帐上,贪天之功,以为已有。现在他们当中有的人竟然要把上海革命造反派在毛主席光辉思想的照耀下创造的伟大成绩算在自己的名字下,这种做法真是厚颜无耻!”心里忽然冒出来四个字:“贼喊捉贼”,一边又不由自主地两边看了看,生怕有人会听见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的话。
  报栏里贴着16号的《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昨天在火车上就听见在广播,没有听清说的是什么。原来,是王力、关锋执笔写的。
  “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组成了百万造反大军。他们联合其它革命组织,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新秩序,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权的经验。他们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组织形式和斗争方法。”
  “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我问戴贯龙,小李昨天不是在说,*到现在还不肯承认上海好多组织的夺权行动吗?你看这《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央不是已经承认了吗?他也搞不清楚。过了一会儿,他嘲笑我说:“你他妈的嘴里说不管这些屁事,其实心里边想管得不得了来。*、姚文元跟陈丕显、曹荻秋两下里斗法比宝,关你什么事?我们他妈连上海人都不是。还是早点回农场去吧,要么早点回家去才是正经。”
  说得一点都不错。身体也不太舒服,脑子里面也乱哄哄的,也没有地方可以游玩,就是有,也没有心思游玩。又丢不开,又搞不清楚。两派的群众组织都说自己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都说对方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上面呢,中央*又一心一意地要跟地方政府比个雌雄;毛主席挥巨手,夺权夺权,造反派呢,又没有本事把事儿管起来。恐怕也生来就是个永远搞不清楚的事。政治这个东西。随他去吧。
  夜10点,在大达码头上船,乘的是东方红404号轮。外滩上的霓虹灯光变换着“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思想万岁”。外滩是美丽的。上海是美丽的。在这一片美丽的灯光下,所有的人都在忙碌。抓革命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促生产。有的在忙着进攻。有的在忙着防守。聪明人在忙着想主意。傻瓜们在忙着干活。
  江水辟辟拍拍地打着船底。船舱里既闷且热,空气污浊。但是比回南京的火车上要好些。至少我们能躺下来。“身待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睡觉!
  1967年元月19日,周四,晴
  一觉睡到滨江。出了轮船码头就赶往汽车站,也没心思再去看滨江市的大字报,再去接人们塞过来的,或者是公共汽车上撒下来的传单。下了车又步行十里路,大概10点钟左右的时候,我们两人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农校。
  教室里冷冷清清,门上挂着锁,课桌、板凳都堆在一边,落满了灰尘。六七间宿舍,每一间都空空荡荡,门上挂着锁。有的门上玻璃已经打碎了一两块,可以看见地上零零落落地扔着旧牙刷、碎纸、破布。我们俩开了自己宿舍的门,放下行李,再到前边转一圈。办公室门也锁着,但老师们的办公桌上倒是没有什么灰尘。报架子上的报纸也好像刚刚理过,不是陈年的。再朝后跑,终于见到了家在学校的几位老师。打了招呼,寒喧几句,赶快去看食堂里有没有人。胖胖的炊事员老张还在。心先放了一半:中午饭不用想心思了。老张见了我们俩,虽然叫不出我们的名字,但是也很高兴,说,哎呀,你们可回来啦?好长时间以来,除了他自己,只有两三个人在食堂里吃饭。李建中老师一个,还有一个常州的女同学,韩之勤校长有时来,有时不来。跟他讲了我们等一会儿过来吃饭,就去收拾铺盖行李,把被子、棉絮都拿出来哂,再到厨房外边的稻草堆上去抽出来一大堆草把,摊在宿舍的走廊前边。把面盆、饭盆、嗽口杯子拿出来洗干净,路上用的毛巾已经不能用了,吃过饭再去买新的。还没有忙乎妥当,李老师已经找来了,笑逐颜开地喊我们去吃饭。在济南铁路招待所分手至今,算来快两个月了。李老师胖了不少。
  又吃到了农场的麦粞饭。四五个人,就坐在食堂里的桌子上吃,一边吃一边说个不停。农场也分成了两派,知青的革命造反组织,各个生产队里的形形式式的战斗队,名义上都归到了“红色农垦兵国营滨江农场革命造反司令部”麾下,但实际上非常松散,我们在南京找的“农垦兵联络站”实际上也就是他们的“司令部“。属“遥控指挥”。老职工没有那么多花样,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队”之类的小组织,但场部有一个“国营滨江农场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指挥部”,只有六七个人,总指挥就是自称“钢杆老保”的韩名。但他们在每个生产队都有正副大队长,若有事,一声吆喝,力量不可小觑。他们正在酝酿着要夺场党委的权——其实说白了,夺权是假的,韩名自己就公开宣称,他是施德义的“钢杆”保皇派。
  李老师非常关心上海的动态。有关“一月风暴”、《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以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小组联名发的贺电这些事他了解得非常清楚。有关“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等等,也知道一些,但不甚了了。等吃好了饭,我们坐到他宿舍里,他给我们每人泡上一杯龙井茶。我们再细细地把从上海小戴的亲戚家听来的消息贩卖给他。这一次轮到他李建中瞪大了眼睛不会说话了。
  10月27离校,今天是1月19,总共85天,毛三个月。今天总算睡在我自己的铺上。
  1967年元月20日,周五,晴
  睡到快10点了才起来。吃过中饭,收拾带回来的传单小报。刚刚粗粗地顺了一顺,李老师进来,看到一大堆传单,如获至宝,眼睛都发了亮。让他拿回宿舍去看。
  16号的报纸今天才到。又看见了王力、关锋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农场的邮政系统真不像话。
  1967年元月21日,周六,晴
  一日无事。韩之勤老师过来了一下。他现在是校长了。
  1967年元月22日,周日,晴
  徐剑才从南京回来了。郑玉章老师从滨江过来。比前两天稍稍热闹一些。有四五个人,扑克可以甩起来了。
  想起练毛笔字的事情来,便问李老师,学校里有没有毛边纸。他说,毛边纸没有,但是大字本子倒是有不少,都放在辛校长原来住的那一间宿舍里。辛校长死了以后,那一间宿舍没人敢住,便做了总务处的仓库。农校办起来以后,采购的练习薄子每人只发了两三本。大字本一本还没有动便开始搞四清,全堆在那里,已经半年多了,不是你提起来,都忘了有这回事了。还真得去看一看。说着便把手里的扑克牌交给别人,跟我一起到仓库去。门上的司匹林锁拆掉了,用木头把洞塞住了,挂着的铁锁已经有点生锈。门一打开,一股剌鼻的霉味呛得人气都喘不过来,还幸亏是冬天。
  仓库里,各种各样的薄本堆得像一座小山。靠墙的都已经发霉变质。拎出来一捆大字本,割断捆着的带子,一翻,哈哈,还是正宗的毛边纸。于是便拿了七八本,一瓶墨汁,三四支毛笔。一转头,看见地上的一排小木箱子都已经受了潮,李老师便去打开来,看里边装的是什么。原来木箱里全是装的显微镜。一共二十只,买回来后就没有动过。拎出一只来,镀的铮光瓦亮的克罗米已经翘了皮,显微镜的铁座都锈得不成样子了。李老师一边把显微镜往箱子里塞,一边摇头叹息,说:“唉呀,锈成这个样子了。三四百块钱一只呢!可惜了可惜了!”再翻过去:“哎呀,这边全是天平,还有几台是高档次的。很值钱的来!一次都没用过就成废铁了。作孽呀!”
  我听他在自言自语地咕哝,心里想,这大概不算什么吧?这一年,全中国从小学到大学,所有的学生都不上课,所有的老师都不教学,这笔帐怎么算?外边大城市里已经在武斗,攻城夺地的,还打死打伤了人,这笔帐怎么算?可比这几台天平、几架显微镜值多了。一边又想,凭他最后的“作孽呀”这三个字,就完全可以打他一个现行反革命。要是在57年,就是个右派,没跑。但立刻又觉得自己的想法太过格,不由得嗤的一声笑出来。李老师听到我在笑,转过头来不解地看着我。我又不好跟他说全国人力、财力浪费的事,更不好说可以打他个现反的事,但又非得说点什么。只好打哈哈,笑着说:“不要紧,东西坏了算什么,我们可是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呢!大方向正确了,一切都好说!”谁知道一句话出了口,李老师愣了一愣,脸上竟变了颜色。我被他吓坏了,连忙去抓他的手,嘴里一迭连声地说:“李老师!李老师!我在瞎说着开玩笑呢!”慌乱中,墨汁瓶掉在地上打碎了,两人的鞋上、裤子上都溅上了不少墨汁。他看着我,吁了一口气,神色缓过来,轻声地说:“我知道,我知道。”便弯腰去拿了一只畚箕来拾碎玻璃。我怎么能让他拾,便抢着拾,结果两个人都搞黑了手。然后要倒碎瓶子,到河边上去洗手。我本来已经没心思拿东西了,但他却又重新给我拿了一瓶墨汁,把本子、毛笔再递给我,我还又不好不接。锁上了门,他对我笑了笑,说:“用完了再来拿,呵?”那笑实在是很不自然。可能他自己也有些觉察,又莫名其妙地加了一句:“想到辛校长,心里有点不好受。”说完就回宿舍去,也不去打扑克了。我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也许,是我们俩想到一起去了?接着又想,这最后加上来的一句话,要是想批判的话,肯定又可以做一篇大文章。接着又想到,我对别人的话这么敏感,其实我自己平常说话、做事,也是十分地不注意。正如吉如雪说的,我的信里,随便挑几句话出来,就可以写一篇批判文章。
  下午,脑子里一直在盘这个事。又想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七队,他写一篇关于清官的文章“与姚文元同志商榷”。什么时候还是要把《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什么的,找来看看。今天上午的事,就让它成为一个永远的谜吧。
  给他这样一搞,我练毛笔字的兴致都没有了。
  1967年元月23日,周一,晴到多云
  反正没有别的事,还是来开始临摹毛主席的诗词书法。
  翻开来,第一首,《沁园春•长沙》。我做梦也不会想到,“独立寒秋”的寒字可以这样写。一个“寒”字只剩了三笔。要是把这个字摘出来放在别的地方,问我这是个什么字,恐怕想到死也想不出。有好多字他用的是繁体字,如“独立寒秋”的“独”,“桔子洲头”的“桔”,都搞不懂他的笔是怎么绕的。只好再把新华字典找出来,查到这个字,再看繁体字原来是怎么写的,应当是什么笔顺,再揣摩他的笔应当怎样绕过来绕过去。但到了“层林尽染”四个字,他“尽”字又是用的简体。毛主席到底是毛主席,就好像鲁迅先生,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一样,主席笔下,圈点撇捺都是艺术。描了一个上午,到最后鬼画符一样把“浪遏飞舟”几个字涂完,总算写好一首。戴贯龙评价说:“你他妈写的什么东西,简直是对毛主席诗词的侮辱。”我说那你去写一张大字报吧。放在一起看一看,就是不像个样子。明明是照着他一笔一划地描的,真不懂为什么一点也不像。再把后边的条幅一张一张地翻过去,越看越喜欢,真正是笔走龙蛇,满纸烟云。心里在给自己下决心:再在写好毛笔字这个项目上,“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一次新的长征!
  中午,戴、徐二人也坐下来乱写乱画,几分钟就糟塌了两本本子,写坏了一支毛笔。我抱怨了几句,他们说:“你写,就是他妈的书法,我们写,就是糟塌本子。你把你写的东西贴到墙上去,让大家瞧一瞧吧,看有几个看得上眼的。还仿毛体呢,他妈的纯粹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三个人都笑得说不出话来。
  下午继续。还写第一首,《沁园春•长沙》。
  1967年元月24日,周二,晴
  一日无事。
  继续学写毛主席的第一首词《沁园春•长沙》,已经临摹了六七遍,用掉两本大字本。自己觉得很有收获。戴、徐也说,开始有那么一点味道出来了。自己悟出了一些道理。第一,这简体字,有好多就是从繁体字写草了变过来的。辟如“层林尽染”的“层”字,里边是个“云”,这第一横,其实是原来的两点,第二横就是中间的竖带一横折弯,下边的“厶”其实是中间的一部分再带下边一个“日”字。实际上不是“厶”,而是一折弯。第二,草字是有规律可寻的。辟如这“如”字,上面的一点,其实是“女”字的一折,后边的一撇一横带个口字,一绕就一笔头带过来了。几遍一写,有的字已经记住了样子,只要看一眼就可以七绕八绕地绕出来。速度开始快起来,越来越顺手。自我感觉良好。就是长时间坐着不动,身上发冷。手脚更是冷得受不了。老是要停下来出去跑一圈。
  1967年元月25日,周三,晴
  一日无事。
  开始临摹第二首,《菩萨蛮•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1967年元月26日,周四,晴
  长征二队一下子回来了三四个人,学校里一下子热闹起来。虽然原来过从不是很密,但是这么长时间没见了,还是觉得很亲切。一见面,他们就说,世外桃源嘛!好一个清静所在!就你们三四个人躲在这里吗?这农校简直是个防空洞。还说,你们再这样修练下去,只怕马上就要成仙了。知道外面打成什么样子了吗?知道现在是什么形势吗?中央要求解放军参加各地的*,三支两军!
  于是一起到他们宿舍去,看他们带回来的最近的消息。
  1月22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宣告成立,夺了青岛市委、市政府的权。
  1月23日,中央决定,军队介入地方上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联名发出的。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他们说,外边现在太乱了,走资派躲在一边没事干,造反派也顾不上管他们,只顾忙着夺权,你夺过去,我再夺过来,中央首长的讲话总是要求两派的群众组织要联合,要联合;可是,底下造反派却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联什么合!木头棍子底下出政权,打!军队再不出来管,真的要闹得不成样子了。
  我插了一句嘴说,要是来三支两军的部队,也分成观点不同的两派,就热闹了。
  昨天,贵州省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贵州省委、省政府的权,今天的《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西南的春雷》,为他们的革命行动拍手叫好。
  有一份20日的杨成武讲话,说是传达陈伯达和*关于肖华问题的指示,极短的5条:传达和记录一律收回烧毁,上了墙的大字报要盖掉,不准再贴了,以前传出去的陈、江关于肖华的讲话有歪曲、造谣。不知是什么意思。只觉得肖华险豁豁的,就像在走钢丝。刚接替刘志坚不曾有几天,坐的椅子就差点被掀翻。说起来是总政主任,生死荣辱就在别人的一念之间。
  在一边看传单的小戴忽然叫起来:哈哈,王力又被揪出来了!“国民党党棍”!“反革命小爬虫”!
  小徐忙问,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小戴说是1月17号,陈伯达、*在“中央广播事业局”接见造反派的时候。
  小徐说,你混说,我手里就是1月17号*、陈伯达在“中央广播事业局”接见造反派的讲话,王力、关锋、戚本禹全部到场,王力还给陈伯达当翻译呢!
  听说还有这样的新闻,我也赶快凑过去。
  真的,两个人手里都是1月17日陈伯达、*在“中央广播事业局”接见造反派的讲话。
  小戴手里的一张上写着:
  1967年1月17日,陈伯达、*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讲话。广播局无产阶级革命派刚刚从走资派手中夺了权,国民党党棍、反革命小爬虫王力就把黑手伸进广播电台。在王、关、戚煽起的极“左”思潮的影响下,1月14日,北京市台发生了由少数几个人从已夺权的革命造反派手中第二次“夺权”的事件,并广播了所谓“夺权宣言”,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1、14”二次夺权完全违背毛主席制定的夺权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但是,反革命小爬虫王力出于不可告人的反革命目的,背着中央*,对这个事件予以大力支持。……传单上还说,*同志非常生气,立刻打电话把反革命小爬虫王力叫来,当众责问他,为什么背着中央*搞什么“四点指示”。……
  小徐手里的一张上写着:
  1967年1月17日,*、陈伯达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讲话。广播事业局革命造反派内部发生分歧,发生争论。1月17日我们敬爱的陈伯达、*同志,接见了*思想战斗团的代表以后,下午开会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有人打电话请来了*、陈伯达等同志。因为争吵得太厉害,甚至有些过火,快要打起来了。就在这种情况下,*、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小组领导同志来到了广播剧场,接见了全局革命同志。……
  我都被搞糊涂了。再把两张传单仔仔细细地看过了,才看懂了,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造反派分裂成两派后,反复夺权,你夺了当权派的权,我再来夺你的。两派群众都把当权派丢在一边,造反派跟造反派要打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江、陈二位赶快来救火,和稀泥。他们先接见了“*思想战斗团”和“红卫兵总部”的部分代表,估计是些大小头头。要求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会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把斗争矛头对准丁莱夫,造反派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矛盾,那才是敌我矛盾。然后,下午,又接见了全局的两派群众。说的基本上还是那么些话。说王力是“国民党党棍”、“反革命小爬虫”的那一张还在前面,是上午的事。大家分析,有可能,两份传单分别是相互对立的两派的作品,中央首长的讲话无法改也不敢改,就在按语以及叙述的过程中做文章。但是我估计可能也有两种情况:一,纯粹是无中生有,瞎戴帽子,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如果是这样搞政治的话,未免就太卑鄙,太下流了。但是话又说回来,有些地位比造反派不知高多少的人,也不过就那样的德行,可见这政治本来也就不过如此;二、王力自己屁股后面确实不干净,跟国民党确实有过瓜葛。可是,我在哪本书上看过,历史上有过两次国共合作,那时候还号召共产党员去加入国民党。不知像这样的事现在怎么评价。但是话又说回来,人生在世,雪白的猫儿只怕也不多。
  细想想,也难怪。人与人的观点、看法总是难得一致。有对立,有矛盾,就会“观点不同”,就会分成两派甚至三派、四派。互相说服不了,又有了实际利益上的冲突,不打还等什么?不是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吗?你当了权,就要发号施令,我就得听你的;怎么比得上我在台上发号施令,让你听我的,跟着我的指挥棒转!
  不知怎么的,觉得无聊起来。
  1967年元月27日,周五,晴
  二队的几个人只住了一夜,今天上午就走了。
  小徐跟我说,在这儿呆着没劲。回雉水去吧?我也有点这个意思。回就回吧。问了小戴,他说,他也正在想跟我们说回常熟的话。
  明天回雉水。离过春节也没几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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