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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其驴:海龙的三次“革命”——真情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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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噩耗传来
“海龙死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开始颤抖。她因车祸死在西藏拉萨街头。她是去自治区组织部报到、谈话,回来的路上出事的。时年1976年秋,她27岁,我29岁。我在北京刚生完孩子。
 
海龙是我的一个朋友,同在北京海淀区一所寄宿学校读高中。我们甚至有过一段很亲密的、我终生难忘的友情。那是1968年,我们同在乡下插队,在一座屋檐下一起度过的时光。
 
文革中我父母均遭批斗被关。我父亲是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解放后,因他曾在十几岁时考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西洋绘画专业学习的经历,被党组织分配担任新中国第一座美术出版社的创建及负责人之一。在他主持工作任社长兼总编辑的十几年间,出版了大量古今中外的美术专业经典著作、画册以及中外文学名著的普及连环画读物。因此“浩劫”一开始,就被打成宣扬“封资修”、“大洋古”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批斗。而后又因他曾在新四军时遭遇“皖南事变”被扣入集中营,在“揪叛徒”热潮中不分青红皂白被打成“叛徒”,身心倍受煎熬。我的母亲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被批斗是因为她受组织委托在昌平参与创办北京农业技术学校,后任校长。该校就是现在的北京农学院前身。她当时被造反的学生押上装有高音喇叭的大卡车,脖子上挂着“农校修正主义总根子”的大牌子游街,精神受到强烈刺激以至崩溃。
 
我是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毕业即遭逢“文革”爆发,升学无望,滞留至1968年开始统一分配我们出校。事先不公布分配方案,全打发完了才知道高三是陆续分配,高二是“连锅端”到外地各省落户,高一全部留北京分配工作。我在经历了一开始的参军、军工厂等等的“政审不合格”的打击之后,连兵团都牛哄哄称是边防要地政审严格。最后,我只有夹个铺盖卷下乡插队的份儿,奔山西农村。
 
国事、家事、个人事一片茫然。
 
朋友海龙是高一的学生,那一届在校生全部留京工作。她却坚决自愿来到农村。她带来庞大的行李,其中最惹眼的是一个北京产的青灰色铸铁煤炉,和一只名叫安娜的小白猫。老乡们说,看得出,只有海龙是决心到这里安家落户的。山西这个小山村,地上刨刨能出煤,海龙好像早就什么都知道。
 
白天,我们和老乡一起出工干农活,傍晚,海龙用这只铁炉烹制湖南家乡“美味”。我怀抱“安娜”坐在豆大的油灯下,与她分享“美食”。我们有时唱歌,唱古老的俄罗斯民歌;看书,看她带来的竖版繁体字的《嘉尔曼.高龙巴》和《基督山恩仇记》;读诗,有裴多婓优美伤感的爱情诗。同队的男生来凑热闹,讲一些逗大家开心的笑话,或一些以前闻所未闻的神奇故事。是海龙一手营造了这个温暖的小窝,让我一直六神无主的心得到喘息。是这个比我小两岁的女孩,帮我度过最痛苦的漫长岁月,懂得热爱生活,苦中求乐。
 
我一直不能相信她真的死了。每晚做梦都看见她。白天,我穿行在行色匆匆的人海中,精神恍惚,眼前总是闪过她的影子。只要看到身材颀长,个头一米七几的女孩,我都禁不住追过去看几眼,如果那女孩戴着大口罩,和一副近视镜,我就认定那应该就是她,她也回北京来了。我毕竟两年没见到她了,因为地址总在变,没有收到她的信。直到有一天,我去了她在北池子81号的家,见到了她的母亲。
 
北池子临界直通中南海的筒子河,是老北京皇家富贵之地。海龙是一个真正的“高干子弟”。“真正”的含义是她的父亲和毛泽东不仅同乡,而且是同时代的革命者。她家住独门独院,是一个几进的四合院老宅。但房间内现代生活设备俱全,大排的银色暖气片散发着热烘烘的气浪,屋内温暖如春。厨房、浴室、卫生间大而全。木质家具古色古香,西式沙发舒适柔软。她的母亲出身很苦,是老区江西贫苦的童养媳,当红军的丈夫作战牺牲了,她在后来的扫盲班里认识了教她识字的海龙父亲,经组织撮合结婚,照顾比她大30岁的海龙父亲的生活。海龙对食品营养及烹饪的在行,完全源自这位慈祥的母亲。老人说,就在海龙去世的那天,她从梦中惊醒,,卧室的门开了,她看见海龙走进来,微笑着,幽幽地说:“妈,我回来了。”天亮以后,她收到西藏发来的电报。我的心又颤抖起来。老人说,当时海龙和另一个男生去自治区组织部报到,组织部的干部和他们做了长谈,出来时天色已晚,男生骑自行车带着她回招待所,在昏黄的路灯下,土路崎岖不平,一辆吉普车急速驶来,迎面撞翻他们,男生当场死在路中间,海龙被撞飞至几米远的沟里,车上下来几个人,看了一阵,旋上车扬长而去。海龙在沟里流血呻吟不止,到清晨4点钟被清扫工人发现送院抢救,自治区很重视,还火速请北京上海的医生前去会诊,但终因耽误了最佳抢救时间,回天无术。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
 
自治区为他们两个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男生一家前去出席。海龙只有母亲一个最亲的人,父母都年事甚高疾病缠身,无法奔丧。我看到寄来的追悼会现场照片,海龙躺在棺木里,依旧那么美丽。只是整个头、脸有些水肿,双目紧闭,头发梳成藏族女孩那种缠着彩色布条的发辫,盘在头顶。看得出她要为这雪域高原奉献青春的决心。老人说,她唯一的要求是追认海龙为革命烈士。但经过上级讨论有不同意见,认为他们刚报到,还未开始一天工作,没有事迹,所以自治区无法追认。我无话可说,在老人面前,我既不能再表现悲伤,也无法表示愤懑,只有默默离去。
 
自此,再也没有做过有关她的梦。好像上天就这样让我们永远告别。(待续)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a7765af0100ps6e.html#cmt_174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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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8-11
“造反有理” 
 
 我认识海龙是在1966年“文革”将爆发之前,确切地说是我先认识她,她并不认识我。我读高三,临近毕业、高考。和所有安分守己的好学生一样,我加紧复习,记住父亲的叮嘱,一定要考过某外语学院的分数线,进入那所大学。父亲为了激励我,还说,“你考上大学必须买一块手表。”“一块手表?!”这在当时以朴素为荣的社会风气中,物质生活相对贫困的百姓,手表是个极奢侈的物件,中学生戴手表是绝对的异类,校园舆论会让你不自在:“你还没有成人,对社会没有贡献,有什么资格去追求这种物质享受呢?!”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父亲眼里已不再是个小女孩,而是一个成人了。我拼命读书,复习功课,只等着成为大学生的那一天。
 
我甚至不知道学校里发生了重大事件。那正是海龙,她不知从哪里抄来毛泽东和侄女王海容的聊天式的谈话,讲了对现今教育制度的不满,要改革。主张学生不要追求高分,不爱听课就不听,要多看看像《红楼梦》这样的书,等等。仅凭这一纸传抄的讲话,海龙这个刚入学不久的高一优秀学生,班团支部书记,就毅然地要从本校开始,对校领导发难,要求进行教育制度改革。这事有点匪夷所思。但就有一帮校内的军队大院子弟,多是运动场上的活跃分子,一色的秃小子,渐渐地聚拢在她的左右,和她一起以罢课向校领导示威,要搞教学改革。很快,主要是在高一、高二学生中,他们拥有了大批同情者。
 
在那个“左”的邪乎的年代,“政治思想第一”、“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口号已上升到天天高喊的极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所有的报纸、广播中铺天盖地。新编话剧、电影《千万不要忘记》占据了所有的舞台和影院,所有的干部职工,尤其青少年必看。“阶级斗争的弦”,被无形的巨手越拉越紧,空气中充满火药味。
 
1966年伊始的中国北京,难道这就是酝酿多时的“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即将发动的“山雨欲来”的现象吗?!只不过懵懂无知的我们根本无法想到的。   
 
海龙他们客观地说是充当了这欲乱之势的马前卒。因为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他们就是北京海淀区中学“红卫兵”的前身。他们与校外清华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旗的少数学生遥相呼应,相互支持,先后在本校内“闹事”。他们最后得到毛主席的支持,称他们是“娃娃们要造反,要支持。”他们在数月后的8月18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亲自接见,倍加褒扬,出尽了风头。这是后话。                                                                                                                                       而当时的校园气氛越来越紧张。比我们年长十多岁的人是经历过建国以来数场政治运动的。向校领导发难,不就是向党进攻,不是右派是什么!但毕竟是中学生,不能像大学生那样处理,定个“反动学生”批判判刑。我们是某大学附属中学,校舍在大学校园内,大学每年都要处理几个“思想反动”的大学生,证据是私人日记、信件和反动言论。大学对附中有部分领导权,这种惩治反动学生的声讨大会,附中都要参加,会后分组讨论,人人发言表态。这是当时抓得很紧的“阶级斗争思想教育”的现身说法,现实意义重大。海龙他们傻呀,就这样自毁前程吗!校领导对这些原来的“校园宠儿”这样闹事百般不解,极尽好言劝说,不听。眼见他们在眼皮子底下不断游说其他同学“秘密”地传送“讲话”抄件,扩大罢课队伍,领导们终于怒了。和大学的领导交换意见以后,毫不留情地宣布他们是“反革命小集团”。从此,再也不敢有同学公开同情他们。于是,为了分化、瓦解小集团,校方认定海龙是不可救药的小集团首领。其他那些军队大院子弟呢,还要教育挽救。
 
这些活动都是在校领导和学生骨干中半公开进行的,一般同学听到只言片语,说他们的结局是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所。一般人看来,这可是前程尽毁的事。海龙却毫无悔改之意。白天拒绝上课,在校园游荡、静坐;晚上回到宿舍遭到室友的歧视、声讨以至将她的铺盖扔出窗外。旧黄军装的秃小子们讲义气,和她一起跑到大学校园找个过道旮旯打地铺。校方厉称,一个17岁的女生和一伙正值青春勃发的秃小子“同栖同宿”,那不是“女流氓 ”是什么!海龙从一个人人仰慕的模范生,班团支部书记,已形象尽毁:政治反动,生活败坏。
 
1966年伊始,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午后,我象往常一样站在教室外走廊的窗前背英文课文。一个本班的校学生骨干走过来指着楼下操场上颇显狼狈地围坐在那里的一伙人说,他们是反动学生。“那个女的,海龙,”他大声加了一句“来历不明。”我伸头望去,是有一个唯一的女孩,在一伙旧黄军装的秃小子中间,穿一身男式藏蓝色咔叽布,上衣四个口袋,半新的长裤膝盖处轧两块大补丁,这是那个时代中学生的时髦装束,标志热爱劳动,艰苦朴素。衣领的风纪扣紧扣着。两条粗黑的短辫,显然几天没梳头了,有些乱蓬蓬的,脸也有些黑乎乎的。她就叫海龙?我搜索记忆中见过这个漂亮的女孩。
 
 那是她高一刚进校门,参加校园大扫除的时候,刚入校的小女生个个鲜亮,青春焕发。她穿一件素雅的短袖衫,明眼人看得出不是那个年代百货商店里摆放的千篇一律的大路货,衣服的质料、剪裁、做工都很讲究。如果说青春美丽是那个豆蔻年华女孩们的共性,那她就是上天特殊眷顾的一个。她有一米七三的身高,匀称的美腿,丰满的前胸,白皙的肤色,几乎连在一起的像精心修饰过的眉毛,明眸皓齿,浓密的黑发,隐现出她生活环境的优越,甚至精致。这却是那个年代,那个年龄的女孩少有的。看她的神情,似乎并不明白自己那精雕细琢般的美貌,而是泼辣地、像个男孩子一样,毫不惜力地抬着土筐,一趟趟地跑,干着最重的活计。而且一边不停地和身边铲土的女孩大声说笑。她的出众,给我留下印象。
 
现在,她神色黯然地席地而坐。而站在窗前望着她的我,脑袋里正塞满了英文单词和短语,那句“来历不明 ”,我一时没有听懂是什么意思。(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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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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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耗传来----

“海龙死了。”得知这个消息我心头一颤。她因车祸死在西藏拉萨街头。她是去自治区组织部报到、谈话,回来的路上出事的。时年1976年秋,那年她27岁。我29岁,刚在北京生完孩子。

海龙是我的一个朋友,同在海淀区一所寄宿学校读高中。我们甚至有过一段很亲密的,我终生难忘的友情。那是1968年,我们同到乡下插队,在一座屋檐下一起度过的时光。

文革中我父母均遭批斗被关。我父亲是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解放后,因他曾在十几岁时考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西洋绘画专业的经历,被党组织分配担任新中国第一座美术出版社的创建及负责人之一。在他主持工作任社长兼总编辑的十几年间,出版了大量古今中外的美术专业经典著作、画册以及中外文学名著的普及连环画读物等。因此“浩劫”一开始就被打成宣扬“封资修、大洋古”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斗。继而又因他曾在新四军时遭遇“皖南事变”被扣入集中营,在“纠叛徒”热潮中不分青红皂白被打成“叛徒”倍受煎熬。母亲是1940年加入共产党,她被批斗是因为她受组织委托在昌平参与创办北京农业技术学校,后任校长,该校就是现在的北京农学院前身。她当时被造反的学生押上装有高音喇叭的大卡车,脖子上挂着“农校修正主义总根子”的大牌子游街,精神受到强烈刺激以致崩溃。我是1966年高中毕业生,因文革爆发无法升学,延至1968年才分配出校。我们高三一届是陆续分配,参军、军工厂、兵团。。。。。。我因家庭“政治问题”影响,连兵团都不收。最后我只有夹个铺盖卷下乡插队的份儿,奔山西农村。

国事、家事、个人事一片茫然。

朋友海龙是高一的学生,1968那一届在校生全部留京工作。她却坚决自愿来到农村。她带来庞大的行李,其中最惹眼的是一个北京产的青灰色铸铁煤炉,和一只名叫安娜的小白猫。老乡们说,看得出,只有海龙是决心到这里安家落户的。山西这个小山村,地上刨刨就出煤,海龙好像早就什么都知道。白天,我们和老乡一起出工干农活,傍晚,海龙用这只铁炉烹制湖南家乡“美味”。然后,我怀抱“安娜”,坐在豆大的油灯下,分享她的“美食”。我们有时唱歌,唱古老的俄罗斯民歌,看竖版繁体字的《嘉尔曼.高龙巴》和《基督山恩仇记》,读裴多斐优美伤感的爱情诗。同队的男生也来,讲一些逗大家开心的笑话,或一些我闻所未闻的神奇故事。是海龙营造了这个温暖的小窝,让我一直六神无主的心得到喘息。是这个比我小两岁的女孩,帮我度过最痛苦的漫长岁月,懂得热爱生活,苦中求乐。

我一直不能相信她真的死了。每晚做梦都看见她。白天,我穿行在行色匆匆的人海中,精神恍惚,眼前总是闪过她的影子。只要看到身材颀长,个头一米七几的女孩,我都忍不住追过去看几眼,如果那女孩戴着大口罩,和一副近视镜,我就认定那应该就是她,她也回北京来了。我毕竟几年没见到她了,地址都在变,也没有收到信。直到有一天,我去了她在北池子81号的家,见到了她的母亲。

北池子临界直通中南海的筒子河,是老北京皇家富贵之地。海龙是一个真正的“高干子弟”。我说“真正”,是因为她的父亲革命资历很深,和毛泽东是同乡,同时代的革命者。她家住独门独院,是一个三进的四合院老宅。但房间内现代生活设施俱全,临冬,大排的银色暖气片已散发着热烘烘的气浪,屋内温暖如春。厨房、浴室、卫生间大而全。木制家具古色古香,西式沙发舒适柔软。她的母亲出身很苦,是老区江西贫苦的童养媳,因当红军的丈夫牺牲,在后来的扫盲班里认识了教她识字的海龙父亲。经组织撮合结婚,照顾比她大30岁的海龙父亲的生活。海龙对食品营养及烹饪的在行,完全源自这位慈祥的母亲。老人说,就在海龙去世的那一刻,她从梦中惊醒,卧室的门开了,她看见海龙走进来,微笑着,幽幽地说:“妈,我回来了。”天亮以后,她收到西藏发来的电报。我听得浑身颤抖。老人说,当时海龙和另一个男生去组织部报到,组织部的干部和他们作了长谈,出来时天色已晚,男生骑自行车带着她回招待所,在昏黄的路灯下,土路崎岖不平,一辆吉普车急速驶来,迎面撞翻他们,男生当场死在路上,海龙被撞飞至几米远的沟里,车上下来几个人,看了一阵,旋上车扬长而去。海龙在沟里呻吟流血不止,到清晨4点钟被清扫工人发现送院抢救,自治区很重视,还火速请来北京和上海的医生会诊,但终因耽误了最佳抢救时机,失血过多,回天无术。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自治区为他们两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男生一家前去出席,他父亲在会上讲话表态,要继承儿子的革命遗志,将革命行动发扬光大。海龙只有母亲一个最亲的人,父母都年事甚高,疾病缠身,无法奔丧。我看到寄来的追悼会的照片,海龙躺在棺木里,还是那么美丽,只是整个头、脸有些水肿,双目紧闭,头发梳成藏族女孩那种缠着彩色布条的发辫,盘在头顶。看得出她要为这雪域高原奉献青春的决心。老人说,她唯一的要求是追认海龙为革命烈士。但经过上级讨论,有不同意见,认为他们刚报到,还未开始一天工作,没有事迹,所以自治区无法追认。我无话可说,在老人面前,我既不能再显露悲伤,也无法表示愤懑,只有默默离去。自此,再也没有做过有关她的梦,好像上天就这样让我们永远告别。
                        “造反有理”------

我认识海龙是在1966年“文革”之前,确切地说是我先认识她,她并不认识我。我读高三,临近毕业、高考。和所有安分守己的好学生一样,我加紧复习,记住父亲的叮嘱,一定要考过某外语学院的分数线,进入那所大学就读。父亲还说,你考上了大学必须买一块手表。“一块手表?!”这在当时以朴素为荣的社会风气中,物质生活相对贫困的年代,手表算是个极奢侈的物件。中学生戴手表是绝对的异类,校园舆论会让你不自在:“你还没有成人,对社会没有贡献,有什么资格去追求这种物质享受呢?!”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父亲眼里已不再是小女孩而是一个成人了。我拼命读书,复习功课,只等着成为一个大学生的那一天。

我甚至不知道学校里发生了重大事件。那正是海龙,她不知从哪里抄来毛泽东和侄女王海容的聊天式的谈话,讲了对现今教育制度的不满,要改革。主张学生不要追求高分,不爱听课就不听,要多看看像《红楼梦》这样的书等等。仅凭这纸传抄的讲话,海龙这个刚入学不久的的高一优秀学生,班团支部书记,就毅然地要从本校开始,对校领导发难,要求按“讲话”进行教育制度改革。这事有点匪夷所思。但就有一帮校内的军队大院的子弟,多是运动场上的活跃分子,一色的秃小子,渐渐地聚拢在她的左右,和她一起以罢课向校领导示威,要搞教学改革。很快,主要是在高一、高二学生中,他们拥有了大批同情者。在那个“左”的邪乎的年代,“政治思想第一、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口号已上升到天天高喊的极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所有的报纸、广播中铺天盖地。难道这就是酝酿多时的“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即将发动的“山雨欲来”的现象吗?!只不过懵懂无知的我们是根本无法想到的。海龙他们客观地说是充当了这欲乱之势的马前卒。因为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他们就是首都中学“红卫兵”的前身。他们与校外清华附中“红卫兵”、北大“红旗”的学生串联呼应,相互支持,先后在本校“闹事”。他们最后得到毛主席的支持,称他们是“娃娃们要造反,要支持。”他们在数月后的8月18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亲自接见,倍加褒扬,出尽了风头,这是后话。

而当时的校园气氛越来越紧张。比我们年长十多岁的人是经历过建国以来数场政治运动的。向校领导发难,不就是向党进攻,不是“右派”是什么?但毕竟是中学生,不能像大学生那样处理,定个反动学生批判判刑。我们是某大学附属中学,校舍在大学校园内,大学每年都要处理几个“思想反动”的大学生,证据是私人日记、信件和反动言论。大学对我们附中有部分领导权,这种惩治反动学生的声讨大会,附中都要组织参加,然后分班分组讨论,人人发言表态。这是当时抓得很紧的阶级斗争思想教育的现身说法,现实意义重大。海龙他们傻呀,就这样自毁前程吗?他们是校内一小撮,校领导对这些原来是校园宠儿的学生这样闹事也百般不理解,极尽好言劝说无效后,眼见他们在眼皮子底下不断游说其他同学“秘密”地传送“讲话”抄件,扩大罢课队伍,校领导终于怒了。和大学的领导交换意见以后,毫不留情地定性他们是反革命小集团。从此再也不敢有学生公开同情他们。于是为了分化、瓦解小集团,校方认定海龙是不可救药的小集团首领。其他那些军队大院子弟呢,还要教育挽救。这些活动都是在校领导和“学生骨干”中半公开进行的。大多数同学得到只言片语的消息,得知他们的结局是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所。在一般人看来,这是可怕的前程尽毁的事情。可海龙却毫无悔改之意,白天拒绝上课,在校园游荡、静坐;晚上回到宿舍遭到室友的歧视、声讨以至将她的铺盖扔出窗外。旧黄军装的秃小子们讲义气,和她一起跑到大学校园找个过道旮旯里打地铺。一个17岁的女生和一伙正值青春勃发的秃小子“同栖同宿”,这种伤风败俗的事登时在校园内舆论大哗。那不是女流氓是什么!海龙从一个人人仰慕的模范生、班团支部书记,已形象尽毁:政治反动,生活败坏。

可是这一切与我们这些已经毕业的高三好好学生,即将跨入大学校门的安分学子有什么关系呢?事实证明,关系巨大!势不可挡的政治运动已经到来,而且就从中学校园,就在我身边发生的种种不可思议的事件中展开。老三届的中学生们,尤其是高中生们殷殷期盼的大学梦,在1966年无端地破灭了。这场人为的灾难无情地打碎了它。赶上了残酷的政治灾难,看似和平年代,挑起的文揪武斗竟然连生命都变得微不足道。这就是当年中国的国情。

记得我初中毕业时,因为偏科,妈妈让我上中专或师范,早期专业化。爸爸却坚持让我考高中,他要供我上大学,成为一个大学生。结果我的求学生涯在这没有专业知识的“半瓶醋”的高中戛然而止。高三是已把半个头探进大学校门的时刻,却被突如其来的大棒子打蒙。是我们这一代人心中永远的痛。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被剥夺考大学的权力。失去像其他国家同龄人大学校园生活的权力。聚会止于中小学。1977年,大学恢复正常招生时,我30岁,刚生完小孩。在我当年想学的专业招生简章上赫然写着年龄要求:23岁以下。大学的学历是在繁琐的家务、工作缠身中业余挤时间苦读取得。毫无电视上直播的那些已毕业的大学校园校友聚会时,兴高采烈浪漫陶醉的回忆。

再回到1966年春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午后,那天我第一次听说海龙闹事。像往常一样我站在教室外走廊的窗前背英文课文。一个校学生骨干从教室出来指着楼下操场上颇显狼狈地围坐在那里的一伙人说,他们是反动学生。“那个女的,海龙,”他恶狠狠地加了一句,“来历不明。”我顺着他的手指伸头望去,是有一个唯一的女孩,在一伙旧黄军装的秃小子中间,穿一身男式藏蓝色咔叽布,上衣四个口袋,半新的长裤膝盖处轧两块大补丁。这是那个时代中学生时髦的装束,标志热爱劳动,艰苦朴素。衣领的风纪扣紧扣着。两条粗黑的短辫,显然几天没梳头了,有些乱蓬蓬的,脸也有些黑乎乎的。她就叫海龙?我搜索记忆中见过这个漂亮的女孩。那是她高一刚进校门,参加校园大扫除的时候。刚入校的小女生个个鲜亮,青春焕发。她穿一件素雅的短袖衫,明眼人看得出不是那个年代百货商店里摆放的千篇一律的大路货,衬衫的质料、剪裁、做工都很讲究。如果说青春美丽是那个豆蔻年华女孩的共性那她就是上天特殊眷顾的一个。她有一米七三的身高,匀称的美腿,丰满的前胸;白皙的肤色,几乎连在一起的像精心修饰过的眉毛,明眸皓齿,浓密的黑发。这却是那个年代,那个年龄的女孩少有的。隐现着她家庭物质生活的优越,甚至考究。看她的神情似乎并不明白自己那精雕细琢般的美貌,而是泼辣地,像个男孩子一样毫不惜力地抬着土筐,一趟趟地跑,干着最重的活计。而且一边不停地和身边铲土的女孩大声说笑。她的出众,给我留下印象。

现在,她神色黯然地席地而坐。而站在窗前望着她的我,脑袋里正塞满了英文单词和短语,那句“来历不明”,我一时没有听懂是什么意思。
                             出身的困惑------

渐渐地她的身世成为公开的秘密。原来她并不是那位共产党元老的亲生女儿,而是解放初期老两口响应号召,为国家减轻负担,也为母亲膝下无子的缺憾从上海孤儿院领养的孤儿。“她还美化自己,说是烈士遗孤,不要脸,谁知她是怎么来的!”当我再听到出自学校先进分子的学生骨干口中迸出这样的恶言时,对这位处处凌驾于同学之上,一直对他敬而远之的学生骨干,坚决去掉一个“敬”字。对女孩海龙陡生怜悯之情。难道身为孤儿要这样拿来作为被蔑视的理由吗?这可是听起来已经不幸的她决定不了的事情;被蔑视的第二个理由是她的革命元老的养父在一次党内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为同乡同里的彭德怀求情,结果成为“彭黄集团”一分子。最终因为他与毛泽东早年渊源颇深,又年事甚高,也就退养在家,待遇不变,家中配有厨师、秘书、专车等。老人不再参与政事,潜心撰著大部头自传体小说。由此校方有理由认为海龙是一个地地道道出身有问题的人,不算纯正的革命后代,也就是后来称的“红五类”。

可是海龙毕竟是在这样革命资历深厚的家庭长大,父亲的革命衣钵潜移默化。她不仅热衷纵论国家大事,而且少年壮志,要做国之栋梁。要按毛主席的教导,革命中国教育现状。当然,她的第一次革命成功了。海淀区“首都中学红卫兵”大翻身,成了一时的时代宠儿。全国“革命大串联”刚开始还特设了“红卫兵小将专列”,各省市诚惶诚恐,热情接待。

但在那个越来越狂热偏激讲“出身成分”的年代,她也因这所谓革命,失掉了原本荣耀的出身,曝光为一个有些政治问题的家庭的非亲生女。这就使校内那些钦佩她革命勇气和气魄的同学,一触及到“出身”这个激烈敏感的话题就面露尴尬,避之不及。这使革命豪情万丈的海龙自尊心倍受伤害。

也许是后来团中央派来的“中学文革工作组”为海龙他们平了反,否认他们是
反动集团,也许是对原校领导奉行的“阶级路线”感到压抑,本校红卫兵翻身以后在团中央工作组的领导下重组革委会。得到全校同学认同。政治运动趋于尾声。

然,一声闷雷,北京大学那边“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出,工作组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遭到批判,要“革命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以原校学生骨干为中心的部分同学本来就不服气红卫兵这伙“闹学生”,马上自组新的造反团批斗团中央工作组。继续与海龙他们势不两立。他们隔三差五地列队到“红卫兵总部”的二楼半房间门前示威,大声喊出支持红卫兵中出身有问题的人的名字“你们的队伍不纯洁,不是真正的红五类。”海龙就此完全失掉了由校领导冠以的“红卫兵首领”的地位。同宿舍的女生照样盛气凌人,对海龙的斗争从原来的“反动学生”变成“狗崽子”。
我因父亲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黑帮走资派”,也在被“炮轰”之列。因为“革命”在中学校园已变为以“出身”为由头的派别之斗,多数同学也就成为无所适从的逍遥生。
                               大开眼界------

上世纪60年代我的高中生活是超狂热和繁重的。8门功课我只对两门功课有兴趣:语文和英文。其他6门就成为硬着头皮去学的沉重负担。尤其是我们高三面临毕业考试和高考复习,繁重的学业已让我经常脑力脱节。而更不堪重负的是越来越狂热的强制性的政治活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铺天盖地的宣传教育后来证明那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即将到来的舆论前奏。那是个频繁安排中学生学习英雄榜样的年代。每涌现一个英雄模范,学校就要掀起学习热潮,开动员大会,读报纸、听广播、讨论会、写学习体会,对照英雄找自己的差距,交思想总结,汇报学习英雄联系个人实际行动的成果。这是比学习功课更重要的“功课”。英雄榜样不断涌现,一个没总结完,又涌现一个:雷锋、王杰、刘英俊、欧阳海、廖初江。。。。。。几乎清一色部队战士。对于我们这些住校生而言,繁重的学习之余,几乎都被有关的学习榜样占满。最后发展到根本不知道除了学习功课,学习各种政治材料与写思想总结之外,还有什么自己可做的事。搜肠刮肚找差距如果不把自己贬得几乎不可救药,由校方认可的各班学生骨干分子就会给你的思想汇报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不够深刻,深挖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苗头不够彻底,还有差距”等等。写了那么多思想总结,有一天忽然顿悟:我已先入为主地从小学开始到初中毕业读了大量的从安徒生到格林兄弟,从俄罗斯的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科夫、莱蒙托夫。。。。。。,到欧洲的雨果、左拉、莫泊桑、福楼拜、巴尔扎克、席勒、歌德、莫里哀、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美洲的海明威、杰克.伦敦、欧.亨利。。。。。。,甚至印度的泰戈尔。以及大量的我读过的这些世界名人名著改编的电影、话剧和出版的连环画作品。上世纪60年代上高中以后,这很多作品已渐渐被打成毒害青少年思想的“毒草”。在极左舆论的压力下,成为中学生禁书。这些从小先入为主的作品人物经常跳出来和眼前让我们学习的这些单纯可爱的战士榜样“捣蛋”。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真心实意地找差距却让我越来越痛苦自责、自卑:我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些被批判的中外名著、那些“腐朽的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么丰富多彩,总是这么吸引人呢?而海龙他们又提倡看《红楼梦》,说是毛主席的意思,怎么回事?这是“正统”的校领导及学生骨干最看不上他们的理由。贬称他们是“牛鬼蛇神红楼兵”。

然而和学校严峻的政治氛围相比,海龙一伙的出现却让我大开眼界。原来中学生中还有这么公开放纵自己欲望的一群:一方面出身革命高干、军队大院,革命口号雄心壮志震天作响,一方面绝不耽误吃喝玩乐。吃饭馆、喝啤酒(雷锋可是连汽水都舍不得喝的),游泳、滑冰,炫球技无所不玩。到了青春的年龄就公开追女孩,后称“拍婆子”。而他们在造反之前可都是校领导阶级路线的宠爱对象。高三的紧张学习让我整天囿于书本,听任政治教育循规蹈矩,都不闻校园众生相。只知老实学习功课;老实地、真心实意地向英雄榜样看齐。

文革后的校园,除了学生之间的派别打斗,红卫兵们在校内外无顾忌地到处吃喝。最显眼的是公开带着心仪的女孩逛公园、拍照片。带进无人管理的男生宿舍真正地同栖同宿。宿舍里《外国民歌200首》和《长征组歌》同时唱得震天作响。如果说本校红卫兵一伙正像歌手郑钧的歌名《赤裸裸》,那么对立面的以原学生骨干们为中心的好学生就还是摆出一副正统派的架势,坚守真、假“正人君子”的模样。这块以高三学生为主要力量的“革命阵营”中,一个膀大腰圆的好学生(男生)指着在校园内旁若无人地成对嬉戏打闹的男女生不屑地说:“他们这是早熟。”其时这位高三毕业生已被形势所逼硬摁在校园内搞文革运动两年,已22岁。红卫兵中的捣蛋鬼给他起外号“霜打的茄子”,意谓“熟”不了了。还有一位傻傻的同是高三的女生问老师:“您看咱校这些男女两方面都愿意的流氓咋处理?”又被红卫兵的捣蛋鬼起外号称“就是那个她爸她妈是两方面都愿意的流氓的那个高三女生”。

因为相信团中央工作组,同情被打成反动学生的无辜少年,我属红卫兵一派。并且和海龙成了朋友。在她家书房,我看到那些熟悉的世界名著。而这些书,经过文革初期的洗劫,早从我家书柜中消失殆尽了。

认识海龙之前,我既没下过饭馆,更没喝过酒。有一次她带我从中山公园穿行去她北池子的家。烈日当头,突然我们都干渴难耐。当时市面上除了北冰洋汽水没有别的水可喝。汽水刚好卖完了,海龙很豪爽地要了两扎啤酒,我们不顾一切一饮而尽。我顿觉两腿酸软,好像不会走路了。我当时的样子可能很滑稽,逗得海龙哈哈大笑。这是我第一次喝酒,时年21岁。到她家门口时,海龙忽然问我:“司徒美堂是谁?”我脑子里迅速搜索看过的“杂书”,说:“好像是个爱国华侨,支持过孙中山。”“这房子原来是他的。”海龙说。

海龙19岁生日的时候,在海淀区莫斯科餐厅大摆筵席。我知道她很落寞,似乎只有用这种“挥金如土”的方式才能再召唤起昔日一起“革命”的战友与她重聚。大扎的啤酒,剔透晶莹的红酒,丰盛的俄式西餐,“老战友”们大快朵颐,频频碰杯,又显昔日豪情万丈。海龙手持德国莱卡相机不断拍照。那次她花了36元,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那时她刚与第一任男友分手。虽然后来她和昔日的“老红卫兵”战友一起喊出“打倒中央文革,反对迫害老干部”等口号,在与餐厅毗邻的苏联展览馆剧场成立“海淀区中学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但这个组织没成气候,很快被中央文革定为反动组织,在当年的姚文元署名的“元旦社论”里点了名,瞬间“树倒猢狲”散了。几个和她一起初始造反的旧黄军装的秃小子成了“联动头目”,被中央文革支持的已成大气候的大学生造反派组织抄了总部,扭送公安局,送进监狱。
                               劳动模范------

海龙拥有在北池子那座气派的四合院里独立的两间套房。屋内闪亮着大排的暖气片,摆设着中式的古木家具,拼花地砖的中央铺着小块的纯羊毛地毯。母亲和厨师一起烹制可口营养的饭菜。气派的几进大院,大块青砖铺地,百年海棠树花开依旧,铁色的枝干如两条虬龙扭打缠绕。一棵参天粗大的杨树枝繁叶茂,风起时发出疾风暴雨般的声响,人称“响杨”。院中树影下,瓦缸边卧着大如小老虎般的大花猫。海龙戏称它“一只大猫精”。瓦缸中红、白莲花下隐约可见锦鱼游弋。这里地处京城中心,却远离尘世喧嚣。如果海龙不走,作为68届高一毕业生,她怎么也可以分得一份京城的稳定工作。享受这份安逸。但此刻生活优裕的她,却视这一切如“粪土”。她好像在竭力摆脱有关她出身的非难,要离开这里,用行动证明自己的革命本质。

海龙的第二次革命开始了。

她做了精心的准备,来到这远离北京的穷乡僻壤。到这里革谁的命?毛主席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是革自己的命吧。城市中有关以出身论贵贱的观念,在这僻远的山村,完全没有概念。从京城里来的学生,在老乡眼里全是一个样的。他们判断一个人的标准很单纯实在:你是不是每天出工,你是懒汉还是和他们一样在庄稼地里的勤劳的“受苦人”。

山村的农民生活困苦,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种着“人家的地”(农民原话)。收获的粮食除去分给每个“人头”有限的口粮,都交给公社粮站充公粮。公粮数是雷打不动的,农民的口粮就以收成好坏为准,是个变数。所以收成不好时,农民吃不饱饭就要向队里借粮,借得的粮从第二年分得的口粮里扣还。于是形成恶性循环:年年不够年年借,年年还。劳动以工分记酬,工分折合现金一年一结算。贫瘠的土地,种不了细粮,只能种玉米、谷子、高粱这样的高产量。种麦子连种子都收不回来。更甭提水稻,因为这里严重缺水,靠天吃饭。村民吃水靠前人打下的水井,井深不见底,探头一望,远远映出自己一个小脸儿。汲水的井绳在2尺多长、半径1尺多的辘轳上来回绕上两三匝。村民除了吃水,浇浇房前屋后自留地上的小苗,几乎从不洗澡。为了省水省布,男人冬天空身儿穿黑色棉袄棉裤,衬衣是白色粗布缝制,只在夏天或年节时穿穿撑面子。睡的是只铺着粗编炕席的光板炕,没有褥子。为了减少衣裳磨损,全部裸睡。主食是土豆、谷子、玉米。白面和大米是吃不到的。一年每人分300斤土豆是口粮的大部分,再加100斤毛粮(未去壳)是谷子和玉米。冬天没有菜,土豆既当口粮又当菜。每个知青第一年分到一斤菜籽油,后来就再没分过。哪个知青有机会回家,都必须去买猪板油(我们已被注销户口,也就取消了原来供给的植物油票),切成小丁用小火熬成猪油装进罐子带回村,炒土豆用,成为约定俗成的规矩。干一年农活能挣多少钱呢?贫瘠的土地按收成核算,一个工分只合几分钱。女劳力出一天工只挣五个工分,因为那按常识,认为女人没力气。一个壮男劳力一天最高工分也就十分,合现金不到五角钱。而且在农闲时没有工出,这工分也挣不到。农闲从入冬到第二年春,将近半年时间;最热的三伏天也算农闲,除了锄锄草,你就眼巴巴看着小苗自己长大吧。干一年,连回家的火车票钱都挣不出来。一个女生要想在这里把自己养活好,吃饱穿暖都达不到。我干了几年农活,没有拿到过一分钱。离开时会计结算,扣除掉我当年的口粮,不欠队里的钱,也算不错了。这也得益我们和队里其实都是一笔糊涂账。“大家都不容易,好聚好散罢了”。

回想起来我对当地的村民只有“热爱”和“同命相怜”的份儿。文革中的城市,迫所有人卷入其中,如同篓子里的螃蟹互掐。来到这民风单纯的僻远乡下,除了物质的贫困,犹如飞出樊笼的小鸟,呼吸到大自然自由的空气。我们那里聪明的知青男生在干农活的时候,还学会了些许当地的民歌小调,那是一个穷的一辈子娶不起媳妇的老单身汉哼唱的,曲调宛转悠扬,歌词意味深长,多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抒怀。如有一段歌词:“黑(音:赫)喇喇的天上,没有(音:木拉)什么(音:生生)个(音:过)雨,站在坯(音:撇)房上瞭哥哥(音:过过)呀,湿了妹(音:蜜)儿的衣。”聪敏的男生一遍遍教我们唱,不断纠正我们不标准的发音,一定要土的掉渣儿才够味儿。而且解释说,歌词意境深远,唱出少女村姑想情郎,只敢在黑天站在坯房上瞭望哥哥的住处,没有下什么雨的天,妹儿的衣衫却都被淋得湿透了,说明瞭望时间之长,相思之苦。把那个单身汉对痴情姑娘的的怜爱,和从心底对那个少女村姑的痴情的由衷赞美抒发得淋漓尽致。这是一幅多么纯情的画面。我们对当地村民的贫穷充满同情,但我们的到来能改变什么呢?我们不是下派的“村官”,也非踌躇满志的农业科学技术人才,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我们的“作为”就是和他们一样“接受贫穷”吧。我们瓜分了他们家乡土地上生产的有限的口粮。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真心地希望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我从来没想过把哪里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父母供我读到高中是选择上大学。插队是对当时形势无奈的服从。不服从分配,父母会被扣上“反对上山下乡”的罪名。离开北京,就是离开了我21年的喜怒哀乐,在1968年那个严冬,火车载着我们呼啸着离开它的一刻起,随着岁月的推移,都化作两个字:想念。

海龙是准备大干一场的。谁也想不到,“养尊处优”的她,比来这里的所有人都会做饭。而且讲究口味。她带来了多种多样的烹饪调料,最多的是豆豉辣酱、咖喱粉、沙拉酱。。。。。。,很多是我这个长期吃食堂的人从来没见过的;还有花椒、大料、五香粉、胡椒粉等等。这些基本上用来烹制土豆和胡萝卜,因为蔬菜很少,冬天就只有土豆,但她带来很多小干鱼做配菜。当然还有固体酱油。她还入乡随俗,什么节气要吃什么一点不敷衍。“二月二龙抬头”到了,她和所有的村妇一样,不厌其烦地把粟子碾成面,筛成细粉和面,包上萝卜丝土豆丝,然后下油锅做炸糕。中秋节到了,她借老乡的月饼模子,和所有的村妇一样,用菜子油和面,放到模子里成型,再在火炉上用微火烘烤成印有吉祥纹样的月饼。

然而,干起农活儿来,如果像当地村妇那样只干些场院上的轻活儿,她就不干了。她要干最高工分的活,那些活儿连村里的男劳力都不是人人都干的。可她就偏要干。除了和我们一样正常出工,播种、锄草收割外,她坚决要干壮男劳力干的担肥上山的活儿。队长拗不过她,让她去了。等到要干托炕坯的活儿时,队长无论如何不让她干。因为这不仅是出大力气的活儿,还是一项技术农活。而她的倔劲就上来了,偏不服气,非干不可。她仔细观看了男壮劳力托炕坯的经过,回到自己住的院子里,就自顾自的干起来。她干得满身大汗,甩掉鞋袜,踩在冰冷的泥巴上,用脚和泥。然后用铁锨脱出一块块正方形大小厚薄都合适的炕坯。惹得全村老少围满一院子观看。一个老婆(当地对女人的统称)一再干只有壮男劳力才干的粗重的活儿,在这个山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海龙就是这样,一定要打破常规,一定要胜过所有人,不管是男是女。这年她和男友两个双双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其他村的劳模一起参观刘胡兰英雄纪念碑和农业样板大寨村作为奖励。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这个小山村里,正如老乡的预见,没有谁是甘心情愿安家落户一辈子的。毕竟,种地、挣工分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经济、政治地位最低的事。“谁家的娃儿谁心疼”。不到一年半载,第一拨离开农村的是军队大院的子弟。吃上了同是艰苦的但是经济有保障、政治有前途的“军饭”。这是文革年代青年学生最好的出路。人陆陆续续地离开。没有家庭背景支撑,但脑瓜灵动又有活动能量的找门路办了病退回城。找不到门路,家人又不放心,反正都是干农活,就转回老家的农村,有亲戚在村里当干部,入伍招工都方便。后来山西省也有零星到我们所在的知青点招工的名额,都是优先招回本省(太原等地)下来的插队生,然后再招北京下来的初中生,因为高中生进厂务工学徒已经“超龄”了。为数很少的大学来招“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也因年龄限制只招走了初中生。这真是一个让我们北京高中学生绝望的理由。因为“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谁能奈何地球,让时光倒流?!每送走一个人,留下来的知青就失落绝望,内心既痛苦又自卑。“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难道走不了的人真要在这里背井离乡由城里的高中学生转化成一个外乡来的农民吗?!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这样就算是接受好了“再教育”,就是“大有作为”了吗?!再没有人解释这两个概念的具体含义。

海龙男友的大哥在福建老家的县里当干部,就主动提出让海龙和男友转到他那里,也好照顾。我很为海龙祝福。没想到海龙不愿意。她对我说,那样我就真成了一个庸庸碌碌的家庭主妇了。我不去。我懂得海龙,她的理想,她的宏图大志,从未改变过:要成为国之栋梁,做一个对国家有大贡献、举足轻重的人。怎么可以就此嫁做人妇,归隐于家庭琐事中去!这时,她心底那个从未放弃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她原本就是在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资深的居于高层的革命元老家庭中成长起来的,父亲为开国第一元帅彭德怀求情,政治舞台上的风风雨雨,跌宕的情感必然波及到家庭,海龙那时已十几岁,是有感受的。她怎么可能不问国事,不参与国事,不成为国之“将才、帅才”!这些不可遏制的愿望,在她刚上学懂事的时候,就日积月累地溶入到她的血液中去了。
                            壮志未酬------

当海龙告诉我要和现在的男友分手时,我反应激烈。和她相比,我承认自己就是个“小家碧玉”。我的理由只有一个:这个男生是个厚道、善良的人,对你言听计从,你父亲生病住院时,都是他赶回去彻夜护理。你妈妈也很喜欢他,你还要什么呢?海龙默不作声。海龙的母亲知道她要和他分手时,轻叹一声:“老实人不合他的口味。”

豆大的油灯下,我们躺在炕上聊天:“还记得小时候孤儿院的事吗?”“一点不记得了。听妈妈说,当初她和父亲去孤儿院领养时,院长带来一群周岁左右的小孩,个个显得营养不良,瘦弱不堪。我当时是最弱小的一个,而且害着眼病,糊满脓血,睁不开眼。妈妈挨个抱我们,最后,担心养不活我们,打算告别离开。突然只有我大哭着跑过去抱住妈妈的腿不放。妈妈觉得我特别可怜,不舍,就带走了我。带回家先给我治病,各种病。然后给我调理身体。”望着眼前这个比所有同龄孩子都健康,发育得如此完美,个性爽朗的女孩,那双浓眉大眼尤其神采飞扬。我对她那个善良的、令人尊敬的母亲的良苦,感动不已。“那后来呢?你长大以后,她没有告诉你什么吗?”海龙说:“其实很简单,妈妈说,每个孤儿的身世都写在一个布条上,缝在孤儿院发的衣裳的衣角内。我也是上高中以后才知道自己不是亲生母亲。我曾几次追问妈妈,有一次她被我逼得真要说什么的时候,我和妈妈对面坐着,突然我们俩都特别紧张,最后她欲言又止,借口去看要扑锅的汤走掉了。我也再没问过她,她不愿意说,我也不想知道什么了。”

没过多久我们开始为各自的出路焦虑。海龙回到病中被疏散到广西的父亲身边,后来辗转去南京当上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毕业时她坚决要求分配去支边西藏。由于这种决心,她离校前被批准“火线入党”,终于实现了证明自己和实现革命理想的第一步。

由于海龙独特的美貌,和她非同常人的桀骜不驯的个性,她一直怀疑自己有少数民族血统。她曾去过新疆,像维吾尔族女孩那样把弯月般的小梳子插在头发上。最后,她把生命留在了西藏,梳着藏族姑娘特有的发辫。

海龙走了,只有27年的短暂生命。她带走了一些解不开的谜:那个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由她在学校传抄的“毛泽东与侄女王海蓉的谈话”是怎么回事?从何而来?由她挑头的海淀区本校“红卫兵”前身的这一伙人,在已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的情况下,又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坚定不移?仅仅是幼稚和执拗吗?他们的行为和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发动是纯属巧合还是有着非同一般的联系?而她个人的身世又是怎样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海龙就是这样:衣食无忧,胸怀大志;能吃大苦,热爱生活。而且,一定要打破常规陋习;而且,不断要制造奇迹;而且,走到哪里都是最抢眼的一个。。。。。。虽然她已去34年,一切都像昨天一样历历在目。我经常想起她。

27岁,对她来说既短暂又漫长。我们都在老去,而她留在我们的记忆中,永远定格在风华正茂的27岁。
    
海龙:全名李海龙,小名李小兰。
           1949年生。
           1965年入北京石油附中高一。
           1968年去山西盂县东梁公社南蒋大队插队。
           1976年去西藏支边,同年因车祸去世。
          
其父:李六如,共产党元老,湖南平江人。在解放区根据地曾任毛泽东秘书 。著有自传体小说《六十年的变迁》上、下集。
其母:王美兰。

李海龙1968

每一个与我非亲非故,却在我最痛苦最窘迫的日子里,给我温暖慰藉的人,在我心中永远占据重要的位置。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英年早逝的朋友。以及那“并不如烟”的往事。


                                                 完稿于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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