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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同苏:因“老炮儿”而来的回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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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们儿就是道义——因[老炮儿]而来的回忆
Posted on January 6, 2016 by admin
刘同苏

(电影[老炮儿]中人物的实际原型以及那个时代的真实故事。)

实际上,我要说的这些人是“老兵”而不是“老泡儿”。在那个时代,“老泡儿”是指那些在黑道上“泡”了很久的老资格流氓,特别是蹲过“炮局”的。“老兵”就是“老红卫兵”,稍后又泛指大院的干部子弟。尽管老兵与老泡儿是对头,但事后一看,却透着同一时代的特质:崇尚爷们儿。爷们儿不是好勇斗狠,也不是仗势凌人,而是男人,也就是有道(即“盗亦有道”的道,也就是黑道的规矩),讲义气(对自己人负责任),有担当(事儿来了,自己扛着),守诺言(我的话就是金子)。江湖的道义就活在爷们儿的生命里。有爷们儿,江湖上就有道义;没有爷们儿,道义就是上下嘴唇一吧嗒出来的空气。爷们儿就是有血有肉的道义,活的道义。

那时我居住的地方是中央分局的宿舍。后楼里住着一位农大附中的红卫兵,名叫宫晓风(其父是我父的部下),绰号“大头”。由于他的缘故,常有农大附中红卫兵来院里玩,印象深刻的有三人。那时真正的老红卫兵彼此还以“老”相称,大概最初是出于革命的豪气,其后也演变成了江湖的尊重了。三人分别为老姜,老丁,老廖。老廖的名字已经记不起来了;人很憨厚,自称土廖,来自一个较小单位的宿舍,常说他们那儿是小院。记住老廖是因为一件小事。有一次老廖来院里玩,进来就说:在傍边路口被两个人劫了。两边大概发生了这么几句对话:“哪儿的?”“农大附的。”“叫什么?”“廖某某。”“听说过。去哪儿?”“华北局。”“走吧。”大头一听,立马带了两三个人骑车冲出去了,结果在周围找了二十多分种也没找到那两人。这事在现在根本就不是个事儿(其实,老廖当时就说:算了,也没什么),但在那时就是打架的茬口。劫道并非都是劫钱或劫色,更多地是一种类似黑社会的礼仪性行为。劫人是表示高于你的一种权威,在当时叫作“拔份儿”。在这一事件里面,老廖被劫时提到了两个份儿很大的集团(农大附红卫兵和华北局大院),但对方并没有对他以礼相待(一般会说:“自己人”,“都是哥们儿”,以表示尊重,友好与平等),这就不仅压低了老廖的人格,而且侵害了这两个集团的名号以及背后的权威。为名号从而权威而战,就是当时黑道的道。顺便说一下,在当时的社会上,某校红卫兵大都不再作为一个集团而存在。老红卫兵多数都在逍遥或作政治思考,并不到社会上去打打杀杀。只有少数几个学校的红卫兵仍以集团身份活动。农大附红卫兵可能是唯一纯以过去的组织横行社会的老红卫兵。“三校联防”的“翠微”,“育英”,“太平路”三所学校,因为学生就散居在周围的军队大院,所以,与其说是学校红卫兵的集团,不如说是以红卫兵为名的大院地域集团。三十五中红卫兵虽有彼此联络,也就是一个以各大院为基础的松散联盟。老丁是建工部宿舍的丁克白,人称“丁克”。丁克的名头虽大,但我对其所知不多,仅听他同院的人说:有丁克的哥们儿调侃丁克,当着丁克的面诵了两句自编的顺口溜:“天上色云来,地下丁克白”;或许那就是他的兴趣方向。

真正要说的人物是老姜。那时北京真正在道儿上“晃”过的人没听过“姜克”的大概不多,姜克就是老姜,姜克敏。据我们学校(八一学校)的“老兵”说,老红卫兵在政治上风起云涌的浪头上,姜克敏与农大附红卫兵并不在显赫的位置(只要想想清华附中红卫兵能让毛泽东给他们回信,而该信中直接提到了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就知道农大附红卫兵差得有多远);哪怕是到了“联动”时代,也未见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没想到以后在社会上(即江湖里)他们倒横冲直撞,风头甚健。“八个样板戏”首次上演的时候,北京好事的青少年都连夜排队买票(时称“排票”)。各个样板戏的戏票都在首演的剧场出售,唯“红色娘子军”的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售票处出售([血色浪漫]中天桥剧场门口排票打架的场景是错置了地点)。在“破四旧”与“反帝反修”的窒息性红色浪潮中,仅仅“芭蕾舞”三个字就能唤起青少年们莫大的憧憬。我想天桥剧场也是怕事,才将售票这个惹事的烫山芋扔给了“工体”。对于青少年,排票的重点不是“票”而是“排”;排票本身就是一个兴奋。真正玩“排”的排票者头一天下午就到售票处门口占位,一夜都是经历,有着各种插曲与亢奋。那晚,姜克等人到达“工体”时,售票处前已经挤得看不见售票口。他们的做法也很简洁,很有那时顽劣少年的粗暴创意;他们直接撬开售票处的门,在里面待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于售票之前,从售票窗口踏着人头降下,强行踩出了窗口前那一片地方,于是,每一个人都买到了最好的票(那时,一人限售二张票)。各路好汉里面,能进售票处的少数人,不是份儿极大者,就是他们罩着的伙伴;其他人,即使偶然混进去,在里面也待不住。下半夜,姜克发现里面的人越来越多,就去问看守门口的老廖“怎么回事”。老廖说,里面那些份儿大的人往里招呼人,他的面子下不来,也不好拦着。姜克小棉猴儿一套(这可能是叙述者的错误印象。以我所知,姜克敏身材高大,一般尺寸的棉猴儿可能上身后显小),说:“你去睡觉,我来。”此后,无一人再敢往里招人。以此可见姜克在北京道上的地位。以上并非我的亲历。因为政治狂热,我当夜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排“智取威虎山”的票,因为该剧被那时的宣传吹捧为京剧革命的最佳典范。同院一位名叫林光南(外号“猴子”)的在场,次日便在院里绘声绘色地描叙了当时的大量细节;前夜当然的在场者“大头”,也带着倨傲的微笑证实了那些叙述。顺便说一下,也有未经排票就拿到戏票的。前“三司”的第一人蒯大富,当时已经成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首演当晚,蒯大富蒙着大口罩低调地溜进了满场“老兵”的天桥剧场。不想还是被人认了出来。场内的“老兵”拥满了前几排,多数人站在座位上,口哨,口号(“打到蒯大富”),谩骂,哄笑直轰到坐在第一排正中间的老蒯头上,最终,这个“老兵”的政治死敌灰溜溜地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这些情景是当时在场的北京外语学院附中的“老兵”俞元(其父在“文革”前是交通部常务副部长)向我描述的。

姜克“插队”去了内蒙。因为劳动卖力,被贫下中农推荐成为公社的司机。一日,姜克去旗(相当于内地的县城)里办事,被原来同村的两个老乡找到。原来,那时兵团某团的知青几十人成群地在城里打架,劫道;两位老乡卖猪的钱被其中一伙人劫走了。那年月,一头猪的钱能买人命啊。老乡都知道姜克在北京知青中有名,所以,特求到他这儿来了,让他去说个情。姜克立即说,带我去看看。到了路口,老乡远远地指认了盘踞在路上的那四五十人的一群。姜克独自走过去;在四五十人略带惊奇的蔑视中稳稳地站在他们面前,问:“谁抢老乡钱了?”有一位也许是仗着背后的四五十人之众,冲上来气势汹汹地说:“我。你怎么着?!”(不难在[老炮儿]里面找到对应的现代人物)姜克二话不说,一个直拳把这个仗势欺人的家伙打了个跟头。那伙人立马都抽出了匕首之类的家伙。姜克撒腿就跑;跑到了城边,有一个大石灰堆;姜克窜上去,向下扬石灰,底下的人一下儿也冲不上去,一时间就只好相持着。一会儿,下面有一个似是大哥类的问姜克:“你也是北京的吧?”“是。”“你在北京认识谁?”(注:在打架的过程中,“询问对方认识谁”有三种处境:(1)弱势的一方对强势的一方。通常不会问:“你认识谁?”而是问:“你认识某人吗?”原因也简单,无论对方认识谁,都无助于你现在的情况;只有他认识你也认识的那位份儿大的人,才会对你有帮助。这是避免对方攻击的一种对策。(2)均势的一方对另一方。“询问认识谁”是和解的信号;若有双方都认识的人,架一般就打不起来了。(3)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通常强势一方不会问对方认识谁。但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对方以极少数人(通常是一人)仍拼命对抗时,因欣赏对方的“鲁”劲儿而发“相惜”之情,有时占绝对优势的一方会示大度并以此结交对方。此时,优势一方询问对方认识谁,是给对方一个梯子,让对方上来。双方都认识某人,于是,在强弱之外给了双方对等相处的一个平台。)姜克拍了拍手上的石灰,走下石灰堆,问那些人:“你们谁认识姜克?”有一个小子神气活现地跳出来说:“哥们儿和姜克没得说!”(姜克本人事后说:他当时怒气难当,心想这要在北京,我立马“插”了这孙子)姜克一直走过去,逼近这家伙的脸,说:“孙子欸,老子就是姜克敏。”那伙人一下全围上来了,当然,此次不再敢拿着家伙了,而是一齐说:“算了,算了,别跟他一般见识;他不懂事,他不懂事,…我们请你吃饭(赔礼的意思)。”此时姜克说了一句话,使叙述此事者与听者都为之心动。姜克打住他们,说:“吃不吃饭无所谓,得把老乡的钱先还给人家。”那帮人也还算在道上,立即应承:“我们去吃饭。钱马上给老乡送去。”本人也没在内蒙插过队,向我叙述姜克“野湖之战”的是同院的陆照光;他当时正是该地的兵团战士(“文革”后上了北大哲学系)

提这些陈年的事情,想要显示人是复杂的。一方面,无论老炮儿,还是老兵,都未脱得了超越阶级的共同时代印记,这就是黑道的道义。(顺便一提,老兵并完全不等同于干部子弟,姜克敏就出身工人家庭。)另一方面,暴戾或儒雅的性情也未超出阶级的限制。在干部子弟中,也不乏鄙夷以拳脚棍棒对付“流氓”者,但是,当我们轻蔑地谈论着“痞子”“市侩”(当时大院里对城里平民的蔑称)的时候,不也在对弱势人群实施着语言与思想的暴力吗?歧视还是歧视,只不过蒙上了有点“雅”味的外套。总之,每个人都是复杂的综合体,即使一个“盗”,也可以有他的“道”。在一个人的生命中集合着多种要素,那不是一个脸谱就可以罩得住的。为了证明人性的复杂,下面再叙一事。

有一个礼拜天的上午,与院里十几个小孩在楼门的石台上坐着;其中只有一个“大个儿”(当时院里对“老三届”中学生,特别是高中生的称呼),叫张小兴(其父在文革中被下放到唐山任地委书记),在当时也是北京道上的一个人物。闲坐间,见三四十个身着军装的半大小子急冲冲地从楼间穿过来。张小兴的弟弟是一个在院外交游很广的人,立即俯身对他哥哥说:“谭小三”。谭小三就是插死小混蛋的小坛子;不用指认,明显就是那个走在那群人最前面的领头者。几乎是同时,那群人中的一位也从后面越过一两个人在小坛子耳边低语了几个字,明显是提了张小兴的名头。张小兴慢慢站起来,懒散地往前走了两步,长辈似地亲切训导说:“又到哪儿惹事去了?”小坛子有点惶恐地答道:“没有,没有,就出来玩玩。”“别惹事啊。”那群人呼啦啦地就过去了。(王朔叶京那些已经“痞”化了的小辈根本不知道那时道上真正人物的气度)其实,那时三五十人跑出来,不是惹事才见鬼。在华北局宿舍与铁道部宿舍之间有六座楼房(没有院),主要由北京市不同单位的技术人员和基层干部居住着。其中一栋楼(四栋)的人与国务院宿舍的人打架,对方吃了亏,那天纠集了人(当时称“招人”)来报复。人分三路而来。我们见到的那路是工程兵的,也许还有其它军队大院的孩子。另一路是国务院宿舍自己的人。这两路从楼房没有门的那一边打过来,小坛子那一路根本没有搞清楚是那栋楼,结果打到了傍边的一栋楼(二栋)上。还有一路从有门的那一边打过来,主要是广播事业局宿舍(即“老302”院)的孩子。他们用石头将两栋楼上几乎所有的窗户全部打破,时间持续了十几分钟。终于,楼里有两个小伙子冲出楼来,喊道:“老少爷们儿,就让他们这么欺负我们吗?!”霎那间,两个楼上被欺负急了的男女老少,举着菜刀,拖把,擀面棍,一齐冲了出来。原本气势汹汹的惹事者根本没料到别人会反抗,立即边打边撤了。“老302”的这一路,由于在有门的这一边,就被人追上了。有一位姓高的坚持让别人都撤,一人留下断后,最后被追击者围住,摁在地上死打(也难怪,所有受欺负的气都撒在他一个人身上了)。那个最初与国务院宿舍打架的小伙子(绰号“小二”)骑在他身上,在他大腿与臀部上捅了四五刀。我的一位朋友(名叫唐纯杰,其父是一位右派)住在四栋,也出来追击,零距离地观察了该人被虐的过程。此人从头到尾,无论怎么打,包括那四五刀,咬着牙没哼一声。这位朋友一直惊讶(对我说过四五次):“这人是没有感觉呢,还是真不怕痛?”并对其一人断后的担当以及死不讨饶的傲气印象深刻,反复用了一个字面意思不分明却在当时立即被众人意会的词“你们干部子弟的那股劲儿”(这劲儿就是干部子弟与当下“官二代”与“富二代”的分野)。与人打架吃了亏,却打到人家家里去并殃及了那么多无辜者,即使是未成年的孩子,也是够卑劣的。但是,其中这位的担当却反映了爷们儿的一面。我敢打你,那是“横儿”;你若能打回来了,我也担着;这就是“盗”而有“道”。不象[老炮儿]里面描述的那些现代混混儿:仗势欺人的时候张狂地无比,人家反击了就往国外跑;打个比自己大三四十岁的老头打得那叫蛮横啊,被老头拿住了指头就孙子般地撅在地上学猪嚎。

顺便说几句关于[老炮儿]的看法(不涉及艺术)。如今世风日下,规矩皆毁,都闹到了要流氓呼吁“规矩”的地步了。尽管盗亦有道,但到了“盗”都感觉到了无“道”的时候,这世界已经堕落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了。电影中最被人垢言的荒诞之处,就是片尾要到“中纪委”去寻“道”。“中纪委”真能有“道”,还需要流氓出来呼吁“规矩”吗?当然,电影中塞进这么一个自我颠覆的东西,有着大家都能理解的必要原因。再则,“规矩”作为生命的样式,是活在人的生命活动里面的。真实的规矩都是由血肉承载得。得有人活出来,规矩才活着。世间不缺少写在纸上的规矩,缺的是活在人血肉生命中的规矩。黑道的道不是由武林大会颁布的,而是由“六爷”们的活法颁布的。世无规矩,因为在人的生命中已经见不着规矩了。最后,虽然规矩活在血肉中,规矩却是对纯然物质的超越。规矩就是不计功利不畏权势的“当为”与“不为”。当为的,虽万死亦不辞;不当为的,万金放在面前了,也不为所动。如今,甚至在教会里面都丧失了“道”的超越。作为全然支持“家庭教会”的牧师,当我走向对岸那摧城的黑暗时,不止一次感到“野湖”冰上的孤独。不为当为,却为不当;利益与恐惧大过了道,就无人会踏上殉道的湖面。有时,教会的特殊似乎不是有所当为的勇气,而是以冠冕堂皇的名义给“不为所当”一个大言不惭的自我遮盖。若教会里面都失去了公义之道,世界又到哪里去找它的规矩呢?

(文中的故事都是对“文革”中私下谈话的回忆。其中也许有与事实不符之处,望当事人本人指出。)

DH says:
June 21, 2016 at 8:22 pm
刘同苏牧师文中提到的农大附中的“三剑客(克)”:姜克,丁克和老廖(即土廖,记得是老高二),使人想起文革中的那段岁月。建工部的丁克大约是拍婆子的老手,姜克好像也就是个“好勇斗狠”的角色。土廖听说是工人家庭出身。当时真正的“老兵”多“颓废”或反思去了,于是“农大附”一类的“二,三类学校”的“红五类”就“张狂”起来,干的最多就是聚众打架(叫叉架)拔份。这种没有“政治头脑”的打群架,为很多老兵所不齿。土廖后来到陕北宜川插队,还在县城见过他一次,后来不知了去向。
育民小学在礼士路铁道部宿舍西边,西便门的国务院宿舍是一箭之遥,一些同学来自这些“大院”。广播局的宿舍和学校就隔着一条马路。华北局宿舍好像在天宁寺?年代久远,有些记不清楚了。谢谢刘牧师的年而有轮。记录了那段历史的点滴。
刘同苏牧师文中提到的农大附中的“三剑客(克)”:姜克,丁克和老廖(即土廖,记得是老高二),使人想起文革中的那段岁月。建工部的丁克大约是拍婆子的老手,姜克好像也就是个“好用斗狠”的角色。土廖听说是工人家庭出身。当时真正的“老兵”多“颓废”或反思去了,于是“农大附”一类的“二,三类学校”的“红五类”就“张狂”起来,干的最多就是聚众打架(叫叉架)拔份。这种没有“政治头脑”的打群架,为很多老兵所不齿。土廖后来到陕北宜川插队,还在县城见过他一次,后来不知了去向。
育民小学在礼士路铁道部宿舍西边,西便门的国务院宿舍是一箭之遥,一些同学来自这些“大院”。广播局宿舍就在学校的南边。华北局宿舍好像在天宁寺?年代久远,有些记不清楚了。谢谢刘牧师的年而有轮。记录了那段历史的点滴。
赞成刘牧师的这句话:“中纪委”真能有“道”,还需要流氓出来呼吁“规矩”吗?

http://www.liutongsu.net/?p=2088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8-11
“盗”义与豪气——因老炮儿而来的回忆(二)
刘同苏

1968年。夏天还在释放着最后的热量,游泳的热情已经消褪,没有人再情绪高涨地走去玉渊潭(包括八一湖)消磨一个下午,去院后小河的人也少多了。太阳稍一偏西,大院里到处都晃悠着一群一群的孩子。“官兵捉贼”。“电报”或撞拐之类的游戏,被自视高的孩子轻蔑为“小孩玩意儿”,那些自以为超越了小孩的孩子们时髦谈论些白道或黑道的小道消息。王燕生(其父在文革中被下放到河北省委主管财贸工作;1976年夏季去唐山视察工作,于到达当天夜里死于大地震的横祸,系唐山大地震里丧生的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家住在楼最东面的一层,阳台前是一个三岔路口,前后楼的小孩常聚在那儿闲聊,外院来的大个儿也往往会在那儿歇脚。我二哥去解放军外语学院之前曾与燕生的哥哥同过学,所以,我那时与燕生走得很近,常跑到他家阳台上俯瞰下面小孩们的动静,也得以与过路的大个儿聊聊天。那些歇脚的大个儿并不下车,只是一只脚登在地上或阳台的下沿,趾高气昂地阔论着各种外边的大事。其中也有低调者愿意与小孩说几句的;平时在地面上只能仰视这些大个儿,在空间条件上已经排除了平等聊天的可能,而阳台的地利给了我们与大个儿面对面的机会。

一日,院里没人,停在阳台下的一位外院大个儿特别耐心地与我们谈了起来。话一长,就深下去了。那时,小孩们正热谈着“插”死小混蛋的事件。即使对于小孩,死亡也是一件极为沉重的黑色东西;我们乘此机会对这位大个儿提出了关于该事件的质疑:打架把人打了就行了,为什么要将人打死(那时,打架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打死人好像已经越出了打架的道)?也许是事关道义,那位大个儿非常的苦口婆心,很有俯就的姿态。他没有援引强权理论(“打死他怎样了?他厉害时不也得打死咱们吗?”)或者阶级学说(“狗崽子,能让他们翻天吗?红八月时打死的还少吗?”),也不是官办的调子(“这流氓,分局正抓他呢,我们这是为民除害。”),他说的恰恰是黑道的道:小混蛋为什么叫“小混蛋”,那是个不讲规矩的人。某某某,你们知道吧?(见我们对那个“大名”有些懵)某某院的。跟小混蛋在北海“茬”上了,对了一会儿,最后讲和了,你猜怎么着,人家一回头走路,小混蛋立即从后面给人家一刀,那刀疤我都见过。你们说,这种人能留着吗?(按照黑道的道义,“背后偷袭”与“背信弃义”是永恒的卑劣,甭管老兵还是老炮儿,都不能容。那时男人对男人的最高挑战就是“单挑”或“单练”,就是使用同样武器面对面一对一的决斗。)不管他说的是真或假,在理直气壮去打小混蛋的那些道理里面,确有黑道道义的一份儿。他的苦口婆心并没有完全说服我们,但多少加重了心理上打杀小混蛋的正当性。顺便说一下,在那个法律全然崩溃的时代,由那么年少的孩子提出那种关于正当性的问题(尽管是黑道上的正当性问题),也是极为离奇的事。那大概是通向某种未来的前定,后来的法官(燕生)与法学学者(我)的生涯也许正是从那隐约的公义直觉中发展出来的。若时光能够倒流,可见那次阳台上的“交叉提问”正朦胧着未来的判例与宪政结构,而那才是真正能够超越老兵与老炮儿的东西。

阳台下那些肆意横流的唾流早已在时间的积尘下全然消散了,只有掠影般的画面与砾石似的片语从积尘下偶然地挺了出来。一日,阳台下的一群人在闲扯着漫无边际的杂事,忽然,在并无秩序的嘈杂里面,“杨小阳”三个字抓住了我的注意(与一般小孩不同,我很早就开始注意文革和老红卫兵里面的大事)。抄家时代的老红卫兵多还保持着革命的清纯,我的家人与朋友里面有不少以浸洇着纯洁的激情参与过这个暴劣的行动;在那些撕裂人格的恶行场景,面对着满地的金银和随风飘洒的大额纸币,他们用不为所动的革命童贞,显示了那罪恶更为痛彻人心的方面。杨小阳和他的老红卫兵战友却另辟一条蹊径:他们从抄来的现款里面拿了二十万元购买乐器,创办了文革中北京著名的老兵合唱团(原名为“西城合唱团”)。提到“杨小阳”名字的外院大个儿,中等身材(似乎姓“李”),在人群中并不起眼,但在音调不高的随意谈话里面,却透着一种男人特有的味道;他正以一种不在乎的口吻,讲着政府查办他们的事情。他与他哥哥是杨小阳的同伴;当北京市政府将他们的事情定为一个案件以后,他们与杨小阳一道被公安局拘捕了;最后,为了了事,他们一伙的各家家长分摊了赔偿乐器折价(乐器已经被没收)以后不足二十万元的那部分;他说:因为我和我哥哥是两人,我们家赔了八千块(恕我记忆不清,或者是四千块)。在当时,即使对我们这样的家庭,这也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有小孩以未经事故的那种好奇心,急切地插进来问:“雷子(即便衣警察)”有没有打你?他以略带骄傲的口吻不经意地答道:哦,在公安某处,他们才把我打晕过去五十八秒。我再也没见过这个外院的大个儿,但是,这句带着时代男人风范特性的闲谈片语,将那个现在想来还十分年少的脸深刻在我大脑的硬盘上。

单就经历过的史实而言,王朔以其“后老兵时代”大院子弟的猥琐经历,描述了那些斤斤计较的小肚鸡肠,那些以滑稽冒充幽默的调侃,那股用“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借口而掩盖自己不讲道义之卑鄙的混劲儿,彻底歪曲了老兵时代的特质。老兵与老炮儿那些“盗”,还是有“道”的,这是“我是流氓我怕谁”那一代完全不具有的东西。有“道”,才有豪气,因为豪气恰恰要求有不计功利不惧险恶的勇行。那种豪气就是老兵时代的特质。上篇里面姜克赤手空拳独斗四五十人的事情,讲的就是这种豪气。在王朔叶京们身上有丁点这种气质吗?但是,豪气有正用的时候(如姜克为老乡出头),也有误用的时候。下面的两个“豪气”故事,可能更多是“盗”气,而非“义”气。

上篇中提到的丁克,并非百万庄一带的第一人,那片真正的老大是我的校友刘历远。刘历远是谷牧家的老三(太年轻的人可以百度一下“谷牧”或“刘历远”)。有一次,刘历远独自从西边回来,骑车行在二里沟路上,没注意骑的太外,压住了二路电车;电车司机也是一个气盛的壮汉,就按起了喇叭;刘历远一气,就故意压了电车一段,没想到,他让了电车以后,司机用车别了他一下,彻底地激怒了他。他骑着车一路追到动物园总站,冲进满是司机的总站休息室,将那个壮硕的年轻人打得满脸是血。这个故事是我在八一学校时代的好友陈維扬(其父是济南军区原政委陈仁洪;他本人后来也挂上少将牌牌任总参军训部的副部长)告诉我的,他的消息来源无非是他的那位在我们学校参加了老红卫兵的哥哥。刘历远后来以大校军衔退伍,我私愿他在军中的升迁是那股豪气正用使然,而不是凭借了父亲的地位。

另外一个极为相同的故事牵扯着另一位名人。在专制主义之下,投票就是一个过场。目前成为假民主笑柄的申纪兰几十年如一日,从未投过“反对”或“弃权”票而被“誉”为举手机器。我父亲被打倒而放到山西的时候,这位时任省妇联主任的农民大妈倒是常来家里,其实,她不过是一个极为和蔼的好好大妈,只是由于时代而被错置了地方。那个时代的另一位女性却以极为严峻时刻的“反对”票而彪彰史册。陈少敏阿姨是一位极具个性和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是共军中少有的善战女将,曾任新四军五师副政委。在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会里面,她是仅有的三位女性之一;另两位是中共的元老级人物,邓颖超与蔡畅(若还要去百度这两个名字,那你就太年轻了)。四九年以后,中央原要调她任山东省委书记,后因身体缘故,又要另调他处;陈少敏以自己粗旷直率(实为豪爽而耿直)为由,拒绝担任妇联或组织工作,要求前往工会,于是,去任了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八届十二中全会时,陈少敏身有重病,却坚持抱病赴会;当全会决议开除国家主席刘少奇出党时,陈少敏以女性之身行豪杰之事,是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唯一没有举手同意决议者。在文革的险恶形势之下,以豪气挺身而出,行了道义要求的当为之事,这位阿姨至今使我这位推崇宪政的男性晚辈汗颜(另记:我太太小时候不懂事,在院里跟着别人喊:“打到陈少敏”,她妈立即给了她一个嘴巴)。散会时,康生气急败坏地冲过来,质问陈少敏为什么不举手(即不投“赞成”票),她强硬地回嘴:这是我的权利。这就是以命活出的民主,哪怕是在一个无望民主的专制时代。今日无民主,不是无制度,而是无以命活出民主制度之人。民主制度常罩着懦夫(这恰是民主的长处),可是非豪气就不足以创立罩着懦夫的民主制度。

我要说的当然不是这位阿姨的故事。我从未见过陈少敏;我和她的唯一有形交织,就是她逝世后,我太太家搬进了原来她住的单元。陈少敏婚后很快丧夫(因革命之故),从此一生未嫁;想想也是必然,谁能收的了如此豪气冲天的女杰呢?就以八届十二中全会论,那些俯伏在强权下的中共领导人,哪个配得上这位义薄云天的巾帼英雄?她后来收养了两个侄子,其中的那位弟弟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两位养子身材瘦长,因此而略微驼背,得号为“大虾米”和“小虾米”(“全总”院里也有叫后者“二虾米”的)。多年来,除了这个海产品的绰号,我还真不知道这两位的大号。此次一查,才知道要写的主人公叫“陈卫平”(即“小虾米”)。文革开始后,特权都没了,各院的小孩都跑到后边的煤场去买煤。一次,小虾米因排队是否公平而与煤场的工人吵起来了;那些因文革而忽然可以操控别人日用饮食的工人也自大了起来,在蛮横的争吵与推搡中竟然将小虾米的背心扯断了;小虾米大怒,在傍边那些工人手持的闪亮长叉(用于铲劈材)之间冲进办公室,一会儿,他昂着头走出来,又一会儿,那位前面以为大权在握而猖狂无比的工人捂着流血的鼻子哭着蹭了出来。我常疑惑,也许小虾米那时还年少,将从陈少敏阿姨那里继承的豪气错用了地方。

有一段时间,小虾米不知从哪里弄了一双将校靴,锃亮得晃人眼(其实,真有部队背景的孩子穿这类东西倒没那么精心)。刚看他闪亮了几日,却遭了事。我们后楼上住着一个李姓的小孩,比别人晚上了学,又人高马大,绰号“老五”(其父是一个二几年就参加共产主义革命的老干部;他本人后来进过河北省篮球二队)。他那时已经功利得只计势力,勿论阶级了,与城里的势力派广有交往。那日,老五与新街口的华子等一干人在商场傍边闲站着,见小虾米骑车经过。老五对在城里颇有势力的华子说:那是“全总”的小虾米,你看那靴子够亮吧。华子说:你把他叫过来。老五喊了一声:小虾米。小虾米不明就里,一过来就被人围上,将他的将校靴劫走。小虾米回去立即查明是新街口华子所为(奇怪的是他竟然一直不知道是老五使得坏),第二天就带了七八个人奔新街口去了。一进那个大杂院,见四五个人不知为何正各操两把菜刀剁馅子。他直奔着一个昨天见过的人去了,说:你还认得我吗?未等人回话,一拳将那人打倒在地。在陈家的传统里可能永远流淌着这种不管形势而一味硬干的豪气,小虾米在出拳的时候,根本没管周围的几个人两手都握着菜刀。在那人应声倒地时,几把菜刀就招呼到小虾米的身上。“全总”这边的人只带了匕首弹簧锁这类的武器,根本无法与双手挥舞的菜刀匹敌;幸而有一位李姓的大个儿恰巧携了菜刀,他一手挥着菜刀,一手将已经晕死过去的小虾米从刀丛中拖了出来。鲁莽出拳的小虾米此时已经身带十几道刀痕。李姓大个儿将小虾米驼在自行车后座上,直骑到长安街,小虾米才哼了一声。李某此时还有心思调侃了一句:你还活着哪?!据说李某后来越境到老挝参加了人民军,把那点淡然面对生死的劲儿用在了世界革命上。在王朔辈身上,是找不到这种豪气的(无论正邪),更不用说当下这些“官二代”或“富二代”了。王朔叶京那一辈,其勇气也只够在班级或院里称王称霸,偶然鼓足了勇气玩了一回心跳,也就是奔着发回小财或者感官享受去的,绝不会投到解放三分之二劳苦大众这类的事情上去。上面那个故事是从“全总”与“华北局”两个院不同孩子的叙述里脉络出来的;两厢对照,有了一个大致的梗概;由于叙述者较多,就不一一提名了。

初看上,这都是一些衙内所为,但是,实际缘由要复杂得多。那时,谷牧与陈少敏都被打倒了,刘历远与陈卫平恐怕非但仗不了什么势,反倒会受某种牵连。上篇提到的外语学院附中的老兵俞元,因不忿官方红卫兵的头头假招子,找茬打了他一顿,立即被校革委会定为反革命报复(因其父亲已被打倒)。老兵的气势主要是“红八月”前后的经历造成的。由于政治利用的策略,老红卫兵被授予了太大的毁灭权力,从而,养成他们不可一世的骄狂之气。一群毫无社会阅历且理性尚未发育全的毛头小子,却被赋予了批斗师长粉碎国家权力机关的尚方宝剑,这只会在人格里面生成一种嚣张的凌人气势。当然,青春期的英雄崇拜更涨了这种嚣张的势头。不过,对于小虾米,有着另一种缘由。陈少敏军旅了多半生,对教育孩子完全外行;对两个虾米的教导,只想得起用军人善长的手段,就是拳脚。她凡事竭力而为,要打,就认真打,打日本人是如此,打两个虾米也是如此。据我岳母说,陈少敏每次打大小虾米,她的秘书都吓得胆颤。棍棒出不出得孝子不知道,但小虾米对拳脚绝对不陌生(顺便一提,以上为一笑,陈卫平夫妇对陈少敏是极为孝顺的)。

豪气是一种内在的大。由于是内在的气,所以,往往带有超越的意味。不巧,这是一个“庸夫高枕而有余”的小时代。到处都是只计有形得失只顾当下利益的蝇营狗苟。社会上是这样,教会也被染成这样。打着“象蛇一样灵巧”幌子的怯懦与实惠到处可见,而“起来,迎接那些抓我的人吧”的豪气却难寻了。哎,这是一个没有男人的时代,社会是如此,教会里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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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的公义——老兵与老炮儿 (三)
(电影[老炮儿]的情节原型)

那时,院里的孩子们因学校停课而无所事事;在那些松散到无聊的日子里,任何有点刺激性的事儿都能引起小孩儿们极大的兴奋。一日上午,忽响起一片嘈杂:“大头去打架了”,“大头去打架了”“…”,“去哪儿?”“某某学校!”随着小孩儿们跑出来,刚好见到大头带了二三个人往院外走去。我们二三十个小孩儿便跟在后边;行走间,也辨明了事由。昨天晚上,大头的弟弟二峰在院外碰上了某某学校的几个红卫兵,不知为何两下呛呛起来;二峰可能是仗着哥哥的份儿大,说话很是强硬;对方那几位里面有一个是红卫兵组织的头头,见这个小孩儿怎么狂,就给了他一个耳光(时称“打了一个嘴巴”);二峰撂了一句:“你等着”,就哭着跑回院里;不巧,头天晚上,大头在学校没回家;今天,回来听说,就直奔那个学校去了。我们一进学校,里面的红卫兵听见也从楼上下来了。大头走到楼前的台阶时,楼里呼啦啦出来了二三十人,正好从台阶上面与大头对峙着。领头的正是那位红卫兵头头,张嘴就问:“你是哪儿的?”“农大附的。你就是某某某?”“是。”“你为什么打我弟弟?”“我没打他,只是摸了他一下。”话音还没落,就听到极为响亮而清脆的一声“啪”。正站在大头后面的我,见到他的右手迅捷地在那位红卫兵头头的脸上划过一道弧线,后者左边的面皮立即一片血色。“我也摸你一下,怎么样?”见到呆立着的那位因打人而被打者还瞪着眼,大头又劈头盖脸地教训了他十分钟,其主旨是“有种的别欺负小孩儿”之类。见对方没有还击的意思,大头就带头回院了。他走了几步,似乎忽然想起什么,又扭头走回去,对着那群人,手指着自家住的那栋楼,说:“我就住在那栋楼。谁不服,到那儿找我,我随时候着。”你“摸”了我一下,我就一定要“摸”回去。这就是盗的公义。你打一个小孩儿,那是不上道的事儿;我在你们一群人中公平地打了你,这才是盗应有的道。连在盗那里,道都不仅仅是用强力划出来的。盗的道得用拼命去撑着。世上无道,只因没人为之拼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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