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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海瑞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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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即将开始之时,一名中学生,一名大学生,一名中学老师,因为各自写了文章反对姚文元,卷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文祸”

中学时代的马以鑫

1965年12月3日《文汇报》发表林丙义评姚文元文章

1965年12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姚全兴的文章

闯下“文祸”时的姚全兴

1966年10月,“文革”初期的林丙义

1966年“文革”开始,中学生马以鑫到北京“大串联”,在天安门广场参加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活动

1966年姚全兴(左)到北京“串联”

左起:姚全兴、林丙义、马以鑫(图/雍和)

午夜,姚全兴惊醒了过来,浑身是汗。他掐了一下胳膊,确信自己又一次做了梦。梦里是批斗的场面,满墙都是批判他的大字报、大标语,无数只胳膊挥上挥下,口号声震耳欲聋……

47年来,每隔一两个月,他都被这头梦的恶兽追赶,撕咬。近两三年,梦的次数好像多了起来。

“听老人讲,人年纪大了,做的梦都是年轻时候的事。”林丙义一口上海话里夹杂着福建口音。他的梦里,也是满墙的大字报,一张又一张的报纸,令人心惊肉跳。

报纸?“是的,报纸,报纸上又有文章点到我的名字了。 ”

噩梦开始于47年前,那一年,姚全兴23岁,林炳义28岁,马以鑫15岁。

那年,那月

1965年11月10日,马以鑫记得很清楚。在学校读报栏,他看到一篇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是敬业中学的高中生,平日热爱文学和文艺,关心社会动态。读罢,头脑里冒出两个问号——“第一,海瑞到底是好人坏人?我印象中海瑞名气很大,是个很有影响的清官,老百姓一直很爱戴。第二,我们今天看海瑞的戏到底学什么? ”

他跑到阅览室,又把文章认真读了一遍。礼拜天,他到上海图书馆找来相关的历史剧、吴晗的文章和剧本,看了大半天,觉得“文章和实际距离太大”。他用5张活页纸写下自己的思考和感受,把文章寄给《文汇报》,署名“马捷”,同时附上一封信:

“编辑同志,我是一名中学生,喜欢文学,爱读你们的报纸,姚文元的文章看了以后有点想法,现在写成一篇文章,也许是不对的,但这是我的想法。”

四五天后班主任找到他,说《文汇报》来电话,让他下课后到报社去一趟。“她问,你写了什么文章?我说反驳姚文元观点的。她很惊讶,一下子全班都知道了。”

马以鑫坐电车到了位于圆明园路的报社。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正等着他,手里拿着几张用红铅笔画了许多横线的纸。他是时任《文汇报》总编陈虞孙。“他先问我怎么会写这个文章。又问我父母情况、读书情况。”谈话快结束时,他说文章“还没有击中要害,观点比较散”,但他们准备采用,让他回去抓紧时间改一改。

回家路上,兴奋过后,一股悔意涌了上来 。“第一感觉大概是做了一件傻事,姚文元怎么可能有错?第二从班上的反应、老师的神态发现不太妙,他们好像都有些不屑。我真的有点怕了。”

他还是有一点“历史经验”。小学时,有一个姓巩的数学老师,教得很好。“忽然有一天,学校不允许他给我们上课了——他被打成右派了,被分配打扫厕所。在学校里,他被完全孤立了。”

马以鑫觉得自己太锋芒毕露,他没听陈主编要他“击中要害”的指示,而把原稿改成一封态度谦恭的“读者来信”,一再声明自己只是个中学生,要好好学习云云。

第二天一早,他把改好的稿子送到报社。期间,他到附近的南京东路溜达一圈,发现新华书店里姚文元的单行本出版了,绿封面的。他暗自庆幸把文章改了!

11月30日上午第二节课后,隔壁班有同学问他:“马捷”是你吗?你的文章登出来啦!他直奔三楼阅报栏,在《文汇报》第四版看到一行通栏大标题:“关于《海瑞罢官》问题讨论(1)”,底下正是他的原文——《也谈〈海瑞罢官〉》。他立刻托老师打电话到报社,问怎么用的是原稿。那边只说了4个字:“我们需要。”

一下子,马以鑫成了名人,全校老师和学生都在议论这件事。年底,他收到报社寄来的一笔“稿费”——十来本书,有《马恩论艺术》上下卷、《毛主席论文艺》、《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等等。

12月16日,看到《光明日报》登出自己的文章时,姚全兴的头脑“嗡”的一声——以后会有什么麻烦么?当然,小小的不安被更多的激动与狂喜淹没。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印在报纸上,整整占了半版!

姚全兴当时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函授班学员。11月15日,他从《文汇报》上读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后,很不以为然,觉得姚“太霸道,太不讲理”。

课堂上,历史系老师王家范也谈到姚文元的文章,“他说:吴晗未必错,姚文元未必对,你们有兴趣的话,也不妨写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当时报纸上正在鼓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受到鼓动的姚全兴自信地写下“不能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写道:“(姚文元)用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认识问题、处理问题”,“随心所欲地把没有必然联系的两回事拉在一起,进行机械的类比。认为剧本中写了‘退田’、‘平冤狱’,也就是要我们学习‘退田’、‘平冤狱’……如果按照这种奇怪的逻辑进行文艺评论,那么写李自成起义的戏,就是要我们学习起义吗?”

中学教师林丙义忧心忡忡地扫过自己发在《文汇报》上的文章时,注意到有一段编者按:“我们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为了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

这让他悬了十多天的心放了下来—— 自己只是响应党中央的“双百”方针,发表了一点不同看法而已。

林丙义是被人“推”“拉”进这场讨论的。他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分配时,他的老师、著名学者周谷城勉励他在工作岗位上继续做学问。11月下旬,《文汇报》记者周国荣专程到虹口中学找老师们开关于《海瑞罢官》的座谈会。周表示:“欢迎诸位发表不同意见,可以与姚文元商榷,展开学术讨论。”在他的引导下,林丙义主要讲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另一位历史教师也发了言,为吴晗做一些辩解。

几天后,周记者又出现在虹口中学,请他俩就之前的观点写一篇文章。林丙义答应试试看,心中却顾虑重重。

“一个原因是1957年有过‘反右’,对于‘祸从口出’有深刻印象;二是60年代前期,文艺界批判《李慧娘》、《早春二月》,哲学界批判‘合二为一’,史学界批判‘资产阶级史观’等,我感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剧烈。姚文元是大批判中的著名‘左派’。写文章与他商榷要慎重考虑。”

举棋不定,他找了自己信任的校党支部副书记,副书记表示:就按记者的要求写吧。他又找大学同学沙健商量,沙健也支持他写。“当时我们有个想法:社会上的大批判对象都是些代表性的人物,我们中学教师还够不上成为批判对象。”

写文章期间,他打电话给周国荣再次确认约稿主题,对方答复:“写不同意见。”此后,周国荣每天都打来催稿电话。

成稿后,林丙义仍在犹豫,第二天傍晚才通知周。当夜12点,周派人骑摩托车赶到虹口中学将文稿取走。这在汽车、摩托车很少见的1960年代是很稀罕的举动——这位周姓记者后来是“文革”期间叱咤上海滩的人物,1967年“一月风暴”后,成为《文汇报》3个造反派头头之一。

林丙义是从史证和推论方法上与姚文元商榷的。他反对姚把明朝的“退田”、“平冤狱”与“单干风”、“翻案风”等同起来,认为两者“是很难比拟的,两者性质不同,历史条件也不同”。他也反对姚文元文章的基本观点——说海瑞要乡官“退田”,“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

一名普通中学教师当然不知道最高层的风云,他单纯地以为这只是学术问题。他不知道另一个人也卷入了风波——他的大学老师朱永嘉。因为《海瑞罢官》,这位研究明史的复旦青年教师的人生由此改变。后来有人评价说,“以姚文元的水平,是绝对写不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朱后来成为上海写作组负责人,是“四人帮”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

风波渐起

12月15日,一篇署名“劲松”的文章——《欢迎“破门而出”》出现在《文汇报》上,对林丙义点名批评,主要针对他所提出的“很难比拟”的观点。

林丙义开始恐慌,他隐隐觉得这篇被许多报刊转载的文章“有来头”。他写信到《文汇报》社,承认自己提出的“很难比拟”是错的,但仍坚持自己的其他观点。

三个多月后,《文汇报》又刊登署名“伍丁”的文章《为谁化装?》,引用林丙义的一段话,提出如果按“对土地的占有关系是封建社会划分阶级成分的一个重要尺度”的角度去分析今天的“地主富农”,由于“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那么他们大多数已降到贫雇农一个立场。最后还给林丙义扣上一个大帽子,说他为“失去生产资料的剥削者”打掩护,是为他们化装。

林丙义认为,这文章通篇都是错的”,而且他觉得,对方扣的这顶大帽子让他无路可走,只有背水一战。他立刻打电话给记者周国荣,告诉他自己准备写文章反驳。周表示会将他的意见向上级汇报。

1966年4月12日,林丙义把反驳文章《论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评〈为谁化装?〉》送到文汇报社。他大量引用《毛选》《列宁全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的论点,还引用了土改时的政策文件,证明自己之前的观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问题,“旗帜鲜明,理直气壮”。

石沉大海。他曾到报社去找周国荣,追问文章为什么没有发表,伍丁到底是谁。回答通通是3个字——“不晓得。”

据叶永烈《姚文元传》附录,姚文元从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到“文革”结束,共发表20篇文章,除去某些会议讲话、贺词外,剩下18篇,其中两篇是批判林丙义的。“文革”结束后,林丙义从一位参与过上海写作组的大学同学那里获知,“伍丁”就是姚文元。

“认识问题”

马以鑫也感觉到气氛在起变化。

先是校长找他谈话,问他写文章的缘由和经过。一晚,副校长苏渔溪来家访,笑嘻嘻的,只说让他好好吸取教训,不要有太大压力。此后,苏校长经常到他班上来,吃饭时也找他一起聊聊,像没事一样。“很长时间里,他都竭力保护我。”

12月27日,吴晗的公开检查文章发表后,苏校长特意安排了一次活动,让马以鑫谈谈怎么写这文章的。“实际上相当于让我公开检讨。但我当时没有这么理解。我就谈我是怎么爱好文学,又怎么写了这篇文章。一点都不紧张。”苏校长最后做了总结发言,说同学们应该吸取教训,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培养红色接班人。

压力还是越来越大,学校里开始有同学当面嘲笑他。马以鑫写了一封信给陈总编,说自己很痛苦、很后悔。几天后,他收到一封写着“文汇报社”大红字的信,里头是几行毛笔字。

以鑫同志,你的来信收到,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属于认识问题。不过,从这件事你如能吸取教训,改弦易辙,对你未必不是件好事。陈虞孙。

可将此信交予你们校领导一阅。

班主任当即拿走了信。这封信极大地保护了他,此后压力有所减轻。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文化大革命迅猛地发动起来。

6月初,敬业中学里的大字报已铺天盖地。马以鑫发现,其中有不少揭发他“反对姚文元”、“恶毒攻击姚文元”,是“反姚急先锋”、“修正主义苗子”等等,还有很多是批校领导对他的包庇、纵容。

8月,学校出现红卫兵,并分裂成两大阵营。他做起了“逍遥派”,跑到各大高校去看大字报。他也曾偷偷溜到文汇报社,在满墙的大字报中,读到有人揭发说是陈虞孙授意马以鑫写反动文章,并为他取了“马捷”的笔名。正觉哭笑不得,看到挂着围袋、戴着帽子的陈虞孙,好像在打扫厕所。他没敢打招呼,一溜烟跑了。

有一天,他接到学校红卫兵要他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命令。回到校园,有两个战斗小组分别给了他一张毛主席语录卡。他也做了语录卡,抄了两段话交给两队红卫兵。傍晚正要回家,突然有人大吼:“马以鑫,你不能回去!”他被四十多人围了起来,其中一个红卫兵命令他坐下,一个声音高吼着:“马以鑫,必须老实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

他傻掉了,一时不明白自己到底做了什么。有人“啪”地把两张卡片重重摔在地上,正是他做的。“你还不老实交代,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什么态度!”“你这是感情问题还是立场问题?”

“其实要上纲上线的话,他就是犯了严重罪行了!”马以鑫回忆起这个场景,比划着当时“有点恶毒”的第一反应:看看对方,很夸张地弯下腰,伸出双手恭恭敬敬把地上的语录卡捡起来,捧在手里仔细端详——他这才发现,毛主席头像背景外的那圈金光被他剪得有点毛糙。

正闹得不可开交,两个女同学突然站了起来,高声说:“你们不要瞎搞,这怎么是反革命啦?马以鑫又没剪到毛主席头上身上,你们说来说去就是那个背景圆还是不圆!”红卫兵中有人跟她们争吵起来,更多人愣在那里。

马以鑫感动得想哭。“她们的名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一个叫夏琪玮,一个叫蒋璋。我同她们两个平时不大接触的,讲话都很少。后来回想起来非常后怕。如果不是那两个女同学,事情会没完没了,非逼你承认不可。我一承认就完了,直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上报到公安局派出所。那个时候不跟你讲任何道理!”

令他难过的是,逼他承认“反革命”的叫嚷声中,情绪最激烈、嗓子都喊哑了的也是两个女生,原是和他要好的朋友,经常一起拉小提琴,偷读《红楼梦》,彼此有一点超乎友谊的朦胧情愫。事实上,“马捷”的笔名也是其中一个提议的;另一个在他第一次去文汇报社时,还提醒他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要轻易放弃。“大概她们怕牵扯到自己,要和我划清界限吧。”

之后,为了“深刻剖析马以鑫的反动思想”,两个红卫兵押他回家交出日记。邻居看到,还以为马家被抄了。幸好他的日记就是日常生活点滴的记录,既没有闪光语言,也不是反动言论,没被揪出问题。

此时,北京西路的圣彼得教堂,一场批评和自我批评大会也正在激烈进行中。姚全兴上台检讨,说自己一时冲动,没好好考虑阶级斗争问题,今后要吸取教训。

不久,他被要求交代自己的“政治问题”,搜肠刮肚地往自己脸上抹黑。由于他是编制外的函授生,再加之出身“清白”,躲过了最初的武斗。但他觉得,迟早会有秋后算账的一天,“我这评姚文章到底算什么性质,要讲讲清楚,弄个明白”。

1966年下半年,他趁着到北京“大串联”,跑到了光明日报社。一位姓乔的工作人员接待了他,说:文章肯定是错的,但思想包袱别太重,按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十六条”,学生犯错误是认识问题,认识好了,积极改造,回到革命路线,还是有出路的。“这实际上等于告诉我:正确对待,接受改造,脱胎换骨。”

林丙义也在心惊胆战中度过了1966年的夏天。虹口中学出现了不少揭发他的大字报,大多涉及他的文章。他写大字报反击,大意是他的《论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评〈为谁化装?〉》是捍卫毛泽东思想,还责问《文汇报》为什么不发表,“伍丁”到底是谁。这篇大字报的原稿被红卫兵抄去,后来成为他的“罪状”之一。

不久北京红卫兵到上海“煽风点火”。到虹口中学来的是以前的毕业生,鼓动林丙义起来“造反”。在他们影响下,同时也为了自保,林丙义开始接近红卫兵组织。

从北京“串联”回上海后,他参加了学校的“教工造反队”,成为头头之一。到1967年,他成了区革委会教卫组核心组成员。区里筹办一所新中学,他被任命为筹建组主要成员,后来还是新学校的领导成员。

1968年1月的一个黑夜,一群来自虹口中学的红卫兵翻围墙包围了林丙义宿舍,抄去他所有文章底稿,包括他大学时留下的学习笔记和大量资料摘录。此后,他被撤去所有职务,接受审查和批斗,罪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右派”。

“四人帮”垮台后,他从虹口中学教师中得知了一些内情:当时,虹口中学有个学生被派到市里参加编写工作。有一次,张春桥与他们座谈,当知道该学生来自虹口中学时,即问到林丙义的情况。不久,时任市委书记徐景贤就在某次会议上对他进行点名攻击。“所以,红卫兵这次突然袭击是有背景的。”林丙义推断。

黄花满地

惶惶不安中,马以鑫等来了1968年底的高中毕业分配。他母亲参加了街道革委会的“上山下乡”动员工作,劝他去黑龙江。当时知青到黑龙江有两种选择——兵团和农场。他觉得自己的“身份”去兵团可能比较麻烦,就去了嫩江农场。

到农场没几天,有个哈尔滨知青说,“马以鑫,你不得了,你反对过姚文元?”他大吃一惊,正猜想是谁走漏了消息。对方告诉他:“你的档案里有一份检查。”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马以鑫潜入农场存放档案的办公室,找到自己的档案:只有一份表,中间有他自己写的交代材料。当时真想把它撕掉,终究还是不敢。

因为会写文章,他被借调到农场场部宣传队,写过独幕话剧、小歌剧、舞蹈脚本,排练时还兼做导演,创作的节目在区汇演里获了奖。在嫩江农场,他有了点名气,外号“小节目”,成了场部的“人才”。

但无论到哪儿,总有人指着他说:这人写过反姚文元文章的;或客气一点说:这人蛮会写文章的,连姚文元都反过。

1973年,高校开始招工农兵学员。经过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审核、考试、体检,马以鑫终于走到最后一关。

一晚,上海师范大学负责招生的罗老师把他叫到招待所,一坐下就问:听说你写过反姚文元的文章。马以鑫如五雷轰顶,结结巴巴把这事说了一遍,“上海人说‘哭作乌拉’,当时大概就是这样的表情。”

罗老师挥挥手让他走了。走出招待所那一刻,他心如死灰。一周后,他却意外收到上师大的录取通知书。

作家叶永烈曾采访过罗老师。谈到往事,他只说了一句话:“不要因为17岁的一篇文章而影响他的一辈子。”“文革”结束后,马以鑫到罗老师家登门道谢,并再次追问当年放他一马的缘由。罗老师说,“当时我们对张春桥、姚文元其实很看不惯,有人反对不是蛮好嘛。”

在北大荒,他有过两段朦胧的感情。他结识的一个上海女孩,极漂亮,极有才气,“我哼出一个调子,她立刻能把谱子写出来。”1970年,他探亲归来,得知她的遭遇——被农场当时最高领导、一个副师级干部奸污了。事情闹得很大,她和几个有相同遭遇的女知青到处告状。再后来,她从分场调出,从此失去联系。

他把这位能写琴谱的姑娘、自己的经历都写进了半自传的三部曲小说:《红潮滚滚》《蓝天浮云》和《黄花堆积》。

千里之遥的上海,林丙义和姚全兴则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风浪中煎熬着。

从1968年初开始,林丙义发现自己被秘密监视了:只要走出校门就有人盯梢,私人信件都被撕开检查,有的还被扣留。来看他的亲友也被查问,甚至被牵连。

他哥哥曾专程从安徽来看他,到了虹口中学,看到校园内外贴着“打倒大右派林丙义”等大幅标语,不敢和他相见。直到“文革”结束,家人都不敢与他联系。1978年,在福建的姐姐从《文汇报》上得知他平反的消息,立即写来家信。分隔十多年的手足才得以重聚。

工宣队进驻武进中学后,林丙义被关进“牛棚”。和他同住一间的,是一名外语老教师,叫孙立信。因为解放前在广播电台工作过,他被打成“国民党特务”。

孙老师患有严重高血压,需要按时看病服药。因为公费医疗卡被红卫兵涂上“牛鬼蛇神”字样,他到医院看不了病。

一天凌晨,孙老师在穿棉毛裤时突然仰面倒地,脑溢血死去。“牛棚”只剩下林丙义一个活人,为死者换衣、把他背出“牛棚”等后事,都是他一个人做的。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牛棚逐渐取消。林丙义有了些人身自由。但组织对他的结论中还写着“矛头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到1973年“清队”复查时才改为“经查明,林丙义与反动学术权威和修正主义黑线无关,是属于认识问题,不予处理”。

“文革”后期,全国都在“备战备荒”,林丙义被安排参加“人防工程”,后来又当电工。有单位请他讲“二战”,他依据《第三帝国的兴亡》讲战前国际关系,相当透彻。

上师大悄悄请他去教材编写组,“但又不把我的名字和身份署出来”。从此,林丙义又开始写点文章上点课。但有“两篇错误文章”压在身上,他继续“夹着尾巴做人”,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他到35岁才成家。爱人家庭成分也不好,是“黑五类子弟”。结婚前,他岳母还到虹口中学去调查他的“历史问题”。

弥漫着有毒气体的化工厂车间里,姚全兴整整当了12年“三班倒”的打包工。他不怕吃苦,惟一怕的是又被人翻旧账。

进上海第三化学纤维厂不久,厂里的造反派就贴出批判他的大字报——“彻底批判姚全兴的大毒草!”“踩上一只脚,叫姚全兴永世不得翻身!”接着又是批斗大会,“喊口号,挥拳头,几个老工人上台批判我,说要是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诡计得逞,工人阶级就要吃二遍苦,他们这些老工人就要遭二茬罪。”

自此,他连在车间班组里读报的资格也没有了,“一打三反”时,被当作“混进工人阶级队伍的异己分子”。和他一道关进“学习班”的,有个叫“歌王”的青年工人,歌唱得很好。“人家叫他写检查,写了以后还不够,要他再写,用太阳灯照他的眼睛,晚上也不让他睡觉,逼他继续交代。他这个气质是受不得冤屈、受不得打击的,就在铁架子上面把自己的衣服、裤子撕成一条,上吊自杀了。”

“歌王”叫李世和。自杀前一晚,姚全兴听见他在哼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平行世界

1990年代的某个夏天,马以鑫被市教委抽调到崇明岛给中学教师们做培训。招待所的一间大通铺里,他认识了林丙义,一聊,“原来有过一样的遭遇”。

“四人帮”一垮台,林丙义就在虹口中学贴出大字报,开始为自己的“平反”问题四处申诉。在他的争取下,校党支部给出复查结论:他所发表的文章是根据“双百”方针,“应属学术讨论,当时受到审查和批判是不恰当的。据此,当时加在林丙义身上的不实之词应予推翻”。

1978年初冬,上海市社联主持召开了一场座谈会。五十多名被《海瑞罢官》一文波及的文化学术界人士参加,包括学者周谷城、李俊民、蔡尚思,以及被迫害致死的京剧名家周信芳的家人。因卷入海瑞戏冤狱的人数众多,加之群情激动,组织方不得不举办第二轮座谈会。

十多天后,《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发署名高治的《震动全国的大冤案》,提到包括林丙义在内的一大串名字。第二年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又相继发表林丙义的文章《针锋相对斗文痞》和《谈海瑞与“海瑞精神”》。

不久,虹口中学宣布为他“政治平反”。但迟到的“平反”对他已无实际意义。人生中最应有所作为的阶段,他却在批斗、审查、监督劳动、做电工中度过。

1990年代初,林丙义负责主编上海市中学历史课本。当时气氛又紧张起来。一位老师怎么都不敢写“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部分,“我跟他说,你就抄中共中央决议好了,他还是不敢。我只好根据决议的精神自己动手写。”这个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一直使用到2008年。

他当过两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官方教科书对近当代重大历史事件和问题的表述与评价,一直是他最关注的话题。

我们第一次见面在2012年6月。彼时重庆刚刚发生一场风波。聊到时事,他沉默片刻,话锋一转提起温家宝两个月前的“两会”中外记者招待会。他清楚地记得那个“答记者问”里的字句。“我觉得温总理指的就是这个。完全是‘文革’遗毒!这是共和国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5月,马以鑫的“文革”三部曲最后一部《红潮滚滚》出版。姚全兴也投身于“文革”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书名为《那年那月》。如果没有特别的事,他每天有6个钟头在写作。“不管最终能不能出版,我都要写,都要完成自己的心愿。”

雨在外头断断续续下着。他们聚在一起,不约而同谈起了时政,和四十多年前一样,他们关心着社会上发生的一切。在这个时代,他们是活跃的网络使用者。

可是,父辈经历的苦难,自家孩子都没有兴趣听。“他们觉得你啰里八嗦,又在讲过去的苦难史。”姚全兴感慨着。

饭桌上的空气凝重起来。有学者聊起著名史学家高华在毛泽东生日这一天去世的巧合。“也许,宇宙里还有一个平行世界存在。”“文革”史学者金大陆半开玩笑地说。“这个世界发生一些什么,会和那个世界遥相呼应。否则,历史上不可能有这么多巧合发生。”

忽然,他目瞪口呆望着窗外。顺着他的目光往外看,一位老人在保姆搀扶下蹒跚而来,像是在做晚饭后的例行散步——他是朱永嘉,《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真正的主要撰写人。

老人扫视了一圈,目光停在林丙义身上——“你吃了苦头。”他微微一笑,话语里无尽沧桑。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给予支持)

http://www.nfpeople.com/story_view.php?id=4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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