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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小丽:郭路生在杏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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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路生在杏花村

--作者:戈小丽


1968年12月20日下午,天寒地冻,一队北京知识青年肩扛手提着大包小包、风尘仆仆地走进山西省汾阳县杏花村--插队落户的目的地。老乡们都好奇地跑到街头观看,有个老乡惊讶地指着一个高个子叫起来:“哟,还有爸送娃儿的呢!”这个“爸”瘦高,老成稳重,大眼睛炯炯有神,头带灰呢老头帽,身穿半新不旧的棉大衣,左手提行李,右手提盆花--这就是郭路生。

朴实的老乡并不太懂“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不甚理解这“上山下乡”是要干什么,只是热情地和我们叙家常,并称我们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实际我们只是老三届的学生,郭路生是老高中的。杏花村的这二十个北京知青大多是北京人民大学附中的学生,余下的便是各校不愿随本校插队跳槽跑过来的。譬如我原是北京女一中的,孙丽丽原是北京一零一中的,都是怕和原校那些战天斗地的革命左派在一起,就随人大附中的朋友们走了。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上出身好、根红苗正的都参军或留城了。真正下乡插队的是平民百姓的孩子和所谓的狗崽子。杏花村就聚集了这么一帮人:黑帮、高干、臭老九、高知、靠边儿站中层干部和平民百姓的孩子。就是在这山西晋中的村庄里,我们结识了郭路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和这种背景的知青一起插队,使郭路生避开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从事了几年自由的诗歌创作。

杏花村的知青都尽力带去了各自的“珍藏品”,如外国名著、《外国名歌二百首》、唱片及电唱机和手摇留声机各一部,这些东西在当时都属于被禁之列。每天下工后大家分堆儿读名著、唱苏联歌曲。农村隔三差五地有电。逢有电日我们就用电唱机听唱片,无电日就用手摇留声机听,到处飘荡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流浪者》、《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把我们住的两排小农舍变成“文艺沙龙”了。我们这帮人都喜欢唱歌,一零一中的孙丽丽、人大附中的张燕林及我是主力。我们重唱,轮唱,上工唱下工唱,唱遍了杏花村。老乡在田头上歇工时让我们唱歌,我们唱《山楂树》及我们喜爱的文革前少儿曲《小鸟在前面带路》、《山歌向着青天唱》等。老乡们说:“这些娃儿们唱得真怪好听的!”

但大家最感兴趣的事是听郭路生念诗。诗人朗诵诗歌的场地是我们那破旧的砖砌厨房;厨房左侧是一个大灶和用木架支起的长条案板,大灶上方的窗户早就没了窗纸,右侧是一口大水缸及一副扁担和两个水桶。朗诵会都是在晚饭后,郭路生总是站在大灶旁,身着褪了色的布衣裤,背对窗外的黑夜,灶台上小油灯的微光映出诗人瘦长的身影。烧粥的大锅仍有余热,不断升腾出蒸汽。观众席在水缸和案板之间,座位是水桶、扁担和南瓜。郭路生通常选一些自己的旧诗来朗诵,有时也发表新作。我们最爱听并一遍又一遍要求郭路生朗诵的总是《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来》,因为它们不仅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还表达了我们的感情。我仍清晰地记得他那独特的、感人肺腑的朗诵。郭路生嗓子略带沙哑,朗诵时声调抑扬顿挫,念到轻时轻得像是把词语用一丝微风送到你耳边,有时还会停顿片刻,让诗句的余味继续蔓延,真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念到激昂处,他的嗓音放大而不失含蓄,洋溢着热情和急切。念到靠近结尾的排比句时,他那急切的声音像炽热的火球不断地滚动上去,把听众的情绪完全调动起来。我常想,他的朗诵风格之独特和感人是因为他在念自己的诗,他是用心灵来朗诵的。

郭路生是唯一念诗能把我们念哭的人。一次他朗诵《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我至今还记得那催人泪下的诗句: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当时的两个女生还没听完就跑出厨房,站在黑夜中放声大哭。凡是经历过1968年冬北京火车站四点零八分场面的人没有不为此诗掉泪的。那时每天下午四点零八分都有一班火车把北京知青送走。当时的电影故事片显示了这样的情景:在火车徐徐离站时,知识青年从车窗中探出上身,脸笑得像打蜡的大苹果,人人手持红宝书,整齐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而实际情景是车上车下哭成一团。有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关在学校,连家也不能回,被工宣队直接押上火车。他们的父母抱着为他们备好的行李,来见最后一面,哭成了泪人。有的父母是剃了阴阳头的黑帮或反革命,被单位造反派押来见自己孩子最后一面。有的人当时就哭昏了,被抬到站东大铁栅栏门前临时设立的急救台抢救。随着汽笛的拉响,哭声顿时变大,知青们冲向窗口,每个人都像郭路生诗中所描写的--哭喊着想抓住自己亲人的手,可是太挤了,已分不清哪只手是自己亲人的,只能任意抓住一只手,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北京”。多少年过去了,每当读这首诗,我仍有像诗中描写的“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的感觉。再没有人能像郭路生那样生动确切地写出当时的情景和气氛了。对在那次离别后失去父母亲属的或再不能回到北京的知青来说,那确实是“最后的北京”。

当时在农村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感到前途茫茫,《相信未来》是我们全心热爱的一首诗,是我们的强心剂。我们确实得像郭路生描写的那样,以孩子的执着相信未来。诗是以低沉但坚定的情调开始的: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诗中气魄最大、情调最浪漫的是这四句:

我要用手指那滚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支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可杏花村的春天美极了,粉红色的桃花和白色的杏花开得绚烂一片,点缀了那古老的青砖瓦房。背景再衬上那青青的紫华山和山顶缭绕的白云,天然一幅古香古色的农家美景。这或许就是引发杜牧写出“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样佳句的原因吧。尽管这美景和当时的艰苦生活成反比,郭路生还是写出了优美的《新情歌对唱》。一天清晨郭路生在村里走,先是遇见一个叫二宝的眉清目秀的男孩子,骑在一头缓缓行走的老牛身上吹笛子。后来他走到果园,听到有人在头上叫:“路生!”抬头只见村里最漂亮的叫金莲的小姑娘坐在怒放的桃花树上,脸比桃花艳。景和少男少女激发了诗人的灵感,写出了《新情歌对唱》这首极富民间味道的诗歌。具体的词句已记不清了,只记得诗的风格很像《刘三姐》中阿牛和刘三姐的对唱,但比那更俏皮活泼。男方热切追求,女方连嗔带怪地拿搪。郭路生写诗的路子很广,他能写《还是干脆忘掉她吧》这类洋诗,也能写《新情歌对唱》这类土诗,而且都能写得韵味十足。他插队后写的另一首韵味十足的土诗是《窗花》。写的是一个农家少女,家穷只能用纸糊窗户,见富人家玻璃窗上结的冰花很是羡慕。可唯一能做的只是买下红纸,靠她的心灵手巧照着冰花剪下来。温暖的太阳出来了,富人家的冰花化了。少女欣喜地看到她贴在纸窗上的剪纸在阳光下闪烁着美丽的光芒。这首诗写得质朴、流畅、细腻,极有意境。由于多年辗转,我当时抄郭路生诗的笔记本失落了,没法在这里引用原诗。希望《郭路生诗集》能早日出版,让更多的人欣赏。

郭路生还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而且自编自讲中外故事。讲中国故事时他还就地取材,把现实生活中的东西顺手牵羊扯进来,引得哄堂大笑。如今只记得中外故事各一则。中国故事叫《夜明珠》,是一个推理故事。讲故事的地点还是厨房。当讲到古代公主头上戴很多首饰时,他顺手扒拉几下案板上放炊具的瓦罐说:“公主头上还戴炒菜铲、菜刀什么的,结果把枕头划破,夜明珠就滚出来了。”把大家笑得直哄。讲到清末年代客人们收到去丰泽园赴宴的请帖时说:“这些人整整饿了三天呀,就是为了能多吃点儿。”这真说出了我们这帮长期肚里没油水的人的想法。我们坐在昏暗的破厨房里,却被他故事渲染的气氛带到前门大栅栏,好似看到那些身穿长袍、留山羊胡的遗老遗少一脸道貌岸然,而私下却是勾心头角、阴险毒辣。讲外国故事是用电影剧本的方式。他用蒙太奇手法把镜头拉来拉去,把我们拉得神魂颠倒。故事讲的是一位美国青年被上帝不断地变为各种人,尽管抗拒也无济于事,而且每次变后就会忘记他的前身是谁。一次他邂逅一位美丽可爱的女郎并深深爱上了她,便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说:“我会变成别人的,请记住我这双眼睛,只有我的眼睛不会变。”结尾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小伙子已变成另一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美丽女郎姗姗走过来说:“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我爱你!”小伙子诧异地说他并不认识她。女郎说:“可我知道你是谁,因为我认得这双眼睛!”最后的镜头是女郎挽起小伙子,两人在明媚的阳光下渐渐走远。这个浪漫的故事再加上郭路生绘声绘色的描述,使我们听得心旷神怡。郭路生还爱开玩笑和编顺口溜。一次晚饭时他笑嘻嘻地走进厨房,说要告诉我们他找对象的标准:“一要出身好,出身不好父母不同意;二要心眼儿好,心眼儿不好我不同意;三要长得漂亮,长得不漂亮--”他用手扫一圈儿男生,“哥们儿都不同意。”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郭路生在杏花村没和任何人红过脸,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因为他年纪大些,大家有事也爱找他倾吐或商量。当我们几个女生说到命运太惨,生活太艰苦时,他就给我们讲他曾扮乞丐体验生活,白天沿街乞讨,晚上露宿街头的经历。他说真正的苦不是生活艰苦,而是受侮辱。他还鼓励我们向前看,这也是我们常常要他再给我们朗诵一遍《相信未来》的时刻。

我还清楚地记得郭路生的各种表情。他沉思构诗时特别严肃,任谁叫他或和他开玩笑也不理,可在其它时候却大大咧咧。一天早晨他扛着锄头上工,裤子后一个大洞忽闪忽闪。我大叫一声:“路生,裤子后面有个大洞。”他脚不停,只是回头眯起双眼、用他开玩笑时惯用的谲谲表情说:“没事儿,又不找对象。”焦援朝的妈妈马瑞莲阿姨曾来杏花村看她。这位副部长夫人一点儿架子没有,把每个孩子都审视一番,想帮上一把。看到郭路生裤子上的大洞,她拿起来坐在炕上就补,边补边问他写诗的事,因为她的耳朵里早已灌满了关于诗人的故事。郭路生红了脸,说什么也不承认自己写过什么,连连说自己只是瞎写。马阿姨不信地摇摇头感叹道:“这孩子多好!干活儿那么苦还不忘写诗!”这下把郭路生闹个大红脸,把我们全逗乐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郭路生在长辈面前羞涩得像个孩子。我想杏花村每个人记忆最深刻的一定是郭路生朗诵诗时的表情:念到低沉处,他半闭眼睛,眼神幽沉而迷茫;念到抒情处,眼睛里充满快乐和跳跃的波光;念到激昂处,他执着地看着前方,眼里充满热情。他的表情和他的朗诵自然地融为一体,对听众是最大的感染。

郭路生不仅写一手好诗,干活儿也能吃苦。他在插队时很少缺工,样样农活儿都努力去干。他说吃苦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村里的老乡喜欢他的随和、平易近人和幽默,都亲切地直呼他“路生”。他的诗才在村里出了名,尤其受村党支部书记唐庆信的看重。这个壮年汉子是复员军人,见过世面,识文断字,是个通情达理的大好人。当时我们住的院子里有一棵锯倒的大树。我记得好多次看见郭路生和唐庆信蹲在粗树干上,一边抽烟一边聊着什么。一次唐庆信对我们说:“路生这娃儿,可不是一般人,有学问哪!”山西省汾阳县自古是个有文化的地方,敬重有文化的人。老乡们尊重郭路生,说“路生是文化人儿!”郭路生的名声和诗歌很快传遍了方圆百里。附近公社及大队的北京知青纷纷来拜见诗人,和他谈诗,使我们杏花村快成了诗圣朝拜地了。这种活动多是在下雨天歇工时才能进行,来者多是男生。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些身穿破棉袄、腰间系草绳(当年知青的典型装束)的男青年,迎着细雨,踏着泥泞,走上通向我们住处的小土坡,破得开了花的棉袄遮不住他们洋溢的青春及脸上透出的知识气息,有的人甚至可以说是风度翩翩。

郭路生的诗很快如春雷一般轰隆隆地传遍了全国有知青插队的地方。他的诗不但在陕西内蒙广为传抄,还传到遥远的黑龙江兵团和云南兵团。于是,不断有人给郭路生写信。有索诗的,有谈诗的,有对诗的,更有崇拜他的女性写信求爱并寄来照片的,有些还是名人之女。郭路生还险些因为诗而大祸临头。据说有一个内蒙知识青年为投机政治,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并附上郭路生的诗抄,说“当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决心作脱胎换骨的改造时,竟有人写这种资产阶级的、消磨革命意志的诗……”此信一直送到当时的“文艺手”江青手中。幸好江青看后只是轻蔑地说:“不过一个小小的灰色诗人而已!”就撂下了。没人能证实这段传闻,但足可说明当时郭路生的名声之大。

郭路生在杏花村只待了两年,但对许多人都有不小的影响。我从郭路生处受益最深的是他介绍给我的1968年在中国并不出名的一本书--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我深深地被老人与鲨鱼搏斗的精神所感动。从杏花村到汾阳县、太原、北京工作直至去英国、来美国留学,我一直用这种精神激励自己。由于是从那个年代起步,又“具备”了狗崽子的身份,我遇到的挫折和困难之多可想而知。每当我处在低谷,就会想到《老人与海》中老人怎样在风浪中拖拽着大鱼,哭喊着咒骂那成群的鲨鱼把大鱼身上的肉一片片吞嗜,最后拖回岸上的只是一条鱼骨;同时又会想到郭路生问我;“你觉得老人败了吗?没有,因为他试了!”就是本着这种“拖回一条鱼骨也要试”的信念,我才能多次从低谷中走出来。有人问我为什么会这样百折不挠,我总告诉他们因为我在插队时认识了一个叫郭路生的人,这人竭力推荐给我一本叫《老人与海》的书。我就是用老人与鲨鱼搏斗的精神,以工农兵学员的知识基础,先去英国留学,拿到英国文学硕士,又来美国苦读,拿到美国商业管理硕士,现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主管国际销售。之所以有今天,我要感谢郭路生。我过去的路有成功有失败,我没拖回一条全鱼,但我拖回的绝不是一条鱼骨。郭路生,谢谢你,我成功了,因为我试了!

在杏花村插队的日子里,我们情同手足,真诚互助,这一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称自己为“杏花人”。80年代后,随着“杏花人”陆续回到北京,最起码每年12月20日我们都要聚会,庆祝我们的“杏花生日”。杏花人对这份感情特别认真,一次赶上郭新生(路生弟弟)去欧洲开会,大家硬是推迟了聚会等他。但是我们的诗人郭路生病了,总不能参加我们的聚会。80年代中期的一个大年初三,焦援朝的父母在家设宴招待杏花人,郭路生因病不能前往,我们每个人都在电话上和他说了话。他说他身体很不好,但声音还是那么热情,语句还是那么幽默。我们都未报家门,让他猜。他不但猜得准,还记得每个人的轶事。他听到我说话后马上说:“你是猫!”(我的小名是“猫咪”,杏花人都直呼我小名),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最后见到郭路生是随后的一个夏天,我们在张燕林家聚会,郭路生身体状况较好也去了。大家要求他念诗,他站起来念了两首新诗。只记得一首题目似乎是《我愿》,把自己的感情形容成蓝天的白云或是电闪雷鸣。郭路生的到来确实使大家高兴万分,笑声叫声此起彼伏。张燕林的丈夫刘健民也受了我们情绪的感染,在给我们照合影时不由得大叫:“杏花人,笑一笑!”引来的是一片大笑。那是最后一次见到郭路生,那张照片也是迄今为止杏花人和郭路生的最后一张合影。一晃已是1997年。年前,我收到杏花人的来信。他们在北京一家餐厅过了我们杏花人的28岁“生日”。大家特别高兴,又吃又聊又唱卡拉OK,还唱了我们当年喜爱的苏联歌曲,可是我们的诗人因病仍未能前来聚会。从插队到现在28年过去了,但郭路生在杏花村知青厨房朗诵诗的形象,像一幅油画似的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窗外是漆黑的夜,厨房里小油灯的微光在轻轻跳动,年轻瘦高的郭路生身着褪了色的布衣布裤,面对坐在水桶和南瓜上的听众,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中闪烁着热情的光辉,右手高举向前方,充满感情地大声朗诵着:“相信未来!”

(戈小丽:系翻译家戈宝权之女,现居美国。)


转自《诗歌共时体》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3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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