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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文献]陈丕显是刘少奇在上海的头号代理人 (19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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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丕显是刘少奇在上海的头号代理人


1967年,陈丕显(中)和曹荻秋(左),石西民(右)被批斗


1968年,陈丕显(右)和曹荻秋(左)在大会上被批斗


1968年,陈丕显(左),曹荻秋(中),杨西光(右)被批斗


前言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柯庆施同志生前曾经说过:“我身边有个最坏最坏的人,一定要挖出来!”现在,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已经把这个最坏最坏的人挖出来了!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这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个最坏最坏的人是谁?不是别人,就是潜藏在上海市委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在上海的头号代理人,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
  陈丕显犯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
  他疯狂攻击毛主席,竭力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拼命反对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百般诋毁毛主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对内,投降资产阶级,甘当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对外,屈从苏修,干了不少丧权辱国的勾当。
  长期以来,他紧跟刘少奇,全面推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妄图在上海复辟资本主义。在工业工作中,反对突出政治和群众路线,推销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黑货;在农村工作中,攻击合作化,积极鼓吹单干,妄图瓦解农村的集体经济;在财贸工作中,坚持开放自由市场,为资本主义势力鸣锣开道;在文教工作中,抵制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积极推行“两种教育制度”,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在组织工作中,执行“任人唯亲”的干部政策,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拼凑黑班子;在四清工作中,大力推广“桃园经验”,贯彻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伙同市委另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曹荻秋,幕前幕后,合演了一出又一出的“双簧”,顽固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炮打中央文革,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灵魂丑恶,精神空虚,贪生怕死,过着腐朽糜烂的官僚资产阶级生活。
  陈丕显,作恶多端,令人发指,但他至今仍然负隅顽抗,死不回头,假检讨,真反扑,放暗箭,图报复,欲与上海人民为敌到底,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遵循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口诛笔伐,痛批狠斗,将陈丕显彻底打倒,使他永世不得翻身!
  目前,在全国范围掀起了批判刘、邓的高潮,在上海,对刘少奇的忠实走狗陈丕显的斗争正在深入进行,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正在被大量地揭发出来。这本册子是根据现有部分的揭发材料(未全部核实)汇编而成的,供同志们进一步肃清刘、邓路线流毒,揭发、批判陈丕显之用。

  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斗争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




一、攻击毛主席,反对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诋毁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实践,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拥护毛泽东思想,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还是抵制毛泽东思想,反对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分水岭,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极端恐惧,极端仇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也是这样。

(一)    疯狂地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早在一九五三年,高岗、饶漱石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借批判薄一波为名,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时候,陈丕显就跳出来同他们一唱一和,借口“关心”主席健康,写信“建议”主席会后“休假”,还猖狂地发动华东各省委书记在信上签名。年底,高、饶反党联盟盖子揭开后,毛主席经过南京时对柯庆施同志说:睡觉有两种睡法,一是睡在鼓里,一是睡在床上。财经会议时有人要我休息,那时怎么休息呀?陈丕显要毛主席“休息”,实际是要高、饶上台。用心何其毒也!
  一九六五年,当陈丕显看到“我们对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这句口号时,十分反感,并责令秘书查明这句口号的出处。同年三月,陈丕显看到他的老婆带回来的一份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的发言稿中,有一句“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太阳”,他极端害怕,竟动手勾掉了这句话,真是胆大包天!陈丕显可以用他的魔爪划去这句话,但是,他的黑手决不可能遮住太阳的光辉,也决不可能夺走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陈丕显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毛主席。他家中的会客室里,从来不挂毛主席像。有一天,得知江青同志要来看望他,才急忙下令叫人去找毛主席像挂起来。他还恶毒地说:“没有毛主席像,江青同志看到不大好。”
  我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陈丕显却大肆宣传毛主席如何被人反对。一九六六年一月,有一次高级干部子弟座谈会上,他胡说什么“我们党内不是那么统一的,有很多人反对毛主席,……象张国焘、王明、彭德怀、高岗,想做领袖,都反对毛主席”;“中央委员中就有好些人反对过毛主席的,当然也有不服的,象彭德怀、王明到现在还是不服的”。他还大放厥词,说:“过去中央有五代人反对过毛主席”,他们“有宗派主义。但还是革命的。……不管他那一个山头的,不要搞臭,不要一朝天子一朝臣。”陈丕显不向干部子弟宣传全国人民无比热爱毛主席的大量事实,却津津乐道这一小撮坏蛋疯狂反对毛主席的犯罪行为,以毒害干部子弟,居心多么险恶!
  一九六三年春节,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已经公布,他还公然同意在联欢晚会上演出京剧《贺后骂殿》,同《海瑞骂皇帝》相呼应,影射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对毛主席亲自点燃的革命烈火,恨得要命,竟然怀疑毛主席不了解下面运动的真实情况,当他老婆谢志诚以阴暗的心情,吐出“红卫兵这样弄法,日子怎么过”这句话时,他即恶狠狠地说:“现在只有他(指毛主席)讲话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有一天,有人向陈丕显汇报工作,谈到《解放军报》紧跟林彪同志时,他就阴阴阳阳地说:“这个提法要考虑,中央有好几位副主席,突出林总一个人好不好?”看,陈丕显心中要突出那一个不是很明显吗?他要突出的就是他的黑主子刘少奇。他要和刘少奇勾结一起反对毛主席。陈丕显反对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陈丕显反对毛主席已经达到何等猖狂的地步!



(二)    制定清规戒律,反对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林彪同志指出:“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我党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搞好思想革命化。而陈丕显这个混蛋却长期以来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自己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丝毫不感兴趣,当柯庆施同志严肃指出后,才不得不从资料室拿了两套《毛泽东选集》,放在办公室当“摆设”、装样子。一九六二年,他去无锡休养,不带毛主席著作,却带了《三国演义》等连环画五、六十本。
  今年三月十四日,当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他背“造反有理”一段语录时,他厚着脸皮说:“还是读吧!”于是,拼命地翻《毛主席语录》。后来叫他背《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段,背得结结巴巴,让他自己翻开语录对照,他居然还不知羞耻地说“只差两个字!”从这一事例中,可以具体地看出,陈丕显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桩头等大事,究竟放在什么位置上!
  陈丕显不仅自己不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竭力阻挠和反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他狂妄叫嚣:“每次会议都要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指示有什么必要?”“每次会议都要学,这不行!”有些群众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检查思想,改造主观世界,竟被陈丕显污蔑为“变相整群众”,这与帝国主义污蔑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洗脑筋”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是反动透顶,有一次他看到一篇报告中提出要青年大学毛主席著作的口号,这个口号,反映了广大革命群众的迫切要求,但他却十分恶毒地说:“现在不要乱提口号”,“‘大’是没有底的,请大家注意,已犯过的毛病要改。”陈丕显就是这样害怕广大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强大武器,唯恐人们掌握了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会照出自己牛鬼蛇神的原形!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采取各种措施,压制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早在一九五八年,全国掀起了群众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上海求新造船厂的工人,纷纷组织起来大学毛主席的著作,成为全市的一面旗帜。这个新生事物刚一出现,陈丕显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加以反对,大叫大嚷:“要控制一下,慢慢来,逐步发展,不要大搞,一下手不要铺得太多。”在他的反动大棒指挥下,他手下的反革命娄罗石西民、杨西光、陈其五、杨永直等,立即摇旗吶喊,到处泼冷水,扑灭广大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革命热情。可是,广大革命群众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看作是生命的第一需要,他们冲破种种阻力,掀起了群众性的学习高潮。在群众强烈要求的推动下,民兵、工会等各系统开始抓学习毛主席著作,建立了一些学习小组和各种学习班和政治训练班。这可更加慌了陈丕显的手脚,他赤膊上阵,狂叫:“民兵、工会、妇女、青年团都抓学习毛主席著作,那么,市委宣传部干什么?!你们都抓了,那么,我们市委又干什么?!”他公然污蔑当时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乱箭齐放,造成基层忙乱,增加群众负担,各级党委要关闸,克服忙乱现象”。一九六五年在民兵工作会议上,陈丕显竭力反对把组织民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作为民兵工作的根本,反对把坚持“四个第一”,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作为今后民兵工作的首要任务,胡说“这些东西空得很,没有用”。与此同时,陈丕显还大力宣扬旧中宣部阎王们的黑话,攻击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他说:“现在学毛选庸俗化,西瓜卖不掉,就学《愚公移山》,……结果变成移瓜果山。”他还要把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改成政治学习小组,责令市委宣传部到基层去找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的岔子,一再反对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扩展为群众运动,认为只能搞少数典型小组,甚至讲“全市有几个小组搞好就不错了”。
  他在一次会上别有用心地说,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独立思考”’。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万句,我们句句照办,陈丕显却要我们“独立思考”,不要我们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真是猖狂到了极点!
广大革命群众把毛主席的书看作是命根子,是“粮食”和“方向盘”。每一个革命群众都渴望能有一部《毛泽东选集》。但陈丕显却胡说什么“学《毛选》搞人手一册是形式主义”。欧阳海和王杰的英雄事迹传开以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陈丕显又迫不及待地进行镇压。他知道欧阳海、王杰都是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改造世界观才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的,所以他特别攻击群众学习“老三篇”,竟敢诬蔑学习“老三篇”是“整人压人,是压生产任务”。看,陈丕显反对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已达到多么狂妄的程度。陈丕显一面压制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一面大肆吹捧他的黑主子刘少奇的《谕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六二年,这株大毒草修改后刚刚发表,书还没有出,他就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要作为经典著作来阅读。”当时有人说,书还没有出版买不到。他就大发脾气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还不晓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早已出版了吗?前几年上海毛主席著作印得那么少,而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丕显却一再为之开放“绿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当大家谈到最近在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时,陈丕显竟说:“还是结合实际学吧,好好学习少奇同志给江渭清的信。”请看,陈丕显到底拥护谁、反对谁,不是一碗清水见到底了吗!



(三)诋毁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攻击三面红旗,实行投降主义

  反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
  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陈丕显竭力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突出方面,就是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早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他在一次报告中就强调要和资产阶级紧密合作,胡说什么“我们对印度可以求同存异,为什么不可以对资产阶级(也求同存异呢)?”还荒谬地认为“阶级斗争要求‘同’,就是要求得一起进入社会主义”。又说:“一九五三年总路线提出以后,资产阶级就要求公私合营”,“资产阶级自己巳认识到是很渺小的了”,“资产阶级由大发财思想转到小发财思想,一直到维持生活的思想,以上就是我们,采取和平改造方针的根据。”还说:“合营庆祝会只准讲好话,欢迎其合营,而不应对资产阶级批评,说些不好听的话。”随后,他又在民盟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就是不讲什么阶级不阶级,我们中国的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期,解放后的经济恢复时期,以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和共产党合作得很好,共同把帝国主义打跑,把蒋介石打垮,把中国解放,完成民主革命,以后又来建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  
  一九五七年一月,他又同他的黑主子刘少奇一唱一和,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说什么:“国内当前的主要矛盾,即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同样在上海很集中地反映出来。”并宣称:“企业公私合营以及定息确定以后,资产阶级的情况就有了质的变化了。”陈丕显的所谓资产阶级的“质的变化”,实际上就是说资产阶级已经改造好了,阶级斗争熄灭了。
  一九六二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天才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接着,毛主席又进一步总结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个光辉的真理。但陈丕显这个混蛋,却仍公然对抗,同年十一月他在市政协常委会上说:“阶级斗争是一个社会科学,不允许把这个问题用庸俗化的办法解释,不允许用庸俗的态度。”以后又在县委第一书记会上信口雌黄地说什么:“现在,一要解决阶级斗争存在不存在的问题;二要解决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三要解决阶级斗争庸俗化的问题……这几年的经验教训很多,我们耍防止强调一面,又偏到另一面去。”接着他又在十七级以上干部会上恶毒地污蔑说:“不要把阶级斗争庸俗化”,“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要掌握分寸,要适当,否则就要犯错误。”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对我们搞阶级斗争。
  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还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陈丕显到一九六四年就大唱反调,说:“十中全会阶级斗争问题已经解决了,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停止了。”并公然否认阶级斗争的普遍性,说“阶级斗争是时起时伏的,并不是什么都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突出的地方要搞,看情况,阶级斗争可以缩短一下。”
一九六四年,陈丕显在市人代会五届一次会议和市政协四届一次会议报告中大肆鼓吹阶级调和,胡说:“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使全国人民的觉悟,共产党员的觉悟,工人的觉悟,贫下中农的觉悟,劳动人民的觉悟,知识分子的觉悟,工商业资本家和地主、富农的改造和觉悟统统提高一步,大家团结起来,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搞好。”尤其令人愤慨的是:同年,他借口学习大庆经验,亲自出马抓“五摆”评选活动,竟然发布指示,同意“在工厂企业中担任实职的资产阶级分子、小业主,可以参加群众的‘三摆’活动”;“工厂企业中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凡已经撤销管制,解除监督劳动,以及劳动教养、劳动改造期满的,以及右派分子已摘掉帽子的,都可以参加‘五摆’和评选活动”;明目张胆地为地、富、反、坏、右分子“摆功”,抹煞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这是十足的修正主义黑货。

  美化资产阶级,投降资产阶级,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陈丕显竭力抵制毛主席亲自确定的“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的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忠实地推行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  
  在对待民主党派的问题上,陈丕显蓄意歪曲毛主席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在一次市民盟盟员大会上胡说什么:“我们现在掌握了国家的政权,是最容易沽染官僚的习气,最容易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这些错误的。”并含沙射影地攻击毛主席,说什么:“王明、博古时代所犯的教条主义错误……只限于中国革命红军里面的一部分地区,……现在全国解放了,各方面的工作展开了,所以,如果从份量和数量上来讲,犯的错误都一定此过去多。”竟说:“互相监督,首先不是监督你们,而是监督我们共产党。所以,同志们,你们不要把对象搞错了,首先要抓住我们共产党做对象。”陈丕显的屁股坐在那一边还不清楚吗!他公开宣称:“如果在政治自由、组织独立上不尊重你们而干预你们,这也是错误。”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否定党的绝对领导,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
  陈丕显一贯对资产阶级统而不战,只讲团结,不搞斗争,唯恐他们反党的“积极性”不高。说什么:“调动他们积极性要花九牛二虎之力,挫伤他们积极性只要一句话。”甚至对资产阶级右派说:“可以保留你的看法,可以反复,慢慢取得一致,不抓辫子,不戴帽子,搞得大家心情舒畅。”请看,这是一副什么嘴脸!为了让他们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和“心情舒畅”,陈丕显对“神仙会”大加赞扬。他在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市政协常委会上,大肆吹嘘“神仙会”的所谓“成功”和“经验”,说什么:“和风细雨,我们有经验了,这是我们年会学习的成绩,还要发扬。”又说:“‘神仙会’很好,愈开愈有滋味,愈谈愈起劲,说明这种‘神仙会’的方式是受大家欢迎的。”为了进一步推行“自由化”,他甚至公开说:“不但不能打棍子、抓辫子、戴帽子,就是晃一晃也不行,因为这是影响‘敞’的。”简直是胡说八道!
  陈丕显一再“叮嘱”阶级斗争要掌握分寸,生怕触动资产阶级的一根毫毛。有些资产阶级分子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敌视态度,抵制改造,准备逃往港、澳或国外,陈丕显公开给予支持,说什么:“有些人认为外面生活好,或者怕在国内思想改造、作检查,也可以出去,也可以来往自由;……即使有些人有不好思想或思想问题要出去,也可以,因为思想改造也有自由,不自愿改造是改造不了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后,市委统战部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在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上层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进行所谓“回顾检查”,陈丕显怕他们太紧张了,在报告中强调“有错就改”,致使“回顾检查”大为松劲,草草收场。当时政协会议中已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周谷城进行批判,而陈竟在报告中说:“周是学术思想问题,检讨了就好了。”并再三强调要团结,保护过关。为了庇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受批判斗争,陈丕显提出要他们“开门学习”,到农村、工厂参观“四清”。更令人气愤的是,陈丕显竟还指示统战部组织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到崇明参加“四清”工作,结果摘帽右派、国民党官僚、反共老手、叛徒、坏分子等等都大摇大摆地当上了“工作队员”,插手审查、斗争农村干部,对一些生产队的贫下中农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是陈丕显对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一九六五年讨论备战时,陈丕显竟主张,如果打起仗来,“我们就把党员、干部,交给资本家掩护”。还说:“资本家在十多年教育下,不会出卖我们党员的。”这是什么话?!把我们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留在敌占区的资产阶级,这不是出卖是什么?这是陈丕显狰狞面目的大暴露,他要用我们的共产党员的头颅和鲜血去向敌人换取乌纱帽!难怪他平时对资产阶级那么俯首贴耳、唯命是从!
  陈丕显还提出通过“学习”改造资产阶级家属的方针,同柯庆施同志提出的通过劳动达到改造的方针相对抗。他美其名为“学习”,实际上是放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毛主席,使妇联成了资产阶级家属的安乐窝、防空洞,成了传播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自由市场。他还以便于领导资产阶级家属改造为幌子,决定在市区、县民建会、工商联家属工作委员会中要有妇联同志担任副主任或委员,使妇联分管统战工作的主任和部长,长期和资产阶级家属和平共事,相互渗透,溶为一体,把革命的群众团体变为资产阶级家属的“娘家”。
陈丕显对资产阶级在生活上也是关怀备至。他打着“政治上从严,生活上从宽”的幌子,积极贯彻刘少奇的所谓“包一头,包到底”的黑指示,对资产阶级的生活照顾,真是无所不包,无微不至。臭名昭著的政协文化俱乐部就是一个例证。政协文化俱乐部是专供资产阶级老爷们吃喝玩乐、自由放毒的场所,实际上是个“裴多菲俱乐部”。文化俱乐部迁到泰兴路时,他特地亲临现场察看。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陈为了满足吸血鬼们的腐朽生活,决定文化俱乐部大批发展会员,发就餐券,吃饭不收粮票,糕点敞开供应。还有各种特殊照顾,如香烟、水果、副食品等等,应有尽有。当时广大劳动人民极为气愤,纷纷写信要求取消这种特殊化,关闭文化俱乐部。但陈丕显却置若罔闻,去年二、三月间还计划投资四十万元进行扩建,装置冷气设备,任意挥霍国家资金和劳动人民的血汗,以博取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欢心,真是丧心病狂,无耻之极!

  陈丕显还是个道道地地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他的地主岳父谢赞南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警察局长、流氓分子,是一个反革命分子。陈丕显却对他关怀备至,无耻地说:“我没有父亲,你就象我父亲一样,住在我这里好好度一个晚年。”十几年来,谢赞南在陈丕显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庇护下,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干尽了坏事。一九六三年,这个七十多岁的老混蛋,竟在百乐商场调戏妇女,当场被群众抓住,扭送公安局,陈丕显立即从公安局把这个老混蛋不加任何处理地保了出来,还封锁消息。这个家伙在陈丕显的百般包庇下,思想更加反动,坚持反革命立场,有一次,他对工人顾富生同志不满,竟然要持刀行凶。去年,这个老混蛋回到无锡原籍进行反攻倒算,并又在一个剧场里调戏女经理。陈丕显知道后,就派了小轿车,把他接回上海,安排在青东农场,让他和机关干部住在一起,每月给他二十五元生活费,还派秘书、小孩去看望,成了一个特殊的“劳改犯”。一九六二年,陈丕显在无锡休养时,为了给他的地主岳母扫墓,连夜要有关部门赶修原有道路,以便全家专车前往上坟。在扫墓时,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在坟前献了花圈,全家还在坟前照了相。
  陈丕显对他的叔父一一伪保长、富农分子陈鸿春,也是倍加照顾。陈鸿春解放后被管制,一九六。年陈竟为他开脱罪责,找了福建上杭县委书记,以后就撤销了管制。
  一九六零年,陈丕显“衣锦荣归,光耀门庭”,特地走访了为他长期传递信件的反动地主陈国光,并同他的管制分子叔父陈鸿春一同照相留念。陈丕显还竟然与这些阶级敌人搞续家谱的勾当。当他翻开家谱时,得意忘形地说什么:“我的老家是在扬州,几代之前都是做官的。”在这本反动的封建家谱中,大肆宣扬那些封建官僚、地主、名儒、节女的“德政”、“节操”,把一些老吸血鬼,描绘成给老百姓修桥铺路的“大善士”。在这本反动的家谱中,有一个名叫陈家煌的,就是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陈丕显对这本反动家谱非常重视,说什么“原文很宝贵,不能弄坏”,“这本家谱很有意思,看看很有趣,可以给孩子看看”。最后,他还要秘书用市委办公厅的稿纸重新誊写一份,要求字迹清楚、端正,一共写了一百一十四页,足足花了半个月的时间。陈丕显就是这样一个以名登地主家谱为荣的阶级异己分子!
  一九六四年,陈丕显还利用职权,不分敌我,通过黄赤波,专门从宁波找来了一个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反革命分子,为他的老婆治病。陈丕显对这个反革命分子特别优待,把他安排在大沪饭店,用小轿车接送;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还让这个家伙参加了国庆观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山医院有个反动学术“权威”已被革命群众揪出,但陈丕显仍然点名要他看病,群众不同意,他竟然摆出国民党的官僚架子,气势汹汹地说:“要请,一定要请,实在不行就把市委的牌子挂出去,就说给我看病!”那个反动学术“权威”被斗后,到陈丕显面前“诉苦”,陈竟敢给他打气说:“不要紧,你要坚持住。”看,陈丕显是在长谁的威风,灭谁的志气?!
直至一九六五年,陈丕显还竭力美化牛鬼蛇神,胡说什么“劳改犯中有很多创造发明”,“地富反坏中有人才”,“他们的才干,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好处”等等,充分暴露了他那副牛鬼蛇神辩护十的丑恶嘴脸。

  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陈丕显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积极地加入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大合唱,把矛头针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肆叫嚣:“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二年,产生带有路线性的错误。”他还明目张胆地否定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胡说:“没有这条党的总路线,当然也并不是说就不可以建设社会主义,那就是要慢一点。”他恶毒地攻击大跃进是“头脑发热”,“只追求数量,不管质量”,搞“高指标”,“不爱惜群众的积极性,久了,是要把群众的积极性搞垮的”。他还胡说“三年大跃进,我们上了许多当”;“三年五年生产力恢复不了,十年才能恢复”等等。
  一九六零年,陈丕显到福建老家跑了一趟,回来后就大肆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人民公社,把当时的农村描绘成一团漆黑,胡说什么:“由于县委和公社弄虚作假,虚报产量,征购了过头粮,造成社员口粮严重缺乏”,“许多人家揭不开锅了。”污蔑说“当地农民没有饭吃,饿死很多人,到处是逃荒的,吃树叶、吃芭蕉根”等等,造谣说自己同农民一起吃过树皮草根。他还煞有介事地带了一些树叶子到上海来,放在办公桌上达一、二年之久。更可恨的是,直到一九六六年,他在干部子女座谈会上又大讲这件事,煽动青年对党不满。事实究竟怎样呢?陈丕显回家只有一天,吃的是大米,抽的是地委供应的香烟,接触的都是地主富农,哪里吃过什么树皮草根!这只能证明陈丕显是恶意地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有人在会上问陈丕显:“过去困难的原因是灾荒为主,还是主观原因为主?”陈又一次把矛头指向党,指向三面红旗,说:“我没有讲过灾荒是主要的。”
一九六二年二月,陈丕显在市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作了一个黑报告,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攻击三面红旗,夸大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陈丕显完全同意刘少奇的观点,宣扬说:“北京的会议开得很好,有人比之为‘七大’,大家都是满意的,会议总结了十二年来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建设要起伟大的作用。”还说:“当时存在着‘左’的和右的情形,‘左’比较多一些,但是否也有右,肯定有,但是反了右,没有反‘左’是个问题,……因此来了个六零年更左。”他肆无忌惮地传播刘少奇的黑话,说:“你们左倾了几年了,让我也右倾几年。”在陈丕显的带头下,在这次市委扩大会上刮起了一股妖风,有些人怀着剥削阶级没落的悲观失望的情绪,把大跃进的成绩否定得一干二净。陈丕显还不满足,又说什么“在三十八度、三十九度的热度的时候,不实事求是,口号就变成空话了”;又胡说什么“三面红旗不能完全抗拒天灾”等等,等等。给三面红旗抹黑,否定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在国际阶级斗争中,对苏修卑躬屈节,谄媚奉承,干了不少丧权辱国的勾当。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我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也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在外事工作中,应该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主席的声音传遍全世界。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却在国际阶级斗争中,与阶级敌人一鼻孔出气,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党的领导,反对三面红旗。他在一九六一年十月宴请苏修代表团时,高喊“为赫鲁晓夫干杯”,就是不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干杯。他还将讲话稿中的“上海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段话,全部删掉,只字不提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这不正是陈丕显反动立场的一个自我大暴露吗!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恨之入骨,而对现代修正主义却大力吹捧,卑躬屈节,奉承讨好,大干其丧权辱国的罪恶勾当。
  一九六零年,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一面丧心病狂地撕毁协议,撤退专家,在我国边境搞颠覆活动,勾结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大肆反华,一面又欺骗苏联人民,做出假友好的姿态,邀请上海市派代表团到列宁格勒庆祝一九六一年“五一”劳动节。当苏联驻沪领事谈到上海市与列宁格勒市互派代表团的问题时,在场的陈丕显、曹荻秋等人,在苏联领事馆人员面前不知羞耻地争着要先去。陈丕显“捷足先登”,急急忙忙带了上海市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出国前,有关部门为陈丕显采购了一批礼品,有丝织的和绒绣的毛主席像、毛主席瓷像和毛主席像章,象牙雕刻、古玩摆设用品等,可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看后大为不满,恶毒地说:“毛主席像不好送,为什么要拿这些东西来?!”命令采购人员把毛主席像章全部退回,并提出要带级的熊猫牌香烟、听头茶叶。当时,中央以及柯庆施同志都明白指示,到苏联以后,要向苏联人民宣传我国人民和上海人民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在三面红旗光辉照耀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反击帝、修、反的造谣污蔑。但是,陈丕显到苏联后,不仅没有向苏联人民宣传我国的巨大成就,相反,要代表团成员放弃原则,忍受苏修的挑衅,完全暴露了陈丕显的一副奴才相!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九日,陈丕显等到达莫斯科,苏修故意怠慢,不派人迎接,并扬言说:“你们是列宁格勒的客人,在莫斯科不安排参观活动。”离开莫斯科时,苏方也无人送行,苏修这种露骨的挑衅行为,陈丕显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在列宁格勒,苏修对我代表团也实行了种种限制,故意不满足我方参观要求,不让我方接触苏联人民,在新闻报道中贬低我代表团,井有意在代表面前散布大量和平主义和战争恐怖的谬论,代表团其它同志都很气愤,要同苏修开展斗争,但陈丕显不仅不给苏修迎头反击,还厚颜无耻地站出来为苏修辩解,说什么“大家要从大的方面去看问题”。更严重的是,苏修为了污辱我们伟大的祖国,竟然有意在我国代表团的餐桌上插上美国国旗,将我国国旗移至次要桌位上,这是严重的政治挑衅,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是陈丕显这个民族败类,竟不抗议、不斗争,完全默认下来。
  陈丕显等在参观完斯莫尔尼后,苏修方面陪同人员要陈在纪念册上写几句话,代表团成员给他起草,写了“要继承列宁的精神,十月革命的精神,向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要拿起武器打烂旧世界”。他看了很不满意,说是“太刺激了”,“写上一句‘中苏两国友谊万岁’就行了”。陈丕显这个苏修的奴才,就是这样生怕刺痛了主子的神经。
  我国代表团在苏联遭到一系列的冷遇、刁难、挑衅、污辱,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却在各种场合大肆吹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恬不知耻地一再感谢苏修的所谓“援助”和“友谊”。在列宁格勒时,苏修为我代表团举行宴会,陈丕显在讲话中,大肆吹捧“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的领导下”,“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在基洛夫电力厂一个车间的十分钟左右的群众集会上,也不错过时机吹捧这个厂“有光荣历史,有丰富的经验”,“为中国提供了非常良好的设备,对中苏两国之间的友谊的发展和巩固,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活现出一副投降主义者的嘴脸。回国以后,他又隐瞒事实真相,做了一个假报告,说什么“苏方对我们的代表团是相当重视的……是近几年来少见的”,甚至还厚颜无耻地说:自己“坚持了不亢不卑的精神”。他并对前苏联驻上海总领事说:“在苏联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接待,是满意的。”真是无耻之尤!
  陈丕显不仅在出国期间干了丧权辱国的丑事,在国内接待外宾工作中也完全是一副叛徒的嘴脸。一九六一年九月底,苏修积极筹备召开“二十二大”,准备掀起一股更大规模的反对马列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妖风。十月,赫鲁晓夫派来了一个苏中友协列宁格勒分会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利用一切机会,吹嘘他们的所谓“成就”,吹捧赫鲁晓夫,鼓吹“二十二大”。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也和苏修一唱一和。有一次去上海柴油机厂参观前,苏修团长拿出一个“波罗的海”号轮船图案的纪念章送给陈丕显,并且别有用心地说:“这是和平的纪念章,赫鲁晓夫就是乘这艘船到美国去的。”陈丕显完全领会了主子的意旨,无耻地说:“好,我们现在就乘这艘船到柴油机厂去。”在宴请这个代表团时,陈丕显在讲话中为苏修涂脂抹粉,大拍马屁,说什么“上海人民把列宁格勒人民为实现建设共产主义的七年计划而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当作自己的胜利而欢欣鼓舞”,“感谢苏联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真诚援助”,“为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干杯”。看,陈丕显同他的主子打得多么火热!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我党发表了一系列反修文章,向苏修展开了全面反击。我有关部门编辑了一套宣传十月革命节的图片,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出,以揭露赫鲁晓夫背叛十月革命道路的滔天罪行。当时应邀来中国访问的苏中友协代表团团长看了以后,借口图片最后部分没有赫鲁晓夫的像,对我进行恶意挑衅。陈丕显得知后,怕得罪主子,立即气势汹汹地下命令:“这部分图片不要展出”,还说:“我们要主动友好,使他们对我们有个好印象,不要陷到辩论中去”,还责怪同志们“反修过分紧张”。不仅如此,陈丕显这个叛徒,为了讨好苏修,公然以座谈为名,向苏修领事馆泄露了大量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为了讨好苏修,又大摆宴席,大献殷勤,赠送名贵的野山人参,让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延年益寿”!
我们正告陈丕显,你在国内的修正主义主子刘少奇、邓小平之流已经被揪出来了,你在国外的修正主义主子的寿命也不长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一定要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统统打倒,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二、全面地推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疯狂地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毛主席教导我们:“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在我国,就是要对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彻底的批判。
  陈丕显是刘少奇的老部下,早就为刘少奇所赏识,在延安时,刘少奇就亲昵地夸奖说:“阿丕有两手”;皖南事变后,称赞他是“优秀的、年青有为的领导干部”;一九五二年,又伙同饶漱石把他从苏南区党委调来上海。陈丕显对刘少奇更是步步紧跟,崇拜得五体投地,公开表示要和“刘主席穿一条裤子”。
长期以来,陈丕显忠实地全面推行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极端仇视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柯庆施同志。柯庆施同志生前已觉察到陈丕显心怀叵测,曾说过:“陈丕显当权一定搞修正主义”,因而对他一再进行严肃的批评和帮助,希望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但陈丕显本性难移,对于柯庆施同志的关怀和帮助,极为不满,怀恨在心,并上下串通,多次污蔑和围攻柯庆施同志,恶毒地进行人身攻击和政治陷害。柯庆施同志逝世后,他几次在书记处、常委会上攻击说:“民主集中制问题柯老没有解决好,柯老就是不讲民主。”当有同志怀念柯庆施同志时,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说:“柯老死了,上海市委还在。”柯庆施同志在世时,他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活动比较隐蔽;逝世后,他便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地进行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

(一)在工业工作中,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群众路线,推销资本主义的黑货

  解放初期,陈丕显就在工厂企业中推销修正主义的“一长制”,反对毛主席肯定的党委集体领导制,反对群众路线。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他狂妄地说:“现在硬要搞党委制,我是唱反调的。”“现在工厂已不适用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应退出舞台了。”一九五四年五月,又说:“一长制在国营厂要普遍推行。”他还反对党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一九六五年七月,当有同志提出把研究室党支部“保证监督”的职责改为“领导”时,他说:“我看还是不变”,并说,“共产党员权大会乱搞的,瞎指挥,懂又不懂。”言下之意,共产党员不懂技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在陈丕显的心目中,哪里有什么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呢?
  庐山会议前,毛主席指出,办工业不能冷冷淡淡,要全民办,要大办。刘少奇竭力反对,在庐山会议上要查“大办”两字是谁提出的。陈丕显立即打电话回上海,布置查“大办”两字的出处,井要收集汇报材料,配合刘少奇反对毛主席。一九六二年,邓小平抛出了一个修正主义办工业的黑纲领一一《工业七十条》,对抗毛主席的《鞍钢宪法》。陈丕显如获至宝,积极贯彻,当时广大群众和干部提了不少反对意见,认为它不突出毛泽东思想,不强调政治挂帅,没有反映大跃进以来的群众运动和群众创造出来的丰富经验,而是搬用苏修的一套,束缚群众的思想和手脚。他连忙阻止说:“《工业七十条》是总书记亲自抓的,意见不要再提了。”以此封住干部的嘴巴,为主子推行修正主义的黑货大开“绿灯”。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陈丕显千方百计加以抵制,不准印发大庆油田做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还挑剔地说:“大庆油田的经验,就是不一分为二,只讲好的,不讲缺点。”
  陈丕显还积极推销刘少奇的“两种劳动制度”和“临时工”制度,一九六四年,他亲笔写信给刘少奇,为其出谋划策,提出“在城市要逐步减少固定工,增加临时工”,企图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制造矛盾,便于他们推行修正主义的黑货!
  一九六五年,刘少奇派干将薄一波来上海兜售资本主义的托拉斯,宣扬他的“工业化道路”。所谓“托拉斯”,就是搞利润挂帅,搞垄断,搞残酷剥削,复辟资本主义。在市委讨论时,有人反对,陈丕显却说:“办托拉斯的好处应该承认,时间长一点,好处就多一点,短一点就少一点。”八月,陈进一步肯定了托拉斯,说:“为什么要办托拉斯?主要是想找一条管理企业的经济办法,而不是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少奇同志提出办好托拉斯的六条,意义很大”,“我们应该坚决地拥护”,“我们的态度要积极”,“办托拉斯我们一定要支持,上海有条件此外地办得更好些。”接着,陈丕显便在上海搞了标准件和轻工机械托拉斯,还准备搞丝绸托拉斯等,一心想把上海的工业引上资本主义的轨道。
柯庆施同志生前经常以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教育干部、群众,不遗余力地从一切方面支持内地建设。一九五六年,他根据毛主席“十大关系”报告的精神,制定了上海工业生产“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正确方针,在上海和内地建设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当他看到内地工业建设蓬勃发展,蒸蒸日上,异常高兴。为了加速对内地建设的支持,他不辞劳苦抱病去工作,直至逝世的前两天,仍在工厂活动。他在病中曾再三地谆谆嘱咐陈丕显等人,要把支持内地建设的工作认真做好。而柯庆施同志逝世后,内地根据柯庆施同志生前答应的支持项目,派人来上海落实,陈丕显等人一味推拖,并对柯庆施同志大为不满。陈丕显对支持内地建设根本不感兴趣,一心在上海搞独立王国,津津乐道于上海的六个新型工业和十八项新技术,和外地关系搞得十分紧张。更为阴险恶毒的是,陈丕显千方百计地抵制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破坏内地建设,热衷于在上海、华东搞自己的一套。一九六四年,中央根据内地建设布局,决定由上海的一个厂负责在外省筹建一个大型钢铁厂,井指定这个厂的厂长负责这项工作。陈丕显知道后极为不满,立即推翻这个决定,把这个厂的厂长留下。他还借口“上海要发展尖端,有困难”,“内地建设要勤俭办厂,自力更生”,把一些关键设备打埋伏,不予调走。他还通过别人,提出什么“新设备不来旧设备不拆”、“新的来了拆旧的”等黑口号,用一些破旧设备去支持内地建设,而把一些关键设备保留下来。结果使这个厂推迟投产,严重影响了内地建设。



  (二)在农村工作中,实行“和平土改”;攻击合作化,积极鼓吹单干,妄图瓦解集体经济

  陈丕显在苏南地区土改时,紧跟刘少奇和饶漱石,积极推行“和平土改”。当时,他随反党分子饶漱石在当时松江专区(现上海郊区)指导土地改革,借口松江地区“特殊性”和对大城市的“影响”,大搞“和平土改”。在陈丕显之流的操纵下,远郊各县的土地改革根本没有充分发动贫下中农自己起来解放自己,自己起来斗地主,自己起来夺权,而是采取国民党的“训政”办法,由工作队一手包办。地主、富农成份的划分,基本上都是由工作队和干部自上而下圈定的,给一些罪大恶极的地主和反动的富农挂上所谓“开明”的牌子,保护过关,使一批地主、富农分子漏网。有的漏划地富分子混进了党内和干部队伍,篡夺了基层领导权。在经济上,地主、工商地主中许多应该没收的房屋和其它财产也没有没收。陈丕显搞的“和平土改”给苏南地区和上海郊区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土地改革以后,广大贫下中农积极响应毛主席的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的伟大号召,大办互助组、合作社。一九五五年春,全国农村出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新高潮。这时,刘少奇惊慌万状,急忙大砍合作社。陈丕显奋起响应,积极推行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钱,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相呼应,大肆攻击郊区合作化的步子“太快了”,脱离了“干部的经验水平和群众觉悟水平”,胡说什么“出现了七处冒火、八处冒烟的情况,再发展会出更大的乱子”等等,采取了“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错误方针。在近郊各县(即现在的上海、宝山、嘉定、川沙四县的一部分)被他砍掉了二百五十八个合作社,出现了大倒退。居心险恶!
  陈丕显还积极追随陈云,反对集体养猪,鼓吹私人养猪的“优越性”,胡说什么“省柴、省料、省工”,提出了“公养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的反动方针。一九六一年,陈云在青浦县小蒸公社“蹲点”,极力主张私人养猪,并把公养的猪统统分卖给私人去养。陈丕显也赶到小蒸公社去,同陈云一道研究养猪问题,把柯庆施同志确定的“公私并举,以公养为主”的方针,篡改为“公私并举,以私养为主”的方针。一九六二年,他还要农村工作部门起草一个提倡私人养猪的通知。柯庆施同志知道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才末得逞。
  陈丕显对一些地方的“责任田”,即包产到户的做法非常欣赏,跃跃欲试。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公然布置调查郊区“搞责任田行不行”?“哪些可以实行包产到户”?明目张胆鼓吹单干,妄想瓦解集体经济,复辟资本主义。用心何其毒也!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陈丕显百般抵制,恶毒地说:“要我们学大寨,学什么,学他八百斤?”他偷天换日,提出“学大寨,学下丁家,学北京郊区”,实际上是学北京郊区,即学彭真。为此,他两次派市委副秘书长××到北京郊区“学习”,带回了三条“经验”:一是办农业展览会,二是拍电影,三是写文章。于是兴师动众,组织了一批人马,大吹特吹,来诋毁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一九六六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大寨式农业展览会上,陈丕显为了吹捧他的黑主子刘少奇,经过反复的精心策划,竟在上海馆的中心地位,挂上了刘少奇在嘉定县徐行公社参观棉花田的巨幅照片,公开与毛主席唱对台戏。真是猖狂到了极点!在预展审查时,陈丕显看到一幅柯庆施同志在市第二次党代会上作报告的照片,恨得要死,说:“死了,死人了,不要宣传死人。”杨西光立即附和:“我们党内没有这种习惯,拿掉!”



  (三)在财贸工作中,坚持开放自由市场,为资本主义势力鸣锣开道

  正当我们由于自然灾害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刘少奇跳出来积极鼓吹自由市场的“好处”,胡说什么“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社会上有点资产阶级分子也好”。陈丕显亦步亦趋,在上海大搞自由市场。一九六一年一月,他背着柯庆施同志签发了一个在市区开放自由市场的文件,规定:“社员携带农副产品进入市区出售的不要禁止和限制”,“允许买卖双方协议成交”。这是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相勾结,在城市打开社会主义市场缺口的第一炮。投机倒把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拿着陈丕显发的“通行证”,大摇大摆,登台表演,社会治安受到严重危害。外国记者也到自由市场拍照采访,丑化我国的形象,捞取反华资本:后来,由于柯庆施同志的反对,市区自由市场才被迫取缔。但是,不久,陈丕显又大声疾呼起来:自由市场“看来现在不开放不行!”下半年,市区自由市场又蔓延开来。市区还开了一批代理行、代销店,使非法交易合法化。到了一九六二年五月前后,在自由市场活动的就有九万人。粮食、油料、日用工业品在自由市场上漫天要价,公开买卖。在陈丕显的支持下,资本主义势力猖獗一时。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资产阶级大肆攻击“有钱买不到东西”,叫嚣“赎买要兑现”。一九六一年,刘、邓和陈云打着“克服困难”的幌子,提出了一套修正主义的经济措施,其中有一条是实行“高价商品”,供应高级糖果、点心,开高级饭店。陈丕显拍手叫好,全力推行,胡说高价政策“可以稳定人心”。为了“稳定”资产阶级的“人心”,使有钱的人“越过越舒畅”,他公然要商业工作为钞票服务。说什么“只要能把钞票收回来,就要尽心为它服务”。于是,在饮食、旅馆、理发、沐浴、服装加工等服务行业,刮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妖风,迎合资产阶级需要的所谓“服务特色”纷纷恢复,什么婚丧筵席啊,夜花园啊,“火车座”啊,黄色音乐啊,“三包一尖”啊,为“太太”“小姐”们画眉毛、修指甲啊等等,都出笼了,助长了资产阶级在生活领域里对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把一部分社会主义的商业企业推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轨道。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陈丕显主持做出了上海实行日用工业品凭购货券供应的决定。他公开表示,实行购货券办法就是要“照顾钱多的人”。因此,有钱的人可以拿几十张,一般劳动人民只能拿五、六张,不拿国家工资的五十万里弄工、三轮车工人等,按居民待遇,每两个月发一张,使他们连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也无法买到。陈丕显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为谁服务?还不昭然若揭吗!
三年困难时期,陈丕显伙同曹荻秋,背着柯庆施同志,在经济上搞独立王国,对中央施加压力。他们不顾国家在粮食、油料、日用工业品方面的困难,欺上瞒下,一方面大喊大叫,要中央紧急调拨粮食支持上海;一方面偷偷摸摸大搞黑库存。一九六零年在陈丕显的亲自策划下,以留集体饲料田为借口,对中央瞒报粮田十万亩,粮食五、六千万斤。一九六一年期间,又将盘盈粮食五千余万斤转入黑库存。不仅如此,陈丕显还胆大包天,瞒着中央,将大量油菜籽(折合油脂二千四百多万斤),运往国外,换进一些不能食用的牛羊油和五金器材,甚至把根本不能使用的旧电话交换机也换来了,使上海食油供应大为紧张。特别不能容忍的是,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了关于粮食要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统一调拨、统一库存的决定后,他仍一意孤行,叫粮食局“只向中央报市区粮食库存,不报郊区库存”;并且趁柯庆施同志不在时,亲自主持搞了一个反中央“四统”方针的黑文件,刮起了一阵对抗中央,搞黑库存的恶风。一九六四年,郊区粮食增产,国家征购粮食超额完成,当时,经办人员如实上报中央,陈丕显大为不满,责令粮食局写假报告,谎称这笔粮食是“集体储备”。一九六五年,陈丕显继续耍阴谋,把大量的粮食从国家库存转入黑库存。陈丕显利用国家暂时的困难,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施加压力,用心极其险恶!



  (四)在基建工作中,贪大求洋,按修正主义的原则建设城市

  在城市建设工作中,陈丕显置毛主席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于不顾,贪大求洋,公然提出“成街成坊”的原则,片面追求高标准,强调要有宽阔的道路,高大的楼房,悦目的色彩,绿荫的人行道等等,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他亲自找一些资产阶级专家共同研究、设计,首先建起了闵行一条街,占用了很多土地。柯庆施同志为此很生气,批评陈丕显说:“吃农民的,穿农民的,还要抢农民的土地。”又说:“要知道地球不会增长,占一寸少一寸呀!我再不要看它了!”陈丕显不服气,你批评你的,我干我的,接着又搞起嘉定、张庙、天山、武宁等“一条街”。一时间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在城市建设设计工作中大为泛滥,到处拆房子,拓马路,搞风景区。建造工房,陈丕显也主张“高标准”,胡说什么“高标准才算有群众观点”。所以自一九五九年以来,新盖的工房都很漂亮,由于房租高,工人住不起,严重脱离工人群众。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以来,中央三令五申,严格禁止建造楼馆堂所。但陈丕显置若罔闻。困难时期,他亲自鼓动郊区各县造起了很漂亮的礼堂。一九六四年,又擅自决定在市少年宫将原有一千多平方米很好的钢筋混凝土房屋敲光,重新建了三千平方米科技活动室及一个小型剧场,并亲临现场指定要把标准提高,要装上暖气设备等等,投资从开始三十四万元增加到六十五万余元。他还打算在人民广场建造一个富丽堂皇的高达十五层的市人委大楼,两旁有宴会厅,大剧场,接见厅。国务院严禁建造,就向国务院作了一个假报告,谎称建一个检阅台。而实际上是按照原规划开始建设,地基就是按十五层楼设计打桩的。中央知道后,提出了批评,他仍然不甘心只建一个检阅台,于是又千方百计增加投资,花五百多万元,造了一座不象样子的大楼。一九六五年底计划建造一个大型剧场,并准备在剧场上层造一个大型的宴会厅,后被制止,又改变方式,修建了一个宴会厅,投资六十余万元。特别令人愤慨的是,去年春天,他还提出要在西郊给刘少奇造一别墅,以博得主子的欢心。生病期间还多次催促动工。



  (五)在文教工作中,抵制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积极推行“两种教育制度”,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

  毛主席一贯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同他们打成一片,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陈丕显阳奉阴违,另搞一套,根本不提文艺工作者世界观的改造。一九六四年七月,他在沪剧、淮剧演员座谈会上说:你们“下去主要是懂得工人、农民是怎样劳动的,学一点劳动,但目的是为了把戏演象、演好,……剧团人员可以在工作队领导下参加当地工作,但不一定分散住在农民家里”。
  柯庆施同志一贯积极主张演革命现代戏,一九六二年明确提出要“大演十三年”,而陈丕显在一九六三年却对文艺工作者说:“题材不一定都是反映十四年的。”又说:“旧戏也有好戏,如《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折子戏中也有不少精彩好戏,如《盘夫索夫》、《打金枝》。”“传统戏经过反复修改,在艺术上可能比较完善。”
  一九六三年,上海排演了一出歌颂殖民主义、美化大庄园主、恶毒攻击和丑化黑人领袖的反动话剧《两个血手印》,陈丕显看了大为称赞,说是“好戏”,并决定让此剧参加华东话剧会演。后因柯庆施同志坚决反对,才末得逞。
  一九六四、六五年,毛主席两次指示,要改革高干的保健制度,取消高干医院,干部医院向群众开放,干部看病同群众一样挂号就诊。陈丕显阳奉阴违,拒不执行,一面向中央写假报告,说坚决执行主席这一指示,一面借口主席指示在北京也行不通,对华东医院(高干医院)迟迟不进行改革,变本加厉地扩大更高级的高干住院房屋和医疗设备,甚至气势汹汹地说:“主席的指示,没有执行的多得很哩!主席讲的,难道你们都执行了?”把干部的意见顶回去,态度极为恶劣。毛主席提出卫生工作面向农村,陈丕显大唱反调说,上海人口农村少、市区多,因此卫生工作的重点还应放在城市。真是狂妄到了极点!后来只是装模作样地派了一点巡回医疗队,为公社卫生院充实一点药品,使卫生工作继续为“城市老爷”服务。
  一九六一年,修正主义黑货《高教六十条》出笼后,陈丕显大肆吹捧说:“这个文件,希望大家看一看,不仅搞高等中等教育的人要看,搞工业、农业的人,搞武的人都要看一看。文件写得很好,不仅体现了党的教育方针、教育政策,还体现了党的双百方针,党的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胡说《高教六十条》是“贯彻总路线、高举三面红旗的具体化”。同时,拼命地攻击一九五八年的教育革命,说什么一九五八年因为“劳动过多,科学研究过多,社会活动过多”,而使“教学质量降低了”,明目张胆地对抗主席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工作方针。
  刘少奇的“两种教育制度”,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黑货,是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双轨制”的翻版。陈丕显却到处宣扬“是马列主义的”,是“总结了我国的经验,也总结了国际的经验。”一九六四年七、八月间,刘少奇特地来上海作了关于“两种教育制度”的讲话,公然与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唱对台戏。陈丕显竭力阿谀逢迎,组织全市部、局长以上干部听刘“指示”,还将讲话记录印发给各级党委。他还亲自到业余工业大学首届毕业典礼会上讲话,说:“实行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是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一个战略意义的革命措施,是关系到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同时,还纠集了曹荻秋、石西民、杨西光等一起开黑会,研究贯彻“两种教育制度”。会后又赶制了一份《上海推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情况》和七、八份所谓半工(农)半读的“经验”,把业余工大、工业中学、职业学校、农中、改制农村初中等统统算成“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向刘少奇报功请赏。他还亲自在综合仪器厂搞了一个职工半工半读的试点,不遗余力地推行主子的黑货。一九六六年三、四月间,他又特地开了两次全市性的规模很大的会议,传达刘少奇在全国城市半工半读会议上的黑指示。而对毛主席六四年春节关于教育工作的极其重要的指示,他则百般抵制,千方百计地封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勉强同意对下只讲精神,不要讲具体的内客。是可忍,孰不可忍!
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中国的“和平演变”寄托在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国内的资产阶级也千方百计地同我们党争夺青年一代。陈丕显这个家伙,也是经常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毒害青年一代,他向青年进行“智育第一”的教育,说“学生首先是应该学习好”,要他们学好知识,争取高分,学习不好,“将来要吃亏的”;他向青年传授资产阶级人生观、道德观,要他们“衣服穿花一些”,“穿好一点没关系”,“到大世界、南京路、大公司去逛,也没有什么不好”,要他们不加阶级分析的“听老师的话”(就是不要青年听毛主席的话!),“尊重老师”,“尊重父母”;他向青年灌输资产阶级名利思想,鼓励他们长大了做官当老爷,“谁来当干部?谁来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谁来当市长?”(看,就是不要青年做工、种地!) 陈丕显要把青年引向何方,把下一代培养成什么样的人,难道还不清楚吗?他这样做的企图,不也很明白吗?



  (六)在民兵工作中,抵制大办民兵师,反对全民皆兵

  毛主席很早就发出了大办民兵师,实行全民皆兵的伟大号召,一九六二年提出了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一九六四年又提出了全党抓军事的要求。陈丕显竟然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使上海地区的民兵工作长期排不上“队”,挂不上“号”,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他到处推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货,只搞城市防空工作。在他们看来,只要组织一些民兵防空师,上海的民兵工作就算做好了。他还在民主人士面前说:“要注意民兵工作不能搞得过分,在中小学里也大搞特搞。只要加强训练,上海有几万人就可以了。”这是公开对抗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和人民战争思想的。
  一九六五年五月,上海民兵工作会议结束后,在起草向中央的报告时,为了实现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突出民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建设,故将民兵防空工作列为第三项任务。对此,陈丕显暴跳如雷,狂妄地质问警备区的同志:“市委提出的防空工作为什么放在第三位,你们对市委指示如何看待?”陈丕显竟然以“市委指示”来压最高指示,看他猖狂到什么程度!后来不仅将此报告扣压不发,反而仗势压人,说“欠了他一笔账”。一九六五年,毛主席提出“搞四清,要把民兵搞好”的指示后,驻沪部队的有关部门多次提出贯彻执行意见,都被他扣压不发。陈丕显一伙,对毛主席的指示竭力反对,而把罗瑞卿关于部队干部在地方四清运动中不赋予做民兵工作任务的黑指示奉为圣旨,倍加赞赏。



  (七)在四清工作中,大力推广“桃园经验”,贯彻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四年春,柯庆施同志在郊区进行面上的社教运动,宣传“前十条”。陈丕显被迫下去后,公然篡改柯庆施同志的指示,决定农村社教从宣传“六十条”开始,把“前十条”撇在一边,离开了毛主席思想,丢掉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大搞评工记分,经营管理,使两个月的运动转了向。他还自以为是什么“新创造”,专门组织人写了一份“经验报告”,胡说“农村的社教运动主要解决经营管理方面和干部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相对抗,猖狂之极!
  一九六四年,陈丕显在一次县委书记会议上部署四清运动时,反复强调说:“点上运动,实际上是三大阶段,揭生产斗争盖子,干部革命化,组织建设。”连阶级斗争四个字都不敢提。他还胆大包天、别有用心地说:“革命化口号无论如何是正确的,马克思、刘主席都讲革命化。”在陈丕显这个混蛋心目中,其实只有他的黑主子刘少奇!
  伟大的四清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了,刘少奇等一小撮人惊恐万状,害怕挖了他们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根子,立即拋出了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使运动纳入他的修正主义轨道。
  一九六四年七月,刘少奇为了推行他的黑货,带着王光美来到上海,介绍形“左”实右的所谓“桃园经验”。陈丕显百般逢迎,大加吹捧,肉麻地说什么:“光美同志在少奇同志指导下搞运动,总结了自始至终贯彻群众路线和贯串彻底革命精神的一套经验,对我们上海运动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我们要按少奇同志的指示,光美同志的经验去办。”为了博得主子的赞赏,他又命令要所有的四清工作队员学习这个黑报告,号召干部“以桃园大队的经验来检查我们的四清、五反”,还专门布置沪剧团要把王光美的报告“搞个戏”,以扩大刘少奇黑货的影响。
  陈丕显还把刘少奇的“前一段四清打了败仗”的谬论,奉若圣旨,谄媚地说:上海“前一段运动可以推倒重来”;还强调“扎根串连”,“打破框框”等。他不仅要各县试点公社“推倒重釆”,连柯庆施同志亲自搞的六个试点公社,也被“推倒重来”,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许多基层干部。当时正在养病的柯庆施同志发现后,曾严肃地指出,社教必须严格地认真地按照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前十条”办理;并尖锐地批评了所谓“打破框框”的错误口号,说:“什么打破框框,难道毛主席思想也是框框吗?党的方针政策也不要了吗?”但是陈丕显置之不理,仍顽固地执行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路线,紧跟刘少奇来反对毛主席。
  刘少奇抛出黑货“后十条”,陈丕显如获至宝,到处宣扬说:“中央是双十条,第一个是纲领,第二个是政策,政策改过以后是体现了彻底革命,马列主义思想非常强烈,每个工作队员要多看几遍。”“农村四清搞了已经一年半了,对照少奇同志的指示,群众没有充分发动,搞得不深不透,少数地方运动走过场。去年五月(请注意:就是第一个十条下达的时候),四清可能起了制止贪污的作用,但全郊区只清出一、二十万元,十二月的社教(请注意:就是第二个十条下达后),一搞就是三百多万,比前一次多十五倍以上。”在这里,他全盘否定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的社教运动,肯定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为进一步推行作了舆论准备。他毫不掩饰地说:“在这次运动中,我们一定要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重新组织革命的工人阶级队伍,彻底改组工会、整党、建党、整团,只有这样去做,我们各条战线的工作才能彻底翻身。”这是道道地地的黑话!“彻底翻身”,就是要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为了推行刘少奇的黑货,陈丕显“身先士卒”,带了经过精心挑选的一支队伍到综合仪器厂“蹲点”,要在短期内突击搞出一个在城市开展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来,向主子报功。运动前期,他不顾队员和职工群众的抵制,拼命推行“桃园”所谓扎根串连的经验,大整群众,搞得人心惶惶,坐立不安。并且通过“简报”和各种会议,推销他的“综合经验”,在全市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直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讨论四清运动,他坚持站在刘少奇一边,特地叫丁柯专程赶往北京,起草一份介绍综合仪器厂运动做法的简报,在会议上分发,为刘少奇帮腔,疯狂地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反扑。就在同一个时候,他又签发了一个黑报告,露骨地反对毛主席,胡说什么:“地富反坏右分子听了中央《决定》草案(即第一个十条),多半表现沉默;听了《规定》草案(即第二个十条)后,情绪有了变化,多数人对党的政策深受感动,称它是一盏指路明灯。”陈丕显究竟是那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不是很清楚了吗?
  乌云遮不住太阳。刘少奇、陈丕显这一小撮跳梁小丑的反毛主席的罪恶活动,只是螳臂挡车,自取灭亡。伟大的《二十三条》冲破了刘、邓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的阻力诞生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但陈丕显之流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采取了阴一套阳一套的反革命两面手法,拒不执行《二十三条》。在一次市委会议上,他根本不认真宣传《二十三条》的精神,不强调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强调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别有用心地提出“四清重点是清思想”,而且反复讲了多次,明目张胆地篡改《二十三条》。他还和彭真北呼南应,一唱一和。《二十三条》公布后,彭真在北京郊区通县召开几十万人的大会,以宣讲《二十三条》为名,行攻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实。陈丕显不甘示弱,立即参照彭真的办法,在全市开几十万人的有线广播大会,并亲自去讲话。会后,他还恬不知耻地说:“在准备报告时,恰好彭真同志作了两次报告,这两个报告对我们帮助很大。……基本观点都用他的了。”不打自招,陈、彭关系可见一斑。
  四清运动中,陈丕显公开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开脱,甚至说什么贪污两百元以上的也可不称贪污,不退赔;并明目张胆地包庇牛鬼蛇神,大整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有一个工厂在四清中挖出一个杀害我革命干部和家属五十九人的反革命分子,陈丕显口头请示刘少奇同意,只给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在厂里监督劳动。而在他蹲点的厂里,有个工人三番五次“放包袱”,过不了“关”,讲了一句牢骚话,陈丕显就把他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送公安局关了起来。他还别有用心提出给小业主摘帽(后改称为归队),结果把过去雇用过两个辅助劳动力或学徒的小业主,作为劳动人民归队,在群众中模糊了阶级界限,放松了对资产阶级的警惕。在郊区四清运动中,他公然对抗中央关于凡剥削收入占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者,应划为富农的规定,提出凡剥削收入占总收入百分之三十以上者,划为富农,又保护了一批土改中漏划的富农。

郊区第二批八个县的四清运动一开始,陈丕显就划框框、定调调,包庇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县委领导是可以依靠的,运动一开始,工作团就可以同他们结合起来。”因此,县社两级主要领导干部从运动一开始就担任了工作团、工作队的团长和队长。陈丕显还要嘉定县徐行公社创造所谓“由党委自觉革命的经验”。金山县委书记文汉光,在四清中被贴了许多大字报,揭发出大量严重的问题,陈丕显批评这样做法不好,还对工作团党委说:“文汉光这些问题算了吧!放在二类。”文的问题就这样不了了之。在陈丕显的庇护下,县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个地混过了“关”。在郊区县、社两级的主要领导干部中,竟没有揪出一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荒谬的是这一小撮漏网的坏蛋,在运动后期,不少人还升了“官”。



  (八)在干部工作中,执行“任人唯亲”的干部政策,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拼凑黑班子

  陈丕显在干部问题上执行的是一条彻头彻尾、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干部路线,长期以来他招降纳叛,包庇重用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坏分子,结成死党,进行复辟活动。他亲自点名要提拔的部、局级干部,不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特别是柯庆施同志逝世后,陈丕显为所欲为,对市委和市人委的干部作了一次大调整,提拔一批,排挤一批。如在市委办公厅提拔的一批人中,有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的无德无才,只会吹牛拍马。
  陈丕显为了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很重视抓“笔杆子”。他在市委办公厅、宣传部、政治研究室、党刊编辑室、解放日报等部门里,收罗了一批人,为他出谋划策,起草黑报告,写黑文章,贩卖私货,制造舆论。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为了包庇和重用坏人,采用了种种卑鄙恶劣的手法。
  市公安局长黄赤波是陈丕显的老部下,十几年来,群众称他是“土皇帝”,“黄老虎”,“公安一霸”。他和副局长杜蔚然等一伙结党营私,罪恶昭著,民愤极大。而陈丕显则千方百计地加以包庇。早在一九六一年七月,公安局就有干部写控告信给市委,要求转呈毛主席,陈丕显胆大包天,竟扣压了这封信,对黄根本不作处理。一九六三年,市委组织部和政法部一些革命干部联名写信给中央,揭发黄的罪行,最后检举信转到陈丕显手里,陈交给当时组织部长黄庆熙,黄根据陈的黑指示,召集写信人开会训话,对揭发人进行政治迫害。陈还赤膊上阵,亲自出马找有关人员训斥压服,疯狂扑压革命的火苗。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上海市公安局党组扩大会议上,揭出了黄赤波、杜蔚然等人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眼看革命烈火要烧到陈丕显之流身上,这时反党头目罗瑞卿来到上海,与陈丕显密谋后,罗、陈两人又同机飞京,作了进一步策划,经过中国资产阶级头号代表人物刘少奇和邓小平、彭真等的批准和支持,几天后,就停止了上海市公安局党组扩大会议。不久,派出了市委四清工作团,进入市公安局,他们奉罗瑞卿的意旨定调子,划框框,把黄赤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说成是“作风问题”,并吹嘘黄“对敌斗争坚决”、“反杨帆有功”等等。同时,对革命同志进行反攻倒算、疯狂镇压,到处散布前一段运动“过火了”、“过头了”、“气味不对头”、“有个人情绪”等等,污蔑积极分子“顶多是个勇敢分子”,要对在党组扩大会议发言的人进行政治审查。黄赤波的所谓“下楼检查”,是经过书记处的专门讨论,由马达修改而成的。黄被包庇“下楼”以后,在国际饭店设宴“欢庆”。就这样,陈丕显上下勾结,把市公安局的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打了下去,保了他的狐群狗党黄赤波、杜蔚然过了“关”。
  陈丕显使用干部一贯“不问政治,重才轻德”、“只看业务能力,能说会写,不看政治品质”,他常以“没有十全十美的干部,总是要一分为二”为幌子,千方百计地包庇、提拔和重用坏人。书记处候补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是陈包庇重用的一个典型。他把杨从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提为市委教卫部长、市委常委,柯庆施同志逝世后又提为候补书记。杨从此青云直上,不仅分管文教工作,而且还负责农村、共青团、统战、党刊等等要职,成了陈的一员干将。再如市委候补委员、团市委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出卖工人运动的大叛徒、腐化堕落分子张浩波,陈丕显为了提拔重用他,居然指示组织部涂改张的反革命历史,把“自首叛变、出卖同志”改为“一度有过动摇行为”,把“生活腐化、调戏妇女”改为“生活上有过不严肃的缺点”,改了不算,捏造许多“优点”,往这个坏蛋脸上贴金。大叛徒张浩波就这样被保了下来,提了上去。
  陈丕显等人把一些叛变自首分子视若珍宝,倍加重用,说他们“经过了长期斗争考验,可以使用”,还以“中央国家机关有些领导干部也有类似问题,也使用了”为口实,掩盖自己的罪行。被重用的叛党分子,如×××,一九五六年市第一届党代大会期间讨论委员人选时,柯庆施同志明确指出:“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委员?候补委员也不能当,不然共产党员还要气节干什么!”当时陈丕显等人都在场,但是,事过不久,陈丕显等人就在党内制造舆论说: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有所照顾。果然,市第二届党代会当上了候补委员,三届党代会便当上了市委正式委员。再如,×××是陈丕显的老部下,是个大叛徒,一九三三年被捕后,不仅向敌人自首,而且还写了大批辱骂我党和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文章,并且担任了国民党反省院的重要伪职。随陈调来上海当财政局长,后又提为市计委副主任。文化大革命前不久,陈还要提他为计委主任。
  陈丕显还常常不顾下面干部反对,采用亲自点名提拔的方法,包庇和重用一批坏人。如原市人委秘书长×××,解放初被开除党籍、判刑,一九六零年竟又重新拉入党内;前几年市农垦局成立时,陈便亲自点名把他一下子提为局长(后报中央末批准,改为副局长)。又如原来陈的老部下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里通外国,受留党察看处分,不久陈就指名把他提为崇明围垦指挥部总指挥、市农垦局副局长(现又因腐化堕落开除党籍)。再如原市公用局的犯了服毒自杀叛党未死严重错误的×××,在成立市环境卫生局时,陈却坚持要提拔他当局长,当时市委组织部的同志不同意,陈硬是要把他提拔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还有×××,老“三反”时,曾因贪污撤过职,调来上海时还作科长使用,以后却一下子提起来当了局长,历史上还有严重问题,柯庆施同志曾要陈去查其历史,但陈不仅不去查反而重用,让他兼市人委副秘书长。
  陈丕显不仅一贯包庇坏人,而且对犯有其它严重错误的党内领导干部,也是竭尽包庇之能事,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法,漠视党纪国法的严肃性,个人决定一切。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一九五九年市委监委一次报送市委审批十四名犯错误局级干部的处分材料,当书记处(柯庆施同志不在)讨论时,陈丕显只看了一下名单,就个人决定说:“算了吧,都不处分了。”于是这些案件都作为免予处分和不予处分处理。这十四名干部,在这次运动中大部分都有问题,有的还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陈丕显还利用职权,大刮“裙带风”,安插私人。如陈丕显的老婆谢志诚一家在陈的职权下都得到了“妥善安排”,谢本人更是跳跃上升,参加工作以来,长期装病不工作,生活上一贯搞修正主义一套,群众意见很大,可是文化大革命以前,陈丕显居然还想把她提任为市妇联副主任,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陈丕显对于敢于向他提意见的干部和工农干部,刁难、排挤、打击,无所不为。前农村政治部部长×××,是工农干部,是市委部长级干部中唯一能赤脚下田的干部,他反对陈丕显开放自由市场,对一九六三年春只揭生产斗争盖子有意见,并在县委书记会上提出这个问题,陈就在工作上处处刁难,最后把他调去浙江工作。
  市监委副书记王仲良在劳改局的四清运动中,抵制了陈丕显的错误的方针与包庇行为,主张放手发动群众,揭深揭透阶级斗争的盖子,表示愿意“背着棺材上北京,也要把问题搞清楚”。陈丕显就公开威胁说:“公安局问题复杂,有特殊性,我跟你讲清楚,你要注意!”一九六六年六月,又将王仲良打成“攻击市委”“突出个人”的反党分子。
陈丕显除了在上海为自己组织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班子外,还积极地响应刘少奇“出人才”的黑号召,为刘、邓培养修正主义干部,输送修正主义人才,为实现全国的反革命复辟作组织准备。



  (九)在建党工作中,搜罗社会渣滓,向党员灌输修正主义的毒素,企图变党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陈丕显在拼凑黑干部班子的同时,千方百计地搜罗渣滓,把反共老手、反动的学术“权威”、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专家、演员、工程师等,一批一批地拉进党内。这还不够,去年上半年,陈丕显又多次对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说:“你们组织部对工农中发展党员注意了,知识分子还未注意抓。”并举为他治病的两个医生都不是党员来证明。同时,还批评宣传部在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问题上“小手小脚”。不久前,他还三番五次催促把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拉进党内。去年初,组织部在一份报告中谈到,“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要解决世界观问题”,陈看了很不满意,删去了这句话,组织部第二次加上去,他又第二次删去。陈丕显这样做,正暴露了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在他看来,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同样可以参加共产党,陈丕显要把我们党变成什么党,还不很清楚吗!陈丕显等一小撮混蛋,拉拢一些坏家伙入党是不择手段的,他们不顾本单位的党员和群众的坚决反对,硬拉这些人入党,如反共老手周信芳,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昆剧演员俞振飞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根本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在党内又不学习,不过组织生活,成为“特殊”党员。有些家伙钻进党内之后,马上窃据要职,青云直上。他们和陈丕显一起,按照资产阶级的一套来“改造”我们的党,腐蚀党员,使我们的党变成资产阶级分子成堆的俱乐部,成为“全民党”,成为他实行反革命复辟的工具。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特别强调要从思想上建党,要加强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而陈丕显、曹荻秋这班混蛋,一贯打着“红旗”反红旗,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反对突出政治,反对突出毛泽东思想。他们对党员矢口不谈学习毛主席著作,而在全党大肆贩卖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推荐旧中央宣传部和组织部合编的《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旧北京市委宣传部编的《党的基本知识讲话》等。在这两本黑书里,大反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大谈抽掉了阶级内容的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等黑话,提倡奴隶主义。这是典型的刘、邓反动路线,是赤裸裸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他们就是害怕广大党员掌握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使他们的日子混不下去;他们就是企图使党员成为没有头脑的所谓“驯服工具”,他们怎么说就怎么做,妄想要大家跟着他们去干反革命复辟的罪恶勾当。陈丕显,告诉你,这是梦想!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你们是封锁不住的!广大的党员你们是欺骗不了的!






三、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实,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个英明论断。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在运动中耍尽花招,他搬出了十八般武艺,使尽了浑身的解数,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为破坏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陈丕显一再散布谎言,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局外人”,说什么自己“一直在养病,情况了解得很少”,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陈丕显从运动一开始,就以“养病”为名,躲在幕后,窥察动静,玩弄阴谋,挥舞指挥棒。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书记处书记川流不息地到陈丕显那里汇报情况,听取指示。陈丕显的心腹和他老婆,也在陈的指挥下,四处奔跑,收集情况。还要办公厅把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简报、动态甚至革命学生印发的传单都送给他看,许多电话也直通他那里。最后连书记处会议都搬到他那里开了。上海市委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每一重要决策,都是陈丕显点头的,许多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恶毒点子,还直接来自陈丕显。

(一)    反对大串连,攻击革命派

  《十六条》公布以后,上海的革命小将在这一行动纲领的指引下,打破了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冷冷清清局面,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奋起冲锋。陈丕显一看形势不妙,立即通过市委秘书长李家齐,传令市委常委和副市长们,到各大中学校大肆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陈丕显一声令下,他们就立即出动,全上海顿时出现了一片“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叫,喊声,妄图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所谓宣传,来歪曲《十六条》的基本精神,束缚群众的手脚,把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革命火焰扑灭。但是,那些市委常委、副市长等官老爷们下去灭火,不但无济于事,而且火愈烧愈旺。于是,陈丕显又出了个鬼主意,要书记处通过工业政治部,从工厂抽调一大批工人出身的干部,到学校去以进行“回忆对比”教育、“宣传《十六条》”为名,压制和打击革命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利用工人出身的干部充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手,挑起工人出身的干部与革命小将的对立,这是多么险恶的用心!
  陈丕显对毛主席坚决支持的革命大串连,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咒骂红卫兵“是一帮猴子,不好惹”。在他的保险箱里窝藏了许多恶毒攻击革命大串连的反动对联。他还同魏文伯合谋,要中央在国庆节以后停止革命大串连。在他们的控制下,不仅上海市,华东六省也都向各地发出了电报,要外出串连的革命师生全部调回原地。陈丕显的阴谋,未能得逞,革命的大串连继续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十一月初聂元梓同志来上海串连,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陈丕显惊恐万状,大肆诽谤说:“聂元梓不象一个共产党员”,并指着她的照片破口大骂:“看样子就不是个好东西。”他还恶狠狠地说:“现在让她犯错误,将来我到中央开会去整她。”请看他对革命左派是多么恨入骨髓!在陈丕显的煽动下,“反聂”声浪,一时甚嚣尘上,上海的“反聂”妖风就是陈丕显刮起来的。
  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一发现这样的新事物,就立即看到它的无限的生命力,歌颂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给予坚决的热烈的支持。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却反其道而行之,视红卫兵如洪水猛兽,妄想扼杀这一新生事物。去年九月,他要驻沪三军派七百人“保护”市委、华东局,对付红卫兵的冲击。遭到三军的严正拒绝后,他又指使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搜集上海市各红卫兵组织的情况的黑材料,布置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调查了解上海市市级红卫兵的各个组织的情况,包括组织性质,领导人员情况等。去年十一月,陈丕显还派人找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负责人搜集该兵团由那些单位组成,人数多少,那些人组成领导核心,在那里办公,同时还搜集他们的观点和行动计划,妄图“秋后算账”。
  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革命小将多次提出要看市委大字报,但市委一直加以拒绝。十月二十二日红卫兵又一次提出要看宣传部和教卫部的大字报。当时书记处连忙打电话请示正在北京开会的陈丕显、曹荻秋,他们继续玩弄“内外有别”的花招,指示把“机密”的大字报抽掉,结果七挑八拣,贴出去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大字报,耍了一个大阴谋。
  当听到红卫兵要罢陈丕显的官时,他暴跳如雷地说:“他们要罢我的官,我说还要毛主席亲自来罢哩!他们造不了我的反。”还威胁说:“放着杨西光不揪,揪我?!将来有他们好看的。”甚至恶毒地把革命小将同敌人相提并论,说什么:“我们过去坐牢也不怕,还怕这样吗?”还说什么:“造反派要打倒市委,如果市委打倒以后,他们来干,也没有经验,工业,农业,交通,还有政治,他们管不了。”我们要告诉陈丕显!“死了张屠夫,不吃浑毛猪!”打倒了黑市委,清除了你们这一小撮政治垃圾,建立起来的将是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上海!
陈丕显在硬的一套压制不住时,就进一步施展反革命的两手伎俩,一面采用感情拉拢和物质收买的手法来腐蚀红卫兵,说“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一面建立和控制保皇组织。他指使秘书,经常到各革命群众组织跑跑,虚情假意地进行笼络,这个秘书先后去过八个组织,每到一处都同他们说:“陈丕显派我来看看你们,因他身体不好,以后再安排时间来看你们,看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要求要帮助解决的?”等等。当陈丕显听到有的革命组织需要摩托车时,就立即下令说:“摩托车,脚踏车,叫工厂再培产一些嘛!”于是有一个工厂,就马上拿出七百辆苏修两用摩托车来。有的人提出要照相机,他就别有用心的说:“没有照相机,把我自己家里的照相机拿去。”



  (二)炮制保皇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

  去年十一月初,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陈丕显等老爷们,眼看宝座坐不稳了,立即策划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这个保皇组织,与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相对抗。
  工人赤卫队总部成立时,是经过陈丕显同意的。并且,他还派了一名书记代表市委出席成立大会讲话,表示支持。
  赤卫队成立后,由上海总工会主任张祺联络,具体由总工会副主任韩武成负责。当时在中央开会的马天水,得知中央文革知道了此事,打了电话给陈丕显。今年一月十一日,陈丕显对李家齐等面授机宜,决定将赤卫队的联络工作交给联络工人造反派的联络组,以混淆两个组织的界限,掩盖市委组织保皇组织的罪恶勾当。曹荻秋等还对夏明芳说:“你们联络站要很快把赤卫队接过来”,“几个革命组织,你们都要好好接触,都要联络”,“外面说赤卫队的后台是总工会”,“不然很被动”。这就进一步泄露了陈丕显的“天机”。由于夏明芳迟迟没有把赤卫队接过来,总工会副主任打电话催促夏说:“陈丕显、曹荻秋对赤卫队为何不交联络站很有意见”,“陈丕显坚决不同意抽一个人联系赤卫队”等等。可是,狐狸尾巴毕竟是藏不住的。不管怎样变换联络,它的官办性质是改变不了的,它的保皇面目也是改变不了的!
  在工人赤卫队的保皇面目日益暴露之后,陈丕显改弦更张,进一步挑动群众斗群众。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陈丕显这个阴谋家的导演下,在人民广场演出了一场丑剧。事前,陈丕显等一伙要曹荻秋在赤卫队总部召开的大会上,装出一副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高姿态,公开指责赤卫队的大方向是错了,妄想把工人赤卫队的错误,一古脑儿推给广大的赤卫队员,掩护他们过关。会上,工人赤卫队总部的一小撮头头,提出了矛头针对造反派的所谓八条要求,陈丕显指示曹荻秋拒绝签字,会议中间,还要秘书给曹的秘书通电话,要曹顶住。谁知曹荻秋这个不中用的家伙,在扭捏了半天之后,竟签下了字,这一下,就完全打乱了陈丕显的部署,于是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方面扬言工人赤卫队的事情“唯张祺、杨士法是问”,想把责任推给部下,另一方面又宣称,曹荻秋的签字是政治立场错误,由他个人负责,书记处不能同意。后来,果然曹荻秋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他的签字作废。曹荻秋的“声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十二月二十九日,几万赤卫队员到康平路去大闹“皇宫”,逼曹荻秋声明反动的“八条”继续有效。当晚九点钟,陈丕显直接与曹的秘书通话,耍他转告曹二点:(1)康平路周围有造反派、“红革会”配合我们做工作,形势很好,对我们很有利,要坚持,并争取主动找赤卫队中各种人员谈谈,能在明天天亮以前分化赤卫队领导成员,解决康平路事件;(2)如果赤卫队提出要市委承认他们的组织是“合理的群众性的组织”,可以同意,其它要求给予物质上的方便……等等。
  陈丕显明明知道,他们这样出尔反尔,一会儿签字,一会儿作废,又不肯真正向群众交代事实的真相,广大受蒙蔽的赤卫队员一定不肯善罢甘休;他也明明知道,革命造反队一定要揭露他们的阴谋,决不会同意反动的“八条”继续有效。这样,双方就一定要发生冲突。但是,毒如蛇蝎的陈丕显为了保护自己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竟不惜抛掉几十万赤卫队员,再一次挑动大规模群众斗群众。当晚就引起了造反队员和赤卫队员的冲突,发生了严重的康平路流血事件。以后,连续几天在不少地区和工厂发生了武斗,造成许多任务厂生产的停顿,几万赤卫队员北上,造成了沪宁线铁路运输的中断,使国家经济遭到了重大的损失。陈丕显是康平路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魁祸首!是造成国家经济严重损失的罪魁祸首!
  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在革命工人、革命学生的大力支持下,胜利地杀了出来,旧市委的心脏爆炸了。这对陈丕显是晴天一声霹雳,震得他目瞪口呆。但陈丕显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惊魂稍定,又生鬼计,积极策划建立机关内的保皇组织,给他保驾。就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召开的向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后的第二天,陈丕显急急忙忙召见办公厅的一些思想保守的人,给他们出谋划策,定调子,发了三点黑指示:一、叫他们批判市委已经决定拋出的杨西光、李家齐和苏超,而他自己只是“有官僚主义”;二、要他们保守党和国家机密,也就是替陈丕显见不得人的黑货保守秘密,暗示这些保皇派不要揭要害问题;三、怂恿他们开十万人的假批判大会,还特别叮嘱要调子不能“太低”,把假戏演好。一些人领了陈丕显的黑指示后,立即以办公厅的名义向各部委发出通知,召开“文革”负责人会议,不久便成立了“市委办公厅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委员会”。它一出世,就受到种种特殊优待:办公厅的当权派为它造舆论,说它是个“真造反”的组织;秘书处的副处长马上送来了图章和袖章;副秘书长方扬、办公厅副主任苏超等人还为他们提供重要材料;秘书处的负责人则主动表示愿意承担审查假批判大会发言稿的义务。更加荒唐的是,这个保皇组织的头目还曾应邀列席了市委召开的部、局长会议。但是,这个在陈丕显一手策划下办起来的保皇组织的反动面目很快就暴露了,陈丕显也落得一个“搬起石头打自己脚”的可耻下场。
  更为严重的是,去年十二月陈丕显还公开对抗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转业、复员、残废军人不成立单独组织的指示,积极支持成立非法组织“红卫军”。今年一月五日,陈丕显还亲自签发批准“红卫军”改名为“上海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并重申去年十一月廿五日市委批准的承认上海“红卫军”各组织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等四项规定,仍然有效;同时以旧市委名义发给各有关组织遵照执行,陈丕显还批准“红卫军”换发袖章,两次批给经费一万七千多元。陈丕显同这个组织的头头反革命分子顾平浩等鬼混在一块,进行他的反革命复辟活动。他并同北京来沪的“联动”分子勾勾搭搭,干其不可告人的勾当。



  (三)镇压革命群众,包庇牛鬼蛇神

  文化大革命以来,陈丕显顽固推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转移斗争大方向,组织和操纵一些受他们蒙蔽的群众和群众组织压制革命,实行“白色恐怖”,其目的就是要保护牛鬼蛇神,保护自己,妄想在运动中滑过去。
  运动开展后,陈丕显一再标榜“我和彭真是谈不拢的”,“对来自上面错误的东西是顶得住的”,并吹嘘“上海在文化革命中是走在全国前面的”。一九六六年六、七月份,陈丕显为了保上海旧市委,竟亲自布置旧市委宣传部搞了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大事记,说什么:“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同志根据市委指示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文汇报》发表。”“北京各报在十八天内不予刊登,彭真还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哪里去了?’”“六六年五月十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同志根据市委指示写的《评<三家村>》一文”等等,不知羞耻地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记到他们自己的功劳册上,贪天之功为己功。这个黑货送到了张春桥同志那里,张春桥同志严肃指出:“此件不宜印发。”陈丕显一看苗头不对,马上通知宣传部把印好的统统烧掉。
  随后,陈丕显等又搞了一个“点名揭发”的阴谋,企图把革命群众运动纳入他们预先设计的轨道。
  去年六月上旬,陈丕显看到南京大学揪出了匡亚明,而上海大学党委书记中一个也没有揪出时,就急忙地抛出了同济大学党委书记王涛。同济大学第一天贴出了一批王涛的大字报,第二天即派市委工作组下去,马上召开大会,宣布王涛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紧接着曹荻秋又在文化广场的干部大会上,抛出了一批已经揭发出来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名单,同时再次高唱“上海市委是正确的”调子。以后陈丕显还说什么“该打倒的就打倒,不该打倒的是打不倒的”,意思是说市委没有点名的是打不倒的。
  陈丕显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方针是“保”,他抛出几个“死老虎”,是为了保上海市委,保自己。
  华东师大革命师生刚刚奋起揭发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叛徒和镇压“北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刽子手常溪萍,以陈丕显为首的旧市委就到处高唱“常溪萍是好干部”,“常溪萍在上海的问题不大,‘北大’的问题送北京解决”等,为常溪萍定调子。为了保常溪萍,他们竟敢扣压聂元梓等同志揭发常溪萍的大字报。后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下,才不得不贴出来。陈丕显在去年九月接见教卫部干部时,又继续欺骗群众说,常溪萍早已“停职反省”了,等等。其实,旧市委只宣布过停止常溪萍的文化革命的领导工作。当有人间:“常溪萍为什么还是部长?为什么还登上主席台?为什么还有人向他致敬?”陈丕显支吾其词地辩解说:“停止了工作,就意味着停职反省。”去年十一月北大聂元梓同志到上海找常溪萍算账来了。陈丕显见机不妙,才被迫“抛”出常溪萍。他在接见华东师大少数派代表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假惺惺地说:“常溪萍是坏人,提拔常溪萍是瞎了眼睛。”
  陈丕显为了保住杨西光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更是绞尽了脑汁,先是阻止群众揭发杨西光的问题,千方百计地为杨西光开脱罪责,说什么:“西光同志在教卫部多年,总有错误,高教六十条他总归是要贯彻的,不要说杨西光,就是张西光、王西光,也要犯错误。”甚至威胁群众说:“杨西光的问题要大家揭,我这里仓库是空的,没有炮弹”等等。直至去年十一月七日,陈丕显和复旦大学“红革会”的同学谈话时,还为杨西光辩护,胡说什么:“你们处在杨西光的地位,也会犯错误的。”在杨西光的面目日益暴露的时候,陈丕显一面要王少庸插手对大学运动的领导,让杨西光退居幕后,作市委的狗头军师;一面又为杨西光出谋划策,叫杨西光尽早“做检查,争取主动”。去年十月二十二日,杨西光、常溪萍在文化广场被斗,以陈丕显为首的上海旧市委,居然为他们加油打气。第二天下午,还专门召开大学党委书记会议,让杨西光、常溪萍介绍所谓“经验”。在陈丕显之流的庇护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被斗以后继续进行招摇撞骗。就在他被斗的第二天,跑到教卫部和宣传部去,恬不知耻地大吹他的所谓“无所畏惧”的反革命精神,吹嘘有很多人在会上如何“支持”他,写条子给他,要他顶住。叛徒常溪萍也逍遥法外,华东师大庆祝我国导弹发射成功的大会,常溪萍登上了主席台,有意挑动群众斗群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常溪萍在末日已到的时候还敢如此嚣张,完全是由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撑腰壮胆的结果。在杨西光被复旦大学造反派揪出以后,陈丕显又立即改变了腔调,玩了一出“抛”杨的鬼把戏,说:“对于杨西光的问题,我们老早有数了,杨西光保常溪萍我们也老早看透了,我批评了杨西光”,“市委对杨西光早就有了一条界限”,等等。这真是胡扯蛋!既然老早有数了,为什么不早揭发,而要说自己的“仓库是空的,没有炮弹”呢?陈丕显这种鬼把戏是骗不了革命造反派和广大群众的。
  陈丕显“抛”杨以后,为了掩盖自己与杨西光的联系,确保自己,就大肆散布说:我们对“工业七十条是抵制的,而教育六十条是没有抵制的”,“文教方面对市委来说,从前是抓得不够的,是比较薄弱的一环”。还放空气说:“教卫部是独立王国。”他又曾指使办公厅一室主任为他起草一个批判杨西光的发言稿,准备在常委会上“唱戏”。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陈丕显还竭力庇护旧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为他出谋划策。去年十二月份,杨永直被革命造反派揪出之后,陈丕显约杨永直(孟波也去)到虹桥俱乐部密谈,要他们脸皮厚一些,斗争归斗争,工作归工作,腿要勤些,多到群众中去走走,嘴要勤些,到下面多作些检查,以此来迷惑群众,蒙混过关。陈丕显还为杨永直、孟波鼓气,说什么:“你们过去也做了不少工作,有一定的成绩,你们搞了一些现代革命戏,……芭蕾舞《白毛女》、上海之春等大型歌舞,这些都是你们搞出来的,是谁也抹煞不了的。”当杨永直多次被革命造反派揪出去斗争,又心慌意乱去找黑司令陈丕显说:“人家讲我是牛鬼蛇神,是黑帮。”陈丕显竟回答说:“如果你是黑帮,现在我也不会跟你讲话了。”看,陈丕显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庇护牛鬼蛇神的。
  曹荻秋,更是运动一开始就受到陈丕显的保护。他口口声声说曹荻秋是“好同志”,“是要革命的”,“市委紧跟中央”,“是内部矛盾”。即使在曹荻秋的反动面目已经充分暴露时,陈丕显依然说什么“我看曹荻秋是打不倒的,就是打倒了,将来也要平反”,还千方百计为曹荻秋献策,给他出了个“向党请罪,向人民请罪”的漂亮题目,教他做假检讨,妄图保他过关。一月六日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开会并发布通令,宣布即日起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市长,但会后陈丕显竟敢打电话给曹荻秋说:“中央没有撤你的职,还要好好干!”要曹荻秋顽抗到底!
  随着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市委机关工作人员也起来造反了,旧市委心脏爆炸了,陈丕显看到不但保不住曹荻秋,自身也难保,但他并不甘心于倒台,还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
  还在机关工作人员刚刚起来造反的时候,他就阴险地说:“机关与学校不一样,不能停止工作搞运动,要在搞好工作的同时,搞好运动。”为了不露马脚,还特别关照说,不要以市委的名义向下传达。陈丕显妄图以做好工作为借口,把机关内刚刚燃起的革命之火扑灭掉。
  十二月十八日,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在革命工人、革命学生的大力支持下,胜利地召开了向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机关文化大革命立即出现了一个新局面,陈丕显见市委机关造反派起来,大为恼火,恶狠狠地说什么:“我对市委机关干部过去估计太高,运动以后,要好好整他一下。”还说:“现在不象话!市委要改组。”他的老婆也出来帮腔,到处替他制造保皇舆论,说什么“市委是正确的”,“陈丕显是正确的,是受中央器重的”,“邓小平的检查以后可以翻案”,还说什么“妇联的同志受‘马路消息’的冲击已经很厉害了,大家要冷静一点,要独立思考,要辨别辨别,要以市委文件为准”等等,陈丕显妄图扼杀市委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陈丕显镇压革命群众是一贯的。早在去年六月初,上海自动化仪表三厂(即陈丕显四清蹲点的原综合仪器厂)的革命工人,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奋起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丕显听说自己蹲过点的地方起火,立即派干将到厂里,根据陈丕显的意旨,点鬼火,刮妖风,硬要群众根据他们划的框框,去批判四清运动中已处理过的某些群众的问题,转移斗争目标,挑动群众斗群众。这还不算,陈丕显又以四清工作队长的身份,亲自出马,为他所亲自选拔的厂党总支负责人打包票,同时,十几个群众遭到大字报围攻,被戴上各种政治帽子,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对这样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陈丕显还要当作一个好“经验”,准备登报推荐,魏克明还专门奉命写了一篇名为“把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陈丕显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镇压群众运动的大刽子手!



  (四)把革命群众的斗争锋芒引向军队

  陈丕显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竟妄图把革命群众的斗争锋芒引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我们:军队排长以上干部,要分期分批地参加地方四清运动,每期半年。林副主席指示:军队干部参加地方四清,不担任正职。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竟敢篡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说什么“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要军队干部担任正职;一搞就是一年,有的搞了两年;第一批还没有归队,就催第二批下去。去年十二月,总政治部鉴于地方上全面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规定:“现已派出参加地方四清工作队的人员,应即与地方协商,迅速全部撤回。”但是,陈丕显一伙置之不理,致使大批军队干部不能按时回部队工作。再有,中央指示:“四清工作队的同志,一般的不要揪回去斗。”而陈丕显、曹荻秋为了逃脱罪责,转移斗争大方向,竟然发出通知,说:“凡是基层单位的任何革命群众组织,有意见要求回去检查的,必须回去检查。”由于陈丕显、曹荻秋的这一规定,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大批军队干部,长期在地方上检讨,有的已经检讨了几个月,严重地影响了部队战备和其它任务的完成,破坏了军民关系,损害了我军的荣誉。
  去年九月,陈丕显等一伙又利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保障党和国家机密安全的规定》,竟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掺杂在机密文件、档案中,一起运到军队去暂时保管,妄图把罪责推给军队。
去年十二月上旬,陈丕显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但又不甘心被打倒,竟向驻沪部队提出所谓组织机动部队,准备“接管”市委的要求,梦想用部队来保护他们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乌纱帽。与此同时,尽管驻沪三军一再警告陈丕显一伙不得到部队里来躲藏,但是,陈丕显在被斗期间,仍跑到某连驻地躲藏,被哨兵拦阻,这个混蛋还盛气凌人地说:我是你们的政委,你们不认识吗?陈丕显等还几次向驻沪三军负责人提出,把过去部队领导同志住过的、现在空闲的房子给一些他们,妄图以此作为他们的防空洞。他们以传达中央某会议或作检查为名,多次向驻沪三军借会场开会。陈丕显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地妄图逃避革命群众的斗争,井阴谋挑起广大革命群众对部队的不满,把广大革命群众的斗争锋芒引向军队。



(五)炮打中央文革,刮反革命经济主义黑风

  毛主席教导我们:“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一一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陈丕显就是这样。在他临近末日的时候,还胆敢公开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把矛头指向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同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陈丕显听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讲话录音后,竭力污蔑陈伯达、江青等同志的讲话“只是轰,不讲政策”;同时又为刘、邓的肤浅皮毛的检讨惋惜,说:“现在弄得这两个老头子都要出来作检讨,真痛心。”看,陈丕显的反革命立场何等鲜明!
  一九六六年九月,陈丕显在梁国斌、李家齐面前夸奖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敢于公然与康生同志对抗,说:“还是江西老表敢讲话”,我们也要多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我们的意见”。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梁、李等对抗中央文革。同年十二月陈丕显老婆对陈的秘书说:“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人,没有实践工作经验,下面运动的情况不一定能反映到主席那里去。”今年一月中旬这个秘书就此事问陈丕显,陈丕显说:“这话是魏文伯同陶铸通电话时,陶铸说的,陶说‘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实践经验,张春桥就是没有群众运动的经验’。”陈丕显就是这样同陶铸一唱一和,攻击张春桥同志,炮打中央文革。
  “安亭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同志来上海同工人革命造反派,签订了“五条”协议,陈丕显对此恨得要死,破口大骂:“中央文革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为什么一切后果要华东局、市委负责呢?”甚至狂妄地说:“我怀疑主席是不是知道下面运动的真实情况。”陈丕显明明知道毛主席是批准张春桥同志签字的五条协议的,他就是这样公然把矛头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真是罪该万死!去年九月毛主席批转了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同志揭发青岛市委第一书记挑动工人农民斗学生的情况报告,中央还为此发了不准挑动工人农民与学生之间的斗争,不准工人农民干预学生革命活动的决定。陈丕显看了主席批示和中央决定后,十分狂妄地说:“我就不相信真有这样的事情,那个副市长自己就不是个好东西!”他又一次把矛头指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陈丕显、曹荻秋还多次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甚至在书记处,也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真是疯狂到了极点。
  陈丕显不放掉任何一个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机会,早在去年十一月份,陈丕显在接见复旦大学红卫兵大队部的造反派时,就暗示他们通过搞市委写作班来揪张春桥同志。今年一月份,他又和“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相勾结,污蔑“张春桥是两面派”,煽动他们反张春桥同志,在上海刮起了一股炮打中央文革的妖风。在张春桥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正确处理了“安亭事件”离开上海的前一天,陈丕显、曹荻秋又一手策划了一次所谓常委扩大会,对张春桥同志进行围攻,恶毒攻击和诽谤工人造反队,带头掀起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逆流。今年一月十二日,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在上海人民广场革命派的群众大会上讲话后,陈丕显再次恶毒地攻击春桥同志是在给上海各造反派定“调子”。他还通过他老婆之口,污蔑“春桥现在获得中央的信任,就目中无人,不关心市委的工作了”。他甚至指使苏超搜集张春桥同志大女儿的材料,借机攻击。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张春桥同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同陈丕显、曹荻秋之流坚决斗争,真是好得很!好得很!!
  陈丕显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面临彻底完蛋的时刻,丧心病狂地使出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绝招”,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猖狂的反扑。
  毛主席一贯提倡勤俭办一切事业,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发出了“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但是陈丕显公然对抗,提出“物质上的要求放宽”的方针,说什么“各方面要求解决的物资,应该充分给予满足”。“文化大革命,多花点钱,不要去计较”。根据陈丕显的黑指示,财贸系统由续中一专门组织了一个物资供应小组,大慷国家之慨,收买、腐蚀革命群众。

去年十二月十一日,陈丕显从幕后跳到幕前召开了第一次干部会议,会后指示黄涛,市政交通系统的很多集体所有制,要求转为国营,“灵活处理吧!”以后,又召开了许多黑会,以“改变所有制”、“统一归口”等名义,发出了一个又一个“提高工资”、“改善福利待遇”的通知,这就是在上海刮起反革命经济主义黑风的根源。更可恨的是,直到今年一月初,各革命造反派联合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和制止经济风的《紧急通告》以后,陈丕显还到处乱签字,批经费,批东西。到一月十日,陈丕显还给人力运输装卸革命造反司令部签发了一个文件,同意人力运输装卸单位转为国营,并把文件送到旧市委要求转发到有关单位遵照执行。到了一月十六日,还给“红革会”签字批了一万元经费。从上面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反对张春桥同志、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逆流的黑根不是别人,就是陈丕显!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黑风、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黑根不是别人,就是陈丕显!陈丕显是破坏上海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四、贪生怕死,挥霍无度,过着腐朽的官僚资产阶级生活

毛主席说:“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手陈丕显,完全违背毛主席的教导,他在政治上蜕化变质,在生活上则是腐化堕落。他灵魂丑恶,精神空虚,贪生怕死,追求享乐,任意挥霍劳动人民的血汗,过着腐朽的官僚资产阶级生活。

(一)贪生怕死的活命哲学

  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斗争就是幸福;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的哲学是活命的哲学,活着就是一切。为此,他千方百计地寻求“仙丹妙药”,以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安徽曾有人送给陈丕显一棵“灵芝仙草”,据说这棵“宝草”是生在石山上,受了多年“日月精华”的滋润而长成的,是世界上罕有的奇物,吃后可以“长生不老”。陈丕显如获至宝,送到华东医院药房间,指示要慎重研究,并做成适当的剂型给他们吃。他还指定农业科学院专题研究人工培养灵芝草。这是何等的荒唐!陈丕显爱吃苦瓜炒肉丝,据说,苦瓜对心脏有利。他为了“长寿”,一九六零年,竟不顾上海第一医学院当时的研究计划,要他们研究苦瓜的成份,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这又是何等的专横!
  为了保命,陈丕显家常备一个内科医生,一个推拿医生,一个护士,一个中医,还专门备有氧气医疗设备。有时医生一天要开四张处方,有的一张处方就要二百多元,西药必须要进口的,而且指定要某国的,中药每方必用人参。他家的口罩要用十六层纱布做的,与人握手后要用消毒毛巾擦手。脸盆要分洗脸的、洗脚的、洗肚皮的、洗屁股的、洗鼻子的。毛巾还另分揩手的和揩汗的,用过后要立即消毒。每逢客人来过以后,要用紫外线到处消毒。西瓜、桔子都要用肥皂擦洗。抹布也要消毒,还要分擦窗台的,抹桌子的和抹椅子的。抹椅子的就不能抹桌子,如果用错了就要挨骂,说什么:“你们抹布什么都揩,不是害死人。”为了避免饭前用手开关水龙头,特地要人把手开关换成脚踏开关。开窗关窗要根据天气、风向、温度、湿度,一天变化十多次。又如盖的被子从摄氏二十五度到三十度也都有不同的规定。陈丕显为了保持身上的温度,有时散步,要别人来回为他取三、四次衣服。看陈丕显怕死到了何等荒唐的地步!
  陈丕显为了保命,公开违抗中央指示,大量服用贵重药品和补品,如人参、鹿茸、珍珠粉等等。他每天早上服一小瓶人参粉(每瓶十七元多)。每天起床吃枣子人参汤,做报告时参汤要送到讲台上。连他的孩子也是补药不断。陈家三年来共吃了人参补药费五万多元。这笔钱,仅仅是吃人参等补品用的,西药中的维生素甲、乙之类的药品还未计算在内。他们服的中药,最贵的一帖达五百二十多元。以一九六一年计算,他家每人每天平均补药、中药费为十五元八角五分。他们一个人一天的药费,超过我们劳动人民一个月的生活费!奢侈到了何等惊人的程度!
  陈丕显平时如此娇贵,仍难免有个什么病痛,稍有不适,医生、护士等人便忙得不可开交。去年“不幸”病了,唯恐“呜呼哀哉”,立即从北京、广州请来五个全国第一流的资产阶级医学权威,常住上海,加上上海的医务人员,几十个人围着陈丕显转了三个多月。每天晚上,他到肿瘤医院去看病,“钴60室”就停止接待其它病人,专门为他一人服务。他每去一次,有卫生局党委书记、华东医院两个院长、第一医学院办公室主任、肿瘤医院院长、主任等多人陪同,还要公安局派三个同志担任警卫。这还不够,他还要中央卫生部长钱信忠和副部长崔义田轮流在上海坐镇,为他主持会诊。请来的这些资产阶级医学权威,在上海期间的房租、伙食费全部由公家报销外,还要五日一小宴,十日一大宴地招待他们,专程送他们去无锡、苏州游览,乘游艇逛黄浦江,待为上宾,花费国家数千元。为了给陈治病,经华东医院院长提议,曹荻秋批准,拨了十万元美金,加速从加拿大进口一台“钴60”放射机,准备安装在延安医院,以免他每天要到肿瘤医院治疗。
  陈丕显为了保命,对资产阶级专家迷信到了极点,只有专家看,他才满意,每次会诊不仅专家多,而且都是“高级”专家,例如上海的“第一流专家”X光科的,耳鼻喉科的,肿瘤科的,病理科的等等都请来了,并基本固定下来由这些专家每星期来会诊随访。陈丕显的病理片标本,还专程送到广州中山医院的病理专家、北京协和医院的病理专家等书面会诊。在治疗期间,还两次请北京肿瘤科医院院长、主任,以及广东省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等联合上海专家大会诊,制定治疗方案和具体操作方法,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在疗养期间,陈丕显竟让医院领导,使用种种手段,把戏剧学院的一座房子夺过来。他为了尽快在这座洋房里“养病”,指使医院尽快修建(实际上是重建),当时,只好把全院十二个工程全部停下来集中“修”这座房子(包括花园),经过彻底的“修建”,成为一座极其华丽的奢侈的小洋房和花园。修好后,陈丕显的老婆亲自检查,还不满足,什么窗帘不光滑,窗纱的质量不好,等等,并且要求在房子内装一些医疗设备,如能看口腔的机器及小型流动X光机及检查机器等。休养期间,他每天要服十多种西药,凡是有外国进口的就不吃国产的,还要吃中药和参汤,去年四月至十二月,仅西洋参一项,就用去了一千二百多元。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而在陈丕显眼里,那里还有什么“人民的利益”和“大多数人民的痛苦”呢?有的只是保“我”命,“我”不死。为保“我”命,他无所不用其极。陈丕显那里还有一丝一毫共产党员的气味呢!



  (二)腐朽糜烂的精神生活

  陈丕显奉行活命哲学,精神十分空虚,经常从玩扑克、听音乐、看坏戏和毒草电影中寻找寄托,从养鸟、玩狗、赏花中求得慰藉,充分反映出他那种腐朽阶级的没落心理。
  早在无锡时,陈丕显专门在区党委机关旁边造了一个富丽堂皇的跳舞厅,专供区党委负责人享受。每周开一、二次舞会。一九五四年柯庆施同志到上海不久,就有人写信揭发陈丕显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一家住一幢上海最好的花园洋房,里面像俱乐部一样,有跳舞厅、弹子房、花园。市里还专门设立了文化俱乐部、虹桥俱乐部、冠生园、延安西路二百号、丁香花园等,供陈丕显这班老爷们跳舞、游泳、打弹子、划船、看戏、看电影,吃喝玩乐,搞得乌烟瘴气。
  过去,柯庆施同志外出或生病,陈丕显之流便兴高采烈,大肆活动。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每晚陪老婆看戏。看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如《王老虎抢亲》、《打金枝》、《盘夫索夫》等等。一九六一年他去南汇,像资产阶级老爷一样,要越剧团送节目单给他“点戏”,他选了鬼戏《情探》,看得津津有味。看香港片,听轻音乐和黄色评弹《三笑》、《珍珠塔》那更是家常便饭。在他家中,全部《玉堂春》,周璇等的靡靡之音唱片,全套《唐伯虎点秋香一一三笑》等评弹录音,应有尽有。他临睡前要听轻松的音乐,有时就在靡靡之音中入睡。直至去年,还放唱片《状元媒》《孟姜女》(京剧),而且假借“审查”为名,欣赏毒草电影,还指名要西方黄色的恐怖片子看,什么《古堡幽灵》、《鬼魂西行》、《僵尸》等等。为了避人耳目,还叫放映员专为他一家放映,如《尤二姐》等香港片不知其数。文化大革命期间,还特地向陈云借来一套《三笑》评弹唱片,要广播电台突击录音复制,还要苏州市委书记指定专人把录音整理成文,用正楷书写,以便传之后代。更其恶劣的是,一九五六年,宗教界内破获了一个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在倪柝声家里抄出了许多反革命罪证和荒淫无耻的图片、书籍和电影胶卷(包括春宫电影),办了一个展览会。陈丕显竟以检查展览会为名,看春宫电影。
  文化大革命开展后,他仍大看毒草电影。去年五月份,连续看了《舞台姐妹》、《早春二月》、《红日》、《不夜城》、《林家铺子》等。七、八月份,为他一家专场放映的有:《抓壮丁》、《武训传》(上、下集)、《球迷》、《早春二月》、《大李、小李和老李》、《逆风千里》、《人民的巨掌》、《桃花扇》、《刘主席访问阿富汗》和《刘主席访问巴基斯坦》等。他自己一家看了不算,还要请与他关系密切的中央一些干部的子女看,如《桃花扇》、《阿诗玛》(只有四人看)、《鬼魂西行》、《三毛学生意》、《黄金梦》等。更为恶劣的是,点名要放在我国绝对禁映的、十分腐朽反动的影片《僵尸》和《古堡幽灵》给青年看。用心极为险恶!
在陈丕显的家里,楼上、楼下,花瓶、盆景,一年四季不断。要国际饭店的服务员每周到他家插花;要上海大厦专门派一人到他家养金鱼。还到处陈列着“梅兰菊竹”、“鱼鸟花草”、“四季美人”等陈腐的屏幅,甚至还把杭州都锦生织锦“八仙过海”的大寿字也挂在宿舍里。这些东西直到去年除四旧时还不肯拿掉。他到处请所谓名书画家为他写字绘画,甚至把他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一些颓废透顶的破字画,也搜集到上海来标新。在文化大革命中,还要办公厅给他借《宝晋斋法帖》、《三希书法帖》、《曹娥孝女碑》等摹写死人的书法。庸俗无聊到了极点!



  (三)穷奢极侈的物质生活

  陈丕显一家,过着特权阶层的贵族生活,为他.们服务的有公务员、保姆、炊事员、驾驶员、服务员,还有警卫员、特别护士和秘书等十多人。样样都要别人侍候,甚至连挤牙膏、铺床迭被、擦汗换衣,都要警卫员、护士代劳。
  陈丕显经常慷国家之慨,大请其客,生活上非常特殊化。有一次他出面在锦江饭店宴请一批党宾,他提前半小时到达,他看到只摆了一个圆桌,就嫌出席的人数太少,排场不够,立即下令扩大人数,改圆桌为长桌。当时有人提醒他,说柯庆施同志主张人少一点,节约一点,陈不以为然,认为要他出来做工作,就不要那么小气,仍坚持己见。更有甚者,在规定的菜单以外,提出要吃古巴牛蛙,要吃栗子烧鸡,使厨师忙得不可开交.
  去年四月上旬,全国乒乓球比赛在上海举行,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共有四、五百人。比赛结束后,陈丕显通过杨西光传下令说:上海市应请客,上海是大城市,不要太小气,要学北京,规格要仿照一九六五年秋彭真宴请第二届全运会那样。
  陈丕显不顾柯庆施同志的劝告,常大量使用公款请客吃饭。中央和国务院下达了不准用公款请客吃饭的指示后不久,杨尚昆来上海,他公然对抗,用公款请杨吃了几顿“名菜”。甚至在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期间,也把锦江饭店的经理带去经常请客,大吃大喝,用国家的钱来拉关系,笼络感情。有一年,贺龙到上海休养,一天,贺要看越剧,陈丕显指定要在上海艺术剧场演出。但上海市普通话观摩大会事前已租妥了艺术剧场,也是当天晚上开,事前报上已发了消息,而且还要向全市电视转播(播送机已搬到了现场)。他滥施威风,坚持要用艺术剧场,观摩大会只好改在儿童剧场。
  几年来,一有机会,他就带全家坐小汽车去游山玩水,走遍了杭州、苏州、无锡、宜兴、南京、芜湖等地。去年十月,陈丕显去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带了老婆、孩子一家五口,还有秘书、警卫、医生、护士等九人,往返都是依仗权势乘专机。住在开会的地方,占用了六个房间。陈丕显、谢志诚不吃会议伙食,而是根据其要求单独为他们另备菜饭,并有一个服务员专为他们服务。谢志诚还带了儿女、医生、护士游山玩水,乘坐小轿车去八达岭看长城、十三陵看地下宫殿等。平时,他们更是无车不出门,他的老婆占用市委高级轿车,去锦江饭店理发,去妇联拿工资,身体稍有不适,就要乘小轿车到华东医院去看病,还经常把中医学院的著名医生和浙江等地的老名医用小汽车接到家里。有一次因接送医生,小轿车来回跑了四次;这是在一般情况下,如有其它病情发生,那接送医生的车子往来更为频繁,有时光陈丕显的专车不够用,连华东医院的车辆也一起出动了。一九六六年,七个月中用了三千公升汽油,而谢志诚每月只付五元钱的车费。
  陈丕显还利用特权,四处抢购,破坏党纪国法。一九五四年,当他知道棉布要实行计划供应时,便利用星期日,同他的老婆一起,开了汽车去南京东路抢购了大量的棉布,囤积在家里。一九五九年,他又命令锦江饭店开设小卖部,向局长以上干部供应市场上难以买到的畅销商品,并且价格降低百分之十。一九六一年,这个黑店被柯庆施同志发现并责令关闭后,他们又耍花招,设法开放友谊商店。陈丕显的老婆经常去买这买那,王光美,薄一波的老婆来上海时,也都到那里去抢购。当时,广大劳动人民和革命干部,克勤克俭为国家分担困难,而陈丕显一伙却另是一样,他们利用职权,“开后门”,搞特殊化,发“国难财”,过着修正主义的老爷生活。其心何毒!实行“购货券”以后,陈丕显向市人委财办拿了几千张放在手头。陈丕显和他的老婆还经常通过私人关系,到国棉二厂购买大量的不要布票的府绸和的确凉。由黄赤波介绍,在劳改处做了大量的衣服。衣料只算批发价,做工只收成本费,还在劳改处购买了不要布票的毛巾、被单等。还通过王献庭的关系,到东北产地购买野山人参,因为较便宜,一买就是一、二斤。多年来还通过王购买了大量廉价的副食品,井接受他们送来的各种副食品的礼物。一九六三年,陈丕显还从劳改局没收犯人赃物中拿去一只“亚米加”的手表。
  陈丕显的手伸得很长,他不仅在上海抢购,而且到外地抢购,譬如,他利用到江西省和福建省工作的机会,抢购了一箱肥皂和数十斤白糖(当时上海已计划供应),以后又在浙江省湖州市抢购了丝棉,后来湖州市又派人专门为他送来了数十斤多年的老陈酒。这是陈在湖州时要的。从上面所举的几件小事来看,陈丕显想的是什么,干的是什么,不是很清楚吗?

  现在,从吃的方面看看陈丕显。

  他家吃的饭菜点心,是锦江饭店一级厨师烧的。每天吃的点心,要一天换一个花样,一个星期不重样;他家三个孩子吃点心,每个孩子一个样。他们吃头号大米还嫌不好,要专程到青浦拉水晶米来吃。他们吃的面条,都是到锦江饭店、国际饭店用手工拉出来的很细很细的面条。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的老婆嫌标准面粉粗糙咽不下口,要到大饭店去买精白面粉吃。平时他们想吃什么东西,如果市场上买不到,就千方百计到别处去买,譬如专门到上海县三林塘买浜瓜,到南汇县装水蜜桃,到青浦拉大螃蟹、活鲫鱼,在西瓜落市、桔子还没有上市的时候,甚至用飞机到广州、重庆、福建、浙江等地运西瓜、桔子。去年十月,陈丕显去北京开会,这个混蛋从广州买了六十多元钱的西瓜,用飞机运到北京,运费达二百五十多元!他们吃东西极为奢侈,吃西瓜只吃汁、不吃瓤;吃鲫鱼只吃鱼肚皮;吃老母鸡只吃鸡汁,不吃肉。更令人气愤的是,有一次,陈丕显要吃甲鱼,市场上买不到,特地与金山、松江、青浦、奉贤等县联系,其中川沙县还兴师动众地车干了河水为他捉甲鱼。真是荒唐透顶!他们在三年困难时期,仍然大吃大喝。家中有一级厨师还要专门从锦江饭店、衡山饭店弄来精制的点心。农场每天供应陈家一只“小鸡”,这种“小鸡”每只小的二、三斤,大的四、五斤,价钱论只计算,每只一元。他家接受副食品、水果等礼物不计其数,仅水果一项,经常存放几百斤,由于吃不完经常大量霉烂丢掉。
  可恶的是,陈丕显这个混蛋,一九六零年,正当国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农民生活比较困难的时候,他突然“衣锦荣归”,神气活现,大手大脚,逢人发香烟,挨户送糖果,还招待近邻远亲大吃大喝一顿。而自己分文不付,拍拍屁股走路,费用全部由当地人民公社支付。
  陈丕显在休养期间的生活更是糜烂透顶。他们一家五口每月伙食费平均六百多元,每天早上蒸蛋白,中午蒸鸡汁,晚上乌龟汤,外加三顿点心。平均每天要吃半只老母鸡,一只童子鸡。在医院治病仅仅三个月就吃了一百零五只童子鸡,七十只老母鸡。出院休养期间吃了二百零九只鸡,九百元水果费。一九五九年在上海大厦光吃一盆鸡脑子就杀了几十只鸡。每天伙食费八、九元,自己只付一元五角。这不是剥削又是什么呢?
  陈丕显对公物挥霍浪费,而自己的小算盘却打得很紧,视钱如命。他家每月用煤气二十余元,为这事陈竟在讨论工作的会上,多次指责公用部门煤气表不正确,并指定要李干成派人检查,检查了几次,煤气表完全正常。用公家的煤气炉时从来不过问,要他们自己花钱烧煤球时,连工作人员喝水也要算一算。有一个时间,陈家烧洗澡水的煤由自己出钱,陈、谢经常检查,要公务员用秤称好,规定一天只能烧几斤煤,用多了就要批评;而当用公家煤的时间,就从不过问。陈在北京开会期间花了一角二分钱买了预防感冒的“甘菊饮”,他老婆还大发雷霆:“吃药还要自己花钱!”他们的灵魂是何等的丑恶!
  再看看住房。陈丕显住地环境要安静,住房要宽敞、舒适,颜色要美观、协调,处处以资产阶级为榜样。一九五二年以来搬家已达六、七次之多,挑来拣去,好了还要好。一九五九年,为了响应中央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号召,柯庆施同志带头住到东庙工人新村,市委、市人委其它负责人也相继搬入。陈住进后,这不如愿,那不满意,挑挑剔剔,说龙华飞机场飞机起飞影响他午睡,路上行路人的脚步声使他彻夜不能入眠,找了许多借口,不久又独自溜到花园洋房里去了。
  一九六四年修建书记处住房,修好后,他嫌不好,又要做双层玻璃铜窗,为此返工重做,增加五千元开支。更合人气愤的是,因为他们家卫生间里缺少两块黄磁砖,竟将办公大楼里的磁砖统统敲下来,说什么“把它放到卫生间里去,使屋内颜色协调”。陈丕显的住房内,冬夏温度要控制在摄氏十八度左右,夏天没有冷气设备时,他曾要建工局在住房顶上搭一竹棚遮太阳,后来因为太特殊化了,末搞成,于是要工作人员每天运一吨冰为他降温。而工作人员的值班室,热的透不过气来,也不许开窗通风,以防止热气进入他们的住房。这和资本家有什么两样!地毯稍为旧一点,他就不要了,而要花四五千元去买新的。很好的家具不用,要定做一套全新的家具,加工以后,正巧“三反”运动开始,他做贼心虚,不敢要,说:“不拿,现在‘三反’拿它做什么。”结果放在仓库里被大水冲坏。“三反”运动过后不久,他们却又要了,还大发脾气说:“我要东西,你们拖拖拉拉,等要了‘三反’来了。”
  陈丕显一家独占一座花园洋房,大红地毯从门口一直铺到会客室和卧室,电冰箱、电视机、电风扇、冷气机、钢丝弹簧床,一应俱全,桌椅书橱全是第一流的,还有一个设备齐全的健身房,公家的新式大钢琴也被他占为已有,放在大厅里。房子里的装饰、陈设是由大资本家的女儿一一一个“家政系”毕业的所谓“专家”设计的。
  为了他们的所谓“安静”的腐朽的生活,连工人在他们家里走路也没有自由,行动必须轻手轻脚。为了打扫房间不至于有响声,他们异想天开地叫在芦花扫帚上包上棉花扫地。在疗养时,他一个人占用了整个一楼和二楼的一半,因为怕二楼的医生、护士吵闹又把他们赶出了二楼。医生进去时,不能有响声,护士走路时必须把鞋子脱掉,穿着袜子走路。这种生活方式简直令人不可想象!
陈丕显坐车子也非常挑剔。他一到上海,就提出要坐好车子,当时刚从美国新闻处接管了七、八辆轿车,他竟一下要两部,厚颜无耻地说:“你们不敢坐,我来坐。”为了赶时髦,短短的几年中,他坐的车子已换了八种式样;每换一次车,都要做一次新窗帘。前几年,还积极设法从法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进口高级轿车。



  (四)专横跋扈的老爷作风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可是,陈丕显反其道而行之,一贯骑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狗仗人势,狐假虎威,他的老婆也作威作福,视工作人员为奴隶,对他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陈、谢二人对待警卫员、公务员、保姆的态度,和地主、资产阶级没有两样,尽管工人同志白天黑夜的干,每天工作二十小时左右还不能使他们满意。五年中,被他们赶出来的工人有二、三十人。例如谢志诚曾养了一条狗,每天都要工勤人员为它洗澡,如认为洗得不干净,就要毒骂一顿,有一次把工勤人员都斥责得哭了,坚决不愿再服侍他们了。谢甚至经常毫无道理的骂警卫员、公务员,她不仅不向被骂者道歉,反要他们向她赔罪才肯罢休,陈丕显是完全支持纵容谢志诚的。陈家清规戒律很多,他和谢志诚的茶杯暖瓶都是分开的,用错了就大骂保姆。就是工人同志到陈家修理东西,地板打蜡,也有三条规定:不准喝陈家的茶杯,不准看陈家的人(指他的老婆),不准坐陈家的椅子。他们对待保姆也是惨无人道,工资低劳动重,还规定不准保姆与外界接触,连有亲友来探望,也不让保姆去会见。有一次,保姆只得请别人帮她把饭送到传达室给客人吃。不光在生活上、经济上加以压迫,更毒辣的是在政治上、精神上的迫害。有一千姓金的保姆怀了孕,陈、谢怕她不能做事,竟然偷偷的给她吃药,使这个保姆小产了。另一个刚从农村来的保姆,因不熟悉情况,用擦桌的布擦了席子,给谢看到,马上把她辞退,并不准她再到别家去当保姆,专门派人把她送到火车站赶回乡去。谢志诚有一个月,竟然换了十四个保姆!
  他们把公务人员当成奴隶、工具,滥加使唤,稍不如意,轻则发一顿脾气,重则赶出门来。
  黄洪德同志是从部队挑选来的五好战士,下士班长,为了失去一只鸡,被他们骂了出去。公务员吕光明同志,一次在揩芭蕾舞姑娘瓷像(江西景德镇送给陈丕显的)上的灰时,不小心,把瓷像弄坏了一点。这下惹了大祸。他们暴跳如雷,一定要吕光明同志滚蛋。公务员李瑞明同志,拿错了一块抹布,谢志诚大发脾气,第二天还责问管理科副科长:管理科政治思想工作怎么做的?还说:李瑞明劳动态度不好送他乡下去劳动。甚至还说:管理科要改组!为这事,陈丕显还叫办公厅副主任苏超和秘书出面,讲这是首长的命令,一定要送乡下去劳动,连工资也不发,这实际上是开除。有一天陈丕显房间里有几只蚊子,他们就责令公务员汤克文同志捉了一夜。第二天还叫秘书召开紧急会议,谢气势汹汹地责问十多个工人“要不要她住在这里?”还胡说“这个任务是中央叫我一定要完成的”。看!为几只蚊子竟冒用“中央”名义来要挟。炊事员张汉强同志因给陈吃的饭菜稍冷了一点,就受到谢的严厉训斥,以后就把张辞退了。
  他们这样做是一贯的。一九五三年前后,几个警卫员同志看不惯陈丕显、谢志诚的资产阶级生活,受不了谢志诚的谩骂压迫,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联名写了一封控告信给《解放日报》,不料信落到了他们手里,陈丕显亲自出马,训了警卫员不算,还要当时的秘书长王尧山、马万杰和机关党委丁明新出面开会整警卫员同志,胡说什么“你们无法无天,要搞书记”。还开会斗了警卫员同志,有一些同志还被他们一脚踢出去了。警卫员毕延平同志因为讲话顶撞了谢志诚,陈就指令开会要斗争他,并扬言要开除他的党籍,最后调走了事。五好公务员老李由于谢志诚经常责骂和挑剔,竟吓得得了一个失眠症。后来被送到农场去劳动。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更为不能容忍的是,他们自己不革命,也不许别人革命。工人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参加政治运动的权利都被他们剥夺了,恶毒地攻击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不安心工作”,想“当官”。他们经常对工人进行奴隶主义教育,说什么:“你们都是共产党员呀!要你们为首长服务,这是党对你们的信任呀!应该好好为党工作。你们为我们服务就是完成党交给你们的任务。”陈丕显信口雌黄,说什么“你们不但我的话要听,谢同志的话要听,小孩子的话也要听”等等。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而陈丕显竟要工人听他和他老婆的话、小孩子的话,真是贼胆包天,猖狂之极!


  陈丕显是刘少奇在上海的头号代理人,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在上海复辟资本主义的罪魁祸首,也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反革命两面派。他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他善观风色,随机应变,蒙骗了一些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们只有用这种策略同我们进行斗争,才能够混下去。
  狐狸再狡猾也藏不住尾巴。白骨精再善变也逃不过千钧棒。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下,陈丕显终于原形毕露。
  揪出了陈丕显,并不等于已经把他彻底打倒,更不等于肃清了他的影响。我们必须百倍警惕反动势力的新反扑,必须准备再打若干个回合。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善于学习的、团结群众的、革命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打倒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
  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
  彻底批判、肃清刘、邓反动路线的流毒!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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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7-08-05
陈丕显的特别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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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早在1964年8月就明确指示:“北京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1965年8月党中央再次批示:“各地区对于类似北京医院的这种老爷医院必须同样进行改革,纠正这类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
  上海最大的党内走资派陈、曹之流,不仅阳奉阴违地顽固抗拒最高指示,反而变本加厉地大搞特殊化,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陈丕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借口养病,擅自利用职权在原华东医院内修建豪华别墅。
  1966年2月新贵族老爷陈丕显因病住入原华东医院。一个人占用了整整一个半病房(一个病房至少可放40张病床)但仍不大满意,延安医院(华东医院)党委书记李存仁等小丑,即献计在医院旁边找了一幢花园楼房,勾结上海市房管局长朱道南,对住户限期逼迁,然后迫令建筑工程队立即中断正在紧张施工的十二项基建工程,抽调大批人员日夜施工,限期在两星期内修建好这幢为陈丕显一个人准备的特别病房。在修建期间,李存仁大搞保密措施,不仅全院革命群众不晓得究竟在搞什么,连党委副书记都一点不知道。 
  这幢座落在华山路上的漂亮洋房原来是外国吸血鬼西地马席斯的别墅,建筑物还很新很好,占地五亩余,建筑面积达1100平方米,每月房租达503.79元。主楼共三层,每层都有卧室、起座室、会客室、餐室和盥洗室等许多房间。旁边另有一幢两层楼的建筑,供给警卫、服务人员居住用的。此外还有汽车间,花棚等。然而陈丕显之流还不以此为足,再予大肆修建。如在柳安木地板上再接上塑料地板,钢窗敲掉重装三层隔音窗,室内灯光的阴暗可以随意调节,许多房间内安装着内外直线电话,以便随时向各方面下达黑指示,听汇报。在与医院相通的地方连续装了两扇大铁门…以致修建费用高达十万元之余。修建后,除了由旧市委调拨全套华丽家俱外,还备有价值万元的两架半导体室温调节机,全国第一流的轻便活动式X光机,从战备仓库中调来的理疗机等等高级精密进口的医疗仪器。修建完毕,由陈丕显的臭婆娘谢志诚亲自参加验收,还嫌这不够,那不好,如对窗帘不满意,李存仁等混蛋马上再化几千元换成天兰色乔其纱和墨绿丝绒的冬夏两层窗帘。李存仁还向旧市委要了一辆价值万余元的苏修制全新伏尔加小轿车,专供陈丕显使用。为了保证陈贼休息时的安静,命令设在附近的48路公共汽车站迁移站址。
  别墅修建时,正当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因此从未使用,空关一年多,单房租一项已浪费6000余元。
  以上仅以修建房屋一事就充分暴露了陈丕显之流的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丑恶嘴脸。他们貌似党员,肚里却男盗女娼。他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们不配做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们已经走到反面了。中国的赫鲁晓夫以及陈丕显之流妄想把我们引入资本主义社会,这办不到!永远办不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中国人民奋起千钧棒,把你们打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打倒刘少奇!打倒陈丕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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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7-08-05

(陈丕显)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上海市红三司交大革命造反兵团

  毛主席在全国解放的前夜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就是这一类人。解放十七年以来,陈丕显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土皇帝”,变成了赫鲁晓夫式的工贼,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揭开画皮看本质,露出了陈丕显的狐狸尾巴:
  (一)陈丕显这个老混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搞生活特殊化。不仅陈丕显本人,而且连他的老婆,不干事、光拿钱的谢志成,以及儿子(陈小津、陈小琪)女儿(陈小龙)也享受了高干的特殊待遇。看看陈家的腐朽生活,与苏修比较又有什么区别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家中有厨师、保姆、公务员,并要护士当“高级保姆”。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苏修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还清了外债,战胜了内灾,很快地恢复了国民经济,这是我国七亿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艰苦奋斗的结果。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这个老混蛋,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干了些什么勾当呢?他把自己的身体看得比党和国家的命运还要重,养命保身,大搞苏联修正主义的一套生活方式,挥金如土,吃喝劳动人民的血汗,违抗中央关于滋补药品自费的规定,公开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仅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挥霍国家金钱用来滋补身体竟达56853.52元,现列清表如下:

  陈丕显全家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所吃中药、补药帐目明细表
  项 目   1960年     1961年   1962年   合计
  陈丕显 3851.60元 11744.51元 7038.51元 22634.42元
  谢志成 8515.50元 16128.00元 7047.10元 31690.60元
  陈儿女   227.95元   1056.30元 1244.25元 2528.90 元
  合 计 12595.05元 28928.81元 15329.66元 56853.52元

  (平均每人每天:以61年计算,五人每人每天15.85元;一帖药最高纪录的钱数:最高纪录一帖药是521.10元)

  陈丕显这个老混蛋,一个人竟达22634.42元,三年中他们喝了这么多劳动人民的血汗,一定要清算。56853.52元钱,还仅仅是吃人参等补品,而西药中的维生素甲、乙……等等还没有计算在内,这些钱根据1958年江苏省一般生活水平每人每年60元计算,可以供948个农民吃一年,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啊,“血债要用血来还”,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及其全家吸去的劳动人民的血汗一定要用血来还清!可恶的是他的老婆、儿子、女儿,算什么东西,对人民立了多少功劳,也要有高干的待遇,甚至于超过了高干的待遇。他老婆吃的人参补药钱竟达三万一千六百九十多元,他的子女也吃了二千九百二十八元多,其中一个月竟拿了三十六帖药,一帖最高记录竟达五百多元,而上百元的是十分平常的事。他们看“病”后吃的是什么药,是“参”,什么野山参(每两170元),别直参、人晒参、高丽参、吉林参、西洋参、移山参、红人参、丹参、太子参……数也数不清;还有什么鹿茸、血茸、关茸(粉)……;什么羚羊角粉、真珍珠粉、真犀角粉、珍珠母、濂珠粉、枷楠香、熊胆粉、琥珀多寐丸、安宫牛黄丸……数也数不清。就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的老婆谢志成自己的话来说:“我的肚子里可以长参树了,可以开药厂了。”再来看看群众的意见吧,一个群众说:“他的人参恐怕超过了以前皇帝的使用量了,这对党造成了多么不良的影响”,有些群众说:“他的一天药费比我们一月工资还多”等等。使我党与群众脱离。
  (二)为了满足陈丕显的奢侈生活,××医院在这位上级的指使下,使用种种手段,把戏剧学院的一座房子(华山路518号)夺了过来,还到市委打了官司(为这事市人委秘书长张耀辉也感到不满,但也没有办法),××医院党委前党委书记李××揭露,陈丕显为了尽快在这座洋房里“养病”,策划指使医院尽快修建(实际上是重建),按一般的进度要到1967年度才能完成(当时是1966年6月),只好把全院十二个工程全部停下来集中“修”这座房子(包括花园),经过彻底的“修建”,成为一座极其华丽的奢侈的小洋房和花园,全部是追随苏修和美国等资产阶级的一套。修好后,陈丕显的老婆谢志成亲自来检查,但是还不能满足这个资产阶级官太太的欲望,什么窗帘不光滑,窗纱的质量不好……等等,等等;并且要求在房子内装一些医疗设备,如能看口腔的机器及小型流动X光机及检查机器等。修好后,由于文化大革命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没有胆量住到里面去。
  (三)陈丕显,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简直是十六世纪封建时代的“土皇帝”,陈丕显在上海某院疗养时,居住在一楼,整个一楼都被他一个人占用了,而且还占二楼的一半,因为怕二楼的医生、护士吵闹而把他们赶出了二楼。医生进去时,不能有响声,护士走路时必须把鞋子脱掉,穿着袜子走路。这种生活方式简直令人不可想象,真是混账透顶!
  (四)陈丕显家里的摆设和过去的大地主、大资本家里的摆设并没有两样。有沙发,钢琴,、电视机、电冰箱,花盆(每周由花圃来换一次鲜花,这种花是分等级的,陈丕显的花是最高级的),不雕山水,古董,还养有热带鱼……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墙上挂的是一些才子佳人和古人的山水画,就是没有毛主席的像;在会客厅里有的是《海瑞罢官》《海瑞上疏》的说明书,就是没有毛主席语录;书柜里看到的只是一些古书及其它书,就是看不到“毛主席著作”。这反映了什么样的立场,什么样的思想,不是一清二楚了吗?陈家有十二间房子,有专门洗衣服,洗澡的地方,还有厨房,会客厅,寝室等等,每个房子装有电话机,有的还有二个电话机。每年冬天放暖气,夏天放冷气,一个夏天要用几吨冰……陈丕显,这个混帐就是在这皇宫般的地方过着极其奢侈的生活。
  (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抵制和违反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千方百计寻求仙丹妙药,只想保命,不要革命甚至反对革命。前二年,由陈家送来一颗“灵芝仙草”到华东医院药房间,据说这课“宝草”是生长在石山上,受了多年“日月精华”的滋润而长成的,是世界上罕有的奇物,传说吃后可以长生不老。此草乃生于安徽省大别山区,由当地领导送给陈丕显,让医院慎重研究,并做成适当的剂型给谢志成吃。结果不久就吃完了,谢志成为了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就指定农业研究专题研究院人工培养灵芝草,这是何等的荒唐!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爱吃肉丝炒苦瓜,据说苦瓜对心脏有利,在某医院院长薛××和戴×的奉承拍马下,拿了苦瓜到医院来分析研究它的有效成分,由于医院的水平和设备有限,对这一艰巨任务不能胜任,在院领导的指使下,叫上海第一医学院去研究,当时人家有一定的研究计划和专题,可是陈丕显这个老混蛋,为了使自己长生不老,不管这一切把研究苦瓜的成分作为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在陈丕显的天下,当然,医院、医学院都变成了为陈服务的工具。
  (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平时大吃大喝,在家享清福,专请了一个医生和护士为他家服务。全家吃的不知要比一般的人好多少。通常每天吃四顿,有时每天吃五顿。午觉后还要吃一顿,都是极高级的点心。陈丕显更特殊化了,为了满足所谓营养,每天就要吃2.80元,最多达4.60元,平均每天3.80元(饭后吃的水果不算在内)。一天一只童子鸡,三天两只老母鸡,老鸡吊汁吃,吊过汁的鸡肉就不要吃了,而吃又嫩又肥的童鸡,这些童鸡又是怎样烧的呢?把童鸡放在汽锅里加入老母鸡的汁蒸,每天吃一只,吃到厌了,还要吃,说这样吃最补。这些鸡都是从特殊的地方,通过特殊的方法搞来的。吃鱼也如此,鱼要吃活的鲜的,大小也要规定,并叫厨房工人去掉里面的鱼骨一根也不能留,怕刺嘴巴,有一次,一个工人没有去掉鱼中的一根骨头,而被医院院长,党委书记叫去臭骂了一顿;吃菜更不要说了,厨房里的工人得在一棵大白菜(约八斤)中选出那么一小份菜心,但是呢,陈这个大混蛋还嫌这菜心老。请同志们想一想,大地主刘文采和他的小老婆为了要吃鸭子脚上的趾不是每餐要用三十多只鸭吗?陈丕显和刘文采又有什么两样?又有一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名的雌老虎谢志成在饭里吃到了一粒小沙子,就大骂特骂,大发脾气,更令人气愤的是她还说这是阴谋,是谁故意摆进去的企图害死她……等等,当时把某院的五楼的全体同志都吓得不得了。从此以后,厨房里为她做饭就把米一粒一粒地数,真令人不能容忍!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陈丕显全家又吃什么呢?每天早上吃牛奶面包,每餐从未断过荤菜,饭后还是吃水果,他们吃水果又是怎样吃的呢,吃的是水果汁,其它不吃,与劳动人民比一比真是天差地别,完全是修正主义的一套!
  陈丕显这个老混蛋,每次到南京、无锡等地去出差或去游览都是随身带好医生、护士。照以前中央的规定,陈丕显不是中央委员,根本没有资格有专门的医生、护士跟随,这又是违反中央,私自大搞特殊化的具体例子。
  (七)陈丕显这个混蛋,不仅在生活上是修正主义的一套,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是修正主义的一套。陈丕显为了使医院为自己服务,又为了腐蚀干部,对医院要求“求深,求大,求全”,在柯老死后,在陈的大力支持下,某医院买进了价值三十万美元的进口机器(用七十二个大箱子装),还有上海的第一台钻60(二十万美元),瑞士麻醉机,同位素扫描机……等等,想把这个医院办成六十年代的第一流的医院。陈丕显住院时,以治疗复杂为借口,由杨西光指示某医院,请其它医院的专家来会诊达十余次之多;入院时,按规定陈应住在某病房,但由杨西光动员他到另一病房(保密病房)去住,起先他不同意,后来就去住了,而且一直没有出来的意思。当时一共有三个护士为他一个人服务。住院期间,对自己的病特别关心,反复向医生问病情,当他知道病情严重时,要求彻底治疗,并说:“多想办法治好,并不是为我个人,而是治好了可为党多做几年工作”真是恬不知耻,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方面迷信专家,一方面交待卫生局党委书记何秋澄要好好招待专家,自己还请专家到他家去吃饭,特地从外边请来名厨师专门烧名菜,当外面的专家回去时,陈丕显又特地请他们到锦江饭店大吃大喝,以示感谢专家为他看病。为了保命,陈丕显大慷国家之慨,任意挥霍国家财产,请专家看电影,游黄浦江,参观万吨水压机,又到无锡去游览一次……等等还从外面拿来一些明清字画挂起来供他们欣赏,陈丕显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他的病留一条后路,与他的资产阶级保命哲学分不开的,拿谢志成的话来说:“这些人要拍他们马屁,要送东西给他们,因为要叫他们看病。”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在医院治病时要求很高,迷信专家到了极点,只有专家看,他才满意,每次会诊不仅专家多,而且都是“高级”专家,例如上海的“第一流专家”X光科的,耳鼻喉科的,肿瘤科的,病理科的等等都请来了,并基本固定下来由这些专家每星期来会诊随访。陈丕显的病理片标本,还专程送到广州请中山医院的病理专家,北京协和医院的病理专家等书面会诊。在治疗期间,还两次从北京肿瘤科医院院长,主任,以及广东省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等联合上海专家大会诊,制定治疗方案和具体操作方法,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和他的老婆谢志成这才算满意,并要求出院后要专科医师定期去检查。
  (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对他爱人和儿女看病是极为关心的,他的女儿一生病就紧张得不得了,医院里的医生去看了还不满意,还亲自指名叫某专家来看病,只要他老婆满意的,他就支持。地主,国民党员、伪保长的医生×××所以长期来目中无人,在书记的园子里自由地走出走进,也是与陈丕显的支持分不开的。陈丕显的老婆和女儿来医院看病时,还要坐小轿车进进出出。陈丕显不仅不反对老婆谢志成的一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且百依百顺,全部听他老婆的话,他老婆叫他穿这双鞋子,他就不敢穿那双鞋子,叫他穿什么衣服,他就穿什么衣服……从这里完全可以看出陈丕显与他的老婆谢志成生活在一起,修在一起。我们从另一个侧面,即从他的老婆谢志成的修正主义生活方式,可以看出陈丕显是个什么样的货色。
  (九)陈丕显的老婆谢志成,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官太太,是一个凶残无比的地主婆,她整天吃喝玩乐,指手划脚,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个家伙,不知吸了劳动人民的多少血汗。
  谢志成以养病为由,经“市委”批准休养长期在家吃喝玩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生活。
  谢志成身为市妇联常委福利部部长,而实际上是个十足的资产阶级官太太。谢的衣服多得不得了,有皮大衣,呢大衣,夹大衣,缎子睡衣(奇形怪状,紧裹在身上),数不清的毛绒衣,高跟皮鞋……谢志成的衣服都是十分高级的,都要从锦江饭店买来,并由最好的裁缝特制。毛巾、袜子都是一打一打地买,但是还嫌“袜子没有了”,“毛巾没有了”……叫苦连天。
  谢志成什么东西都是高级的,连头发也是高级的。每次洗头都要坐小汽车到锦江饭店里去。并事先打电话与理发师约好,一分钟也不能迟到。有一次,谢志成和陈丕显一起到衡山饭店理发,理发员不小心把一滴水弄到陈丕显的耳朵里了,于是谢志成就大发脾气,最后,竟把理发工具扔了一地,旁边的人也不能说半个“不”字。
  谢志成经常要医院保健医生到她家去看病。有一个医生本人是大地主,国民党员,伪保长,对于这个人谢非常赏识。因为这个人的奴才相合了谢志成的心意,那副点头哈腰,唯唯是喏的鬼样子就是得到了谢志成的赏识。这个医生有一次到柯老家去看病,柯老马上把他赶出来了,但谢志成呢,不但要他看病,而且逢年过节送鸡蛋给他。这两个鲜明的对比,不是说明了谢志成和地、富、反、坏、右是一丘之貉吗?
  谢志成这个混蛋,吃饱饭没事干,于是就在家里研究出一套和西方资产阶级一模一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吃饭吧!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差一分钟也不行,还有严格的数量限制,不能盛多,也不能盛少。谢志成怕死怕得要命,家里的东西经常消毒,用的茶杯拿到管理处去消毒还不行,还一定要让护士再消毒,有时客人来摸过的东西都要消毒,甚至护士给他铺床也要把身体离得远远的把手伸得长长,生怕传染了什么病。在洗澡的时候,水要一定的温度并把温度计放在浴室里以测量温度。多么可耻的生活。
  谢志成这个混蛋,吃饱饭,没事干,“毛选”根本不看,国家大事根本不关心,广播,报纸都不感她的兴趣,她感兴趣的是黄色小说,如“七十二家房客”“西厢记”“红楼梦”等,她感兴趣的还有听轻音乐,甚至晚上睡觉前竟放催眠曲,真是荒唐无耻透顶。
  谢志成这个混蛋,吃饱饭没事干,就指手划脚逼护士、保姆、公务员在房间里捉蚊子,捉苍蝇。
  谢志成这个混蛋,吃饱饭没事干,就在家里养鸡、养鸭、养鸽子。
  谢志成这个混蛋,吃饱饭没事干,就骂东骂西,不但在家里,而且在医院里在其它地方都嫌这个不好,嫌那个不好,动不动大动肝火,大发脾气。
  每年夏天,陈丕显都要去外地避暑,陈一个人当书记,全家都沾光,一到夏天,陈丕显和谢志成就携带宝贝女儿,医生、护士、公务员浩浩荡荡外出游山玩水,谢志成要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不依不行!
  每天十时护士就得把中药和参汤送到谢志成的手里不许过冷,也不许过热要正好适中,下午等谢志成起来后又要送上中药和参汤。每天下午三点到六点医生就要按时为她推拿,还骂医生没力气。
  原来到陈丕显家去的护士是一个农村姑娘,十分朴素,诚实,但谢志成不喜欢把她赶走了,后来调到陈家去的是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爱打扮的能说会道的,专会奉承拍马的护士,这合了谢的心意,但这个护士的下巴有点突起,这点使谢志成不满,后来谢志成就指使这个护士去整容把突起的下巴整好了。从这件事中,可看出谢志成是一个十足的狐狸妖精!
  同志们看到这些例子,一定已愤慨万分了,但是这样的例子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啊!
从这些铁的活生生的事实中我们不难看出,陈丕显和谢志成是道道地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喝足了劳动人民血汗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们非把他们打倒不可,砸烂不可,不把他们打倒,砸烂,我们死不瞑目!


  选自 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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