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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文献]评陈丕显的五次假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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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reading 从 文革与国史资料 移动到本区(2017-08-05) —

评陈丕显的五次假检讨

中国文革研究网整理

《文汇报》《解放日报》《支部生活》《工人造反报》编辑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毛主席语录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假检讨是不行的。


  评陈丕显的五次假检讨
  《文汇报》《解放日报》《支部生活》《工人造反报》编辑部在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英勇顽强的斗争,终于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上海的代理人、上海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之流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积极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一年多来,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的战略部署,始终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对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陈、曹、杨之流,通过电视斗争大会、街头大批制以及班组批判会、店堂批判会、家庭批判会等活动,展开了空前广泛、空前深刻的革命大批制。这一小撮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已经陷落在千百万革命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
  但是,陈丕显之流是否已经在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批倒批透批臭了呢?没有,远远没有。困兽犹斗,落水狗爬上岸来仍然要咬人。作为资产阶级的忠实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个同我们党,同无产阶级,用极其狡猾、极其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斗争了几十年的老反革命分子,陈丕显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失败。解放后,此人在上海整整干了十五年。十五年来,他处心积虑地妄图把上海变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据点,时时都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在他认为有机可乘的时候,他就进行猖狂的进攻;在他感到形势对他不利的时候,他就采取从进攻转(中国文革研究网)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装死躺下,隐蔽力量,以待时机。十五年来,他经常地玩弄这种反革命手法。单拿他的假检讨来说,至少有五次,这就是:
  一九五四年四月关于高饶反党联盟问题的“检查”;
  一九五八年六月大刮“表扬”黑风的“检查”;
  一九六二年二月对所谓民主集中制问题的“检查”;
  一九六六年十月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错误”的“检查”;
  一九六七年七月,经过几个月的修补,趁中国赫鲁晓夫抛出“认罪书”,向毛主席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猖狂反扑之际,跟着抛出来的所帮“检查”。
  这些“检查”,加在一起,有厚厚的一迭;不仅装腔作势,文理不通,而且竭力回避要害,借机反扑。就这些东西,就象听陈丕显的哼哼哈哈的“报告”一样,是一场灾难。但这恰恰是反革命两面派的特点,是两面派的典型代表作。这五次“检查”所涉及的问题,又恰恰是十八年来阶级斗争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极为重要。毛主席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教导我们说:“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原故,许多反革命分子钻进我们的队伍中来了。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因此,我们还是要硬着头皮把这些“检讨”仔细读下去,而且要认其地作一番研究,为的是要从敌人退却的脚印中找出他们原来进攻的路线和准备发动新进攻的路线来,以便了解他们这一套,对付他们这一套,彻底消灭他们。

  一尊反党的“小钢炮”

  一九五三年,正是在高饶反党集团向毛主席向党中央发起猖狂进攻的叫嚣声中,陈丕显因为积极参与这个反党集团的活动而大露头角,在他们同伙中赢得了“小钢炮”的盛名。这是一尊什么炮呢?炮口对准谁呢?
  事情要从一九四九年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把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这个革命一开始,资产阶级就站在对立面,进行顽强的抵抗。资产阶级通过它埋伏在我们党内的头号代办中国赫鲁晓夫大肆宣扬“剥削有功”;利用它手里还握有的经济力量,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动进攻。这个进攻被“三反”、“五反”运动击退以后,资产阶级又妄想通过高岗、饶漱石这些叛徒直接以阴谋手段夺取党的最高权力。这是新中国诞生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一次大激战。
  在这场激战中,陈丕显这尊“小钢炮”就向无产阶级发射了炮弹:
  行贿问题,若追下去,可能死很多人……对资本家应采取行贿无罪!(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一日,在各大行政区来沪收集“三反”材料的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中国的赫鲁晓夫说:“剥削有功”;上海的代理人跟着说:“行贿无罪”。陈丕显总算不枉中国赫鲁晓夫的一番栽培,“剥削有功”一到他口中,就具体化了,就同当时资产阶级抗拒“五反”运动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了。中国赫鲁晓夫不是曾经啧啧称赞“阿丕有两手”吗?这就是一个表现!
  陈丕显这还只是小试锋芒。“小钢炮”高度发扬火力,还是在这以后。他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所作的“检查”中说:
  在去年六月(在北京开会期间),暴露了我不但有前面所说对待别人说些不利党的团结和中央威信的言论和行动方面的自由主义,而且自己也说了一些不利中央各部(中国文革研究网)负责同志的一些话,态度是骄傲自满的,神气活现的。
  陈丕显这第一份所谓“检查”,就显露出他在搞反革命两面派方面的“才华”。要害问题用“不利党的团结和中央威信”一笔轻轻带过,接着绕来绕去,绕了半天,终于下狠心给自己套了两顶帽子:“自由主义”和“骄傲自满”。但是这样两顶帽子,戴到陈丕显的贼脑袋上,相称吗?
  他究竟说了一些什么话?他自己不倒出来,我们不妨代举一例:“高岗年轻,有办法,有些人老了,看样子不行!”“有些人”指谁?陈丕显现在想赖账,可是,他自己当时不但有言论,有行动,而且白纸黑字,有案可查,怎么赖得掉呢?在这里,陈丕显恶毒地竟敢把矛头指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五三年高饶反党集团的全部反党活动,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让位”,他们来上台!陈丕显的反革命言论和行动就是对他们这个反党阴谋的一个配合。陈丕显说他犯了“自由主义”。这是什么“自由主义”?要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让位”,要高岗、饶漱石再带上他这个陈丕显上台,这当然也是一种“自由”,即约翰逊的“自由”,赫鲁晓夫的“自由”,蒋介石的“自由”,资产阶级的“自由”。有了他们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校的自由,没有中国人民的自由。两种自由,一种消灭另一种,只能如此,不能妥协。只有消灭了陈丕显的“自由”或“自由主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自由才会大大扩大,无产阶级专政才会大大巩固。
  陈丕显说,他还有点“骄傲自满”。这也要看对谁。“高岗年轻,有办法”,不就显得他很谦虚吗?对反革命分子饶漱石呢?就在这个假检讨中他还在吹嘘“饶是一个好的领导者,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化了的领导同志”;承认对饶是有“个人崇拜”的。这能说是“骄傲自满”吗?还有,就在这份“检查”中,他还特意大捧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潘汉年,说他“工作不但有原则,而且办事很有能力,工怍做得最多,很负责”,说潘历史上有什么什么功劳,并且气势汹汹地为这个现行反革命大鸣不平:“我认为过去党对他在这方面的宣传不够”!在这里,你陈丕显又怎么说得上“骄傲自满”呢?扣上这样的帽子,你不感到委曲吗?
  对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陈丕显就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了。不过那也不叫“骄傲自满”,应当如实地叫做刻骨仇恨。“有些人老了,看样子不行”,岂止是“人老”,岂止是“样子不行”,陈丕显早已满腔仇恨,要动手了。不过由于形势不行,没有敢。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常常注意控制的结果”。那十个字,却是没有“控制”得好,一不小心,从牙齿缝里漏了出来,每一个字都饱蘸着对于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刻骨仇恨,是不难令人感觉到的。那么究竟谁行呢?高岗行,饶漱石行,潘汉年行,中国赫鲁晓夫行,还有,陈丕显不是一向喜欢资产阶级称赞他“年轻有为”吗?“有为”者,“行”也,他陈丕显也行嘛!陈丕显想干什么?他的狼子野心何在?在“骄傲自满”这顶轻飘飘的破帽子遮掩下,能滑过去吗?
  陈丕显一九五二年进上海,立即迫不及待地打出了“行贿无罪”的第一炮;次年,又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射出了连珠炮。陈丕显为什么这么急急忙忙,如丧考妣?因为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要完蛋了。陈丕显作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出于阶级本能,实在是身不由己,不能不这样做呵!

  从十多天看十多年

  全国解放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二场激战,是在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展开的。那时候,中国赫鲁晓夫又以为有机可乘,跳出来到处宣扬剥削阶级“已经基本上被消灭”,“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陈丕显也跟着进一步“发挥”说,“资产阶级已经投降”。并公然要工人称资本家为“同志”,大搞“合二而一”。就在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派的支持和煽动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令智昏,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无产阶级奋起还击,由此展开了我国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一九五七年击退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以后,在一九五八年展开了更加深入的党内整风运动,斗争矛头直指党内的各种资产阶级歪风邪气,直指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陈丕显又做了些什么呢?让我们还是来看看他自己在一九五八年六月所作的“检查”吧!这一次的“检查”名曰:《从错误中接受教训》。是什么“错误”呢?要接受什么“教训”呢?他在叙述了柯庆施同志因参加重要会议而去北京的过程后,接着说: 在我负责主持市委工作的时候,我却没有坚决地把深入整改这一中心环节抓紧,以至在短短一个时间内,在不少工厂、企业、商店、机关中,刮起了一股“表扬为主”的歪风,使一部分单位中的整风运(中国文革研究网)动一度离开了坚决地、深入地、彻底地进行整改的正确方向。
  这股“表扬风”仅仅是“离开了”整风运动的正确方向吗?下面他又不得不作了这样的自白:
  特别是在少数单位中已经发展得乌烟瘴气,庸俗不堪,在“庆丰收”的招牌下面,那一套“茶楼、酒馆、拆字、卖相”的低级庸俗作法全部出笼,不仅思想落后、作风不好的人受到了表扬,而且有的连坏分子、右派分子也上了发扬共产主义精神的红榜……
  够了,够了,这已经够肮脏的了。但问题还不止于此。陈丕显在这里只是对当时一些人所共见的现象,做了一点遮遮掩掩的自然主义的描述,却小心地回避了问题的实质。
  这股“表扬风”,根本不是什么“表扬为主”的问题。这是一股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向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进行反攻倒算的反革命黑风。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痛击了资产阶级从政治、思想战线上对无产阶级所发动的猖狂进攻,深刻地触动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及其社会基础。资产阶级怀恨在心,一有机会就要反扑,就要对伟大的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进行反攻倒算。明火执仗地搞反攻倒算吗?他陈丕显不会那么傻。他的口号是“表扬”,他的旗号是“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可他干的是什么呢?他说,“整风把干部整得灰溜溜的”,应该让他们“心情舒畅”;他号召群众要写大字报,不仅要表扬干部,“还要表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哪一家的“共产主义精神”?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对干部应当作阶级分析,如果是党内走资派,不仅要把他们整得“灰溜溜”,还要彻底批臭,彻底打倒;如果有缺点错误的革命干部,伟大的整风运动冲刷了他们灵魂深处的尘垢,给他们带来的是更饱满的政治上的青春,决不是什么“灰溜溜”。“还要表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说,章罗联盟这一帮“大知识分子”是反共反社会主义有“功”的,你们把他们“打成右派”,是错误的。陈丕显为“灰溜溜”的干部鸣“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表“功”,这不是公开保护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公开煽动资产阶级右派翻天,煽动牛鬼蛇神反攻倒算,公开号召复辟资本主义,又是什么呢?
  陈丕显的“检查”中耍了一个花招:“我却没有坚决地把深入整改这一中心环节抓紧”,因而要负一点“领导上的责任”。他想这样一绕弯子,就轻轻地把一场反革命复辟的罪行推得一干二净。可是,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是: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底的上海市委扩大会议上,柯庆施同志提出了一个闪耀看毛泽东思想光辉的口号:“整风运动会告一段落,整风精神永远不能丢!”当时,柯庆施同志已感到陈丕显此人甚不可靠,因而在赴京开会临上火车时,还特地亲自将报告改定,要党刊发表,作为各级党组织贯彻执行和检查工作的依据。可是柯庆施同志一离开上海,陈丕显就急急忙忙于五月十六日、五月二十四日、五月三十一日连续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并到一个棉纺厂召开“现场会议”,一手推翻市委通过的柯庆施同志的报告,刮起这一阵“表扬”黑风,把整风运动引上邪路。这阵黑风,完全是你趁柯庆施同志不在上海的时候,有计划、有组织地搞起来的,你想把责任推到谁身上呢?你还想继续玩弄赫鲁晓夫那一套“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的故技吗?什么“没有坚决地”“抓紧”,不,你破坏整风运动,坚决得很!你进行反攻倒算,抓得很紧!
  在陈丕显的这一个所谓“检查”里,还有一个发明:刮“表扬风”只是“在短短一个时间内”的事,“仅仅持续了十天左右的时间”。他同我们扳着指头算日期,想在时间上打点主意。但是,陈丕显在这里能够钻到什么空子呢?要不是柯庆施同志回来得快,你的这股黑风还不知道要刮多久呢!就算只有十多天吧,你复辟资本主义、充当资产阶级的忠实奴才,难道也仅仅是十多天的问题吗?
  这里有陈丕显的一段亲笔罪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他的光辉著作《矛盾论》里,作了这样一个为全部历史所一再证实的英明论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陈丕显看后心惊肉跳,又一次地“控制”不住了,他竟然就在这一金光闪闪的最高指示旁边涂了这样一段黑话:“现在中国不能完全用这个方法。因民族资产阶级现为革命的一分子。”好一个“革命的一分子”!一副坚定地坫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立场上,坚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丑相跃然纸上。
  再看他的行动。
  也是在一九五八年,陈丕显窃取了政协上海市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以后,走马上任第一次讲话,就攻击柯庆施同志担任市政协主席期间贯彻执行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胡说什么“过去政协工作不够活跃,不够丰富多彩”。接着,他就替右派分子大摘帽子,大开“神仙会”,使一大批反动资产阶级分子都肆无忌悼地“活跃”起来,让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大大地“丰富多彩”起来。有个反动的资本家气势汹汹地提出,他们要有绝对的自由,只准他们放毒,不准别人消毒。奴才陈丕显马上随声附和说:好,“不但不打棍子,连晃一晃也不行”!看,在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然要对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了!
  请问:仅仅用“十天左右的时间”,包括得了你这许多无法掩盖的丑行吗?
  早在上海解放前夜,毛主席就向全党指出:“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毛主席说的“对方”,特别点出了上海资产阶级。上海,的资产阶级受到中国封建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一百多年来的训练,反对无产阶级的经验十分丰富,最善于从人民革命队伍内部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人们看到,陈丕显进城没有几年,从穷奢极欲的物质生活,到低级腐朽的精神生活,从变化多端的权术手腕,到顽固不化的反动立场,多么象是旧上海滩上的一个资产阶级“大亨”啊!难怪上海资产阶级头面人物无不为得此人而额手称庆,感激涕零。

  在反革命的阶梯上上升

  历史的车轮推进到一九六二年。这时候,我国遭受暂时经济困难,国际上各种反动势力也集结起来大肆演奏反华大合唱。资产阶级以为时机又到了,在中国赫鲁晓夫的策划下,向无产阶级专政大举进攻,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达到了空前猖狂的程度。
  这时候的陈丕显,靠了他那一套反革命两面派的权术,进一步为中国赫鲁晓夫所赏识,已经在上海党内组成了以他为总头目的资产阶级顽固堡垒。他充当了恶毒攻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柯庆施同志的主将。
  陈丕显攻击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是一贯的。他所采取的是典型的两面派手法,即“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搞鬼”。一九六二年初,陈丕显利令智昏,违反了他“常常控制自己”的规定,抛出了对所谓民主集中制问题的“检查”,达到了昏天黑地的地步。
  在抛出这个所谓“检查”之前,他就制造舆论,私下里对人说:“常务书记上面还有一个第一书记,事情不好办。”所谓不好办,就是他那一套资产阶级的路线、方针、政策、作风,经常被“上面”即柯庆施同志管着,“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在这份“检查”里,陈(中国文革研 究网)丕显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大肆污蔑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合沙射影地攻击柯庆施同志,为他自己和他的同伙在党内搞复辟资本主义活动争“民主”,争合法地位。柯庆施同志严正地向他指出:民主有两种,有无产阶级民主,有资产阶级民主,不能笼统地要求民主。对柯庆施同志这个一针见血的批评,陈丕显恨之入骨,一再煽动干部围攻柯庆施同志。
  他的这些活动,受到中国赫鲁晓夫的赏识。陈丕显越发“神气活现”了,越发把中国赫鲁晓夫当作神明来供奉。柯庆施同志提倡干部在家里和办公室里都要有毛主席著作,随时可以学习。陈丕显就污蔑“学《毛选》人手一册是形式主义”。革命群众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破私立公,陈丕显又污蔑为“变相的整群众”。而对中国赫鲁晓夫的篡党纲领黑《修养》,他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一九六二年七月初,当这本黑书的修改本还没有出版的时候,他就迫不及待地开会布置,要作为“经典著作来学”。有人提出书还没有出版,买不到,他就大发雷霆。革命人民的红宝书——毛主席著作的出版,常常受到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百般阻挠,以至长期脱销;而这本黑《修养》却被列为“永不脱销”的特殊出版物,一路开放绿灯,无限制地大量印发。在上海,这本黑《修养》前后共印了一百三十七万多本,让这株大毒草到处放毒!
  陈丕显紧跟中国赫鲁晓夫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发起的全面进攻,到一九六四年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毛主席发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下,这一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奋起向资产阶级反击,江青同志所领导的戏剧革命已经开始,全国城乡开展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哨战已经打响了。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充当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总后台的中国赫鲁晓夫,仓惶奔波于大江南北,纠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拚死顽抗。
  就在这一年,中国赫鲁晓夫选择了柯庆施同志因病外出休养的时机,带了他的老婆、资产阶级分子王××,急匆匆地赶到了上海,竭力推销他所精心炮制的假四清、真复辟的“桃园经验”,大搞复辟资本主义活动。陈丕显看到主子亲临指挥,简直得意得发了狂。他一面大肆吹捧中国赫鲁晓夫的“重要指示”,王××的“重要报告”;一面“闻风而动”,亲自带队到一家仪器厂去“蹲点”,照着葫芦画瓢,企图炮制一个城市的“桃园经验”,为城市复辟资本主义提供活样板。同时,他一手推翻柯庆施同志根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制订的上海城乡四清部署,把许多单位已经进行的四清运动“推倒重来”,即“推倒”社会主义,使资本主义卷土“重来”。
  就在这一年,中国赫鲁晓夫为了对抗毛主席发出的关于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伟大革命运动的伟大号召,到处游说,兜售他的假共产主义、真资本主义的黑货——“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陈丕显紧紧跟上,立即下令把柯庆施同志支持创办的上海业余工业大学改为“半工半读大学”,并亲自到“毕业典礼”上去推销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还不算,又在自己“蹲点”的仪器厂炮制了一所自称“全国独一无二”的“半工半读厂校”。开办才几天,就写“报告”向中国赫鲁晓夫邀功。中国赫鲁晓夫立即批转全国,流毒四方。陈丕显受到主子赏识,受宠若惊,一再宣誓效忠,要同中国赫鲁晓夫“永远穿一条裤子”。他一面勾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弄虚作假,把上海一切业余学校、夜校都算做实行了中国赫鲁晓夫的所帮“半工半读”,拼凑出一个庞大的数字,向中国赫鲁晓夫请赏;一面特地下令剧团“创作”表现“半工半读”的戏,制片厂拍摄表现“半工半读”的电影,为中国赫鲁晓夫歌功颂德。真是无耻之尤,可恶透顶!
  就在达一年,中国赫鲁晓夫为了对抗毛主席亲自总结的“鞍钢宪法”,在工业企业中加速复辟资本主义,大搞所谓“托拉斯”经营。陈丕显本来是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门以势压人的彭真式的人物,他根本不知“托拉斯”为何物,听说是中国赫鲁晓夫的主张,就凭着他的阶级本能,不管青红皂白,立即奉行,亲自召开专业公司经理会议,大讲特讲他自己也讲不通的“托拉斯”的“优越性”,限时限刻推行。
  一九六四年底和一九六五年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批判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个两条路线展开激烈搏斗的过程中,陈丕显的两面派角色,表演得非常充分,也最为狼狈。开头,中国赫鲁晓夫讲话,反反复复强(中 国文革研究网)调“秘密侦察”“扎根串连”,说所有基层干部统统都“烂掉”了,统统都该打倒,把社会主义制度描写得一团漆黑。陈丕显感到自己原来准备的上海“桃园经验”跟不上了,便一个长途电话打到旧上海市委办公厅,命令火速派人赶到闸北区,“搜集”中国赫鲁晓夫当年“地下工作”时“扎根串连”的材料,为他的主子树碑立传;又一个电话打到他“蹲点”的仪器厂,叫正在代他“蹲点”的心腹飞到北京,修改他的“桃园经验”。忽然,他听人说彭真把作风上犯有一般错误的工人干部也当作什么“新把头”来斗,他又感到落后了,立即下令把他“蹲点”的仪器厂内一个作风上有些缺点错误的车间干部“上升”为“新把头”,召开全厂斗争大会。工作队不敢怠慢,连夜准备。但是第二天,陈丕显一看空气突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开始反击了,立即一只长途电话打到上海,说是“行情”变了,赶快“降格”,停止开斗争会。这时,离开斗争会只有半个钟头了,忽而宣布不开,弄得工人群众莫名其妙。
  请一切革命的同志想一想吧!这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为了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流氓、赌棍、投机奸商的一切卑鄙无耻的手段都用出来了!马克思描述资本的罪恶时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不也正是这样吗?

  覆灭前夕的垂死挣扎

  陈丕显不久前还在狡辩说,他是由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在我们批驳了他的头三份假检讨后,这个问题难道还需要争论吗?不需要了。对于一切革命的人们来说,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正因为陈丕显一贯紧跟中国赫鲁晓夫,企图把上海,把中国拖上复辟资本主义的绝路,所以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才会那样残酷地镇压革命群众,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彻底埋葬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包括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之流的一次大革命。豺狼在临死前的疯狂反抗最集中表现了豺狼本性。陈丕显在垂死挣扎时所表现出来的狡猾、阴险、凶狠的反动本质,最后也最出色地为自己完成了一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的典型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陈丕显倒是立了一大功,即他所抛出来的两份所谓“检查”,为我们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提供了大量极好极好的研究材料。它让我们看到,一个死硬的反革命分子,在这次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惊心动魄的大搏斗中,是如何正一套,反一套,明一套,暗一套,阳一套,阴一套地对付我们的,我们的同志千万不要失去警惕啊!
  一九六五年底,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重要文章首先在上海报上发表,揭开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陈丕显贪天之功,经常拿这件事来吹嘘自己。现在,谁也知道,这完全是一场大骗局,实际上,他还是玩弄了反革命的两手。他明里做人,暗中做鬼,表面上也装作支持的样子,实际上却竭力想把这篇文章的政治调子压低,并且趁这个机会盗窃情报,向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于彭真“打招呼”,不让彭真“被动”,又向大野心家、大军阀罗瑞卿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告密,让他们见风转舵,大捞政治资本。但是,暴风雨来了,两面派不大好当了,为了回避使他自己也难于应付的局面,就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借“养病”为名,退居二线,幕后指挥,窥测方向,待机而动。
  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掀起了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黄浦江畔巨浪滚滚,文化革命大军重炮猛轰上海党内的资产阶级顽固堡垒,直追这个堡垒里的黑头目。陈丕显如坐针毡,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九月底,又使出新的花招,妄图到外地避风,来个“胜可以居功,败可以滑脚”。但是,就在他出发前夕,中央通知他到北京开会,打乱了他的全部反革命的战略部署。
  为了混过关去,陈丕显又作了所谓“检查”。
  “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很大成绩。”成绩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敢于造反的结果,同你陈丕显有什么相干?
  “市委也作了不少工作。”真是无耻,无耻!在上海,你(中国文革研究网)陈丕显和曹荻秋、杨西光等一伙坏蛋,利用权势,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压制无产阶级革命派,才是你们的全部“工作”。
  “当然,如果我不因病休养,站到第一线,也可能犯同样的错误”。一句话就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且慢!你虽然没有站在第一线,但是,围攻北京红卫兵,疯狂反对革命大串连,整理、转移黑材料,玩弄丢卒保车的鬼把戏,哪一件不是你同曹荻秋之流共同策划的呢?你溜得掉吗?
  想溜也溜不掉。陈丕显拒绝了会议期间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他的最后挽救,顽强地继续表演,终于演完了他的压轴好戏,终于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陈丕显能甘心吗?不可能的。甘心了,他就不成为陈丕显!
  一九六七年七月,陈丕显继中国赫鲁晓夫的“认罪书”之后,也交出了他十五年来的最后一份假检讨。这一回“检查”,长达三万余言,而内容呢?不仅空话连篇,回避要害,上推下卸,狡辩抵赖,而且含沙射影,猖狂反扑,集十五年假检讨、真反扑经验之大成。文长不及备载,特录一段,以饷读者:
  我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回来,没有猛省一番,立即回头,挑起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担,这是我从参加革命以来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污点和罪过。
  “没有猛省一番”吗?倒也不尽然。北京开会以后陈丕显知道单是镇压群众这一手不行了,就玩弄今天接见造反派、明天接见保守派的两手,玩弄欺骗和镇压并用、软硬兼施的两手。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照例一句也不听,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话,照例紧紧跟上。同中国赫鲁晓夫直接联系有所不便,就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保持“热线”联系。见了造反派,拍着胸脯说:“我就是造反派!”真要他支持了,他又对刚刚兴起的工人革命组织,采取了“不参加、不支持、不承认”的反动政策。他们把干部推到第一线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在顶不住了,就丢车保帅,抛出大批干部做他们的“替死鬼”,以达到保护他们这一小撮的目的。陈丕显还伙同曹荻秋之流,策划和操纵御用组织,挑动武斗,镇压造反派,同时又提出“经济上放宽一点,政治上就可以主动一点”的反动主张,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黑风,煽动工人离开工作岗位,企图用破坏国民经济的反革命手段,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些反革命活动中,陈丕显更加阴险,更加狡猾了,他的反革命权术玩弄得更为炉火纯青了,这不就是他“猛省一番”的结果吗?
  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上海革命的学生起来了,革命的工人起来了,革命的贫下中农起来了,革命的机关干部起来了,各条战线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起来了,他们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结成了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陈丕显之流终于把自己孤立在宝塔的尖顶上了,井且最后一个跟斗从宝塔尖上翻了下来,连同他那一堆臭气熏天的假检讨,一起跌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十多年来,我们经历的就是这样一场复辟反复辟的斗争,一场两个上海命运的斗争,两个中国命运的斗争,两个世界命运的斗争!
  陈丕显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两面派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为了适应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反革命活动所经常采用的主要方法。两面派的所谓“革命”的一面是假的,是用来迷惑人的,是一种手段;两面派的反革命一面才是真的,在“革命”的外衣下干反革命勾当才是他们的目的。因而反革命两面派其实是一面派,即狡猾而顽固的反革命派。两面派的两个面可能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在他们认为形势有利时,就更猖狂,更嚣张;在他们认为形势不利时,就更隐蔽,更狡猾。但他们的反动立场则始终如一,坚持到底。十五年来,包括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开始(中国文革研究网)以来,陈丕显的种种表演,充分说明了他作为反革命两面派的这个特点。现在,他表面上装得比过去老实一点了,但是表面的老实正是骨子里的不老实的一种反映。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即使揪出来了,如果没有批深、批透、批臭,那就等于没有打倒。打而不倒,后患无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是有过不少这样的沉痛教训吗?我们决不能让它在我国国土上重演!
  一九六四年,当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气焰最为嚣张的时候,曾特地面嘱陈丕显:“苏联有个斧头镰刀工厂(即基洛夫工厂)出了很多干部,全国都有它的干部;…上海也要搞好。上海搞好了,将来全国以至世界上都有上海的干部。”这是意味深长的。中国赫鲁晓夫已经选中了上海这个地方作为他在全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反革命基地,而他的代理人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之流又正是这样干的。他们所放的毒素是无孔不入的,不仅钻到了我们的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甚至还影响到我们同志的思想和灵魂。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继续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加强革命的三结合,深入展开各单位、各部门的斗、批、改,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清除中国赫鲁晓夫以及陈丕显之流在上海所散播的一切毒菌,把上海来个彻底的改造,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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